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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和平》和《安娜 卡列尼娜》列夫·托爾斯泰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列夫·托爾斯泰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KaQLhn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俄語：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拉丁化：Lev Nikolayevich Tolstoy、英語：Leo Tolstoy）（1828年9月9日（儒略曆8月28日）－1910年11月20日（儒略曆11月7日）），俄國小說家、哲學家、政治思想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和教育改革家。他是在托爾斯泰這個貴族家族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
作為傑出的藝術巨匠，托爾斯泰創作有三大特點：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卓越的心理描寫，非凡的藝術表現力
托爾斯泰著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這幾部被視作經典的長篇小說，被認為是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在文學創作和社會活動的過程中，他還提出了「托爾斯泰主義」，對很多政治運動有著深刻影響。 托爾斯泰於1902年至1906年間每年均獲得多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並於1901年、1902年和1909年多次獲得諾貝和平獎提名，而他從未獲獎也成為諾貝爾獎歷史上的巨大爭議之一。[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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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20歲時的托爾斯泰，1848年。
1828年8月28日，托爾斯泰誕生於距離莫斯科以南約200公里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距離圖拉僅10公里。托爾斯泰家族是古老非常知名的俄羅斯貴族。小時候，托爾斯泰雙親即去世，由親戚撫養長大。托爾斯泰的父親尼古拉·伊里奇·托爾斯泰曾參加1812年拿破崙進攻莫斯科的俄法戰爭。
1844年，他進入喀山大學學習法律與東方語言，但是未取得學位。1847年，他回到亞斯納亞-博利爾納「晴園」，希望經營「晴園」同時自行安排學業。他給貧苦農民送茅草，但隨後就將大量時間花費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的社交場所中，終於欠下了一大筆賭債。
1851年，托爾斯泰和他的兄長一同前往高加索當兵，此時他嘗試寫作，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分析。1852年，他參加了一場戰鬥，表現勇敢，且發表了小說《童年》，透過小主人翁單純的內心世界的細膩描寫，展示了一位聰穎、敏感兒童的精神成長過程。[5]
寫作生涯
1853年，托爾斯泰讀到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非常欽佩。1854年托爾斯泰被調往多瑙河戰線，並參與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圍城戰，體會到戰爭的殘酷。這段時間他繼續分析自己的成長歷程，寫成《少年》和《青年》成為研究他思想成長的重要資料。並將自己的戰爭經歷寫成《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發表之後很受歡迎，他開始在文學界小有名聲，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對他抱有很高希望。
1855年11月，托爾斯泰離開軍隊回到聖彼得堡，這一段時間他很矛盾，他重新投入娛樂圈子，酗酒好賭，而同時他自己又清楚的覺得不能再如此，並對別人類似的行為大加撻伐。這種偏激的個性使得他很快不被文學圈子所容。最典型的就是他與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性情溫和，使托爾斯泰對他抱有一種父輩的感情，非常讚賞他的天賦，希望他不要虛度光陰，認為如果他不浪費自己的天才的話將比任何人都有成就。青年的托爾斯泰有時候和對方相處很好，但是也常發生激烈的爭吵，最終導致兩人1861年的長達17年的決裂，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屠格涅夫令人厭煩。……他才華橫溢，但他就像一個依靠管道送水的噴泉，你始終擔心他會很快斷水枯竭。」
1857年，遊歷西歐，寫短篇小說《琉森》。1863年，托爾斯泰發表中篇小說《哥薩克》，這是他早期創作的總結提出自己貴族平民化的觀點。1865年到1869年，托爾斯泰完成劃時代的巨著《戰爭與和平》。1873年到1877年，托爾斯泰完成另一巨著——《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稱「《安娜·卡列尼娜》是歐洲文壇上沒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與之相媲美的、白璧無瑕的藝術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絕後的藝術大師」。1879年他在《懺悔錄》中寫道：「我有一些困惑的時候。生活停頓下來，仿佛自己不知道該怎樣生活，或該做些什麼；我感到迷茫，不知所措，人也變得憂鬱……」。
1889年開始撰寫《復活》，十年後完稿。
婚姻生活
托爾斯泰的妻子別爾斯和小女兒亞歷山德拉
1862年9月23日，34歲的托爾斯泰與年僅18歲的索菲亞·別爾斯(1844年8月22日－1919年11月4日）結婚。索菲亞是沙皇御醫的女兒。[6]他們前後育有13個孩子，其中有5個孩子夭折。[7]他和妻子的關係至今仍有爭議。但可以確認的是大部分時光他們過得不錯。是的，如果他的妻子只是注重金錢物質的話。但是一個愛上文豪丈夫的妻子會只注重物質嗎？任何一個妻子或者說任何一個女人都不會說因為生活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不錯的，而可以麻痹自己忽視那僅僅一部分的糟糕，那個僅有的一點點糟糕、會壓垮整個婚姻家庭的幸福。哪怕365天裡，丈夫只有一晚是和別的女人共眠也是不可饒恕的。更別說換做男人，婚姻是對對方的承諾也是忠誠的契約。托爾斯泰是個基督徒，經常把如何過愛的生活的話題掛在嘴邊，但他的妻子索菲亞筆下，卻有這樣痛心疾首的描述：「他愛我，但只在夜裡，從來不在白天。」她抱怨：『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絲真正的溫情，他的慈愛並不是來自心底，而只是一種理論。他在自傳中會宣揚自己如何幫忙鄰人提水，但不會有人知道他從來不曾想過要讓他的妻子休息片刻，給予自己妻子一個喘息的機會。在這卅二年當中，他從未給生病的孩子倒過一杯水喝！也不會花五分鐘的時間陪伴在他們床邊，好叫我有片刻的休息。』但是，世上沒有誰能夠這樣的指責耶穌，因為耶穌基督無論在外在家，祂都是言行一致。托爾斯泰的妻子幫助丈夫管理莊園，整個莊園占地380公頃，有森林、河流、湖泊，蘋果園有30多公頃，樹木成蔭，風景優美，使生活井井有條。這使得托爾斯泰可以將全部時間用於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在這裡，托爾斯泰給人類留下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進行謄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6]
但是托爾斯泰將記錄自己年輕時代行為的日記交給了妻子，內容記載托爾斯泰婚前賭博、召妓、甚至感染性病，還與一名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這讓別爾斯大為光火。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想燒了他的日記和他的過去。」「我夢見了一個巨大的花園，……我抓起他的孩子，撕扯起來。我扯下了他的頭顱和雙腿——我像瘋子一樣。」她學安娜·卡列尼娜那樣去「臥軌」，甚至服毒自殺，鬧得全家不得安寧。她自己也承認「總有一天我會嫉妒得自殺。」這使得托爾斯泰更厭惡這場婚姻。他在日記中寫道：「（索菲亞）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決這種瘋狂，我看不見任何出路。」只能說這對夫妻都是缺乏經營婚姻的智慧，也是缺乏溝通的結果，他們是世界上最了解對方弱點的人，卻成為對方最大殺傷力的施害者。
另外托爾斯泰晚年激進的思想也讓夫妻產生很大隔閡，甚至準備放棄財產，過簡樸生活，而與妻子發生齟齬。他的妻子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認為是「整套哲學牽強附會、矯揉造作，完全建築在虛榮心、名利慾和出風頭的基礎上。」大女兒塔妮婭說：「妳無微不至地關心他的物質生活，但是妳卻忽略了他更珍視的東西。如果妳同樣關心他的精神生活，他會是多麼感動，會百倍地報答你的付出。」夫妻之間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況愈下。高爾基說托爾斯泰「非常喜歡談論女人，但總是帶著俄國農民的粗野口氣……他對女人的態度是一種頑固的敵意。他最喜歡做的事情莫過於懲罰她們。……這是一個男人對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幸福而進行的報復。」
晚年
托爾斯泰的陵園位於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1910年11月10日，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從自己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秘密離家出走，伴他同行的有他的醫生和小女兒亞歷山德拉，一說托與悍妻感情不睦，吵架吵不過被趕出家門。托爾斯泰在途中患肺炎，最後客凍死在阿斯塔波沃車站的站長室裡。托爾斯泰彌留之際，全球各地的記者雲集這個小車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來到膝下，但托爾斯泰臨死也不想見妻子一面。威廉·夏伊勒感嘆道：「他們在各方面都得天獨厚，惟獨不具備相互理解的能力。」[8]11月22日，托爾斯泰被專列送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並安葬在那裡。[9]阿斯塔波沃站於1918年更名為列夫·托爾斯泰站。
托爾斯泰五歲時，大哥尼古拉告訴他一個秘密。只要把這個秘密解開，世界上就不再有貧窮、疾病和仇恨。他又說這個秘密已經寫在一根小綠帽上，綠帽就埋在小山澗旁的路邊。這個小綠帽的故事，令五歲的托爾斯泰神往不已，找尋綠帽是托爾斯泰年幼時最熱衷的冒險遊戲。托爾斯泰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傳說中的綠帽，死後也是被安葬在那片樹林裡。[10][11]
在中國，《新青年》雜誌1卷2號曾刊出翻譯自《托爾斯泰的生活》一書的托爾斯泰之逃亡一文。
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
托爾斯泰身著農民服裝，列賓畫於1901年。
托爾斯泰在讀過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後，開始逐漸轉向該書所宣揚的苦行禁慾的生活。[12]
在1884年，托爾斯泰寫了一本名叫《什麼是我的信仰》的書，在書中他公開地承認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他聲稱自己信仰耶穌的教誨，特別是深受山上寶訓的影響，以及有關非暴力和和平主義的教條。美國貴格會介紹過托爾斯泰的非暴力主義思想給它的成員。1908年，托翁在致印度人民的公開信中譴責了英國殖民統治，宣揚「勿以暴抗惡」原則，鼓勵印度人用「愛的原則」拯救自己。在英國就學時就喜愛托爾斯泰的甘地大為震動，於1909年開始與托翁書信交往，直到第二年托翁逝世。深受託翁感染的甘地在南非工作期間，建立了托爾斯泰農場，接受了「勿以暴抗惡」的思想，被羅曼·羅蘭詡為「托翁聖火的傳人」。
高爾基曾評價他：「不認識托爾斯泰者，不可能認識俄羅斯。[來源請求]」而同時代蘇聯政治家列寧對於托的著作並不感興趣,他曾表示他沒時間看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寫的廢話小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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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貴族走向農民，從大時代走向內心世界的思想家─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
普希金
俄國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文學家及思想家。高爾基說：“不認識托爾斯泰的人，不可能認識俄羅斯。”托爾斯泰為俄國寫實文學的泰斗，終其一生，其寫作皆在不斷地展現其對俄羅斯社會未來命運的關注時代視野。終其一生幾乎都在其領地與農民一起生活，他無法在自己的優渥生活中，和廣大的俄國貧民慘境中，求得平衡；不斷地思索及嘗試可以解決的方案。而這一切努力，都反應在他一生的諸多巨作之中。
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托爾斯泰介紹 https://bit.ly/2LinWjn
托爾斯泰的偉大，就是因為他以天才藝術家所特有的力量，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那些歷史與社會的“重大問題”，就在這些圖畫中被提煉出來了。曠世巨作《戰爭與和平》以1805~1814年拿破崙入侵俄國期間的俄國社會生活和兩軍大戰的生動畫面作為背景，描寫了在這一波瀾壯闊的全景畫面上出現的貴族和農民、軍官和士兵、俄皇和法皇、外交官和廷臣、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以及種種真實的戰爭場景。而另一名作《安娜卡列尼娜》描述出貴族社會的虛偽腐敗、上流社會一名女子的墮落與死亡、及婚姻生活的不幸。
托爾斯泰
百餘年來，托爾斯泰的作品被譯為數十種文字，小說與劇本不斷地被推上舞台及銀幕，廣受世界的讀者所深深喜愛。他不僅是俄羅斯的托爾斯泰，更是世界的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
(1828.9.9,俄羅斯帝國 圖拉省 亞斯納亞波利亞納~1910.11.20,梁贊省 阿斯塔波沃) Tolstoy亦作Tolstoi，俄語全名作托爾斯泰伯爵列夫 尼可萊耶維奇(Lev Nikolayevich, Count Tolstoy)。
俄國作家、改革家和道德思想家。托爾斯泰之所以獲得不朽的聲 譽，主要是由於他的兩部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 卡列尼娜》。托爾斯泰內心充滿深刻的矛盾。他是個人主義貴族，而在他的晚年卻很不成功地試圖過一種窮苦農民的生活；他起初曾耽於聲色，而最終卻成為一個徹底的清教徒；他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卻幾乎時時害怕死亡。這種奇特的雙重性格使他在人生的中年捨棄他單純的小說作家的生涯，而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他源源不斷寫出的論文、小冊子和大部分是說教的短篇故事和劇本裡，他宣揚了他對愛和忠誠的人生的信仰和他對財產及政府和教會之類人為制度的鄙棄。
托爾斯泰。 (2006)。 大英百科全書。 2006年10月17日取自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75492>.
早年和婚事
托爾斯泰自幼父母雙亡，由親戚撫養。早年受教於家庭教師。16歲時進喀山大學(今喀山〔列寧〕州立大學)，但因對該校刻板的教學感到失望，於1847年返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經管他的莊園並自行安排學業。他在兩方面均無所成，逐又放棄田園生活，而投身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碌碌紛擾的社交圈。
在他的日記裡，他記述了自己道德上的越軌行為。在那充滿青春活力的日記中已經顯露出擅於對自己行為的隱祕動機進行寫實主義的探索，表現出不尋常的分析才能。
托爾斯泰
由於對這種平庸生活感到厭倦，托爾斯泰於1851年投奔他在高加索當兵的兄長尼古拉。第二年，他也參加了軍隊並在與山地部落的幾次作戰中表現勇敢。他的閒暇時間大部分用於寫作，寫成了他第一部公開發表的作品《童年》，登載在《現代人》雜誌上。《童年》裡的素材是用傳統的寫實主義手法加以處理的，但有些離題的抒情段落是模仿英國小說家史坦恩(Laurence Sterne)的筆法，當時托爾斯泰在把史坦恩的小說《感傷旅行》部分地譯為俄文。他的《童年》和隨後的一些作品是自傳性質的，但《童年》之所以能使讀者受到強烈感染，是由於它鮮明而準確地選擇了重要細節，以十分動人的筆觸再現了已被遺忘的平凡的童年經歷，以致在對這些往事的回憶中油然生出一種懷舊的魅力。《童年》的續篇《少年》和《青年》則缺乏這種特有的魅力，這也許是由於這兩部作品的主要傾向是分析年輕人道德上的缺陷所致。托爾斯泰在高加索的經歷反映在他描寫戰爭的最早兩篇短篇故事《襲擊》(Nabeg)和《伐林》(Rubka lesa)裡。這個主題寫得富於青春活力的氣息，對軍事活動的嚴格寫實主義分析則帶有批判虛偽的英勇行為的意味，並成為他的《塞瓦斯托波爾故事》(Sevastopolskiye rasskazy,1855∼1856)的主要特徵。
1854年，托爾斯泰被調到多瑙河戰線，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參加塞瓦斯托波爾的圍城之戰。他在《塞瓦斯托波爾故事》裡描寫了這些經歷，其中他對比了普通士兵的單純的英勇作戰和上層軍官們的裝腔作勢的勇敢。1856年戰爭結束後他離開軍隊到了聖彼得堡，在那裡他成為一些互相競爭的文學團體的崇拜對象，它們競相爭取他對它們的社會和美學觀點的支持。作為一個態度明朗的個人主義者，他斷然摒棄了這些文人小圈子而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托爾斯泰
1857年去法國、瑞士和德國遊歷。他根據旅行見聞寫成的故事集(例如《琉森》)受到的批評，曾使他對文學頓失興趣。但他後來又繼續提筆寫作。在1855年到1863年間，他寫了一系列的短篇故事，其中包括《彈子房記分員手記》、《兩個驃騎兵》(Dva gusara)、《阿爾別特》(Albert)、《三死》、《家庭幸福》、《波里庫什卡》(Polikvshka)和《霍爾斯托密爾》(Kholstomer,直到1886年才出版)。在這些作品裡，他把注意力主要集中於道德問題。這些故事已開始涉及他後來關注的實利主義社會使天真無邪的人受到傷害的問題，但這些故事在藝術上未能超越他的早期作品。事實上，這種主觀的強調道德的說教是一個缺陷，儘管有不少地方說得不無道理。唯有在《兩個驃騎兵》中，托爾斯泰避免了這種到處充斥的主觀主義。在這個故事中，社會對其中一個人物的不良影響是用藝術筆法勾勒出來，而不是以說教方式表達的。以馬喻人的諷刺作品《霍爾斯托密爾》可以說是另一個例外，因為托爾斯泰透過他的藝術描寫使讀者相信，這匹良馬的素樸生活比人的荒謬反常的存在更有價值。自然的人和被複雜社會腐化的產物二者的反差，使托爾斯泰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在《哥薩克》中以光輝的藝術才華表現了這個主題。一個有高度文明修養的主角，在他所生活的村莊裡愛好自由的、無拘無束的哥薩克面前自慚形穢。其中的幾個哥薩克可以列入托爾斯泰塑造的最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
托爾斯泰
在1850年代晚期，托爾斯泰開始關心農民缺乏教育的狀況。旅行歸來後，他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為農民子弟創辦了一所學校。他的已具有現代進步教育雛形的新穎教學方法獲得成就，使他進一步更深入地研究教育。在1860∼1861年間他再度旅行歐洲，訪問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和比利時，對教育理論和實踐進行實地調查。他全心全意地投入這一事業，出版了一本教育雜誌，闡發他的教育理論，並編寫課本，這些課本因其簡練生動而博得廣泛好評。
1862年托爾斯泰和出自於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別爾斯(Sonya Andreyevna Bers)結婚。他中斷了教育活動，並在此後的15年裡，把他的全部熱情獻給了婚後的生活，婚後的大部分時光過得熱烈而快樂，共生育13個子女。他把莊園管理得很好，並重新開始寫作，創作了他的兩部最偉大的傑作《戰爭與和平》和《安娜 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 — 早年和婚事。 (2006)。 大英百科全書。 2006年10月17日取自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75492001> 　
兩部傑作
耽托爾斯泰用將近7年時間創作了他的史詩式的宏篇巨制《戰爭與和平》，這部作品通常被認為是世界文學中兩三部最偉大的小說之一。無論所涉及的範圍或寫作的筆法，這部傑作都遠遠超過他以往的作品。
　　在這部小說裡，所有的生活素材交織成宏偉的多采的畫面，豐富的材料和眾多的人物都得到無比客觀的處理和描繪。大概沒有一部別的小說能如此透過對現實細節的準確把握和驚人的精細入微、形形色色的心理分析，成功地反映出完整的自然生活的整體風貌。 　　
托爾斯泰
《戰爭與和平》主要寫1805~1814年這一時期的5個貴族之家的歷史，對這些家庭的成員的描繪是以拿破崙入侵俄國期間的俄國社會生活和兩軍大戰的生動畫面作為背景。在這一不斷變幻的波瀾壯闊的全景畫面上出現的有貴族和農民、軍官和士兵、俄皇和法皇、外交官和廷臣、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以及種種真實的戰爭場景。然而，戰爭的主題是從屬於家庭生活的情節的，這種家庭生活在當時使托爾斯泰抱有一種樂觀的信念，即人生經歷出生、童年、成年、戀愛、結婚、生育和死亡等自然發展階段，這樣的模式是生活本身的頑強表現。托爾斯泰以他自己的家庭成員作為他所描寫的兩個家庭的原型。令人難忘的女主角娜塔莎的原型是他的妻妹塔尼亞　別爾斯(Tanya Bers)。但是，讀一讀她後來公開發表的日記，就能體會到托爾斯泰怎樣施展藝術魔法把她變為小說中那個生氣勃勃、富有詩人氣質的「自然的」女子。兩個主要角色(笨口拙舌而始終探求真理的皮埃爾和風度翩翩而恃才傲物的安德烈)的道德衝突，也是托爾斯泰式的——安德烈的信條是，人活著就是為了自己，與之相反，皮埃爾的最高信仰是，人活著應當是為他人服務。托爾斯泰按照他所描繪的人的不同類型，用不同的寫實主義手法使人物個性化︰在描繪一個淺薄的上層社會的美人兒時，它可以用看上去鮮豔奪目的外表化的手法；在刻畫一個可能是以托爾斯泰母親為原型的感情複雜的婦女時，則作深刻的心理分析；而在塑造農民卡拉塔耶夫(Platon Karatayev)這個形象，這個生活在灰暗的俄羅斯大地上的淳樸和真誠的化身時，又運用了敏銳的象徵主義。
小說中那些托爾斯泰闡發其歷史哲學以及關於戰爭和戰爭製造者的議論的章節，經常受到指責。他事先就預感到會有這樣的非議，所以在1868年發表了一篇文章解釋他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他說，人有兩種行為，一種取決於個人意願，另一種則不取決於個人意願。他寫道，在歷史過程中，只有最小限度的自由；所謂的歷史創造者和戰爭引導者的行為，取決於無數其他人的行為，從這一點來說是事先已經決定了的。而歷史學家往往把生活中發生某種事情的原因歸之於他們稱之為「偉人」並具有英雄的優點和缺陷的個人，這使他難以接受。托爾斯泰說︰相反地，自然規律——被許多思想家視為全人類所共有、因而獨立於官方法律之外的公平或正義原則——不僅決定自然本身的過程，也同樣決定著人類的生活。不存在什麼自由選擇；一切都受無情的歷史既定命運的支配。但是不可否認，他關於這些問題的冗長的議論，損害了《戰爭與和平》的完整統一，因而在藝術上是一個失誤。
　　雖然《安娜　卡列尼娜》至少在敘事方法和風格上與《戰爭與和平》近似，它在藝術上卻更加統一。在寫作這兩部書之間的時間裡，托爾斯泰的人生哲學逐漸發生變化。《戰爭與和平》是一部熱愛生活的樂觀小說，它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是健全的，他們能夠主宰自己的內心衝突；描寫1860年代的俄國社會的《安娜　卡列尼娜》則是悲觀主義的，它的人物的內心衝突往往得不到解決，並且有時釀成人間災禍。安娜和伏倫斯基的私情所面臨的悲劇命運是不可避免的。這部小說的扉語——「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是整個故事的主旋律。安娜之受到報應，與其說是因為她觸犯了道德規範，不如說是因為她拒絕遵守她所處的虛偽的上流社會對於此類私通行為按照習俗所必須遵守的禮儀。她對伏倫斯基的愛是深切而始終不渝的。她不會充當偽君子，她斷然地用她的純情來對抗上流社會。上流社會的洋洋得意的譴責決定了這件事的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與安娜和伏倫斯基的罪過的浪漫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吉蒂和列文二人的歡樂的愛情和婚姻，後者看來是從托爾斯泰本人的婚姻經歷中獲得創作的靈感。此外，使列文感到極度苦惱的對人生意義的懷疑，長期縈繞於心頭的自殺念頭，以及他對農民表示同情的心願，都是當時托爾斯泰本人內心鬥爭的清晰反映。
托爾斯泰 — 兩部傑作。 (2006)。 大英百科全書。 2006年10月17日取自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75492002>.
作為基督教改革者的晚年
儘管托爾斯泰婚姻幸福，享有小說家的盛名，並且擁有豐厚的收入，但他在完成《安娜　卡列尼娜》之後開始對自己產生不滿。從他青年時起就開始困擾著他的對人生目的的不斷探索，使他處於精神危機狀態。
　　在《懺悔錄》裡，他痛切地敘述了他為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而經受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痛苦。這個危機在1879年發展到了極點。有一個時候，他曾想自殺。他有系統地從哲學家、神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中尋找答案，但是沒有得到什麼幫助，倒是他一向深刻同情的農民給了他啟示。他們告訴他，人必須為上帝服務，而不能為自己活著。
　　托爾斯泰最終認識到，《新約全書》中展示的基督教義包含了對他的人生意義問題的答案。他宣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能力，使我們能夠辨別什麼是善，我們和這種能力息息相通。我們的理智和良心自它而來，而我們自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按照它的意旨行事，即行善。他根據他相信確是出自基督之口的那些箴言(他感到如果它們能保留其原來的要旨，它們應當是正確的)，制定了5條指導自己行為的戒律︰不動怒，不貪求，不起誓，不與惡人作對，對正義和非正義都善待。這些戒律後來經過一些修改，成為他言行的基礎。
　　托爾斯泰的新的信念表現為基督教無政府主義，這使他否定永存不朽，藐視教會權威，教會則後來於1901年革除了他的教籍。此外，他反對有組織的政府，因為它靠高壓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他譴責私有財產，因為他認為所有權是透過暴力取得的。他本來準備放棄自己的財產，但後來遵照家人的願望，把自己的產業透過法律手續移交給了他們。
　　隨著精神危機的發生，托爾斯泰在1880年以後用許多時間撰寫書籍、小冊子和文章闡述他關於宗教、社會、道德和藝術問題的各種觀點。它們雖然不像《懺悔錄》裡縷述個人經歷那樣引人入勝，卻用同樣清新明澈的散文寫成，而且其論證往往鞭辟入裡，令人信服，顯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在這諸多內容駁雜的論著中，最重要的當推以下作品︰《教條神學批判》，對俄國正教教會進行了強有力的抨擊；《我的信仰是什麼》，試圖系統闡述他的宗教觀；《那麼我們該怎麼辦?》，生動地描寫了他在莫斯科貧民區的體驗，分析了貧困的原因；《天國在您心中》，充分陳述他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闡發了他不抵抗邪惡的信念，並得出一個結論——政府主要是為有錢有勢的人而存在，它們用手中的權勢殘害民眾，透過戰爭這種暴力手段屠戮眾生。有些文章抨擊了一些特殊的社會政治現象，如在《為什麼人們要使自己麻木?》裡談到的酒和煙，在《我不能沉默!》裡提到的對革命者施行的死刑。另外還有一些文章呼籲實行改革，例如，主張實行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提出的土地稅制度(《論亨利•喬治書信集》)。
　　1897年，托爾斯泰寫完了《什麼是藝術?》，他在這部著作中試圖根據他的宗教、道德和社會觀點創立一個美學體系。他強調說，一件作品，只有當它用藝術家的靈魂「感染」讀者、聽眾和觀眾時，才是藝術品。如果藝術家和他的聽眾之間沒有經過「感染」而產生交融，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形成感情上的共鳴，那麼，這件作品就不成其為藝術品。在托爾斯泰認可的幾個藝術等級中，最高的等級是「宗教藝術」，因為它「以出自上帝和人的愛」的感情來感染人們。根據這一點，他認為有些作品，例如莎士比亞和華格納的某些作品，不是藝術品。抱著這種既體現其驕傲又體現其謙卑的令人惱火的頑固見解，他竟然把他自己一些著名的小說也貶低為「劣質藝術」，因為它們不符合他的新理論的道德意圖。
　　在發生精神危機以後，托爾斯泰除了撰寫篇幅巨大的非小說類文學作品之外，還寫了一些宣揚道德意圖的短篇故事，這些作品風格簡潔，沒有他以前的小說裡那種豐富的細節。《人靠什麼活著》、《兩個老頭》、《善終勝惡》、《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和《三個問題》都是用這種新的筆法寫的。這些集中描繪農民生活的短篇傑作可以歸入他的「有益的大眾藝術品」之列。儘管主題是勸善，但它們並未影響故事的藝術完整性。另外一系列故事，則採取了不同的手法，因為它們是專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寫的，這些故事的風格更接近於他先前的小說。其中最佳的作品當推《狂人日記》和《伊凡•伊里奇之死》(Smert Ivana Ilicha)。前者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作者用隱祕的筆法描寫一個在生活中屢遭挫折磨難者的絕望心情；後者的主角是一個象徵性的「平常人」，他直到臨終之際才發現忠誠與仁愛的靈光。兩性問題是這時托爾斯泰密切關注的一個問題，他的新的信念是︰人的道德健康取決於他更加接近貞潔這一理想的能力。這個問題成了《克萊采奏鳴曲》(Kreytserova Sonata)的主題。這部作品對嫉妒心作了令人信服的藝術思考，強烈地批駁了上流社會對青年男女進行的兩性教育。兩性問題也是《魔鬼》的主題，它的故事取材於托爾斯泰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其中講述一個人深愛自己年輕的妻子，卻又無法克制自己對一個美麗的農村姑娘的色慾。托爾斯泰通過高超的心理描寫敘述了這個丈夫與性慾所作的絕望的鬥爭。
　　托爾斯泰在71歲時寫的長篇小說《復活》，是他在「轉變」之後的一部主要藝術佳作。它寫的是一個貴族誘姦一個年輕姑娘的故事。她後來淪落為妓女並被誣告而判罪，受到良心譴責的男主角決定娶她為妻，並陪伴她去西伯利亞服刑。儘管他的愛心使她得到解救，但她最終還是拒絕和他結婚。小說裡有許多優美的篇章，特別是在第一部裡，作品洋溢著迷人的詩情畫意的氛圍。審訊的場面也是寫實主義記事的傑作。但《復活》在藝術上顯然比《戰爭與和平》和《安娜　卡列尼娜》遜色。小說帶有倉促寫成的痕跡。其中的道德說教、對司法和刑事制度的尖銳批評(儘管是完全有道理的)以及對教會的宗教儀式的激烈抨擊，都使人感到是出自辯論家托爾斯泰而不是出自藝術家托爾斯泰的手筆。
托爾斯泰在其「轉變」之後竭力(儘管並沒有完全獲得成功)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與他改變了的觀點相一致。他戒煙，戒酒，食素，經常穿著農民的樸素衣服。他既然認為人不應依靠別人的勞動過活，就盡可能地自己養活自己，他躬耕田間，自己打掃房間，自己縫製靴子。為了更加符合自己的貞潔觀，他在和妻子的關係上力戒肉慾之念。他還參加慈善活動，例如組織賬濟飢荒的活動。托爾斯泰在道德和宗教作品中的雄辯、他的名望和他充滿活力的個性，吸引了許多追隨者。他的信徒們組織了墾殖隊，竭力按他的教導過聚居生活。托爾斯泰對這種組織起來的做法抱不信任態度。他宣稱︰給人幸福的真理不能靠傳教獲得，只有誠實自省者才能得到這種真理。由於他的名望越來越顯赫，他的觀點在俄羅斯國內外廣為傳播，世界各地先後有幾百人前往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拜訪他並和他交談。
　　但托爾斯泰的較為年長的兒子們，尤其是他的妻子，都不贊同他的觀點和他新的生活方式。「轉變信仰者」——他的妻子把他們稱之為「黑派」——絡繹不絕地來訪，訪問者之一契爾特科夫(V.G. Chertkov)並且干涉托爾斯泰的家庭事務，這使得托爾斯泰夫婦經常發生爭吵。托爾斯泰的妻子，與托爾斯泰所希望的背道而馳，拒絕放棄她的財產和他一起過可說是禁慾主義的生活。事實上，為了維持這個家庭的舒適生活，她已經在他很不贊成的情況下獲得了他1880年以前出版的作品的版權，她透過親自經手出版這些作品得到相當可觀的收入。
　　托爾斯泰在晚年不再發表各種作品，這一方面是由於他不滿意這些作品，另一方面也由於他不願與妻子為版權歸屬問題爭吵。在1911年托爾斯泰去世一年以後，他的幾部未發表的作品才得以問世，這幾部作品可以列入他最優秀的創作。一部是短篇小說《哈澤　穆拉特》(Khadzhi-Murat)，講述了一位剽悍的高加索勇士投向俄羅斯人而在設法和自己的兒子祕密見面時被殺害的故事。作家生動的敘事方式和對於人物彼此間產生的誤會的心理描寫，使這部小說成為作者最卓越的藝術範本之一。儘管篇幅較短但寫得同樣深刻的作品還有︰《謝爾蓋神父》(Otets Sergy)，講述了一個貴族克服了自身的貪慾和精神上的高傲不羈而成為一名隱居的修道士的故事；《偽息券》(Falshivy kupon)，是用小說形式寫的一篇論文，說明善的範例如何激勵善行，而惡的力量如何產生惡果；《阿廖沙　哥爾曉克》(Alyosha Gorshok)，是一篇出色的短篇故事，講述一個青年農民在歷經磨難後滿足於命運的安排。
　　有幾個劇本收在托爾斯泰去世後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裡。托爾斯泰認為戲劇「也許是最有影響力的藝術領域」，他在各個不同時期都花了許多精力寫作戲劇。但他缺乏劇作家必須具備的某些素質。儘管他的有些劇本還算成功，但比起他的小說來，在藝術上較為遜色。
　　托爾斯泰戲劇的最高成就《黑暗的勢力》於1888年首次上演。它是一部描寫農民生活的寫實主義的悲劇，表現了他後來喜愛的主題之一，這個主題是通過該劇的副標題「一爪被陷，全身危殆」來表示的。主角最初的罪惡行動——誘姦有夫之婦——使他又接連地犯罪，直到最後犯謀殺罪。與之形成尖銳對比的是《教育的果實》這部喜劇，它溫和地諷刺了貴族社會的缺陷。還有一篇劇作《黑暗之光》，托爾斯泰始終未能寫完，儘管它作為作者自傳性作品，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因為它講到主角未能使自己的家庭相信他的信念的睿智。《活屍》(寫於1902年)是寫一個酒鬼的悲劇。這個酒鬼由於自己使妻子遭受傷害而良心受到責備，於是他偽裝死去，好讓妻子嫁她所愛的人。當警察發現他實際上還活著時，他就真的自殺了。托爾斯泰的這個劇本裡沒有出現他晚年作品中的那種道德說教。這個劇本對人類的錯誤充滿仁愛和同情之心。
　　老年托爾斯泰因強烈地感到他養尊處優的家庭生活和他所要過的生活——一種擺脫世俗物慾、獻身為他人服務的修道隱士的簡樸生活——之間的矛盾而痛苦。他意識到，他的狀況是對他所宣布的信仰的嘲笑。終於，日益惡化的家庭狀況迫使托爾斯泰在一個夜晚祕密離家出走，伴他同行的有他的醫生和小女兒亞歷山德拉，他希望找到一個能安靜地生活並和上帝更加接近的藏身之所。幾天以後，11月20日(舊曆11月7日)，他因肺炎在梁贊(Ryazan)省偏僻的阿斯塔波沃(Astapovo)火車站去世。
托爾斯泰 — 作為基督教改革者的晚年。 (2006)。 大英百科全書。 2006年10月17日取自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評價
對於托爾斯泰作為一位文學家所取得的傑出成就，評論家們從來很少提出疑問；他是公認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托爾斯泰雖然從未因襲在他之前的俄國作家，卻可能受一些外國作家如盧騷、史坦恩、斯湯達爾及稍後薩克萊等(William Thackeray)的影響。
托爾斯泰
但對於他作為一位思想家的聲譽，人們卻從來沒有一致的看法。不過，托爾斯泰的道德和理智發展的兩重性已經被研究他的思想的現代學者們更加透徹地理解。當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時，他是竭力在一個知識不完備、人類不完美的世界上尋求絕對的真理。其結果是，他的不願妥協，他對於獲得徹底的理性解釋的強求，往往使他把理論推到荒謬的地步；許多人認為，他關於歷史、非暴力、教育和藝術的觀點，已經非常接近於這種荒謬的境地。但是只要系統地研究他的思想，就會發現它和19世紀自由主義的種種觀念的關係。他認為兩千年來的全部歷史，主要是由個人的道德進步和政府的道德敗壞構成的。托爾斯泰把他的信仰寄托在人們的道德進步上，認為它是對多數人普遍受少數人壓迫現象的決定性回答。他認為，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採用暴力的階級鬥爭學說相反，促使人類達到無階級和無國家狀態的進步運動，有賴於每一個個人奉行至高無上的愛之法律，因而摒棄任何形式的暴力，透過這一切使自己在道德上日臻完善。儘管托爾斯泰把他的理性主義引向了極端，他在今日仍被公認為19世紀最有影響的道德主義者之一
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托爾斯泰介紹 https://bit.ly/2LinWjn

托爾斯泰：活著只是夢，死亡就是我們夢醒的時候！
作者 黃怡
2019-10-31
老年的托爾斯泰。 圖片來源：Wikimedia
托爾斯泰：活著只是夢，死亡就是我們夢醒的時候！ ｜ 黃怡 ／ 時間的秘密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mZutgW
他們說托爾斯泰很早就開始計畫他的死亡。
「計畫」或許不是最好的形容，不過表面上看來，托爾斯泰對於死亡確實顯得深思熟慮，使他的死亡事件像是頭尾有致的小說。他去世100多年了，撰寫他為何死亡、如何死亡的書籍與文章仍不斷出版，滿足著托爾斯泰忠實讀者永遠還少一本的收藏。
我個人的解釋是：托爾斯泰曾面臨類似釋迦牟尼當年的人生困境。釋迦牟尼（又稱「悉達多」）的故事大家知道，他生下來是個太子，生活十分幸福，直到有一天出巡，巧遇老人、病人、死者與修行者，人稱「四門之遊」，人間的生老病死令他恐懼而深思，醒覺於人類終必須找出離苦之道，於是29歲，在某個月夜離家出走，開始他的求道旅程。
那是公元前400多年前的事了，佛教傳統距離俄國太遠，不然的話，自年輕時便一心追問世間真理的托爾斯泰，應該會知道佛陀。同樣是29歲，托爾斯泰才剛開始寫作沒幾年，接著，559個人物、1,223頁的《戰爭與和平》耗去他7年（1861～1868），然後是《安娜卡列尼娜》，前後4次易稿寫了將近8年（1870～1878）。這本被杜思妥也夫斯基譽為「十全十美的」、「前無古人的」長篇小說，托爾斯泰寫到後來卻覺得很煩，說是「還好終於完稿了」，那年他50歲，忽然感到對一切倦怠了，困惑的問：人生究竟所為何來呢？
根據托爾斯泰次子的回憶錄，1880年以後，托爾斯泰就不再感到幸福：
他變得很孤癖，幽鬱、暴躁，經常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和媽媽吵架，在我們眼中，他從原來那個開朗樂觀的一家之主和同志，變成了一個嚴厲的說教者和無情的告發者。
我們越加頻繁的聽到他對空虛的、老爺般的生活，對大吃大喝，對剝削勞動人民和無所事事進行的嚴厲指責。
『看，我們坐在溫暖的房屋裡，而現在路上就能發現凍死了的人，他凍死了，因為沒有人收容他過夜。我們狼吞虎嚥的吃著各式各樣的肉餅，在不遠的薩馬拉，成千上萬的人們卻因為饑餓而浮腫甚至死亡。我們騎著馬去洗澡，而普羅科菲的最後一匹馬卻死了，他沒有什麼可用來耕田了。』（見《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
《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是中國大連外國語大學托爾斯泰研究中心的集體譯作，從俄文直接譯成中文，240頁，托爾斯泰次子伊利亞（Ilya Tolstoy，1866～1933）的作品。這本回憶錄的寫作日期不詳，只知伊利亞在俄國做過記者，1914年英譯本出版於倫敦，現已成公共版權，在網路上可搜尋到全文。
中國對於全球華文讀者的貢獻之一，當然就是源源不絕的帶給我們優良的俄文作品翻譯。中共與俄共曾是好朋友，他們培養了大量俄國語文人材。早在《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出版之前21年，《列夫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晨曦、蔡時濟譯，北京出版社，1985）已從俄文譯為中文，652頁，鉅細靡遺的說明托爾斯泰思想轉變的過程。
托爾斯泰的長女塔斯亞娜（ Tatiana Tolstoy，1864～1950）原是個畫家，她有寫作日記的習慣，從年幼時期便如此，托爾斯泰有時忘了一些事情，還得要她看日記查查。這本回憶錄，主要是根據她1878年以後的日記寫的。   
托爾斯泰總共13名子女中（5個夭折或早逝），長女塔斯亞娜與次子伊利亞較常參與托爾斯泰的公共事務。托翁去世後，已被共黨充公的雅斯納亞波良納（Yasnaya Polyana）故居變成紀念館，一直是長女在經營管理，後來她移民到巴黎，又遷去羅馬，在羅馬去世；伊利亞1916年曾到美國舉辦連串的演講，推廣托翁的作品，後回到俄國，起先曾移民到巴黎，再遷居美國康州，死於康州新海文。
兩本回憶錄對照，會發現1878年，也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出版齊全那年，是托爾斯泰自導自演的「死亡事件」之關鍵年份。生下來便繼承380甲地及300個農奴的托爾斯泰，從那時起承認，身為「剝削階級」是可恥的。他想方設法脫卸自己的所有財產，回歸成一無所有的人，直到1910年10月28日（俄曆）從家中出走，11天之後死在一個小火車站站長的木棧房裡。
托爾斯泰長女塔斯亞娜（家人簡稱塔尼亞）19歲留影。圖片來源：Wikimedia
托爾斯泰次子伊利亞（家人簡稱列夫）攝於1916年，50歲。圖片來源：Wikimedia
位於俄國東部圖拉市西南12公里的雅斯納亞波良納，是托爾斯泰故居，此地在莫斯科以南200公里。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1880年代開始，家財萬貫的大地主托爾斯泰，決定要成為一個一無所有的農民。圖為他參與農地勞動的情形。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生
比起《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雖然沒有那麼翔實具體，卻有一種自然的筆觸，描繪托爾斯泰從壯年時代對待妻小的溫馨情景，以及他身為一個父親對妻小的期待，總是透過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生活安排，來提醒他們事情的對錯。羅曼羅蘭、褚威格寫的托爾斯泰傳，都指出托爾斯泰是個「道德家」，然而寫得最生動的，仍是《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他是這樣一個人，不斷同自己的欲望進行鬥爭，勇於做深刻的自我解剖，毫不容情的省察自責，嚴以律己，也嚴格要求別人。同時他又是一個始終不渝的樂觀主義者，從不怨天尤人，在任何困境中都能找到出路，探索一切問題的答案，對每一件不幸或不快的事情都能找到慰藉。甚至對牙痛，他也能為它找到辯護的理由。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牙痛能使健康具有更大的價值。』在另一處他這樣寫道：『我的一切疾病，都給我帶來明顯的、精神上的好處；為此，我倒真要感謝它呢。』
他整個一生的主旨就是──自我完善。」（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一般人常提及羅曼羅蘭寫的《托爾斯泰傳》，此書的優點是透過托翁不同階段對於先哲的思想認同，來解釋他的道德實踐，但是我常覺得，要了解托翁追求自我完善的靈魂軌痕，不細讀褚威格所寫的托爾斯泰，必將錯失許多重點。褚威格會這樣展開他的論述：
上千次的，他、主人、領主、伯爵，從他的村民身旁騎馬經過，當他的馬飛快的往他們的衣服上濺滿灰塵的時候，他漫不經心的接受謙恭而奴性的問候，把它看做理所當然的。現在他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們的一無所有，他們的貧窮，他們可怕的、沒有權利的生活，並第一次將這個問題揣於胸中，是否他自己有一種權利，面對他們的急需和艱難，還一樣的可以無憂無慮。」（見《自畫像：托爾斯泰篇》，袁克秀譯，知書房，1999）
褚威格指出，托爾斯泰「平靜的、如畫的生活秩序，就在他的精神上面倒塌了……他發出呻吟……對他來說，人類的苦難，世界的原始之痛，從現在起就不容變更的成為他最切身的事情。正是從對虛無神秘的恐懼中，產生了一種新的、創造性的對萬物的敬畏。從他完全的自我放棄中，藝術家才有了這一任務，再一次的並且現在是以道德的標準來建成他的世界。他認為是死亡的地方，存在著再生的奇蹟。那個托爾斯泰復活了。」
托爾斯泰雅斯納亞波良納領地上的春天。托爾斯泰在此度過婚後的前16年（34～50歲），完成《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並曾感到自己無比的幸福，直到他50歲，突然一切都改變了。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雅斯納亞波良納，托爾斯泰老家附近的木橋。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雅斯納亞波良納的秋天。托爾斯泰經常騎著駿馬，奔馳在他領地的道路上。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Leo Tolstoi / Foto 1856
1951年，23歲的托爾斯泰經哥哥安排加入高加索軍旅。圖片來源：擷取自網路。
Leo Tolstoi
1880年代，50歲以後的托爾斯泰與妻索妮亞。他鬱鬱寡歡，持續到去世。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重新定義「我為何而活？」
1879年，托爾斯泰把以下「不知道的問題」寫在一張紙上：
1.為什麼活著？
2.我的存在和其他每個人有何關連？
3.我的生活和其他每個人的生活有何目的？
4.善與惡的分野意味著什麼？我在我身上感到哪些善惡？為什麼它會在那裡？
5.我應該怎樣生活？
6.死亡是什麼？怎樣我才能救自己？
褚威格直言道，托爾斯泰寫作的《戰爭與和平》大致說來應該是一種報導，看他那麼頻繁的尋訪諏諮、閱讀考證，便可知他的意圖不在虛構，而在重現歷史。寫作《安娜卡列尼娜》，他曾十分自豪已實現了小說文學的形式。然而他對這兩巨冊的藝術成就沒有興趣，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他寫到第8章時，俄國、土耳其的戰爭爆發了，土耳其大量屠殺保加利亞人（粗估是10萬人）的事實令他驚悚，「這是多麼漂亮、可親、溫和的人啊！」在俄國探訪土耳其俘虜時，他這麼嘆息。
戰爭的殘酷把他拉回人間，分心了，自覺沒有在做有益人類的事，《安娜卡列尼娜》純粹是書房裡、文字間的遊戲，「寫這些有什麼困難的，例如軍官喜歡貴婦人？」（見《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
因此，1879年托爾斯泰寫下《懺悔錄》（崔建華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發表於1882年，是他的信仰自傳。據他分析，人只有在四種情況下，可以逃過他所面對的這種人生困境，一是無知，「這種無知表現在對於生命中的荒謬與罪惡一無所知……我從這些人身上沒有什麼好學的，我既然已知道生命的虛無，就退不回無知的狀態。」
二是享樂。托爾斯泰說，這是指「既已了解生命的困境，便心安理得享受現在的幸福。」他引用基督教聖經中所羅門王的話：「我稱贊快樂，原來人在日光之下，莫大如吃喝快樂……凡你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因為在你必去的陰間，那裡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他反躬自省，認為：「我們這類貴族地主階級中，絕大部分就是盡量享樂。他們有條件使自己幸福多於困苦，而道德上的麻木，使他們很可能忘記了，自己的有利地位只是因為八字好。」
三是借力。托爾斯泰寫道：「這種方法，就是明白了生命的罪惡和荒謬之後，自己毀掉生命。少數意志堅定的人是這樣做的……結束的方式很多：上吊、投河、用刀刺進心臟、臥軌……我覺得這是最值得採用的方法，我也希望這樣做。」
四是懦弱。托爾斯泰認為，「這種人認為死比生好，卻沒能力盡快去結束這場欺騙，結束自己的殘生，而且似乎還在期待些什麼……我就是這樣的人。」
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托爾斯泰發表《節本福音書》（1881），即後來大家熟知的《托爾斯泰福音書》（白若雪譯，究竟出版社，2000）。他試圖在宗教中尋求救贖，甚至為了正確了解舊約，學習希伯萊文，最後卻僅在新約福音書中找到答案，也就是那麼幾句話：「神就是愛。」因而最大的誡命是「盡心竭力愛你的神……愛你的左鄰右舍（註，即你週邊的人），因為神也活在他們之內。」
托爾斯泰提到，「你們認為基督是誰？基督就是我們體內的生命，是存在我們之內的悟性。」「高舉人子的意思，就是要依靠你們心中對生命的認知來過活……就是要在光明尚存之時相信有光……」卻因為與東正教聖經詮釋不同調，被逐出教會。
《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與《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書封。
褚威格《自畫像：托爾斯泰篇》與托爾斯泰《懺悔錄》書封。
《托爾斯泰福音書》與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書封。
在莫斯科做貧戶調查
凡是較齊備的托爾斯泰年譜，都不免提到托爾斯泰54歲（1882）參加莫斯科的貧民區普查，但唯有《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曾具體敘述其中經過：
1882年1月，父親參加了為期三天的莫斯科人口普查。他選擇了莫斯科市斯摩棱斯克市場附近最貧窮的一個區，包括普羅托克胡同、當時很有名的夜店、勒札諾瓦堡和其他一些地方。
我記得，一些大學生是怎麼來找父親的，父親鎖上書房門，長時間的與他們交談，也還記得，有一次父親帶著我去檢查那些專門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宿的夜店。晚上我們來到可怕的又髒又臭的小房間，父親詢問每個寄宿的人，問他們以何為生，為何流落此地，在這兒住需要花多少錢，吃些什麼東西。
那些免費提供過夜的公共房間條件更差。那裡沒什麼可詢問的，因為一切都一目瞭然，所有的這些人都很墮落，對於這些貧民和骯髒的行為，我只有厭惡與恐懼。
我看著父親，從他臉上看到了我所感覺到的東西，其中還有痛苦的表情和強忍著的內心掙扎，這種表情在我的腦海裡留下烙印，至今都無法忘卻。
我感到，無論是他還是我，都想盡快從這裡逃離，同時也感到，他不可能這麼做，因為無處可逃，無論他逃到哪兒，他所見到的都將留下印象，並繼續這樣折磨他，即使他不會再看到。（見《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
話雖如此，托爾斯泰卻發現改變自己的生活非常困難，按照他們夫妻原本計畫，1882年他們應該長住莫斯科，長子18歲了要上大學，長女必須進入社交圈，找戶好人家嫁掉，這都是待在雅亞斯納亞波良納無法辦到的。幾經躊躇的托爾斯泰，據長女所述：
由於早就養成的慣性，父親不僅沒有立即改變家庭的表面上的生活，還於1882年在莫斯科的哈莫夫尼基（Khamovniki）胡同，買下一所房子，並購置了家俱。他還替我們買了一輛新式馬車、一輛帶彈簧的四輪馬車、兩架雪橇，並且吩咐從雅斯納亞波良納派來三匹馬供我們驅使。（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托爾斯泰的大孩子們在莫斯科的新家上學，他自己也在冬季與家人團聚此處，直到1892年。這段期間，他持續寫作，發表了《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羅采奏鳴曲》（1890）等後來流傳甚廣的作品。尤其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主角伊里奇生前是高等法院審判委員，托爾斯泰以一句話來形容這個人：「伊凡伊里奇過去的生活經歷是最普通、最平常，也最可怕的。」
《伊凡伊里奇之死》講的就是我們一般人的生死，「一個經常見面的熟人的死這一事實本身，總是使所有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產生一種慶幸感：死的是他，不是我。」然後托爾斯泰開始敘述這個「凡人」，無須批判，其生活本身的乏善可陳，就已然是最嚴苛的批判了。伊里奇聽到癌症確診後，千方百計不想面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呢？不可能是這樣的。生活不可能是這樣毫無意義……或許我過去生活得不對頭吧？他頭腦裡突然出現了這個想法。但是什麼地方不對頭呢？我無論做什麼都是兢兢業業的呀？」
最後三天，伊凡伊里奇開始了三天不停的喊叫，托爾斯泰這樣寫道：「哎喲！哎喲！哎喲！他用各種聲調叫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892年起，根據《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的說法，托爾斯泰說服了妻子索妮亞，將1880年之前的作品權益（也就是包括《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都歸給她，1880年之後的作品全部開放為公版，任何人皆可無償使用。財產部分，則分成10份（當時還有9個兒女活著，再加上索妮亞），用抓鬮的方式平均分掉。長女回憶說，能夠達成這樣的協議，已是托爾斯泰與索妮亞無數日夜爭執後的結果，本來索妮亞完全否決，「你認為財產是罪惡，就要全部推給我，讓我承擔你的罪惡？」索妮亞這麼反駁。
托爾斯泰曾威脅要離家出走，大家分道揚鑣，要不然就是全家都要成為勞動者，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現在要求我們一家像農民一樣去生活，為什麼呀？為什麼要放棄這種現存的悠閒快樂的生活，而去過那種完全貧困的生活呢？這就是我母親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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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莫夫尼基胡同的、托爾斯泰在莫斯科的住所。現為托爾斯泰博物館，距離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約200公里。圖片來源：Kremlin Tour
1890年代的托爾斯泰家庭照。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托爾斯泰寫過《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他深深為擁有那麼多土地而感覺不安。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把財產分給家人之後
當托爾斯泰不時這樣翻攪著擺脫房子、土地與著作權的議題時，孩子們都縮著頭躲在書房外，偷聽父母的爭吵，有時吵得兩人都哭了起來，書房外的孩子便跟著掉眼淚。即使在平常，托爾斯泰也經常愁苦不堪，沒來由的自己哭泣著。
索妮亞寫信給她妹妹說：「整個家是那麼亂糟糟的，無論是廖瓦契卡（即托爾斯泰）的書房裡，或是我們的臥室裡，都一刻也不能安靜。這常常使我陷入絕望，為了不讓家裡過於喧擾，以致我整天都處於緊張狀態。最後，我們做了些解釋性的談話。廖瓦契卡說，假如我是愛他，考慮到他的精神狀態，就不會為他選擇一個這麼大的房間，那裡是一分鐘寧靜也沒有，那裡任何一把安樂椅，都能是一個農民的幸福，也就是說，一把椅子價值22盧布，就可以買一匹馬或者是一頭乳牛，那裡使他想哭，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你可以想像，我現在的生活多麼『輕鬆』吧！而且還有兩個禮拜我就要分娩，要張羅的事又那麼多，簡直就沒完沒了！」 （見《托爾斯泰長女回憶錄》）
索妮亞小托爾斯泰16歲，他們1862年結婚，男的34、女的18。婚後的第一個15年如詩如畫，過著夢幻般幸福的生活，但索妮亞並未養尊處優，她生的13個孩子中，有11個是親自哺乳的。婚後的前30年中，她懷孕的時間高達117個月，相當於10年，還同時必須照料一大家子的繁雜事務。連晚上她都無法休息，必須替托爾斯泰謄稿，托爾斯泰的字跡有時自己都認不得，只有索妮亞能辨識。
我們覺得《戰爭與和平》龐大難以竟讀，索妮亞就抄了8到10遍，其他作品也一樣，托爾斯泰是個完美主義者，有時到排版後的校對階段，還在修改、增添文字，為了讓排版廠能夠順利作業，索妮亞常必須將校稿重謄一次，有的作品她前後必須謄20遍。因此她曾怨嘆的說：「廖瓦契卡只有晚上愛我。」
長女塔斯亞娜承繼了托爾斯泰的直率，分到十分之一的財產時，寫說她不會放棄這些財產，但是會注意日常生活不要花費過大。她估計將來沒有這筆財產，很難活得下去。她說妹妹瑪莎堅持不要參與財產分配，瑪莎與爸爸心性較像，不過媽媽說，等瑪莎出嫁後就會要這筆財產的，果不其然，只可惜她出嫁後沒幾年，於1906年便得肺炎去世了。
塔斯亞娜雖然沒放棄這筆財產，然而第一年她給佃農收地租時，看見他們的拮据。當時有三個農民到廚房來繳地租，「其中一位把紮得牢牢的手帕解開，從裡面把一些盧布、二十戈比的錢幣、甚至五分銅幣一起放到桌子上，非常認真的、聚精會神的點清，深怕數錯了。」她站在一旁看，受到了震撼，雖然心裡掙扎，第二天打契約時，仍下定決心把租金退還給他們。
這段經過，起先塔斯亞娜並未告訴父親，等事情過去才講。托爾斯泰借用這段情節，在他後來的小說《復活》（1899）中有詳細描述，男主角告訴農民從今起不必再付地租了，農民起先是驚訝，但也有農民懷疑其中有詐。他們不了解什麼叫做「地主的救贖」這種事。而塔斯亞娜回憶錄中也說到，有的佃農拿到退款，馬上不當投資把錢輸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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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力量》2015在維也納公演。圖片來源：Wikimedia
Leonid Pasternak在20世紀初為《復活》所製做的插畫。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我們」與「他們」
托爾斯泰把家產全部分給家人之後，心裡舒坦些了。他白天參與農民的勞動，冬天照常關在家裡寫作。58歲發表《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同一年稍早，劇本《黑暗的力量》出版，卻立刻遭查禁，並且禁止上演。查禁令在1902年才撤銷，3天之內便狂銷25萬冊。這是一齣農民生活中罪與罰的故事。
托爾斯泰在1899年出版他的第三本長篇小說《復活》，故事情節序幕與《黑暗的力量》類似，只不過主人翁是個知識青年聶黑流道夫，他與姑媽家的孤女侍者卡秋莎發生戀情之後，狠心的沒再回頭，不知卡秋莎為他懷孕，並被姑媽趕出，流落為妓女，直到涉及一樁謀殺案，出庭時，聶黑流道夫剛好是公民陪審團的一員，雖然卡邱莎已不認得他了，他卻反省是自己害了她，並決定營救她，甚至娶她為妻。
《復活》是托爾斯泰的第三本也是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聶黑流道夫營救即將流放西伯利亞的卡秋莎，過程中認識了她的一些獄友，他們很多是無端受到牽連進到牢裡，卻無懼於表現出自反政府的言論，讓聶黑流道夫自慚形穢，也因此決定釋出所擁有並不多的地產，讓農民自由運用。由於內容涉及俄國當時對於異議份子的迫害與農奴制度的黑暗面，此書剛出版時，無法通過檢查，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版本，直到托爾斯泰去世後的1936年，才真正定稿出版。
在20世紀上半，《復活》是托爾斯泰三長篇小說中最暢銷的一部。書中的聶黑流道夫的作為，並無法取得同樣身為貴族階級的親友認同，連他意圖加惠的卡秋莎與農民，一開始都對他有濃厚的敵意或懷疑。
托爾斯泰寫信給朋友恩格爾哈特，說：「大概您不會認為有這樣的事，而您也不會想像到我現在是多麼孤獨，現在的這個『我』，被我周圍所有的人鄙視到什麼程度。」
半世紀後，褚威格檢視托爾斯泰自新的種種嘗試，冷淡的引用杜思妥也夫斯基在讀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的感想，說：「像列文這樣的人（列文是《安娜卡列妮娜》的主角之一，咸認是托爾斯泰本身的投影），只要他們願意，可以同人民生活在一起。但絕不會成為老百姓：自負與意志力，不管他們有多麼任性，都不足以理解與完成向人民走下來的願望。」
即連托爾斯泰自己，經過幾十年的社會歷練，也歸結出他對於改革的看法了，藉由《復活》中兩個政治犯的對話，他這麼寫道：
「是的，」克雷超夫忽然說，「我常常想到我們現在和他們（註，指一起流放西柏利亞的勞動階級犯人）並排的走路，和『他們』是和誰呢？就是和這些人，我們因為他們才走路的（註，當時犯人必須長途走到流放地）。然而，我們不但不認識他們，而且甚至不願認識他們。比這更糟的是他們仇視我們，認為我們是敵人。這是可怕的。」
「並不可怕，」聽著這話的的諾佛德福羅夫說，「群眾只是崇拜權力，」他用烈猛的聲音說，「政府有權力，他們就崇拜政府，仇很我們；明天我們有了權力，他們又要來崇拜我們了……」（見《復活》）
Leo Tolstoj mit Gattin / Foto - -
托爾斯泰晚年與夫人索妮亞。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托爾斯泰，攝於1908年，去世前2年。圖片來源：Wikipedia
A postcard of Astapovo Station, where Tolstoy died.
托爾斯泰死於Astapovo火車站。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最後的出走
托爾斯泰自己勞動，也動員家人跟農民一起勞動，甚至索妮亞也偶爾參加勞動。《托爾斯泰次子回憶錄》說他「在一切微小的細節中學習勞動」，勞動到自己太衰弱不能動為止。他的最後10年，雖年過七旬，卻也還寫作不斷，只是他仍然不時鬧著要出走，要去美國或法國；次子說，若不是母親為了這一大家子，可能真的會跟他出走去流浪了。
最後10年，托爾斯泰不時提到他想自殺，或他必須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接受折磨。他的一群密友勸他立遺囑，把畢生的著作都開放成為公版，為了這點，索妮亞連著兩個晚上去他書房搜索遺囑，被他發現了，兩人大吵，托爾斯泰終於決定離家出走。那天是1910年俄曆10月28日，他向來以28為幸運數字，因為他生在1828年的8月28日。
托爾斯泰次子對他很尊敬，仍卻不禁指出，「他說著普通生活，自己卻住在豪華的貴族房子裡，睡在名貴的褥子上，吃著美味和豐富的食品……他家一週的開銷，要比打掃房間的女工、廚師、園林工人、馬車伕和洗衣女工等這些農民家庭一年的開支還要多……」。
連甚少語帶譏諷的褚威格也曾說，當時，大家都知道俄國天才作家杜思妥也夫基在聖彼得堡挨餓，為何托爾斯泰不曾想到多少伸出援手？就因為會讀書寫字，就不算是「勞動階級」了嗎？
最後的10年，托爾斯泰身體常虛脫，幾次瀕臨死亡。長年的腦力與體力活動令他耗竭，而俄國四處在鬧革命，甚至他著作的讀書會成員都被打成革命份子，強烈的罪疚感讓他無法安靜度日。一切的一切，使托爾斯泰的出走好像充滿正當性。不過，他次子又問：「如果他的出走，犧牲到妻子與整個家庭的生活，僅僅是為了自己不再因偽善而受責備，這難道不是他的虛榮心嗎？」
1910年11月20日，托爾斯泰死在Astapovo火車站的一個棧房裡，多名醫師與子女隨伺在側。後來子女找到他8月10日的日記，「感到自己有罪是好的。」他這麼寫道，「一切都令人難受，真希望就死了。」
更有些人想起早在1901年，托爾斯泰曾發表文章討論死亡，他曾這麼寫道：「活著只是夢，死亡就是我們夢醒的時候！」
托爾斯泰：活著只是夢，死亡就是我們夢醒的時候！ ｜ 黃怡 ／ 時間的秘密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3mZutgW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公曆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合儒略曆1828年8月28日-1910年11月7日) 俄國大作家，著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這幾部被視作經典的長篇小說，被認為是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列夫·托爾斯泰 - 維基語錄，自由的名人名言錄 https://bit.ly/3n6C0dT
接近蜜蜂不能不加小心，接近人不能沒有愛心
人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
人生的價值，並不是用時間，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動物的生活。
生命可以是喜悅的，也應當是這樣，只要我們盡了義務，過該有的生活，便會感到無比的喜悅。
貧窮是悲哀的事。但是富裕則倍加悲哀。
重要的不是知識的數量，而是知識的質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卻不知道最重要的東西。（4月25日之每日名言）
幸福的家庭有同樣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9月2日之每日名言）
瞭解一切，就會原諒一切。
聖人探索過一切的可知，這才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無知。
人生並非遊戲，因此，我們並沒有權利只憑自己的意願放棄它。
財富並非永久的朋友，朋友卻是永久的財富。
決心即力量，信心即成功。
一個人給予的越少，要求的越多，他就越壞。
人類的使命，在於自強不惜地追求完美。
一個人就像一個分數，他的實際才能是分子，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分母──分母越大，分數的值就越小。
沒有智慧的頭腦，就像沒有蠟燭的燈籠。
「不要抵抗罪惡，但是你們自己也不要參與罪惡——不要參與法庭的以暴力為基礎的活動，不要收稅，更重要的是不要當兵，那麼就沒有人能夠奴役你們。」[1]
哪裡有愛，哪裡就有上帝。
我深信，再也沒有比著裝對於人的發展會有這樣驚人的影響。
勞動——儘自己的力量工作，是人生的必要條件。人若不做必要而合理的事，便會去做不必要而愚昧的事。
當勞動真正為生活所需時，它便會是一種喜悅而非痛苦。
勤勞對所有人都是重要的，因為勤勞能帶給人真正的幸福。不教孩子們用雙手來勞動，便是為他們未來可能的搶奪行為做準備。
動物不運動自身的肌肉便無法健康地生存，人來也一樣。如果你想快樂地運用肌肉，最好把它用於有益的工作，特別是服務他人。
當你受誘惑、焦慮時，想想自己的心靈，並想起神。
真正的幸福只能在對鄰人的服務裡找到，人的生活也因此才彼此相聯。
人以他的所為影響著自己的生活；一個人所做的事可以決定他的幸與不幸；這是人生之道。因而，對我們最重要的便是我們現在正做的事情。
只有不斷製造地獄的人，才擔心自己深陷其中。
我們的生活方向無論怎樣被過去的事情影響著，也能因精神上的努力而得以改善。
道德之純潔是睿智的條件，而它的結果是精神之和平。
讓我們失去平安的，並非變換著的環境，而是不知足的慾望。什麼都想做的人最後便會什麼都不想做；只做自己該做的事吧。
愛剛萌芽時非常柔弱，一點也碰不得。只有成長的時候才會變得強大。而無知道揠苗助長則反而害了它。重要的是：以智慧的太陽來照顧，來培育愛的小芽。
你若在為現有社會的不良組織而苦惱，便應該知道，要改善它只有一個方法，那便是在所有人心中培育宗教意識。當然，你必須首先從自身把它建立起來；在自己內心培植宗教意識是改善人類全體的最有效方法。
我們對別人的論斷往往是不正確的，因為沒人能真正認識別人身上已發生和正發生的事。
人若隨時反省自己的缺點，便無暇顧及別人的缺點。
人若以盡天道為己命，便不會因別人的論斷而感到戰戰兢兢。
真正的善行能隱藏自己。
沒人能舉起自己，人也無法讚賞自己。自我讚賞讓自己在他人前貶值。
思想、思想的表現（語言）都是嚴肅的，為肯定自己而玩起文字遊戲絕非好事。
你可以希望別人說你的好話，可千萬別急著說自己的好話。
苦惱是人的成長裡不可缺少的條件。如果沒有苦惱，人便不會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也不會了解自己本身。在苦惱中探索精神成長的意義吧，苦惱與悲哀也會隨之消失。
人應當互助，應當自覺地互助。為接受自己同胞的扶助，不是只管付錢就夠，還必須以尊敬、感謝，和親切來回報。
認為人可以沒有信仰是一種迷信。
真正的宗教指的是我們的內心與環繞我們的無限境遇間的一種關係，它讓我們的生活與無限結合，並引導我們行為。
我們各自都有著上天要我們完成的事業，我們雖然無法知道那事業的整體，卻不得不知道自己應做的那份工作。
對人存善心是我們的義務，若我們對人不善，我們的惡念便也會挑起別人的惡。
善心與深情會美化生命，會化解所有的矛盾衝突，解開糾紛，化繁為簡，撥雲見日。
基督傳講的真理簡單易懂，幼兒亦能明白，只有自稱是基督徒而不配之的人才對此不解。
真正的知識要靠思考而非記憶來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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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很多人活著只為「身體的慾望」
2018-08-22 由 即閱視界 發表于歷史
很多時候，人們只意識到自己動物性軀體的存在，人們以為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這個軀體過得愉悅、快樂，滿足它所需要的所有慾望，那麼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生活顯然是最能滿足這種要求的，財富和權勢也顯然更能幫助人們便利地過上這種生活。
——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出身貴族之家，他的家是占地5000多畝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類比一下，當時清代「圓明園」有多大呢——5200多畝，幾乎差不多。所以，托爾斯泰從小在物質上是沒有任何顧慮的。
托爾斯泰的莊園
但他的童年遭遇，卻堪稱悽慘：2歲不到母親去世；9歲父親去世；10歲祖母去世；14歲姑母去世——在他身邊撫養他的人，一個接一個離開人世，所以他一輩子都渴望愛人和被愛，也有強大的動力去思考死亡和生命的意義。
在和兄弟、妹妹分家後，他繼承了伏爾加河邊的大農場和數百名農奴，這讓他可以在莊園怡然悠忽或靜心寫作，大文豪的作品很多是在這個莊園裡完成的。
安娜為什麼自殺？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曾經說：「巴爾扎克給人偉大的印象，托爾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偉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樣。」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幾年做的統計，托爾斯泰的小說是除了《聖經》之外，最受讀者歡迎的世界經典名著。
英國作家毛姆曾經把《戰爭與和平》列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但是，在托爾斯泰的所有小說作品中，最受世界讀者和專業人士推崇的，可能要數《安娜·卡列尼娜》。
高爾斯華綏曾在為《安娜·卡列尼娜》作的序言中提出過這個問題－－在小說開始時，托爾斯泰把她描寫成為這樣生氣勃勃的、充滿生趣的女人，所以簡直不能相信，結尾時如果不是作者對她隨意撥弄，她竟會去自殺。
實際上安娜是一個熱情洋溢、精力充沛、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是不會像她那樣結束自己的生命的。小說結局的出乎意料是故意製造的：一個充滿生命激情、健康美麗的女性怎麼會僅僅遭受了情人的冷落就選擇臥軌自殺呢？從托爾斯泰的宗教觀和生命觀出發，這種設計卻是唯一的選擇。
首先，在安娜生活的那個世界中，她身邊只有「獸性的人」，無論卡列寧還是渥倫斯基——他們都慾念深重，前者表現在對社會地位與名望的追求上，是個官僚機器；而後者則表現在對情慾的追求和滿足上，是個浪蕩青年。
即使安娜能夠與卡列寧離婚，她也無法擺脫如杜麗那樣的命運－－曾經被愛過，婚後幾年又被欺騙，然後只能在屈辱的處境裡強顏歡笑。安娜生活在這個以「獸性」的人組成的男性群體中，她註定不會獲得幸福，這是她作為女人必然要遭受的命運。
此外，安娜之死之必然還體現在她對愛的理解的偏狹上。在小說開始時，列文與安娜站在生活的同一地平線上，他們都處於一種受壓抑的、渴望通過某種方式開始新生活的狀態。
列文從對上帝的懷疑出發，從各個方面開始審視生活，包括人人都認為應該遵循的某些規則。最終，他從農民普拉東那裡得到了一個答案－－人應該「為上帝、為靈魂而活著」。至此，在尋找心中的神性並向神性靠近的過程中，列文獲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安娜從一場「激情之愛」中獲得了明晰的洞察力，看清了從前生活的缺欠和可憎，她以為，那就是愛情本身。但實際上，她幾乎完全滿足於「身體的幸福」，從未感受到內心神性的存在，也從未通過理性的方式去尋找過。所以，安娜最終只能在精神錯亂的狀態下走向死亡，走向作家早已預設的一個結局。
同樣是想要確知真正的生活是什麼，列文由死入生，依靠理性的指導，苦苦地尋找，在努力貼近心中神性的過程中獲得生命；安娜則由生入死，當她把幸福僅僅定位在個人的身體幸福時，她距離真正的生命和幸福就越來越遠了。
但與此同時，托爾斯泰也指出，人既是「動物性」與「神性」的結合體，那麼僅有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對追求超越於肉體的「純精神」的人也並不滿意，他不認為那些在塵世間完完全全為他人活著、從來想不到自己的動物性生命所需的人是真正的人，他們所享有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
他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中分別塑造了三個女性形象索妮婭、瓦倫加和薇拉。
這三個女性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她們都是品德高尚、真誠愛他人勝過愛自己、一心履行教會條約所規定的義務的善人。在她們身上，缺少人最基本的慾望與要求。她們只會按照條約規定的內容一味地犧牲自己的所有，卻從來不知道作為一個人，她們也應該有自己的需要和世俗生活。
這其實是托爾斯泰所面臨或提出的一個人性的困局：只有擺脫「獸性「的束縛，走向神性，才能走向永恆；但與此同時，如果單純追求神性，人會因此而喪失在塵世生活的動力和意義。沒有神性的生命是可恥的，而沒有獸性的生命則是可悲的。
如何解決這種矛盾呢？他也並沒有答案。
所以，在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後，托爾斯泰寫道， 我有以下一些問題得不到答案：我為什麼活著？我以及一切人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我需要怎麼生活？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我覺得我在毀滅——我活著而實際上卻在死去。
孩子們在長大、財產在增加、書在印刷……可他對這一切已不感興趣了。他的眼神呆滯、奇怪，幾乎不開口說話。
托爾斯泰懺悔些什麼？
關於他的青年時代，他寫道：在打仗的時候我殺過人，為了置人於死地而挑起決鬥。我賭博，揮霍，吞沒農民的勞動果實，處罰他們，過著淫蕩的生活，吹牛撒謊，欺騙偷盜，形形色色的通姦、酗酒、暴力、謀殺……沒有一種罪行我沒有干過。
連自己的寫作目的也不予隱瞞：當時我出於虛榮、自私和驕傲開始寫作，為了獵取名利，把寫作當作改善自己的物質條件的手段、希望獲得稱讚，並因獲得藝術家、詩人、導師這些稱號而沾染了新的紕繆——近乎病態的驕傲和瘋狂的自信。這種驕傲和自信又會變成懷疑、自餒，他問自己：「好吧，你的聲譽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亞、莫里哀，比世界上任何作家都高，那又怎麼樣？」
在這種卑俗的精神狀態中，他深感苦惱，懷疑自己生存的正確性，便想探索生命的意義：「我為什麼要活著？」、「我的全部生命會產生什麼結果？」在他50歲時，他覺得任何哲學都無法回答這些問題時，為擺脫對未來的結局的恐懼，他想到過自殺。
不過，反覆的思考終究使他對生命有所領悟。他找到了問題的癥結：由生活富裕造成的對生命意義的無知。
他在《懺悔錄》中寫道：「我們生活的富裕條件剝奪了我們理解生命的可能性。為了理解生命，我們應該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們這些生命的寄生蟲，而是普通勞動人民的生命，是創造生命的人，是他們賦予生命的那種意義。」
在《復活》男主角聶赫留朵夫的身上，我們似乎又可以看到托爾斯泰的影子。貴族懺悔者聶赫留朵夫儘管是個大地主，卻持有「正義不容許土地私有」的觀點，曾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
聶赫留朵夫年輕時也放蕩過，玷污了姑媽的養女瑪絲洛娃，隨後將她拋棄。當知曉淪為妓女的瑪絲洛娃蒙受不白之冤入獄後，聶赫留朵夫良心發現，在精神上得到「復活——他自我認罪、懺悔，也決心贖罪，努力為瑪絲洛娃申冤，上訴失敗後，又同她一起去西伯利亞。
晚年的托爾斯泰因社會不平等現象而深感痛苦，曾在日記中寫道：「由於不平等，由於我們在貧困現象的環繞中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我越來越感到痛苦——幾乎是肉體的痛苦，而我又無法減少這種不平等現象。這就是我生活中隱藏著的悲劇因素。」
他對自己的信念愈加執著，下決心要實現「平民化」，要放棄特權，放棄財產，放棄稿酬和版權，要離開「地主老爺的王國」，要「住在農舍里」。這一切，自然使他的妻子索菲亞和子女不可理解又不可寬諒，家庭矛盾因此日益尖銳，他在家裡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終日。
托爾斯泰的最後一站
1910年10月27日清晨，他，一個82歲的老人，終於由其醫生朋友陪同，悄然步出「明亮的林中空地」，離家出走。他自己都不知要到哪兒去，反正先出去，坐馬車，乘火車，隨車而行，覺得漂泊到哪兒都比在「地主老爺的王國」里好。途中罹患肺炎後，11月7日清晨與世長辭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n3yagp3.html

托爾斯泰的「復活」精神
作者：陳韻琳           
◤ 復活精神 ── 托爾斯泰的晚年 ◢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六十歲、也就是一八八零年代， 思想與創作方向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是他第三部長篇作品「復活」的前奏。
　　一八八一年托爾斯泰發表的「懺悔錄」中說：「在我身上發生的轉變， 其實我早有準備，這轉變的素質存在於我自身。我發現我們富人和有學問的 人這個階層裡的生活，不僅使我厭惡，而且失去了任何意義....效力於創造 生活的基層人民，才是我唯一的真正事業....我背棄了我們那個階層的生活 ，認識到了這不是生活....。」
　　「戰爭與和平」中的卡普能，成為托爾斯泰的理想。
托爾斯泰與妻子 Sophia 的合照
◤ 為卡普能而寫的書 ◢
　　托爾斯泰這種劇變，是因一八六一年後，農奴的壓迫除了來自地主與官 吏，又多了資產階級，農民苦難倍增，托爾斯泰無法忍受。
　　九十年代初期，托爾斯泰發表了幾篇談論飢饉的著名文章，文章中揭露 一些省分中駭人聽聞的災難，指責統治階級對飢民的命運毫不關心。他自己 也多次在飢荒省分辦食堂實行賑濟。
　　從這時候開始，托爾斯泰文風大變，所出的集子色彩強烈插圖很多，但 是文字淺白故事簡單，簡直無法讓人相信這些是出自「戰爭與和平」這撼人 史詩的一代文豪。原因無他，他開始寫文章給這些他關切的農民看，於是徹 底放下他過去的身段。這些故事集，包括「人為何而活」「傻子伊萬」「伊 萬‧伊利伊奇之死」等等。托爾斯泰想用這些文章，進入到沒有教育水平的 一般農民心靈深處，延續其「在生活中認識上帝」的理念，跟這些農民對談 。這些作品中的道德宗教色彩也越來越強烈。
　　然後，八十年代末期，托爾斯泰開始寫「復活」這篇長篇小說了。這篇 小說用了十一年才完成。
　　故事構想是托爾斯泰從朋友科尼那裡聽到一個真實故事後開始構思的。 這真實故事如下：一名年輕人從事陪審，不小心發現一被控偷竊的妓女，竟 然是自己當年青春時代誘拐的少女，她從這次誘拐事件後開始墮落，終於導 向今日的結局，這青年天良發現，向監獄獄方申請跟這名女犯人結婚，女犯 人卻得了斑疹傷寒死掉了。
　　托爾斯泰對這真實故事興趣如此強烈，是因為它恰好是這段時期的托爾 斯泰的道德宗教理想。他認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與道德上的懺悔，是同世 界邪惡鬥爭的唯一方法。年輕人悔恨自己的過錯，為了改正它，準備犧牲自 己的社會地位。還有什麼比這更吸引托爾斯泰呢！
　　托爾斯泰竟然用了十一年完成這個故事，是因為他以此故事為大綱，承 載了俄羅斯社會所有的問題。「復活」的視野已比原來的真實故事寬廣太多 了。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
◤ 走進卡普能的苦難世界 ◢
　　「復活」中的男主角聶赫留在陪審席上明白當年的青春少女卡秋莎，竟 因他的誘拐被社會拒斥，並墮落成今天的局面，良心發現，決心跟卡秋莎相 認並跟她結婚，好贖罪愆。
　　最初卡秋莎是完全不信任他的。
　　她說：「現在這麼做還有什麼必要？」
　　聶赫留回答：「我覺得在上帝面前我應當這樣做。」
　　卡秋莎激動的叫：「現在還到哪兒去找什麼上帝？上帝？什麼樣的上帝 ？您當初怎麼沒有想起上帝？」
　　卡秋莎認為聶赫留這樣做，根本是因為他想讓社會知道他的仁慈。
　　「離開我！我是犯人、你是公爵，」她叫了起來，變得十分憤怒：「你 想拯救我？那時候玩了我，現在又想拯救我？我恨你，恨你這張醜臉，你給 我滾！」她大喊大叫。
　　卡秋莎的憤怒，進一步淨化了聶赫留。他潛意識裡的確對自己的那種懺 悔行動，抱著一種自我欣賞的態度。當他明白這個，他才真正開始精神上的 轉變、開始他道德上的復活和個人的新生。
　　這種精神轉變，是他用不同的心靈之眼，看待過去他習慣的世界。
　　至於卡秋莎，反而是在監獄裡遇到一些善良純樸的人，幫助她獲得新生 。她原本未入監的日子，飽受欺騙與折磨，早對善良、正義、誠實、高尚不 再存有信心，她卻在監獄裡找到了真正的人，尤其是一些政治犯，她發現他 們受苦受難不是因為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像他們這些備受壓迫的人。跟這些 人相識，使她重燃信心。
　　聶赫留一再的悔罪，促使卡秋莎決定試試看相信他。但卡秋莎卻在一開 始邀請聶赫留介入他們這些人的苦難時，看出卡秋莎的善良本性。卡秋莎一 再請聶赫留幫助的，根本不是她自己，而是很多監獄中的可憐囚犯。聶赫留 就這樣的，走入基層人民的生活疾苦中、也走入政治犯的高貴心靈中。
　　托爾斯泰透過聶赫留的眼睛，帶讀者進入「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 娜」中著墨不多卻著實存在的貧民生活中。
　　聶赫留走進鬧飢荒的村莊。
　　「我想看看，你們是怎麼生活的？」
　　「我們就像你看到的這樣生活著。房子快塌了，不定什麼時候把人砸死 。我們就在這屋裡當皇帝。我得去弄午餐給那些幹活的人吃了。」
　　「午餐吃什麼？」
　　「菜共兩道。第一道是麵包配鹽琚A第二道是鹽巴配麵包。」
　　老婆婆問：「老爺，我們日子就只有這樣，你還想知道什麼呢？」
　　到另一處地方，聶赫留問：
　　「你們這兒誰最窮？」
　　「梅洛窮、謝明窮、馬爾法也窮。」
　　另一人補充：「還有倪西亞，他沒有牛，快要變成要飯的了。」
　　「可是馬爾法家裡有五個人，倪西亞好歹只有三個人要養。而且馬爾法 的兒子因為砍了兩棵白楊樹，被老爺關到監獄裡去了。老婆婆帶五個孫子， 她最窮。」
　　就透過聶赫留幫卡秋莎處理一件件囚犯的事情，社會陰暗的角落被打開 給大家看了，甚至有「安排」嬰兒餓死的事件。到處充滿窮人的吶喊：
　　「現在是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家人病了，什麼都我一人擔，你們這些 老爺還繼續加重我們的勞役....。」
　　而更多的人民，是逆來順受的直到死去。
　　聶赫留想改善他們的處境，想把土地轉讓給農民，沒想到農民根本不接 受，原因是長期被迫害壓榨的結果，他們相信老爺的任何行動，都是「為了 實行更狡猾的欺騙。（我們這裡也看到「安娜‧卡列尼娜」中，地主列文正 是聶赫留在這個角度上的前身。）
　　聶赫留用這樣的角度看進城市，一樣看見資產階級與勞動工人的明顯對 立。吃人社會的形成，根源在於「私有制」。
　　對這種「老爺」（貴族地主）與貧民的對立，聶赫留採取了實際的行動 來贖罪。他放棄土地，不要僕人，離開闊綽的家，搬進公寓，放棄貴族身份 。
托爾斯泰的全家福照片
◤ 是誰能解救卡普能？ ◢
　　在監獄裡有另一群聶赫留原先非常陌生的人，就是政治犯。
　　但是因為卡秋莎認識了他們、並發現他們其實是為了別人而入獄的，便 尊敬他們、因他們而從心底對人重新產生信任。當然，卡秋莎也希望聶赫留 能為他們幫忙一點在監獄外可做的事。
　　就這樣，聶赫留接觸到政治犯。而原本聶赫留對他們的諸如「暴力」「 自命不凡」的成見就消失了。他們既不盡都是惡棍，也不盡都是英雄，他們 中間有好人、有壞人、有不好不壞的人。在他們當中的第一種人，是真誠的 意識到他們應該和邪惡的現實作鬥爭；第二種人與第一種人相反，是為了利 己、虛榮的目的；第三種人為數最多，他們是些精力充沛的年輕人，醉心革 命運動，是因為他們貪圖新奇、冒險，認為拿生命作賭注是一種享受。
　　托爾斯泰塑造了一女一男兩個政治犯理想典型，一個是瑪莉亞，她是將 軍的女兒，為同志擔罪責不讓同志入獄，她和卡秋莎其同手足，卡秋莎淨化 心靈的過程，就是不斷模仿著她；另一就是西蒙松，他愛上了不斷淨化中的 卡秋莎。而卡秋莎到最後儘管信任了、原諒了、甚至可能愛上了聶赫留，卻 選擇跟西蒙松結婚。
　　卡秋莎選擇西蒙松，固然使聶赫留因「她不再需要我」而感到羞恥痛苦 ，但卻沒有讓痛苦束縛住他。因為他關切著因卡秋莎而震撼出來的一切問題 。
　　托爾斯泰在最後，是讓聶赫留發現一受苦受難的年輕人終於監獄裡死了 ，而思考「他受苦是為什麼？活著又是為什麼？他死前想明白了嗎？」
　　就是這問題，促使聶赫留焦急的尋找答案，而徹夜讀新約聖經。最後聶 赫留想通：「要克服使人飽受苦難的駭人聽聞的罪惡，唯一可靠的辦法，就 是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的罪。」而生命的意義，就是在於「徹底實踐上帝的 命令。」
　　在這裡我們看到托爾斯泰透過聶赫留不自覺的呈現出來的矛盾與困境： 一個社會體制徹底腐爛的社會，最終的答案不是去改善社會體制、而是讓一 個個人悔罪、並實踐道德誡命。托爾斯泰把整體性的社會問題用個人宗教道 德的悔悟與實踐去解決。
　　這正可看出，不能決斷的孤注一擲去和佔據統治地位的壞制度徹底對抗 的理想主義者，到最後所能走上的最高境界只剩下——反求諸己的自我修行 ，這是托爾斯泰最終的答案？
　　聶赫留是托爾斯泰的「代言人」，托爾斯泰卻安排卡秋莎選擇西蒙松拒 絕聶赫留，非常明顯的把托爾斯泰的矛盾呈現出來。比之「復活」中控訴出 來的土地問題、貴族階級問題、封建官僚問題、政教掛勾問題、法律和監獄 問題、對待革命者問題....，結尾是何其說教又軟弱無力。
　　因為個人的悔罪與實踐宗教精神固然重要，但社會制度的問題仍舊得格 其弊端，這不是個人悔罪自我修行可以解決的。
紀念托爾斯泰所發行的郵票
◤ 「復活」是個沒寫完的故事 ◢
　　托爾斯泰是個「文以尋道」的作家。當道不能通達時，文章就會明顯呈 現。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列文中，已現端倪，而到了「復活」這 本書，就更是明顯了。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中 那些生動活潑的人物刻畫幾乎減到最淡，列文似的腦部思考活動大增，增到 「復活」這本小說的文學性、藝術性都被傷害了，它幾乎是本「宣揚思想」 的書，是非善惡過於分明、人性也簡單到只剩好人壞人兩種，（而往往基層 民眾是好人、社會階層高的是壞人）。
　　顯然他有些事沒想透，因此下筆無法跳脫困頓自己的種種思想。
　　身為一個想貼近基層百姓的誠實作家，托爾斯泰的晚年，貴族地主階級 簡直成為他的原罪、是他很想擺脫掉的包袱。
　　俄國已經徘徊在革命的十字路口，托爾斯泰了然於胸。他在八十年代中 期發表的論文「我們究竟該怎麼辦？」中，已說出革命「這樣的成熟，我們 好像坐在一頁孤舟上，隨時會被大海淹沒」。而在其他的論文中，托爾斯泰 揭示了一個革命的時代就要來了。
　　可是托爾斯泰要在自己家中實踐理想卻非常艱難，家人習慣貴族地主階 級，不能接受他的新觀念新信念，他也被文學界的敵人指責說一套作另一套。
　　隨著革命時代的逼近，隨著托爾斯泰信念的改變，他與家人關係越來越 緊張，托爾斯泰不管是出讓土地或放棄版權，都遭到家人千方百計的阻止。
　　他為了誠實面對自己的信念，必須與家人決裂。他幾次離家出走，卻又 因想念妻兒返回。（我們從「戰爭與和平」的羅坦霞一家人，可看出托爾斯 泰用他們投射自己溫馨、聯繫緊密的家庭關係。）
　　最後，托爾斯泰再度決心出發去南方，在農民的小屋裡定居，想跟農民 一齊度過殘年，結果死於途中。
　　「復活」是個沒有寫完的故事，聶赫留在經過宗教道德的精神復活後， 需要走入社會實踐，但是「文以尋道」的誠實作家自己的生命歷程無法繼續 ，留待二十世紀的歷史繼續譜寫。
　　托爾斯泰這種對社會體制的質疑，西方一樣出現。
　　一八八０、九０年間，這種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滿、為下層懋|請命的文 學家藝術家彼彼皆是。藝術家文學家高更、梵谷、盧奧、畢卡索早期、左拉 ....之外，尼采也於此時宣告上帝之死、並西方文化的危機。
　　二十世紀於是成為一個實驗場，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這個實驗場中透 過時間證明自己。儘管經過一百年，共產社會在一九九０年代以後分崩離析 ，我們卻無從證明資本主義已經勝利。
　　因為在尼采之後，存在主義狂捲西方文學，那充滿虛無、頹廢、意義荒 蕪的警訊，到二十世紀末，已經變成性與暴力的嘻玩。兩種主義的實驗，到 二十世紀末，都導向同一結局：人還能相信什麼？還能實踐什麼？
　　二十一世紀要宣告的「復活」，該是什麼呢？
托爾斯泰的「復活」精神 https://bit.ly/2W0SWqo

每次在工作的疲倦和寂寞之後，離開了充滿了花籃和貴賓的各種藝術行業的聚會，我常去看一些還住在僻陋巷中的朋友。我慢慢發現，這些或許彼此並不熟識的朋友，竟有一個共同的習慣──常常提起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文：蔣勳
零　關於一個藝術青年
好多年前，我曾經替一家雜誌去訪問一位在比賽中獲獎的年輕畫家。在三重一個僻陋的小巷，按址找到了畫家的住處。他開門迎接了我，引我穿過窄窄的樓梯，去到他寄宿的閣樓。
一間大約四、五坪大的房間，顯然因為有訪客要來，刻意整理過。沿牆堆放著不同號數的大大小小的畫布，瓦罐裡插著一大把長短的畫筆。所有的畫都是背牆放的，顯然主人不準備讓人隨意觀看他的作品。因此，當他下樓去煮水燒茶的時候，我獨自瀏覽了一下書架上的書籍畫冊之外，便無事可做了。
在無目的的瀏覽中，無意看到他牆上釘了一張紙片，上面寫著字，我就湊近去看：
將來的藝術和現在不同，它並不只描寫少數富人們的生活，它將要努力於傳達人類共同的情感。它將要努力傳達人類友愛的精神；這樣的藝術才能被接納、被稱讚、並且傳佈開來。
這自然是托爾斯泰《藝術論》中的句子，我十分熟悉。它被一個尚在求學中的藝術青年抄錄下來，釘在自己書桌前的牆上，像座右銘一樣，相信正是這青年那時對藝術的理想，要以此為一生的目標來追求的罷。
這個青年畫家我此後並沒有再見到，在久未通訊息的情況下，也不知道他以後的種種。
但是，我時常會記起他狹小堆滿了各色畫具、書籍的閣樓，似乎十分自信又似乎很是害羞地──打開他的畫給一個陌生的訪客，很安靜而且專注地聽著別人的意見。也很誠實並固執地說著他對藝術的看法、他的理想⋯⋯等等。
即使是在那談論的當時，我已發現這個藝術青年對未來的構思中許多空想的性質。
但隨著這發現，我覺著微微的心的刺痛了。
雖不免被看出自己空想的性質，然而，我當時想：也只有這樣的年齡──這樣貧窮又倨傲的年齡，可以無視於旁人的譏嘲，卻以這空想自豪吧。
由於工作的關係，有時我要接觸各色藝術行業中的人，在熱鬧而繁盛的花籃和貴賓中間，有時突然會覺得好大的寂寞──許多的光亮、許多富麗的顏色，許多聲音，然而真是寂寞的，好像有一個最重要的什麼人缺少了，好像是什麼很珍貴的氣質缺少了，我會無端地想起那四、五坪大的小小的閣樓，那裡，即使是空想吧，也真是閃爍著年輕的豐盛的光彩，而不是對生活或生命毫無異議的、習慣性的苟安而已啊！
每次在工作的疲倦和寂寞之後，離開了充滿了花籃和貴賓的各種藝術行業的聚會，我常常需要去看一些還住在僻陋巷中的朋友，看看他們新完成的畫。聽聽他們苦惱了一兩年完成不了的曲子、或一篇小說。有時候沉默對坐著，幾個鐘頭不想說什麼，有時候爭辯到面紅耳赤，然而，無論是沉默或爭辯，都是誠實的，沒有虛偽的阿諛，沒有卑劣的誣陷⋯⋯而且，我慢慢發現，這些或許彼此並不相識的朋友，竟有一個共同的習慣──常常提起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這些朋友自然也有的會離開了他們陋巷中的閣樓，在畫展的酒會中穿梭於繽紛的花籃和貴賓之間。然而，卻總又有一些年輕的美術青年，仍然在他們的閣樓上做著空想的夢，他們談著托爾斯泰《藝術論》中的句子，那說話的神情真是年輕煥射著光彩，是一千個花籃，一萬個衣裝華麗的貴賓也比不上的啊！
托爾斯泰的《藝術論》便在這永遠存在著的、一代一代的美術青年的心中流傳著，用小小的紙片抄錄了其中的句子，釘在牆上勉勵自己，做著和成功的藝術家不同的、名利以外的夢。
這些紙片也許有一天會被遺忘或丟棄了，但是又會有更年輕的美術學生起來。在他們還對藝術懷抱著極純潔的理想的年紀，認真地相信托爾斯泰的話。
一　道德的箴言
如果《藝術論》是一本鼓勵美術青年們「空想」和「做夢」的書，那麼，值不值得把它介紹給我們的青年們讀呢？
十多年來，我不斷反覆讀著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心裡仍然一直有這樣的困惑。
這本書，十多年來，在我獨自旅行的途中，常常放在衣袋裡，等車或休息的時候，便翻閱其中的一段，引起我去想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有時候在現實的習慣中覺得理所當然了，並不懷疑，也不思索，卻每一次被托爾斯泰的話驚動，使我重新有觀察和檢討現實的能力，使現實之上永遠有一個更高的目的來帶領。這目的可能永遠達不到，因此常常會使人覺得陷入「空想」的夢中。但是，事實上，我逐漸看到，凡是有著這更高的目的的藝術家們，他創作的力量才更豐沛，而一旦失去了這似乎是「空想」的前引，墮入現實的習慣之中，立刻不過是一個不可能再創作動人作品的藝術行業中的一人，因循著現實的習慣，一切也就停止了。
我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論》中許多極高極大的理念，並不在乎它是否能達到，卻相信借著它的引導，使我在往藝術前去的路上，有不斷自省的能力，也借著這自省，更重要的，使藝術的追求同時是一種人的品格上的提高和長進。
這本書記錄著一個偉大的藝術工作者深刻的自我反省，在那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過程中，托爾斯泰的誠實嚴格，是許多以學術嚴謹為口頭禪的學者任何一本討論藝術的著作所不能及的。這裡面的差別，的確不是知識的高下，卻是托爾斯泰品德上的誠實、勇敢，與實踐上自我要求的堅決，樹立了不朽的典範。
初看《藝術論》，對托爾斯泰的語言可能不太習慣。他的論述方法，揚棄了許多詭辯的、邏輯的、周密的推理和解析，常常為了對目的的強調與堅持，不惜使他的語言更像是道德的箴言，毫無妥協的可能，也因此使這本書十分不同於一般周到嚴密，但是卻常常沒有主張的學術著作。
在本書十九章、二十章結尾的部分，托爾斯泰的言語像極了基督教福音書的句子，例如：
「將來的藝術家，一定能明白，編一個好的故事，寫一首好歌，一個謎語或笑話，都比文學創作、偉大的聲樂重要。」
「藝術不是快樂或遣悶，藝術是偉大的事業。」
這種語言，的確不像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的語言，它那樣明白大膽地告示著人類未來的藝術。習慣了現代學院裡各種迴避立場的看來十分周密的學術論文，托爾斯泰的聲音真像是洪鐘大鏞，震聾發聵。
談到托爾斯泰這種特殊的語言。可以提一提他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一本有名的小說《復活》。這本書比《藝術論》只晚一年出版，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在晚年同一觀念下產生的兩本重要著作，雖然一為小說，一為理論，但無論內容精神或語言形式都有十分接近的地方。
《復活》描寫一個舊俄時代的公爵──聶黑流道夫。和許多俄羅斯當時的青年貴族一樣，他受著良好的教養，優渥的生活，在大學裡，與進步的知識份子熱心討論過人道主義的精神，討論過俄羅斯的現代化，討論過沙皇政治與西歐各國政治的比較，他並且受到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的影響，寫過一篇《土地不可私有》的論文，且發放了一小部分土地給農民⋯⋯等等。除此之外，他也和年輕的貴族們一樣有著熱烈有趣的社交生活，也和其它貴族青年們一樣，依靠著教養與身世，以他們的英俊、俏皮及時髦的新知取樂於上流社會的貴婦少女們。
他在一種「大家都是這樣的」習慣性的生活中日甚一日地更像一個以權勢驕寵於世人的年輕公爵了。然後，他在「大家都是這樣」的同樣習慣中強姦了他姑母農莊上一個他原來愛慕著的女婢，並且也隨即忘了這事。這個女僕懷了身孕，離開了農莊，流落到其他省分，做了賣淫為生的工作，後來無辜被誣陷在一件刑案中受審，正巧碰上了已經十分習慣於他的上流生活的聶黑流道夫公爵為陪審員。
這個故事便從這件刑案開始倒述，描寫了公爵回頭對於自己一生檢視以後產生的反省、自責、懺悔，此後，整部書集中在他的贖罪，對他田莊上的農奴，對這個女婢，對往西伯利亞途上的流放的犯人⋯⋯
我讀這本書，幾次流下淚來。那樣深沉的自省，那樣廣闊的人道主義的情懷，那樣毫不妥協的實踐的力量⋯⋯。這樣一本書，如果你看過，應當還記得，托爾斯泰在卷首和結尾，完全照抄了基督教福音書的句子：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七次，乃是七十個七次。
──為什麼你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這些語言正是《藝術論》語言的來源。如果你覺得《藝術論》的語言缺少哲學嚴謹的抽象思維，那麼托爾斯泰在《復活》最後一章中的一段話剛好可以做為回答，他說：
「在這個訓誡中看到的，不是抽象的美麗的思想，而是簡單明白的實際上可以執行的訓誡，它在執行時，將建立全新的、人類社會的結構⋯⋯」
托爾斯泰，有著那樣堅固的道德的強力，他才可以直接用宗教的、道德的箴言移作他的文學。他關心的是人的行為的善，而不是思維的嚴密周到。
我們熟悉了《復活》，熟悉了《藝術論》，熟悉了托爾斯泰晚年的理想和主張，就不會驚訝他此時的語言真是像極了佈道者的語言。是的，他的確在做佈道者，他從自我的反省、贖罪、實踐上出發，超越了一般對文藝的理解層次，找到了更高的人類的友愛、人類的善、人類的幸福的磐石一般的準則，他才可以以那樣巨大宏亮的聲音佈告著他的勤勉和他的鼓勵，毫不畏懼，也毫不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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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ergey Prokudin-Gorsky @ public domain
二　《懺悔錄》
《復活》中的公爵其實是托爾斯泰另一形式的自己，這一點，熟悉他晚年生活的大概都看得出。
托爾斯泰寫完他的鉅著《戰爭與和平》之後，贏得了舉世的稱譽，得到了文學上最高的讚美，然而，托爾斯泰，卻是從這時開始了他對自己文學工作徹底的反省。
1879年，托爾斯泰五十一歲，發表了他有名的《懺悔錄》，我們可以耐心地讀一讀其中的片段，大概就清楚他此後的轉變了：
「⋯⋯我由於虛榮、貪心、與驕傲，開始寫作。」
「⋯⋯我常常故意漠不關心，甚至玩世不恭，來代替我的生命向善的努力，而我竟在這方面成功，又受到了讚美⋯⋯我在27歲那年回到彼得堡，認識很多作家，他們也把我當作家，讚揚我⋯⋯」
「⋯⋯那些作家對於人生的看法是：人生是向上進展的，在這進展中，思想學術佔重要的地位，而在思想學術中，藝術家、詩人是最重要的，他們的責任是教導人民⋯⋯」
「⋯⋯如果有人問我：你知道什麼？你教導人民什麼？我卻回答：這不必知道，藝術家和詩人是在不知不覺中教導人民。我既然被認為是一個可佩的藝術家，自然也採取了這種立場⋯⋯」
「⋯⋯我，一個藝術家，對自己毫無所知，卻在寫作，並以此教導人民，我由此得到錢財，有好的飲食、居住，女人和社交⋯⋯」
「⋯⋯後來，我開始懷疑這些作家的信條，開始注意觀察這些『教導人民的人』自己的行為，結果，使我相信：他們大多是沒有道德的，性格卑鄙的，比我以前放蕩的軍中生活中的人還要卑鄙，但他們自信又自大⋯⋯」
「⋯⋯我和他們來往，學了惡習，非常驕傲，狂妄、自大，我的使命是教導人民，卻不知道要教導他們什麼？⋯⋯」
「⋯⋯那時，我們只顧發言、辱罵、寫作、出版──用來教導別人，卻沒有注意自己一無所知。對於最簡單的人生問題，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我們也無法回答。但是我們爭相發言：不聽別人的，有時互相捧場，有時互相仇視，好像在瘋人院中⋯⋯」
「⋯⋯成千上萬的工人，日夜不停地排印字數浩繁驚人的著作，傳佈到全國，但是，我們還是覺得時間不夠快，埋怨別人沒有給我們充分的注意⋯⋯」
沒有比引用托爾斯泰《懺悔錄》中的句子更能說明他內心的轉變了。
從這著名的「懺悔」開始，托爾斯泰不斷自我反省。1898年，70歲的托爾斯泰把這「懺悔」寫成了他重要的美學著作《藝術論》，1899年，寫成了小說《復活》，一直到1910年，82歲的老托爾斯泰，仍然覺得不夠，他終於從他的農莊出走，像一個苦行僧，走向俄羅斯的土地，走向那遼闊的、沉實的土地上生活著的人民，他那一步一步的足跡，都無非只是一心的懺悔之意吧。
也許，對許多人而言，托爾斯泰的這種懺悔是荒謬不可解的吧！對任何一個藝術家來說，誰不渴望得著如托爾斯泰一般盛大的名譽，被輿論尊崇，取得各種優厚的社會利益，然而，托爾斯泰，在一切榮譽和利益的頂峰，忽然對自己的工作懷疑了，他以半生的時間向自己發問：我，托爾斯泰，是值得人們這樣愛戴的嗎？我的藝術是帶給了人民幸福的期許和善的指引的嗎？我應該從我的藝術得到一般辛苦工作的人都得不到的名譽和金錢的酬報嗎？
這一連串向自己的發問，苦惱了托爾斯泰十數年之久，他徹底檢討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藝術，然後，在《藝術論》的第一章，他向讀者發問了：
「⋯⋯那費人勞力、殺人生命、滅人愛情的藝術，不但沒有確定明瞭的意義，就連那些研究藝術的人也都眾說紛紜，也不容易說，究竟那藝術是一件什麼東西？」
托爾斯泰在《藝術論》前面數章，不憚其煩地引用歐洲美學史上各家對「藝術」與「美」所下的定義來解答他自己發的疑問。
在美學的範圍裡，他似乎無法找到使他滿意的答案，於是第七章以後，他大膽跳出了一般美學的範疇，找到了那一直使他的藝術工作無法安心的一件東西──善。
善成為了他美學的基礎，他從這基礎上嚴格檢視了藝術史上各個有名藝術家的作品，許多我們熟悉而敬仰的藝術大師如貝多芬、華格納、波特萊爾、莎士比亞、莫內⋯⋯都在他的「善」的準則下受到了批評。
托爾斯泰這種嚴厲的道德主義的美學觀真是使人震驚啊！然而我們必須記得他的《藝術論》正是從他自己的懺悔上出發的，他嚴厲的道德主義不僅是批評他人的利器，卻首先是刺向自己、解剖自己的毫不留情的匕首，他在道德實踐上堅決的毅力，都使我們應當對他《藝術論》中許多看來十分「偏激」的看法做重新的評價。
蔣勳導讀《托爾斯泰藝術論》（下）：波特萊爾與托爾斯泰彷彿疾病與藥，既對立也相合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托爾斯泰藝術論（修訂版）》，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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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列夫．尼可拉葉維奇．托爾斯泰
譯者：古曉梅
托爾斯泰在以小說家的身分享譽俄國、歐美文壇時，他也開始思索他所看到、聽到的文學、戲劇、舞蹈、音樂的種種現象，並將之與道德、宗教，社會的公平正義相連結。透過文字，托爾斯泰在心中反覆論辯的問題是：既然藝術迷惑了這麼多人的情感心智，使許多人獻出自己的青春、成為許多人的職業和剝削、牟利的工具，國家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扶持藝術，就有必要弄明白，藝術到底是什麼？
托爾斯泰以充滿熱切的口吻，表達了他對藝術的不滿、期許，以及真正的藝術應當有的模樣。百年以來，《藝術論》以其高度爭議的內容、充滿力量的語言，影響了好幾個世代、遍及全球的藝術工作者。
由於不見容於俄國當局，《藝術論》最早是在1898年，以英文版的面貌問世。直至1909年，俄文版才告出版。如今出版的譯本，所根據的是1909年的俄文版。
蔣勳導讀《托爾斯泰藝術論》（上）：解剖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復活》、《懺悔錄》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2XOoJuQ

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托爾斯泰介紹

如果你曾讀過《藝術論》，你才不會動搖你的理想，因為藝術並不使人狂妄自大，卻使人更加謙虛謹慎；藝術並不使人浮淺無知，卻是藉此上進，過更豐富的精神生活。
文：蔣勳
蔣勳導讀《托爾斯泰藝術論》（上）：解剖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復活》、《懺悔錄》
三　波特萊爾與托爾斯泰
衛姆塞特的《西洋文學批評史》第21章，曾經對托爾斯泰《藝術論》中批評歷代文藝大師的舉動喻為「駭人聽聞」，他說：
「⋯⋯當他使用他那種理論的尺度時，大刀闊斧削落古今名士，是駭人聽聞的。他把整個的中古、文藝復興、與現代藝術──但丁、塔梭、莎士比亞、彌爾頓、歌德、拉斐爾、米開蘭基羅、巴哈、貝多芬（見第12章）──全視為非真藝術，而被掃除乾淨，還有他自己曾為世人奉為傑作的小說，也被清除，他一點都不表示遺憾。」
這段話一點也不誇張，我清楚記得自己第一次讀《藝術論》時，讀到托爾斯泰批評各家的這一段，也是同樣覺得「駭人聽聞」。
《藝術論》從第七章開始，標舉出了「善」做為「美」的基礎，一直到第十章開始，他理論性地談到歐美當時流行的藝術，批評說：「藝術因為上流階級的無信仰而使內容越趨貧乏，藝術越來越奇特，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不易明白，越來越耍噱頭。」
只要稍涉歐美現代藝術的人，並不一定會反對托爾斯泰這個論點。
但是，接著，托爾斯泰為了印證他的論點，一一舉例說明，我們忽然覺得被震驚了，因為他舉的例子都是在各項藝術上十分有成就的藝術家。他首先批評的是當時法國象徵派的詩人波特萊爾。
我記得，當我第一次讀《藝術論》的時候，自己正迷著法國象徵派的詩歌，並且由於初學法文，還試著譯了幾篇波特萊爾的《散文詩》（Les Petits Poèmes en Prose）。托爾斯泰對他的批評自然使我十分矛盾。
回想起來，那種矛盾幫助我開始思考了有關藝術的許多問題。
托爾斯泰那種毫不猶豫的道德上的堅決使我震動，那種人的不斷自省與上進，那種人對人的友愛、同情與犧牲，那種寬宏與博大的精神，像一種宗教，像一種父祖長輩的勸勉與訓誡，使我信服。
另一方面，波特萊爾，像一個驕縱的朋友，他那樣病態、憂傷、頹廢，他縱酒、荒淫，在感官的耽溺裡飲著生命的苦酒，他一點也不想自拔，反而嘲笑著他人的虛偽，他用真誠的墮落來譏笑世俗虛偽的禮貌與道德⋯⋯
啊！我真是困惑極了，每一次我覺得托爾斯泰陽光一樣明亮寬闊地照臨的世界就在眼前，而另一方面，波特萊爾那幽暗的詭密世界的精靈便就蜉蝣一般出現，使我整個內在的感官興奮起來，禁不住去偷窺自己神奇、恐怖充滿了濃異氣味與色彩的內心世界。
我至今沒有解決這個矛盾。每一次當我更多了解一點托爾斯泰，我也同時覺得我更多了解了一點波特萊爾。
十九世紀的歐洲，當一個舊的道德信仰完全解體之後，波特萊爾，用他銳敏的感覺，努力去經驗這解體之後人性深層的複雜活動。他的世界裡，人像一個天地的孤兒，被赤裸地丟棄在這大地上，他只有依靠著生存的本能努力活下去，他病態、憂傷、縱酒、荒淫、頹廢，因為他並不確知生命的意義何在，而世俗告訴他的「意義」又不過只是一個虛偽的幌子。
我們可以發現，每當一個時期，人類喪失了生命確定的信仰，必然會在文藝上反映著一種虛空、混亂、迷惘的表情，這時，這些虛空、混亂、迷惘的文藝，卻往往是擊向那八股的、虛偽的、教條的文藝的最有力的投石。他們不惜在僵死的舊牆上撞碎，像藍波、像波特萊爾，那樣掙扎而痛苦地解剖自己的內在世界，掏出一切驚駭世俗的、污穢的、憂傷的、病態的東西來給世人看，他流著眼淚嘔吐著鮮血的時候，世人卻說：這是不道德的。藍波是不道德的，波特萊爾的《惡之華》也是不道德的。
一次人性的解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往往是另一次人性更深的反省與認識。
我相信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話，他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本不朽的作品中借著伊凡的口說：「如果人是按著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上帝，那麼，人也是按著自己的樣子創造了魔鬼。」
人在善惡的兩極之間究竟有多麼大的極限？至今還是一個謎。人曾經做過多麼驚人的犧牲，為了兄弟的愛，情人的愛、同胞的愛、信仰的愛，而另一方面，人可以多麼殘劣──遠比任何獸類還要殘劣的去荼毒甚至是自己的同胞、情人或兄弟。
人潛在的內裡還有多少自己也不知道的動物性的本能？人在努力由動物性往「神性」爬升的過程中又可以達到多麼高的極限？
我想：歷來的人類的文學和藝術便要解答這個矛盾吧！
文藝，對我此刻來看，因此似乎有兩個基本的課題：
其一：努力探測開發人性潛在的極限。
其二：努力在已開發的人性範圍中做更高的善的提升。
我覺得，波特萊爾完成了其一，托爾斯泰完成其二。
波特萊爾的《惡之華》，曾經在法庭上受審，曾經被列為禁書，曾經被評為「不道德」，但是，因為它的誠實，雖然它的確是一張病歷表，卻記錄著我們由此觀察和認識病的一切可能。
托爾斯泰盼望這病能痊癒，他努力地找著藥方。而一個開藥方的醫生，自然絕不會贊同病的本身是對的。我想，從這樣一個譬喻，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托爾斯泰對波特萊爾的批評，也同時緩和一下我們初讀這本書時的「驚駭」。
我想，人總是會生病的，也總是會有某一種藥方被發現，剋制了某一種病。而人總又會有其他的病，在這種病還沒有找到藥方以前，需要認真而誠實地研究這病的一切徵象。研究卻並不是耽溺，只是為了找到藥方。等到藥方找到了，如果還樂於生這種病，那才是耽溺。
我用這種方法來觀看波特萊爾與托爾斯泰的關係，我也用這樣的方法來觀看人類歷史的遞進，每一次表面似乎是沉淪、黑暗、徬徨的階段，都並沒有真正退回到原處，只是一次舊的解體，為了下一次新的整合而已。
歷史便是在這解體、整合的過程中不斷向前遞進了，每一次的解體，有新的人性被開發，每一次的整合，也有新的人性重被建立。
波特萊爾與托爾斯泰，彷彿病與藥方，是對立的，卻不知道，病與藥方卻是相合的。我們因此可以了解，表面上相剋制的東西，卻正需要它們相互牽制的關係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
我仍然常常讀波特萊爾，也仍然常常讀托爾斯泰，一個真正含著眼淚嘔吐過鮮血的人，也才真正知道痊癒的至大的快樂吧！因此我說：每一次我覺得更多懂了一點波特萊爾，我同時也更多懂了一點托爾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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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Ilya Repin (1844–1930) Public Domain
四　村婦的歌與貝多芬
我不擔心初讀托爾斯泰《藝術論》的人感覺到「驚駭」，奇怪為什麼托爾斯泰那樣嚴厲的批判波特萊爾、貝多芬、華格納呢？我卻擔心初讀它的人，立刻相信了，因而排斥波特萊爾、貝多芬、華格納，或立刻不相信，認為《藝術論》是一本偏激的書。
這樣一本小小的書，我認真地讀了十多年，覺得自己在藉著這本書成長。一個偉大的文藝家，有時並不是因為他的答案使我們覺得是真理，卻是因為他努力尋求答案以及對這答案執著而熱心的態度使我們感動了。
托爾斯泰從道德的角度評判藝術時，我們不要忘了他是以「懺悔」的心情在贖罪。
托爾斯泰另一個評判的角度是針對形式上的曖昧與複雜的。他希望藝術是以人類共通的普遍情感為基礎的，像古代的傳說、神話、聖經故事、民間的歌謠⋯⋯等等，每一個人都能懂，也能得著感動，因為不僅這些藝術中描述的情感是眾人最普遍的情感，更是因為那些藝術借以表達的形式也是明白而簡單的。
他在《藝術論》第14章中有一段感人的描寫，他說：
「日前我遊畢回家，心神極為頹散。剛到家門，就聽見村婦們齊聲唱著歌。他們正歡迎並且祝福我已嫁而歸寧的女兒。唱歌聲裡還夾著喊聲和擊打鐮刀的聲音。表現出快樂勇敢興奮的情感，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被這種情感所動，勇敢的走回家去，心裡又快活，又暢快。」
接著托爾斯泰就批評了當天晚上一位名音樂家演奏貝多芬曲子的情形，他說：
「奏畢，聽的人雖然心裡很厭煩，嘴裡卻不住誇獎，說從前還不知道貝多芬晚年的作品，現在才知道是極好的。後來我把村婦們所唱的歌和這支曲子比較，那些愛貝多芬的人士立刻冷笑了幾聲，認為這種奇異的論調不值得回答。」
我們比較這兩段描寫，可以發現一點，托爾斯泰針對許多藝術家的批評，其實真正的重點並不在於作品，而在於社會與這種藝術的關係。
當時俄國十分像我們目前的臺灣，他們受到強烈的歐美藝術的影響，便在上流社會產生了一類以談論附庸前衛藝術為時髦的人，他們談論的藝術，已不在於藝術本身的意義，勿寧更是一種社交身分的炫燿。
托爾斯泰在晚年極其鄙薄這種藝術成為少數人特殊服飾的現象，正像衛姆塞特在《西洋文學批評史》上說的：「他盡量揶揄大都市的時髦文化活動──藝術展覽、沙龍、劇院、歌劇、藝術學校與藝術批評。」
從這個角度來看，托爾斯泰的批評華格納、貝多芬⋯⋯等等，不如更清楚地說明為他對當時俄羅斯社會某些上流階級盲目附庸西歐藝術的抨擊吧！這裡隱藏著兩個重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藝術必須與大多數人生活結合，村婦的歌所以感動了托爾斯泰是因為這簡單的藝術形式聯接著豐富的廣大民眾的生活，而不是少部分人遊戲式的玩物。第二，在長期西化之後的俄羅斯，托爾斯泰已處在一種「鄉土運動」的時期，他的拒斥西歐名家藝術，說明著一個俄羅斯本土文化運動的覺醒。
我們可以觀察，與托爾斯泰同時期，比他年輕十歲左右的俄羅斯大音樂家有多少：鮑羅庭（1833-1887）、巴拉契也夫（1837-1910）、莫索斯基（1839-1881）、柴可夫斯基（1840-1893）、雷姆斯基．考薩可夫（1844-1908）：這些被稱為「國民樂派」的偉大的作曲家，建立了真正俄羅斯音樂的榮耀，他們明顯地是俄國拒斥西化，在整個重新認識自己民族傳統的過程中產生的成績。了解了這點，托爾斯泰的批評華格納、貝多芬、莫內、波特萊爾⋯⋯等西歐文藝名家就不純然是一件他個人主觀的事了，這裡面包含著一個民族文化上的自覺。
我一直讀著波特萊爾的詩，聽貝多芬和華格納的音樂，欣賞莫內的繪畫，但是，我也同意托爾斯泰批評他們的句子，因為，我們看一看，托爾斯泰把他心目中真藝術的標準放得那麼高，連他自己偉大的，被舉世稱譽的《戰爭與和平》也趕不上。他說：
「我們所認為最崇高的藝術，永遠為大多數人類懂得並且愛好，如：創世紀的史詩、福音書的寓言、傳說、童話、民間歌謠。」
這或許便是托爾斯泰的「偏激」或「空想」吧？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偏激」和「空想」，使這小小的《藝術論》激勵著多少藝術青年在他們貧窮又寂寞的年齡守著對藝術純潔而高尚的信念，沒有很快地放棄了對生命更高的要求吧！
我覺得在許多誤解中，羅曼．羅蘭是了解托爾斯泰的。他在那本著名的傳記中說：
「我將表明托爾斯泰非但沒有毀滅藝術，相反地，卻把藝術靜止的力量激動了起來，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但沒有滅絕他的藝術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
五　結尾的一些話
許多人把《藝術論》看成一本宣傳基督教藝術的書。事實上托爾斯泰的基督教幾乎已不是一個狹窄的教派，而是指著人類平等、憐憫、寬恕、正義⋯⋯等等最普遍的精神。
他自己不但把文藝當做贖罪的宗教，並且絕不使這宗教只成為口頭上的理論，卻真正是身體力行的工作。
在人類歷史上，因為很少有這樣高大的人，因此，常常一旦面對他的高大，反而使我們懷疑這高大是不是「空想」，而強調這「空想」的人便是「偏激」了。
但是，每當我在藝術的行業中覺得窒悶而閉塞時，我總要重讀一下托爾斯泰的《藝術論》，讓我重新相信，藝術的真正精神可以極高極大。
這本書，由耿濟之翻成中文，譯得很難讀，但多少年來，幾個不同的出版社都通行著同一個本子。耿濟之而且寫了一篇短序，對中國大約是平劇一類的藝術大大批評了一頓，認為當時的中國「不但沒有托氏所稱的真正藝術，並且連人家的假藝術都够不上」。耿濟之譯過不少俄國名著，頗有貢獻，唯讀這本《藝術論》譯得較硬，又添足的加上這樣一篇十分有問題的短序。但是，也可以保留著使我們了解民初那一時期西化運動中知識份子對自己民族傳統的信念淪喪到什麼地步。
遠流出版社想把這個譯本重新校過，我也對著英譯本看了一遍，但是原譯文實在太硬，除了更正了不少錯誤之外，恐怕有些地方，語言上還是略嫌硬澀的。
這篇序是我個人讀《藝術論》的一些零碎雜感，或許可以供初讀的朋友一些參考。
我曾經因為這本書結識了許多朋友，心裡懷著共同的理想，我也相信，可以借著這本書結識更多的朋友，也懷著共同的對藝術的理想，在即使貧窮、寂寞、被冷落、誣陷的時候，都還能堅持著那真正藝術的精神，從一而終。
如果你是正在求學的藝術青年，那麼，有一天你會長大，或許會慢慢認識許多被稱為「藝術家」的人，他們的行為可能會使你驚訝，因為他們狂妄又自大，因為他們浮淺又無知，因為他們可以比任何一些辛苦工作著的百姓更沒有道德與生命的信仰，然而，正如托爾斯泰說的，他們卻自信可以「教導人民」，並且以此取得巨大的金錢的報酬，永不饜足。
到那時候，如果你還記得《藝術論》的話，你才不會動搖了你的理想，因為你相信，我也相信，藝術並不在使人狂妄自大，卻在使人更加謙虛謹慎；藝術並不在使人浮淺無知，卻是藉此上進，過更豐富的精神生活，藝術不應當使人類分離，彼此辱罵殘殺，卻應當使人類友愛、寬容，藝術不應當反而變成少數人的炫燿，卻應當是眾人的福祉⋯⋯。
托爾斯泰在1886年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我們應當做什麼？〉，我用其中的片段來做這序的結束：
科學與藝術的活動，只有在不享受權利，只認識義務的時候，才有好的成績。
以精神為勞作為他人服務的人，永遠要為完成這事業而受苦。因為只有在痛苦與煩惱中才能產生高貴的精神。
犧牲與痛苦是思想家與藝術家的命運，他們的目的是為那眾人的福祉。
絕沒有心廣體胖、自得自滿的藝術家。
（本文寫於1981年）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托爾斯泰藝術論（修訂版）》，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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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列夫．尼可拉葉維奇．托爾斯泰
譯者：古曉梅
托爾斯泰在以小說家的身分享譽俄國、歐美文壇時，他也開始思索他所看到、聽到的文學、戲劇、舞蹈、音樂的種種現象，並將之與道德、宗教，社會的公平正義相連結。透過文字，托爾斯泰在心中反覆論辯的問題是：既然藝術迷惑了這麼多人的情感心智，使許多人獻出自己的青春、成為許多人的職業和剝削、牟利的工具，國家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扶持藝術，就有必要弄明白，藝術到底是什麼？
托爾斯泰以充滿熱切的口吻，表達了他對藝術的不滿、期許，以及真正的藝術應當有的模樣。百年以來，《藝術論》以其高度爭議的內容、充滿力量的語言，影響了好幾個世代、遍及全球的藝術工作者。
由於不見容於俄國當局，《藝術論》最早是在1898年，以英文版的面貌問世。直至1909年，俄文版才告出版。如今出版的譯本，所根據的是1909年的俄文版。
蔣勳導讀《托爾斯泰藝術論》（下）：波特萊爾與托爾斯泰彷彿疾病與藥，既對立也相合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2KQlb5T

熱愛中國文化的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上）
文／瑪莎．扎格瓦茨吉娜 (Masha Zagvazdina)，編譯／周鼎
1908年5月的托爾斯泰（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熱愛中國文化的俄國貴族列夫‧托爾斯泰（1） | 戰爭與和平 | 文豪 | 大紀元 https://bit.ly/39X29rS
更新: 2017-08-05 3:34 AM    標籤: 中國文化, 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 文豪
列夫．托爾斯泰是享譽世界的文學巨匠，是中國人眼中偉大的俄羅斯君子，也是影響印度甘地的英雄。他的一生經歷過貴族的奢華浪漫，經歷過農人的辛苦耕耘。為了理解生命的意義，他不斷地探索著人為何而生，又為何而存在？在漫長的探索中，他將智慧的目光投放在中國，並從中華文化中汲取思想精華，作為打開人生意義的一扇天窗。
中國古典思想對托爾斯泰的影響
列夫．托爾斯泰後半生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開始積極研究中國文學和民俗，以便介紹給俄羅斯人。托爾斯泰的祕書布爾加科夫寫道：「他曾說過，如果還年輕，就會去中國。」作家自己也曾說：「我正忙於研究中國，而有人竟想使4億中國人習慣於歐洲文明。」
當時的俄羅斯漢學家並不太接受中國的古典思想，甚至批評中國文化，包括著名的哲學家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和中國問題專家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但托爾斯泰卻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並適當地加以改編，使俄羅斯人更容易理解。
托爾斯泰27歲時與中國結緣。他早年在高加索、多瑙河一帶、克里米亞半島參加戰爭，因其作戰勇猛，獲得勇敢軍官的殊榮。由於他參加過幾大戰役，為此也獲得「勇敢」勳章和其它一些獎項。1855年，托爾斯泰收到培訓中國軍隊的邀請，但他拒絕了。
他說：「克里米亞戰爭後向中國派了一些人。朋友勸我去當炮兵軍官。我記得自己非常猶豫。我的朋友巴柳澤克去了，但是他還要執行其它任務：與東方人耍狡猾的陰謀。後來他成了大使。」托爾斯泰所說的「其它任務」指的是特務活動。
19世紀70—80年代，托爾斯泰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他50多歲時，接觸到老子的學說，隨後展開勤懇的研究，包括中國的民間著作。
1891年，托爾斯泰談到成年後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思想家這一問題時，他講到，孔子和孟子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影響最大的是老子的思想。
在老子、孔子、孟子等中國先哲的思想中，托爾斯泰從中找到了共鳴，其中包括 「博愛」、不以惡治惡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仁義。
托爾斯泰在給出版商和朋友切爾特科夫的信中寫道：「我完全融入了中國的智慧中，我非常希望向您和所有人介紹這些書籍給我帶來的道德補益。」
「我待在家裡，現在正在發著高燒、流著鼻涕，但我還是已經連續兩天閱讀了孔子的著作。如此不同凡響的道德高度簡直難以想像，您將獲得道德上的充足，會發現這些思想有時甚至達到基督教的高度。我把自己良好的道德狀態歸功於閱讀孔子的著作，當然最重要的是老子的著作。這些思想應該成為全社會的財富。」
1900年11月12日托爾斯泰寫道：「我什麼也沒有寫，正忙著研究孔子的思想，這非常好。我在吸取精神力量。現在，我想記錄的是，自己是如何理解這『偉大的學說』和『中庸之道』的。」
托爾斯泰非常想把老子的《道德經》翻譯成俄文，但他不懂漢語。後來，他獲知日本人小西氏在翻譯這本著作，提出來和對方合作。就這樣，日本翻譯家小西氏和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首先把《道德經》翻譯成了俄文。
1903年托爾斯泰出版了《智者每天的思索》彙編，其中引用了老子的36段話。後來托爾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引述老子的話。
1909年，托爾斯泰決定為廣大讀者翻譯《道德經》中的部分格言。他在去世前幾個月出版了一本小型書籍，他從《道德經》中精心挑選了64條格言，組成這本小冊子。這本書受到廣大俄羅斯讀者的喜愛。
托爾斯泰號召提升道德修養
托爾斯泰出身貴族，受到當時社會的影響，他曾經過著花天酒地、放蕩形骸的生活。他擁有貴族階層的一切，又比之更勝一籌。卓越的文學天賦，為他帶來顯赫的聲譽。他是如此幸運，幾乎擁有人們想要擁有的一切。
在托爾斯泰的一生中，曾經歷過一個特別的夜晚，即被史學家稱為「阿爾扎馬斯之夜」。1869年，托爾斯泰為了田產的事情去了一次平扎省，中途在阿爾扎馬斯過夜。根據他的敘述，凌晨2時，他看到了死亡，聽到了死神的聲音，他感受到一種可怕的東西正在緊緊地追趕他、糾纏他，幾乎使他難以擺脫。
這一夜帶給他的經歷，使他的一生都難以忘記，他的世界觀也因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托爾斯泰廣泛地吸收東西方文化的智慧與精華，包括中國的道家思想。他痛斥導致俄羅斯人墮落的東正教，並對人性的敗落感到痛心疾首。他希望人人都能從心中意識到愛的力量，通過自我完善進行自救。
托爾斯泰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不斷地修煉，在中國古典思想中他不斷地探索這方面的理念。他寫道：「為了不讓容器裡的東西傾灑出去，就要認真地端平它。為了讓刀片更鋒利，就需要經常地磨礪它。如果你在尋找真正的幸福，那麼，對自己的心靈你也要做同樣的工作。」
托爾斯泰認為，老子思想的基礎與所有正教一樣。他寫道：「如果一個人為了肉體活著，生活就是痛苦的，因為肉體遭受罪業、生病和死亡。如果一個人為了靈魂活著，那麼生活就是幸福的。因為對靈魂來說，不存在受罪、疾病和死亡。」
在孔子的「中庸之道」中，托爾斯泰強調了它的道德一面：「內在平衡是人類所有善行的根本，諧和是所有人類行為的普遍法則。只有當人們保持平衡與諧和的時候，幸福的秩序才會遍布世界，眾生才會繁榮。」
他相信，道德的完善沒有止境，人永遠都不可能說自己已經完美無缺。他非常欣賞中國文化中的一個觀點：每天都從頭開始反省自我，更新自己，然後再次從頭開始，永遠都從新開始，沒有止境。
1848年，20歲時的托爾斯泰。（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托爾斯泰在52歲時寫了一篇《懺悔錄》，對年輕時的自己進行了一場真摯而又坦誠的懺悔。他寫道：「想到這幾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厭惡和痛苦。在打仗時我殺過人，為了置人於死地而挑起決鬥。我賭博、揮霍、吞沒農民的勞動果實，處罰他們；也曾過著淫蕩的生活，欺騙偷盜，形形色色的通姦、酗酒、暴力、殺人……沒有一種罪行我沒有幹過。為此我還得到讚賞，我的同輩至今都還認為我是一個比較高尚的貴族。」
他通過寫日記來反思自己的前半生。托爾斯泰認為，人不是甘願墮落卑賤的，人不僅擁有良知和道德，而且身上也帶有神性的光輝，人的天性充滿理性的力量。他意識到，愛是人類的本性，愛護人類的廣闊心胸會使人不斷地昇華。在實踐中，他也認識到，一個人只有回到自己的內心去尋找愛，就能在愛的指引下，找到光輝的生命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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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匠與知音――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下）
醉罷君山
更新 2002-11-14 3:36 PM 人氣 21標籤: Facebook Twitter Line 複製鏈接 Print【字號】 大  中  小正體 简体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1月14日訊】
三、思想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各自在自己的道路上苦苦尋覓著，各自走著一條孑然孤立的獨特的道路，在思想的求索中，他們卻常常殊途同歸，在同時代的作家、思想家群中，他們走得最近。
（一）基督精神
在他們所有的思想中，最一致的觀點莫過於對基督教的理解。他們試著重新詮釋古老的基督精神，對於他們，基督精神不僅解答了人生的種種疑惑，更是指明了人類社會的方向。對兩位精神巨匠來說，基督教乃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的宗教，而不是作為國家或教會控制下的宗教。基督精神有別於教會的教義，教會已不是拯救蒼生的希望，而是參於對人民的迫害。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拯救將來自人民，因為他們保持著信仰和謙恭。神父和師傅們，你們應當珍重人民的信仰。”托爾斯泰甚至被東正教最高當局革出教門，但托爾斯泰只是投以蔑視的眼光，他早就對教會有諸多不滿，教會早就背離基督教義，只是淪為國家統治、迫害人民的先鋒。托爾斯泰回顧道：“起初我愛東正教甚於自己的安寧，後來我愛基督教甚於教會，現在我愛真理遠甚於世界的一切，真理與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什麼是托爾斯泰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上帝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上帝的意志是使人相愛，並由此而走向真正的幸福，基督精神體現於愛與忍從，從中誕生出無盡的精神偉力，所以愛與忍從是人類偉大的品格。“忍耐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開幕式上演說道。“自我完善！”這則是托爾斯泰的說法，又補充一句道：“勿以暴力抵抗邪惡！”他們把人類的希望寄託於自身心靈的淨化，用愛心對待一切眾生，包括敵人，就要《福音書》的“登山訓眾”所言：“要愛你們的仇敵”。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從基督精神中尋找人生與社會的答案，是源於他們對西方現代文明夢的破滅。
（二）對西方文明的否定
十九世紀席卷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風暴，給封建色彩濃厚的俄羅斯予強烈的震動，一時間，西方文明成為俄羅斯文化人所熱心追逐的樣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在遊曆歐洲後，對這種文明提出質疑，乃至否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遊曆了歐洲後，對西歐個人主義思潮的興起大感憂慮，在他看來，個人主義與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只是在強調自我保護、自我追求、自我自決的原則。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在這種自我中不可能產生出博愛來。為什麼呢？因為在博愛中，在真正的博愛中，不是單獨的人，不是僅從自我來考慮自己和其餘的人是否有相當的價值、相等的權利。”在此基礎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進一步批判了西方所謂的“自由”的概念：“什麼是自由？什麼樣的自由？大家在法律範圍內有權為所欲為的自由。什麼時候能夠為所欲為？當你有百萬錢財的時候。自由是否能給每個人百萬錢財？不能。什麼是沒有百萬錢財的人的自由，不能為所欲為，卻只能任人所為。”西方所鼓吹的自由，不過是富人們的自由，貧窮的人只有為富人們提供享樂的自由而已。
托爾斯泰也曾醉心於西方文明的進步，但隨著他兩次的西歐之行，他對方文明的進步徹底失望了。一八五七年托爾斯泰在巴黎目睹死刑的慘狀時，他感到全身心的震憾：“對於進步的迷信亦是空虛的……可以決定善事或惡的，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他還看到了一個英國富翁不願對一個流浪的歌者施舍，“為他們，文明是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役是惡……而誰將和我確言何謂自由，何謂奴役，何謂文明，何謂野蠻？”他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敏銳地發現，自由只是一個充滿泡沫的幻象，外表美麗誘人，實則是徒有其名！人類向善之路不能以自由、文明為路標，“我們只有一個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勵我們互相親近的普在的神靈。”
（三）對“普在的神靈”的進一步探討
“普在的神靈”，換而言之，就是上帝。不能理解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關於“普在神靈”或“上帝”的概念，就無法認識他們的思想。對於他們而言，上帝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者遠在天邊的神靈，不是的，上帝無所不在，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是善與愛的法則的化身。天堂之路不是遙不可及，而是存在於我們的內心，“只要我們願意明白，天堂會立即美麗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將互相擁抱，放聲痛哭。”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描繪著天堂，同樣，他也把地獄稱為是“由於不能再愛而受到的痛苦。”可見，選擇天堂與地獄，只在於人內心是否充滿著愛。
“天國在我們心中！”托爾斯泰的觀點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出一轍，對於上帝，托爾斯泰有一段非常精闢的論述：“神於我是靈，是愛，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正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樣……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愛他的同類，永遠為他們服務……我相信生命的意義，對於我們中每個人，只是助長人生的愛，我相信在這人生中，發展出他們的愛的力量，不啻是一種與日俱增的幸福……我相信這愛的生長，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塵世建立起天國。”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善、至愛的基督精神為指導，對社會及人類的去向進行深入的思考，他們不合時宜，在黨派雲起的時代裏，他們無疑只能是孤獨地探索，面對內心與現實的矛盾。
（四）良心對抗暴力？
忍從與愛從理論上說是容易的，但一旦受到暴力的欺凌，人要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呢？正如耶穌在“登山訓眾”中所說的：“你們若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裏路，你就同他走二裏。”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人畢生深受《福音書》的影響，所以極力維護以良心對抗暴力的理論。除去基督教的信仰外，實際上更深層次上，是兩人對人類內心深處“良知”的認同，人類不可能在暴力中實現和平，而是能是在以“良知”的基礎上，走出人類具有的獸性的殘忍的一面，為實現良心的抵抗，則必須隨時走上歷代先知所走的道路：殉道。人們可以不苟同這種對抗暴力的方式，但你卻不能不對他們的勇氣和人道的精神所感染。所以托爾斯泰的後半生雖過著半隱居式的生活，但他的影響力卻日益加大，他無意充當精神的領袖，但事實上他的言行成為日後印度聖雄甘地理論的先導，也對日後美國著名的黑人英雄馬丁•路德•金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冠之以“非暴力運動”先鋒並不為過。
與托爾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則複雜得多，他反對暴力，與其說來自理性的思考，不如說是帶有一種宗教的強制約束，他死刑台的經歷與十年的流放生涯，使他對這個腐敗不堪的政府和教會已沒有一絲的好感，苦難加劇他信仰的力量，使他負有強烈的使命感，但我們從他後期的生活和著作中，已經可以看到他的這種“忍耐”學說表現出不堅定的動搖。1878年，女英雄薇拉行刺彼得堡市長，陀斯妥耶夫斯基聆聽法庭上的辯論，他意味深長地記錄下薇拉的話：“舉起手來向一個人開槍，這是可怕的，但我必須這樣做。”
四、雜記
有些作家，無須別人的評論，只要你接觸到他的著作，你馬上可以感到他不同凡響，超越眾人，你會忘記他的國籍，他的民族，因為他在思考著全人類命運，他洞悉著芸芸眾生，這也是為什麼諸如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全世界的人所按受，而不單單是俄國或中國。托爾斯泰帶給我震憾的不是他那史詩般恢宏的巨作，而是他博大的思想和他一生對真理的不斷而堅定的探求。我看了兩厚冊的其女兒所寫的《托爾斯泰傳》，托爾斯泰的年青時代，除了他才華橫溢外，其品行有著十分惡劣的一面，然而對真理的求索使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的極限，不斷地完善自己的品格，最終能以脫胎換骨的姿態，跨入人類史上聖哲的行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給我的感覺是冷漠而陰鬱，他所解剖的人物其心理之複雜、之深刻，都是其他作家所難以相比的，但這並不是陀氏的全部，他實際是解剖的是一個全人類何去何從的問題，苦難使他具備了基督耶穌的寬容與博大的胸懷。他一生都懷有某種神秘的使命感，像是上帝在冥冥中召喚著他，使他在最艱苦的時刻，也不曾失去希望與信心，他可能感到自己就是約伯的化身，所以他不去抱怨命運，而是當作一種考驗，“不要攔我，因為我們要去實現偉大的真理了。”
當我翻閱的兩位偉大者的資料越多時，就越為自己學識的鄙薄而自慚，知道自己其實是井底之蛙在議論著蒼穹的浩大，多寫亦只是製造些文字垃圾而已，不如就此擱筆罷
巨匠與知音――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下） | 大紀元 https://bit.ly/340uy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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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的婚姻悲劇
曹長青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不同。”這是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著名的卷首語。 但不幸的是，這位世界大文豪的家庭生活正是這“不幸”中的一種，而且是最不幸的那種——
托爾斯泰在82歲高齡的時候，棄家出走，離開了共同生活了48年的妻子，在俄羅斯寒冷的冬天，顛簸在烟霧彌漫、四處漏風的三等火車車廂裡，最後羅患肺炎，客死在一個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車站的木房裡。
●臨死也不見妻子
在托爾斯泰彌留之際，全球各地的記者雲集這個小車站，報道這位世界著名作家的最後時刻；他的所有子女也都來到膝下，但他惟獨不想見自己的妻子索妮婭。近半個世紀的婚姻，最後竟絕情到臨死也不想見妻子一面，可見“心”已“傷”到何等地步。這場夫妻，可謂悲慘至極。
在世界知名作家中，像托爾斯泰這樣爭吵度日，活在被他稱為“地獄般”的婚姻裡，最後又如此這般悲慘地結束，實在是非常罕見的。托爾斯泰的婚姻到底發生了什麼嚴重的問題？
《愛與恨︰托爾斯泰夫婦的風暴婚姻》（Love and Hatred: The Stormy Marriage of Leo and Sonya Tolstoy）是第一本對這場悲劇婚姻給出詳細答案的專著。寫出了暢銷全球的《柏林日記》和《第三帝國的興亡》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傳記作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研究了托爾斯泰和索妮婭的日記，托翁子女們寫的“回憶錄”等原始資料，以豐富的史料和大家手筆，揭示了這場婚姻失敗的原因，讀來像一部悲劇愛情小說。
本書也是寫出了15本著作的夏伊勒的封筆之作。1993年夏天，89歲的夏伊勒寫完《愛與恨》之後幾個月就辭世。關於托爾斯泰婚姻生活的作品，雖有幾個俄文版本，但《愛與恨》是第一部英文作品，並首次被譯成中文。
●三種搏鬥，有贏有輸
《愛與恨》詳細描述了世界大文豪托爾斯泰一生中的“三種搏鬥”︰
第一，作為一個作家，托爾斯泰一直在和自己的寫作困境搏鬥，在構思巨著的障礙中掙扎；
第二，作為一個思想家，他的欲望和他的宗教信仰之間的靈與肉的搏鬥；
第三，作為一個丈夫，他和妻子自結婚之日就開始的“至死方休的搏鬥”。
在這“三種搏鬥”中，第一種，托爾斯泰是贏家，他在文學史上將不朽；在第二種搏鬥中，他至死都在靈與肉中掙扎，沒有决出勝負；但第三種搏鬥，他是完全失敗了。
為什麼寫出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等名著，在小說中對男女情感、婚姻家庭有深刻理解的大作家，卻在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中一敗涂地？
通過《愛與恨》我們看到，這個天才作家在面對愛、性、婚姻這些人類共同問題時，不僅和普通人一樣困窘，同時他還集中體現了男人在對待妻子時的弱點；而他的妻子索妮婭，又是表現女人所有毛病的典型。這樣的兩個人，“移干柴近烈火”，就“無怪其燃”，在一生的相互肝火煎熬下，最後婚姻和愛都被烤干，同歸於盡。
●思想差距是堵牆
夫妻感情不和，雙方思想差距往往是個重要因素。托爾斯泰作為大作家，本來和妻子就有思想差距，而在他中年“畈依”新宗教，有了“新思想”後，夫妻之間的思想鴻溝就更深更大。
托爾斯泰畈依新宗教後，憎恨“私有財產”，同情農民，厭惡自己的貴族鄉紳生活，要放棄自己的版稅，把莊園分給農民。而他的妻子對這些“新思想”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認為丈夫的“整套哲學牽强附會、矯揉造作，完全建築在虛榮心、名利欲和出風頭的基礎上。”
托爾斯泰的新思想，大部份是“社會主義式的”，連他本人都做不到。例如他主張像農民那樣耕作、生活，但他卻一直讀書寫作，至死過著貴族生活。他“畈依”後宣稱要完全戒除淫欲，甚至連夫妻性生活也不例外，但是他卻一再使妻子懷孕，生出了13個孩子。因此連托爾斯泰的哥哥謝爾蓋也認為弟弟“虛偽，言行不一”。
但托爾斯泰卻要求妻子必須接受他的思想，說“除非你靠近我所靠近的東西，這樣我們才能相處。”於是夫妻倆由於思想差距進行了一場無休止的內戰，使這位寫出了《戰爭與和平》的文豪家裡，只有“戰爭”，沒有“和平”。
●天才不需與人交流
托爾斯泰有這些不尋常的思想，為什麼不能和妻子交流，讓索妮婭理解他的“一片苦心”，最後達到夫唱婦隨呢？然而，托爾斯泰恰恰有著一般男人常有的毛病，那就是忽視和妻子的思想感情交流。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把男女之情描寫得維妙維肖，對小說中的人物在婚姻中的復雜心理更是刻劃得極為深刻。讀者們不得不承認作者對男女情感的奧秘理解甚深。但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他對自己的妻子卻完全不能理解，更毫無交流能力呢？
首先大概是由於他是“天才作家”，而天才作為“先知”，是不需要和人交流的，甚至包括妻子；其次是俄羅斯的大男人主義風格，使他不屑於和妻子交流。那種天才型人物的居高臨下和大男人主義的自我中心，使他從沒有在精神層面平等地對待妻子。
因此索妮婭抱怨說，“他是那種以自己的創造力作為生活中心的天才之一……周圍的世界不過是附屬品。我的整個精神生活他毫無興趣——因為他甚至從不屑於去理解它。”
缺乏交流，是所有夫妻關系中的大忌。因為隔閡產生誤解，誤解導致離異，以至反目為仇。托爾斯泰有時也明白︰“我不僅從沒苦口婆心地懇求她相信真理，甚至不曾和顏悅色地給她表述過我的全部思想。她就在這裡，躺在我身邊，而我對她無話可說；應該對她說的話我說給了上帝聽。”
●婚姻囚徒，彼此憎恨
雖然托爾斯泰有時感悟到了，但並沒有努力去做。他更多的是對婚姻的抱怨︰“我們像兩個囚徒，被鎖在一起彼此憎恨，破壞對方的生活卻試圖視而不見。我當時並不知道99％的夫妻都生活在和我一樣的地獄裡。”但是他忘記了，他在《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是贊賞婚姻並對它充滿樂觀的。
對托爾斯泰的婚姻，作者夏伊勒感嘆道︰“他們在各方面都得天獨厚，惟獨不具備相互理解的能力。”
夫妻之間缺乏情感交流，丈夫就很難對妻子有體貼和溫情。而柔情恰恰是天下所有妻子都想從丈夫那裡得到的。得不到，就為爭吵孕育了岩漿，等待一次燒焦雙方感情的噴發。
對妻子缺乏體貼和溫情的托爾斯泰，無意識地為夫妻的一次次爭吵醞釀了岩漿。例如托爾斯泰喜歡散步，但他不願陪伴妻子一起散步，和索妮婭聊天的機會也是鳳毛麟角。寂寞的索妮婭有一度喜歡上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院長，因為這位音樂家喜歡陪伴索妮婭，給她彈琴，跟她聊天。托爾斯泰自己不屑跟妻子談話交流，但妻子和別的男人交談他又憤怒、嫉妒。
●“他愛我，但只在夜裡“
雖然每次托爾斯泰生病索妮婭都是精心照料，有一次連續九個月護理在床邊。但妻子得病，做丈夫的托爾斯泰卻不屑於過問。一次索妮婭得子宮瘤在家中做手術，托爾斯泰竟憤怒醫生的到來，不僅不守護在妻子身邊，竟離家去了森林散步。
得知手術成功後，他“臉上的表情不是歡喜而是巨大的痛苦。”當他回到家裡看到脫險的妻子時，他竟“憤慨”得說不出話來，隨後長吁道，“老天啊！多可怕的事！一個人竟不能平平安安地等死！”
這些情節，如果不是他的子女親筆記錄，簡直無法讓人相信，這是寫出《復活》等宣揚人性作品的世界級作家的所作所為。
托爾斯泰不愛索妮婭嗎？他的日記裡也不乏充滿激情的對妻子愛的宣言。但通讀全書，人們無法不感覺他的愛是抽象的愛，苛刻的愛，頭腦的愛，而不是具體的愛，寬宏的愛，心靈的愛……
因此索妮婭傷心地說，丈夫需要的只是她的肉體，“他愛我，但只在夜裡，從來不在白天。”她還在日記這樣抱怨︰“不會有人知道他從來不曾想過要讓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給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32年裡他從沒在生病的孩子床邊坐上五分鐘，好讓我安穩地睡一覺。”
●“生活荒誕皆因女人做難“
托爾斯泰之所以對妻子這樣缺乏體貼和柔情，還由於他有重男輕女的觀念。托爾斯泰向來瞧不起女人。他認為女人弱智，不具有和男人一樣的精神力量。他寫道︰“……女人的本來面目是，她們是精神軟弱的人，這不是殘酷；對她們一視同仁才是殘酷。”
也許是妻子索妮婭和他的一次次爭吵，更加重了他對女性的成見。他竟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們的生活之所以荒誕皆因為女人做難。”
即使女兒婚嫁，也增加托爾斯泰對女性的輕蔑。大女兒塔妮婭開始戀愛，使托爾斯泰非常不快。他給女兒的信說︰“我無法理解一個純潔的姑娘怎麼會想攪進這樣一樁事（指結婚）。如果我是個姑娘，我無論如何不會結婚的。戀愛是一種既不高尚也不健康的情愫。”托爾斯泰認為女兒的戀愛行為是“不負責任的”；像“鬼迷心竅的人完全喪失理智。不是讓自己和另一個人結合，而是把自己鎖起來再把鑰匙扔出窗外。”
當二女兒瑪莎要出嫁時，托爾斯泰非常憤怒，他認為結婚是女人最沒有出息的表現。他在日記中寫道︰“瑪莎結婚了，我為她感到惋惜，就像人們痛惜一匹純種馬被拉去馱水一樣。”
曾和托爾斯泰相處過的高爾基回憶說，托爾斯泰“非常喜歡談論女人，但總是帶著俄國農民的粗野口氣……他對女人的態度是一種頑固的敵意。他最喜歡做的事情莫過於懲罰她們。……這是一個男人對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幸福而進行的報復。”
快80歲的時候，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70年來我對女人的看法每况愈下，以後還會更差。”
●語言尖刻，隨意傷人
這種對女性的詛咒態度，使托爾斯泰不可能發自內心地尊重妻子，平等地對待妻子。雪上加霜的是，托爾斯泰又是一個公認的難以相處的人，因為他說話太尖酸苛刻，從不在意是否傷別人的心。
屠格涅夫是最早發現托爾斯泰的才華，並鼎力向文學界推薦他的恩師。他真誠地想和托爾斯泰做朋友，但托爾斯泰毫不領情，在日記和給朋友的信中說“屠格涅夫令人厭煩。……他才華橫溢，但他就像一個依靠管道送水的噴泉，你始終擔心他會很快斷水枯竭。”
契呵夫崇拜托翁，但托爾斯泰見到他，劈頭就批評說，“莎士比亞的戲劇够糟的了，但是你的更糟糕。”而當著高爾基的面，托爾斯泰則毫不客氣地指教他“最好不要胡亂寫，以後你會更糟糕。”後來高爾基感嘆道，“我絕對不能和他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更不用說同一個房間裡。”
托爾斯泰的小女兒薩莎相貌平平，一次托爾斯泰竟對她喊道︰“我的主啊！你真難看！”薩莎是父親的崇拜者，只好回答︰“我不在乎。反正我不想嫁人。”由此可見托爾斯泰說話多麼尖酸，多麼不在乎傷別人的自尊和情感。
托爾斯泰這些“不可避免，也無法戰勝”的男人常見的毛病，再加上他的天才作家的乖僻，是他的婚姻成為悲劇的致命因素。
●夫妻像兩個陌生人
但即使托爾斯泰有這麼多男人的毛病，如果他的妻子不是索妮婭，他們的婚姻也不至於悲慘到如此地步。恰恰索妮婭又是一個典型地表現了女性缺點的妻子︰虛榮，嫉妒心强，性情剛烈，又神經質。
和天才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往往會感覺到思想差距。但一般女人嫁給了天才，都有一種崇拜的心理，這種心理導致她會盡力去理解天才的想法，理解不了的地方，往往采取順從的態度。
像與托爾斯泰齊名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就是一個丈夫的崇拜者。即使陀斯妥耶夫斯基賭博輸光逃到國外，她也不多加指責，反而認為貧窮更能激發他的寫作激情，她則是丈夫作品的鼓掌者。
但索妮婭卻是另一種類型的女人，她對作家丈夫的思想沒有瞭解的熱望，只是一味地反對。除了擔心放棄莊園和版稅影響家裡的生活外，她對托爾斯泰的理念，為什麼要皈依新宗教等，既不理解，也缺乏興趣去探討。當她感嘆“我丈夫和我就像兩個陌生人似的生活在一起，我傷心透了”時，她從沒有深省這和她不關心他的精神生活，不瞭解他的內心世界有著直接的關系。連他們的大女兒塔妮婭也指出這一點︰“你無微不至地關心他的物質生活，但是你卻忽略了他更珍視的東西。如果你同樣關心他的精神生活，他會是多麼感動，會百倍地報答你的付出。”
●醋意十足，從始到終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天下幾乎找不到不嫉妒的女人，如果她真的是在愛中。但索妮婭的嫉妒，讓其他女人都黯然失色。嫉妒不僅使她自己發瘋，也逼得丈夫瘋狂。
不少男性作家被稱為“風流才子”，大概因為他們情感豐富、多情善“性”。但托爾斯泰自和索妮婭結合後，在48年的婚姻生活中，從無一次婚外情，雖然他的大名吸引了無數的女性崇拜者。但即使這樣，妻子還是“吃醋”，而且醋意十足，從始到終。
托爾斯泰婚前曾經荒唐過，賭博，找妓女，還和自己莊園的一個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但他在和索妮婭結婚前，把記載這些“荒唐”的日記給了未婚妻看，既表示真誠，也意味著從此與“過去”一刀兩斷。但當索妮婭知道了他曾和莊園女工相愛並生有一子以後，從此妒意大發。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想燒了他的日記和他的過去。”連做夢她都想殺了“那個孩子”︰“我夢見了一個巨大的花園，……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來。我扯下了他的頭顱和雙腿——我像瘋子一樣。”
對丈夫婚前的一個性行為，而且是他向未婚妻真誠地“交待”過的，索妮婭還要如此嫉妒，以至還動心思殺了人家的孩子，這種妒忌真的成了“毒劑”。就像夏伊勒所說，“妒忌！它就像癌細胞布滿她的全身，而且痼疾難治。”連她自己也承認，“總有一天我會嫉妒得自殺。”
●嫉妒使人發瘋
時隔40多年，當她65歲時，仍然對那個莊園女工（已80歲了）耿耿於懷，這種醋意甚至引發了她對丈夫所寫的小說中那些女人的妒忌。“我在讀他早期寫的一些作品，其中提及的對女人的愛情令我十分厭惡和情緒低落，以至我非常樂於燒了這些東西。”
索妮婭甚至嫉妒自己最喜愛的妹妹，因為她曾和托爾斯泰一起到林子中打獵。她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兩人單獨去樹林中打鳥，天知道出了什麼事。”但她的妹妹愛的是托爾斯泰的哥哥謝爾蓋。
即使托爾斯泰和他們莊園管理人的妻子談幾句話，她也煩惱。那位管理人的妻子是個知識女性，她和托爾斯泰談政治、哲學和文學，很有共同語言。索妮婭憤怒地在日記中說︰“我詛咒她萬劫不復。……看見她的美貌和興高采烈的樣子我就憤怒，眼下我妒忌若狂。”索妮婭曾一直給托爾斯泰抄寫稿子，後來她對女兒做這件事也嫉妒，因為這些活兒以前“專屬”於她。
托爾斯泰晚年幾乎不和任何女性來往，深居簡出。但他和男人交往，索妮婭也嫉妒，甚至指責丈夫是同性戀。托爾斯泰和弟子切特科夫十分投機，成為無話不談的密友。這一點又讓索妮婭嫉妒得發狂。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十分妒忌列夫和切特科夫的親密關系，這個刁鑽、蠻橫和冷酷的人使自己成了托爾斯泰最親近的人。”當然，她最擔心的是托爾斯泰會和弟子一起立下“秘密遺囑”，把版稅和財產交給大衆，而不是留給家人。因此，每當丈夫出去騎馬或步行做點運動，索妮婭不是跟踪監督，就是尋死覓活，懷疑他在和切特科夫秘密會面。
●一哭二鬧三上吊
對於妻子這些神經質的嫉妒，托爾斯泰像很多面對這種女性的男人一樣，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這更刺激了索妮婭的敏感神經，她采取了傳統的女人制服丈夫的方式︰一哭二鬧三上吊，歇斯底里地發作。徹夜痛哭，不讓丈夫睡覺；半夜出走，躺在寒冷的草地上不回家；學安娜．卡列尼娜那樣去“臥軌”，模仿托爾斯泰另篇小說的女主人公去深山中凍死；有一次還躺在托爾斯泰要去切特科夫家的路橋底下，等待丈夫的馬車把她軋死；托爾斯泰去莫斯科拜訪切特科夫，晚回來一天，索妮婭就服毒，鬧得全家雞犬不寧。有時她還在臥室用玩具手槍射擊，嚇唬丈夫，她要開槍自殺……
無數家庭案例證明，妻子想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方式制服丈夫，往往適得其反。即使丈夫在“威脅”下忍耐了，但在心裡，只能對女人的神經質更反感，對這種妻子更煩，情感距離更拉大。索妮婭的“痛哭、發瘋、尋死”方式顯然沒有多大奏效，它使托爾斯泰更厭惡這場婚姻，他在日記中寫道︰索妮婭“全是刻毒的語言，威脅、自殺、詛咒，詛咒每一個人。”她已“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决這種瘋狂，我看不見任何出路。”
而索妮婭則為自己辯護︰“上帝賦予我煩躁、激烈的性情難道是我的錯？”
●歇斯底里和偏執狂
這真是兩個相互折磨的人，他倆的日記，讀都令人心痛，可以想像寫時又何其痛。索妮婭的日記上常有︰“臥床一天，茶飯不思，幾乎流了一天眼淚。”托爾斯泰的日記則是︰“睡眠糟糕，非常少。又跟往常一樣激動和生氣，十分壓抑，我一直想哭。”
莫斯科的精神病學醫生曾診斷索妮婭患了“歇斯底里和偏執狂”兩種精神疾病，但向來排斥醫生的托爾斯泰則認為“精神錯亂常常是生活無理性無道德的結果。”從沒有真正把妻子的“瘋勁”當疾病治療。
●夫妻合影，傷心的句號
虛榮，是腐蝕女人的最大通病。索妮婭在晚年不是真正發自內心地去愛自己的丈夫，而是極力想向公衆證明她仍是大作家的妻子、托爾斯泰仍然愛著她。
托爾斯泰說，“別說愛我——根本沒有這種迹象——她甚至不需要我愛她。她只需要一樣——讓人們認為我愛她。這就是糟糕的地方。”
在他倆結婚48周年那天，索妮婭執意要和丈夫合影，認為“夫妻親密照”一旦登報，傳遍俄國各地的關於他們婚姻的閑言碎語將不攻自破。托爾斯泰很不情願地同意合影，但當面對攝影機、索妮婭請求他扭頭和她對視時，他倔强地拒絕了。這是托爾斯泰夫妻最後一次合影，也是給48年的婚姻劃上的最後一個傷心的句號。畫面上，托爾斯泰直盯盯地瞪著鏡頭，表情惱怒。當晚托爾斯泰在日記寫道︰“再次要求裝做恩愛的夫妻合影。我同意了，但我從頭到尾感到羞恥。”
當托爾斯泰已經神智不清，奄奄一息地在小車站的木房中度過最後時光的時候，子女們可憐母親，正準備允許她走進木房看一眼丈夫時，竟發現她叫來攝影記者跟著她。在這樣的時刻，她還念念不忘讓公衆看到“托爾斯泰的妻子”仍守候在丈夫身旁。對她來說，似乎做“托爾斯泰的妻子”比做“丈夫的妻子”更重要。虛榮，扭曲了人性。她的這個舉動使她失去了在丈夫活著時看他最後一眼的機會，因為子女們不僅拒絕任何記者拍照他們垂危的父親，更對母親的行為憤怒。
●到底是誰的錯呢？
這位和托爾斯泰結婚48年，為他生了13個孩子，把3,000頁浩瀚的《戰爭與和平》手稿整潔地抄寫了七遍的索妮婭，最後卻遭丈夫離棄，他臨死都沒想再看她一眼。一個多麼令人傷感的故事，讓人掩卷嘆息！《戰爭與和平》中的五個家庭，《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兩個家庭，沒有哪一個比托爾斯泰的家庭更是“小說”。
這是兩個相愛又相互憎恨，不能分開又無法共處的一對伴侶的愛情故事；這是一場耗盡了他們的熱情，也耗盡了他們身心的婚姻經歷。但是，就像他們的大女兒塔妮婭所說，“這就是兩個人共同生活的故事，有誰能說他們中哪一個是錯的呢？”
注︰本文是為《愛與恨》中文版所寫的“序”。
（載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9年4月11日）
1999-04-11Caochangqing.com https://bit.ly/37NyE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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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道」的俄國文豪托爾斯泰
by Masha Zagvazdina 周鼎編譯
1908年5月的托爾斯泰。（公有領域）
為打開心中的天國，托爾斯泰汲取東西方先哲的思想和智慧，包括東方釋儒道三教信仰文化，尤其深受老子《道德經》的影響。
古老東方的智慧為他打開一條廣闊的路。時至今日，也有人稱呼他為「俄國道家第一人」。
文 _ Masha Zagvazdina      編譯 _ 周鼎
列夫．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至1910年）是享譽世界的文學巨匠，是中國人眼中偉大的俄羅斯君子，也是影響印度甘地的英雄。他的一生經歷過貴族的奢華浪漫，經歷過農人的辛苦耕耘。為了理解生命的意義，他不斷地探索著人為何而生，又為何而存在？在漫長的探索中，他將智慧的目光投放在中國，並從中華文化中汲取思想精華，作為打開人生意義的一扇天窗。
中國古典思想對托爾斯泰的影響
托爾斯泰27歲時與中國結緣。他早年在高加索、多瑙河一帶、克里米亞半島參加戰爭，因其作戰勇猛，獲得勇敢軍官的殊榮。由於他參加過幾大戰役，為此也獲得「勇敢」勛章和其他一些獎項。1855年，托爾斯泰收到培訓中國軍隊的邀請，但他拒絕了。
他說：「克里米亞戰爭後向中國派了一些人。朋友勸我去當炮兵軍官。我記得自己非常猶豫。我朋友巴柳澤克去了，但他還要執行其他任務：與東方人耍狡猾的陰謀。後來他成了大使。」托爾斯泰所說的「其他任務」指的是特務活動。
19世紀70至80年代，托爾斯泰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他50多歲時，接觸到老子的學說，開始積極研究中國文學和民俗，以便介紹給俄羅斯人。托爾斯泰的祕書布爾加科夫寫道：「他曾說過，如果還年輕，就會去中國。」作家自己也曾說：「我正忙於研究中國，而有人竟想使4億中國人習慣於歐洲文明。」
當時的俄羅斯漢學家並不太接受中國的古典思想，甚至批評中國文化。但托爾斯泰卻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並適當地加以改編，使俄羅斯人更容易理解。
1891年，托爾斯泰談到成年後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思想家這一問題時，他說孔子和孟子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影響最大的是老子的思想。
托爾斯泰表示影響自己最大的思想家是老子。圖為明朝張路〈畫老子騎牛〉，老子手拿《道德經》。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公有領域）
在老子、孔子、孟子等中國先哲的思想中，托爾斯泰從中找到了共鳴，其中包括「博愛」、不以惡治惡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仁義。
托爾斯泰在給出版商和朋友切爾特科夫的信中寫道：「我完全融入了中國的智慧中，我非常希望向您和所有人介紹這些書籍給我帶來的道德補益。」
「我待在家裡，現在正在發著高燒、流著鼻涕，但我還是已經連續兩天閱讀了孔子的著作。如此不同凡響的道德高度簡直難以想像，您將獲得道德上的充足，會發現這些思想有時甚至達到基督教的高度。我把自己良好的道德狀態歸功於閱讀孔子的著作，當然最重要的是老子的著作。這些思想應該成為全社會的財富。」
1900年11月12日托爾斯泰寫道：「我什麼也沒有寫，正忙著研究孔子的思想，這非常好。我在吸取精神力量。現在，我想記錄的是，自己是如何理解這『偉大的學說』和『中庸之道』的。」
托爾斯泰非常想把老子的《道德經》翻譯成俄文，但他不懂漢語。後來，他獲知日本人小西氏在翻譯這本著作，提出來和對方合作。就這樣，日本翻譯家小西氏和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首先把《道德經》翻譯成了俄文。
1903年托爾斯泰出版了《智者每天的思索》彙編，其中引用了老子的36段話。後來托爾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引述老子的話。
1909年，托爾斯泰決定為廣大讀者翻譯《道德經》中的部分格言。他在去世前幾個月出版了一本小型書籍，他從《道德經》中精心挑選了64條格言，組成這本小冊子。這本書受到廣大俄羅斯讀者的喜愛。
托爾斯泰號召提升道德修養
托爾斯泰出身貴族，受到當時社會的影響，他曾經過著花天酒地、放浪形骸的生活。圖為1848年，20歲時的托爾斯泰。（公有領域）
托爾斯泰出身貴族，受到當時社會的影響，他曾經過著花天酒地、放浪形骸的生活。他擁有貴族階層的一切，又比之更勝一籌。卓越的文學天賦，為他帶來顯赫的聲譽。他是如此幸運，幾乎擁有人們想要擁有的一切。
托爾斯泰的一生中，曾經歷過一個特別的夜晚，即被史學家稱為「阿爾扎馬斯之夜」。1869年，托爾斯泰為了田產的事情去了一次平扎省，中途在阿爾扎馬斯過夜。根據他的敘述，凌晨2時，他看到了死亡，聽到了死神的聲音，他感受到一種可怕的東西正在緊緊地追趕他、糾纏他，幾乎使他難以擺脫。
這一夜帶給他的經歷，使他的一生都難以忘記，他的世界觀也因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托爾斯泰廣泛地吸收東西方文化的智慧與精華，包括中國的道家思想。他痛斥導致俄羅斯人墮落的東正教，並對人性的敗落感到痛心疾首。他希望人人都能從心中意識到愛的力量，通過自我完善進行自救。
托爾斯泰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不斷地修煉，在中國古典思想中他不斷地探索這方面的理念。他寫道：「為了不讓容器裡的東西傾灑出去，就要認真地端平它。為了讓刀片更鋒利，就需要經常地磨礪它。如果你在尋找真正的幸福，那麼，對自己的心靈你也要做同樣的工作。」
托爾斯泰認為，老子思想的基礎與所有正教一樣。他寫道：「如果一個人為了肉體活著，生活就是痛苦的，因為肉體遭受罪業、生病和死亡。如果一個人為了靈魂活著，那麼生活就是幸福的。因為對靈魂來說，不存在受罪、疾病和死亡。」
在孔子的「中庸之道」中，托爾斯泰強調了它的道德一面：「內在平衡是人類所有善行的根本，諧和是所有人類行為的普遍法則。只有當人們保持平衡與諧和的時候，幸福的秩序才會遍布世界，眾生才會繁榮。」
他相信，道德的完善沒有止境，人永遠都不可能說自己已經完美無缺。他非常欣賞中國文化中的一個觀點：每天都從頭開始反省自我，更新自己，然後再次從頭開始，永遠都從新開始，沒有止境。
托爾斯泰在52歲時寫了一篇〈懺悔錄〉，對年輕時的自己進行了一場真摯而又坦誠的懺悔。他寫道：「想到這幾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厭惡和痛苦。在打仗時我殺過人，為了置人於死地而挑起決鬥。我賭博、揮霍、吞沒農民的勞動果實，處罰他們；也曾過著淫蕩的生活，欺騙偷盜，形形色色的通姦、酗酒、暴力、殺人……沒有一種罪行我沒有幹過。為此我還得到讚賞，我的同輩至今都還認為我是一個比較高尚的貴族。」
他通過寫日記來反思自己的前半生。托爾斯泰認為，人不是甘願墮落卑賤的，人不僅擁有良知和道德，而且身上也帶有神性的光輝，人的天性充滿理性的力量。他意識到，愛是人類的本性，愛護人類的廣闊心胸會使人不斷地昇華。在實踐中，他也認識到，一個人只有回到自己的內心去尋找愛，就能在愛的指引下，找到光輝的生命主宰。
為人的使命 追求完美道德
19世紀末，陰霾重重的古羅斯大地即將面臨共產運動的風暴。就在共產紅禍席捲的前夕，托爾斯泰的誕生，在當時反映出全宇宙複雜的靈魂，即無神論、平民有神信仰、宗教勢力和政經等領域產生激烈的碰撞。而他的誕生似乎就是在帶領羅斯人，尋找一條回歸傳統，秉承敬天愛人的精神之路。
身為貴族，他擁有財富和社會地位，人們尊稱他為「托爾斯泰伯爵」，但他為此感到不安。他同情社會底層百姓，他想賣掉自己的車，想把十分之一的家產分給僕役和窮苦人。他能放下伯爵的身段和鄉民一起耕作，和他們一起割草也絲毫不會遜色，每天工作8至10小時也不會感到厭倦。
1906年，托爾斯泰身著農民服裝。（Hulton Archive）
擁有美滿的家庭、顯赫的名望、財富和健康，人卻無法擺脫死亡，死亡的降臨讓人一生的苦苦追尋都變成徒勞一場。為此，他尋思生存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生命的真諦是什麼？托翁51歲時，精神世界受到劇烈的挑戰。
作為有正義感的貴族，托爾斯泰想擺脫道德的敗落帶來的混亂無序，想擺脫常規的文學教育中顯而易見的偽善，他致力尋求一個博愛、公平、仁義的世界。他想教育鄉民，於是到鄉村開辦學校。
托爾斯泰多次出國，大量接觸歐洲的著名學者，進行自我完善，用卓越的智慧來武裝自己。但他還是無法掩蓋自己不知道應該教給人們什麼？為此他陷入苦惱，於是放棄了所有，來到大草原，盡情的呼吸巴士基爾的空氣，喝草原特有的馬奶酒。
他努力的尋找為善之道。每一次，當他想表現出內心深處從善的願望，成為更好的人時，他看到世人用蔑視和譏笑來對待他。但是，當他沉迷於慾望之中時，收穫的卻是一片掌聲。在他的眼中，這個世界的善與惡彷彿是顛倒的。
在長久的探索中，他從東西方先哲的智慧中找到共鳴。他相信人類降生於世是有使命的，這個使命在於他能自強不息地追求道德上的完美。
天國在你心裡
1879年至1880年，托翁完成〈懺悔錄〉的主體部分，1882年正式出版。這部自傳性質的著作，與奧古斯丁、盧梭的〈懺悔錄〉並列為世界三大懺悔錄。由於書中部分內容否定俄國東正教，稱「基督教中沒有基督」，遭到教會書刊檢察機構的激烈反對。
儘管托翁自幼接受的是東正教，但他後來脫離了宗教，不去教堂做禱告，拒劃十字架和齋戒。雖然他不去教堂，但他依然努力完善自身的道德，增強內心精神力量的強大。
他放棄的是宗教的外衣，並沒有放棄對神的信奉。信神和信宗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意識到「天國在你的心裡」，而不是在任何一種外在的形式中。他努力的向內心世界探索人生的真諦，這也成為他創作的動力之一。
他領悟到，他所追求的信仰，是源於生命的真正力量，是在實踐中真正的走向神；而宗教勢力尋求的是在世人的面前完成一項人中的工作，因此教會之間會有爭鬥和攻擊。托翁理解到，教會為了維護宗教的勢力，曾發動過宗教戰爭，發起宗教審判，公開焚燒不合教會理念但是蘊涵真理的書籍，甚至羅斯人曾以基督名義屠殺自己的同胞。這是極其可怕的，這些行為完全違背對神的信念。（〈懺悔錄〉卷15）
托爾斯泰認為：信仰是生命的力量。對於人生的祕密，從精神信仰層面來解答，這能夠為人提供深刻的智慧。信仰不是理論和學問，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需要通過親身實踐才能體會到人生的意義。
他眼中看到的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廟堂，光明正從天頂射向人間。
托爾斯泰認為：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他眼中看到的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廟堂，而光明正從天頂射向人間。（Getty Images）
領悟德的意義
《托爾斯泰與東方》是研究托爾斯泰的重要著作。其中，在〈托爾斯泰和中國〉的章節中，闡述到宇宙的法則對世間的影響，也闡述了學者對道和德的理解。
書中講道，中國古代的道家思想，在當時產生了具有高度文明的學科，包括天文學、化學、醫學等。它是基於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對物質變化過程的記錄和反思，總結出的自然法則。在自然變化持續更新的力量下，產生了春夏秋冬四季，這是世界運動和發展的表現。源於宇宙運動的法則，產生出龐大巨大的更新力量，而世間的宗教和政治也都處於宇宙運轉的法則帶來的變化之中。
要想理解老子的思想，就要理解「德」的意義。「德是一種物質存在的形式，從道中產生。」「德能育化萬物，滋養萬物，也能引導他們，使他們修煉。」
當時，在東方的認知中，德是一種物質，它可以轉化成人的福分：健康、財富、官運等等，也可以使立志修行的人進入很高的境界。所以中國老人常講「行善積德」、「缺德」、「祖上積德」等話。這是從久遠流傳下來的一個重要的普世價值。
1877年，托爾斯泰接觸了道和德的意義。在他的眼中，老子是一位偉大的道德之師，老子的思想在東方具有上千年的教化傳統，意味著美德和博愛。托爾斯泰將從老子思想中領悟到的倫理價值、理想的思維方式，融合到日常生活中、教學中，甚至文學創作中。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托翁理解到，要想得到真正的道，就不能與世隔絕，並且要廣泛地去愛。獨自的去愛是遠遠不夠的，要將心中的道和千百萬人聯繫起來，由此會產生最偉大的愛。
來自東方的思想，經過托翁的詮釋後，成為羅斯人能夠接受和理解的普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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