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惡揚善
抑制壞人惡事,表揚好人好事,或只褒揚人之優點,而不揭露其缺點。《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句下唐.章懷太子.注:「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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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惡揚善是一個漢語詞彙,意思是壓制壞人壞事,表揚好人好事。
【名稱】抑惡揚善
【拼音】yì è yáng shàn
【解釋】壓制壞人壞事,表揚好人好事。
【出處】漢 · 劉向《新序》:“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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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文抑武:喝喝酒也能解決大問題
2016-09-30 由 蕭家老大 發表于歷史
揚文抑武:喝喝酒也能解決大問題
人們常說喝酒容易誤事,那是指不知死活的酒鬼,真正的政治家是不會貪杯的,不僅不會,他們往往會借酒說事,把平時不好說出口的事,借著酒說出來,巧妙地化解了大矛盾。「杯酒釋兵權」就是宋太祖趙匡胤喝酒解決大問題的經典範例。
說起大宋王朝的開國,人們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四個大字:「陳橋兵變」。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二,在河南開封東北方向的陳橋驛站發生了一場兵變。許多將士把一件黃袍披在後周大將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的身上,擁立他為皇帝,然後回師京城,要求後周柴氏母子移交政權,趙匡胤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創建了一個長達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一個出生於五代十國之亂世,而能手創一個長治久安之治世的人,其必有一套非凡的本領。竊以為,趙匡胤最大的本領就是善於化解矛盾於無形之中。他雖是軍人出身,卻並不喜歡以打仗來解決問題,而是常常折衝樽俎,在談判桌上尋求解決矛盾的辦法。也就是如今所說的:「要對話,不要對抗」。其實,在政治社會中善於化解各種矛盾的人就是政治家,趙匡胤就是這樣一個善於化解各種矛盾的大政治家,而「杯酒釋兵權」正是這位大政治家化解矛盾的經典之作。
「杯酒釋兵權」是趙匡胤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同時避免類似澶州兵變和陳橋兵變的歷史重演,防止手握重兵的軍將也搞「黃袍加身」的把戲,從而篡奪自己的政權,因而通過在一次酒宴中發表意見,威脅利誘雙管齊下,暗示高階軍官們交出兵權。為了化解將軍們為建國立下的汗馬功勞與交出兵權之間的矛盾,趙匡胤就在這次酒宴上,借酒上演了一出堪稱化解矛盾的上乘經典之作。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與漢高祖、明太祖大殺功臣之舉相比較,歷來被史家視為寬和的典範。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趙匡胤有一天召趙普問道:「從唐朝末世以來數十年,皇帝已經換了八個家族了,戰爭頻繁,不休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朕想停止天下兵戈,使國家長治久安,如何才能做到?」趙普回答:「陛下講的這事,是天地人神之福啊。造成天下的混亂,非別的原因,就是藩鎮的權力太大,君弱而臣強罷了。而今要想解決這樣的問題,唯有削弱藩鎮的權力,限制他們的財政,將他們的精銳的軍隊沒收,這樣天下就會太平了。」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趙匡胤退朝後,留下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五員大將晚宴。趁酒酣耳熱之際,趙匡胤屏退左右,對軍將們說:「我若沒有諸位,也當不了皇帝。現在先敬你們一杯,表示我的謝意。不過做皇帝也不容易,雖然我貴為天子,還不如做節度使的日子快樂。當了皇帝之後,我終日總是心裡不安,夜裡也沒有好好睡過覺。」諸將驚問為什麼?趙匡胤說道:「這不很簡單嗎,請問誰不想坐我這個位置!」此話令石守信等人大驚失色地說:「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誰還敢再有異心?」趙匡胤說道:「你們當然不會有這種想法,但是你們能保證自己的部下嗎?如果他們貪圖富貴,有朝一日以黃袍披在你的身上,擁戴你當皇帝。縱使你不想造反,還由得著你們嗎?」
石守信等將領更加惶恐了,跪下磕頭,哭著說:「臣等愚昧,不知道此事該怎麼處理,還請陛下可憐我們,指示一條生路。」 趙匡胤這才從容不迫,藉機表達了自己讓他們放棄兵權的想法,並說:「人生苦短,猶如白駒過隙,大家拚命追求富貴,無非是想讓自己晚年日子過得舒服一些,子孫長期有飯吃而已。我看你們不如辭去軍職,交出兵權,選個好地方去當不帶兵的大官,多積一些金銀錢財,多買一些良田美宅,傳給後代子孫。家中多置歌妓舞伶,飲酒相歡,以娛晚年。我再與你們結成兒女親家,君臣之間,兩不猜疑,上下相安,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諸將們紛紛表示感謝說:「陛下能為我們想得如此周到,對我們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謝謝陛下!」第二天,各位將軍就寫報告稱病辭職,交卸兵權,趙匡胤一一敕准,並且給予他們優厚的退休金。就這樣,通過兩次宴會,一批舊軍人和一批舊藩鎮的軍政大權都交給了新選拔出來的文臣。
「杯酒釋兵權」的圓滿成功,不僅有利於國,有利於民,對趙匡胤與那些被釋兵權的將領來說,也是「雙贏」。那些將領大都是趙匡胤的鐵哥們,對於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認知,他們的想法,趙匡胤無不瞭然於胸,所以設計出了化解矛盾的最佳「雙贏」方案。那些將領雖是大老粗,但都是老兵油子,算盤還是打得來的,利弊還是會權衡的。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能夠成功,不是因為他奸詐狡猾,而是由於他善於化解矛盾的明智。這種明智。正是後來的執政者應該好好學習的。
「杯酒釋兵權」以後,藩鎮割據的現象是消除了,國家政權是鞏固了,人民生活是安定了。但是,軍隊中的「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的危險現象卻逐步顯露了出來,這給後來國家軍隊的建設帶來了極大的隱患。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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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家法
趙匡胤制定的祖宗家法,只有四個字,卻成了宋王朝積弱的根本原因
2017-04-13 由 唐風宋月 發表于歷史
翻檢史籍,發生在兩宋年間的兵變之事有數百起之多。究其原因,北宋年間的兵變與其軍制有關。
此起彼伏的兵變說明,兩宋王朝經濟繁榮的背後步履維艱。北宋王朝所實施的募兵制度,是從晚唐、五代繼承而來的。趙匡胤立國之初賦予了新鮮內容,宋的募兵之制與五代軍制又有不同。多了一個「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指導方針,這八個字的貫徹落實夯實了宋王朝三百年基業。
史載:太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事可以為百代之利者。普等屢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於太祖。
太祖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趙匡胤利百代的安天妙策說穿了也並沒有什麼稀奇之處,就是把失職獷悍之徒收編在軍隊之中,不但讓這些社會閒散人員成了政府制度下的工具,而且消弭了大量的潛在不安定因素,相應的政權也增加了保險係數。
趙匡胤之後歷代統治者,對祖宗制度精義所在深有體悟。有宋一代,都把荒年募兵作為祖宗之法繼承的。
有一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的——宋太祖一朝開寶年間,禁軍計有十九萬三千,廂軍十八萬五千;宋太宗至道年間時期,禁軍計有三十五萬八千,廂軍計有三十萬八千。
本來,中央禁軍人數與地方廂軍人數相差無幾,是為相互制約的。趙光義在位時期的禁軍人數多過地方廂軍六萬,說明趙光義更加強了中央集權,與趙匡胤相較,他內心更欠缺自信與從容。
在兄長逝後的二十多年後,宋軍的總兵力就達到了六十餘萬之多。出現這種情形,不能簡單的視作是社會安定,人口得到恢復的結果。軍隊數量雖然出現了巨大的增長,然而戰鬥力與趙匡胤一朝時期相比卻下降了許多。有許多時候,人多就會勢眾,力量因此而變大與否未必。在與契丹、党項民族的沙場爭鋒時,宋軍總是敗的狼狽之極,其中原由值得深思。
到了北宋中期仁宗一朝時候,北宋的軍隊數量更是多到了令人咋舌的一百四十萬之眾。之後這個數字逐漸回落,《水滸》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徽宗一朝,說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根本經不起推敲。不但林沖查無此人,而且徽宗一朝禁軍根本沒有八十萬。人們習慣把文學當歷史,實在是令人無語。
趙匡胤始料未及的是,他獨創的荒年募兵制度,卻令宋王朝軍隊墮入了兵越多、越敗的慘,敗的越慘、越募的兵多的惡性循環。他引以為豪的利百代之策其實是造成兩宋積弱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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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製”、“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後世帝王對其開國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態,也力圖總結並繼承他們的治道家法
在家國同構的封建政體下,家法族規作為“準法律規範”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形成家法補充國法、國法混同家法的獨有的歷史現象。“祖宗家法”之類說辭儘管宋代最盛行,卻非宋代所獨有。宋朝統治者充分吸收唐、五代弊政的歷史教訓,為了嚴密防範文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專權獨裁,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權、兵權、財權、立法與司法權等的“祖宗家法”。“祖宗家法”並不是一種固定具象、條目清晰的實體;而是諸多規定背後起制約作用的一種軌範,一種反映宋代製度文化的精神性內核,反映著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體心目中的一種理念。隨著時代推移,尤其是從北宋後期開始,百來年的前規後矩相繼納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使其內容十分駁雜龐大,外延邊際也越發模糊。這一提法受到形勢變化帶來的各種壓力,處於不斷修正、不斷解釋、不斷更新再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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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丧心病狂刘老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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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就可以了。鄧先生認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祖宗家法”),是一核心精神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既包括貫徹維繫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從根本上講,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交匯作用的結晶;其出發點著眼於“防弊”,主要目標在於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應該說,“祖宗之法”是趙宋多年以來動態累積匯合而成的。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實上既非預先完整制訂,甚至也並非完成於太祖太宗兩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觀構想的結果,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經過不斷的融匯、確認而豐富起來的。這段話已經足夠回答你提出的問題了,但假如你看完之後覺得有點難以理解——那麼那麼我嘗試著做一點微小的工作,盡可能的在五六分鐘的時間裡讓你快速的了解一下“祖宗之法”是個什麼東西、又是怎麼形成的。拿一個今天的概念來類比的話,所謂“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大宋特色的太祖思想與太宗理論”,是北宋政治舞台上最高的指導思想。然而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大宋並沒有出版過什麼“趙匡胤語錄”跟“趙光義文選”一類的東西,所以這時候士大夫們就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緩慢地、逐步地​​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變相的成為了"祖宗之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祖宗之法”興於真宗朝,盛於仁宗朝。這事本身很好理解,趙匡胤跟趙光義都不是老實的主,他倆更喜歡定規矩,可到了真宗這,他從能力和野心上來講都遠不如他的前兩任,而大宋當時已經進入了一個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眼瞅著國家富強自己想玩點什麼就能玩什麼,那乾嘛還非要折騰呢?所以到了真宗這塊,他開始求穩了。這種求穩的思想在澶淵之盟後逐漸到達了極致——連北宋最大的邊患都已經被暫時解決了的話,那麼顯然和平與發展就是當時北宋的唯一要務,因此真宗以及朝中一票官員都開始趨向保守,而大臣的奏章中也開始越來越多的出現"國朝故事"及"祖宗舊典"這類的說法。然而真宗死了。仁宗繼位了,可仁宗年紀太小,所以劉娥作為太后垂簾聽政,掌握了大宋的最高權力。士大夫們忽然發現了這樣兩個問題:第一,仁宗年紀很小,他需要不斷的接受大臣的教導,此時正是塑造他三觀的大好時機。第二,劉娥雖然又聰明又強勢,然而卻是后妃出身,這意味著她必然對朝中政治上的許多“故事”與潛規則一無所知。事情到這裡就開始變得有意思了,劉娥作為一個太后,能公開反駁老趙家的“祖宗家法”麼?不能。那麼下一個問題是,老趙家的“祖宗家法”,是一套成文法麼?不是。大家開竅了:雖然“祖宗家法”說的是太祖太宗他們那會的事,可問題是,太祖太宗他們做過的事兒跟說過的話實在是太多了啊!這就意味著只要有心尋章摘句,你幾乎能給任何事情都找到理論依據。在這方面,皇帝肯定是遠遠不如這些士大夫的。因此到了仁宗朝,大家忽然一下開始愛上了祖宗家法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續資治通鑑長編“祖宗之法”發展到了巔峰的表現就是,大臣們不管上疏說點什麼都得把祖宗之法掛嘴邊上——就好比今天咱們在機關寫點東西,多半要拿一句在“中特社思想的指導下,我們BLABLABLA”作為開頭。而在劉娥死後,在大臣們細心教導下成長起來的仁宗皇帝也順利的接受了這個設定。"祖宗法不可壞也。"——宋仁宗經過仁宗與大臣們的共同努力,“祖宗家法”在大宋的地位被徹底的確立了下來。而考慮到“祖宗家法”並不是一套成文法,所以擁有了對祖宗家法解釋權的士大夫們的地位也自然水漲船高了。那麼既然如此,士大夫們在對“祖宗家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故意歪曲、甚至是偽造所謂的“祖宗故事”呢?咱們拿“祖宗家法”的一個核心思想:“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為例,我在下面這個回答裡詳細的辨別了“宋朝不殺士大夫”這事的真偽。宋朝不殺士大夫嗎?​www.zhihu.com然而有意思的是,“祖宗家法”裡,“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卻是極為核心的一條指導思想,那麼問題來了:趙匡胤自己就乾掉了八十多位大臣,難道這些士大夫們不知道這事麼?(趙匡胤)共誅殺臣子八十八人,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賂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琳侯、州刺史,下至指揮使、監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當然知道。可考慮到大家工作難免都有出現差池的時候,難道要跟皇帝說,太祖那會玩忽職守、貪污受賄就懟死,皇帝您千萬遵循祖宗故事,以後我們出了問題也別手軟麼?顯然,腦子稍稍正常一點的人類都不會這麼幹,大家更喜歡說皇上,雖然XX貪贓枉法、玩忽職守,然而考慮到咱們大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您還是給他貶了算了。於是“祖宗之法”就這樣演變成了維繫皇帝與士大夫利益的一套指導思想、政治理念乃至案例法,而在大宋國力強盛的時候,這套東西是相當有用的,它很好的協調了士大夫與皇帝之間的利益,限制了皇權,促進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有勇氣說出“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種話的根本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士大夫們在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以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團,它也促成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更為日後北宋改革的失敗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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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丧心病狂刘老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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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就可以了。鄧先生認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祖宗家法”),是一核心精神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既包括貫徹維繫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從根本上講,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交匯作用的結晶;其出發點著眼於“防弊”,主要目標在於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應該說,“祖宗之法”是趙宋多年以來動態累積匯合而成的。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實上既非預先完整制訂,甚至也並非完成於太祖太宗兩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觀構想的結果,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經過不斷的融匯、確認而豐富起來的。這段話已經足夠回答你提出的問題了,但假如你看完之後覺得有點難以理解——那麼那麼我嘗試著做一點微小的工作,盡可能的在五六分鐘的時間裡讓你快速的了解一下“祖宗之法”是個什麼東西、又是怎麼形成的。拿一個今天的概念來類比的話,所謂“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大宋特色的太祖思想與太宗理論”,是北宋政治舞台上最高的指導思想。然而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大宋並沒有出版過什麼“趙匡胤語錄”跟“趙光義文選”一類的東西,所以這時候士大夫們就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緩慢地、逐步地​​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變相的成為了"祖宗之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祖宗之法”興於真宗朝,盛於仁宗朝。這事本身很好理解,趙匡胤跟趙光義都不是老實的主,他倆更喜歡定規矩,可到了真宗這,他從能力和野心上來講都遠不如他的前兩任,而大宋當時已經進入了一個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眼瞅著國家富強自己想玩點什麼就能玩什麼,那乾嘛還非要折騰呢?所以到了真宗這塊,他開始求穩了。這種求穩的思想在澶淵之盟後逐漸到達了極致——連北宋最大的邊患都已經被暫時解決了的話,那麼顯然和平與發展就是當時北宋的唯一要務,因此真宗以及朝中一票官員都開始趨向保守,而大臣的奏章中也開始越來越多的出現"國朝故事"及"祖宗舊典"這類的說法。然而真宗死了。仁宗繼位了,可仁宗年紀太小,所以劉娥作為太后垂簾聽政,掌握了大宋的最高權力。士大夫們忽然發現了這樣兩個問題:第一,仁宗年紀很小,他需要不斷的接受大臣的教導,此時正是塑造他三觀的大好時機。第二,劉娥雖然又聰明又強勢,然而卻是后妃出身,這意味著她必然對朝中政治上的許多“故事”與潛規則一無所知。事情到這裡就開始變得有意思了,劉娥作為一個太后,能公開反駁老趙家的“祖宗家法”麼?不能。那麼下一個問題是,老趙家的“祖宗家法”,是一套成文法麼?不是。大家開竅了:雖然“祖宗家法”說的是太祖太宗他們那會的事,可問題是,太祖太宗他們做過的事兒跟說過的話實在是太多了啊!這就意味著只要有心尋章摘句,你幾乎能給任何事情都找到理論依據。在這方面,皇帝肯定是遠遠不如這些士大夫的。因此到了仁宗朝,大家忽然一下開始愛上了祖宗家法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續資治通鑑長編“祖宗之法”發展到了巔峰的表現就是,大臣們不管上疏說點什麼都得把祖宗之法掛嘴邊上——就好比今天咱們在機關寫點東西,多半要拿一句在“中特社思想的指導下,我們BLABLABLA”作為開頭。而在劉娥死後,在大臣們細心教導下成長起來的仁宗皇帝也順利的接受了這個設定。"祖宗法不可壞也。"——宋仁宗經過仁宗與大臣們的共同努力,“祖宗家法”在大宋的地位被徹底的確立了下來。而考慮到“祖宗家法”並不是一套成文法,所以擁有了對祖宗家法解釋權的士大夫們的地位也自然水漲船高了。那麼既然如此,士大夫們在對“祖宗家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故意歪曲、甚至是偽造所謂的“祖宗故事”呢?咱們拿“祖宗家法”的一個核心思想:“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為例,我在下面這個回答裡詳細的辨別了“宋朝不殺士大夫”這事的真偽。宋朝不殺士大夫嗎?​www.zhihu.com然而有意思的是,“祖宗家法”裡,“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卻是極為核心的一條指導思想,那麼問題來了:趙匡胤自己就乾掉了八十多位大臣,難道這些士大夫們不知道這事麼?(趙匡胤)共誅殺臣子八十八人,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賂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琳侯、州刺史,下至指揮使、監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當然知道。可考慮到大家工作難免都有出現差池的時候,難道要跟皇帝說,太祖那會玩忽職守、貪污受賄就懟死,皇帝您千萬遵循祖宗故事,以後我們出了問題也別手軟麼?顯然,腦子稍稍正常一點的人類都不會這麼幹,大家更喜歡說皇上,雖然XX貪贓枉法、玩忽職守,然而考慮到咱們大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您還是給他貶了算了。於是“祖宗之法”就這樣演變成了維繫皇帝與士大夫利益的一套指導思想、政治理念乃至案例法,而在大宋國力強盛的時候,這套東西是相當有用的,它很好的協調了士大夫與皇帝之間的利益,限制了皇權,促進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有勇氣說出“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種話的根本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士大夫們在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以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團,它也促成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更為日後北宋改革的失敗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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