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玄奘早二百多年的西行取經人
文/秦順天 https://tinyurl.com/yxp5vlng
法顯在阿育王宮殿遺址。《Hutchinson’s story of the nations》插圖。(公有領域)
更新: 2019-07-24 1:29 AM       標籤: 法顯, 西行, 取經, 玄奘
中國古代,行旅異域最遠的不是商人,不是軍人,不是文人,而是和尚
法顯、玄奘都曾徒步南亞數萬公里,玄奘翻越帕米爾高原時是30歲,而法顯當時已經60多歲了
三歲出家當了小和尚
法顯,俗姓龔,約公元337年生於今天的山西臨汾,當時叫平陽,平陽郡屬羯族人創建的後趙統治,羯族人都崇尚佛教。
法顯有三個哥哥,都是童年相繼夭亡。篤信佛教的父母惟恐小法顯也遭遇不測,在他三歲時就讓他剃度為沙彌,希望求得佛菩薩的保佑。但因年紀太小,小法顯仍住在家中。幾年後,小法顯得重病,快要喪命時,父親馬上將他送到了寶峰寺,在寺院只住了兩宿,他就轉危為安。痊癒後,小法顯就不願再回俗家了。其母思念他,後來就在寺院門外蓋了一間小房子,以方便見兒子。
法顯十歲時,父親離世。不久,他母親也去世了。法顯回家辦理完喪事,馬上又返回了寺院。
當時寺院有自己的土地。一次,法顯與幾十個沙彌在田中割稻,一些飢餓的賊衝上來,要搶奪他們的糧食,同伴們都嚇得逃開了,只有法顯一人站著不動,他對那些搶糧食的賊說:「如果需要糧食,你們就拿走吧。不過你們今日的貧窮,正是你們過去不布施的果報啊。如果你們現在還要搶奪他人的糧食,恐怕來世會更窮苦的,貧僧我真為你們擔憂啊!」說完,法顯就回了寺院。那些搶糧的賊人,受他的話的啟悟,紛紛棄糧而去。寺中數百僧眾,莫不歎服。
二十歲時,法顯受大戒,成為持二百五十戒律的僧人,從此他更加精進,通覽經書,恪守佛家禮法規矩,當時就被讚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
法顯在阿育王宮殿遺址。《Hutchinson’s story of the nations》插圖。(公有領域)
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
法顯出家六十多年,常慨嘆漢地經律短缺不全。那時戒律鬆弛,僧人無法可循,上層僧侶亂法壞教,沒有經律來規範他們的行為。法顯認為只有取得真經、譯成漢文,才能矯正時弊,讓眾僧了解真正的佛法大義。
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已逾花甲之年的法顯決定西赴天竺尋求戒律,當時有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位同伴隨之同往。
400年,法顯一行五人到了甘肅張掖,遇到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五人,後來,又增加了慧達,共計十一人,西進至敦煌。
他們得到太守李浩的資助,西出陽關,一路西行,穿越白龍堆大沙漠,即屢有熱風惡鬼、遇上就可能被流沙埋沒喪命的「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的沙漠裡,四顧茫茫,他們看太陽的位置辨別方向,根據路上暴露的白骨確定路標。
歷經十七個晝夜,跋涉了一千五百里,法顯一行終於到達當時的西域小國鄯善,古稱樓蘭。停留了一個多月,繼續前行。接著,耗時一個多月,法顯一行平安地穿越了「進去出不來」的塔克拉瑪大沙漠,401年初,到達于闐國(新疆和田)。
公元402年,法顯等人終於翻過了群峰接天的蔥嶺(帕米爾高原),這是絲綢之路的「死亡之地」, 強盜橫行,無數商客曾命喪於此。山上積雪常年不化,法顯多次目睹過雪崩。山路艱險,懸崖高聳,過去已有人在此鑿石通路,修有梯道。六十五歲的法顯攀越七百多階梯道,抓著懸掛在河兩岸的繩索橫空過河,類似險途多達幾十處,都是漢代張騫、甘英都不曾到過的地方。
帕米爾高原古稱蔥嶺,是古代中國和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絲綢之路之必經之地。(Irene2005/Wikimedia Commons)
南渡小雪山(阿富汗的蘇納曼山)時,起程時的一行人有的走散、有的病故、有的折返,只剩下法顯、慧景、道整三人了。
三人翻越長年積雪的小雪山,爬至山的北陰,突然寒風驟起,慧景難敵風寒,打著寒戰對法顯說,「我要死了,你們繼續往前走吧,不能大家都葬身於此。」說完就咽氣了。法顯撫摸著慧景的遺體,哭訴說:「取經大願尚未實現,你卻早離開了,命也奈何!」
然後法顯與道整泣淚前行,翻過小雪山,到達羅夷國,一路前行。快到天竺國,離王舍城還有三十多里時,天已傍晚,法顯住宿在一座佛寺裡,準備第二天去靈鷲山,那是聞名的釋迦牟尼佛說法之地。寺院的僧人勸他,「路不好走,而且有很多黑獅子,過去吃過人,你怎麼去呢?」
法顯執意要去,眾人見不能勸止,就派兩個僧人護送。來到靈鷲山,天色已近黃昏,法顯欲在山上過夜,兩個僧人害怕,撇下法顯回去了。法顯獨自留在山中,燒香禮拜,瞻觀聖蹟。夜裡,突然竄出三隻黑獅子,蹲在法顯面前,它們舐著嘴唇、搖著尾巴,盯望著法顯。法顯一心念佛,像沒看到獅子一般,誦經不輟,他默念:「你們若想害我,先等我誦完經;若是想試煉我,你們就趕快走吧。」過了許久,獅子才離去。
法顯到達天竺是公元402年。當時天竺由大小三十多個國家組成。法顯和道整周遊各國,瞻仰故跡,求法求經。當時傳經,都是和尚代代相傳的口授,很少有現成的佛經,於是法顯開始學習梵書梵語,抄寫經律,每日聽和尚口授,聽一句,法顯錄一句,經年累月三載,法顯錄下了厚厚的《摩訶僧祗律》等六部經典。
《摩訶僧祇律》。檀香山藝術博物館藏。(公有領域)
道整見天竺佛門法則有序,眾僧威儀肅然,慨嘆漢地政亂,戒律殘缺,不願離開佛教聖地,所以留在中天竺不再回國。
法顯初心不改,為實現讓戒律流通至漢地的初衷,他毅然決定回國。告別道整,他一個人繼續周遊了南天竺和東天竺。409年底,法顯渡孟加拉灣,到了獅子國,即斯里蘭卡,求得了四部國內沒有的佛典,他的虔誠還感動了當地一位居士,替他抄寫了《大般泥洹經》。
一天早上,他來到無畏山僧伽藍(僧眾共住的園林,即佛教寺院),忽見一位商人用一把白色絹扇供養玉佛像,法顯倍感親切,因那種絹扇只有晉地他的家鄉才出產。回想自己漂泊異域,十載有餘,而同伴或亡或留,孤苦伶仃的他內心悽然,淚如雨下。
歸期難測,面對茫茫大海,年逾古稀的法顯翹首以盼回歸的大船。
浮海東還
411年八月,孑然一身的法顯,身背多年收集的梵文佛典和佛像,終於搭上可載二百多人的大商船,循海東歸。
不料,下海僅兩天即遇暴風,船漏水入,船上人害怕地把雜物都扔進海中減重,法顯也將攜帶的澡罐及防身器物扔進大海,然後護住裝滿佛典的箱子。因害怕商人扔了他的佛典,法顯一心念誦觀世音菩薩,祈願佛佑,船總算沒有沉沒。大風吹了十三晝夜,船被吹到一個小島上,補好漏處,船又繼續前行。
瀰漫無邊的大海難辨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時有大浪相搏,黿、鼉等水怪出沒,經過近三個月的海上漂流,船到了爪哇。停留了五個多月後,法顯又跟隨其他商人,換船繼續北航,打算在廣州登陸。
船行二十多天後,一天夜裡,突然遭遇罕見的黑風暴。船上人很恐懼,信婆羅門教的人說:「就因為船上坐了一個和尚,才使我們遭此大難。」於是眾人打算把法顯推下海去。資助法顯東歸的商人呵斥說:「你們如果想把這個僧人扔下海,就把我也扔下去吧,不然就殺了我。漢地帝王崇信佛教、禮敬僧人,我到那裡上告漢帝,你們一定會受到懲罰的。」眾人只好作罷。
海上漂行了近三個月,糧、水將盡之時,忽然一天船就漂到一岸,法顯看到了岸邊有熟悉的灰菜,知道自己回到了中國。
乘著小船,法顯沿河口溯流尋找村莊,看見兩個獵人,他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才知道船被吹至山東青州長廣郡的勞山(今青島嶗山)。獵人把此事告訴了太守李嶷,素來敬信佛教的李嶷,聽聞有僧人從遠方歸來,親自出迎慰問。
法顯通過印度的路線。(公有領域)
忘身求法的法顯,終於在公元412年返回故土,歷經30個小國,遊歷了中亞、南亞和東南亞許多地方,範圍之廣,前無古人。與他同行者,六人中途折返,二人於途中死亡,二人留居在外,最後只剩法顯一人回歸故土。回顧十三年的求經歷程,法顯說,「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
第二年秋,法顯到達晉都建康(南京),五年後,又來到荊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公元422年),八十五歲的法顯終老於此。
在他生命最後的七年裡,法顯志在弘揚戒律,以老邁之軀,一直勤勉艱苦地進行著翻譯經典的工作。他與外國禪師佛馱跋院羅一起,在南京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祗律》、《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大船尼戒本》等六部二十四卷經律論,約一百多萬字。《摩訶僧祗律》被稱為大眾律,後來成為佛教五大戒律之一,對中國佛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法顯譯出的《大泥洹經》當時廣為流傳。據說南京朱雀門一戶世代信佛的人家,抄寫了一部《大泥洹經》,讀誦供奉。後來遭遇火災,家中物品全部燒光,唯這部《大泥洹經》,連封面都沒有燒壞。此事在京城廣傳,人人感歎經書的神奇。
法顯還將自己西行取經的見聞寫成《佛國記》,別名《法顯行傳》,首次實錄了自陸路遊歷古印度,再由斯里蘭卡經南洋群島航歸的行程。它不僅是一部傳記文學,而且是重要的歷史文獻,是研究西域和印度歷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國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
《法顯傳》(《佛國記》)宋刻本之首:「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公有領域)
《佛國記》還詳細記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蹟和僧侶生活,後來被作為佛學典籍著錄引用。一位印度史學家曾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唐代名僧義淨說:「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他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
法顯之前,中國真正到印度的求法僧人幾乎沒有。留學天竺攜經而返者,法顯為第一人,他是第一個把梵文經典帶回國內並直接翻譯成漢文的人。
法顯一生處事平淡,西行途中沒有像玄奘那樣獲得高昌王的鼎力支持,歸國後也沒有受到朝廷禮遇,但他早玄奘二百多年,就成就了西行取經的壯舉,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到印度求法的僧人。@*#  https://tinyurl.com/yxp5vlng


法顯(337年-422年),俗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省長治市襄垣縣)人,東晉、劉宋的高僧、旅行家、翻譯家。
因法顯的三位兄長都幼年早亡,其父親怕殃及法顯,在其三歲時便讓他剃度出家為沙彌[1]。二十歲受具足戒。
秦高祖(姚興)弘始元年(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六十多歲高齡的法顯,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人結伴,從長安(時為後秦都城)出發西行。至張掖,又遇見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共進至敦煌。
西行遊歷
當時的敦煌太守李浩,供給法顯等五人渡沙河(塔克拉馬干沙漠),經鄯善,至烏耆、于闐國。此時,與法顯同行的僧人,或至高昌,或至罽賓,法顯與其他三人渡過蔥嶺,到達北天竺。
法顯與慧景、道整,欲前往中天竺,求取戒律。南渡小雪山時,因暴雪,慧景死於小雪山。法顯與道整到達中天竺,在摩竭提國巴連弗邑(華氏城)摩訶衍僧伽藍等處得到《摩訶僧祇律》、《薩婆多衆律》、《雜阿毗曇心》、《綖經》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經》、《摩訶僧祇阿毗曇》。
法顯在中天竺三年,學習梵語。道整後來決定留在中天竺,法顯則繼續南行,到達東天竺的多摩梨帝國(Tamralipta,約在今日的加爾各答),繼續學習、抄經和畫像。
途中歷盡艱險,於義熙六年(410年)到達獅子國(斯里蘭卡)。在此停留兩年,得到《彌沙塞律》、《長阿含經》、《雜阿含經》及雜藏經等。今日在斯里蘭卡還留有以法顯為名的地名,如法顯洞。
法顯在獅子國古都阿努羅陀城(巴Anurādha)到處參學後,於義熙八年(412年)帶了多部原文典籍,從海路回國,途中遇風暴經耶婆提國等地,最後在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今青島市嶗山區)上岸。
回國譯經
回國後定居南京,與佛馱跋陀羅合譯《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藏經》、《雜阿毗曇心》等經、律、論共六部24卷。其長、雜二阿鋡經、彌沙塞律(後來由佛馱什於宋景平元年七月譯出)、薩婆多律抄,未得譯出。
著作
著有《法顯傳》(又名《佛國記》),是今日研究古代中亞、南亞歷史、地理、風俗和佛教等重要資料。
軼事
學術界認為耶婆提國是今日的印尼爪哇島,1908年,章炳麟發表《法顯發見西半球說》,把耶婆提擬定為耶科陀爾,宣稱法顯早於哥倫布到達美洲[2]。
章太炎曾對劉半農說第一位「發現新大陸」的是法顯:「請你查一查,《章氏叢書》別錄之三,有篇《法顯發見西半球說》,就知道一切了。」[3]


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  https://tinyurl.com/y2fomy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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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才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
2016-08-28 由 華廣傳媒 發表于歷史
法顯(334年—420年),東晉司州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臨汾地區)人,一說是并州上黨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
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傑出的旅行家和翻譯家。
早在399年,法顯等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遊歷20多個國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前後歷時14年,於義熙九年歸國。
法顯、玄奘將佛教文化引入中國,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很大影響。
著述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等。書中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人物軼事
法顯性情純厚。有一次,他與同伴數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窮人來搶奪他們的糧食。諸沙彌嚇得爭相逃奔,只有法顯一個人站著未動。他對那些搶糧食的人說:「你們如果需要糧食,就隨意拿吧!只是你們現在這樣貧窮,正因為過去不布施所致。如果搶奪他人糧食,恐怕來世會更窮。貧道真為你們擔憂啊!」說完,他從容還寺,而那些搶糧的人竟被他說服,棄糧而去。這件事使寺中僧眾數百人莫不嘆服。
《祐錄》原文:釋法顯,本姓龔,上黨郡襄垣人也。法顯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既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于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谷。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君欲須谷,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即還。賊棄谷而去。眾僧數百人莫不嘆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
評價
地位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了法顯時代,達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折點,從過去的基本上是送進來的階段向拿進來的階段轉變。
晉末宋初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來的。根據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統計,西行求法活動自朱士行而後,以晉末宋初為最盛。這時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見《高僧傳》卷四;於法蘭,見同上書、卷;竺佛念,見《高僧傳》卷一;慧常、進行、慧辯、見道安;《合光贊放光隨略解》;慧叡,見《高僧傳》卷七;支法領、法凈,見《高僧傳》卷六《慧遠傳》;法顯、智嚴、智羽、智遠、寶雲、慧簡、僧紹、僧景、慧景、道整、慧應、慧嵬、慧達,見《法顯傳》、《祐錄》卷十五《法顯傳》、《智嚴傳》、《寶雲傳》;曇學、威德等八人,見《祐錄》卷九;僧純、曇充、道曼,見《祐錄》卷十一;智猛與曇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法勇、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共師友二十九人,見《名僧傳抄》;僧表,見同上書;法維;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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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中國第一位去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
2016-09-24 由 周軼 發表于歷史
法顯(334年—420年),東晉司州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臨汾地區)人,一說是并州上黨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法顯3歲出家。於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從長安(今西安市)出發,經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過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抵于闐(今新疆和田),南越蔥嶺,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經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內,後東入恆河流域,達天竺(今印度)境,又橫穿尼泊爾南部,至東天竺,在摩竭提國(即摩揭陀)首都巴達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學梵書佛律。與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顯乃取海路單身回國。他由東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爾各答西南之德姆盧克)乘商船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留2年,續得經本,再乘商船東歸,中途經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換船北航。在今山東半島南部的嶗山附近登陸,轉取陸路,於義熙九年(413年)到達建康(今南京)。義熙十年(414年),他寫出歷時15年遠赴天竺的旅行經過,兩年後增補為流傳至今的《法顯傳》。現存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等。書中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生平經歷
幼年出家
法顯本姓龔,他有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擔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歲的時候,就把他度為沙彌(即送他到佛寺當了小和尚)。十歲時,父親去世。他的叔父考慮到他的母親寡居難以生活,便要他還俗。法顯這時對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誠,他對叔父說:「我本來不是因為有父親而出家的,正是要遠塵離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沒有勉強他。不久,他的母親也去世了,他回去辦理完喪事仍即還寺。法顯性情純厚。有一次,他與同伴數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窮人來搶奪他們的糧食。諸沙彌嚇得爭相逃奔,只有法顯一個人站著未動。他對那些搶糧食的人說:「你們如果需要糧食,就隨意拿吧!只是你們現在這樣貧窮,正因為過去不布施所致。如果搶奪他人糧食,恐怕來世會更窮。貧僧真為你們擔憂啊!」說完,他從容還寺,而那些搶糧的人竟被他說服,棄糧而去。這件事使寺中僧眾數百人莫不嘆服。二十歲時,法顯受了大戒(和尚進入成年後,為防止身心過失而履行的一種儀式)。從此,他對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堅貞,行為更加嚴謹,時有「志行明敏,儀軌整肅」之稱譽。
《祐錄》原文: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法顯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既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于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谷。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君欲須谷,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即還。賊棄谷而去。眾僧數百人莫不嘆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
這裡有幾個問題要加以解釋。首先是他的籍貫。《祐錄》、《高僧傳》、《古今譯經圖紀》、《開元錄》等書都說他是平陽武陽人。《歷代三寶記》、《大唐內典錄》則只說是「平陽沙門」。按當時只有平陽縣,而無武陽縣,後者的說法是正確的。平陽縣城故址在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參閱章巽《法顯傳校注》頁2)
第二是他的生年。《祐錄》沒有說,其他書亦然。我們只能根據目前能掌握的資料加以推斷。法顯生年大概是公元342 年,壬寅,晉咸康八年。(參閱章巽同上書,頁1—2)
第三關於「三歲便度為沙彌」的問題。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門以求長壽的事情,屢見於中國載籍。法顯時代竟已經如此。可見此時佛教已經深入人心了。
第四關於法顯和同學刈稻的問題。在印度,佛教並不提倡僧人勞動。直到今天,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小乘國家的僧侶仍然靠乞食度日。在中國法顯時代,寺院經濟早已形成,寺院多有田地,除了靠僱工耕種外,由寺院的執事次第安排僧及信徒二眾來出坡勞動。《道安傳》中也有勞動的記載。
立志奉佛
《祐錄》原文:常慨經律舛缺,誓志尋求。《高僧傳》完全抄《祐錄》原文。這裡雖然經律並提,然而重點在律。《古今譯經圖紀》也抄錄了《祐錄》原文,《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亦然。《歷代三寶記》、《大唐內典錄》有另外一個提法:「求晉所無眾經律論」。這提法太空泛,沒有說到點子上。法顯自己的話當然最有權威性。《法顯傳》第一句話就是:「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這裡只提律藏,沒有提經論。他在印度巴連弗邑,又寫道:「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可見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這完全符合當時的潮流。同法顯差不多同時的弗若多羅專精律部,來華後受到歡迎。在《梁高僧傳》卷二《弗若多羅傳》中就有這樣的話:「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 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頁580—582)法顯之所以萬里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尋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濟中國佛教之窮。
《祐錄》原文: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晉隆安三年相當於公元399 年,後秦弘始元年。《法顯傳》作「弘始元年歲在己亥」。今傳世各本《法顯傳》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誤。《高僧傳》卷三、《歷代三寶記》卷七、《大唐內典錄》卷三、《古今譯經圖紀》卷二、《開元釋教錄》卷三,皆作「東晉隆安三年」,是正確的。此時道安已經死去十餘年,羅什到長安二年。
西天取經
《祐錄》原文:西度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蔥嶺。嶺冬夏種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梯,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仍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云:「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至北天竺。同《法顯傳》比較起來,這裡的記述簡略多了。上面列舉的有關法顯生平的九種書中,其他七種都可以歸入簡略一類,有的同《祐錄》差不多,有的比它還要簡略,都不及《法顯傳》之詳審。根據《法顯傳》補充法顯在西域的活動。
法顯離開長安,度隴,到了乾歸國。乾歸國指的是西秦乞伏乾歸的都城金城,在今甘肅蘭州市西。他在這裡「夏坐」。所謂「夏坐」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廟裡安居三個月。這是法顯離開長安後第一次夏坐,時間是399 年。夏坐完畢,他又前進至耨檀國,是南涼的都城,可能即今青海西寧市。從這裡度養棲山至張掖鎮。又在這裡夏坐,這是400 年的夏坐。從這裡走到敦煌,太守李暠供給度沙河。《祐錄》講的也就是這個沙河,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國間的大沙漠。過了沙河,來到了鄯善國,即古樓蘭國,在今新疆若羌縣。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即《漢書·西域傳》之焉耆國,今新疆焉耆。在這裡住二月余日,蒙苻公孫供給,得以前進。又經過一段沙漠,「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到了于闐,相當於今天新疆和闐縣。這裡「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法顯在這裡停三月日,看了行像。既過四月行像,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相當於今新疆葉城縣。留此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蔥嶺山,在於麾國安居。於麾國可能在今葉爾羌河中上游一帶。這是法顯的第三次夏坐(安居),時間是401 年。安居後,行二十五日,到竭義國。竭義國窮在何處,為研究《法顯傳》的一大難題。(請參閱章巽前引書21—22 頁)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法顯傳考證》認為竭義國即疏勒國。法顯等在這裡看到了五年大會。他們看了佛唾壺。此國當蔥嶺之中。「自蔥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這裡有竹子和甘蔗,值得注意。法顯等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蔥嶺。
在印度
到了北天竺,法顯第一個到的國家是陀歷,相當於今克什米爾西北部的達麗爾(Darel)。這裡和尚都是小乘。有一個木雕的彌勒像,同佛教傳入中亞和中國有聯繫。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三也記載了這一件事。度河到了烏萇國,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脫河流域。這裡的和尚信奉小乘,有佛的足跡。法顯在這裡夏坐,是公元402 年。
夏坐後,南下,到了宿呵多國,相當於今斯瓦脫河兩岸地區。這裡有如來佛割肉貿鴿處,信徒起塔紀念。
從此東下,走了五天,到了犍陀衛國,其故地在今斯瓦脫河注入喀布爾河附近地帶。國人多小乘學。有佛以眼施人的遺蹟。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統治之處。
自此東行七日,到了竺剎屍羅國,相當於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爾品第西北的沙漢台里地區。佛為菩薩時,在這裡以頭施人,投身飼虎,這兩處都起了大塔。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了弗樓沙國,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公元一二世紀的貴霜王迦膩邑迦曾統治此地。這裡有大塔,有佛缽。
西行十六由延,到了那竭國界醯羅城。由延,印度長度名。根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的說法,是「聖王一日單行」。但是並不固定,有四十里、三十里、十六里等說。醯羅城,今賈拉拉巴德城南之醯達村。這裡有如來佛頂骨精舍。這個精舍名聲廣被,《洛陽伽藍記》、《大唐西域記》卷二等都有記載。從此北行一由延,來到那揭國城,故址在今賈拉拉巴德城西。這裡有菩薩以五莖花供養定光佛處。城中還有佛齒塔。城東北有佛錫杖精舍。城南有佛留影處。
法顯等在這裡住了冬天三個月,然後南度小雪山,慧景病死。這件事《祐錄》有記載。但是有一件事頗值得注意。《祐錄》認為從此進入北天竺;但是《法顯傳》卻認為,到了陀歷國,已進入北天竺。
過嶺以後,南到羅夷國。有三千和尚,大小乘都有。法顯在這裡夏坐,這是他西行後第五年,公元403 年。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Bannu)。這裡有三千小乘僧。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到了毗荼,今旁遮普。佛法興盛,大小乘都有。從此東南行,經過了很多寺院,進入了中天竺。先到摩頭羅國,即今印度北方邦之馬土臘。遙捕那河流經此處,即今之朱木拿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
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了僧伽拖國,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四之劫比他。至於相當於今天什麼地方,學者間意見有分歧,總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此地佛教遺蹟頗多,有佛上忉利天為母親說法處。下來時,地上化出三道寶階,後來又沒於地,余有七級現,阿育王於其上起精舍。佛在天上受天食,身作天香,於此處沐浴,浴室猶在。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塔。此處有僧尼千人,雜大小乘學。這裡有一個白耳龍。《祐錄》也記載了這一件事,稱之為迦施國,但是次序有些混亂。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別有佛塔,鬼神常來洒掃,不須人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法顯住龍精舍夏坐,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時為公元404 年。
夏坐完畢,東南行七由延,到了罽饒夷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五之羯若鞠闍國曲女城,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了沙祇大國,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約底。有佛嚼楊枝長出來的大樹。
從此北行八由延,到了拘薩羅國舍衛城,今北方邦北部臘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脫—馬海脫。這裡佛教遺蹟很多:有大愛道故精舍、須達長者井壁、鴦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出城南門千二百步,有須達精舍,即所謂祇洹精舍。這裡有牛頭栴檀佛像。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精舍東北六七里,有毗舍佉母精舍。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門,一東向,一北向,這裡就是須達長者布金滿園買地之處。出東門,北行七十步,有外道女偽裝懷孕謗佛處,又有調達生入地獄處。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只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而外道寺則決不能影映精舍。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除一處外,都住有和尚。在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各有徒眾。《法顯傳》在這裡有幾句話:「調達亦有眾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佛滅度後一千多年,似乎已經被他打倒在地的對手調達(提婆達多)居然還有徒眾,不能不說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城西五十里,有一邑,名都維,有迦葉如來遺蹟。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邑,有拘樓秦佛遺蹟。從此北行,不到一由延,有拘那舍牟尼佛遺蹟。從此東行,不到一由延,到了迦維羅衛城,即《大唐西域記》卷六之劫比羅伐窣堵國,在今尼泊爾境內,與印度北方邦毗鄰。這裡是釋迦牟尼誕生之地,古蹟特多。佛傳中少年所發生的許多事情都在這裡留有痕跡。城東五十里有王園論民, 佛就在這裡降生。論民在今尼泊爾境內臘明地(Rummindei)。法顯到的時候,此城已空荒頹敗,白象、獅子橫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到了藍莫國,今尼泊爾達馬里附近。這裡有藍莫塔,荒蕪已久,原來沒有僧人,群象以鼻取水灑地,折花供養。後來有道人還作沙彌,至今仍以沙彌為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有太子遣還車匿塔。再東行四由延,有炭塔。
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即《大唐西域記》卷六之拘廣那揭羅國。此城故址何在,學者意見分歧。很可能即在今尼泊爾南境小臘普提河和干達克河合流處之南。(參閱章巽前引書,89—91 頁)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是世尊般涅盤處。因而在佛教史上成為著名勝地。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了諸犁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即《大唐西域記》卷七之吠舍厘國,都城故址在今比哈爾邦北部木札法普爾地區之比沙爾。這裡如來佛遺蹟也特別多。有佛住處、阿難半身塔、庵婆羅女為佛起的塔,有庵婆羅園,有放弓仗塔,有毗舍離結集或七百結集的塔。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有阿難般涅盤塔。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即《大唐西域記》卷八、卷九之摩揭陀國,今比哈爾邦之巴特那。這裡有一個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沃私婆迷,為國王所敬奉。據《祐錄》卷十五《智猛傳》智猛在法顯後不久也來到華氏城,即巴連弗邑,在這裡遇到一個「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從他家裡得到《泥洹》胡本一部,又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余經。羅沃私婆迷與羅閱宗是一個人。巴連弗邑是該國最大的城,人民富盛,每年行像,傾城參與。這裡原是阿育王都城,他的遺蹟很多。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從此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九之易羅闍姞利呬城,故址在今印度東北部比哈爾邦西南的臘季吉爾。出城南四里,入谷到了沙王舊城。這裡有不少佛教遺蹟。再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這就是有名的靈鷲峰。下面就接上了《祐錄》。以上是根據《法顯傳》對《祐錄》的補充。補充得這樣多,可見《祐錄》記載不夠全面。《祐錄》還有一個特點:一進北天竺,就講王舍城,緊接著又是耆闍崛山,法顯在這裡見到了如來大弟子大迦葉。但是在《法顯傳》中,這件事不是發生在耆闍崛山,而是在雞足山。從此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住。
法顯又回到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十由延,到了曠野精舍。復順恆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了迦屍國波羅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七之婆羅斯,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納西,《祐錄》稱之為迦施國。這裡佛教遺蹟也很多。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是佛初轉法輪的地方,就在這裡。此外還有彌勒受記處,翳羅缽龍精舍,《祐錄》中的白耳龍就是這一條龍。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到拘晱彌國,即《大唐西域記》卷五之賞彌,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Kosm)。《祐錄》中的「後至中天竺」,疑有誤,法顯所有的上述活動都在中天竺,用不著「後至」了。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達嚫國,即平常所謂南薩羅國,相當今印度中都馬哈納迪河及哥達瓦里河上游一帶地區。這裡有伽葉佛僧伽藍。但是,此國道路艱難,法顯沒有能親身去,只是聽本地人說到,故記入《法顯傳》中。法顯又回到巴連弗邑,親自抄寫戒律。因為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不得不躬親抄寫了。他在這裡住了三年,按時間推算應該是法顯西行後的第七年——第九年,即義熙元年——三年(405年—407年)。順恆水東下十八由延,有瞻波大國,今比哈爾邦東部巴格耳普爾略西不遠處。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是海口,即《大唐西域記》卷十之耽摩栗底國,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法顯在這裡住了兩年,寫經及畫像。此當為義熙四年及五年(408年、409年)。法顯在印度的活動到此結束。
師子國,《大唐西域記》卷十一稱之為僧迦羅國,一意譯,一音譯,
即今之斯里蘭卡。據說這裡原來沒有人,後來商人貪圖這裡的寶石,於是遂成大國。這裡有紀念佛來此化惡龍的大塔。有無畏山僧伽藍,法顯見故國白扇而流淚就在這座寺院裡。有前王從印度中國取來的貝多樹,有聲名遠揚的佛牙。在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里有摩訶毗訶羅精舍,和尚三千人。這裡的國王篤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興盛。法顯在這裡聽到天竺道人誦經,內容講的是佛缽。他想寫這一部經,但是道人說,只是口誦,因此沒有能寫成。法顯在這裡住了兩年,當為義熙六年及七年(410年、411年)。
歷史評價
地位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了法顯時代,達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折點,從過去的基本上是送進來的階段向拿進來的階段轉變。
晉末宋初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來的。根據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統計,西行求法活動自朱士行而後,以晉末宋初為最盛。這時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見《高僧傳》卷四;於法蘭,見同上書、卷;竺佛念,見《高僧傳》卷一;慧常、進行、慧辯、見道安;《合光贊放光隨略解》;慧叡,見《高僧傳》卷七;支法領、法凈,見《高僧傳》卷六《慧遠傳》;法顯、智嚴、智羽、智遠、寶雲、慧簡、僧紹、僧景、慧景、道整、慧應、慧嵬、慧達,見《法顯傳》、《祐錄》卷十五《法顯傳》、《智嚴傳》、《寶雲傳》;曇學、威德等八人,見《祐錄》卷九;僧純、曇充、道曼,見《祐錄》卷十一;智猛與曇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法勇、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共師友二十九人,見《名僧傳抄》;僧表,見同上書;法維;道普。
在所有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顯無疑是最突出的一個。這裡所謂「突出」,歸納起來約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顯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遠。
在法顯以前,在漢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張騫和甘英,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們到的地方很遠,很遠;但是法顯到的地方,他們卻沒有到過。這一點《高僧傳》、《法顯傳》和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三都指出:「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見50,337c 和55,507c)這對於中國人民對外開闊視野、認識外國,當然會有極大的幫助。其重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二)法顯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尋求正法,其最終目的地當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顯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幾乎沒有。湯用彤先生說:「故海陸並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反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380 頁)這件事情本身意義就很重要。法顯以後,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逐漸多起來了。
(三)法顯攜歸翻譯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顯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尋求戒律。他經過了千辛萬苦,確實尋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歸國後,他同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湯用彤先生認為這是法顯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對於中國當時的僧伽來說,宛如及時的春雨,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四)法顯對大乘教義發展和頓悟學說的興起起了作用。
世界宗教的發展是有共同規律的。這個規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來表述:用越來越少的努力(勞動)得到越來越大的宗教滿足。人類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這並不完全來自階級壓迫,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人並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事實。
這個規律適用於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專就印度佛教而論,由小乘向大乘的過渡就是這個規律的具體表現。在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頓悟學說的興起,其背後也是這個規律。小乘講漸悟,講個人努力,也並不答應每個人都能成佛,換一個術語來說,就是每個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個人努力。如果每個人都努力去成佛,生產力必然受到破壞,社會就不能存在。這是絕對不行的。大乘在中國提倡頓悟成佛,講虔誠信仰,只需虔心供養,口宣佛號,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輕鬆愜意!這樣既然滿足宗教需要,又不影響生產力的發展。佛教憑藉了這種適應性,終於得到了發展。
影響
法顯的功績主要在於取經和翻譯。他攜歸和翻譯的經歷代經錄都有著錄,請參閱《祐錄》卷二以及其他經錄,這裡不再臚列。但是他寫的《法顯傳》對於世界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他的翻譯對於中國的影響。《法顯傳》在歷代著錄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比如《佛游天竺記》、《釋法顯行傳》、《歷游天竺記》、《佛國記》、《歷游天竺記傳》、《釋法顯游天竺記》、《佛游天竺本記》、《釋法明游天竺記》、《法明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法顯記》等等,名稱固繁,版本亦多(請參閱章巽前引書,頁13—24)。《法顯傳》在國際上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它的外文譯本之多上。根據章巽的統計(見同上書,頁30),共有英譯本三,譯者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譯本三,譯者為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1935)、《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研究》(1940)和長澤和俊(1970)。既然有了這樣多的譯本,那就必然有相應多的影響。
專門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乞靈於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著述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等。書中
法顯《佛國記》長卷
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相關信息
取經
東晉隆安三年( 399年),六十五歲的法顯已在佛教界
法顯
度過了六十二個春秋。六十多年的閱歷,使法顯深切地感到,佛經的翻譯趕不上佛教大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由於戒律經典缺乏,使廣大佛教徒無法可循,以致上層僧侶窮奢極欲,無惡不作。為了維護佛教「真理」,矯正時弊,年近古稀的法顯毅然決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尋求戒律。
這年春天,法顯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人一起,從長安起身,向西進發,開始了漫長而艱苦卓絕的旅行。次年,他們到了張掖(今甘肅張掖),遇到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五人,組成了十個人的「巡禮團」,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慧達,總共十一個人。「巡禮團」西進至敦煌(今甘肅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資助,西出陽關渡「沙河」(即白龍堆大沙漠)。法顯等五人隨使者先行,智嚴、寶雲等人在後。白龍堆沙漠氣候非常乾燥,時有熱風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沒而喪命。法顯後來在他的《佛國記》中描寫這裡的情景說:「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勇往直前,走了十七個晝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終於渡過了「沙河」。
經過鄯善國
接著,他們又經過鄯善國(今新疆若羌)到了蔦夷國(今新疆焉耆)。他們在蔦夷國住了兩個多月,寶雲等人也趕到了。當時,由於蔦夷國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
東晉法顯西行路線示意圖
小乘、大乘兩大派),法顯一行屬於大乘教,所以他們在蔦夷國受到了冷遇,連食宿都無著落。不得已,智嚴、慧簡、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魯番)籌措行資。僧紹隨著西域僧人去了罽賓(在今克什米爾)。
法顯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孫的資助,又開始向西南進發,穿越塔克拉瑪大沙漠。塔克拉瑪大沙漠又名塔里木沙漠(塔里木,在維吾爾語中,是「進去出不來」的意思),這裡異常乾旱,晝夜溫差極大,氣候變化無常。行人至此,艱辛無比。正如法顯所述:「行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法顯一行走了一個月零五天,總算平安地走出了這個「進去出不來」的大沙漠,到達了于闐國(今新疆和田)。于闐是當時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們在這裡觀看了佛教「行像」儀式,住了三個月。接著繼續前進,經過子合國,翻過蔥嶺,渡過新頭河到了那竭國。法顯和慧應、寶雲、僧景等人則經宿呵多國、犍陀衛國而到了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國後病了,道整陪他暫住。慧達一個人去到弗樓沙國,與法顯他們會面。弗樓沙國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達、寶雲和僧景在這裡了參訪了佛跡以後便返回了中國,慧應在這裡的佛缽寺病逝。
法顯獨自去了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即阿富汗的蘇納曼山。梵語中是對「大雪山」即喜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積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陰,突然遇到寒風驟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襲擊被凍死了,法顯撫摸著慧景的屍體,無限感慨地哭著說:「取經的願望未實現,你卻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後與道整奮然前行,翻過小雪山,到達羅夷國。又經跋那國,再渡新頭河,到達毗荼國。接著走過了摩頭羅國,渡過了蒲那河,進入中天竺境。法顯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時間,週遊中天竺,巡禮佛教故跡。
晉元興三年
晉元興三年( 404年),他們來到了佛教的發祥地—拘薩羅國舍衛城的祗洹精舍
法顯
。傳說釋迦牟尼生前在這裡居住和說法時間最長,這裡的僧人對法顯不遠萬里來此求法,深表欽佩。《佛國記》載:「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未見 漢道人來到此地也。」這一年,法顯還參訪了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迦維羅衛城。
晉義熙元年
晉義熙元年( 405年),法顯走到了佛教極其興盛的達摩竭提國巴連弗邑。他在這裡學習梵書梵語,抄寫經律,收集了《摩訶僧祗律》、《薩婆多部鈔律》、《雜阿毗曇心》、《方等般泥洹經》、《綖經》、《摩訶僧祗阿毗曇》等六部佛教經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連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門法則和眾僧威儀,追嘆故鄉僧律殘缺,發誓留住這裡不回國了。而法顯一心想著將戒律傳回祖國,便一個人繼續旅行。他週遊了南天竺和東天竺,又在恆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國(印度泰姆魯克)寫經畫(佛)像,住了兩年。
東晉義熙五年
東晉義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顯離開多摩梨,搭乘商舶,縱渡孟加拉灣,到達了獅子國(今斯里蘭卡)。他在獅子國住在王城的無畏山精舍,求得了《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等四部經典。至此,法顯身入異城已經十二年了。他經常思念遙遠的祖國,又想著一開始的「巡禮團」,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弔,心裡無限悲傷。有一次,他在無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國的白絹團扇供佛,觸物傷情,不覺潸然淚下。
東歸 東晉義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顯完成了取經求法的任務,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東歸。舶行不久,即遇暴風,船破水入。幸遇一島,補好漏處又前行。就這樣,在危難中漂泊了一百多天,到達了耶婆提國(今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一說爪哇島)。法顯在這裡住了五個月,又轉乘另一條商船向廣州進發。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風,船失方向,隨風飄流。正在船上糧水將盡之時,忽然到了岸邊。法顯上岸詢問獵人,方知這裡是青州長廣郡(山東即墨)的勞山。青州長廣郡太守李嶷聽到法顯從海外取經歸來的消息,立即親自趕到海邊迎接。時為東晉義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顯65歲出遊,前後共走了三十餘國,歷經十三年,回到祖國時已經七十八歲了。在這十三年中,法顯跋山涉水,經歷了人們難以想像的艱辛。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
法顯在山東半島登陸後,旋即經彭城、京口(江蘇鎮江),到了建康(今南京)。他在建康道場寺住了五年後,又來到荊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終老於此,卒時八十六歲,一作八十二歲。他在臨終前的七年多時間裡,一直緊張艱苦地進行著翻譯經典的工作,共譯出了經典六部六十三卷,計一萬多言。他翻譯的《摩訶僧祗律》,也叫大眾律,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對後來的中國佛教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抓緊譯經的同時,法顯還將自己西行取經的見聞寫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國記》。《佛國記》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別名有《法顯行傳》、《法顯傳》、《歷游天竺紀傳》、《佛游天竺記》等。它在世界學術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不僅是一部傳記文學的傑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是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史料。法顯去印度時,正是印度史上的黃金時代-----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時代,關於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統的文獻記載,超日王時的歷史,只有依靠《佛國記》來補充。中國西域地區的鄯善、于闐、龜茲等古國,湮滅已久,傳記無存,《佛國記》中所記載的這些地區的情形,可以彌補史書的不足。《佛國記》還詳盡地記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蹟和僧侶生活,因而後來被佛教徒們作為佛學典籍著錄引用。此外,《佛國記》也是中國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國與印度、波斯等國的海上貿易,早在東漢時期已經開始,而史書上卻沒有關於海風和航船的具體記述。《佛國記》對信風和航船的詳細描述和系統記載,成為中國最早的記錄。
法顯以年過花甲的高齡,完成了穿行亞洲大陸又經南洋海路歸國的遠途陸海旅行的驚人壯舉,他留下的傑作《佛國記》,不僅在佛教界受到稱譽,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學者的高度評價。唐代名僧義凈說:「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他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正路。」近代學者梁啓超說:「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齎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斯里蘭卡史學家尼古拉斯·沙勒說:「人們知道訪問過印度尼西亞的中國人的第一個名字是法顯。」他還把《佛國記》中關於耶婆提的描述稱為「中國關於印度尼西亞第一次比較詳細的記載」。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把《佛國記》譽為西域探險家及印度佛跡調查者的指南。印度學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稱讚說:「中國的旅行家,如法顯和玄奘,給我們留下有關印度的寶貴記載。」
取經回國
說到「西天取經」,人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唐僧。其實早在玄奘之前兩百多年,就有人已經完成了一次取經大業,此人就是高僧法顯。
其實法顯並非西行第一人。中國西行遊歷第一人是公元260年西征的朱士行,他因讀《道行經》,覺得尚未盡善,遂往于闐,求得梵書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歸,經竺叔蘭、無羅叉譯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經》。最後士行終老於闐,所以法顯成為西行取經回國第一人。
在中國,「第一」與「第二」之間的地位歷來懸殊,但之所以法顯名聲大不如玄奘,我們不得不承認書生並非百無一用———是吳承恩讓玄奘家喻戶曉,法顯則沒有好運氣能成為某位作家筆下的主角。
論業績和經歷的豐富程度,法顯的歷史地位都不應該在玄奘之下,不過唐僧手下有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鮮花需要綠葉襯托,法顯沒有這樣的綠葉。文學包裝往往能延長歷史人物的知名度壽命,小說加史書的組合才能讓一個曾經的名人永垂不朽。
歷史背景
佛教傳入中國,到了東晉法顯時代,已經約有三百年的歷史了。流傳的內容主要有兩大體系,一是以支讖、支謙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學;一是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小乘和大乘都傳進來了。從時間先後來看,傳法最盛的時代大體上有三個:支謙、竺法護時,所譯多般若方等;道安時,所譯多有部經論;鳩摩羅什時,大乘之學極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國文化了。 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一個文化傳統迥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撞,佛教不能例外。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試探、偽裝、適應,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最後達到了融合的階段。到了東晉,應該說這個階段已經達到了。
從政治形勢來看,此時中華大地已經分為南北兩區。西晉亡於建興四年(316年),次年晉元帝即位,是東晉的開始。北方的統治者都是少數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崇佛更為突出。在南方,則是所謂「衣冠南渡」,北方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為了躲避異族壓迫,紛紛南逃。這些人,包括一些國王在內,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總之,南北兩方都對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說是在中國已經牢牢地立定了腳跟。從佛教內部來看,也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據唐法琳《辯正論》的記載,東晉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法顯曾經居住兩年的山洞
這個數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頁)其次,僧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僧尼數目與日俱增。再次,名僧輩出,出了一些很有影響的高僧。最後,從印度和西域來的和尚也多了起來。還有一點必須在這裡提一下:許多高僧的活動範圍和影響,並不限於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區,跨越政治分界。佛教雖然已經有了堅牢的基礎,但是究其實際卻是送進來的成份多,而取進來的成份少。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前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
在搜尋經典中,一般說來,也不是漫無邊際地亂搜一氣,而是有目的、有重點的。最突出的重點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就會認為,這樣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經說到,僧尼人數日增,僧伽已經形成,這就產生了一個寺院管理問題。人數少了,只需約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運行。人數一多,就需要比較詳備的條例。舉道安作一個例子。梁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說:師徒數百,齋講不倦……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法化。(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可見道安門下和尚之多。《道安傳》接著說: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可見道安也感到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還是非常簡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較起來,簡直有點小巫見大巫了。
評價
地位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了法顯時代,達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折點,從過去的基本上是送進來的階段向拿進來的階段轉變。
晉末宋初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來的。根據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統計,西行求法活動自朱士行而後,以晉末宋初為最盛。這時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見《高僧傳》卷四;於法蘭,見同上書、卷;竺佛念,見《高僧傳》卷一;慧常、進行、慧辯、見道安;《合光贊放光隨略解》;慧叡,見《高僧傳》卷七;支法領、法凈,見《高僧傳》卷六《慧遠傳》;法顯、智嚴、智羽、智遠、寶雲、慧簡、僧紹、僧景、慧景、道整、慧應、慧嵬、慧達,見《法顯傳》、《祐錄》卷十五《法顯傳》、《智嚴傳》、《寶雲傳》;曇學、威德等八人,見《祐錄》卷九;僧純、曇充、道曼,見《祐錄》卷十一;智猛與曇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法勇
《法顯》劇照
、僧猛、曇朗等二十五人,見《高僧傳》卷三;沮渠京聲;道泰;法盛共師友二十九人,見《名僧傳抄》;僧表,見同上書;法維;道普。
在所有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顯無疑是最突出的一個。這裡所謂「突出」,歸納起來約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顯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遠。
在法顯以前,在漢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張騫和甘英,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們到的地方很遠,很遠;但是法顯到的地方,他們卻沒有到過。這一點《高僧傳》、《法顯傳》和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三都指出:「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見50,337c 和55,507c)這對於中國人民對外開闊視野、認識外國,當然會有極大的幫助。其重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二)法顯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尋求正法,其最終目的地當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顯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幾乎沒有。湯用彤先生說:「故海陸並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反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380 頁)這件事情本身意義就很重要。法顯以後,到了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逐漸多起來了。
(三)法顯攜歸翻譯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顯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尋求戒律。他經過了千辛萬苦,確實尋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歸國後,他同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湯用彤先生認為這是法顯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對於中國當時的僧伽來說,宛如及時的春雨,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四)法顯對大乘教義發展和頓悟學說的興起起了作用。
世界宗教的發展是有共同規律的。這個規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來表述:用越來越少的努力(勞動)得到越來越大的宗教滿足。人類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這並不完全來自階級壓迫,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人並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事實。
這個規律適用於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專就印度佛教而論,由小乘向大乘的過渡就是這個規律的具體表現。在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頓悟學說的興起,其背後也是這個規律。小乘講漸悟,講個人努力,也並不答應每個人都能成佛,換一個術語來說,就是每個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個人努力。如果每個人都努力去成佛,生產力必然受到破壞,社會就不能存在。這是絕對不行的。大乘在中國提倡頓悟成佛,講虔誠信仰,只需虔心供養,口宣佛號,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輕鬆愜意!這樣既然滿
足宗教需要,又不影響生產力的發展。佛教憑藉了這種適應性,終於得到了發展。
影響
法顯的功績主要在於取經和翻譯。他攜歸和翻譯的經歷代經錄都有著錄,請參閱《祐錄》卷二以及其他經錄,這裡不再臚列。但是他寫的《法顯傳》對於世界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他的翻譯對於中國的影響。《法顯傳》在歷代著錄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比如《佛游天竺記》、《釋法顯行傳》、《歷游天竺記》、《佛國記》、《歷游天竺記傳》、《釋法顯游天竺記》、《佛游天竺本記》、《釋法明游天竺記》、《法明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法顯記》等等,名稱固繁,版本亦多(請參閱章巽前引書,頁13—24)。《法顯傳》在國際上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它的外文譯本之多上。根據章巽的統計(見同上書,頁30),共有英譯本三,譯者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譯本三,譯者為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1935)、《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研究》(1940)和長澤和俊(1970)。既然有了這樣多的譯本,那就必然有相應多的影響。
專門談一談《法顯傳》對印度的影響。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過。因此,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乞靈於外國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遊記更為突出。僧人遊記數量極多,而繁簡不同,時代先後不同。《法顯傳》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認為與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包括印度學者在內,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學家曾寫信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後世紀念
紀念館
法顯紀念館於2007年10月奠基,位於法顯大師的故鄉山西臨汾。歷時兩年修建,在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順利完工。紀念館占地490平方米,建築面積168平方米,總投資200萬元。在此次落成典禮上,紀念館展示了法顯紀念銅像、取經線路沙盤圖、法顯求法漆雕連環畫以及國內外各個時期、各種版本的《佛國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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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取經比玄奘早230年
法顯嶗山登陸紀念.jpg - 中國大陸
最早去西方取經的並非唐三藏。早在玄奘法師出發前的230年,59歲的東晉高僧法顯已準備動身前往印度了。
這張照片是朋友皮皮去山東探親時(2016/9)拍下來的。
西元399年,已經五十九歲法顯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甘肅的武威、張掖、 敦煌,過玉門關,然後橫越沙河,再翻過蔥嶺,經阿富汗、巴基斯坦,到達印度。
西元409年冬天,他獨自坐船到師子國(斯里蘭卡),停留約兩年,四處參訪,努力抄經。
西元411年七月,法顯抄完長阿含經等四部經律之後,決定走水路返國。
他帶著經典,從斯里蘭卡坐上搭載二百多人的商船出發。在海上遇到大風雨,過了105個晝夜,船漂到了耶婆提國(印尼的蘇門答臘)。 法顯在那裡等了五個月,搭上一艘前往廣州的商船。再度過幾番黑風暴雨,商船顯然迷失了方向。預定五十天的航程,竟走了八十五天,最後漂到山東的嶗山。那是412年七月十四日。距離399年三月從長安出發,歷時十三年四個月。
法顯與小確幸
【聯合報╱賴英照】2014.07.27 02:00 am
近來常常想起一個出國留學的故事:東晉高僧法顯的印度之旅。
法顯(西元340~422年)年輕的時候就勤學佛法,卻感嘆佛教戒律殘缺,威儀不足,發願到印度取經求法。
西元399年,法顯已經五十九歲了。依當時的交通條件,他必須靠兩條腿跋涉不知道幾萬里路。
但他還是決定一試。同年三月,他和四個朋友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甘肅的武威、張掖、 敦煌,過玉門關,然後橫越沙河,再翻過蔥嶺,經阿富汗、巴基斯坦,到達印度。我們從法顯親自撰寫的「佛國記」,看幾段當時的情景:
一、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望極目, 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沙河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惡鬼、熱風是沙漠 風暴。茫茫大漠之中,極目所見,不辨東西,根本找不到出路,只能以枯骨作為路標了。
二、過蔥嶺:「在道一月,得度蔥嶺。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 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蔥嶺是帕米爾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正是天山、崑崙山、喜 馬拉雅山和興都庫什山等頂級山脈匯集的地方。法顯花了一個月,歷盡狂風暴雪,才在401年冬天翻過蔥嶺到達北印度。
艱辛的旅程還沒有結束。從蔥嶺往前走,路途仍然異常艱險。九死一生的法顯,最後在403年到達目的地中印度。他在那裡停留近六年,全心學習梵語,研讀梵文經典,抄寫佛教律本。這期間,當年同行的友伴,有的中途折返,有人山上遇難,也有長留印度,法顯孑然一身。
409年冬天,他獨自坐船到師子國(斯里蘭卡),停留約兩年,四處參訪,努力抄經。
411年七月,法顯抄完長阿含經等四部經律之後,決定走水路返國。他帶著經典,從斯里蘭卡坐上搭載二百多人的商船出發。
「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須臾」。這樣過了105個晝夜,船漂到了耶婆提國(印尼的蘇門答臘)。 法顯在那裡等了五個月,搭上一艘前往廣州的商船。「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雖然度過幾番黑風暴雨,但商船顯然迷失了方向。預定五十天的航程,竟走了八十五天,最後漂到山東的嶗山。那是412年七月十四日。距離399年三月從長安出發,歷時十三年四個月。
法顯413年到達建康(南京),除了翻譯佛教經律,還費心把留學的見聞記錄下來。這就是414年完稿的「佛國記」。
隔了一千六百年,法顯當年一段自剖,仍然充滿新意: 「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法顯說,回顧這十幾年的經歷,不禁冒了一身冷汗。所以不顧危險, 冒死西行,只為心中一個堅定的願望。雖然生性魯鈍,但心志專一,能夠全心投入一個不可預知,可能只有萬分之一機會的志業。
這段自剖對照「佛國記」的跋文(是由和法顯一起譯經的高僧寫的),更可發人深省:「於是感歎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那是四、五世紀之交,一個花甲老人,懷抱專純的心志,面對多少沙漠風暴,多少酷暑嚴寒,都沒有後退一步。他親身證明,精誠所至,沒有任何困難不能克服;志向堅定,任何功業都能完成。而成功的關鍵,正是因為忘掉別人看重的東西,而看重別人忘掉的東西!
法顯大師422年圓寂,享年八十有二。上面這段跋文,既是對法顯一生的高度評價,更為芸芸眾 生的生命價值,樹立永恆的標竿。 二百多年之後,這個標竿深深啟發了玄奘。
629年,29歲的玄奘從長安偷渡出境,追尋法顯的足跡,開始另一趟令人心動汗流的留學之旅。 人生有很多選擇。沒有人必須像法顯那樣「乘危履險」。但有時也好奇,在小確幸當道的社會,法顯的故事會被擺在什麼地方?
(作者為中原大學 講座教授、司法院前院長) 【2014/07/27 聯合報】
 


法顯與小確幸
【聯合報╱賴英照】
2014.07.27 02:00 am
近來常常想起一個出國留學的故事:東晉高僧法顯的印度之旅。
法顯(西元三四○—四二二)年輕的時候就勤學佛法,卻感嘆佛教戒律殘缺,威儀不足,發願到印度取經求法。
西元三九九年,法顯已經五十九歲了。依當時的交通條件,他必須靠兩條腿跋涉不知道幾萬里路。但他還是決定一試。同年三月,他和四個朋友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甘肅的武威、張掖、敦煌,過玉門關,然後橫越沙河,再翻過蔥嶺,經阿富汗、巴基斯坦,到達印度。我們從法顯親自撰寫的「佛國記」,看幾段當時的情景:
一、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禀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沙河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惡鬼、熱風是沙漠風暴。茫茫大漠之中,極目所見,不辨東西,根本找不到出路,只能以枯骨作為路標了。
二、過蔥嶺:「在道一月,得度蔥嶺。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蔥嶺是帕米爾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正是天山、崑崙山、喜馬拉雅山和興都庫什山等頂級山脈匯集的地方。法顯花了一個月,歷盡狂風暴雪,才在四○一年冬天翻過蔥嶺到達北印度。
艱辛的旅程還沒有結束。從蔥嶺往前走,路途仍然異常艱險。九死一生的法顯,最後在四○三年到達目的地中印度。他在那裡停留近六年,全心學習梵語,研讀梵文經典,抄寫佛教律本。這期間,當年同行的友伴,有的中途折返,有人山上遇難,也有長留印度,法顯孑然一身。四○九年冬天,他獨自坐船到師子國(斯里蘭卡),停留約兩年,四處參訪,努力抄經。
四一一年七月,法顯抄完長阿含經等四部經律之後,決定走水路返國。他帶著經典,從斯里蘭卡坐上搭載二百多人的商船出發。「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須臾」。這樣過了一○五個晝夜,船漂到了耶婆提國(印尼的蘇門答臘)。
法顯在那裡等了五個月,搭上一艘前往廣州的商船。「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雖然度過幾番黑風暴雨,但商船顯然迷失了方向。預定五十天的航程,竟走了八十五天,最後漂到山東的嶗山。那是四一二年七月十四日。距離三九九年三月從長安出發,歷時十三年四個月。
法顯四一三年到達建康(南京),除了翻譯佛教經律,還費心把留學的見聞記錄下來。這就是四一四年完稿的「佛國記」。隔了一千六百年,法顯當年一段自剖,仍然充滿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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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法顯說,回顧這十幾年的經歷,不禁冒了一身冷汗。所以不顧危險,冒死西行,只為心中一個堅定的願望。雖然生性魯鈍,但心志專一,能夠全心投入一個不可預知,可能只有萬分之一機會的志業。
這段自剖對照「佛國記」的跋文(是由和法顯一起譯經的高僧寫的),更可發人深省:「於是感歎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那是四、五世紀之交,一個花甲老人,懷抱專純的心志,面對多少沙漠風暴,多少酷暑嚴寒,都沒有後退一步。他親身證明,精誠所至,沒有任何困難不能克服;志向堅定,任何功業都能完成。而成功的關鍵,正是因為忘掉別人看重的東西,而看重別人忘掉的東西!
法顯大師四二二年圓寂,享年八十有二。上面這段跋文,既是對法顯一生的高度評價,更為芸芸眾生的生命價值,樹立永恆的標竿。
二百多年之後,這個標竿深深啟發了玄奘。六二九年,廿九歲的玄奘從長安偷渡出境,追尋法顯的足跡,開始另一趟令人心動汗流的留學之旅。
人生有很多選擇。沒有人必須像法顯那樣「乘危履險」。但有時也好奇,在小確幸當道的社會,法顯的故事會被擺在什麼地方?
(作者為中原大學講座教授、司法院前院長)


比麥哲倫早1千年,這個中國人環亞洲旅行,最遠到達北美洲
​​1300年前,洛陽人陳禕(就是玄奘法師),一路上克服了種種艱難險阻,到達印度。他歷時16年時間。 https://tinyurl.com/y443k8oq
然而比唐僧更早,1600年前,就有人去了天竺。
法顯(公元337—422年),東晉僧人。
公元399年,法顯從長安出發,首站到達乾歸國(今蘭州)、經張掖鎮、敦煌,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帕米爾高原,一路沙漠高山無人地帶,到達天竺(印度),路途竟然花了4年時間。5年後,他又去了獅子國(今斯里蘭卡)。
公元412年,法顯開始返程,海路大行程,斯里蘭卡,經馬六甲海峽,印度尼西亞,最後從青島登陸,遊曆三十餘國,後回到了中土。
法顯從陸路出發,海路返回,到達現在的青島,15年終於回到了家鄉。
公元416年,回國後他將這經歷31國的山川風物、社會民情等旅行考察記錄了下來。航行中的氣象,以及路上見聞,海中情況,航行路線等都被他記錄下來,回來寫成了書。
這本書可以說就是航海日誌,令人驚奇的是,當時已經有了海上航線,還是中國的商船。當時的商船很大,三條大船組成船隊。船隊航行不久,因遭遇暴風而迷失方向,經過105天的艱苦航行,於公元412年12月底,到達一國,名叫“耶婆提”。
經學者們研究,“耶婆提”可能是中美洲洛杉磯到墨西哥的耶卡普爾科一帶。如果記錄準確,這是世界上最早到達美洲。
中國古代有不少探險家出行西域,,西漢張騫,三國時朱士行(法號八戒)到達西域,唐僧沒有走海路,明代鄭和沒有走陸上絲綢之路。只有東晉這次出行,海路陸路都有,幾乎環繞亞洲和印度洋。
法顯還是到達美洲的第一人,比哥倫布早了1000年。 https://tinyurl.com/y443k8oq


朱士行法號「八戒」西行取經,比玄奘還早三百多年-漢僧西行求法,朱士行堪稱創始之人-公元250年,天竺僧人曇河迦羅從印度來到洛陽,帶來佛教的戒律,在白馬寺設立戒壇,白馬寺舉行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傳戒法會,有朱士行登壇受戒,中國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漢族僧人/(公元260年),朱士行從雍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又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在甘露六年(261年)到達于闐國/國王終於同意把《大品般若經》經書帶出于闐。於是,282年朱士行的弟子弗如檀等十人,離開西域,將該經送回洛陽。

朱士行(203年-282年),又稱朱子行、朱士衡,法號八戒,潁川人,三國時期魏國佛教僧侶,漢族地區最早的西行求經僧侶,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僧人。
他可能是中國著名古典小說《西遊記》中人物豬八戒的原型。[1]
簡介
朱士行因《僧祇戒本》而皈依羯磨法,並受戒成為比丘。出家後講《道行般若經》於洛陽,後感難以理解,決意西行求原經[2]。甘露五年(260年)從長安赴于闐學習直至身故。[3]期間寫得梵本《放光般若經》。
西晉太康三年(282年)其弟子法饒送回洛陽,元康元年(291年)由無羅叉和竺叔蘭譯為漢文[4]。該經文對漢傳佛教影響深遠[5]。

歷史上的八戒 中國第一位漢族僧人朱士行
文/秦順天
明 丁雲鵬《白馬馱經圖》。(公有領域) 
更新: 2019-07-26 11:04 PM       標籤: 朱士行, 豬八戒, 西遊記
根據史料記載,歷史上確有一位「八戒」,他是一位得道高僧,他西行取經,比玄奘還早三百多年。
朱士行是三國曹魏時期的高僧,公元203年,他出生在河南潁川一朱姓貧寒之家,十幾歲即出家,後來在洛陽白馬寺學佛。三國時期,佛教有了更廣泛的傳播,但當時出家人只是「剃髮」、「染衣」,以示與俗人有別,沒有受戒之說。
公元250年,天竺僧人曇河迦羅從印度來到洛陽,帶來佛教的戒律在白馬寺設立戒壇,白馬寺舉行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傳戒法會,當時很可能是一些僧人集體受戒,但唯有朱士行登壇受戒之事被記載下來,因此,中國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漢族僧人,就被認為是朱士行
洛陽白馬寺全景。(Gisling/Wikimedia Commons)
朱士行法號八戒「戒」的甲骨文是(戈、兵器之意),造字本義指雙手持戈、警惕備戰的意思。八戒全稱「八齋戒」,是佛教為出家男女教徒制定的八項戒條,非常嚴苛,包括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慾、不妄語、不飲酒、不非時食、不打扮及觀聽歌舞、不眠坐華麗之床。受戒後,朱士行都能一一恪守。
朱士行為人「志業清粹,氣韻明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 出家後,他「專務經典」,在洛陽研究佛典,講習《小品般若》。當時距釋迦牟尼涅槃已七八百年,加之語言不通,漢地佛教典籍多口傳翻譯而錄,翻譯簡略,義理不全,錯漏、矛盾之處很多,前後文理無法貫通。聽說西域有完備的《大品般若經》,朱士行便立志西行,誓求梵文原經。
當時與西域的交通略有恢復,從敦煌到西域的道路由原來的兩條增加到三條,這為朱士行西行求法創造了條件。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從雍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又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
沒有隨從、沒有嚮導, 57歲的朱士行只憑一片虔心,在人跡罕至的旅途上,披星戴月,歷經饑渴病苦、艱難險阻。徒步一萬一千多里,他終於穿越了荒漠戈壁,在甘露六年(261年)到達于闐國。
于闐是天山南路南道的東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經由此傳到中國內地。朱士行在那裡如願求得《大品般若經》。那時沒有印刷術,朱士行自己抄寫了九十章,計60萬字的梵本原經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五代壁畫中的于闐國王供養像。(公有領域)
朱士行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人將該經送回漢地。但因于闐國盛行小乘佛教,小乘信徒認為《大品般若經》是大乘,為歪門經書,他們對國王說:「中原僧人以大乘佛經為正典,大王如果准許他們出國,大法正宗即會斷滅,這將會是大王之罪過啊。」國王因此禁止攜帶《大品般若經》出國。
朱士行十分悲痛,請求以焚燒經典為證,國王准許了。於是宮殿前就堆起木柴,以火燒之。朱士行走至火堆之前,發誓道:「若佛法應當流傳漢地,經書不應被燒毀,如若經書不被護佑,但聽天命安排。」立誓後,他就把經典投進火堆,熊熊大火竟很快熄滅,經典未損絲毫。眾人驚異,讚歎佛法的神通廣大。
國王終於同意把《大品般若經》經書帶出于闐。於是,晉太康三年(282年),朱士行的弟子弗如檀等十人,離開西域,將該經送回洛陽
此時,留在異鄉的朱士行已年老體弱,難回故里了。從朱士行西行取經到送經回國,前後長達二十多年。283年,八十歲的朱士行示寂于闐國
按照佛教的慣例,弟子們給朱士行實行「荼毗」儀式。火化之後,柴火燒盡,火也熄滅,朱士行的遺體卻完整無損,有弟子祈求道:「如果師父真得道,請您慈悲示現,如果您已圓滿成就,請您在火中涅盤!」話音一落,但見朱士行的遺體應聲碎裂,變成細微的骨灰和舍利。眾人無不歎服,遂收斂遺骨,蓋佛塔供養。後來,朱士行的弟子法益,從于闐回漢地,就把親眼目睹其師焚化的神蹟流傳開來。
公元291年,朱士行送回的《大品般若經》,被陳留(今河南開封一帶)倉垣水南寺的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合譯為漢文,取名《放光般若經》。
朱士行所傳經典雖只一種,譯出的也不完全,翻譯後仍風行京華,影響很大。中山國派人去倉垣水南寺謄寫,取回經本時,中山王和僧眾具備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謂盛況空前。有心講習者,都奉為圭臬。當時的義學高僧都為之作注或講解,形成兩晉研究般若學的高潮。
朱士行捨身求法,走到了西域,漢地才知道印度佛教有大乘與小乘之分,漢僧西行求法,朱士行堪稱創始之人,他以後,前往西域、天竺取經的高僧代不乏人,經法顯,到三百多年後的玄奘,形成漢僧取經的高峰。
晉道安曾稱讚朱士行:「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為繼矣。」如今,杭州西湖飛來峰東南角的龍泓洞中,有一組 「白馬馱經」的宋代浮雕, 其中有三人拉著兩匹馱經的馬,旁刻「朱八戒」字,「八戒」字是後人改刻的,原刻即為「朱士行」三字


阿富汗挖出古佛經抄本 震驚考古界
10:302019/08/04 
阿富汗挖出古佛經抄本 震驚考古界(示意圖/達志影像)
距離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東南約40公里處,有一個名為Mes Aynak的銅礦區,被認為在公元3至7世紀是一座城市,因此當地政府於2009年,對此進行規模性開挖,日後出土佛塔、佛像及壁畫等文物,而近日甚至挖出佛經抄本,震驚考古學界。
綜合外媒報導,一名法國地質學家於1963年,對喀布爾附近進行研究,發現Mes Aynak曾為巨型宗教聚居,且是連接亞洲及中東的關鍵位置,而經過開挖後,果真出土寺廟建築群、壁畫、400多尊佛像及佛塔,2017至2018年間,又在遺址的山坡上,發現了用梵文書寫在樹皮上的經文抄本。
當地考古局推測,出土地點可能曾有經書典籍的保管設施,也印證了此地曾是繁榮的佛教城市,而解讀抄本的日本佛教大學教授松田和信表示,此抄本寫有大乘佛教的《般若經》及《彌勒下生成佛經》,更指人們普遍認為,玄奘從西域帶回的眾多佛典已被翻譯成漢文。
而協助遺址保護及修復的東京藝術大學客座教授前田耕作指出,能發現初期佛典極為罕見,根據唐代僧人玄奘於遊記《大唐西域記》記載的佛教國家「弗栗恃薩儻那國」,描述「氣序勁寒,人性獷烈……深信三寶,尚學尊德」,推斷Mes Aynak可能為「弗栗恃薩儻那國」,且地理位置相近,因此玄奘7世紀時曾到過此地。
不過較具爭議的是,遺址附近含有大量的銅礦,且阿富汗政府已於2007年,將30年的開採權賣給大陸企業,許多人也憂心遺址是否會受到影響,而阿富汗考古局局長表示,要將遺址全挖掘完畢,還需數十年的時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則強調,遺址保護的重要性,呼籲阿富汗政府應極力保護歷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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