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富而行其德之「商聖」范蠡
作者：劉曉
范蠡像（公有領域）
更新: 2019-06-06 2:43 PM       標籤: 范蠡, 中華商道, 經商, 商聖
在中國歷史上「臥薪嘗膽」的故事，很多人都不陌生，故事說的是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為了一雪被吳國打敗、被迫前往吳國為僕的恥辱，在被釋放回國後，每天都要嚐一嚐苦膽，以不忘所遭受的痛苦。最終，臥薪嘗膽的勾踐在幾位重臣的輔佐下，國立日益強盛，打敗了吳王，成為春秋最後一代霸主。
在輔佐勾踐成就霸業、為其出謀劃策的重臣中，有一位叫范蠡。出生在楚國宛的范蠡，雖出身貧賤，但年輕時就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無所不精，但卻不被楚國當權者賞識，因此與好友文種一起投奔了勾踐，並受到了重用。
在越王成就霸業後，深諳勾踐品性的范蠡選擇了功成身退。他帶著家人、弟子，輾轉來到了齊國，並將自己的姓名改為「鴟夷子皮」，意思是「有罪被放逐的盛酒的皮囊」，目的或者是為了打消當地人的疑慮。眾人在海邊結廬而居，並墾荒耕作，同時兼營商業。沒過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的家產。
富裕起來的范蠡並沒有不仁，而是仗義疏財，行善鄉里。齊王聽說後，將其請到國都，拜其為相國。范蠡感嘆道：「居官至於卿相，治家能至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徵兆。」於是，當了三年相國後，范蠡再次急流勇退，辭官並散盡家財而去。
此後，范蠡攜全家來到了陶（今山東定陶西北）這個地方。陶地東臨齊國魯國，西接秦國和鄭國，北通晉國和燕國，南連楚國和越國，是絕好的經商之地。范蠡在此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開始治產。幾年之間，范蠡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陶是地名）。
仇英《清明上河圖》
范蠡在陶地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開始治產。圖為明 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公有領域）
范蠡為何經商屢獲成功呢？首先他重視誠信經商。他強調：「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意思是要合理地貯存商品，加速資金周轉，交易貨物時要保證質量，不能以假冒偽劣商品欺騙他人。腐敗的食物絕不能存留，以免進入市場。商家要遵守商業承諾，不囤積居奇，不坐地起價。
為了保證商品的質量，范蠡提出進貨時一定要嚴格把關：「貨物要面驗，濫入質價減」、「優劣要細分，混淆耗用大」、「貨物要修正，散漫查點難」等。
民間還流傳著這樣一則關於范蠡誠信經商的故事。一次范蠡資金不足，周轉發生了困難，於是向一個富戶借了十萬錢。一年後，富戶帶著不少借據出門討債。不料包裹掉到水中，幾十萬的借據和路費都沒了。萬分沮喪的富戶找到了范蠡家，說明了原委。在沒有借據的情況下，范蠡連本帶息將錢還給了富戶，還額外贈送富戶一筆路費。富戶感激涕零。范蠡的仁心和誠信由此廣播天下。後來，范蠡在擴大生意缺少資金時，都有富戶主動上門幫助范蠡。
其次，范蠡重義輕利、富而好德。在十九年的經商期間，他曾經三次賺到錢財千金，而他兩次都把這些錢財分給貧賤的朋友和遠房的本家兄弟。
此外，他還無條件地把經營的經驗、養殖的技術等傳授給別人。比如《齊民要術》中曾記載魯國一個叫猗頓的貧窮之士向范蠡請教致富之術，范蠡就讓他養五種家畜。果然，猗頓很快致富。
范蠡認為，只有米穀價平，農工商才皆可獲利。圖為房梁彩繪畫《耕織圖》之進糧倉。（公有領域）
第三，范蠡有著敏銳的商業眼光。比如，他認為由於供求上的有餘和不足，促使物價有貴賤變化，因此，應隨時掌握社會餘缺及需要。比如，他認為農、工、商三業，均有各自的重要地位，但又相互關聯，只有米穀價平，農工商才皆可獲利，這是治國理財的大道。再如，他懂得要及時周轉囤積貨物，物貴時要及時出手，物賤時要及時買進等等。
范蠡83歲時，由子孫後代持家。子孫們都依據其方法，繼續打理著生意，達到了家財萬貫的程度。當地及後世的人們，在談論推崇富有之人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陶朱公，並對他讚不絕口。現在仍有不少的商號，把「陶朱事業」的字匾掛在店內，以示他們從事的職業像陶朱公那樣有商道：富而行其德！
對於范蠡，史學家司馬遷稱其「三遷皆有榮名」。世人稱讚他：「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也因此被稱為「商聖」。@*#

"陶朱事業，端木生涯",這是舊時中國商人常常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掛八個大字。
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范蠡，吳越爭霸時，范蠡為越國大將軍。吳國被滅後，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陶朱公。據說范蠡離開越國時還帶走了那位傳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遙快活。
端木指的是孔子的七十二賢人之一的端木賜，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傑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從許多意義上來說，如今的商人確實應該視子貢為榜樣。不過，該學習的不僅是子貢的經商才能，還有他博學的知識與仁愛的品德。
“陶朱事業，端木生涯”,這是舊時中國商人常常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掛八個大字。
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范蠡，吳越爭霸時，范蠡為越國大將軍。吳國被滅後，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陶朱公。據說范蠡離開越國時還帶走了那位傳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遙快活。
端木指的是孔子的七十二賢人之一的端木賜，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傑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從許多意義上來說，如今的商人確實應該視子貢為榜樣。不過，該學習的不僅是子貢的經商才能，還有他博學的知識與仁愛的品德。
涉及人物
端木--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春秋末衛國人。小貢孔子31歲，出生在一個商人家族。他17歲從學於孔子，一邊學習，一邊出仕，一邊經商。他的學問非常出色，是孔門言語科最優秀的的學生，史書記載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被稱為“孔門十哲之一“。他的政治才幹也非常出色，有“有幹濟才，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之相。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馬遷作為有遠見卓識的史學家，在《史記》中甚至認為孔子的名聲之所以能布滿天下，儒學之所以能成為當時的顯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子貢推動的緣故。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寫道：“七十子之徒賜(子貢)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恩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候，所至，國君無不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執而益彰乎?”《史記·孔子世家》曾載孔子困陳蔡，絕糧，情形十分危急，而當時孔子門徒個個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是“子貢使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對子貢在理財經商上的卓越天賦和成就，《論語·先進》載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殖焉，臆則屢中。”意思是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卻窮的丁當響，連吃飯都成問題，而子貢不安本分，去囤積投機，猜測行情，且每每猜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大意是：子貢善於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從賤買貴賣中獲利，以成巨富。由於子貢在經商上大獲成功，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相當的筆墨對於位商業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經濟發展上所起的作用。
端木賜晚年居齊，直至終老。唐玄宗時追封“黎候”;宋真宗時又追封為“黎陽公”，後又改稱“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子貢和他的老師孔子一樣彪炳丹青帛，綿澤後世。
那么子貢作為商業鼻祖，成為商人頂禮膜拜的聖人，其最突出的儒商特質是什么呢?據有關史料記載有以下幾點：
一是 善於溝通
子貢擅長語言表達與溝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受業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厓伯牛，仲弓。政事：厓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連老夫子也稱“賜敏賢於我。”可見他的語言表達能力之強。要知道，田常作亂齊國，聚重兵伐魯，當時魯國的情形十分危急，孔子召集弟子，說：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意思是：魯國是祖宗陵墓，父母所在的祖國啊，現在國難當頭，誰可以出而救國難於為難之秋呢?史書記載：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既說明了孔子的知人善用，也足證了子貢的溝通能力之強，在孔子心目中遠在他最倚重的弟子顏淵、最鍾愛的弟子子路等人之上。也正是他憑藉三寸不亂之舌，縱橫列國，乃至取得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外交成果。其外交才能比之晚期百餘年以縱橫家傳世張儀、蘇秦等人毫不遜色。
二是善於學習
端木賜拜孔子為師，為以後如何經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孔子是儒家的鼻祖，精通“六術”，他對經商有自己的看法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義以求利”。他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端木賜遵循老師的教導，在儒士的明“義”和商人的求“利”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之間打開了溝通的渠道。論語中記載了子貢問學於孔子多達24處。從修身、為政、處世、交友、論人到徵詢老師對自己的評價，不一而足。而且他所問的問題都很實際，且具有一定的水準，以至於孔子的回答成為經典。言必信，行必果;貧而樂，富而好禮;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過猶不及;行己有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累累若喪家之狗等均出於子貢與孔子的對話。可見，好的問題，實際上提問者對答疑者的恩賜，因為他可能幫答疑者將散亂的思想找到串起來的主線，讓一盤碎珠，串成美輪美奐的傾城之鏈。我們前邊所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際上就是得於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的問題。其他諸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智者知人，仁者愛人”的提問則更為高明，這不是老夫子其他的學生所能夠企及的。
三是重情重義
史書記載子貢在終身侍奉孔子的學友子路過世以後，便承擔起侍奉老師的責任起來。孔子探望病中的孔子，老人正在拄著拐杖在門口散步呢，看到子貢說：“賜，汝來何其晚也。”這句話表面是嗔怪子貢來的晚，實際上是老人這時如深海夜行的孤寂心靈看到前方搖曳的燈塔之光而發出的欣喜之聲，也表明了老人在心靈上對這位自己稱讚為“瑚璉之器”弟子子貢的依賴。因嘆而歌，悲喜涕下，後七日乃卒。孔子弟子三千，而子貢有幸成為陪伴老人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見，他對老人的真誠。如果到這裡子貢與孔子的故事就告一段落的話，已經讓我們足夠感動了。可是，另據記載：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意思是，在老師過世三年之後，守靈的弟子們收拾行囊準備離開。向子貢行揖禮辭行(我的看法是繼顏淵，子路辭世，冉有、宰予等人死於非命以後，子貢儼然成為同學們德行最高，恐怕也是年齡最長的學兄(史書記載：子貢小孔子三十一歲。有史可查孔子的弟子門人中年齡長於子貢的有11 人，已經過世的諸弟子包括我們前邊所說得，還有一些史書或有記載或失於記載。)所以大家會入揖於子貢，向子貢行揖禮道別。(揖禮：禮記記載揖禮在三代之禮中屬於上行之禮，受禮者無須回禮。)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淚眼摩娑，痛苦失聲。而子貢則回到靈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獨居守靈達三年，才依依不捨的離開。簡單而言孔子過時後門人弟子守孝三年，而子貢守孝達六年之久。要知道孔子娑推崇的三代之禮，父母過世，守靈也不過三年。要知道在孔子看來“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也算是孝了，而子貢守孝六年。不可謂不孝矣。不可謂不重情重義也。試想我們今人，直系親屬過世請假也不過7天;我不知道是進步，還是人類情感的退步。有人說，現在生存壓力這么大，這是不能比的。我無話可說。只是，提醒諸位相對於其他的門人弟子，子貢並不是純粹的文人，他既做過魯衛兩國的相，有是一位“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的商人。顯然，他應該比其他的同學更有理由三年而辭，也比其他的同學更看重時間的價值。而他做到了三年而後歸。難道不值得我們擊節而嘆嗎?
四是 經營有道
前文我們提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貨殖列傳序》分別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可見子貢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找到了一條成功的道路。這條路具體說來便是從事貨物販賣以謀利。他能夠捕捉商機，且堅持人棄我取，賤入貴出的經營策略，從而達到了亦官亦商，以儒亦商最高的儒商境界。也可以說子貢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官一體的儒商。要知道在當時的時代，商業的地位還是非常低賤的，是哪些達官貴人們所不屑一顧，子貢下海的勇氣和魄力遠見顯然令我等佩服之至。但是，我更傾向於子貢之所以選擇亦官亦商，是懷著“有博施於民而濟眾的理想，也是懷著弘揚老師的絕學，發揚老師的事業的志願身體力行老師的學說，繼承發揚老師的衣缽。從政，是實踐老師政治理想，慰藉老人周遊列國，行教四方途中，楚狂接輿，荷杖老人，路戲小兒，對老師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讓老人倍受打擊而感嘆：吾道不行，知之矣的傷感;慰藉老人被人成為喪家之狗，而不得不自嘲“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的無奈與心酸。經商，是為了“以身證道”讓老師的學說得以更好的傳播，證明老師學說的功用，從而使老師名揚天下。“德潤身，富潤屋，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豈不是子貢的寫照。一千多年後，宋朝的張橫溪張載的“為往聖續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用於評價子貢我覺得也不為過。
作為一名商人，子貢無疑是成功，儘管他“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似乎並不夠圓滑，但是，“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對於子貢的人際關係能力情商之高連老夫子也自嘆弗如。僅此一點，在那個時代足夠了，足以使他“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和他的老師一樣彪炳丹帛，綿澤後世了。
陶朱--范蠡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國宛邑人。他是中國古代商人的聖祖，人稱陶朱公。
范蠡看到越王勾踐運用計然的理論治理國家，使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十分感慨地說：“計然的策略有七種，越國只動用了其中的五條就取得了如此滿意的效果，我打算也用這些策略來發家致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范蠡改換姓名，到了齊國就化名為鴟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為朱公，乘坐扁舟往來於江湖之中，從事商業經營活動。
范蠡認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種商品有各樣的用途，發生戰爭需要軍備，日常生活需要各種貨物。透徹了解這些情況，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規律。作為生意人，要懂得儲備各種貨物——乾旱時期要生產舟船，洪水時期要備好車騎。農業生產變化無常，豐收時要多留儲備糧，以備災荒時用。糧食價格要保持合理標準。糧價低，農民受害，失去種田積極性，田園荒蕪，雜草叢生;糧價高，商人沒有收購能力，糧食賣不出去。只有讓農民和商人都得利，糧食交易市場才能興旺。這既是商經，也是治好國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質量要完善無疵，手中的資金要不停地周轉。買賣貨物，要注意其特點，易腐敗的食品不要久留，儘快脫手。只有掌握了市場的供求情況，知道哪種商品過剩，哪種商品短缺，才能對其價格貴賤了如指掌。凡商品貴到極點必反賤，賤到極點必反貴。掌握住這一規律，對於貴的商品也可以像對待糞土似的儘快出手，對於賤的商品則可視如珠玉一樣收取過來。經商者手中的資金不要閒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樣運轉流通。
范蠡提出六個經商思想：
一是預測行情，窺其先機。春秋末期，自由經營的私商興起，他們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在複雜多變的市場形勢下，要獲利賺錢，就必須重視市場行情的變化，揣度商品供求和價格的變化，以便採取有針對性的對策。范蠡是那時善於預測行情、敏於掌握時機、在經營上取得極大成功的代表。
二是貴賤復反，賤買貴賣。范蠡認為，貨物的時賤時貴是會有一定規律的，五穀賤貴在一定條件下會向相反方向轉化，物極必反，物之多少，價之貴賤，會向其反面轉化。他運用計然“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的觀點經商，看到市場上某種貨物上漲，就會刺激人們生產出更多的這種貨物，生產這種貨物過多了，賣不出去，價格就會跌落下來，反之亦然。貨物價格的貴賤與貨物的“有餘”和“不足”是有著密切關係的。因此，他認為具體從事經商的人應該在某種貨物價格昂貴時，就要像對待糞土那樣，趕快賣出去，從賤買貴賣的經營中獲利。
三是完物上種，質高貨真。商品是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重性的。商品的質量是指商品效用的好壞，即使用價值的高低。效用好，使用價值高的，質量就佳，反之就是劣。商品的質量關係到生產者、商人本身的信譽和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也關係到消費者的切身利益。當時當私營個體手工業者大量興起以後，范蠡就引用計然之策，提出“務完物”的口號，要求質高貨真，他強調貯藏貨物要完好，並提出“腐敗而食之貨勿留”，以免浪費或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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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倒買倒賣，一般地說低價買進轉手高價賣出以牟利。就是以盈利為目的買進賣出， 或者從甲地買進，到乙地賣出。這無論在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條件下，都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提高和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在計劃經濟時期，商品流通全部掌握在政府手裡，人民私底下的商品流通是不被允許的，倒買倒賣的說法，其實是在計劃經濟時期一種對現在很正常的經濟活動的貶性說法。
1.它包括轉手緊俏物資、長途販運等。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倒買倒賣有合法與非法之分。
2.違反國家關於流通領域的法規和政策，利用商品物價落差，私自買入賣出的行為。 [1] 
概況
所謂倒買倒賣，一般地說，就是以盈利為目的買進賣出， 或者從甲地買進，到乙地賣出。這無論在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條件下，都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過去我們之所以否定所謂倒買倒賣， 主要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好多東西用行政性命令規定，只准國營，不允許私人或其他經濟成分。誰搞了這些東西的經營，誰就成了被人人批評的倒買倒賣，甚至會受到法律的查處。現在我們的市場這樣活躍，各種商品琳瑯滿目，豐富多彩，這正是允許多方面倒買倒賣並開展公平競爭的結果。
至於所謂的投機倒把， 要比倒買倒賣更複雜一些。它除了也是以盈利為目的以外，主要是指某些買空賣空的行為。即一般情況下這些人手裡並沒有掌握多少實際的東西，主要是通過對市場的觀察分析，預測一定時期的供求和價格走勢，抓住機會，用合同的形式大宗買進或賣出某種商品，買空賣空搞不好也有可能虧損，其風險一般是比較大的，所以往往被人們稱之為投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於什麼都必須由國家計劃安排，這種現象當然是不允許存在的。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不違法就應該允許其存在。因為，如果沒有一定投機者的存在，我們的有些市場，如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就發展不起來。
所謂倒買倒賣，就是以盈利為目的低價買進商品後，在高價賣出， 或者從甲地買進，到乙地賣出，從中牟取利潤
國語注音：ㄉㄠˋ　ㄇㄞˇ　ㄉㄠˋ　ㄇㄞˋ
注音 ㄉ ㄠ ˇ ㄇ ㄞ ˇ ㄉ ㄠ ˇ ㄇ ㄞ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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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鱗，指龍喉下倒生的鱗片。批逆鱗引申為直言諍諫。參見「嬰鱗」條。《戰國策．燕策三》：「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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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ㄆㄧpī逆ㄋㄧˋnì鱗ㄌㄧㄣˊlín
逆鱗，指龍喉下倒生的鱗片。批逆鱗引申為直言諍諫。參見「嬰鱗」條。
《戰國策·燕策三》：「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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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解釋-批：觸；逆鱗：傳說龍喉下的鱗是逆向的，觸摸容易觸怒。比喻臣下敢於直諫觸犯君主或弱國觸犯強國
典故出處-西漢·劉向《戰國策·燕策》：“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逆鱗哉！
批：觸；逆鱗：倒生的鱗。觸犯了龍喉下的逆鱗。比喻臣下直言勸諫，觸犯君主。也比喻弱國侵犯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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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之智慧
衍慈法師
你看過「當和尚遇到鑽石」一書嗎？此書帶給人們智慧的啟示。略說有如下幾點：
營商之道有三個原則，也是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考慮的三個重要問題：
（一）要做生意就要成功，就得賺錢。
（二）我們應該能夠享用賺到的金錢。
（三）在最後回顧自己的事業時，可以告訴自己這些年來的經營是有意義的。
要賺錢是社會人普遍性存在的觀念，有人會問：佛教對錢怎樣看法？其實在佛教之教義裡，金錢本身沒有罪過，問題是我們有沒有用乾淨、誠實的心去賺錢，又有沒有用健康的態度來看待自己所擁有的金錢。其實，賺錢與修行絕對沒有衝突，它更可以成為修行的一部分。
創造財富的過程不應該讓身心俱疲，以致無法享受財富，為了做生意而忽視自己的健康，這完全失去了經商之目的。許多人為了賺取金錢，付出莫大代價，失去了身心的健康和快樂，這樣的人生又有何意義呢！
充滿智慧的《金剛經》，用緣起性空的道理來說明、舉證、指引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商場，覓得喜悅和快樂，它的秘訣在於我們時刻不忘植入八識田中，良好之銘印，即善種子。如何去培養優良之銘印？可總結為以下七個方面：
（一）為了事業飛黃騰達，財源廣進，你必須保持慷慨、大量的心態，以便在潛意識中植入優質之銘印（這是六度所講的布施）。
（二）為了能生活在一個幸福快樂的世界，你必須遵循倫理道德的生活態度，以便在潛意識中植入正確之銘印（六度所講的持戒）。
（三）為了身體強壯，充滿吸引力，你必須避免憤怒，以便在潛意識中植入正確之銘印（六度所講的忍辱）。
（四）為了在私人生活和工作場所擔任領導人物，你必須樂於幫助他人，以便在潛意識中植入正確之銘印（六度所講的精進）。
（五）為了心思專注，你必須進行深度禪修，以便在潛意識中植入正確之銘印（六度所講的禪定）。
（六）為了心想事成，你必須瞭解潛能和心理銘印的原則，以便在潛意識中植入正確之銘印（六度所講的智慧）。
（七）為了看見自己和他人事事如意，你必須培養慈悲心，以便在潛意識中植入正確的銘印（佛教所講之慈悲）。
關心他人的種子，若能在你的意識層面成熟茁壯，其結果就是你的健康得到改善，這個種子產生的結果，需要時間的栽培，為了自身的健康，你對公司員工福祉的關心，自然必須成為你生活的一部份。
當你面臨一個嚴重困境時，能拒絕發怒或避免任何負面情緒，用更理智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你的健康與快樂會隨之增長，如果你的身體健康，心越清明，事業也將蒸蒸日上，便能超越一般商機的限制。不要忘記，要給自己特別的一天，到閑處靜坐或森林中散步，這將會為工作帶來新構想、新創意、新活力，補足你丟下的一天工作。最後若能培養出嚴謹、專注、誠信等特質作為支柱，即是自我訓練成功致富的鑰匙。

去跟范蠡討教致富的方法。范蠡給他出了個主意：如果想快速致富，就應當先從養牲畜開始-在畜養牲畜的過程中，猗頓很快摸索總結出了「牛者頓足，馬者夜飽，羊行自飽」的規律，他還通過將本地和外地品種的牲畜交配繁殖達到牲畜品種的改良，比如改良後的「大黃牛」，曾被譽為全國「五大良種之一」致富後的猗頓為表達對陶朱公范蠡的感恩之情，在今臨猗縣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廟。在經營畜牧業的同時，猗頓就注意到了販運池鹽是一個獲利更大的致富途徑。開發河東池鹽，從事池鹽生產和貿易-將池水澆在地上，風吹日晒後即可成為顆粒狀食鹽，不需要煮煉-猗頓成為巨富後，廣行仁義，樂善好施-猗頓去世後，人們為他蓋廟塑像，每逢年節，人們誠心給他燒香跪拜，獻上祭品。而他的墓就在山西省臨猗縣牛杜鄉王寮村的村西頭，古樸肅穆。猗頓廟中的古碑文記載了他的一生：為國立功，為民立德，己身立言。富可敵國，而且為人仁義，無怪乎太史公將猗頓與范蠡並列，稱為「陶朱猗頓之富」 https://is.gd/s6djBM

解讀商人與政治：以范蠡和呂不韋為例
2013年08月22日12:10 
范蠡范蠡
　　每個社會都離不開商業，籠統地說政商關係難免會成為對政府經濟政策的討論。本文所稱的政商關係主要是指政府與大商人的關係，它與政府同小商人、小商業的關係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與這個概念緊密相伴是資產階級革命。教科書上說，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巨大的先進意義，帶來諸多社會價值觀的進步和革命。因此，當今中國的政商關係在這種理論的背景下，既顯得指向明確，也顯得欲言又止。這並不妨礙我們從一些歷史片段來考察這一現象。
　　范蠡是中國歷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2500年前，他背叛楚國，投奔越國，輔助越王勾踐，最終滅了吳國，替臥薪嘗膽的勾踐報仇雪恥。范蠡之所以背叛楚國，是因為當時的楚國不允許非貴族當官。范蠡雖然博學智慧，但出身貧賤，在楚國沒有當官的發展前途，便來到了越國。范蠡在越國最初並不成功，他二十多歲便來到越國，越王勾踐兵敗會稽山那年，范蠡已經四十二歲。第二年，他陪同勾踐來到吳國為奴。在吳國三年期間，吳王夫差曾經勸范蠡離開越王勾踐，轉而為吳國服務，但是范蠡拒絕了。等到越國徹底滅掉吳國，吳王夫差自殺時，范蠡已經六十三歲。也就是說，范蠡一生最寶貴的時間都交給了越國，按理說他能得到很高的回報，功成名就之後，哪怕在官位上順便做點生意、搞點舞弊發點財，應該也沒多大的問題。但是，范蠡因為擔心勾踐會卸磨殺驢而離開了越國。
　　范蠡是否帶著美女西施一起離開，這無關緊要。最關鍵的是，范蠡此後做了商人，並成為巨富。傳說范蠡晚年三次主動散盡家財，又重新發財，即所謂“三聚三散”，顯示了高超的經商才能。他的名號“陶朱公”也因此被尊為“儒商”鼻祖。那麼，范蠡的發財與他做官有關係嗎？傳說范蠡離開越國後改了名字到齊國發了財，齊國國王又請他做官，他便離開了，同時散盡家財，也就是“二聚二散”。此後他又第三次發財，又為救兒子的命再次散財。換句話說，范蠡的經商才能非同一般。他之所以改名，也是不想讓人知道他的過去。憑他的經商才能，當年若不離開楚國，想必也能發財，只是不能做官。因此，范蠡前大半輩子只想做官，並不想發財。否則在越王勾踐落魄之時，面對吳王夫差的誘惑，他沒理由拒絕，依然跟著勾踐受難。所以，范蠡作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謀略家和成功的商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聯想集團老總柳傳誌所說的“在商言商”，即政商分離：做官不講發財，發財與政治保持距離。
　　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名重要人物呂不韋曾經也是一個大商人。現在有人說，呂不韋一生中最大、最精彩的一筆投資就是讓秦始皇的父親繼位。當時秦始皇的父親子楚因為是庶出，被送到趙國當人質，子楚共有二十多個兄弟，能否立為太子，在常人看來勝算不大。呂不韋卻認定子楚“奇貨可居”，便花大錢供養子楚，並大把花錢讓秦國將子楚立為太子。傳說呂不韋自己有一個寵姬懷孕了，因子楚喜歡，便將寵姬送給子楚。以後該寵姬生下的兒子繼承了秦國的王位，此人便是秦始皇。也就是說，傳說認為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對於這一傳說的真偽我們可以分辨和討論，我是不太相信。但是，呂不韋的一系列做法，顯然與范蠡截然不同。如果說范蠡是嚴格遵守了“在商言商”的政商分離原則，那麼，呂不韋就是把商業和政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至於呂不韋的最終結果，不同的人也許會有不同的答案。
　　從一個角度說，呂不韋把商業等同於政治的做法大獲成功，他甚至因此而獲得了秦國宰相的高位。發財與做官兩不誤，養門客三千，還出錢編撰了號稱“一字千金”的《呂氏春秋》。如此成功的商人，或者說把經商與做官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獲得巨大成功的人，在歷史上並不多見。然而，換一個角度說，很多人也認為呂不韋並不成功，或者說這一成功不值得。呂不韋因為感覺自己功勞奇大，或者覺得自己在秦王政長大後依然可以操縱政治，結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滿，最終不得不飲鴆自盡。因此，呂不韋的經歷雖然精彩，但他留給後人的教訓是，商人與政治過分緊密的結合，風險巨大。當然，從現代風險投資的概念說，高風險與高回報緊密相伴。然而，當這一風險是自己的生命時，是否還甘冒此風險，便是一個嚴肅的問題。當今很多成功的商人，在此問題上，我想也沒幾個願意步呂不韋的後塵。
　　明朝的王崇古與上述兩人則又不同。王崇古進士出身，為官生涯卻與軍事有密切的關係，曾經執掌山西軍政大權。明朝雖然是在打敗蒙古以後建立的朝代，但蒙古勢力並沒有消失，當時的山西是防範蒙古的邊疆重鎮，可見王崇古地位的重要。王崇古歷史上留下的主要功績是力主“隆慶議和”。由於明朝立國之初的傳統，對於蒙古的主戰派始終有相當大的勢力。王崇古曾經同俞大猷一起抗倭，素有戰功，將他放在山西主持軍政，也是主戰的體現。但是，王崇古卻力主與蒙古議和，並堅持接受蒙古首領俺答提出的封貢要求。最後被明朝政府接受，從此結束了一直緊張的漢蒙關係。此後，王崇古歷任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單說王崇古的這段經歷，似乎看不到與政商關係的聯繫。但深入一點就會有其他發現。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父親王瑤和伯父王現都是商人，王崇古家族的同輩和晚輩中也有不少商人。王崇古的舅舅、姐夫是當時山西著名的經商世家。王崇古在朝廷中的政治支持者之一名叫張四維，曾任吏部侍郎，後官至內閣首輔。從私人關係說，王崇古是張四維的舅舅。從社會關係說，張四維家族也是山西著名的經商世家。因此，王崇古和張四維政治上互為倚重的背後，是明朝朝廷重臣與商人世家緊密的官商網絡。而王崇古、張四維力主的“隆慶議和”導致的結果之一是，明朝與蒙古開邊互市。如今被人們熟知的晉商，在原先基礎上，從此有了更大的發展，並一直延續到清朝終結之後。在這些晉商中，毫無疑問就有王張兩大家族。換句話說，王崇古、張四維力主與蒙古議和、開邊互市，實際上對他們的家族生意是有很大好處的。他們運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鞏固和擴大了各自家族的商業利益。
　　然而，王崇古所體現的政商關係不能簡單冠以官商勾結的帽子。從國家利益上說，明朝實現與蒙古的議和，有助於民族團結，也有助於不同民族群眾的安居樂業。開邊互市則有助於發展經濟，給漢蒙民族都帶來好處。因此，王崇古的商人家族背景並不是商人主導國家政策，而是商人借助國家一項良好政策得到巨大的發展。這一政商關係既不同於范蠡的“在商言商”，也不同於呂不韋的由商業主導政治，而是商業服從政治，積極順應政治趨勢，從而得到巨大發展。就晉商而言，明朝時期王崇古等人主導的與蒙古議和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到了清朝，中俄“尼布楚條約”導致的恰克圖通商，是又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換句話說，晉商幾百年的歷史及成就，與政治密切相關。必須指出，這種密切的關係不是商人主導，而是政治主導，商人服務於政治。
　　清朝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商人，尤其是經歷了鴉片戰爭的清朝中晚期。例如號稱“紅頂商人”的胡雪巖，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廣州十三行里成為當時世界首富的買辦伍秉鑑，狀元出身卻離開官場大力興辦實業的張謇等等。雖然他們的結局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商業為政治服務。即便其中有貌似“在商言商”的，事實上也是順應政治潮流。因此，總的來說，商人要獲得高速發展，例如像胡雪巖那樣從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人變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為政治服務。當然，從呂不韋時代人們就看到商人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風險，因此，有些商人為了規避這類風險，也會提出“在商言商”，似乎要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事實上依然在順應政治，否則，很難成為迅速崛起的成功商人。
　　這種局面不僅在中國存在，在西方國家同樣存在。歷史上著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很明確就是為政治服務的，在它那裡，政治就是商業，商業就是政治。其他還有引發社會危機的南海公司等。現代美國社會最著名的成功商人，例如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IT精英們，表面上看似乎像“在商言商”，與政治沒什麼關係。事實上，美國整個矽谷爆發產生的一系列新企業和一批成功商人，本質上都順應了美國從傳統產業向高技術產生轉變、以信息技術替代傳統工業的戰略大趨勢。因而，他們同樣是與政治掛鉤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反對政府、要求革命的商人有沒有？應該說也有。例如當年資助孫中山的很多海外華僑。但是，商人們這種反對政府的背後，實際上是支持另一個政府，本質上仍然是服務政治或順應政治。其中以陳嘉庚為代表的一批商人在政治上表現出鮮明的支持與反對立場，幾乎都與民族利益、愛國主義有緊密的關聯。換句話說，這些商人更多是在愛國主義立場上，義無反顧地明確表達政治訴求，尤其在八國聯軍、抗日戰爭背景下，他們不惜像文天祥一樣毀家紓難。反過來說，在和平年代挑戰政治根本的大商人，細細想來並不多見。即便有，結局大都難以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