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影裏斬春風: 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 - 張崑將 著 - Google 圖書

買賣之業者可以為無漏善之願力


町人團體
鈴木 正三(日語:すずき しょうさん,1579年-1655年),號石平老人,生於三河國加茂郡足助莊(今日本愛知縣豐田市),日本德川初期曹洞宗禪師,提倡仁王禪,將禪宗與武士道精神結合。
生平
他的父親鈴木重次為則定城城主,是德川家的旗本武士。在十七歲時,對於佛教的道理開始感到興趣。身為武士,他曾跟隨德川家康屬下本多正信的軍隊征戰,為德川秀忠的護衛隊,曾經參加過關原之戰、大阪冬之戰、夏之戰,在戰場中培養出無我之心。
他四十二歲時,違背旗本武士不得出家的禁令,出家為僧,但是得到德川秀忠的諒解,由他的養子鈴木重長繼承家業。此後致力於參禪,被稱讚為「正悟的活人」。
五十四歲在吉野山禪定時見到諸佛菩薩之像現前,在破曉時分,因為「三界眾生,如我一子」一語而發起慈悲之心。於六十一歲,八月八日清晨,豁然開悟。
他在家鄉石平山創建恩真寺,晚年仍然不停的精進禪坐念佛。
思想及影響
他創立以不動明王精神修行的「仁王不動禪」,將武士道精神融入禪宗。
他認為「世法即佛法」,提出「職分佛行説」。主張各行各業的人士,都應該以禪宗精神,在自己本份的工作上每日精進,以實踐信仰。對於後世日本人重視職業倫理有很深的影響。
著作
後人收集他的語錄及著作,集成《仁王禪祖鈴木正三道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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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民論,是明朝哲學家王陽明關於中國古代社會職業分工的論述。王陽明對此提出了與傳統儒家認識的不同見解,在當時有思想革新的意義,也有近現代社會學的意義[1]。其後產生了重視工商的思潮,衍生出黃宗羲「工商皆本」的理念[2]。這與當時中國江南一帶生產力發展、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經濟實景相呼應。
論點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之說,始於管仲。後被後世儒家理論化,並產生社會階層觀,認為在社會地位中,士農工商四民依次遞減。
王陽明認為,士農工商只是社會分工(王陽明關於社會「分」的思想)不同,而他們的生存目的是相同的。王陽明從他的心學觀點出發,認為士農工商四民只要所從事的職業有益於人生之道,四者就是平等的。並認為四民實質是「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3]
王陽明把把儒家或中國社會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作「賤業」的工商放到與士、農相同的社會地位水平,觀點在當時非常超前。王並認為工商業從業之人,「雖經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即雖然每天經營買賣,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儒家觀念中的「聖賢」[4][5]。
王陽明的這種新說法,被稱作「新四民論」[6]。
背景
明朝中葉,中國江南一帶生產力大發展,一些城市,如揚州、蘇州、南京、杭州、寧波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貿易遠達海外,產生了亞洲最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有很多人從事工商業、手工業、貿易業。王陽明認知這一社會發展的新趨勢,雖為當世大儒、朝廷命官,仍為棄儒經商的小商人方氏親自撰寫墓表以示紀念,就是《節庵方公墓表》。王陽明在世時,很多學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儒生,而是來自各個職業,其中不乏手工業者和商人。王陽明在《節庵方公墓表》中闡述了「新四民論」: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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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為何鼓勵人們去農經商?
2017-05-16 由 豐富多彩談國學 發表于歷史
王陽明是十六世紀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創立的「陽明心學」對當時思想界影響很大。雖然他對工商經濟的論述不多,但其觀點具有開放、進步的特點。特別是他追隨社會發展的潮流,對傳統的「四民」觀念進行修正,提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嶄新命題,在明清經濟思想史上值得一提。
王陽明先生真像
明嘉靖四年 1525年 ,王陽明在為棄儒經商的方麟所寫的《節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不僅說士農工商「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更進一步提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道」的高度。他雖借用了托古的口氣,卻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命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在這篇《墓表》中,不僅把工商放到與士農平等的地位,還認為社會上出現「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的現象,完全是因為「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所造成。
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推倒了傳統的「四民」觀,對工商作出全新的價值認定,敢於發前人所未發,確是當時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儒家社會觀念上的一個新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王陽明生活的時代是十六世紀,幾千年來緩慢發展的中國社會開始了「質」的變動,特別是江浙地區的商業經濟已進入空前發達的時期,東南沿海地區步入資本主義萌芽階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上對商人的看法也相應出現新的修正,逐末營利逐漸成為社會風氣。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就說:「正德末,嘉靖初,商賈既多,土田不重。」這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去農經商、棄本逐末的情況。由此,也促進了我國社會觀念的改變。王陽明生活的餘姚、紹興兩地,正處於浙東沿海地帶。作為思想敏銳又具有獨立意識的思想家,王陽明面對周圍社會的經濟變化,面對西歐文化的東漸,自然會以新眼光重新剖析工商階層的社會價值,擺脫以古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習慣,以全新的價值觀去把握時代,對傳統的「四民」觀給予必要的修正。這是王陽明反對傳統的「四民」觀、提出「四民平等」觀的時代因素。
由於王陽明在思想界的崇高威望,他的「四民異業而同道」的新觀念在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逐漸改變了人們對工商的傳統看法。到明末清初,以陽明傳人自任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就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號。與黃同時的另一位思想家唐甄不僅「宗陽明良知之學」,晚年更轉而經商,並且自豪地說:「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正因為王陽明有著「四民」平等的新觀念,並把這一平等觀念普及到講學之中,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來聽講的工商業者,他的學生中也才會出現上至朝廷大員,下至鹽丁、樵夫、陶匠等,同聚講堂聽講的奇特現象。「唯陽明先生從游者最眾,然陽明之學自是聳動人。」不少手工業者和商賈登門拜師求學,成為王陽明的信徒。值得一提的是,陽明心學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出身於鹽丁,後又隨父經商于山東等地;陶匠韓貞繼承師說,又以工商業者為再傳弟子,「以化俗為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游者千餘。」這不能不說是儒林中的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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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封建商品經濟獲得空前發展,新四民觀開始興起並得到廣泛傳播,商人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晚清洋務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重商主義更是將商人作為振興洋務的重要力量,紳商這一特殊群體登上歷史舞台,把商人階層的政治角色推向頂峰。可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中,商人階層始終匍匐在強大的官權之下,無法成長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
明清集市(資料圖)
新四民觀的興起和傳播
明中葉以后,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作用的擴大,商人對國家政權影響力增強,商人對自身社會價值的評價越來越高。明末清初的商人則提出了名利相通,義利相通的觀點。明清時期封建商品經濟獲得空前發展,商人經濟地位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士貴商賤”作為傳統觀念依然廣泛存在。
這種巨大的地位差別,無疑使眾多商人心理自卑與失衡。但是,在越來越多的商人們眼裡,士商並無對立,更沒有階層地位的差別。士與商都是一種追求生計的職業而已,無非是職業技能要求和方法不同,兩者實質上並不存在相互排斥,作為在相同目標下不同的實踐,兩者甚至還頗有共通之處。
隨著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群體的財富增加,經濟實力增強,他們要求提升政治影響力的願望也日漸強烈。中國封建社會“士農工商”的傳統四民觀是套在他們身上的思想枷鎖,提升商人政治地位的突破口也正在於此。
對創造社會財富的貢獻,是商人階層提升其政治地位的重要籌碼。在這一點上,排在他們之前的“農”和“工”是不如他們的。關於這一點,連《漢書》都不得不承認:“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ロ,盡管這是對“農”的地位淪落的慨嘆,但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商人創造財富的成就。
針對傳統的“商居四民之末”的觀念,一些商業發達地區的商人不僅不認為商人是四民之末,而且還進一步產生了商重於農的觀念,徹底顛覆傳統的農本商末。在山多地少土薄人稠的徽州,糧食產量不高,就算是豐年也要倚靠從江楚一帶販來的糧食才能飽食。所以在徽州,商人的商業活動不僅能創造財富,更關系到人民的生存。在徽州的商民之中,產生商重於農的觀念也就不足為奇了。
紳商的出現
商人階層與士紳階層的對流:士商相混。伴隨著新四民觀的興起和傳播,從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到內地的繁華市鎮,越來越多的官吏和士人開始兼營工商。一般來說,無官職的士人經商,多出於仕途不順,借商賈維持生計。《泉州府志》卷五十九曾記載:“黃繼宗晉江人,幼慧,習舉業。即長,父沒家貧,稍治生”﹔“楊宗敘晉江人,幼警敏。以貧輟儒業”。當然,士紳從商原因很多,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出於經濟目的。
事實上,在士紳們紛紛投身商海的同時,商人階層也在向士紳階層流動。在傳統社會裡,當官是讀書人的特權,不是儒士一般都不能當官。所以,就算窮困儒生也有令人敬畏之處:誰知道他哪一天登科及第做了官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講到的范進就是一個典型。更有甚者,從明朝景泰年間開始,政府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居然開始實行“納監”制度,就是說,隻要向政府繳納一筆錢糧,就可以進國子監讀書,出監之后還可以做官。剛開始,這個政策還有資格限制,即隻有秀才可以納監,到后來,新政策規定:不管什麼人,隻要能夠加倍繳納錢糧就可以進入國子監,終於使得納監成為與科舉並行的制度。結果巨富之家紛紛掏錢納監,國子監太學生人數直線上升。隨后,這項政策又開了捐銀納官之例。據弘治末年吏部尚書馬文升的統計,當時1200名京官中,有八百余人的官銜是用錢買來的。在這樣的境況之下,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擁有錢財的多少漸成評價政治地位高低的首選標准。商人階層成了令人艷羨,同時又讓儒士嫉妒和痛恨的群體。
晚清重商主義興起。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在堅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向資本主義工業化體系過渡,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次整體重構,正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西方生產方式的強勢沖擊,晚清重商主義順勢興起。早期工商資本家和維新思想家鄭觀應首倡“商戰”。他在《盛世危言》中分析認為:僅僅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都不足以挽救豆剖瓜分的危局,隻有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在商海中競爭成長,壯大我國的經濟實力,才是治本之策。他還談到日本的例子。日本效法西方各國,振興制造和商務,光緒四年至七年,日本外貿赤字22.7萬元,而光緒八年至十三年,日本外貿盈余竟然高達5280萬元。這種變化正是商戰所帶來的,它是抵御西方入侵,推動國家崛起不可替代的手段。所以,鄭觀應斷言:“習兵戰不如習商戰”ヮ。晚清的重商主義強調工商並重,典型的論者如薛福成,他曾出使西歐四國,深諳西歐工商興盛之道,西方先進國家以工商立國,他已經意識到工業生產乃是商業發展的基礎,這也初步指明了傳統商人的角色轉換的方向。
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從東南沿海到內地各個商埠,商人的地位更是扶搖直上,這次不是因為他們保藏錢財,而是因為他們是振興國家、抵御外辱的社會中堅力量。商人們亦因此開始變得自重自持,逐漸有了某種社會責任感。有商人這樣說:“我們經商的人,生在這西歷一千九百余年,叫什麼二十世紀實業競爭的時代,也真尊貴得很了。……天下最有活潑的精神,最有發達的能力,能夠做人類的總機關,除了商,別的再也沒有這種價值。”ワ
商人社會地位的大幅度提高,使傳統的四民秩序遭到進一步的破環,明清之際的新四民觀最多也只是倡導“士商農工”,商的地位始終在士之下,就算商人再有錢,在政治上也低士一等。然而此時,商與工的地位有凌駕於士、農之上的趨勢。薛福成、鄭觀應等明確提出“商握四民之綱”的論斷,將商人推上了四民之首的位置,這種論斷的沖擊力可謂亙古未有:“商以懋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顯於民,有利於國,與士農工互為表裡。”ヰ他們深刻認識到商人在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甚至已經超過了其他階層,成為四民中最有前途的一部分,這種觀念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四民觀。
紳商的出現。十九世紀末期,清政府推行新政,毅然將中國傳統社會演習數千年之久的“重農抑商”政策變成振興工商實業的政策,在國家支持和干預下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算是重商主義的重要成果。
清政府在1903年8月正式設立商部,以振興商務為要義,這一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立在應對西方挑戰,發展國民經濟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04年《公司律》頒布實施,共131條,詳細規定了貿易公司的組織形式、創辦方式、經營管理方法、股東權益等,並給予商辦公司與官辦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為商人的經營活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這在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同時,政府頒行獎勵商人的政策《獎勵華商公司章程》,規定可以根據商人集資入股的多少而分別授予顧問、議員等名譽稱號或者賞給不同品級的頂戴,這與“納監”制度完全不同,是對商人階層的鼓勵而非盤剝。種種獎勵工商實業的規定,直接促使當時的社會風氣大為改變,商人階層的地位大幅提高,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明清之際在江南地區比較突出的“士商相混”逐漸擴大為影響全國的社會潮流。其結果就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了一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相適應的紳商階層。這一階層逐漸取代傳統士紳階層,成為大中城市和許多市鎮最有權勢的非官階層,構成了官與商之間的緩沖與中介。
紳商階層突破了明清之際那些具有士商雙重身份的少數個體身份,儼然成為了強勢階層。這一階層兼具士紳與商人的的特征,渾然一體,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處在傳統與近代、士紳與商人的交匯點上,成為傳統社會力量發展的新成果。紳商階層的政治參與也漸趨活躍,從1903年的拒俄運動,到1905年的抵制美貨,處處可見紳商階層的積極領導,紳商階層的組織也在政治參與中得到強化,蘇州商務總會就是在抵制美貨的運動中催生的。ヱ費正清注意到這個階層擁有不同於其他階層的生活方式、價值觀、生活和政治傾向,但同時,費正清也明確判定這個階層“尚未變成一個佼佼的資產階級”ヲ,很明顯,費正清認識到了中西商人階層政治地位變化的不同之處。
明清時期封建商品經濟獲得空前發展,新四民觀開始興起並得到廣泛傳播,商人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晚清洋務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重商主義更是將商人作為振興洋務的重要力量,紳商這一特殊群體登上歷史舞台,把商人階層的政治角色推向頂峰。可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中,商人階層始終匍匐在強大的官權之下,無法成長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
商人階層政治地位的中西比較分析
從新四民觀的出現,到紳商階層的形成,我們看到明清商人的政治地位的上升趨勢,這是明清商業繁榮和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不難看出:盡管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但是這種提升遭遇到了“天花板”,沒有像西歐的同行們那樣順勢成長為政治統治階層。
究其原因,這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有關。直到清政府被推翻,中國都還是一個農業國,個體農業勞動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生產基礎,商業雖然可以更高效地推動市場活躍,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仍然是農民,他們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在政治權力層面,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為了維持一種政治平衡,保持社會整體穩定,統治者掌控經濟命脈和重要經濟資源,也因此對商人的經營范圍和政治影響力有著極大的限制。從西漢的鹽鐵專營之爭到張之洞所鼓吹的“商能分利,不能分權”,這種對商人階層的限制甚至防范,始終沒有改變。就連小科布爾在研究國民政府的歷史時都不得不承認:“南京政府插手並統治工商業,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新奇”ン。中國傳統政治控制了商人階層像西歐商人那樣對社會經濟所起的作用。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也借贊賞日本的商業崛起,表達了對滿清政府干預甚至侵擾商人商業活動的不滿,他說日本地方官“一切章程聽商自主,有保護而絕侵擾”ヴ。
那麼,西歐資本主義轉型之時商人階層如何獨立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從而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呢?歐洲中世紀的庄園制是帶有人身依附和經濟依附的社會經濟制度,一個庄園就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處於一種自給自足的狀態,封建領主是其政治核心,庄園或者採邑是其農業經濟的核心。到了中世紀晚期(約十四到十六世紀),人口的急劇增長,有限的土地難以滿足需要,無地或者少地的人日漸增多,他們加入了“流浪人”的行列。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他們也因此擺脫了與其封建領主的依附關系,獲得了更大的人身自由和經濟活動自由,這些人恰恰具有了打破封閉庄園經濟,發展擴大更大范圍內商品流通的條件和意願。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了商人。ヵ
伴隨著商業的復興,商人階層的興起,在封建的庄園主和商人階層之間產生了這樣的關系:封建的庄園主幫助提升商人的生產和商業規模,商人的成功反過來幫助本地區的強盛和繁榮。商人的居住地后來成為城市,而城市的目標就是擺脫封建勒索,獨立進行商業活動。商人們通過出資購買“特許狀”,從封建領主那裡獲得了獨立的司法權、城市的自治管理權。由市民組成商業公會負責城市治理。早在十四世紀末,倫敦市長隻可由12個大的行會之中選出。ヶ城市成為了由“特許狀”提供保護的獨立區域,越來越多的人從封建領地來到城市,在致富願望的驅使下加入到資本主義體系之中,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為資產階級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后備軍。與之相對,16~18世紀,中國有上千萬農民離開故土,遷往其他地區,但是隻有少部分人變更了職業,一項對流動人口的研究表明:70%左右的移民仍是覓地開荒,為人佃作和做農業雇工,並未脫離農業勞動。
由上面的對比,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中西商人階層在階層地位上升過程中的不同境遇。西歐的政治結構是真正的封建制:封土建國,逐級分封。各個封建領主事實上處於割據狀態,這種相對薄弱的政治控制給了商人群體活躍的空間和發揮其政治影響力的廣闊舞台。而反觀中國,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廣置郡縣之后便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為特征的政治制度。明清時期恰好是這種政治制度日臻完善和成熟的時期。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擁有經濟實力的商人必須尋求與官僚階層的合作才能獲得政治安全,官方的庇護比資本更重要。賈寧在《山西商人與清政府的關系》一文中作了這樣的總結,頗能証明上述觀點。他認為當時的山西商人利用為政府辦理諸如籌集餉銀,各省稅收的繳納匯兌,甚至直接出資墊餉和償還外債賠款等等,給了政府大力的財政支持,這種日常業務關系使得商人群體成為了政府維持統治的有力支持。山西商人還充分利用與官員的私人往來,構筑私人關系網絡。這種私人往來包括節日壽辰的賀禮,重要事務工程的報效等。不僅如此,商人們還頗有遠見地出資幫助貧寒家庭的學子參加科舉考試,鼓勵經理人員用納捐等合法途徑謀取官職,以求他們以后在官場可以倚仗。很明顯,山西商人必須在政府有支持者才能保証其事業的存在和發展,他們不得不把大量精力和金錢投入這樣的的活動之中,而沒有及時和充分地投資於近代工業。
可見,與早期西歐商業活動相比較,中國明清商人在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中,其成就局限在經濟層面,他們並沒有憑借經濟地位的上升而躋身於統治階級。不僅如此,他們還必須努力維持與統治階級的合作關系,小心謹慎地保護自己的利益。1891年,張之洞在信札裡透露了當時漢口商人的遭遇:漢口鎮的行商每年的買賣總額在數千萬兩,商業很繁榮,可是政府(包括各級官僚)收繳的稅費高達33%至50%,張之洞把這種現象總結為“商集巨款,利歸中飽”,以至於張之洞要求加強稽查,舒緩商人的壓力。在這樣的境遇下,商人階層沒有實力,也不可能挑戰官僚階層的政治地位。
(作者單位:景德鎮陶瓷學院人文社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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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淨」字還有善的意思,「淨業」可以叫善業,最淨的是無漏業,空的意思,就是最清淨,最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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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學的解行
佛教中說「佛法僧」三寶,以法寶中所說「戒定慧」是淨業、得究竟解脫的三無漏學;可見學佛行人,於菩提道上任如何行修,總不外是學戒、修定,發揮無上的智慧。
文:殘伯出處:應佛之印期數:202期2006年4月刊
佛教中說「佛法僧」三寶,以法寶中所說「戒定慧」是淨業、得究竟解脫的三無漏學;可見學佛行人,於菩提道上任如何行修,總不外是學戒、修定,發揮無上的智慧。
因此,學佛行人,悉皆知曉戒定慧、是唯一行於菩提大道不可或缺的法門;但是,對此法門的認識,多少人強說:戒能生定,定能發慧,好像如此即可以圓成三無漏學,即可以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至於如何下手?如何把握?如何真能成就?或多或少不是只知概念,耽著名相,便是遵為教條,其實茫然!
楞嚴經中有句:
「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經句中兩個重點:首在攝心,次言是名。
如何攝心?經中有「心猿意馬」之句,行人的「心意」是最難把持的,無論是感性時或理性時的情識變化,所發起的作用,往往不能與解脫大事相應行;,原因即在「攝心」的修養、偏離或誤解,結果戒定慧三無漏學,停滯在「名字」相的法處。
當知,學戒須攝違犯之心,學定須攝散亂之心,學慧須攝愚癡之心;然後,持戒不犯,修定不亂,發慧不癡;終究,面對貪瞋癡三毒之惡,可以憑藉三學的修養,制心一處,無事不辦,諸惡現前,輕易即能化於無形!
末了,老僧提出建言:
戒、以規矩法則為依歸。
定、以清淨自在為依歸。
慧、以彼此無傷為依歸。
如是解,如是行,解行並具,圓覺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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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業頌
印順導師撰
心淨眾生淨,  心淨國土淨,
佛門無量義,  一以淨為本。
戒以淨身口,  定以淨塵欲,
慧以淨知見,  三學次第淨。
貪淨三昧水,  嗔淨悲願風,
痴淨般若火,  性地本來淨。
無邊染業淨,  一切淨行集,
即此淨心行,  莊嚴極樂國。
淨業頌 http://bit.ly/2OpZB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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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如見町人囊
西川如見(にしかわじょけん慶安元年(1648年) - 享保 9年9月24日(1724年11月9日)))日本天文學家、地理學家。
中文名西川如見外文名にしかわじょけん出生日期慶安元年(1648年)逝世日期享保 9年9月24日(1724年11月9日)
父親是同天文學者西川忠益。母親是石山宗林的女兒,1648年生於肥前國長崎。名忠英,號求林齋、如見。通稱次郎右衛門。20歲時隨南部草壽學習儒家學說,隨小林義信學習天文歷學和數學。1695年著《華夷通商考》,向日本介紹世界的地理和風俗。1697年隱居,專心著述。1719年應德川吉宗將軍的邀請赴江戶從事天文諮詢工作。著有《天文義論》、《天文精要》、《兩儀集說》、《長崎夜話草》等有關天文、歷學、地理等書籍。1724年9月24日逝世。
Joken西川(Joken西川,Keian元年(1648) - Toruho 1997年8月10日(1724 年9月26)),在江戶時代中期的天文學家。我的父親是西川忠義,也是天文學家。我的母親是Munbayashi Ishiyama的女兒。生於長崎肥前的商人。名字是Tadahide,通常被稱為Jiroemon。也稱為酒鬼和Tadami。房屋名稱是古林賽,金美安和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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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人嚢・百姓嚢・長崎夜話草 
著者;西川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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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文化(かせい ぶんか)是江戶時代後期(化政時代)的文化,文政年間(1804年~1829年)以江戶為中心發展的町人文化。諷刺政治・社會事件或日常生活的川柳流行。文學上,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之類,趣味的描寫庶民生活的滑稽作品受到喜愛。版畫上,表現多樣色彩的技術提升,以此技術創作的版畫稱作錦繪。由商人等的交流、出版・教育的普及,從江戶傳入全國各地,向庶民浸透。風俗上,此時代是作為時代劇的舞台最多的時代。
江戶時代前期繁榮的町人文化元祿文化的文化中心是上方,但是,此時代文化的重心移轉到江戶。
化政文化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2Dfhx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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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祿文學町人文化
元祿文化
元祿文學,日本17世紀80年代至18世紀20年代的文學被稱為"元祿文學"(1688~1703),這一時期的文學貫穿著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主要成就是小說、俳句、戲曲。代表作家有井原西鶴(小說)、松尾芭蕉(俳句)、近松門左衛門(戲曲)。
元祿文化
主要成就
小說、俳句、戲曲
代表作家
井原西鶴 松尾芭蕉近松門左衛門
別名
元祿文學
簡介
日本德川中期,隨著地方性經濟逐漸發展為全國性的市場,文化方面興起了取代貴族、武士文化的町人文化。這種以城市工商業者生活趣味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反映了町人的成長和市民階層新的自覺,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傾向。但由于奢侈頹唐的城市生活是建築在封建領主武士勾結商人高利貸者殘酷剝削農民基礎上的,所以適合町人要求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一文化發展的高潮時期是五代將軍綱吉(公元1646年-公元1709年)執政的元祿年間(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所以稱為"元祿文化",但廣義上一般是指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的文化。
文學藝術
詩歌
由前代的連歌發展為徘諧的詩體。德川初期,松永貞德(公元1571年-公元1653年)將和歌、連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語、漢語)納入徘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公元1605年-公元1682年)的歌風一樣,都很自由豁達,博得市民的贊賞。到元祿時代,由武士成為市民的松尾芭蕉(公元1644年-公元1694年)開創了蕉風徘諧,從語言到內容都打破傳統的製約,把誹諧推向高雅的藝術境界,而且讓發句單獨使用,成了由17字音組成的短歌,廣泛流傳市民中。芭蕉為了創作誹諧,曾遊歷各地,深入體驗生活,出現了像《古池蛙躍入水聲》那樣有名的詩句。他寫下《奧州小路》等誹文(帶徘句味的散文)紀行和《猿蓑》等大量俳句集。
小說
出現稱為"浮世草子"(當代風俗寫實小說)的一種現實主義民眾文學。它由"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發展而來,大坂商人平山藤五自號井原西鶴(公元1642年-公元1693年),開創了這于新形式。正象這種小說以"浮世"(當代社會生活)命名一樣,它以町人社會為主題。西鶴站在商人立場刻畫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認為人的創意與努力,比傳統的權威重要;肯定人的欲望和愛情,著眼于商人享樂、營利和蓄財的活動。他以"好色"為名,大膽描繪人們對物欲和性欲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間胸算用》等等,就是反映當時市民社會生活的所謂的"町人文學"。
戲劇
創造和發展了"人形凈琉璃"(木偶說唱戲),日本民間古來就有木偶劇這種藝術,後來由于新的樂器"三味線"(三弦)的使用,產生了木偶劇與說唱故事--"凈琉璃"[註66]相結合的"人形凈琉璃"。這種民間藝術形成于16世紀元祿以後,由于大坂農民出身的說唱藝人竹本義大夫(公元1651年-公元1714年)作出了表現力非凡的樂曲"義大夫小調",又由于當代戲曲作家近松門左衛門(公元1653年-公元1724年)寫出了許多優秀的說唱腳本,如《國姓爺合戰》、《曾根崎心中》等,使這種藝術達到極盛。後因歌舞伎發展,趨于衰落。18世紀末,大坂植村文樂軒復興了用義大夫小調演唱凈琉璃的木偶劇,他的弟子在公元1872年創辦了"文樂座"。從此,凈琉璃木偶劇這一古典藝術以"文樂"之名流傳至今。 "歌舞伎"(舞蹈戲劇),在元祿年間已從原來以舞蹈為主的民間藝術,發展成歌舞劇。同時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名演員,如京都的扳田藤十郎(公元1647年-公元1709年)和江戶的市川團十郎(公元1660年-公元1704年)。近松門左衛門常為他們寫腳本,以後配上了"凈瑤璃"、"長四"等樂曲,成為融合舞蹈、音樂、戲劇、繪畫的綜合藝術。劇場也從原來簡易的舞台,發展為設有樓座包廂的大型劇場,成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娛樂場所。
工藝美術
產生了一種色彩鮮艷、圖案抽象的新風格。當時為幕府和宮廷服務的狩野、土佐兩派御用畫,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傣屋宗達(?一公元1643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公元1658年-公元1716年)開創了深受商人喜愛的色彩華麗的風俗裝飾畫,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圖屏風》和《紅白梅圖屏風》等。公元1681年江戶刺綉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師宣(公元1618年-公元1694年)開創了"浮世繪"(流行風俗畫),以婦女、演員、力士為題材,而美入畫最為著稱。這種畫通過木板刻印,廣泛普及于民間。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創的彩瓷;柿右衛門(公元1590年-公元1660年)學習中國的"紅繪法",創造一種名"伊萬裏燒"的彩色瓷器(詳見第十三章);京都商人阿彌光悅(公元1558年-公元1637年)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優美的泥金畫漆器;京都宮崎友撣創始的絢麗多彩的友禪印花綢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工藝美術品。
建築
還具有桃山時代豪華的遺物,如日光的東照宮(德川家康的廟)就是壯麗廟式建築的典型。京都的桂離宮和修學院離宮屬于幽雅的茶室建築.為上層武士和豪商所欣賞。民間則流行武家書齋型的舊建築樣式,並出現了歌舞伎劇場等大型建築物。
自然科學
由于生產實踐的探索和總結,這個時期日本創造和發展了本民族的科學技術。這個時期的自然科學總的來講,它是合理精神發達,人們的思想從迷信和咒術中解放出來,通過實踐對自然加深了認識。具體表現在實學--經驗科學的發達。實學是與虛學(空的理論)相對而言,是一種具有現實性、實證性的學問。
在醫學、葯學方面,日本學者已開始據棄中國宋代以來醫學中以陰陽五行來說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義偏向,提倡"親驗宰試",如貝原益軒(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不僅是對德川封建統治思想提出大膽懷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個註重調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學家。他以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藍本,細心採集調查了日本300多種動、植物和礦物,並于公元1708年總結整理完稿,公元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記載了千餘種本草(中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開拓了日本的本草學。同一時期的另一個本草學者稻生若水(公元1655年-公元1715年)也對日本的動、植物和礦物作了廣泛的調查,並在收集大量資料基礎上,編纂總數達360卷的《庶物類篡》,從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學的基礎。後來他的門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將這部巨著增補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學有了更大的發展(參看第14章)
農業科學方面,更能體現出這個時代的精神,17世紀中葉出現了最早的農書--《清良記》(作者不詳),是用向領主講述農業經營的形式寫成的。但到了元祿年間,宮崎安貞(公元1623年-公元1697年),在畿內、伊勢、志摩等地進行調查和自己農事體驗的基礎上,編著了《農業全書》(公元1697年),成為當時日本農學的代表作。全書共10卷,分為總論、五谷、萊蔬等類,並由貝原益軒校訂,加上附錄1卷,為日本後世農書的典範。
除上述兩部普遍性的農書外,還出現了許多地方性的農書:①《百姓傳記》,就東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氣象、土質、農具、肥等。②《會律農書》,記述了寒冷、後進地區會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記》,記述了紀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識。④《耕稼春秋》,根據加賀石川郡平原地區的水稻耕作,企圖引進較高的技術。
與農業有直接關系的天文、歷法和數學,在此期間也有新的發展。9世紀以來,日本一直沿用中國唐代的宣明歷,但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與天象有一定差誤的這種歷法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于是日本的歷學者安井算哲(後改姓澀川,號春海,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中國元代授時歷的基礎上,根據自己多年對天體的實測,創造了適合日本實際情況的"貞享歷",于貞享元年(公元1684年)為幕府正式採納。這樣,日本便第一次產生了本國的歷書。另外,日本的數學家吉田光由(公元1596年-公元1672年)寫了《塵劫記》,這是公元1627年在改編中國明末算術的基礎上產生的通俗日用數學書。後來,"大和算家"關孝和(公元1642年-公元1708年)著述了《發微演算法》,進一步發展了代數方程式、微分積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演算法等等。它不僅集和算之大成,在當時世界數學領域內也是難得的成就。
學術思想
哲學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關的文化科技呈現了新氣象,同時在幕府保護下,長期影響著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從內部產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動向,出現了幾個朱子學說的反對派。 (1)陽明學:儒者中江藤樹批評朱子的"知先于行"思想流于空洞說理,堅持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但陽明的"行"隻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養,受禪宗"頓悟"(指"破除雜念,頓然覺悟"之意)說的影響,和社會實踐毫無共同之處。據說藤樹晚年讀陽明書,"頓悟"而放棄武士籍,從事教育。其弟子熊澤善山反對幕府的憎越和參覲交代製的浪費,主張武士移居農村採邑,實行農兵製,為尊皇思想作了準備。因而觸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于古河,數十年而無憂色。
陽明學派以主觀唯心主義思想鼓勵武士殺身報主,這種愚勇精神本質上是封建反動的。但明治維新前後,他們代表下層武士和廣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領主的上層武士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發生過積極的作用。如大鹽中齋(即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都是發動起義的陽明學派志士。
(2)古學:古學派打著復古漢學的旗幟,提倡實踐的道德,從朱子學裏解放出來。朱子學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正統思想,古學派則是代表中小地主階級的異端思想。這一派的創始人山鹿家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認為朱子學和陽明學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蹤孔孟經典,恢復先秦懦學本來面目的主張(《聖教要錄》)。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個創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齋也從同樣立場著《論語古義》的注解書7卷,反對朱子學。朱子學主張有德者能治國,仁齋則認為可以脫離政治來樹立道德,以"人情"講解道德。著名學者獲生狙襪也主張政治和道德分開,以科學態度治學,反對朱子學派的空談性理,堅持學習歷史或"事實"。他看出幕藩體製的危機,但無法認識,隻能根據儒家經典,講求"經世之學"(經國濟世的學問)。在《政談》一書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時救世的要務,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辭、闡明古代典章製度,然後通過將軍的"作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這種思想方法阻礙了古學派的前進。其弟子太宰春台更關心政治經濟,思想開闊,主張促進商品貨幣經濟,順應了當時的潮流。
(3)前期國學:國學派繼承了古學派的復古主義精神,但把重點轉向日本古文學和神學。這一學派在中世紀研究日本古典文學--和歌的基礎上,力求從宋明理學、佛教道德和中國傳統文學形式("漢意")中解放,恢復日本古文學所獨具的本性,發露真實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沖(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並注解古代和歌集成的《萬葉集》,主張根據日本古語的原義,排斥從來儒佛道德觀對和歌的解釋,確立了國學的方法。但作為獨立的學派則開始于荷田春滿。
史學
德川時代日本史學有顯著的進步,盡管當時學問受官學(朱子學)統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會被神話、帝王家譜或故事充塞的文書相比,則後期封建社會的"近世文學"已多少具有合理主義和實證的精神。
林羅山及春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鑒》[註70],站在儒學大義名分立場,擁護武家政權。林羅山以繼承中國史學傳統--《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的態度自居,雖標榜以六經為本立論,卻努力策集諸侯、神社、舊家族的遺文日記等作為依據,表現尊重事實;在有關國際的史事上,參照中、朝兩國史籍;神道觀上,力闢神否混合的"在地垂跡"說,使它理性化,對神代的敘述,隻羅列系譜,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學總的是在封建理學和武家史觀的指導下,重視史實,講求考證,排斥宗教(佛耶)迷信,關心政治製度和沿革地理,傾向實踐,具有一定的客觀精神。
德川時代另一修史事業是水戶藩主德川光國(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學派儒者主持編纂《大日本史》。光國于明歷3年(公元1657年)設史局"彰考館",繼續200餘年,才完成了這部巨著。《大日本史》著重史實考證,對史料典據注解謹嚴。全書標榜朱子學的正統論,強調"大義名分"[註72]觀點。這種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後成為"水戶學"的學風,由此影響了幕末的維新運動。
元祿時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不論在自傳文學或作為近代學術性研究的國語學、國史學及洋學方面,都作了創造性的開拓工作。他力求擺脫不敢正視現實的排外自大思想,以達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實事求是的自我認識。"[註74]新井白石在史學上的貢獻,首先在敢于從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中發現其演變的階段性。他在《讀史餘論》中,按照日本封建時代政治變革的性質,提出了"王朝九變而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變而至德川氏"的歷史理論,將今天史學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歷史時期的劃分,這和單純編年體或記事本末體的舊歷史編纂學大不相同;其次,對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參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還利用中國、朝鮮史書中有關日本的記載,甚至從西方國家採擇資料;第三,他解釋史料,突破過去用漢文解釋的舊習,闡明日本古今語言的變化,以至某些東西方國家語言成為國語的過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書,表現了他史學思想的合理性--邏輯性。他批判了從來儒家道家的歷史觀,說:"史者,據實記事,以為世之鑒戒者也。"[註75]他也反對神道教的解釋歷史,說:"神者人也,我國習俗,凡所尊敬之人皆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話看作人事,不盲從曲解。因此受到水戶家的排斥,終至被幕府辭退。由此看來,日本史學在明治維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現而達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學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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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系列小說與日本町人文化
2019-03-21 由 小樣君雜談 發表于文化
作為我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社會與文化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沿革。自原始的繩文與彌生時代之後,日本相繼進入了公家政權時期與武家政權時期。其中,公家政權時期的文化包括古墳文化、飛鳥文化、白鳳文化、天平文化、弘仁·貞觀文化與國風文化。而公元1185年鎌倉幕府成立後,日本正式進入武家政權時期,歷經鎌倉文化、室町文化、桃山文化、南蠻文化、元祿文化與化政文化。本文以日本元祿時代大量出現的町人階層為背景,以著名文學家井原西鶴及其作品為切入點,深入探討當時發展興盛的町人文化,最終提出一些自己的見解與看法。
一、元祿時代町人階層的興起
戰國時期的紛繁戰亂結束之後,「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建立起了延續百年的德川幕府,被稱作日本三大幕府之中制度最完善、國民最富強的一個時代。公元1688年,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開始執政,日本正式進入到元祿時代。
作為一個繼往開來的時期,元祿時代町人階層的興起打破了以往固化的綱常倫理與價值觀念,庶民倫理與價值觀念的滿足日趨成為時代的中心。而何謂「町人」,則要回溯到日本的戰國時代。自應仁之亂始,全日本分裂成幾十個小國,開始進入戰國時代。在這一時期,「以下犯上」的社會風氣極其顯著,一些戰國大名的家臣經常犯上作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日本全國的統一。德川家康在消滅豐臣氏統一全日本之後,忌於「以下犯上」這一風氣帶來的惡劣影響同時也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與特權,開始固化日本階層,建立了封建身份等級制度,將當時日本國民劃分農民、武士、手工業者與商人[1]。其中,農民階層是整個社會的基礎,保障著最基本的糧食供應;武士階層內部也有不同的等級,包括將軍、大名與浪人等;手工業者主要從事木石材加工、釀造與塗漆等工作,而像鑄劍這樣的工作由於對武士階層有特殊意義,因此受到了較大的重視;商人就是前面所講述的町人階層的主體,儘管他們中的很多人富可敵國,但卻處於社會的底層。那元祿時期為何會出現町人階層的大量興起呢?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元祿時期政治穩定,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整個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很少與外界進行接觸,日本也就迎來了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元祿時期的日本國內貿易也因此得到蓬勃發展,以商人為主體的町人階層的貿易往來逐漸成為全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和催化劑,他們從中賺取了大量財富的同時,階層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張;二是元祿時期農業生產技術水平提高,飽受壓迫的農民紛紛經商。德川幕府時期日本一年的農業糧食產量約為2500萬石,其中將軍作為最高統治者能分得20萬擔,剩下的部分大多給了大名,農民往往只能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而在收成不好的年代,將軍和大名需要的糧食並不會相應的減少,農民往往背負著很大的生存壓力。但自進入元祿時代之後,日本農民雖然仍受到統治者的剝削,但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卻得到了很大提高,開始出現了剩餘糧食與剩餘的農村勞動力。由於有剩餘的出現,一部分不堪忍受壓迫的農民開始轉而從事手工業與商業,町人階層也因此進一步擴大。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定時期的文化是一定政治與經濟的反映,作為一個國內貿易蓬勃發展的時代,町人階層開始成為社會的主體,相應的也就發展起來了屬於町人階層的文化,接下來我就以當時的著名文學家井原西鶴及其作品為切入點,探討元祿時期的町人文化。
二、井原西鶴與日本町人文化
元祿時代著名文學小說家平山藤五,筆名西鶴,原是大阪的一位商人。井原西鶴起初是以俳句聞名,他從15歲時就開始學習俳句,不僅曾在多場俳句比賽中大顯身手,而且還曾創下了一晝夜成句兩萬三千五百句的驚人記錄,足以顯示其深厚文學功底與創作天賦。身為町人階層的一員,井原西鶴一直以著本階層的獨特視角去關注著社會萬象,結合他自身的從商經歷,終究自成一派體系,創造了日本文學小說歷史上著名的「好色」系列小說。
町人文化的產生同樣也受到日本戰國時期的影響。眾所周知,一旦發生戰爭,除了必備的軍隊之外,後勤保障自然也是必不可少。日本戰國時期是戰爭多發的年代,各個將軍大名的地方割據政權為了時刻應對戰爭的發生,其城堡附近往往聚集著大量的手工業和商人。自德川家康統一全日本之後,隨著政治環境的逐步穩定,原本手工業者和商人廣泛聚集的城下町開始成為全國性質的貿易集散中心。為了更好的管理這些城下町的町人,德川幕府制定了町奉行制度,選任「町名主」進行統一領導,「月行事」進行輔助領導,並向町人征取高額稅費[2]。在這種管理體制之下,町人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就被牢牢掌握在幕府手中,只要幕府一聲令下,町人便即刻家破人亡。這種朝不保夕且地位低下的生活狀態漸漸催生出了町人階層及時行樂、追求感官享受的文化,並在元祿時期達到了頂峰。文學小說家井原西鶴在妻子病故之後剃度出行,於41歲時以散文的形式發表了處女作《好色一代男》,旋即在町人階層引起巨大轟動。主人公世之介出身在一個商人家庭,父親夢介是一位普通的商人,而母親則是一名妓女,由此也就養成了他貪圖享樂、縱情聲色的性格特點。世之介少小離家出門闖蕩,曾被父親剝奪過繼承家業的權利,他至年老之時也未曾關心過自家的家業,聲色犬馬是其一生的主題與追求。他的身上雖然充滿了許許多多令人厭惡的性格特點,但在那個封建等級森嚴的年代,井原西鶴通過虛構世之介這樣一個脫離現實的主人公,實際表達出來是對當時封建身份等級制度的抗拒與不滿。通過《好色一代男》的成功,井原西鶴開創了「浮世草子」這一文學形式的創作潮流,隨後又創作了《好色二代男》、《好色五人女》等小說。井原西鶴最後一部艷情小說——《好色一代女》則是描寫了一位寵姬淪落為娼妓的悲慘一生,慨嘆世事的無常。井原西鶴的創作後期由於受到當時統治者打壓,開始放棄「好色」系列小說的撰寫而轉向描繪町人階層的小說,著有《日本永代藏》等名作,主要描寫的是町人階層發家致富的故事,對他們精神世界的刻畫可謂是淋漓盡致[3]。
三、思考與感悟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曾經提到,一定時期的社會存在決定一定時期的社會意識。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經歷過幾百年戰國時代的日本在德川家康的武力與耐心下終究走向了統一,閉關鎖國政策帶來的穩定政治環境推動了國內貿易的興盛,町人階層在元祿時代大量興起的同時也壯大了帶有鮮明階層特點的町人文化。井原西鶴的好色系列小說雖然在第一印象上略顯粗俗,但就其內容來看,並非是一種惡俗的情慾文學,而是借主人公之經歷挑戰當時的封建等級身份制度,反映出創作者井原西鶴對當時封建時代的反思與挑戰。
我們去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的好壞,不能單單只從第一印象來看。井原西鶴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好色系列,雖然看似難等大雅之堂,但實際上卻是對元祿時期町人文化最深刻的反映,看似充滿的情慾的小說,實際飽含作者以町人階層的獨特視角品味世間百態的人身感悟。對文學作品甚至是文化的理解一定要結合當時具體的歷史背景與的階級特徵,切忌出現脫離歷史、脫離階級去評判文學作品的好壞。我們也不能只憑藉第一印象去評斷,而是要下足功夫去品位、去閱讀,才能發現蘊含在文學作品背後深刻的時代與文化背景,才能真正體會到作者的所思所想。
除了關於本文的思考與感悟之外,我還想談一下關於日本社會與文化的感悟。日本是我國一衣帶水的鄰邦,不論是地緣關係還是政治經濟往來都不可謂不密切,但由於近代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導致我國目前與日本的關係始終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狀態,許多國民也存在著明顯的反日情緒。但我認為,日本雖然發動過侵華戰爭,在南京也屠殺過三十萬同胞,這一歷史事實絕對是毋庸置疑也不容否定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重視日本的文化,不重視從日本的文化中汲取我們需要的營養,其重視教育、保護環境的文化氛圍至今仍是我們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所辦不到的。唯物辯證法也曾指導我們看事情要從兩面去看,肯定日本侵略罪行的同時也不能否認學習其歷史文化帶給我們的經驗借鑑,不被仇恨蒙蔽了雙眼,取別國之所長補我國之短,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好色」系列小說與日本町人文化 - 每日頭條 http://bit.ly/2XB5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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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祿時期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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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祿文學,日本17世紀80年代至18世紀20年代的文學被稱為“元祿文學”(1688~1703),這一時期的文學貫穿著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主要成就是小說、俳句、戲曲。代表作家有井原西鶴(小說)、松尾芭蕉(俳句)、近松門左衛門(戲曲)。這一文化發展的高潮時期是五代將軍綱吉(公元1646年—公元1709年)執政的元祿年間(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所以稱為“元祿文化”,但廣義上一般是指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的文化。
日本德川中期,隨著地方性經濟農業的蓬勃發展逐漸蔓延為全國性的元祿盛世,當時的江戶人口已經高達一百萬,全國人口也不斷增長。經濟的繁榮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文化方面興起了町人文化,這種以城市工商業者生活趣味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反映了町人的成長和市民階層新的自覺,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傾向。同時民眾識字率也不斷飆升,江戶時代的民眾教育水平是在全球封建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科學方面積極吸收西洋蘭學,在火器,文學,醫學方面都有極大發展,為明治維新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文學藝術
詩歌
由前代的連歌發展為徘諧的詩體。德川初期,松永貞德 (公元1571年—公元1653年)將和歌、連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語、漢語)納入徘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公元1605年—公元1682年)的歌風一樣,都很自由豁達,博得市民的讚賞。到元祿時代,由武士成為市民的松尾芭蕉(公元1644年—公元1694年)開創了蕉風徘諧,從語言到內容都打破傳統的製約,把誹諧推向高雅的藝術境界,而且讓發句單獨使用,成了由17字音組成的短歌,廣泛流傳市民中。芭蕉為了創作誹諧,曾遊歷各地,深入體驗生活,出現了像《古池蛙躍入水聲》那樣有名的詩句。他寫下《奧州小路》等誹文(帶徘句味的散文)紀行和《猿蓑》等大量俳句集。
小說
出現稱為“ 浮世草子 ”(當代風俗寫實小說)的一種現實主義民眾文學。它由“ 御伽草子 ”和“ 假名草子 ”發展而來,大坂商人平山藤五自號井原西鶴(公元1642年—公元1693年),開創了這於新形式。正像這種小說以“浮世”(當代社會生活)命名一樣,它以町人社會為主題。西鶴站在商人立場刻畫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認為人的創意與努力,比傳統的權威重要;肯定人的慾望和愛情,著眼於商人享樂、營利和蓄財的活動。他以“好色”為名,大膽描繪人們對物慾和性慾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間胸算用》等等,就是反映當時市民社會生活的所謂的“町人文學”。
戲劇
創造和發展了“ 人形淨琉璃 ”(木偶說唱戲),日本民間古來就有木偶劇這種藝術,後來由於新的樂器“三味線”(三弦)的使用,產生了木偶劇與說唱故事—— “淨琉璃”[注66]相結合的“人形淨琉璃”。這種民間藝術形成於16世紀元祿以後,由於大坂農民出身的說唱藝人竹本義大夫(公元1651年—公元1714年)作出了表現力非凡的樂曲“義大夫小調”,又由於當代戲曲作家近松門左衛門(公元1653年—公元1724年)寫出了許多優秀的說唱腳本,如《國姓爺合戰》、《曾根崎心中》等,使這種藝術達到極盛。後因歌舞伎發展,趨於衰落。18世紀末,大坂植村文樂軒復興了用義大夫小調演唱淨琉璃的木偶劇,他的弟子在公元1872年創辦了“文樂座”。從此,淨琉璃木偶劇這一古典藝術以“文樂”之名流傳至今。“ 歌舞伎 ”(舞蹈戲劇),在元祿年間已從原來以舞蹈為主的民間藝術,發展成歌舞劇。同時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名演員,如京都的扳田藤十郎(公元1647年—公元1709年)和江戶的市川團十郎(公元1660年—公元1704年)。近松門左衛門常為他們寫腳本,以後配上了“淨瑤璃”、“長四”等樂曲,成為融合舞蹈、音樂、戲劇、繪畫的綜合藝術。劇場也從原來簡易的舞台,發展為設有樓座包廂的大型劇場,成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娛樂場所。
工藝美術
產生了一種色彩鮮豔、圖案抽象的新風格。當時為幕府和宮廷服務的狩野、土佐兩派御用畫,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傣屋宗達(?一公元1643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公元1658年—公元1716年)開創了深受商人喜愛的色彩華麗的風俗裝飾畫,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圖屏風》和《紅白梅圖屏風》等。公元1681年江戶刺繡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師宣(公元1618年—公元1694年)開創了“ 浮世繪 ”(流行風俗畫),以婦女、演員、力士為題材,而美入畫最為著稱。這種畫通過木板刻印,廣泛普及於民間。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創的彩瓷;柿右衛門(公元1590年—公元1660年)學習中國的“紅繪法”,創造一種名“伊万裡燒”的彩色瓷器(詳見第十三章);京都商人阿彌光悅(公元1558年—公元1637年)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優美的泥金畫漆器;京都宮崎友撣創始的絢麗多彩的友禪印花綢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工藝美術品。
建築
還具有桃山時代豪華的遺物,如日光的東照宮( 德川家康的廟)就是壯麗廟式建築的典型。京都的桂離宮和修學院離宮屬於幽雅的茶室建築.為上層武士和豪商所欣賞。民間則流行武家書齋型的舊建築樣式,並出現了歌舞伎劇場等大型建築物。
自然科學
由於生產實踐的探索和總結,這個時期日本創造和發展了本民族的科學技術。這個時期的自然科學總的來講,它是合理精神發達,人們的思想從迷信和咒術中解放出來,通過實踐對自然加深了認識。具體表現在實學——經驗科學的發達。實學是與虛學(空的理論)相對而言,是一種具有現實性、實證性的學問。
在醫學、藥學方面,日本學者已開始據棄中國宋代以來醫學中以陰陽五行來說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義偏向,提倡“親驗宰試”,如貝原益軒(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不僅是對德川封建統治思想提出大膽懷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個注重調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學家。他以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藍本,細心採集調查了日本300多種動、植物和礦物,並於公元1708年總結整理完稿,公元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記載了千餘種本草(中藥)的性能、特徵和效用,開拓了日本的本草學。同一時期的另一個本草學者稻生若水(公元1655年—公元1715年)也對日本的動、植物和礦物作了廣泛的調查,並在收集大量資料基礎上,編纂總數達360卷的《庶物類篡》,從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學的基礎。後來他的門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將這部巨著增補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學有了更大的發展(參看第14章)
農業科學方面,更能體現出這個時代的精神,17世紀中葉出現了最早的農書——《清良記》(作者不詳),是用向領主講述農業經營的形式寫成的。但到了元祿年間,宮崎安貞(公元1623年—公元1697年),在畿內、伊勢、志摩等地進行調查和自己農事體驗的基礎上,編著了《農業全書》(公元1697年),成為當時日本農學的代表作。全書共10卷,分為總論、五穀、萊蔬等類,並由貝原益軒校訂,加上附錄1卷,為日本後世農書的典範。
除上述兩部普遍性的農書外,還出現了許多地方性的農書:①《百姓傳記》,就東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氣象、土質、農具、肥等。②《會律農書》,記述了寒冷、後進地區會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記》,記述了紀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識。④《耕稼春秋》,根據加賀石川郡平原地區的水稻耕作,企圖引進較高的技術。
與農業有直接關係的天文、曆法和數學,在此期間也有新的發展。9世紀以來,日本一直沿用中國唐代的宣明歷,但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與天象有一定差誤的這種曆法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於是日本的歷學者安井算哲(後改姓澀川,號春海,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中國元代授時歷的基礎上,根據自己多年對天體的實測,創造了適合日本實際情況的“貞享歷”,於貞享元年(公元1684年)為幕府正式採納。這樣,日本便第一次產生了本國的曆書。另外,日本的數學家吉田光由(公元1596年—公元1672年)寫了《塵劫記》,這是公元1627年在改編中國明末算術的基礎上產生的通俗日用數學書。後來,“大和算家”關孝和(公元1642年—公元1708年)著述了《發微算法》,進一步發展了代數方程式、微分積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算法等等。它不僅集和算之大成,在當時世界數學領域內也是難得的成就。
學術思想
哲學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關的文化科技呈現了新氣象,同時在幕府保護下,長期影響著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從內部產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動向,出現了幾個朱子學說的反對派。(1) 陽明學:儒者中江藤樹批評朱子的“知先於行”思想流於空洞說理,堅持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但陽明的“行”只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養,受禪宗“頓悟”(指“破除雜念,頓然覺悟”之意)說的影響,和社會實踐毫無共同之處。據說藤樹晚年讀陽明書,“頓悟”而放棄武士籍,從事教育。其弟子熊澤善山反對幕府的憎越和參覲交代製的浪費,主張武士移居農村采邑,實行農兵制,為尊皇思想作了準備。因而觸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於古河,數十年而無憂色。
陽明學派以主觀唯心主義思想鼓勵武士殺身報主,這種愚勇精神本質上是封建反動的。但明治維新前後,他們代表下層武士和廣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領主的上層武士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發生過積極的作用。如大鹽中齋(即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都是發動起義的陽明學派志士。
(2) 古學:古學派打著復古漢學的旗幟,提倡實踐的道德,從朱子學裡解放出來。朱子學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正統思想,古學派則是代表中小地主階級的異端思想。這一派的創始人山鹿家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認為朱子學和陽明學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踪孔孟經典,恢復先秦懦學本來面目的主張(《聖教要錄》 )。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個創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齋也從同樣立場著《論語古義》的註釋書7卷,反對朱子學。朱子學主張有德者能治國,仁齋則認為可以脫離政治來樹立道德,以“人情”講解道德。著名學者獲生狙襪也主張政治和道德分開,以科學態度治學,反對朱子學派的空談性理,堅持學習歷史或“事實”。他看出幕藩體制的危機,但無法認識,只能根據儒家經典,講求“經世之學”(經國濟世的學問)。在《政談》一書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時救世的要務,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辭、闡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後通過將軍的“作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這種思想方法阻礙了古學派的前進。其弟子太宰春台更關心政治經濟,思想開闊,主張促進商品貨幣經濟,順應了當時的潮流。
(3 )前期國學:國學派繼承了古學派的複古主義精神,但把重點轉向日本古文學和神學。這一學派在中世紀研究日本古典文學——和歌的基礎上,力求從宋明理學、佛教道德和中國傳統文學形式(“漢意”)中解放,恢復日本古文學所獨具的本性,發露真實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衝(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並註釋古代和歌集成的《萬葉集》,主張根據日本古語的原義,排斥從來儒佛道德觀對和歌的解釋,確立了國學的方法。但作為獨立的學派則開始於荷田春滿。
史學
德川時代日本史學有顯著的進步,儘管當時學問受官學(朱子學)統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會被神話、帝王家譜或故事充塞的文書相比,則後期封建社會的“近世文學”已多少具有合理主義和實證的精神。
林羅山及春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鑑》[注70],站在儒學大義名分立場,擁護武家政權。林羅山以繼承中國史學傳統——《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的態度自居,雖標榜以六經為本立論,卻努力策集諸侯、神社、舊家族的遺文日記等作為依據,表現尊重事實;在有關國際的史事上,參照中、朝兩國史籍;神道觀上,力闢神否混合的“本地垂跡”說,使它理性化,對神代的敘述,隻羅列系譜,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學總的是在封建理學和武家史觀的指導下,重視史實,講求考證,排斥宗教(佛耶)迷信,關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傾向實踐,具有一定的客觀精神。
德川時代另一修史事業是水戶藩主德川光國 (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學派儒者主持編纂《大日本史》。光國於明歷3年(公元1657年)設史局“彰考館”,繼續200餘年,才完成了這部巨著。《大日本史》著重史實考證,對史料典據註釋謹嚴。全書標榜朱子學的正統論,強調“大義名分”[注72]觀點。這種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後成為“水戶學”的學風,由此影響了幕末的維新運動。
元祿時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不論在自傳文學或作為近代學術性研究的國語學、國史學及洋學方面,都作了創造性的開拓工作。他力求擺脫不敢正視現實的排外自大思想,以達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實事求是的自我認識。”[注74]新井白石在史學上的貢獻,首先在敢於從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中發現其演變的階段性。他在《讀史餘論》中,按照日本封建時代政治變革的性質,提出了“王朝九變而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變而至德川氏”的歷史理論,將今天史學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於歷史時期的劃分,這和單純編年體或記事本末體的舊曆史編纂學大不相同;其次,對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參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還利用中國、朝鮮史書中有關日本的記載,甚至從西方國家採擇資料;第三,他解釋史料,突破過去用漢文解釋的舊習,闡明日本古今語言的變化,以至某些東西方國家語言成為國語的過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書,表現了他史學思想的合理性——邏輯性。他批判了從來儒家道家的歷史觀,說:“史者,據實記事,以為世之鑑戒者也。”[注75]他也反對神道教的解釋歷史,說:“神者人也,我國習俗,凡所尊敬之人皆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話看作人事,不盲從曲解。因此受到水戶家的排斥,終至被幕府辭退。由此看來,日本史學在明治維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現而達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學的水平。元祿文化_百度百科 http://bit.ly/2QAZHNY


日本德川時期的文藝復興
元祿前後町人中出現某些變革社會的思想,德川時代文化同歐洲早期資產階級文化的某些傾向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此,有的學者主張日本也有過西歐那種文藝復興時代。福本和夫更把元祿文化前後190年(1661——1850)規定為日本的文藝復興時代,即晚於西歐360年發生。日本究竟發生過文藝復興運動沒有?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德川時代日本人的意識形態里,確定出現了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類似的現象。由於商品經濟發達,町人抬頭,元祿前後出現了市民階級的新文化。它表現在:
1.對於古典文化的重視。有如歐洲人文主義者恢復和傳播在中世紀被忘卻的古代文化遺產,擺脫經院哲學和教會封建文學傳統那樣,德川時代的古學和國學,也表現了這種精神。古學派反對官學朱子學,主張直接追蹤孔孟經典,恢復先秦儒學的本來面目;國學派重視古語的研究,反對儒家及佛教對《萬葉集》中和歌作的道德性解釋,提出按照古語解說古典,恢復被儒佛歪曲了的古代精神。這種復古主義——要求回到《萬葉集》、《源氏物語》的人性時代,與西方人文主義者「回到希臘去」的口號多少相近,兩者同樣發露了否定中世道德宗教訓誡解放人性的心聲。
2.人文主義精神的發揚。批判中世紀神學對人類思想自由發展的障礙,倡導反封建的人文主義精神,爭取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又一個方面。古典學派反對朱子學的理氣二元論,倡導一元論的哲學,主張以人情講道德;國學派反對封建道德說教的儒學,力主尊重自然和心理。在文學上,本居宣長提倡「人情」,強調古代日本人一如神的意志那樣生活,要從那裡尋求人生的理想。井原西鶴描寫性愛與市民現實生活,否定儒學道德,以享樂為人生要義。近松門左衛門的作品同情戰勝道學恢復人性的人們。風流小說、滑稽小說譏笑諷刺教主、聖人、武士、腐儒的描述,都似乎與西方人文主義一息相通。
3.自然科學的進步與唯物主義自然哲學的出現。日本在18世紀蘭學興起前,古醫術、本草學、和算及天文歷學在中國傳統科學影響下有發展,但未達到認識自然、打破儒學世界觀的程度。哲學也只停止在關於「天」的古代宗教觀念和物活論的思想上。歐洲文化傳入後,18世紀20年代起,幕府採取「殖產興業」政策,經過蘭學者們研究,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出現了平賀源內的應用科學,安藤昌益對儒、佛、國學的激烈批判,山片蟠桃(1748—1821)的無神論,經世論者等重商主義政策和人類平等的先進思想,新井白石開創了科學態度研究歷史的風氣。
德川時代儘管出現上述與西方文藝復興時代類似的現象,但文藝復興本質上是早期資產階級反封建主鬥爭的反映。確定文藝復興的標準,不僅在有無文化繁榮和追索古典文明的風氣,而且在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資產階級反封建思想鬥爭的事實。德川時代中後期,日本資本主義萌芽既不成熟,市民階級的力量又遠沒有14至16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那樣強大。恩格斯指出:「歐洲式文藝復興的時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體和城市興起為基礎的。」當時日本的町人,雖有稱得上巨富的人,但極少發展為產業資本。
他們只是依附於幕藩體制,根本沒有同封建勢力抗衡的力量在閉關鎖國下,沒有海外貿易的條件。不僅與西方從事產業資本和海上活動、具有手工業工場基礎的早期資產階級(大商工業者、銀行家)不同,就是與日本室町時代依靠海外貿易致富的堺和博多的町人也不能相比。其次,由於町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不成熟,因而政治上沒有成為變革社會的力量。如果說他們有進步性,那麼只是在封建統治範圍內,為自身爭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而已。元祿時代雖也出現了井原、近松、松尾這些具有新思想的作家,但他們的作品與歐洲文藝復興的作家比起來,顯得蒼白無力和先天不足。
第三,德川時代日本町人思想的局限性。表現在任何意識領域中,理性的色彩還很薄弱,除了個別思想家,看不到什麼完整的新思想,大多仍與道德論雜揉。即使山片蟠桃的無神論,也沒有脫離儒學影響。國學者中本居宣長等攻擊佛教,卻自陷於神道的鼓吹。這是由於德川時代日本市民階級的力量還遠沒有歐洲那樣強大,封建統治勢力還很頑固。寬政異學之禁等鎮壓不斷加緊,人性解放的主張不得不通過隱蔽的形式提出。町人中多數或對「棄捐令」吞聲飲泣,或把朱子學作為處世哲學。
他們面對黑暗,缺乏鬥爭氣力。古典文化的探求和市民文藝的發達,只被引向滿足富商巨賈官能享樂的方面。文學描寫町人營利和處世方法,暴露出他們聚財以供遊蕩揮霍的心愿。這正是德川時代武士巨商奢侈淫逸,小生產者日趨貧困的反映。可見朝氣蓬勃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不能見於後進國的日本,決不是偶然的。
日本德川時期的文藝復興 - 每日頭條 http://bit.ly/2reSzw4


元祿時代
江戶幕府至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的一百年間,生產力迅速上升,礦產與貿易也帶來大量收入,加上不再有戰亂,全國走向豪奢之風。許多商人暴富,但因欠缺投資管道,只能極盡揮霍財富。
綱吉本身生活奢侈,加上與其母信佛教,因此建造大寺院,支出龐大。另一方面,礦產與貿易的貢獻漸漸減少,江戶大火燒燬江戶城與許多市街,需要重建經費,因此幕府反而陷入缺錢窘境。綱吉聽從財政負責人萩原重秀建議新鑄成份較差的貨幣,結果造成物價大漲。
由於信仰佛教,自己無嗣讓綱吉認為是前世罪孽,因此頒布「憐憫生類令」,以矯枉過正的方式保護動物贖罪,尤其是自己的生肖:狗,世人便稱其為「犬公方」。
綱吉之後的六代將軍家宣、七代將軍家繼這段期間,學者新井白石輔政。他廢除「憐憫生類令」、提高幕府權威、改善朝廷與幕府關係、重新鑄造優質貨幣、發佈「長崎新令」限制貿易及改用銅幣支付貨款,減少白銀外流。這些措施稱為正德之治,雖然緩和制度的崩潰,但也產生一些副作用。
元祿文化
元祿時期的文化除了幕府與各藩,町人也有很大的貢獻與影響,大體來說是鎖國式的日本特色文化及豪奢享樂之風。
朱子學做為官學的地位,代表學者有家宣重用的新井白石與八代將軍吉宗重用的室鳩巢。不過民間有批判朱子學的陽明學與古學。陽明學代表人物如熊澤蕃山,反對朱子學直接將中國的道德秩序直接搬過來,由於具有批評時政的性質,因此被軟禁。古學派如山鹿素行及伊藤仁齋則認為應該直接回到孔孟的教導,素行也被軟禁,仁齋則與兒子則在京都開學堂從事民間教育。萩生徂徠則認為學術還要多研究其他領域學問,提高知識水平,這對西學與自然科學等帶來正面影響。
朱子學的合理主義,讓歷史學著重正確的史料治史,例如「本朝通鑑」及水戶藩的「大日本史」;新井白石的「讀史餘論」,消除了傳說的色彩。自然科學方面包括曆法與天文、數學、藥草學、農業技術及所帶出的土地測量、土木工程等都有發展。
由於外來文化已算是消化完畢,這時期開始對日本古代的文學進一步探究,想找出其真正的精神,例如僧人契沖研究萬葉集、北村季吟研究源氏物語及枕草子等。
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有松尾芭蕉、井原西鶴與近松門左衛門。他們都出身京都大坂,僅有芭蕉曾住過江戶。連歌的第一句獨立出來為俳句,芭蕉以幽幻閑寂為主旨,提高了它的藝術層次,他還特意遠離城市浮華,下鄉旅遊培養此一精神。西鶴出身富裕商人家,因此他的小說以町人生活、風俗為題,反映當時社會真實現狀,包括封建制度與社會矛盾壓迫下的男女,是一種批判的態度,此類小說稱為浮世草子。近松門左衛門的劇本也是描述社會矛盾與壓迫的現狀。
配音樂詠唱的「淨瑠璃節」大為流行,演員如竹本義太夫。歌舞伎在三都都有常設的戲院,著名演員有初代市川團十郎、坂田藤十郎和芳澤菖蒲等。
明朝僧人隱元帶來禪宗的黃檗派,除此之外佛教沒有其他的活動。天主教遭到鎮壓後,在九州部份地區跟民間信仰混在一起。神道過去深受佛教影響,現在又成為朱子學者想以自己的思想加以詮釋,例如山崎闇齊的「垂加神道」。
狩野派至此已沒落。大和繪系統中的尾形光琳吸收俵屋宗達的畫法,作品富含裝飾性。以美人與演員為題的「浮世繪」在平民間大受歡迎,它原先只是墨筆簡單勾勒輪廓,後來開始上色,接著版畫技術發達,浮世繪變成套色印刷的「錦繪」,菱川師宣被視為版畫浮世繪鼻祖。
京瓷之祖野野村仁清創造了在陶瓷上塗絢麗色彩的技巧,光琳弟乾山把它發揚光大。光琳也擅長漆器的金漆。京都的宮崎友禪在絹綢上印出豐富色彩的人物、花鳥、山水、草木的「友禪染」,也就是「元祿花綢」。
民眾生活方面,瓦屋頂的房屋直到十八世紀中才漸漸出現。砂糖是十八世紀以後才普遍食用。


電光影裏斬春風: 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 - 張崑將 著 - Google 圖書


荻生徂徠商人無用--日本切腹文化:武士道即知死之道


山片蟠桃(1746——1821)日本江戶時代末期的思想家。幼時為大阪富商家僮,曾習儒學和天文學,並對蘭學(自荷蘭傳來的西方技術)頗有心得。相信地動說。晚年以十九年的時間,著成《夢之代》十二卷。書中論述天文、地理、歷史、制度、經濟、陰陽、鬼神、疾病等;宣傳日心說,有無神論思想,介紹歐洲科學。對神道、佛教、儒家思想都加以評判,當時有一定的啟蒙作用。
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無神論者,日本實學的先驅。本姓長谷川,名有躬,字子蘭、子厚。生於播磨國(今兵庫縣)印南郡。13歲時,到大阪山片升屋右衛門家開設的兩替屋即銀錢交易所當徒弟,因此,又通稱他為升屋小右衛門。他勤奮好學,邊工作,邊入大阪朱子學派的中心懷德堂,拜中井竹山、中井履軒兄弟為師,學習儒學;又從麻田剛立學習天文學,後來研究當時從荷蘭傳入日本的蘭學,並博覽群書,通曉天文、地理、西方曆算等。他25歲起幫山片家經商,參與仙台藩的買米工作,進而為仙台藩整理財政,並以十幾個藩主為貸款對象,因善於理財,使一度瀕於破產的山片家復興,因此,山片家把他當作家族的一員。他在58歲時改姓山片,名芳秀。同時,他在學業上也獲得很大成就,終於成為大學者兼大商人。
山片蟠桃學通和漢,尤其受西方自然科學影響較深。在他花費20多年時間所作的巨著《夢之代》(共12卷)一書中,包括天文、地理、歷史、政治、經濟、宗教等各方面內容。他特別提倡日心地動說,並提到諸星引力重力關係、萬有引力定律。他批判儒學、佛教、神道等的天地開闢說,根據生物進化論觀點反對目的論,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說明生命現象和精神作用,否定鬼、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滅,駁斥各種迷信思想,並且不贊成把日本說成是“神國”。並對日本古代史提出懷疑。《夢之代》第10捲和第11卷《無鬼》,是日本德川時代無神論的代表作。書的附錄說:“無地獄,亦無極樂世界,也無我,有者唯人與萬物而已”,“無神、佛、鬼怪,世上更無奇妙不可思議之事”。這說明他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是比較徹底的。他的思想還包含著一些辯證法思想因素,如說:“西之東者,東之西也;北之南者,南之北也;上之下者,下之上也。天下國家,人失則我得,我得則人失。”他看到了空間方位概念的相對性和事物間相互聯繫、相反相成、相互轉化的現象。
山片蟠桃在社會觀上仍主張遵奉儒教的忠孝仁義等封建道德說教,並有農本主義思想。他的思想並沒有真正超出封建主義的範圍。
個人著作
他的著作還有《梁蛻翁泰伯章講義》、《一致共和對策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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