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2014年2月號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作為封面,發表一系列探討香港人命運的文章。

《學苑》二零一四年二月號「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http://tinyurl.com/y25eew2x
------------------------------
《香港民族論》,是香港大學學生會於2014年9月出版的政治理論書籍,由官方編輯委員會學苑編著。書本輯錄學苑於同年2月就「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題所發表的四篇文章,另外加上吳叡人、練乙錚、孔誥烽、徐承恩及蘇賡哲五位知識份子的撰文,其中系統主要是試圖論證香港民族主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梁繼平 - 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
王俊杰 - 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
曹曉諾 - 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
李啟迪 - 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吳叡人 - 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練乙錚 - 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
孔誥烽 - 殘缺的國族 自決的城邦 二十世紀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困境下的香港問題
徐承恩 - 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
蘇賡哲 - 本土思潮的幾點釋疑
書中提及的其他重要讀物
陳雲 - 《香港城邦論》、《香港遺民論》及相關系列
羅永生 - 《殖民家國外》
歐內斯特·勒南 - 《民族是什麼?》(Qu』est-ce qu』une Nation?)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想像的共同體》
安東尼·D·史密斯 - 《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
查爾斯·堤利 - 《民主》(Democracy)
曹長青 - 《獨立的價值:全世界文明社會共同的價值》
各界迴響
該讀物在2015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被香港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1][2]。事件在香港造成搶購潮,令該書一度缺貨[3]。《學苑》前編輯李啟迪表示,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書店在雨傘運動後以「商業決定」為由表示不再購入該書,質疑有個別書店自我審查[4][5]。
其後,在2015年1月18日的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中,該書的副總編輯王俊傑和游清源和建制派的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和馮煒光就此書內容激辯[6]。
---------------------------
民族自決派,簡稱民族派,認同香港民族,主張舉行決定香港前途的自決公投,由香港人決定維持一國兩制或是更改香港政體,選項包括香港獨立。在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後,雖然本土自決字面不合理,但因他們的政綱路線較原來的激進民主派更加激進,部分傳媒把「自決派」與「本土派」(包括民族自決派)當選議員一併統稱為「本土自決派」。不少認為民主自決派與港獨派相同。
組織
青年新政
本土民主前線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
屯門社區關注組
長沙灣社區發展力量
事件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2014年2月號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作為封面,發表一系列探討香港人命運的文章。
2014年9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編輯委員會出版《香港民族論》,提出基於想像的共同體和公民民族主義的香港民族有權自決前途。
2016年7月10日,立法會選舉前,ALLinHK聯盟誓師大會,口號「香港民族,前途自決」。[1][2]
2016年8月,梁天琦被選舉事務主任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參看2016年香港立法會參選確認書風波)
2016年11月15日,梁頌恆和游蕙禎因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被高等法院裁定自同年10月12日起,喪失議員資格。
2016年香港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陳澤滔及王百羽與其他非建制派人士組成「IT Vision」選舉聯盟,並成功當選選舉委員。
----------------------------------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tinyurl.com/yx8s7ypw
Oct 21, 2017 · 12 min read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香港民族論》
二零一三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學苑》雜誌發表了四篇主題爲“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文章,一時間宛如“亂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引發種種爭議,北京方面自然是恨之入骨,北京的傀儡梁振英更是口誅筆伐。然而,那些讓中共及其走卒驚慌失措的思想,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思想。隨即,《學苑》的編輯們又約香港、臺灣和北美的五位華人學者和評論員撰寫同一主題的論文,將九篇重量級的文章結集成《香港民族論》一書出版。
本書撰稿人之一的徐承恩在《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一文中,特別提及二零一三年發生的紀念六四燭光晚會的口號之爭。支聯會計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作為口號,不料許多年輕人對此不滿。他們認為,香港人紀念六四,不是認同大中華的國家觀念,而是出於普世關懷而支援鄰近國家的民主運動。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支持香港年輕人的觀點,卻遭到支聯會常委徐漢光的辱罵。後來,支聯會在輿論壓力之下,向丁子霖道歉,並修改了原來的口號。
這一事件爲香港民主運動抹上了一道傷痕,更標識著香港民主運動的接力棒已經由老一輩認同“民主回歸”的泛民陣營轉移到具有明確的本土意識的年輕一代手上。香港的年輕一代不是不願關心六四,而是不願繼續被動地“愛國”,他們要站在普世人權價值的高度上關心六四。所以,關心六四與關懷本土是可以兼容的。
任何一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都離不開來自外部的壓力。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香港,儘管民主特別是選舉方面相對滯後,但倫敦基本上按照法治和自由的原則治理這個比英國本土更有活力的東方殖民地。許多港人對英國統治的時代並不感到恥辱,反倒充滿眷戀。香港之所以未能在民主和自治方面更加進步,不是英國人不想那樣做,而是受制於中國的束縛,正如學者珍·莫里斯(Jan Morris)所論:“要是換了是在其他地理位置上的話,香港恐怕老早已經自治了,就跟英國別的殖民地差不多,到最後就活脫會是另一個新加坡。”香港沒有成為新加坡,罪過不在英國,而在中國。
中國確實成為香港今天一切不幸的根源。當年,清帝國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並沒有徵求居住在香港的華人的意見;而中國以新殖民者的姿態收回香港,同樣沒有徵求現今的香港人的意見。只經過短短十多年時間,港人對回歸的善意想像灰飛煙滅,《學苑》年度總編輯梁繼平不無憤怒地數點了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種種災難:“中共及港府一直具策略地去瓦解香港人的身份,包括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及其史觀、積極推動國民教育、在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收編各大傳媒及壓制本土影視業、推動邊境融合與中港同城化、大量輸入新移民、放寬大量自由行來港、推動消除基於居民身份的差別待遇之法案等。”不僅香港人認同的基本價值遭到腐蝕,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也深受攪擾,難怪香港人民怨聲載道。
那麽,香港人如何與這種宛如滅頂之災的命運抗爭?梁繼平認為:“透過建構香港民族論述,我們將重新發掘、詮釋並凝練香港的文化內涵、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守衛香港人身份的獨特性,免遭受中共同質化。”他也向香港知識界提出懇切的呼籲:“香港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是須重新審視、挑選並演繹香港的本土歷史與文化內涵,建構出一套具主體意識的民族論述,繼而將其成為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香港民族論》就是這樣一部拋磚引玉之作。
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的興起
香港人能否形成一個民族呢?如果用傳統的種族和血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香港人很難形成一個獨立民族,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廣東人,熱衷於祖先崇拜的香港人常常去廣東尋根。但是,如果用“公民的民族主義”或者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的“憲政民族主義”的概念論述,則“香港民族”完全可以成立。臺灣學者吳叡人指出:“所謂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本質上是開放的,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形成鮮明的對比。”北京當局在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騙局破產後,祭出了愛因斯坦所説的“流氓手上最后一張王牌”,即與納粹近似的“血緣民族論”,中共領導人常常將血濃於水、炎黃子孫等詞語掛在嘴邊。但是,納粹當年以現代人類學所確認的雅利安人的概念爲標牓,中共今天卻只能用不倫不類的、自相矛盾的“中華民族”的說法來籠絡人心。
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是香港民族論的理論基礎。以文明程度而論,香港人有資格宣稱自己跟中國人不屬於同一個民族。香港人需要反對的,不單單是共產黨政權,更是共產黨政權的“民意基礎”。一般人不敢說出這一真相和真理:反共與反中不可截然分開。共產黨不單單是一個“外來邪教”,共產黨還將中國的國民劣根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共產黨也不是一群普通的綁匪,若僅僅依靠武力和暴力,共產黨不可能如臂使指地統治中國。當年,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確實得到大部分中國各階層民眾的衷心支持。而經過共產黨漫長而殘暴的統治,作為人質的民眾早已跟綁匪“精神同構”。對此,蘇賡哲指出:“歷史事實是,中共是有民意支持的。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建立政權;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在六四萬人唾罵下發展成目前的貪腐大國。沒有這樣的人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權。”所以,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華人文化圈中思想被汙染的人,都需要一個“刮骨療傷”的過程。
中國不是一個公民社會,而香港已經邁入半個公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媒體和網路社交媒體上,連公民社會都成爲“敏感詞”。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奴隸變成公民。學者資中筠指出:“中國最需要的是培養理性的、有現代意識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順民。實際上,愚民、順民并不能保證社會安定,沒有明確的公民意識,沒有法治觀念,在某種情況下,順民很容易變成暴民。建立公民社會是當務之急。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么‘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會獲罪。如果把最講理、有良知、有正義感、主張溫和漸變、培養公民社會的人都打壓下去,一旦有事,順民無告,變成暴民,那才會無序大亂,是十分危險的。”其實,共產黨仇視公民社會的原因很簡單:對於共產黨來說,暴民造成的動亂是遙遠的危險,而共產黨擔憂的看得見的危險 — — 覺醒的公民的維權運動。
由於共產黨的愚民統治,使得中國的民間社會跟朝廷一樣卑賤暴戾。既然官場肆無忌憚地腐敗,民間也突破了一切道德底線。香港對中國開放自由行,帶給香港的收穫,除了少許旅遊收入,更多的是秩序的淪喪,以及公民與愚民、暴民的文化衝突。蘇賡哲評論説:“土改可以謀財害命,奶粉製造者、食品生產者、玩具製造者為了謀財,當然就不顧人命。他們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不是時代有別,也不一定為了鬥爭,都可以這樣做,因為在文明程度上他們已經爛掉了,爛成香港人以外的另一個民族了。”那麽,香港人為什麼不能選擇不跟這個野蠻的族群做“同一個夢”呢?
如果將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訴諸於政治實踐,就是作為普世價值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住民自決”原則。如《學苑》副總編輯王俊杰所説:“自決,歸根究底是為了捍衛人生而擁有的價值與尊嚴。”如果不能“住民自決”,或者如北京宣稱的那樣,香港七百萬人的命運,必須要由中國的十三億人來決定;那麽,無非是在十三億奴隸中再增加七百萬奴隸而已。香港人當中當然也有“奴在心者”,如梁振英、葉劉淑儀、民建聯、愛港力;但絕大多數香港人不願做奴隸,而要奮力爭取公民身份,他們出現在維園燭光晚會中,出現在七一大遊行中,出現在魚蛋革命的巷戰中。
香港文化的精粹不是華夏文化,而是英美文化
如果説香港民族的概念可以成立,那麽與之配套的就是香港文化 — — 沒有獨特的文化體系,民族就是一個空空如也的符號。
那麽,如何定義香港文化呢?香港不是某些“北京中心主義者”心目中所蔑視的“文化沙漠”,產生於香港的金庸的武俠小說、粵語歌曲以及港味電影等,一度風靡中國、臺灣、東南亞以及整個華語文化圈。本書中收入曹曉諾的《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一文,論證了香港文化的獨特性及在沉寂中的出路:香港的文化人不應當忘我地追逐中國的市場、投合中國官方的喜好、進而被中國的文化黑洞所吞噬;反之,應當建構本土文化的崗位、表現香港的獨有城市特色。
再進一步發掘,香港文化的根基是什麽?香港評論人、有“國師”之稱的陳雲在其著名的《香港城邦論》中指出,香港須傳承華夏正統,在文化上比中國大陸優越。但是,李啓迪質疑這種“以華夏文化反征服中國”的思路是否可行,而且香港文化不能單單以華夏文化的精髓來概括。學富五車的陳雲,在常識問題的判斷力,甚至不如李啓迪這樣一名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精準。
在我看來,陳雲的“香港文化是華夏文化的正統”的觀點,與海外新儒家以及中國國內的傳統文化論者同樣荒謬。論證華夏文化的優越性,跟論證中國人人種的優越性一樣,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自欺欺人。所謂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並沒有讓中國人過上自由、民主、有尊嚴的生活,並沒有在中國建構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全民普選的政治制度,以及保護私有產權、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那麽,這種文化究竟有多大的保存價值呢?即便保存下來,它早已脫離了其誕生的土壤,又如何存活下去呢?
香港人比中國人提前進入文明狀態,不是得益於華夏文化的熏陶 — — 如果按照這一思路衡量,最“文明”的不應當是香港,而是作為孔孟之鄉的山東、或者作為中華文明發源地的中原大省河南。然而,這兩個省份偏偏離文明最遠,發生的法西斯暴行也最多:在日光之下,山東的地方政府將東師古村打造成一座囚禁盲人陳光誠的監獄,河南的地方政府則迫使調查艾滋病村真相的高耀潔醫生踏上流亡路。作為政府幫凶的,還有無數吃人血饅頭的當地底層民眾,他們心安理得地幫助政府打工,身兼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雙重角色而不自知。
必須承認,香港文化中最可珍貴的部分,都來自於英國,用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的話來說,英語文化的範疇“是盎格魯圈,而不是盎格魯人”,是用文化及其背後的價值和信仰來劃線,而不以人的膚色和血統來區隔。香港理所當然地屬於“盎格魯圈”,也就是丘吉爾所説的“英語民族”,儘管會講英文的香港人只是少部分浮在社會上層的精英階級,但英語文化及價值在香港早已“處處留香” — — 就連香港的警匪片中,也會出現法官依照普通法判案的細節。
何謂英語文明?丘吉爾在其巨著《英語民族史》中,如此論述建立在英語之上的文明的特質:“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訂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持法律的公正的獨立法庭。這才是‘文明’ — — 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丹尼爾·漢南進一步闡釋説,選舉議會、人身保護令、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開放的市場、出版自由、改變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審制等等,“無論如何也不能説是一個先進社會生而就有的組成部分,它們是借助英語語言發展出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這種意識形態,連同這種語言,傳播得如此广泛,以至於我們常常忘記了,它們的源頭實際獨一無二”。
香港何其幸運 — — 當年割走香港的是英國,而不是法國、德國、西班牙等“非英語國家”。英國留給香港的制度遺產,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之內被中國侵蝕乃至摧毀;但是,英國留給香港的文化遺產,可以讓香港的年輕一代跟中共展開一場持久的、堅韌的、必勝的“價值觀之戰”。
香港不是古舊的城邦,而是新的生命與價值共同體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是以歐洲城邦的歷史折射香港未來的走向,如古典時代的雅典、或如近代的日內瓦、但澤等“自由市”。然而,以上這些城邦都是失敗的個案,它們都沒有在鄰近帝國的壓力及內部的矛盾之下長存下來。或許,陳雲的城邦之説,只是一種敘事策略,以此掩飾其內心的獨立慾望。然而,雖然費盡心思過度包裝,陳雲仍被“左膠”和“大中華膠”們冠以“港獨教父”的帽子,實在是枉費心機。
跟已經有社會地位、瞻前顧後的知識分子們相比,反倒是香港大學《學苑》雜誌的這群年輕人,毫無畏懼地喊出港獨的口號。十年前,我最後一次去香港訪問時,曾經詢問過幾位被視為香港民主派中最激進的位朋友,港獨的想法在香港究竟有多大的支持度?他們都擺手搖頭説,主張港獨的人在香港屈指可數、寥寥無幾。殊不知,才短短十年時間,昔日被視為天方夜譚的港獨就蔚為大觀。若年輕一代繼續成長和突圍,港獨未嘗不可能成爲未來十年香港的主流意識。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佈了一份關於香港市民身份認同感的最新民意調查報告。令人驚訝的是,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受訪者中,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三的人認為自已是中國人。而在北京舉行奧運的那一年,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達到頂峰,逾百分之五十一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種中國認同迅速降低、香港認同迅速上升的強烈對比,已然成為一種中共無法掌控、無法改變的大趨勢。即便未來中共政權崩潰、中國艱難地向民主的方向轉型,這種趨勢或許會減緩,但絕對不可能逆轉。
清帝國崩潰之後,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形成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竭力繼承清帝國的衣鉢,以維持原有的廣袤疆域爲榮耀。結果,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成了夾在古老帝國和近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四不像”。具有香港背景、任教於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孔誥烽指出,近年來的國際局勢演變顯示,單一制多民族國家已經走入死胡同。在此世界背景之下,“什麽是中國人”本身也成了一個讓人彷徨的問題。在價值系統紊亂的中國,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説,“國家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又怎麽可能讓香港人對“中國”這個千瘡百孔的宏大敘事表示效忠呢?
香港本身就能孕育生長成為一個新的生命與價值共同體,它將超越古舊的城邦概念而走出一條嶄新的希望之路。它將由一次或多次香港的全民公投來確立,它是開放式的而非封閉的。新加坡、科索沃、東帝汶所走過獨立建國的道路,香港也可以效仿。香港人的教育水準、民主素養和國際視野,都比以上這些國家的國民更為優秀,“香港國”可以成為東亞的民主、自由、法治、富裕的典範。
過去,香港是一座“逃城”。《學苑》編輯之一的李啓迪認為:“香港的本質是一個逃避戰亂中國和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社會,但經過定居一代的艱苦奮鬥,終於在偏安一隅的一塊小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和身份認同。”今天的香港人的先輩,大都是躲避歷代中國暴政的移民,李啓迪甚至用“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和抗擊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英國官兵來類比之:正如“五月花”號帶著新教徒來到美洲開天闢地是象徵崇尚自由和反對帝制統治,或英國人打破西班牙無敵艦隊和納爾遜戰死特法拉加海戰象徵其海上霸權,香港也有自己的“民族神話”。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出現過一輪逃亡潮。但是,如今的香港年輕一代不願繼續逃亡,他們視香港爲家:“香港是我們的主場,憑什麼要我們離開?年輕一代寧願絕地求生,亦不甘坐以待斃將家園拱手相讓。守護香港自治,已無退路。”
--------------------------
香港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中提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
作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一個政治上尚未被組織起的部落仰賴昔日共同從事政治行動的記憶而存活著。典型的共同政治行動,如一次征服,或一次抵抗。然後,關於這個行動的種種記憶,就構成了這個部落。」
─ Max Weber
1.
自2011年以來,我們在東亞見證了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非凡事件(world-historical event),也就是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這個新興的民族主義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環出現,並且正在對運動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香港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晚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但卻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完整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它同時包含與體現了「nationalism」一詞的三重意義:群眾情感(sentiment),意識形態,以及運動組織。
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社會基礎的群眾情感,表現在香港人日益強烈的香港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HKU POP)所做的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顯示,2011年以來已經有平均四成左右的香港市民認同自身為純粹香港人(不包含中國認同者),而純粹「中國人」認同則掉落至兩成以下(註1)。香港認同穩定增強的現象在年輕世代似乎更為明顯。
根據港大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最近針對港大學生所做民調,有48%學生自認為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而認同「大中華」者僅15%。關於最適合香港的政體,雖然多數(68%)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但竟有15%學生認同「香港獨立成國」。而針對如果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結果不受北京承認」的問題,有37%表示贊成,而在北京承認公投結果的前提下,支持獨立者達到42%,超過了反對的41%(註2)。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封面
作為一種意識型態,香港民族主義目前主要表現在兩個比較成熟的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2011)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這兩種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理論根據與策略,對香港的政治主體性提出了相當成熟而複雜(sophisticated)的論證。他們並非少數知識精英在書齋空想出來的孤立論述,而是嘗試對上述香港住民日益增強之香港政治認同進行理論化的產物。換言之,他們是根植於廣泛民眾意識之中的新興民族主義論述。
作為組織性運動,香港民族主義還在初期發展階段。香港城邦論已經出現組織性運動的形式,也就是是陳雲主導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註3)。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織型態則似乎還在醞釀階段,但我們可以預期應該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註4)。十九世紀以來各新興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大多由青年學生發起,如十九世紀的青年義大利運動、青年愛爾蘭運動,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
當代的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此一歷史現象合致,或可稱之為某種「青年香港」(Young Hong Kong)運動。整體而言,作為組織性運動的香港民族主義目前活動似乎仍以宣揚理念為主,尚未形成政黨,或者與既有政黨合流,以蘇格蘭民族黨(SNP)、魁北克黨(Parti Quebecois)和台灣的民進黨(DPP)的「議會民族主義」(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型態參與選舉政治。
2.
很明顯地,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一個有社會基礎、植基於民眾情感,有論述,並且正在組織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過往兩百年來世界史上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包括中國民族主義)一樣,香港民族主義並非憑空出現,也不是任何野心家所能煽動泡製;它是一個宏觀的歷史社會學現象(macro-historical-sociological phenomenon),其興起背後同時有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與短期的政策與政治因素。它的歷史或許不如中國民族主義長久,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學意義的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兩者一樣真實,不分軒輊。此處讓我們嘗試從短期與長期角度,對於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3.
毫無疑問,促成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短期因素(或者近因),就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之控制。如果借用政治學家Paul Brass在《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1)一書的理論模型來觀察,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centralizing state)試圖將國家權力伸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periphery),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
Brass主張,這種來自核心的威脅,就是導致邊陲產生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的典型情境之一。換言之,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被理解為香港住民對於新宗主國試圖多方控制香港的一種反彈。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的主權交接儀式|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97之後北京雖在表面上遵循「一國兩制」政策方向,然而在實質上卻從未停止嘗試對香港進行整合與控制,因為北京顯然非常明白「一國兩制」內含的曖昧空間可能被港人反向操作,用以追求更大自主。
從一開始,北京和香港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就是同床異夢、各取所需。前者追求「一國」,也就是單一國家(unitary state)的終極實現,「兩制」只能也必須是朝向「一國」目標的短暫過渡狀態,因此必須嚴密監控。後者追求「兩制」的永久化,也就是分權與自主,「一國」只是聯邦或邦聯式的屋頂。而這個分歧的根源,不只來自當代中國國家內在的強烈中央集權傾向(built-in centralizing tendency),也在於北京對香港主體性的歷史形成欠缺深刻的同情理解。
「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與基本法確實為新宗主國國家權力的入侵設下一定限制,然而強大的北京仍然得以運用多重手段對邊陲進行控制。
政治上,最重要的莫過於一再阻撓港人實現普選,防止香港住民在「兩制」實施期間進一步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形成政治上集體意志的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community)。其次則是創造在地的統治代理人集團,或者殖民協力者(collaborators),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
在社會面,則試圖透過種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達成實質上的「移民實邊」目的,逐步內地化香港人口。從比較殖民史角度而言,這是殖民主義者在移住型殖民地(settlement colony)常用的古典控制策略,例如中國領有的新疆、西藏,以及法屬阿爾及利亞。不只如此,新宗主國還計畫以區域發展之名,試圖將香港整合吸收到珠江三角洲之內,同時造成中、港人口計畫性相互移動、混合(planned mutual relocation and mixing of populations),使其徹底喪失經濟與人文地理上的獨特性(註5)。
經濟上,則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名收編香港壟斷資本階級,激化階級對立,並且創造香港對中國內地之經濟依賴結構。最後,則是透過同化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征服香港人的靈魂。近年香港新聞自由的日益緊縮,以及國民教育科的實施計畫,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在所謂「一國兩制」的保護傘下,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自主性,卻竟然持續遭受侵蝕,背後當然就就是北京國家權力的積極滲透。
整體而言,北京對香港實質上採取的是一種漸進但全面同化、吸收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終極目標是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然而這是一種本質上極富侵略性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工程(state- and nation-building),必然對香港本土原有的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造成嚴重衝擊,並且導致本土社會的抵抗與反擊。
從2003年SARS危機以來逐步浮上檯面的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族群衝突,各種本土主義論述的抬頭,乃至最終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其實就是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尤其是香港共同體的解體危機——的反彈、抵抗與自我防衛。誠如Brass所預測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對邊陲的侵入,威脅了邊陲的利益與認同,因而導致了邊陲的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
4.
九七後中國官方民族主義侵入性的國家統合政策最終激發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然而這個防衛性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已經形成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說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香港本土共同體。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個共同體理解為一個形成中的「香港民族」(Hong Kong nation)的雛形。這個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就是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遠因或者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
我們可以從國家與社會兩個層次分析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註6)。在國家的層次上,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註7)。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領(dominion)的地位,但在二次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之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
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到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在晚年著作《Democracy》(2007)所說的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network of public politics)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
在此意義上,「香港市民」一詞的意義不僅指涉城市或城邦成員,同時也指涉國家公民。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化」的過程中,經由參與公共政治網路而形成的不僅是個別的公民,而且是共享權利,同時對彼此負有公共義務的「公民全體」(citizenry)。
在社會的層面,香港長期作為來自中國之一波波移民與難民最近的移住地,和許多移民社會(如美國、台灣)一樣經歷了比較曲折,因而比較晚熟的社會整合與土著化(indigenization)過程。不只如此,由於在地緣上過於接近中國本土,香港社會非常容易受到中國政治動亂之影響,這也加深了社會整合與土著化的困難。
儘管如此,香港在1949年承受最後一波來自中國的大量移民之後,人口組成開始逐漸穩定下來。67年左派暴動之後,香港人開始比較積極追尋本土認同,香港政府也開始推行種種塑造香港認同的政策,而整個7、80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
上述香港的國家與社會發展歷程,為香港日後的民族形成奠下了幾個重要的基礎:準領土國家制度架構、公民(市民)整體的形成、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香港認同的形成。如法國大革命理論家Abbé Sieyès所描述的一個以共同法律、政治體制與公共文化為核心的「公民民族」(civic nation)似乎已經呼之欲出——然而這個發展還缺少了一個關鍵環節:民主化。
借用華裔後殖民理論家謝平(Pheng Cheah)的話來說,民主化是連結社會與國家,並且使「公民全體」(citizenry)轉化為真正的公民共同體,具有形成集體意志的能力,從而將外來殖民者的國家「有機化」(organicize)為香港人民自己的國家最關鍵性的去殖民工程。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缺乏遠見的港英政府要遲至1980年代中英談判過程,才開始進行小幅度的香港民主化,然而此時已因受制於北京而無法放手改革,也因此使香港自治共同體形成的最關鍵工程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導致貽禍至今。
英國民族主義理論家Anthony Smith在《National Identity》(1991)一書中回顧世界史上各民族形成的經驗時,歸納出幾種民族形成的路徑,其中由殖民地轉化為民族國家的類型,被他歸類為「從殖民地到民族」(from colony to nation)的路徑。許多亞非前殖民地形成的國家都屬於這個類型,臺灣雖然國家形成過程較為曲折,但也算是這個類型的案例之一(註8)。
香港的民族形成過程,儘管還在發展之中,然而香港民族的雛型確實形成於殖民統治之下,因此應該可以視為「殖民地到民族」路徑的一個特殊個案。這個港英統治下開始形成而「未完成」的民族雛形,在新宗主國中國統治下,成為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如今香港的民族與國家形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民族主義興起,民族主義者試圖以政治行動介入歷史,促成香港政治共同體的完成。
5.
當代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在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本地的社會整合與政治發展現實基礎上,受到九七後新宗主國中國的侵入性官方民族主義國家統合政策刺激而產生的政治與歷史社會學現象。這個命題說明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是在連續殖民的情境下產生的思想與運動,它是一種英國歷史學家John Breuilly在《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5)所說的反對政治(opposition politics),既受制於國家,同時又試圖挑戰國家。讓我們對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兩個代表性論述稍作檢視。
陳雲充滿創意的「香港城邦自治論」是一種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的變形。他迴避民族主義概念,借用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的語言來證成香港主體性與高度自治,然而他的公民共和主義則是基於一個奇妙的歷史論證:香港是城邦(polis or city-state)——也就是公民共和主義思想的起源場域——的一種當代形式。
換言之,陳氏將香港(與新加坡等)作為殖民地貿易港市的歷史,連結到現代主權國家體系興起前的古典/中世紀城邦國家與歐陸自由市的傳統之上,發明了一個從古希臘、文藝復興到現代「殖民城邦」的城邦系譜,從而將古典城邦與自由市才擁有的自治傳統順帶挪用到事實上缺乏自治傳統的城市殖民地香港之上,以這個想像的城邦自治傳統作為香港自治的論據。
換言之,香港自治的正當性基礎不是香港民族的自決權,而是香港城邦的歷史與其固有的自治特質。在這個歷史論證之上,陳氏再將原本被公民共和主義視為共和政體存在前提或存續條件的公民德行轉化為界定香港認同的判準,於是「香港人」或「香港市民」成為一種基於價值而非血緣而形成的政治範疇。
《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Photo Credit: Voice of America
陳雲宣稱他的主張是一種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論證,因為他不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的香港自治目的在於防衛與保護香港固有的自治與主體性,不在挑戰中國主權或介入中國政治。他之拒絕使用民族主義概念,應該也是出於現實主義之考量,因為如此勢將與中國民族主義,尤其是官方民族主義直接衝突,風險過高。然而陳雲看似現實主義的主張,依然處處充滿理想,乃至夢想,因為他所發明的香港城邦自治傳統,其實是一種尚未實現的未來願景。
而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Margaret Canovan在《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1996)中所提醒我們的,起源於城邦政治的公民共和主義預設了一個高門檻的城邦認同條件,當代香港人的香港認同雖然日益高漲,但顯然離古典共和主義的要求仍有一段距離。陳雲筆下香港市民的愛港心(Hong Kong patriotism),無疑也是一個尚待實現的願景。
整體而言,本文作者仍將香港城邦論視為一種民族主義的變形。首先,陳雲事實上預設了一個香港的公民共同體或者civic nation的存在。其次,他的整個論證仍舊在歷史學家Ronald Suny (2001)所謂的discourse of the nation內部操作的。換言之,這個論證是在不挑戰,乃至接受現代主權民族國家普遍秩序的前提下,有意識地選擇以不完整主權之前現代非民族國家政治形式作為香港逃避大國兼併吸收的保護殼。這種「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without nationalism)的奇妙論證,其實是政治學家Louis Snyder (1982)所說的弱小民族民族主義(mini-nationalism)的變形: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往往因為缺少獨立的政治實力,而被迫選擇聯邦或邦聯的自治型態。
6.
與香港城邦論的迂迴論證相對照,香港大學《學苑》2014年2月號所倡導的香港民族自決論,則是一種明快而明確的香港民族主義論述。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這開宗明義的八個字首先突破了香港人政治想像的邊界,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讓不可想像的變成可以想像的,並且在來日的行動中,逐漸可能成為自然的、合理的,乃至正當的。這是一種政治修辭對行動的召喚。莎士比亞詩云:「What’s in a name?」為自我命名,就是召喚民族現身的第一步。然而在自我命名之外,《學苑》的青年理論家們也費心描繪他們理想中的香港民族容顏。
首先,香港民族是一個進步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引述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在《On Nationality》(1995)一書的主張,強調一個有明確邊界的香港民族之存在,是在香港可能實施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前提,因為有限資源不可能無限分享,也因為只有民族成員的同胞情誼與互信(trust)才能滋生公平分配的意願。這個劃清共同體邊界的主張是對中共放鬆內地移民入港,導致香港社福資源被大量侵蝕的直接反彈,也清楚透露了這一波香港民族主義的防衛性格。
其次,香港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與中國逐漸劃清界線的歷史。他們引用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關於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的解釋,主張香港認同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首先形成於香港的華人菁英階層(也就是Anderson所說的colonial bilingual elite),然後在一系列與中國本土互動的歷史經驗中(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1949年中共建國、1967年暴動),逐步形成廣泛的香港本土認同。其後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衝擊,以及97之後中國對香港日益增強的干預過程中,多數港人終於確立了「立於香港,團結拒共」的政治共識。
第三,香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他們引述Anderson的印刷資本主義論證,主張七零年代以來興起的本土粵語通俗文化透過電影、電視與音樂等媒體,發揮了早期印刷術的功能,凝聚了香港人意識,同時也區隔了來自大陸的他者。
最後,香港民族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應該獨立建國。他們引用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這個主觀主義的民族定義,區別種族與民族,主張香港人已經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文化的心理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的共同心理特徵——作者稱之為香港的民族神話(national myth)——則是渴望遠離共產黨主導的中國已經形成,具有共同心理特徵的香港民族,當然擁有國際法上的自決權,此時應該建立主權的獨立國家,才能保護香港免於來自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侵犯。
最後,在積極表述自己的主張之外,這期《學苑》的民族自決專輯中也刊登了一篇基於後殖民觀點的文章,對當代本土思潮做了批判性的檢視。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Benedict Anderson(左三)、譯者吳叡人(左四)2010年於台北舉行新書座談
在前面所簡單勾勒的《學苑》青年知識份子集團的民族自決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特徵。首先,這是一個公民的民族主義論述(discourse of civic nation),所謂「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年輕的作者們雖然強調香港民族具有共同的粵語文化,然而這個文化與香港價值一樣,本質上是開放,可以經學習而獲得的。這個開放的公民民族論,恰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成為鮮明對比。
第二,「香港民族」是在現代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建構物。這個吸收了當代社會科學建構論(constructivism)觀點,因而具有反身性格的(self-reflexive)自我認識,也和北京的「炎黃子孫」之類的古老本質主義成為強烈對比。
第三、對分配正義與後殖民批判的關注,說明這是一個吸收了左翼視野的民族論。換言之,傳統的左、右派二分法,已經無法準確掌握這個新興民族主義的特質。這三個特徵正是筆者所謂「晚期民族主義」的共同特質:在經歷了八、九零年代來自西方社會人文理論的後現代、解構與後殖民思潮的激烈批判檢討之後,任何稍具正當性的民族主義論述都不可避免地必須辯證地吸收這些批判意見,整合到自身的視野之中。當代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也同樣具備了這種晚期民族主義的辯證的進步性格。
7.
我們不能忘記,陳雲的城邦自治論和《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本質上都是防衛性的論述,而他們試圖防衛的他者,正是中國國家的官方民族主義。然而這種防衛性民族主義的興起,說明一個有待被保衛的主體事實上已經存在——換言之,作為一個有機連帶的香港共同體已經存在,而來自新宗主國的威脅只是加速了這個共同體的政治化而已。
這個香港共同體或許還不能稱之為一個完整意義的「民族」,因為它欠缺成熟的集體意志形成能力與機制,然而政治共同體的集體意志形成能力並非只靠國家制度的賦予而產生——社會學家Max Weber早就提醒我們,由下而上的民主鬥爭也會建構與形成集體意志。港英政府的躊躇不前,以及北京國家權力的入侵,終於點燃了香港人民追求決定自己命運的政治行動熱情。
此時此刻的香港民主運動,正在試圖走完香港政治共同體形成的最後一哩路,也就是建構民主自治的機制,使社會與(香港)國家產生有機連結,使香港的市民整體經由民主參與——Ernest Renan所說的「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un ple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形成真正自我統治、自我決定的政治共同體(self-determining community)。
所謂「民主」的古典意義,就是人民(demo)的自決與自我統治,而正是在這個古典的意義上,香港的民主時刻(democratic moment)與民族時刻(national moment)正在相互重合,彼此滲透。從人民意志的角度而言,這是最光明的時刻。
然而這也是最黑暗的時刻,最遙遠的一哩路,因為香港人高漲的人民意志已經誘發宗主國的疑慮與進一步干預。2014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表達新宗主國對香港的全面與最終管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2014年7月1日超過51萬香港市民上街參加「七一」大遊行|Photo Credit: Cher V CC BY SA 2.0
這段語意明確、毫無曖昧的文字說明,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軌,都是造反。就在筆者行文的此刻,中國網軍已經大舉駭入香港大學預定於6月22日舉行的網路普選公投網站,阻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決之集體意志的和平表達與形成。
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已經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史的時刻,我不禁想起愛爾蘭作家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這是民族主義研究當代經典《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Benedict Anderson教授在幾年前的一場演講之中,為了鼓勵受困於帝國夾縫之中的台灣人而送給我們的一句話。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在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2014.6.20 台北南港四分溪畔)
(本文即將由香港大學學生會於2014年8月中旬出版)
原出版資訊
書名:香港民族論
章節:第五章(暫定)
頁碼:pp. 65 -88(暫定)
編者:2013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
出版:香港大學學生會
出版時間:2014年8月(預計8月中旬於香港出版)
ISBN: 978-988-13631-0-7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tinyurl.com/yx8s7ypw
--------------------------
「香港民族論」的孕育與時代意義 ── 專訪《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
張瀚元08 Apr, 2015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2015年1月14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年度施政報告上,公開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2014年2月號的專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以及同年九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一書。梁振英稱其為「錯誤主張」,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一時之間,《學苑》成為媒體熱話,《香港民族論》洛陽紙貴。
我在去年雨傘抗爭期間,專訪到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本文將透過這場專訪,回顧梁繼平從發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到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動機與過程,並討論該書對雨傘抗爭和香港未來的意義。
從學苑專題到《香港民族論》
「若要數香港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詞彙,非『本土意識』、『城邦自治』及『族群身份』莫屬。一言蔽之,其核心就是以香港為本位,發展出獨立而自主的歷史觀、身份認同及政治原則。」
這是梁繼平為《學苑》2014年2月號專題所寫引言的開頭。這期刊物封面用上了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抗爭中,大批湧動的黑衫人潮照片,還打上「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八個白色斗大的字,將「香港人」提升到「民族」層次,十分搶眼。
主修政治與法律的梁繼平在2012年大一時加入《學苑》,於2013年就任總編輯。其在任內推出了四期刊物──前三期主題分別是〈佔領中環,香港革命〉、〈百年港大,為誰而立〉,與〈曾幾何時的香港〉 。發想最後一期的專題時,梁繼平與《學苑》編輯群們意識到,他們任內關注的議題,都聚焦在香港的歷史、政策、身份認同,以及政制發展。
梁繼平提供。
梁繼平提供。
「香港有走向本土化的趨勢,但在理論市場上,似乎只有陳雲的城邦論那一套。只是陳雲似乎越來越走向華夏文化復興的主調,對很多人不很受用。」梁繼平說,「所以那時覺得本土化需要另外發展,開拓一套新理論。」陳雲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也被視為香港本土思潮的旗手人物;他的《香港城邦論》在2011年末出版,長期高居暢銷書榜首。
不過,將香港人提升到「民族」的層次,他們最初也有猶豫,因而也考慮過諸如「香港未來發展藍圖」之類的題目。「我們當時也覺得這樣很aggressive,或者說很progressive,」梁繼平坦承,「但是後來覺得,任內最後一刊,應該集結成一個有架構的理論。」 關於香港民族的專題內容就這樣拍板定案。
為此專題,他們做足功課,研讀了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徐承恩的《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高馬可的《香港簡史》、以及Benedict Anderson、David Miller、Peter Higgens等人的著作。「寫這個專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賭博的心態,我們其實沒什麼自信,純粹想要拋磚引玉。」
「民族」還是「族群」?「自決」、「自主」還是「自立」?下標題時,梁繼平與編輯群有過很大的爭辯。「因為不熟悉這些概念,又不想張冠李戴!」梁繼平笑著談到。「因為內文寫的是民族,最後決定用這鏗鏘的八個字。事後覺得標題下得真好,訊息清晰,神來之筆!」
「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一個民族?民族的定義是什麼?我們遇到最難回答的問題是,你說香港人是個民族,那你打算怎麼樣呢?你想進行什麼樣的行動?是要爭取自決公投,還是搞獨立?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有什麼social implication?對香港政局有什麼指引?對香港的民主化發展有什麼影響?」梁繼平一口氣連珠砲地說完這段話。
該期《學苑》初期有不錯的回響,但編輯群覺得,有些問題回答的不夠清楚,後續討論動能也不足。慢慢地,另外發行一本特刊的念頭逐漸清晰起來,並很快變成梁繼平口中「正正經經出一本書」的計畫。該年九月,《香港民族論》付梓。
梁繼平在該書出版後數日,在他的Facebook寫下:「人生第一本有份編寫的書《香港民族論》終於面世。我期盼此書能在舊世代崩壞之際,引起社會對本土/民族思潮的正視和辯論。我誠邀抱持各路政見的朋友,在細閱此書後能撰寫評論及批判,以豐富或校正當中的論述。香港若要踏上長期抗爭,需要更多思想的辯證和變革。」
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香港民族論》出版後幾天,香港即將迎接為期79天的「雨傘抗爭」;他們更不會知道,四個月後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會將《香港民族論》送入媒體聚光燈中,使他們需再趕印3000多本,最終銷售12000多本。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香港認同的變遷
「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來不會再提『民主回歸』;未來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下去。」
2014年8月31日,北京的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特首普選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後,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說了這段名言。從周永康的話,以及〈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到《香港民族論》的歷程,可以窺見近年香港青年身份認同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劇增。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2014年12月的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民眾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最高,而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中國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比例,跌至2008年以來的新低。其中,18歲到29歲群體中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百分比,也從2011年12月的42.4%,上升至 59.8%。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由於大陸人來港置產,推高了本已處在世界前列的地產價格,也擠佔了一些稀缺資源。他們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社會面貌,與語言構成,讓香港年輕人越益感到,這座城市正被「大陸化」。路透社〈中國大陸對香港經濟的殖民〉一文則表示,大量自由行陸客湧入香港,雖對香港零售業者有助益,卻造成與香港居民的嚴重摩擦。2014年一宗小童街頭便溺所引發的衝突,堪稱代表。許多香港年輕人,目睹中國大陸對香港文化、政治價值、經濟狀況和日常生活的影響,已逐漸把中國大陸視為「殖民者」,並強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梁繼平也曾經歷本土意識的萌芽,與身份認同的轉變。這個過程,折射出香港複雜分歧的意識形態,以及世代身份認同的差異。
2012年剛考完升大學考試的夏天, 梁繼平去了六四紀念集會,無意間將他推向本土化的道路。香港六四集會的主辦者「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被視為傳統民主派。其成員大多屬於香港嬰兒潮世代,主張港人在北京容許的限度下,推行溫和漸進的民主改革。其一貫論述為「建設民主香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
「『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民運人士』這些口號我都喊得出來,」梁繼平說到,「唯獨『建設民主中國』這句我真的沒辦法。」當時他發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並沒有延伸到中國。「當香港民主都還沒解決的時候,為什麼要將自己的未來,捆綁在中國之上?」這讓他覺得自己的優先任務,是爭取香港的民主,而對六四的關注,僅出於對人權、民主化的關懷。
幾個月後,香港爆發了「反國教」示威,再次促使梁繼平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當時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我不想要國民教育;但我沒有強烈地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去學中國的那些東西,」梁繼平回憶到。「當時我還沒上升到『我不要做中國人』這個層次,只是單純認為,應將國民教育稱為公民教育,並改進課程內容。」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他的無法言語,映射出「香港人」這個身份的尷尬與模糊。主流學術論述談到港人身份的,不外乎是「夾縫中間的掙扎」,或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中。其著墨的,是港人在英帝國與中國的夾縫中求存,帶著一種漂泊、沒有故鄉的情緒,以及一種難以決定自身命運的無奈。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港劇《天與地》的片尾曲〈年少無知〉中,那句「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瀟灑」會引起眾多港人共鳴。
「香港人的成長從來都是尷尬、模糊的,」梁繼平說,「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跟我們說,你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但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不太感受到作為中國人的感情。」梁繼平仍承認,「知識上了解中國是必要的,畢竟要打交道;不了解他們,就會很弱勢。」不過對他而言,了解中國無涉於民族情感。關心中國,就像關心美國、日本一樣。
「我每一天的政治實踐裡面,關心、珍惜的土地是香港,喜歡的生活方式是香港,想建設民主政治的地方也是在香港──我不是說我不想中國有民主──中國有民主是好事,but it’s not my primary business。」目前大四的梁繼平,如此詮釋他現在的認同。
身份認同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抬頭,除了呈現在在民調統計上,也反映在雨傘抗爭中貼滿寫著「香港加油」、「我係香港人」的連儂牆,以及迴盪在現場的「香港人加油」、「香港人頂住」等口號。此外,去年七一遊行的「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雨傘抗爭前浮現的「自己香港自己救」等口號,也凸顯出香港年輕人強烈的自主願望。「過往很少看到這些口號佔據主導位置,」梁繼平說。
「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對這個地方有感情,我想實施我自己管理下的政策。我的城市,我的生活,我來管理。這種自治願望,一直受到打壓,那我們年輕一代就很生氣,」梁繼平篤定地說,「我覺得『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香港自己救』這兩句口號,那個『自己』是一個理直氣壯的我;我的權利要自己去爭取與捍衛。這種獨立、自主的意識是很強的。」
雨傘抗爭時,學聯的口號正是「命運自主」。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打破思想禁區的防衛論述
雨傘抗爭前夕出版《香港民族論》,在運動中發酵而備受矚目。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對於香港的意義?
首先、本書打破在香港討論民族主義的禁忌。梁繼平在序言中寫道:「香港亦有不少論者認為,民族主義必然是落後、狹隘及排外…《香港民族論》正正希望打破香港作為民族的思想禁區,將民族論述正式帶入公共辯論與實踐。」
「為什麼是禁區?」梁繼平在訪談中解釋道,「自過去以來,港獨是一個被污名化的詞;講香港本土主義、民族主義,很多人覺得是very narrow and selfish,就像《香港民族論》所寫的,覺得是『落後、狹隘及排外』。還有,不少人覺得香港人是中國人是一個真理,所以對於香港作為民族,或是港獨,如果你要討論,很多人會立刻不談,因此才會說這是一個思想禁區。」
在現實環境掣肘下,香港仍沒有獨立的條件。對《學苑》編輯而言,《香港民族論》並非鼓吹要立刻港獨,也無意策劃港獨的具體行動;它是一個提早預備好的救生圈,在未來香港要決定自己出路的那一刻,可能會用上的思想資源。
他們認為,當民族論述不再被視為禁忌,而被認真看待時,人的意識也才會逐漸改變。「學聯這次用『命運自主』口號,背後其實是很強烈的自主意識。即使香港不獨立,這個自主意識,也會不斷影響香港人的思想。」
其次,《香港民族論》的主張,是因應北京進逼威脅而興起的防衛性論述。「提出民族論,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梁繼平說,「正因為 good fence makes good neighbor,所以這是要築起一個防衛牆的原因。」
細究書中內容會發現,他們所主張的防衛牆,並非以血緣為本「人種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是基於社會契約論、以「香港居民身分」界定邊界、以共有公民價值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用「公民民族主義」畫出香港人與他者的界線,才能保有面對北京的政治主體性。
「香港民族主義必須脫離狹隘的人種民族論,以價值認同取代血緣認同,輔以土地、歷史等客觀條件,尊重個體自由契合的意願,塑造出一種公民民族主義。任何人願意加入香港,不論膚色種族,認同本土價值,忠於香港並以本土利益為先,即可成為香港人。」
最後,對梁繼平而言,《香港民族論》只是一個理論架構;香港知識份子真正的當務之急,是透過 「重新審視、挑選與演繹香港的本土歷史與文化內涵」,豐富理論架構下的實質內涵,用以「建構出一套具主體意識的民族論述」,並繼而將之轉化為下一波「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
以雨傘抗爭為例,「現在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敘述、演繹這場運動?譬如每年的六四集會不停地演繹著,中國的民主命運是香港不可推卸的責任,那麼香港的身份認同裡必定有中國這個元素,」梁繼平分析,「如果我們將雨傘運動演繹為一個本土運動,或許是對身份認同最大的感召,那麼以後的局面必定不同。」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獅子山精神的重演繹
雨傘抗爭期間,一個烙印在香港人心中的畫面,當屬獅子山上懸掛的「我要真普選」黃幡。根據香港媒體報導,該黃幡由一個名為「香港蜘蛛仔」的攀岩愛好團體懸掛。對梁繼平而言,那就是重新演繹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作為之一。
「獅子山精神」可概略理解為香港版本的美國夢。其起源於「家庭即工廠」的經濟起飛年代,帶著同舟共濟、迎難而上、刻苦努力的精神,凝煉於歌手羅文的〈獅子山下〉一曲中 。這個由經濟理性主導的獅子山精神,在香港由難民社會轉化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成為上一代香港人的認同。
「但我們新一代對獅子山精神沒什麼感覺;出來給人打工累得半死,結果買房買不到,結婚存錢也存不到,哪來的獅子山精神?」梁繼平說,「現在,那些『蜘蛛仔』重新演繹獅子山精神,將之變成香港人『迎難而上,團結一致』的爭取民主。」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這次運動中看到一個希望,就是抗爭者中有很多年輕人,他們的抗爭意識達到前所未有的強烈,」梁繼平說,「那麼,在這個時候推廣民族論,說不定真的可以改變這個世代。」不過即使出版了《香港民族論》,梁繼平仍不斷尋思:「香港年輕人與民族主義有什麼聯繫?民族主義與雨傘運動的發展,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是否有關?」
帶著這些疑問,他在今年二月初《學苑》甫推出的〈雨傘世代的未來〉專刊,以〈雨傘世代,民族與民主〉一文,作為回答。「雨傘革命成功填補了過往三十年民主抗爭所缺乏的強烈身份認同,未來香港人必然會繼續透過民主鬥爭,逐步孕育自己的民族身份。『自己政府自己揀』引申的雙重意義──民族與民主,終有一日結合而得到落實。」
今年一月被梁振英點名而掀起的波瀾,隨著新一輪社會議題的到來,已漸消散平息。《香港民族論》風波過後,梁繼平在Facebook寫的一句話,或許能總結他的感受。「就我而言,編寫民族論的最大原因,是要指出做『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絕對是一個政治選擇,但香港人視它為天然、本質無誤並道德超然的,而它往往比刺耳的『香港民族』更虛妄、脆弱、具壓迫性。」
雨傘抗爭留給香港什麼?「香港民族論」是否會在後佔領時代的香港,更受推廣且認同?可以確定的是,這幾位《學苑》同學,再聽到「如果命運能選擇」這首歌時,會頑強硬頸地相信、等待,港人戮力實踐民族自決的那一天。
---------------------
學苑,香港民族自決,香港民族論,佔中,佔領運動,港獨
民主自治與民族自決, the case of Hong Kong
Posted on 一月 15, 2015 by greyreporter
IMG_0608一月十四日上午發表的施政報告,可以用乏善可陳四字摡括。不過,「不務正業」的梁振英居然在發表報告時講出以下的一段恐嚇說話,引起網上的熱議︰
「…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3年,《學苑》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灰記按︰《香港民族論》是2013年度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輯,於2014年9月出版)。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說話刊於《施政報告》第十段)
同日下午在記者會,梁振英再度批評港大刊物《學苑》鼓吹港獨言論,他更點名提到《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的文章,談到香港獨立,提到民主回歸論死亡,又講到香港要借助外力達致獨立,一是借助大陸,一是借助外國支持。對方的另一篇文章,比較了香港與新加坡的大小和軍隊人數,講到香港亦可建軍。
梁振英說,在言論自由下,《學苑》三番四次,不單作為學生會官方刊物刊登文章,結集成書,情況值得關注,值得社會討論,他認為,施政報告的有關批評並不影響港人言論自由。(信報財經新聞)
然後那些戀棧權位和功名的前殖民地高官和學者即時和應,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批評鼓吹港獨不恰當;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去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亦為梁振英以官方報告形式打壓言論自由護航,說《學苑》所講的香港民族自決論是眾多本土意識最激烈,因此中央及特區政府認為必須正視。
不過,雖說中共的專制意識以至中國大陸的行事方式逐漸滲入香港,畢竟香港到此刻仍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香港人並沒有因為梁振英的恫嚇而退縮,很多人搶購《香港民族論》,學苑亦因此加印3000本。除此之外,網上批評梁振英打壓言論自由之聲不絕。
受恫嚇的港大學生會學苑就以「狼心狠噬言論自由 特首無恥大放闕詞」為題,發聲明回應,指梁對「《學苑》的公開批評,分明是在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營造白色恐怖。」批評梁沒有聆聽年輕人在雨傘革命發出的聲音,「對年輕人的政制訴求充耳不聞,反在施政報告大會公開批評學苑,敵視年輕世代。施政報告大會本是關乎民生大事之場合,現在竟淪為特首批鬥年輕人的平台。」除表明「無畏無懼,擇善固執,慎思敢言」外,亦要求梁振英「收回言論,立即停止打壓,尊重每一位香港公民發表言論的權利。」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及獨立評論人協會亦發聯合聲明,「認為有關說法威脅言論、學術及出版自由,兩會對此表示極度憂慮。」兩會指「《基本法》保障港人享有言論、學術和出版自由。上述刊物只要內容無牴觸任何法例,任何人無論是否同意其內容與觀點,均應予以尊重,倘有不滿,則應據實指證,以體現對言論自由之尊重。
特首卻以香港最高級官員之身份,在《施政報告》這份港府治港之頭號文件中,對上述刊物作出批評,此舉極不恰當,亦形同製造『白色恐怖』,打壓言論與出版自由的空間。」
聲明還特別舉港英時期港督應對學苑批評政府的做法,間接批評梁振英不願以理服人的粗暴。「本會根據《學苑》前編委成員提供資料,該刊於六、七十年代亦曾發表多篇文章批評政府,惟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並無公開批評學生,而是向該刊寄上署名文章解釋港府施政,以理服人,而《學苑》亦作出了全文刊登。」
IMG_0609既然記協和評論人協會提出港英政府的「寬容」,灰記亦加記一件當年反殖事件。1970年代初相當活躍及反叛的青年政論刊物《70年代》,批評當時社會不公、貪污橫行不遺餘力,亦對港英殖民統治表達明顯的反感。有一期他們以小童向英國旗小便作封面,抗議殖民統治,港英政府沒有追究,反而那位當年為民請命的英國人葉錫恩女士覺得受到冒犯,向他們提出批評。
這位葉錫恩女士曾在1960年代與鼓吹港獨的馬文輝同屬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香港自治和民主化而專程到英國向殖民地部和國會陳情。諷刺的是,葉女士現在被視為香港建制陣營人物,不知她會對《學苑》的港獨言論,以及梁振英對《學苑》的恐嚇言論有何看法?
說起港獨/城邦思潮,並非始自今日。根據博客致知參考歷史資料所寫成的文章「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1960年代全球去殖民地和民族獨立之風甚盛,對香港自治運動亦起鼓舞作用,除了聯合國香港協會在1961年「對當時政制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的殖民地政府提出大膽改革計劃,包括要求不論種族國籍的投票權及公民權利、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讓公民認識民主政府的中小學免費教育、以分區民選議會取代市政局,投票選出立法局議員的過渡方案,及至一個全面普選的立法局。」
這位先施公司馬氏家族成員,亦以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基礎,建立民主自治黨,「以除國防外交權歸英國外香港人民民治、民有、民享為綱領。自治黨以反殖反共為基調,指英國殖民主義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
民主自治黨這個綱領比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更進取。不過,馬文輝後來被一些溫和派擠出領導層。後來幾個左傾的成員「鄧漢齊律師連同(英國教師)曾健士及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又宣布退黨,組織香港工黨。不同於民主自治黨的反共立場,其仿效了英國工黨的政綱,更加入了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左翼和更大膽的港獨綱領。有趣的是,工黨製作了貌似中共五星紅旗的一支六星紅藍雙色黨旗,並說將會用作未來自治政府的國旗,與現今的龍獅旗反採用英殖象徵相映成趣。」
從這段六十年代歷史可見,無論港獨或自治,針對當時殖民統治的不堪,鼓吹者都希望透過政制改革/民主化達到目標。但英國殖民統治者始終對香港民主化有戒心,不願及早回應香港人的訴求。戰後港督楊慕琦曾提出政制改革計劃。其後於五十年代被其繼任人葛亮洪以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由否決。
不過,去年十月底佔領運動期間,外國傳媒報道了解密的英國外交部文件,顯示戰後香港民主不前,是中方阻撓的結果。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相繼報道,自1950年開始,英國政府在香港殖民統治時期,便試圖推動民主選舉,但過程中遭到中方強烈阻撓,甚至威脅要採取行動。
「中方曾強力警告英方勿採取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甚至威脅如果英方在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將採取行動解放香港。而1960年,負責香港事務的中方高官廖承志曾警告,『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積極行動,解放港九新界』。
其中一份文件顯示,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告訴英國軍方,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都會被視為是『非常不友好的行為』和『陰謀』,因為中國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發生任何改變。這些威脅使得英方最後被迫擱置普選的推動。」
香港中共黨報之一《大公報》隨後發表署名崔寧的評論員文章︰美媒炒作舊檔案意在撐「港獨」,抨擊美國傳媒借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被解禁的資料,歪曲歴史事實,無中生有地攻擊中國政府早在五六十年代就阻止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給予香港民主。「《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文章,雖然都依據解禁的外交文件資料,但卻有意將其中的事實加以歪曲,並沒有客觀地反映當時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和負責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所表達意思,故意將中國政府反對英國企圖將香港以『自治』方式從中國分裂出、延續英國殖民統治的『港獨』行為,說成是中國政府反對給香港『民主』。『自治』和『民主』不是同一個概念,這一點相信像《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不會不知道其中的本質差別,更不用說當時英國企圖以『民主自治』方式永久霸占香港的殖民主義者貪婪的心態。」
雖然灰記也相信英國人並沒有決心及早在香港推行民主,任何專權者都不會樂意主動放權。1980年代 ,港英面對港人不算熱烈的民主訴求,起初以擴大市政局選舉的選民基礎及推出區議會的所謂地方行政應付下來。到了1980年代中,港人爭取1988年立法局加入直選議席,因為中方強烈反對,當時的中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大罵有人不按本子辦事,於是港英政府便在其諮詢報告「製造」支持88年引入直選的人佔少數的民意,而否決88直選。但民間做的多次調查都顯示超過六成港人贊成88年引入直選。
不過,這些中共護航者亦無法有力反駁英國「老屈」中國,即是中國並不反對在香港推行民主,只要不把香港分裂出去。反而我們看到,無論周恩來,廖承志,以至現在中國對港官員,都把香港人爭取有別於中共橡皮圖章式的民主,看成港獨,看成外國勢力的介入圖謀分裂中國。
因此,梁振英狠批學苑,不停指佔中有外國勢力介入,完全是中共黨員思維的一脈相承。當然,不少論者也指出,乖戾、兇悍而野心大的梁振英故意「危言聳聞」,有意識地把反建制的青年學生,爭取民主的港人與港獨鼓吹者混為一談,刻意挑動中共中央已經十分綳緊的神經,實為其「敵我矛盾」思維主導的「法家式」(即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強硬管治找藉口,並以此為籌碼,期望受北京同樣崇尚「法家式」強硬管治的當權者垂青,可以連任。
不過,那些對中共還有幻想的溫和泛民及其支持者也不要天真,以為與港獨言論劃清界線便可以減少被針對,被打壓。無論是否有六十年代由部分殖民地精英階層發起的港獨/自治運動,以至有否近兩三年興起於8、90後世代的城邦自治、香港建國言論,中共一樣把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打成「顛覆」、「分裂」活動。道理顯易不過,在極權/黨國主義者眼中,爭取民主就是奪權,在中國,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在香港,就是「獨立」/「分裂祖國」。而兩者都被扣上外國勢力介入的帽子。
回到《學苑》被梁振英批判的言論,老實說,如果說灰記有興趣當中所探討的事情,都是被港人的身份認同這問題所驅使。「你是甚麼人?」這的確是愈來愈多香港人感到焦慮的問題。坦白說,灰記雖然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另有一本過期的BNO護照),每次外出填入境表時,看到國籍一欄時,總不免猶豫,亦不會直接寫上「中國」二字,也不想寫「香港」,因為香港的確不是國家,通常經過一輪爭扎,會填上「中國香港」。這是否如灰記這類五十後拉扯於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寫照?
而灰記以往到中國大陸採訪,亦被視為境外記者,與外國記者一樣被監控或被招待。而一些泛民人士,以及近期很多曾參與佔領的學生和市民不能進入中國境內,更令灰記思考,香港與中國的巨大差異,香港人絕不能簡簡單單被說成中國人。
《學苑》敢於提出香港民族自決等觀點,正好為身份認同感到焦慮,或壓抑這種焦慮的香港人,提供思考的材料,打開這個敏感但不能迴避的問題的缺口。一些文章雖然有不少反大陸新移民的看法,灰記未能同意,但灰記會把這些看成對愈來愈尖銳的中港矛盾的一種回應。只有透過公開、透徹的討論/ 爭論,才能有望達至中港兩地人民(不期望官方)對中港差異的充分了解,有望令大陸人民對香港人所擁有的集體意識有理性認知。至於是否一定要「因了解而分開」,這是後話。
正如2012年寫了《談護照國籍–論港人作為少數民族》,因而啟發了學苑同學的政評家練乙錚,在「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原載於《信報,後被收錄於《香港民族論》)寫道︰「談論民族、思考『香港人』是否夠得上稱為一個自成一體的民族,與『香港獨立』的議題並無必然關係。歷史上的確有不少的民族建構成了獨立國家,但是也有很多的民族並不選擇走這個方向。」練先生還「告誡」本土/民族的爭論者「切忌視自己選取的立場和看法是終極真理,對別人的不同看法連理解都懶得,甚或不由分說要一棍子打死。」
梁振英和那些京官恫嚇學苑及本土派固然可怒,灰記在雨傘革命/運動期間,亦聽過不少城邦/本土派人士以自己為真理化身,極度排他,動輒罵人「港奸」的言論。老實說,功利地看,「港人自決/自治」運動仍在萌芽狀態,要爭取更多香港人支持,這種靠謾罵建立權威的手段是否聰明的做法呢?
另一位台灣學者吳叡人寫的「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也被收錄在書中。他的一些書話,灰記也想引述︰「…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軌,都是造反。就在筆者行文的此刻,中國網軍已經大舉駭入香港大學預定於6月22日舉行的網絡普選公投網站(灰記按︰由佔中三子發起),阻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決之集體意志的和平表達與形成。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歷史時刻,我不禁想起愛爾蘭作家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無論雨傘革命/運動是否催生更多港人身份認同的焦慮,更多「回歸」本土想像,邊陲的香港人面對頑固的北京中央強權,沒有對決的均勢,只有民主自治承諾被背棄的失落感,以及舉步維艱的無力感。而那句充滿矛盾的"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又有多少香港人願意體會,以至體現?
-----------------------------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2014年2月28日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刊物《學苑》(Undergrad) 2014年2月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作為封面故事,以5篇文章剖析本土意識與香港人成為民族的可能。在封面故事前,《學苑》亦公布一民意調查,發現有48%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政治取向是「本土派」,至於是「大中華」則只有15%。
《學苑》以黑衣群眾在金鐘政總外聚集的相片作為封面照,至於封面故事的引言則以港英龍獅旗飄揚作為配相。5篇文章分別為《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及《香港往何處去?解殖與本土意識》。通篇專題強調了香港在歷史上、文化上的特點,並思考香港的主體性與未來命運。
《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 more
《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more
《「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more
《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more
《香港往何處去?解殖與本土意識》more
至於《學苑》的「政治與抗爭」民意調查則訪問了467位港大學生,當中社會科學學院受訪者佔19%。關於受訪者的政治取向,有61%認為自己屬「泛民主派」,有9%認為自己屬「建制派」,其餘為「兩者皆非」。至於最適合在香港使用的示威手法頭3位,分別是集會 (3.82分) 、遊行 (3.8分) 、及靜坐 (3.46分) 。
雖然有48%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政治取向是「本土派」,但是在全數受訪者當中,只有15%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最適合的政體是「獨立成國」,有68%受訪者認為應「維持一國兩制」。不過,在假設公投自決成國,而公投獲北京承認的情況下,有42%受訪者亦贊成「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跟反對的41%非常接近。
雖然 sample size 只有467人,但香港人身分認同轉變了幾多,還是可以從中約略看出些許端倪。本土意識逐漸抬頭,泛民政治正確性稍退,主流政黨或政治團體脫離民意,無一不符合香港現實。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時事評論員林保華認為《學苑》討論香港的民族自決問題,說明這已經是年輕人搬到檯面上的話題。10年前劉慧卿在台灣說尊重台灣人對自己前途的選擇,回香港受到包括梁振英在內的“愛國盲士”的嚴厲批判,說她支持台獨,是賣國賊;當時幾乎沒有人敢出來聲援她。但是10年後香港學生自己提出這個問題討論,香港的變化多大!表面上,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都倒退了,可是人們的思想,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識卻出現大躍進。過去不敢想、不敢說的問題,現在提出來公開討論了。這不但是中共統治香港的慘敗,也是全球現代科技推動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往前衝的標誌。在這個潮流面前,順流則生。逆流則亡。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Undergrad) 2014年2月專題「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引言
梁繼平
若要數香港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詞彙,非「本土意識」、「城邦自治」及「族群身份」莫屬。一言蔽之,其核心就是以香港為本位,發展出獨立而自主的歷史觀、身份認同及政治原則。港人不再視香港為借來的時空,而是扎根的家土。徐承恩於其最新著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中道:「族群意識一興起,就易放難收,即是再不喜歡也好,亦只能正視、再謀對策,而不是輕易地否定族群意識的存在。香港族群這個說法,固然是政治不正確,但社會科學的第一條規條,就是要把社會現象視為客觀事物 (Treat social facts as things) 。」
若以文化族群去描述香港已屬政治不正確,那麼以包含主權、自治、平等公民概念的民族[1]去形容香港,豈非更大逆不道?民族主義不必然帶來壓迫,哈佛大學教授Liah Greenfeld曾指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是內在地互為聯繫」。若香港要踏上民主路,港人的民族認同是必須處理的問題。港人由英殖時期處於的「隱民族國家」,到共產中國接管後所施加的大一統中國認同,兩者以外有否第三條出路?
今期《學苑》封面專題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將以五篇文章深入剖析本土意識與香港人成為民族的可能。《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一文先以新移民的福利權爭議為切入,指出共同體成員身份是利益分配的基本單位,並道出港人反對撤限背後的國族思維。接著《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文擺脫以中國為本位的史觀,指出港人早已於英殖時期建立了本土意識,並梳理近年香港本土思潮的發展。繼而《「香港人」 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一文探討香港由六七十年代起發展的本土文化如何豐富港人的身份想像,並指出香港早已是具備公共文化的共同體。而《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决的權利?》更力證香港人已有足夠條件成為一獨立民族,並理應享有國際法所保護的自決權,公投表決香港的政治狀態。最後《香港往何處去?解殖與本土意識》則以另一視角分析香港如何解除殖民枷鎖,建立主體性,並對興起的本土思潮作出批判,均值得港人反思。
「獨立是追求做人的自由和尊嚴,這不是邪惡;而獨裁是剝奪人的自由和尊嚴,這才是邪惡。獨立和統一都不是價值標準和原則,尊重人的選擇權才是終極價值。」無論是一國兩制或港獨自治;是香港民族或中華民族,捍衛港人的自由和選擇權才是我們的終極關懷。做一個獨立且自由的人,須肩負沉重代價,有人寧願繼續接受奴役以逃避責任,港人又會怎樣選擇自己的命運?
[1] 民族理論學者Anthony Smith對民族下的定義:「具有名稱,佔有領土的人類共同體,擁有具同的神話,共用的歷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員生活在單一經濟之中並有著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
民主自治與民族自決, the case of Hong Kong
民主自治與民族自決, the case of Hong Kong週五 2015-01-16 灰記客
廣告
一月十四日上午發表的施政報告,可以用乏善可陳四字摡括。不過,「不務正業」的梁振英居然在發表報告時講出以下的一段恐嚇說話,引起網上的熱議︰
「…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3年,《學苑》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灰記按︰《香港民族論》是2013年度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輯,於2014年9月出版)。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說話刊於《施政報告》第十段)
同日下午在記者會,梁振英再度批評港大刊物《學苑》鼓吹港獨言論,他更點名提到《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的文章,談到香港獨立,提到民主回歸論死亡,又講到香港要借助外力達致獨立,一是借助大陸,一是借助外國支持。對方的另一篇文章,比較了香港與新加坡的大小和軍隊人數,講到香港亦可建軍。
梁振英說,在言論自由下,《學苑》三番四次,不單作為學生會官方刊物刊登文章,結集成書,情況值得關注,值得社會討論,他認為,施政報告的有關批評並不影響港人言論自由。(信報財經新聞)
然後那些戀棧權位和功名的前殖民地高官和學者即時和應,行政會議成員林煥光批評鼓吹港獨不恰當;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去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亦為梁振英以官方報告形式打壓言論自由護航,說《學苑》所講的香港民族自決論是眾多本土意識最激烈,因此中央及特區政府認為必須正視。
不過,雖說中共的專制意識以至中國大陸的行事方式逐漸滲入香港,畢竟香港到此刻仍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香港人並沒有因為梁振英的恫嚇而退縮,很多人搶購《香港民族論》,學苑亦因此加印3000本。除此之外,網上批評梁振英打壓言論自由之聲不絕。
受恫嚇的港大學生會學苑就以「狼心狠噬言論自由 特首無恥大放闕詞」為題,發聲明回應,指梁對「《學苑》的公開批評,分明是在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營造白色恐怖。」批評梁沒有聆聽年輕人在雨傘革命發出的聲音,「對年輕人的政制訴求充耳不聞,反在施政報告大會公開批評學苑,敵視年輕世代。施政報告大會本是關乎民生大事之場合,現在竟淪為特首批鬥年輕人的平台。」除表明「無畏無懼,擇善固執,慎思敢言」外,亦要求梁振英「收回言論,立即停止打壓,尊重每一位香港公民發表言論的權利。」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及獨立評論人協會亦發聯合聲明,「認為有關說法威脅言論、學術及出版自由,兩會對此表示極度憂慮。」兩會指「《基本法》保障港人享有言論、學術和出版自由。上述刊物只要內容無牴觸任何法例,任何人無論是否同意其內容與觀點,均應予以尊重,倘有不滿,則應據實指證,以體現對言論自由之尊重。
特首卻以香港最高級官員之身份,在《施政報告》這份港府治港之頭號文件中,對上述刊物作出批評,此舉極不恰當,亦形同製造『白色恐怖』,打壓言論與出版自由的空間。」
聲明還特別舉港英時期港督應對學苑批評政府的做法,間接批評梁振英不願以理服人的粗暴。「本會根據《學苑》前編委成員提供資料,該刊於六、七十年代亦曾發表多篇文章批評政府,惟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並無公開批評學生,而是向該刊寄上署名文章解釋港府施政,以理服人,而《學苑》亦作出了全文刊登。」
既然記協和評論人協會提出港英政府的「寬容」,灰記亦加記一件當年反殖事件。1970年代初相當活躍及反叛的青年政論刊物《70年代》,批評當時社會不公、貪污橫行不遺餘力,亦對港英殖民統治表達明顯的反感。有一期他們以小童向英國旗小便作封面,抗議殖民統治,港英政府沒有追究,反而那位當年為民請命的英國人葉錫恩女士覺得受到冒犯,向他們提出批評。
這位葉錫恩女士曾在1960年代與鼓吹港獨的馬文輝同屬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香港自治和民主化而專程到英國向殖民地部和國會陳情。諷刺的是,葉女士現在被視為香港建制陣營人物,不知她會對《學苑》的港獨言論,以及梁振英對《學苑》的恐嚇言論有何看法?
說起港獨/城邦思潮,並非始自今日。根據博客致知參考歷史資料所寫成的文章「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1960年代全球去殖民地和民族獨立之風甚盛,對香港自治運動亦起鼓舞作用,除了聯合國香港協會在1961年「對當時政制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的殖民地政府提出大膽改革計劃,包括要求不論種族國籍的投票權及公民權利、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讓公民認識民主政府的中小學免費教育、以分區民選議會取代市政局,投票選出立法局議員的過渡方案,及至一個全面普選的立法局。」
這位先施公司馬氏家族成員,亦以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基礎,建立民主自治黨,「以除國防外交權歸英國外香港人民民治、民有、民享為綱領。自治黨以反殖反共為基調,指英國殖民主義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
民主自治黨這個綱領比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更進取。不過,馬文輝後來被一些溫和派擠出領導層。後來幾個左傾的成員「鄧漢齊律師連同(英國教師)曾健士及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又宣布退黨,組織香港工黨。不同於民主自治黨的反共立場,其仿效了英國工黨的政綱,更加入了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左翼和更大膽的港獨綱領。有趣的是,工黨製作了貌似中共五星紅旗的一支六星紅藍雙色黨旗,並說將會用作未來自治政府的國旗,與現今的龍獅旗反採用英殖象徵相映成趣。」
從這段六十年代歷史可見,無論港獨或自治,針對當時殖民統治的不堪,鼓吹者都希望透過政制改革/民主化達到目標。但英國殖民統治者始終對香港民主化有戒心,不願及早回應香港人的訴求。戰後港督楊慕琦曾提出政制改革計劃。其後於五十年代被其繼任人葛亮洪以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由否決。
不過,去年十月底佔領運動期間,外國傳媒報道了解密的英國外交部文件,顯示戰後香港民主不前,是中方阻撓的結果。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相繼報道,自1950年開始,英國政府在香港殖民統治時期,便試圖推動民主選舉,但過程中遭到中方強烈阻撓,甚至威脅要採取行動。
「中方曾強力警告英方勿採取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甚至威脅如果英方在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將採取行動解放香港。而1960年,負責香港事務的中方高官廖承志曾警告,『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積極行動,解放港九新界』。
其中一份文件顯示,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告訴英國軍方,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都會被視為是『非常不友好的行為』和『陰謀』,因為中國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發生任何改變。這些威脅使得英方最後被迫擱置普選的推動。」
香港中共黨報之一《大公報》隨後發表署名崔寧的評論員文章︰美媒炒作舊檔案意在撐「港獨」,抨擊美國傳媒借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被解禁的資料,歪曲歴史事實,無中生有地攻擊中國政府早在五六十年代就阻止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給予香港民主。「《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文章,雖然都依據解禁的外交文件資料,但卻有意將其中的事實加以歪曲,並沒有客觀地反映當時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和負責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所表達意思,故意將中國政府反對英國企圖將香港以『自治』方式從中國分裂出、延續英國殖民統治的『港獨』行為,說成是中國政府反對給香港『民主』。『自治』和『民主』不是同一個概念,這一點相信像《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不會不知道其中的本質差別,更不用說當時英國企圖以『民主自治』方式永久霸占香港的殖民主義者貪婪的心態。」
雖然灰記也相信英國人並沒有決心及早在香港推行民主,例如直到1980年代中,港人爭取1988年立法局加入直選議席,因為中方強烈反對,當時的中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大罵有人不按本子辦事,於是港英政府便在其諮詢報告「製造」支持88年引入直選的人佔少數的民意,而否決88直選。但民間做的多次調查都顯示超過六成港人贊成88年引入直選。
不過,這些中共護航者亦無法有力反駁英國「老屈」中國,即是中國並不反對在香港推行民主,只要不把香港分裂出去。反而我們看到,無論周恩來,廖承志,以至現在中國對港官員,都把香港人爭取有別於中共橡皮圖章式的民主,看成港獨,看成外國勢力的介入圖謀分裂中國。
因此,梁振英狠批學苑,不停指佔中有外國勢力介入,完全是中共黨員思維的一脈相承。當然,不少論者也指出,乖戾、兇悍而野心大的梁振英故意「危言聳聞」,有意識地把反建制的青年學生,爭取民主的港人與港獨鼓吹者混為一談,刻意挑動中共中央已經十分綳緊的神經,實為其「敵我矛盾」思維主導的「法家式」(即開口閉口「依法」、「守法」)強硬管治找藉口,並以此為籌碼,期望受北京同樣崇尚「法家式」強硬管治的當權者垂青,可以連任。
不過,那些對中共還有幻想的溫和泛民及其支持者也不要天真,以為與港獨言論劃清界線便可以減少被針對,被打壓。無論是否有六十年代由部分殖民地精英階層發起的港獨/自治運動,以至有否近兩三年興起於8、90後世代的城邦自治、香港建國言論,中共一樣把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打成「顛覆」、「分裂」活動。道理顯易不過,在極權主義者眼中,爭取民主就是奪權,在中國,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在香港,就是「獨立」/「分裂祖國」。而兩者都被扣上外國勢力介入的帽子。
回到《學苑》被梁振英批判的言論,老實說,如果說灰記有興趣當中所探討的事情,都是被港人的身份認同這問題所驅使。「你是甚麼人?」這的確是愈來愈多香港人感到焦慮的問題。坦白說,灰記雖然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另有一本過期的BNO護照),每次外出填入境表時,看到國籍一欄時,總不免猶豫,亦不會直接寫上「中國」二字,也不想寫「香港」,因為香港的確不是國家,通常經過一輪爭扎,會填上「中國香港」。這是否如灰記這類五十後拉扯於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寫照?
而灰記以往到中國大陸採訪,亦被視為境外記者,與外國記者一樣被監控或被招待。而一些泛民人士,以及近期很多曾參與佔領的學生和市民不能進入中國境內,更令灰記思考,香港與中國的巨大差異,香港人絕不能簡簡單單被說成中國人。
《學苑》敢於提出香港民族自決等觀點,正好為身份認同感到焦慮,或壓抑這種焦慮的香港人,提供思考的材料,打開這個敏感但不能迴避的問題的缺口。一些文章雖然有不少反大陸新移民的看法,灰記未能同意,但灰記會把這些看成對愈來愈尖銳的中港矛盾的一種回應。只有透過公開、透徹的討論/爭論,才能有望達至中港兩地人民(不期望官方)對中港差異的充分了解,有望令大陸人民對香港人所擁有的集體意識有理性認知。至於是否一定要「因了解而分開」,這是後話。
正如2012年寫了《談護照國籍–論港人作為少數民族》,因而啟發了學苑同學的政評家練乙錚,在「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原載於《信報,後被收錄於《香港民族論》)寫道︰「談論民族、思考『香港人』是否夠得上稱為一個自成一體的民族,與『香港獨立』的議題並無必然關係。歷史上的確有不少的民族建構成了獨立國家,但是也有很多的民族並不選擇走這個方向。」練先生還「告誡」本土/民族的爭論者「切忌視自己選取的立場和看法是終極真理,對別人的不同看法連理解都懶得,甚或不由分說要一棍子打死。」
梁振英和那些京官恫嚇學苑及本土派固然可怒,灰記在雨傘革命/運動期間,亦聽過不少城邦/本土派人士以自己為真理化身,極度排他,動輒罵人「港奸」的言論。老實說,功利地看,「港人自決/自治」運動仍在萌芽狀態,要爭取更多香港人支持,這種靠謾罵建立權威的手段是否聰明的做法呢?
另一位台灣學者吳叡人寫的「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也被收錄在書中。他的一些書話,灰記也想引述︰「…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軌,都是造反。就在筆者行文的此刻,中國網軍已經大舉駭入香港大學預定於6月22日舉行的網絡普選公投網站(灰記按︰由佔中三子發起),阻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決之集體意志的和平表達與形成。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歷史時刻,我不禁想起愛爾蘭作家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無論雨傘革命/運動是否催生更多港人身份認同的焦慮,更多「回歸」本土想像,邊陲的香港人面對頑固的北京中央強權,沒有對決的均勢,只有民主自治承諾被背棄的失落感,以及舉步維艱的無力感。而那句充滿矛盾的"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又有多少香港人願意體會,以至體現?
-----------------------
自決派港大論壇辯論:民主vs民族
儘管統稱「自決派」,但有人主張「民主自決」,有人主張「民族自決」,香港人是否可以成為一個民族?民主實踐和身份認同又關係如何?自決派內部,可共謀抑或對立?
特約撰稿人 李贊 發自香港2016-10-18
分享文章
新一屆香港立法會,六位不容易用傳統的「建制」和「民主」標籤分類的議會新人被稱為「自決派」,並以38萬票的總票數進入議會。
新一屆香港立法會,六位不容易用傳統的「建制」和「民主」標籤分類的議會新人被稱為「自決派」,並以38萬票的總票數進入議會。攝:吳煒豪/端傳媒
新一屆香港立法會剛剛開局,六位不容易用傳統的「建制」和「民主」標籤分類的議會新人被稱為「自決派」,並以38萬票的總票數進入議會。而深入分析,他們彼此的政治主張又存在不同,最大的分野在於強調「民主」還是「民族」。
其中一派提倡「民主自決」——推動群眾參與,以溝通化解敵對,代表人物是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等新議員。
而另一派提倡「民族自決」——建立香港民族主義,劃定身份邊界,並以此為基礎團結港人,主張後者的主要是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線等政治團體。
同樣提倡香港「命運自決」,這兩派的政治主張和論述有何不同?香港市民又該如何理解?2016年10月14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在香港大學舉辦論壇《民主與民族:香港自決路上的兩難》,邀請立法會議員朱凱迪、《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梁繼平、時評人梁啟智,一同辯論兩種主張的分野。
梁繼平:「民主自決」忽略「香港人已成民族」,身分認同影響公投
梁繼平正在香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法學雙學位。他強調,他們主張的香港民族主義與傳統的民族主義不同,看重的並不是血緣、出身,而是「香港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以及「公民價值、為自由民主抗爭的經歷」,他認為香港人由此可成為自決前途的共同體。
在他看來,香港民族主義的意義,在於「抗衡中華民族主義的霸權,捍衛香港人的主權」,而這可以幫香港人充權,增強自決的意識。
他指出,「民主自決」派拒談「民族」,就無法解釋,為何香港人要反對實行國民教育和「普教中」。他特別提到,香港人不想透過國民教育將中國人的身分強加在自己身上,將普教中視為中國推行身分認同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從香港人反對的聲音中可見,民族、身分認同對政治現實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普教中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簡稱「普教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語文教育及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建議,將普通話取代廣東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主要教學語言 (中文科的課堂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的比例逾50%),取代母語教學。從2008年起,語常會推出《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撥款資助學校推行普教中。語常會推出撥款計劃,普教中學校的數量才逐步上升。由於教學成效存疑,教育局網頁亦曾承認「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是次改革引起社會反彈,部分中學接受教育局資助,改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引起「推普廢粵」的爭議。
他亦指出,代表「民主自決」派的政黨香港眾志提出要在未來發起公投,但身分認同會影響公投的結果。他說:如果現在香港人有公投的機會,會不會以香港人的身分為依歸,着重香港人的利益?假如中華民族主義成為主流,公投的結果將不利於香港的前途。
梁繼平一再強調,要談公投,也不可避談民族。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攝:盧翊銘/端傳媒
朱凱迪:「香港民族」社會主流難接受 民主的戰場在社區
梁啟智和朱凱迪則擔憂,若以民族主義為運動旗幟,會孤立自決路上本可爭取到的支持者。梁啟智承認,香港若要自決,不可繞過公投這一步。「那麼所有的香港住民,都是我們爭取的對象。」
獨立不是終點,而且有路徑依賴,之前怎麼爭取到獨立,影響到之後的民主能不能穩健。那麼我們用什麼方法推動香港自決,就要謹慎選擇。
梁啟智
梁繼平提到,香港人對新移民不信任,是源自對制度的不信任,若香港要回單程證審批權,不信任就會消解。梁啟智則回應,在要回單程證審批權前,新移民會一直在香港境內存在,民族主義者就必須面對他們對香港前途的影響。他說:「獨立不是終點,而且有路徑依賴,之前怎麼爭取到獨立,影響到之後的民主能不能穩健。那麼我們用什麼方法推動香港自決,就要謹慎選擇。」
論壇上,朱凱迪則先用自己參與社運、走入社區、進入議會的經歷,來闡釋民主自決的理念。他談及,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中,他開始有了「拿回我們的生活的感覺」,但當時這仍然是禁忌。近幾年抗爭中,自己和社會才破除了禁忌,喊出了「自決」。
對於民族主義,他與梁啟智有類似的擔憂,指出當下香港右翼的做法,難以令香港的主流團體支持民主運動。「我想通過我的參與去填補這些漏洞」,而他選擇的路徑就是社區。他觀察到,香港人「後殖民意識」很深:「你作為一個公屋居民,為什麼想不到要和周邊屋邨的人建立一個民主的團體,卻還要被房署惡霸一樣地管制?」
我們要還一些解殖的債務。
朱凱迪
朱凱迪舉例說,「有些右翼會講,社區事業太瑣碎,和我們打大佬有什麼相關呢?」但他相信,對抗大財團、強權的戰場,就是在社區。之前的30年,民主派鬥爭沒有將民主真正貫徹落實,社區工作要填補這個漏洞。
「我們要還一些解殖的債務。」他這樣說。
《香港民族論》編者梁繼平,時事評論員梁啟智 及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就香港未來「民主」、「民族」走向自決進行討論。
《香港民族論》編者梁繼平,時事評論員梁啟智 及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就香港未來「民主」、「民族」走向自決進行討論。攝:盧翊銘/端傳媒
新移民、少數族裔、普世價值:「香港民族」的邊界在哪裡?
如果譚仔的阿姊嘗試學廣東話,我們都好欣賞,因為這表示了積極融入生活的態度。
梁繼平
提問環節,許多觀眾叩問「香港民族」的標準和界線。
梁繼平首先表示,「香港民族」不排斥新移民,「如果譚仔的阿姊嘗試學廣東話,我們都好欣賞,因為這表示了積極融入生活的態度」。他強調,香港民族主義不是要求新移民完全放棄自己的背景來融入,但需要討論,新移民要融入到什麼程度,香港人又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他亦透露出,融入香港生活的標誌不僅在於語言。有觀眾提問,香港民族能否包容在地的外國人、南亞裔?梁繼平說道,「我們本土派搞的足球活動,有外國國籍的人想加入足球隊,為香港效力,我們會感動,藉此修正我們過往的偏激,只要願意為香港效力的,都視為香港人。」
又有觀眾質疑:「香港民族」,與擁抱普世價值的共同體,有什麼不同?梁繼平指出,普世價值無關特定民族,但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現,要靠特定的共同行動。包括自己在內的香港年輕一輩,就是經歷了雨傘運動,才理解了自由、內化成了共同的價值,因而他認為,所以普世價值也有屬於民族的獨特形態。
《香港民族論》編者梁繼平。
《香港民族論》編者梁繼平。攝:盧翊銘/端傳媒
在地耕耘、議會鬥爭,「民主」、「民族」,誰能爭取「大多數」?
對梁繼平的說法,梁啟智、朱凱迪繼續質疑,民族主義能否推動香港自決,能有多大的積極影響力?
梁啟智將中華民族主義比喻稱動畫中的怪獸,可以吸收「香港民族主義」發射來的激光:「中華民族主義好想見到香港民主主義興起,因為對他來講是營養。」
他進一步指出,香港仍然很保守,新移民,與香港土生土長的保守人士,本來可能與香港自決力量站在同一戰線,但高舉民族主義,就推走了他們。他認為,朱凱迪從社區角度提供了解決的方法,從日常生活出發,壯大自決運動,因為香港人目前仍然缺乏社區自決的意識,對社區、區議員要求很低。
梁繼平回應,在地工作固然能推進自決事業,但「民主自決」的論述中忽略了中國的大背景,和改變被中國政府左右的政治制度的需要。朱凱迪澄清,自己也不會忽略爭取香港政制的自主,包括奪回單程證審批權。
朱凱迪的另一點疑慮,是右翼近幾年的政治操作顯示,靠民族主義無法推動民主勢力在立法會佔有過半的議席。他表示,「八三一」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民主運動需要新的範式。而他認為,新的範式應該是「自決」,即「不用跟著基本法、人大決定來思考我們未來的政治制度」。他計畫填補既有的漏洞,將不同光譜拉到一起,一邊是民主派大黨,另一邊包括青年新政、劉小麗、姚松炎等傘後新勢力。
「用梁振英『粒粒皆辛苦』的精神,一粒粒聚集起來,議席過半,在立法會形成新的範式,下一屆立法會選舉,香港人才會投我們。」朱凱迪說。
二元對立,還是並行不悖?
其實中國人爭取民主自決和香港人爭取,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為什麼完全不理中國,才對香港好?
梁啟智
朱凱迪亦不贊同今天香港本土派和大陸民主運動割席,反對紀念六四。
「其實中國人爭取民主自決和香港人爭取,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為什麼完全不理中國,才對香港好?」梁啟智和梁繼平則都表示,建設民主中國與香港身分認同並非對立。梁啟智說,自己就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但對大中華無特別感情。但他亦反感,一些聲稱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反對別人支持建設民主中國,甚至說支持就是對香港有害:「大家有意做不同的事,何必阻止其他人呢?」
梁繼平則提出,中國不可能在不分裂的情況下實現民主,他反問:假設全國公投,最後結果是六比四,怎樣消除人數龐大的反對派的不滿?
論壇進入尾聲,一位觀眾提出,今日的討論太多二元對立,但其實「民主」與「民族」有共謀的空間。朱凱迪亦表示,2016年一個關鍵的起點是,通過立法會選舉,爭取「自決」的進程進入了體制。他說道,民主這條路,同自決、獨立都不矛盾,研究民族的同時,希望香港的民主討論可以更加深入,民主實踐可以更加蓬勃。
自決派港大論壇辯論:民主vs民族|香港|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tinyurl.com/y6zn2ecq

nicecas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