姜太公後裔-方姓-方孝孺-追諡文正-「明初散文三大家」每天讀書量超過一寸厚,被鄉人稱呼為「小韓子」(小韓愈)。長大後拜大儒宋濂為師/姚廣孝說『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絕了』。知道後來我知道黃道周就義後留下的血書『綱常萬古,節義千秋。』方孝孺給天下讀書人心中忠義的種子留下希望。而如果處死方孝孺,實際上也就是殺死了天下大多數讀書人心中的忠義。一旦這忠義的種子給絕了,那麼以後就不再有忠誠的臣子了。從此以後帝國的大多數官員就會把自己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長此以往,這種情況必然會危及皇權/姜清的《姜氏秘史》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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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死時留下了"義無再辱"四個字。 大概在他看來,自己的一生飽受屈辱:bai。幼年喪母、中年喪偶、晚年喪子,生活上輾轉流離,辮子被強行剪除,與好友羅振玉失和,而革命北伐軍正洶湧而至...... 他不知道這世界還會發生些什麼,還得忍受多少屈辱。 生命作為體驗人世的道具是痛苦的,套用一句流行歌詞:這是一個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 王國維之死,是一個世紀的謎語,但總覺得他是為"憂心"而死。 他找到叔本華做他的精神引領,而從叔本華那裡領會到的悲觀主義恰好促成驟然赴死的決心。 "人生問題,往複胸臆",度量王國維的一生,尋覓於哲理,探求於史學,往復於"人生"。 他在探索史學上做出現代少有人與之比肩的大貢獻,問題在於,他的死是不是說明他往復於"人生"的途中,尋尋覓覓,終而凍餒於野,無得歸所? 其實,王國維也不僅是為"憂心"而死,他的遺言就是明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反顧"。 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為「世變」。 如梁啟超所說,"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 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 他也是為「文化」而死。 凡是一種舊文化消逝,總有為此舊文化徇死的人。 王國維屬於這樣的"前朝忠臣"。 陳寅恪等人為王國維的驟逝,也由衷發出自己的感慨。 如此復見王國維之死也並非憂一己之心。 王國維死時也是很從容的,據頤和園園丁雲,"先生約上午十點鐘左右進園","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復步入魚藻軒中,吸紙煙"。 一個對自己的精神意義世界尋覓無著的人,會如此安詳地從容他界嗎?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 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 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 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 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一為"殉清"說。 王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 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 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 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 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 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 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 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二為"逼債"說。 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 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 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 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 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 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它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三為"驚懼"說。 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 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后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 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谏阻"说。 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屍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五為"文化殉節"說。 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種種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 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最後一種觀點是"諸因素"。 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 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刹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 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义无再辱”什么意思?_百度知道 https://bit.ly/3aWKo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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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死時留下了"義無再辱"四個字。 大概在他看來,自bai。己的一生飽受屈辱:幼年喪母、中年喪偶、晚年喪子,生活上輾轉流離,辮子被強行剪除,與好友羅振玉失和,而革命北伐軍正洶湧而至...... 他不知道這世界還會發生些什麼,還得忍受多少屈辱。 生命作為體驗人世的道具是痛苦的,套用一句流行歌詞:這是一個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 王國維之死,是一個世紀的謎語,但總覺得他是為"憂心"而死。 他找到叔本華做他的精神引領,而從叔本華那裡領會到的悲觀主義恰好促成驟然赴死的決心。 "人生問題,往複胸臆",度量王國維的一生,尋覓於哲理,探求於史學,往復於"人生"。 他在探索史學上做出現代少有人與之比肩的大貢獻,問題在於,他的死是不是說明他往復於"人生"的途中,尋尋覓覓,終而凍餒於野,無得歸所? 其實,王國維也不僅是為"憂心"而死,他的遺言就是明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反顧"。 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為「世變」。 如梁啟超所說,"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 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 他也是為「文化」而死。 凡是一種舊文化消逝,總有為此舊文化徇死的人。 王國維屬於這樣的"前朝忠臣"。 陳寅恪等人為王國維的驟逝,也由衷發出自己的感慨。 如此復見王國維之死也並非憂一己之心。 王國維死時也是很從容的,據頤和園園丁雲,"先生約上午十點鐘左右進園","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復步入魚藻軒中,吸紙煙"。 一個對自己的精神意義世界尋覓無著的人,會如此安詳地從容他界嗎?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 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 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 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 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一為"殉清"說。 王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 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 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 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 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 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 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 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二為"逼債"說。 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 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 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 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 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 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它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三為"驚懼"說。 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 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后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 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谏阻"说。 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屍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五為"文化殉節"說。 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種種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並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 但陳之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最後一種觀點是"諸因素"。 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 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刹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 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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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什麼投湖自殺?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投湖自杀? https://bit.ly/3aS6opf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什麼投湖自殺?
導語:王國維,清朝遺老,國學大儒。 1925年,即民國十四年,清華大學籌備國學院,當時能夠和王國維比肩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章太炎,而論國學功底,王國維排第一。 下面勵志故事網小編為大家收集了網友對王國維投壺自殺的看法,大家快來看看吧!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投湖自杀?
看法一:在這裡著重介紹一下王國維,187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祖上和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將王稟,受封為安化郡王,王國維是血統純正的第三十三世孫。 家學源遠流長,加之王國維天資聰穎,年紀輕輕就學貫中西。 早年研究哲學、美學、詩詞,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國語言,在文學、哲學、史學、美學方面多有建樹。 著作等身,其中最為知名的是《人間詞話》,大家不妨找來讀一讀,領略一下民國大師的風采。
1927年,在清華園執教兩年之後,6月2日,王國維一如往常在學校辦公,批閱檔,料理事務,和同事談論國學院下學期招生的事情。 隨後離開清華園,還向一個同事借了五元錢,叫了一輛車悶聲不響地去了頤和園的昆明湖畔。 抽了一支煙,在湖邊徘徊良久之後,縱身跳進湖中,一代國學大儒,就這樣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時年51歲。
王國維死前,寫下了一句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正是這句話,讓王國維的「沉湖自殺」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悲壯色彩,「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八個字怎麼解釋? 王國維為什麼要自殺? 至今還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未解之謎。
根據學界推測,以及部分當事人的回憶,人們對「王國維為什麼自殺」這一懸案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也是比較主流的觀點就是"以死殉國",為了覆滅的清王朝盡愚忠。
王國維是清朝遺老,忠君愛國,以布衣身份充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溥儀對他有知遇之恩。 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王國維拖著一根小辮子,頹喪萎頓依然服侍在溥儀的左右。 清華要聘任王國維當國學院教授,王國維首先請示於溥儀,得到溥儀的恩准,才敢應聘。
在清華執教兩年,王國維每到春節都要跑到天津去覲見早就遜位的溥儀,感歎"有君無臣"。 王國維骨子裡,是一個非常守舊的人,抱殘守缺,觀念老舊,一肚子忠君之事的老派思想,而且身體力行。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皇帝溥儀趕出紫禁城,王國維引以為奇恥大辱,要和羅振玉等一幫清朝遺老約定投金水河殉清,苦於家人阻攔沒有成功。 兩年後,國民黨北伐節節勝利,眼看著就要掃蕩黃河,入主京師,湖南湖北一帶的前清遺老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國維聽說之後驚懼不已。 甚至和當時的同事陳寅恪、吳宓等商量逃往國外,陳、吳等人躊躇,王國維就深夜枯坐,常常淚流不已。 由此可見王國維對北伐軍的侮辱,骨子裡很畏懼。 這就可以解釋那句"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話了。
自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两年前“北京政变”王国维已经被职业军人冯玉祥“侮辱”了一次,现在又要面临被国民党北伐军“再次侮辱”。惊惧忧虑之中,想到皇帝溥仪的遭遇,以及有君无臣的处境,上不能报君恩,下不能保自我,王国维一介书生,无力回天,唯有一死。
王国维在死前就已经写好了遗书,交代家人将书籍藏品等托付给陈寅恪和吴宓处理,可见王国维自杀,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王国维效法屈原殉国尽忠,投湖而死,依然是封建文人忠君之事的做派。
第二种观点,也是学界比较能接受的观点就是“以死殉道”,不忍见到中国文化日渐衰微的悲怆结局。
这一观点是王国维的好友及同事陈寅恪、吴宓等人的主张,与其说是解释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不如说是对他在中国国学文化上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褒奖。在陈寅恪眼里,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国学大儒,兴的还是“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那一套。
其實陳寅恪一開始也認為王國維的死是"殉清",這樣的愚忠,未免顯得荒唐。 清朝早就覆滅了,剩下一個遜帝溥儀,翻不起什麼大浪。 陳寅恪留過洋,沒有王國維那一套忠君之事的封建思想,因此在給王國維寫墓誌銘的時候,著意在"以死殉道"上褒揚了王國維一番,算是為他在學界正名,美化了一番。
陳寅恪在挽詞中寫:"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旅程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是以靜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說一出,時人紛紛讚譽。
王國維之死,乃是為日漸衰微的中華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個層次,這才是國學大儒的襟懷。
話雖然說得好聽,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王國維是殉道,是因為文化衰微而自殺,那麼他在當時的最高等的清華學府執教,為傳承中國文化培養人才,豈不是比自殺更有意義? 何況文化衰微,和「義無再辱」又有什麼關係? 另外道聽途說的觀點就是死於對現實的驚懼,故友羅振玉逼債,妻妾出軌等。 種種猜測,首先來自於末代皇帝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那本書中的胡編。
溥儀說王國維早年因為家裡窮困,得到故友羅振玉的不少賑濟,在日本期間,王國維一家人的開銷,幾乎都是來自於羅振玉的資助。 後來王國維和羅振玉不和,羅振玉追討舊債,王國維還不上錢,悲憤交加,被逼投湖而死。
王國維的葬禮,是羅振玉主持的,如果羅振玉逼債導致王國維自殺,他有有何面目主持故友的葬禮? 溥儀之所以這樣胡編,不過是為了逃避責任。 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溥儀寫自傳的時候新中國已經成立,溥儀被特赦,早就不是什麼末代皇帝,已經成了一介草民,惶惶不可終日。 人家要他解釋一下老師自殺,溥儀能不推脫責任嗎?
餘者如妻妾出軌導致王國維自殺,更是無稽之談。 五十而知天命,一代國學大儒,豈能為了兒女情長的事情投湖自盡!?
綜上所述,王國維之所以義無反顧地跳進昆明湖自殺,比較靠譜的推測就是"以死殉國"。 他既怕北伐軍打進北京城,將他們一幫前清遺老拉出去砍了頭,又心憂在天津避亂的主子溥儀皇帝被北伐軍抓住,淩辱一番。 皇帝受辱,做臣子的還有什麼顏麵活下去?
所以王國維驚懼之中,寫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轉身就跳進了昆明湖,兩分鐘之後氣絕身亡。
一代國學大師,就此告別紅塵,告別了那個充滿血腥、苦痛和悲傷的世界。
看法二:王國維1877年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王國維是中國現代有國際聲譽的知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專注於對中國古文化的研究。
王國維是史學大家,自幼熟讀古書經章典籍,溥儀皇帝老師,屬於舊時代高級知識份子,其信仰在清末民初那個時代看來也是偏於保守。 1927年6月北伐軍已即將進入河北,北伐軍向來比較「革 命」,沿路砍了不少人的頭,其中包括一些大儒,比如說葉德輝。 這些人是和王國維有接觸的,這讓王國維感到很痛苦,覺得自己也有可能會被北伐君所殺或所辱。 期間有人勸他退避國外,他也常常去找吳宓或者陳寅恪去商議應對之策,但是王總是躊躇不定,"只是在居所裡流淚"。
王國維自殺之前日上午,他還參加了學生的畢業典禮,期間表現,一切如常,還找學生說話,笑容依然。 自殺之日,參加會議,參與討論下學期招生事宜。 隨後還找人借錢。
1927年6月2日上午,在北平頤和園的魚藻軒前,一個矮瘦的男子,身著長衫,頭戴瓜皮帽,腦後借拖著一條長辮。 他慢無目的地走動著,突然,他跨過雕欄,投入昆明湖中。 一陣水響今後,湖裡恢復了沉寂。 待到人們聞聲趕來將其撈上岸時,他已停行了吸吸。 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近百年來關於他的死因有種種解釋,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是為清室殉節。 王國維是溥儀信任的少數臣子之一,因此對溥儀有知恩圖報的思想。 他自尊心比較強,當時的局勢比較動蕩,北洋對小朝廷的羞辱已經過去,國民黨北伐又即將成功,北京政局非常動蕩,誰都知道即將來臨一場暴風雨。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源於與羅振玉交惡。 王國維死前,二人因子女經濟問題發生齟齬,使長期的信任與友誼隨之破裂。
第三种观点则是将王国维之死归因于当时政治巨变。即当时的北伐战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所评价,王国维之死,非死于所谓逼债,也不是所谓其妻红杏出墙,而是因为他看到古文化在沉沦,他为了古文化而殉葬。
当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是理想和世界观的崩塌,这对一个以精神和文明为支柱的旧王朝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惨痛的。
当时也是西方文化打压东方文化基础的时代,不少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宣称汉字拉丁化[lizhigushi.com]。
这对沉醉国学的王国维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他并不是守旧之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在思想上属于维新派,后期才转变成政治上的守旧派,回味古学,研究历史。
他对外国思想文化也有了解,甚至劝说溥仪留洋增加见识。可颠覆中国古文化,彻底否认,这让使他痛苦万分。
中国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笔者认为:王国维之死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个人性格悲剧,王国维相貌一般,不太注重外在形象,终日闷闷不乐,除了研究学术没有其他的爱好,难免造成性格上有缺陷。另外近来的压力,如旧旧知识分子儒叶德辉的惨死,借钱、红杏出墙等。
当时的国民党,在守旧思想的人当中是眼中是激进,混乱的。当时北伐军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太尊重的,这点上他最接受不了。
新旧文化的交替,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人们不再学习传统文化,像王国维这样研究古典文化的学者就有些无所适从,新文化的冲击对他影响很大。
看法三:1927年6月2日,51岁的大学者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自杀,这个事件立即震惊了全国知识界。由于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并且正值学术盛年,因此猜测他的死因成为知识界和舆论界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殉清”说法让人感到怀疑
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从天津赶来,到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罗振玉还带来了逊帝溥仪的一道“诏书”。因为这道“诏书”,王国维之死被很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殉清”。王国维自杀两天后,北京的《顺天时报》就以《继屈平(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为题,报道王国维“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王国维的一些朋友,如清华校长曹云祥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他自杀是“殉清”。而王国维的学术知己陈寅恪其时也同意这种观点,《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回顾王国维的生平,“殉清”的说法却让人感到怀疑。最容易令人产生疑问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灭亡了,而王国维却到1927年才自杀,他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谋复辟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不同,王国维一生潜心学术,心无旁骛,和清廷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为了谋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师之旅。经过罗振玉的推荐,他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这应该是王国维在清廷担任的唯一一个“公职”。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虚职,王国维的实职,是学部图书局的编译,以及名词馆的协修。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再回来已经是1916年,一个新的时代了。王国维和逊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1923年4月以“海内硕学”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第二年,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出皇宫,王国维的这段经历也就自动终止了。
显然,有限的接触,并不足以成为王国维“殉清”的理由。虽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自称“亡国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却绝非“殉清”可以解释,必然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内涵。
陈寅恪的说法触及文化本义
实际上,民国年间,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学者梁济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还有年轻作家王以仁1926年从轮船上跳海;在王国维之后,则有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1929年跳入黄浦江;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矶投水自杀……
透过这些文人自杀的现象,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社会现实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时代风气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这么说来,王国维投水自杀,似乎应该更确切地称为“文化殉节”。这其实也是关于王国维死因争论里最著名的一种说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阐释,又当推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陳寅恪的說法觸及到了文化的本義。 文,是傳播意義的載體,是故有"文以載道"之說。 對於中國傳統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來代代相傳的詩、書、禮、樂等習俗制度與傳統經典。 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謙謙"的"君子風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為"文"所"化"之人,也同樣具有表裡一致和人格統一的特徵,就像《大學》所言:"誠於中,形於外。 "但是,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卻在空前未有之時代變局中日漸衰落,"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
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為,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實際上,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 遺書非常簡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 全無梁濟投水自殺前在《敬告世人書》裡面的那種慷慨大義,相反,卻是情緒消沉低落至極端。 這是王國維性格悲觀所致,還是因為時代風氣造成的? 而最有可能的解釋卻是,在王國維之死的背後,有著更複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在鬱悶中迎來了五十大壽。 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動蕩時期。 早在這年7月,北伐軍從廣州出發,一路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 而在1927年,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 面對如此混亂局面,吳宓絕望地在日記裡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 "和王國維同列清華園四大導師的梁啟超也悲歎:"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
如果說這些所引起的震撼還不夠強烈。 那麼,1927年4月,張作霖在北京絞死李大釗,則重重地震動了北京乃至全國的知識界。 在一個信仰強權的時代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政治原因處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學教授,這讓京城的學人們感到危險就在眼前。 梁啟超等名教授們為了避禍,紛紛開始籌畫逃亡。 而王國維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隨時可能遭遇的羞辱與危險。 有人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長辮子剪了。 但是,王國維的回答卻是:「諸君皆速余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之者。 "
寧可"留辮取禍",也不肯自己剪掉辮子消災。 是什麼原因讓王國維如此固執,居然置身家性命於不顧呢? 從表面上看,王國維似乎表明了自己作為一個清朝遺老的愚忠,實際上,他維護的是作為一個獨立學者的尊嚴、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 正如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所說:「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
"士可殺不可辱也。" 對於王國維來說,辮子意味著尊嚴和氣節。 在這一點上,他的自沉,與梁濟一樣,都有耐人尋味的精神與文化含義。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面對因為文化價值的斷裂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王國維最終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的人格。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國維以及其他民國文人的自殺,雖然看起來消極,甚或有些無奈,卻蘊含了豐富和深刻文化意義。 因為在他們的命運裡,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投湖自杀? https://bit.ly/3aS6o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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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搜狐 https://bit.ly/3aUkW7N
夏夜獨坐燈下,翻閱羅振玉藏書《王靜安先生專號》,至為太息。
此書為北京述學社民國十六年(1927年)編輯出版的《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九、十號合刊。 封面為史學家陳垣先生題簽。 內容包括:王靜安先生肖像、題字、扇面遺墨插畫,引言,遺著,學述,事略,挽詞,補白七部分。 在專號目錄下方鈐羅振玉名號藏書印。
王國維,字靜安。 我國近代著名學者。 他一生淡泊名利,勤勉不怠,唯讀書做學問為性命。 在哲學、文學、文字學、史學諸領域,開山立派,卓爾不凡,是蜚聲中外的國學大師。 但令國人震驚和遺憾的是,他突然於民國十六年農曆五月初三,端午節前兩日,在頤和園魚藻軒沉昆明湖自盡。
王國維自沉迄今已逾半個多世紀。 關於他沉湖的原因,無論同時代的同事好友,抑或當今的學人論者,猶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的一件難解之謎。
一種說法是殉清。 原任倫敦總領事、後任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第一個公佈王國維死訊時說:「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池,蓋先生與清室關係深也。 "主張此說人較多。 因為王與清室關係密切。 清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1923年舊曆三月一日曾降旨王國維為"南書房行走"。 王國維以"布衣"驟然成為皇帝身邊"近臣",這是十分難得的"殊榮"。 於是王國維三月奉詔,四月初就束裝北上,以「文學侍從之臣」身份盡心盡忠。 1924年11月,馮玉祥國民軍打進北京,把溥儀趕出紫禁城。 而王國維為了表示"忠忱",不但每天到北府向被逐出宮門的"聖上"請安,而且寫信給馬衡等友人,表明與民國劃清界線,連文章也不肯在"民國"的大學刊物上發表,不愧為清室的"貞臣"。 這就無怪乎人們認為他是殉清而死了。
但是,當時也有人,包括郭沫若先生對此提出異議。 因為與清室關係較王國維密切者不知若干。 真正受了清朝深恩厚澤的遺老們,在清朝滅亡時沒有一個殉節而死。 就連身居太師太傅的徐世昌,後來都做過民國的總統,而一個亡國後的五品官,到了民國十六年還要殉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而且在他臨死前寫的遺書中,沒有一字一句提到前朝或遜帝溥儀。
另一種說法認為是羅振玉逼迫致死。 郭沫若與溥儀均力主此說。
羅振玉,我國一代學術大師。 "九 一八"事變後,因積極參與製造"滿洲國"活動,曾任偽滿監察院長等職,自負於民族,大節有虧,本不足齒。 但是,他畢生盡力於搜集史料及傳印古書,在殷墟甲骨、鍾鼎彝器、西陲簡牘、齊魯封泥、金石遺文以及敦煌寫本殘卷古籍、內閣大庫檔案等方面,對古代文化的傳承貢獻甚大。 尤其是,羅振玉愛才。 王國維青年時期奔赴上海謀生,得羅器重關切,不僅順利完成東文學社的學業,而且羅還提攜他緊隨自己左右,做教員、做編輯、當翻譯,入學部行走,乃至辛亥之變后,一同避難日本,一道研討學問,勸導王國維放棄哲學、文學,轉攻國學,並成了兒女親家。 正因如此,王總覺得欠羅的情,想方設法報答其知遇之恩,隨時為羅著想效力,就連搜集到的善本書籍、碑帖字畫,也忘不了送他。 後來王國維離開溥儀進入清華,破壞了羅氏企圖藉助他密切同溥儀關係的計劃,以及窺視瞭解溥儀諸多行事的目的,遭到羅的斥責嘲弄。 加之當時王國維正經歷人生中一次最大的不幸與苦痛:中年喪子。 1926年8月20日其長子病卒於上海。 王國維將其子遺款送給羅振玉,讓交其女(王兒媳)使用。 不圖中間產生誤會,兩親家反目,兒媳回娘家長期居住。 王國維於此悲上添悲,認為羅振玉"蔑視他人格也"。 (《王國維全集書信致羅振玉》)但是,據此能否就可認定王用死與羅抗爭? 理由並不充分。 因為他臨死前寫的遺書中並沒有提及與羅的矛盾與關係。
值得深思的是,遺書中重要的幾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對此,王國維的好友、史學家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指出:"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之演藝擊,而已消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同救療之局。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 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
據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容庚先生回憶,王國維自沉之前曾訪他,談及著名藏書家、目錄版本學家葉德輝,在湖南農民運動中被處死事,頗致憂鬱。 時王國維方垂長辮,不畏槍殺,而畏剪辮也。 由此看來,時局對他衝擊很大。 聯繫王國維一生為人、處世、論學之風範,在具有強烈自尊的王氏心目中,剪辮子不是一般性受辱問題,而是關係到獨立人格及尊嚴問題。 青年時期深受叔本華唯意志論、尼采超人哲學陶冶的王國維,認為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 無尊嚴,毋寧死。
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思想家、清華國學研究院「三巨頭」之首梁啟超(另兩位是王國維、陳寅恪),與王國維精神上更為接近。 王自沉時,梁正臥病天津,不顧親友勸阻,立即乘車抵京,料理王的喪事。 在安葬時,親臨墓地,發表墓前悼詞。 在悼詞中除對王的學術成就給以極高評價、稱讚"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外,還特別指出:「許多偉大的人物有時以自殺表現他的勇氣。 孔子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欤! '伯夷叔齊的志氣,就是王靜安先生的志氣! 王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 "
誠哉斯言。 卑以為王國維自沉應作如是觀。王国维自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搜狐 https://bit.ly/3aUkW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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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原文: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茔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 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門故也。 書籍可托陳(陳寅恪)、吳(吳宓)二先生處理。 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 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遺囑透視]
王國維(1877~1927),王國維遺書字靜安、伯隅,號觀堂、靜觀,浙江海寧鹽官人。 清秀才。 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
頭頂瓜皮小帽,身穿一襲長袍,腦後托著長辮,腳踏一雙布鞋,這就是王國維留給世人的印象。 他貌不出眾,但才華橫溢,是中國近現代最傑出的集哲學、經學、史學、戲曲學、甲骨學、敦煌學等研究於一身的學術巨星。
然而,正值盛年的他卻走上了一條自我了斷的不歸之路。 昆明湖澄净的湖水,藏著王國維的一縷孤魂;清華園的茔地,成了這位國學大師最後的歸宿......
王國維為何要自盡? 他內心有什麼無法言說的淒苦,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他產生「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厭世心理? 他在學術領域辛勤耕耘、碩果累累,令世人嘖嘖稱道,在"十大國學大師"網評榜上位列第一;他對個人生死的選擇卻是一個未解之謎。 興許,我們從他的遺囑中,能看出一些端倪。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王國維對於王國維的死因,歷來存在諸多爭議。 當時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是他的死出於兒女親家羅振玉的逼債。 他死後不久,就有人在《文學週報》上發表文章闡述這種猜測。
羅振玉與王國維的關係非同一般,對其有知遇之恩。 王國維青年時,對八股文不感興趣,屢應鄉試而不中,於是在戊戌變法之際棄絕科舉。 22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任書記校對。 工作之餘,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學習,結識了羅振玉。 羅振玉慧眼識才,在各方面提攜獎進,並於1901 年資助王國維赴日本留學。 回國之後,王國維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 1906年羅振玉奉調入京,王國維也隨之赴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 可以說,王國維人生的輝煌時刻都與羅振玉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羅振玉還將女兒嫁給王國維的兒子,兩家正式結為親家,但後來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關係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郭沫若說:「據他的死,實際上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 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與其事,大折其本。 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 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殺的路。 "但這也僅是一種推斷,並無足夠的證據。
第二種推測是殉清說。 1922年,王國維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 翌年,王國維受廢帝溥儀徵召出任"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 王國維只有秀才學歷,卻受此"隆恩",更對遜帝有國士知遇之感。 他至老也沒有剪掉腦後長長的辮子,成了"勝朝遺老"。 王夫人問他,大家都把辮子剪了,你還留著幹嘛? 王國維答道:「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 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為家人阻撓才沒有實現。 三年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人們從他的衣物中發現他留給其兒子王貞明的遺書,上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所謂只欠一死,難道是王國維為實現三年前未竟之心願,以向世人表其終忠節? 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國維"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他也認為王國維是殉清而死。 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
第三種推測是殉文化說。 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的陳寅恪起先將王國維的自殺歸結於殉清,但後來認為這種觀點僅"局於一時間一地域",並沒有綜合分析王國維的平生志向。 他認為王國維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日漸式微的隱憂與無奈而死的。 他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艱;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他認為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陳寅恪的詮釋得到了很多文化人的認同,在文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梁啟超將王國維比作伯夷、叔齊,認為王氣節崇高,自殺而並非怯懦之舉。
王国维一生笃信旧学,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学有着十分精深的研究。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然而,20世纪初正是中国思想激荡的时期,一切旧的信仰权威都被置于怀疑之列,传统文化也在西学的冲击下日渐衰微,王国维为此而忧心忡忡。另外,王国维深受西方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对时局常发悲观之语,或许是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使王国维精神失落,看不到前路的希望。但这一切都只是后人的猜测,而真正的谜底,已无人能知,无证可考了。
"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王国维从小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交际。吴其昌在怀念恩师时言:"平时先生寡言笑,状似冷漠,极乏趣味,醇湛的襟度,现出他学人的本色。"
王国维与吴宓交往甚密。吴宓任清华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时,亲自去请王国维来担任导师。他到了王国维家里,行三叩首礼。一个留学西洋的年轻人,用隆重的旧礼表达他对王国维的敬重和诚挚的邀请,令王国维很受感动,所以痛快地答应了吴宓。在清华园里,王国维写出了20世纪中国
美学的重要著作《人间词话》。王国维王国维故居还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
王國維平時不善理財,每月工資悉數交給夫人,自己出門很少帶錢。 在自盡的那天早晨,王國維忽然找到吳宓,說有事將外出,需借用2元錢,吳宓隨手給他5元紙幣。 王國維接錢后就出校門雇人力車急行而去,直奔頤和園。 他要借錢時第一個想到的人便是吳宓,可見兩人關係非同一般,所以王國維在遺書中托吳宓整理遺稿也就不足為怪了。
除了吳宓,陳寅恪也是一個與王國維精神相通的人。 陳寅恪與王國維同為一代文化之巨擘,王國維大陳寅恪13歲,但他們是"許我忘年為氣類"的相知。 在王國維的靈堂前,別人都行三拜之禮,唯獨陳寅恪三跪九叩。 陳寅恪按照王國維的囑託,幫他整理遺著,併為之作序。 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這篇著名的序言中,陳寅恪從三個方面總結了王國維的學術內容和學術方法,即"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並認為王國維據此在考古、上古史、邊疆史地、文藝評論等許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 王國維的「學無新舊」、「二重證據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對構建中國現代的學術思想乃至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後來,清華大學師生為王國維立紀念碑,陳寅恪又為王國維寫了墓誌銘。 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說:"士子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聖所同陳寅恪為王國維作的挽詞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他把王國維的死,看作是一個學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獨立自由之意志"。 陳寅恪進一步說:"來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是對王國維的整個生平學術的蓋棺論定,也是陳寅恪思想和性格的表露。
"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王國維3歲時,母親不幸去世,29歲時父親去世,30歲時繼母和妻子相繼去世,一系列的家庭重大變故使王國維增添了許多深刻的人生體驗。 他一向對錢財、官位看得很輕,日常生活用品也主要是夫人添置。 王國維寫遺囑時,長子已去世,二子又不在身邊,只有三兒子王貞明住在家。 遺囑並沒有涉及財產分配之事,簡單地勉勵兒子:"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王國維對兒子沒有提出什麼過高的要求,只有"不至餓死"的最低期望。 他知道時局動盪衰微,能苟存於世恐已不易了。 "謹慎",是王國維做人、做事、做學問的態度,尤其是其治學態度縝密嚴格,為後人稱道;"勤儉",是王國維對生活的基本觀念。 他的注意力既不在衣著,也不在食物,而是聚焦於開拓學術研究領域,追問人生最終意義。王国维遗嘱:经此世变,义无再辱_网易新闻 https://bit.ly/3pAs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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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 王國維逝世93周年
2020/06/04 來源:鳳凰網文化
1927年6月2日,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王國維先生抱石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除留下一封簡單的遺書之外,關於王國維的離世便再無其他佐證。而遺書前十六個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似乎交代了自殺的原因。
在周寧所著的《人間草木》中,作者梳理了王國維生前的重要經歷,試圖解釋藏在這十六個字背後,王國維更為複雜的「自沉之故」。
▲王國維(1877.12.3 — 1927.6.2),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諡忠愨。浙江省嘉興市海寧人,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早年追求新學,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後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平生學無專師,自辟戶牖,成就卓越,貢獻突出,在各領域均有深詣和創新,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廣博精深的學術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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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6月2日上午,還有兩天就是那年的端午節。頤和園的園丁聽到幾丈外一聲水響,剛才還在魚藻軒獨自抽菸的老者,轉眼間跳入湖中。園丁急忙趕來將人救起,僅幾分鐘,竟去了一條命。湖水很淺,王國維被水下的淤泥堵塞了口鼻,瞬間窒息身亡。
死亡是如此容易。車夫還在頤和園門口等他出來,家人還在家中等他回去,可他作為陌生人,已經全無知覺地匍匐在昆明湖邊,口鼻塞滿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跡,世界寂靜悠遠,沒有任何聲息。檢驗官在他衣袋裡發現一份簡單的遺書,開頭16個字似乎說明死因:「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僅此而已。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前後九年一頭一尾,北京城裡有兩個著名人物自殺。梁濟死得很沉重,反覆說明的死因,卻沒有人敢相信;王國維死得很輕鬆,不屑說明的死因,卻沒有人敢懷疑。
1925年,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接受了清華學校的禮聘,此時,他名義上仍是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伴遜位天子讀古書,鑑定宮中文物。可馮玉祥逼宮之後,溥儀已去了天津。「流亡」的那天,王國維隨駕出宮,「未敢稍離左右」。仁義深厚,也到此為止。因為王國維並未隨溥儀去天津,而是去了清華研究院。
離此人海,躲入書齋,天荒地老處與二三素心人商量學術,原本是閒適從容的。清華研究院待遇優渥,每月400大洋。在哈園倉聖明智大學,王國維加上兼職收入最多也不過200元。奉旨進京,入值南書房,表面上風光,加五品銜,食五品俸,「著紫禁城騎馬」,實際上卻領不到俸祿,不得不舉債度日。那年四月,王國維全家遷入清華園,一直到九月底,研究院才開學。王國維教授經學、小學、上古史,每周三個課時,其餘時間潛心於自己的研究,日子平靜而悠長。
每天早晨起來,太太幫他梳理髮辮,這是一天開始的沉靜莊重的儀式。有一次太太勸他剪去髮辮,他竟表現出少有的惱怒。那條纖細的髮辮,是他身份、情感、理想的象徵。王先生故去之後,學生們回憶當年課上,印象最深的細節是他每轉過身去,垂在腦後細長的髮辮在眼前輕輕掃過,與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樣,給人一種悠遠的、夢幻般的感覺。
王國維自矢清室遺民,留著髮辮,倒不是表現明確的政治忠誠,而是情感依託,是對這個世界絕望並與之對抗的象徵。外在現實越是坎坷蔽塞,內心就越要廣闊悠古。腦後那條辮子,不過是心靈的天線,藉此可以讓個人侷促的生存境界伸展開去,觸到三千年倫常,九萬里神州。
▲ 王國維
王國維後期學問在上古殷墟甲骨文字,在塞外敦煌西域簡牘,寄託不在時間上久遠,就在空間上遙遠。在一個沒有頭腦的世界裡,王國維是那種稀有的生活在頭腦中的人。他在現實世界裡笨拙不安,只有進入頭腦中的世界,才自由舒展。
對於真正的學者,學術就是生活,而在學術中生活,最安閒也最清雅。一日學生來訪,在院門口看到先生「著淡色藍衣,腰加束帶,徘徊閒眺……」。王先生學問精深博大,為人溫和肅穆,平日動靜,氣象從容淡定。清華園一年多,是王國維平生最從容的時候。純粹學者的日常生活,除了從事研究、上課之外,在辦公室或家中接待來訪的學生,還有遠道而來的友人,一年後陳寅恪搬來清華園做鄰居,王國維有時去他那裡坐坐,隔一段時間總要進一次城,逛逛琉璃廠,淘古玩、訪舊書。還有一次,研究院組織郊遊,王先生竟帶妻小與同事一道,騎驢游西山,這在他刻板的家庭生活,幾乎絕無僅有。
然而,這一切都是短暫脆弱的,幾乎讓人來不及品味,更難以重複。人像孤立在夢境邊緣的鳥,若有所思,片刻之後便驚飛了,劃破凝固的空氣,又以某種殘酷而又優美的曲線俯衝而下,誰能注意到那轉瞬之間發生的災難呢?
1926年中秋剛過,長子潛明在上海病逝,王國維痛惜萬分,短暫的好時光從此結束了。古人說人生三大不幸,少年得志、中年喪偶、老年喪子,王國維至少有其二。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王國維悲痛難解,寫下許多悼亡詩,如今老年喪子,更是悲痛欲絕。一切遠未結束,半年之間,禍不單行。王國維準備「哀死寧生」,卻與多年至交、親家羅振玉失和,最終導致絕交。生命不僅是痛苦,還讓人受盡屈辱。
王國維在歲末的沉鬱哀痛中度過50壽辰(12月3日),陰鬱的1927年新年在北伐戰爭的鼓角聲中到來,哀痛中又加上了恐怖。北伐軍攻陷北京,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他們這些前清遺老,恐怕性命難保。痛苦、屈辱,再加上越來越迫近的恐懼。
陳寅恪來訪,與王國維談起「中國人之殘酷」:一周之內,軍閥張作霖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釗(1927年4月6日),革命黨處決了湖南大儒葉德輝(1927年4月11日)。都是不祥的預兆,連梁啓超這樣的新派人物,也準備再次流亡日本。王國維絕望了。生的恐懼大於死的恐懼,這時候,選擇死比選擇生更容易。
▲ 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梁啓超
世界殘暴瘋狂,已經難以理喻。梁啓超邀請王國維同去日本避難,王國維拒絕。18年前曾與羅振玉一家流寓東瀛,他不想重複那種生活;陳寅恪勸他到城裡躲躲,他的回答簡單到「我不能走」;學生邀請他去山西避亂,他問:「沒有書,怎麼辦?」王國維謝絕了所有的好意,不是因為他不能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走。此時,他感到恐懼與厭倦的,不是北京這一個地方,而是整個現世。這個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好,還需要走嗎?走去哪裡?
王國維生活在自己頭腦中的世界。面對這個本質上沒有頭腦的世界,他頭腦中的世界也最後崩潰了。1927年6月1日晚,學生告別。夜突然變得沉靜,他似乎已經感覺不到任何憂憤與恐慌。對於脆弱的人,死亡是最強大的;人們可以侵害生命,但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威脅到死亡。黃昏燒盡,最後一夜,王國維感到從未有過的安寧。他寫完遺書,便入睡了。
塵世的最後一夜在平靜中睡過,早晨起來,一如既往。他坐到那裡,由太太梳理髮辮,似乎也沒有想過,這是在為另一個世界束裝。八點鐘到研究院,商量下學期招生的事,然後便僱車去了頤和園。瘋狂的世界裡,死比生容易。師友門生家人,沒有人在他身上看出任何異常。人生原本這樣,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都可以死。王國維甚至不屑向這個世界說明死亡的原因或道理,因為純粹的個人之死,與他人、與這個世界,沒有關係。死亡的意義就是沉默,甚至那16個字,都顯得多餘。
最後的陽光下,王國維抽了一支煙,呼吸之間,煙火明滅,像他那脆弱敏感的生命。萬古恆常,短暫的一生不過像是這支紙菸。6月2日上午11點前後,頤和園的園丁最後看到的王國維,他在沉思什麼?
隨即便是一聲水響,在寧靜安詳中,永遠消失。只有徹底絕望而徹底超脫的人,才能將死亡處理得這樣尋常。
2
一介書生的政治人生
王國維投湖那天是陰曆五月初三,兩天後就是那年的端午節。王國維之死,讓人聯想到屈原,輕生死者重道義,這是中國的傳統。王國維並未表白自己的死與這位文化先賢有什麼因緣,後人也只在一般意義上將王國維「沉淵」追溯到屈原的精神傳統:「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於是「不畢辭而赴淵」。
如果王國維之死若真與所謂屈原之死有某種關聯或承繼,那麼,這個關聯點或承繼點,一定隱蔽在王國維精神深處,絕不會那麼明顯簡單。
三十歲前後,王國維經歷了人生的雙重轉型:一是學術上的,從西學轉入國學;二是生活上,從獨學轉入用世。這種轉型才剛剛開始,寫作《屈子文學之精神》的王國維,此時雖然還看不清最後的結局,但朦朧中或許已意識到某種奇異的「宿命」,隱約暗示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
王國維說屈原兼具「北方人之情感」與「南方人之想像」,是「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屈子一方面潔身自好,有所不為,這是南人的超脫;另一方面又輾轉激憤,為所不能為,這是北人的執著。集南人北人品性於一身,無法既超脫又執著,糾纏不清,執拗不開,總是死路一條。
▲ 《屈子行吟圖》
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立之年的王國維,還意識不到屈子之精神導致屈子之自殺的「勢必」關係,似乎也無意深究。死亡是「知天命」的話題。
而立之年,王國維開始了「南人作北人之旅」,只是對旅行的悲劇結局,尚不知了。王國維從來就不是用世之人,其父王乃譽早看明白這一點,說他「名為高,實則懶;名為有學,不苟且,實則無作為耳。」王國維科場不順,似乎無心於此道。留學日本半年而歸,除了不喜歡數理之學、身體不適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不願意捲入留日學生的反清活動。王國維一生逃避政治,卻又總是不自覺地陷入政治泥潭之中,糾纏不清。
經羅振玉介紹榮慶薦舉,王國維算是入了宮,其實也至多是個圖書管理員,而也就因為這四年的「學部總務司行走」,清室覆亡,王國維卻入了遺老行列。先是準備隨羅振玉「效死」,然後又隨羅振玉東渡。四年後從日本回來,王國維在上海哈園,雖有屈辱,但總算憑自己的學問謀生。不料羅振玉又幫他謀得個「南書房行走」,再次入宮。這次就越發糾纏不清了。
羅振玉(1866年一1940年),字叔言、叔蘊,號雪堂,晚年更號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學部二等諮議官,後補參事官,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辛亥革命後逃亡日本。
王國維既無明確的政治理想,更無自如的政治能力,無辜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種政治敗局中,讓人感覺惋惜,更有荒誕感。王國維生平得羅振玉提攜,感恩常使他「失去自我」;尷尬的政治人生,多與羅振玉的「挾持」有關。馮玉祥逼宮,廢帝避難天津,王國維產生了莫名的「道義感」,竟與羅振玉等遺老相約投神武門御河,後來被家人看住了,沒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節,卻入了遺老行列。他想像自己是個有操守、念舊情的人,君辱臣死,從此成為他無法擺脫的噩夢。
其實,王國維本來就沒有什麼政治主張或政治熱情。兩年前得遜帝諭旨「著在南書房行走」,既無熱情,又無抱負。若不是羅振玉三番五次致書催促,王國維還遲遲不肯北上;若不是考慮到入宮既得典籍文物之便可從事學術,又有豐厚俸祿可養家餬口,王國維也未必真願意侍奉天子左右。當然,王國維即使不願意,也未必能夠拒絕。這在王國維,徒有舊式書生憂君憂民情懷,根本就不可能拒絕那文化遺傳的忠誠。所以,入宮覲見的王國維,一面懵懵懂懂,一面感激涕零,有道德情懷,無政治意識。
命運的悲劇在時間中一點一點地展開。只有道德理念、沒有政治常識的人進入政治領域,不僅對政治是危險的,對個人更加危險。入宮最初那段日子,王國維還有些興奮,但大多是因入宮之便,有學術上的新發現。比如說,他寫信告訴朋友,見到洛陽新出土的魏石經,是「近來一最快意事」。但日子長了,宮中政治惡濁很快吞噬了他可憐的快感。起初厭倦,終於絕望,溥儀出走天津,王國維並未隨行,多少算是解脫,但也並不輕鬆。受清華研究院之請,決計遠離這一「惡濁界」,「閉門授徒」圖得個人清凈。王國維並非真的找到出路或退路,而是從心底里感到走投無路。
王國維智力上強大,意志上軟弱。儒者人生,總要執著於理想,不肯苟合於社會,這一點不管「南人」還是「北人」,都一樣;而執著於理想力求改作與創造,又必為「當日社會之所不許」,如此之下,如何是好?王國維性格上既無南人之輕靈,又無北人之堅毅,超脫不上,執著不下,生逢千年文化傳統敗落破滅的末代,如此個人一己,又怎能有所擔當?王國維當年看出屈子文學精神的內在分裂,卻看不出這種分裂必然導致一種文化以及一種「文化所化之人」精神分裂的悲劇結局。
陳寅恪曾試圖從文化意義上說明王國維「所以死之故」:「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但問題是,如果只有自殺才能「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還有比這更令人絕望的人生與世界嗎?
▲ 《國學研究院》,油畫,作者陳丹青。圖中人物左起依次為趙元任、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王國維自沉之故,在個人人格的分裂,也在塑造這種人格的文化傳統的斷裂。在王國維身上,有屈子文學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屈原與孔子,都生在一個敗落的時代,都代表一種理想化的道德立場,都以「生死抗爭」的方式試圖匡扶政治拯救世道,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屈子沉淵,孔子哀嘆「孰為來哉……吾道窮矣」。
說到頭來,王國維不過是一介書生,書生本性註定的政治人生,一定是失敗而痛苦的。
3
「審美意義上的自殺」
王國維的死是完全的被動之死,死亡是一種逃避。有人在王國維之死中看到自由,死亡之後,沒有人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有人在王國維的自殺中看到奴役,以消滅生命的辦法維護生命的尊嚴,本身是不負責任的。
蘇格拉底臨終時說:「此刻,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處更好,只有神知道。」哲學家的態度似乎較為開明,柏拉圖認為不可責備那些因命運坎坷、受盡屈辱艱辛而自殺的人。休謨也是有條件地為自殺辯護,人有權處置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尊重人、人性、自由精神的啟蒙哲學中,自殺是一種軟弱的犯罪。康德將倫理學的基礎建立在自由前提上,明確譴責自殺輕蔑存於人性中的人道。
在尊重人、人性、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前提下,理性的確很難為自殺辯護。自殺可以以情感感動人心,卻不能以道理說服人腦。一個民族精神強大,不在心,而在腦。終日靠感動過日子的民族,心智上不成熟、意志上不堅定。
王國維在一個失敗的時代死去,在無聊的時代又被記起。淺薄短暫的感動之後,人們沉不下心去深入思考他們實驗過的生死的意義。
▲ 王國維紀念碑
當年梁啓超反對「以歐洲人的眼光去苛評亂解」王國維之死,「若以中國古代道德觀念去觀察,王先生的自殺是有意義的……」可是,所謂中國古代道德的意義是什麼?人生於危亂,憂民憂君,又無能為力,「與其苟活,不如殉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氣節是有了,但真可以「以死救末俗」嗎?人,只有人的道德,沒有非人的道德;只有活的道德,沒有死的道德。
自殺對個體生命是不負責任的,對社會道德與政治生活,未必也真負責任真誠純正的君子們都殉了死節,最終的結局只是「地下太平」了,天下危亂依舊。這個世界會好嗎?
王國維的自殺,其意義可能是審美的,但未必是道德的,絕對不是政治的。人可能為死亡之美所感動,但未必能從中獲得道德的振奮;即使能感到短暫的道德振奮,也未必能作用於政治實踐,進而改造社會創造歷史。
自殺對個人與社會,既無自由的基礎,又逃避了義務和職責;即使具有抗爭的意義,也是以奴隸的方式完成的。這個世界可能墮落、殘暴、瘋狂、危險,但這是唯一屬於人的世界,你無從選擇也不可逃避,這是人必須承擔起的責任。霍爾巴赫說過,人最珍貴的就是人。人的道德首先是執守生命,不抱任何幻想地努力,不做任何妥協地抗爭。每一個人,乃至所有的人,都應該具有生存的信念與勇氣,在內心深處,保守一種「靜謐的激情」:一方面深刻地意識到苦難,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向陽光。這樣,人才能實現人的尊嚴與高貴,從苦難中拯救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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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投湖自殺90年: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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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 這是阿爾貝·加繆說過的一句話,在他看來,判斷生活是否值得過本身,便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
死亡是那樣容易,但生命的思慮卻常常很沉重。
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靜安,浙江省海寧人,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崇高聲譽的學者。 他早年追求新學,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研究哲學與美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后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 他平生學無專師,自闢戶牖。
王國維,這位閃耀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學者,在90年前的今天,1927年6月2日,投昆明湖而亡。 那一天,沒有人意識到他想求死,後來者感慨王國維堅決赴死的蒼涼,美麗而決絕的死亡總與感動相伴相生。 同時代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在紀念碑銘中寫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評說他。
"口鼻塞滿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跡,世界寂靜悠遠,沒有任何聲息。" 研究王國維的學者周寧是這樣來形容他離開時的畫面。 王國維本人連自殺的原因不屑於解釋,只是檢驗官在他衣袋裡發現一份簡單的遺書,開頭有16個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那是怎樣的"時變"? 怎樣的「義」?
90年了。 回顧如今存在於各種文獻中的王國維,那一天,他以一種頗顯淒涼卻又可能是最嚴肅的方式,在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死去,而此後被各個時代記起。 有人說在王國維之死中看到自由,沒有人可以再侮辱他,有人說在王國維的自殺中看到奴役,附著在自殺之上的任何宏大意義都顯得荒誕。 只是在他自己的理解和認同中,彼時彼刻的死亡或許是與其心中秉承的道義最相契的結果。
作者 | 周寧
他的死是一個謎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陳丹青油畫"(清華)國學研究院"局部,左起第三為王國維。
1927年6月2日上午,還有兩天就是那年的端午節。 頤和園的園丁聽到幾丈外一聲水響,剛才還在魚藻軒獨自抽煙的老者,轉眼間跳入湖中。 園丁急忙趕來將人救起,僅幾分鐘,竟去了一條命。 湖水很淺,王國維被水下的淤泥堵塞了口鼻,瞬間窒息身亡。
死亡是如此容易。 車夫還在頤和園門口等他出來,家人還在家中等他回去,可他作為陌生人,已經全無知覺地匍匐在昆明湖邊,口鼻塞滿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跡,世界寂靜悠遠,沒有任何聲息。 檢驗官在他衣袋裡發現一份簡單的遺書,開頭16個字似乎說明死因: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僅此而已。
名人用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並不鮮見,但王國維不一樣,他死得很輕鬆,甚至不屑說明自殺的原因。
死亡可能是沒有意義的,這是死者的立場。 生者卻不同,他們無法忍受這種空曠的真實。 王國維麽人然長逝,他究竟為何選擇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至今仍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謎題。
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國維遺書》
作者:王國維
版本: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1年8月
本書為上海書店出版社據解放前版本影印。 全書共十冊,包括了當時所能找到的王國維的全部學術著作。
孤立在夢境邊緣的鳥
寧靜的美好總是不堪一擊
1925年,王國維接受了清華學校的禮聘,此時,他名義上仍是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伴遜位天子讀古書。 可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出走天津,"流亡"的那天,王國維隨駕出宮,"未敢稍離左右"。 仁義深厚,也到此為止。
離此人海,躲入書齋,天荒地老處與二三素心人商量學術,原本是閒適從容的。 清華研究院待遇優渥,每月400大洋。 奉旨入京之時風光無限,但他雖食朝廷俸祿,卻領不到實際的薪水,常常舉債度日。
在清華,王國維教授經學、小學、上古史,每週三個課時,其餘時間潛心於自己的研究,日子平靜而悠長。 每天早晨起來,太太幫他梳理髮辨,這是一天開始的沉靜莊重的儀式。 有一次太太勸他剪去髮辮,他竟表現出少有的惱怒。 那條纖細的發辨,是他身份、情感、理想的象徵。
王先生故去之後,學生們回憶當年課上,印象最深的細節是他每轉過身去,垂在腦後細長的髮辮在眼前輕輕掃過,與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般悠遠而夢幻。
對於真正的學者,學術就是生活。 除了從事研究、上課之外,在辦公室或家中接待來訪的學生,還有遠道而來的友人,一年後陳寅恪搬來清華園作鄰居,王國維有時去他那裡坐坐,隔一段時間總要進一次城,逛逛琉璃廠,淘古玩,訪舊書。
然而,這一切都是短暫脆弱的,幾乎讓人來不及品味,人像孤立在夢境邊緣的鳥,若有所思,片刻之後便驚飛了,劃破凝固的空氣。
這個世界的寧靜美好總是那麼脆弱、虛幻,不堪一擊。 1926年中秋剛過,長子潛明在上海病逝,王國維痛惜萬分,短暫的好時光從此結束了。 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王國維悲痛難解,寫下許多悼亡詩,如今老年喪子,更是悲痛欲絕。 一切遠未結束,半年之間,禍不單行。 王國維準備"哀死寧生",卻與多年至交、親家羅振玉失和,最終導致絕交。 生命不僅是痛苦,還讓人受盡屈辱。
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國維家事》
作者:王長明
版本: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王國維長女王東明的百年追憶。
有所懼大於死
每一天都可以生,
每一天都可以死
國維在歲末的沉鬱哀痛中度過50壽辰,陰鬱的1927年新年在北伐戰爭的鼓角聲中到來,哀痛中又加上了恐怖。 北伐軍攻陷北京,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他們這些前清遺老,恐怕性命難保。
陳寅恪來訪,與王國維談起"中國人之殘酷"。 一周之內,軍閥張作霖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釗(1927年4月6日),革命黨處決了湖南大儒葉德輝(1927年4月11日)。 都是不祥的預兆,連梁啟超這樣的新派人物,也準備再次流亡日本。 王國維絕望了,生的恐懼大於死的恐懼。
世界殘暴瘋狂,已經難以理喻。 梁啟超邀請王國維同去日本避難,王國維拒絕。 18年前曾與羅振玉一家流寓東瀛,他不想重複那種生活;陳寅恪勸他到城裡躲躲,他的回答簡單到"我不能走";學生邀請他去山西避亂,他問:"沒有書,怎麼辦? "王國維謝絕了所有的好意,不是因為他不能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走。 此時,他感到恐懼與厭倦的,不是北京這一個地方,而是整個現世。
有所懼大於死者。 王國維生路已絕,死意已決。 清華園裡人心惶惶,1927年春季學期草草結束,計劃提前於6月1日正午開師生敘別會,然後放假,大家各奔東西。 敘別會前一天,遺老朋友金梁來訪,"平居簡默"的王先生,那天竟"憂憤異常"。 他們談話中說起頤和園,王國維感慨:「今日乾淨土,惟此一灣水耳。 "
塵世的最後一夜在平靜中睡過,早晨起來,一如既往。 他坐到那裡,由太太梳理髮辮,似乎也沒有想過,這是在為另一個世界束裝。 八點鐘到研究院,商量下學期招生的事,然後便僱車去了頤和園。 師友門生家人,沒有人在他身上看出任何異常。 人生原本這樣,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都可以死。
最後的陽光下,王國維抽了一支煙,呼吸之間,煙火明滅,像他那脆弱敏感的生命。 萬古恆常,短暫的一生不過像是這支紙煙。
隨即便是一聲水響,在寧靜安詳中,永遠消失。
不過是一介書生
陷入一種政治敗局中
王國維投湖那天是那年端午節前兩天,人們紛紛將他的死於屈原聯繫到一起。 輕生死者重道義,這是中國的傳統,不過王國維倒從未表白自己的死與這位文化先賢有什麼因緣。
如果王國維之死若真與屈原之死有某種關聯或承繼,那麼,這個關聯點或承繼點,一定隱蔽在王國維精神深處。
三十歲前後,王國維經歷了人生的雙重轉型:一是學術上的,從西學轉入國學;二是生活上,從獨學轉入用世。 朦朧中,他或許已意識到某種奇異的"宿命",隱約暗示在他所著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中。
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國維:一個人的書房》
作者:王國維
版本: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6年1月
收錄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人間詞話》以及關於諸子學說、西方哲學家的評論文章。
王國維說屈原一方面潔身自好,有所不為,這是南人的超脫,另一方面又輾轉激憤,為所不能為,這是北人的執著。 集南人北人品性於一身,無法既超脫又執著,糾纏不清,執拗不開,總是死路一條。 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這是否也是他的「宿命」?
1908年,而立之年的王國維屑眷北上,開始了"南人作北人"之旅。 本無心政治的他卻在因緣際會中與政治糾纏不清。
他經羅振玉舉薦入宮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實質至多是一名圖書管理員。 辛亥革命後清室覆亡,王國維入了遺老行列。 四年後從日本回來,王國維在上海憑自己的學問謀生,不料羅振玉又幫他謀得個"南書房行走",再次入宮。
王國維既無明確的政治理想,更無自如的政治能力,無辜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種政治敗局中。 王國維生平得羅振玉提攜,感恩常使他"失去自我";尷尬的政治人生,多與羅振玉的"挾持"有關。 馮玉祥逼宮,廢帝避難天津,王國維產生了莫名的"道義感",竟與羅振玉等遺老相約投神武門禦河殉清求死,後來被家人看住了,沒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節,卻入了遺老行列。 他想像自己是個有操守、念舊情的人,君辱臣死,從此成為他無法擺脫的噩夢。
說到頭來王國維不過是一介書生,書生本性註定的政治人生,一定是失敗而痛苦的。 他是一個只有道德理想而沒有政治抱負的人,執著於理想,不肯苟合於社會。 政治的污濁最終吞食了他的熱情,起初厭倦,終於絕望,溥儀出走天津,王國維並未隨行,多少算是解脫,但也並不輕鬆。
王國維當年看出屈子文學精神的內在分裂,卻看不出這種分裂必然導致一種文化以及一種"文化所化之人"精神分裂的悲劇結局。
王國維自沉之故,在個人人格的分裂,也在塑造這種人格的文化傳統的斷裂。 在王國維身上,有屈子文學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 屈原與孔子,都生在一個敗落的時代,都代表一種理想化的道德立場,都以"生死抗爭"的方式試圖匡扶政治拯救世道,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儒家思想是烏托邦式的,這種烏托邦思想在歷史中被政治權利偽裝成意識形態,成為似是而非的肯定現存秩序的思想。 帝王政治與儒家理想之間本質上的對立被小心翼翼地掩蓋了,形成一種千年文化幻覺。 在這種幻覺中,儒者自以為可以通過為帝王謀家國,實現個人的道德理想。 可實際的下場是,或為帝王豢養驅使的走狗,或為帝王逼困拋棄的喪家犬。
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國維墓碑。
"苦難與陽光"之間
只有人的道德,沒有非人的道德
王國維的死是完全的被動之死,死亡是一種逃避。
有人在王國維之死中看到自由,死亡之後,沒有人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
有人在王國維的自殺中看到奴役,自殺不是勇敢,而是懦弱,附著在自殺之上的任何宏大意義都顯得荒誕。
蘇格拉底臨終時說:"此刻,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處更好,只有神知道。 "哲學家的態度似乎較為開明,柏拉圖認為不可責備那些因命運坎坷、受盡屈辱艱辛而自殺的人。 休謨也是有條件地為自殺辯護,人有權處置自己的生命。
但是,在尊重人、人性、自由精神的啟蒙哲學中,自殺是一種軟弱的犯罪。 康得將倫理學的基礎建立在自由前提上,明確譴責自殺輕蔑存於人性中的人道。
在尊重人、人性、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前提下,理性的確很難為自殺辯護。 自殺可以以情感感動人心,卻不能以道理說服人腦。 一個民族精神強大,不在心,而在腦。 終日靠感動過日子的民族,心智上不成熟、意志上不堅定。
王國維在一個失敗的時代死去,在無聊的時代又被記起。 淺薄短暫的感動之後,人們沉不下心去深入思考他們實驗過的生死的意義。
當年梁啟超反對"以歐洲人的眼光去苛評亂解"王國維之死,"若以中國古代道德觀念去觀察,王先生的自殺是有意義的......"可是,所謂中國古代道德的意義是什麼? 人生於危亂,憂民憂君,又無能為力,"與其苟活,不如殉死"。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氣節是有了,但真可以"以死救末俗"嗎?
自殺對個體生命是不負責任的,對社會道德與政治生活,未必也真負責任。 真誠純正的君子們都殉了死節,最終的結局只是"地下太平"了,天下危亂依舊。 這個世界會好嗎?
王國維的自殺,其意義可能是審美的,但未必是道德的,絕對不是政治的。 人可能為死亡之美所感動,但未必能從中獲得道德的振奮;即使能感到短暫的道德振奮,也未必能作用於政治實踐,進而改造社會創造歷史。
就此而言,加繆的立場或許更加值得讚賞,生活中孤獨、苦難、墮落、危險無處不在,死亡也隨時隨地發生,但我們始終要充滿開朗的激情,睜著眼看死亡與光明,讓激情中有熱愛、感激、信念、歡喜......
個人高尚勇敢的生存境界在"苦難與陽光"之間
人,只有人的道德,沒有非人的道德;只有活的道德,沒有死的道德。 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徑,引領我們走出心靈之夜。
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人間草木》
作者:周寧王国维投湖自杀90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北川诗词语句网 https://bit.ly/3aV00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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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無再辱」乎? | 張作錦 | 遠見雜誌 https://bit.ly/3aV08wQ
10月10日國慶慶祝大會上,僑胞代表致詞竟說的是日本話。社會大眾雖然錯愕,但也無人認真計較,因為這類事件屢屢發生,大家早司空見慣了。僑委會解釋,當天原預定請南非僑領致詞,但他未能返國,被臨時抓公差的日本女僑領,閩南話講得不夠流利,情急之下說了日語,是無心之失,絕無政治意圖。
僑委會的說明,大體可信。不過從這事就更可證明,官員們心裡早就沒有中華民國,自然也就不會重視國慶這碼子事。官方如果把它看成一樁嚴肅隆重的活動,那麼代表千萬海外華僑致詞的人沒有回來,主辦單位能不知道?找人瓜代能不弄清楚他是否會說「中國話」——不管是國語還是閩南語?事前能不溝通、彩排一下?
說做官的人——在中華民國招牌下做官的人——心裡沒有中華民國,絕非厚誣他們,請看這些年來他們的作為:護照在「中華民國」之下要加註「台灣」字樣,要推動「正名運動」,不採「漢語拼音」而採「通用拼音」,將外蒙劃出中國版圖,幾乎將釣魚台也送給了日本。至於「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茲事體大,搞得天翻地覆,那就更不用說了。
日語風波之後,一位旅美學者與國內朋友通電話,以「義無再辱」四字表達他內心的悲憤與感慨。這話是清末民初大學問家王國維說的。王氏自承是清朝遺民,忠於清室,辛亥之後還入宮為南書房行走,陪伴廢帝溥儀。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頤和園投昆明湖自沉,遺書有謂:「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故世人有王國維「殉清」之說。
今天,中華民國並未亡國,而很多人為種種反常現象痛心者,只是覺得那些政客,那些官員,沒有必要用如此粗暴的手法踐踏中華民國的尊嚴。
不必諱言,有些人一心一意想建設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那是個人政治信仰和選擇的自由。但是,當法理上和血緣上他們還是中國人,還是中華民國國民的時候,就應該對這個國家存有適當的溫情,給予適當的尊重。
今天的台灣,看起來好像很有「朝氣」,吵鬧很帶勁,鬥爭很有力;廟堂上,市井間,人人都手舞足蹈,口沫橫飛。但若仔細觀察,卻會發現,政府坐困愁城,百姓盲人瞎馬,都不知明天要怎麼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大家對國家沒有一致的認同,沒有團結和向心力,也就無法產生共同的目標,不知道要往哪裡走。這樣的台灣,能創造出什麼樣的前途呢?這種現象,又該由誰負責呢?「義無再辱」乎? | 張作錦 | 遠見雜誌 https://bit.ly/3aV08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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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德楨,字靜安,又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一),又號永觀,諡忠愨。浙江杭州府海寧人,中國學者、國學大師。
王國維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金石學、甲骨文、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王國維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戲曲史時獨樹一幟,成為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第一人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1]。著述甚豐,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觀堂集林》、《古史新證》、《曲錄》、《殷周制度論》、《流沙墜簡》等6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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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王國維壯年像
1877年,王國維出生於浙江杭州府海寧鹽官的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精於書畫、篆刻、古文詩詞,對兒時的王國維有很大影響。1882年,王國維入私塾,師從潘紫貴及陳壽田先生。1892年7月,入州學,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1898年,二十二歲的他進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餘時間,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學習外文及理化,開始接觸西方文化,結識金石學家羅振玉。1901年秋,王國維在羅振玉的資助下赴日本入東京物理學校。次年夏,因病回國。1903年起,王國維在羅振玉的推薦下任教於通州和江蘇師範學堂,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同時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兼通世界之學術」的「獨學」階段,寫出《紅樓夢評論》等多篇哲學美學論文。後自編為《靜庵文集》,於1905年出版。1907年,王國維隨羅振玉入京師,就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期間,著《人間詞話》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國維隨羅振玉前往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自居。在羅振玉的幫助下,王國維得以靜下心來做學問,其研究方向開始從哲學、文學轉向經史、小學。他與羅振玉在學術上相互交流切磋,協助羅氏整理大雲書庫藏書,得以盡窺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王國維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代中國歷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築,各方面皆有涉及,著述極豐。所著《宋元戲曲考》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關於戲曲歷史的書籍。在日本期間王國維「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1916年,王國維受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聘請,返回上海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編輯學術刊物,並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又為藏書家蔣汝藻編《密韻樓書目》,並參加纂修《浙江通志》。1917年,著《殷周制度論》,指出「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1922年,受聘為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准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王國維得以窺見大內所藏秘籍,曾檢理景陽宮藏書。[2]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河殉清,因家人阻攔而未果。1925年,應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講授經史小學,並研究漢魏石經、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與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四大導師。[3]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留下遺書,言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當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原因說法不一,及後葬於福田公墓。[4]
自殺
1927年,王國維於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塊錢,僱人力車至北京頤和園,於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從其遺體衣袋中尋出一封遺書,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遺書內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於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王國維為何自溺,至今仍爭論不一,一般學者論點有所謂的:「殉北洋說」、「反共及痛恨北伐說」、「逼債說」、「性格悲劇說」、「文化衰落說」[5]。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言中寫道:「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一人一事。」
王國維與羅振玉
「殉清說」則與羅振玉所偽造的王國維「遺折」有關。遜帝溥儀閱畢「遺折」後,「降諭」對王國維賜予諡號「忠愨」 [6][7][8][9][10][11][12][13]。
根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之說法,王國維早年受羅振玉接濟並結成兒女親家,然而羅振玉常以此不斷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將王氏女兒退婚作要脅,令王國維走投無路而自殺。然此說有漏洞,遜帝或有所忌諱而不遑多言。
家庭子女
莫氏
王潛明(1900–1927):任職於海關;逝於傷寒症。[14]
王高明(1902–1969):從事詩詞校注,但被誣為特務,最後服敵敵畏自盡。[15][16]
王貞明(1905–1998)
潘麗正
王通明(1909–?)
王紀明(1910–1978)
王東明(1913–?):生於日本京都吉田町神樂崗八番地[17];遷臺後居於新北市永和區[18];新北市長朱立倫於2014年重陽節前夕登門探訪。
王慈明(1915–2010)
王松明(1917–?)
王登明(1919–1997)
觀點
甲骨文研究
甲骨文始發現於晚清,後來劉鶚刊印《鐵雲藏龜》,繼而孫治讓和羅振玉等人對甲骨文字進行研究。而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則推王國維。他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周制度論》、《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將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紙上的材料中國歷史古籍對比來研究,用卜辭補正了《史記·殷本記》載的錯誤,而且進一步對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討,得出嶄新的結論,他的考證方法極為縝密,論斷堪稱精審。[4]
二重證據法
王國維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補「紙上之材料」,是為二重證據法。王國維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訂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後順序,證明了歷史記載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證據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運用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是中國史學理論的重大革新,為古史及文獻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紀元。[19][20]
人生三重境界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21],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是非常有趣的見解。後人常以此三種境界象徵奮鬥路上的心路歷程。
預測歷史走向
王國維在與羅振玉通信討論十月革命時說:「羅剎分裂,殆不復國,恐隨其後者尚有數國,始知今日滅國新法在先破其統一之物,不統一則然後可惟我所為。至統一既破之後,欲恢復前此之統一,則千難萬難矣。」 羅振玉在《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序》提及王國維有預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22]
評價
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
晚年胡適曾回憶王:「他的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23]「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啓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24]並就當時學術界的情況指出「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魯迅認為「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25]
陳寅恪撰文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繫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6]
王攸欣在《選擇、接受與疏離——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比較研究》一書中說:「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27]
主要論著
王國維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生前自編定《靜安文集》、《觀堂集林》刊行於世。逝世後,另有《遺書》、《全集》、《書信集》等出版。
    《觀堂集林》二十四卷
    《觀堂別集》四卷
    《庚辛之間讀書記》一卷
    《苕華詞》一卷
    《靜安文集》一卷續集一卷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卷
    《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
    《觀堂古今文考釋》五卷
    《史籀篇疏證》一卷
    《校松江本急就篇》一卷
    《重輯蒼頡篇》二卷
    《唐寫本唐韻校記》二卷佚文一卷
    《殷禮徵文》一卷
    《聯綿字譜》三卷
    《補高郵王氏諧聲譜》一卷
    《釋幣》二卷
    《簡牘檢署考》一卷
    《魏石經殘石考》一卷附錄一卷
    《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
    《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
    《漢魏博士題名考》二卷
    《清真先生遺事》一卷
    《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餘錄一卷
    《五代兩宋監本考》三卷
    《兩浙古刊本考》二卷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
    《古行記四種校錄》一卷
    《蒙韃備錄箋證》一卷
    《黑韃事略箋證》一卷
    《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二卷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四卷
    《觀堂譯稿》二卷
    《人間詞話》二卷
    《宋元戲曲考》一卷
    《唐宋大曲考》一卷
    《戲曲考源》一卷
    《古劇腳色考》一卷
    《優語錄》一卷
    《錄鬼簿校注》二卷
    《錄曲余談》一卷
    《曲錄》六卷
    《都四十三種》一百零四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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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靜安,又字伯隅,晚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興海寧人,國學大師。  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被稱之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  王國維與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是同鄉。  王國維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二十二歲起,他至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餘,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並在羅振玉資助下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後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複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生平著述3種。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其時,在學術上窮究于甲骨文、金文、漢簡等研究。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准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1924,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上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在其50歲人生學術鼎盛之際,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但也因此被後來的共產黨激進派所唾棄,在主流文化之外。  1927年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  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遊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毛澤東有詩雲,“莫笑昆明池水淺”,那裏的水並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紮到底。事實上並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  嗚呼,一代學人,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污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都認為不值得。
評價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于一身的學者,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 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贊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而郭沫若先生則評價他“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古今之成大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著作
著述甚豐,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觀堂集林》、《古史新證》、《曲錄》、《殷周制度論》、《流沙墜簡》等62種。王國維 - 教育百科 https://bit.ly/3aXro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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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校研究院是清華大學曾經存在的學術機構,成立於1925年,因只設國學一科,故一般稱之為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留美預備部組成清華學校三個教學部分。國學研究院主張用現代學術觀念來治理傳統中國學問,並且主要研究古代中國經史古學,並培養國學教師以及學術研究之人才。國學研究院到1929年結束,開創出國學研究的範式,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史的重要一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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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清華學校研究院,於1925年成立,時逢清華學校停辦中學教育改辦大學,吳宓為主任。初設國學一科,聘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導師,李濟為講師,陸維釗、梁廷燦、章明煌為助教,衛士生為事務員,周光午為助理員。至1929年停辦,研究院未曾增設其他學科,故現又常被稱為清華國學研究院[1]。
先後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的還有助教趙萬里、浦江清、楊逢時、蔣善國,講師馬衡、林志鈞。研究院共招生四屆,畢業74人,包括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吳其昌、姚名達、高亨、陸侃如、劉節、劉盼遂、謝國楨、張蔭麟、羅根澤、周傳儒、蔣天樞、黎東方等。
四大導師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皆是當時知名的學者,稱為「四大導師」。但也有人對此提法提出質疑,李濟雖為講師,亦為導師之一。清華校長曹雲祥請胡適主持研究院,胡適自認為非一流學者,不配當研究院導師。他推薦了梁啓超、王國維和章太炎,章太炎辭而不就。梁啓超向曹雲祥推薦了陳寅恪。
現狀
清華國學研究院於2009年11月1日復建,為跨學科研究機構,由陳來擔任院長。設立了「梁啓超講座」、「王國維講座」、「陳寅恪講座」。導師有:陳來、李伯重、劉東、劉迎勝、姚大力,招收博士後研究人員。出版院刊《中國學術》和輯刊《清華元史》,並擬定出版「清華國學講座」、「清華國學研究」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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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制度論》是國學家王國維於1917年寫的一篇有關殷代和周代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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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論點
王國維在文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制度之不同便成為了本文的一個重要的觀點。
殷周制度之不同
在地域上來看,前代皆來自東方,只有周人來自西方,加上在東征後國土寬大,所以周人有與別不同的制度。
(一)立子以嫡
王國維先生說:「殷以前無嫡庶之制。」而周所以要訂立嫡庶之制,實為「息爭」,穩定政治,立子以嫡是封建制度之核心。
(二)宗法制度
殷商時期沒有形成宗法制度,是兄終弟及,無弟然後傳子。「藉曰有之,不過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貴且賢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商代的族長則本宗族內選舉賢能之人擔任,也可以更換。周代則實行嚴格的宗法制度,天子、諸侯和各級貴族均採用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並形成父系氏族家長制。
宗法制度是從立子以嫡制衍生出來的。因為殷代以兄弟相傳,故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宗法制度。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殷未亡而周已可以稱王。治國上,周人以「尊尊」上治祖禰,「親親」下治子孫,「賢賢」縱治官吏。
宗法制度又衍生喪服之制。喪服之大綱是「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宗法制則適應了周人的氏族家長制,氏族的若干家族取得較高權勢地位,因此必須劃分本家族與其他家族的區別,開始講究胄之親疏,凡離家族中軸線愈遠者,則離權力核心愈遠。家族的凸出發展,轉而破壞了舊有的氏族制傳統。
宗法制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同姓不婚制、統治者對百姓的道德約束,實際上也與周滅商後「男女有別」、女性地位大大下降密切相關。
(三)同姓不婚制
商代「六世則可通婚」,不限同姓異姓。周代對男女有別十分重視,男女之別,周亦較前代為嚴,為此開創了「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禁止同姓結婚。[1][2]周代行同姓不婚制,原因有三:
避免同姓通婚造成下一代的不蕃盛。
以政治婚姻聯絡異姓諸侯。[3]
道德的約束力。
(四)分封制
「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後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恆,累世稱王。湯末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於《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 商王僅為諸侯之長,周王則為諸侯之君。從周代起,大力分封親戚以屏周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鬆散的方國聯盟制轉變為嚴格的等級分封制。
(五)刑律與道德的關係
「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此之謂『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謂之『非彝』」 。「非彝」者,禮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則並及「不孝不友。」在周之前,刑律是和道德不相干的,而周之後,道德便和刑律互相補充互為依託。後人所謂的王道霸道並重,即始於周。並且,「此種制度,固亦由時勢之所趨,然手定此者,實惟周公。」
影響
王國維自評本文說:「王君之《殷周制度論》,從殷之嗣典世系,以證嫡庶之制始於周之初葉,由是對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為有系統之説明。其書雖寥寥二十葉,實近世經史二學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墟文字研究之結果也。」[4]趙萬里評說:「蓋先生據甲骨及古金文字,兼以詩書禮參之,以證殷之嗣典及傳統之制,均與有周大異。而嫡庶之別即起於周之初葉,周之前無有也。復由是於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為具體之解説,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據家之能事。殆視為先生研究古文字學及古史學之歸納的結論可也。」[5]事實上,王國維開創了「二重證據法」,在當時中國歷史的研究是很大的進步,後來更有人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發展出「三重證據法」。而他融考古與政治觀於一體的手法,也為後人所稱讚
旅美作家李劼認為:「從《殷周制度論》所揭示的殷周之異稍稍跨前一步,人們就可以發現,中國曾經是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雖然那樣的民主聯邦與美國式的聯邦合眾國頗有異趣,但在本質上卻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說,民主和聯邦,並不是西方文化的特產,並不是美國特有的國情,而同樣也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最為始源的傳統。」[6][7]李劼指出孔子思想的實質:「孔子著急的不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歷史回不到周之前的那種狀態里,即天子和諸侯之間的關係是鬆散的,天子不是事先指定的而是後來選拔的,人們的道德觀念比較開放,上上下下都可以輕輕鬆鬆談情說愛,飲酒高歌,如此等等。孔子擔心的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歷史又要回到周以前的狀態里,從而使周公的努力以至於周朝的全部歷史意義喪失殆盡!」,又說:「雖然王國維的結論是和孔子完全相同的,「是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但只消換一個角度理解,事情正好相反,有周以降,人的自由程度降低了,以此換取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地方的自治程度削弱了,以此換得了中央集權的確立和強化;由於君王完全成為父子相傳,兒子對父親的從屬地位由此確定;與此相應,由於男女有別,女人對男人的從屬地位就此明確。假如說,這在當時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那麽在如此數千年的一個歷史輪回之後,那樣的進步意義在今天正好已然走向其反面。」[8]廖康在評析李劼的商周研究時也認為:「商周之變,在政治上是強權打敗了公理,集權打敗了聯邦,專制打敗了民主,等級打敗了平等。在文化上是話語打敗了無言,謊言打敗了事實,禮教打敗了自由,一己為尊的道德打敗了一視同仁的法律,整齊劃一的集體打敗了五彩繽紛的個性。」[9]楊鵬的《孔子最後七天的眼淚》中也表達了與李劼相通的觀點。
對本文的質疑
後世有不少史家質疑王國維的見解,特別是隨著不斷的考古新發現,王國維的見解有一些被認為是片面的,例如分封制在商代是存在其雛形的、商末存在嫡庶之分,再比如商代雖然倫理道德較為開放自由,但《商書》中亦有「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10],刑律並非與道德完全不相干。而史家陳夢家則認爲王國維「乃徣他所理解的周制來證明周公改制優於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說周制較殷制為進步的,事實上是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來維護清代的專制制度。」他又表示《殷周制度論》「在實際上是王氏的政治信仰。殷周制度論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aWR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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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什麼投湖自殺?
2019-12-07 由 讀者書刊 發表于歷史
導語:王國維,清朝遺老,國學大儒。1925年,即民國十四年,清華大學籌備國學院,當時能夠和王國維比肩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梁啓超,一個是章太炎,而論國學功底,王國維排第一。下面勵志故事網小編為大家收集了網友對王國維投壺自殺的看法,大家快來看看吧!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為什麼投湖自殺?
看法一:
在這裡著重介紹一下王國維,187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祖上和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將王稟,受封為安化郡王,王國維是血統純正的第三十三世孫。家學源遠流長,加之王國維天資聰穎,年紀輕輕就學貫中西。早年研究哲學、美學、詩詞,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國語言,在文學、哲學、史學、美學方面多有建樹。著作等身,其中最為知名的是《人間詞話》,大家不妨找來讀一讀,領略一下民國大師的風采。
1927年,在清華園執教兩年之後,6月2日,王國維一如往常在學校辦公,批閱文件,料理事務,和同事談論國學院下學期招生的事情。隨後離開清華園,還向一個同事借了五元錢,叫了一輛車悶聲不響地去了頤和園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煙,在湖邊徘徊良久之後,縱身跳進湖中,一代國學大儒,就這樣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時年51歲。
王國維死前,寫下了一句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正是這句話,讓王國維的「沉湖自殺」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悲壯色彩,「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八個字怎麼解釋?王國維為什麼要自殺?至今還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未解之謎。
根據學界推測,以及部分當事人的回憶,人們對「王國維為什麼自殺」這一懸案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也是比較主流的觀點就是「以死殉國」,為了覆滅的清王朝盡愚忠。
王國維是清朝遺老,忠君愛國,以布衣身份充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溥儀對他有知遇之恩。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王國維拖著一根小辮子,頹喪萎頓依然服侍在溥儀的左右。清華要聘任王國維當國學院教授,王國維首先請示於溥儀,得到溥儀的恩准,才敢應聘。
在清華執教兩年,王國維每到春節都要跑到天津去覲見早就遜位的溥儀,感嘆「有君無臣」。王國維骨子裡,是一個非常守舊的人,抱殘守缺,觀念老舊,一肚子忠君之事的老派思想,而且身體力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皇帝溥儀趕出紫禁城,王國維引以為奇恥大辱,要和羅振玉等一幫清朝遺老約定投金水河殉清,苦於家人阻攔沒有成功。兩年後,國民黨北伐節節勝利,眼看著就要掃蕩黃河,入主京師,湖南湖北一帶的前清遺老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國維聽說之後驚懼不已。甚至和當時的同事陳寅恪、吳宓等商量逃往國外,陳、吳等人躊躇,王國維就深夜枯坐,常常淚流不已。由此可見王國維對北伐軍的侮辱,骨子裡很畏懼。這就可以解釋那句「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話了。
自古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兩年前「北京政變」王國維已經被職業軍人馮玉祥「侮辱」了一次,現在又要面臨被國民黨北伐軍「再次侮辱」。驚懼憂慮之中,想到皇帝溥儀的遭遇,以及有君無臣的處境,上不能報君恩,下不能保自我,王國維一介書生,無力回天,唯有一死。
王國維在死前就已經寫好了遺書,交代家人將書籍藏品等託付給陳寅恪和吳宓處理,可見王國維自殺,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王國維效法屈原殉國盡忠,投湖而死,依然是封建文人忠君之事的做派。
第二種觀點,也是學界比較能接受的觀點就是「以死殉道」,不忍見到中國文化日漸衰微的悲愴結局。
這一觀點是王國維的好友及同事陳寅恪、吳宓等人的主張,與其說是解釋王國維自殺的原因,不如說是對他在中國國學文化上做出的貢獻的一種褒獎。在陳寅恪眼裡,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國學大儒,興的還是「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的那一套。
其實陳寅恪一開始也認為王國維的死是「殉清」,這樣的愚忠,未免顯得荒唐。清朝早就覆滅了,剩下一個遜帝溥儀,翻不起什麼大浪。陳寅恪留過洋,沒有王國維那一套忠君之事的封建思想,因此在給王國維寫墓志銘的時候,著意在「以死殉道」上褒揚了王國維一番,算是為他在學界正名,美化了一番。
陳寅恪在輓詞中寫:「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是以靜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說一出,時人紛紛讚譽。
王國維之死,乃是為日漸衰微的中華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個層次,這才是國學大儒的襟懷。
話雖然說得好聽,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王國維是殉道,是因為文化衰微而自殺,那麼他在當時的最高等的清華學府執教,為傳承中國文化培養人才,豈不是比自殺更有意義?何況文化衰微,和「義無再辱」又有什麼關係?另外道聽途說的觀點就是死於對現實的驚懼,故友羅振玉逼債,妻妾出軌等。種種猜測,首先來自於末代皇帝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那本書中的胡編。
溥儀說王國維早年因為家裡窮困,得到故友羅振玉的不少賑濟,在日本期間,王國維一家人的開銷,幾乎都是來自於羅振玉的資助。後來王國維和羅振玉不和,羅振玉追討舊債,王國維還不上錢,悲憤交加,被逼投湖而死。
王國維的葬禮,是羅振玉主持的,如果羅振玉逼債導致王國維自殺,他有有何面目主持故友的葬禮?溥儀之所以這樣胡編,不過是為了逃避責任。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溥儀寫自傳的時候新中國已經成立,溥儀被特赦,早就不是什麼末代皇帝,已經成了一介草民,惶惶不可終日。人家要他解釋一下老師自殺,溥儀能不推脫責任嗎?
余者如妻妾出軌導致王國維自殺,更是無稽之談。五十而知天命,一代國學大儒,豈能為了兒女情長的事情投湖自盡!?
綜上所述,王國維之所以義無反顧地跳進昆明湖自殺,比較靠譜的推測就是「以死殉國」。他既怕北伐軍打進北京城,將他們一幫前清遺老拉出去砍了頭,又心憂在天津避亂的主子溥儀皇帝被北伐軍抓住,凌辱一番。皇帝受辱,做臣子的還有什麼顏面活下去?
所以王國維驚懼之中,寫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轉身就跳進了昆明湖,兩分鐘之後氣絕身亡。
一代國學大師,就此告別紅塵,告別了那個充滿血腥、苦痛和悲傷的世界。
看法二:
王國維1877年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王國維是中國現代有國際聲譽的知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專注於對中國古文化的研究。
王國維是史學大家,自幼熟讀古書經章典籍,溥儀皇帝老師,屬於舊時代高級知識分子,其信仰在清末民初那個時代看來也是偏於保守。1927年6月北伐軍已即將進入河北,北伐軍向來比較」革 命「,沿路砍了不少人的頭,其中包括一些大儒,比如說葉德輝。這些人是和王國維有接觸的,這讓王國維感到很痛苦,覺得自己也有可能會被北伐君所殺或所辱。期間有人勸他退避國外,他也常常去找吳宓或者陳寅恪去商議應對之策,但是王總是躊躇不定,」只是在居所里流淚「。
王國維自殺之前日上午,他還參加了學生的畢業典禮,期間表現,一切如常,還找學生說話,笑容依然。自殺之日,參加會議,參與討論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後還找人借錢。
1927年6月2日上午,在北平頤和園的魚藻軒前,一個矮瘦的男子,身著長衫,頭戴瓜皮帽,腦後借拖著一條長辮。他慢無目的地走動著,突然,他跨過雕欄,投入昆明湖中。一陣水響今後,湖裡恢復了沉寂。待到人們聞聲趕來將其撈上岸時,他已停行了吸吸。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近百年來關於他的死因有種種解釋,至今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是為清室殉節。王國維是溥儀信任的少數臣子之一,因此對溥儀有知恩圖報的思想。他自尊心比較強,當時的局勢比較動盪,北洋對小朝廷的羞辱已經過去,國民黨北伐又即將成功,北京政局非常動盪,誰都知道即將來臨一場暴風雨。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國維之死源於與羅振玉交惡。王國維死前,二人因子女經濟問題發生齟齬,使長期的信任與友誼隨之破裂。
第三種觀點則是將王國維之死歸因於當時政治巨變。即當時的北伐戰爭。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所評價,王國維之死,非死於所謂逼債,也不是所謂其妻紅杏出牆,而是因為他看到古文化在沉淪,他為了古文化而殉葬。
當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的時候,他所表現的是理想和世界觀的崩塌,這對一個以精神和文明為支柱的舊王朝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十分慘痛的。
當時也是西方文化打壓東方文化基礎的時代,不少有影響力的媒體都宣稱漢字拉丁化。
這對沉醉國學的王國維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但他並不是守舊之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在思想上屬於維新派,後期才轉變成政治上的守舊派,回味古學,研究歷史。
他對外國思想文化也有了解,甚至勸說溥儀留洋增加見識。可顛覆中國古文化,徹底否認,這讓使他痛苦萬分。
中國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留下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筆者認為:王國維之死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個人性格悲劇,王國維相貌一般,不太注重外在形象,終日悶悶不樂,除了研究學術沒有其他的愛好,難免造成性格上有缺陷。另外近來的壓力,如舊舊知識分子儒葉德輝的慘死,借錢、紅杏出牆等。
當時的國民黨,在守舊思想的人當中是眼中是激進,混亂的。當時北伐軍對那些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不太尊重的,這點上他最接受不了。
新舊文化的交替,新文化運動,西學東漸,人們不再學習傳統文化,像王國維這樣研究古典文化的學者就有些無所適從,新文化的衝擊對他影響很大。
看法三:
1927年6月2日,51歲的大學者王國維突然在頤和園魚藻軒投湖自殺,這個事件立即震驚了全國知識界。由於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並且正值學術盛年,因此猜測他的死因成為知識界和輿論界都非常關心的事情。
「殉清」說法讓人感到懷疑
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從天津趕來,到清華園進行弔唁。同時,羅振玉還帶來了遜帝溥儀的一道「詔書」。因為這道「詔書」,王國維之死被很多人順理成章地認為是「殉清」。王國維自殺兩天後,北京的《順天時報》就以《繼屈平(屈原)投江之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殺》為題,報導王國維「為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於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王國維的一些朋友,如清華校長曹雲祥也持這種觀點,認為他自殺是「殉清」。而王國維的學術知己陳寅恪其時也同意這種觀點,《王觀堂先生輓聯》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回顧王國維的生平,「殉清」的說法卻讓人感到懷疑。最容易令人產生疑問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滅亡了,而王國維卻到1927年才自殺,他為什麼要等這麼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謀復辟清室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不同,王國維一生潛心學術,心無旁騖,和清廷並沒有太密切的關係。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王國維為了謀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師之旅。經過羅振玉的推薦,他被派在學部總務司「行走」,這應該是王國維在清廷擔任的唯一一個「公職」。但是,這其實只是一個虛職,王國維的實職,是學部圖書局的編譯,以及名詞館的協修。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再回來已經是1916年,一個新的時代了。王國維和遜清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是1923年4月以「海內碩學」的身份「入值南書房」,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第二年,馮玉祥派兵將溥儀趕出皇宮,王國維的這段經歷也就自動終止了。
顯然,有限的接觸,並不足以成為王國維「殉清」的理由。雖然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自稱「亡國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卻絕非「殉清」可以解釋,必然隱藏著更為深層的內涵。
陳寅恪的說法觸及文化本義
實際上,民國年間,王國維的「自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學者梁濟1918年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還有年輕作家王以仁1926年從輪船上跳海;在王國維之後,則有曾作為茅盾小說原型的青年作家顧仲起1929年跳入黃浦江;被魯迅稱為「中國的濟慈」的詩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磯投水自殺……
透過這些文人自殺的現象,我們無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間的重重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是社會現實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價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於查看時代風氣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絕,也都因此而生。  這麼說來,王國維投水自殺,似乎應該更確切地稱為「文化殉節」。這其實也是關於王國維死因爭論里最著名的一種說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闡釋,又當推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的說法觸及到了文化的本義。文,是傳播意義的載體,是故有「文以載道」之說。對於中國傳統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來代代相傳的詩、書、禮、樂等習俗制度與傳統經典。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謙謙」的「君子風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為「文」所「化」之人,也同樣具有表里一致和人格統一的特徵,就像《大學》所言:「誠於中,形於外。」但是,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卻在空前未有之時代變局中日漸衰落,「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
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為,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實際上,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遺書非常簡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無梁濟投水自殺前在《敬告世人書》裡面的那種慷慨大義,相反,卻是情緒消沉低落至極端。這是王國維性格悲觀所致,還是因為時代風氣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釋卻是,在王國維之死的背後,有著更複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在鬱悶中迎來了五十大壽。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動盪時期。早在這年7月,北伐軍從廣州出發,一路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而在1927年,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面對如此混亂局面,吳宓絕望地在日記里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和王國維同列清華園四大導師的梁啓超也悲嘆:「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如果說這些所引起的震撼還不夠強烈。那麼,1927年4月,張作霖在北京絞死李大釗,則重重地震動了北京乃至全國的知識界。在一個信仰強權的時代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政治原因處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學教授,這讓京城的學人們感到危險就在眼前。梁啓超等名教授們為了避禍,紛紛開始籌劃逃亡。而王國維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隨時可能遭遇的羞辱與危險。有人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長辮子剪了。但是,王國維的回答卻是:「諸君皆速余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之者。」
寧可「留辮取禍」,也不肯自己剪掉辮子消災。是什麼原因讓王國維如此固執,居然置身家性命於不顧呢?從表面上看,王國維似乎表明了自己作為一個清朝遺老的愚忠,實際上,他維護的是作為一個獨立學者的尊嚴、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正如梁啓超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所說:「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士可殺不可辱也。」對於王國維來說,辮子意味著尊嚴和氣節。在這一點上,他的自沉,與梁濟一樣,都有耐人尋味的精神與文化含義。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面對因為文化價值的斷裂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王國維最終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國維以及其他民國文人的自殺,雖然看起來消極,甚或有些無奈,卻蘊含了豐富和深刻文化意義。因為在他們的命運里,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zylyo5q.html


此人,近代學術巨子,大師,死因成謎
他,號稱全才,
美學,文學,史學,哲學,古文學,考古學等,
他,世代清貧,
幼年苦讀,
屢試不中,
尋戊戌之風,
棄絕科舉。
二十二歲,時務報校對,
隨後赴日留學,
歸國後不久,又遇到辛亥革命,
又去日本。
一九二五年,受聘為清華大學五大導師,
五星聚奎。
二七年,
於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
關於他的自殺,有幾種說法,至今成謎:
其一,說他是殉清。他為清朝遺老,清末遜帝溥儀曾以國士禮遇他(據說他是秀才的時候,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中也持這種說法,認為「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
其二,傳言他被逼債。這種說法主要是在溥儀書《我的前半生》中有記載: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他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了他欠的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他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一介書生,身有債務,這也是正常的,但是說身欠巨債,這種說法就有點過了。但是隨後經郭沫若先生的筆播,差點成定論。
第三種說法:說是當時北伐軍直逼北方,京師震動。這時就有人猜測,他是滿清遺老,害怕被北伐軍恥辱,所以選擇自殺。
另外還有「諫阻說」和「文化殉節說」。都與他的遺老身份相關。
一代大師,
絕望於清室的衰微,
絕望於文化的式微,
迴響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 ,
遂選擇「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
他就是王國維。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k3y59g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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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2016-12-04 由 小一時空 發表于文化
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王國維之死,是一個世紀的謎語。
有人說他是為「憂心」而死。
也有人說他應該不僅是為「憂心」而死,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為「世變」。他的遺言就是明證。
還有人認為,王國維死時也是很從容的,據頤和園園丁雲,「先生約上午十點鐘左右進園」,「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復步入魚藻軒中,吸紙菸」。 一個對自己的精神意義世界尋覓無著的人,會如此安詳地從容他界嗎?
而且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
......
最讓人存疑的,也正是王國維留下的這封遺書。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成為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
有史料分析,其死因應該是綜合因素使然。
「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 。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
......
還有研究認為:
」王國維不僅在做學問方面講究獨立,為人也同樣追求個性。
據說在受西學浸染極深的清華校園,王國維還頂著一條辮子。王國維的辮子留得不合時宜,卻也並非是為忠君而留。或者保存一點對傳統文化的紀念,作為與現實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徵,才是這條辮子存在的意義。
這種欲以一己之堅貞持守與社會相對抗的想法,如果僅就個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從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而言,則又顯得極為愚執可憐。
這種帶有極濃重的悲劇色彩的選擇,也註定了王國維之人生結局。「
王國維人生三境界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59o2xn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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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
作者:佚名 遺書(參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總目)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爲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二、死因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殉清”說王國維爲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啓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爲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爲,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擡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爲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鉅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爲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它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驚懼”說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爲,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爲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爲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諫阻”說認爲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爲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文化殉節”說與王國維同爲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後又認爲:“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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