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日語:大江 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 Ōe Kenzaburō ?,1935年1月31日-),日本當代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出生於日本四國偏僻的山村,在東京大學修讀法國文學,1957年正式踏上文壇時便贏得了「學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贊語。
1994年,他因作品中「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2]而榮膺諾貝爾文學獎。但日本右翼納粹得知大江獲獎時相當驚慌,他們又羞又怒。他們認為「持續批評日本的態度」才是大江被瑞典學院青睞的原因。大江本人的解釋是,他的獲獎是「邊緣(文學)對中心的勝利」(他認為從文化角度上看,日本應該被視為世界的邊緣)[3]。
生平
早年經歷
2005年的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於1935年1月31日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從小聰敏過人,愛好閱讀文學書籍,如《三宅學嶺隨想集》等書,一生中購得的第一本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高中於故鄉松山完成學業。於1954年4月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第二類法文系),以其優異表現獲得東京大學的獎學金喜好法國哲學家兼文學家沙特與同為法國作家加繆的作品,也會自撰小說或劇本。生涯的第一篇正式作品是在入學同年九月為同學演出所寫的《天嘆》,此後在校內文藝部參與校刊編輯,寫過詩和評論。
1955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東大教養學部校友會的會刊《學園》上曾以《火山》一文奪得銀杏並木賞。1957年5月在《東大新聞》中發表《奇妙的工作》,獲文藝祭獎。1958年大江再以《飼養》短篇小說獲得第三十九屆芥川賞,逐漸受到日本文壇的關注。翌年三月畢業,畢業論文是《沙特小說之感想》。在求學期間的大江已是多產的作家,除了上述作品外還有《死者的奢侈》、《他人之足》、《石膏假面具》、《偽證之時》、《運搬》、《鳩》、《毀芽棄子》、《意外的芽》、《喝采》、《戰爭的今日》、《北之島》、《夜慢行》、《此外的地方》、《我們的時代》等短篇或長篇作品,雖不過大學生卻十分勤於寫作,部份作品甚至發表成了單行本。
寫作生涯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和其同學(著名導演伊丹十三)之妹伊丹由加理結為連理,生下了一個嚴重殘障的孩子,後腦部有個肉瘤,就像長了另一個腦袋,等於是嚴重的發育畸形。多次手術皆無法挽救,大江曾一度至江之島試圖赴水而死,但對於自己如因逃避現實而自殺實為愧對社會及妻子,因此更為奮發,種種思維影響了作品,其子則被命名為「光」。他曾經在回憶文章中寫到給孩子起名的過程:
於是,我就對母親說起了從韋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鳴,告訴她「我打算從韋伊的書裡,給孩子取一個名字」。母親就說:「那好呀。」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在這種時刻往往會說一些不入耳的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烏鴉這個名字。大江烏鴉就是你孫子的名字了。」我剛這麼一說,母親便怒上心頭,下樓去自己的房間了。我也感到了後悔,卻是毫無辦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門去辦理戶籍手續,母親對我說,「烏鴉這個名字也很好嘛。」於是我終於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對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說起來有點兒開玩笑的感覺,由於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這個發音則合著那個韻腳。[4]
關於其子的作品包含了早期作品的《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與1990年發表的小說《寂靜的生活》。
1960年開始,大江在《文學界》雜誌連載《青年之污名》,以反戰為題。1961年大江健三郎曾訪問中國,受到中國左派及右派份子的批評,遂在《群像》雜誌發表《吶喊》長篇,便是以訪中之行有相關連。1962年,大江一名好友因擔心核戰會毀滅地球而自殺身亡,大江有感而發,前往廣島探究原子彈轟炸過後的廢墟。
1964年4月,大江於《世界》雜誌連載了半年的《廣島筆記》,此書奠定了他成為大文學家的地位,雖此書常被學者批評不具文學性,但瑞典諾貝爾學院發言人指出此書是極具超越性的。此書受到各界廣大迴響,統計指出每年會有約一萬人左右的讀者閱讀此書。接著持續發表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及《跑,向前跑》,讀者是與日倍增。
在大江健三郎所有作品中,《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最受推崇,受到海外研究日本文學學者的歡迎,譯成了多國文字。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
1994年住在世田谷區成城的大江健三郎接到了瑞典文學院的電話,不過大江健三郎未聽懂對方的英語,以為是受邀參與演講而未注意。接著外電消息已傳來日本,直到家門口擠滿大批媒體才知道自己榮膺諾貝爾文學獎[5]。
意外獲獎的大江健三郎表示世界的文學工作者如此繁多,從未抱有獲獎的希望。他在當時對記者說:「日本文字的水準是很高的,諸如安部公房、大岡昇平、井伏鱒二,都有獲得諾貝爾獎的資格。」「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這個殊榮非他莫屬,而不會是我。」
1994年12月10日,大江健三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上,領取了文學獎獎章。但是關於其作品卻依舊在日本充滿爭議。瑞典文學院指出大江健三郎文學成就在於:「是因為以詩的創造力,把現實和神話做了密切結合,表現了想像的世界,並對人間樣態,作了衝擊性的描述。」
晚年生活
大江健三郎仍勤於寫作,「後期的工作」最主要的作品是《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我的書!》,完成這核心的3部作以後,2007年發表了《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慄早逝去》。
最新的小說作品是2009年12月15日講談社出版的《水死》,2009年10月8日凌晨,《水死》完稿於台北旅次,大江在當天下午舉行的簽書會前講演中揭示了相關細節,他在旅館裡撕掉了原稿最後6頁,隱約有封筆之意。
《水死》是大江唯一的1部在台灣定稿的小說。
作品
1957年5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小說《奇妙的工作》,獲該報五月祭獎。8月,在《文學界》雜誌發表《死者的傲氣》,成為「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
1958年1月,在《文學界》雜誌發表《飼育》,獲第39界「芥川文學獎」[6]。同年,發表《感化院的少年》。
1959年,發表《我們的時代》。同年,發表《我們的性世界》。
1960年2月,創作電視歌劇《昏暗的鏡子》。同年9月,在《新潮》雜誌連載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
1961年,發表《政治少年之死》。
1963年5月,發表中篇小說《性的人》。
1964年8月,出版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獲新潮文學獎;10月,在《世界》雜誌連載長篇隨筆《廣島札記》。
1967年1月,在《群像》雜誌連載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同年9月講談社出版,獲第3屆「谷崎潤一郎獎」;同年,發表《為與沖繩共嘆共怒》。
1968年4月,發表《參院選舉反映了民意嗎——當投票意味著放棄權利的時候》。同年8月,發表《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
1969年8月,在《世界》雜誌連載《沖繩札記》
1970年7月,在新潮社出版演講集《核時代的想像力》
1971年7月,出版與重藤文夫的對談錄《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後的人》
1973年,新潮社出版長篇小說《洪水湧上我的靈魂》,獲「野間文藝獎」
1974年11月,新潮社出版《文學筆記》
1978年5月,岩波書店出版《小說的方法》
1979年11月,新潮社出版長篇小說《同時代的遊戲》
1980年1月,在《文學界》雜誌發表《聰明的雨樹》
1982年7月,新潮社出版短篇小說集《聽雨樹的女人們》
1983年,講談社出版短篇小說集《新人啊,醒來吧》;4月,在《波》雜誌連載隨筆《小說的圖謀·理性的愉悅》。
1984年1月,在《朝日新聞》發表與作家掘田善衛的通信《核時代的烏托邦》
1985年,發表長篇小說《M/T》序章
1986年,岩波書店出版《M/T與森林裏奇異的故事》
1988年,岩波書店出版理論論著《為了新的文學》
1993年,創作長篇三步曲《燃燒的綠樹》
1994年,朝日新聞社出版《小說的經驗》
1998年,《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私という小説家の作り方)
『宙返り』(長編)講談社、1999年(のち講談社文庫)
『取り替え子』(長編)講談社、2000年(のち講談社文庫)
『憂い顔の童子』(長編)講談社、2002年(のち講談社文庫)
『二百年の子供』(長編)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のち中公文庫)
『さようなら、私の本よ!』(長編)講談社、2005年(のち講談社文庫)
『おかしな二人組(スゥード カップル)』(三部作) 講談社、2006年
『取り替え子』/『憂い顔の童子』/『さようなら、私の本よ!』の特裝版
『臈たしアナベル・リイ 総毛立ちつ身まかりつ』(長編)新潮社、2007年(のち新潮文庫『美しいアナベル・リイ』へ改題)
『水死』(長編)講談社、2009年(のち講談社文庫)
『晩年様式集 イン・レイト・スタイル』(長編)講談社、2013年(のち講談社文庫)
軼事
大江健三郎獎
2006年,大江的作家生活50周年,創設了通稱大江獎(大江賞)的大江健三郎獎(大江健三郎賞),小説家大江健三郎1人評審(選考)。
沖繩筆記爭議
日本右派納粹成員誣衊大江健三郎的《沖繩筆記》一書記載不實,控告大江健三郎及出版社岩波書店。經過近三年纏訟,大阪地方法院在2008年3月28日作出判決,駁回了兩名右派納粹原告的賠償要求,兩名右派納粹原告敗訴。大江健三郎在1970年的《沖繩筆記》中陳述,許多平民是在軍方強迫下自殺殉國。
與漢語世界
中國大陸
大江在1960年隨野間宏等日本作家首度訪問中國,會見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等中國國家領導人及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文化界領導和許廣平、趙樹理等文化人,還遊歷了上海,在巴金和孔羅蓀陪同下欣賞了越劇。
改革開放後的1984年,大江隨井上靖等日本作家再次到中國訪問,會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遊歷了絲路。其後於2000年、2001年、2002年、2006年、2009年第3、第4、第5、第6、第7次訪問中國。
2000年9月28日上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度向中國學術界發表講演:〈北京演講二〇〇〇〉(許金龍漢譯,收入《大江健三郎自選隨筆集》漢語版)。2006年9月9日上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向中國學術界再次發表講演:〈北京演講二〇〇六〉(作者自訂題名,有些傳媒另改標題〈始自於絕望的希望--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自白〉)。同年9月10日上午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首次向中國的青少年發表講演:〈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講演〉(許金龍漢譯)。大江在北京欣賞了京劇,參觀了毛主席紀念堂和故宮博物院,還遊歷了南京,參觀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並與幾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座談。
大江於2007年11月出版的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臈たしアナベル・リイ 総毛立ちつ身まかりつ』)評上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合辦的「2008年度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是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的第7屆得獎作品,同時得到了第1屆「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微山湖獎」(另2部得微山湖獎的作品是澳大利亞作家亞歷克斯·米勒的《別了,那道風景》和英國作家拉塞爾·塞林·瓊斯的《太陽來的十秒鐘》)。大江親自給《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許金龍譯本寫了1篇〈致中國讀者〉。
2009年1月16日,大江親自出席,在中國北京領取了「微山湖獎」。
台灣
諾貝爾獎獲獎前
1980年代的1987年這一年裡,台灣翻譯出版了3部大江的小說作品:《聽雨樹的女人們》(『「雨の木」を聴く女たち』,薛柏谷譯,長篇)、《個人的體驗》(『個人的な體験』,李永熾譯,長篇)、《打羊羊》(「人間の羊」,鍾肇政譯,短篇,收在鍾肇政、陳千武、陳明台合作翻譯的日本短篇小說選《化粧》,鍾譯標題取自小說中外國兵的歌唱「羊撃ち」)。
馬森編的《樹與女》(當代世界短篇小說選第3集,1988年出版)裡面收了李永熾翻譯的《別人的腳》(「他人の足」,短篇)。
黃玉燕編選、翻譯的《日本名家小說選(第4集)》(1991年出版)收了「他人の足」第2個台灣漢譯本《局外人的腳》,讓「他人の足」成為惟1的1篇有2個台灣漢譯本的大江作品和惟1的1篇有2個台灣漢譯本的大江短篇小說作品。
姚巧梅編選、翻譯的《大師小品:日本短篇精典》(1992年出版)收了大江成名作「奇妙な仕事」的台灣漢譯本《奇異的工作》。
諾貝爾獎獲獎後
1994年,鍾肇政寫了一篇〈大江健三郎二三事〉。翌年台灣翻譯出版了大江的芥川獎入圍(日本語芥川賞候補)作品《死者的傲氣》(『死者の奢り』)和芥川獎得獎(日本語芥川賞受賞)作品《飼養》(『飼育』)的合訂本(都是邱振瑞譯,林至潔審訂2部譯稿並撰寫譯本序〈我所知道的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性的人間》(『性的人間』,黃玉燕譯)。
1996年,《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萬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在台灣出了李永熾譯的漢語版,李永熾寫了譯本序〈共時性與通過儀式-論大江健三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台灣的翻譯者
鍾肇政是第1位翻譯單1篇大江短篇小說的台灣翻譯家,李永熾是第2位。但他也是第1位翻譯2部大江長篇小說作品的台灣翻譯家。
如果將《聽雨樹的女人們》看作短篇小說集,已棄世的薛柏谷就是史上第1位翻譯多篇大江中短篇作品的台灣翻譯家。如果將該書整體當作1部長篇小說,李永熾和薛柏谷就是史上最早的2位翻譯大江長篇作品的台灣翻譯家,最早紹介到台灣的大江中短篇小說作品就是鍾肇政翻譯的《打羊羊》,再來是李永熾翻譯的《他人的腳》。
翻譯2部大江長篇小說作品的第2位台灣翻譯家是劉慕沙(翻譯《換取的孩子》『取り替え子(チェンジリング)』和《憂容童子》『憂い顔の童子』),第3位是陳孟姝(保朱,翻譯《為什麼孩子要上學》『自分の木の下で』和《兩百年的孩子》『二百年の子供』)。
張秀琪翻譯了《靜靜的生活》(『靜かな生活』),賴明珠翻譯了《給新新人類》(『「新しい人」の方へ』),戴偉傑翻譯了《音樂與文學的對談》(『同じ年に生まれて』,與小澤征爾共著)。
2011年8月,林水福和陳諭霖合作的《飼育》在台出版,就是新潮社 <新潮文庫>『死者の奢り・飼育』(短編集)這本書的台灣繁體中文版,收錄和日本語原版同樣的6篇短篇:〈飼育〉(「飼育」,林水福譯)、〈死者的招待〉(「死者の奢り」,林水福譯)、〈他人之足〉(「他人の足」,林水福譯)、〈人羊〉(「人間の羊」,陳諭霖譯)、〈不意之啞〉(「不意の唖」,陳諭霖譯)、〈今日之戰〉(「戦いの今日」,陳諭霖譯)。
2009年首度訪台
2009年10月5日下午,大江與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和中國作家莫言飛到了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這是大江第1次訪問台灣[7],大江是世界史上第2位訪台的諾貝爾文學獎日本得主,第1位是1970年到訪的川端康成。
10月6日和10月7日,「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舉行,身為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大江在會中發表專題演講、談話和論文講評並回答提問。劉慕沙的女兒朱天文和莫言在10月6日上午與大江對談[8]。10月7日中午,大江與許金龍、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及台灣日本語文學工作者劉慕沙、林水福座談,座談後舉行研討會閉幕式,會後還有參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的行程和晚宴,大江都全程參與。
10月8日,大江在台北市與同台灣日本文學研究者唐顥芸博士、林水福博士在台北市信義區舉行簽書會並發表談話和回答提問,同日,大江在唐顥芸、游珮芸、吳佩珍3位博士口譯員陪同下,參觀了台北市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當天中午大江在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內用餐,晚上出席了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舉辦的晚宴。
10月9日全團離開台灣。


自古以來,日本有散文之國的美稱。多年來,我主編了不少日本作家文集,其中不乏收入散文隨筆卷,但總希望有機會系統地編一套散文文學集,以饗讀者,否則將是我終生的憾事。
初秋時分,國嵐同志受王亞民同志之托前來寒舍,面約我為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編一套日本散文隨筆集。我們不謀而合。終於實現了我多年的願望。於是為了主編這套書,促使怠惰的我再一次遨游日本散文隨筆的藝術世界,相聞一縷縷從書卷中散發出來的香語。這是一般所說命運的邂逅,也就是我的幸福夙願得嘗吧。
這時候,我腦海里首先浮現出來的,是可稱得上日本隨筆鼻祖的《枕草子》的影子。重讀它,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上千年前女作家清少納言筆下四季自然瞬間微妙變化之美,以及體味那個斑駁的風俗世相、那個復雜的人情世界、那個春夏秋冬的四時情趣、山川草木的自然風情和花鳥蟲魚的千姿百態,還有作者開心的事、苦惱的事、喜歡的事、討厭的事,偶感而發的中日文化異同之事┅┅。正如作者戲言,凡事必錄,「筆也寫禿了」。
談到古代散文隨筆自然聯想到與《枕草子》相隔二三百年後問世的《方丈記》和《徒然草》,兩書是近古文學的雙璧。前書的作者鴨長明和後書的作者吉田兼好曾仕於朝廷,後來失意而出家,在山中閑居草庵或隱於古剎,在他們的作品里自然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佛家的厭世、無常和虛空的思想,所以也有「隱者文學」之稱。他們又都有和歌和漢學的修養,可以自由使用和文與漢文,其文字表現簡潔,內涵深邃,頗具東方哲理性的詩情。盡管如此,他們倆的人生體驗不同,他們寫作出發點和構思自然不可能一致,《方丈記》以「露落花殘」展開人生無常的主題,通過當時五大災難的經歷,細細地咀嚼著人生的苦澀,不時或多或少坦露出激越的情懷。《徒然草》則涉足廣而深的世界,從自然、人事、戀愛、青春、衰老、出世、求道,到對無常的「哀」和對美與傳統的憧憬,可謂如作者所言,「竟日無聊,對硯枯坐,心鏡之中,瑣事紛現,漫然書之,有不甚可理解者,亦可怪也」。
這三部隨筆集堪稱日本古代隨筆的最高峰,在日本文學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作者們都是興之所至,漫然寫就,筆致卻精確簡潔,朦朧、幽玄而閑寂地展現事物的瞬間美,確確實實是一篇篇異彩紛呈的藝術隨筆,將會給人豐富的藝術享受。這當然是我首選的,我對此沒有遲疑過。


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在線閱讀 http://tinyurl.com/y6jy9wgz


龍騰世紀書庫-->廣島札記(大江健三郎) http://tinyurl.com/yynjvm4y


簡介:    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原因,就是他的文學主題表現了人類最關心的核問題和殘疾人問題,大江健三郎多次赴廣島調查原子彈爆炸的慘狀,親眼目睹遭原子彈爆炸的愛害者多年後仍然面臨死亡的威脅,過著無止境的憂心忡忡的人生,於是他通過“廣島”這個透視鏡,把即將宣告死亡的“悲慘與威嚴”的形象一個個地記錄了下來,並向讀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人類應如何超越文化的差異而生存下去,大江還探討了“生的定義”,將兒子病殘帶來的苦痛,以及經歷原子彈爆炸的悲慘事件,作為文化問題來思考。
作者:    大江健三郎
翻譯者:    翁家慧
出版單位: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出版年:    2009
ISBN:    9787504357410


廣島札記  https://is.gd/6H4wsB
廣島札記序 廣島行
  像這樣的書,從個人的事情入筆,或許不夠妥當。可是這里所收集的有關廣島的所有的隨筆,對我個人來說也好,對始終与我一起從事這項工作的編輯安江良介先生來說也好,都是深深触動我們各自的靈魂的。所以,我很想把1953年夏我們兩人一起初次去廣島旅行時的個人經歷記錄下來。當時,從我這方面說,我的第一個儿子正處于瀕死狀態,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簡直毫無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則恰值他頭一個女儿去世。加之,我倆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潛心于《世界最終爆發核戰爭的情景》專題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縊身死。然而,不管怎樣,我們彼此徹底征服了對方,還是向著盛夏的廣島出發了。像那樣精疲力竭、憂郁沉悶的旅行,我還從未經歷過。
  到了廣島,開了几天的“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我們更加疲憊不堪,心頭的憂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寫的,這實在是一次充滿苦澀和困難的大會。當初,大會能否開成,實際上還是個疑問;一俟大會開幕,又只不過是個分裂的大會。我們怀著暗淡凄涼的心情,身上沾滿汗水和塵土,歎息著,陷入沉默,在被大會動員起來的非常虔誠的人群周圍徒然地奔走。
  但是,過了一周之后,當我們准備离開廣島時,我們發現了能將自己從憂郁的深淵中拉上來的繩索,而且,這條繩索就緊緊握在我們手中;簡捷點說,是我們遇到了真正具有“廣島人”特質的人們。
  那些似乎真正的“廣島人”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直接地給了我勇气;反過來,我也品嘗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頹廢之根,被從深處剜了出來的痛楚。而且,我開始希望以廣島和真正的“廣島人”為銼刀,來檢驗我自己內心的硬度。我是在戰后的民主主義時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學里以法國現代文學為中心,學了語言學和文學,而且,我作為剛剛從事寫作的小說家,就在日本和美國的戰后文學的影響下活動。我是一個個人歷史如此短暫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應具有的獨特的感覺、道德觀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單一的“廣島”這把銼刀上,通過“廣島”這個透鏡去重新加以檢驗。
  從那以后,我又多次去廣島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編輯部刊登了我的隨筆。這里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隨筆的匯總。我接連去廣島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廣島人”特質的人。他們給了我最為深刻的感動,但是,我又無可回避地多次接到這些廣島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隨筆在雜志上剛剛刊登,就收到許多尤其是從廣島寄來的懇切的信,我想從這些來信中選擇有代表性的章節,將其刊載于下。寫下面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板義孝。在第五章里引用的在廣島的不屈的醫生們當中,有一個人,他盡管負傷了,但還是被他儿子(醫大學生)背著去參加救護活動,做了實實在在的工作。這個人叫松板義正,義孝是他的儿子。在原子彈剛剛爆炸后,就背著負傷的醫生,通過廣島市街,赶往救護所。這個醫大學生就是義孝。現在,他已成為一名皮膚科醫生,在廣島開業呢。
  “……廣島的人們,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們想把自己的生与死當作個人的事情。他們不愿把個人的悲慘公諸于世,去充當反對原子彈氫彈的政治斗爭的參考資料。他們還不愿意被別人看做是原子彈受害者和由此而變成的乞丐。當然,痛訴受害者的悲慘情狀,与其說是為了反對原子彈氫彈,莫如說是為了得到救濟金更為切合實際,因為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過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彈受害者們,他們對痛訴悲慘這种作法保持沉默。他們希望采取歸還能夠正常活動的受害者的稅金或賀年卡的收益等辦法,實際上,這是在心情舒暢地尋求著團結合作的辦法。采取乞討的辦法、募捐的辦法,究竟能有多大實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都說,沉默不行,而勸說原子彈受害者說真話。我憎惡那些對我們的沉默不体諒的人們。我們雖然不能夠去迎接8月6日那一天,但是,能夠与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們不能小題大作地為了迎接8月6日這一天的到來而東奔西走。那樣,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為資料留存下來。只有8月6日在廣島呆一天的思想家對此不理解,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對我寫的隨筆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隨筆中寫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所擁有的唯一權利就是對廣島保持沉默。我被這封信所激勵,同時,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為一個廣島以外的人,我寫的全部文章,是會遭到最尖銳的批評的。松板先生在廣島的同人雜志《齒輪》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獅子雄的名義,這樣寫著。他在給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為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我從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廣島內部的人對廣島以外的人的正當批判的聲音。這可以說是廣島的年輕知識分子的正當防衛的聲音。我希望讀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邊的文章結合起來一塊儿讀。
  “大江氏講的在廣島遭受原子彈爆炸的醫生——面對患了遭受原子彈爆炸后遺症而不得不陷入絕望的醫生,往往在听了一些‘原子彈爆炸后遺症(簡稱“原爆症”)已不复存在’之類樂觀的報告之后,理當反复地予以苦澀的糾正。當時我正在距离爆炸中心地帶1.5公里的地方,雖然稍微有點后遺症狀,可是不管怎樣現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當時還是女子學校二年級學生的妻子,還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來的三個孩子,也都是健康的。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是因為沒有發現后遺症而盡可能地表示樂觀,其原因蓋出于此吧。被稱作‘有關原子彈爆炸的文學’几乎都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悲慘的人們的故事,除了描寫后遺症的症狀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別的什么情況了,以前曾為此而納悶。比如,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害,蒙受了這种悲慘命運的平常之家的成員,恢复了健康,作為一個正常人繼續活下去,這樣的故事難道沒有嗎?是否原子彈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后遺症,而不得不悲劇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彈受害者死的時候,必須克服像方才講的他們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种負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許他們像普通人那樣自然地死去呢?我們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彈爆炸后遺症所導致的悲慘的死,這里包含著對原子彈的詛咒;是作為對反對原子彈爆炸有用的資料去死。是不是只能這樣去想問題?的确,我們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彈爆炸的災難而被大大扭曲了。我們經受了磨難,這點不能否定。但是,這种災害和苦難,即使沒有遭受原子彈爆炸,經歷過戰爭的人們,也會程度不同地嘗受過。我常提醒自己,特別是對廣島的受害者所獨有的‘受爆炸之害的人的意識’(受害者意識)不能有一种偏袒的感情。希望他們能夠自己想辦法治愈后遺症,自力更生地去把自己恢复為一個正常人,盡管蒙受了原子彈災難,但同沒受到災難的人一樣,讓自己心安理得地如同与原子彈爆炸無關那樣地死去。
  被炸后的第19年,活到93歲而故世的我的祖母,她的一生雖然經歷了稱不上幸福的變遷,可一直是健康的,大概沒有染上原子彈爆炸后遺症,最后自然壽終。須知,在被炸者當中,往往有擺脫了原子彈爆炸的影響,而自然死去的。8月6日廣島即興的政治性發言當中,正好含有大量原子彈受害者之死的材料。這一天應該是舉辦肅穆的喪事的一天,很可能受那些外來人的支配,不要僅僅作為別處的政治性發言的資料……希望你們不要忘記,也有這樣的樂觀的受害者,他們沒有后遺症,与其充當反對原子彈爆炸的資料,不如切實地把自己恢复為一個普通人。
  “長崎有一個名叫原口喜久也的受害者,是一位詩人,他患了骨髓性白血症。診斷清楚之后,他就自縊而死了。這是前几天一個偶然的机會,從他詩集遺稿的后記中得知的。我為之黯然神傷……原口先生之死,并非由于原子彈爆炸的后遺症,而是自己死的,難道這不是自己想死嗎?我希望不要把一切都包括在內,不是如實反映情況的,沒個性地一概而論地都說成是原子彈后遺症。我希望能這樣去理解:他們想從原子彈爆炸的魔掌中解脫出來,使自己像一個活生生的人那樣生存,也像一個正常的人那樣死去。
  如果沒有對原子彈受害者的詳細檢查診斷,恐怕對原口先生健康失調的病因就不會查明吧。光是健康失調會突然死去嗎?但是,受害者們缺乏那种樂觀的健康不适感。我訪問過的所有的人都明顯地是患了不得不長期忍耐的确實無疑的原子彈爆炸后遺症而到了瀕死的階段。這种診斷,從常識上看大概是不能恢复了,為了活著,對這种后遺症還得忍耐下去。生的對立面就是死,可是對于死的籌划是多么困難啊!……必須活到原子彈爆炸后遺症的最后階段,這是受害者想作為一個正常人的唯一辦法嗎?像原口氏和原民喜那樣,使自己的死服從于自己的洁癖,這是不是他們想使自己恢复成為一個正常人的一种辦法呢?對以上這些問號,我都解答不清。”
  上述這些隨筆都是在廣島的人們的協助和批評之下,由他們支持寫成的。我現在重新把它們匯集起來以《廣島札記》為題出版發行,內心對廣島的認識并未由于此書的出版而結束,可以說,我現在只是剛剛進入真正的廣島人的心靈。如果不是那种人(他們對廣島硬要閉上眼睛,封住嘴巴,卷起舌頭)的話,他們的內心里對“廣島人”的認識和思考決不會結束。
  是年3月22日下午,在廣島舉行了一個自殺身死的婦女的葬禮。死者是岝三吉氏遺孀,岝三吉留下一首最优秀的詩。這首詩敘述了原子彈爆炸給人帶來的悲慘,和對此不肯屈服的人的威嚴。据說夫人是被原子彈爆炸所引起的癌症的恐怖壓垮了。但是,我們也不會忘記,在夫人自殺的几個星期之前,不知是什么人,在岝三吉詩碑上涂上油漆,玷污了石碑,給了夫人精神上一記打擊。廣島人為了与其孤獨的內心慘痛相抗衡而產生的忍耐力,決不是凝固的教條的東西。卑劣的人乘夫人一天天困難地忍耐的間隙,用其手中握著的油刷的毛一触,便把精疲力盡的,受著癌症恐怖威脅的,孤獨的她的忍耐力給壓垮了。這是很容易的吧。在這個實際上為數眾多的人不肯傾听被這個最卑劣的惡意的油漆所玷污的詩碑上鐫刻著的詩人的呼聲的時代,12年前,這位詩人正在進行肺葉摘除的手術當中,被炸的肉体已失去抵抗力,終于死去了,夫人緬怀著詩人,与此同時,夫人陷入最糟糕的孤立感的黑暗的深淵。還會發生什么比這個更坏的事情呢?夫人的親姐姐廣島“母親會”的小西信子女士的話打動了我們。“妹妹,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辦完了,你和和岝先生一起度過了無悔的一生,我不惜用贊美的話來稱頌你們。”
  還我父親,
  還我母親,
  還我老人,
  還我孩子,
  還我生命,
  還我親人。
  還我和平!
  還我人類的,只要有人類生存的世界,就不應失去的和平!
  這种呼聲,實際上正是為了我們這些幸存的人們,才發出來的詩人的聲音……
  在同一個3月22日下午,在東京,召開紀念一位作家的演講會。這位作家也曾為了我們幸存的人們而發出過懇切的呼聲。他在人類的世界天旋地轉,确實出現可怕的征候時,怀著絕望感和充滿仇恨的屈辱感,走向与其呼聲中所孕含著的祈禱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自殺。作家原民喜在廣島也遭遇原子彈爆炸。他在1945年末,正當所有的廣島人被強制沉默時,已經寫了正合時宜的《夏天的花》一書,接著,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翌年,這位作家自殺了。既然典型的廣島人如此記憶猶新,那么,我們的內心里對“廣島人”的認識与思考能夠完全就此終止嗎?
  這年春天,我到沖繩旅行。沖繩的人們個個面帶溫和的微笑,迎接我們從本土來的客人。只有一個人,不管你怎么啟發她,她一直斂著微笑,在溫和的表情深處露出不信任和拒絕的情感。我所遇見的這位婦女的態度才是最正常的。我們在戰后的20年當中,對沖繩所有的原子彈受害者是完全置之不顧的。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一點。他們在廣島和長崎遭受爆炸災害后,回到沖繩的故鄉。他們是滿身灼傷被流放到這個孤島上來的。這個孤島對于原子病的治療完全處于一种一無所知的白卷狀態。在沖繩本島或在石垣島和宮古島,現在回過頭來探討一下原子病的症狀,陸續發現了許多明顯是由于患原子病致死的人。例如,在沖繩的大相扑中,在八重山群島,一位取得冠軍的壯健青年,他在長崎的軍需工厂遭遇原子彈爆炸而回到石垣島。1956年,他突然半身不遂了。他怀疑自己是否受了放射性的傷害。也曾向本島的醫生請教,而沖繩的醫生當然對原子病一無所知,于是他也就只能被置之不顧。不久,他坐著不能動彈了,身体惊人地浮腫起來。1962年曾是沖繩相扑冠軍的他,竟無端地吐了半桶血而死去。在沖繩竟沒有一個能夠認定他是因患原子病而慘死的醫生。沖繩“反對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制訂的名單上列出135名原子彈受害者。他們的身体或多或少地几乎都有异常的感覺。但是,他們感到不适的申訴,全都被沖繩的醫生們說成是疲勞或神經性疾病而給斥退了。
  話盡管如此,也并非說沖繩的醫生們要負這個責任,恐怕不從本土派原子病醫院的專門醫生來沖繩,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在20年間被置之不理的沖繩受害者們的煩惱与憎恨面前,我們能夠繼續閉上眼睛,塞上耳朵,捆住舌頭嗎?那135名甚至更多的受害者,由于原子彈這個襲擊了廣島和長崎的本世紀窮凶极惡的怪物所帶來的災難,不得不支撐著疲憊的身軀和不安的靈魂,而現在恐怕又同核武器基地為鄰居住著,并且是對核基地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一群人。這些沖繩的受害者們對我們失去微笑,恐怕連表達不信任和拒絕的感情的最起碼的心理反應都沒有了。然而,20年來,這些堅韌不拔的人們,對我們本土的人一直抱著那個并未實現的期望。
  3月26日,政府發布消息說,4月份要派醫學調查團,去對住在沖繩的曾在廣島、長崎遭受過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進行調查。据說調查過后,對認為有必要入院治療的人,再經厚生相的咨詢机构“原子病醫療審議會”審議,可住在廣島、長崎的原子病醫院。20年間完全置之不理之后,現在才開始對沖繩的原子彈受害者打開窗口,而且還只是這一個窗口。我听說一個例子。沖繩有一個原子彈受害者,他被勸說去廣島的原子病醫院住院,可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是,如果他离開沖繩,他的家屬將立即陷入生活的困境。這恐怕是很普遍的情況。而沖繩的醫療福利的不完備,是眾所周知的。如果僅憑目前沖繩的醫療設備,受害者要想治療放射性傷害,即便是派專科醫生前來沖繩長駐,也會遇到嚴重困難。在此,我除了把沖繩的受害者的滿是尖銳的帶刺的語言記錄下來之外,再也無能為力,對此我只有感到羞愧:“希望日本人有更多一點誠意,不要總是在美國人面前討好,把人的問題放著不管。如果想管的話,就赶緊管吧!立即付諸行動吧!這就是大家的心愿。”
  既然他們的存在和他們呼喚的聲音,是這樣地無可奈何,那么,我們每個人的心里,對廣島人的怀念和情結能夠徹底了結嗎?
  (1965年4月)  https://is.gd/6H4wsB


大江健三郎獎(日語:大江健三郎賞/おおえけんざぶろうしょう Ooe kenzaburō shō)是講談社主辦的文學獎,通稱大江獎(大江賞),評審只有大江健三郎1人,是講談社於2006年為紀念創業100周年及大江健三郎作家生涯50周年而創設。2007年首次頒獎,2014年以後停辦。
授獎對象
本獎以表揚新人作家為目的,最近1年間1月到12月發表的作品都是大江的評選對象。大江並不為得獎作品撰寫評論文,而是和得獎作者舉行一場對談會,對話紀錄刊載於《群像》雜誌上。得獎作品將被翻譯成外語。


1994年,一通越洋電話從瑞典文學院接駁到日本世田谷區,連珠炮發的英語讓接電話的男子不知所措。他看著話筒,並未聽懂對方的英語,在一陣子的通話後外國人掛了線,而日本男子則繼續過自己的日常生活。後來,男子的門前擠滿了傳媒與人群,前來恭賀第二位出自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這才恍然大悟:哦,原來不是邀請我去參加講座啊。
他是大江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
1月31日是大江健三郎的生日。對於大江,如果用最容易的介紹方法,就用「存在主義」、「戰後」、「傷痕與弱勢」等套語去理解;又抑或可以用「川端康成第二」等等稱號。大江在1957年初初踏入日本文壇時已獲得這個稱號,後來他的確繼川端康成後,成為第二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人。瑞典文學院指大江的作品「以詩的力量建構出一個幻想世界」、「存在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
「徒勞——牆壁」意識
大江一生人購得的第一本書,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那時他尚未中學畢業。後來他考進了東京大學的法語系,並在大學時期接觸大量存在主義作品,包括沙特與卡繆的文學與理論,那時的大江已經薄有名氣,並已出版多篇小說。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飼育》、《羊人》(或譯《綿羊似的人》)、《死者的招待》(或譯《死者的奢華》、《死者的傲氣》)等等。1959年大江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沙特小說中的形象》,並於翌年到中國訪問,獲得毛澤東、周恩來、巴金、茅盾等接迎。1961年,他終於到巴黎訪問了沙特。
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 (11/11)
1962年,由於大江的一名好友擔心核戰會導致地球滅亡而自殺,大江觸動之下,到了廣島考察原子彈轟炸過後的城市。在那數年之前,瑪格麗特.杜拉絲編劇的電影《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上映了,顯出那時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城市是甚麼模樣的。杜拉絲寫的是愛情故事,而大江所側重於的,卻是傷害、痛苦與悲憫。在1964年,他出版了《廣島札記》。
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
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
大江的小說時常帶有傷痛與苦難,評論者則把他小說中的意識歸納為「徒勞——牆壁」結構。在大江的大學時期,曾寫下一篇名為《他人之足》的小說,文初第一句已是「我們在黏液深厚的牆壁中,安分老實過日子。」這是一家海邊的未成年人療養所,專門醫治脊椎問題,主角是一名十九歲的少年,是小說中最年長的病人,除了呼喚護士送便器來以外,完全沒有事情可以做,而且知道自己的未來再沒不可能走路了。
那是一種巨大的徒勞,甚至連自殺也不可能。曾有一名十四歲少年嘗試以「複雜的方式自殺未遂」,但絲毫未能阻止主角和其他病人感到快樂。因為照顧他們的護士們能用手給他們性滿足,他們可以完全封閉地在這個海邊的療養所裡過安慰的生活。然而,某年五月一個裹著石膏的男大學生來到病院,改變了牆壁內裡的人。
男大學生需要在這裡療養三個星期,並不知道自己未來是否再能走路。他與主角分配到同一個房間,然而主角對他完全沒有興趣。女護士曾經想和男大學生發生性行為,但他因為羞恥而沒有答應,並認為「我被像狗一樣對待」,被強制發情。他認為所有病人必須要有改善生活的意志,不能只待在這裡曬日光浴。於是他決定成立政黨,討論外界的戰爭。
戰爭與療養所顯然完全沒有關係,但由於學生不罷休地向所有躺椅的少年說教。而且由於他拒絕了護士的「手天使服務」,大家對他也產生了一點興趣,只有主角一人不願接近他,在遠處默默觀看。跛腳的學生不斷呼喊「要恢復自尊」、「參與社會事務」、「關注時事」等等,越來越多病人加入他了,氣氛變得陽光起來,而主角感到日常生活起了變化,有一種模糊的焦灼。
直到後來,一眾病人聯名簽署抗議原子彈核子彈,登上了報紙。各人也覺得自己真的為社會出了力,然而主角則認為學生只是利用了大家的殘障。這事之後,大學生的腿被治好了,除了主角以外的病人們都衷心祝賀他,並等候他一起吃飯。然而,當他被治好以後,他卻不再理睬這群殘障少年,這使殘障少年們的熱情完全冷卻,並不再理睬這個學生。當學生被父母接走時,門關上,「原黏液質的牆壁裂縫癒合了」。主角愜意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享受著女護士的性服務,小說結束。
烏鴉與光
除了學生以外,其實所有病人的治療也是徒勞的。他們深知這個事實,並且拒絕時事、政治等等一切,學生的到來撕開了這個牆壁的缺口,帶來了外界的空氣。雖然如此,當學生治好以後,他再也不屬於這個殘障團體的一員,便離開了這個共同體。事實上,這個地方從來未曾改變過,主角依然過著他這種小猥褻、小快樂的日子。不單是治癒是徒勞,就連學生的政治行動也是徒勞的。
這個療養所可以比喻為一個群體,也可以比喻為一個地方,學生可以比喻為政客,也可以純粹地還原為某個大學生團體。但關於《他人之足》的故事,可以就此打住。大江仍有大量隱喻封閉落後的故事,《飼育》說一個落後的日本農村將一個黑人士兵當成獵物般飼育、《人羊》說一群酒醉的美國士兵把整輛巴士的日本人當成羊那樣打屁股,而且沒人敢報案或向其他人說。故事以近乎殘酷及政治不正確地揭示那個時代日本社會的弱勢與扭曲。(甚至有人形容大江因為揭露日本的弱勢而獲得諾貝爾獎,這是後話。)
大江健三郎《飼育》
大江健三郎《飼育》
1963年6月13日,大江健三郎的兒子出生。這個孩子在廣島出生,如前文提及,大江正在那裡考察二戰破壞的痕跡。然而,他的孩子卻是是個嚴重殘障,他後腦長有肉瘤,就像有兩個頭那般大。醫生說,這個肉瘤即使做了手術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就算治好了也必然有智力障礙。大江的妻子在他還未反應過來時就把孩子送進了手術室。大江健三郎在那時悲痛不已,事實上,這是他生命中其中一個最大的挫折。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正在與母親討論兒子命名的問題:
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在這種時刻往往會說一些不入耳的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烏鴉這個名字。大江烏鴉就是你孫子的名字了。」我剛這麼一說,母親便怒上心頭,下樓去自己的房間了。我也感到了後悔,卻是毫無辦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門去辦理戶籍手續,母親對我說,「烏鴉這個名字也很好嘛。」於是我終於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對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說起來有點兒開玩笑的感覺,由於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這個發音則合著那個韻腳。
大江光的出生雖然讓大江健三郎痛苦無比,但他堅強的意志力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三歲的時候,大江光一聽到貝多芬的音樂,就發出「貝——貝——」的聲音;一聽到蕭邦的曲子,就發出「邦——」的叫聲。在成長途中,父母發現他有出乎意料之外的音樂才能,並加強音樂培訓。他13歲開始作曲,並於1992年10月推出「大江光の音楽」大碟,至今仍然活躍,「光」之一名和寓意,在他身上完全顯現。(延伸閱讀: 以音樂尋求和世界對話:日本當代音樂家大江光介紹)
大江光的《夜のカプリース》:
諾貝爾文學獎以後
在大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台灣隨即開始了大量翻譯大江的作品。《死者的招待》、《飼育》、《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作品就是在1994年以後的兩年內譯成。2011年林水福和陳諭霖合作翻譯的《飼育》一書出版,這篇Events就是按照這個版本的翻譯書寫而成的。
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
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
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大江曾短暫封筆,直到1999年《空翻》一書強勢復出。2005年又曾以《別了,我的書!》向自己的過往告別,後來又繼續書寫。大江的書寫不斷自我推翻,否定,然後建立,每一次的更新也是一個進化,這就是大江健三郎的魅力。

大江健三郎:傷害、苦難及後來的痊癒 (01/31)|香港01|哲學 http://tinyurl.com/y2u2qn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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