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臺灣清治時期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019/10/2 上午8:26:5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8%85%E6%B2%BB%E6%99%82%E6%9C%9F
教育為百年大計，作為征服者、統治者，教化工作一直都擺在重要的位置。
    台灣的原住民，一直被認為未受教化，外來征服者、統治者，始終沒放棄過教化他們的工作。
    荷蘭人把教育番民的任務交給了教會，明遺老沈光文晚年定居目加溜灣社，教授平埔族人漢文。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開始設立官方的土番社學，乾隆時各地蓬勃發展。後來由於漢化過速，找不到學童，竟至廢弛。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年)中港社番胡經國經臺灣道縻奇瑜薦取儒學佾生，道光元年(1821年)中港社、後壟社、新港社、貓裏社等四社稟請將公租口糧穀番抽出80石，作為社學經費，成為土番義學的濫觴。不過，隨著漢化加劇，原住民進入漢人設立的義學、義塾，已成了普遍的現象。這些教育工作，都只限於熟番、化番。
丁日昌《撫番開山善後章程》(收藏於台灣歷史博物館)
    這種情形，到了光緒元年(1877年)，有了很大的改變。當時，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確定了開山撫番方針，將台灣府北鎮路理番同知改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移紮埔里社廳。雖然實際仍駐鹿港，但理番工作進行得很積極，對象就是過去視同禽獸的生番。
    在番民教化方面，光緒三年(1879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擬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就有“附近番社市鎮，均宜廣設義學，選擇善於勸導之塾師，隨時為之講說禮義，導以尊親，化其頑梗。其各番社頭目，尤應勸令，多送子弟入學，以資化道。現已奏請番童准進庠序，將來番童如有講書明理者，即准其應試上進，庶冀懷我好音，仍隨時派員，分投稽查課程考校塾師優劣，分別賞罰，以儆怠惰。仍於朔望宣講聖諭二次。”裡頭提到初一十五要宣講的“聖諭”，指的是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的上諭，摘成16條，他兒子雍正爺在即位的第二年，為了讓臣民“俾服誦聖訓者咸得曉然於聖祖牖民覺世之旨”，逐條作了廣訓，於是《聖諭廣訓》成了官方重要宣導教化的文書。
    從丁日昌擬議上看，不但設立教育機構，還有教學內容。這個擬議，由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札飭各廳縣，成立義學，一時形成蜂擁之勢。
楠仔腳蔓社學堂真正的位址已不復可考，現代的涼亭只是紀念性建築。
    光緒五年(1879年)吳光亮就《聖諭廣訓》精神，頒佈了《化番俚言三十二條》，飭令通事以番語為土番講解。關於教育，有謂“蓋人無論賢愚，有子弟者必須讀書便可明理，理明則愚亦變為賢，大如忠孝節義廉恥，自然通曉；小如交易書券數目，自然明白。本軍門現延請教讀師長，廣設學堂，爾等各處番庄，無論漢番民人，一體悉准入學，其書紙筆墨，及先生學金，均由官府給發，至內地民人子弟，則准自辦。本軍門為爾等無知起見，凡有子弟者，務須踴躍送學讀書，以期明理，不可視為等閒，有負厚望焉。”
    吳軍門的話，從今日看來，有些傲慢，但也說明了事實，開山撫番政策，番地農林工商之利，立刻成為漢人地主豪強覬覦的對象，既然將生番納為子民，為免姦宄欺詐，頻添事端，至少交易書券數目等基本知識，就必須加以灌輸。
    從丁日昌的擬議，“凡准番民交易之處，無論城鎮應設公局，招墾局，置撫墾委員。”也可以看出教育和開墾、交易是同時併行的。
《萬興關紀念碑》除了古碑之外，也是後來建的紀念建物。
    光緒十一年(1885年)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提出籌兵、練兵、清賦及撫番等四大急務，其中撫番為首務。認為台灣防務“防海又須防番，勢難兼顧，治理為難，若得生番全服，僅防外患，不憂內侮，既節防費，且可開山伐木，以裕餉源”。當年，他增設埔里社廳撫民通判，委棟軍統領林朝棟辦理中路營務處及撫墾局，給與“林合”墾契，許在北港沿山招佃墾耕，專賣全台樟腦。
    次年(1886年)，劉大人在大嵙崁設全台撫墾總局，直隸於巡撫，同時在原住民界各要關設撫墾局，局下設分局，其下再設換番官市局或換番貨市局，辦理原住民之物品交易，並以官費饗宴原住民，於是在埔里社設立撫墾局。
    光緒十三年(1887年)中路軍統領林朝棟代理埔里通判，辦撫墾事務，同年7月，埔裡社熟番合邵族的水社、田頭、貓蘭、沈鹿與布農族的卓大社，襲擊集集水尾道守兵，林朝棟率領棟軍入山討平。從劉銘傳委派劉朝棟軍事經營埔里，可以看出化番和掠奪山地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只有“萬興關碑”是當年遺物，出於撫墾委員陳世烈之手。
    雲林設治是劉銘傳既定政策，光緒十二年(1886年)委派攝理斗六門縣丞的陳世烈“設縣分治、度地築城、撫番招墾”等任務，10月命陳世烈進駐林圯埔之雲林坪，成立雲林城工總局，自任督辦，另設雲林城撫墾局，自任委員，辦理撫墾事宜，次年(1887年)成立雲林腦務分局，積極開發中路山區。
    陳世烈，字竺軒，廣東嘉應人，他在中路撫墾很有成效，當時沿山有郡番16社、巒番、丹番37社，番丁4,000餘；又有楠仔腳蔓等7社，番丁400餘，先後薙髮歸化。
    依劉銘傳政策成立的撫墾局，綜理撫墾事務，“立學堂，施教化”也是重要任務之一，主要因為生番“不難於撫，而難於化”，只有送子入學，教以辨音識字，相習成俗，才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 寺高懸吳光亮手書“佑我開山”。
    光緒十四年(1888年)4月10日裁撤斗六門縣丞，陳世烈成為第一任雲林知縣。在這之前，他有項重要政績，就是看到阿里山 番歸化已有150多年之久，卻“常居深山，與漢人無通，教化不逮，詩書禮儀，握算權量，素所未悉”，於是在楠仔腳蔓社(Namakaban)開辦番學堂。
    楠仔腳蔓，又稱楠仔腳萬、南仔腳萬，最初見於漢人記載，應該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裡“阿里山 八社”的 “八童關之鹿堵社”，後來又稱鹿株大社，社人自稱namahavana。
    楠仔腳蔓是鄒族語“肥沃平原”的意思，是鄒族鹿株大社Luhuto，在日治時期還稱楠仔腳蔓溪(ナマハバン溪)的阿里不動溪與陳有蘭溪會流，海拔約800米的左岸河階台地建立的番社。1730年左右，原住在曾文溪上游樂野(Lala'uya)社東方的ベリヨオ社人，屬於鹿株大社的分支，有的記載說是特富野 社人，查ベリヨオ(Beliyoo)音近Feyo(米洋)，或許當時存在過米洋小社，他們打獵時發現了上述土地肥沃、鳥獸聚集的地方，開始進行遷移，與原住民全仔大社人(Imutsu,Imucu,伊姆茲)發生戰爭，全仔大社連連失利，又遇上瘟疫，終至滅社，從來從ベリヨオ社及達邦大社移入相當多的人口，形成和社及楠仔腳蔓社，這兩社原本都屬於鹿株大社。
楠仔腳蔓社現為信義鄉久美部落。
    也有人說楠仔腳蔓是鄒族番鹿株大社的獵場，在阿里山 山脈的東側、陳有蘭溪西岸，神木與新鄉之間，日人認為那裡“綿亙數百甲步的平坦的高原地帶，地當八通關越嶺道路的沿線，距離平地約五里，為具台車之便適於移住之地”，選作布農族集團移住的場所。
    楠仔腳蔓社在吳光亮開闢八通關越嶺道上，陳世烈選在這個交通要道上開辦番學堂，一方面積極通過教育，消除語言隔閡，建立漢番的信任感；另方面，藉由文教機構設立，消極的避免原住民的襲擊，具有相當重要的撫化意義。
    學堂選擇在楠仔腳蔓社外之埔地建築，規模、制度都比照書院。聘廣東人陳國安為教官，以通事掌理助教之職，先期招收資質聰穎的鄒族番童20餘名，授以漢文，教以讀書寫字，教學內容王凱泰《訓番俚言》與吳光亮的《化番俚言》為主，兼授三字經。
久美部落居民大多都不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的後代。
    楠仔腳蔓番學設立之後，埔里社撫墾局於水沙連設巒大社番學，次年(1888年)宜蘭叭哩沙撫墾局設頂破布鳥莊番學，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台北城內設台北番學堂，在恆春城內設番義塾，此外，還有鳳山番學社、卑南義學，是劉銘傳任內設立的七所番學堂，其中以楠仔腳蔓番學最早，自有不凡的意義。
    由於不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以致學童興趣索然，滿心厭倦。又急於灌輸，呵責、體罰，毆打成傷，造成避學、逃學的現象，未週年，學生絕跡，教師也托詞去職，學堂終致荒廢，生番教育宣告失敗。
    日治時期的生蕃教育，有文教局的“國語傳習所”或“公學校”，也有警務局的“教育所”。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1月1日斗六廳楠仔腳萬山地官吏駐在所招收楠仔腳萬社兒童10人，成立楠仔腳萬(魯富都)蕃童教育所，進行現代化的教育，顯然受到楠仔腳蔓社番學的啟發。
久美部落居民已不排斥現代化教育，楠仔腳蔓社學堂有草創之功。
    大正年間有高雄郡社史家移入，不久日本人也認為和社與楠仔腳萬社分居，不利於撫育、指導，開始遷移整併，這些都不能不佩服清人的眼光。
    作為具有時代意義的學堂，當時沒有受到當地人重視，荒廢之後也沒人管理、維護，反而任其雜草叢生，樑傾柱倒。大正十五年(1916年)當地分駐所警察草野豐吉發現了一方石碑，長方型，雕刻文字清晰可辨，為“萬興關”三個大字，上款“光緒十三年春月”，下款“嶺南陳世烈建”，經人類學家森丑之助鑑定，才考察出清代在此設立番學堂之事。
    這方見證原住民教育的珍貴石碑之所以大書“萬興關”三字，應係勒碑者當時身為撫墾委員陳世烈為學堂取的漢名，“萬”是“楠仔腳萬”的簡縮詞，“興”是“興隆”的吉祥詞語，“關”是古代在交通險要或邊境出入的地方設置的守衛處所，帶軍事性，“關”還有第二義，就是貨物出口和入口收稅的地方，楠仔腳蔓並不在漢番分界之處，也無軍事和稅賦的作用，取名“萬興關”，或許可以看出陳世烈經營楠仔腳蔓的籃圖，而這座學堂，當時或許可以稱為“萬興關學堂”，是地方建設發展的起點。
    戰後，這方日治時期出土的珍貴文物，又棄置在荒煙蔓草，甚至淪為垃圾場。1981年又重新喚起人們的注意，但這座學堂，史料不足，無法得知現場確切位置，只能新建一座水泥五角亭，供人憑弔，旁邊建有洗石子方碑一座，分為兩段，將原本置放學堂入口的“萬興關碑”嵌在上段，另將寫於同年8月的《萬興關紀念碑記略》嵌於下段。
    從文明的觀點，學堂的設立是值得大筆直書的事，但原住民一開始對它並沒有什麼期待，後來還有些畏懼，它的興廢，沒有多少人關注。但從清領、日治到國府時代，教育火苗卻悄悄的傳遞下來，現在信義鄉久美村民應該都瞭解教育的重要了。其是當年楠仔腳蔓社人及他們的子孫呢？早在大正、昭和年間，大量布農族郡社與卓社群良久社人從社外遷移進來，居民已有結構性的改變，可謂地是人非，學堂和相關文物對他們來說，不但陌生事物，而且毫無感情聯繫，涼亭和紀念碑不過是另一個文化垃圾，也不會有多少人過來參訪。
    你我懷著不同的心情結伴而來，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你依舊為你的人生奮鬥，但我累了，讓我躺在這不合時宜的古碑下，看看那一成不變的白雲飄過，看膩了，或許換上另一批住民，變了另一付臉孔，我會告訴你，能嗎？
後記：2015年 3月11日，考試委員浦忠成到我系參加《人文講座》，以《從史前到現代──鳥瞰原住民族文化與文學進程》為題發表演講，提到他母親就是久美部落的人，順便也說到一段往事。也就是日本人統治台灣，知道前清在這裡建立社學，想了解設置社學的成效，於是找來了以前社學的學生，考查他的漢字書寫，結果有方塊之形，都不成字。浦忠成寫過《回首原民考試路》，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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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前言結論外，主要分為「沈葆楨在台的政治新猷」、「丁日昌注重教養的番政與澄清吏志」、「中法戰前番政墾務的推行」、「劉銘傳的慘澹經營與台灣政治近代化的急速進步」四個部分。。作者認為台灣最初被納入清帝國的版圖，清廷的政策是使台灣內地化，成為中國各省的一部份，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部以開發地區，內地化幾乎已經完成。然而，山區仍未曾開發，而且民間拓墾的程度遠超越政治制度的負荷能力。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決定積極經營，先後派遣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他們所要面對的是就制度的徹底改造，以及內地化的全力加速。本文的目的在於討論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所擬定的開山撫番及改革舊制度的政策有何不同，對台灣政治近代化產生何種影響。
首先，就「沈葆楨在台的政治新猷」的部分，作者分為兩方面來討論：
（一）開山撫番：作者說明日軍侵台後，沈葆楨奉命經營台灣，而沈氏認為第一要務在於開山撫番。所謂的開山，是有計畫的移墾漢民，開發山區；而撫番則是要促進番民的漢化。作者根據史料指出沈葆楨的開山與撫番兩件事是相輔相成，而最終的目的在促進台灣全島的內地化。開山撫番的初步工作是交由軍隊，分為北中南三路以武力進行。所以，作者認為沈葆楨的政策帶有武裝殖民的意味，除了開路之外，日後的開墾也是以武力為其保護。同時，沈葆楨訂定招墾章程，盡量鼓勵漢民進入番地移墾。他在廈門等地設置招墾局，招募閩粵人民，免其船費來台，並以有組織的方法扶助開墾。然而，因為閩粵兩省距台過遠，來台移墾不夠踴躍，因而拓墾的成效並不顯著。即使如此，台東平原與恆春一帶仍逐漸有所開發。
（二）行政區化的調整：沈葆楨認為台灣地處外海，非一府所能全轄。必須常駐有大員督導，方能有效經營。於是奏請閩撫駐台，清廷同意閩撫冬春駐台，負責台灣事務。開港之後，北部對外貿易興盛，再加上礦藏豐富，經濟繁榮逐漸凌駕在南部以上，所以光緒元年奏准在艋舺設台北府，下轄淡水縣，而頭前溪以南則設新竹縣，並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作者指出，從此台北成為台灣的另一政治重心。沈葆楨調整台灣行政區的措施具有確定台北政治地位，促進台灣北部地區現代化。此外，沈葆楨對於台灣當時的吏治深為不滿。意圖加以整頓，但在台時間甚短，並未真正著手進行。
其次，就「丁日昌注重教養的番政與澄清吏志」的部分，作者說明丁日昌來台後，先巡視北路，由基隆至蘇澳，再由艋舺南下至台灣府城，巡視南路直抵恆春，所以和沈葆楨比較起來，他同樣也視開山撫番為急務。然而作者認為不同的是，撫番方面，丁日昌注重番民的教與養，立意在寓撫於教化。丁日昌要強迫番民接受內地化，所以要番民薙髮穿衣，送子弟入學。而作為內地化的輔導措施，則是教以種植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整個政策的執行交由地方士紳設局辦理。丁日昌開山撫番的章程僅限於恆春及埔里社一帶。開山方面，丁日昌鼓勵栽種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作物，甚至鼓勵開礦。而墾荒的方法，則是計畫由內地大規模招募人民來台開墾，並且工礦農兵合而為一，更具有武裝移民的性質。同樣地丁日昌來台後也對台灣的吏治極為不滿，決心整頓。經過雷厲風行的整頓後，貪污的現象少了很多，勒索也不敢進行。丁日昌對台灣的官員非常嚴厲，部分官員甚至被迫放棄職位。然而，丁日昌卻無力革除人事問題。經營台灣必須仰賴閩省的資源，但是新任的閩撫不支持丁日昌的計畫，再加上中央官員倡議台灣建省，隔斷閩省支持，打擊丁日昌。使得丁日昌以並為由，請假回福州就醫，前後在台不過五個月。
再者，就「中法戰前番政墾務的推行」的部分，作者指出沈葆楨以降自中法戰前，台灣的經營受到當時惡劣的政治習慣影響，即官不久任。無論是沈葆楨、丁日昌及吳讚誠、岑毓英，他們主事的時間很短，雖然其治台的政治目標在開山撫番、調整行政區與澄清吏治，但在執行上會因主政者的更換而有所變更。當時，台灣政治近代化不能更進一步，即與此有關。而此時期的台灣主政者之所以會頻頻更換，主要是受到閩督的限制。經營台灣必須仰賴福建的支持，而且閩浙總督又是台灣主政者的上司，所以台政的推行必須與閩督合作。但是由於本位主義及派系的關係，兩者又難有合作的可能。所以，作者認為人事糾紛遂成為阻礙台灣政治近代化有效推行的一項重大原因。
再者，「劉銘傳的慘澹經營與台灣政治近代化的急速進步」，作者說明中法越南戰爭爆發，因為法國計畫佔據台灣，於是經營台灣成為清政府的當務之急，便派遣劉銘傳來台。劉銘傳來台之初因為處於戰爭狀態，所以他以防務為主。議和之後，則視撫番與財政的經營最為重要。清朝中央受到戰敗的影響，對於海防有更深的認識，於是在光緒11年宣佈成立海軍事務衙門與台灣建省。
劉銘傳注重番民真正的歸化，所以其番政的重心在於生番。他認為生番的歸化不僅可以消除內患，並且促進台灣經濟達到自給自足的程度。實際的措施仍是政治經濟並重，並將開路征剿最為撫番的入手功夫。制度上，劉銘傳沿用撫墾局負責撫番的事務，至於經費的來源則由茶樹課稅以及由樟腦厘金供給。用人方面，劉銘傳重用士紳，將地方土勇與官兵配合使用。所以，他所興辦的撫墾局不僅是官紳合一，也是軍務政務合一的機構，同樣也具有軍屯或武裝移墾的性質。
番民雖然劉銘傳番政撫化的對象，但並無主動的政治參與地位。所以，劉銘傳的番政絕無近代民主議事制度的意味。為了促使生番歸化，劉銘傳也採用懷柔的方法，例如補助就學的番童，或是發放頭目口糧等。而對於已經內地化的熟番則給予漢人相同的待遇。即使軟硬兼施，番民仍是叛服無常，於是他賦予地方士紳權力，命其招佃開墾，希望以開墾的方式達成撫番的目的。此外，劉銘傳也鼓勵民番雜處，使得番民在不自覺間受到內地化的影響。
在撫番工作完成後，於政治上著手設官分治，整飭吏治。劉銘傳在台灣中部建立省城，並且增設府縣，使得北中南三部均衡，有一省的規模。他之所以將省城北移，一方面是地理形勢使然，另方面是有擺脫舊有束縛，開創新局之意。再加上與台灣道劉璈有嫌隙，所以為避免政治上的掣肘將其重心北移。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北重於南，所以將政治重心北移，也使得政治經濟重心相配合。
吏治方面，劉銘傳用人很少受到派系或私人恩怨的影響。不過，贊助劉銘傳的士紳以北部中部居多，南部士紳以劉璈為馬首是瞻，而且劉銘傳的新政注重北部，南部士紳亦少親切感。而劉銘傳所倚重的士紳主要是林維源、林朝棟，透過地方勢力的合作，以達成新政的目的。所以其新政迅速有成，在於與地方上的權力階層相結合。
作者歸納以上劉銘傳的施政，認為劉銘傳治台六年，在政治上的貢獻主要在於撫番、拓墾、重用士紳及整飭吏治等。其中最具有現代化意義乃是撫番、拓墾及設官分治。經由這些措施使台灣在政治及文化上達成與內地無異，凝聚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份。至於整飭吏治雖然有助於近代化的成長，但只是一種治標的方法，而不是制度上的改革。而劉銘傳重用士紳雖然擴大政治參與權，有助於士紳對政府的向心力，產生安定社會的作用，但是過份賦予特權，使其財富急速擴張，造成土地過度集中，對台灣近代化也產生不少阻礙作用。劉銘傳的去職乃是因為清廷不肯全力支持，而其繼任者邵友濂由於器局狹隘，一反劉銘傳所為，使得各項新政敗壞殆盡。
最後，透過以上的討論，作者提出結論，台灣在光緒元年到十六年政治近代化的歷程，其政治措施的重心在於撫番、拓墾與設官分治。而其政治近代化的目的在於內地化，推動近代化的原動力是抵禦外侮的入侵。因此，當時所謂的內地化是防衛政策的一部份。當時，在內地化程度高的地區，領導階層是士紳階級。所以士紳在以內地化為內涵的近代化歷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和其他地區比較起來，政治近代化的過程都是要利用地方領導階層才能發揮其功效。
作者特別指出台灣的近代化受到人治的影響頗深，由於中央缺乏一貫的政策，不能建立良好的制度；地方更因主政者的喜惡，施政時多所變更，使得台灣政治近代化時斷時續，因此人治因素才是造成台灣近代化遲滯不進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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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東的客家人》之書摘
【文╱徐玟榕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二生)】
作者：
　　黃學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南島社大「客語概論」、「認識客家」課程講師。
摘要：
　　清治末期「大庄、客人城等處，民多粵籍，殆即當年汕頭所招者。其後（光緒）十四年作亂之劉添旺等，亦粵人也。」以胡傳的《台東州採訪修志冊》記載大庄事件前從汕頭招來的潮民仍有人居住於大庄及客人城，但大庄事件後成為轟動全台的事件，墾民也因抗爭而死亡慘痛，事實上台東客家移民的資料多以日治時期調查資料為依據，對清代資料較語焉不詳，因此大庄事件前從廣東汕頭招來台東的五百墾民其後下落不明，而大庄事件大規模的抗爭也絕對不只五百墾民，因此此篇主要探討清代客家移民在台東墾拓的史跡。
　　光緒元年官府實施開山撫番，是為「官招民墾」，於是曾派人至鳳山縣招募墾民，為鼓勵農民至台東開墾，官方供給農具並每月發給工頭銀，據《台東州採訪修志冊》記載：「寶桑庄客民董事人等來謁」，表示當時台東已經有不少客家人到此開墾定居。其中屏東至台東開墾的農民中吳氏兩兄弟從從原鄉廣東梅縣來台至屏東萬巒定居，因官招民墾赤手空拳來台東開墾，光緒五年兄吳嘉傳因長期疲憊而過世，其胞弟吳嘉炳善語言被任命通事而後其子更擔任台東直隸洲署內文書一職，其孫在日治時期擁有水田並經營米廠，吳家三代成為客家人最早至台東開墾的家族。
　　光緒元年吳光亮率領從廣東招募來的客家子弟稱之「飛虎軍」，負責開山撫番之任務可謂客家人在後山墾荒的先驅。吳光亮與飛虎軍長駐於台東並辦學，因而光緒初年後山已有客家村落。光緒五年飛虎軍解散，其成員部份留在此甚至有的娶番婦為妻安身立命於台東。光緒三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公佈<撫番善後章程二十一條>，設招墾局至汕頭、廈門等地招募墾民，並第一年發給口糧，三年後開徵官租。隔年招募到潮民兩千多人，其中八百名由吳光亮率領分佈在大港口及鹿寮等地遍佈花蓮及台東等處開墾，但由於後山天氣令人適應不良，墾民相繼去世、回原鄉及轉移前山開墾皆有，因此官招民墾的移民計畫並未成功，留至後山的墾民並不多。
　　光緒十二年劉銘傳清賦事業，在後山開設清丈土地，隔年頒布法令客田賦稅，然而因此政策官員行為不檢點、態度不當招致民怨為大庄事件之導火線，由劉添旺主導的抗爭最後慘烈，傷亡殆盡。
　　除官招民墾而至後山的移民外，當時後山也有少見的經商及仕宦者，其中張新才隨官員至台東，定居台東並與番婦通婚，經營買賣與換番交易，並設立「張義春號」招攬墾戶；而後溫泰坤也至廣澳墾拓並經商，設「廣恆發」店鋪，為台東廳下有名的大地主。清代台東政壇官吏皆有客家人士，例如台東直隸洲第四任知州溫培華等人。光緒二十年屏東潮州辦理鹽務的張之遠辭職前往台東，在台東教授漢文也經營文具為業，延攬為「國語傳習所」漢文教師，吳金玉就為其門下學生。
　　清代移居台東的客家人多為官方招募或民間招募甚至是隨軍而來，因此對於台東的開墾皆有貢獻，無奈天氣適應不良及地方抗爭時而有，以致於墾民最後都消失無影。然而長濱山城社區有供奉三山國王的寧城宮，可表示客家人曾移墾至此；清末胡傳觀察：「客民則閩粵人，自前山來者居多，北路則宜蘭人居多，其俗皆因其舊」，表示西部移入東部的客家人日漸居多，並且也都保留了原有的風俗習慣。
心得：
　　筆者一共分為七個章節，分別將受官招的墾民至大庄事件最後商人前往台東經商等過程依序點出。其中文章提到吳光亮的飛虎後軍的兵勇皆有娶原住民妻子；而大庄事件更是劉添旺為番婦受到欺壓及逼辱而為抗爭導火線；張新才及吳嘉炳等人也均有和番人交易，這表示客家人與原住民的相處模式和諧，也曾聽聞花蓮原住民稱客家人的音與客語自己人相似，相對福佬人則聽起來似壞人之音，可上回至花蓮田調時，曾訪問客原通婚的家庭，卻發現客家人娶原住民似乎並不想讓人知道，也曾耳聞客娶原住民並不光彩等話語，因此文章中將客與原的關係良好，與先前的認知反差甚大有些訝異。最後此篇提及的大庄事件，不禁也想起加禮宛社事件，皆引發大型抗爭事件，那種殘忍及無奈後世僅能憑弔記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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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山撫番
清末在臺灣東部施行的開發政策。主要做法為開放漢人進入臺灣後山拓墾、闢建道路、安撫生番，促進番民漢化。1874年（同治13年）日本以琉球居民被臺灣生番殺害為由出兵征討，是為牡丹社事件（又稱臺灣事件），日本大舉入侵臺灣，是以「番地」並非隸屬清國版圖為藉口。自此，清廷治臺政策改弦更張，轉而積極經營，歷任來臺的大員沈葆楨、丁日昌及劉銘傳，相繼推行「開山撫番」各種措施，使後山（臺灣東部）的番民接受教化，使其地成為清版圖，以杜絕外人入侵的口實，鞏固海疆。
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於日本出兵臺灣期間奉命經營臺灣，上奏朝廷開禁後山，廢除人民渡臺各種禁令，鼓勵移民至後山開墾；開闢北路、中路、南路三條由前山到後山的道路，並任命幹員先行撫番。其開山步驟為：屯兵衛，利林木，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堡，設隘碉，致工商，建城郭，設郵驛，置廨署；撫番計劃為：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途，給茶鹽，易冠服，設番學，變風俗。
福建巡撫丁日昌於1876年（光緒2年）至臺主持臺灣事務，繼續推行撫番政策，特別注重番民的教與養，1877年3月釐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二十一款」，使番民接受文化，要求番民薙髮送子弟入學，並積極輔導番人稼啬，改善生活，在衛生醫療上亦予以重視。
福建巡撫劉銘傳於1885年6月清法戰爭結束後，向清廷呈「條陳臺澎善後事宜」一摺，主張招撫全臺生番，其開山撫番措施包括：（一）設撫墾機構：1886年於大嵙崁設立「全臺撫墾局」，各番界分設撫墾局；（二）開山：分北部、南部、東部三個區域進行，分別由林維源、林朝棟、陳鳴志等主持；（三）教化：生番受撫後，為其薙髮、頒憲書、奉正朔、立社長、社教條、送子入學堂等，並依年齡施以不同之教材與方法。
劉銘傳對生番的歸化，採取懷柔手段，但撫番過程也動用龐大武力征剿。對熟番則予以漢民相同的待遇，其鄉庄組織仿漢人的街庄總理制，改土目為頭目，掌理一社事務；改通事為董事，負責收取番租等事，並允許番民自由出售土地。
沈葆楨、丁日昌及劉銘傳的開山撫番政策，都在加速臺灣的開發，並促進番人漢化。沈葆楨是開山撫番的開創者，奠立此一政策的基礎和經營番地的體系；丁日昌在政策上更寬廣，更有計劃，裨補沈葆楨草創期的不足，自稱其規章為「善後章程」；劉銘傳銳意經營臺灣，急於招撫全臺生番，恩威並施，教化番民，使臺灣番民的漢化及山地的開發又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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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臺灣奏摺-【台灣文獻叢刊·第 029 種】福建臺灣奏摺（清）沈葆楨_国学导航 2019/10/2 上午8:30:46
http://www.guoxue123.com/tw/01/029/008.htm
沈葆楨/開山撫番/廢止渡台禁令/1875年二月，台灣正式全面開放，中國人可以自由移民台灣，開墾土地。沈葆楨分別在廈門、汕頭、香港設立招墾局，來台灣的人可得到船票，種子、房屋搭蓋費及一年半的口糧，又可以分到水田、旱地各一甲。每十人分的耕牛四頭、農具四副、而且三年後才開始徵收租賦。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2019/10/2 上午8:32:03
http://bit.ly/2mN4v6D
開山撫番/要求番民薙髮+剃髮易服+剃髮令/撫墾策略/日治初期對大嵙崁原住民贈與刀劍之綏撫策略/五教五禁/勸番歌+教番歌/化番俚言」三十二條/勸番不必要𣿅郎（殺人），𣿅郎不能當衣糧。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2019/10/2 上午8:37:18
http://bit.ly/2nu87ea
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 : 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bit.ly/2nDEE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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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期(清治)文化
臺灣清治時期，或稱清領時期、滿清據台，意指台灣由1683年施琅攻台至1895年甲午戰爭後割讓予日本為迄，由大
清帝國實質統治的時間，共212年，為台灣歷史到目前為止持續時間最長的分期。
鄭克塽降清以後，康熙皇帝對台灣棄守問題詢問朝中官員；而朝中官員對於台灣是否收入版圖，分成兩派。反對收
入版圖的官員認為：台灣遠在海外，人口稀少，防守不易，不如放棄台灣，只保留澎湖做為東南諸省的軍事屏障，
把台灣島上的移民全部遷回大陸；贊成收入版圖官員中，以征台功臣施琅的意見最為有力，認為：台灣土地肥沃，
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可以擔負起防衛東南各省的戰略位置，避免台灣島再度成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即使需耗用國家
經費，也應保住台灣。1684年，康熙皇帝在統整思考兩派意見後，接受施琅等贊成派官員意見，決定將台灣納入版
圖。
開台時期1683年，清朝政府派鄭成功前部下施琅率領清軍，終於擊潰了鄭克塽，鄭克塽於七月十五日（新曆9月5
日）向施琅投降，並於八月十八日（10月8日）剃髮易服，有人認為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正式被收編為中國的一部
分」。
清朝初領台灣之際，明朝宗室朱術桂等因不願投降而自殺，若干鄭家親族如鄭成功第六子鄭寬因擔心遭到迫害而隱
姓埋名。後人鄭守讓稱此舉因而躲過滿門抄斬，該族從此告誡後世子孫，不得對外洩露其一族為鄭成功的後代身
分。
明鄭政權文武官員、明朝宗室，以及平民百姓計有萬人，全部依「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分別載入中國大
陸內地各省墾荒。清朝為示寬大，將鄭克塽移往北京後封公爵為海澄公，並賜旗籍正紅旗漢軍，限制其居住遷徙自
由。
逐步增置廳縣
約翰·芬伯翁作品《澎湖島及福爾摩沙海島圖》逐步增置廳縣1684年（康熙23年）4月14日，台灣（時為台廈道台灣
府）正式納入清朝版圖，隸屬福建省，下設台灣縣、鳳山縣、與諸羅縣三個縣，府治設在今台南市；1718年康熙57
年間，藍廷珍升任南澳總兵，返鄉論及鎮守南澳事宜，藍鼎元乃上書數千言，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起事反清，
藍廷珍奉令平台，藍鼎元奉邀隨行，後應漢人拓墾範圍擴張又於雍正元年（西元1723年）增設彰化縣、淡水廳，雍
正5年（1727年）將原隸屬台灣府之澎湖改設為澎湖廳；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宜蘭地區開墾人數之和已達數
萬之多，應居民要求故又增設噶瑪蘭廳，之後並重新畫區，1787年（乾隆52年）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但大體上，
清廷的治台政策，主要仍是依循內地的統治情況，視情況先鼓勵人民開墾，其後再由官方在隨後設置行政單位，或
是依據軍事的需求來調整。此種策略一直到1874年日軍在牡丹社事件中犯台之後，才有所改變。
來自日本的壓力（1871年－1873年）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於1871年，發生琉球宮古島 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灣恆春半島、其中五十四名被高士佛社
的排灣族原住民殺害、剩下十二名脫險返國的「宮古島 民台灣遇害事件」。琉球同時受到日本及清朝的保護，日本
以「懲辦凶手」為藉口，出兵台灣，1874年攻打台灣牡丹社原住民，即「牡丹社事件」。雖原住民打贏，但中、日
雙方仍簽訂條約，清朝須負賠償費，日本撤兵。日本政府利用此事件，以及小田縣民遭卑南族洗劫財物事件，使清
朝承認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灣為「保民義舉」，令日本領有琉球的承認，並將勢力擴及台灣。翌年1872年，日
本政府設領事進駐福州探窺台灣情形，並暗地裡派遣陸軍少校樺山資紀（後為首任台灣總督。）與在中國留學的水
野遵到台，做實地調查。與此同時，以破例年薪一萬二千銀元將美國前駐廈門領事、精通台灣事務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為外交部顧問，進行向台灣出兵的準備。對李仙得甚至答應將來任命他為台灣總督。
李仙得1867年於廈門領事任內，與南台灣的原住民酋長卓杞篤之間締結有關救助海難的條約。當時在台灣南部海
上，美國船之外有多數外國船遇難，遭難者被原住民殺害的事件頻頻發生，但清政府借口原住民與其所居住區域為
「化外之民、化外之地」而推諉責任，所以李仙得經過美國政府認可，直接與卓杞篤締結條約。
日本外交大臣副島種臣於1873年三月赴北京交換「日清修好條規」批准書時，為牡丹社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清
政府以台灣居民係「化外之民」，該地區屬於「教化未及之地」為由，迴避牡丹社事件的責任。受此回應，日本政
府即於翌一八七四年四月，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長、李仙得為
事務局二等官，做為出兵台灣的首腦陣容。由西鄉率領日軍，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長崎出發，二十二日在台灣南部的
恆春附近登陸。雖然受到瘟疫與台灣原住民游擊式反抗所困擾，仍於六月成功地佔領「蕃地」。
西鄉等佔領台灣南部期間，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中國，重覆交涉的結果，於同
年十月三十一日締結「北京專約」，清廷以購買日軍所建房舍道路名義付日本五十萬兩銀錢，而日本則答應由台灣
撤兵。清政府在條約中稱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並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遺族慰問金十萬兩白銀。其中保民所
指為「日本國小田縣民」，但日本片面解釋為中國政府對琉球屬日的承認。
日本出兵台灣，成為清廷的一種警訊。清廷在日軍到達台灣後的1874年五月二十七日，迅速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兼
辦理台灣海防事務大臣」並派遣來台。沈葆楨由船艦兵員隨伴，於同年六月十七日到達台灣，顯著地強化台灣的防
衛力量。不過，沈葆楨的任務非要與日本一戰，而是要積極使台灣發展。
            消極轉變為積極的關鍵
沈葆楨到任不足一年，被提升為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而離開台灣，以致其改革構想未完全實現，但由其繼任者、福建巡
撫丁日昌繼承下來。丁日昌和沈葆楨一樣是屬於清末改革運動、「洋務運動」的推行者。其施政計劃，包括把沈葆楨的
政策推進更上一層外，為強化台灣內部以及與清廷的連繫，敷設通信用電線，以及在基隆至恆春之間建設縱貫鐵路等。
但是，丁日昌的任期也很短，在任中所實現的主要業績，只有台南與打狗間及台南與安平間、合計九十五公里的通信電
報用電線敷設而已。
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認為列強對清領土及屬地抱有企圖。日本出兵以後，直接以武力攻台的是法國。法國為著清的
藩國越南發生清法戰爭1884年四月，派艦隊強行進入基隆港 ，除測量港灣外，並強制購買煤炭。同年八月，又登陸
基隆將砲台加以破壞，並在市街遊行威嚇後撤退。其後，又於九月攻擊基隆及淡水、十一月至翌一八八五年二月期
間反覆地攻擊基隆周圍。法軍一時也曾佔領，但是結果未能完全佔據台灣北部，於是將目標轉向防衛較弱的澎湖
島，1885年三月底佔領澎湖。及至四月中旬，以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為前提，成立清法兩國停戰協定，解除對台
灣海上的封鎖並由澎湖島撤兵。這次法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使清政府認識台灣的重要性，成為台灣清治消極轉變
為積極的關鍵。
       清法戰爭與臺灣建省
在清法戰爭中，清政府於1884年六月授與前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巡撫頭銜，使其負責台灣的行政與軍務。同年七
月，劉銘傳到達台灣，因鑑於北部遭受法軍攻擊的情勢，親自駐守台北。劉銘傳就任管轄台灣及福建的福建巡撫
時，向朝廷建議台灣與福建分離被採納，1885年十月台灣成為獨立「省」，劉銘傳被委任為第一任台灣巡撫。福建
台灣省成立後，立即修改行政區劃：台灣省之下，設台東直隸州與管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的台北
府，管轄台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及埔里社廳的台灣府，管轄安平縣、嘉義縣、鳳山縣、恆春縣及澎湖廳
的台南府等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將臺灣省省會定於台灣縣(今臺中市)。此時重編之行政區域，成為後來日本
以及國民黨政權統治時代的基礎。劉銘傳創設直屬台灣省的三十幾個機構，又把原來的機構加以改組。其中比較重
要的有徵收稅租的稅厘總局、負責樟腦專賣的腦務總局、徵收茶稅的茶厘總局、負責食鹽生產與徵稅的鹽務總局、
推行煤炭採掘的煤務局、促進海上運輸與管理的輪船局、推行開拓與開墾的撫墾局、負責公眾衛生與疾病治療的官
醫局等等。幾乎所有這些機構，雖然名稱有所改變，都被日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府繼承下來。
        台灣建省僅十年。
·劉銘傳（第一任巡撫）：1885年9月10日 – 1891年2月27日
·沈應奎（以臺灣布政使代巡撫）：1891年4月28日 – 1891年10月15日
·邵友濂（第二任巡撫):1891年10月16日–1894年9月15日
·唐景崧（第三任巡撫)：1894年9月16日 – 1895年3月23日
          開山撫番
清朝經牡丹社事件的刺激，日本大舉入侵臺灣，是以「番地」並非隸屬清國版圖為藉口。自此，清廷治臺政策改弦更
張，轉而積極經營，歷任來臺的大員沈葆楨、丁日昌及劉銘傳，相繼推行「開山撫番」等各種措施，強使臺灣東部納入
清國版圖，以杜絕外國入侵的口實。
沈葆禎上奏朝廷開禁後山，廢除清國人渡臺各種禁令，鼓勵移民至後山開墾；開闢北路、中路、南路三條由前山到後山
的道路，並任命幹員先行撫番。其開山步驟為：屯兵衛，利林木，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
堡，設隘碉，致工商，建城郭，設郵驛，置廨署；撫番計劃為：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
修道途，給茶鹽，剃髮令，設番學，變風俗。
光緒二年（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至臺主持臺灣事務，三年（1877年）三月釐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二十一
款」。
2006年11月20日，自由時報記者曾韋禎於中國時報投稿《寧勿劉銘傳》一文表示：「劉銘傳在台種種治績最為人所
詬病的，美其名為「開山撫番」，實則是對原住民的血腥屠殺與武裝殖民。」
         反抗事件
在清朝治台的212年中間，反抗事件層出不窮，伊能嘉矩在其著作《台灣文化志》中表示，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實際
上就是「對移民叛亂的鎮壓和漫無計劃的綏撫工作的歷史」。在這段期間，百姓暴動頻起，總計發生了百餘次反抗事
件，其中大規模者達三、四十起，俗諺稱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在這些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當中，1721
年的朱一貴事件（國號永和）、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以及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被稱為清朝統治下台灣的三大
「叛亂案」。
一般學者都同意，發生這些叛亂的主因，不外乎清廷從大陸派來的官吏素質粗劣、官民間語言的隔閡、以及清廷對台灣
住民的高壓政策等；另外，還有台灣男女比例懸殊之說。然而，如果我們論及這些動亂和台灣意識之發展的關係的話，
雖然史明（1980，200）宣稱這些動亂「在實質上，已經非常合乎近代殖民地解放的革命理念」，且有史料證明，清
治臺灣三大叛亂案主角或多或少都與洪門天地會有關，且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譚人鳳在《社團改進會意見書》中寫道：
「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實種於二百年於前之洪門會黨」，而臺灣就是洪門天地會發源地之一」。但是，多數學者似
乎並不盡同意這樣的看法。比如說，黃昭堂（氏著，1996，86）就這樣認為：在十七、八世紀時，台灣住民之間已經
有了作為『台灣人』的共同意識。清國統治下的台灣漢族系住民稱大陸為『唐山』，稱大陸人為『唐山人』；但是，和
這個稱呼相對應且通用於一般住民間的台灣住民之總稱卻付之闕如。
清治時期民變的領導人物有：蔡機功、吳球、劉卻、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陳周全、楊良斌、張丙、洪協、洪紀、
林恭、戴潮春、施九緞、朱蔚
        朱一貴事件
於1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庭統治，攻下臺灣府城（今臺南市），復國號大明，年號「永
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
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
衣的景象。後於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中，起事者和附從者亦有「留髮」去辮現象。朱一貴事件最後因整個起事集團
分裂為使用閩南語泉漳片的閩籍墾民和使用閩南語潮汕片的粵籍墾民二股勢力而敗亡。
         原住民反抗事件
主條目：巴布拉族、大肚王國、撒奇萊雅族和噶瑪蘭族
1731年（雍正九年）年末暴發大甲西社番亂 （亦稱大甲西社抗清事件），巴布拉族消失，大肚王國滅亡，這場反抗事
件過後，參與的男性原住民幾乎被屠殺殆盡，造成「番童少雁行，番婦半寡居」的情景。1878年，噶瑪蘭族聯合撒奇
萊雅族與清兵對抗，發生加禮宛事件（亦稱達固湖灣事件），撒奇萊雅族開始流離失所或隱居他族，從此消失在歷史紀
錄中而被認為是在清末消失滅絕的原住民族。噶瑪蘭族群則主要的精銳盡失，餘眾或向南逃竄或歸降清軍。
原住民的抗清事件，以清國政府的「開山撫番」政策開始之後最頻繁，較重大的有1875年「獅頭社事件」（內外獅頭
社事件）、1876年「太魯閣事件」、1877年「大港口 事件」（奇密社事件）、1878年「加禮宛事件」、1886年
「大嵙崁社事件」、1887年「中路開山事件」、1888年「大庄事件」（卑南呂家望事件）、1895年「觀音山 事件」
等。「開山撫番」完全無視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原住民若有不服從者，下場就是遭到清軍「破庄滅族」、「喪身滅
社」，因此造成許多部落喪失家園、流離失所，例如，加禮宛事件之後的撒奇萊雅族和噶瑪蘭族。
          分類械鬥事件
清治時期的分類械鬥，主要以不同祖籍間的「閩粵鬥」及「漳泉拚」為主，也有不同姓氏間或職業間的械鬥。起因
為：一、經濟因素，爭奪田地或水源。二、社會因素，羅漢腳人數眾多，因細故釀成大禍。三、政治因素，官府無
力管轄，加上貪贓枉法，民間遂以私鬥了斷。
       會黨叛亂
主條目：洪門、天地會和三合會
洪門天地會以民族解放革命為宗旨，創始者為鄭成功，修整者為陳永華，分佈極廣。洪門中存有許多反滿規矩，如
入會時必披髮，因大長辮非漢族之物，另見祖宗衣著亦復明時衣冠。鄭成功辭世以後，洪門會章依舊傳承下去，滿
清台灣三大叛亂案主謀，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皆曾借洪門天地會的力量發起革命。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起點，便
由洪門傳播出支系三合會首領介紹入會，並開山立堂，改組致公堂，創立興中會，山名大陸山。但此種會黨，在清
治時期是嚴重違法。大清律例明定：「異姓歃血訂盟結拜兄弟﹐均照謀叛未行律﹐為首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聚
眾20
人以上﹐為首絞決﹐為從發往煙瘴地帶從軍」。現代在鹿港就建有福靈宮，專為洪門天地會林爽文反清起義事件所
設立，其主神位是林爽文的平海大將軍「王勳」。另外在台中縣沙鹿「福興宮 」，也是崇拜在林爽文事件中，以標
榜(反清獨台)天地會九龍山的王勳，並尊為主神來祭祀。
 從這次的深入報導，我學習到 :
清治時期(清朝統治時期) 由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認為列強對清領土及屬地抱有企圖，才從消極統治轉變成積極統
治，不過是因為法軍對台灣的軍事行動才從消極轉變成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