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鳳齡清代徽州商幫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於兼為士商的家族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 - 余英時 - Google 圖書 http://tinyurl.com/y4bw6fna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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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商幫:賈而好儒走四方
竹酒挽舊友
發佈時間:18-10-31 22:37
明清時期,中國先後興起了十幾個商幫,主要有按地域劃分的徽州商幫、山西商幫等。徽州商幫是明清時期徽州府所管轄的六個縣中的商人組成的一個鬆散的商業集團徽商崛起於皖南山區,活躍於南宋,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徽商衝破封建的藩籬,打破抑商的禁錮,馳騁商海,稱雄商界300多年,贏得了“無徽不成鎮”的美譽,成為中國經濟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那麼徽州商幫是如何形成的呢?
徽州處於皖南崇山峻嶺之中,周圍層巒疊嶂群山環繞,加上河流從這裡交叉而過,環境十分優美。然而,自然優美風景的背後是一個相對比較封閉的地理環境,其中耕地又十分稀少,諺語云:“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講的就是徽州的地貌。糧食產量低以及人口的增加大大加重了徽州這片土地的承載力,徽州人民以農為主的生活方式難以為繼,只能想方法另謀生路。我們都知道,封建社會的職業分四種,即”士、農、工、商“,除了農以外,讀書求仕要以豐厚的經濟做後盾,加之古代手工業又不發達,所能容納的勞動力市場有限,因此普通民眾只有經商這一條路了。可以說,走出大山外出經商,其實是徽州人的一種無奈的選擇。
徽商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它是群體文化素質較高的一個商幫,原因是徽州在朱熹的影響之下形成了重教興學的文化傳統,有“十家村落、不廢誦讀”之美名。在徽州,人們從小就接受了傳統文化的教育,因而文化素質比較高,使得徽商也成為一批有文化的商人,這樣經商也容易成功。因此,在濃郁文化氛圍的影響之下,徽商也給人留下了“賈而好儒”的印象,就是雖然經商,卻也特別愛好讀書,他們常常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從而形成了一種“儒商”的風氣
朱熹
有的徽商不僅好儒,甚至棄賈業儒,放棄經商從事文化活動,比如說清代乾隆期間的鹽商程晉芳,他的家業很大卻一心好儒。他的家裡堆積著五萬餘冊圖書,年過四十之後終於考上了進士,並在四庫開館的時候,被選為翰林院的編修,參加《四庫全書》的編纂,充分顯示了他學問的高深。當時的很多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和他都有往來,對他也很崇敬。徽商好儒,是徽州文化傳統浸潤的結果,也是社會現實逼迫的產物,因為“讀書求仕”始終是封建社會中百姓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主流追求,因此“以商來養文,以文來傳家”就成了當時人眼中儒賈之間的一種良性互動。
戲劇《徽州》
那麼徽商“賈而好儒”的特點為他們帶來了什麼好處呢?首先,他們通過塑造一種風雅的姿態得以和文人學者以及政府官員進行溝通,甚至於結成友誼,從而獲得的了一定商業經營方面的便利和政治的庇佑。另一方面,徽商文化素質的提高使得他們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從商經驗,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無數的文化典籍,其中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政治、經濟、管理、謀略運籌等思想精髓,有了文化,徽商就能夠準確地判斷商業形勢並減少決策的失誤。也因此,徽商在商業道路上才得以乘風劈浪、腳踏四方,創造出了輝煌的業績。
徽商銅像
徽商作為一種以鄉族關係為紐帶的商幫,從明代中葉興起,繼而繁盛並佔據了商界的鰲頭,一直到清嘉道年間開始衰落,其間歷史長達400年。其歷史之長久,業績之輝煌,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它對徽州本土、長江中下游和運河沿岸市鎮乃至於全國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徽商甚至是海外貿易的開拓者,隨著商業的擴大,到了16世紀,也就是明中葉的時候,徽州人已經不滿足於在中國國內發展自己的商業了,他們開始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來開始發展海外貿易。他們前往泰國、日本等進行貿易,並在從事海外貿易的同時與其它海商結成團伙,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勢力,逐漸形成了以許棟為首的海商集團,促進了中國傳統經濟的轉型。
徽商不僅是海外貿易的開拓者,同時也推進了長江中下游沿岸的商業化和城市化,出現了“無徽不成鎮”這樣的商業化、城市化的局面。並且,許多徽商獲得財富之後,都十分熱心地在家鄉,在經商之地來築橋修路、救助貧弱以及興學助教,或者來設置義倉,為軍隊提供軍需。有人說,“賈而好儒走四方”的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也就是說,徽州文化是在徽州這一特定的地域,在徽商這一“酵母”和其他因素參與下,在徽州千百年的文化積澱基礎上“釀就”的“瓊漿玉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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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為中國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來自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 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1]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文房四寶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徽州處“ 吳頭楚尾 ”,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歷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遷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麼辦?出外經商是一條出路。
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 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
明清是我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發展歷程
唐代祁門茶市
唐代祁門茶市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佔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  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文化(老字號及宅院)
徽商文化(老字號及宅院)(19張)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 票法 ”,靠鹽業專利發蹟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曾國番與太平軍在皖南與徽州的拉鋸戰,徽州十村九毀,生靈塗炭。加之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繫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主要特點
1.遍布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文房四寶
文房四寶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所銷之鹽佔淮鹽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後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同時,榮歸故里,大興土木。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0萬兩銀子。
經營之道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採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還使用奴僕營商,休寧人程廷灝曾驅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徽商在經營中註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托。他們除以“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文化傳統
徽州商訓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徽商精神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鬥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湧,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鬥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 賈而好儒 ”,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 賈而好儒 ”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
徽商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 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準備編纂縣誌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里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 ”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繫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裡起著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佈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係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閒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舖裡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蔔幹”。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蔔”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志》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髮出門白髮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裡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踪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里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 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儒學氣質
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一個徽民"以賈代耕"、"寄命於商"的商賈活躍之區,又是一個"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文風昌盛之鄉。在歷史上,賈與儒密切聯結,成為徽州商幫的一大特色。傳統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另一方面反過來又藉助於儒學對徽商的商業經營活動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
徽商之所以" 賈而好儒 ",一則因為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由於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商品與貨幣的運動錯綜交織,商品供求關係變化萬端,作為商品經營者須有相關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才能正確分析和把握市場形勢,當機立斷以獲厚利。同時,隨著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同行業之間以及各行業之間的交往關係日益密切,這又需要商人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才幹,方能在商海中大顯身手。如此從賈就要與業儒結下不解之緣。二則因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後,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致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閱讀。他每到一個地方,商務餘暇當即拜會該地文人學士,與其結伴遊山玩水、唱和應對,留下了大量篇章。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所以認識鄭作的人,背後議論說:他雖然是個商人,但實在不像商人的樣子。
還有歙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曆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裊裊,家築藏書閣,終歲苦讀。日本侵入高麗 (朝鮮)時,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輸銀三十萬兩,皇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其父吳時俸,皇賜"文華殿中書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贈,史書曾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他們有的是在實踐中雅好詩書,好儒重學,"賈名而儒行",抑或老而歸儒,甚而至於在從賈致富使"家業隆起"之後棄賈就儒。有的在從賈之前就曾知曉詩書,粗通翰墨,從賈之後尚好學不倦,藹然有儒者氣象。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旌陽程氏宗譜》)再如休寧商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恆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濟陽江氏族譜》)有的則勸令子弟"業儒"攻讀,以期張儒亢宗。於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往往是"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盼望子弟能夠"擢高第,登仕籍",從而振家聲,光門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與此同時,不少徽商還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資助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以"振興文教"。
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而集於一身,迭相為用,張賈以獲利,張儒以求名。 [2] 
沒落原因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徽商大宅院
徽商大宅院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 票法 ”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溜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儘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佔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釐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十村九毀,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加之,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徽商老號
張小泉,明末徽州黟縣會昌鄉人。其父張思家,自幼在以“三刀”聞名的蕪湖學藝。小泉在父親的悉心指教和實踐中,也練就了一手製剪的好手藝。 [3] 
明朝末年,災害頻繁,烽煙四起。黟縣百姓朝不保夕,苦不堪言。父子二人,制剪為業,小泉刻意求師訪友,技藝大進。經過反复琢磨,終於創制出嵌鋼製剪的新技術。他選用聞名的“龍泉”鋼為原料,製成的剪刀,鑲鋼均勻,磨工精細,刀口鋒利,開閉自如,因而名噪一時。一些專業藝人如裁縫、錫匠、花匠等慕名前來定制剪刀。
胡開文墨業
胡開文,字柱臣,號在豐,著名徽商,徽墨行家,“胡開文”墨業創始人,清代乾隆時制墨名手,徽州績溪縣人。因師從徽州休寧汪啟茂,因而是休寧派墨匠後起之秀。先於休寧、屯溪兩處開設“胡開文墨店”,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開文得到迅猛發展,除休寧胡開文墨莊、屯溪首起胡開文老店外,先後在歙縣、揚州、杭州、上海、漢口、長沙、九江、安慶、南京等地,或設分店,或開新店,其經營範圍幾覆蓋大江南北,至此徽州制墨業呈胡開文一支獨秀之勢。後代均延用此老字號。
曹素功墨業
曹素功(1615—1689年),清代四大製墨名家之一,原名聖臣,號素功,徽州歙縣巖寺人。他早年潛心科舉仕宦之途,因不遂心願,便返鄉以製墨為業。最初借用名家吳叔大的墨模和墨名,並開店營業,以後墨質和工藝造型日漸精良,名聲亦漸遠揚,其墨業更加興旺。後移店至蘇州、上海等地,常為權貴和名流定版制墨,在社會上層影響很大,被譽為“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
胡慶餘堂
胡慶餘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徽州績溪人胡雪巖創辦的國藥店。胡慶餘堂藥店,以宋代皇家的藥典為本,選用歷朝歷代的驗方,以研製成藥著稱於世,一直到今天仍為中外人士所喜用,它和北京的同仁堂並稱為中國著名的南北兩家國藥老店 [4]  。
胡玉美
一代醬王胡兆祥出生於清朝嘉慶乙丑年(1805年),安慶城集賢門外一個製作醬貨的小作坊家庭。他的祖籍在徽州休寧縣萬安鎮。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開始在本地走街串巷,肩挑販賣醬貨,繼而開設“四美”醬園、“玉成”醬園,後在安慶商業中心四牌樓創辦“ 胡玉美 ”醬園( “玉美”是店號,既以之志前人創業之艱辛,又寓之以“ 玉成其美 ”之意),至今已有181年,是一個負有盛名的“中華老字號”企業。
王致和
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產釀造調味品為主的科工貿一體化、跨行業經營的集團公司。相傳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安徽太平縣仙源人王致和以舉人身份進京趕考,屢試不中,為謀生路,在京城做起豆腐生意。
一次,豆腐沒賣完,時至盛夏,便切成小塊,配上花椒等佐料醃上。到秋後打開缸蓋,豆腐變成豆青色,臭氣撲鼻,一嚐卻別有風味,送鄰居嘗後無不稱奇,一時名揚京城。後傳入宮中,倍受慈禧讚賞,御賜名“ 青方 ”,成為清宮御膳。
王致和臭豆腐是以優質黃豆為原料,經過泡豆、磨漿、濾漿、點鹵、前發酵、醃製、後發酵等多道工序製成。其中醃製是關鍵,撒鹽和作料的多少將直接影響臭豆腐的質量。鹽多了,豆腐不臭;鹽少了,豆腐則過臭。王致和臭豆腐“臭”中有奇香,一種產生蛋白酶的黴菌,它分解了蛋白質,形成了極豐富的氨基酸,味道非常鮮美。臭味主要是蛋白質在分解過程中產生了硫化氫氣體所造成的。另外,因醃製時用的是苦漿水、涼水、鹽水,又形成了豆腐塊呈豆青色。
謝裕大茶行
謝裕大茶行,曾經的徽州六大茶莊之首,創於1875年。百餘年的風雲變幻中,它記載了一代徽商的傳奇歷程,更見證了黃山毛峰的名動全國。謝正安,謝裕大茶行的創始人。當年,為了進軍大上海,他親自帶領家人到充頭源茶園選採肥壯芽茶原料,經過精心的製作,形成別具風格的新茶。由於“白毫披身,芽尖似峰”,又因產自黃山,故命名為“黃山毛峰”。因數量極少,先運到上海新掛牌的謝裕大茶行,轟動了整個上海灘,成為各界名流競相追逐的珍品,上海漕溪路,就是因謝裕大茶行的原址在此而命名的。之後,謝裕大茶行迅速走向全國,“黃山毛峰”也開始成為極品好茶的代表之一。故此,謝裕大茶行被世人稱為“黃山毛峰第一家”。
張一元茶莊
張一元是張一元茶莊的品牌名。最早張一元茶莊的創始人姓張,名昌翼,字文卿。徽州歙縣定潭村人。年青時來京,在崇文門外瓷器口榮泰茶莊學徒。之後另立門戶,在花市擺茶葉攤,買賣很好,1900年在花市開辦了第一家店,取名“張玉元”,“玉”在古漢語裡也有茶的意思,“元”在漢語裡是第一的意思。1906年在前門大柵欄觀音寺開設了第二家店,取名“張一元”,比“張玉元”更好記、更有寓意。“張一元”取“一”和“元”兩個首位的意思,有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意,寓意企業能像字號一樣在同行業中爭第一。1908年在前門大柵欄街開設了第三家店,同樣取名“張一元”,為區別前一個店,該店亦稱“張一元文記”茶莊。
汪恕有滴醋
恕有滴醋廠是蘇北地區最大的食醋生產民營企業,產品已形成調味、保健、風味三大系列二十多個品種。汪恕有滴醋創牌於清初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距今已有三百三十多年的悠久歷史。曾被乾隆帝封為“禦品”,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在其烹飪名著《隨園食單》一書中推薦“以板浦醋為第一”
三百多年前,有不少徽州人來到海州地帶謀生,“汪恕有”滴醋的創始人汪懿餘系徽州遷居板浦汪氏第一代,起初在家中建立一個作坊,用簡單的工俱生產數量有限的“老糖”,後來改製成為生產食醋,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為了生意上的方便,便起了店號叫做“恕有”,由於汪氏做的醋酸度甜香醇和,味美津香,每次食用只需幾滴則醇香彌足,故稱之為“滴醋”,汪恕有滴醋從此就作為產品的正式名稱而流傳下來。
同慶樓
同慶樓菜館是蕪湖餐飲業的歷史名店。1925年創建,1999年,國內貿易部認證“同慶樓”菜館為“中華老字號”,全國餐飲行業僅有58家。1925年左右,當時正值蕪湖米市興旺,商業發達,飲食行業的酒樓、菜館紛紛建成開業,為在林立的酒樓之中力壓群芳,10家商業大戶聯合集資,開辦了一所徽州班菜館,公推民國初年聞名江南的“醉春酒家”打麵師傅徽州績溪人程裕有出任經理。店址在中二街(今柳春園小學校址),最初取名“同鑫樓”。因程裕有師傅在武漢開設同慶樓菜館,便前往請教,並商定借名“同慶樓”來蕪,稱為“徽州同慶樓”菜館。
徽商術語
貸本經商
徽商資本來源之一。借高利貸從事商業經營,是徽州商人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金聲《與徐按院書》指出:徽州人"雖挾貨行賈,實非己貨,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但以運貨於其手,則伊若如其所有,而以為此民貨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貸本經商起家,終致大富。
佃僕制
具有嚴格隸屬關係的租佃制度,明清時期流行於安徽、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廣東、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區,徽州尤為盛行。佃僕有時被稱作地僕、莊僕、莊人、住佃、莊佃、火(夥)佃、佃民、伴當、佃童等,另外還有祁門的莊戶,黔縣、休寧的小戶、小姓,歙縣的底下人,績溪的祝活,以及查灣的郎戶和小戶之稱,都是性質相同的名稱。郎戶亦稱拳頭莊,小戶又以承擔的勞役而賦予不同的名稱,諸如守墳莊、包袱莊、抬棺木莊、龍燈莊、吹打莊、道士莊、火把莊、挑擔莊、抬轎莊、糧倉莊、守夜莊、守木莊、修房莊、搭戲台莊等,莊是莊僕的省稱。
佃僕是由於種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約或宗規家法的形式確定與主人的關係,並歸屬於整個宗族的家奴,社會地位介於奴僕與佃戶之間,這種以大量佃僕存在為基礎的佃僕制,產生於東晉、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礎之上。它在徽州特別盛行,可以歸結為徽州鄉紳勢力特別強、奴隸制殘餘一直遺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後期,由於佃僕的絕對數量逐漸減少,謠役地租開始向貨幣地租轉變,還有佃僕、奴僕起義頻繁發生等原因,佃僕制日漸衰落,最終走向消亡。
非勤儉不能治生
徽商持家、經營方式。語見《豐南志·從父敬仲公行狀卜"非詩書不能顯親,非勤儉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過讀書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儉,才能發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貧如洗,勤儉發家顯得尤為重要。婺源人李祖記,早年業儒,因生活貧困,棄儒就商,從事販木。凡竹頭木屑均捨不得丟棄,收集起來,各當其用,逐漸發家致富。既富,勤儉不減貧困時,每天粗茶淡飯,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雙雲履只在見客時穿。居室極陋隘,也不新建,資金全部投入營運。富商大賈,也以勤儉自律。歙縣大鹽商鮑志道,擁資巨萬,不事奢侈,家中不專備車馬,不演戲,不豪宴請客。
賈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為"儒賈"和"賈儒"兩種。儒賈以經商為名而行儒教之事,賈儒以崇儒為名而行經商之事。兩者都是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經商才幹經驗的文化人,是賈與儒的結合,是文與商的交融。"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賈而好儒,受到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中,善於運用心計,精幹籌算,審時度勢,決定取予。明代欲人黃鐮,少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志,後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齊、魯間進行商業活動。由於善於洞察"盈虛之數",故精幹"進退存亡之道",獲利甚多。清代款人葉天賜,生性聰穎,工詩詞,擅書法,因家貧行賈,"料事十不失一",一躍而為揚州富商。
歸德孟嘗
徽商對待債務的一種態度。語見歙縣《潭渡黃氏族譜·故國子生黃彥修墓誌銘卜"贏則不貸,貸則不贏,重以歲兇,索之何益?馮援俠客,猶能歸德孟嘗,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經常免除一些債戶無法償還的債務,明代婺源商人汪拱乾一次焚券達數千張。黃彥修的話表達了徽商對免除債戶債務的見解。
現代價值
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創業眼光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於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雲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後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說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
人生態度
出於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異地的陌生、商路的艱險,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著他們。但素以“勤於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都能肩負父兄、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義無返顧地“離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 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後在四川活動二十年,雖家資百萬,也“不競芬華”。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徽駱駝”紀念碑。
處世風格
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於是“ 無商不姦 ”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講求商業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徽商舉起“誠信”的旗幟,本著先義後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歡迎,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處處受益。徽商吳南坡“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斗米千錢”所動、平價售糧的舉動,都使徽商“誠信”的風格得以彰顯,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
人際關係
相對於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因此,在徽商這樣的集團裡,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係的追求依然執著,善於處理同宗人士的關係,並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說:徽商“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他們也注意強化同鄉的情誼。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係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即便是與消費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長期關係。清代歙縣商人吳炳留給子孫的是十二個字:“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又說自己活到老,學到老,猶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
契約意識
正是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徽州商人依靠“約”和“法”來維護權益、協調關係的意識慢慢覺醒,並逐漸形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現存涉及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就反映了徽州民眾這種“民間法”由原始走向規範、走向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徽人好訟”,實際上正是徽州人致力於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嘗試。
徽商名人
徽州望族汪姓如、汪應庚、汪廷璋多在兩淮從事鹽業。歙縣江姓鄉紳江春更領導兩淮鹽業近五十年,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則是積極交結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壟斷市場。
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巖(原胡光墉,字雪巖)。胡雪巖祖籍徽州績溪,出身寒門,歷經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的亂世歲月。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巖一人,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5]  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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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商幫衰落記 
2018-02-09 14:07
20世紀初年,日本駐華領事和其派遣到中國各地的調查人員,曾將當時活躍的中國地域商幫作比較,說廣東商幫雖在勤儉耐勞上遜於山西商幫很多,然而“性格活潑剛毅,豪膽敢為,處事敏速,出人意表,運轉巨資,不失時機”,而且通曉海外事情,以至於幾乎壟斷了對外國的貿易。
又說寧波商人“儉嗇樸茂”,很像山西商人,卻不如廣東商人果斷,“勤勉忍耐”不如山西商人而勝於廣東商人,但“氣宇豁達、豪膽敢為”遠過山西商人,且舉措活潑,思慮慎密,敏於商機,團結聯合之強固、資本實力之雄厚,足以與山西、廣東商人相抗衡,故雄飛於中國各市場,上海一地多半是寧波商人。
1936年,柳亞子組織專修上海地方史志的上海通社順著上述思路,曾將山西幫和廣東幫、寧波幫作比較,認為山西幫是保守的,但謹慎、精密、勤儉,而且最雄於財力,經營起全國的匯兌業,支配著各地的金融業;廣東幫是急進的,敏疾而豪放,最會做生意,到處經營著工商業,尤其是外國貿易以及其他對外事業,簡直是獨步天下。介於這兩大幫的中間,隱然成為兩大幫競爭者的,那便是寧波幫。寧波幫財力雖不及山西幫,但謹慎、精密和勤儉,卻跟山西幫相仿,而沒有一點頑固。寧波幫是進步的,雖則沒有廣東幫那麼果敢決斷,能在國內國外活躍,卻穩健而著實,和廣東幫正旗鼓相當。
這些比較,都未提到曾經在明中期到清中期整整300年間領商界風騷的徽州商幫,說明其時後者已然衰落,風光不在,在各地商幫中的地位已明顯下降。探尋徽商衰落的原因,還得從其擅長經營的行業和時代變遷說起。
“鹽木典茶”俱式微
人所共知,徽商自我標榜“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但其經營側重點在鹽、木、典、茶四業,而且各縣商人各有重點。
鹽是徽商的龍頭行業,也是國家壟斷的利潤豐厚的行業,其稅收是最大的商稅,到清末基本與田賦相等。明清時代,兩淮鹽業最為興盛,兩淮鹽商實力最為雄厚。明代中期,徽州鹽商與山、陝鹽商實力難分伯仲,而到明後期直到清中期,兩淮的徽州鹽商實力最為顯赫,兩浙的鹽商清一色是徽商。
總商是鹽業富商的代表,大總商主要來自歙縣。歙縣人自豪地說:“兩淮八總商,邑人恆佔其四。”而且各姓世代相襲,比如“江村之江,豐溪、澄塘之吳,潭渡之黃,嶺山之程,稠墅、潛口之汪,傅溪之徐,鄭村之鄭,唐模之許,雄村之曹,上豐之宋,棠樾之鮑,藍田之葉”,均為聲名赫赫的總商。
乾隆時期也是徽州鹽商最為風光的時候。總商的代表人物江春,總理鹽務40餘年,家資2000餘萬兩白銀,有二品布政司頭銜,“以布衣交天子”,與乾隆皇帝交情頗深。但是到了道光初年,兩江總督陶澍為推動官鹽的銷售,在兩淮改變實行了200餘年的綱鹽法,而實行票鹽法,凡是繳納鹽稅的商人,均可憑票銷鹽,這就從體制上一舉剝奪了徽商壟斷經營鹽業的特權,徽州鹽商從此一敗塗地,漸至式微。
木業是徽商經營的另一重要行業徽州木商主要是婺源人。木材從產地中砍伐下來,搬運出山,遠涉江湖,長途運往缺木的江南,或輸往耗材最多的京城,需要極為雄厚的資本,徽商連宗結幫,憑藉其豐厚的資材,在木業中勢力最巨。江南各地的木材商,直到清中期,基本上就是徽商。江南大都市中,如南京的上新河,蘇州的齊門東西彙和楓橋一帶,杭州的錢塘江岸,集中了徽州木商從長江上中游以至雲貴川廣深山老林運來的木材。南京的徽州燈是一大景觀,就是由木商點綴的。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徽州木商王天俊等販運木材,據控告,逃稅部分就多達16萬根,其實力可以想見。隨著木材砍伐向西南邊境的縱深山區挺進,原來通過江河輸送的木材量日益減少。清代前期,隨著沿海貿易的日益興盛,福建和浙東地區的木材通過浙海關的分口平湖縣的乍浦,源源輸往江南和華北大地。而從事沿海運輸的,實力最為雄厚的是寧波商人和江淮商人、山東商人,從事沿海木業販運的,也主要是閩、浙商人,徽州木商的經營優勢從此逐漸喪失。
典當業在明代直到清中期,長江尤其是淮河以南幾乎由徽商壟斷。典當調濟民間小額經濟緩急,典鋪雖小,但在店肆類生意中,資本相對巨大,又易成盜賊銷贓場所,事關社會治安,所以開張要憑資質,官府審查特別嚴格,加上專業性強,獲利與否多賴人力。徽州商人資本雄厚,與官府關係熱絡,精於經營,一枝獨秀,勢成必然。明代社會上動輒以“徽州當”或“徽典”來形容典當,徽州當幾乎成了典當舖的代名詞,“徽州朝奉”成了典當舖掌櫃的代名詞。
清代歙縣許氏,一家開有典當舖40餘所,廣泛分佈於江、浙之間,許氏所開的典鋪,從業人員將近2000人。據說其時北京城中僅徽商汪箕一人就開了幾十家當舖。徽州有個謎語,叫做“兩人山下說詩(絲)文,三砲打進四川城。十月十日來相會,三人騎牛一路行”。謎底就是“徽州朝奉”。小說“三言二拍”描寫典當舖商人,也往往拿徽州朝奉說事。明後期南京城裡的典鋪,因為徽州典鋪資本大,福建等地商人開的典鋪都先後閉歇。徽州典鋪主要由休寧人開設,所謂典商大多休寧人,治典者,也唯休寧人稱能,因為專業性強,凡是典肆無不有休寧人。
典當是民間調濟經濟緩急的低級金融機構,到了道光初年山西票號產生,近代金融業發達,新式銀行業興起,典鋪在金融機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下降,各地開設典鋪者也不再像明中期到清中期,南則徽州人,北則山西人,而當地人逐漸增多,強龍難斗地頭蛇,徽州典商不僅經營地域逐漸收縮,而且在其傳統重點地區如江南等地,也面臨著與當地人日益激烈的競爭,非複往昔可比。
茶業是徽州商人的四大主營行業之一。明中期到清中期,長江中下游和淮河以南地區以及北京的茶業,勢力最大的是徽商。鴉片戰爭上海成為對外通商口岸後,取代廣州成為外銷茶葉的第一大口岸,徽州茶商以其豐富經驗和地理之便,實力持續上升了一段時間。近代上海的茶商也以徽商最有實力。徽州茶商主要來自歙縣、績溪和祁門。大名鼎鼎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胡光墉)就是個大絲茶商,其老家便在績溪。
即使如此,清後期,北有山、陝商人經營湖南茶,販運北邊和俄羅斯中亞等地,南有福建商人販運武夷茶暢銷西洋各國,徽州茶商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已,未能獨擅其利。後來隨著其他國家茶葉業的興盛,世界茶葉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華茶出口價格大跌,茶葉往往受制於洋商,徽州茶商也在國際市場的衝擊下紛紛歇業。
“絲棉糧食”受夾擊
四大主業之外,徽州商人實際上還曾在絲綢、棉布和糧食行業中大顯身手。
明清時期,全國最重要的生產基地在江南,江南蘇州、松江、太倉等地所產優質棉花和棉布聞名海內外,號稱“衣被天下”。經營棉布的,雖有山陝商人、閩粵商人、蘇州當地的洞庭商人,但無疑以徽州商人實力最為突出。山陝、閩粵商人只是將江南綢布販運到老家,而徽州商人和洞庭商人不僅以長江和運河兩大交通幹線為據點從事長途販運,而且控制了棉布生產的起點棉布加工業。
在明代,棉布加工業散佈在蘇州、松江城鎮,由徽商與洞庭商一起經營,到清前期,棉布加工業轉移集中到蘇州一地,開設棉布字號的主要是徽州棉布商,很多棉布字號主人出自徽州八大姓的程、汪、吳、李等家族。棉布字號商又主要是休寧商人。閶門外上塘是棉布字號集中地,明末,據說一度時間內閶門外的棉布字號都榜書金氏仰山公之名,大多數字號均由他家開設。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休寧人陳士策在蘇州上津橋開設萬孚布店字號,後來發展成萬孚、京祥、惇裕、萬森、廣孚五家字號,字號招牌無形資產萬餘兩白銀。筆記所載著名的“益美”字號,先由汪氏開設,後改歸程氏,最後復歸汪氏,從明末至少開設到道光時期,富甲諸商,布匹遍行天下,200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
然而江南棉布暢銷全世界、徽州布商一統天下的局面,星轉鬥移,到清前期湖北、華北等地棉業興起,江南棉布市場開始收縮,進入近代,開埠後,洋布充斥,江南棉布市場遭受滅頂之災,徽州棉布商人自然深受打擊,勢力大挫。
生絲和絲綢生產更以江南最為突出,明清時期用於出口的絲綢實際上主要產自江南,其銷場不僅廣及全國,而且伸展到東洋日本、東南亞各國,中亞及俄羅斯等地,西洋諸國及其拉美殖民地。絲與綢的最大買主,先是日本,所謂“最多者無若絲”,後來是西洋各國。
明後期,在朝廷禁止民間對外貿易的背景下,與日本的貿易被嚴厲禁止,即使是隆慶開海後仍然嚴禁對日貿易,民間只能以違禁的方式,從事走私貿易,時人稱為“通番”、“販番”。由於日本對中國絲、綢、書籍等商品的消費渴求,通番走私從來未曾斷絕過,而且極為興盛,杭州有諺語稱“販番販到死方休”,可見其時走私興盛之局面。
從事這種貿易的,最著名的就是徽州商人,人所熟知的“徽王”王直(又名汪直),實際上就是徽州海外絲綢貿易商人的代表人物。只是明後期興盛的對日絲綢貿易,清康熙開海後僅維持了短短30來年,隨著日本蠶桑絲織業的興起,江南絲綢的日本市場迅速萎縮,徽州絲綢商人也逐漸退出這一領域。仍然興盛的對西洋的絲綢貿易,隨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將四口通商收縮為廣州一口,從事對外貿易的優勢集中到了廣東行商那裡,徽州商人地利和政策兩不相宜,自然逐漸湮滅無聞。
糧食也是徽州商人最早經營和擅長經營的拳頭產品。徽州缺糧,明初即從周鄰地區特別是從江西輸入米糧,徽州商人利用家鄉居於餘糧區和缺糧區的中介地位,就與洞庭商人、江西商人一起大力經營糧食貿易。明後期江南蘇州、松江等城鎮的米店,徽商所開居多,每逢地方遏糴阻糶之事發生,被饑民搗毀的米店,大半都由徽商所開。
入清以後,江南已是常規性缺糧,米糧成為常年性大宗貿易商品,米糧來源也廣及長江中上游,重點則轉向湖廣、四川地區,徽商經營米糧,就產地和銷地而言,已無優勢可言,所以只能與洞庭商人平分秋色。
清前期,隨著沿海貿易的興起,華北、東北的糧食由海道源源輸入江南以及浙東等地,而寧波商人、江淮商人、乃至山東商人利用地利和熟悉航道等優勢,大力從事沿海豆糧貿易,在此領域,徽州商人雖然也曾較早投資沙船運輸業,但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開張沙船和近代火輪業,揚帆馳騁於海上的,龍頭老大是寧波商人,徽州糧食商人可謂幾無置足之地,只能是望洋興嘆。 
“賈而好儒”費資財
然而,19世紀中期前後,中華大地處於進入新時代的前夜,社會劇烈轉型,而徽商沒有像晉商那樣,創出日後控制全國金融命脈的票號業;沒有像廣東商人、寧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樣,從事中西交易橋樑作用的買辦行業;沒有像廣東、福建商人那樣,紛紛走出國門,闖蕩世界;也沒有像寧波商人那樣,從事大規模的海上運輸業和輪船運輸業,以及其他諸多新式行業;更沒有像無錫商人那樣,從事近代紡織業、機器繅絲業和糧食加工業。他們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傳統的典當、茶葉、茶食、徽館、藥業和文房器用等行業中。
新行業風起雲湧,徽商的步伐卻逐漸放緩。在應運而生的銀行業等現代金融業中,在近代交通業、近代書報業、近代輕工業、機械製造業、輪船運輸業,乃至近代成衣業、糧食加工業、進出口業等方面,徽商的做法相對保守,眼界不夠開闊,氣局不夠宏大,執著有餘,而變通不足,是以守成多而創新少,拘於舊業而轉營少。其整體能量和影響力,不僅遠遠落在長期與他們旗鼓相當的晉商下風,更被沿海的廣東、寧波商人遠遠超過,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如此說來,徽州商幫的興衰,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業的原因,還有時代變遷的原因,同時受到清廷內外政策的影響,受制於與官府和官員的關係,更有其自身的深層原因。
就商人的活動地域而言,長江中下游和運河一線,一向是商家必爭之地。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根據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個沿海城市闢為通商口岸),為寧波、廣東商人的發展提供了極大機遇,而徽商卻受地理和語言條件的限制,失去了一次良機。
咸豐初年爆發的太平天國戰爭,受禍最烈的長江流域,既是徽商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也是徽商從事各種長途販運的根據地,十幾年的兵燹,將徽商的根基徹底摧毀,堵塞了徽商與華北大地的商業大通道——京杭大運河。而徽商又未能像洞庭商人那樣,及時將經營重心轉向日漸興旺的通商都會上海,也未能像廣東、寧波商人那樣,到上海別開新局,卻將原先遍布長沙、漢口、蘇州等地的商務陸續收縮至家鄉徽州。此消彼長,在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商業大舞台上,徽商地位自然相形見絀。
就商人的氣質和特長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幫,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幫中,堪稱書卷氣最濃。他們雖然高喊“良賈何負宏儒”(大意為“優秀的商人並不輸於大學問家”,明朝中葉與張居正及王世貞同榜進士出身的徽州歙縣人、文學家兼政府高官汪道昆語),賈儒之間,迭相為用,賈而好儒,骨子裡仍是左儒右賈,不惜代價,念茲在茲,以培養子弟科舉成功走上仕途為終極目標。因此,徽商在諸多商幫中,也是仕宦性最強的一支商幫,培養傳統知識分子和各級官僚最為成功。
徽商挾其文化素養較高的優勢,為繁榮文化事業不斷做出貢獻,在書籍流布、戲劇表演、工藝欣賞諸方面大力投資,經之營之,這一點,在各地商幫中同樣表現得最為突出。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徽商不惜動用重金,召集南京的“興化部”和“華林部”兩大戲班大會,“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讓他們東西分列,同時演奏《鳴鳳》劇,互相競爭,一分高下,並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到場觀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贊助下,江南名伶進京匯演,走向各地,唱響全國,形成“四方歌者必宗吳門”的盛況。
明朝後期,江南興起收藏古董鑑賞書畫的風氣,以有無古玩為雅俗之分,而“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於新安(徽州別稱)耳食”,推波助瀾者其實就是徽商。徽商與江南士大夫一起,一次次將江南的書畫市場炒作得紅紅火火,其熱鬧程度甚至波及到東瀛列島。徽州商人及其子弟的收藏,也令業界同人刮目相看。此風氣首開於歙縣汪道昆兄弟、濮南吳氏、叢睦坊汪氏、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林程氏,所蓄多是海內名器。
據時人記載,“休、歙名族如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法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賞鑑家所津津稱道者。”百年之物,歷久彌貴,徽商“鑑寶”之法眼,具有相當專業水準,決不是一般所謂“附庸風雅”。
可惜如斯作法與嗜好,卻在精力上和資本上,大大影響和限制了徽商經營事業的繼續擴張。
“紅頂商人”終受累
就與各級政權和官員的關係而言,徽商也以擴大聲勢、聯絡人情,以至交結權貴、尋求政權庇護最負盛名,所謂“善行媚權勢”是也,所謂“烏紗帽”是也。
在近代前期,商人要想成為佼佼者,要想控制甚至壟斷某個行業的經營,通常必須與政治或權勢建立緊密的聯繫,獲得後者的支持和保障。徽商所經營主要行業,即“鹽木典茶”與“絲棉糧食”等,既與各級政權最有關係,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別強。正是在擴大聲勢、求名以求利方面,徽州商人最捨得下工夫,人稱“其氣力足以設財役貧,其聲勢足以聯樞藉要”。徽商自奉儉約,但用於應酬交際和糾紛訴訟卻往往毫不吝惜。生活在明嘉靖、萬曆時期的汪道昆曾形容說,徽商“入則擊鐘,出則連騎,暇則招客高會,侍越女,擁吳姬,四座盡歡,夜以繼日,世所謂芳華盛麗非不足也”。
徽商在經營活動中獲得的利潤,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費和千方百計攀援政治勢力的巨大花費上,僅兩淮鹽商報效和捐輸給朝廷的銀子就達3000多萬兩。平時窮烹飪,擺闊氣,鬥新奇,更不惜巨量資財。《歙西竹枝詞》描寫:“人家十戶九為商,積累盈餘返故鄉。捐過功名娶過小,要開風氣造華堂。”生動地描摹了徽商不惜巨資交結官府和所得資財轉移回家的情形。以奢侈性消費以求取聲名,做大做強生意,也是傳統商人活動的一種基本方式。
在經商乃至一般社會活動中,徽商攀援權貴和官府勢力的例子,比比皆是。明弘治年間戶部郎中李夢陽說,淮揚鹽商富比王侯,以其厚資,“以蓄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藉其陰庇”,說的就是徽商最喜交結豪貴,謀求庇護。今人所熟知的清朝後期“紅頂商人”胡雪巖,就更為典型了。
清光緒年間,以學問知名的宗室大臣盛昱曾經形像地論述徽州兩淮鹽商與官府官員的關係,謂:“乾隆盛時,揚州鹽商供巡典、辦年貢而外,名園巨第,絡繹至於平山,歌童舞女、圖畫金石、衣服餚饌,日所費以鉅萬計。官以商之富也而脧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而豢之,在京之縉紳,往來之名士,無不結納。甚至聯姻閣臣,排抑言路,佔取鼎甲,凡其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賄,皆取之國家之課與民之膏血”。
說徽商的賄銀“皆取之國家之課與民之膏血”未免過甚,但不擇手段交結各種有用勢力,則是徽商較之其他商幫更為明顯的特色,與官府官員緊密結合互相利用,則是徽商最為擅長的。
誠如安徽師範大學周曉光、李琳琦等徽學研究者所指出的,徽商之所以能成為明清時期執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幫,與其不遺餘力地攀援政治勢力有關。清朝後期,徽商所緊緊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窮,氣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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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位於安徽南部,新安江上游皖、浙、贛三省交界處。三國時期,徽州為新都郡;晉太康年間改為新安郡;隋開皇年間改為歙州;北宋末年改為徽州,從此,便有了徽州之名。
明清兩朝的徽州府,下轄歙縣、休寧、黟縣、祁縣、婺源(今屬江西省)、績溪六縣。
徽州風景秀麗,山水宜人。“天下第一奇山”——黃山,就位於徽州境內。這裡重巒疊嶂,煙雲繚繞,河流清澈,鳥語花香,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美贊。
明清時期的徽州,陸路交通極其不便,但水路交通卻相當便捷,其境內最大的水系新安江,乘舟東下可直達杭州、蘇州;而祁門一帶則由昌江可入鄱陽湖。上可連湖廣,下可接蘇杭。
徽州物產豐富,盛產竹木、茶葉和陶土。徽杉以婺源所產最堅硬,堪稱上品。祁門茶葉,色黃而味香,質量上乘。陶土是上天賜給徽州人最大的禮物,瓷都景德鎮所產的瓷器,行銷海內外,聞名遐邇,但其製瓷的原料,卻產自徽州。
徽州的手工業十分發達,最具特色的是“文房四寶”——筆、墨、紙、硯,馳名全國。
徽州鐘靈毓秀,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黃賓鴻、陶行知、胡適、詹天佑、揚州八怪中的汪士慎、羅聘,都是徽州人。
徽州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至遲在東晉時期,徽州商人(又稱新安商人)的活動就已見於歷史記載,《晉書》載,徽州人輕“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刀”。理學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佔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稱“祝半州”。
到了明朝中葉,徽州商人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徽州府籍為主體的商幫集團,俗稱“徽州商幫”,簡稱“徽商”。
徽商稱雄商界達400年之久,其中明成化、弘治年間為其形成時期;從成化、弘治之際到萬曆年中葉的100餘年間為其發展時期;從萬曆後期到清康熙初年的近100年間為其波折受挫時期;從康熙中葉到嘉慶、道光之際的100餘年間為其興盛時期;從道光中葉到清末的近100年間為其衰落時期。
徽州商幫是明清時期長江流域地區出現的最大的地域商幫。徽商不僅活躍在大江南北與黃河兩岸,足跡遍及全國各地,而且還遠涉重洋,拓展於海外。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治生謀術之精、經營行業之多、從業人數之眾,在當時中國商界均是首屈一指,幾執商界之牛耳,與晉商並稱商界兩大勁旅。明代萬曆時人謝肇;制在其《五雜俎》中稱:“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西)。”
徽州商人在外經商發家後,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不少人回鄉大興土木,修建了大量豪華民宅、祠堂、牌坊,為獨具特色徽派建築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徽商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商界400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蹟。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明清時期的徽商之富,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
大商人江春、鮑蔌芳、胡天注、汪定貴、胡雪巖、程量越等名震南北,雄踞一方。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於鹽業市場的繁榮曾“舟楫停阜,望之隱約城郭”,整個東南沿海凡是交易頻繁的地方都有徽商出沒。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眾徽商為博得龍顏大悅,佔盡風光,出盡風頭。乾隆驚嘆:“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說徽州不可能不說到揚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奈是揚州。”“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這些都是文人們描寫揚州的詩句。
但是,許多人並不知道,支撐起揚州繁華的基礎是鹽務和漕運,而這兩項業務基本都由徽商壟斷。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當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佔淮鹽的一半以上。直到現在,揚州的說書人還有“這揚州城原是徽州殖民地”的說辭,揚州人以自己的祖籍是徽州而引以為榮。
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棄學經商,寓居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並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一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也沒有科舉經歷。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後捐米6萬石,捐麥4萬石,賑濟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300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讚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裡,錦繡江南第一鄉”的對聯。紫陽書院就是得到鮑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並一直保持到今天。
財富的急劇增長帶動了整個徽商所在地的繁榮。文學藝術方面,揚州八怪、揚州學派、揚州書院、揚州畫舫、揚州瘦馬(病態美女)日此大興;揚州園林,所謂“二十四橋”,“平山堂”,以瘦淡見長,不讓蘇杭;徽州建築,徽菜庖廚,博採眾長,大富大貴,巧奪天工;南北地方戲崑腔、弋腔、秦腔都以在鹽商的庭院中獻藝為朝宗,京劇藝術就是乾隆八十大壽四大徽班進京而正式誕生的;徽商們的生活方式竟相開放,引領潮流,以至發契於徽商的早茶晚浴(早晨皮包水,傍晚水包皮)在東南一帶成為一種時尚。
徽商繼鹽業後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舖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後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櫃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舖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於徽籍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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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中國人的所謂“ 紅頂商人“商業文化,與現在我們所強調的商業精神相去甚遠,主要表現在下面的幾個方面:
,以官為尊,依附權貴。傳統的文化所形成的商業文化無疑具體中國封建王朝的以管為尊的色彩,徽商的所謂“ 紅頂商人“為代表的“賈而好儒”,植根於其獨特的社會文化土壤。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學傳統。徽人廣建書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風獨茂”的地方風情。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徽商或“先賈后儒”,或“先儒後賈”,或亦賈亦儒,在賈與儒之間“迭相為用”,因此以儒道經商就成為徽商精神的精髓。
,官商勾結,相互吹捧。就在16世紀的某個時間,徽州出了個汪鳳齡,其人出身於兼為士商的家族,他教育後來成為商人的兒子做事“不愧于儒術”,也許是徽人精神的一個例證。“學而優則賈”與“賈而好儒”,形成晉商與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氣質與晉商相比,徽商更多些向儒之風。也真正代表了中國所謂主流的商業文化,沒有獨立的自由的精神,但更多一些社會責任和使命。也形成了中國大多數商業在社會上為人處世的基本信條,中國企業家希望往政治上靠,喜歡和官多些聯繫,管與商之間的複雜的聯繫構成了現代中國的主流的商業文化。
,奴才本性,缺乏獨立人格。“學而優則士”是中國很多讀書人的理想。做生意在某種意義上是走曲線。當官還是最有吸引力的。這種向儒之風最突出的特點是把個人財富向社會性財富的轉化,體現了人文的關懷。也體現了財富的社會價值,也是我們對這種商業文化最為肯定的立足點。現在的很多商業,就像蒙牛的老牛就是這樣的一個代表,賺到錢後就想社會上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頗有影響的“竹林七賢“就是​​在安徽商業的支持下出現的,一些徽商為了一些社會性的事業千金散盡也在所不惜就是反映了一種商業文化的獨特價值。
四,江湖作風,生意思想。現在中國很多財富擁有者的困惑是不知道 財富到底是怎麼樣來的,好像都是一個機遇或者是別人無法模仿的東西,在這樣的困境下,很多的人就不願意告訴別人自己的財富,也就是很難有現在所說的公司化管理,這和美國的一些喜歡贊助公益事業的富豪不同,原因是什麼呢?那是因為這些人的財富還只是停留在個人的層面,還停留在貿易的概念,而不是現代的大工業的思想。還不能在思想上變成一般人所擁有的東西,個人的東西永遠是狹隘的.社會只記得對社會有價值的東西。


汪處士傳
汪處士鳳齡字儀卿別字思穎其先出唐越國公華之後越國數十傳爲
時揚公世居徽之唐模村當趙宋之季時揚以孝聞由唐模徙巖鎭是爲
巖鎭汪氏時揚有十子其第四子允亮又十餘傳而得君君生而姿貌穎
異目睛爛爛燭人始在髫鬌不苟嬉弄凝重如成人歲出就外傳彊記雒
誦大有過於凡兒之所習操管爲文衮衮不能目休時師避席畏之曰非
某所能教也旣長試有司輒不利或有勸之者曰丈夫拔足阡陌之中乘
堅驅良足以爲豪耳儒者博而寡效勞而無功是安用此呫嗶者爲君慨
然歎息曰吾新安非徽國文公父母之邦乎今紫陽書院先聖之微言諸
儒之解詁具在奈何而不悅學乎且吾汪氏仕而顯賈而贏者世有其人
矣苟富貴堙滅不稱何如吾爲一卷師而以兎園終老也聞者眙&KR0787以去
久之歙有大中丞方公者聘請高行爲弟子師里塾之士自衒鬻者以十
數方公獨以望實細推擇曰必汪先生於是潔館舍具書幣以迎致之命
其子若弟修北面之禮鄉人聚觀詫指曰吾今日始知學之爲益矣君爲
人性至孝再刲股以療其親疾居䘮哀毁幾致滅性御史張公愼學行部
至新安州郡上其事命大書孝行著棹楔以旌之邑宰聘飮於鄉復架崇
奬君嘗謂人曰世謂儒者有名無情不足乎緩急此腐生孤陋者所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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