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族群民族主義」到「公民民族主義」------------download

民族主義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tinyurl.com/y6hyyg9j

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又稱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為國家由公民社會主動參與,產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民族主義型式。此論一般認為源於盧梭,特別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會契約」(The Social Contract)而得名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ies)。公民民族主義被認為是對抗單一族群及文化傾向的族群民族主義。
定義
公民民族主義界定民族為:一個成員間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並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權力,並且支持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團體。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民族的基礎並不在於每個成員有共同的種族或族群上的祖先,民族反而是一個核心認同並非族群或種族的政治實體。公民民族主義的例子有法國政治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在1882年的短文「民族是什麼?」(Qu'est-ce qu'une nation?),在這篇文章中,他將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並認為民族的基礎在於人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而非共同的族群、血緣、語言或文化。這篇短文的背景是普法戰爭時法國割讓亞爾薩斯給普魯士,亞爾薩斯人在文化、語言、族裔上都與普魯士的日耳曼民族比較相近,Ernest Renan的這篇短篇中,試圖以公民民族主義的角度論證,儘管文化、語言、族裔上亞爾薩斯人比較接近於普魯士人,但亞爾薩斯人已長期生活在法蘭西的憲政制度下,已是法蘭西民族的一員。因此,亞爾薩斯人的民族身分的歸屬,應該是基於亞爾薩斯人的意志而非語言、族裔、文化等。
此外,公民民族主義是一種反對排外的愛國主義,他與自由、包容、平等、個人權利等價值相容。法國哲學家Ernest Renan以及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常被認為是早期的公民民族主義者。公民民族主義者認為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國家需要有共同的民族認同(或國族認同、國家認同),其理由在於,個體要享有意義且自主的生活是需要民族認同的,並且,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自由民主政治需要全體國民有共同的民族認同下才能適當的運作,否則自由民主政治將淪為族群鬥爭的工具,甚至導致民族分裂乃至國家分裂的結果。
公民民族主義與族群民族主義
公民民族主義來自理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傳統,公民民族主義與單一族群及文化傾向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是互不相容的,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應該是取決於每個成員的自我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民族成員的身分認同取決於血緣或共同的祖先等外在條件,由此可知,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個體內在的主觀意志所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個體的民族認同是由外在的客觀條件(例如血緣、語言、文化)所決定。
-----------------------
公民民族主義vs種族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基本形態
2017-08-25 由 三輝圖書 發表于環球
按:兩周前的周五,三輝微信的「民族主義」專欄成立了。分享的是《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中,施奈德對於民族主義的定義(點這裡可讀),文中特別提到了民族主義的兩種基本類型: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和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在今天要讀到的葉禮庭的《血緣與歸屬》中,我們將繼續探討這兩種基本類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本書中對於「ethnic」的不同界定,及其不同的中文譯名。在中文世界中,ethnic被譯作種族的、族群的、族裔的.....而這些中文概念的內涵有著細微的差別。
在《從投票到暴力》中,ethnic nationalism被譯為族裔民族主義;而在《血緣與歸屬》中,ethnic nationalism被譯作種族民族主義。譯名的不同來源於作者對於ethnic的不同理解,在《血緣與歸屬》中,葉禮庭特彆強調的是ethnic nationalism對於血緣的忠誠、對於血緣犧牲的要求,以及由此產生的無盡苦難。
葉禮庭說:「我們時代的關鍵語言是種族民族主義.....伴隨無憂無慮的樂觀思想,我們認定世界無可避免地前進,超越民族主義,超越部族制,超越我們護照上限定的狹隘的身份,走向一個全球化市場的文化,那將是我們新的家園。但回溯過去,我們不過是在黑暗中吹著口哨,為自己壯膽。被壓抑的東西已經回歸,它的名字叫民族主義。」
為了理解當時全世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20世紀90年代初,葉禮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庫爾德斯坦、北愛爾蘭、烏克蘭、魁北克、重新統一的德國六個國家和地區。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游擊隊內部,他與德國萊比錫的新納粹組織頭目見面,他還採訪了南斯拉夫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米洛凡·吉拉斯……在戰爭、分裂、遊行和恐怖襲擊的背後,葉禮庭看到一波洶湧的種族民族主義浪潮席捲了世界舞台,血緣成為今天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要素,而更符合社會現實的公民民族主義正遭受嚴峻挑戰。
在開始這趟驚心動魄又鮮血淋漓的旅行之前,讓我們先從葉禮庭對於民族主義的界定開始吧。雖然這種概念之旅,與後文夾敘夾議的精彩遊記相比,黯淡無光,但極為必要。
_________
公民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
文/[加拿大] 葉禮庭
譯/成起宏
節選自《血緣與歸屬》
作為政治信條,民族主義是一種觀念:世上之人區分成各民族,其中每一個民族都擁有自決權,或者以已有民族國家中的自治單位而存在,或者有他們自己的民族國 家。
作為文化理念,民族主義是一個主張:儘管男人和女人們擁有許多身份,但為人們提供最重要的歸屬形式的,是民族。
作為道德理念,民族主義是一種倫理:英勇犧牲,為在保衛自己民族、對抗內外敵人中使用暴力提供正當性。
這些主張——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互為奧援,認為民族有權以武力或暴力捍衛自身的道德主張,依賴於文化上的主張,即滿足安全和歸屬的需要是唯一重要的。認為所有民族都應當為國家地位而奮鬥的政治理念,取決於認為只有民族能夠滿足這些需要的文化主張。文化理念反之也為那種如果沒有自決這些需要就不可能滿足的政治理念提供佐證。
《血緣與歸屬》書影
所有這些主張都頗具爭議性,沒有哪一個是直觀明白的。世界上有許多部族居民和少數民族不把自己看成民族,很多並不尋求建立自己的國家。此外,為什麼民族身份應當是比其他任何個人身份都更為重要的因素,並非顯而易見;為什麼捍衛民族讓使用暴力成為正當的,也非一望可知。
但現在重要的是,民族主義界定了在何種情形下,當人們的自決權受到威脅或者被拒絕承認時,他們起而自衛,武力或暴力能從中獲得正當性。在這裡,自決可能意味著民主式的自我治理,或是行使文化自主權,這取決於所討論的民族團體是相信自己能在一個已有的國家框架中達成目標,還是尋求建立一個自己的國 家。
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都將政治主權賦予「人民」——事實上「民族」這個詞常被看作「人民」的同義詞——但並非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都能創立民主政體,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民族主義在界定其民族構成時都將全體人民納入進來。
一種「公民民族主義」主張,民族應當包括所有認同民族之政治信條的人,不管其人種、膚色、信念、性別、語言或種族如何劃分。這種民族主義被冠以公民之名,因為它將民族視作一個平等的、權利共享的公民共同體,通過依附於一套共享的政治實踐和價值之上的愛國主義而實現統一。這種民族主義必然是民主的,因為它將主權賦予全體人民。這一理念的某些要素首先在英國出現。到18世紀中期,英國已經是一個由四個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和英吉利人,維繫這個國家的,是「公民身份」——而非「種族」——所界定的歸屬,亦即人民所共享的某些制度:王室、國會和法治。但直到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直到法蘭西和美利堅創建共和國,公民民族主義才開始征服世界。
18世紀的英國
這樣一種理念更容易付諸實踐,因為啟蒙時代的諸社會在種族上是同質的,或至少在表現上它們像是同質的。那些不屬於有政治選舉權階層——有產的男性白人——的人,如勞工、婦女、黑人奴隸、土著居民,發現自己被排除在公民之外,進而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在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早期,這些群體曾為獲得公民身份而戰。抗爭的結果是,絕大多數西方民族國家現在都根據共同的公民身份而非共同的種族來界定其國家地位。德國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
拿破崙1806年對德意志諸公國的入侵和占領,激發了一波德意志的愛國怒潮以及反對法蘭西民族國家理念的浪漫主義論戰。德國浪漫派認為,不是如啟蒙運動所相信的,國家創造了民族,而是民族及其人民創造了國家。賦予民族統一性、使其成為家園和激情依附之地的,不是權利分享這一冷冰冰的構想物,而是人們早已存在的種族特性:他們的語言、宗教、習俗和傳統。「人民」(Volk)意義上的民族早已在歐洲人的思想中開始了其漫長多難的征途。19世紀所有在帝國統治下的歐洲民族,俄羅斯壓迫下的波蘭人和波羅的海人、土耳其統治下的塞爾維亞人、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治下的克羅埃西亞人,在設想他們的自決權時,都關注著德國的種族民族主義理念。當德意志在1871年達成統一併崛起為世界強國之時,其成就向帝國主義歐洲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展示了種族民族主義的成功。
拿破崙
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中,公民民族主義更符合社會學現實論。絕大多數社會不是單一民族,即使是,共同種族也無法自我消除分歧,因為種族只是要求個體忠誠的眾多因素之一。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信念,將社會團結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根源,而是法律。通過認同一套民主程序和價值觀,個體可以調和他們塑造自己生活的權利與他們歸屬於某個共同體的需要。反過來,這也表明民族歸屬可以成為一種理性依附的形式。
與此相反,種族民族主義宣稱,個體最深層的依附是遺傳的,不是選擇的。民族共同體界定了個體,而非個體界定民族共同體。這種歸屬的心理學可能比公民民族主義的觀點深刻得多,但與之相伴隨的社會學則離現實甚遠。例如,兩個塞族人都具有塞爾維亞族身份,這一事實可能使他們團結起來對抗克羅埃西亞人,但要阻止他們為工作、配偶、稀缺資源等而互相爭鬥,這起不到任何作用。共同種族自身並不創造社會凝聚力或共同體,當它在這方面失敗時——失敗是必然的——民族主義政權必然被迫轉向以武力而非共識來維繫統一。這是民族主義政權更多是威權式而非民主式的原因之一。
希特勒
本質上,它們是一種以多數派種族的利益為主導的民主形式,這也可以證明其威權性。絕大多數「後冷戰」時代的新民族國家都在口頭上奉行公民平等社會的理念,並為少數種族的權利提供保護。在現實中,新的民族國家如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羅的海諸國、亞洲各新興共和國,都實行制度化的多數派種族統治。對於那些之前由得到帝國支持的少數族群俄羅斯族統治的多數民族,如波羅的海各民族和烏克蘭人,種族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誘惑。
有人認為,只有在公民民族主義從未得以建立的地方,威權性的種族民族主義才能紮根。 按照這種觀點,種族民族主義在東歐的興盛,是因為40年的一黨統治有效地摧毀了曾經在這個地區存在過的任何公民的或民主的文化。如果是這樣,那麼情況應當是,在有廣泛民主傳統的社會中,種族民族主義不具有深厚根基。然而並非如此。歐洲的種族主義是一種白人種族的民族主義——事實上它是一種對公民民族主義的反叛,反叛的恰恰是基於公民身份而非種族身份的民族理念。在具有豐富的也許程度不同的民主經驗的國家,如英國、義大利、法國、德國和西班牙,這種反叛正在不斷發展。
也有大量例子表明,在形式上承認公民民主的國家內部,種族民族主義日益盛行,如北愛爾蘭、印度和加拿大這三個地方。在北愛爾蘭,1920—1972年間,新教忠誠派的多數族群利用英國的議會制度,保持一種對天主教少數族群廣泛的多數派暴政。儘管深受英國民主和法律傳統浸潤,但北愛爾蘭完全無法阻止忠誠派將民主扭曲為民族主義。在印度,45年的公民民主難以遏制種族和宗教民族主義,它們正將這個國家的聯邦體制撕得四分五裂。在加拿大,景象要樂觀一些,但分析要點是一樣的:在聯邦民主的框架內實行的完全包容沒有能削弱魁北克民族主義的力量。
1972年北愛蘭的「血色星期天」
在所有這些地方,種族民族主義最基本的吸引力在於,作為多數派種族統治的一條基本原則,它讓敵人明白自己所處的位置,或者顛覆某種文化附庸的傳統。在東歐各民族中,種族民族主義可以提供更多東西。當蘇維埃帝國及其衛星國政權崩潰之時,該地區的民族國家結構也隨之瓦解,留下數以百計的族群彼此掣肘。因為這些群體都沒有哪怕最低限度的、通過民主討論來協調爭端的經驗,暴力或者武力成了他們的裁決者。民族主義的華麗辭藻像野火一樣在這個地區蔓延,因為它能夠給軍閥和武裝分子提供一套機會主義的、自證合法性的詞彙。在席捲共產主義國家廢墟的擔憂和驚恐中,人們開始發問:現在,誰能夠保護我?面對政治和經濟的混亂局勢,人們想知道誰可以信賴,誰是自己人。種族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個直觀明白的答案:只相信那些與你血緣相同的人。
---------------------------
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特色:公民民族主義 – 菜市場政治學 https://wp.me/p4yFve-bu
蘇格蘭特色的獨立運動
有趣的是,當前蘇格蘭獨立的討論與前述西歐各國的現象相當不同。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從裡到外都是個民族主義政黨,不僅表現在它的名字,也彰顯在其主張建立蘇格蘭民族國家的目標上。但是,它也明確主張其發揚的是公民民族主義:他們宣稱蘇格蘭民族並非由血緣所定義,而是在於成員自願依附於蘇格蘭,並參與蘇格蘭的公民生活。SNP的這種主張贏得蘇格蘭少數族裔人士的熱情支持,亞洲裔蘇格蘭人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比例甚至高過蘇格蘭的其他人口。這次公投中,「非裔支持蘇格蘭獨立」(Africans for an Independent Scotland)、「英裔蘇格蘭人支持獨立」(English Scots for Yes)、「亞裔蘇格蘭人支持獨立」(Scots Asians for Yes)等團體存在的事實,就是主張獨立的Yes陣營,能夠獲得種族上不是蘇格蘭人的蘇格蘭居民支持的明確證據。
確實,SNP和其他民族主義運動及政黨間的差異大得驚人。在2014年五月舉行的歐盟選戰的競選過程中,我收過一張英格蘭BNP的傳單,裡面就嘗試向「無知的大眾們」說明為什麼蘇格蘭SNP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政黨,因為真的民族主義政黨應該主張削減移民人數、保障原生不列顛人的權利。蘇格蘭民族主義也和其他分離運動不同。在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獨立公投時,領導分離運動的魁北克首相(the Premier of Quebec)Jacques Parizeau就在敗選演講上歸咎失敗是輸在「金錢和種族票」(money and ethnic votes),因為大約九成的移民投票反對獨立。西班牙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Catalan nationalism)同樣也蘊藏一股種族民族主義的浮流,一位加泰隆尼亞政府首長就曾抱怨「如果移民繼續湧入,加泰隆尼亞將會消失」。
相反的,SNP讚揚高水準的移民加入蘇格蘭,SNP的一位議員Bashir Ahmad更在2007年成為第一位非白人、第一位穆斯林的蘇格蘭議會議員(Member of Scottish Parliament, MSP) ,接著2011年又選出第二位穆斯林的SNP議員Humza Yousaf。此外,這場獨立公投中,非白人蘇格蘭居民有權投票,但居住在蘇格蘭以外的英國其他地區的蘇格蘭人,並不被允許投票。也就是說,那些不住蘇格蘭的蘇格蘭裔人們(包括現任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和前首相Tony Blair)是沒有投票權的,反而非蘇格蘭裔的蘇格蘭居民(包括來自大英國協和歐盟的非英國籍人士)是可以票的。這種排除非居民的選舉資格認定,在在強調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公民內涵:居住在蘇格蘭的決心比血緣和出生地更重要。
無論週四投票結果如何,主流蘇格蘭民族主義應該還是會繼續被認為是俱有公民內涵、而非以種族為主。而西班牙、加拿大與其他地方的分離主義是不是能從蘇格蘭經驗中學到一些什麼,進而追求比以前所追求的更有公民社會意涵的國家,仍是值得討論與觀察的問題。
後記:公投結果
2014年英國時間九月19日清晨,蘇格蘭公投結果出爐,反對獨立方以55%的比例擊敗45%支持獨立方,與選前最後的民調結果預測的接近,但這個選舉結果可以說是雖敗猶榮了。畢竟,在選前,英國政府為了挽留蘇格蘭,其實已經宣稱將讓蘇格蘭取得接近完全自治的地位下,還有這麼多人支持蘇格蘭完全獨立,確實相當令人注目,也顯示選舉訴求是成功的。
領導獨立運動的政黨SNP在2007年與2011年的兩次蘇格蘭議會選舉中接連獲勝。2011年時,得票率從2007年的31%成長到44%,成功掌握議會過半席次,並推動促成這次獨立公投;2014年五月的歐盟議會選舉,SNP雖然仍是蘇格蘭第一大黨,但也只取得33%的選票。根據BBC整理的各家民調追蹤,反對蘇格蘭獨立的人口比例一直穩定領先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比例,直到最近終於到達勢均力敵態勢,可見支持獨立的比例突破四成就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這次選舉總共有四百二十八萬多人註冊為選舉人,佔投票資格人口的97%,是蘇格蘭史上選舉人數最多的選舉。選舉日當天投票率超高,在全蘇格蘭三十二個選區中,多數有超過八成的投票率,在Stirling、East Dunbartonshire等地甚至有超過九成的投票率。反獨立陣營優勢地區的驚人投票率反映出選前支持獨立方一度在民調取得領先造成的催票效果。反觀蘇格蘭最大城格拉斯哥(Glasgow)雖然一如預期有53.5%選民投給Yes但75%的投票率低於平均,沒有讓支持獨立陣營從中取得足夠優勢。
整個選舉過程,支持獨立方給予英國政府相當大的壓力,從中換到來自倫敦的不少承諾,或許讓許多蘇格蘭人民願意再給聯合王國一次機會。透過這次公投蘇格蘭公民們已經展現自決的能力,英國政府是否能兌現承諾,給予蘇格蘭能夠完全掌握自己政策的權力,以及用什麼方式兌現承諾,都是未來有趣的議題。
--------------------------
李峻嶸:從奧斯爾風波,看公民民族主義的局限
新世紀的德國民族以公民民族主義為基礎,然而公民民族主義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它反而會令人經常要處理政治信念是否乎合標準的問題。
2018-08-08
德國男子足球國家隊在世界盃分組賽出局後,土耳其裔德國國腳奧斯爾的角色就成為熱門話題。  攝:Michael Regan/FIFA via Getty Images
德國男子足球國家隊在世界盃分組賽出局後,土耳其裔德國國腳奧斯爾的角色就成為熱門話題。有關他的討論,卻不只牽涉奧斯爾在場上的演出,更與他在世界盃開幕前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合照有關。在輿論風暴中奧斯爾終打破沉默,發聲明表示退出國家隊。他在聲明中直指「種族主義」是他退隊的主因,並指控德國足協會長只在球隊勝利時當他是德國人;而球隊落敗時,則視奧斯爾為「移民」。
奧斯爾所遭受的批判,是否可被歸類為「種族歧視」?要回答這問題,很可能要個別分析不同派別對奧斯爾的指控才有圓滿答案。筆者反而想藉此事件討論的,是整個歐洲、乃至華人世界兩岸四地當下都無法迴避的議題——族群與國家。即便奧斯爾從此在德國國家隊中銷聲匿跡,這一問題本身卻仍將長久存在。
當「過客」後代為德國立功
土耳其裔之所以成為當今德國境內人數最多的少數族群,與二戰後西德經濟復甦時面對的勞工短缺情況不無關係。當年西德政府為了補充勞動力,與多個經濟發展較落後國家的政府簽訂引入勞工的協議。土耳其勞工就是這樣開始大舉到西德打工。這些勞工在德國被稱為Gastarbeiter,英文翻譯為「Guest Worker」,即是這些工人一路只被當成是「過客」。事實上,就算這些土耳其移民工長居當地,他們的後代亦在當地出生,要拿到德國國籍也絕非易事。
昔日的德國國籍法是以jus sanguinis為根據。與著重出生地的jus soli不同,jus sanguinis原則重視的是血統。所以,就算是在德國出生,但如果無法證明自己有德意志血統的話,政府也不會那麼容易賦予你德國國籍。到2000年,德國始修改國籍法,引入jus soli原則,讓逾百萬德國出生的非德意志裔人可以取得德國國籍。如果沒有這次修法,奧斯爾本人很可能根本沒有資格代表自己的出生地德國參加國際賽。
-----------------------
真的要維持公民民族主義,似乎只有放棄種族主義而向自由主義靠攏,基本上就不能簡單地反新移民,或只高舉空泛的港人身份及港獨口號。
文︰歐陽達初
(編按︰近日有報導指出,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並非在香港出生。有論者認為這使得部份本土派反新移民的論點站不住腳,亦有論者認為本土派可以「擁抱香港價值」來定義香港人的身份,未必自相矛盾。本文探討如果本土派以「公民民族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其政治論述所需的修正及相關後果。)
有感而發,我認為「梁天琦事件」是一個核彈,先撇除勇暴之辯及選舉陰謀論(無時間的話請跳至最後一段):
親血緣、文化、語言的族群民族主義基本被破了(有本土派否認此說是自欺欺人吧),因為個體是否認同一個民族的價值及對該民族的認同,才是判斷公民身份的主要原則(前提還有該個體在劃定空間長期生活),這其實模糊了基於出生地或特定時期移民的「香港民族」純潔性,亦打開了「什麼是香港人」或「何謂香港價值」的問題,更否定了民族身份必須是族群集體決定的。
在本土派(編按︰原文使用「本土派」,意指非立場單一的派別)與族群民族主義割裂後,它需要認真建構其公民民族主義的內涵(這論述曾被部份本土派高舉, 但沒有深入討論),這兩套論述的共通點只有高舉民族,其他如民族的構成實是有衝突的。當然,在許多例子中,公民民族主義往往是族群民族主義的變種,甚至是政治包裝,這要看他們是否對自己的信念貫徹始終。
如何界定香港價值?
如果較進化的公民民族主義才是本土派的指導思想,那就要面對如何界定公民身份、權力及資源分配的張力。如果民族認同是主觀的選擇,那麼:
誰有權界定香港價值? 如何處理爭議?
在分配資源及權力時如何先判斷主觀意願,後決定是否有資格? 如何證明?
例如在高舉公民民族主義的蘇格蘭獨立運動中,其投票的基本資格並不是以出生地或主觀意願,而是居於蘇格蘭的英國公民、特定國藉(如歐盟、英聯邦等)居住於蘇格蘭的公民。以國藉來說,投票資格是相對寬鬆的,主要看是否居住於蘇格蘭。
撇除出生地、主觀意願、文化語言後,那公民民族主義在界定公民身份及其政治及社會權利的標準,是否落於「在當地居住」? 或許沒有絕對答案,但似乎這是最可能的標準,當然不同地方可能加入居住年期限制,要視乎那種政策、執政黨及經濟狀況等。如果居住地作為主要的公民身份基礎,那是否(中國、南亞等)新、舊移民就變得不太重要了,不是說沒有入藉限制而是重點在於居住地及轉化。
唯土生論與新移民殖民論
換句話說,本土派在建立香港民族時不能唯土生論,而共產黨新移民殖民論亦不能成立,因為明顯地新移民就不一定支持中共,甚至支持港獨。如新移民已不能作為區分公民及非公民,那最清晰的界定剩下什麼? 身份證,代表不同狀態的人,至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共同合法地在香港社會生活及工作。如果不提出生地只提公民價值,那族群性的「中港區隔」亦不成立了。這亦是部份族群民族主義者反對公民民族主義者的原因。脫離了族群民族主義,本土派的公民民族主義還可以民粹地挑起族群矛盾及仇恨?
那本土派在制度政策上,還有什麼獨特之處? 收回單程證審批權、以其他經濟政策取代自由行,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這些都是泛社運派基本支持的。「港人優先」?頂多提居住年期,但可以在醫療及教育這些長久以來的普及性政策,引入居住年期嗎? 公屋已有限制針對新移民比例超過一半的家庭,而綜援在2013年放寬居港年期限制後,不足7年綜援人士,在2014年年底增加了約6000名主要是單親及長者,但整體綜援人士仍下跌7000人至約25萬人,對財政影響甚微,即使它可以成為被攻擊對象,亦只是稻草人。
真的要維持公民民族主義,似乎只有放棄種族主義而向自由主義靠攏,基本上就不能簡單地排外(反新移民),或只高舉空泛的港人身份及港獨口號,而要提出廣被接受的香港人價值:自由、民主、法治?但這就跌回他們討厭的泛民中產階級價值,亦會遭到建制派港人的反對。
沒有去階級的本地/青年利益
那除了所有反對派都反的中共建制,還有什麼可捐害香港民族利益?經濟論述及世代利益。為了「保護本地居民」及年青一代(已不能說永久了)的利益,例如引入經濟審查的單程證、反對任何全民性的福利,以防止貧窮移民拖垮經濟。
問題是,這種「本地居民/年青一代利益」論述站得住腳嗎?先說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亦來自不同階級,明顯地基層香港市民及青年,都會受惠於上述的社會保障(這絕對是階級議題)。而引入經濟審查的單程證,亦剝削了基層市民及青年,在中國以至其他地區組織家庭的權利、增加其成本,這亦有違自由主義的精神。
那麼,保護本地市場?即保護本地資本,又變相支持地產霸權,以及一般資本都是向錢看,而無甚民族性可言的。要變成更具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但這亦是配合中共對香港的定位。
公民民族主義或使本土派左右為難
因此,本土派硬要建立香港公民民族主義的條件,就只是高舉一種相對開放的香港人身份及沒有共識的價值。但資源分配的原則?如向右翼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述靠攏,則等同跟過去主流泛民差不多,甚至會配合很多政府及資本家的言論,根本就失去其所謂的「激進性」,反而變得保守;如向泛左自由主義靠,就變成跟泛社運分別不大。
這樣本土派的最重要賣點,可能只是其對抗中共的手法及武力程度,以及港獨主張,但在政治論述上卻陷於困難。單單基於公民民族主義,可以引發足夠力量脫離中國嗎? 如果假設中國是一個帝國,我們是被殖民者,要知道資本的保守性,它不是帶著香港民族認同做香港生意的。殖民地的菁英及權貴是不需改變現狀,那根本不可能在不反資的情況下,提出港獨主張。這就像好多殖民地都是以左翼民族主義爭取獨立,資本及殖民政府才是主要對抗的對象,而不是宗主國的人民。
總的來說,梁天琦案否定了族群民族主義,將本土派在論述上認真地迫向公民民族主義,但後者與本土派過去的論述及行動有很多衝突的地方,並且與主流泛民(中右)的分別不大。反而左翼需要準備,如果主流泛民與本土派真的搬出公民民族主義,甚至非族群主義的港獨,反資抗(中)共的議程如何推展?
本土派採用「公民民族主義」的話,會有甚麼後果?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tinyurl.com/y4c2auzp
----------------------
公民民族主義——港臺獨立運動的新理論基石
2016-04-28 18:40
郭寶勝
中國時政、宗教事務評論家,美國華人教會牧師,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特約評論員;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中國研究組研究員、臺灣海外網專欄作家。六四後北京高校學運主要參與和組織者,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刑多年。在美國《民主中國》《縱覽中國》《人權雙周刊》《博訊》;臺灣《基督教會公報》《民報》《自由時報》等媒體發表政論數百篇,並接受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臺灣中央廣播電臺等媒體訪談,著有《羔羊必勝——基督教視野下的中國教會、社會和政治》(美國華恩出版社)、《拆不毀的十字架》(華恩出版社)、《榮耀職場》(美國證主出版社)、《群體性事件組織手冊》(網絡電子版)等書。[完整介紹]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4月23日的一篇題為《和理非》的文章,指「港獨」的言行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的範圍。(翻攝自「人民日報海外版」網站)
近日,繼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港獨」違反《基本法》,律政司會嚴肅處理後,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4月26日表示,少數人鼓吹香港「獨立」或自決,會令香港丟失中央的信任,全港700萬人也要共同承擔政治和經濟後果。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4月23日的一篇題為《和理非》的文章,指「港獨」的言行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的範圍,有人只想以出位言論吸引傳媒報導,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但卻把香港推向危險的境地,並稱特區政府不能再姑息。
這一波新「港獨」運動以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著的《香港民族論》為先聲,以香港民族黨的成立為旗幟,如火如荼、風起雲湧。光復香港反水客行動、2016年春節旺角魚蛋革命、本土派領袖梁天琦參選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獲得66,524票)活動、港大學苑出版《香港青年時代的宣言》倡香港制新憲、香港眾誌等新青年政黨幾乎都將民主自決列為主要政綱等等。從種種跡象來看,現在港人成為中共所逼迫的西藏、新疆、臺灣等地中最為激進的地區,香港獨立建國廣受市民和學生追捧、勇武抗爭成為家常便飯、武裝起義也可大講特講,港人的決絕不屈、決一死戰的勢頭,連老牌臺灣獨立人士也驚詫羨慕。
而指導這一波港獨運動的理論,是近年來在蘇格蘭、臺灣、香港學界和社運界流行起來的一個概念——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又稱自由民族主義 liberal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義界定民族為:一個成員間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並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權力,並且支持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團體。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民族的基礎並不在於每個成員有共同的種族或族群上的祖先,民族反而是一個核心政治認同並非族群或種族的政治實體。
公民民族主義是一種不排外的民族主義,他與自由、包容、平等、個人權利等價值相容。它認為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國家需要有共同的民族認同(或國族認同、國家認同),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是互不相容的,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應該是取決於每個成員的自我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民族成員的身分認同取決於血緣或共同的祖先等外在條件,由此可知,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個體內在的主觀意志所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個體的民族認同是由外在的客觀條件(例如血緣、語言、文化)所決定。公民民族主義認為同一個血統意義上的民族,可以出現不同的多個國家;而在同一國家中,也可以有多個有共同政治價值的不同族群。
公民民族主義區別於傳統的以血統、種族、文化淵源等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而是以相同的國家認同、政治價值觀及公民意識認同的共同體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一般認為公民民族主義的最早淵源要追溯到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ies),他認為民族的形成主要在於對公眾政治、社會契約的參與和認同上。另有法國政治哲學家 Ernest Renan 在1882年的短文「民族是什麼?」中,將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並認為民族的基礎在於人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而非共同的族群、血緣、語言或文化。英國哲學家約翰 • 斯圖爾特 • 密爾也被認為是早期的公民民族主義者。
公民民族主義大放異彩是在蘇格蘭獨立運動中。蘇格蘭跟英格蘭其實種族上差異不大,主要是在政治權利和價值觀上有差異。蘇格蘭獨立運動主張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傳統的種族民族主義,而是公民民族主義。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明確主張其發揚的是公民民族主義:他們宣稱蘇格蘭民族並非由血緣所定義,而是在於成員自願依附於蘇格蘭,並參與蘇格蘭的公民生活。SNP 的這種主張贏得蘇格蘭少數族裔人士的熱情支持,亞洲裔蘇格蘭人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比例甚至高過蘇格蘭的其他人口。獨派領袖薩蒙德形容,與「狹隘、沈悶」的英國(聯合王國)身分認同相比,蘇格蘭的國家身分認同是「兼容、多元和刺激的」,是「完全公民」(wholly civic)的。歷史學家迪瓦恩(Tom Devine)直言,薩蒙德最成功之處就是引領 SNP 改變路線,由狹隘族群民族主義走向公民民族主義,從而成功吸引大量蘇格蘭人支持(註:詳見《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特色:公民民族主義》一文,作者沈智新)。
臺灣獨立運動近年來也逐漸從族群民族主義轉向公民民族主義,以前以臺灣本地人和外省人來區別藍綠,現在主要以對人權自決、兩岸統獨等問題的政見而非出身來劃分是否支持獨立運動。以前在臺灣主張臺灣獨立的外省人鳳毛麟角,但現在越來越多外省人出身的臺灣公民主張臺灣獨立。倒是不少本地人,反而成為藍營的統派。可見臺獨主張實際上跟血統出身並無直接關係。公民民族主義也可以解構掉以血統為基礎的大中國統一觀念,中國向來以中華民族為統一的根據,由於臺灣大部分人都是漢族血統,因此臺灣人也被歸類為中華民族,但是跳出血統和族群的窠臼,而從公民民族主義角度出發,那麼由於政治價值觀的不同而與中華民族劃清界限的臺灣新民族的形成是完全有可能的。
臺灣政治學者吳叡人在1994年發表的〈命運共同體的想像:自救宣言與戰後的臺灣公民民族主義〉一文中,用公民民族主義詮釋了彭明敏與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於1964年提出的《臺灣自救運動宣言》,他認為《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解構了臺灣島內1949年左右隨國民政府來臺的中國移民與臺灣原本住民的對立關係,而將與國民黨政權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中國移民(也就是非為黨國親信、握有權力、佔有高位者)的命運與所有臺灣人民的命運連結起來,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須共同面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據臺的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可能給共同體造成的命運劫難。
而在公民民族主義上似乎比臺灣更加領先的是雨傘運動後的香港。2014年9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著的《香港民族論》,明確地提出了香港民族這個概念,該書序言寫到:「香港具有統一的語言、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加上由拒共思潮衍生之共同心理特徵,客觀條件與主觀想像結合,已足以構成香港民族。...香港民族並非以血緣為紐帶,而是以邊界、歷史、文化加上逃離集權、追求自由的共同心理界定」。《香港民族論》以香港的大眾文化,包括粵語電影、電視及音樂,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人口遷移及結構,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帶出的民族集體意識為方向,引領香港人認同本土文化、抗拒文化殖民,建立香港民族。但這種民族主義是公民民族主義而非族群民族主義或血統民族主義。由於公民意識等價值觀念的不同,形成了民族差別和新民族,新民族的獨立建國不僅立足於新民族的獨特性,更立足於保障和鞏固公民人權等價值。中共向來以血統民族主義將大部分是漢族的香港人化為中華民族,但是按照公民民族主義,不認同中國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香港人,則完全可以成為新的香港民族。
如果說《香港民族論》還處在理論層次的話,香港民族黨的成立標誌著港獨直接進入了行動層次。2016年3月28日,提倡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舉行記者會宣布建黨,並表示要參與9月立法會選舉。該黨召集人陳浩天表示:隨著香港遭受中共的壓迫越來越大,香港獨立必將發生。該黨以「民族自強、香港獨立」為中心思想,主張捍衛港人利益,以港人利益為本位;鞏固香港民族意識,確立香港公民定義;廢除《基本法》,制訂香港憲法;建立獨立自主的香港共和國,脫離中國殖民暴政,令港人重回正常生活;支持和參與一切有效抗爭,包括街頭和議會等,更讓人看到其決心的是,陳浩天等說實現港獨不排除日後有武裝革命的可能性。
香港民族黨延續了《香港民族論》裡的公民民族主義,認為不是血統或人種,而是政治價值觀的認同促成香港民族的產生。香港民族黨認為:「在香港生活並對中國殖民壓迫感到不滿,希望這種壓迫停止或消失的,就是香港民族」,「中華民族是畸型的民族概念,香港人不屬於中華民族」,「每一個受殖民迫害的民族都應該有權自決獨立」。香港民族黨的產生及其活動,標誌著港獨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臺,也標誌著港獨正式成為本土政黨及民主派政黨不得不考慮的一個政治綱領。
《香港民族論》及香港民族黨的政治衝擊在於完成了香港與中國是兩個不同民族的論述,並以公民民族主義奠定了香港獨立建國的堅實基礎。如果以公民民族主義而非血統民族主義再推論下去,那麼中華民族這個空洞概念就會被肢解,而中國境內的各種獨立勢力就會以公民民族主義為理論基礎,步香港後塵而獨立建國。而研究被中共政權廣泛使用的「中華民族」一詞內涵和外延,其真正所指稱的乃是那些已經被迫接受中共專制統治和願意接受中共統治的民族的統稱。這樣一個被中共按己意霸道解釋和操縱的「中華民族」,明白其本質的人們有誰願意真心加入呢?
總之,由臺獨運動首先引進、並被這一波港獨運動發揚光大的公民民族主義概念,不僅有利於解構華人的大一統觀念和虛假的中華民族概念,而且有利於臺獨、港獨、疆獨、藏獨等獨立運動的提升與發展。公民民族主義並不立足於血緣和人種上,如果立足於後者,那麼就很容易落入中共的圈套,因為大多數港臺人與中國人是漢族、是同文同種。並非是由於血緣或人種,而是由於政治價值觀念、公民意識和國家認同等理念的不同,就應該形成獨立於中共國的新的民族及新的國家。人類組成政治共同體的目的,乃在於保障每個公民的自由與幸福。無論政治制度和國家體制怎樣演變,維護公民人權和鞏固公民自由乃是人類社會政治實體的最高目的。我們期待香港、臺灣、新疆、西藏等地立足於公民民族主義的獨立運動能對東亞地區的人類人權、自由與幸福作出卓越的貢獻。
公民民族主義——港臺獨立運動的新理論基石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http://tinyurl.com/yxczpsms
---------------------
從理論淺談民族主義:族群、公民、語言
從理論淺談民族主義:族群、公民、語言週五 2018-05-18 許峰銘
廣告
(本文理論整合自一篇小弟審批中的論文;另亦受教大編委所邀稿而書寫。)
誰是香港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從哪裏來?眾說紛紜。有人直指:「國民的形成,是來自共同生活經驗、公共道德、歷劫的經驗、歷史、傳說、信仰。血緣和種族是其次,故此國民認同主要來自共同的文化經歷(common cultural experience)。所以,香港族群是華夏、中西遺民、夷夏之別、文明開化與野蠻閉塞之別、本土歷史與民間風俗、英殖民地的自治傳統與華夏民間的自治傳統、《基本法》賦予香港的實然主權。」(陳雲根,2015);同時間,亦有人說「以香港為家的人,無論出生出處,不管種族膚色,只要珍惜這個身份,秉持及傳承民主、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等核心價值及其體制建設,願意為這個地方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建設努力的,都是香港人。」(公民黨,2016);當然亦有人說:「新移民不一定就是他者,如果一個新移民來了香港,主動學習廣東話,認同香港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那他/她也可以是我者。」 (梁天琦,2016)
三種主流不同的「香港民族」論述,其實正正是反映當代兩大家的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公民 / 自由民族主義(Civic / Liberal nationalism)以及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筆者認為混合了前兩者特色的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
族群民族主義
在族群民族主義傳統中,學者Anthony D.Smith將「民族」定義為六個維度:
1. 擁有歷史上民族的集體名稱去作為他們自己的民族本質;
2. 擁有一個共同的血統神話,因為當中用作交流和動員的民族符號已成為集體經驗透過編年史、史詩和民謠將其傳遞一代又一代,所以神話被視為一種對社會團結和社會自我肯定的情感和一致性,結合了對社區歷史和情況的詩意隱喻 ;
3. 擁有共享記憶的共同歷史;
4. 擁有獨特的共享文化將成員綁定在一起,並在語言、宗教、習俗、機構、法律、民俗、建築、服飾、美食、音樂,藝術甚至膚色和體格方面將他們的成員與外部人員分開;
5. 擁有作為民族家園的疆土,應該有神聖的中心位置及外部的認同,他認為是地球領土和它的民族社區之間的共同感;
6. 擁有一種強烈的團結感及歸屬感,並可以在有壓力和危險時期可以超越社區內的階級,派系和地區分歧(Smith,1986)。
古代歷史和神話的民族遺產,讓人們共享這些集體記憶,令族群成員綁在一起,並將他們與外人分開。通過文化,它在族群的「家園」上建立了集體身份和歸屬感,並且願意為保護它而做出自我犧牲。再者,Geller認為在工業化過程中,許多已經被規範化的貴族「花園」文化會將透過「社會化」及公共教育得以維持,所以同時,許多非正規的「低文化」在現代社會中難以生存。當這些人不能適應相對「高文化」的價值觀念,就會造成了「低文化」社會的不滿(Gellar,1983; Gellar,1996)。所以,這從而導致族群民族主義與普世價值觀之間的相互矛盾之一。
公民/自由民族主義
然而,高舉普世價值觀的公民/自由民族主義者認為族群民族主義提出的純粹文化邊界限制對於政治和文化交流是危險的(Shein,2007),特別是以「血緣」和「膚色」作為文化等觀點,相當帶有法西斯種族主義排外色彩。Geller認為工業革命不僅創造了族群民族主義,而且創造了以「高文化」現代價值觀為核心的公民/自由民族主義(Gellar,1983)。公民/自由民族主義者相信「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無論其文化,種族或地理背景如何,每個人都有資格獲得這些價值。這些價值觀亦強調了忠誠於國家的重要性,以及活躍政治生活的重要性。」(Shein,2007)Kymlicka說,自由民族主義強調「個人自由與文化身份之間的結合,即意味著」個人不僅需要充分的言論和結社自由獲取信息,還需要有反思性的評估能力可以運用自由批判文化(Kymlicka 2001)。他們認為身份建構過程將建基於各民族尊重彼此價值觀的政治生活。因此,他們關注的焦點將集中在公民的政治價值觀上,他們認為一旦民主價值觀得到尊重,每個公民的文化成員資格都將得到尊重。
民族主義的第三條路:語言民族主義
但是,對於自由民族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政治世界主義及理想主義上,因為沒有一種民族文化能夠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成為普遍的世界文化。例如,Anthony D.Smith批評自由民族主義者經常要求族群接受公民權及其利益,以此作為代價的是放棄其族群社區及其獨立性,私有化族群宗教以及族群文化遺產的邊緣化。對他們來說,偉大的國家和高等文化比起低文化和弱小民族來說更來得重要。(Smith,1995)Armstrong和Hutchinson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歷史記憶在國家形成中很重要,文化符號是必不可少的民族創造(Hutchinson,1987)。語言互動也是長期以來在族群之間建立族群身份的溝通守則(Armstrong,1982)。
自由民族主義未能滿足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但與此同時,族群民族主義也未能回應仇外心理和排外性批評。如何平衡兩者?
Benedict Anderson的語言民族主義成為自由民族主義與族群民族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線」。Benedict Anderson借用Walter Benjamin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同時性」去詮釋語言學(Anderson,1991)創造了民族想像共同體。他認為族群成員之間可能並不相識,但通過同一種語言,他們會感覺到他們在同時性的空洞時間上是相互聯繫和相關的,例如,他們在閱讀相同語言的小說時所表現出的同樣的反應和集體記憶。這意味著族群從閱讀和說話中區分開“我們”的語言和「他們」語言,發展出「我們」和「他們」的概念。這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釋語言民族主義的興起所在。
他的主要貢獻是解決了自由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兩大家的批評,他認為語言是不會排外的,因為當外部人願意學習語言學時,語言會願意包容他們,他們會進入同一個種族想像中的共同體(Anderson,1991)而且,他認為生命有限,若外人願意為其語言犠甡自己的時間去學習,已經是為其民族犠牲的表現。同時,語言民族主義繼承了族群民族主義的傳統,如Benedict Anderson認為集體民族名稱、共同的神話、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化及領土和民族團結意識是民族的起源,並會帶來強烈的民族歸屬感,更會將這些記憶轉化為一種共同的語言學。因為每一種民族語言的文字和說話都包含了所有的民族神話,民族歷史和所有上述民族文化內涵,並透過每個民族成員的家庭傳承經驗。語言因此仍然可以被區分開「他們」與「我們」概念,突出文化的獨特性,因為語言會將外人帶入不同的文化世界(Anderson,2016)。
討論:香港人身份的第三條出路
就筆者而言,我較為認同集兩家之大成的語言民族主義,是比較正面地能夠建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一條香港在所謂本土「排外種族主義」或左翼「理想國際主義」衝突中間的第三條出路。並如果從今以後,香港人的身分建構由語言民族主義出發的話,是否已經透過理論可以初歩推論出香港民族的主要基本框架能夠來自於:
1. 香港民族的構成來自其民族語言。
2. 香港民族語言包含了其民族名稱、共同的民族神話、共同的民族歷史,共同的民族文化及民族領土和民族團結意識的集體記憶。
3. 外部人可以透過犠牲其生命時間,學習香港民族語言進入並理解香港民族的文化世界,由他者轉化為我者。
4. 通過同一種香港民族語言,在各種不論線上線下平台使用,香港民族會感覺到在同時性的空洞時間上是相互聯繫和相關的,透過閲讀和交談,發展出「我們」和「他們」概念。
所以,下一個問題一定是:什麼才是香港民族語言?有一種說法是所謂「廣東話」或「廣府話」;但同時亦有人提出「廣東話」是一種霸權的說法:因為在香港早期原住民本來除了說「廣東話」,亦說「客家話」「旦家話」,只是後來「廣東話吞併了其他族群語言」。對於質疑,其實演化語言學者本來就提出過語言是一個演化的過程,有多份研究指出香港民族現今講的說話,經英殖洗禮,其實很多字已經混合了中英的詞彙,發音亦早已與「廣東話」或「廣府話」越走越遠,發展出香港民族自己的一套「香港話」。
所以,香港人講「香港話」,是一個構成民族的關鍵,在二十一世紀下,除了在資本主義印刷術下繼續發展民族主義,亦應該透過網絡世界丶新媒體,將「香港話」繼續入文使用,在Facebook、Whatapp、論壇創造更多香港民族的共時性。
後記:
其實,Anderson在臨終前的自傳《The Life Beyond Boundaries》 亦有提到遠距離民族主義一詞,意思是說身處在遠離故土的外地,會特別感受到民族的身份,例如外國人問你:Where do you come from?當你回答講出的那個地方名稱,其實就是最明顯的民族認同身分。又,在當時台灣228大屠殺後,本省外省人互相打鬥,但本省外省人面孔本來就差不多,當時本省人到底是如何認出自己人?原來本省人當時會一起唱他們日殖時期的皇軍歌,會唱的就是自己人。希望在若干年後,香港民族在街上相遇,不會悲哀得要哼唱Beyond的十八「從不知天高與地厚 漸學會很多困憂 也試過制度和自由。」才能認到自己一代的人吧。
--------------------------
編輯的話:「統獨左右之外的社會想像——社群主義是否可能」因篇幅較長,故依章節分成四個部分,此為第二部分,若欲閱讀其他篇章請點下列連結。
想像的共同體
社會學家Gellner對民族主義如此分析:
「民族是自然的、神所賦予的分類人類之方法,固有的政治命運,這些說法不過是神話;民族主義有時將先前存在的文化取來,將它們轉變為民族,有時則是發明出民族,而且往往抹滅了先前存在的文化;這才是事實。」[9]
Gellner認為,民族主義式歷史的偶然,絕不能用血統、神話地緣等本質論來涵蓋。而歷史學家Hobsbawn更是直接點明民族主義的傳統都是發明出來的, 甚至引用法國作家Renan的話說:「我會說遺忘歷史的錯誤,是創造民族的重要元素。」[10] 簡言之,Gellner與Hobsbawn將現代民族主義看成是與前現代的信仰一樣,是一種非理性的認知,所構築出來的國族主義,必然也帶有暴力排除與吸納的可能。
Benedict Anderson於1983出版《想像的共同體》,他以同情式的理解,說明民族主義乃是「被想像」出來的「我們」(共同體)。在同一民族裡面,人與人之間或許不曾見面、無法相識,但卻有著血濃於水的「同胞愛」。這種同胞愛甚至可以擁有超越血緣之間的熱情,為了從來沒有見過的人們,願意自我犧牲而無怨無悔。這種想像和過去的封建王權、宗教神權都不一樣,是人們在特定的邊界內產生了強大無比的共同連帶感,而人們希望自身群體的政治權力邊界要與文化想像邊界重合(但這個「希望」也可能是上層階級所發動的,例如日本),於是就誕生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自決、復興運動。
Anderson也解釋,這種想像是建立在傳播媒介改變的物質基礎之上,過去部落的人們因為媒介的限制,認同感可能僅限於每天面對面的社群,頂多延伸到鄰近部落。但媒介進步之後,人們可以跨越時空限制去理解過去無法理解的另外一群人的觀點,再經由政治無意的區隔、安排,或者循著原先語言的分布關係,逐漸形成了特定一群「觀念較為接近」的人們的堅定認同感。例如拉丁美洲的獨立建國運動,起源是因為殖民母國的報紙影響,共同的讀者們產生了認同感,最後慢慢組合而成「我們」。
由Anderson的理論來看,民族主義是透過社會文化(上層建築)所建構出來的「想像」,意即民族主義不是憑空而生的產物,但卻也不是原生的、絕對的本質。而既然是「想像」,那麼民族主義總是會有一個相對的概念,促使這個想像變得具體可見。而歷史的複雜之處就在於,當相對的概念改變的時候,想像也是會隨之變動的,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清朝的分類械鬥是根據語言、習慣、原鄉認同及地理空間的差距而產生,萬華(艋舺)會出現「頂下郊拼」,並不是因為兩個陣營本質上的劃分,而是漳州人、泉州人因為語言文化的差距而成為了彼此想像的相對面。
但到了1920年代,因為日本官僚制度的建立、交通、媒介網路的發展、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位階的區隔,導致了過去漳泉的文化相對性被模糊、覆蓋了,漳州人的族群想像就讓位給了另外一種「說河洛語」的台灣人想像,消弭了漳泉間的邊界。這一連串變遷的過程,並非漳州人本質上(膚色、相貌)的變化,而是文化認同「被迫」改變了,而且這種改變並沒有切確的斷裂時間點,或許是在反抗中生成、或許是在經濟活動中生成,但沒有具體的尺度可以衡量。
由此可見,台灣民族主義絕非某一特定時期生成,或者可以用特定指標來描述,甚至到本文寫作的當下(2015年8月),都還是個曖昧不明的指涉。如果我們不先去描述民族主義外緣的歷史,我們光從內緣去標誌內容、型態,很有可能就會陷入了台灣社會目前思考的困境:我們只談論分類、只談論內容,卻不願意理解這些內容的起源是什麼,那些背景是否真的如我們所想像的一樣合理?
台灣民族主義簡史
因為地緣的特殊性,台灣歷史始終糾纏帝國之間,而在帝國發出「民族國家」的強烈召喚之下,無論哪一種國族認同,許多自我認同意識的起點往往都是「我們中國人……」、「我們本省人……」或者如李登輝的「祖國論」等等複雜的認同印記。[11]
這個印記曾經是殖民地政府強加給居民,要求居民順從並信仰的一套價值系統。當日本人開始推行國語教育,甚至在戰爭期間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姓名與遵循神道思想的時候,並透過傳播媒體、學校教育,這五十年間「國族主義」即緩緩「降靈」到每位「國民」身上。
日本政府作為台灣第一個現代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母國,改變了清朝以前台灣人分成祖籍、地域、語言的身分辨別方式,讓台灣人變成了一個被帝國統治的整體,也成了戰爭期間與「內地」運命緊緊聯繫的「擬皇民」。[12] 雖然192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不斷想要突破帝國的封鎖,探問「台灣人」究竟屬於什麼概念下的「台灣人」,例如蔡培火所描述的「台灣乃帝國之台灣,同時亦為我等台灣人之台灣」。[13] 隨後在台灣文化協會三個宗旨「族群、階級、女性」的抵抗之下想要找到答案,更在文協左右分裂,台共成立後有了更多新的想法。但1931年之後日本隨即進入昭和時期的軍國主義氛圍,剛被建立起來的「台灣人」概念尚未成熟,立刻就又被帝國皇民的官方意識型態所壓抑,終於被擠壓,迎向戰後更複雜扭曲的認同過程。
無論日本時代台灣人是否已有台灣民族主義的概念,「台灣人」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族群,確實是殖民統治之下的意外結果,讓原本閩南(漳、泉、潮等地移民)、客家(六堆、海陸等腔調)、原住民各部落等自成群體的族群,化約而成新的「台灣人」。
Photocredit台灣回憶探險團圖片:台灣回憶探險團
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挪用的是另一套民族主義敘事,也就是把台灣圈起來,和滿清統治疆域的「中華帝國」劃上等號。因此台灣人又快速過渡到另外一個完整的「中國人」認同,國民黨建構民族主義的口號、政策及語言教育,比起日本政府毫不遜色,加速整合了不完整的台灣各種社群群落,確立了中華民族主義的正統位置。
不過蔣氏政權相較於日本政府,掌握「現代性」詮釋的能力不強、1947二二八事件後更徹底失去進步光環,往後的國民黨必須透過美、日的軍事、經濟援助才能勉強支撐民族主義的榮光。[14] 蔣介石時代因為採行高壓的殖民政策,使得本地的菁英開始懷疑中華民族主義的團結內緣,加上70年代一連串政治空間的壓縮,例如中美斷交等,繼任的蔣經國採取較為務實的本土、民生政策,中華民族主義出現破口,使得中國置換為台灣的想像成為可能。
從歷史脈絡來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並非海外菁英如史明、廖文毅所能領導的風潮。而是在國民黨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國族敘事之後,因為現代性詮釋能力不足,族群間資源分配不均,導致本土菁英紛紛從國族敘事中逃逸,台灣版本直接置換了中國版本的國族主義,強化本省籍與外省籍的族群衝突,將民族獨立運動視為「目的」本身。[15] 最終除了「國族認同」、語言、疆域、史觀置換之外,台灣民族主義版本繼承了大多數中國民族主義版的語彙,型構了主流的台灣民族主義敘事。
由於當前本土派的菁英,大多是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被灌輸反共的概念,再加上1960年代之後,這些菁英多數到美國留學,也是受到英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造成日後領導台灣獨立運動的菁英缺乏左翼思想,意外繼承了國民黨反共、親美與重視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另外早期本土菁英與日本相對友善,就使得套台灣民族主義混合了美、日帝國主義的元素,於是在國際關係上,台灣本土派與美國的保守陣營共和黨、日本的自民黨就相對趨近。[16] 甚至有時候台灣獨立運動,會被美、日保守政黨的文化工具,例如三一八之後,日本右翼團體就數次想要邀請三一八青年領袖去宣講。
台灣民族主義另有一旁支系譜,是史明在1962年書寫《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透過台灣階級鬥爭史來塑造一種新的想像共同體,史明認為,台灣人的工農階級在歷史上不斷反抗:反荷鄭、反唐山、反日帝、反國民黨,經過長期反抗後,超越了血緣關係,結合成新的民族認同,並且終極目標是以社會主義為目的。史明將他的思想濃縮成一句口號,就是「台灣大眾出頭天」,而吳叡人所提及的「公民民族主義」,以及早期的陳芳明,都可視為這套左獨的系統。
U.S._President_Eisenhower_visited_TAIWAN_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訪問臺灣台北時與蔣中正總統-2圖片:WIKIMEDIA
但史明因為保持著「統一戰線」的戰略思考,他認為終極目標雖然是實踐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同體,但實踐的第一步仍然是要打倒殖民政權,也就是國民黨,所以必須先團結台灣的各個階級,工農階級暫時和資產階級組成統一戰線,等到獨立成功之後,再分階段實行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史明現階段的革命理論,時常被主流的台灣民族主義版本混為一談,事實上,兩種台灣民族主義起源並不一樣,目標也是不一樣的,史明版本的民族主義只是手段,終極理想還是社會主義烏托邦。
民族主義的難題
民族主義的想像是將許多異質、斷裂的社群,當成一個完整、連貫的民族,透過歷史解釋的吸入、排除來完成「我群」的統一。民族主義建構出強勢的邊界,導致了台灣社會百年來不少無解的難題:
1. 社會運動分裂
台灣文化協會組織之初,以《台灣民報》為思想擴散核心,揭櫫三大解放目標:民族、階級、女性。理論上殖民地的反抗應該是全面進行的,意即弱者的反抗不應該區分次序,但是實務上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從階級慣習和利益來看,地主林獻堂與佃農大眾的立場是矛盾的,縱使兩者之上還有殖民者存在,但壓迫結構的複雜關係,仍讓階級之間產生水火不容的對立。
1926年之後,台灣文化協會因為階級與民族鬥爭優先次序的爭論,從右至左分裂成林獻堂、蔡培火等人的地方自治聯盟(民眾黨分裂出來)、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及連溫卿的新文協等三種路線。這是台灣社會運動第一次的左右分裂,但在九十年之後,相同的問題依然存在,「獨」與「左」依然有著先後次序的矛盾。
Action1106_human-rights-sign圖片:OKBORN/WIKIMEDIA
近幾年台灣的社會運動也隱隱區分成兩種模式。雖然大多數的個別參與者認同是本土左派,沒有刻意區分統獨左右的框架,但從運動總體進行的方式來看,其實獨派和左派的表演性格在大型抗爭中,產生了很大的落差。獨派青年的社會運動從2008年野草莓之後、接續反媒體壟斷、反服貿協議、反課綱微調等等路徑,大多數是和反對與中國統一的意識型態有關,社會動員通常都較為龐大,菁英領導的風格較為明顯,左派則無。例如陳為廷和林飛帆被視為「學運領袖」後,左派成立的「賤民解放區」,例如吳永毅與盧其宏等人,就對這種運動風格非常不以為意。
相較之下,很多左派青年從樂生院抗爭、關廠工人到2015年韓國工人抗爭等等事件,察覺到藍綠兩黨都會為了滿足資產階級的利益,及主流社會的保守意見,選擇打壓弱勢族群。因此左派青年並不認為國族主義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他們因而走向剛性的群眾組織路線,近年來從「桃園產業總工會」及「關廠工人連線」的行動方式可見一斑。
社運分裂的例子,比較明顯的指標在參與政治後,不同思想光譜的分化。經過三一八及2014年地方公職選舉之後,許多社運人士希望藉著社會力興起之際,參與2016的國會選舉。其中范雲、陳尚志、林峯正及林世煜等人,原本以「公民組合」之名籌組「第三勢力」政黨,最後卻分裂成了「社會民主黨」(後與綠黨組成「綠黨社民黨參政聯盟」)和「時代力量」兩方,表面上是人際關係因素,但社會學者何明修認為,其實是左派、獨派之間的差距造成的分裂。[17] 時代力量與獨派的路線較為接近,與民進黨保持合作關係;但綠黨社民黨參政聯盟則刻意保持和民進黨的關係,將民進黨視為本土右派。分裂的思想本源,與當年台灣文化協會的矛盾非常類似。
2. 政黨問題
台灣民族主義的最大訴求就是台灣獨立,而為了達到台獨的目的,戰後幾十年來許多前輩嘗試過各種方式,甚至包括史明在60年代的武裝革命路線。最終以體制內的選舉路線最為實際,也取得最多的成果。不過,就因為體制內表面上的豐碩成果,也讓台灣大眾陷入了政黨、個別政治明星的迷思。
民進黨起先也是左右聯盟的政黨 [18] ,不過從90年代中期後到八年執政的過程中 [19],讓左翼論者徹底對民進黨失望,也讓獨派與左派的思想裂痕加深,終至產生「目標接近但互不信任」的結果。
到了2008年之後,公民社會的力量興起,2014年底地方公職選舉,民進黨一掃6年前陰霾,大獲全勝,與柯文哲共享公民運動成果。[20] 不過就在主流社會興奮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民進黨完全執政被視為台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新希望之際,關於「公平正義」的討論卻被忽略,民進黨主張加入TPP,靠向美國以抗拒中國的主張,從未被公民社會以面對ECFA一般的嚴肅態度檢驗過。
PhotoCreditCNA圖片:ECFA
總此,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統獨意識型態上雖然水火不容,經濟政策卻沒有太大的差異,皆是以經濟自由化作為解方。所以若是以統獨的政策來理解政黨政治,很容易陷入情感動員的盲點,為了台灣獨立統一戰線的目標,公民社會可能不斷面臨分化、斷裂的命運。
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公民社會的消沈,以及2016年民進黨若再度執政後,將面臨通貨緊縮及債務危機,本土政黨是否會選擇再次與資產階級合作換取經濟發展,還是願意進行政治經濟上的轉型正義,重新改變資源分配的規則?或許從政治角度而言,選舉可以快速取得權力,改變分配規則,但在改變規則之前,政治參與者也很有可能被既有的規則改變了。以近年公民社會累積的能量來看,推動改變的往往不是英明的少數政治家或者是學者官僚,而是努力在各個社區、群體間組織的社會參與者(比方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等組織)。將公民力量都投注在統獨二分的選舉之中,不見得會是台灣社會最好的解方。
3. 族群盲見
台灣民族主義的神話之一,即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省籍情結,甚至許多獨派人士將二二八當作是台灣獨立運動的源頭之一。不過實際上在二二八之後,人們的「台灣意識」有些複雜,許多「本省籍」人士加入中國共產黨,打算協助共軍登台,推翻國民黨政權。這些反抗者內心的統獨意識在當下或許並非如此強烈。韓戰之後,國民黨有了美軍作為後援,開始大規模整肅左翼人士(即所謂戰後的白色恐怖),其中許多被稱為匪諜的「紅帽子」政治犯出獄之後,因為獄中的學習及自我認同的重建,紅色中國想像成為了穩固的意識型態,例如台灣被關押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就是當代人眼中堅定的「左統」論者。[21]
這些政治犯前輩在戰後的認同軌跡,並不如當代獨派所認知的,因為反抗而產生台灣人意識,反而是因為在獄中學習社會主義思想的關係,開始對於毛澤東的中國產生了特殊的情感。他們的中國認同不見得是從地緣、教育學習而來,而是從對於紅色中國及「美帝扶植的腐敗國民黨」中的對立,而有了不同的想像。
所以我們從這些政治犯的認同變化過程中可以觀察到,民族主義的起源不是本質的、單線的族群統合論,而是一種「論述」的傳播與文化社群的交互影響作用,甚至藝術、圖騰、文學都會加入改變認同的疆界。用族群來定義台灣民族主義範圍,完全是倒果為因的觀點。
再從原住民與新移民觀點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的盲點就暴露無遺。以史明的論點而言,台灣民族主義是在反抗中,不斷面對外來殖民者而整合成為新的「台灣人」概念。但原住民從歐洲大航海時代開始,就不斷受到「新移民」的迫害,屏東外海的小琉球有個觀光景點叫做「烏鬼洞」,其實是見證17世紀(1633年)荷蘭人對島上的原住民進行種族屠殺的歷史遺址,以反抗來證明台灣人意識的存在,則在台灣史上會出現非常多的斷裂。[22]
PhotoCredit風傳媒圖片:風傳媒
所以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可以看成是一部以漢人史觀為主的著作,但在「漢人史前史」的年代,族群劃分即並非用單一群族來分類,而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資源競合來區別,現代社會的「反抗者」意義並不存在,如同霧社事件中,布農族與太魯閣族各支系的視角就完全不同,「味方蕃」與「兇蕃」的視角是殖民者創造的,馬黑坡社的領導者莫那魯道當下,捍衛的是文化社群存續與否,而不見得是後人賦予的「抗日」、「反殖」。
最後,新移民的觀點就更為矛盾,台灣民族主義是以四大族群為劃分,但是從中國、東南亞及其他國家因婚姻而定居台灣的新移民,在族群識別上幾乎是被遺忘的。雖然台灣獨立並不會跟新移民權益直接產生衝突,但是就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接納」與「排斥」就成為了最敏感政治選擇。例如2015年年初,外籍漁工強制納入勞健保的規定被藍、綠兩黨合作取消,若以民族國家應保障全體人民權益的觀點而言,這些外籍漁工顯然不被視為「自己人」。但外籍漁工替台灣人工作,所得利益也是回歸到台灣身上,若只因國籍、族群問題,就取消在台勞動者的社會保險,代表民族主義是一把兩面刃,當新移民的權益與本地人的權益相衝突的時候,「排斥」作用就會產生,但台灣社會在理解民族主義的時候,通常都會繞過這些議題而行。
雖然吳叡人談論「公民民族主義」是以人民的共善、自覺為基礎,將美好社會的想像寄託在公民之間的自由對話、平等合作之上。但以現況而言,台灣的國族認同反過來構成了一個框架,讓核心之外的弱勢被排除在公民系統之外。而台灣公民所具有的認識背景(民主素養)並不均等,保守的主流會不會透過民族主義反過來壓迫弱勢,或者與有權者合流,這是民族主義最迫切必須回應的難題
-----------------------------
【台灣定位】爭辯中的台灣人認同?  ——台灣「公民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較勁
用LINE傳送 E-Mail 列印
瀏覽人次:216人
Previous
Next
柳金財專欄
2019-05-31 |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意涵不斷在變遷
文/柳金財
編按:「公民民族主義」所界定的民族要義是:一個成員間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並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權力,並且支持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團體。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民族的基礎並不在於每個成員有共同的種族或族群上的祖先,民族反而是一個核心認同並非族群或種族的政治實體。簡言之,即是共同價值觀的追尋、建立與信守並遵從。但台灣這個國家的國號究該如何命名,仍有待更多討論的集體共識下方能確立之。
最近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舉辦「台灣民主參與的理論建構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有學者發表「解析『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持續與變遷」研究結果。此份研究主要是以2000到2016年訪談資料為依據,探討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意涵。儘管台灣民眾仍對「中國人」具有原生文化認同,但從國家政治認同來說,台灣民眾視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不同國家,漸漸將中國與台灣視為不同國家,甚至認為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有所區別;但仍有部分民眾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顯見台灣認同仍處於流動與變化狀態中。此一結論性觀點,筆者以為頗為符合台灣社會中民族主義發展狀態與趨勢。
在國家認同中,反中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公民民族主義VS.族群民族主義
近來研究民族主義類型主要有兩種型態。基本上,「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與「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是互斥而不相容。前者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取決於成員的自我主觀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強調民族成員的身分認同,取決於血緣或共同的祖先等客觀條件。「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成員主觀意志所決定,「族群民族主義」則主張民族認同是由客觀條件,如血緣、語言、文化所決定。「公民民族主義」奠立在相同的國家認同、政治價值觀,及公民意識認同的共同體為基礎。
「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為:「一個成員間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並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權力,並且支持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團體。」在此指出民族形成是主觀的共同意識及對制度的認同。同時,主張民族的基礎並非是成員具有共同的種族或族群上的祖先,「公民民族主義」著重核心政治認同,而非是族群或種族民族主義所主張的客觀存在的政治實體。「公民民族主義」本身不僅不具排外性,而是與自由、民主、包容、平等、個人權利等價值相容。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正從「族群民族主義」走向「公民民族主義」,從強調文化血緣共通性的認同,轉向對自由民主政體認同。這樣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發展,逐漸形成一種台灣國民主義。
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漲跌比較
首先,台灣社會「公民民族主義」發展,可以從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歷經變遷加以探討。1992年時台灣人認同為17.6%、中國人認同為25.5%、雙重認同高達40.4%;1996年李登輝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台灣人比例上升24.1%、雙重認同上升至49.3%;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首次政黨輪替,台灣人比例升至36.9%、雙重認同升高至44.1%;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台灣人認同攀升至48.4%、雙重認同略有下降為43.1%;2014年九合一大選國民黨慘敗,台灣人認同高達60.6%、雙重認同下降至32.5%、中國人認同下降至3.5%。
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析。圖片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其次,無論是2000至2008年陳水扁執政期間,厲行「文化台獨」或系列「去中國化」等「漸漸台獨」措施;或者是馬英九執政實施系列「再中國化」作為,已無法遏制台灣人認同攀升、雙重認同下降客觀事實;且中國人認同在1992年至2014年期間從25.5%下降至3.5%,每年平均1%下降趨勢。2016-2018年蔡英文執政期間,台灣人認同分別是58.2%、55.5%、54.5%,呈現逐年下降趨勢;雙重認同分別是是34.3%、37.0%、38.7%逐年增加。總體而論,台灣人認同呈現五成穩定狀態,雙重承認為三成,中國人認同低於一成內。
復次,自蔡英文執政後,支持台獨比例下降、雙重認同提高、台灣人認同反下降;對比馬英九執政時期台灣民眾認同變化,則是中國人認同、雙重認同下降,台灣人認同增加。在馬英九時期,台灣人認同的升高程度(+16%),比陳水扁總統任內(+8%)還要高。陳水扁任內下降比例最高的是純中國人認同,雙重認同比例幾乎沒有改變;馬英九任內,主要下降的是雙重認同。這顯示藍綠政黨執政對統獨支持、國家認同呈現出週期性「鐘擺效應」。
再者,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在論述「台灣人」與「中國人」時,將「台灣人」界定為「我群」,認為台灣人是一群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認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民眾,與中國不僅有制度性差異,也是不同國家;政治認同方面則將中國人視為不同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他群」。因之,台灣民眾的「公民民族主義」意識有高於「族群民族主義」趨勢。在政治認同上,以台灣的「中華民國」作為和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立的國家認同,已成為社會主流。
最後,中華民國已成為台灣民眾最大公約數,台灣民眾普遍認同中華民國為「台灣人」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人」國家。儘管,中華文化與血緣同源強化種族性的中華民族主義,但民眾對政經社制度認同則型塑台灣「公民民族主義」。文化、族群的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在台灣中的並存,呈現台灣人認同、雙重認同及中國人認同的分疏化,既有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完全極端對立,也有相互包容的雙重認同存在。台灣民眾普遍擁有台灣人認同及中華民國國民意識,彼此相容不悖。
民族主義政權往往以武力而非共識來維繫統一
中國黨國威權體制宣稱絕不會做出承諾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對台政策強調「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台獨從「三個條件」到「六個條件」,從反對台獨、處置台獨、遏制台獨到宣稱有能力、有信心挫敗台獨,「反獨促統」成為對台政策戰略目標。根據環球時報調查約有85%中國民眾贊成「武統」,鳳凰網調查更高達92.5%支持「武統」。習近平所倡議「習五點」中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顯然是從文化、種族的中華民族主義看待兩岸關係。
中國仍未放棄武力攻打台灣的手段。圖片來源:flickr網頁
這種中華民族主義為文化、種族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中國黨國體制宣稱完成中國完全統一及民族復興。其所建構的民族主義政權往往以武力而非共識來維繫統一,此文化、種族民族主義所形成政權更多是威權式而非民主式的政體。台灣「公民民族主義」與文化、族群中華民族主義在台灣社會較勁,其結果是導致台灣人認同比例升高、中國人認同比例卻下降,但雙重認同雖下降又維持將近三分之一。
這顯示台灣集體認同的建構歷程尚未完成,處於一種變動過程;然台灣人認同已進入「國家認同」階段,台灣人認同與中華民國國民認同並無衝突,且構成其重要基礎,中華民國仍是台灣民眾認同的最大公約數。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發展意味著台灣民眾選擇認同台灣人也認同中華民國國民,而非是指向建立新而獨立國家,但這個中華民國屬性已逐漸由「中國之國」轉換成「台灣之國」。


公民民族主義——港臺獨立運動的新理論基石
近日,繼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港獨」違反《基本法》,律政司會嚴肅處理後,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4月26日表示,少數人鼓吹香港「獨立」或自決,會令香港丟失中央的信任,全港700萬人也要共同承擔政治和經濟後果。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4月23日的一篇題為《和理非》的文章,指「港獨」的言行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的範圍,有人只想以出位言論吸引傳媒報導,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但卻把香港推向危險的境地,並稱特區政府不能再姑息。
這一波新「港獨」運動以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著的《香港民族論》為先聲,以香港民族黨的成立為旗幟,如火如荼、風起雲湧。光復香港反水客行動、2016年春節旺角魚蛋革命、本土派領袖梁天琦參選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獲得66,524票)活動、港大學苑出版《香港青年時代的宣言》倡香港制新憲、香港眾誌等新青年政黨幾乎都將民主自決列為主要政綱等等。從種種跡象來看,現在港人成為中共所逼迫的西藏、新疆、臺灣等地中最為激進的地區,香港獨立建國廣受市民和學生追捧、勇武抗爭成為家常便飯、武裝起義也可大講特講,港人的決絕不屈、決一死戰的勢頭,連老牌臺灣獨立人士也驚詫羨慕。
而指導這一波港獨運動的理論,是近年來在蘇格蘭、臺灣、香港學界和社運界流行起來的一個概念——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又稱自由民族主義 liberal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義界定民族為:一個成員間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並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權力,並且支持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團體。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民族的基礎並不在於每個成員有共同的種族或族群上的祖先,民族反而是一個核心政治認同並非族群或種族的政治實體。
公民民族主義是一種不排外的民族主義,他與自由、包容、平等、個人權利等價值相容。它認為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國家需要有共同的民族認同(或國族認同、國家認同),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是互不相容的,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應該是取決於每個成員的自我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民族成員的身分認同取決於血緣或共同的祖先等外在條件,由此可知,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個體內在的主觀意志所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個體的民族認同是由外在的客觀條件(例如血緣、語言、文化)所決定。公民民族主義認為同一個血統意義上的民族,可以出現不同的多個國家;而在同一國家中,也可以有多個有共同政治價值的不同族群。
公民民族主義區別於傳統的以血統、種族、文化淵源等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而是以相同的國家認同、政治價值觀及公民意識認同的共同體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一般認為公民民族主義的最早淵源要追溯到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ies),他認為民族的形成主要在於對公眾政治、社會契約的參與和認同上。另有法國政治哲學家 Ernest Renan 在1882年的短文「民族是什麼?」中,將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並認為民族的基礎在於人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而非共同的族群、血緣、語言或文化。英國哲學家約翰 • 斯圖爾特 • 密爾也被認為是早期的公民民族主義者。
公民民族主義大放異彩是在蘇格蘭獨立運動中。蘇格蘭跟英格蘭其實種族上差異不大,主要是在政治權利和價值觀上有差異。蘇格蘭獨立運動主張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傳統的種族民族主義,而是公民民族主義。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明確主張其發揚的是公民民族主義:他們宣稱蘇格蘭民族並非由血緣所定義,而是在於成員自願依附於蘇格蘭,並參與蘇格蘭的公民生活。SNP 的這種主張贏得蘇格蘭少數族裔人士的熱情支持,亞洲裔蘇格蘭人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比例甚至高過蘇格蘭的其他人口。獨派領袖薩蒙德形容,與「狹隘、沈悶」的英國(聯合王國)身分認同相比,蘇格蘭的國家身分認同是「兼容、多元和刺激的」,是「完全公民」(wholly civic)的。歷史學家迪瓦恩(Tom Devine)直言,薩蒙德最成功之處就是引領 SNP 改變路線,由狹隘族群民族主義走向公民民族主義,從而成功吸引大量蘇格蘭人支持(註:詳見《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特色:公民民族主義》一文,作者沈智新)。
臺灣獨立運動近年來也逐漸從族群民族主義轉向公民民族主義,以前以臺灣本地人和外省人來區別藍綠,現在主要以對人權自決、兩岸統獨等問題的政見而非出身來劃分是否支持獨立運動。以前在臺灣主張臺灣獨立的外省人鳳毛麟角,但現在越來越多外省人出身的臺灣公民主張臺灣獨立。倒是不少本地人,反而成為藍營的統派。可見臺獨主張實際上跟血統出身並無直接關係。公民民族主義也可以解構掉以血統為基礎的大中國統一觀念,中國向來以中華民族為統一的根據,由於臺灣大部分人都是漢族血統,因此臺灣人也被歸類為中華民族,但是跳出血統和族群的窠臼,而從公民民族主義角度出發,那麼由於政治價值觀的不同而與中華民族劃清界限的臺灣新民族的形成是完全有可能的。
臺灣政治學者吳叡人在1994年發表的〈命運共同體的想像:自救宣言與戰後的臺灣公民民族主義〉一文中,用公民民族主義詮釋了彭明敏與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於1964年提出的《臺灣自救運動宣言》,他認為《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解構了臺灣島內1949年左右隨國民政府來臺的中國移民與臺灣原本住民的對立關係,而將與國民黨政權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中國移民(也就是非為黨國親信、握有權力、佔有高位者)的命運與所有臺灣人民的命運連結起來,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須共同面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據臺的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可能給共同體造成的命運劫難。
而在公民民族主義上似乎比臺灣更加領先的是雨傘運動後的香港。2014年9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著的《香港民族論》,明確地提出了香港民族這個概念,該書序言寫到:「香港具有統一的語言、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加上由拒共思潮衍生之共同心理特徵,客觀條件與主觀想像結合,已足以構成香港民族。...香港民族並非以血緣為紐帶,而是以邊界、歷史、文化加上逃離集權、追求自由的共同心理界定」。《香港民族論》以香港的大眾文化,包括粵語電影、電視及音樂,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人口遷移及結構,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帶出的民族集體意識為方向,引領香港人認同本土文化、抗拒文化殖民,建立香港民族。但這種民族主義是公民民族主義而非族群民族主義或血統民族主義。由於公民意識等價值觀念的不同,形成了民族差別和新民族,新民族的獨立建國不僅立足於新民族的獨特性,更立足於保障和鞏固公民人權等價值。中共向來以血統民族主義將大部分是漢族的香港人化為中華民族,但是按照公民民族主義,不認同中國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香港人,則完全可以成為新的香港民族。
如果說《香港民族論》還處在理論層次的話,香港民族黨的成立標誌著港獨直接進入了行動層次。2016年3月28日,提倡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舉行記者會宣布建黨,並表示要參與9月立法會選舉。該黨召集人陳浩天表示:隨著香港遭受中共的壓迫越來越大,香港獨立必將發生。該黨以「民族自強、香港獨立」為中心思想,主張捍衛港人利益,以港人利益為本位;鞏固香港民族意識,確立香港公民定義;廢除《基本法》,制訂香港憲法;建立獨立自主的香港共和國,脫離中國殖民暴政,令港人重回正常生活;支持和參與一切有效抗爭,包括街頭和議會等,更讓人看到其決心的是,陳浩天等說實現港獨不排除日後有武裝革命的可能性。
香港民族黨延續了《香港民族論》裡的公民民族主義,認為不是血統或人種,而是政治價值觀的認同促成香港民族的產生。香港民族黨認為:「在香港生活並對中國殖民壓迫感到不滿,希望這種壓迫停止或消失的,就是香港民族」,「中華民族是畸型的民族概念,香港人不屬於中華民族」,「每一個受殖民迫害的民族都應該有權自決獨立」。香港民族黨的產生及其活動,標誌著港獨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臺,也標誌著港獨正式成為本土政黨及民主派政黨不得不考慮的一個政治綱領。
《香港民族論》及香港民族黨的政治衝擊在於完成了香港與中國是兩個不同民族的論述,並以公民民族主義奠定了香港獨立建國的堅實基礎。如果以公民民族主義而非血統民族主義再推論下去,那麼中華民族這個空洞概念就會被肢解,而中國境內的各種獨立勢力就會以公民民族主義為理論基礎,步香港後塵而獨立建國。而研究被中共政權廣泛使用的「中華民族」一詞內涵和外延,其真正所指稱的乃是那些已經被迫接受中共專制統治和願意接受中共統治的民族的統稱。這樣一個被中共按己意霸道解釋和操縱的「中華民族」,明白其本質的人們有誰願意真心加入呢?
總之,由臺獨運動首先引進、並被這一波港獨運動發揚光大的公民民族主義概念,不僅有利於解構華人的大一統觀念和虛假的中華民族概念,而且有利於臺獨、港獨、疆獨、藏獨等獨立運動的提升與發展。公民民族主義並不立足於血緣和人種上,如果立足於後者,那麼就很容易落入中共的圈套,因為大多數港臺人與中國人是漢族、是同文同種。並非是由於血緣或人種,而是由於政治價值觀念、公民意識和國家認同等理念的不同,就應該形成獨立於中共國的新的民族及新的國家。人類組成政治共同體的目的,乃在於保障每個公民的自由與幸福。無論政治制度和國家體制怎樣演變,維護公民人權和鞏固公民自由乃是人類社會政治實體的最高目的。我們期待香港、臺灣、新疆、西藏等地立足於公民民族主義的獨立運動能對東亞地區的人類人權、自由與幸福作出卓越的貢獻。公民民族主義——港臺獨立運動的新理論基石 - Yahoo奇摩新聞 http://tinyurl.com/y38wgd4p


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

公民民族主義
公民民族主義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tinyurl.com/y6r782ro
博客來-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內容連載 http://tinyurl.com/yy9ct5qj
公民民族主義——港臺獨立運動的新理論基石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http://tinyurl.com/yxczpsms
公民民族主義區別於傳統的以血統、種族、文化淵源等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而是以相同的國家認同、政治價值觀及公民意識認同的共同體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民族是什麼?」中,將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並認為民族的基礎在於人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而非共同的族群、血緣、語言或文化。公民民族主義也可以解構掉以血統為基礎的大中國統一觀念,中國向來以中華民族為統一的根據,由於臺灣大部分人都是漢族血統,因此臺灣人也被歸類為中華民族,但是跳出血統和族群的窠臼,而從公民民族主義角度出發,那麼由於政治價值觀的不同而與中華民族劃清界限的臺灣新民族的形成是完全有可能的。台灣人的「命運共同體」,須共同面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據臺的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可能給共同體造成的命運劫難。
社會學家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帶出的民族集體意識為方向,引領香港人認同本土文化、抗拒文化殖民,建立香港民族。但這種民族主義是公民民族主義而非族群民族主義或血統民族主義。由於公民意識等價值觀念的不同,形成了民族差別和新民族,新民族的獨立建國不僅立足於新民族的獨特性,更立足於保障和鞏固公民人權等價值。中共向來以血統民族主義將大部分是漢族的香港人化為中華民族,但是按照公民民族主義,不認同中國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香港人,則完全可以成為新的香港民族。
港、台各自組成政治共同體的目的,乃在於保障每個公民的自由與幸福。無論政治制度和國家體制怎樣演變,維護公民人權和鞏固公民自由乃是人類社會政治實體的最高目的。我們期待香港、臺灣、新疆、西藏等地立足於公民民族主義的獨立運動能對東亞地區的人類人權、自由與幸福作出卓越的貢獻。  https://is.gd/DlYNiE
林濁水:英國文明可讚 台獨無需公投 - BBC News 中文 http://tinyurl.com/yyzuu8rj
--------------------


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
約瑟夫·歐內斯特·勒南(法語:Joseph Ernest Renan 1823年2月28日-1892年10月2日)法國研究中東古代語言文明的專家、哲學家、作家。他以有關早期基督教及其政治理論的歷史著作而著名。勒南曾與奧古斯特·孔德相識。
Ernest Renan - Wikipedia http://tinyurl.com/y2c23g8q
Joseph Ernest Renan(法語:  [ʁənɑ] ; 1823年2月28日 - 1892年10月2日)[2]是法國閃族語言和文明(語言學),哲學家,聖經學者和評論家,[3]和宗教歷史學家。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影響力和開拓稱為歷史著作的早期基督教的起源,[3]和他的政治理論,特別是關於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Renan被認為是推動Khazar理論的第一批學者之一,該理論認為Ashkenazi猶太人是Khazars的後裔,突厥人採用猶太教並在他們的汗國崩潰後遷移到西歐。
生活
出生和家庭
Ernest Renan出生地博物館Tréguier
他出生在布列塔尼的Tréguier,是一個漁民家庭。[4]他的祖父用他的釣魚小屋賺了一大筆錢,在Tréguier買了一所房子並在那裡定居,他的父親,一個小刀具的長官和一個熱心的共和黨人,與鄰近的一個保皇黨商人的女兒結婚拉尼翁鎮。Renan一生都知道他父親和母親的政治信仰之間的衝突。當他父親去世時,他才五歲,而他的大四十二歲的妹妹亨麗埃特成為這個家庭的道德領袖。她徒勞地試圖在Tréguier為女孩留學,她離開並前往巴黎作為一所年輕女子寄宿學校的老師。[5]
教育
與此同時,歐內斯特在他的家鄉的教會神學院接受教育。[6] [5]他的學校報告稱他“溫順,耐心,勤奮,細緻,徹底”。當牧師們教他數學和拉丁語時,他的母親完成了他的教育。Renan的母親是半布列塔尼。她的祖先祖先來自波爾多,而Renan曾經說過,Gascon和布列塔尼在他自己的性質中經常不和。[7] [5]
在1838年夏天,Renan贏得了Tréguier學院的所有獎項。他的妹妹告訴巴黎學校的醫生,她在那裡教她的兄弟,並告訴FAP Dupanloup,他參與組織聖尼古拉斯教堂的教會學校,這是一所年輕的天主教貴族和最有才華的學生。天主教神學院將一起接受教育,其想法是在貴族和祭司之間建立友誼。Dupanloup派遣Renan,他只有十五歲,從未在布列塔尼之外。“我從昏迷中學到知識不是教會的特權......我醒悟了人才,名望,名人這個詞的含義。” 在Tréguier和巴黎,宗教似乎完全不同。[5]他開始認為AbbéDupanloup是一位父親。[8]
在Issy-les Moulineaux學習
1840年,Renan離開聖尼古拉斯到Issy-les-Moulineaux神學院學習哲學。他以對天主教經院主義的熱情進入。在哲學家中,Thomas Reid和Nicolas Malebranche首先吸引了他,然後他轉向GWF Hegel,Immanuel Kant和JG Herder。[8]雷南開始看到形而上學之間的矛盾他所研究的和他所宣稱的信仰,但對可證實的真理的胃口抑制了他的懷疑。“哲學激動,只有一半滿足了對真理的渴望;我渴望數學”,他寫信給亨麗埃特。Henriette在Zamoyski伯爵的家庭中接受了比她以前的工作更有利可圖的訂婚。她對她的兄弟施加了最強大的影響力。[5]
在聖敘爾皮斯大學學習
這不是數學,而是語言學,這是解決Renan的疑惑。他的課程在伊西完成,於1844年進入聖敘爾皮斯學院,以便在進入教會之前獲得語文學學位,並在這裡開始學習希伯來語。他意識到“以賽亞書”的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風格,而且在日期上,摩西五經的語法和歷史晚於摩西時代,並且“但以理書”顯然寫了幾個世紀。在它設定的時間之後。晚上他讀了維克多雨果的新小說; 白天,他在Arthur-Marie Le Hir的指導下學習了希伯來語和敘利亞語。[8] 1845年10月,Renan離開St Sulpice前往Stanislas,這是一個非演說家的非專業學院。在教會的統治下仍然感覺太多,他不情願地結束了他與宗教生活的最後一次聯繫,並進入了M. Crouzet的男子學校作為教師。[5]
學術生涯
F. Mulnier的Joseph Ernest Renan的肖像
由牧師教育的Renan,他的所有才能都得到了非凡的擴展,接受了科學理想。他被宇宙的輝煌所迷惑。在他生命的最後,他寫道Amiel說:“有時間保留私人日記的人從未理解宇宙的浩瀚。” 1846年,化學家Marcellin Berthelot和他的學生在Crouzet學校的學生Marcellin Berthelot向Renan透露了物理和自然科學的證據。到了雷南去世的那天,他們的友誼仍在繼續。Renan僅在晚上被佔領。在白天,他繼續研究閃米特語言學。1847年,他獲得了Volney獎這是銘文學院授予的“閃族語言通史”手稿的主要區別之一。1847年,他獲得了AgrégédePhilosophie學位 - 也就是大學同學 - 並獲得了旺多姆學院的 碩士學位。[5]
1856年,Ernest Renan在巴黎CornélieScheffer結婚,他是Hendrik Scheffer的女兒和Ary Scheffer的侄女,兩人都是荷蘭血統的法國畫家。他們有兩個孩子,Ary Renan,出生於1858年,成為畫家,Noémi,出生於1862年,最終與Yannis Psycharis結婚。
耶穌的生活
在他的一生中,Renan最著名的是極受歡迎的耶穌生活(ViedeJésus,1863)的作者。[9] [10] Renan將這本書的想法歸功於他的妹妹Henriette,當時他在奧斯曼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旅行時發燒,她突然死亡。只有新約和約瑟夫斯的副本作為參考,他開始寫作。[11]這本書在Charles E. Wilbour出版之年首次被翻譯成英文,並在過去的145年裡一直保持著印刷版。[12]雷南的耶穌生平阿爾伯特史懷哲在他的著作“歷史耶穌的追求”中諷刺讚美和批評。[13]
Renan聲稱耶穌能夠淨化自己的“猶太特徵”,並且耶穌成為雅利安人,他的耶穌生活促進種族思想並將種族注入神學和耶穌的人,他將耶穌描繪成一個從猶太人轉變而來的加利利人成為基督徒,基督教出現了任何猶太人的影響。[14]這本書主要基於約翰福音,是一部學術著作。[14] 它把耶穌描繪成一個人但不是上帝,並且拒絕了福音的神蹟。[14]雷南相信通過人性化耶穌,他正在恢復他更大的尊嚴。[15]這本書有爭議地斷言耶穌的生平應該像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生活一樣寫,並且聖經可以而且應該受到與其他歷史文獻相同的批判性審查,引起一些爭議[16]並激怒了許多基督徒,[17] [18] [19] [ 20]和許多猶太人,因為它的猶太教的描述是愚蠢而荒唐不合邏輯的和堅持,耶穌和基督教優於激怒。[14]
繼續學術生涯:社會觀點
Renan不僅是一名學者。在他關於聖保羅的書中,與使徒一樣,他表現出對更大的社會生活,他的博愛感以及激發L'Avenir de la Science的民主情感的複興的關注。1869年,他在Meaux議會選舉中成為自由派反對派的候選人。雖然他的脾氣變得不那麼貴族了,但他的自由主義卻變得更加寬容。在解散前夕,瑞安已經準備好接受帝​​國了,如果他當選為眾議院議員,他本可以加入帝國自由派團體,但他沒有當選。一年後,與德國宣戰; 帝國被廢除了,並且拿破崙三世成了流亡者。在普法戰爭是赫南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德國一直向他提供思想和無私科學的庇護。現在,他看到了他理想的土地毀滅並毀掉了他出生的土地; 他看到德國人不再是一名牧師,而是一名入侵者。[5]
歐內斯特·雷南在安德斯·佐恩的研究中
在LaRéformeIntellilectuelleet Morale(1871)中,Renan試圖保護法國的未來。然而,他仍然受到德國的影響。他向被擊敗的國家提出的理想和紀律是她的征服者 - 一個封建社會,一個君主政府,一個國家其他地方僅僅支持和滋養的精英; 一個選定的少數人對頑固分子和群眾所施加的榮譽和責任的理想。歸因於公社的錯誤證實了Renan的反應。與此同時,他工作中總能察覺到的諷刺性變得更加痛苦。他的對話哲學,寫於1871年,他的傳道書(1882年)和他的敵基督(1876年)(第四卷)基督教的起源,處理尼祿的統治)在他們的文學天才中是無與倫比的,但他們是一個幻想和懷疑的脾氣的例子。他徒勞地試圖讓他的國家服從他的戒律。相反,事件的進展使他成為一個法國,每天都有一個更強大的法國,他從不相信的,幻想破滅的情緒中喚醒自己,並饒有興趣地觀察爭取正義和民主社會自由的鬥爭。基督教起源的第五捲和第六卷(基督教會和Marcus Aurelius)表明他與民主和解,對人類的逐漸上升充滿信心,意識到最大的災難並沒有真正打破世界不可察覺的進步,並且如果不是真相,至少與道德美天主教和紀念他虔誠的青年。[5]
國家的定義
Renan對一個國家的定義極具影響力。這是在他1882年的話語Qu'est-ce qu'une國家中給出的?(“什麼是國家?”)。儘管像費希特這樣的德國作家通過諸如種族或族群 “共享特徵”(語言等)等客觀標準來定義國家,但雷南通過人們共同生活的願望來定義它,他通過著名的短語,“avoir fait de grandes choses ensemble,vouloir en faire encore”(一起做了很棒的事情,並希望做更多的事情)。在有關阿爾薩斯 - 洛林的爭議中寫作他聲稱,一個國家的存在是基於“每日公民投票”。一些作者批評這個定義,基於“每日公民投票”,因為這個概念含糊不清。他們認為這個定義是一種理想化,它應該在德國傳統中解釋而不是反對它。他們說Renan在會議上使用的論點什麼是國家?與他的想法不符。[21]
Karl Deutsch(在“民族主義及其替代品”中)認為,一個國家是“一群人,他們錯誤地看待過去和對鄰國的仇恨。” 這句話經常被錯誤地歸因於Renan本人。他的確寫道,如果“一個國家的基本要素是所有人都必須擁有許多共同點”,他們“也必須忘記許多事情。每個法國公民都必須忘記聖巴塞洛繆的夜晚和大屠殺在13世紀的南方。“
雷南認為“國家不是永恆的。他們有一個開端,他們將會結束。他們可能會被歐洲聯盟所取代”。[22]
雷恩的作品特別影響了20世紀民族主義理論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後期學術生涯
Renan在法國學院學習
Renan在1910年的名利場上被GUTH諷刺
19世紀70年代,當他仍然相信知識分子精英影響民主社會的必要性時,他不再對自由主義的前景感到悲觀,而是集體支持法國第三共和國,幽默地將自己描述為一個人,即一個人誰需要“大約十年來習慣於將任何政府視為合法的”,並補充說“我,誰不是先驗共和黨人,誰是一個簡單的自由主義者,非常願意將自己調整為君主立憲制”,他將更加忠誠於共和國比新轉變的共和黨人。“ [23]共和國科學的進步和雷南所珍視的思想自由的自由已經消除了他以前的許多恐懼,他反對像希波呂忒泰納這樣的哲學家的確定性和宿命論。[24] [25]
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位哲學家開始考慮他的童年。1883年,他出版了自傳式的紀念品和紀念品,在耶穌的生平之後,他是他主要為人所知的作品,他將近六十歲。[5]
他們向現代讀者展示了一個與法國西北海岸的生活記憶中存在或仍然存在的世界同樣具有詩意,不亞於基督教起源的世界。他們擁有古老浪漫的凱爾特魔力以及19世紀高度珍視的簡潔,自然和真實。但他的傳教士,幾個月前出版,他的Drames Philosophiques,收集於1888年,給他一個更加充分的形象,他的挑剔的批判,幻想,但樂觀的精神。他們通過信念,氣質和貴族,表現出對哲學家自由主義的無文化社會主義的態度。我們在他們身上學到了Caliban(民主),盲目的野蠻人,受過自己的責任教育,畢竟是一個適當的統治者; 如何普洛斯彼羅(貴族原則,或者,如果我們願意,頭腦)接受了他廢立更大的自由在知識界的緣故,因為卡利班證明有效的警察,離開他的上司在實驗室放開手腳; 阿里爾(宗教原則)如何獲得更堅定的生命,不再在最微弱的變化中放棄鬼魂。事實上,Ariel在多頭兄弟的外部政府的支持下為Prospero服務。宗教和知識與他們尊嚴的世界一樣不可摧毀。因此,在深度上升的時候,雷諾的基本理想主義就沒有了。[5]
Renan是一位偉大的工人。在六十歲的時候,他完成了基督教的起源,他開始了他的以色列歷史,基於對遺囑的終身研究和在1881年Renan的指導下由AcadémiedesInscriptions出版的Inscrium Semiticarum。他生命的盡頭。以色列歷史的第一卷出現於1887年; 第三,1891年; 最後兩個死後。作為事實和理論的歷史,這本書有許多缺點; 作為一篇關於宗教觀念演變的文章,它(儘管有一些輕浮,諷刺或不連貫的段落)具有非凡的重要性; 作為Renan心靈的反映,它是最逼真的圖像。在收集的文章中,FeuillesDétachées也於1891年出版,我們發現了同樣的心理態度,肯定了獨立於教條的虔誠的必要性。在他的最後幾年裡,他獲得了許多榮譽,並取得了的管理員法蘭西的和盛大官員榮譽軍團。兩卷以色列史,他與他的妹妹亨麗埃特的通信,他給貝特勒博特的書信,以及他在婚前幾年所寫的菲利普勒貝爾的宗教政策史,都出現在19世紀的最後八年世紀。[5]
雷南幾天的病情後死亡於1892年在巴黎,[5]和被埋沒在西默蒂埃蒙馬特的蒙馬特季度。
聲譽和爭議
在他的一生中,雷南作為西方文化中進步精神的體現,在他的一生中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阿納托爾法國寫道,雷南是現代性的化身。Renan的作品被許多當時的主要文學人物閱讀和欣賞,包括James Joyce,Marcel Proust,Matthew Arnold,Edith Wharton和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26] [27]他最崇拜的人之一是秘魯的曼努埃爾·岡薩雷斯·普拉達(ManuelGonzálezPrada),他把耶穌的生命作為他的反教主義的基礎。在他1932年的文件中““法西斯主義學說 ”,意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也讚揚了雷南的“沉思”中的一部分“prefascists直覺”,他們認為反對民主和個人權利是“ 愚蠢的 ”,並且本質上反對“自然的計劃”。[28]
雕像
歐內斯特·雷南雕像在Tréguier鎮中心
1903年,伴隨著讓·鮑徹(Jean Boucher)設計的Tréguier紀念碑的安裝,引發了一場重大爭議。它被放置在當地的大教堂廣場,被解釋為對天主教的挑戰,並引發了廣泛的抗議活動,特別是因為該遺址通常被用於在聖艾夫斯赦免的傳統天主教節日中豎立的臨時講壇。它還包括希臘女神雅典娜將她的手臂舉到皇冠上,Renan在對大教堂的明顯挑戰中示意。[29] [30]當地神職人員組織了由伊夫·赫諾特設計的抗議卡爾瓦里雕塑,作為“勝利的超級教堂的象徵”。
對種族的看法
Renan認為種族特徵是本能的和確定性的。[31] [32]他因為他聲稱閃米特人種族不如雅利安人種族而受到批評。[33]雷南聲稱閃族思想受到教條主義的限制,缺乏一種世界主義的文明觀念。[34]對於雷南來說,閃米特人是“不完整的種族”。[35]一些作者認為,Renan從伏爾泰的反猶太主義中發展了他的反猶主義。[36]
他並不認為歐洲的德系猶太人是閃族人; Renan因推出所謂的Khazar理論而受到讚譽。這一理論認為,阿什肯納茲的起源是突厥的難民,他們已經皈依了猶太教,後來從倒塌的哈扎爾汗國西遷移到萊茵蘭,並在繼續修行猶太教的同時,將他們的本土Khazar語言換成了意第緒語。在他1883年的講座“LeJudaïsmecomme race et comme Religion”中,他對猶太人在生物學意義上構成一個統一的種族實體的概念提出異議,[37]這使他的觀點在種族反猶主義中變得難以接受。雷南以其反猶太主義色彩而聞名於德國民族民族主義的強烈批評者。[38]他的種族和民族觀念與19世紀和20世紀的歐洲反猶主義完全不一致。
Renan寫下了關於迫害猶太人的悠久歷史的以下內容:
當所有國家和所有年齡段的人都迫害你時,必須有一些動機。在我們自己的時代,猶太人在各地暗示自己,聲稱保護普通法; 但實際上,仍然不屬於普通法。他保留了自己的地位; 他希望得到與其他人一樣的保障,除此之外,還有他自己的例外和特殊法律。他在沒有國家的情況下希望國家的優勢,而不是幫助承擔國家的負擔。沒有人能夠容忍這一點。這些國家是由劍建立和維護的軍事創作; 他們是農民和士兵的工作; 為了建立他們,猶太人沒有貢獻任何東西。這是以色列人自命不凡所引發的巨大謬誤。容忍的外星人對一個國家有用,但只有在國家不允許自己被他入侵的情況下。在一個沒有建造的房子裡聲稱擁有家庭權利是不公平的,就像那些來自不屬於他們的巢穴的鳥類,或者像偷走另一個物種的殼的甲殼類動物一樣。[39]
然而,在19世紀80年代,Renan偏離了這些觀點。在一篇關於“猶太教作為種族和宗教”的演講中,他說:
1791年,國民議會下令解放猶太人時,它對種族的關注很少。它認為應該對男人進行評判,而不是通過血管中的血液,而是通過他們的道德和智力價值來評判。法國的榮耀是從他們的人性方面提出這些問題。十九世紀的工作是拆除每一個貧民窟,我對那些尋求重建它們的人不予讚揚。以色列人種族過去曾為世界提供最好的服務。融合了不同的國家,與歐洲各種各樣的國家統一和諧相處,它將來會繼續發揮其作用。通過與歐洲所有自由勢力的合作,它將為人類的社會進步作出顯著貢獻。[40] [41]
1883年,在一個名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原始身份和逐步分離”的演講中:
猶太教在過去一直很好,但仍將在未來服務。它將服務於自由主義和現代精神的真正原因。每個猶太人都是自由主義者......猶太教的敵人,如果你只是更仔細地看待它們,你會發現它們是現代精神的敵人。[42] [43]
關於種族的其他評論也被證明是有爭議的,特別是他認為政治政策應該考慮到所謂的種族差異:
大自然已經成為一個工人,中國人的種族,他們具有出色的手工靈巧性和幾乎沒有榮譽感......土壤分蘗的種族,黑人; 以仁慈和仁慈對待他,一切都將如此; 一場大師和士兵的比賽,歐洲種族。將這種高貴的種族減少到像黑人和中國人這樣的ergastulum工作,他們反叛......但我們工人反叛的生活會使中國人或者一個人感到高興,因為他們至少不是軍事生物。讓每個人都做他所做的事,一切都會好的。[44]
AiméCésaire在其關於殖民主義的論述中引用了這一段,作為所謂的西方人文主義虛偽及其“骯髒的種族主義”人權觀念的證據。[45]
共和黨種族主義
在歐洲,特別是法國 - 法蘭西共和國(1870-1940)出現種族主義理論期間,雷恩對此事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是人民自決概念的捍衛者,[46]但事實上他確信“人民的種族等級”是他所說的“已確立”。[47]他認為,他將人民的自決原則從屬於種族等級,[48]即他支持殖民主義的擴張和第三共和國的種族主義觀點,因為他認為法國人在等級上更為優越(在種族中)問題)對非洲國家。[49]這種微妙的種族主義,由Gilles Manceron稱呼“共和黨種族主義” [50]在第三共和國期間在法國很常見,也是眾所周知的政治辯護話語。殖民主義的支持者使用了文化優越的概念,並將自己描述為“文明的保護者”,以證明他們的殖民行動和領土擴張是正當的。
榮譽
裝甲巡洋艦歐內斯特·雷南以他的名字命名。
弗吉尼亞州雷南社區以他的名字命名。
檔案和紀念品
浪漫生活博物館,Hotel Scheffer-Renan,巴黎


台灣與香港都在東亞第一線面對獨裁政府,對此更是責無旁貸,因為「台灣人民為香港發聲,就像為自己發聲一樣」;林昶佐說,比起其他支持香港的國家,台灣的不一樣在於幫助香港就像在幫自己,這是台灣責無旁貸的事。當香港人還在努力,「怎麼可以放棄香港?」我們應該做的是,與他們站在一起,並呼籲9月29日的撐港大遊行,台灣人一定要站出來。播放有香港新國歌稱號的「願榮光歸香港」不只是台灣人、世界上的許多朋友,看到香港人還在努力,「我們怎麼可以放棄?」降低對香港的關注與支持,甚至要撤資、撤僑、減少觀光旅遊。這雖是面對中國的一種對抗方式,但等於也是在放棄香港  https://is.gd/LEBOVv

nicecas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