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david grossman
大衛·格羅斯曼（希伯來語：דויד גרוסמן‬‎；1954年1月25日－），以色列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記者，與阿摩斯·奧茲、亞伯拉罕·耶霍舒亞齊名。曾經在以色列廣播電台供職，多次參加和平倡議和抗議活動。其作品既充滿了對猶太人生存命運的憂思，亦表達了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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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格羅斯曼1954年生於耶路撒冷，父親是來自波蘭的猶太移民，母親則是在以色列出生。8歲時閱讀了猶太作家肖洛姆·阿萊漢姆的《莫吐爾歷險記》，這是一本描寫猶太人小社區的故事書。9歲時參加了以色列廣播電台舉辦的競賽，成為少年記者。他得以接觸以色列的眾多名人，包括當時最出名的詩人亞伯拉罕·什隆斯基，還參加了一些文學經典改編的廣播劇的演出，得以了解到契訶夫、托馬斯·曼等作家。整個高中階段他都在電台做兼職。15歲起他學習了阿拉伯語，以及古蘭經、穆斯林歷史和阿拉伯國家的政局。
1971至1975年，格羅斯曼在軍隊服役，負責情報工作，但未上前線。在部隊裡他有專門的筆記本，常常寫些短篇故事，有時也會寫些色情的內容。之後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讀哲學和戲劇。1982年又到黎巴嫩東部陣地作為預備役軍人服役。之後長期任職於以色列廣播電台，直到1988年因為不滿報導限制而被解僱。他的妻子是米海爾，有3個孩子，其中兩個都上了戰場。2006年，格羅斯曼參與一次停火呼籲後不久，其20歲的次子烏利遭黎巴嫩真主黨的反坦克飛彈擊中身亡。
格羅斯曼抱有強烈的和平主義理念，在政治上屬於左翼，支持在國內僅有極少數支持者的梅雷茲黨。[1][2]
創作
格羅斯曼的作品注重技巧的創新，關注以色列的現實問題。第一部小說《羔羊的微笑》敘述了發生在同一天的故事，主要由四個人的內心獨白組成。該書描寫了三角戀、醫生與病人的曖昧、微妙的父女關係，是希伯來文學史上第一部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做主人公的小說，探討了敏感的約旦河西岸地區問題。但以巴衝突只是該書的背景，人物性格的衝突才是著重表現的內容。視覺、聽覺、味覺意象在格羅斯曼筆下得到了融合。《證之於：愛》是一部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作品，標題的意思是參閱字典中「愛」的詞條，是一種文字遊戲。開頭是半現實的寫法，情節的展開藉助了神話模式和象徵隱喻，以解構的方式做了結尾。書中多條線索高度交叉，帶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內在語法書》的主角本是孩子王，可由於生理缺陷無法在青春期發育，母親只好在心理上對他進行引導，讓他的意識在純真與猥褻之間徘徊。該書深入挖掘人的心靈，使作品上升到人類生存悲劇的高度。《Z字形的孩子》寫一個畸形兒童的冒險，他最終認識到去海法看叔叔只是父親策劃的遊戲，決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格羅斯曼筆下的現實，並不是永恆而真實的，而是靈活而飄忽的。雖然創作風格上屬後現代主義，但卻有著19世紀的道德觀。他曾說：「我寫作時，就好像在寫最後的詞句。此話聽起來虛無，實則意義相反：我保證讓每一刻都更有意義。」他常常關注一些重大話題，有政治作家之稱。[3]
著作
大衛·格羅斯曼主要作品有小說《羔羊的微笑》（1983）、《證之於：愛》（1986）、《內在語法書》（1991）、《Z字形的孩子》（1994）、《一起奔跑的人》（2000）、《她的身體明白》（2003）、《到大地盡頭》（2008），紀實隨筆作品《黃風》（1987）、《在火線上沉睡》（1992）、《死亡作為生活的一種方式》（2003）、《獅子蜜》（2005）、《在黑暗中寫作》（2008）等。其作品已被譯成25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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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羅斯曼 監獄對話
對話大衛·格羅斯曼
2018-04-14 02:30。 
1954年，格羅斯曼出生於耶路撒冷。
1986年
出版首部長篇作品《證之於：愛》。
1987年
巴以衝突加劇，巴勒斯坦因提法達（Intifada，意為"起義"）爆發。 向以色列軍隊扔石頭的年輕孩子成為這一時期的縮影。
1994年
完成兒童小說，《鋸齒形的孩子》。
2006年
第二次黎巴嫩戰爭。 格羅斯曼的兒子烏里死於戰場。 同年，完成小說《到大地盡頭》。
2017年
新作《一匹馬走進酒吧》出版。 同年，格羅斯曼獲得國際布克獎。
雖然他的名字時常被拿來和阿摩司·奧茲放在一起，但大衛·格羅斯曼並不希望有這種比較。 不僅因為奧茲是他導師般的良友，更因為格羅斯曼喜歡在文學內部的不同地帶探索屬於自己的旋律。 對他來說，寫作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通道，但穿越這個通道的方式卻是多樣的——廣播劇，書信體小說，兒童文學，或者寫得又像悲劇又像喜劇的最新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 他深知，人類的故事已被講述千萬遍，而藝術家的工作，正在於尋找抵達故事的千萬種方式。
奧茲擅長破解家庭之謎，用筆深沉，格羅斯曼卻是一頭迷狂的溫柔之獸，他有難言的傷痛——小兒子烏裡死於一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軍事衝突，在那之後他寫出了令人心碎的《到大地盡頭》，然而傷口何時才會癒合？ 他至今依然在用寫作療傷，給孩子們寫小說，或者寫下成人世界迷醉又痛苦的心靈旅程。 《一匹馬走進酒吧》，如此古怪的書名，背後講述一顆古怪的心靈，這顆心被冷漠傷害，讓格羅斯曼憤怒。
採寫
新京報特約記者 柏琳
　　被冷漠激怒
"一出悲傷的喜劇，一出喜感的悲劇"
新京報：繼令人心碎的《到大地盡頭》之後，你帶來了新的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 小說的名字有點古怪，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格羅斯曼：你肯定不希望我給小說取個無聊的名字，對不對？ "一匹馬走進酒吧"，就是千萬個"一匹馬走進酒吧"的故事的開端。 由一個著名的笑話起頭，接著喚醒了故事裡許許多多的笑話——我喜歡這樣的想法。
我受到了這樣一個故事的啟發，最終寫成這部小說——軍營里一個小夥子接到通知，讓他趕快回家參加一個葬禮，結果他到了葬禮現場，大家都懶得告訴他誰死了，他出席的是哪個人的葬禮。 這麼多年來，我都認為這個故事象徵一種冷漠的殘酷性。 憐悯的匱乏，愛的無能，讓人們不再為他人著想。 我被這樣的冷漠所激怒，這是寫成這本小說的心理動因。
新京報：《一匹馬走進酒吧》被西方媒體評論為"回蕩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聲音"，我注意到你經常在自己的創作中頻繁提到卡夫卡（比如那本"Be My Knife"）。
格羅斯曼：有人這麼評價這本書，這簡直是對我的恭維，我媽媽聽了肯定會很高興。 卡夫卡是我寫作的偉大靈感來源。 他定義現實的能力讓我歎為觀止——卡夫卡寫下的每一個文本片段，幾乎都會立刻和文本自身發生衝撞，產生矛盾張力，這就使得他整個的寫作氣質呈現出一種噩夢般的樣態。 我長久地閱讀他的書，從他那裡汲取靈感。
新京報：《一匹馬走進酒吧》里充滿各種笑話，我聽說你在寫作前曾研究了大量的笑話。 可這依然是一本悲傷的書，你自己如何看待這本小說的氣質？
格羅斯曼：這是一出悲傷的喜劇，也是一出喜感的悲劇。 更甚者，這本小說觸及的是喜劇和悲劇互相衝撞的地帶。
新京報：你的寫作主題有三種：涉及巴以衝突和大屠殺的政治現狀，孩童的冒險和困惑，以及人內心的情感漩渦。 你堅持在報紙上發表政治聲音，在小說裡淡化政治性，但也許，當代以色列作家的命運是——他們的寫作總會被解讀成思考國家命運的密碼，你如何看待這種"命運"？
格羅斯曼：我已經寫了幾本關於政論的書和隨筆，但我相信每一本小說都有一個"政治層面"，蘊含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歷。 當然，當我寫政論文章時，必須短小簡練，並且在文末彰顯某種觀點。 但在進行文學性的虛構創作時，就包含了太多的問題與懷疑，猶豫和矛盾，甚至要同時容納兩種衝突觀點。 《一匹馬走進酒吧》並不是一本關於以色列的政治寓言，但它的確是以色列國內"鴿派"（左翼）和「鷹派」（右翼）兩方共同關心的主題：兩方都同時致力於創造他們眼中以色列人該有的生活面貌。 因此這也是兩方的悲劇所在，兩方都經歷了個人和國家的悲劇——對於鷹派來說，"六日戰爭"（作者注：發生在1967年6月初，也稱"第三次中東戰爭"，參戰方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戰爭導致數十萬阿拉伯平民逃離家園淪為難民，成為中東局勢不可收拾的根源，至今無法和平。 ）導致了以色列人生活在一種崩塌之中，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更是一種悲劇。
顛覆自我
尋找一種講故事的新方式"
新京報：你曾說過，寫作是一種顛覆性行為，並且首先是顛覆自我。 可以具體談談嗎？
格羅斯曼：在每一本書裡，我都試圖發掘一種新聲音。 關於人類的故事，已經被講述了太多遍，藝術家能做的，是去尋找一種講故事的新方式。 在這種新的方式裡，人與人之間的細微差異、人們的生活和生命中的陰影，都得以揭露和呈現。 在我已有的作品里，我用很多篇章來探索各種文體：廣播劇，書信體小說，融合了詩歌、散文和戲劇的小說，乃至最新的這本《一匹馬走進酒吧》——一本混合了取自以色列街頭"高聲部"（高雅）和"低聲部"（平白）的希伯來語的喜劇小說。 我喜歡嘗試混合文體。
新京報：很多人都喜歡把你和阿摩司·奧茲來比較，對此你怎麼想？
格羅斯曼：我傾向於不去拿我和奧茲或者任何作家比較。 每個真正的作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旋律和發聲方式。 奧茲先生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導師，更是一個密友。 當我開始寫作時，我從他那裡不斷得到啟迪和鼓勵，還有我的另一個朋友亞伯拉罕·巴·耶霍舒亞，我們三個人之間有著罕見真誠的情誼。 我們分享各自的手稿，分享彼此的寫作觀，我們彼此支援，並獲益良多。 艾薩克·牛頓曾說過，只有當我們站上巨人之肩，我們的視野才會變得廣闊。
新京報：讓我們談談你的兒童文學寫作。 你曾說過，你認為大人永遠不會理解孩子的世界，那麼你為何依然會寫兒童文學？
格羅斯曼：能夠寫兒童文學，我覺得我是幸運的，由此我獲得了一種進入自我童年的開放通道，再次體驗做孩子的感覺。 我很明白這種"通道"在成長過程中很容易變狹窄乃至完全堵塞，對我來說，寫（兒童文學）就是為了説明孩子們始終開放這個通道。 更甚者，我經常歎為觀止於孩子們體驗世界的方式——他們付出巨大的努力，嘗試進入這個世界，去學習社會、家庭的交流密碼，去掌握語言和肢體行為的秘密。 在這過程中，有一種值得深挖和喚醒的原始力量，我深深地著迷。
新京報：在先前的訪談里，你頻繁提到服兵役期間，你總是身邊帶著法國猶太作家羅曼·加里的《童年的許諾》（La promesse de l'aube），為什麼是這本書？
格羅斯曼：沒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一次爆發衝突的戰爭中，我當時是作為後備軍人在一個艱苦的地帶服役——我所在的連里，很多士兵都死在了那兒。 我當時有個古怪的習慣，每當夕陽西下，我就會跑到當時我們駐紮大樓的陽臺上，翻開《童年的許諾》的某個篇章——從13歲起，我就愛上了這本書，此後的每一年我都重讀，對我來說這成為一種週期性的沉思。
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在陽台上讀它，不戴頭盔，不穿防彈衣，就這樣完全暴露在敵人的視線裡，我以這種方式去閱讀，會説明我記住——我在戰爭前的模樣是什麼，以及，我想在戰爭結束后變成怎樣的人。 通常，我會在陽台上讀上六七分鐘，之後飛快跑回最近的帳篷里。
這是一本關於一個孩子和他的母親的書。 母親是一個猶太人，是像一頭母獅一樣強悍的母親。 在戰爭的殘酷歲月里，她始終陪伴在兒子身邊，並且説明他成長為一個真正的男人。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有多少，但我堅持不去求證——我想要保持這種珍貴的"幻覺"，直到永遠。
　　1967年
"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 當時，蘇聯向埃及發送了以色列計劃襲擊的假情報。 在《耶路撒冷三千年》中，作者記載道"至今我們也不明白莫斯科為何要發送這個假情報，我們也不清楚當時納賽爾明明有數周時間去核實或反證這個情報，但他為什麼選擇了毫不猶豫地相信它」。。 戰爭以以色列獲勝告終，在短短幾天時間內，以色列陣亡約900人，而約旦、埃及、敘利亞聯軍合計陣亡2萬人新京报 - 好新闻，无止境 https://bit.ly/3nB7m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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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蘇聯不同，蘇聯的集體化運動和政治清洗發生在二戰前，中國的集體化運動和政治清洗發生在二戰後。 戰爭至少是可以給極權國家裡身在戰場上的人一些可以避免國家恐怖的思考間隙和看到自己生命意義的機會，盧比揚卡的審訊之所以總是成功的，因為它能讓你覺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沒用的，你是一個廢物。 格羅斯曼的筆伸到了蘇聯社會的每一個場景：守衛在一座孤樓里每天抵禦重炮火的一隊蘇聯士兵最終被一鍋端掉;被抓進納粹集中營的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在 毒氣室抱著小男孩達維徳一齊變成屍體;柳德米拉到達軍醫院時兒子托里亞已經去世;維克托在喀山做理論物理研究，回到莫斯科之後受到批判;葉尼婭在古比雪夫徘徊在前線將軍 諾維科夫和被捕老布爾什維克克雷莫夫之間;諾維科夫率領坦克軍在斯大林格勒反擊德軍，政委格特馬諾夫一面讚美諾維科夫沉著明智地將出擊時間推遲八分鐘，一面向司令部報告諾維科夫擅自推遲進攻時間;克雷莫夫在盧比揚卡監獄受到疲勞審訊，最後收到葉尼婭的包裹;阿爾巴丘克在勞改營里希望走近為首的刑事犯小圈子。 在每一個場景中，都有細微的拷問：在納粹集中營里妻子兒女被拉進毒氣室時丈夫的一瞬間的活下來的可恥的竊喜，有了這一瞬間的竊喜還怎麼活下去;葉尼婭解釋說她 不喜歡一種女人，這種女人從不說自己願意，而說這是責任，其實她們根本就沒有犧牲，她們就是願意而已，而且她們也相信她們是在犧牲，她說她之所以討厭這樣的女人，是因為她覺得她自己就是;維克托為察覺到自己的 虛偽而羞愧，是那種每一步都帶上了的虛偽，就像一個人一睜眼就開始表演;柳德米拉察覺到給托里亞做手術的麥捷爾醫生之所以要見她，是因為他覺得他有權從柳德米拉 嘴裡聽到承認他已經盡力了這樣的寬恕，軍醫院的人員對於死去士兵的母親都懷著這樣請求寬恕的神情;克雷莫夫知道在盧比揚卡監獄里德列林格的剛強只「是一種盲目的、 非人的狂熱用自己的化學熱在燃燒空虛而冷漠的心";阿巴爾丘克在勞改營里一面相信自己來自被捕前使用法庭權力時的精神力量，相信自己是堅定不移的人，一面要抵制自己的軟弱和怯懦，以及心裡悄悄生出的可憐願望。 我感覺出我對這樣的細微拷問多麼關注，我知道這很可能是因為我多麼惡劣地習慣做道德裁斷，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也在拷問我自己，拷問我自己的骨子裡的虛偽。 別以為對自己總有迴旋的餘地，不是的，就像維克托在被強大權力環抱之後的不可轉圜的去做同謀一樣，如果我給自己迴旋，習慣自己的已經察覺的諂媚的本能、粉飾的本能、真誠虛偽的本能，總有一天，我會愧對深夜讀書的自己。
無論怎樣努力，閱讀時我都是輕巧
的。 我有糟糕的語言習慣。 譬如當我說"無論怎樣努力"的時候，我根本沒想過這六個字是不是能真的這麼輕巧地說出，它從我嘴裡說出來，還不如一個屁給我感受到得多。 我怎麼能夠在閱讀《生活與命運》的時候，還和室友開一個玩笑？ 我真的有努力做嚴肅的閱讀嗎？ 我的話和確實的我多麼不一致，我的話是可恥的隨意。 格羅斯曼將《生活與命運》視為一個生命，這個生命已經足夠承接格羅斯曼的靈魂的依附。 我多希望格羅斯曼能夠有一個機會在臨走的時候抱著這份書稿，可惜它已經被逮捕了。 我在谷歌地圖上看著現在叫伏爾加格勒的斯大林格勒，城區沿著伏爾加河在河西，伏爾加河在這裡從北到東成L形。 格羅斯曼借小說表達的思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善的分裂的，善從最開始的為天地萬物所具有，到最後分裂到一個個宗教、國家、民族、階級中，否定一個圈子之外的善，要誅除他們，還要宣傳自己圈子的善的公共性。 語言是很有力量的，它可以輕易地偷樑換柱，可以輕易地混淆概念，讓人難以招架，語言的力量不在於一定能讓你相信那麼一回事，而在於它讓大多數人相信，讓你身邊的人都在說它那一套，而只留你還不信，在於即使你不相信，你說出的東西也帶上它的印記了，這大概尤其令人洩氣。 然後，要讓另外的語言，要讓實際的樣子，來帶你背叛成長的話語環境。 這就是《生活與命運》中人物自省和人物間對談的魅力，在納粹集中營里，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辯論，德國軍官找蘇共黨員聊天，在維克托家裡，柳德米拉與葉尼婭爭論。 這些對話里，都有一種對對方的另一種解讀，比如柳德米拉稱葉尼婭拋棄諾維科夫跑來莫斯科給克雷莫夫送東西是個人主義，葉尼婭爭辯說她就沒有考慮自己，但其實葉尼婭後來還是感覺到柳 德米拉說的可能是對的;集中營的德國軍官找布爾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說德國和蘇聯是一樣的，他不明白為什麼德國要打蘇聯，如果德國戰勝了，它需要孤獨地去面對敵視它的整個世界。 只關心確實的東西。 莎士比亞的劇本里，出現了多少次對誓言的諷刺和唾棄。 不要太在意言語，它沒有樣子，它也沒有描述確實的樣子。 廣泛的閱讀帶給一個人的好處，至少是一種語言審美，知道什麼語言在努力精確，知道什麼語言在暴力播送妄語。 如果我要啟程去日本，那我已經確定要流浪地球了！
在李政道圖書館凍僵了，現在回到寢室開起空調，輕鬆
下來。 想起去年寒假，一個人在寢室，浸泡在《存在與時間》里思考生死、意義，那是我僅有的感覺到自殺的誘惑的時期，不再有了，那是我生命的經典時刻。 格列科夫一定會選擇戰死，他有了更絕對的自信，那是他生命的經典時刻。 柳德米拉很不簡單，她有天生的看到對方潛意志的能力，她知道維克托在虛偽著的時候，她知道葉尼婭在將意願表達為犧牲的時候，她知道給兒子做手術的醫生的希望受到安慰的願望，而她被認為古怪和冷漠。 封面上站在廢墟中的格羅斯曼，眼神柔和，克制和自省是最為我珍視的。 找工作的兩個月來，閱讀大減，與人交談工資、前景漸多，覺得自己變得像塊石頭了，感受漸鈍漸淺漸重複。 找到工作后，我迫不及待投入到《生活與命運》，希望再次投入一個有重量的時空，希望能夠再遇到像《卡拉馬佐夫兄弟》和《存在與時間》帶給我的新生感。 我總是在一段時間內兜著圈子，然後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破自己一次，再兜圈子，然後遇到海德格爾，再突破自己一次，並且越來越不容易，我並非沒有讀過其他大家的作品，我是有梁文 道先生所說的文學的重口味的，《生存與命運》能讓我幸福地想像自己處在蘇聯，但是沒有超出我的領會的範圍，關於人所可能有的意志好像都已經成為我領會的常識區域了，可我明白， 我終究只是在紙上理解，並不能在真實的生活中接受。 例如，我在真實的生活中要比在閱讀時苛刻得多。 那《生存與命運》到底帶給我什麼不尋常，是托爾斯泰式的誠實和思考，是與這本書一樣重量的格羅斯曼自己的生命和命運。 雖然我只讀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也能看出格羅斯曼的風格與托爾斯泰相似，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集的光芒，而是在長長的生活里將思考始終放在生活之上，在格羅斯曼和托爾斯泰那裡，生活是很長的、鬆弛的、偶爾緊張的，但是他會始終給自己增加重量，試圖做不間斷的反覆盤問的對大問題的思考。 我希望自己能持續地負重，同時像小津安二郎導演和汪曾祺先生那樣，願意看重平凡的美。 原節子小姐昨天去世了，她在小津安二郎導演去世后就息影，隱居到小津安二郎電影最常在的地點——鐮倉，直至去世，五十餘年。 我挺為自己開心的，因為我總還能抱著開放的心態，去試著理解每一樣人踏過的小徑。
《生活与命运》（生活与命运）书评 https://bit.ly/2WuJz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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