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故事之敬業篇——那些關於“徽駱駝”的小故事
前世不修今世修,蘇杭不生生徽州。
徽州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地貧、人多的惡劣環境,造就了一群號稱“徽駱駝”的徽州商人。徽駱駝的精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而徽商則是她的影子,她的化身,她的靈魂。故而有人把徽州人吃苦耐勞拼搏創新,冠以“駱駝精神”。
徽駱駝碑文
關於“徽駱駝”的來源,說法不一。一種說法認為,江南地區很多人稱徽商為“徽老大”,而在徽州方言中“老大”和“駱駝”發音相似,久而久之“徽老大”就成了“徽駱駝”。第二種說法認為,明末清初時,清兵逼近徽州府,抗清義士金聲歷經無數次苦戰,終因寡不敵眾被俘虜。被俘虜前金聲告誡部下說:“要做徽駱駝,不降異族。”就這樣,“徽駱駝”寧死不屈的比喻流傳了下來。第三種說法則和徽商出門做生意的習慣有關。徽商出門會帶一個麻布袋,內裝幾張徽餅作為乾糧,另有三根麻繩。背著麻布袋的徽商遠遠看去,就像駱駝的駝峰一樣。加上徽商吃苦耐勞、長途跋涉的勁頭和駱駝也很類似。因此徽商也就漸漸有了“徽駱駝”的美名。
登源河,是新安江最重要的源頭之一,亦是舊時徽商闖蕩天下的起點
徽商大宅院
徽州人起初的“尋路頭”,是盲目的,曲折的。那是一個個十一二歲的“徽駱駝”,拎著自製的土藍布包裹,背著破舊的油紙傘,從學徒、伙計到老闆,一步一步走出生存沙漠,走進另一個陌生而紛雜的世界。他們馱著日月,踏著沙峰土堡,奉獻著辛勞,書寫著青春,創造著輝煌。
這其中便有一位叫鮑志道的少年。他自幼讀書,按他父親的意思是要他日後參加科舉考試走做官之路。但是,父親雖從商但不善積財,家境並不寬裕。於是志道在11歲時,便中斷學業,走上經商之路。
由於家貧,出門時志道身無分文。母親便從箱櫃底層拿出一直珍藏著的志道嬰兒時的襁褓,將襁褓的虎頭帽上配鑲的那枚“康熙通寶”銅錢取下,給志道隨身戴上,告訴他說:“兒啊,這可是我們家僅剩的一文銅錢了。今天給了你,咱家的興旺就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熱淚,珍重地將這一文錢收在內衣夾層的口袋裡,下定決心絕不讓母親失望。
志道幾乎是一路乞討到江西鄱陽,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說了。到鄱陽後,一邊幫人打工,一邊學習會計。會計學成後,也積了一點錢,他離開鄱陽,來到浙江金華。在金華,他利用身上積攢的錢開始做些小生意,為尋找更好的市場,他從金華又到揚州,從揚州又到湖北,不斷奔波,但始終未能找到一塊立足之地。20歲時,志道又一次來到揚州。十年的商場奔波,他逐漸成熟起來。揚州的繁華,令志道目不暇接,他決心在此地一展宏圖。
也是該他時來運轉,這時一位歙縣大鹽商急需招聘一名經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勞、精於核算。學過會計的鮑志道抓住機會,前去應聘。然而,這位大鹽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讓人意想不到的試題。第一天,面試之後,大鹽商命伙計給每位應聘者一碗餛飩,說算是犒勞。吃完後,大鹽商讓各位回去準備第二天考試。誰知,第二天鹽商出了這樣的幾道題:請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餛飩共有幾隻?有幾種餡?每種餡又各有幾隻?應聘者被這樣離奇的試題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搖頭苦笑,有的後悔不已。然而鮑志道憑他十年從商的經驗,昨日就預料了那碗餛飩的不尋常,所以他對那碗餛飩作了細心的觀察。此時應付這幾道題自然是得心應手。結果不必說,他被聘用了。
聘用後,經常和商場行家打交道,由於他肯於吃苦,勤於學習,業務素質迅速提高。憑他超人的經營才幹,鹽商的經營大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豐厚的報酬。
幾年的積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於是辭去了經理職務,決心自己開創事業。他瞄準了鹽業經營,因為,一方面鹽業是揚州的龍頭行業,揚州所處的鹽場是當時全國最大的鹽場;另一方面鹽業經營利潤大。這幾年經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場行情,結交了許多社會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個人人際關係網。這些使他的事業很快走向成功,家資累至巨萬。而且,憑他精明強幹、處事公允、急公好義,在業界的聲譽也是日益高漲。
烈日下的徽駱駝
每一個徽商的成功,必“苦志經營”,“不避艱險”。在徽州的《許氏世譜》中,記載有一個叫徐道善的人,經商業績不俗,後因騷亂資金耗盡而落敗。幾年後兒子徐永京“思振家聲”,挾資行商,十年不歸,客死他鄉。徐永京待兒子成人後,又命其繼承父志,走商他方,最後重振家業。
徽商發家者僅“十之有三”,但徽駱駝們並沒有退縮,在數百年的歷史長河中,任憑風雲幾多變化,“徽駱駝”總是以其堅忍不拔,以其博大胸襟迎接任何挑戰。徽商是“徽駱駝”的最傑出代表。無數徽商的打拼,錘煉出堅韌的駱駝品性。清代績溪人章必鑑,“先在宛陵貿易,精於籌算,有大志,不甘為夥。後到蘭溪遊埠鎮創立萬泰基業,以貽子孫,家道所由興業”。徽商的成功來自腳踏實地的辛勤耕耘。正是這些駱駝徽商,源源不斷地將財富運往徽州老家,營造起徽州文化的大本營。正是這些駱駝徽商,將先進的理念帶回徽州老家,引發了儒風的勃興。
滿是徽商故事的屯溪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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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城 氣勢恢弘的歷史博物館
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皖、浙、贛三省交界處,重巒疊嶂,煙雲繚繞,河流清澈,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歙縣正為於徽州六縣之一,距今已經有2000多年歷史,古韻濃郁、人才輩出,是遊黃山時不會錯過的重點,豐富的觀光資源創造出輝煌的徽派旅遊價值。
古鎮、山村、牌坊 歙縣文化大觀園
身為AAAAA級景區的徽州古城,坐落在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歙縣縣城徽城鎮中心,古色古香的商品住宅樓有一百多間,山明水秀、風光秀麗,境內古民居群典雅細緻,有園林、長亭、古橋、石坊、古塔,宛如一座博物館。
提及安徽的商道與人才,自有一番典故。徽商經營鹽、布、糧、茶、木、典當、文房四寶、瓷器、絲綢、紙張等行業,迅速發跡,造就了徽商「賈而好儒」的評價。講到人文素養,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素有「禮儀之邦」之稱,回應到徽商身上,也以儒家的「誠」、「信」、「義」、「仁」道德說教,文商環環相扣,商界信譽優異。
隨著安徽省旅遊產品朝向觀光、休閒、度假的聯盟發展,徽州古城為博大精深的徽文化核心地,整個區域共包含有漁梁壩+沿江縴夫古道、許國石坊、徽園、斗山街、祈士館、陶行知紀念館、徽州府衙等8個景點,是古徽州文化體驗遊的首選地。未來,在打造跨界融合的旅遊產業集團和產業聯盟中,將培育皖東北歷史古跡遊、新安江山水畫廊遊、古徽州文化體驗遊、環巢湖休閒度假遊和多彩大別山之旅等國內精品線路。
江南都江堰―漁梁壩
位於古徽州府城歙縣以南3公里,輝煌一時的徽商抵錢塘、下揚州都要從這裡起步,是徽商「夢開始的地方」。漁梁村蜿蜒的青石街巷、孤寂的粉牆黛瓦,兩邊鱗次櫛比的老宅,還有沿江從明代興建至今的石頭扶欄古道,印證著這座水運商埠昔日之繁華。
江南第一街―斗山街
斗山街,因形似北斗星狀而得名,建於明清時期,街長300多公尺,集古民居、古街、古雕、古井、古牌坊於一體,並濃縮了徽派建築的主要特色,以許、汪、楊、王四大家宅為主要代表。
徽州大觀園―徽園
徽園坐於徽州古城歙縣縣城中心,主體建築有仁和樓、得月樓、茶樓、惠風石坊、徽園第一樓、過街樓、古戲樓等以及鑲嵌其間的古色古香商品住宅樓百餘間。集牌坊、古民居、祠堂「徽州」三絕之大成;融磚雕、木雕、石雕「徽州三雕」之精髓。
東方凱旋門―許國石坊
許國石坊又名大學士坊,俗稱八腳牌樓,結構穩固,造型豐滿。石坊施以仿木構建築彩繪的雕飾,圖案典雅,是徽州石牌坊中最傑出的代表,其四柱三樓沖天式石坊形制,是石坊建築史上獨一無二。
故宮縮小版―徽州府衙
徽州府衙保持了明弘治年間一軸、五門格局,為中國氣勢最雄偉的府衙建築群,主從有序,從照壁至知府廨,各院落之間距離、比例,好比縮小的故宮,不可錯過仁和樓、古城牆,古建專家說「府衙是縮小的故宮,故宮是放大的府衙」。
平民教育先鋒―陶行知紀念館
陶行知是歙縣黃潭源村人,1917年從美國學成歸國,著力推行平民教育,推行「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論。紀念館用青灰色水磨磚砌,大方磚門額鐫刻胡耀邦手書,可一窺館內奧妙。


天下第一商幫:徽商是如何隕落的?
胡雪巖的死,也成為了縱橫明清兩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後的真實寫照,曾經貴為帝國第一商幫的徽商,至此徹底隕落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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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獻”的銀子後,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駐在揚州天寧寺行宮的乾隆大帝,給14名來自徽州的鹽商各自頒賜了官爵。
對此,乾隆大帝滿意地說:
“朕此次南巡,所有兩淮商眾,承辦差務,皆能踴躍急公,宜沛特恩。”
為了此次加官進爵,14名鹽商具體“捐納”了多少銀子“效忠”,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對於揚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則早有耳聞,當時,揚州徽商總資本至少在五千萬兩銀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時期號稱巔峰,國庫最高存銀不過也就7000萬兩,以致於乾隆皇帝感嘆道: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揚州徽商們也敢於“捐納”:以乾隆朝的著名鹽商鮑志道(1743-1801)為例,僅僅他個人在世期間,就先後向清朝政府“捐納”了2000萬兩白銀、和12萬石糧食(約合1440萬斤)。
此一時期,徽商,是帝國毫無疑問的第一商幫。 
▲ 乾隆下江南的背後,襯托出揚州徽商的財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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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於明朝中葉。
對於管轄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來說,這裡向來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諺語,由於可用耕作的土地奇缺,人口急劇增長的徽州人一直處於難以自足的狀態。
晉代時,徽州(新安郡)當地人口僅有5000戶,然而隨著晉室南遷和南北朝時期的持續動盪,北方士民開始不斷南遷,此後,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北宋靖康之變後,南遷的中原人民不斷補充著徽州的人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經達到了12萬多戶,到明代時,徽州人口進一步飆漲至56萬戶,到清末嘉慶二十五年( 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達到了247萬人,由於人多地少,謀生艱難的徽州人被迫著開始沿著新安江等水道大規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
在明清兩代的徽州,普遍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包袱雨傘,夾著就走。”儘管謀生艱難,但作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後代,重視教育的徽州人普遍會將子女送往私塾就學,然後到十三四歲時再讓孩子外出闖蕩,在這片面積僅有1萬多平方公里的狹小府地上,卻是“十家之村,不廢誦讀”。
由於大規模的人口外出經商謀生,到了明代時,明朝人王世貞就曾經感慨地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意思是說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務農,十分之七在外經商,“賈居十(分之)九”、“徽人十(分之)九為商”。
在這種龐大的外出經商人口的擴散下,到了明代時,徽州人出現了以長三角為基地的“一大塊”、以長江和大運河“兩條線”為輻射通道,“星星點點遍全國”的分佈生態,到了明朝中葉,隨著以鹽商為代表的商人群體的崛起,徽商,開始作為一個帝國商幫,在中華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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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徽商的代表,鹽商,是徽商中最勢大財雄的群體。
明朝初期,為了與北方蒙古人對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長邊境上設置了9個邊鎮駐軍布防,為了吸引商人向駐軍運送軍糧,當時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只有向北方邊境運送糧食販賣,才能換取到鹽引(一種販賣食鹽的官方憑證),然後到指定地點倒賣食鹽謀利。
由於古代食鹽的稀缺性和倒手買賣存在的暴利,因此儘管路途遙遠,徽商仍然不遠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於地理距離等因素,在明朝中葉以前,徽商的鹽業生意總是做不過相對北方較近的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
明朝中期以後,隨著白銀成為通用貨幣,於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改革鹽法,規定商人不再需要向邊境運輸糧食,只要向政府鹽運司繳納銀子,就可以換取到鹽引販鹽,這一變革,史稱“開中折色法”,隨著變革的推行,原來的塞外商屯逐漸解體,邊境商貿日趨衰敗,於是,原來經營邊境貿易的晉商、陝商轉而南下位處兩淮地區要地的揚州從事買賣,而這,也給了徽商以崛起的歷史機遇。
由於東臨黃海,西接運河,明清時期,揚州成為了中華帝國兩淮地區的鹽業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時期,兩淮地區每年的賦稅更是占到了全國商業稅收的50%,其中主要是鹽稅,可謂“關係國庫,最為緊要”,而在帝國商業中心與晉商、陝商的較量中,作為後起之秀的徽商逐漸後來居上,最終幾乎壟斷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從而奠定了徽商作為商幫在帝國內部的崛起。
明朝中葉時在揚州,徽商原本與晉商、陝商平分天下,當時在揚州,以徽州話和陝西話最為時尚,因為當地人認為講這種話的人最有錢。但在明朝中葉及晚明的商業競爭中,文化教育不高、較為保守吝嗇的晉商和陝商,逐漸在與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競爭中敗下陣來。 
▲ 揚州
當時,與晉商和陝商大多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學徒和小弟,也普遍在家鄉接受過基礎教育,而與發家後仍然穿著破皮襖、嚼大餅的晉商和陝商相比,徽商卻敢於修園林、建書院、養戲班,並且對官員賄賂出手大方。
對於從科舉出身的官員士大夫來說,有錢並且文化素養頗高的徽商,是既捨得給錢、又能共談詩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時期累代販鹽的揚州徽商吳彥先(1555-1624),其文史知識甚至連一些當時大儒都自愧不如,由於他博學多才,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
由於徽州善於抱團經營,因此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徽州歙縣的縣志《歙志》就記載說:“今之所謂大賈,莫有甚於吾邑(歙縣),雖秦晉(陝商晉商)間有來賈於淮揚者,亦苦朋比而無多”,與零星經營的陝商晉商相比,在當時的兩淮地區和揚州,“苦朋比無多”的陝商晉商,此時已經在商業競爭中完全敗給了抱團取暖又敢於“給予”的徽商,可以說,無論是玩文、玩錢還是玩人多,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都逐漸進入了壟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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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宋明理學的奠基人程顥、程頤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開始就被稱為“程朱闕里”、“東南鄒魯”,徽州諺語普遍流傳說:“養兒不讀書,不如養口豬。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豬。”
正是在“ 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的理念熏陶下,徽州在古代科舉中開始急劇崛起,據統計,從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進士的共有2086人,並出產了28位狀元,佔據中國歷史狀元總數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單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狀元人數,僅次於蘇州府。
由於重視讀書、政治資源廣布明清兩代,這也為徽商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駕護航,而徽商在發家致富以後,也將子女讀書致仕作為保障家族累代經營的不二法寶,對此,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就將徽商家族的這種特點形容為“賈而好儒”、“左儒右賈”。
以汪道昆本人為例,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經營鹽業,家業巨富,到了他這一代,父親刻意經營讓他讀書致仕,汪道昆也不負眾望,23歲就考中進士,而後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與戚繼光等人一起成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將,而在儒商、部級高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還是一名戲劇家,曾經撰寫有《高唐夢》、《五湖遊》、《遠山戲》、《洛水悲》等劇作。
在“左儒右賈”的政治資源支持下,徽商的政治門路也被迅速拓寬,以明朝為例,徽州就出了曾經當過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和七省總督的胡宗憲,另外還有曾經當過明朝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到了清代時,徽商“以商養文”更是頻頻開出“碩果”——例如出身鹽商巨富家族的曹文埴、曹振鏞父子,二人就先後考中進士,並且都擔任過軍機大臣,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而不倒,其家族可謂政壇常青樹,而曾經當過軍機大臣和戶部尚書的曹文埴,由於老鄉關係,跟揚州徽商更是關係密切,其中乾隆六下江南,讓徽商等各路商幫“奉獻”、“捐納”等各種事務,就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
而這種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與商業的暗中結合,也為徽商在鹽業、典當、茶葉、布匹等各種生意中獲得了各種關係深厚的政治資源庇護,堪稱中國政商結合的至高典範。
也就是在這種善於逢迎和“捐納”,正如乾隆在揚州賞賜徽商官爵時所說“踴躍急公”的背景下,徽商在經歷明末清初的戰爭動盪後再次崛起,並通過政商勾結、逐漸壟斷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鹽場、兩淮鹽場的商業貿易。
對於徽商的善於“奉獻”,清廷和地方官員也一直是投桃報李,給予了徽商諸多壟斷權益,當時,兩淮鹽務中設有“總商”,乾隆時代更是出現了權力空前的“首總”。徽商江春就擔任過“首總”,這些“總商”乃至“首總”,既是兩淮眾商的代表,又是官府與鹽商之間的聯繫人,實際上擁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以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參與了迎送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納”多達1120萬兩白銀,而乾隆則將江春賞賜為“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祿大夫”,在每次任命新的兩淮巡鹽御史時,乾隆甚至都會囑咐新官吏說:“廣達(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與他商量。”而江春更是因為“一夜堆鹽造白塔,徽菜接駕乾隆帝”等事蹟,而被稱為“以布衣結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 
▲ 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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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的索取是無度的,徽商在乾隆朝迎來巔峰之際,也是其衰落之時。
以乾隆朝第一紅頂商人、揚州徽商江春為例,乾隆多達六次下江南、清廷沒完沒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納”任務,也讓一度富可敵國的江春瀕於破產,除了乾隆下江南時要接待“奉獻”外,在乾隆沒下江南的日子裡,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為皇太后八十壽誕捐銀2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銀400萬兩;乾隆四十七年,黃河築堤,江春捐銀20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台灣林爽文起義,江春又被迫“捐獻”軍費200萬兩,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賄賂和政治接待更是幾乎耗盡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敗落,江春在1789年死後,道光年間,財務日漸虧空的清廷隨後以整頓鹽務為名,逼令江家必須再交出40萬兩銀子,而家底已經掏空的江家後代無力支付巨額罰款,最終慘遭抄家。
清廷則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紅頂商人江春,僅僅明面上的“捐納”就高達1120萬兩白銀的“政治奉獻”,對他們來說,已經被掏空家底的紅頂商人,已經不再具有利用價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敗落,也掀開了徽商商幫整體衰落的帷幕。
明清兩代,徽商通過政治勾結等手段幾乎壟斷了帝國的鹽務經營,但壟斷的代價就是各種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額賄賂和政治“捐納”,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了轉移負擔,徽商於是將重擔又轉嫁到鹽價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1662-1722)為例,當時江南的儀征、通州等地由於距離兩淮等產鹽區較近,每斤鹽只賣二三文錢,但到了江西、湖廣等地,每斤鹽價則高漲到了二十文錢不等;隨著官府盤剝的日益加深,鹽商的售價也不斷抬高,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湖北漢口的鹽價已經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則高漲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遠地區,鹽價高達幾百文錢一斤。
作為鹽業壟斷和官商勾結導致的政治代價,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朝的鹽價也不斷飆漲,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經無力承擔的地步,在此情況下,百姓只得通過購買價格相對便宜的私鹽來解決日常所需,由於不斷高漲的鹽價導致私鹽大規模氾濫,徽州鹽商的官鹽買賣也日漸滯銷,但清廷規定的年銷售額卻是要年年交款的,由於所欠的鹽款即鹽課越來越多,沒辦法,徽州鹽商只得向清廷請求進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償還,或分30年償還。
到了道光年間,以徽商為主的兩淮鹽商所積欠清廷的鹽課,已達到了幾千萬兩白銀之巨,由於鹽商在政治重壓之下根本無法還款,而普通老百姓則因為鹽價太貴吃不起鹽,為了改變這種困局,道光十二年(1832年),兩江總督陶澍為了革除淮鹽積弊,開始打破徽商壟斷兩淮地區鹽業經營的壟斷局面,下令只要有銀子,都可以向官府購買鹽票進行販賣,史稱票鹽法。
票鹽法開始實施後,逐漸激活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不僅推動了鹽價的下降,而且使得兩江地區的歲入增加了1000多萬兩白銀,隨著徽商鹽業壟斷特權的被打破,徽州鹽商也開始急劇衰落,而由於鹽商在徽商商幫中的實力最為雄厚,徽州鹽商的轟然倒塌,也全面昭示了徽商衰落的未來。
對此,徽商們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到處砍桃樹洩憤,因為桃跟票鹽法的推行者陶澍的“陶”同音,於是有人寫詩戲說這件事說:
“戲他桃花女,砍卻桃花樹。
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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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徽州鹽商衰落的同時,1851年,太平軍之亂爆發了。
從1851年到1875年,太平軍和捻軍先後在南北方持續興起,戰火廣泛波及清朝18個省的600多座城市,由於戰爭導致商路斷絕,這就使得徽商們的日常經營陷於癱瘓,“自經兵災,船稀商散”。
迫於動亂,徽商們開始大批量返鄉避災,然而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1854年太平軍先是攻占徽州祁門,隨後太平軍與清軍在徽州展開了長達12年的拉鋸戰,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清軍,都在徽州民間實施了殘酷的劫掠—— “曾國藩駐師祁門,縱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太平軍在徽州期間則“擄掠盡家有,不復遺餘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銀亟”。
在殘酷的戰爭掃蕩和接踵而來的瘟疫、災荒侵襲下,作為徽商大本營的徽州也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以致於曾國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摺中寫道:
“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太平天國之亂,是徽商隕落的轉折點
在二十多年的戰爭掃蕩下,徽商商幫從南到北一片哀鴻遍野,繼鹽業之外,茶業、典當業、木材業等徽商傳統主營項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殘,而在先後平定太平軍和捻軍之亂後,徽商們也猛然發現,即使戰爭停歇,他們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猛然劇變了。
當時,作為中國傳統的“出口創匯三寶”(茶葉、陶瓷、絲綢),茶葉貿易隨著英國人在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的大規模引種茶葉,出口已經日漸衰落;而歐洲人自產的陶瓷質量也越來越優越,逐步取消了對中國瓷器的進口;在生絲和絲綢方面,日本和歐洲的養蠶業和絲綢業也不斷崛起,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萎縮。
與茶葉、陶瓷、絲綢等出口業務逐漸萎縮乃至消失相反,外國的機器編織布匹等優質商品則不斷輸入中國,在此情況下,作為徽商除了鹽業外的第二大主營業務,茶葉貿易也在徽商商幫中逐漸沒落,另外,經營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漸被淘汰出局,在傳統的各項主營業務上,徽商受到了幾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擊。
而作為最後碩果僅存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撫王有齡、做官商和軍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巖,在王有齡對抗太平軍失敗自殺後,又接著投靠湘軍和左宗棠,成為了左宗棠和湘軍南征北伐、財政運轉的左膀右臂,並通過湘軍和左宗棠的庇護經營錢莊、典當、藥業、茶葉、生絲等生意。 
▲ 紅頂商人胡雪巖(1823-1885),徽商最後的大佬
1882年,胡雪巖因為與外國洋商進行生絲大戰失利出現了巨額虧損,在此情況下,向來與湘軍派係不合的淮系李鴻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懷出馬,一方面拖延本來要支付給胡雪巖的官銀,另一方面則大規模散佈消息、挑撥儲戶到胡雪巖的錢莊進行擠兌,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勢力強勢打壓下,胡雪巖歷時三十多年建立的商業帝國,最終在短短幾個月間便瞬間崩塌。
1884年,胡雪巖最終在貧恨潦倒中鬱鬱而終,臨死前,他對著子孫們交代說:
“ 白老虎(白銀子)可怕!”
而胡雪巖的死,也成為了縱橫明清兩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後的真實寫照,曾經貴為帝國第一商幫的徽商,至此徹底隕落人間。 
參考文獻:
龐利民:《晉商與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王世華:《第一商幫》,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趙焰:《徽商六講》,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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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幫形成的歷史背景
2012-03-16 13:49:51 華夏經緯網
    古代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這裡沒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糧食產量普遍較底,因此,這裡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人們的生存條件非常差。又因地處在崇山峻嶺之中,每當戰亂,難民紛紛逃來此地,以避戰禍,人口急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供應的矛盾,生存條件更加惡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給當地百姓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糧食嚴重不足,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史料稱:徽州一年所產的糧食,只能養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為糧食所迫,外出謀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徽州雖“糧不足”,可物產豐富。萬山叢中盛產竹木,所產杉木,質地堅硬,可為棟樑之才;竹子滿山遍野皆是;茶可稱一絕,尤其是祁門茶和松蘿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財富,瓷都景德鎮的製陶原料白土,就產於徽州;手工業更具特色,文房四寶聞明全國。紙:“自首至尾,勻薄如一”;毛筆倍受人們喜愛;墨:“堅如玉,紋如犀”;硯:因石取勢,雕琢成頗具藝術價值的圖案,至今盛名於世;漆器:被當時人稱為“絕古未有”的珍品。
  異常豐富的土特產品向徽州人展現了一條現實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販運土特產品起步的。
  大山擋住了徽州人經商的道路,但這裡的水陸可稱便捷:“上接閩廣,下接蘇杭”豐富的物產加上便捷的水陸,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經商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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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講述——徽商之徽茶千年
徽商,即徽州商人,古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而不等同於安徽商人(現今徽商概念多被誤解,並用來泛化指所有安徽籍商人,而歷史上舊指的十大商幫中的徽商僅指徽州商人)。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宣城市績溪縣及江西婺源縣。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鼎盛時期徽商曾經占有全國總資產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贏得了“徽駱駝”的美稱。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古代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這裡沒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糧食產量普遍較底,因此,這裡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人們的生存條件非常差。又因地處在崇山峻嶺之中,每當戰亂,難民紛紛逃來此地,以避戰禍,人口急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供應的矛盾,生存條件更加惡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給當地百姓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糧食嚴重不足,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史料稱:徽州一年所產的糧食,只能養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為糧食所迫,外出謀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徽州雖“糧不足”,可物產豐富。萬山叢中盛產竹木,所產杉木,質地堅硬,可為棟梁之才;竹子滿山遍野皆是;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財富,瓷都景德鎮的制陶原料白土,就產於徽州;手工業更具特色,文房四寶聞明全國。紙:“自首至尾,勻薄如一”;毛筆倍受人們喜愛;墨:“堅如玉,紋如犀”;硯:因石取勢,雕琢成頗具藝術價值的圖案,至今盛名於世;漆器:被當時人稱為“絕古未有”的珍品。因為山多,種植茶葉是主要經濟來源,因此茶葉是徽州的主要特產,徽茶可稱一絕,尤其是黃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門紅茶,在十大名茶中占三席。
  異常豐富的土特產品向徽州人展現了一條現實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販運土特產品起步的,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而販賣土特產中又以木材商人和茶葉商人最多,創造了許多老字號茶行。
  徽州茶商,指經營茶業的徽州商人。茶業為徽商經營的四大行業之一。徽州植茶始於南朝,唐代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產茶區。徽州商人四出經營茶葉,史料可查,始於明代。而徽州的茶葉買賣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詩人白居易的著名詩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說明原屬祁門之浮梁,遠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為茶葉的集散地。862年,歙州司馬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閻門溪記》一文中記載:“千裡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給食、供賦,悉恃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逾於諸方.”可見當時祁門茶市相當興隆。當時祁門縣山上遍植茶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業茶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雲集。宋代《貢茶錄》所說的:“早春英華,來泉勝金”,諸名茶皆出自徽州。
  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徽州茶葉的銷售大增,於是茶葉貿易遂成徽商經營的“巨業”,徽人中也出現了不少“世守其業”的專業茶商。清乾隆年間,徽商在北京設有茶行七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津、滬開茶莊也不下百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中,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浙江烏青鎮的茶葉店幾乎全是徽商開設的。清朝在江西發放茶引,征收茶課的事務大部分都交由徽商辦理。徽商經營茶葉,有茶號、茶行、茶莊、茶棧等多種類型,"茶號"猶如現在的茶葉精制廠,從農民手中收購毛茶,進行精制後運銷,"茶行"類似牙行,代茶號進行買賣,從中收取佣金,"茶莊"為茶葉零售商店,以經營內銷茶為主,後期亦少量出售外銷茶。"茶棧"一般設在外銷口岸,如上海、廣州等地,主要是向茶號貸放茶銀,介紹茶號出賣茶葉,從中收取手續費。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績溪人為多,尤以績溪人在上海創立的“汪裕泰”“程裕新”茶號最為著名。
  茶號系季節性經營,然徽州茶商並不閑暇。他們多半兼營其它行業,或開錢莊、布店、南貨店,或為木材、糧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鄭鎰源,洪純之兩巨子,就分別兼營錢莊和綢、瓷業。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來臨,資金重點投入茶葉,茶葉脫手,又在滬、杭采購各類商品回徽州販賣,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業大,根基甚牢。
  徽商的內銷茶經營,謂之“茶莊”,明代即有茶葉運銷京津,邇後遍及東北、魯、豫、江、浙、滬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乾隆年間,徽商在北京設有茶行7家、茶莊千家以上,在津、滬開茶莊也不下百家。茶葉經營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鎮,江、浙等一些小鎮也有了徽籍人開的茶店。其時王茂蔭的祖父王槐康就在通縣開設森盛茶莊。當時,內銷茶花色品種甚多,有松蘿、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數類數十種,後又有各種花茶,所以有“茶葉賣到老,名字記不清”之說。茶商在外開茶莊、茶行很快發跡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吳景華、吳永祥、吳熾甫在京經營茶葉,均成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銷茶經營,謂之“洋莊”,始於清嘉道前後。當時英國控制印度,大量鴉片輸入我國,換取絲茶。徽商開始是“漂廣東”,由於海禁,當時買賣雙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價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潤較高,謂之“發洋財”。五口通商以後,交易地點慢慢轉移到上海。婺、休、歙三縣茶商以新安江運輸方便,集中在屯溪設號精制,得名“屯綠”,銷往俄國和歐美國家。在“屯綠”外銷興盛的1920年,屯溪茶號達109家之多,故有“未見屯溪面,十裡聞茶香,踏進茶號門,神怡忘故鄉”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裝茶”之詩句。1875年,自閩罷官回鄉的余干臣,在祁門按“閩紅”的制作方法,改“綠”為“紅”,從此,祁門功夫紅茶開始問世,銷往國外。“祁紅”茶號也發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紅”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膺金獎。
  雪雨風霜
為你講述——徽商之徽茶千年 
 徽商,即徽州商人,古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而不等同於安徽商人(現今徽商概念多被誤解,並用來泛化指所有安徽籍商人,而歷史上舊指的十大商幫中的徽商僅指徽州商人)。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宣城市績溪縣及江西婺源縣。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鼎盛時期徽商曾經占有全國總資產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贏得了“徽駱駝”的美稱。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古代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這裡沒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糧食產量普遍較底,因此,這裡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人們的生存條件非常差。又因地處在崇山峻嶺之中,每當戰亂,難民紛紛逃來此地,以避戰禍,人口急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供應的矛盾,生存條件更加惡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給當地百姓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糧食嚴重不足,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史料稱:徽州一年所產的糧食,只能養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為糧食所迫,外出謀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徽州雖“糧不足”,可物產豐富。萬山叢中盛產竹木,所產杉木,質地堅硬,可為棟梁之才;竹子滿山遍野皆是;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財富,瓷都景德鎮的制陶原料白土,就產於徽州;手工業更具特色,文房四寶聞明全國。紙:“自首至尾,勻薄如一”;毛筆倍受人們喜愛;墨:“堅如玉,紋如犀”;硯:因石取勢,雕琢成頗具藝術價值的圖案,至今盛名於世;漆器:被當時人稱為“絕古未有”的珍品。因為山多,種植茶葉是主要經濟來源,因此茶葉是徽州的主要特產,徽茶可稱一絕,尤其是黃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門紅茶,在十大名茶中占三席。
  異常豐富的土特產品向徽州人展現了一條現實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販運土特產品起步的,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而販賣土特產中又以木材商人和茶葉商人最多,創造了許多老字號茶行。
  徽州茶商,指經營茶業的徽州商人。茶業為徽商經營的四大行業之一。徽州植茶始於南朝,唐代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產茶區。徽州商人四出經營茶葉,史料可查,始於明代。而徽州的茶葉買賣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詩人白居易的著名詩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說明原屬祁門之浮梁,遠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為茶葉的集散地。862年,歙州司馬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閻門溪記》一文中記載:“千裡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給食、供賦,悉恃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逾於諸方.”可見當時祁門茶市相當興隆。當時祁門縣山上遍植茶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業茶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雲集。宋代《貢茶錄》所說的:“早春英華,來泉勝金”,諸名茶皆出自徽州。
  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徽州茶葉的銷售大增,於是茶葉貿易遂成徽商經營的“巨業”,徽人中也出現了不少“世守其業”的專業茶商。清乾隆年間,徽商在北京設有茶行七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津、滬開茶莊也不下百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中,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浙江烏青鎮的茶葉店幾乎全是徽商開設的。清朝在江西發放茶引,征收茶課的事務大部分都交由徽商辦理。徽商經營茶葉,有茶號、茶行、茶莊、茶棧等多種類型,"茶號"猶如現在的茶葉精制廠,從農民手中收購毛茶,進行精制後運銷,"茶行"類似牙行,代茶號進行買賣,從中收取佣金,"茶莊"為茶葉零售商店,以經營內銷茶為主,後期亦少量出售外銷茶。"茶棧"一般設在外銷口岸,如上海、廣州等地,主要是向茶號貸放茶銀,介紹茶號出賣茶葉,從中收取手續費。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績溪人為多,尤以績溪人在上海創立的“汪裕泰”“程裕新”茶號最為著名。
  茶號系季節性經營,然徽州茶商並不閑暇。他們多半兼營其它行業,或開錢莊、布店、南貨店,或為木材、糧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鄭鎰源,洪純之兩巨子,就分別兼營錢莊和綢、瓷業。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來臨,資金重點投入茶葉,茶葉脫手,又在滬、杭采購各類商品回徽州販賣,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業大,根基甚牢。
  徽商的內銷茶經營,謂之“茶莊”,明代即有茶葉運銷京津,邇後遍及東北、魯、豫、江、浙、滬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時期,乾隆年間,徽商在北京設有茶行7家、茶莊千家以上,在津、滬開茶莊也不下百家。茶葉經營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鎮,江、浙等一些小鎮也有了徽籍人開的茶店。其時王茂蔭的祖父王槐康就在通縣開設森盛茶莊。當時,內銷茶花色品種甚多,有松蘿、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數類數十種,後又有各種花茶,所以有“茶葉賣到老,名字記不清”之說。茶商在外開茶莊、茶行很快發跡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吳景華、吳永祥、吳熾甫在京經營茶葉,均成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銷茶經營,謂之“洋莊”,始於清嘉道前後。當時英國控制印度,大量鴉片輸入我國,換取絲茶。徽商開始是“漂廣東”,由於海禁,當時買賣雙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價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潤較高,謂之“發洋財”。五口通商以後,交易地點慢慢轉移到上海。婺、休、歙三縣茶商以新安江運輸方便,集中在屯溪設號精制,得名“屯綠”,銷往俄國和歐美國家。在“屯綠”外銷興盛的1920年,屯溪茶號達109家之多,故有“未見屯溪面,十裡聞茶香,踏進茶號門,神怡忘故鄉”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裝茶”之詩句。1875年,自閩罷官回鄉的余干臣,在祁門按“閩紅”的制作方法,改“綠”為“紅”,從此,祁門功夫紅茶開始問世,銷往國外。“祁紅”茶號也發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紅”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膺金獎。
  雪雨風霜
  歷來茶商均是各自經營,清末吳俊德、洪其相發動建立六邑茶務總會,才有了茶商組織。30年後改為茶葉公會,但都是辦理日常事務,並不研究生產經營。且徽州茶商素無外貿機構的設置,這就給外商造就機會,操縱市場,盡量壓低外銷茶價,有些茶棧也從旁以回收貸款等方式施加壓力,迫使外銷茶商就範。抗日戰爭開始,渠道不暢,外銷阻滯,“祁紅”與“屯綠’出口日漸減少,1944年,由最高收購26萬擔,下降到不到8萬擔,當時,多少茶商為之衰嘆!
  大山擋住了徽州人經商的道路,但這裡的水陸可稱便捷:“上接閩廣,下接蘇杭”豐富的物產加上便捷的水陸,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經商的積極性。
  茶為國飲,徽茶千年,徽茶的優良品質得益於當地的氣候,環境,他的傳播光大得益於徽商的拼博精神。如今的徽茶沒有以前那麼出名,是因為新出的許多茶葉品種,加之徽茶的宣傳渠道和徽商的沒落,如今的徽茶漸漸的不為人們所了解,做為一個徽州人,身為茶農世家,我將視振興徽茶為已任,盡我自己的微薄之力,為大家推薦品質優良的徽州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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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商幫記
2018-08-28 由 人物誌 發表于文化
徽州位於安徽南部,新安江上游皖、浙、贛三省交界處。三國時期,徽州為新都郡;晉太康年間改為新安郡;隋開皇年間改為歙州;北宋末年改為徽州,從此,便有了徽州之名。
明清兩朝的徽州府,下轄歙縣、休寧、黟縣、祁縣、婺源(今屬江西省)、績溪六縣。
徽州風景秀麗,山水宜人。「天下第一奇山」——黃山,就位於徽州境內。這裡重巒疊嶂,煙雲繚繞,河流清澈,鳥語花香,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美贊。
明清時期的徽州,陸路交通極其不便,但水路交通卻相當便捷,其境內最大的水系新安江,乘舟東下可直達杭州、蘇州;而祁門一帶則由昌江可入鄱陽湖。上可連湖廣,下可接蘇杭。
徽州物產豐富,盛產竹木、茶葉和陶土。徽杉以婺源所產最堅硬,堪稱上品。祁門茶葉,色黃而味香,質量上乘。陶土是上天賜給徽州人最大的禮物,瓷都景德鎮所產的瓷器,行銷海內外,聞名遐邇,但其制瓷的原料,卻產自徽州。
徽州的手工業十分發達,最具特色的是「文房四寶」——筆、墨、紙、硯,馳名全國。
徽州鍾靈毓秀,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黃賓鴻、陶行知、胡適、詹天佑、揚州八怪中的汪士慎、羅聘,都是徽州人。
徽州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至遲在東晉時期,徽州商人(又稱新安商人)的活動就已見於歷史記載,《晉書》載,徽州人輕「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刀」。理學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稱「祝半州」。
到了明朝中葉,徽州商人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徽州府籍為主體的商幫集團,俗稱「徽州商幫」,簡稱「徽商」。
徽商稱雄商界達400年之久,其中明成化、弘治年間為其形成時期;從成化、弘治之際到萬曆年中葉的100餘年間為其發展時期;從萬曆後期到清康熙初年的近100年間為其波折受挫時期;從康熙中葉到嘉慶、道光之際的100餘年間為其興盛時期;從道光中葉到清末的近100年間為其衰落時期。
徽州商幫是明清時期長江流域地區出現的最大的地域商幫。徽商不僅活躍在大江南北與黃河兩岸,足跡遍及全國各地,而且還遠涉重洋,拓展于海外。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治生謀術之精、經營行業之多、從業人數之眾,在當時中國商界均是首屈一指,幾執商界之牛耳,與晉商並稱商界兩大勁旅。明代萬曆時人謝肇;制在其《五雜俎》中稱:「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
徽州商人在外經商發家後,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不少人回鄉大興土木,修建了大量豪華民宅、祠堂、牌坊,為獨具特色徽派建築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徽商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商界400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蹟。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明清時期的徽商之富,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
大商人江春、鮑蔌芳、胡天注、汪定貴、胡雪岩、程量越等名震南北,雄踞一方。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於鹽業市場的繁榮曾「舟楫停阜,望之隱約城郭」,整個東南沿海凡是交易頻繁的地方都有徽商出沒。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眾徽商為博得龍顏大悅,占盡風光,出盡風頭。乾隆驚嘆:「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說徽州不可能不說到揚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奈是揚州。」「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這些都是文人們描寫揚州的詩句。
但是,許多人並不知道,支撐起揚州繁華的基礎是鹽務和漕運,而這兩項業務基本都由徽商壟斷。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當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直到現在,揚州的說書人還有「這揚州城原是徽州殖民地」的說辭,揚州人以自己的祖籍是徽州而引以為榮。
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棄學經商,寓居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並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一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也沒有科舉經歷。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後捐米6萬石,捐麥4萬石,賑濟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300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讚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里,錦繡江南第一鄉」的對聯。紫陽書院就是得到鮑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並一直保持到今天。
財富的急劇增長帶動了整個徽商所在地的繁榮。文學藝術方面,揚州八怪、揚州學派、揚州書院、揚州畫舫、揚州瘦馬(病態美女)日此大興;揚州園林,所謂「二十四橋」,「平山堂」,以瘦淡見長,不讓蘇杭;徽州建築,徽菜庖廚,博採眾長,大富大貴,巧奪天工;南北地方戲崑腔、弋腔、秦腔都以在鹽商的庭院中獻藝為朝宗,京劇藝術就是乾隆八十大壽四大徽班進京而正式誕生的;徽商們的生活方式竟相開放,引領潮流,以至發契於徽商的早茶晚浴(早晨皮包水,傍晚水包皮)在東南一帶成為一種時尚。
徽商繼鹽業後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後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柜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於徽籍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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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淵藪之地——徽州(一)
2018-05-29 由 濃茶香 發表于歷史
徽州位於安徽南部,新安江上游皖、浙、贛三省交界處。三國時期,徽州為新都郡;晉太康年間改為新安郡;隋開皇年間改為歙州;北宋末年改為徽州,從此,便有了徽州之名。明清兩朝的徽州府,下轄歙縣、休寧、黟縣、祁縣、婺源(今屬江西省)、績溪六縣。徽州風景秀麗,山水宜人。「天下第一奇山」 ——黃山,就位於徽州境內。這裡重巒疊嶂,煙雲繚繞,河流清澈,鳥語花香,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美贊。明清時期的徽州,陸路交通極其不便,但水路交通卻相當便捷,其境內最大的水系新安江,乘舟東下可直達杭州、蘇州;而祁門一帶則由昌江可入鄱陽湖。上可連湖廣,下可接蘇杭。徽州物產豐富,盛產竹木、茶葉和陶土。徽杉以婺源所產最堅硬,堪稱上品。祁門茶葉,色黃而味香,質量上乘。陶土是上天賜給徽人最大的禮物,瓷都景德鎮所產的瓷器,行銷海內外,聞名遐邇,但其制瓷的原料,卻產自徽州。
王振忠_商幫、產業分佈與城市空間——17世紀以來景德鎮徽州會館之管理與運作研究 http://tinyurl.com/y6mlj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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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_商幫、產業分佈與城市空間——17世紀以來景德鎮徽州會館之管理與運作研究 http://tinyurl.com/y6mlj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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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大商幫,其中勢力最大、影響最遠的三大商幫你知道嗎?
2016-06-02 由 九號世界 發表于資訊
商最初是原始部落的名字,位於今河南省商丘南,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隨大禹治水有功被封於此。契第十代孫名叫王亥,他第四代孫子湯滅夏,遷都於殷,故商又稱殷,而商人仍自稱為商。後來,周滅殷以後,周公告訴殷遺民,要求他們繼續經商。而殷商之人善於經商,周朝人便將從事這種行業的人稱為商人。
第十【江右商幫】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
第九【洞庭商幫】很講究具體經營手段,很注意市場信息,時常預測行情,在經商過程中,會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策略,不拘於成見,只要有利就行。還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比如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因地制宜的採取獨特的經營方式。
第八【龍游商幫】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第七【寧波商幫】形成時間較晚,但發展勢頭很快。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出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託,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第六【山東商幫】即魯商,在中國歷史上興起較早,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儒字當頭,仁智禮義信,情深似大海,義重如泰山,忠源黃河水,為國不計多。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概括起來,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的商業經營方式,講求信用的商業道德以及規範的商業行為。
第五【陝西商幫】在兩千多年前,陝西長安就與四川、雲南、貴州、甘肅、青海、蒙古有著密切的商業聯繫,發展到明清時,陝商與西藏等地區進行茶葉、馬匹交易。悠久的經商歷史,使陝西人天生具有一種商業意識。在市場經濟下,現在的陝西人在發掘商機上也絲毫不比前人遜色。從吃文化中受到啟發,陝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餃子宴,此項目一經推出,使嗜麵食的各地食客聞香而來。
第四【福建商幫】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第三【廣東商幫】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第二【徽州商幫】在他們身上,既充滿優秀傳統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時代發展相適應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質。他們懂得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駕馭市場變化的能力。他們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於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經商第二的準則。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使得他們處處體現著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總之,儒商是屬於有知識、有道德、有謀略、會賺錢的人。
第一【山西商幫】優則賈理念沒有多少文字記載,而是隱藏在晉商心中,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使得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我們從晉商的成敗,品出了晉商的文化哲理,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並在家族內形成重教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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