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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楊懋春貞德紀念基金會獎學金申請
財團法人楊懋春貞德紀念基金會獎學金申請 |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https://bit.ly/37nEx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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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懋春(1904—1988)字勉齋,山東膠州台頭村人(今屬於青島市黃島區辛安街道辦事處),中國社會學家。 早年畢業於教會中學,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入齊魯大學,攻讀社會學,副修歷史,獲學士學位,后就讀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抗戰爭爆發后,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鄉村社會學,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
博士論文為《中國的集鎮制度與鄉村生活》。 1944年在美國參加人類學家R.林頓教授領導下的"中國鄉村文化"研究工作,著有《A Chinese Village -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英文版,1945,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 該書被譯成多國文字,為攻讀文化人類學學生必讀參考書之一。 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國,曾任農林部督察、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副處長,齊魯大學社會學教授、系主任、文理學院院長等職。 1949年赴美講學,曾任康奈爾大學、斯坦福大學及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 1958年任台灣大學農經學系鄉村社會學教授。 1960年任臺灣大學農業推廣系首任系主任。 1973年自台灣大學退休後,協助東吳大學成立社會學系並擔任該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勉齋文集》、《海外家國戀》、《農業技術改變對鄉村社會之影響》、《鄉村社會學與農業發展》、《鄉村社會學》、《社會化與生活禮節》、《臺灣土地改革的社會經濟成果》、《中國的社會結構》、《我們的社會》、《今日臺灣鄉村生活的透視》、《臺灣土地改革對鄉村社會制度之影響》、《農業興衰的社會因素》、《 致富有道》、《社會學》、《中國農業社會的變遷與發展》、《當代社會學說》等。
2001年,楊懋春先生的成名作《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在中國大陸被選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發行。 [1] 。
楊懋春先生一生刻苦奮鬥、自強不息。 他的學術著作偏重於質的描述、理的推釋,見解成熟,自成體系。 他在中國大陸鄉村社會學的研究及農業推廣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杨懋春_百度百科 https://bit.ly/2H9MY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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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愛吾師
緬懷社會系創系主任楊懋春教授
◎盧政春 口述（社會系系主任）
康韶娟 整理（中文系五年級）
■楊懋春教授以「我們要了解社會，我們更要服務社會」為創立社會學系的宗旨。
我與楊懋春教授相識在臺灣大學，當年我就讀於臺大農業推廣學系，與楊教授之間，除了師生的關係之外，又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楊懋春教授甚至還擔任我的主婚人……」社會系的盧政春主任娓娓訴說著關於他與楊懋春教授的點點滴滴。
揚名國際的鄉村社會學家
民國47年，楊懋春教授（字勉齋）應臺灣大學之邀，放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優厚的待遇，自美返國，擔任臺灣大學的教授，並與龍冠海及當時諸位擔任社會學課程的教授磋商，共謀設立社會學系，又在49年8月，成立了農業推廣學系，在楊教授的領導之下，成為當時台灣社會學發展的重鎮，可說是台灣社會學及農業推廣學的重要推手。
楊懋春教授是留美的博士，由於他豐富的經歷與高學歷，在當時早已是揚名國際十分受到矚目的鄉村社會學家，在社會學領域裡，備受推崇，楊教授學識素養之專精，當然不容懷疑。他以卓越的眼光及遠見評估，認為未來臺灣的社會，將會需要大量懂得為社會服務的人才，所以決心要在臺灣大學這個第一首府，創設社會學系，同時也成立了農業推廣學系，而成為農業推廣學系的創系主任，並立基於教學與研究，積極配合政府的政策，推動農業改革與農業發展。
創辦台灣第一所社會學系
另一方面，楊教授也積極推動社會學的發展，但在當時臺灣傳統的社會上，楊教授所帶回來的許多新觀念，未能完全被接受。究竟「社會學」到底是什麼呢？當他提出要申辦社會學系時，曾經不斷被質疑，而且還一度被當作是「社會主義」的敏感問題，也因此被推說經費不足，慘遭駁回，沒有結果！民國47年的12月，楊懋春教授與龍冠海、陳紹馨、郝繼隆、芮逸夫、衛惠林等諸位教授，再度聯名上書給錢思亮先生，直至民國48年夏，經過楊懋春教授與諸位教授多方的努力與奔波，終於在臺灣大學成功的創辦了臺灣首屆的社會學系，這個社會學系的成立，對整個臺灣而言，真是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刻。
由於草創初期，大夥也還不知道到底該怎麼去經營與發展這個學系？也仍會有許多對於所謂「社會學」還不大了解的人，尚待觀念的建立。而要在當時的農業社會創立一新學系，從萌芽到生根的過程，資源短缺，辦事困難，真不是一個「苦」字了得，亦非三言兩語可形容，但楊懋春教授總是秉持著遇事不餒、致力游說於權力間的精神，那種不輕易放棄、堅持到底的決心，才是真正促使農業推廣學和社會學二系穩實紮根的重要關鍵。而楊懋春教授毅力過人，堅忍的撐過一切艱辛，成功的奠定農業推廣學深厚的基礎，實在功不可沒。
受端木校長禮聘
「楊懋春教授實在是一位相當有愛心、熱情，並且時常關懷助人的好人，舉凡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有感於他的溫恭有禮……」盧政春主任如是說。
民國62年，一個因緣聚會的偶然之下，端木愷校長與楊懋春教授一同出席某場演講的會議上，因而結識。由於二人在當時都是學術界中傑出的學者，相互談話之後，發現許多觀念不謀而合，心靈相通，因而交為知已，彼此欣賞，無話不談。當時楊懋春教授向端木愷校長談到：從創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已久，系上狀況也步入平穩成長階段，表明自己打算從臺灣大學退休的想法時，端木愷校長便極力邀請楊懋春教授也來東吳創辦社會系。一腔熱血酬知己，楊懋春教授爽快的答應了！由於已經有過前頭草創的經驗，楊懋春教授在創辦東吳社會系時便有了更多的想法，無論是讓學生所使用新穎的資源，以及未來的就業之路，當時擔任系主任的楊懋春教授，確實把東吳社會系規劃地十分完善，也為自己開創了事業上的第二個高峰。
在東吳，他不只創辦了社會學系，民國64年時，他連同附近的臨溪社區，都致力規劃成「大學社區化、社區大學化」，十分有遠見的楊懋春教授看見了臨溪社區本身即擁有如故宮博物院等豐富的人文資源，若能在大學資源和人力的投入下，必能讓學術與實務充分結合，不只資源得以共享，也能讓更多的人能了解社會學、參與社會系，使大學實驗社區的典範儼然成形。這個理念在當時立刻得到了端木愷校長的大力支持，於是由楊教授來主導，著重理念認同的「心靈社區」，以結合大學資源為目的，成立「臨溪社區理事會」，並鎖定東吳周邊社區，親自領隊，率先進行社區調查、社區組織和社區服務的工作，於是，東吳大學就成了開創全國第一個大學實驗社區的先例。
以行動永遠緬懷
楊懋春教授親筆題書給社會系的宗旨寫道：「我們要了解社會，我們更要服務社會」，雖然楊教授已於民國77年辭世，但他的理念與精神就像永恆的燈塔，光芒四射，恆久不滅，長存於大家的心中。為此，適逢本校正在興建新教研大樓的同時，社會系盧主任率先慨捐十萬八千元，藉以拋磚引玉，希望每位師生及社會學系畢業的校友們共襄盛舉，盼望未來能在新教研大樓其中建置『勉齋研討室』，並設立專櫃收藏所有楊懋春教授《社會學》、《社會思想史》、《鄉村社會學》、《今日台灣農村生活的透視》、《中國近百年來社會制度的變遷》、《好家庭父慈子教》、《一個中國的農村》、《人文趣味學》、《勉齋文集》…等等畢生致力的好著作，以紀念及表達社會系人對一代社會學宗師，及創系主任楊懋春先生永恆緬懷之意。
東吳枚友第七期 https://bit.ly/2FMDq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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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傑出的校友—楊懋春
湮瀅
在我收藏的早期瑞華中學照片中，有一張頗具歷史意義的相片；在一間高懸煤油燈的課室中，有兩位老師正在監考；而伏在案上以毛筆應試的學生們，也正在聚精會神地寫答卷。我曾將這張照片拿給當時已由台灣大學退休的楊懋春教授看；他說，這正是他當年在瑞華中學考試的情景。
瑞中早期學生舉行考試，右前桌第二人為楊懋春博士
楊懋春博士（字勉齊1904-1988）是瑞華早期舊制中學時代的畢業生；後來到黃縣的篤實中學讀高中，並去濟南讀了齊魯大學，再去燕京大學唸了研究所。他曾出任過山東即墨縣的信義中學校長，及齊魯大學的社會系主任兼文學院長。後由教會協助赴美，在康奈爾大學專攻鄉村社會學，獲得康奈爾大學的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並在該校及史丹福大學，哈德福宗教學院，密西根州立大學等校任客座教授，及華盛頓州立大學研究教授，與研究所主任。後於1960年代回到台灣，任台灣大學教授。並創辦了“農業推廣學系”，任系主任，當台灣信義會神學院初在台北創辦時，他也曾在該院兼任社會學教授。再後來也為東吳大學創辦了“社會學系”，任教及系主任。最後由台大退休，住在台大教授的舟山路宿舍中。當我持這張照片去給他看的時候，楊師娘早已逝世。子女均遠居美國，極少前來探望，故其晚年相當孤寂；幸有不少他的學生，常常到他家中，與他作伴，慰其晚景。
楊懋春博士任教台大時攝
他晚年都在台北的信義會真理堂服事，並擔任該堂長老有年。他在學術界聲譽卓著；按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之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中報導；楊懋春在中國人類學之地位與費孝通齊名，其社會學之地位則與近代儒錢穆併列。楊氏桃李滿天下。他教過的學生，對他都十分愛戴，事之如父執。
楊懋春教授是一位紮紮實實做學問的人，一生堅持信仰與真理，作人十分誠懇；他的學生都受到他的感召，都能誠懇作人，勤勉治事。除教學外，他對台糖公司的發展也有相當貢獻。功在教會與社會。 楊教授著有勉齋文集，與他在美國留學的日記：海外家國戀（上，中，下三冊）。他在美留學期間撰寫的論文一個中國農村：山東台頭（A Chinese Village）及“鄉村社會學”，“社會學”等中英文著作十餘種。成功的向西方介紹了中國農村的農業社會結構，被視為中國農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優秀成果。此書已為西歐各國譯成多種文字出版，獲得極高的評價。“一個中國農村”中文版由張雄，沈煒，秦美珠合譯，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楊懋春留學是在對日抗戰期間；故他日記中充滿了愛國的情操，與對祖國山河家鄉的思念；並見證了他虔誠的信仰。
楊懋春是一位傳統本位的中國學人，所寫之文章，文如其人；就是一個誠字，他寫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真摯動人，而這就是寫作的最高境界。
他出生於膠州南鄉的台頭村，他寫童年的貧困與讀書的艱辛；承認自己智力不夠，不能修自然科學；每一句話都掏自肺腑，每一個字都擲地有聲。他寫自己的思想，與信仰境界，寫自己的政治理念，都是對神對人對自己掬誠而書；絕不自高或自抑。他寫自己的困頓，絕不怕人笑話，他寫幼時常常會尿床，難以改善；坦誠得可愛，讓人感動。他對時局的看法，也是秉筆直書；既不怕得罪當道，更不會阿諛奉承。楊懋春無論作人，教學，寫作，與宗教信仰，都能忠於一個誠字。這是他的可敬可愛處，也是他在對學生們的春風化雨中，最讓人感動，且永生難忘的。
楊懋春是膠縣南鄉台頭村一個莊戶（農民）人家的孩子，小時候在家幫農放牛，生活艱辛，常因牛不肯吃草而哭泣。後來有機會上新式小學，便勤奮苦讀，小學畢業後便想要到縣城去考中學，父親因怕花錢供應而不准，幸因母親與大哥力爭，才有機會去投考；他自己背着行李隻身去瑞華中學應試，路途備極艱辛。幸而考取，在校成績優異。畢業後到瑞華小學去教書，頗獲任大牧師的賞識，決定要資助他到黃縣去唸高中，再保送他到濟南齊魯大學深造，這種優遇，當時慕煞了許多人。
楊懋春在他後來寫的回憶錄中，提到了當時教會的情形；他感到差會在縣城設立教會（瑞華浸信會），但找到的傳道員，都知識不足。有的只略識幾個字，甚至不識之無，連聖經都不能讀。只是學着別人講的道，反覆口誦而已。且認為多半的傳道員根本沒有信主，只是為了那點可憐的收入，去混飯吃。每週禮拜一到禮拜六都在家中幹自己的活，主日才到教會中去虛應故事。他曾誠實地向任大牧師反映，但情況也難以改善。
楊懋春在瑞華小學教了兩年書後，終於接受了任大牧師的資助，到黃縣去考讀當時頗具規模的篤實中學高中部。他描述當時由膠縣到黃縣的旅行經過；因資助有限，不能搭乘火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如轎車（騾車）或山子（兩匹騾子前後共載的一座平底轎子），只能乘驢子，要走幾天才能到黃縣。
篤實中學校長為美籍傳教士，教師亦多為齊魯大學的畢業生。楊氏在該校苦讀一年半，以極優成績畢業，免試保送到齊魯大學就讀。與楊懋春同時獲得資助在篤實中學就讀的，還有他在瑞華同班的同學宮恩榮等多人，宮恩榮後來到湖南去讀了神學院，回到膠縣王台瑞華浸信會擔任牧師，但日後卻不幸因堅持其信仰而作了殉道士。他是楊懋春特別懷念的一位同學。至於再後來的王華亭等，也由篤實中學畢業而進齊魯大學，並出任瑞華中學校長，都為楊氏後期的同學了。
楊懋春博士夫婦（此為在山東省即墨縣 任信義中學校長時之裁修合照）
楊懋春不但為人正直坦誠，也是一個至孝至情的人，他生前便傾其所有為她的母親在台大設立了一個“楊懋春貞德紀念基金”，此基金會由台大的“農業推廣學系”及東吳大學的“社會學系”合辦。經常舉辦有關鄉村教育，鄉村文化發展等研討會，與相關講座，及出版此類書籍，兼提供清寒學生之獎學金等活動。台大在“農業推廣學系”的五樓，還為他設立了一個“楊懋春教授紀念室”，室中陳列楊懋春的各種著作，論文與紀念品等，以及其夫人王敬遠女士的資料。還記得楊夫人病逝時，楊教授哀痛欲絕，甚至病倒住院，我到醫院去探視他，為他禱告。楊教授再三要我為他講解聖經中關於復活的道理，以加強他對復活的信念；最後楊教授表示，“我確定日後仍可與妻子相會，此心便可得到安慰了”。楊師母逝後，楊教授因缺乏適當的照料，迅速地走向衰老。當我在他逝世（1988年，時年84歲）前一年去看他時，見到他一人獨居宿舍中，行動遲緩，身體衰竭，與前判若兩人。後來不久便溘然長逝。楊教授生前沒有機會再回到他兒時的台頭村。歿後與其夫人合葬於台北北投的信義公墓。
楊懋春教授的信仰與人格，以及其一生待人接物的高風亮節，難有人可以匹配。我想這都應與他幼年在學校與教會受到的影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鏤金歲月（十四）傑出的校友楊懋春 - 翼報 (2008.10) https://bit.ly/31o8X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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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懋春教授的文化生態通識教育理念
文／蔡明哲 東吳大學名譽教授
一、楊懋春教授與生活文化的通識教育
楊懋春教授（1903.4.16-1988.2.5），是戰後臺灣第一代社會學家，臺灣鄉村社會學和農業推廣學的建立者。也是臺灣社區研究和社區服務的先驅，農業推廣和農民教育的倡導者。（蔡明哲，1988.3.9）
大陸學界認為楊懋春教授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人類學先驅之一。（潘守永，2004.7）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1，列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學前輩（36位之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列為中國社會學學人（29位之一）。
1958年，楊懋春教授從美國來臺灣，先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農村社會經濟研究所，培養最早的鄉村社會學和農業推廣學的師資。於1960年，創立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在農學院裡最早建置了臺灣鄉村社會學及農業推廣學的教學研究體制。
1960年，又與當時在臺灣的社會學者龍冠海、陳紹馨、郝繼隆、衛惠林等前輩，共同創立臺大社會學系。該學系能夠成立的關鍵，係因楊懋春取得亞洲協會補助為重要因素。在當時的臺灣，他們最早建立了正式的社會學教學研究體系。
1973年9月，楊懋春教授受端木愷校長邀請，創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揭示：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的目標。1974年，他建立全國首創的大學實驗社區：臨溪社區，帶領師生從事社區研究和社區服務。3
大學實驗社區，運用社會學習的三角形（教學、研究、服務），成為大學教學、社會研究、社區服務的通識教育基地。透過它，推展了一種務實的社區生活文化（包括社區基礎建設、生產福利建設、精神倫理建設等）的通識教育。一方面讓老師教學相長，另一方面讓學生了解實際社會的文化生態，並從事服務社會來體驗人民生活，驗證所學的通識教育。從了解社會中，知道服務的需求和方法。從服務社會中，知道求知的需要和迫切。所以，師生都能在實驗社區中，進行生活文化的通識教育。
二、楊懋春教授的新人文主義通識教育思想
楊懋春教授認為：新人文主義中的人，是自然人、文化人、社會人和良心人的整合與和諧。（楊懋春，1983.10：256）新人文主義社會學，將人視為創造歷史文化的行動者。而社會學研究、農業推廣工作和社區發展工作，均屬促進生命社區生機、促使人與大地交流溝通的文化行動。期望人類進步到能體會高級文化生活，在社區生命共同體裡，保持永續經營、互賴互利、世代交替的文化生態倫理。（楊懋春，1983.10：260；蔡明哲，1993.8：摘要）新人文主義的社會發展目標，是追求人類生存且盛久的原理。亦即達到真正的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公平、文化創新、生態健全、世代正義。其中，文化創新和生態健全，這兩個文化生態通識理念，做為連貫政治、經濟、社會、世代的基礎。
楊教授將基督教、儒家和現代社會科學思想，三者互相闡揚。把宗教、哲學和科學自然地形成智慧，用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上。這種新人文主義，將社會學連貫到各種與生命社區、文化生態有關的科目。而新人文主義的社會史論，也將人民生活的社會史，從政治史的框架解放出來。
他用文化生態的通識理念，來從事教學研究。注重文化、社會和人格完整的文化生態學理論，讓人解脫物質桎梏、生物侷限，教育人成為有獨立判斷能力的文化行動者。因此，在創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之初，揭示「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的文化生態通識理念與實踐。主張：以文化生態的通識理念分析，來了解社會；以通識教育的社會學習心得，來服務社會。文化生態通識理念，貫通了解社會和服務社會，而使兩者互相增進，達成通識教育的成果。
（一）文化生態的通識教育注重文化創新和生態健全
社會係由生態層面和文化層面，兩面互動所構成。但是，在一般社會學專業教育中，過度偏重社會文化理論的專業論述。楊教授為了糾正此一偏向，認為應該強調文化生態的通識理念。
新人文主義的文化生態理念，主張天人合一、民胞物與，反對人定勝天、以鄰為壑。學習文化生態的通識理念，接納生物及文化多樣性，發展整全人格和通識宏觀能力。這意味著文化生態的通識理念，能引導人從生物和物質的侷限、專業的偏見解脫出來，推動文化的創新和生態的健全。再經由社會服務，去體驗共同生活的適應和困境，創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互助合作的方法。
楊教授將文化視為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而功用則同在於助人經營其生活、滿足其需要。人既有學習能力，會適應環境，故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就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須常有變動。再者，只要世界有交通，人類有來往，文化就要互相傳布，不同族群的文化，在一起互相影響，讓各種生活方式及文物制度，接受文化上的競爭和淘汰；也可透過教育方法，讓人民認識如何實現高尚而有意義的生活。（新勉齋文集上輯，1989.11：429-431）
由此可知，楊教授有關文化的基本思想，大體上建立在：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和策變者的基礎上，視文化為生存功能的必要事物。人能思考，有所感覺，並能抉擇和改造文化事物。
（二）文化生態的通識教育主張科學與人文共創幸福
在當代文化中，人類不能不發展物質科技，但物質科技應該用來創造人類的幸福。主張人類要駕馭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所制約。楊教授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乙文（學苑拾翠，1974.12：3-10）中說：科學精神的第一層是以客觀公正態度觀察事物，用科學方法與工具觀察、分析、敘述為理論，以解釋或預測事項。第二層是追求答案的熱心與恒心。第三層是不與社會隔絕，悲天憫人，運用科學以增進人類幸福。
關於人文精神的論述，主要是人為萬物之靈，人受造物者之託參天地之造化。並且，人要努力工作，也和全人類合作努力，來獲得自由、強健、和平、幸福。不可反其道而行，或不積極努力，醉生夢死。人要完成上帝未竟的造化之功，或是把這個世界毀滅，其取捨是操在人的手裡。由上所述，可知科學與人文是互相幫助，共創幸福的方法。
文化生態通識教育的目標，在於建立人對所生存的世界和人類的關懷，並使人有能力來改善這個世界和人類的社會；也就是因為人有主動性和能動性，必定有辦法建立一個新人文主義的世界。處於當代的世界，不論哪一種專業知識，都需要學習通識教育，好讓大家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來面對二十一世紀人類共同的世界問題。如人口、健康、糧食、戰爭、環境、犯罪等人類共同生存和發展的問題。
（三）文化生態的通識教育指引建立均富社會的途徑
透過社會學習，或說透過通識教育可以創造均富社會。楊懋春教授（1976.10）在《致富有道：建立均富社會的途徑》的序言，說道：對財富的健全觀念，是運用財富以成就人的願望，而避免因財富而使人墮入敗壞過程。「但財富也能使人敗壞。敗壞人的精神與德性，也敗壞人的身體與現實生活。」他又認為：「人人都想致富。致富乃正大光明事。但致富需由正大光明途徑。所謂正大光明途徑，簡言之，即利己、利人，也利社會。三方面之利益應相輔相成。亦即所謂致富有道。或致富由道，致富有道即經濟行為中的倫理。」所以，致富有道也是建立均富社會的途徑。
楊懋春教授相信人有能力，也應該盡其能力，指導萬物的演化，使演化向著一個盡善、盡美的目標。人已經受了造物者的邀請或信託，要他參與「天地化育」。（蔡明哲，1993.8：36-47）他堅信基督教建立天國於地上的信仰，而滿懷希望，也引領別人充滿希望，來看這個社會和世界。
三、大眾社會必須推展文化生態的通識教育
楊懋春教授的文化生態理念，是一種可推行在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通識教育。它不只是大學生的通識教育，而是社會學習和社會服務互相增進的大眾通識教育。
我們現今所處的大眾社會是消費社會，也是一種媒體主導、名人驅動、金錢掛帥的社會。大眾社會以名人文化（celebrity culture）為特徵，大眾容易迷信權威專斷、追趕流行趨勢、崇拜市場價值。也容易見異思遷，沒有主見。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很容易被權威所蒙蔽，被流行所驅使，被市場所左右。人們的獨立判斷能力和客觀思考的能力，容易受到媒體和名人的操弄。所以，當代通識教育，不應只是以養成上流階級的菁英文化為目的，而是要以現今大眾文化為教材，進行大眾文化的通識教育。教導大眾如何創新文化、健全生態，由依賴他人的文化走向獨立自主的文化。這種大眾社會的通識教育非常迫切，比較適合現今大眾社會的需求，也更能夠展現今日通識教育的意義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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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懋春。
楊懋春先生(Martin C . Yang)(1904~1988),字勉齋,山東膠州人。
楊先生出生於農村家庭,生活並不富裕。 早年就讀於膠縣瑞華中學,上學期間,每逢公休日,就回家幫家人幹農活。 初中畢業后,在膠縣瑞華小學當了四年教師。 但楊先生並沒有滿足於已有的學識,1924年考入山東省黃縣崇實中學,第三年因成績優異保送入齊魯大學攻讀社會學。 1930年,又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專修鄉村社會學,取得了碩士學位。
畢業后楊懋春先生先後擔任青島市文德女子中學教師和山東省即墨縣信義中學校長,1937年受聘於齊魯大學社會系。 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山東旋即被日佔領。 幸而得到教會協助,楊先生於1939年赴美留學,並在1941年和1942年於康奈爾大學先後獲得科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MarketTown and Rural Life in China(《中國的集鎮制度和鄉村生活》) 。
在康奈爾完成學業后,因國內戰爭未停,楊先生應哥倫比亞大學之聘,參與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拉爾夫· 。 林頓(Ralph Linton)教授領導下的「中國鄉村文化」研究工作,1945年將研究成果整理出版為《AChinese Village :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200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將其選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翻譯並。 發行為《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
林頓教授親自為之撰寫了序言,並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是有關中國鄉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代表了"社區研究"的某種趨勢,即本土人類學時代的來臨。 書中有效地結合了「切近的知識和科學的訓練」,沒有把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社會、政治、宗教等方面分別敘述,而是從初級群體擴展到次級群體間相互關係,描繪出一幅整合的總體畫面,同時也揭示了一般化因素和社區成員公開行為特徵之間隱蔽的文化因素。 該書出版后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當年就得以再版,被許多大學相關科系列為必讀參考書,並和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林耀華的《金翼》和許烺光的《祖蔭下》並列為早期中國人類學家的里程碑作品。
抗日戰爭勝利后楊懋春先生回到中國,曾任農林部督察、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副處長等職,投身華北、東北地區的農業推廣工作,但當時局勢混亂,無法進行大規模的農業推廣,只好暫時放棄計劃。 1947年6月任齊魯大學社會學教授、系主任兼文理學院院長。 1949年則赴美講學,歷任康奈爾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及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
1958年,楊懋春教授應台灣大學之邀,放棄海外高校的優厚待遇,自美返台著手籌建台大的社會學系。 然而恰逢當時臺灣社會思想保守,對"社會學」到底是什麼不甚瞭解,還一度將之當做是「社會主義」的敏感問題,楊先生帶回來的許多新觀念和申辦社會學系的舉動不斷受到質疑和挑戰,因此被推說經費不足,慘遭駁回。 幸而在次年,楊先生通過和陳紹馨、龍冠海等教授的共同努力,終於在台大創辦了臺灣首個社會學系,這對於整個臺灣學界而言,都稱得上值得紀念的歷史時刻。
然而,學系草創初期,資金短缺,辦事困難,對如何經營和發展社會學系也充滿疑惑,楊教授毅力過人,秉承著遇事不懼、永不言棄的精神,堅韌地撐過一切艱辛,使 學系得到平穩的起步和發展,隨後又在1960年創辦農業推廣學系並自領主任一職,立足於研究與實踐的交錯影響,積極配合政府政策,推動了臺灣地區的農業改革與農業發展。
1973年,楊懋春教授自臺灣大學退休後,受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之邀,又在東吳大學創立社會學系並任系主任。 由於已經有過草創的經驗,楊先生在開辦時便有了更多的想法,無論是讓學生所使用新穎的資源以及未來的就業之路,時任系主任的楊懋春教授都把東吳社會學系規劃地十分完善,也為自己開創了事業上的第二個高峰。
在台灣大學和東吳大學傳道授業期間,楊懋春先生著作等身。 他一直認為社會學教學課本和教學體系奠基於西方的鄉情民情,中國人讀起來既陌生也乏味,難以概念化或通則化。 因此致力於臺灣本土社會學學科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先後撰寫了《鄉村社會學》(1970)、《人文區位學》(1983)、《中國社會思想史》(1986)、《社會學》(1987)等多本著作, 。 這些著作紮根於楊教授及其學生在臺灣地區嚴謹的田野調查和人文理解,促成和確立了社會學的本土化以及與其他學科的獨立性。 在這些論述中,楊先生還滲透著自己的價值宣導和理念形態,他主張在現代技術被錯用後建立一種新人文主義,其中的"人"應是自然人、文化人、社會人和良心人的整合與和諧。
同時楊教授也開始思考早年社區研究的局限,注重關於中國農村歷時性變遷的研究。 1969年和1970年寫作了《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 a historical study》和、《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兩本英文著作,1980。 年和1984年又獨著了《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以及和蔡宏達、黃俊傑等共同編寫了《我國農業建設的回顧與展望》。 正如楊先生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一書中所言,"無歷史性之研究與著作,多無法由以確知鄉村中各社會制度與文化體系之起源與演變。 不知其起源與演變,即無法瞭解今日諸種情況曾經歷多少時間並如何累積演化而成。 欲研究鄉村人民今日所表現之鄉民性格與生活形態,亦須追溯其千百年或數百年之積演過程"。 在此期間,楊教授還特別關注了中國的家庭關係和結構,先後寫作了《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民性格》(1979)和《中外文化與親屬關係》(1981)。
在學術生涯的晚年,楊懋春先生還致力於「大學社區化、社區大學化」,以擁有豐富人文資源的臨溪社區為核心,並鎖定東吳周邊社區,成立"臨溪社區理事會",親自領隊,率先進行社區調查、社區組織和社區服務的工作,使東吳大學成為第一個開創大學實驗社區的高校。 這也符合楊先生一慣主張的學術與實務充分結合,無論是就地研究或在學術機關研究,均要使學術研究或課堂教學與實際問題有密切聯繫,以免使學術研究和大學教學落於空想或成為象牙塔內的奢侈品。 正如楊懋春先生在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親筆題書的宗旨所言:"我們要瞭解社會,我們更要服務社會"。
杨懋春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https://bit.ly/37kV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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