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羅文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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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榦
羅文榦（1888年－1941年10月），字鈞任，廣東番禺縣（今廣州海珠區瀝滘）人。民國政治家。
生平
早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學習法律，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於英國倫敦內殿律師學院獲英格蘭及威爾斯高等法院大律師資格[1]。回國後評為留學生最優，賜法政科進士，任教於北大，與胡適交誼甚篤，自命為「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1912年在北洋政府歷任檢察長及司法、財政等部長。籌安會成立後，羅以檢察長身份參劾籌安會為組織非法。1915年辭職南下，參加反袁。1921年12月復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1922年1月改任大理院院長，同年9月任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
1922年11月18日因訂立《奧國借款展期合同》，被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告發受賄被捕，並導致王寵惠內閣辭職，史稱「羅文榦案」。次年6月無罪釋放。蔡元培曾為此憤而辭職。當時顧維鈞被攝政國務總理高凌霨任命為外交部長時也曾表示，羅文榦案不澄清，絕不上任。
1928年被聘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顧問。1931年擔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1932年兼外交部長等職。1932年5月審判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事件中，反對宋慶齡、蔡元培保釋被告。1933年5月，在《塘沽停戰協定》簽字後，呈請辭職，經蔣介石挽留，直到12月2日，最終辭去外長職位。1934年10月又辭去司法行政部長職務。之後，在西南聯大教授《中國法制史》。1941年10月，在粵北樂昌縣城，因惡性瘧疾不治身亡，享年53歲。
逸事
1933年羅文榦在新疆串聯張培元、馬仲英以推翻盛世才。當時羅文榦離開新疆未帶行李，被盛世才沒收，在1937年新疆財政監察委員會拍賣時，標有「羅文榦逆產一項，僅手提小皮箱一個，摺扇一把，綢衫一件。」[2]羅文榦 - Wikipedia http://tinyurl.com/y5otvs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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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幹
民國外交官，廣東番禺人。在官場上，特立獨行，頗有官場"俠客"風格，且被認為是"學貫中西"的"法界泰鬥"｡他一生遊走于學者與官員之間，仕途跌宕起伏，幾起幾落，甚至三度入獄成為"罪犯"｡ 早年留學英國，回國後任清政府廣東審判廳廳長。1912年後歷任北京政府檢察廳檢察長，北京大學法律教授，大理院院長，財政總長等職。1928年應東北大學聘請到文法學院任教授。1931年被東北大學聘為大學委員會委員。同年任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長，1932年兼任外交部長。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中文名
羅文幹
出生地
廣東番禺
出生日期
1888
逝世日期
1941
人生履歷
羅文幹（1888年－1941年）字鈞任，1888年出生在廣東番禺的一個富商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1904年，16歲的羅文幹被送到英國牛津大學榮譽班讀書。除普通功課外，羅文幹還學習德文、拉丁文、羅馬法、法製史等四門課程，由此奠定了他的法學基礎。大學畢業後，他又進入英國著名的“內寺院”讀書，但沒有獲得正式律師和法學碩士文憑。
1909年回國，任廣東審判廳廳長。1911年應學部留學生考試，授法科進士。1912年任廣東都督府司法司司長，旋升廣東高等檢察廳廳長。1913年辭職北上，任北京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1915年11月因參劾籌安會受袁世凱冷遇，辭職南下，與湯覺頓、徐勤運動廣東督軍龍濟光倒袁未果。
1918年7月，任修訂法律館副總裁。1919年1月，以考察司法名義赴歐，在英國考獲大律師資格。歸國後，兼北京大學法官講習所法律教授。1921年10月，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12月任法務部次長。1922年1月，兼大理院院長；同年4月，以次長代理法務部部務；6月去職；9月任鹽務署署長兼幣製局總裁；同月任王寵惠內閣財政部總長；11月因對奧地利借款受賄案被扣押。1924年春，無罪獲釋，在北京執業律師；同年11月，任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中國委員。1927年1月，任顧維鈞內閣法務部總長；6月去職。
1928年1月，任廣東高等法院院長；12月受聘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顧問。1929年9月，與沈瑞麟被委派為調查中東路事件專員。1931年11月，任接收東北各地事宜委員會委員；12月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同月任行政院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1932年1月，兼外交部部長。1933年12月，辭去外長兼職。1934年10月，復辭去司法行政部部長職務。1938年1月，任國防參政會議員；6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同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0年12月，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10月在廣東樂昌病逝。年53歲。
官場嶄露頭角
羅文幹回國時，清朝幼帝宣統剛剛繼位，處于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特設留學生考試。羅文幹順利考中法政科進士。辛亥革命發生後，羅文幹南下廣東，投入宣告獨立的廣東都督胡漢民麾下。北京政府成立後，年僅24歲的羅文幹于1912年 8月北上，就任北京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血氣方剛、秉承西方司法精神的羅文幹，在北京任上上演了一幕掛冠去職的大劇，一鳴驚人。1915年，袁世凱做起了皇帝迷夢，指使其心腹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製。贊成民主共和的賀振雄、李誨等上書肅政廳、總檢察廳，要求查辦，“以弭大患”。羅文幹接獲呈文，即前往與司法總長章宗祥商議，不料遭到駁斥。不願同流合污的羅文幹，遂寫了告假書，攜家眷飄然南歸。
袁世凱死後，羅文幹回京復職。隨後北京政府成立修訂法律館，羅文幹出任副總裁。1919年巴黎和會時，羅文幹以考察司法名義，前往歐洲，重入“內寺院”修完學業。回國後，兼任北京大學、法官講習所法學教授，官員與學者一身二任，自命為“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1920年8月，北京政府更替，羅文幹出任大理院副院長。1921 年12月轉任法務部次長，成為法律界的權威和知名人士。
參與華盛頓會議
1921年10月，具有豐富法學知識的羅文幹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法務部專門委員。這次任命使羅文幹開始涉足外交舞台。會議期間，羅文幹主張收回領事裁判權，為此與王寵惠一道，電請政府盡早公布法律館第二次修訂的《刑法草案》。
在尤為關鍵的山東問題交涉中，羅文幹力主強硬，從法律的角度指出二十一條等中日間條約的不合法性，從而鞭策中國代表不作讓步，為最終使山東問題獲得解決做了貢獻。
三度遭牢獄之災
華盛頓會議之後，羅文幹面對法務部經費短缺、積欠薪俸的局面，屢次呈請辭職，未能如願。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軍閥獲勝，引發北京官場大洗牌。直系首領吳佩孚為實現其一統江山的目標，操縱出籠了“好人政府”。羅文幹被羅織進該政府任財政總長。
早在“好人政府”出籠時，北京政府已財政枯竭。如何解決財政危機是“好人政府”運轉的根本。羅文幹年少氣盛，提出整理財政計畫，意圖通過國內銀行發行特種庫券，以解燃眉之急。國內銀行界為了強化和政府談判的地位，竟動員英籍稅務司愛格蘭從中作梗。羅文幹一怒之下，解除了愛格蘭的職務。免除外國人稅務司職務，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破天荒地舉動。它引起了轟動，也招致一些人忌恨。
接著又發生“對奧(奧匈帝國)借款案”。1914年袁世凱統治時期，由于國庫空虛，財政困難，為訂購四艘炮艦，與奧國簽訂協定，借款600萬英鎊。該款是通過委托奧地利銀行團在歐洲債券市場發行債券方式籌措的，先後借款七次，總數為410萬英鎊。歐戰發生後，中國對奧宣戰，借款契約遂告停止。
一戰結束後，購買債券的英、法、德以及義大利等國的債權人，要求中國償還借款或另外發行新債券，並以此作為承認中國新增關稅的前提條件。鑒于新增關稅對解決財政困窘意義重大，羅文幹遂于1922年11月14日，與委托代辦此事的華義銀行經理羅森達·柯索利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契約，同意將舊債票換為新債票，照票面九折發行，本息合計為577.719萬英鎊，分十年償清，年息八釐。契約簽訂後，華義銀行支付財政部八萬英鎊，又以3.5萬英鎊作為手續費。羅文幹辦理此項借款，並未提交國會通過，這就給政敵提供了攻擊的口實。
11月18日晚七點，眾議院正副議長吳景濂、張伯烈帶著華義銀行買辦李品一，前往大總統黎元洪處，揭發羅文幹在簽訂借款契約過程中受賄。隨即，黎元洪頒布手諭，拘捕羅文幹以及經手人黃體濂等人。當夜11點左右，羅文幹、黃體濂被軍警逮捕，送入京師地方檢察廳看守所羈押，史稱“羅文幹案”。受此牽連，曇花一現的“好人政府”也于11月29日倒台。
羅文幹雖身陷囹圄，但自認清白，況所收回扣都用于財政部，因而在各方角逐中，羅文幹分別于11月底、次年1月中旬兩度獲釋出獄，但旋即又于1月17日再度入獄，成為政爭犧牲品。隨後在蔡元培辭職引發學潮、全國司法界奮起抗爭下，1923年6月29日，京師地方審判廳再度宣布羅文幹、黃體濂無罪釋放。然而直到1924年2月初，當地方檢察廳向高等審判廳宣告撤消抗訴後，此案才最終了結。經此一幕，羅文幹感慨萬千，曾撰寫《獄中人語》，用于自嘲和反思。
羅文幹被免于訴訟後，1924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其為俄退還庚款委員會委員，以後又相繼出任1926年 7月杜錫珪內閣司法總長、1927年1月顧維鈞內閣司法總長兼稅務督辦，仍是北京政壇的活躍人物。
出任外交總長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命運再次到了轉折關頭。1928年2月25日，已成強弩之末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垂死掙扎，改組政府，任命羅文幹出任外交總長。6月3日，在羅文幹勸諫下，張作霖決定撤兵罷戰，返回東北，讓羅文幹以外交總長身份留京維持秩序。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羅文幹協助張學良秘密返回東北，由此結束首次外交總長任期。
1928年12月，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羅文幹搖身一變，忝列為國民政府的官員。1931年12月轉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同月由張學良推薦，任行政院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不過，真正讓羅文幹在民國史上寫下濃重一筆的，則是他的第二任外長的經歷。
1931年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直接危及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生存，也引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浪潮。在如何處理對日危機問題上，國民政府內部出現了訴諸國聯與直接交涉的兩種主張。蔣介石傾向訴諸國聯解決中日問題。羅文幹也主張訴諸國聯，加之張學良的關系，被再次推上外交部長的職位，受命處理最為棘手的外交難題。
然而，在羅文幹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其後再于 1933年初，將侵略鐵蹄踏入華北地區，製造了“榆關事件”。日本的每一次侵略行動，就是一場外交危機，外交部長首當其沖，被置于火山口上。此時的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把希望寄托在國聯調停上。羅文幹雖主張通過國聯解決問題，但他同時要求堅決抵抗日軍的侵略，並主張上海問題、華北問題，要連同東北問題一並解決。這就同蔣介石的方針發生了矛盾。羅文幹名為外交部長，卻不是蔣介石外交決策的核心人物。在派系政治的夾縫中，勇于任事的羅文幹常被置于尷尬境地。1932年5月，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簽字，羅文幹顏面掃地。1933年5月，中日雙方又秘密簽訂《塘沽停戰協定》。該協定變相承認日本佔領東三省和熱河的“現狀”。羅文幹在《塘沽停戰協定》簽字後，便向國民政府呈請辭職。後經蔣介石挽留，直到12月2日，才最終辭去外交部長職位。1934年10月，又辭去司法行政部長職務，脫離了政治舞台。
羅文幹辭職脫離政壇後，一直沒有放棄學者身份，還在西南聯大教授《中國法製史》。他有感于缺乏一部系統完整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法製史》教材，遂傾註心血，準備完成此事。不料，天妒英才，1941年10月，滯留于粵北樂昌縣城的羅文幹，患惡性瘧疾不治身亡，享年53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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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羈押的羅文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