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典藏古碑拓本: 臺灣篇 - 國立臺灣大學 - Google 圖書
新竹明善堂於1869年設立之石碑，上有一條款：「每年逢5、6、7等月，製造藥茶、藥丸施送，以袪暑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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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恩圳，是位於台灣新竹地區的一項水利工程設施，與嘉義縣的道將圳、彰化縣的八堡圳並稱台灣三大古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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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隆恩圳旁的金雞母厭勝物。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王世傑及其侄為開墾南勢、北勢之荒埔，自九芎林溪（日治時期舊稱頭前溪中段以上為九芎林溪[1]）引水開鑿圳道，初期灌溉面積為114甲，其後陸續擴建，至雍正三年（1725年）灌溉面積已達400甲，故稱為「四百甲圳」。其圳路於九芎林溪前分南北兩路，北路分三分之水額，稱「新社埤圳」；南路為四百甲圳之主幹線，經員山仔、七份仔、麻園堵(現今竹中)、隘口等莊後進入六張犁。
乾隆年間，王家與鄭家爭訟，耗資甚鉅。管事王佐曾向臺灣城守營參將借款，敗訴後無力償還，經請特准將王家田地抵償公款，埤圳亦歸公有，因而改稱為「隆恩圳」。
2018年，新竹市政府針對隆恩圳進行改造，以風鈴高燈、水草欄杆等創意設施打造城市綠帶[3]，也因此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的「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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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金雞母近照
晚清北臺灣的義倉與地方社會──以「明善堂」為例
明善堂是同治六年（1867）時，淡水廳同知嚴金清邀集轄內的各地紳商，在各地所創辦的義倉。部分地方之明善堂還辦理義塾以及慈善事業。
在明善堂的創設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淡北明善堂是以學海書院為中心的機構，學海書院透過淡北明善堂獲得了經費以及機會。而竹塹明善堂也與明志書院有所關聯。此外，明善堂的董事，常有經營米穀行業的紳商在其中，他們可能藉由義倉得到了額外的利潤。因此，地方官在創辦義倉或其他的慈善事業時，往往會先考量現有的資源，以具相關背景，並有功名資格的士紳作為經營者。具備這些條件的士紳，也因為有利可圖，而積極的向官府爭取經營的權力。
在收集倉穀時，名為「勸捐」，實則為強制性質的「派捐」，這項工作與權力由明善堂董事負責。不過，董事並無強制執行的權力，若無官府的介入，恐怕很難避免捐戶的拖延抵抗。在後續經營中，也因為義倉的性質終歸紳捐紳辦，官方介入有其侷限。地方官在交接時，因為義倉不入交接之款，導致每任地方官想監督義倉時，須重新尋找案卷，成為地方官監督義倉的障礙。同時，這也成為董事得以上下其手的原因。此外，面對嚴格固定的制度，人民往往會用另一套既不違反制度，又可規避限制的方法來運作義倉。例如，光緒十三年（1887）大甲明善堂曾以「推陳易新」之名目，規避「平糶」的限制，來達成倉穀的定時更新。
在義倉的運作裡，董事可以透過挪用穀石、虛報經費、生放重利，以及在帳面數字作假來獲利。最重要的是，董事存儲的穀石，常包含了其他捐戶的捐穀，再以這些資本進行周轉、放貸、生息，換句話說，他們利用了別人的捐穀經營自己的「無本生意」。雖然，部分董事因為侵吞穀石被控告，但通常不會受到嚴重的懲罰，最後只要補回原有數額即可了事。另外，「清查」也可以為清查者帶來利益，因此一些有心的紳商希望藉由「控告」，來更換原本的董事以及取得清查之權力。然而，由於原本的董事多是當地重要的望族，有厚實的在地社會網絡，因此並不容易成功。
明善堂附設的義塾，對於讀書人來說，是得到工作與薪水的機會，不過能成為義塾塾師者，通常也有良好的社會網絡。對於董事來說，董事推薦關係良好的讀書人作為塾師，亦是建構或強化社會網絡的好機會。
從本文可以看出，晚清時期的官府透過與民間合作設立社會事業，共同穩定地方秩序。另一方面，社會事業由紳商管理的本質，卻使得政府越來越難以掌控地方的社會事業。這形成了晚清帝國不可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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