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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教哈佛第一人 遠播中國文化的清朝秀才 - 大紀元
epochtimes.com · March 24, 2019
文教風華
執教哈佛第一人 遠播中國文化的清朝秀才
文／宗家秀
任教期間，他一直堅持身著清朝官服上講台。（公有領域）
更新: 2019-03-24 11:33 PM    標籤: tags: 中文老師, 哈佛, 戈鯤化, 文教風華, 清朝秀才
他是登上哈佛講堂的第一位中國人。
頂戴花翎，足蹬皂靴，他是那個時代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但他的名字幾乎不為今天的世人所知。
他被請到哈佛當中文老師
戈鯤化，字硯畇，一字彥員，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生，安徽省休寧縣人。一個半世紀以前，他將漢語與中國儒家文化傳入遠隔萬里重洋的英語世界。
天資聰穎的他勤勉好學，尤工詩詞與古典文學，少年就名噪一時，後來通過鄉試成為秀才，父母去世後，他跟隨平定太平軍的黃開榜將領，做了幕僚；後又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任祕書兼中文教師，長達17年之久。
其間，戈鯤化官至寧波候選同知，藍頂戴，五品官。
戈鯤化是正統的知識分子，家國情懷甚濃。他曾有詩曰，「錯認風流夙世緣」，「況破家資業未精」，「誰信煙魔勝病魔」等，對晚清社會黃賭毒流深表擔憂。戈鯤化著有《人壽堂詩鈔》和《人壽集》。
他參與民間修宇建廟，曾為晉豫災荒捐款。寧波有座西人造的新江橋，戈鯤化倡議募集資金買下此橋，造福當地百姓。寧波聞人徐時棟詩讚道：「欲以蓮花比詩品，恰同人品兩相宜」。
1877年2月，美國商人、中國通鼐德，致信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W·埃利奧特，建議聘請一位中文教員到哈佛講授漢語及中國文化，為美國與中國的政商往來奠定文化基礎。
請中國人到美國當哈佛人的中文老師，當時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想法。哈佛有著足夠的開放精神和創新意識，校長埃利奧特遠見卓識，爽快地同意了鼐德的建議。
受託於鼐德的英國人赫德，後來把物色中文教員一事託付給寧波稅務司的美國人杜德維，杜德維發現自己的中文教師戈鯤化是最合適的人選。
戈鯤化曾在英國駐華領事館任翻譯生多年，被認定為執教哈佛的最合適人選。（公有領域）
1879年5月，鼐德給哈佛校長寫信說：「我已物色到一位有官銜的、在學術上很有造詣的中國紳士，他願意去哈佛擔任為期三年的中文教師。他是一位作家，曾在英國駐華領事館任翻譯生多年。」
大洋那邊，美國商人們早已向哈佛校董會捐贈了8,750美元，用於中國老師在美三年的生活開銷。
1879年5月26日，哈佛委託鼐德與戈鯤化簽訂了任教合同，期限從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任教期間，每月薪酬200美元，這相當於當時本土美國人薪酬的雙倍。往來旅費（含隨同人員）均由校方承擔。
1879年7月（黃曆五月），戈鯤化攜家眷、傭人和一名翻譯，從上海搭乘英國「格侖菲納斯」號輪船啟程；經過50多天的海上旅程，來到了美國。
戈鯤化抵達美國後給推薦人杜德維寫的致謝信札。（公有領域）
身體力行傳播中國文化
一到哈佛，戈鯤化就努力攻克「啞巴英語」，很快就能流暢地用英語交談，甚至可以翻譯自己的詩文。在處理東西方文化差異時，他巧妙機智，不失風度。
任教期間，他一直堅持身著清朝官服上講台，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他的學生並不局限於本校人士，任何希望了解中國的學者、從事外交、海關、商業及傳教事業者，只要繳費就可選修他的課程。他教學內容豐富，準備充分，深受好評。
任教期間，他一直堅持身著清朝官服上講台。（公有領域）
他從不照本宣科。英國人編的教材《語言自邇集》要求講北京官話，他堅持用南京方言教習學生漢語，因為明清官話就是以南京官話為基礎的。
戈鯤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遠非西方能比，但他對西方人沒有傲慢與偏見。他以儒家特有的通達、務實和淵博學識，更積極地融入美國社會，身體力行地推播中國文化。
清眉睿眼的戈鯤化，身著清朝官服，頂戴花翎，足蹬皂靴，舉止像紳士般的高貴文雅，出現在演講會、酒會、聯歡會等公開場合。他的服飾與體態，是中國文化的一張最鮮亮名片。他常常先用流利的英語自我介紹，然後吟誦自己的詩或唐宋詩詞，最後他會優雅地鞠躬致謝。他的從容不迫與安詳自如，深深打動了金髮碧眼的美國人。
清眉睿眼的戈鯤化，舉止像紳士般的高貴文雅。（公有領域）
哈佛神學院院長埃里福特這樣評價他：「當他拜訪別人時，他具有紳士的老練機智，會尊重我們社會的習俗；而他款待客人時，卻總是以中國的禮儀相待。」
戈鯤化為美國人專門編纂了中文教材《華質英文》，書中收集了他自創的15首中文詩，附有英文譯文與註解，甚至標出了平仄發音。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介紹中國詩詞的教材，由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
《華質英文》的第一首詩是《先慈奉旨入祀節烈祠》。咸豐十年，太平天國攻陷常州，戈母自盡殉節，受到天子褒獎，入祀節烈祠。用這首詩，戈鯤化傳達了中國人以氣節為重的文化特質。
讚譽與禮遇
美國各大媒體爭相報道戈鯤化的到來。
1879年9月25日，哈佛校報上刊載的《採訪中文教授》一文，給予戈鯤化很高的禮遇，報道中描述戈鯤化「聲調及態度均頗顯熱情誠懇」，顯然，戈鯤化對於西方及媒體的適應超越了西人的想像。
1880年1月9日，戈鯤化教授贈送給圖書館《人壽堂詩鈔》的消息在校報登出，顯示出哈佛大學對此事的關注與重視。
1882年2月14日，戈鯤化因肺炎客死他鄉，享年48歲。
《波士頓每日廣告報》評價他：「不僅給我們的街道帶來了東方的色彩，甚或東方式的壯觀，而且帶來了東方式的安寧、沉靜與諧和……我們在向他展示文明的同時，也應該向他學習……」
《波士頓週日晨報》、《每日圖畫報》等媒體連續刊發了戈鯤化教授逝世的消息，還有回憶及紀念文章。
「通過戈鯤化的言行，我們發現了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兄弟般的關係。」
「一個純潔、正直的心靈，一副熱心腸，還有與人交往時迷人的微笑。」
「他獨特的社交氣質使他能夠與社會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
1882年2月15日開始，哈佛校報連續三天刊載戈鯤化病逝消息；2月17日，校報上發表了《戈鯤化教授的葬禮》一文。
2月15日當天，哈佛大學以隆重的西化葬禮儀式送別了這位向美國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驅者。悼詞中說：「他一生仁愛，富於思想。」「我們在中國大聖人孔子身上可以發現類似的品質。」
在戈鯤化病逝之後，哈佛大學募捐了5000美元，撫恤戈夫人以及他們的孩子。1883年，戈鯤化的兒子戈朋雲留學哈佛，後來，他成為上海著名的演說家和家庭教育倡導者。
參考文獻：
張宏生編：《戈鯤化集：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驅》
鄔國義：《哈佛第一任中文教習戈鯤化之新史料》
熊月之：《近代史上有突出貢獻的戈氏父子》@*
https://goo.gl/s1ssJB

在著名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牆上懸掛著的一幅大照片，這是一個清代官員打扮的中年人，頭上頂戴花翎，身著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臉上生著一雙睿智的眼睛。120多年前，他不遠萬里來到美國，創立哈佛大學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戈鯤化。
1879年，有一位中國人受聘到美國哈佛大學任教。這是中國向西方大學，第一次派出教師，去傳授中國文化，是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個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件事。但是一百多年來，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一直不為世人所知。許多人，甚至連他名字都沒有聽說過。但他確確實實是登上哈佛講台的中國第一人，確確實實是中美文化交流的第一人，確確實實是輸出中國文化的先驅者
戈鯤化，字硯畇，一字彥員，生於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卒於清光緒八年（1882年），
享年44歲。安徽省休寧縣城人，寄籍浙江寧波，在寧波的英國領事館工作了十多年 [1-2]  。
他青、少年時代天資聰穎刻苦努力，尤其是官話和古典文學造詣更是名重一時，先後通過鄉試和會試，從秀才直到舉人。弱冠之年，由於父母先後去世，“讀書不成，從軍幕府”，在清政府平定太平軍的將領黃開榜的身邊當了五、六年幕僚，奔走於吳楚之間。此後又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任職兩年，便“移硯甬上”，來到英國駐寧波領事館任翻譯生兼中文教師，時間長達15年之久，其間“曾捐得寧波候選同知，藍頂戴，屬九品官中的第五品”。出版有《人壽堂詩鈔》和《人壽集》著作兩部，在當時中國文化圈中頗有名氣。
清光緒五年（1879年），由他的在寧波口岸任職稅務司官員的中文學生、美國人杜德維推薦，與美國哈佛大學簽訂赴美任教合同，並攜帶家眷和一大批中國書籍於當年8月底抵達哈佛大學。抵達哈佛後，戈鯤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開課，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說。戈鯤化在哈佛開館授徒，但學生並不局限於本校人士，任何有興趣了解中國的學者，或者希望從事外
交、海關、商業及傳教事業者，只要繳費就可選修他的課程。戈鯤化每週上五天課，每次上課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他還為哈佛的教授們特別開設了中國詩文講座，有時還應邀到教授俱樂部去演講。1880年，戈鯤化以他的特立獨行和厚重的中國文化背景成為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令人矚目的貴賓。
在哈佛，戈鯤化的教學以其豐富的內容、充分的準備和高度的技巧著稱，深受學生和同事的好評。戈鯤化是作為語言老師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決定了他更想做一個文化傳播者，而不僅僅是語言老師。他選擇的載體是中國詩歌，因為“詩言志”，詩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因此，他在任何場合，幾乎都不忘吟詩、講解詩。
作為詩人的戈鯤化，用中國詩歌的魅力和中國詩人的氣質，感染了從未接觸過中國
戈鯤化任教場所
戈鯤化任教場所
文化的美國人。戈鯤化意識到在美國傳播中國文化，詩的價值。為此，戈鯤化專門編纂了中文教材《華質英文》。這本教材被哈佛大學稱作“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本，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的，介紹中國詩詞的教材”。此書是戈鯤化的15首中文詩，附有英文譯文，且附有英文註解。戈鯤化就是這樣成為向美國輸出中國文化先行者的。
赴美背景編輯
美國的漢學研究比歐洲的一些國家起步晚，但在這一過程中，哈佛大學卻以其特有的氣魄走在了前面，而鼐德（FrancisP．Knight）則是促成這一計劃得以實施的最重要的
當時任教的哈佛大學
當時任教的哈佛大學
人物。
鼐德生於美國麻薩諸塞省波士頓，早年來中國營口經商，創辦了旗昌洋行。自1864年起，除擔任美國駐營口領事外，還兼任瑞典、挪威、法國、荷蘭、德國、日本等國駐營口的領事或副領事。1877年2月，在中國已生活了15年的他根據自己多年的生活體會，針對美國在華商務和傳教事業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W·埃利奧特（Charles·W· Eliot），提出募集一筆錢，從中國聘請一位教師，在該大學建立中文講座的建議，其目的是通過學習中文，培養一些年輕人，為他們將來在中國政府供職提供條件，增強他們在中國進行商業貿易的能力。
當時學習漢語，一般都要到中國來。把老師請到美國，屬於比較獨特的想法。在當時西方的漢學圈子裡，對此也有激烈的爭論。但是鼐德勇於堅持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特別具有實幹的精神，從教材到老師的生活，從中文班的學生來源到這些學生將來的出路，每一個細節他都考慮得非常周到。另外，哈佛的態度也非常積極。作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發展到19世紀下半葉，哈佛的系科更加齊全，實力更加雄厚。中文教學在美國的高等教學中還很罕見，探討到底在美國開設這一教學的餘地有多大，無疑極具挑戰性，也為哈佛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空間。所以，當時的校長埃利奧特以他的遠見卓識，大力促成了這件事。
鼐德則委託擔任清朝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幫忙。赫德又把此事託付給任職寧波稅務司的美國人杜德維。早在康熙年間，寧波就是中國四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開埠以後，與外國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人們的思想比較開放，赫德認為在寧波更容易找到合適的人選。經過仔細考慮，杜德維選中了自己的中文老師戈鯤化。
戈鯤化被選中，大致有這麼幾個原因：其一，他當時是英國駐寧波領事館的翻譯生兼中文教師，已成功地教出了一個法國學生、一個英國學生和杜德維這個美國學生，具有對西方人實施中文教育的經驗；其二，他已有長達十幾年的外國駐華領事館翻譯生的工作經驗，具有豐富的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其三，他是個熟諳中國文化的作家、詩人和教師，在當時中國文化圈中頗有影響，而他土生土長的南京口音官話，正好符合哈佛大學的要求；其四，他正因為在上海一家刊物上發表了批評官員行為的言論文章而遭到官府懲辦的威脅，願意離開是非地赴美執教。難怪戈鯤化任職單位的上司、英國駐寧波領事館的固威林理事稱：“在我看來，作為一名老師，沒有比戈先生更合適的人能擔任現在這個職位了。”
戈鯤化與哈佛大學的赴美執教合同書是1879年5月26日在上海簽訂的，哈佛大學方簽字的是校長委託的代表人鼐德，該合同書規定戈鯤化在美執教的時間為3年，即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
歷史貢獻編輯
戈鯤化赴美執教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3年，然而由於他的敬業和才能，依然創造出三個“第一”的紀錄，永遠留在中美文化交流史冊上，這就是：登上哈佛講台的中國第一人，奠基燕京圖書館
戈鯤化
戈鯤化
的第一批圖書和編撰出第一部由中國人為西方人寫的中國文化教材。
他雖然英年早逝，但卻留給美國人一筆精神財富。那就是美國朋友在戈鯤化悼詞中講的，“通過戈鯤化的言行，我們發現了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兄弟般的關係。” 哈佛大學神學院院長埃里福特講的戈鯤化，以美國社會的習俗拜訪美國客人；以中國禮儀招待美國客人，是一種交流的智慧。這種交流的智慧被埃里福特視作“能在新舊兩大文明間進行溝通交流”的佐證。美國著名的《波士頓週日晨報》、、《波士頓每日廣告報》、《每日圖畫報》等媒體連續刊發了戈鯤化教授逝世的消息及回憶、紀念他的文章。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戈鯤化教授是一位操著南京官方口音的作家、詩人，是一位具有紳士風度的儒學之士。他和藹可親，溫文爾雅，擅長交友，待人真誠，高尚可敬，反應敏捷，富有批判性，幽默感很強，與人交往時迷人的微笑很燦爛。他的作品即興而作，簡短精煉，輕柔而幽默，這是能夠吸引英語讀者的詩歌特徵之一。他是中國罕見的那種優秀教師之一，能不厭其煩地糾正學生的錯誤。在剛到哈佛的日子裡，他積極為自己的工作做準備；他學生來上課時，他的講演引人入勝。在他去世前不久，哈佛大學校長去看望他，儘管因病而說話困難，他還是盡力談自己的工作，解釋自己因病錯過了多少課時。哈佛大學的悼詞中甚至這樣評價戈鯤化：“我們在中國大聖人孔子身上可以發現類似的品質。”
過早結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鯤化，沒有來得及把他在美國的收穫帶回國內，用他的學識來推動中國的進步。比起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作為第一個出國到西方任教的學者，戈鯤化的身後是寂寞的，一百多年來，他的名字幾乎不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國之行所體現出來的意義，無疑應該受到充分的肯定。
近百年來，中國總的趨勢是文化輸入，為了富國強兵，扶危救亡，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努力向西方尋找思想武器，基本上形成了文化引進的局面。但是西方文化中總夾雜著一些糟粕，面對承襲國學精粹和學習外來先進文化這兩種選擇，幾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曾產生過困惑，如何平衡兩者間的關係也成了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然而在一百多年前，戈鯤化已經找到了這一問題的答案。面對當時強勢的西方文化，他試圖將其精華與中國文化融會貫通。同時，隨著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隨著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有識之士已經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文化也是全球現代化中的一種重要資源，也可以為人類和平、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甚至有人提出以東方文化救西方文化之弊的主張，所以對東方文化的學習和研究在西方發展得非常迅速。按照這一思路向前推，一百多年前的戈鯤化正是文化輸出的先行者，他將古老的中國文明及其價值帶到美國，給正在高速發展的資本主義文明提供了另一種價值參照，使人們看到了文化共存及其互補的重要性。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化浪潮時，重新檢討和認識19世紀末戈鯤化所做的工作，重新審視他的歷史貢獻，其意義毫無疑問是重大的。
文化成就編輯
太平天國戰爭中曾入清軍黃開榜幕中。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天國李秀成、陳玉成、楊輔清等會援天京，大破清江南大營，攻占常州、蘇州、嘉興等地，經歷了兵燹流離之苦。大約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前後，來到美國駐上海領事館任職。二年期滿，移居寧波，在英國領事館任職時間長達15年之久，其間曾捐了一個五品寧波候選同知的官。戈鯤化擅長詩歌，出版有《人壽堂詩鈔》和《人壽集》，在當時中國文化圈中頗有名氣。在美、英領事館的工作經歷，使戈鯤化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還教過一位英國學生和法國學生。
19世紀末，美國哈佛大學決定設中文講座，培養通中文的人才，以增強美國在中國進行商業貿易的能力。經過考察，他們找到了戈鯤化，光緒五年（1879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國駐牛莊領事鼐德在上海總領事館，代表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和戈鯤化簽訂了任教合同。這年秋天，41歲的戈鯤化帶著妻兒與僕人，經過50天的航行，乘船抵達美國，開始了他在哈佛大學的教學生涯。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師，講授中國文化。此事立即成為美國各大報紙爭相刊登的新聞。
抵達哈佛後，戈鯤化於光緒五年（1879年）十月二十二日正式開課，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說。光緒六年（1880年），戈鯤化以他的特立獨行和厚重的中國文化背景成為哈佛大學令人矚目的貴賓。
戈鯤化是作為語言教師被哈佛聘任的，但他並不滿足於教授語言，而是通過教授中文來傳授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唐詩宋詞。他是個詩人，在任何場合，幾乎都不忘吟詩、講解詩。他意識到在美國致力於傳播中國文化詩的價值，就專門編纂了中文教材《華質英文》。這本教材被哈佛大學稱作“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本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的介紹中國詩詞的教材”。此書是鯤化自己創作的15首詩中文詩，附有英文翻譯，且有英文對詩文的註解。戈鯤化就是這樣成為向美國輸出中國文化先行者的。
在充分展現中國詩歌之美的同時,戈鯤化還注重借助詩歌這種形式，傳播中國的文化理念。在《華質英文》中，選入的第一首詩就是《先慈奉旨入祀節烈祠》。戈鯤化的母親在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天國攻陷常州時自盡殉節，受到皇帝的褒獎，入祀節烈祠。這首詩傳達的是對以身殉節的傳統美德的讚譽和自豪。同時，在《華質英文》的“例言”中，他特別強調詩中典故的重要性。文學中固定使用的典故，其實是文化理念的結晶。戈氏在用於教學的詩文中頻繁使用有關友誼、家庭倫理等方面的典故，並詳加闡釋，顯示出在專注於言語傳播的同時，他也開始嘗試傳播一些重要的文化理念。
按照合同，戈鯤化的教學應到光緒八年（1882年）秋天結束。不幸的是，這年二月，他因感冒而轉發肺炎，多方治療無效，於十四日病逝。
聘請書編輯
被請到美國最具盛名的大學教書，是戈鯤化的幸運。此事也說明了哈佛大學校方的勇氣。晚清去美國的數十萬中國人，絕大部分是以所謂“契約華工”的身份被販賣過去的奴隸。對於他們而言
戈鯤化
戈鯤化
，簽訂的契約是“一賣千休，死生由命”。
據載，華工一到美國西部港口，不分男女都被關進木屋，在類似集中營的這個小屋子中接受一種裸體的硫磺水浴。美國人怕東方來的工人傳染什麼病毒，故用此方法薰浴他們半日。如果想儘早出去，就得賄賂管理人員。許多人竟被關押半年到一年。關了以後又被遣送回國的屢見不鮮。其中的淒慘可以想見。
戈鯤化是第一個被美國大學正式聘請的華人教員，所以其待遇有別於契約華工。聘書寫道：
大美國駐答牛莊領事官鼐德代哈佛書院山長等與寓居寧波之大清知府銜候選同知戈鯤化議定條款開列於後：
一、哈佛書院山長等言定，延請戈鯤化在書院教習官話三年，為期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每月束脩洋錢貳百元正。
二、哈佛書院山長等言定戈鯤化攜帶一妻二子住上等艙位，載至乾姆白理嗤城(劍橋城)。又帶一僕住於下艙路間，除沽酒之外，所有一切船錢房錢車錢及應用行李等費，均有書院給發，俟三年滿後仍照此式送回上海。
三、戈鯤化如三年之內病故應將其妻子僕人，全數送回上海，一切盤川戈姓不須花費。
四、山長言定，書押之時先支壹月束脩貳百元，以此合同作為收錢之據。一到干姆白理嗤再支束脩貳百元，自開館日起一年後即1880年9月1日，按月扣除壹百元連接四個月除清。
五、戈鯤化言定，哈佛書院課程學生多寡教法章程，均候山長主裁。
六、每月束脩貳百元作戈鯤化一切花費，此外各項雜用，概不得向山長另支。
七、今將合同繕就英漢文合璧式叁紙，在大美國駐滬總領事衙門當堂書押蓋印，各執壹紙存照。
二百美元一個月的薪酬，大約相當於一般美國人收入的一倍，因為19世紀中期美國人年收入約為1000多美元。而契約華工扣除路費後只有每月7～16美元的收入。由此可見哈佛對戈鯤化的重視。
哈佛啟動中文教學，源自美國對華商業發展和傳教事業發展的需要。直接促成此事的是曾經在華創辦的旗昌銀行、時任美國駐營口領事的美國人鼐德(FrancisP.Knight)。此人在1877年2月，專門寫信給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W.埃利奧特(CharlesW.Eliot)，提出通過募集資金，從中國延聘一位教師，擔任中文講座教授。
選擇什麼樣的中國人、在何處選擇，一度令鼐德頭疼。後來，經過赫德 (大清國總稅務司，英國人)的介紹，找到了駐寧波的稅務司美國人杜德維。此人立即想到了曾經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從事了十幾年中英文翻譯的舉人戈鯤化。英國領事館的官員認為：“作為一名老師，沒有比戈先生更合適的人能擔任現在這個職位了。”
杜德維是哈佛的畢業生，深知擔任哈佛教職者所需素質頗高。儘管戈鯤化具有多年的教授外國人的經驗，他還是不太放心。為此，他給戈鯤化擬定了一個備忘錄：其一，用英國人威妥瑪(Wade)編輯的《語言自邇集》作為教材，此教材是以北京官話為語音編寫的，適合當時的交往需要。其二，學生要做到“勤勞”和“反复練習”，忍受“單調”和“疲勞”。其三，以三四個人一個班為好，若學生人數較多，則應分成兩個班。
杜德維對戈鯤化的生活也是非常關心。在戈鯤化病逝哈佛後，他受哈佛大學委託，護送戈鯤化的遺體及其家人回國，並在上海安排照顧其遺孀和孩子們的生活和教育。
對於杜德維，戈鯤化應該是感激不盡的。但是，對於是否用北京的官話作為教學語言，戈鯤化有自己的見解。1879年11月3日的美國《每日圖文》說“官話是全中國普遍使用的官方語言，是中國文學的載體，也是貿易界使用的語言”。而明清官話實際上是以南京官話為基礎的，並不是以北京方言為基礎。所以，戈鯤化是要使美國人學到傳統的中國官話，而不是若干年後才逐漸通行的北京官話。
職業改變編輯
戈鯤化短短一生，從事職業甚多，但均差一步走到高處，是為其人生之憾事。
青年戈鯤化是否中過舉人，雖然有爭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至少考過科舉，應該是秀才出身，只不過功名之路走得不順，所以他才在《人壽集自序》中說：“餘弱冠，讀書不成，從軍幕府。”
這個幕府就是湘軍黃開榜的軍中。黃開榜為湘軍猛將，初入湘軍，在塔齊布軍中當兵，後升都司、游擊、副將，授江西九江鎮總兵，加提督銜，諡號剛愍。與猛將合作，戈鯤化是否有秀才和兵的對話難題，史載不詳。
咸豐十年(1860年)閏三月，太平天國勇將李秀成、陳玉成等破清軍南大營，並攻占常州(毗陵)。戈鯤化的書稿都被燒了，可見戰事之慘烈。又三年，戈鯤化離開軍中，往上海，獲職於美國駐上海領館，又兩年，往寧波英國領館，從事了洋務事業。
戈鯤化本質上是個詩人。同僚師友說道：“天才踔厲，尤好吟詠。興之所至，輒濡墨伸紙，頃刻數千百言，空所依傍。”又說他“太守之詩，不拘一格，要其歷覽山川，胸次高曠，情興所寄，搦管成章……”
戈鯤化的詩雖悲天憫人，但不是風花雪月一派。他最關注中國最要緊兩事：一為百姓之生存，二為西方對中國的入侵。
百姓之生存狀況，戈鯤化在詩中多處感慨，其《民有三疾，詩以憫之》之《狎妓》嘆買春賣春：“迷津孽浪慘滔天，錯認風流夙世緣。夢醒陽台金易盡，空嗟失足誤青年。”《縱博》和《嗜賭》斥賭博之風氣：“快意豪情莫與京，逢場興劇藐輸贏。牧豬奴戲原輕賤，況破家資業未精”，“短榻橫眠趣味多，一燈遑問夜如何。膏肓深入醫無術，誰信煙魔勝病魔”。詩人對此只有鞭笞而無力回天。
西方對中國之入侵帶來中國的變化，戈鯤化耳聞目睹。如《三續甬上竹枝詞》之一：“琛贐招來海國商，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之二：“千里郵程達上洋，輪船一夜快非常。不須艷說滕王閣，風送才人過馬當。”之三：“印板分明尺素裁，新聞市價一齊開。沿門遍遞爭先睹，《申報》今朝又早來。”
戈鯤化在《偶乘火輪車放歌》認為火車曾經是中國人的發明，但為西洋人所發展。以此論點出發，他表達了一種對西方奇技淫巧的蔑視。詩云：“軒轅皇帝善物物，偶見飛蓬制為車。後來周公眾巧聚，指南遠服僸任侏。木牛流馬輦餫餉，葛相意造此權輿。中國失傳泰西出，曰英圭黎尤傑殊。……然而百利一大害，覆轍每遭肝腦塗。所以聖人擯不用，宇內坦蕩有康衢。”
當代人不能以一段詩文即斷定戈鯤化對待西方的全面態度。事實上，他勇於出洋講學，即表明他是個傾向於開放的開明學者。
人物評價編輯
孤寂而優雅的東方教師
1879年7月15日戈鯤化攜妻兒由上海起程，8月8日抵達哈佛。作為第一個被邀請到美國最具盛名的大學講學的中國人，戈鯤化只有傾其平生之學以不負眾望。就像當代留美的文人一樣，能夠向洋人炫耀的，自然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古典文化。
於是，本來被安排教習漢語的戈鯤化，漸漸的把他的課堂變成了一個學習中國文化的場所。
戈鯤化用三個堅持，來遂行其使命。其一，他堅持用南京官話講座，不按照英國人的課本講北京官話，力求原汁原味。其二，他堅持穿官服、戴官帽上課，提請學生注意東方的尊師美德。其三，他自編中文教材《華質英文》(ChineseVerseandProse) ，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本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的介紹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詩詞的教材”(哈佛校方評語)。教材收錄了戈鯤化自己的詩作15首，有英文譯文和解釋，還有平仄發音。戈鯤化在序言裡說：“……航海而西，以華文掌教之餘，學英語，習英文……繼與諸博雅討論有韻之文，彼亦慕中國藻詞之妙。只因書不同文，方心圓智，未能遽鑿破渾沌。屢索余詩，爰取《人壽堂》舊作四首，又至美後所作十一首譯示之，並附詩餘尺牘各一。”此外，他還選取中國古典小說作為教材，以其較全面的介紹中國文化。
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工程。沒有人探討過西方人如何學習東方文化。戈鯤化雄心勃勃。他的以詩歌入手教習中文的手段，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科舉制度下的文人，多半詩作不錯，而傳統中國也的確是個詩歌的帝國。赴美前夕，他曾寫《答陳少白巡檢(兆賡)》一詩道：“摶風偶爾到天涯，寄語休嫌去路賒。九萬里程才一半，息肩三載便回華”。表明了自己三年的志向。
1879年10月22日，戈鯤化正式開課了。每週五天的課程被安排得滿滿的。每天他授課一小時，學生自學二至三小時。其學生不僅有正式的哈佛生，也有一些喜歡東方文化的教授，還有與華通商的美國人。
戈鯤化“擅長交友，待人真誠”，“他獨特的社交氣質使他能夠與社會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 美國報紙評論)。他講課時昂首闊步，在美國人的社交圈中吟詩答謝時抑揚頓挫，完畢則一鞠躬而退，美國人嘆道：“我們在中國大聖人孔子身上可以發現類似的品質”，“通過戈鯤化的言行，我們發現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兄弟般的關係。”
可嘆者，這位文明的傳薪者於1882年2月14日就因重感冒和肺炎不治而逝。當年5月8日，美國頒布“限制華工律”十五款，開始了排華浪潮。戈鯤化於是成為另一種孤獨的先行者。
客死他鄉編輯
染肺炎戈鯤化遺憾客死他鄉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鯤化也以一種開放積極的姿態融入了美國社會。
他一到哈佛就開始學習英語。很快，他就擺脫了基本上不會說英語的窘境，能比較隨意地用英語和人們交談，甚至可以翻譯自己的文章和詩歌。他從不排斥美國文化，對所見所聞總是備感興趣，孜孜以學。
戈鯤化很注意與身邊的美國人友好交往。美國報刊評價他“擅長交友，待人真誠”，“他獨特的社交氣質使他能夠與社會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依靠著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戈鯤化與美國的漢學家們和當地社會名流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儘管戈鯤化關於漢語教學和文化傳播有許多雄心勃勃的設計，可惜“千古文章未盡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還未結束，就於清光緒八年（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雖經當地名醫全力搶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斷惡化。幾天后，帶著事業未竟的遺憾，戈鯤化在異國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當年2月17日，哈佛大學在阿普爾頓教堂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當年5月，他的遺體和家人在杜德維的護送下回國，遺體安葬在寧波，家人被安置在上海。
戈鯤化雖然英年早逝，但他卻留給美國人一筆精神財富。美國朋友在悼詞中講，戈鯤化的言行，讓我們發現了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兄弟般的關係。哈佛大學神學院院長埃裏福特講戈鯤化用美國習俗拜訪美國朋；用中國禮儀接待美國朋友，是一種交流智慧。這種交流智慧，被埃裏福特視作“能在新舊兩大文明間進行溝通交流”的佐證。 [3-4] 
中文西輸編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了由南京大學中文系張宏生教授編著的《戈鯤化集》，該書甫一面世，便受到了各界的廣泛關注。書中收錄了清代文人戈鯤化所撰寫或是編輯的幾種詩文集，讀後可以對戈鯤化這一原本鮮為人知的人物有所了解。但僅僅是認識了一個人物還不是本書之所以編成並受到歡迎的全部原因，更重要的或許是通過這個人物與這本書，我們得以重新審視19世紀中後期中美文化交流的歷史。
很難將戈鯤化這位生於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文人確切地歸入哪一個文學派別，他與當時的主流文壇始終保持著距離，事實無論是在文學還是在政治上，他都處在一個非常邊緣的位置上。也許是這種邊緣性造成了他的詩歌創作與生平經歷中一些不同尋常的地方，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於1879年7月2日登上了赴美的“格崙菲納斯”號輪船，開始了他在哈佛的執教生涯，從而成為中國學者去西方任教的第一人，並且此舉可說是直接確立了哈佛大學的漢學研究傳統。這件事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個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卻被世人整整遺忘了一個多世紀。
在戈鯤化遠赴哈佛教授中文這一事件的前後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十分熟悉的名字，諸如鼐德（FrancisP．Knight）、赫德（SirRobertHart）、埃利奧特（CharlesW．Elliot ）、衛三畏（SamuelWilliams）、劉恩（GeorgeMartinLane）等等。這些人中，有的為在哈佛開設中文教學而不遺餘力地奔走並最終促成了戈鯤化的赴美；有的在他赴美後給予他極大的鼓勵、支持與幫助。我們可以通過書中的附錄以及編者的前言大致了解當時的情形。尤其是衛三畏與戈鯤化的關係，如果對此進行深入研究的話，也許會對認識哈佛與耶魯這全美兩大漢學研究中心的發展歷程頗有幫助。戈鯤化是第一個登上美國大學講台上的中國人。
直到1882年2月14日病逝，戈鯤化在哈佛一共執了兩年半的教鞭。雖然哈佛當初聘任他主要是為了向美國學生們教授中國語言，但長期浸淫於傳統文化中所養成的文化自豪感決定了他更想做一個文化傳播者，而不僅僅是語言教師。他力圖向美國人民展示中國的民族精神，為此，他選擇了最具民族意義的詩作為載體。如今集中收錄的《華質英文》即是他為了教學所自編的教材，這也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本中國人用英文寫的介紹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詩詞的教材。值得一提的是，在來美國之前戈鯤化基本上不會英語，但是他雖然深以自己的民族文化自豪，卻並沒有排斥學習新的語言與文化，他很快就能用英語與人們交流，並進而開始用英文來譯介中國詩歌。他以自己東方式的從容與個人的尊嚴贏得了異國人民的尊敬，並且為自己所代表的歷史與文明贏得了異族的理解。在他死後，波士頓當地的報紙有評論說：“我們在向他展示文明的同時，也應該向他學習。”這種認識即使在今天也不算過時，而在100多年前，這位中國學者就已經用自己的言行舉止為自己以及自己的民族贏得了聲譽。在欣慰或是詫異之餘，也不禁會為這位先驅的被埋沒而感到遺憾，雖然如今這一缺憾終於得到了彌補。
同時想到，在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中，我們似乎更多的關注那些西方文明的傳入者們，而忽視了像戈鯤化這樣為西方傳播東方文明的人。然而文化的交流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單方面的，如果只是片面強調歷史上某一方面的作用，這樣的歷史至少是不完整的。近代的“西學東漸”給中國帶來的衝擊是巨大的，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國家同樣也產生了了解中國文明的願望，並且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出現了像戈鯤化這樣去往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人物。而從當時的記載來看，這種交流在當地也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它使得人們認可了一種異質文化的存在，並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與相互間學習的可能性。那麼我們更加應該慎重地對待這段歷史並認識到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主動性。其實不僅僅是在歷史上如此，即使是在今天，兩種甚至多種文明的碰撞與相互吸收仍是必不可少的。杜維明先生在為此書所作的名為《哈佛：文化的多元與互動》的序言中，即藉哈佛為例，向我們介紹了在人類社會中保持多元的文化價值觀念的必要性與意義。戈鯤化的事蹟正是為這種觀念提供了一個例證，而這也是編者編著此書的用心之一

王振忠︱哈佛大學收藏的晚清老照片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3NThkR

十多年前，我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做了將近一年的訪問，其間，因對晚清時期哈佛大學聘任的第一位中文教師戈鯤化有興趣，順帶收集了聘請他前往美國的杜德維（E.B.Drew）之相關資料。
戈鯤化照片，1879年
戈鯤化是晚清時期徽州府休寧縣人，他的一些著作和照片，迄今仍收藏於哈佛大學的各個圖書館、檔案館中。2000年，南京大學中文系張宏生教授編著《戈鯤化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首次將戈氏的絕大部分著作收錄在內。不過，在當年，無論是戈氏的文字還是圖片資料並未就此一網打盡。2005年，我就在哈佛大學檔案館收集到好幾份相關的文獻。湊巧的是，那一年正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成立七十五周年，該館出版有《燕京的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七十五周年紀念展覽目錄》（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xhibition Catalogue）。承鄭炯文館長惠贈，我得以收藏一冊。書中收有一封梅花箋，是戈鯤化寫給杜德維的信函——
杜大人閣下：敬啟者，五月十三日奉布一函，諒邀
青睞。十四日起行，至七月十二日安抵美境，館舍亦
甚寬潔。此時書院正當停暑，尚須兩個禮
拜開館，諸承
推薦，泐函申謝，以慰
錦念。還希
箴言時錫，藉度金針，即請
升安，不一。 戈鯤化頓首，七月二十一日。
戈鯤化致杜德維信函
這封信書寫於藍絲格信箋上，墨跡秀逸，顯然是戈鯤化抵美後寫給杜德維的第一封信函。而收信人杜德維則是哈佛大學畢業生，正是他在寧波海關稅務司任內，物色到了戈鯤化。
（二）
杜德維是哈佛大學1863屆畢業生，1865年進入中國海關，1867年在總稅務司署管理漢文文案，1868年提升為署理稅務司。1878年7月，杜德維在寧波出任浙海關稅務司。其間，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給杜德維寫信，要求他在中國找一位合適的中文教師，他遂向學校推薦了自己的漢語教師戈鯤化。
除了寧波之外，杜德維還曾在九江、煙臺、鎮江、上海、廣州和福州等埠海關任職。在各地公務及旅行期間，他留下了不少照片，現在收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這些資料包括杜德維的影集和散件，其中，影集題作「Views in China」（中國風景），具體內容反映了他在北京、福建、上海、廣州、澳門、香港、寧波等地的旅行所見。
海關稅務司杜德維及其妻子，1878-1880（Mr. & Mrs.E.B.Drew,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at Ningpo, 1878-1880）
1876年至1880年，杜德維在寧波，並於1878年7月出任浙海關稅務司。浙海關稅務司始建於1861年，當時，清政府根據英國駐甬領事赫德的建議，在江北岸中馬路設立浙海關稅務司，徵收對外貿易稅費，俗稱「新關」或「洋關」。杜德維在寧波期間，留下了不少個人工作和生活的場景。在這批圖片中，就有1876年間寧波海關工作人員的合照。此外，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寧波開埠之際，英國人即聚居於寧波城外的江北岸。不久，江北岸便發展成英、法、美三國僑民的居留領域。在杜德維的影集中，保留有寧波的教堂、海關大樓、英國領事館、美國傳教士等外國人的房子，以及反映悠然自得的外僑生活場景。
寧波城內
早在1845年，英國傳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就曾說過，「對外國人開放的中國沿海城市中，寧波享有最佳城市之聲譽」。較之其他地方，寧波人對西方人最為熟悉，也最容易打交道。在這種氛圍中，杜德維夫婦在寧波的生活似乎頗為愜意。在影集中，有多張杜德維夫婦與其他外國人外出遊玩的照片。如杜德維夫人與女兒多拉、兒子查爾斯前往寧波附近寺廟的照片，他們前往天童寺、普陀山等地，見識了寺廟中形形色色的神像，與一些僧侶交往，留下了不少照片。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照片中有數張與庫克上校（Col.Cooke，近代史著作中多翻成「葛格」）、華生少校（Major Watson）相關的資料。庫克上校和華生少校分別是出生於牙買加和新南威爾斯的英國人，太平天國時期，他們率領上千名戴深綠色頭巾的「綠頭勇」（多系寧波、慈谿、紹興之人）與太平軍浴血奮戰。其中，華生於1862年加入華爾的洋槍隊、常勝軍，還當過常勝軍戈登的保鏢，最終晉升為少校。太平天國平定之後，他與庫克上校一起，繼續負責寧波的警務工作。在這批照片中，就有中國士兵正在接受華生少校訓練的場景。這批士兵綠布裹首，裝束如洋人，儀表、隊列頗為整齊劃一。關於這一點，《申報》1873年6月13日就有「寧波綠頭勇操練事」的報導，其中提及，「綠頭勇日逐在和義門內城下大填灘操演，甚為好看。或扒牆壁，或鑽填坑，或臥或奔，總要快疾為最，號令極嚴，陣亦齊整」。此一描述，似可與現存的圖片比照而觀。
寧波，中國士兵正在接受華生少校的訓練（Chinese soldiers trained by Major Watson, Ningbo）
在寧波數年間，杜德維還記錄了不少浙東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如寧波的河景、山谷、城牆、牌坊、古塔、廊橋以及城內景象和城外基地等，對於活躍其間、走街串巷的剃頭匠，乘坐黃包車的日本婦女，以及寧波婦女、商人、新教教會小學生等，也多有展示。照片中有不少寧波著名的風景，如以船排形成的浮橋，橫跨於寧波市奉化江上，是寧波最古老的大跨度浮橋。對此，1843年訪問寧波的英國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曾這樣描述：
寧波離海有12英里左右，兩條清溪在這兒相匯，匯成一條大江，……南來的溪水上建有一座船橋，方便對岸郊區的人們過河。這座橋非常簡單，但建得非常巧妙。橋由很多大船相連而成，每條船都間隔一定的距離，用沉錨泊在固定位置，船與船之間鋪設木板相連，這使得整座橋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隨浪潮的漲跌而起伏。這種方式也給漁船和過往船隻的通行在橋下留出了足夠的空間，而不用擔心潮位有多高……
寧波的浮橋（Bridge of boats at Ningbo）
在這批照片中，還有數張是有關運河的圖像。在浙東運河中，人工河段與自然河流平交處，因水量、水位、水流之變化不定，為了保持相對穩定的水運條件，人們通常要興建堰壩等加以調節，於是，翻壩過閘便成為運河上一道獨特的風景。早在明代，朝鮮人崔溥就在其《漂海錄》中，記錄了寧波附近的水閘：「壩之兩岸，築堤以石，斷流為堰，使與外江不得相通。兩傍設機械，以竹綯為纜，挽舟而過。」1845年7月30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前往寧波腹地，他也親身經歷過這種翻壩過閘：
我們晚上8點乘一條棚頂船出發，從城東溯江而上。船航行了兩里來地，遇到一座堤壩，耽擱了一些時間。那座堤壩將甬江與我們必須進入的一條運河隔開。我們下了船，待在江岸上，6個中國人把繩子套在船上，然後慢條斯理地推著一架笨重的絞盤機。就這樣，他們慢慢地把船絞到一個斜坡上。從斜坡頂上，船可以靠自身的重量，輕而易舉地滑入對面運河裡一米左右。總的來說，這是個代替船閘的不錯的裝置……
此類的翻壩過閘，似乎也引起了杜德維的強烈興趣，對此，他為我們留下了生動的照片史料。
運河口的水閘，這是寧波市內各條湖泊的入口（Lock at head of canal, Entrance to 「The Lakes」, Ningbo）
除了寧波之外，杜德維亦曾在福州稅務司任職。在「Views in China」（中國風景）影集中，有關福州的照片計有14幅，其內容包括「閩江中的要塞」、「福州南郊」、「寺廟」、「外國人的房子」、「聚居地」、「墓地」、「大榕樹」、「烏石山」、「鼓山」、「福州海關工作人員」、「稅務司宅邸」、「外國人在福州的社會生活」（化裝舞會）、「中國婦女的服飾」、「高官的墓地」、「福州風格的奢華墓地」、「福州附近的茶田和稻田」、「閩江」、「佛教寺廟」、「瀑布峽谷」、「竹筏」、「船屋」和「道路」。其中，有不少生動地反映了十九世紀福州城鄉的民俗風情。
例如，第十一張照片題作「Costumes, Chinese women」（中國婦人的服飾），其中有坐著和站立的婦女各四人，她們的裝束打扮頗為獨特。
Costumes, Chinese women」（中國婦人的服飾）
在福州方言中，女子叫「諸娘 」、「諸娘仔」，男子叫「唐晡 」、「唐晡仔」，對於此類稱呼之來源，雖然歷來存在著諸多傳說，亦未必可靠，但比較確定的一點是——福州的開發雖然並不太晚，但在其人群文化中，閩越人的底色仍然極為濃重。外地人或外國人來到福州，首先會特別關注此地女子與他處之迥然不同。「窄袖纖腰黑練裙，香花堆鬢髻如雲，壓肩鮮果沿街賣，貿易歸來日已曛」——這首由清人曾懿所撰的《閩南竹枝詞》，其中多有吟誦「福州」、「閩中」風物的詩歌。竹枝詞雖題作「閩南」，但其實反映的卻是閩東的民情風俗（順便說一下，近數百年來，「閩南」一詞頗被濫用，大概是閩南太有名了，所以人們只要一提到福建，馬上就將之歸入「閩南」）。該詩自注曰：「閩中凡耕田、挑負貿易者，半是婦人。」此種陰盛陽衰的風俗雖然由來已久，但在外人看來，卻極感怪異。成書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閩風雜記》（福州美華書局活板），就有「婦人勞力」條，曰：
世人動輒曰清國婦女纏足，勞力者皆男子之事耳，安知此州婦女，除富室閨閣、賣笑歌妓等外，大抵不纏足，短褐裸跣，或擔薪水，或運糞壤，習以成性，開豁類陵髯丈夫，可謂奇矣！
《閩風雜記》出自晚清時期僑寓福州的日本人達山佐倉之手，作者對當地婦女之辛勞極感意外。由於婦人整日價拋頭露面，故而街衢巷陌間的裝飾打扮，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閩風雜記》一書中就有「頭上帶劍」的記載：
清國婦女之頭飾，大抵有一定之樣式，獨此地之婦女，插銀制之笄，笄長尺許，稜稜如劍戟，交叉飾之，宛然如鍾將軍像，奇亦甚矣！
作者達山佐倉接著又說福州女子「耳環如輪」：
婦女施耳環，闔鄉皆然，而閩婦所著耳環，最偉大可驚，環以銀制之，形如桶輪，頭上帶劍，耳朵亦施此物，其任重矣。
關於這一點，清人有詩曰：「大耳環垂一滴金，四時裙服總元青，蛇頭簪插田螺髻，鄉下妝成別樣形。」根據晚近的調查，福州郊縣農婦髮飾上，都有雪白銀簪三條，俗呼「三條簪」，大約寸余，長六七寸，插諸髻中，或仍滿插小簪以示點綴。因其形似刀，中插一支，左右各一支，又叫「三把刀」。民國以後，一些鄉紳認為此種妝束極為醜陋，遂公議禁止而普遍革除。
對於此類的妝束，現代著名文學家郁達夫在《飲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就指出：「還有現在東門外、北門外的許多工女農婦，頭上仍帶著三把銀刀似的簪為髮飾，俗稱他們作三把刀。據說猶是當時的遺制。因為她們的父親丈夫兒子，都被外來的征服者殺了；她們誓死不肯從敵，故而時時帶著三把刀在身邊，預備復仇。」郁氏在文中所描摹的，顯然源自福州人的傳說——此地在春秋戰國時期原是無諸故地，及至唐朝大兵入境，將福建男子殺盡，只留下女子婚配單身士兵，故福州人稱丈夫為「唐晡人」，而「三把刀」則是心懷怨懟的蠻族婦女用以復仇的武器。
對此，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在其《故鄉的風采》中也寫道：「我也見到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農村婦女，覺得天下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村婦女能和我故鄉的『三條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敢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遠了！」
而在晚清，這顯然也引起許多西方人的興趣。二十世紀初美國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蓋洛（William Edgar Geil）在其所著《中國十八省府》的福州篇中，專門插了數張「福州附近山上的拜狗族土著」、「拜狗族土著的頭飾」和「福州的婦女」的照片和圖片，反映的也是此類髮飾。當然，蓋諾筆下的所謂拜狗族，指的其實是市郊山中的畲族。而稍早出身於哈佛大學的杜德維，則顯然是尋找四鄉各不相同的妝束，作類似於人類學的影像記錄。
在「Views in China」（中國風景）影集中，有關福州的第二張照片題作「Southern suburb of Foochow on fire: View from European side of R.Min. 」，是1876年11月12日所攝，杜德維從倉前山的歐洲人聚居區遠眺，隔著台江，但見福州城郊大火熊熊，煙霧瀰漫。此一圖片，對研究福州城市的災害，具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火災
關於福州的火災，與杜德維差相同時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曾指出：福州府城包圍在城牆之內，出了七個高大的城門就是郊區。南門外的郊區約有六公里廣闊，當地人稱為南台。「外國僑民基本上都住閩江南岸的江濱小山坡上。站在山頭眺望，東面遠處屹立著鼓山，江水從山腳下蜿蜒而過，江面上舢板漁船風帆點點。朝北眺望，福州市區盡收眼底……」日本人達山佐倉也指出：「各國領事館在丘壠之上，勢高而望闊。」想來，杜德維就是在此遠望福州城南郊的火災，拍下了上述的照片。
在明清時代，火災不僅是福州城市影響最為深遠的自然災害，而且也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人林步瀛曾指出：「吾閩省會之地，負郭而居者常接屋而連扉，及其不虞於火也，則每數十家、數百家附麗而相隨。」在這種背景下，火災一向令人聞風色變。清代琉球官話課本《學官話》中就提到：
把燈吹滅了睡，如今秋天的時候，那東西都是乾燥的，火燭要小心。上床的時節，就把火吹滅睡，也是放心的。
講得極是，那前日南台尚書廟那裡，一連燒了兩三遭，多因是他們火燭不小心才會誤事了。
講起那火燒房，那些人好可憐，家裡的東西，給人搶去的搶去，給火燒去的燒吊［掉］，到第二天來，一條草都沒有了，吃也沒得吃，穿也沒得穿，住也沒得住，那大男小女攏做一堆，在那露天地里，啼啼哭哭，我看起來，真真替他心痠，眼淚就要淌出來，實在傷心。
那火燒房，是最悽慘的，何消說，所以火燭小心要緊。
此處提及秋天時節應當小心火燭，這是因為受副熱帶高氣壓的控制，在秋天，福州的焚風效應極為明顯，民間遂有「秋季火帝出動」的傳說。南台尚書廟一帶，也就是現在的上、下杭一帶，在傳統時代是著名的商業區，房屋、店鋪鱗次櫛比，極易發生火災。一旦發生火災，隔岸的倉前山確實可以稱得上是「洞若觀火」。
對話中提及由火災引發的社會問題——福州人俗稱的「火劫」，即乘著火災混亂時的搶劫行為。此類的「火劫」，早在明代就相當嚴重，萬曆時人謝肇淛在其所著《五雜組》中，即曾提及火患時「惡少無賴利於劫掠」。而琉球官話課本，則更細緻地描述了「火劫」之餘的慘況。「蜀［一］條草」是福州人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條草都沒有了」，形容火災劫餘赤貧如洗的窘狀。關於這一點，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亦曾指出：
福州人很有理由怕火災，他們的木頭房子容易被點燃，而且一旦發生火災，就有很多流氓趕來火場搶奪財物。除非失火的人家有許多親友在現場苦苦守著，否則衣物、家具以及任何有點兒價值的東西都會被這些趁火打劫的「火鷂」搶走。
在福州，除了外國人聚居的倉山和作為商業區的南台之外，城內則是省會所在地，于山、烏石山、屏山三山鼎立，其中，又以烏山上的烏塔為制高點。對此，福建巡撫丁日昌曾說：「福建省城內烏石山為第一名勝，可以俯瞰全省形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國領事翻譯官租下了烏石山道山觀。過了五年，兩位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前來福州，他們在翻譯官金執爾（W.R.Gingell）的幫助下，租得烏石山神光寺住屋兩間。其時，正在老家養病的林則徐聞知此事，立即聯合地方士紳，上書福州官府，強烈要求驅逐英國人。在福州紳民看來，神光寺為當地生童會課讀書之地，外人不得租住，他們嚴詞勒令兩位傳教士退租。在朝野的強大壓力下，傳教士無奈之餘，只得搬至金執爾租住的道山觀內。同治五年（1866年），聖公會傳教士胡約翰（John Richard Wolfe）到達榕城後，向道山觀董事續訂租契，租借了包括文昌宮在內的大片房產。此後，山上教堂洋樓日漸增多，有不少名勝皆為教士所占。在民意的激烈反彈下，官府只得與英國領事交涉，要求烏石山上的教堂悉數撤移至城外。不過，在山上的傳教士食髓知味，他們不僅不願換地，而且還在肆無忌憚地繼續擴張。為此，光緒四年（1878年）爆發了著名的「烏石山教案」，神學書院被拆毀、焚燒。此後，英國人被迫遷出了烏石山道山觀樓房。不過，在此之前，不少外國人都到過烏石山上，從那裡俯視福州城的全貌，杜德維自然亦不例外。
福州城內景
上圖是杜德維從烏山之巔拍攝的照片（Inside city of Foochow,Wushih Shan, i.e. Black Rock Hill, in foreground），頗為動人心魄。從畫面上看，遠遠可見於山之上的白塔，以及其下的孔廟，近前閩式聚落獨特的馬頭牆高低錯落，……十九世紀晚期的古城風貌一覽無遺。這張照片與差相同時的美國茶商Ted Francis Jones（特德•費蘭西斯•瓊斯）拍攝的福州雙塔照片，並稱為迄今所見最為經典的兩張福州城市老照片。
烏塔與白塔，現藏福州市檔案館，Ted Francis Jones攝
除了題作「Views in China」（中國風景）的影集之外，哈佛燕京圖書館中還有一些作為散件的單張照片，其中有不少也頗具價值。由於當年我未被允許複製或拍攝，所以手頭並沒有保留下相關的照片。不過，我還是盡其所能、大致記錄下一些關鍵的信息，茲據當時的筆記稍作回憶。我記得其中有一張福建官員與洋人的合影——
第一排從左到右包括：都統文，洋人，副主考劉學謙，洋人，總督李興銳，洋人，將軍崇善，洋人，正主考李聯芳，洋人，洋人，學台秦綬章。
第二排從左到右則有：委員舒鈞，委員鄭恩隆，總辦孫傳袞，鹽台鹿學良，候補道黎國廉，城守協王書選，督中協謝，欽差船政大臣魏瀚，委員歐，文案高烺、委員高寶仁，分局秀員高慶銓。
第三排：翻譯葉可梁，前侯官縣譚子俊，翻譯蘇貞洪，侯官縣劉錫渠，閩縣羅汝澤，福防廳呂渭英，福州府玉貴，藩台周蓮，候補道聶元龍，臬台朱其煊，糧台啟約，翻譯林藩，文案陸繩武，文案徐際可。
……
揆諸史實，福州是閩浙總督、福州將軍和福建巡撫衙門的駐節之地，同時也是閩縣、侯官兩個縣衙的所在地，故而城中各級文武大小官員麇集攢簇。照片中提到的總督李興銳，於道光七年（1827年）出生於湖南瀏陽，後追隨曾國藩，逐漸在官場上嶄露頭角。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他署任閩浙總督，整頓福建財政、軍制，裁汰虛冗。光緒三十年（1904），調任兩江總督，同年八月病卒，終年七十八歲。據此可知，此照片應照於光緒二十九年。
1905年福州將軍崇善照片
照片中提到的另一重要人物崇善，另有一張專門的「大清光緒三十一年崇佑庭七十有四小照」，其上的題名為：「尚書銜軍功花翎，福州將軍、閩海關監督、船政大臣、兼署閩浙總督、兼福建鹽政大臣、世襲奉恩將軍」。從照片上看，此公形象、風度極佳，絕非官場上那些賊眉鼠眼之輩可以同日而語。崇善以福州將軍兼任船政，時常與洋員交涉，故前述照片顯然即與此有關。崇善後因病去職，於1908年去世。是時，離清朝滅亡已為時未遠，他幸運地躲過辛亥革命，亦可謂善終。
在這些散件中，還有一些照片對晚清社會研究亦頗具價值。如有關「福州南台塢尾街像儀樓」的兩張照片，就反映了近、現代福州頗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該照片左側的說明寫道：
林慶瀾公司護網江丙小輪，在外海拿獲拐匪二十三名，被拐男女小孩共計四十一名，分處寄養，招屬領取。
被拐小孩照片一
被拐小孩照片二
其中的一張照片上的人物分兩排站立，每排四人，每人手上拿著一張紙，上書姓名。前排依次為阮仕森、何永太、謝炳常、何八弟，後排為林藹妹、謝連貴、孫成樹，另有一人手中的紙上未見姓名。
在明清時代，作為省會城市，各地來往福州的人流紛至沓來，「拐帶」、「拍花」之類的誘拐事件亦層出不窮。所謂拍花，是指用迷魄藥拐賣兒童的行徑，這在反映清代福州城市生活的琉球官話課本中也曾經提到。直到晚近，當地民間還流行著不少如何對付拐帶的辦法。例如，其中一個故事是說——在被拐帶的途中，某位聰明的小孩假借繫鞋帶之際，揀拾一些鵝卵石，然後將其沿途拋撒，以記住來時的路……此類故事，其實是傳統時代「拐帶」之風盛行的一種歷史記憶。對此類的「拐帶」、「拍花」，官府曾三令五申嚴厲打擊，但卻收效甚微。上述兩張照片，顯然便是當時懸掛在各處供人招領的照片，反映了官府有司對於相關社會問題的應對措施。
（三）
大約在2000年前後，「圖文圖書」開始成為出版界的新寵。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出版界，都紛紛意識到老照片是一種重要的學術和出版資源，於是，庋藏於世界各地的老照片，亦遂成了人們競相發掘和出版的資料。在這方面，曾出現過一些編選俱佳的精緻作品，但毋庸諱言，相當多的圖片集之成書皆頗為粗糙。大致說來，主要表現是圖文脫節，不少編者因缺乏解讀圖片的能力，往往只能自說自話，在圖片邊上東拉西扯，說些基本上不相干的話。另外，有限的解讀亦頗為隨意，有很多是通過搜索引掣，上網找些似是而非甚至錯訛百出的簡要說明……
促使我撰寫此文的一個契機是近日出版的《晚清中國的光與影：杜德維的影像記憶：1876-1895》（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6月版）。剛剛看到此書出版廣告時，曾讓我頗感興奮，以為這是對杜德維相關照片的匯集與研究，遂在第一時間在當當網上下單購買……
《晚清中國的光與影：杜德維的影像記憶：1876-1895》（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6月版）
拿到這冊書後，卻讓人頗感意外。此書除了題作「[美]杜德維攝影」外，另有編譯者。全書內分五冊：第一冊，福建周邊（1876-1877）；第二冊，上海/澳門（1887）；第三冊，寧波周邊（1876-1880）；第四冊，北京周邊（1892）；第五冊，廣州/香港（1893—1895）。編譯者對原照片上的一兩行簡單說明作了翻譯，並對其中的一些圖幅加了自己的解讀。但縱觀全書，編譯者所做的工作並不太多，少量的翻譯亦頗可斟酌。
例如，杜德維是哈佛的高材生，他又受過飽學的戈鯤化之中文薰陶，故而其人對中文的翻譯其實相當雅致。譬如，《爾雅•釋詁上》曰：「豫，樂也。」故上海豫園之「豫」，本是歡樂之意。「Pleasure Garden」一圖，譯者將之直譯為「歡樂之園」，顯然未接地氣——因為從翻譯角度視之，此一譯文「信」則信矣，卻於「達」、「雅」則有所未逮。事實上，那一幅圖也正是豫園九曲橋的照片，翻譯成「歡樂之園」，有誰知道究竟指的是何處？順便說一句，現代上海人將豫園翻成「Yu Garden」顯然亦屬未逮，其實反映了當代人並未理解「豫」字的確切含義，這樣的翻譯，也遠遜於一百多年前杜德維的譯文。
中國上海豫園（Pleasure garden, Chinese city of Shanghai）
另外，書中的第78頁「Chinese servants」，畫面上的六位人物皆是普通民眾的打扮，明顯不是編譯者所稱的「中國官員」，而是一批服侍他人的僕人。我相信這是譯者一時粗疏而致誤譯，但該書同時亦有責任編輯，按照一般的編輯程序，一審、二審、終審，如此明顯的誤譯，何以始終未被發現？頗為不解。
中國僕人(Chinese servants)
此外，編譯者所附加的說明，基本上皆來自搜索引掣之簡單描述，其中，有一些或可有可無（如頁106-107「寧波的浮橋」之說明），或錯訛頻出（如頁144「哈德門」條之說明）。特別應當指出的是，這批照片原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書格圖書館」上也見有相關的圖片匯集。《晚清中國的光與影：杜德維的影像記憶：1876-1895》一書，完全是原封不動地照搬「書格圖書館」上的圖片。從構成上看，全書內分五冊，這種分類乍看本身就頗為奇怪，仔細核對，也完全是根據「書格圖書館」上的圖片分類。值得一提的是，全書開頭有「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本書？」和「代序——老照片的『意義』」，書末也有「攝影師簡介」，但唯獨從頭到尾皆不註明照片的確切來源。如此這般的「做書」，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65ayor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