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是因為窮人的不積極抑或是環境所致？ 為什麼他賺的錢比我多？「富國」與「窮國」間的生產力迷思 ｜ 張夏準（Ha-Joon Chang）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2O5XoQC
在新德里（New Delhi），一名巴士司機的報酬約為一小時18盧比，而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和他從事同樣工作的人則領取約每小時130克朗的報酬，在2009年的夏天，大約相當於870盧比。換句話說，瑞典司機的酬勞幾乎是印度司機的50倍。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某件東西比另一個類似的產品更昂貴，一定是因為它比較好。換言之，在自由市場中，產品（包括勞動力服務）獲取它們應得的報酬。因此，如果瑞典司機（我們姑且稱之為史凡）的報酬是印度司機（我們稱他為雷姆）的50倍，一定是因為史凡作為一名巴士司機的生產力，比雷姆高出了50倍。
就短期來說，有些（雖然不是全部）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可能坦承，人們會為了時尚或流行熱潮，而以過高的價格購買一項產品。例如，近年金融市場繁榮時，人們在投機熱潮之中以非常荒謬的價格購買那些「有毒資產」。不過他們會說，這種事情不會持續太久，因為人們遲早會理解這些東西的真正價值。同樣地，資格不符的求職者就算透過欺騙的手段（例如偽造證書），或是在面談時誇大其辭，而得到薪資優渥的工作，沒有多久也會遭到解雇和取代，因為人們很快就會看出，他的生產力不值得那樣的薪水。所以，根據這樣的邏輯，如果史凡得到的報酬是雷姆的50倍，那麼他的生產力一定是雷姆的50倍。
50倍的薪資差異，到底從哪來？
真的是這樣嗎？首先，有人的開車技術真的會比另一個人好上50倍嗎？即使我們想辦法以量化的方式衡量開車品質，開車技術真的可能會有這種生產力的差異嗎？如果我們以舒馬克（Michael Schumacher）或漢米爾頓（Lewis Hamilton）這些職業賽車手，來跟一些剛剛通過駕駛執照考試、特別笨拙的18歲青少年相比，情況也許是如此。不過，我實在無法想像，一名尋常的巴士司機怎麼可能開得比另一名司機要好上50倍。
此外，如果真的有差別的話，雷姆的開車技術說不定比史凡更為熟練。以瑞典的標準來看，史凡當然可能是一名好司機，但是在他的人生中，是否曾經閃避過一頭牛？這卻是雷姆經常必須做的事。大多數的時間，史凡所需要的是直線行進的能力（好吧，週六的晚上可能得稍微閃躲那些酒醉的駕駛），然而雷姆在開車時，幾乎每一分鐘都必須隨時小心翼翼地閃避牛車、人力車和堆放3公尺高木箱的腳踏車。所以，根據自由市場的邏輯，雷姆領取的酬勞應該要超過史凡，而不是正好相反。
對此，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可能主張，史凡會領取更多的報酬，是因為他擁有更多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亦即經由教育和培訓所積累的技能和知識。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史凡已從高中畢業，擁有12年的學校教育。然而，雷姆在他位於拉賈斯坦邦的村莊裡僅僅完成5年的教育，可能只能勉強讀寫。
然而，史凡在多出來的7年教育中，所獲得的額外人力資本幾乎都與駕駛巴士無關。他不需要知道任何人類染色體或1809年瑞典與俄羅斯戰爭的知識才能開好巴士。因此，史凡的額外人力資本，不能解釋為什麼他的報酬比雷姆多出50倍。
其實，史凡的報酬之所以比雷姆多出50倍的原因，說穿了，就是因為保護主義，瑞典勞工透過移民管制的保護，免於和來自印度和其他貧窮國家的勞工競爭。當我們仔細思考，所有瑞典的巴士司機，或以瑞典（以及其他富裕國家）的大量勞動力而言，沒有理由不能被某些印度人、中國人或迦納人（Ghanaians）所取代。大多數這些外國人只要能領有瑞典勞工的部分報酬就會很滿意了，而他們都至少能把工作做得同樣地好，或甚至更好。
我們所討論的，不只是像清潔工或掃街工人這些低技術的勞工。還有大量的工程師、銀行家和電腦程式設計師在上海、奈洛比（肯亞共和國首都）或基多（厄瓜多爾共和國首都）各地等待著，可以輕而易舉地取代在斯德哥爾摩、位於瑞典中部的林雪坪，和馬爾默等地的同行。但是，這些勞工不能進入瑞典的勞動力市場，因為基於移民管制的因素，他們不能自由地遷移到瑞典。因此，瑞典勞工可以要求比印度勞工高50倍的報酬，儘管當中有很多人的生產力並不比印度勞工高。
國家貧窮的罪魁禍首，並不是那些拖累平均所得的窮人
我們的巴士司機的故事，揭示了英文諺語所說房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指集體視而不見的事實）的現象。它說明了富裕國家裡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嚴重地仰賴其勞動市場最嚴苛的控制──移民管制。雖然如此，許多人士在討論自由市場的優點時，看不見移民管制的事實，而另外有一些人則是故意地忽略它的存在。
這個故事不僅暴露了在自由市場裡，每個人都會根據自身價值獲得公平報酬的神話，也讓我們對於造成開發中國家貧困的原因，有了重大的體悟。
很多人認為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有窮人。事實上，貧窮國家裡的富人通常將國家的貧窮問題歸咎於窮人的無知、懶惰和消極。許多富人會這樣告訴你（如果你願意傾聽的話），如果同胞能像日本人一樣辛勤工作，像德國人一樣守時，並且像美國人一樣有創意，國家就會是富裕的。
以算術來說，拖累貧窮國家平均國民所得的確實是那些窮人，這是事實。但是，沒有幾個貧窮國家的富人了解到，國家貧窮的罪魁禍首並非窮人，而是因為他們自己。回到我們巴士司機的例子，瑞典史凡的報酬比印度雷姆多50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他所屬的勞動市場，許多人的生產力比起印度的同行遠高出50倍。
即使瑞典的平均工資大約是印度平均工資的50倍，但大多數瑞典人的生產力絕對不會是印度同行的50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包括史凡，甚至可能技術水準更低。但是有一些瑞典人，那些在易利信（Ericsson）、紳寶（Saab），以及斯凱孚（SKF）等世界一流公司中的高層經理人、科學家和工程師，其生產力比印度同行高數百倍，因此，瑞典的全國平均生產力，到頭來落在印度全國平均生產力的50倍的範圍內。
換言之，貧窮國家的窮人通常都能和富裕國家的同行分庭抗禮，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是貧窮國家的富人，他們的相對低生產力讓國家貧窮。所以，他們經常性地抨擊國家之所以貧窮，都是因為所有的窮人所造成，這是完全錯誤的指控。與其責備自己國家的窮人拖累國家，貧窮國家的富人應該問問自己，為什麼他們不能像富裕國家的富人一樣，提升自己國家其他人的富裕程度？
讓你拿到好薪水的不見得是你的能力，更是你的環境
最後，為免於富裕國家的富人們自鳴得意，在此要提出警言，他們要了解本國的窮人能享有優渥的酬勞，都是因為移民管制和窮人們自己的高生產力所致。
在富裕國家，即使在個人生產力確實高於貧窮國家同行的產業裡，其生產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拜制度之賜，而不是個人的關係。他們的生產力比貧窮國家的同行高出數百倍以上，並非單純地（甚或主要地）因為富裕國家有些人更聰明、受過更好的教育，而是因為在他們生活的經濟體制裡，擁有更尖端的科技、更有組織的公司、更完善的機構，以及更好的實體基礎設施，這些是經過幾個世紀以來集體行動的主要產物。
著名的金融家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在1995年接受電視採訪時，有相當精彩的論點：「我個人認為，我所賺取的財富，有很大的比例要歸功於社會。如果把我放在孟加拉（Bangladesh）、祕魯（Peru）或某個地方之中，你就會知道我的這個天賦在錯的地方無法發揮多少生產力，相信30年後的我依然在困苦掙扎。我碰巧在市場制度之下工作，對於我所做的事情給予非常優渥的獎勵，而且優渥到不成比例。」
所以，實際上我們是回到了起點。個人所獲得的報酬，並非完全是個人價值的反映。在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大多數人工作所得的報酬完全是因為移民管制的存在。就算是富裕國家裡的公民，不會輕易被移民所取代的那些人，可能有人會說自己的報酬反映自己的價值，但即使如此，這些人之所以有這樣的生產力，完全是拜所處的社經體制之賜，並非單單是因為個人的才華和努力，才會有這樣的生產力。
以下這個廣泛為人所接受的說法是個迷思：唯有讓市場順其自然地發展，每個人才能得到符合本身價值且公平的報酬。只有當我們拋開這個迷思，並把握市場的政治性質以及個人生產力的集體性質，才能建立一個更公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之中，不僅僅是個人的才幹和努力，而是歷史的傳承和集體行動，都將在決定如何獎勵人員時，得到妥善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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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經濟公民必須知道的世界運作真相與因應之道
作者：張夏準（Ha-Joon Chang）
譯者：胡瑋珊
出版：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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