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香港都在東亞第一線面對獨裁政府,對此更是責無旁貸,因為「台灣人民為香港發聲,就像為自己發聲一樣」;林昶佐說,比起其他支持香港的國家,台灣的不一樣在於幫助香港就像在幫自己,這是台灣責無旁貸的事。當香港人還在努力,「怎麼可以放棄香港?」我們應該做的是,與他們站在一起,並呼籲9月29日的撐港大遊行,台灣人一定要站出來。播放有香港新國歌稱號的「願榮光歸香港」不只是台灣人、世界上的許多朋友,看到香港人還在努力,「我們怎麼可以放棄?」降低對香港的關注與支持,甚至要撤資、撤僑、減少觀光旅遊。這雖是面對中國的一種對抗方式,但等於也是在放棄香港  https://is.gd/LEBOVv


歷史與自由的辯證:關於香港國民教育學科爭議的反思(上)
教育文化中國問題
吳叡人
發佈於 9月 20, 2012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試圖在小、中學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學科的政策,激起香港公民社會的強烈反對。長久習於自由的港人拒絕北京的洗腦教育,應是可預期之事,然而從一海之隔的臺灣觀之,這個事件的世界史意義卻是清晰無比:如果97領土轉移意味著中國在香港進行國家權威建構(state-building)的開端,那麼國民教育學科則是中國想要把港人改造成「真正的中國人」的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工程的起點。
國民教育的支持者主張,國民教育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世界各國都在施行。香港既已回歸中國,自當施行國民教育,培養國家認同。
表面上看來似乎如此,因為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確實被切割為近兩百個主權國家,這些國家大都將自己界定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有國號、國旗、國歌,而總數七十億的人類則被納入非彼即此的國家之內,接受教育,學習對所屬國家的忠誠。
我們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無國籍者難以容身,無處可逃的世界。
然而我們必須理解,凡存在者並非皆合理,這個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毫無問題的。
已故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家Ernest Gellner曾經為民族(nation)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下了簡潔的定義:民族是享有共同意志、共同文化與共同政治邊界的共同體,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意識型態,它相信這三種邊界的重合,乃是最自然、合理的秩序。
然而Gellner告誡我們說,人類社會的文化與政治邊界自古以來就是混雜、模糊而不一致的,三種邊界的重合根本不是人類的本然面貌,而是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產生了對同質、流動的,可以替換的勞動力的功能需求,然而同質化的社會不會自然發生,需要政治力的介入去促成。
這就是十八世紀末誕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歷史任務:去「糾正」「不自然的」文化與政治邊界混雜的狀態。Gellner將這個邏輯濃縮成以下箴言:「不是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
這個「民族主義創造民族」的歷史過程是血跡斑斑的,因為任何試圖「清理」駁雜交錯、邊界模糊的人類地圖,將它改造成條理井然,彼此分隔的文化政治區塊的嘗試,都不得不仰賴暴力
政治學家Ben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所描繪的四波先後出現的民族主義—─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革命、歐洲的群眾性語言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亞非反殖民民族主義—─在短短兩百年間整個重劃了人類政治地圖,創造了今天我們所存身的民族國家的世界
然而這也是最血腥的兩百年,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們為了使政治邊界符合文化邊界,涉入了革命、戰爭、征服、奴役、強制遷徙、同化、教育灌輸、種族清洗與滅絕;他們付出重大的犧牲,創造了過去從未存在的民族與國家,但也造成了無數語言、文化、族群的消失。
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世界,我們信仰為神聖美麗的疆域,其實有著一個不神聖的,暴力的起源。
上面這幅殘酷圖像,不只是亞、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史,而是源於西方文明核心地區,然後逐步擴散到全球的世界史。被認為是文明先進國代表的美、英、法等國,都在這段殘酷物語中一一現身。
本文所關心的主題—「國民教育」的原型,就是第三共和時期的法國所創造的,它的目的在經由強制的語言同化與愛國主義灌輸,將佔人口絕大多數,完全不說法語,沒有法國認同的農村民眾改造成「法國人」。
一般認為極度自由開放的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為了同化大量來自東歐的新移民,也進行了激進的第三共和式國民教育。「Melting pot」這個看似無害的暗喻之中,包含了渴望消滅他者的國家暴力。(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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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自由的辯證:關於香港國民教育學科爭議的反思(下)
吳叡人
發佈於 9月 20, 2012
民族主義從西方向世界各地擴散,在十九世紀末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這股強大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運動開始逐步將一個古老的帝國改造為現代民族國家。從十九世紀末到1950年代的半世紀,可謂現代中國民族國家與認同形成的關鍵期。
然而1842年即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卻自始至終未曾(直接)參與這個過程。1895年割讓給日本的臺灣,同樣也在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就離開了中國歷史的軌道。
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北京為何如此汲汲於在香港推廣國民教育:1997年才納入領土,從未直接受到中國民族主義洗禮,而且又長期受到英國文化污染的港人,不僅是是「遲來的中國人」(belated Chinese),他們的中國性(Chineseness)也是不純正、不充分的。而不足、不純的中國性,則是港人對國家缺乏忠誠,不斷要求自主的根源,為了正本清源,應該清除港人殘餘的英國意識,將他們徹底改造為「純正的中國人」。
這個邏輯,和1947年228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將臺灣人的反抗歸因於「日本的奴化」,如出一轍。從北京(或者1947年的南京)觀之,香港人和臺灣人都是「未完成」的中國人。
在前述的歷史脈絡下,我們或許可以將這次國民教育科事件理解為港人一次遲來的現代性 (belated modernity)洗禮,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經驗到現代民族國家直接向他們需索靈魂的忠誠。
港人過去曾是大英帝國的臣民,而那是一個多民族帝國成員的身份,他們也從未被真正納入帝國的核心,也就是所謂the British nation之中,因此作為英帝國臣民的港人,是一種異質的、中間性的(liminal),而且相對自由的存在,他們的認同也是多元的,不確定的。
如今,這群自由的、異質的人民首度被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納為「國民」,受到逐漸緊密的控制,並且被灌輸一種高度同質、一元化的認同與忠誠。歷史(History)姍姍來遲,但終於還是來到了美麗的自由港。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義》中說:「在世界史之中,唯有那些已經形成國家的民族才值得我們關心。」所以,被某個巨大的威權民族國家吞噬,被強制塑造為臣服的「國民」,就是今日香港人—─或者明日的臺灣人?—─的宿命嗎?
或許未必如此,因為黑格爾是民族主義興起的預言家,然而我們卻處在後民族主義的二十一世紀初,我們擁有黑格爾當時所沒有,所不曾想像的力量—─兩百年迂回曲折的民主政治洗禮。
確實,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自古有之,因為人類經營共同生活必需有邊界,不過在現代以前,國家的擴張力與穿透力有限,地球上仍有許多無國家社會,可以逃離國家掌握。
如前所述,現代的民族/國家認同是現代性的產物之一(巨大的歷史運動與政治暴力的產物),對許多人而言,它是不請自來,被強加在身上的東西。它的一個特徵是無所不在,因為國家瓜分了地球上所有土地,所有人都毫無選擇地被納入特定國家之內,被需索忠誠—除了縱橫七海的海盜之外。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種令人不悅的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呢?
在人類尚未進化到可以不靠政治權威就能產生自發性秩序(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世界)之前,我們恐怕得和某個被強加於我們身上的national identity共存,而且我們也將不可避免地被規定為某「國」的「國民」。
怎麼辦?
民主政治為我們提供了部分解答。
所謂「民主」最古典的定義,就是組成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我統治,而自我統治的人民,則被亞理斯多德稱為「公民」。這個古典的「民主」定義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應該將消極被動的「國民」身份轉化為積極主動,自我形塑,自我決定的「公民」認同。
如果一個國民的身份暫時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們要求至少擁有決定要成為哪一種「國民」的權力。我們做為某國國民的身份,以及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同,即使起源是不自由的,最終它應該被轉化為自由的、協商的、開放的身份與認同。
誠如哲學家盧梭所說,即使最初的社會契約是預設的,然而被納入契約的公民有權在直接的政治參與過程中,不斷更新和國家之間的契約關係。他們有權就國家認同與國民身份的邊界、內容與象徵,進行自由地表達與討論,讓自己對這個共同體的想像與其他公民的想像相互碰撞、交融。
最終,如果他們認為這個身份認同不再具有政治或情感的正當性,他們有權力終止這個契約,甚至脫離(exit)這個共同體。這是一個不完美的選擇,源於不完美的人性。
如今我們已經不可能再接受十九世紀式的國家強制,由上而下塑造認同的「國民教育」。我們要求的,是使我們有能力由下而上,自我塑造,自我形成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
美國政治哲學家Amy Gutman將公民教育界定為「培養促進政治參與之諸美德的教育」。公民教育不是由上而下的強制灌輸,而是由下而上的辯論、協商與共識形成,它的基礎在於共同體的政治正當性,而不是任何大寫的「歷史」,抽象的「土地」「人民」,以及帶有劇毒的「血緣」。
特殊的歷史經驗雖然使香港人尚未產生強大的政治主體,但也賦予香港人一種宗主國人民所欠缺的開闊的,自由的,世界主義式的精神,這種精神使香港人必然會激烈抗拒宗主國那種「臣民」式的洗腦。
站在臺灣觀看為自由而奮戰的香港人,筆者深刻體會到這個事實:自由的、世界的香港人唯一能接受的中國認同,是一個民主的,自我決定的,以及自我統治的公民認同。歷史與自由的辯證:關於香港國民教育學科爭議的反思(下) | 想想論壇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node/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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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台灣人的左派必修課:「無政府主義」並非混亂,而是自由個體互助的和諧社會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tinyurl.com/y3l3zccx
「無政府」一詞並不代表混亂、虛無、或道德淪喪的狀態,而是一種由自由的個體自願結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獨裁主義的和諧社會。
作者:蘇穩中(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政治組碩士)
無政府主義概念,對生活在台灣的我們來說,非常地陌生;筆者在本篇文章想扼要介紹無政府主義,以及西方首位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近年來太陽花學運過後左派勢力有復萌的態勢,例如社會民主黨的成立,但是筆者認為,台灣社會仍需要更多有關西方左派的文本以及更深入的認識,然後廣泛討論,或許才能明白甚麼是左派、左派的政治理念是甚麼、從中能得到甚麼啟發。
筆者希望透過本文簡要介紹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的思想,引領讀者與筆者一起討論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在一般政治意識形態光譜中被歸類為左派的意識形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自由人權、土地與生產物,是人類所共有,它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提倡個體之間的自助關係,關注個體的自由和平等。
少數擁有權力者藉著制定法律、建立國家,使整個社會產生「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支配者以強權抹煞被支配者的自我,使之成為奴隸,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其政治訴求是主張消除政府以及社會上或經濟上的任何獨裁統治關係。
對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而言,「無政府」一詞並不代表混亂、虛無、或道德淪喪的狀態,而是一種由自由的個體自願結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獨裁主義的和諧社會。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曾有無政治主義者如王詩琅、蔡孝乾、陳崁、楊守愚等,也曾短暫出現無政府主義運動,最有名的例子是1926年12月台灣左翼青年在東京「黑色青年聯盟」成員小澤一的指導下,成立島內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
其公開名稱經過協議後稱為「台灣無產青年會」。臺灣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想要對抗殖民政府的不公不義,不過該團體在後來1927年2月遭到檢舉而被迫解散。
回到本文主題,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是法國互惠共生論經濟學家,首位自稱無政府主義者,其政治學說被視為是無政府互助主義。其名句有:「財產是盜竊!」普魯東的互惠共生學說主要有四點:第一,契約規範維護的公平是最高的法律。第二,無政府狀態是高度完善的政治形式。第三,聯邦契約制的社會形式。第四,以國民銀行實現互助主義。
以契約規範維護的公平是最高的法律
什麼是公平?普魯東做過一個解釋,說公平就是自然感覺到和人互助保證對人格的尊重。他認為,公平既是現實,同時又是觀念。公平是靈魂的力量,是造成社會的首要力量。但是,公平勝過力量,它表示一種關係、均勢,它是一切人類行為不可違背的尺度,社會生活中本來含糊不清和互相矛盾的事實,由於公平而變得能夠明確和一致。
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普魯東要推翻一切個別的法律規範,尤其是國家的法律。他說,國家面對著不可勝數的各種利益,必須不停的開動立法機器,於是,法律、條例、命令等像冰雹一樣落在貧苦大眾的頭上。然而,法律有什麼價值?對有權有勢的人來說是蜘蛛網,對貧困的小人物來說是鋼鐵砸不斷的鎖鏈,在政府手中是漁網。
因此,他宣布:「我不承認任何法律,我反對號稱必要的權力想要加強於我的自由意志的任何命令。」在他看來,只有一種法律規範即履行契約規範才有效。所謂契約就是一種協定,根據這種協定,一個人或多個人有義務對其他一個人或多個人做或不做某件事情。
普魯東認為,為了使個人保持自由,使社會維持公平,必須堅持契約觀念作為統治地位的政治觀念,這種必須履行契約的規範,不僅要以公平為基礎,而且要以這樣一個事實為基礎,即共同生活的人們願意在必要的情況下以強制力遵守契約。
所以,這種規範是道德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說,用契約規範維護的公平是最高的法律。普魯東以公平的名義所推翻的其實並不是法,只不過是個別的法律規範而已。
無政府狀態是高度完善的政治形式
普魯東為了論證無政府主義思想,分析了王權建立和發展的一般過程。他指出,王權最初是由選舉產生的,當人們開墾了田地並建築城市的時候,各個職位也被私有化了,從而有了世襲的王權。一旦世襲原則擴展到最普通的職位中,就引起了等級的劃分、驕傲和平民地位的低落。在他看來,王權永遠是不合法的。
不管王權以何種形式出現,君主政體也好,寡頭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總是一人統治眾人的政治,因而是荒謬的。然而隨著社會的覺醒,國王的權威便逐漸減弱,他只能按照並非他所制定的法律來行事。於是,普魯東得出了一個結論: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人對人的權威和這個社會所達到的文化發展程度成反比。
自從世界開始以來,人在平等中尋求正義,同樣的,社會則在無政府狀態中尋求秩序。普魯東理想中的無政府狀態,他說得很明白,就是沒有主人、沒有元首,在這種狀態下,自由的契約代替了專制的法律,自願協商代替了國家仲裁,公道和平等的正義代替了鐵面無私和至高無上的司法,理性的倫理代替了啟示的倫理,經濟統一代替了政治集權。
也就是說,大家都是國王,誰都不是國王,一切內政問題是根據各邦的統計加以解決。立法的權力只屬於那種被系統認可和證明的理智,每位公民都是立法者,但誰也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來代表理智。
普魯東說,無政府狀態不是立憲君主制下那種隸屬於秩序的自由,也不是臨時政府所想要的那種禁閉在秩序中的自由。它是擺脫一切束縛、迷信、偏見、詭辯,冥想和權威的自由;是相互的自由、自己不加限制的自由。
關於第三種社會形式的設想
那麼,社會將如何發展?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普魯東做了歷史的回顧。他指出,人類社會有兩種形式:一是共產制,一是私有制。共產制是人類文明的最初階段,它追求平等和法律。
後來,人們運用智慧和推理的方法了解到,如果平等是社會的必要條件,共產制就是最初的一種奴隸制。於是便產生了私有制,它希望求得獨立性。而私有制由於它的專制性和侵佔行為,很快就表現出是具有壓迫性和反社會性。
可見,這兩種制度目的都是好的,但他們所造成結果卻是壞的。原因在於兩者都排斥一切並各自忽略了社會的兩種因素:共產制反對獨立性和相稱性;私有制則不能使平等和法律得到滿足。相對於這兩種社會形式,普魯東則提出了稱之為自由的第三種社會形式。
他認為,這種社會形式必須建立在四項原則基礎之上。第一,平等。他強調地位的平等,也就是說在於機會的平等,而不在於生活的平等。因為有了公平的機會,勞動者就可以求得美好的生活,毫不侵犯正義和公道;第二,法律。他認為,從對於事實的了解中產生出來的、因而以必要性本身為依據的法律,是永遠不會觸犯獨立性的。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第三,獨立性。在他看來,從才能的差別中產生的個人獨立性或個人理智的自主,可以在法律範圍內毫無危險的存在;第四,相稱性。他斷言,只容許在智慧和情感的範圍內而不許在物質對象的範圍內存在的相稱性,可以被遵守而不致侵犯正義。對自由的涵義,普魯東做了進一步地解釋,他認為自由就是平等,就是無政府狀態,就是無限的多樣性,就是相稱性。
在自由社會中,他主張用聯邦契約制取代國家以及任何集中制的共同體。每個家庭都與自己的鄰居訂立契約,從而組成公社;公社之間再簽訂契約,從而祖成社會團體;團體再以契約結成聯邦。
聯邦制的根本法則是,負責執行契約的當局永遠不能高踞於各個成員之上,也就是說,聯邦的職權在數量上和實際上永遠不能超過公社當局或各邦當局的職權,正如公社和各邦的職權不能超過個人和公民的權益一樣。在這裡,人們按理性的指示,共同遵守天然和社會的法則,於是就將出現一個他所幻想的既無政府又有秩序的社會。
用國民銀行來改造資本主義,實現互助主義
普魯東認為,剝削是由於貨幣出現造成的,而貨幣的出現是君主的理性安排,是國家的執政者特殊意志的結果。因此,他認為產生資本主義剝削的根源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貨幣。
貨幣的出現破壞了產品只能與產品交換的規律,使產品由直接交換變成了間接交換,這就出現了專門從事交換活動的商人。他們為了追求貨幣,就隨意提高產品的市場價格,使生產者不能用自己製造某種產品時所付出的價值,從市場上買回等值的產品,於是形成了剝削。
在普魯東看來,要消滅剝削必須從解決貨幣問題入手。於是,他提出了用建立國民銀行,發放無息貸款,來改造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互助制社會的方案。他的國民銀行具有兩種功能:一是向工農業生產者提供低息或無息貸款,使他們擺脫高利貸的剝削。二是組織商品的直接交換,消滅間接交換所產生的剝削。
普魯東所謂的直接交換,簡單的說,是透過國民銀行把所有的貿易都組織起來,銀行把從事貿易的人所提供的參加交換的產品,根據其生產費用折算成等值的銀行券,用銀行券代替投入貿易的產品,使他們憑藉銀行券在銀行的媒介作用之下,各自獲得所需要的並與自己的產品完全等值的產品。
這就實現了他的只能用產品來購買產品的公式,從而消除透過貨幣進行間接交換所產生的剝削,使貧窮、奢侈、壓迫、邪惡、犯罪和飢餓一起趨於消失。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了後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如俄國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也影響美國無政府主義的發展,後來美國無政府主義成了無政府主義的主流學派,主要的思想家包括了沃倫、斯波納和塔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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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英語:Anarchism),又譯作安那其主義,是一系列政治哲學思想。其目的在於提升個人自由及廢除政府當局與所有的政府管理機構[1]。英語中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源於希臘語單詞「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沒有統治者。所以被翻譯成中文時,根據這一最基本的特徵譯成「無政府主義」,也有文獻音譯為「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包含了眾多哲學體系和社會運動實踐。它的基本立場是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提倡個體之間的自助關係,關注個體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訴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會上或經濟上的任何獨裁統治關係。對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而言,「無政府」一詞並不代表混亂無政府狀態、虛無、或道德淪喪的狀態,而是一種由自由的個體自願結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獨裁主義的和諧社會。有人認為莊子是最早的無政府主義者[2]。雖然他們都有著反對國家的共同特色,但卻在其他議題上有著不同的立場,包括是否進行武裝鬥爭、或以不合作運動建立社會的問題上產生分歧,而在經濟的觀點上也有顯著的差異,從主張財產徹底公有化的集體主義流派,至主張私人財產和自由市場的個人主義流派,政治光譜分布相當廣泛。
起源
在信史前的狩獵時代,人類主要自發地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沒有所謂政府和國家,只有小規模的財富積累和勞動分工,也沒有法令和統治者。無政府主義者主張這段時期為原始的無政府狀態。[3]
威廉·戈德溫
有人認為可以從道家聖人老子[4]、莊子的作品發現無政府主義的宗旨,例如「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5],「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6][2]。同樣,無政府主義傾向也可以溯源至古代希臘哲學家的觀點,比如斯多葛派哲學創始人芝諾,還有阿瑞斯提普斯,他說智者不應該為政府放棄自己的自由。之後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包括中世紀的自由人(Freien Geistes)、再洗禮派教徒、英格蘭的掘地者和激進者(Ranters)團體,也都被認為具有無政府主義的概念。
最早的「無政府」的使用出現在前467年埃斯庫羅斯的戲劇《七將攻忒拜》。其中,安提戈涅公主的哥哥波呂尼刻斯參與攻打忒拜,統治者因此禁止埋葬波呂尼刻斯的屍體作為懲罰,安提戈涅公開拒絕接受禁令,說「就算沒有別人來,我也要自己埋葬他,並獨自承擔埋葬我的親兄弟所帶來的危險。對這種挑釁對抗城市統治者的無政府行為,我並不羞恥(ekhous apiston tênd anarkhian polei)。」
古希臘也被西方認為是首創了作為哲學思想的無政府主義,斯多葛派哲學家芝諾作出了這一貢獻,他被克魯泡特金稱為「古希臘最好的無政府主義詮釋者」。按克魯泡特金的總結,芝諾「批判了國家萬能、干涉和管制,並提出了個人的道德法則的重要」。在古希臘哲學體系之內,芝諾無政府自由社群的主張和政府論相對,後者的代表性表述為柏拉圖共和政體和烏托邦。芝諾提出人有自衛本能,這讓人變得利己,自然也相應的賦予了人類另一本能——社會性。像一些現代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他相信如果人們按照本能行事,就不需要法律、法院或是警察,不需要寺廟和公共偶像崇拜,也不用錢(禮物經濟代替交換)。年代久遠,我們只是通過引文支離破碎地了解芝諾的信仰。
16世紀歐洲的再洗禮派教徒往往被認為是現代無政府主義的宗教先驅。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再洗禮派教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們認為所有好人都被聖靈指引……以這個前提他們到達了共產主義……」[7]。小說《Q》則描述了這一活動及其革命性的意識形態。1548年,埃蒂安·德拉博埃蒂寫了《志願性服從之道》,一篇探究人們服從統治者的文章。17世紀英國內戰時,掘地者中的Gerrard Winstanley則出版了一個小冊子,提倡公社所有制、以小塊耕地為單位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它也被認為是現代無政府主義的先驅。[8]
第一篇明確提出沒有政府的文章是埃德蒙·伯克的《為自然社會而辯護》(1756年),他還匿名寫過其他一些文章,但他聲稱那都是諷刺文學。儘管如此,一些學者懷疑伯克的聲明是由於詳盡論述的論點和文章的嚴肅性。1793年威廉·戈德溫出版了《對政治正義的評論》,其中他借批評政府發表他的自由社會的觀點。有些人認為這是首次無政府主義論述,把戈德溫稱作「無政府哲學的創立者」[9]。除了出於個人在面對外來侵犯時會自發聯合,戈德溫反對其它任何有組織的個人勞動合作,認為這會妨礙善行,他甚至反對管弦樂團。他是早期的自由主義支持者,支持個人私有產權,並定義它為一種「帝權,使每個人有通過勤勞獲取產出的資格」。但直到這個時期無政府主義的運動仍未存在,而「無政府主義者」一詞也仍然是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的吉倫特派用以羞辱其他較激進派系的負面用語。
個人主義流派
麥克斯·施蒂納的利己主義
麥克斯·施蒂納(1806-1856),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繪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
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10]
個人無政府主義
萊桑德·斯波納
主條目:個人無政府主義
個人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反抗集體主義的哲學思想,以及特別強調個人地位和個人自治權的無政府主義流派。個人無政府主義主要是在美國發展,他們最顯著的特色是擁護對勞動產品的私人所有權。個人無政府主義也源自於一些歐洲的思想家,包括了威廉·戈德溫、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王爾德、麥克斯·施蒂納等人,不過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大部分理論主要還是源自於美國的思想家如萊桑德·斯波納、約書亞·沃倫、班傑明·塔克、史蒂芬·皮爾·安德魯斯、和亨利·戴維·梭羅等人的影響。個人無政府主義有時也被視為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分支,因此也被一些人稱為「自由無政府主義」[3]。其他19世紀的個人主義者包括了赫伯特·斯賓塞、史蒂芬·皮爾·安德魯斯、維多·尤拉斯。
個人主義的經濟理論(互助主義)則是根基於勞動價值理論上,認為產品的價值是根基於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量大小所決定的,因此他們認為將一件商品的價格調高超過了生產的成本是不道德的,這也被稱為「成本即為價格限制」理論。為了確保勞工能取得「產品的全部價值」,他們主張商品被收購時的價格應該與生產時的勞動程度相等。如此一來勞工們取得的價值便與勞動程度相等,而那些沒有勞動的人則不會取得任何價值。這樣一來僱主便無法透過僱傭關係從雇員的勞動中取得任何利益,以避免剝削的產生。而貸款所獲得的利息通常被認為是高利貸的行為,因為這種收入被視為是不勞而獲的。對個人主義者而言,來自利息、僱傭、和土地租金的利潤只有可能在政府主導的「壟斷」(強迫性壟斷)和「特權」下才有可能產生,因為只有政府的力量才能限制市場的競爭並且集中財富於少數人手上。
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
主條目: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
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的背景可以追溯至美國革命,以及1794年抗繳酒稅的威士忌酒反抗,和其他在美國獨立後類似的地區性反抗行動。社會契約論正當化了北美殖民地從大英帝國分離的舉動,西部邊疆的開拓者進一步延伸這個理論,主張開拓者們在以村莊為根基的小規模社區生活,這些郡和市鎮應有權脫離美國聯邦。雖然威士忌酒反抗被喬治·華盛頓平息了,西維吉尼亞州還是在美國內戰時從維吉尼亞州裡分離出來,維吉尼亞州則加入了脫離聯邦的美利堅聯盟國。
班傑明·塔克
美國的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特色是極為支持對於勞動產品的私人所有權,和一個競爭性的自由市場經濟[11]。在1825年,約書亞·沃倫參與了羅伯特·歐文所領導的社群主義實驗,試圖建立一個和諧的移民社區,但不久後實驗由於眾多內部的衝突而告失敗。沃倫指責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社群裡的成員缺乏自我所有權,以及缺乏私人的財產。沃倫繼續組織了幾次在他看來是尊重「自我所有權」的無政府主義實驗社區。在1833年沃倫撰寫出版了The Peaceful Revolutionist期刊,一些人認為這是第一份無政府主義的期刊。班傑明·塔克稱沃倫是「第一個闡述並公式化了無政府主義原則的人。」(Liberty XIV (1900年12月):1)
班傑明·塔克在認識了約書亞·沃倫和威廉·貝奇德·葛林後開始對無政府主義產生興趣。他編輯並出版了Liberty期刊,從1881年8月至1908年4月為止,這份期刊被廣泛認為是英語世界裡所發行過最好的個人無政府主義期刊。塔克的個人無政府主義概念結合了許多理論家的概念:葛林的互助銀行的概念、沃倫的「成本即為價格限制」的概念(一種非正統的勞動價值理論)、普魯東的市場無政府主義、麥克斯·施蒂納的利己主義、和赫伯特·斯賓塞的「平等自由的法律」概念。塔克強烈主張個人應有權佔有他們勞動所得的產品為他們的「私人財產」,並相信應以市場經濟來貿易這些產品[12]。不過,如同其他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反對智慧財產的權利,也反對其他在土地和自然資源上的所有權,而支持所謂的「佔有並使用」的概念。他主張在一個沒有國家控制的真正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裡,缺乏競爭的存在將能消除利潤、利息、和租金的產生,並能保證所有勞工可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成果。許多個人主義者(如塔克和尤拉斯)支持市場保護那些進行生產的勞工、佔有並使用土地的農民。
無政府資本主義
穆瑞·羅斯巴德 (1926-1995)
主條目:無政府資本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
無政府資本主義是以美國為根基發展的一種理論,主張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在這樣的體制裡將沒有權力機構能禁止任何人經由自由市場提供各種服務—也就是那些在現代大多數政府都允許自由提供的服務,除了某些由國家壟斷的服務如國防、對私人財產的保護(警察)、立法/管理機構(法庭)和環境的保護。由於無政府資本主義並不反對利潤、租金、利息、或資本主義,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拒絕承認無政府資本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形式[13]。一些無政府主義的組織如西班牙的全國勞工聯盟和英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聯盟(Anarchist Federation)都明確表示反資本主義的立場。不過,一些學者的確將無政府資本主義看作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形式。[14]
穆瑞·羅斯巴德綜合了古典自由主義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念,發展成為當代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理論。羅斯巴德派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相信私人財產只有可能是從勞工們生產的產品裡產生,而這只能透過貿易、送禮、或拋棄的程序來進行轉換。一些小政府主義者如艾茵·蘭德和羅伯特·海因萊茵也影響了無政府資本主義。但絕大多數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都相信,如果沒有了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絕不可能存在,因為若沒有國家的阻擋,任何自由的社會將自然地而不可避免地發展出資本主義。也因此,羅斯巴德稱「資本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最佳路線,而無政府主義也是資本主義的最佳路線。」[15]
無政府資本主義通常根基於互不侵犯原則上,先行使用暴力便是在道德上錯誤的行為。這和正義戰爭理論類似,先行侵略是錯誤的,但報復的反擊(同比例的)是被允許的。支持這種自然法原則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指出大多數人都能接受在個人層次的互不侵犯原則,但卻無法接受其套用在政府的層面,也因此給予了政府一種超高道德的地位。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堅持應該將互不侵犯原則套用在政府層面上。其他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則以功利主義的基礎來解釋,認為政府的壟斷有著和其他壟斷一樣的缺點,例如昂貴卻品質低下的公共服務。
一些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包括一些自由意志主義的歷史學家,認為類似無政府資本主義的哲學在羅斯巴德之前便已存在,例如古斯塔夫·德·莫利納里和奧伯倫·赫伯特[16][17]。莫利納里和赫伯特都曾明白拒絕無政府主義的標籤,將無政府主義與當時盛行的社會主義流派畫上等號。莫利納里只自稱為經濟學家,赫伯特則自稱為自願主義者(Voluntaryism)。
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理論難題在於,如何在無政府的前提下維持資本主義體制。
無政府共產主義
主條目:無政府共產主義
普魯東厭惡共產主義在集體主義上的觀點[25]。而巴枯寧原本還相當同情之,將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了俄文。之後巴枯寧也與共產主義斷絕了關係,但他仍然保持中央集權的概念,成為無政府集體主義。無政府集體主義支持支付勞工酬勞,但仍堅持在革命後轉型為共產主義體制的可能性,由共產體制依據每個人的需求來分配產品。巴枯寧的學生詹姆士·季佑姆將巴枯寧的概念寫入論文裡Ideas on Social Organization(1876):「當……生產的速度高過消耗的速度時……所有人將能從社會所儲備的商品裡拿取他所需要的部分,無須擔憂匱乏;如此一來將能大幅提升自由而平等的勞工們的道德感,將能避免、或大幅減少濫用和浪費的現象。」
Joseph Déjacque是早期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之一,他也是第一個自稱為自由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m)的人[26]。與普魯東不同的,他主張「擁有產品的權利並不屬於生產它的勞工,而是屬於那些需要使用它的人」[4]。
克魯泡特金通常被視為無政府共產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在他所著的The Conquest of Bread和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裡描繪出他的經濟理想,克魯泡特金覺得合作會比競爭更有益,主張合作是自然狀態的現象。他主張藉由人們自行「沒收全社會的財富」來廢止私人財產[27],並以一個由人們自願組織、無階層分別的網絡來協調經濟運作[28]。他主張在無政府共產主義裡「房屋、田地、和工廠都不再是私人財產,而是歸屬於公社或國家的。」而貨幣、工資、和貿易將會被廢止[29]。個人和團體將會使用並控制他們所需要的資源,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目標便是將「收割或製造出的產品分配給所有人,讓每個人自由的使用他們。」[30]除此之外,他重複的強調道(如其他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將不會強迫個人接受共產主義,主張「佔有他們所能耕種的土地大小」的小耕農們、「居住在對他們人數而言大小適當的房屋」的家庭們、和「使用他們自己的工具或紡織機」的工匠們都能自由的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31]。一些人認為無政府共產主義在佔有和財產的觀念上與普魯東的一些理念類似。
其他重要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還包括埃瑪·戈爾德曼、亞歷山大·貝克曼、和艾力格·馬拉泰斯塔。許多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也認同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目標。
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則厭惡將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融合。一些個人無政府者批評廢止私人財產是和自由不相容的。例如班傑明·塔克在他出版的作品裡[5]批評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假冒的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與勞工運動
主條目:無政府工團主義
無政府工團主義是一種將勞工運動作為革命主要角色的無政府主義形式(「工團主義」一詞源於法文syndicalisme,意味著「工會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主張建立革命性質的工會以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奪取對生產工具的控制、並以直接行動和總罷工等手段來推翻國家。無政府工團主義追求廢止工資制度,並廢止對生產工具的私人所有權—他們認為那是造成階級分裂的原因。 在1871年的鎮壓後,法國的無政府主義再度出現,影響了Bourses de Travails自治勞工團體和工會。到了1895年,法國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成立了,成為第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主要運動。1914年後CGT開始遠離無政府工團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採納了合作主義。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開始與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國際合作。
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工會聯盟在1870年代至1910年代間形成,最成功的是在1910年成立的全國勞工聯盟。在1940年代前全國勞工聯盟是西班牙勞工階層最主要的政治勢力,在1934年擁有158萬名會員,全國勞工聯盟在西班牙內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拉丁美洲的無政府主義也有著強烈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成分。拉丁美洲主要的工會聯盟都採納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計畫,最顯著的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7]。在葡萄牙、義大利、德國、和日本也有顯著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全國勞工聯盟在1922年加入了國際勞工協會—無政府工團主義為取代第一國際而創建的聯盟,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等15個不同的國家有將近2百萬名成員。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是在西班牙,由西班牙聯合總工會(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CGT)和全國勞工聯盟組成。CGT宣稱擁有定期繳交會費的成員60,000人,並在選舉中獲得超過一百萬張選票。其他活躍的工團主義運動還包括美國的勞工團結聯盟(Workers Solidarity Alliance)和英國的團結聯盟。具革命性質的產業工會主義的世界產業工人聯盟也依然存在,宣稱擁有2,000名定期繳交會費的成員。
宗教無政府主義
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傾向於現世的文化,要不就是徹底的無神論者。不過,一些宗教信仰裡服從上帝的傳統,也與服從國家和人治政府有著衝突。
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相信沒有任何權威能高過上帝,並反對世俗間的政府和國教的權威。他們相信耶穌的教誨以及早期基督教會的實踐是無政府主義的,但在「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後便被腐化了。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相信耶穌所指示的「有人打你的左邊臉頰,你就把右邊臉頰也給他打」,堅持嚴格的和平主義。最知名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是列夫·托爾斯泰,他寫了《上帝之國在你心中》一書,主張社會應該以憐憫、非暴力原則和自由為根基。基督教無政府主義也時常組織實驗性的無政府社區。他們有時也會抗繳稅賦。
除了基督教之外,佛教無政府主義以1920年代的中國影響力最為深遠,代表性人物為釋太虛,其思想受到了托爾斯泰和井田制度的影響。除此,佛教無政府主義在1960年代由蓋瑞·施耐德等作家所復興。
新異教主義則注重於環境保護和社會的平等,以及強調分權的自然狀態,使許多新異教徒成為新異教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和女性主義
愛瑪·戈爾德曼
主條目:無政府女性主義
無政府女性主義是一種激進女性主義,主張父權是這個社會最根本的問題。不過要直到1970年代無政府女性主義一詞才被明白地闡述[36],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無政府女性主義將父權視為人類歷史上最明顯的等級制度;因此,首先產生的壓迫形式便是男性支配女性的壓迫。無政府女性主義總結認為如果女性主義者對抗父權,那麼她們必然是在對抗所有形式的等級制度,也因此必然是在對抗國家和資本主義的獨裁主義。
無政府原始主義將性別角色的差異和父權視為是文明發展的開端,因此原始主義也被認為是和女性主義有關的無政府主義流派。生態女性主義也常被看作是綠色無政府主義的女性主義流派。
早期的第一波女性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抱持著原始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威廉·戈德溫也時常被看作是無政府女性主義的先驅。無政府女性主義藉由一些19世紀後期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更嚴密地公式化,當時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都沒有認真地看待那些概念,其他一些人如Moses Harman和Florence Finch Kelly則將性別的平等看作是重要的議題[37]。20世紀早期的作家和理論家如愛瑪·戈爾德曼等人的作品也使無政府女性主義獲得更多注意。在西班牙內戰中,一個名為「自由婦女」的無政府女性主義團體組織了起來,捍衛無政府主義和女性主義兩者的概念。
在現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中,許多無論男女的無政府主義者自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無政府女性主義的觀念逐漸成長。無政府女性主義的期刊Quiet Rumors也進一步的散播各種反獨裁的無政府女性主義觀點以擴展這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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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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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論編
個人無政府主義(Individualist Anarchism)是一種反抗集體主義的哲學思想[1],以及特別強調個人地位和個人自治權的無政府主義流派。個人無政府主義主要是在美國發展,他們最顯著的特色是擁護對勞動產品的私人所有權[2]。個人無政府主義也源自於一些歐洲的思想家,包括了威廉·戈德溫、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王爾德、麥克斯·施蒂納等人,不過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大部分理論主要還是源自於美國的思想家如萊桑德·斯波納、約書亞·沃倫、班傑明·塔克、以斯拉·海伍德、史蒂芬·皮爾·安德魯斯、和亨利·戴維·梭羅等人的影響。個人無政府主義有時也被視為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分支,因此也被一些人稱為「自由無政府主義」[3]。
起源
威廉·戈德溫是英國的激進自由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對於他究竟屬於個人主義者抑或共產主義者至今仍沒有一定共識。
不同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之間也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幾乎在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之後的所有個人無政府主義者都會支持某種形式的私人財產所有權,稱之為「佔有」。麥克斯·施蒂納支持私人財產,但卻否認財產權利的概念。威廉·戈德溫屬於利他主義者。約書亞·沃倫提倡以自然法作為個人自由的基準,而班傑明·塔克則將其作為利己主義的根基。塔克反對智慧財產權,但萊桑德·斯波納則擁護之。無論如何,所有這些哲學家的共同特色是反對集體主義的社會概念,同時也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並提倡個人的自主性。
威廉·戈德溫
英國的威廉·戈德溫寫下了一篇論文,希望建立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這被視為是無政府主義最早的論文。因此一些人認為戈德溫等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是「無政府主義之父」。目前對於戈德溫屬於個人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依然沒有一定共識。他被許多人視為是第一個個人無政府主義者—儘管他的哲學有些和共產主義相似的特色。他支持極端形式的個人主義,認為所有形式的合作勞動應該被廢止;他說:「所有以合作為名的事物都是邪惡的。」戈德溫的個人主義極端到了某種程度,乃至於他甚至反對個人參與管絃樂隊的演奏。唯一的例外是當社會遭遇暴力威脅時,戈德溫認同個人們自發性組織起來的對抗行動。戈德溫反對政府的存在,同時也反對民主,擔憂個人會被多數派所壓迫(不過他還是相信民主制度會比獨裁要來的好)。戈德溫支持個人對財產的所有權,將其定義為「由每個人勞動生產出的產品所賦予的絕對權力」。
戈德溫的確允許個人將多餘的財產贈予其他有需要的人,前提是沒有經過貿易的過程。這是根基於功利主義的原則;他對此說道:「每個人都有權將他所佔有的財產贈與他人,以此來使他獲得更大的利益或快樂。」不過,這種善心是不可以強迫進行的,而是取決於個人自由的「私人決定」。他並不支持共產主義所宣稱的集體利益或集體所有權,但他所提出的個人應與他人分享物品的概念卻也影響了後來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因此一些人以此主張戈德溫是兼具了個人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念,而非全然的個人主義。一些人如穆瑞·羅斯巴德也不認為戈德溫屬於個人主義[4](一些人將「個人無政府主義」限定為無政府資本主義)。其他人則認為他的確屬於無政府個人主義者[5]。一些人觀察到戈德溫對於「私人決定」的支持與功利主義會產生衝突,因為他說個人在道德上必須將他們的剩餘財產給予其他人,這便產生了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但他同時也堅持所有財產的去留都應該由個人所抉擇。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克魯泡特金便說他觀察到戈德溫在後來出版的作品裡「重新撰寫了有關財產的章節,並緩和他的共產主義觀點」。戈德溫對功利主義的解釋以及道德上的利他主義,使他與其他個人主義者如麥克斯·施蒂納和班傑明·塔克都不太相同,施蒂納和塔克後來將他們的哲學基礎建立在利己主義和私利上(雖然並非全都是利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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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吳叡人撐香港短講
(中研院台史所):
有人說香港這個夏天是freedom summer,我有不同意見,所謂自由之夏指的是1964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期間,有大批學生從北方南下到密蘇蘇比去協助當地黑人註冊選民的故事,各位要注意:這些年輕人對抗的是地方的州政府,但背後有進步的聯邦政府做後盾。香港反送中的年輕人對抗的是反動的地方政府,還有背後更反動的中央政權,香港年輕人完全孤立無援,必須孤軍奮戰,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它的歷史格局遠遠超越了自由之夏。
這三個月的流水革命,或者有人說百日戰爭,這是政治史的奇蹟,因為我們見證了一種自發性秩序的產生,沒有組織,沒有大台,自動創造了一個革命。這是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想了一百年也做不到的事情,在香港竟然發生了!各位,在香港這種自發的秩序是怎麼產生的?它產生在一個有能力相互協調、形成共識、自我組織、集體行動的群體,在政治學上我們把它稱為一個政治共同體。
香港流水革命的自發性秩序就是源自於一個已經成熟了的香港共同體。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說:「什麼叫做一個民族?經歷一場共同的鬥爭,一個共同體或者民族就誕生了。」當無數青年前仆後繼,以肉身對抗國家;當一個個年輕的生命為香港殉道;當香港媽媽們為保護子女而站出來;當七十歲的陳伯站在第一線擋子彈;當原本保守的專業人士一個個公開露面;當年輕示威者放棄大好前途,在立法會內除下面罩公開宣讀香港人宣言;當勇武與和理非齊上齊下;當示威從港島流向九龍、流向新界,向全部領土擴散;當爆眼受傷的少女重新站起來,溫柔地堅定地呼喚她的同胞;當長長的人鍊築成了香港之路綿延到獅子山頂;當大學生擔任民間外交官操作地緣政治的矛盾,向全世界訴求介入香港事務;當「願榮光歸香港」在各商場、各中學傳唱;當這首香港國歌繼續擴散,擴散到紐約、西雅圖、加拿大、澳洲、德國、東京、台北;當所有香港人一起站出來國歌,各位,一個叫做香港人的想像共同體誕生了!從此香港不再只是一個流浪到世界各處的中途站,漂泊的香港人終於有了故鄉。如今的香港人變成一個獨立自主、不接受外來統治的、驕傲而自由的人民。
整個過程始於雨傘革命,完成於流水革命。我在五年前雨傘革命爆發前寫了一篇文章裡面,描述了這個歷史發展的趨勢,預言香港人將在一次一次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同鬥爭中,形成一個自主的政治共同體,我因為這篇文章在香港大學被進步學者圍剿,被香港政府禁止入境,讓我好久好久吃不到我熱愛的鮮蝦雲吞麵,但沒有關係,因為這一切都有了代價,因為香港人在最黑暗的時刻,以生命為代價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共同體,而我有幸見證這個歷史的時刻。做為一個政治學者,不!做為一個人,我從來沒有像此刻一般感到這麼驕傲!
北京獨裁者,還有香港特區政府的走狗們,以為這一切是經濟問題,是李嘉誠的錯,卻完全不理解這是一場香港人認同轉換的革命,這是一次香港人的精神革命,對香港的共同熱愛,對自由的共同熱愛,把七百萬互相不認識的香港人凝結成一個有機的共同體。
借用毛澤東的話,這是一場觸動靈魂深處的革命,你們這些共產黨還看不懂嗎?你們當然看不懂,你們從來就不懂,你們是庸俗、無知、殘暴、腐敗的唯物論者,你們是庸俗、無知、殘暴、腐敗的唯物論者!你們當然不知道有一種愛超越了物質,克服了恐懼,結合了人民。庸俗、無知、腐敗、殘暴的共產黨獨裁者們,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暴政團結了香港人,創造了自由的人民,你們不懂香港人,就如同你們不懂台灣人,你們是一群庸俗無知腐敗殘暴的暴徒!你們不知道在人的靈魂深處有一種追求自由的高貴衝動,你們只知道用暴力壓制,用金錢腐化,於是你們的愚昧創造了香港人,就如同你們的愚昧創造了台灣人。獨裁者們你們對香港人、台灣人的獨立自主做出了偉大貢獻,我向你們的高度的庸俗、愚蠢、無知致上最高的敬意。
接下來我談一下什麼叫做「時代革命」,我的解釋:今天全世界有數十個城市同步舉行示威聲援香港的革命,事實上這次香港的流水革命不只是它無大台的自發抗議模式絕無僅有,它的國際化、全球化程度之高,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北京獨裁者的無知是沒有下限的,他們不僅搞不清楚香港人為什麼可以為了自由而如此團結,為了自由而如此強韌,他們也搞不清楚為何全世界會有如此多黑手和境外勢力與香港站在一起,讓他們投鼠忌器、進退兩難。
讓台灣的吳教授來給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習近平上一課吧,因為習博士好像政務繁忙沒有時間讀書,(台語:我現在講完穩死的,我等下下台,各位保護我一下)~~香港正在發生的這場革命是一場晚期全球化的革命,什麼叫晚期全球化?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極端全球化的年代,資本突破了主權國家的管制向全球肆虐,把全人類緊緊綁在一個共同災難當中,中國這個帝國強權就利用資本全球化向全球進行政治擴張,各位,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是中國擴張的第一步,要利用香港進出世界;2002年中國加入WTO是資本輸出的第二步,它的頭一個對象就是我們台灣;接下來就是一帶一路,也就是大張旗鼓帝國主義中國帝國主義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假借資本輸出,擴大中國地緣政治的勢力範圍,輸出它的高科技極權主義,最後導致全球民主秩序崩潰,人類重返黑暗年代。所以香港的所謂回歸從來就不是中國內政的問題,香港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國際問題,台灣問題當然也是國際問題,國際問題就要由國際解決,國際問題,國際解決!
那群不讀書的北京獨裁者要向全世界輸出極權主義,台灣和香港站在它擴張侵略的第一線,我們當然要抵抗,我們當然要結合全世界熱愛自由民主的境外勢力和黑手來共同抵抗。我就是境外勢力!我就是黑手!不然你要怎樣?!Fuck U Communism!
香港本來就是高度國際化的都會,比台灣更深入鑲嵌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全世界都是香港命運的stakeholder,所以香港比台灣更有本錢搞全球串聯。沒有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創造了國際化的香港,現在香港面對第一個帝國主義崛起擴張的危機的時候,香港人聰明地利用帝國主義創造的國際化地位,聯合世界進行反擊。你中國可以利用資本全球化的網路去擴張,那香港和台灣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利用全球網路進行抵抗!你以為全世界都是傻瓜嗎?所以,這就是時代革命的意義
晚期全球化時代被帝國中心壓迫的邊陲,反過來用全球化的路徑對帝國擴張進行抵抗,而香港以它特殊的國際化地位,剛好成為這場全球鬥爭的樞紐和第一線。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使台灣成為和香港聯手圍堵中國帝國擴張的戰友和伙伴,光復香港才能保衛台灣,保衛台灣才能光復香港,香港台灣,脣齒相依,共同命運。
現在現況是什麼?北京誤判香港和世界,香港人裡應外合聯合世界成功地牽制了北京,我們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情勢仍然非常凶險,中國國家暴力實質上已經入香港,中國在香港採取間接統治,港人治港,所以它的鎮壓也採取間接鎮壓,也就是用港警來壓制香港人,但是現在中共內憂外患,黨內陷入激烈鬥爭,這種不穩定情勢有可能使北京對香港採取冒進行動,我們要非常小心。
另外香港革命也面對新的挑戰,流水革命雖然成功地把香港問題國際化,但也顯露它的限制,因為沒有香港前途問題的共識整合機制,現在香港人要走多遠?目前好像很多人主張雙普選,雙普選維持中國主權下的高度自治,這其實就是聯邦制或邦聯制。現在已經有人佈局要選區議會選舉,香港人非常審慎自制,不敢挑戰一國兩制框架,但是中國會同意嗎?另外也已經出現獨立的聲浪,要求廢除中英聯合申明,重新確立香港國際法定位,進行託管、公投、還有人已經在進行香港制憲,各位你上連登就可以看得到。還有,是關於香港前途要如何形成共識?這是接下來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北京同意談判,誰能代表香港人談判?誰敢代表香港人談判?二次香港前途談判的歷史過程已經提前啟動,但是香港人要什麼?香港人敢要什麼?香港人能要什麼?誰出來談判?這是香港共同體接下來要面對的重大問題。
儘管過去一百天的經驗,讓我對香港人集體智慧有很大信心,革命沒有共識,必須從實踐中摸索出路香港人已經學會如何在短時間內創造自發性秩序,我相信他們還有我們可以找到下一階段的出路,Be water. Be humble.,對內繼續發揮創意,把運動的動能延續下去,對外持續連結世界,讓香港問題更加國際化,裡應外合對帝國施壓,One day, water will become flood. And empire will fall, HK will be free. And Taiwan will be free.有一天流水會變成洪水,沖垮帝國,而我們會除下面罩在煲底相見,香港人加油!台灣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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