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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十三行(英語:Thirteen Factories或Thirteen Hongs of Canton),又稱廣東十三行、十三洋行,是指清朝沿用明朝[1]之習慣稱呼廣州對外貿易特區內的十三家牙行商人。後來,這地區稱為“十三行街”,“洋貨行”、“洋行”成為外貿商行的通稱。十三行街現為十三行路,原十三行地區位於今十三行路以南及廣州文化公園一帶。
康熙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關於十三行的奏摺。
康熙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關於十三行的奏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批准外商在粵海關(廣州)、閩海關(廈門福州)、浙海關(寧波)、江海關(松江)四個口岸經商,當時,國內外運到廣東海口的商貨很多,行商卻很少。1686年洋商獲准在廣州市珠江口的一個街區居住和經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封鎖全國對外口岸,僅保留廣州珠江粵海關一帶作為對外通商港口(鎖國),及不得在中國其他地方經商。廣州的洋行集中在離珠江約三百尺的十三行區。在廣州立洋行的包括花旗國(美國)、紅毛國(英國)、雙鷹國(奧地利帝國)、單鷹國(普魯士)、黃旗國(丹麥)、法蘭西、瑞典、葡萄牙等國商人[2 ]。十三洋行區除洋商、十三行外,還有官辦的商行。
“十三行”之名是沿襲明代的舊稱[3],“ 萬曆以後,廣東有所謂' 三十六行 '者出,代市舶提舉盤驗納稅,是為'十三行'之權輿” [4],當時的商行時有增減,康熙年間只有“行口數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行商發展到十六家,在廣東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壟斷性的“ 公行 ”。乾隆十六年(1751年)則有洋行26家[5],所以廣東十三行只是形容最興盛的十三家。十三行以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為著名,其貿易對象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
乾隆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其間又出現一批豪商巨富,如盧觀恆、潘振承、潘有度、伍秉鑑、葉上林等人,最著名的是廣東南海縣富商伍秉鑑經營的怡和行,伍秉鑑家族則坐擁2600萬銀元(估值約50億人民幣),是當年的世界十大首富之一。矗立於珠江岸邊的伍家豪宅,與《紅樓夢》的大觀園媲美。廣州十三行成為有清一代與兩淮鹽商、山西的晉商三強並立的行商集團。
十三行早期的貿易對象,有荷蘭、英國、丹麥、西班牙等西歐國家。外商洋行受嚴格限制,例如:外商與中國官府交涉,必須由十三行作中介,外商不得在廣東省住冬,番婦不得來廣州,外商不得坐轎,外商不得學漢文等。因官辦的商行,諸多舞弊,而十三行價格統一,貨不攙假,不欺詐,有良好商業信用,外商要中國商人代辦手續,多通過十三行[7]。美國商人亨特《廣州番鬼錄》中說:“由於與被指定同我們做生意的中國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們眾所周知的誠實,都使我們形成一種對人身和財產的絕對安全感。”十三行壟斷了對外貿易,富甲一方。屈大均有詩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8]。
十三洋行建築,多為三層樓結構,底層作貨倉,二三層作漂亮公寓。十三洋行建築華麗,宛如西洋畫[9]。十三洋行建築中,最有名的是“碧堂”,(清)李斗著《揚州畫舫錄》記述:“蓋西洋人好碧,廣州十三行有碧堂,其製皆聯房廣廈,蔽日透月為工” [10]。揚州四橋煙雨中的澄碧堂就是仿效廣州十三行碧堂建築形式而建造的[11]。
十三洋行區不但是外商在華的經商基地,還是基督宗教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的進駐地。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曾駐廣州,任洋行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
變遷
1822年廣州十三行街大火,有四千萬兩白銀化為烏有,史稱“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
許多行商在清廷的壓榨下紛紛破產,1773年至1832年廣東商行總共向吏部捐輸3,950,000兩[12]。在鴉片戰爭後,道光二十三年伍秉鑑曾獨自承擔《南京條約》中外債300萬銀元中的100萬。隨著《南京條約》簽訂後的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的輝煌時代也隨之結束。
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炮轟廣州城。12月15日,城內市民憤怒燒燬十三行街,建物徹底化為灰燼,史稱“西關大火”、「火燒十三行」。
十三行所在的十三行路,20世紀末以來變為服裝批發一條街,主要經營女裝成衣批發(新中國大廈、美衣城、紅遍天等),亦有經營男裝成衣批發。以十三行路為中心的故衣街、豆欄上街、和平東路、槳欄路服裝商場(市場)環繞成的物流商業圈,已經成為廣州歷史最長的服裝批發集散地。
十三行之英文名是「Thirteen Hongs」,而「Thirteen Factories」或者「Canton Factories」是專門指代上述之「十三夷館」。
評價
十三行商是擁有壟斷中外貿易特權的商業組織,也是清政府與外商之間的媒介,兼有外交職責。清朝統治者授予行商以外貿特權,但也從他們身上取得更多的財富,每年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進獻各種珠寶珍玩,如鐘錶、花瓶、琺瑯器皿、雕牙器皿、日晷等,“俱令洋行採辦物件,賠墊價值”,最後都是由十三行付現,“積習相沿,商人遂形苦累” [14]。也有不少用在軍費之上,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廷為鎮壓台灣的林爽文起義,令行商捐輸三十萬兩。
嘉慶末年,伍秉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中國的白銀從流入變為流出。道光二年(1822年)監察御史黃中模在奏疏中指出:“聞邇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隱忍不發,以致鴉片煙流傳甚廣,耗財傷生,莫此為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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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千年史(一):海洋華南社會與香港意識的發軔
2015-08-15
徐承恩
 近日臺灣教育部微調歷史課綱,其濃厚的大中華意識惹起爭議,亦臺灣民眾察覺到本土歷史一直都未有在課堂上忠實呈現。在海峽另一邊的香港,教育亦是政權向學生灌輸大中華價值的工具。香港當局企圖於2012年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其歌頌中共黨國體系的內容令民眾嘩然,學生、家長和市民於該年9月發起大規模抗爭令當局不得不撤回課程。只是有關當局仍繼續暗渡陳倉,或是在範文引進歌頌中共的內容、或是在部分學校以北京話教授中文課。到了後來當局還建議將中國歷史訂為必修課,只是最終課程會怎樣安排,實在啟人疑竇。
總而言之,香港人既有的文化、獨特的歷史,在香港的課堂都不受重視,而且日益受大中華意識排擠。
本人撰寫《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這本以香港本土觀點撰寫的香港通史,旨在抗衡主流教育「去香港化」的大勢。縱然這本書必然會遭既得利益者斥為「偏激」,肯定不會成為歷史課的教科書。但本人希望拙著能成為年青學子的課外讀物,自己國家自己救、自己歷史自讀。
下文為《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的撮要大綱,部份內容曾收錄於《香港民族論》及《香港本土論述2013~2014》。
2012年香港反對國民教育的抗爭(圖:Wikimedia Commons)
香港之主權移交予中國已逾十六載。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卻有增無已。2006年保衛中環天星碼頭之社會運動,為香港本土社會運動揭開序幕,之後香港出現了一連串包括保衛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等以本土及地區認同為出發點的社會運動。民俗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陳雲,2011)主張香港為有獨特身份與歷史的城邦,並抗拒中國的政權、旅客及移民的入侵。此論使本土派與大中華派之爭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研究國族主義的台灣學者吳叡人甚至大膽指出,香港國族主義經已形成。
只是目前的討論,往往流於情感上之宣洩。比如城邦論中指斥中國遊客及移民為蝗蟲,已經淪為逞口舌之勇的仇恨語言。吳叡人認為香港國族主義若要進一步發展下去,就必須要省察香港的歷史,那方能為香港本土運動找到出路(袁偉熙、何雪瑩,2013)。
本文旨在探討香港身份認同,自開埠之前到主權移交後的發展史。筆者希望能透過梳理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讓本土派與大中華派之間的論爭,可以由情緒化的人身攻擊,回到理性的辯證之上。
社會科學在探討國族主義時,多視之為近數百年的現代過程。比如葛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國族主義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工業革命令近代國家須確保有充足的人力資源,令國家須定劃疆界,並促進界內民眾的向心力(Gellner, 1983)。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則認為近代傳媒的發展、以及殖民主義的制度安排等,令不同社群原先互不相識的社會精英產生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想像。這些精英之後發起國族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建立國族國家(Anderson, 2006)。
史安東(Anthony Smith)卻指出國族主義雖為現代產物,其誕生卻不是一個由無到有的過程。猶太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中國華夷之辨的思想均有逾千年的歷史。縱然兩者嚴格上並稱不上是國族主義(前者乃宗教身份、後者乃文化認同),這些前現代的族群歷史卻對之後國族主義之發展影響深遠(Smith, 1987)。簡要而言,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國族主義卻會從前現代的族群史中有意無意地汲取養分。
新界的歷史,嚴格來說並不是香港開埠前的歷史(圖:Wikimedia Commons)
那麼香港前現代的族群史又是甚麼呢?坊間普遍會將新界史視為香港史前史。這些說法大多會輕輕帶過從百越到唐代的歷史,然後提及五大氏族如何於宋元之交遷居新界,客家人如何隨五大氏族遷入,這些族群之後如何開拓新界,然後面對清初遷界、復界的挑戰。但是,香港開埠時有本地(廣府)、客家、福佬及蜑家等四大族群,主流版本的新界史卻大多是本地與客家這兩大陸上族群的歷史,比較少著墨於福佬及蜑家這些海洋族群的歷史。
此外,新界其實要到1898年才成為香港的一部份,那時候香港已開埠五十七年。當時新界社會與香港社會存在着極大差異,令英國決定要以間接管治的方式,將新界與市區分開管治。要到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政府開拓新市鎮,新界才逐漸融合為香港的一部份(Hayes, 2006)。香港開埠時,新界大氏族並沒有擔當太重要的角色,早期香港華人精英亦多為海洋族群的成員。
那麼說,香港史前史就必然是福佬及蜑家等海洋族群的歷史。這些族群並非如陸上族群那樣忠實遵從儒家價值,他們在由陸上族群主導的中華帝國體系中被邊緣化,多為陸上族群所歧視,甚至被視為未開化的化外之民。
在華南沿岸的海洋族群又是從那裡來的呢?我們知道嶺南本非中華帝國的一部份,其原住民被中原人士稱為百越。到秦代,中華帝國才首次對嶺南實行管治,而且管得不久。秦末天下大亂,龍川縣令趙佗據嶺南自立,成立南越國。雖然南越國為漢人稱王的外來政權,其屬民卻主要是原住民,是以朝廷亦以百越風俗管治,執政階層的舉止文化亦漸百越化。
廣西貴港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三足銅案,為南越國遺下之文物 。(圖:Wikimedia Commons)
要到漢武帝年間,漢帝國才能夠開始長期佔領嶺南地區。但當中的人口始終以原住民為主,他們直到宋朝仍然拒絕漢化,而直到唐初嶺南每十數年就會有一次叛亂(黎明釗、林淑娟,2013)。而駐防嶺南的將領,偶然會煽動原住民叛亂,令形勢更為複雜。東晉末年,盧循興兵叛亂,號召華南的原住民起事。叛軍攻佔廣州後,欲北伐首都建康,卻被劉裕率軍擊潰。部份原住民事後被押往大嶼山,淪為替朝廷產鹽的奴隸。有研究指這場叛亂,很可能是華南地區盧亭傳說之起源(孔誥烽,1997)。南朝陳開國君主陳霸先亦為駐嶺南將領,他得到粵西原住民首領冼夫人襄助,得以北伐登基。
直到唐代,嶺南一帶仍然未大規模漢化,漢人之活動範圍,亦只限於廣州和粵北(曾華滿,1973)。到了宋代,因北方受遼、金、西夏等國威脅,中國的發展重心南移。珠江口一帶開始修築河堤發展農地,並在近岸地區引沙填海造地。今日的南海、番禺、順德、中山等地,有很大部份是宋、明、清三代填出來的。修堤、填海均需要大量投資,亦有一定風險,而爭奪新填地亦會帶來紛爭。最初只有南遷漢人,靠考取功名的族人取得官方庇蔭,方能參與填海造地的工程。
但填海造地的潛在回報實在豐厚,令嶺南原住民禁不住誘惑,不惜放棄逾千年的堅持,要令自己成為漢人。畢竟只有漢人,才能考取功名、買賣土地。原住民的漢化在明代中業尢其普遍,他們的做法通常是修撰族譜,聲稱自已是宋代南遷漢人之後人。為了證明家族的土地擁有權,這些族譜大都會畫蛇添足地指出祖先當年是取得官方批文,獲准遷居嶺南:儘管這其實是明代才有的制度。
而族譜亦會攀附鄰近已考取功名的同姓人,聲稱他們與己族同根。他們根據《朱子家禮》的規定,修建宗祠,以定期祭祠儀式凝聚族人。這樣,新興的宗族於明清的嶺南展開了圈地競賽。較遲漢化的原住民,以及圈地運動的失敗者,便只有兩條出路。一是遷居荒山,成為瑤人。另一個選擇是逃到江河大海,以舟為居。這群水上人便成為了蜑家族群(Faure, 2007)。
大嶼山西部大澳的棚屋。傳統上蜑家族群無權佔地建屋,他們只好將用舊的船艇放在高潮線以下的淺灘,用木材撐起,就是第一代棚屋。到了近代則改以鋅鐵搭成。(圖:Wikimedia Commons)
閩南族群亦是在香港附近生活的海上族群。他們源自福建南部,故被稱為福佬人。閩南族群在香港為少數族群,分佈卻是眾族群之中最廣的。他們原聚居於福建泉州、漳州及廣東潮汕,後隨貿易航線遷居至廣東沿岸、雷州半島及海南島。不少閩南人遷出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植根於台灣及南洋諸國,成為這些國家的重要組成族群。
閩南族群的祖先,為漢族遺民及福建原住民的後代。戰國初年,越為楚所滅,部份越國遺民遷居當時尚未漢化的福建中部,並與原住民融合為閩越族。閩越一度自立為國,到漢武帝時才被納入中華帝國體系。即或如此,福建一帶處於帝國邊陲,仍遺有閩越遺風。到西晉末年永嘉之亂,衣冠南渡,漢人世家開始遷入福建。閩越人終採納漢文化,並以漢人世家自居,形成了閩南族群。
由於福建缺乏農地,閩南族群遂遷往泉州、漳州,打算出海謀生。初時海上絲路的貿易均為廣州所壟斷,到唐末黃巢之亂,叛軍攻入廣州,屠殺港口內的回教商人,以泉州為基地的閩南人隨即成為叱吒南海的海洋族群(湯錦台,2013)。
與陸上族群相比,海洋族群比較不看重儒家的倫常規範。能透過科舉作上向社會流動,是陸上族群忠於儒家倫常的動機,亦為陸上族群融入中華帝國體系的國本,但蜑家一直被視為化外之民,到清代雍正期間才獲平權。縱使有權考科舉,其子弟卻無法與陸上大宗族所辦的書院教育出來的子弟競爭。
閩南族群以航海貿易為生,亦不擅於科舉。是以在人倫的問題上,海洋族群遠比陸上族群開放:同性戀是海洋族群的成人禮,船上男女關係少繁文褥節,女性亦能憑實力得到認同。儒家倫理少求鬼神,多堅持克己復禮。祭神卻是海洋族群生活的核心,他們多生活禁忌,宗教活動極其華麗,凡事問卜神明,只求神明協助他們出海冒險,少祈求神明保守倫理社會秩序。簡而言之,海洋族群及價值觀與中華帝國體系格格不入(Anthony, 2003)。
縱然海洋族群在中華帝國體系中被邊緣化,但海上絲綢之路頻繁的貿易,令海洋族群有機會謀生甚至致富。宋代西域貿易路線斷絕,令當時中國倚靠海上絲路作對外貿易。到南宋失去華北大片土地,令朝廷須從海外貿易徵收稅項,令南宋中國具有海洋性格。蒙古滅宋後,元代亦承襲了宋代的貿易網絡,海洋貿易仍然興盛(Lo, 2012)。
元末民變,中華帝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張士誠及方國珍都曾從海外貿易獲得經費。朱元璋擺平其競爭對手後,決意要將所有海外貿易納入朝貢體系,以免貿易滋長競爭勢力。
明代立國不久,仍效忠於方國珍的舟山群島居民叛亂,最終朝廷下令舟山居民內徙並頒佈海禁令。海洋族群倚靠海洋貿易為生,朝廷的禁令意味着他們無法合法營生。他們有的遷居南洋諸國,以外國使臣的身份參與朝貢貿易。但為數更多的海洋族群被迫從事非法活動,比如是從事走私貿易,有些甚至還當上海盜(曹永和,2000)。他們包括了明代中葉由江浙、閩南海商與日本浪人所組成的倭寇,鄭芝龍、鄭成功等明末清初的閩南海上武裝勢力,以及於乾隆、嘉慶年間活躍於華南的蜑家及閩南籍海盜(Anthony, 2003)。
海上族群的文化與陸上族群格格不入,反倒令他們易與外國人合作。葡萄牙人在立足澳門之前,一度於浙江外海的雙嶼島與倭寇從事走私貿易(Chin, 2010)。鄭芝龍興起前,曾任荷蘭人的通譯,借荷人之勢力嶄露頭角。其孫的東寧王國,則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業務以至軍事上的合作(曹永和,2000)。
清代中葉的蜑家籍海盜一度成為越南西山朝的水師,透過劫掠閩粵水域支援越南財政,張保仔則倚靠西人俘虜替海盜練習使用火器(Murray, 1987)。到後期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辦學,修習西學的大多是沿海海洋族群,或是南洋華僑(Smith, 2005)。
十九世紀初廣州十三行對出之珠江。(圖:Wikimedia Commons)
這些海上非法活動,卻製造了一條涵蓋沿岸各地的產業鏈。轉售賊贓、提供糧水、供海盜消遣的酒館、賭館及妓院,以及探路獲取情報等產業,令沿海貧民亦能從海上貿易中獲益(Anthony, 2003)。雖然清代中葉華南海盜因郭婆帶及張保仔相繼接受招安而瓦解,但華南沿海的地下經濟依然健在。沿海居民曾參與英國人的走私貿易,如怡和等英商將鴉片置於公海上的躉船,讓沿海居民接應(Greenberg, 1969)。
英清戰爭期間,不少沿岸海洋族群都為英軍服務,提供糧水,清廷多次上奏斥之為奸民,可見海洋族群與英人合作是為常態(蔡榮芳2001)。英法聯軍戰爭期間,新安縣士紳發起反英運動,荃灣有一條村卻堅持與香港交易,反過來綁架他們(Munn, 2008)。香港開埠後,與英國人合作的海洋族群,獲香港政府批出土地,獲利後成為了香港首批華人精英。他們包括了新加坡歸僑譚亞才,蜑族的郭亞祥及盧亞貴。郭亞祥後來成為了鐵行船務(P&O)的買辦。盧亞貴為現今蘇杭街一代下市場的大業主,曾一度是香港首富。只是後來下市場大火,令盧最終破產(Carroll 2007, Munn 2008)。
英國開始管治香港後,最終決定在香港行英式普通法。香港成為一個在中國之旁,卻在中國以外的城邦。中國那套靠科舉作上向社會流動的做法並不適用於香港。原先被排拒於科舉以外的海洋族群,卻能靠營商而得到社會地位,有些則接受西方教育,畢業後擔當洋行的買辦。他們取得香港的名利,又會到中國捐官,回港後再以華民代表自居,從而得到政治上的影響力(Carroll, 2007)。於是海洋族群便巧妙地利用中國與英國之間的角力,將香港建設成東亞海洋族群的第一座城邦。
可是海洋族群的連繫多靠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ism)中的利益交換。這些建基於對恩庇者忠心的連繫,卻令海洋族群有人亡政息之虞。他們亦缺乏社會組織的傳統。明鄭建立東寧王國後,連年政爭。華南海盜之間常有跳船之事,海盜聯盟又會因個人恩怨而土崩瓦解。海洋族群缺乏結社能力,令早期政府難尋合作伙伴。講求人際裙帶關係的海洋族群,往往帶來貪污腐敗。海洋族群結社文化之不足,使香港開埠初期陷入難以管治且吏治敗壞之局面(Mun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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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千年史(二):十九世紀末的精英本土意識
2015/8/31 —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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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代的香港。(圖:Wikimedia Commons)
1850年代的香港。(圖:Wikimedia Commons)
香港的管治之所以能夠於十九世紀末漸入佳境,其中一個因素乃外來文化之傳入,為本來以海洋族群為主的香港華人文化注入新元素。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化逐漸傳入清帝國,不少西化華人因被故鄉排擠而選擇於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定居。另一方面清帝國政治動蕩,令不少商人及遺民遷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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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將陸上族群的結社傳統引入香港,使香港華人精英能組織起來治理社區事務,並成為香港政府的管治伙伴(Sinn 2003)。後者則因政見與中國政府不合,選擇避居香港。太平天國遺民王韜即屬此類。他們以香港為基地宣揚政見,同時使香港社會接觸到種種新思潮(Cohen 1974)。
鴉片戰爭前夕,基督教宣教士已於澳門開辦西式學堂,提供免費寄宿教育,希望能替教會培育一批華人宣教士。華人士紳及精英階層卻希望子弟能參加科舉,對西方教育缺乏興趣。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多來自珠江口的海洋族群。他們被陸上族群排擠,一直與科舉無緣,西方教育為他們提供前所未見的機遇。
此外,香山縣(今廣東省中山市)的居民常與澳門的葡萄牙人打交道,對西方文化及洋行的工作機遇略有所聞,亦樂於讓子弟接受免費的基督教教育。鴉片戰爭後,西方於中國的活動日趨頻繁,華人接受西方教育的情況日趨普遍。不少華人接受西方文化、歸信基督教,卻令他們無法再參與各種維繫華人社會的祭祀活動,很多時只能遷往租界生活,或是選擇移居香港。
1850年代的香港。(圖:Wikimedia Commons)
1850年代的香港。(圖:Wikimedia Commons)
西方教育培育了一群處於中西之間的買辦階層。他們熟悉西方的文化及禮儀,能夠與西方人打交道,使他們畢業後多受聘於洋行,擔任西方人老闆與華人員工及客戶的中介人。基督教教育使他們受到新教倫理的薰陶,放棄儒家重農輕商的倫理,產生進取的企業家精神。買辦們引入了西方的科技及管理技術,令他們能在進行現代化的中國創一番事業(Smith 2005)。
在政治上,買辦階層善用其處於中西之間的特性,不論中國官府及西方殖民者均能合作。兩次鴉片戰爭後,清廷展開洋務運動。買辦們憑着對西方技術的認識,在中國現代化的嘗試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有部份甚至成為洋務派官員重要的幕僚(胡波2009)。他們亦憑着與西方人的關係,得以避過腐敗官僚的敲詐,能較順利在中國商場大展拳腳。
居港的買辦階層由於懂得用英語溝通,因而得到香港政府青睞,納入其行政吸納政治的體制中較高的位置,比如太平紳士及立法局等(Chan 1991)。他們面對清帝國官僚時,會強調他們的西方連繫;面對香港政府時,則會強調他們的華人身份,以華民代表的姿態於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系中力爭上游。這樣他們就能夠在英清兩個帝國的夾縫中,為自己謀求最大的福祉(Carroll 2007)。不少西化華人就在這種時代背景中,成為第一批視香港為家的華人(Smith 2005)。
1850年代,清廷與太平天國爆發內戰,歷時14年的戰事蹂躪了清帝國最繁盛的地區,使這場戰事成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血腥的戰爭。與此同時,廣東的客家族群與本地族群之間亦爆發械鬥。不少從事沿岸南北行貿易的商人紛紛到香港避難。
1860年代美國廢奴,香港因其自由港地位而成為旅美華工出入境的中心,隨即而來的貿易及匯款生意(金山莊貿易)吸引不少商人來港尋找商機(Sinn 2013)。這些華商在清帝國本來就有結社的傳統。他們成立行會、商會,透過成立自治組織訂立行規、調解同業紛爭,甚至會籌款管理所屬社區的民生福利事宜(喬素玲2008)。
移居香港的華商很快便成立了一批商會、行會,到1868年,香港的南北行商人組成了南北行公所,除了負責協調業內各種事宜,還着力解決華人社區的種種問題。公所自行籌辦了一支現代消防隊,部份商會亦自行聘請保安,維持社區治安。後者顯著改善困擾香港的治安問題,最終政府於1866年合併各治安隊為華商籌款、政府管理的團防局。
華人精英在1870年,成立了由政府撥地撥款、由華商籌募經常性開支、並由選舉產生的董事局所管理的之東華醫院。該院為香港首個獲政府確認的華人自治組織,其職能很快超越醫療的範疇,成為華人社區自治機關、華民議事之廟堂、以及香港政府與普羅華民之間的非正式橋樑(Chan 1991, Sinn 2003)。
設於廣華醫院的東華三院文物館。東華醫院是東華三院之中最早創辦的一間,而廣華醫院則是在191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前夕開幕。(圖:Wikimedia Commons)
設於廣華醫院的東華三院文物館。東華醫院是東華三院之中最早創辦的一間,而廣華醫院則是在191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前夕開幕。(圖:Wikimedia Commons)
新來港的華商很快便學會遊走帝國邊緣的本領。他們會在中國捐官,亦會鼓勵子弟參加科舉考取功名。他們面對香港政府時,常身穿官服,自詡為朝廷及華民的代表。香港普羅華人亦常誤將他們視為朝廷命官。
然而當華商在清帝國遭到不公對待,其香港殖民地子民的身份又會成為救命草。1886年2月,東華醫院主席到廣州公幹時,遭到廣東司庫威嚇。事關早前東華替廣東水災籌款賑災後尚有三萬両餘款,官府認為東華總理們已被朝廷視為縉紳,應當識趣地上繳餘款予官府,用於水利工程。英國駐華大使向清廷總理衙門投訴,指東華醫院為英屬香港的慈善組織,只須遵守香港法律,廣東司庫之舉有侵犯英國在港主權之虞。最終兩廣總督張之洞責成廣東司庫莫要再犯,風波方告平息(Sinn 2003)。
香港的精英處於帝國間的夾縫,其身份認同亦遊走於香港與清帝國之間。何啟的政治生涯正好反映這種時而自相矛盾的身份認同。
何啟乃何福堂牧師之子,曾負笈英倫修讀醫學及法律,乃典型的西化華人。他踏足政壇後,先後擔任潔淨局及立法局的議員,期間成為香港華商階層利益的代言人。他反對政府增加福利開支,亦反對改善罪犯的待遇。這固然反映他的階級偏見,但他亦表示擔心香港的福利會吸引清帝國的遊民到香港白吃白住,對植根香港的納稅人不公平。
在何啟眼中,定居香港的華人精英已經是有別於其他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有權優先享用香港政府的服務。來自清帝國的移民,則是這座城市的他者,是本土利益的潛在掠奪者。除此以外,何啟亦與華人精英爭取建立華人永遠墳場。當時華人普遍堅持落葉歸根,大多會將靈柩運返家鄉安葬。建立永遠墳場的訴求,反映當時已經有一批華人精英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鄉(Carroll 2007)。
何啟。(圖:Wikimedia Commons)
何啟。(圖:Wikimedia Commons)
縱使何啟視香港為家,但始終對清帝國未能忘懷,曾經撰寫多本評論清帝國時政的著作,包括批評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的《曾論書後》及回應甲午敗戰的《新政論議》。在1896或1897年,他一度前往上海,很可能是要在洋務派官員底下謀求一官半職(Choa 2000)。他希望清帝國能夠成功現代化,走上富強之路,卻矛盾地同時支持英國擴展其在華勢力。他認為清帝國有強大的保守勢力堅拒現代化的世界潮流,而英國的帝國主義有足夠力量打開清帝國的門戶,引進英式的立憲政治。
何啟這種對仁慈帝國主義的幻想,未免流於天真,卻側面反映其身份認同。他自覺是生於英國殖民地,接受西方現代化文明薰陶的中國人,因為見識過天下大勢,所以比其他人更懂得中國應該怎樣繼續走。何啟與同期的華人精英自視為中國人,卻不是界限街以北的那種中國人:他們都是走在現代化潮流尖端上的中國人(Carroll 2007, Law 2009)。
何啟的政治評論,出版時沒有引起太大迴響。但是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全軍覆沒後,中國掀起了一場國族主義風潮。香港本身亦為風暴的風眼,把包括何啟在內的香港華人精英捲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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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千年史(三):中國國族主義風潮下的本土意識
2015/8/31 —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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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環街市附近的皇后大道中。(圖:Wikimedia Commons)
1895年中環街市附近的皇后大道中。(圖:Wikimedia Commons)
縱然中國很早就有華夷之辨的傳統,但嚴格而言並不是現代意義的中國國族主義。韓愈《原道》有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華帝國歷史上的漢族族群意識,歸根究底乃建基於對儒家文明的認同,而不是基於共同經歷而有的命運共同體想像。是以這種漢族族群意識,只見於熟讀儒家經典以備戰科舉的士大夫階層,一般百姓只以宗族及村莊為效忠對象,並無中華民族的概念。嶺南並非儒家文明的核心地區,當中的海洋族群更是與科舉無緣,是以當年嶺南沿海居民支援英國人攻打清軍時,並沒有很沉重的心理負擔(蔡榮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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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嶺南及南洋的華人比以往更能接觸到西方政治思想。他們看到民族主義如何能夠團結各列強之民,凝聚力量走向富強。他們對西方殖民主義亦有更貼身的經歷,在南洋諸國生活的華人亦目睹殖民主義如何令這些國家淪為落後地區。這些經歷使他們覺得中國要有自己的國族主義,方能避免淪為列強的殖民地(Karl 2002)。
中國第一批國族主義者,多為嶺南歸僑或者是曾經留學外國,也有些是香港居民。比如說孫文是曾經留學香港的檀香山歸僑、謝纘泰是澳洲四邑歸僑、楊衢雲自小即在香港生活、黃興是日本留學生、而宋教仁則長期旅居日本。他們都是身處中國之外時產生中國國族主義的觀念。海洋族群、華僑及南方人乃催生中國民族主義的主力,有論者甚至指當時國族主義風潮乃海洋中國的北伐(梁文道2011)。
香港孫中山紀念館內的塑像,從左至由分別為:楊鶴齡、孫文、陳少白、關景良、尢列。(圖:Wikimedia Commons)
香港孫中山紀念館內的塑像,從左至由分別為:楊鶴齡、孫文、陳少白、關景良、尢列。(圖:Wikimedia Commons)
十九世紀末,美國、澳洲等地均爆發排華風潮,不少四邑籍華僑決定到香港發展。他們接觸過西方文化,有部份已成為基督徒,因而比較能理解西方的自由主義及國族主義思潮,同情革命黨的國族主義,來到香港後積極推動共和革命(Chung 1998)。
1905年,清帝國因美國立法禁止華工移民入境而爆發杯葛美國貨運動。同情革命黨的四邑派商人迅速響應,並將焦點放在清廷軟弱的反應上,藉此騎劫反美運動為反清運動。1908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因偷運軍火而遭扣押,日本卻反過來要求清廷賠償道歉。事件激起反日情緒,革命黨卻因是該批軍火的潛在買家而陷入矛盾的境地。保守華商亦乘機於香港推動杯葛日貨的運動,為保皇黨增添聲勢。反日運動持續至1909年初,因釀成流血衝突而遭香港政府鎮壓,無疾而終(Tsai 1993)。
香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演變成各種中國國族主義運動的角力場。香港的華人精英亦參與了中國的政治角力,並慫恿香港政府參與其中。早至1900年,何啟及韋玉聯同港督卜力趁義和團之亂的權力真空,意圖拉攏李鴻章及孫文,推動兩廣獨立,最終此計劃因地緣政治的急速轉變而未能成事。
辛亥革命後,四邑派商人於廣東得勢,獲得廣州革命黨政府的利益輸送。粵幣因廣州政府理財不善而貶值,香港政府禁止粵幣流通,卻令遵從法令拒收粵幣的電車公司遭港人罷搭抗議。香港政府擔心中國共和國族主義損害英國在華利益,亦不願見到四邑派商人坐大。與革命黨關係友好的何啟自此不再獲得信任。香港政府決定在1914年不再延續其立法局議員任期,並建議英國政府封他為爵士,讓他體面地下台。
香港政府亦扶植像何東、劉鑄伯等保守華商與四邑派抗衡。不少華商見四邑派與廣州革命黨政府官商勾結,深感不滿而加入此反革命黨的行列。這派人士當中有好幾位中西混血兒,遂以香港開埠前所屬的新安(寶安)縣為名,自稱為寶安派,另組華人總商會,並支援袁世凱的北京政府與廣州革命黨政府對抗。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多流亡海外,廣州政府則落入親袁的龍濟光之手。寶安派商人趁機發展廣東如供水、水泥等的基建項目。
但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而鬱鬱而終後,中國四分五裂。孫文得滇桂軍閥支持重返廣州任大元帥,卻無力獨攬大權。1918年,陳炯明組織粵軍反攻廣州助孫文一臂之力,並於11月出任廣東省長。不過,自此廣東政治呈現孫陳相爭之局。
「粵人治粵、聯省自治」的倡導者陳炯明。(圖:Wikimedia Commons)
「粵人治粵、聯省自治」的倡導者陳炯明。(圖:Wikimedia Commons)
陳炯明主張親商政策,提出要將發展廣東列為優先事項,以「粵人治粵、聯省自治」為政策方針,贏得寶安派的支持。但孫文及其國民黨黨羽卻執意北伐,並得到四邑派的支持。國民黨左派的廖仲愷,則推出一連串不受華商歡迎的政策。
最終兩派於1921年6月決裂,陳炯明向總統府鳴炮示警,孫文先乘軍艦敗走上海,再靠滇桂軍閥之力反攻。翌年1月陳敗走惠州,孫文在廣州站穩陣腳,四邑派亦獲得暫時勝利,藉官方關係參與房地產炒賣,獲利頗豐。
但一連串事件令孫文失去對歐美國家的信心,逐漸倒向蘇聯。香港政府拉攏孫文的嘗試,則因陰差陽錯而失諸交臂。1923年10月,廣州政府已由第三國際鮑羅廷、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及蔣中正共同把持,政策全面左傾,組織農民及工人,批判包括寶安派及四邑派在內的華商。華商則成立商團,武裝自衛。
商團代表曾與匯豐銀行及香港政府接觸,計劃走私軍火予商團以抗衡孫文,但事情在1924年8月敗露。商團在廣州發起罷市,武力抗爭,一度令孫文考慮避走韶關。但黃埔軍校得到蘇聯軍援,其師生10月進攻廣州,向商團根據地西關放火。商團事敗後,大批廣東華商逃亡香港,留在廣東的華商亦遭政治迫害。寶安派與四邑派兩敗俱傷,港督司徒拔亦因處理不當,最終遭倫敦撤換(Chung 1998,蔡榮芳 2001)。
1925年5月30日,上海一群工人發起罷工抗議日資僱主虐待員工,卻在公共租界與英國巡捕爆發衝突,多名工人被捕。其餘工人遊行至老閘捕房要求放人,英籍捕頭下令開火鎮壓,釀成十三死四十傷。事件震動全中國,香港工人亦發起罷工聲援。他們的動機既是出於中國國族主義情緒,亦是寄望能透過反殖抗爭促進勞工權益。罷工工人陸續離開香港前往廣州,並獲得左傾的廣州政府資助接濟。
香港的華人精英以及旅港廣東華商在前一年才被廣州政府鬥得焦頭爛額,好不容易才能於香港休養生息。如今廣州政府又支援省港大罷工,彷彿要這群精英再無立足之地。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精英,則認定事件為廣州政府對香港的侵略。是以,當香港政府徵召他們與罷工工人抗衡時,他們並不只是消極的配合,而是盡心盡力積極參與。香港華人精英在同仇敵慨抵抗外侮的過程中,建立起效忠本土的身份認同,並向香港政府證明了他們對殖民地體系的忠誠(Chan Lau 1990, Carroll 2007)。
省港大罷工初期,香港流失大批勞動力,令百業蕭條,社會人心浮動、治安不靖。何啟生前的友人及合伙人曹善允臨危受命,義務擔任臨時工務處長,善用華商階層的結社網絡,透過各大商會及街坊組織動員未參與罷工的市民。這些組織成立多支自衛團,維持社會秩序,防止罷工搞手搗亂、或以恐嚇手段威逼他人罷工。
除此以外,這些社會組織亦四出尋找義工及希望復工的工人,填補因罷工而出缺的崗位。部份勇敢的華人精英與陳炯明舊部梁永燊將軍合作,成立特務組織工業維持會,一方面暗中調查罷工領袖,另一方面則用武力對付罷工工人。部份未有參與罷工的基層華人,則自告奮勇加入輔助警察及皇家香港軍團,同時自行組織義務消防隊。經各方努力,香港大部份經濟活動到7月逐漸恢復。雖市況未如昔日繁華,至少香港經濟能持續運作下去。華人精英的本土保衛戰,至此先勝一仗。
香港華人精英亦發起輿論戰,爭取普羅大眾支持,以抗衡罷工領袖們的論述。他們運用其社會組織動員香港中學生派發傳單、張貼街招,宣傳反對罷工的訊息。學海書樓等前清御史則獲得大筆資助,讓他們制定學校教材,以傳統文化抗衡自五四起的新思潮,強調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華人精英亦在罷工期間創辦《工商日報》,成為反對罷工的輿論平台。罷工結束後,該報繼續擔當公共領域的角色,讓華人精英討論政治及社會事務。
1925年11月,漢學家出身的金文泰接任港督,決定與廣州政府談判,周壽臣和羅旭龢擔任香港代表,負責北上與廣州政府及工人代表談判。工人代表質疑周羅兩人之代表性,令談判破裂。華人精英鍥而不捨地繼續聯絡蔣介石和汪精衛,雖未能達成協議,但談判氣氛比之前有所改善。
1926年3月,廣州發生企圖劫持蔣中正的中山艦事件。蔣中正及其國民黨右派乘勢發動政變,汪兆銘等國民黨左派以及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失勢。省港大罷工亦因此失去其幕後支持者。到6月蔣中正主導的廣州政府決定北伐,遂決定修補與香港的關係,9月18日單方面宣佈於雙十節結束罷工。香港罷工工人的民族主義熱情遭廣州政府出賣,亦未能爭取到任何本土勞工權益,下場十分悲慘(蔡榮芳 2001)。
省港大罷工發生前,香港政府並不完全信任華人精英,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系中最高的行政局內一直都沒有華人代表。華人精英在省港大罷工期間積極抵抗廣州政府的干預,令香港政府意識到他們對殖民地體系的忠誠。罷工期間負責與廣州方面談判的周壽臣在1926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勞苦功高的曹善允亦於1929年成為立法局議員。自此香港本土華人精英成為了香港政府主要管治伙伴。
與此同時,華人精英合作對抗廣州政府的經歷,使他們產生命運共同體的想像。在中國國族主義代表着政治正確的年代,華人精英會辯稱他們是要以更務實的方式愛國,但他們心目中已經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鄉、為自己首要的效忠對象。他們為了香港,可以與原為母國的中國對着幹,與香港政府的殖民地體系合作無間。精英本土意識自此成形(Carroll 2007)。
1930年代的香港。(圖:Wikimedia Commons)
1930年代的香港。(圖:Wikimedia Commons)
這種精英本土意識,看似是一小撮人的獨特思維,其實際影響卻可以極為深遠。安德森指出作為國族主義先鋒的南美獨立運動,參與者多來自佔人口少數的奴隸主階層。比如說創立大哥倫比亞的玻利維(Simon Bolivar),本身乃委內瑞拉的貴族,家族擁有多座由奴隸開採的礦場。
東南亞諸國的獨立運動領袖,則多為曾加入殖民地體系的文化精英:他們在同一晉升階梯中共同升遷的過程中,產生了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當這些意識透過文化傳播或是制度安排滲透到普羅大眾那邊,便可能催生新一輪的國族主義運動(Anderson 2006)。
香港華人精英的本土意識成形後,亦會透過各種可見的制度及隱藏的習慣,潛移默化香港社會。當社會條件成熟,這種原屬於精英的小眾意識將演化為普及的族群本土意識。中國赤化後,香港與中國的邊界比以往遠為封閉,為本土意識的開花結果提供理想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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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千年史(四):戰後香港之普羅本土意識 | 徐承恩 | 立場新聞 http://tinyurl.com/y49sa4rj
有異於定居香港的華人精英,開埠初期的華人勞動階層不少都只視香港為暫居之地,大多希望賺夠一定積蓄後返回在中國的故鄉。不過隨着香港經濟日趨工業化,臨時的外判工種逐漸為長期僱用的工作所取代,勞動階層居港的年期亦越來越長。他們不再只視香港為旅居之地,不再認為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與己無關,漸漸學會為此時此刻的社會議題勇敢抗爭。
早於1887年中法戰爭爆發時,華人勞工已經懂得在發起反法運動時,順道提出勞工權益的訴求。1920年的機器工人罷工以及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華人勞工階層亦為本土的權益團結一致。這兩次工潮的論述,均與中國國族主義無關,訴求亦只限於香港內部的社會公益(Chan 1991)。
戰前華人勞工階層之所以仍未有本土意識,主要原因在於他們仍然留有退路、在於他們仍然有衣錦還鄉的盼望。即或如此,觀乎他們為本土議題而進行的一連串抗爭,他們已經習慣香港特有的生活方式,至少會視香港為第二家鄉。而他們集體抗爭時,亦容易產生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這與完全的本土意識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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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共奪權後,港中邊界已不再如昔日般開放。中共政權按照社會主義理想,從上而下改造中國社會,共產黨的科層架構取代了昔日的士紳及宗族體系,維繫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及宗教都遭到否定。華人勞工階層的家鄉,已經不是那曾經令他們朝思暮想的家鄉。他們回鄉的路斷了,自此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只剩下唯一一個選擇: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香港人。
中國赤化前後,不少研究國學的知識分子既抗拒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又不願接受國民黨政權的高壓統治,決定遷居至相對自由的香港。這群南來文人視中國赤化為中華文明的淪喪,而受到英國保護的香港則是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他們寄望能在香港靈根自植,在中共那墮落的「新中國」以外,重新建立華夏文明。如此則成為一種大中華文化主義,即是一種熱愛中華文化卻抗拒中共的國族主義(羅永生 2012)。
這種中華遺民心態,或能與日本學者林春勝、林信篤1732年撰寫的《華夷變態》之意識形態相比。林氏父子認為清兵入關後,中原只剩下蠻夷,令日本成為獨一華夏正統。南來文人則寄望華夏文化能在殖民地的庇蔭下,免受中國的文化浩劫,於香港傳承下去。
在冷戰的氛圍下,香港政府擔心親共勢力滲入香港的教育體系,煽動青年人衝擊政府管治。政府於是像戰前與學海書樓的前清御史合作那般,拉攏南來文人加入香港的教育體系,期望他們反共的文化保守主義能令莘莘學子免受激進思潮影響。新儒家學人創辦的新亞書院之所以能壯大,並且日後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創始成員,乃是這種冷戰思維教育政策的結果(周愛靈 2010)。南來文人那套熱愛文化中國卻抗拒政治中國的大中華文化意識,成為了香港學校中的主流論述。
香港中文大學。(圖:Wikimedia Commons)
香港中文大學。(圖:Wikimedia Commons)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香港人,自小就成長在一個與中國相對隔絕的城邦,既不像上一代那般有衣錦還鄉的選項,對中國的歸屬感亦不如上一代那般自然而有。他們接受的教育主張大中華文化主義,這令他們易於認同中華文化,卻又使他們同時視政治中國為陌生的他者。到六十年代,這群本土一代長大成人,開始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
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誘發的九龍暴動,正好標誌着青年本土運動的開始。他們對香港的殖民地體系感到不滿,不再願意成為被殖民的二等公民。青年團體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中文運動中積極發聲,着重本土文化的身份政治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要議題。
嬰兒潮一代對中國國族主義有着自相矛盾的表現。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令他們難以對中國國族主義說不。在六十年代末的火紅年代,西方社會的大學生對左翼思潮趨之若鶩,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反美抗蘇的中共政權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西化的香港大學生亦受此風潮影響。與此同時他們亦目賭中共國力日漸強大,部份大學生因此投入親共中國國族主義的行列,主張唯有中共能使中國現代化成功,被後人稱為國粹派。
1971年美國決定將釣魚台連同琉球群島撥歸日本,掀起全球華人大學生的反日國族主義風潮。香港的大學生亦有響應,發起多場示威集會。1972年7月5日,保釣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和平集會時遭武力鎮壓,威利警司瘋狂棍打示威者的畫面被傳媒廣泛刊載。是次集會使市民對學生起了憐憫之心,開始認同市民應當享有和平示威的權利,長遠而言令香港社會運動的氣氛熾熱起來(Lam 2004)。
不過,我們絕對不應該過份高估當年大學生對中國國族主義的支持。這群大學生所謂的愛國熱情,不過建基於左翼思潮在頭腦上的認知,以及對中共宣傳一廂情願的盲信。他們與同期的中國人有着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即使部份人曾經造訪中國,見聞亦不過是預先安排好的樣版。1976年四人幫被捕,這群學生的中國想像不攻自破,國粹派的學生運動無以為繼,迅速崩潰。
此外,國粹派學生對中國國族主義的追求,並未能代表所有大學生的想法。1969年一篇刊登在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的文章,即批評國粹派「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於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孰視無睹;(對)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不少大學生的焦點,亦放在本土的社會公義問題,羅湖橋以北之事反而比較次要。他們同樣受左翼思潮影響,批判香港政府的殖民統治,卻堅持反殖必須由本土開始(羅永生 2012)。
於全香港的層次,這群學生參與了反貪污、捉葛柏的運動。此運動催生了廉政公署,自此香港政府逐漸由壓在港人頭上的殖民者,演化為替市民服務的公僕(Lam 2004)。而在地區的層次,一群被稱為社會派的學運人士則走到各基層社區做社會服務,並組織基層市民為種種社會問題發起抗爭。這些遍地開花的本土抗爭日趨政治化,演變為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So 1999)。
因敢言而遭親共歹徒殘殺的林彬。(圖:Wikimedia Commons)
因敢言而遭親共歹徒殘殺的林彬。(圖:Wikimedia Commons)
對於無緣參與學運的一般市民,六七暴動乃他們本土意識的轉捩點。由於當時親共勢力的恐怖主義行為,街上遍佈土製炸彈、電台名嘴慘遭殘酷燒死、連街上嬉戲的兒童亦遭炸彈炸死。香港人雖然不滿殖民統治,但更不能容忍中共及其在港黨羽的暴行。在中共與香港政府之間,香港人大多選擇後者(張家偉 2012)。
此後香港政府痛定思痛,擴展了對社會基層的行政吸納政治制度,令政府回應民意能更有效率(King 1975)。英國方面亦察覺主權前途談判在即,需要以經濟發展及社會改革大幅改善市民的生活,提高政治認受性作為談判籌碼。港督麥理浩便在英國支援下推出一連串改革(李彭廣 2012)。社會派等社運人士於各社區的抗爭,反倒為改革中的政府提供表現機會,弔詭地令市民產生政府聆聽民意的假象。香港普羅大眾開始將殖民地政府視為服務自己的公僕,北方那政治中國與他們的距離越來越遠。
與此同時,香港亦已發展成一個以粵語為主的社會。粵語的潮流文化於七十年代興起,為香港人帶來不少文化自豪感。到七、八十年代之交,香港人在政治上、文化上,都確立了一種有異於中國的本土國族身份(Matthews et al 2007)。只可惜香港國族方才正式成形,早已變得陌生的中國已經決定要將香港併入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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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千年史(五):民主回歸的期望與哀愁
2015/9/29 — 19:29
1980年香港中環,背景為扯旗山(俗稱太平山)。(圖:Wikimedia Commons)
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投身社會派學運的大學生畢業後,不少選擇參與和社會福利相關的行業。麥理浩時代的社會改革,產生了不少與社會福利有關的工作機會。這些前學運人士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繼續推動社會運動,動員服務區域的市民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他們關注的議題很快便不限於民生福利,轉向要求政府施政更有透明度,這很自然便會演化為政制民主化的訴求。而在傳媒工作的前學運人士亦互相配合,營造爭取民主的社會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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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政府成立區議會,當中部份議席由直接選舉產生,這群社運人士便運用學運時代建立的網絡,走上從政之路(So 1999)。他們植根於本土的社會運動,終於帶來了心繫本土權益的本土政治運動。
可是他們的本土認同,很大程度建基於對殖民地體系的否定。縱然麥理浩時代的改革令他們的社會運動得以發展,他們卻無法高呼支持保留英國管治的現狀。學運期間與國粹派爭論的經驗,加上自小就接受大中華文化主義的教育,使他們縱然不願意受到中共政權的牽制,卻始終對中國抱有微妙的感情。
當時英國與中國將要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中共便針對此弱點統戰社運、學運及政界人士。根據當年的學運人士羅永生教授之口述歷史,當時中共的統戰人員曾經接觸他們,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如此令學運人士相信若由中國管治香港,香港會得到民主自治的機會。大學生其實對統戰人員的口頭承諾有所顧慮,卻未有揚聲。當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路經香港到北京談判時,學運人士囿於大中華情意結,向她抗議不平等條約(馬嶽 2011)。
《英中聯合聲明》之簽訂。(圖:Wikimedia Commons)
《英中聯合聲明》之簽訂。(圖:Wikimedia Commons)
當時大部份香港市民都希望英國能延續在香港的管治,根據革新會198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超過八成受訪者希望英國能繼續管治香港,只有4%受訪者希望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林鴻達 2014,原文附民調報告之連結)。社運及政界人士相信中共讓香港民主自治的承諾,加上認為殖民地體系背負着原罪,便在社區組織及傳媒宣揚民主回歸的願景。
我們不應過份誇大這群社運人士的作用,畢竟他們並未在談判過程中擔當任何角色(貝加爾 2014)。不過社運人士卻能把民情略為逆轉。1983年的一項調查中,只有四成受訪者堅持維持現狀,亦有24%的受訪者支持將香港主權交予中國(So 1999)。雖然香港主流民意仍是抗拒中國統治,卻已有所動搖,這樣英國再難以在談判中打民意牌,社會亦缺乏足夠民氣發起爭取維持現狀的運動。
不論如何,英中聯合聲明簽訂前,開明派的中國總理趙紫陽公開承諾主權移交後的民主發展,令社運人士一度以為自己已經取得勝利。
但事實上聯合聲明中,只列明立法會由選舉產生,行政長官由選舉或協商產生,並指出行政長官要向立法會問責,何謂協商、選舉及問責,則落入灰色地帶。香港政府及英國當局將之稱為談判的成果,並藉此爭取香港市民及英國國會支持。社運人士以為香港的代議政制將會順利發展,但中國方面似乎另有打算。
聯合聲明簽訂前,香港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當中建議立法局引入功能組別間接選舉,亦不排除引入直選的可能。支持民主發展的社運人士之後發起爭取1988年直選立法局議席的運動。這群社運人士於1986年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會,並於同年11月2日召開高山大會。香港的民主派就此成形。
可是中共政權卻認為香港政府推行政制改革之嘗試,乃企圖架空中國1997年後在港主權之陰謀。他們對聯合聲明的灰色地帶另有詮釋:聲明所應許的選舉,並不必然是西方那種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原先立場親英的華人精英,既想討好未來的宗主國,又顧慮民主政制會損害其政治特權,便與中共組成反民主的不神聖同盟。
1987年香港政府重啟政制改革諮詢,中共動員中資企業及親共工會的成員提交反民主的意見,華人精英則發動抹黑民主政制的宣傳,片面地將民主描述為動蕩之源。香港政府面對中共的壓力下屈服,於諮詢過程中出術,一方面將支持八八直選的廿二萬聯署歸類為單一意見,另一方面以誘導性的民調蓄意減低八八直選的支持度。事件令香港政府陷入認受性危機,港府淪為市民眼中的跛腳鴨政府(So 1999, Scott 1989)。功敗垂成的爭取八八直選運動(圖:香港舊照片 http://www.oldhkphoto.com/)
功敗垂成的爭取八八直選運動(圖:香港舊照片 http://www.oldhkphoto.com/)
中共亦操控了基本法的起草過程。負責起草基本法的委員會中,中國代表佔三份之二,香港代表只佔三份之一。香港代表又以保守親共的商人及工商專業人員為主,只有司徒華及李柱銘兩位民主派。在草委之下則另設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縱然該委員會並無實權,中共仍然盡力排除諮委中的反對聲音。在勞工界諮委的推選過程中,親共工會工聯會的譚耀宗向民主派工會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後發展為職工會聯盟)的劉千石施壓,要求後者退出競逐。二十餘間獨立工會憤而杯葛是次選舉,令親共勢力盡攬勞工界諮委席位(So 1999, 潘文瀚等 2012)。
香港的主權尚未移交,英國殖民體系尚未完結,中國殖民主義卻早已一改八十年代的開放姿態,斷然否定1997年後香港人的民主權利。
就在香港民主運動陷入低谷之際,開明派的中國前總理胡耀邦於1989年4月病逝。北京的大學生自發悼念,之後留守天安門廣場,要求中國實行民主改革。香港市民受到感動,自覺香港的命運已經和未來宗主國的民主運動連結起來。北京民運成為香港市民最關注的事件,香港的民主派亦作出聲援,數以百萬計的市民上街集會支持民運。這種由下而上,遍及全港各界的政治動員,乃香港歷史上首次。
可惜事與願違,趙紫陽等開明派於權力鬥爭中失敗,鄧小平大權在握,決定鐵腕鎮壓。6月3日晚中國解放軍在北京開始血腥鎮壓,到4日凌晨血洗天安門廣場,香港市民徹夜觀看新聞直播。那一夜,香港成了亞細亞的孤兒。他們被英國遺棄,即將要接受那慘無人道的屠夫政權所統治(So 1999, Tsang 2007)。
中共於1989年6月4日血醒鎮壓學生運動。(圖:Wikimedia Commons)
中共於1989年6月4日血醒鎮壓學生運動。(圖:Wikimedia Commons)
六四血案後,民主回歸論早已破產,市民普遍抗拒中共政權。他們已不能夠指望中國會自行民主化,只望能守住香港,令香港的自由不會為中共所毀。他們的香港身份認同再次得到穩固,期待能夠民主抗共:即是透過本土的民主化,抵抗中共對香港的侵略。因應六四慘案後人心虛怯,中共不得已讓步,容許1991年直選十八個立法局議席。提出民主抗共論的民主派組織香港民主同盟,並在1991年直選大獲全勝。
在那幾年不論是以本土為先的政治行動,還是非牟利組織在各本土社區的擴展,民主派均取得一定成果。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後,對中共採取強硬政策,用盡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行民主化改革,民主派亦趁勢得以壯大。在九十年代,香港的身份政治日趨成熟,香港市民越來越強調他們獨特的香港身份,希望能透過民主化,保障本土權益免受中國干預(So 1999)。
香港的民主派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他們一方面受益於市民本土身份認同之壯大,市民相信民主派敢於與中共對抗,因此才投票予他們守護本土。民主派在那幾年對本土公民社會的建立亦建設良多。可是,民主派目睹在北京抗爭的同胞慘遭毒手,自己卻因身處英國屬地而倖免於難,使他們產生倖存者的罪疚感(Tsang 2007)。縱然他們的政治根基都在香港,但他們始終堅持要參與建設民主中國。這種堅持起初並未引起太多問題,卻為近年民主派內部的本土論爭留下伏筆。
此外,八十年代之後香港大眾的本土意識,有一部份為因經濟繁榮而有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或能促進本土意識,但能否帶來本土政治運動,卻頗成疑問。主權移交前的一項民調,發現本土意識越強烈的受訪者,越傾向選擇移民他方(Lau 2000)。這反映了香港人當時的身份意識,可能只是一種消費者的選擇(Matthews et al 2007)。若果港中兩地的經濟發展此消彼長,那麼香港人再不能以經濟成就自恃,屆時他們會比較難以保持與中國有異的獨特國族身份。
除此之外,當時香港的本土認同亦有其保守的一面。八十年代中的一項民調,有55.1%自視為香港人的受訪者認為諮詢就是民主,只有22.2%認為有選舉才算是民主。而自視為中國人的,其比率分別為44.6%及35.7%(Lau and Kuan 1998)。這顯示了有着本土意識的,很多都是政治立場保守的人。縱然在八九民運之後,香港本土的公民社會有一定的發展,但仍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不願意為其本土身份與政府對着幹。即使他們支持民主抗共,骨子裏卻只是希望維持現狀。過渡期的種種安排,都只求保守地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但這種「雪藏香港」的做法令香港無法面對主權移交後的變局(呂大樂 2007a)。
主權移交後,中國未有高調干預香港事務,香港人最擔心的場面暫時未有出現。中國經濟持續起飛,令受亞太金融風暴影響的香港自慚形愧。縱使特區政府的民望一直未如理想,但香港人一直都未有遷怒於中共政權。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亦促進了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
倘若我們觀察由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的香港人身份調查,於199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之間自認是純粹香港人或廣義香港人的受訪者比率持續下降,而自認是廣義中國人的受訪者比率,則由不足四成升至逾半(表一)。如果2008年是歷史的終結,那我們或會說香港認同最終會由中國認同所取代。
只是歷史還未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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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千年史(六):本土認同的復興與展望
2015/10/16 — 19:44
香港在主權移交後,即接連遇上禽流感、亞太金融風暴及非典型肺炎疫潮等危機。特區政府的表現差強人意,使其陷入認受性危機。可是董建華的特區政府卻無視民怨,企圖於2003年強推關乎國家安全的廿三條立法。輿論普遍質疑該法案將損害香港人既有言論及結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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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千年史(三):中國國族主義風潮下的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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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末、廿一世紀初,互聯網在香港開始普及。對政治現狀不滿的香港人漸習慣於個人網站、網上討論區、新聞組(Usenet Newsgroup)、及網上電台等空間月旦時事。他們在網絡上動員市民參與由民間人權陣線於2003年7月1日舉辦的遊行,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廿三條立法、宣示對當局管治失誤的不滿、甚至進而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下台。
這次網民的動員出乎意料地成功,最終有五十萬人參與七一遊行,聲勢謹次於八九民運期間的百萬人大遊行。親商親建制的自由黨見群情洶湧,便收回對廿三條立法的支持,最終令特區政府擱置立法程序。此時針對廿三條立法的民間抗爭,亦轉化為爭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面普選的民主運動(Chan 2005)。
在2003年逾五十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圖:Wikimedia Commons)
在2003年逾五十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圖:Wikimedia Commons)
2003年民間網絡政治動員的成功,促成香港人政治主體性的覺醒。他們覺得香港群眾有能力改變香港社會的現狀,亦覺得香港政治該當由香港人作主。這種當家作主的意識令香港人思考關乎本土身份認同的問題。2004年至2006年市區重建局收回喜帖印坊林立的利東街重建、2006年土木工程拓展處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及其鐘樓、2007年皇后碼頭又被拆卸,一連串事件令年輕抗爭者珍惜本土歷史身份的記憶。他們投入了本土運動,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抗爭爭取保育本土社區文化(朱凱迪 2007,陳景輝 2007)。
特區政府在2009年推動建設廣深港高速鐵路。該計劃所費不菲,造價逾650億港元,並且需要清拆菜園村以建設側綫及救援站。此時抗爭者關注的重點,亦由守護記憶擴展至港中融合對本土社區生活的侵蝕(陳景輝 2009)。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共政權打經濟牌以攏絡人心,推出了讓中國遊客不隨旅遊團自由行的政策,以及促進港中貿易的《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這些政策無疑令香港經濟重獲活力,可這也是港中之間不對稱的融合(曾樹基 2012)。這種模式的港中經濟互動令香港極其依賴中國的資金,擠壓本土經濟發展的空間,令香港產業單一化。而這些經濟活動的收益,大多落入大財團及地產商之手,一般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獲益不多(呂大樂 2013)。
而大批自由行旅客到港,既令遊客區、購物區及公共交通超出負荷,而香港人與中國遊客長時間接觸,亦使香港人近距離觀察到兩個國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部份中國遊客缺乏公德,且抱著有錢便是娘的恩主心態(張春續 2014),令港中文化差異偶爾演化為種種文化衝突。除此以外,大批中國旅客籍自由行之便,見香港零售業品質管理比中國優勝,便於香港搶購民生用品,甚為擾民。部份中國孕婦更利用基本法的漏洞,籍自由行到香港產子,這樣他們那些與香港毫無瓜葛子女便能取得香港居留權,能得享香港的公共資源和社會福利。這一切都令關懷本土的香港人意識到香港正受到中國的全方位侵略,港中矛盾因而逐漸成為民怨的主要來源之一。
中國北京於2008年8月舉行奧運會,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在同年年初攀至歷史高位。可是同年五月,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多座校舍疑為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令大批學童遇害。黃琦及譚作人致力調查,卻被中共政權拘捕控告。同年大批中國兒童在進食國產奶製品後罹患腎結石,揭發中國奶製品廣受三聚氰胺污染。趙連海組織病童家長維權後,遭當局拘禁。中國在那幾年一改早前韜光養晦的作風,盡顯大國崛起、以我為主的本色,對國內的人權、公義置若罔聞。香港人看在眼裏,不免想起香港那挫折重重的民主進程、以及岌岌可危的自由。
於2010年初反高鐵運動時苦行的抗爭者。(圖:Wikimedia Commons)
於2010年初反高鐵運動時苦行的抗爭者。(圖:Wikimedia Commons)
對於部分香港人來說,港中融合代表著中國強權對香港的欺壓、亦是中國文化對香港本土生活方式的入侵。年輕一代沒有上一代的大中華意識,令他們對中國尤其反感。自2008年下半年起,認同自己為廣義中國人的受訪者比率持續下降,這在三十歲以下的受訪者中特別明顯。
到2013年下半年,只有略多於一成的年輕受訪者認同自己為廣義中國人。認同自己為廣義香港人或純粹香港人的比率亦顯著上升。在2013年下半年,有近六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廣義香港人,在三十歲以下受訪者中的比率則接近九成。年輕一代愈來愈不願與中國扯上任何關係,在2013年下半年,有近六成年輕受訪者只肯承認自己是純粹的香港人(表二)。
這種情況與戰後初期的台灣頗為相似。在日治時期,反日社會運動對中國仍然存有盼望,他們寄望中國能協助他們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吳濁流、鍾理和等知識份子到中國遊歷時,縱被台中兩地的文化差異嚇倒,最終仍然像香港的民主回歸論者那般,一廂情願地繼續效忠於他們心目中那理想化的中國。
但在大戰結束後,中國軍隊進駐台灣,兩地軍民的文化差異造成於日常生活中無日無之的衝突。中國亦沒有給予台灣人自治的空間,全省政治體制均向外省人的利益傾斜。種種切身問題令台灣人再沒有幻想中國的空間,並種下族群矛盾的種子。在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欺壓販賣私煙的孤兒寡婦,激起民憤,民眾於翌日衝擊專賣局。最後陳儀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肅清台灣本土精英,中國軍隊則血腥鎮壓民眾運動。中國自此由台灣人朝思暮想的祖國,淪為外來的殖民政權(陳翠蓮 2012)。香港與中國,在近年正好經歷這種因相識而相分的階段。
在政治主體意識出現後,隨著爭取公民權利的社會運動而來的,就是如何界定誰是公民的問題。西諺有云: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urs,沒有好籬笆、就不會有好鄰舍。但在界定公民資格的過程中,卻很容易會釀成族群間的衝突,甚至會流血收場(Mann 2005)。
在之前的討論中,我們曾提及香港國族之發展,受惠於新移入的遺民、難民所引入的新元素。香港需要一套既能吸納遺民、難民,卻又能阻止香港中國化的歸化制度。但觀乎目前的討論,關懷本土的人士出於義憤,時有較為激烈之言辭(如蝗蟲論,參陳雲 2011)。第一批參與本土運動的年輕人基於左翼立場,始終不肯承認港中之間有劃界的需要。他們無視香港人正面對中國全方位的侵蝕,未能理解憤怒絕非無緣無故,一竹篙的把激烈言辭矮化為欠缺包容的仇外思想。如此那批將本土議程帶進政治的先驅,與本土漸行漸遠,吊詭地被後來者斥責對本土不夠忠誠,雙方互相展開人身攻擊。如是者整場討論日漸淪為各方抗爭者之間的內訌。
香港自治運動的旗幟。(圖:Wikimedia Commons)
香港自治運動的旗幟。(圖:Wikimedia Commons)
新一輪的本土運動風潮,亦可能催化不同年齡層之間的代際衝突。嬰兒潮一代的香港人受益於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能夠憑著香港地產升浪致富,並佔據各行各業中較高層的職位。他們因曾經歷過物質匱乏的童年,使他們覺得自己純粹是靠個人努力白手興家,並因而看不起其未能上位的後輩。年輕一代在出道時則已錯過香港經濟的高速增長,其晉升階梯又被遲遲不肯退下來的前輩堵塞,大大減少他們作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呂大樂 2007b)。
這種代際矛盾亦見於港中之間的經濟活動。港中經濟融合所帶來的機遇,大多由年長的一輩所掌握(呂大樂 2013)。如此再加上嬰兒潮一代深受大中華文化主義薰陶,令兩代香港人在本土意識的問題出現分岐。縱然香港認同上升、中國認同下降的情況見諸於所有年齡層,年輕一代認同香港、抗拒中國的情緒遠比上一代強烈(表二)。
不同世代對本土認同的差異,亦進一步激化香港民主運動的內部矛盾。在2013年,支聯會計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作為悼念六四慘案的燭光晚會口號。不少年輕人對此甚為不滿:他們悼念六四,只因那是標誌著香港遭世界遺棄的一天、只因他們出於普世關懷而支援鄰近國家的民主運動,他們並不一定視自己為中國人。年輕一代認為主導支聯會的嬰兒潮一代及民主回歸論者騎劫了這次晚會,以主辦者的身份強迫他們認同中國。他們有的呼籲杯葛該年的燭光晚會,有的甚至對支聯會成員作人身攻擊(徐承恩 2013)。
支聯會中的前輩在這場意氣之爭中亦不甘示弱。六四慘案遇難者親屬、天安門母親成員丁子霖為香港年輕人說公道說話,批評「愛國愛民」的口號易惹起國家主義的聯想,卻遭支聯會常委徐漢光辱罵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最後支聯會見群情洶湧,淡化了該句惹起爭議的口號。而縱然2013年6月4日晚下著滂沱大雨,參與悼念的市民依舊擠滿維多利亞公園。雖然之後爭議暫告一段落,但那已為民主運動埋下一段難以磨滅的傷痕。
2013年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圖:Wikimedia Commons)
2013年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圖:Wikimedia Commons)
倘若新興的本土運動真的有能力取代既有的民主運動,這種內部矛盾也未必會對民主運動造成太大的傷害。然而,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來的社會運動,卻有過份注重網上動員、輕視社區組織的傾向(Chan 2005),部分人士甚至樂觀地預言網絡政治最終會取代傳統社會組織(黃世澤 2003)。近年本土意識的興起,亦很大程度是源於網上討論的社會運動。他們的影響卻很多時只局限於網上世界,其組織能力與傳統民主派相比,仍是相當薄弱。這問題在受《香港城邦論》影響才參與本土運動的一群特別明顯,令他們常被對本土運動有成見的對手譏諷為「鍵盤戰士」。
互聯網固然是有效的傳播媒介,但那終究未能完全取代社會組織。在組織社會抗爭以至是社會動員時,均需要社會組織有計劃地透過現實世界的人際關係,以人情進行遊說、並調動人力和物質上的資源。中共政權在這方面早有充足的準備,成立社區組織以滲透入各大少社區,透過街坊鄰里的關係搜集社區情報,亦有完善的層級組織分享情報、調動資源(Kwong 2004)。
在這些組織的幫助下,親中共政團在近年的選舉得到愈來愈多的支持,並威脅到民主派既有根基(費臣 2007)。中共政權在近幾十年,對香港各方勢力奉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並趁機扶植親中共的嫡系勢力,增強對香港政治的影響(徐承恩等 2012)。面對中共政權絲絲入扣的進擊,對目前仍然只活躍於網上而的本土派來說,基本上是無力招架。
本土運動如欲成功開展,溫和的本土派應考慮與較開明的民主派合作,以後者的社會組織藉本土意識興起的大勢加以發展,與推動港中政治融合的親中共政權抗衡。然而民主派中的老一輩始終懷著大中華意識,與部分本土派素有積怨。本土派如欲正式走上香港的政治舞台,勢必舉步為艱。
總結
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並非近年才有的新興事物,其發展軌跡甚至可追溯至香港開埠之前。在香港附近的華南地區一直住着一群長期被中華帝國體系排斥的海洋族群。西方殖民主義的來臨,反倒為這個族群提供上向流動的機遇。他們在香港開埠後,成為了第一批華人精英。香港自此成為東亞海洋族群的一座城邦。
香港的殖民地體系,使其倖免於中國的政治動亂,從而能夠吸納逃離中國的遺民及難民。他們為香港注入海洋族群欠缺的元素,或是太平天國遺民的革新思想、或是華商難民的結社傳統、或是前清御史的傳統經典、或是民國遺民的精緻文化。與此同時西學東漸,各種西方現代思潮亦能在香港發揮影響。香港人自此在大英帝國及中華帝國的夾縫中,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建立起以香港為家的本土國族認同。
在中國赤化後,中國的急速轉變及港中邊界的相對封閉,再加上本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令香港本土意識成為普及的全民意識。縱然香港的主權在香港人不情願的情況下被移交予中國,日益密切的港中關係卻未有消除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年青一代未有受惠於不對稱的港中經濟融合,而中國在政治上對香港的壓制以及港中兩地的文化差異,均令他們對中國產生抗拒感。香港的年青一代就像戰後初期的台灣人那樣,因為與中國人及中國政權的衝突,逐漸建立起抗拒中國的獨特國族認同。
2014年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期間在旺角街頭聚集的抗爭者。(圖:Wikimedia Commons)
2014年遮打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期間在旺角街頭聚集的抗爭者。(圖:Wikimedia Commons)
身份認同從來是糾纏不清的一回事。上一代香港人縱然確定自己的本土身份,卻始終有着大中華情結,他們相信自己是一群特別的中國人。他們的獨特,除了令他們有異於深圳河以北的中國人,有時也意味着他們對中國有特殊的使命。這會使他們與自視為純粹香港人的晚輩產生衝突,正如在2013年六四悼念晚會的論爭那般。兩代人對本土認同的不同詮釋,已發展為頗情緒化的意氣之爭。當親中共勢力已透過良好的組織動員取得政治影響力,以促進抗拒西式自由民主的港中政治融合,這場世代之爭對本土自治以及香港的民主發展恐怕會有不良影響。
身為重視本土的一群,筆者只能寄望在香港國族認同的形成過程中,能容得下對話的空間。畢竟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求同存異,共同為本土的自由、民主、尊嚴和福祉奮鬥,建立屬於香港人的自由國度,方為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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