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2），簡稱中共台灣省委、台灣省工委、省工委，是中國共產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台灣成立的省級組織。由於台灣在日治時期曾有共產主義政黨（即台灣共產黨）存在，省工委成員中亦有一些前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但是省工委與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並無繼承關係
成立 https://is.gd/gdwFp6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的起因在於1945年9月時中國共產黨命其黨員蔡孝乾（原台共黨員，彰化縣人）返台成立組織，1946年8月，蔡孝乾返台，於台北市林樑材家中與原台灣共產黨黨員集會，在會中蔡孝乾說出中國共產黨指示要在台灣成立黨的組織，於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就此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後，即陸續在新竹、台南、嘉義、高雄等地成立工委會與支部[2][3]。
活動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經歷戰亂的台灣，百廢待舉，問題眾多。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因軍政人員貪腐失政、紀律敗壞、壟斷民生物資買賣、扼殺民間貿易、掏空民生物資、濫印鈔票應付財政支出，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台灣各地反抗之聲頻傳。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統戰宣傳和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的行動，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遂在此背景下加強在台的工作。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尚屬於初期立足時期，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及各地支部所屬中共黨員七十餘人[4]。二二八事件當時，在嘉南起義，多人合組反抗陳儀政府的台灣自治聯軍，其中的張志忠與李媽兜即為中共臺灣省工委的成員[3]。另外，根據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2010年8月5日的報導，稱1949年中，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報稱其地下黨員有1300人，並提出「攻台建議書」建議解放軍於1950年4月進攻臺灣。臺灣省工委在台北市發行《光明報》。
從1946年蔡孝乾在台北地區透過老台共廖瑞發成立中共台北市委，吸收郭琇琮將組織擴大到台灣大學、台大醫學院及宜蘭地區，成立學生工作委員會主要由外省李徐懋德領導，在北中南各區學校成立工作委員會，負責學生之統戰及學運，如聲援五二〇運動、反飢餓反內戰，導致四六事件，後期由李水井，北部地區原由張志忠領導，基隆由鍾浩東負責發展組織，後張志忠回到嘉義地區，桃園、海山地區由陳福星領導，洪幼樵負責中部地區，成立中共台中市委，另有武裝工作委員會，進行綁架勒贖、暗殺、搶劫等活動，以李漢堂、施部生、呂煥章為主[5]，南部地區台南由李媽兜負責，高雄由劉特慎發展，香港會議後陳澤民擔任南部地區主要負責人，持續發展組織，主要以牛犁會鼓動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時反抗地主，。[2][6]
覆滅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其在統治區內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軍隊隨即加緊進占全中國各大省市，並積極籌劃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發起進攻。然而，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海軍開進台灣海峽，人民解放軍被迫放棄跨海進攻台灣的計劃。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活動，在解放軍無力攻台的情勢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
1949年8月，中共台灣省工委發行的《光明報》遭國民黨政府破獲。10月，省工委在成功中學、臺灣大學法學院、基隆中學等處的分部亦相繼被破獲，多名負責人被捕；10月31日，省工委高雄市工委會亦被偵破，書記陳澤民（化名老錢）、委員朱子慧被捕，對其組織構成重大打擊。其後相繼爆發的基隆中學事件、鐵路組織案、竹南區委會案、楊梅支部案、松山第六機廠案、竹東水泥廠案、苗栗油廠案、佳東支部案、麻豆支部案打擊了中共在這一地區的組織活動。1950年3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後變節，加入國民黨，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後官拜少將軍銜），並供出中共在台人員，導致千餘人遭到株連[7][8]。工委山區游擊武裝1950年代初期在三義、大湖、三灣一帶活動，其竹子坑據點於1950年春被破獲。1950年5月，副書記張志忠被捕；蔣經國多次到獄中探望張志忠，勸降遭拒；張志忠於1954年3月遭到槍決。1950年5月，陳福星等人又重新整合組織，至1951年春天時，組織的領導機構又重新建立，但到了1952年4月時，陳福星、曾永賢等組織領導人被捕。1952年底，省工委位於石碇鄉鹿窟村的基地遭軍警特務包圍並掠捕村民，株連無辜民眾數百人，史稱鹿窟事件。在國民黨政府持續加強對臺灣的控制，以及對共產勢力的強力整肅下，省工委在臺灣再無組織性武裝反抗的實力。
組織
1947年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黨員只有七十餘人，在台灣尚不構成氣候。1949年底，黨員人數尚不滿千人（根據蔡孝乾的供述）。1950年3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後向國民黨供出中共在台黨員，因而被捕入獄的人數有1800多人，加上其它逃走如金堯如等人，推測1950年當時中共在台黨員最少2000人以上。省工委主要的成員有蔡孝乾、張志忠(1946年加入)、陳福星(1946年加入)、金堯如(1947年加入)、廖瑞發(1947年加入)、張明顯(1947年加入)、簡吉(1949年加入)等人。蔡孝乾擔任省委書記為主要領導人，張志忠擔任省委副書記兼武工部長，金堯如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
中共台灣省工委在台設立全省性組織和地區性組織。全省性組織包括台灣省郵電黨支部、台灣省鐵路黨支部和學生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台灣省學委）。地區性組織則有中共基隆市委、中共台北市委、中共台中市委、中共台南市委、中共高雄市委等各區組織。 https://is.gd/gdwFp6
張志忠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tinyurl.com/y4yehjgu
蔡孝乾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tinyurl.com/y48znwgw
梁慕嫻：中共在台灣的火種不知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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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9-01-16 4:19 PM 標籤: 梁慕嫻, 臺灣, 中共地下黨,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碧雲禪寺, 魏明仁
【大紀元2019年01月16日訊】連續追蹤「台灣彰化縣二水鄉碧雲禪寺，被親共人士魏明仁改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社會主義民族思想愛國教育基地』」這則新開之後，我腦子裏出現了「台灣有沒有中共地下黨」這個問題。
歷史上，中共地下黨確曾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灣進行革命活動。
根據新聞工作者徐宗懋在一篇題為「追尋匪諜滄桑，探索國共和解」的文章中報導，2001 年他在《老照片》系列書籍文稿中，發現1950年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摧毀的慘烈過程。其中著名的「吳石案」，包括國民黨原國防部次長吳石，副官聶曦，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共華東局派遺人員朱諶之共四人，被判處死刑，於馬場町被槍殺。
文章中，徐宗懋根據「國防部保密局」資料簡述了當時的狀況。1945年中共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來台後組成的省工委共有四名委員：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和陳澤民，分別掌管武裝，宣傳和組織等事務，並陸續在台北，基隆各地建立多個地區工委會。
1947年國民黨保密局先後逮捕了陳澤民和蔡孝乾，蔡在一週之內投降，供出所有同志名單。其中供出朱諶之的任務是來台與吳石聯絡，取得重要軍事資料。在蔡孝乾安排下逃回中國時，於浙江定海被捕。
至於另一位著名共產黨員謝雪紅的經歷，也可說明共產黨在台灣的存在。謝雪紅雖然是台灣人，早期是否中共黨員存疑，但終其一生不可置疑地都是為共產黨工作。1925年她去過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回台後創建的台灣共產黨，其實是由共產國際領導的日本共產黨負責指導，說明她在台灣的革命工作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進行的。
即是說，無論是日本共產黨或台灣共產黨，以及她後期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根本沒有分別。不要以為她的台灣共產黨有「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等追求就等同於現代台獨的理念，這不過是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策略而己。在「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她組織二七部隊抵抗國民黨，目的也只是完成共產黨的任務，並非為台灣人民爭權益。筆者認為把一個共產黨員稱為台灣革命女英雄並不恰當。
此外，還有地下黨員金堯如在回憶錄中承認，1947年他曾在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常委工作，任職宣傳部長。至年底，被在南京的國民黨蔣介石偵悉，下令緝捕。幸而中共埋伏在南京高層深處有人緊急通知，命他轉移到香港找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書記和喬冠華，於是得以逃離死地。他以後在香港工委領導下工作，1950年擔任香港工委（當時公開招牌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聞戰線的黨書記。
盡管當年的蔣介石曾經狠狠地剿共，但由於有毒的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崇，中共仍然會留下火種的。經過兩岸通航，民主轉型，台灣成為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社會。那些潛伏的火種自然地利用自由的空間開始活動，而遠在大陸的中共當然地會乘着自由回來找尋這些火種。魏明仁是最好的例子。
魏明仁早年取得碧雲禪寺產權後，於2015年參加「大道之行，尋根之旅」旅行團，在中國陝西參訪活動。2017年1 月1 日在「教育基地」舉行升旗禮，升的是中國共產黨黨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同時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有超過一百人參加活動。同年1 月21 日他又在「教育基地」舉辦誓師活動，進行升旗及奏歌儀式，共有四百人參加。至2 月22 日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更明目張膽地舉辦向二二八起義共產黨員致敬活動。
這一切是怎會發生的？
作者梦仙的文章《訪問台灣愛國人士魏明仁先生》，可以為我們找到一點線索。作者於2014年率團來台參加于右任先生紀念活動中，經西安朋友介紹結識了魏明仁。在文章中，梦仙問魏明仁：「你為甚麼那麼愛國？你的動力是甚麼？」
魏明仁回說，他祖籍是福建漳洲，爺爺早年來台，父親魏元奇出生在台灣。先祖父輩重視國學，教育他孔孟儒家思想，他從少接受中華傳統文化熏陶。父親於2007年去世之前，向他交代兩件事：一是父親曾在台灣南投縣參加過『讀書會』，研讀過共產黨成功的歷史，認為中國真正的希望在大陸，在共產黨。二是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宗在大陸中原，希望自己過世後，讓他到中國古城長安（西安），然後到黃河邊取黃河泥沙水澆到自己的靈前祭奠。
2013年元月，魏明仁帶着父親的遺願飛抵西安，在陜西合陽的朋友李耀君幫助下，到風陵渡黃河邊，先捧飲了黃河水，然後灌取了三塑料瓶的黃河泥沙水帶回台北，分十站把黃河水灑遍寶島台北。
這裏提到的讀書會就是尋找地下黨的線索，中共的秘密讀書會是發展黨員的工具。在香港，讀書會己經遍地開花，本人也曾為地下黨組織過不少讀書會。（請參閱拙文《消失的香港地下黨》）事情非常明顯，魏明仁就是中共在台留下的第二代愛國火種，於2013年開始在西安發芽，至2014 年受訪及2015年在西安旅遊時與中共接上了關係，2017年開始為中共做事。這樣的中共火種不知還有多少？
文章寫到這裏，筆者想向台灣的朋友們請教：當年蔣介石的剿共行動，是對還是錯？現時在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合法還是否非法，應否取締？
2018年12月18日 https://is.gd/ieb9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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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二：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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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蓮 2017年02月27日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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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今年屆滿70週年，我們仍必須不斷追問，它為何會發生？為何以暴力鎮壓收場？以及帶給臺灣社會哪些衝擊與影響？（攝影：蘇郁晴）
…國府當局也將二二八事件歸咎於共產黨煽動。三月十日，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總理紀念週談話，首次針對二二八事件發表看法。蔣介石說，二二八事件是因為「昔被日本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臺人，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二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對全國廣播則稱：「光復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惡意宣傳，破壞詆毀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臺灣少數共產黨及野心家，亦同時在臺顛倒是非，造謠惑眾，利用緝私案件，掀起二二八事變的暴動大風潮。」究竟，共產黨在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任命蔡孝乾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九月蔡孝乾離開延安，十二月抵達江蘇淮安，向中共華中局請調洪幼樵、張志忠、林英傑等人潛返臺灣。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蔡孝乾為省工委兼書記、洪幼樵為省工委兼宣傳部長、張志忠為省工委兼武裝部長。根據蔡孝乾被逮捕後的供詞，中共省工委會的組織發展極為有限，因為蔡氏離臺已十八載，對臺灣情形極為隔閡，又怕暴露身分，只能與日治時期臺共人士聯繫。他命張志忠經由謝雪紅，聯絡王天強、楊克煌、廖瑞發、謝富、孫古平、簡吉等人，並由華中局派來季澐（張志忠之妻）、詹世平（吳克泰）等人，再經李偉光介紹了員林醫師林糊、接洽潘華（李友邦祕書）、發展李媽兜的關係，至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全省黨員不過七十餘人。
因為共產黨員人數極少，蔡孝乾供述，中共省工委會對於二二八事件「實在起不了整個領導作用」：
對於北部的武裝暴動還沒有力量可以控制，新竹地區的林元枝部那時也未有聯絡，只有張志忠在中南部領導的武裝工作，組成了「自治聯軍」，並由謝雪紅在彰化一帶領導武裝群眾數百人，參加了二二八的暴動。但因力量不足，很快就被國軍解決。張志忠的少數武裝力量，自從襲擊西螺警察所事件失敗後，完全消失，張也從此不能再回嘉義工作，謝雪紅等也就此逃離臺灣。
蔡孝乾供詞中把謝雪紅及其部眾算做中國共產黨的一支，有商榷的餘地。謝雪紅是活躍於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舊臺共分子，其所從事的群眾工作與中共省工委會未必有關，甚至戰後初期謝雪紅本身是否已具有中共黨員身分，都是疑問。負責發展老臺共關係的張志忠就說：
我們雖然覺得有爭取老臺共的必要，唯認為老臺共有以下缺點，即很紅，目標太大，鬥爭方式太公開的鋒頭主義，接近他們很危險，而且他們自高自大，不能虛心接受領導……謝雪紅……我曾和她聯繫，因為她不能接受領導，所以在臺灣的黨籍並未恢復。
二七部隊幹部古瑞雲針對謝雪紅的黨籍問題指出，一九四六年底蔡孝乾到臺中找謝雪紅，當時謝氏要求恢復黨籍，並請求讓她所組織的人民協會成員集體加入中共，但蔡孝乾認為中共黨章規定只能各別申請，不能集體入黨，至於謝雪紅個人則需填寫入黨申請書及經歷。謝雪紅拒絕了蔡孝乾的要求。直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會議時，蔡孝乾仍不承認謝雪紅為中國共產黨員。由於謝雪紅與中共在臺工作委員會領導人蔡孝乾自日治舊臺共時期就一直存在矛盾，兩人對戰後臺灣情勢評估又有分歧，謝雪紅顯然不受蔡孝乾的指揮領導。
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在國府援軍抵達前往埔里撤退。但因情勢瞬時逆轉，謝雪紅與楊克煌並未堅持長期鬥爭，也未與部隊同進退，反而在國府軍進攻埔里前的三月十四日，以「保存黨的力量」為由，先行遁逃。被拋棄的二七部隊隊員們在失去領導、缺乏糧食彈藥補給的不利情況下，終究寡不敵眾，難逃潰散的命運。……
※作者陳翠蓮：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等。
本文摘自《重構二二八》一書第四章第四節「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頁二四○─二四二。由衛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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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入校園的風暴——省工委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生傳三 廖翊筌 人類二 陳瀅 https://is.gd/auIop4
大多數的臺灣人民，對於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不是陌生，就是有相當程度想當然爾的誤解。然而，隨著官方資料的解密，受難者口述歷史的出現，還原這段歷史的線索，讓我們得以一窺白色迷霧中的真相。近幾年來，大家已經不再懷疑，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確實存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以下，讓我們簡略地介紹省工委的起源，以及省工委與校園白色恐怖的關係。
政治脈絡：國共內戰下的臺灣
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充斥著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愉悅，以及回歸祖國的期待。遺憾的是，這樣的期待，隨著陳儀政府毫無紀律的統治手段消散無蹤。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警方一次粗糙的查緝私煙行動，點燃臺灣人民長期累積的不滿。各地大規模的抗議與動亂驚動了統治者，行政長官公署連忙向中央請求軍隊鎮壓，這就是大家熟知的二二八事件。
另一方面，臺灣的命運，也受中國本土國共內戰的局勢牽引著。一九四七年年初，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一九四八年到隔年年初的三大戰役，局勢逆轉，採取主動攻勢的國民黨，從全面進攻轉變為全面退守。當時，蔣介石已預見國民黨在大陸無可挽回的潰敗局勢，早把目光轉向到海峽對岸的臺灣。同樣的，共產黨也注意到臺灣在國共爭鬥中，日趨明朗的關鍵地位。在一九四八年年中，中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臺灣是國民黨最安定的後方，並積極發展在臺灣的地下組織活動。
為了保存國民黨最後的反攻基地，蔣介石逐步加強對於臺灣的控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任命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規定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為全省各縣市戶口總檢查時間，清查臺灣島上的各類人口。同年的五月二十日，頒布了《臺灣省戒嚴令》，正式將臺灣納入戰時狀態的一環。此後，透過一系列的出入境管制與特別法規，國民政府已經做好了「決戰臺灣島內」的前置工作。六月二十一日制訂的《懲治叛亂條例》，也為國民黨稍後的殘酷掃蕩，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礎。
國共鬥爭的地下戰線：省工委在臺灣
日本宣布投降不久，中共即派遣臺籍幹部組成「省工委」，由蔡孝乾任省委書記，領導臺灣島內的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後，幹部們陸續潛入臺灣，著手地下組織的籌建。起初，省工委只能從舊有的人際關係發展，到二二八事件前，全臺僅有七十多名黨員和幾個城市支部。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對省工委來說是始料未及的。未有預先準備的省工委，只有個別黨員透入地方性質的抗爭。事件過後的清鄉，使得積極參與事件的城市地區地下黨，陷入了地下工作的低潮期。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地下黨逐才漸恢復了活動，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會議之前，已經有將近三百名黨員。
一九四八年五月到六月，中共高層於在香港召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即檔案所稱之「香港會議」），擬定了快速擴張組織的工作目標，至一九四九年底，省工委共計有十七個市區工作委員會、二O六個支部、十個武裝基地，另有三個全臺性質的工作委員會，即「學生工作委員會」、「郵電職工工委會」、「臺灣省山地委」。
其中，「學生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委會）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原稱為「臺灣大學學生支部」，隷屬於「臺北市工作委員會」，負責全臺各大專院校學生的組織發展及學生運動領工作，下轄臺灣大學法學院、工學院，以及師範學院等近十個支部小組。其後，擴大為「學生工作委員會」，以臺大、師院學生為主要發展對象，工作目標著重在培養幹部，畢業後的幹部多轉至縣、市、區委員會等地方系統，開展各地區工作，進而展開全臺的學生運動。也就是說，學委會擔負著發展學運，以及培育地下組織工作幹部的任務。
警鐘：三二九青年晚會與四六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少臺大師生投入抗爭，政府雖於事件後對學生從寬免咎，但其後之綏靖、清鄉，以及一連串的訓導措施，均使得校園活動趨於沈寂。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臺大與師範學院的學生因單車雙載遭警拘捕，引發兩校學生不滿，曾三度赴市警局請願，要求立即釋放扣留學生。學委也動員了眾多學生高喊著「團結就是力量」、「警察無權打人」、「反對法西斯迫害」、「反對內戰，要和平」、「反對官僚作風」、「保障人身自由」及「吃公吃光」等口號示威遊行抗議。
同年三月廿九日，臺大和師大為主的學生自治會成員，在臺大法學院操場舉行「青年晚會」，宣布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臺灣學生聯盟和臺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並呼應中國各大城市學生運動「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飢餓，反迫害」的訴求，號召全省學生的串連。結果，這樣的訴求引起情治單位的注意，認為其中可能有共黨勢力滲透，掀起全省學潮的企圖。
四月五日傍晚， 警備總部以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為由，下令逮捕六名師院學生。師院學生領袖周慎源亦遭到誘捕，隨後脫逃。臺大與師院的學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隔日早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綁架學生的暴行。六日凌晨臺灣省警備總部副司令彭孟緝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親自坐鎮指揮，逮捕臺大學生二十多人、師院學生兩百餘人，此即為「四六事件」。被逮捕的學生多數被家長「領回管教」，少數被處一年至兩年不等的徒刑。
肅清：白色恐怖下的臺大
在四六事件之後，校園內的管制日趨嚴格。學生將不論在圖書館借書、領取掛號信都要檢查身份證，甚至遭遇陌生人時都得立即出示身份證，以證明身份。同時，為避免共黨勢力與異議思潮深入校園，學生社團也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甚至遭到解散。情治單位編有「臺大課外活動團體暨負責人名冊」記錄學生詳細的資料並對社團充分的掌控，而學生的自主性活動則趨向沉寂。情治單位甚至成立學運組，用以調查學生活動，了解當時學生在校內、外的言行舉止，使其成為監控之目標。
五月十九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所頒布「戒嚴令」，宣布隔日全臺實施軍事戒嚴。六月二十一日頒布「懲治叛亂條例」；翌年六月十三日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賦予臺灣省警備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調查局等情治單位極大的權力，對共黨黨員或左傾思想者即逕行逮捕、拘押，在在使得校園活動及臺灣社會陷入停頓。校園中百花齊放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都可能被視作反對的陰謀。一九四九年八月以降，省工委的地下組織逐漸遭到破壞，臺大師大內的學委會，也陷入了大逮捕的風暴之中。往後數年內，大量參與地下組織的學生遭到槍決、監禁，此為校園中白色恐怖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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