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但事實上，我們都是被中國國民黨關進寄宿學校的台灣原住民，只有我們自己不知道。」
「也許，很多人都還不知道自己的族群即將消失了吧？
因為這一切是如此地安靜，在學校、在電視、在社群媒體、在每一次的選舉、在我們每個人的家中，默默地死去。」

古少騏 - 「但事實上，我們都是被中國國民黨關進寄宿學校的台灣原住民，只有我們自己不知道。」... - https://goo.gl/yv85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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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加拿大Regina的一名原住民男孩，入學前後的模樣對比。
19世紀時的加拿大和美國，都強迫該區原住民小孩進入寄宿學校。他們被迫離開家庭，在學校選一個白人名字，做成名牌掛在脖子上，不准說母語、不准有自己的文化、習俗跟信仰，剪掉他們的長髮、割下他們的辮子，讓他們「改頭換面」，成為堂堂正正的美國人或加拿大人。
加拿大前總理Paul Martin把當時的政策稱為「文化清洗」，稱是為了消滅原住民的文化傳統，讓原住民孩童都變成「小白人」。
一樣慘忍的事，現在正發生在維吾爾族人身上，過去，也曾發生在台灣人身上。
有人想過，當我們提到一個族群「消失」時，指的是什麼嗎？是指世上已經沒有人擁有這個族群的血緣嗎？顯然不是，例如台灣許多人身上都留有平埔族的血統，但可能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所謂的「消失」，真正的意思是，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人使用這個族群的語言跟傳統，已經沒有人用這個族群的方式生活，這個族群中斷了文化的演進，永遠停留在歷史中。
以在台北出生的我來說，我身邊同儕好友中沒有任何一個母語家庭，也就是按照「母語在家學」的概念，我們的下一代就會失去母語的溝通能力；我們也不知道過去台灣人是怎麼生活的？有什麼習俗跟傳統？我們知道七夕是情人節，但卻不知道傳統台灣人這天慶祝的是七娘媽生，是求保佑孩子健康長大；在日治及華國來台初期，我們還有台語版的文學、科學甚至醫學典籍，我們族群的發展是與時俱進的，但如今都中斷了；1940年代，台灣是亞洲最先進的地區之一，比起長期戰亂的中國，台灣人應當是更富有文化水準的一群，但現在，高雅的台語卻被貶為粗俗的代名詞。佔台灣人口最大宗的台語族群尚且如此，更何況客語及原住民各族群？
剛剛回老家看母親跟阿嬤，看到中天新聞台裡，某個高雄民眾夾雜著台語跟華語在稱讚只有國民黨會拚經濟拚觀光，感觸就特別深。我們還以為自己是北美大陸上馳騁的白人，但事實上，我們都是被中國國民黨關進寄宿學校的台灣原住民，只有我們自己不知道。
離開時，我對母親告辭：「母ah，我轉去啊。」
從小講台語、也在學校被掛過「我不說方言」牌子、我最愛的母親回答說：「好喔，東西記得拿。」
我想，如果要說國民黨跟過去美國、加拿大政府的差別，那就是美加都失敗了，他們的政府都公開道歉且賠償，但國民黨不但從沒有人為國語政策造成的文化傷害負責，用華語說出「學母語浪費時間」這種歧視語言的候選人，還能夠得到本土這些被歧視者的支持而當選，這樣的「文化清洗」，對國民黨算是成功了吧？但對我們呢？
當我們提到族群「消失」時，指得是什麼呢？是我們失去了語言、失去了習慣、失去了文化。也許，很多人都還不知道自己的族群即將消失了吧？因為這一切是如此地安靜，在學校、在電視、在社群媒體、在每一次的選舉、在每個人的家中，我們默默地死去。

早期四.五.六年级生小學校園的標語，要學生隨時隨地警惕在口的「我不說方言」或「我愛說國語」訓示，在課堂講方言要處罰甚至罰錢，現在小學生在課堂上，老師要用教的方式學習閩南語，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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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學與同業都不解：「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寫這些沒稿費的文字？」我想懷舊固然是主因，但為了對抗媒體的「弱智化」，也是讓我堅持下去的動力。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媒體最愛下的標題就是「兩個女人的戰爭」。影劇版裡兩個加起來一百多歲的「一個半」女人，為了一雙破鞋可以佔據報紙版面幾星期；社會版裡一個前小三與現任小三，為了一個禿頭男折磨大家幾個月。但影劇新聞或社會新聞要這樣寫，我還能理解這是市場生態；可是連政治新聞裡呂秀蓮質疑蔡英文對菲律賓遣返詐欺犯是否侵害主權，或財經新聞裡劉憶如與李紀珠爭論的金融重建基金法案，明明都是嚴肅的法律爭議，卻被媒體弱智化為「兩個女人的戰爭」，這些還不是小報炒作出來，都是「大報」在搞的勾當喔！
　　但我也要嚴肅的指出，台灣媒體的弱智化，絕不是因為水果報與數字周刊的出現，也不是新聞自由後才出現的亂象。兩蔣時代政治新聞裡沒自由，這是全民皆知；但兩蔣時代政治新聞裡的弱智化，很多人卻忽略了。以台灣戒嚴時代最敏感的「禁方言」政策來說，兩蔣特務與媒體高層，對這尷尬問題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遇到實在無法化解時就軟硬兼施，硬的就是威脅報老闆不准登，軟的則是要求改變報導方向，用弱智與八卦的手法來轉移焦點。例如媒體現在最夯的八卦手法「兩個女人的戰爭」，早在兩蔣時代就有了，而且更誇張。當年為了轉移學校「禁方言」的荒唐政策，竟然還有更荒謬的「三個女人的戰爭」。
　　1978年6月5日下午，第六屆台灣省議會第三十五次會議時，雲林縣的省議員蘇洪月嬌（49歲，現任雲林縣長蘇治芬的母親），針對省立台中護理學校酆夠珍校長的兩件校務處分案提出質詢。第一是東引學生陳賽玲暑期返鄉省親，開學前軍艦因颱風停開，以致無法準時到校註冊，遭酆校長處以一大過兩小過的嚴厲處分。當時東引與台灣之間，除軍方運輸艦之外，並無其他交通工具；軍艦要開要停，根本不是一個高中女生所能決定。酆校長的不當處分，嚴重侵害前線離島學生的權益，省教育廳因此發文糾正台中護校，酆校長被迫取消原處分，卻為了面子問題，仍堅持要記陳賽玲小過一次。
　　蘇洪月嬌質詢酆校長的另一項不當措施，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台中護校竟然規定，家長來學生宿舍看小孩，只能在一坪大的會客室裡見面，一次十五分鐘，而且「禁用方言」。那些沒受過兩蔣「偉大祖國」教育的台灣賤民階級，父母來學校探望孩子，竟然不能說話，只能比手劃腳。這到底是個怎樣「偉大」的領袖？會有這麼「偉大」的政策？才會出現這樣「偉大」校長？做出這麼「偉大」的宿舍管理辦法？那些孩子的家長，出生在日治時代，不會說國語不是他們的錯，國家不該處罰他們與他們的孩子。何況骨肉親情與養育之恩，豈能任由兩蔣用語言否定？兩蔣時代有這種政策，說兩蔣是禽獸不如，還真是污辱了禽獸。
　　但兩蔣時代政客對這種質詢，早就應對有道，一切照表操課，絲毫沒有落差。蘇洪月嬌對教育廳長梁尚勇的質詢一結束，梁尚勇還沒答覆，護主心切的台南縣山派女議員江恩，立即提出「補充質詢」，強調：「護校學生應具備南丁格爾的犧牲精神及服務病人的守時精神，應該從嚴管理。把台中護校校長喚到省議會備詢，有些小題大作。」江恩用「補充質詢」為名目，發言中卻說了一大堆與主質詢者完全不同的意見，這樣的「補充」引來蘇洪月嬌的抗議，兩人爭論了一小時，蘇洪月嬌說出了「護航不要太過分」、「賤人」、「羞羞臉」、「差勁」等用語，最後主持會議的副議長魏綸洲裁定：「省政質詢辦法中只規定補充質詢議員應就同一質詢問題提出補充質詢，並未限定補充質詢議員不得與主質詢者看法相左。對補充質詢的內容是否應加以限定，應由議會法規研究室研究。在質詢辦法未修正前，江恩議員可以繼續完成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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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極具爭議的外島學生與說方言家長權益問題，連教育廳長都尷尬到無法回答，結果這位護航的女省議員江恩一戰成名，很成功的轉移了焦點，省議員們不去討論酆校長的作為是否失當，反而要去討論省政質詢辦法的條文是否周延；而媒體也可以針對吵架中雙方的罵人用語大作文章，「兩個女人的戰爭」第一回合就此展開。省議會法規室主任周振烈說：「部門質詢時補充質詢的議員，不宜提出與原質詢議員『極端反對』的意見，但可提出『不同看法』。極端反對是否定的意思，不同看法是從另一角度談問題。」但江恩說的到底是「極端反對」，還是「不同看法」，法規室對雙方都不願得罪，因而解釋得模擬兩可，有解釋跟沒解釋一樣，結果「兩個女人的戰爭」第二回合又開始了。
　　這場爭吵在主持會議的副議長魏綸洲打圓場下，宣布：「請議員不要再為補充質詢問題進行討論，希望議員在發言時重視禮貌，互相禮讓，遵守議事規則，以維護會場秩序和議員間的和諧。」爭吵本身看似暫告落幕，但在中壢事件後黨外勢力已日漸蓬勃，「方言解禁」是黨外控訴兩蔣暴政最有力的武器，其他那些抽象的民主、自由，現在的台灣人都還搞不清那是什麼東東，何況三十多年前。執政的國民黨也明白這問題的嚴重性，因此要更加軟硬兼施，一方面打壓方言的手段要更嚴酷，另一方面轉移焦點的手段則要更八卦。於是江恩及酆夠珍兩人，分別向台中地檢處控告蘇洪月嬌涉嫌妨害名譽與妨害公務。議員質詢在兩蔣時代會被官員控告作「妨害公務」，這也是「自由中國」裡兩蔣官員能具有「完全自由」的明證。
　　1979年1月9日，台中地檢處檢察官王正喜傳訊原告江恩、酆夠珍與被告蘇洪月嬌，並傳喚省議會議事組股長莊敏男攜帶有關資料到庭作證。蘇洪月嬌當庭表示願對當天脫口而出的「賤人」一詞，向江恩鎮重致歉，但江恩仍堅持提告。酆夠珍則以蘇洪月嬌質詢時曾提到「把學生當犯人看待，是不是校長本身是再嫁夫人，以何種心理來虐待學生？」因而再控告蘇洪月嬌妨害名譽。1月17日包括省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廖榮祺在內的三十位省議員，連名致函省議會，要求議會為蘇洪月嬌被酆夠珍控告妨害公務一案，公開表明態度，並函請台中地檢處，依據司法院36年院解字第3735號解釋「議員在會議時所為有關會議事項之言論，縱令不法，對會外亦不負責。」慎重處理本案，以維護省議員之議事免責權。2月2日，省議長蔡鴻文也發表書面表明：基於維護省議員發言免責權的立場，他認為妨礙公務「其尺度宜從嚴予以認定，藉以維護其發言免責權。」
　　無奈兩蔣時代的「司法獨立」，不是今天的台灣人所能想像。承辦檢察官王正喜在6月14日偵查終結，竟將蘇洪月嬌以妨害公務及妨害名譽兩項罪嫌提起公訴。1980年1月17日，台中地方法院由審判長蕭順水宣布判決，蘇洪月嬌侮辱江恩部份，處刑三月；侮辱酆夠珍部份，處刑三月，合併應執刑期四月，如易科罰金以九元折算一日。蘇洪月嬌不服判決，上訴台中高分院後，7月23日本案判決定讞，被告蘇洪月嬌稱酆夠珍「再嫁婦人」並未構成侮辱，因婦人再嫁為社會所容許，故改判無罪；至於稱江恩「賤人」則構成侮辱，判刑二月，如易科罰金以九元折算一日。蘇洪月嬌在10月2日，向雲林地檢處申請易科罰金獲准，經繳納1620元後執行完畢，轟動一時的「三個女人的戰爭」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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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極嚴肅的校園禁方言問題，在議會、司法與媒體的合作下，八卦化成「三個女人的戰爭」，以致讓社會大眾失去了討論此一暴政的良機。其實兩蔣「禁方言」的政策，早在戰後國府剛接收台灣時就已出現，1949年國府遷台後更是雷厲風行。1951年初台灣省教育廳已通令各國民學校：「凡舉行各種集會口頭報告，必須操國語。」1953年9月，教育部還邀請內政部、外交部、中央黨部、台灣省民政廳、教育廳等單位開會，針對台灣長老教會已用了上百年的羅馬字拼音聖經與教會公報，認為不利於人民學習國語，要會商對策飭令禁止，以達到禁方言的目標。
　　兩蔣禁方言的兩大戰場，一處是校園，另一處則是媒體。1953年省教育廳和新聞處以推行國語為由，禁止電影院設置「辯士」（台語通譯）。省議員呂世明等人在省議會裡，曾以沒有辯士，觀眾無法了解劇情而請求解禁，但省府並未同意。1959年禁止電影院設置「辯士」的層級提高到了中央，而且處罰更嚴格；教育部規定電影院放映國語片時不准加用台語通譯，違者將予糾正或勒令停業。在電視的部分，1962年10月台視開播後，次年教育部即頒定〈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其第三條規定「廣播電視台對於國內的播音語言，以國語為主，方言節目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台灣的方言在兩蔣與那些高級外省人眼中，是個比狗叫還難聽的聲音，非禁絕不足以消其厭惡。1953年9月，台東縣富崗國校首任校長藍德和，因說方言被解職，改派湖南籍的鄧耀祖接任。在台灣不能說台灣方言，卻能說毛澤東的方言，這也是台灣的「反共」經典笑話之一。1963年1月11日，屏縣內埔鄉鄉民代表聯名簽署罷免現任代表會主席賴鄉春，四個理由之一的竟是「不懂國語」。不過對於兩蔣「禁方言」的暴政，大家還是要有一點清楚的認識。在老蔣時代，雖然也強調「禁方言」，但只是公文往來的等因奉此而已，因為這是個心照不宣的事實，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使用不同的語言，是區分階級最快的方法。
　　為了統治的方便，老蔣時代對台灣人民在入學、入伍甚至從政時，會要求你說國語；所以說台灣方言的國校校長要被撤職，不會說國語的鄉代會主席要被罷免，但這只是要維持上流社會的血統純正；私下生活裡你若堅持說本地方言，這對兩蔣與身邊那些高級外省人來說，等於是自動設下一個「保護罩」。因此下層社會用的方言，他們實際上也懶得管。雖然法令上禁止電影院設台語通譯，但實際上大家心知肚明，只要往北過了基隆河、往南過了淡水河，在1970年代之前，各鄉鎮電影院裡設有「辯士」的比比皆是。
　　電視更是如此，剛開始只有台視一台時，當然會守規矩，限制台語節目的播出時數；等1968年有了第二台中視後，兩台為了搶廣告，台語節目都開始增加；到了1970年，第三台華視開播後，三台更是搶播台語節目。1970年3月4日，當時華視尚未開播，教育部文化局局長王洪鈞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裡，答覆西安市立委落選人，來台後卻被老蔣「扶正」遞補為立委的趙文藝，質詢電視台的台語戲劇節目過量時說：「中視方言節目約49.5%；台視原為48%，但現在已增至58%，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規定。」台視的台語節目比國語節目都還多，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台灣電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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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小蔣剛掌握實權，台灣就面臨退出聯合國、尼克森總統訪「匪」與日「匪」建交的三大衝擊。當反攻大陸已證實是騙局，連老芋伯也都退伍結婚時，小蔣要維繫這樣一個世襲的殖民政權，對本地方言就不能再採用老蔣那種睜一眼閉一眼的紙上禁絕，中小學校園裡說台語的孩子開始被罰錢、挨打、罰跪、提水桶半蹲、掛「我要說國語」的狗牌，各種酷刑紛紛出現。很多被兩蔣圈養在竹籬笆裡的網友，就像那些死也不信阿扁會貪污、致中會嫖妓的扁友會成員一樣，就是不願承認當年兩蔣曾禁過方言。我也不剪其他報紙，就只以泛藍的精神刊物《聯合報》為例，讓這些腦殘的天龍人，看看兩蔣當年是不是在禁方言。
（一）這是新聞報導的：（1983年7月30日《聯合報》嘉義版15版） 
　　嘉義縣水上鄉回歸國小校長趙震，在校內推行說國語運動，要求特定班級學生在胸前懸掛「請說國語」紙牌。縣議會副議長邱俊男、議員廖榮宗、蔡定國等認為方法是否妥當，值得商榷。
（二）這是作家黃春明說的：（1991年1月11日《聯合晚報》15版/當代 【黃春明】「伊是故鄉話家」）
　　政府遷台後，開始致力推行國語，本意雖佳、也確有需要，但執行的方法則嫌粗糙，所以到了地方單位的執行者手裡，會變得「雷厲風行」，竟出現學生說方言要「罰錢、跑操場、掛牌子」等引人反感的侵略性作法。這種為求效果、忽略尊重的國語政策，導致了年輕一代的「母語失憶症」，對鄉土文化產生疏離感，「失根的一代」於焉形成。 
（三）這是鄉情版上有人回憶的：（1993年10月21日《聯合報》34版/鄉情 【陳招池】「告別的年代 說國語運動」）
　　小時候生長在農家，長輩幾乎都目不識丁。開口閉口全講台語，想要學習說國語，非常困難。一直到念了書，還有很多人常說台灣國語，當時老師要求很嚴格，規定在校園內不准說方言。學校到處貼著：「好學生不說方言」、「說國語人人有責」等標語，來提醒大家。我們常常在下課玩遊戲中，無意間會冒出幾句台語，同伴聽到，會警告說，要報告老師。如果很不巧被老師聽到，那就像抓到小偷一樣嚴重。會被叫到辦公室罰站，這是很丟人現眼的事。 
（四）這是讀者投書的：（1990年1月15日《聯合報》27版/大家談 【鄭清和  高雄左營】）
　　我兩個兒女目前都在國民小學就讀，有一天我囑咐她倆不妨也學學台語，將來與台灣省同胞接觸往來，或問路、購買東西，也能應付自如，不致發生困難。不料小傢伙卻一臉苦相，回答說，「學校不准講台語，誰講台語被老師看到會受處罰。」類似這種矯枉過正的啟蒙教法，本人實不敢苟同。 
（五）這一點最重要，那是馬英九自己說的（1998年11月16日《聯合晚報》2版/話題新聞「馬英九：說台語罰錢，當年事」，記者黃國樑、秦富珍/台北報導）
　　對於台北市陳水扁藉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內容，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回應表示，他在當學生與服役時，有人確實因說台語被罰錢，他這個年齡的人大家都經歷過，目前已近21世紀，陳水扁不應一直停留在悲情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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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蔣當權時雷厲風行的禁方言政策，最明顯事例就是的就是每逢選舉，民進黨必定會追問宋楚瑜的老梗：「誰殺了史豔文？」其實1973年3月15日中午十二時五十分，黃俊雄以台語播出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因為「妨害農工正常作息」，被迫播出史豔文到靈空寺落髮出家的「完結篇」。在此之前，《雲州大儒俠》為了與另一齣《六和三俠傳》輪播，也播出過類似的完結篇，但幾個月後又「復播」，所以一開始民眾還不知史豔文這次是真的「死」了。為了配合政策，4月8日下午二時二十分起，黃俊雄製作的第一齣國語布袋戲《新濟公傳》，每週日在台視播演出半小時，但收視率不佳，沒多就停播了。
　　所以，當時管理電視節目的機關並非新聞局，而是教育部文化局；宋楚瑜當時剛自美回國，還只是行政院的秘書。宋楚瑜根本沒殺過史豔文，史豔文也只是落髮出家而已。但民進黨說宋楚瑜是「布袋戲殺手」，固然是選舉語言；可是大家也別認為這十多年來每逢選舉，宋楚瑜就一定要跟馬英九一樣，說幾句只有他自己聽得懂的台語，就以為他在「禁方言」這件事上完全清白。1980年4月26日，宋楚瑜以新聞局局長身分，列席立法院內政、外交、教育三委員會聯席會議時就這樣說過：「根據廣播電視法第20條規定：『電台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鑒於目前尚有部份年長同胞不懂國語，因應此項客觀因素，一時未便嚴格執行；惟自將注意此一規定，以期逐漸朝向此一長遠目標努力進行。今後各電台方言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兩蔣的禁方言的罪孽，當然也不是一天造出來的。在禁方言這件事上，立法院裡的某些老賊，其實是比兩蔣與其身邊的鷹犬還認真。因為講白一點，雖然反攻大陸是鬼扯的，但萬一真能成功，兩蔣就能從台灣皇帝變成中國皇帝，身邊鷹犬也能跟著升天，多少還有點好處。可是請問反攻大陸後，立法院裡這些不用改選的老賊，還能用什麼理由高居廟堂、坐領高薪？所以在台灣最不想反攻大陸的人，絕不是什麼台獨份子，而是這群老賊。黨外人士乃至後來的民進黨，總是抨擊老賊們尸位素餐、好吃懶坐或佔著毛坑不拉屎等；但這一點他們大錯特錯了，老賊們還真是少做點事比較好。他們真要在茅坑上拉起屎來，拉出來的都是些什麼東東，請大家來見識一下。
　　1970年6月11日，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裡，大連市立委穆超在質詢教育部文化局長王洪鈞時說：「本人建議王局長，廣播電視所有節目連同廣告，要採用百分之百的國語，以統一國家語言，促進民族的團結。」四川省婦女團體立委王純碧，還「好心」的提醒來自天津市的王局長：「長此下去，勢必導致國語消沈，方言猖獗。倘為企圖分化民族、割裂國土的政治野心家，利用語言的隔閡、陰謀不軌，則二二八事件又將重演，後果不堪設想，大可動搖國本，小則可逼遠地人無路可走而跳海。」山東省立委楊寶琳則獻策說：「在推行國語、淘汰方言方面，政府應對電視事業作有計劃的耍求，譬如今年國語發音節目佔百分之六十，明年則提高至百分之七十，後年為百分之八十，最後則完全淘汰方言。」其他像是天津市立委溫士源、職業團體立委王大任，也都紛紛附和，要立法停播電視中的方言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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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蔣發動，老賊唱和，鷹犬逢迎的無間配合下，1972年4月12日，文化局找了三家電視台高層來喝咖啡，要求各台配合政府的禁方言政策，自4月16日起，各台必須減少台語節目到16%以下。三台高層回去後只能揮淚祭起「大刀」，砍掉廣告金主的最愛。華視由於台語連續劇最多，只好忍痛停播布袋戲與重播的《嘉慶君與王得祿》，並縮短《西螺七劍》與《媽祖傳》的播出時間；然後把清晨的空中商專教學節目，也算在國語節目時間裡，這樣總算把台語節目壓到16%以下。中視則停播星期二的《吉人天相》與星期四的《愛的故事》，中午再重播國語連續劇，這樣才得以壓到16%以下。台視因之前剛被「關切」，台語節目已砍到所剩不多了，只要將兩齣播映中的台語連續劇，稍微縮短十分鐘，就能壓到16%以下。但「416大屠殺」只是小蔣當權後，對台語節目的「牛刀小試」，更慘烈的屠殺才正要開始。
　　在「416大屠殺」後，文化局每晚均派員監看，三台每晚六點半到九點半的「黃金時間」內，台語節目播映時間不得超過一小時，並且要分為三個單元；每單元包括廣告在內，不得超過三十分鐘；兩個單元之間，必須以其他國語節目間隔，避免觀眾連續收看。經此屠殺後，台視的台語節目已降為14.4%，中視12.7%，華視16%，初步都符合要求。但由於華視與中視「投機取巧」，分別用教學節目與下午重播國語連續劇，來擴大總播出時間與國語節目播出時間。何況三台高層早有默契，大家能播台語連續劇的時間都有限，在六點半到九點半這段黃金時間，大家就配合廣告商要求，把台語連續劇的播出時間都錯開，這樣大家都有錢賺，也都能「配合政策」，達到當局對方言節目的比例要求。
　　但在12月1日《聯合報》14版，江蘇籍的廣播明星王大空，也不知道他是太聰明了，還是太笨了，竟然白紙黑字的把這件「國王的新衣」揭穿。他以11月17日的三台節目為例，像我外婆這種根本不看國語節目的觀眾，從下午六點半到九點半的「黃金時間」裡，也能全看台語節目。這張大家心照不宣的「台灣人電視節目表」就是：六點半到七點，看中視的《古城風雲》；七點到七點半，看台視的《青春鼓王》；七點半到八點，看華視的《望你早歸》；八點到八點半，看中視的《英雄膽》；八點十分到八點四十分，看台視的《佛祖》；八點四十分到九點，看華視的《鳳山虎》；九點到九點半，看中視的《難忘七號碼頭》。照著這張「節目表」按表操課，你就能不受干擾的連看三小時台語節目。
　　這張「台灣人電視節目表」自12月1日見報後，文化局也很尷尬，於是開始了更殘酷的「127大屠殺」。12月2日就正式發函通知三台，自12月7日起，限播的台語節目不得再以百分比計算，而是改以時間計算，每天每台都不得超過一小時，而且必須分兩次播出，午後及晚間各播一次。最重要的是晚間六點半到九點半這三小時內，台語節目限由一台播映，依台視、中視、華視的順序，三台輪流各播十日。這次的「127大屠殺」，公函除通知三台外，並分送文工會、司法行政部與警總。小蔣的禁方言政策，不再是偷偷摸摸的找高層喝咖啡，而是堂而皇之的明正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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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蔣這次的「127大屠殺」，來得是又快又猛，三台高層就不像前一次「416大屠殺」那麼輕鬆，台視的《生死戀》、《青春鼓王》、《佛祖》；中視的《薔薇處處開》、《難忘七號碼頭》；華視的《俠士行》（錢來也）等收視率極高的台語節目，都要乖乖的立即停播。於是三台高層12月5日在台視舉行「淨化節目協調會議」，由文工會副主任陳叔同主持，會中三台高層都對台語節目每台各輪十日的規定，認為是窒礙難難，建議能改為每台各輪三個月；但文化局則不同意，最後雙方折中為每台各輪四星期；並有兩項新決議，一是三台每天限播兩首台語歌曲，二是任何節目不可做現場廣告。文工會則希望台語演員以國語演出連續劇時，一定要說「標準國語」。
　　文工會為何會提「標準國語」這個要求，原來華視因為開台最晚，能演國語連續劇的電視演員，幾乎都被台視與中視簽約為基本演員，根本不能跨台演出。華視只好大量吸收日漸式微的台語片演員來演台語連續劇，如今又遇到政府要禁方言，既然這些演員不能演台語連續劇，乾脆把即將上檔的《望你早歸》以及《阿塗伯》等台語連續劇，以原班人馬改演國語連續劇，這樣廣告就不會流失。但播出後效果卻極差，因為預定的台語片演員，用國語根本說不清台詞。雖然台語片演員改演國語連續劇，個別演員如《保鑣》裡的石英、雷洪等男演員，依然受觀眾歡迎；劉秀雯、陳秋燕、藍琪、陳佩伶等女演員，更是國台語連續劇通吃；但這種雙聲帶演員終究是少數，而且他們參與的都是原本就屬於國語連續劇的劇組。
　　由於文化局規定晚間六點半到三點半，三台每四星期輪播半小時的台語連續劇（或歌仔戲）。台視的《傻女婿》與中視的《新娘與我》，為了擔心廣告流失，堅持不離開黃金時間，就先播八星期的國語，輪到了再播四星期的台語。這樣國台語交互播出的連續劇，收視率卻完全不同。《新娘與我》的國語播出成績並不理想，跟黃俊雄的國語布袋戲一樣，沒多久就停播了。但《傻女婿》由於男主角常青與女主角林美照順利轉型，在國語播出時，收視率雖不及另一台的台語連續劇，但總比換一檔新的國語連續劇要高。就這樣同一批演員，兩個月國語，一個月台語的輪播了一年多，也算得上是台灣電視史上的奇蹟。
　　小蔣的禁方言政策，光靠文化局的公文還不夠，在1975年11月18日，老賊掌控的立法院，為了已經二讀通過的「廣播電視法」第21條，竟然爆發了難得的內鬨。由於二讀後的條文，三讀時僅能作文字修正。行政院提出的條文原案是「電台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但一向視台語如寇讎的大連市立委穆超說：「方言的問題，它自然會慢慢消滅，不必憂慮，也不必惋惜。」「方言是落後的語言，因為方言有音沒有字，不能登大雅之堂。」「講國語，用國語寫很好的文字，是做一個中國人的基本條件。」「台灣同胞講閩南語，以整個中國大陸人口相較，數字很小，同時閩南語也是落後方言的一種，不必惋惜。」堅持要明定國語節目比例，達到他一舉消滅方言的理想。
　　另外河北省立委吳延環，趁機也來個「狗尾續豬」，堅持加上：「自1986年元旦起，廣播電視節目不得以方言播出。」的但書。幸好立法院裡也有腦筋比較清醒的資深立委，如莫萱元、張光濤、張季春、張希之等人，相繼發言主張條文中強調以國語為主即可，不要完全廢止方言節目，以適應本地民眾的需要。最後雙方協調，在草案中加入含糊的「方言應逐年減少」一詞，於1976年1月1日公布實施。1973年8月起，原本歸教育部文化局管理的電視節目，改由行政院新聞局管理，手段則更加殘酷。新聞局將三台黃金時間輪播的台語連續劇，再緊縮為不准在晚間七點半以後播出；甚至在國語節目中出現一句台語，也會被「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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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以消滅台語為己任，置百姓死活於度外的老賊，以及新聞局、文工會與警總的鷹犬，對電視節目裡台語演員的不標準國語深痛惡絕，但對兩蔣父子及其家臣如俞國華、周宏濤的不標準國語，卻從來不敢置喙。當時台視有部國語連續劇《台北人家》，扮演下女「阿桃」的張琴，故意在劇中講著誇張的台灣國語，在講國語的高級外省人家中幫傭，鬧出了很多笑話，結果配角變成了主角，台視還為她量身打造了續集《再見阿桃》。同樣是不標準國語，台語演員說的就要被「糾正」，但外省總統與大官講的，或是外省演員模仿本省下女講的，老賊與鷹犬們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些高級外省人對待方言的雙重標準，其無恥還真是難以形容。
　　台語雖然在小蔣時代被老賊與鷹犬歧視、打壓、醜化與摧殘，但也引起了基層民眾的反感與同情。尤其在美麗島事件後，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在競選場合，只要是用台語演講，無論內容是說什麼，都能得到掌聲與選票，讓老賊與鷹犬更加厭惡，1985年還企圖制定更嚴厲且更荒謬的「語文法」，明定會議、公務、公開演講、公共場所交談、各級學校實施教育、大眾傳播等都要使用標準國語。最後因為民間的反應太大，小蔣與老賊們只好暫時擱置立法，但是對於電視中的台語禁令，絲毫不肯放鬆，直到爆發震撼全台的「蔭花生事件」，荒謬的禁令讓多人無辜死傷後，台語在電視裡才有了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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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霸權國語與悲情方言（管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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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中國開始了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上千萬的中學生因此失學。但在對岸，老蔣卻於1967年6月27日國父紀念月會中指示：「我們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計畫。」就這樣，台灣在「政治強人」的意志下，實行了「耕者有其田」之後的另一「德政」。
　　但吹牛容易，做事卻難。一個月後8月9日的國民黨中常會，老蔣改口說了：「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不惟對自由基地乃為文化復興之具體事證，即對大陸同胞，亦具重大政治號召作用。」一個月前的「義務教育」，也就是與當兵納稅一樣，不上學就要罰的「義務」，縮水成了要上不上隨你便的「國民教育」；「德政」也還原本意為對大陸同胞的「政治號召」。
　　然而憑良心說，無論是不是「義務」，或是不是「政治號召」，要讓台灣孩子讀九年書，不單只是花不花得起這個錢，一時之間要張羅這麼多硬體設備與師資，也根本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記得當年我所讀的國中，是日治時代在半山腰裡設置的陸軍療養院附設野球場（棒球場），在倉促間改建而成。至於師資，大陸來台的退伍軍人、因印尼排華而來台的華人、資深的小學老師，全都這樣湊合著用了。1975年夏天，我與大多同學一樣，每天「上山」去讀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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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時有一個至今仍難忘的同學，就是來自山上農家，他的耳朵長得與大家都不同，是朝外長的，也就是俗稱的「招風耳」，大家都叫他「大耳豬」。頑皮的同學總喜歡用拇指扣住中指彈出去，把他的耳朵彈得又紅又腫，大耳豬雖然個子不高，但也還算精壯，不過從未見他反抗，甚至連回嘴都沒有。
　　那時正是台灣查禁方言最嚴厲的時期，只要被檢舉說一句台語話，就要被罰一塊錢。有一次大耳豬被兩個同學欺負到不但耳朵紅了，連臉龐都被氣得漲紅了，於是小聲回了一個「幹」字，那兩個同學還不死心，就像合唱一樣整齊的說：「喔！說台語，罰一塊。」班上同學也都帶著看笑話的心情，看著他們兩個繼續戲謔大耳豬。
　　我當時心裡很難過，可是也沒那麼大的勇氣，去制止那兩人的胡鬧，只是說了一句：「不算，『幹』是國語啦！國語就叫『幹』。」大耳豬好像被提醒了一樣，竟又更大聲的罵了：「幹你娘！」全班同學都被這句台語的「國罵」嚇到了，眼光都轉向對罵的雙方。
　　那兩個同學本來還鎮定，像平常一樣用國語繼續罵著大耳豬，但大耳豬一開始用了台語的「三字經」，就好像已經開了保險的機關槍，接著連串射出台語的「六字經」、「七字經」。平常用國語吵架時，大耳豬像是個受盡委屈的小媳婦，只敢嘟嘟嚷嚷的說：「你要怎樣啦！」但今天卻完全改觀，大耳豬越罵越順口，越罵也越大聲。真的，從電視布袋戲被國民黨禁播以後，從來沒聽過那麼「大快人心」的母語。
　　大耳豬幾分鐘的台語罵人，換算罰金恐怕要幾百元，那在當時普遍貧困的台灣，對國中生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但好笑的是，所有同學也都很有默契，沒將這件事報告老師，只罰了大耳豬一元（那一元還是我出的，到今天大耳豬也沒還我）。不過從此之後，那兩個同學也沒有再去找大耳豬的麻煩。
　　成年之後，看到美麗島事件後，競選時那些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在台上全程使用台語，控訴國民黨的不公不義、獨裁霸道；其實他們說的究竟是什麼內容，大家也不關心，只要他在台上大聲說出台語，選票就到手了。回想國中時那段大耳豬的「母語反抗記」，心裡也不勝感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夾帶著情緒的母語訴求（其實也就是族群版塊切割），效果絕對大於空洞的公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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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代老蔣對台語及客語的打壓，最讓台灣人印象深刻的，當然就是日後每逢老宋參選，就必須面臨民進黨或本土團體的指控：「誰殺了史豔文？」
　　「史豔文」是誰？大陸網友一定很陌生。其實史艷文是個虛構人物，他是台灣布袋戲《雲州大儒俠》裡的主角。劇本是五洲園掌中劇團老闆黃海岱年輕時，根據十八世紀中國小說《野叟曝言》所改編的。敘述在十六世紀的明代，男主角文素臣領兵征伐東倭海寇（當時的日本）的故事。
　　黃海岱改編這部戲時，台灣還受日本殖民統治，小說也被總督府列為「禁書」。黃海岱為了能演出這部戲，就把小說中的人物姓名和情節稍微做修改，保留了小說中的大部分精神，男主角的姓名改做「雲州玉聖人－史豔文」，劇名也改成《忠勇孝義傳》，在野台戲裡演出。
　　60年代台灣會出現電視台，全拜對岸所賜。1968年之前，台灣只有省政府經營的「台視」一家電視台而已。而台視能在1962年開播，是因大陸已經有電視台了。老蔣為了面子，只好由日本提供技術，讓台視開播，所以至今日本富士電視台還是台視大股東之一。
　　一開始台灣連生產電視機的廠商都沒有，台視還要自己開工廠組裝電視。經過六年慘澹經營，終於轉虧為盈，中南部也設立了轉播站，觀眾都能看到電視節目。但其他單位看省政府的台視賺錢眼紅，也紛紛設立電視台。黨部創設中視，軍方創設華視。這就是我們台灣人所謂的「老三台」。
　　華視一開始設立，台視與中視就一起封殺他，與現有演員都簽約，讓華視沒有演員。華視無奈之下，只好大量引進台語片的演員，製作了「西螺七坎」之類的台語連續劇。三台都是靠台語節目賺錢，因為台語節目觀眾多，也比較能拉到廣告。
　　當台灣只有台視一家電視台時，製作節目完全不必考慮「收視率」，所以根本不必有台語節目。但黨營的中視與軍營的華視成立後，省營的台視面臨另外兩台的競爭，為了收視率與廣告，因此邀請黃海岱的次子黃俊雄，自1970年3月起，把「史豔文」的故事在電視上播出，沒想到這部台語布袋戲一推出，立刻受到全台灣觀眾的喜愛。
　　「史豔文」可說是當時全台灣人民最熟悉的人物，每天中午一到布袋戲播出時間，台灣人民幾乎都停止了工作和休息，守在電視機前面，收視率甚至高達97%，這個歷史紀錄大概至今全世界也沒有辦法破。電視台也因此荷包滿滿，那時台視員工單月領單薪，雙月領雙薪。當然，人怕出名豬怕肥，你問當時的小孩，誰是最偉大的「民族英雄」？老蔣絕對排名在史豔文之後，《雲州大儒俠》受盛名之累，想不被禁也難了。
　　起先是一些特務機關「約談」黃俊雄，例如戲中有個丑角「怪老子」，說台語時故意學北京話捲舌來製作笑點（中國南方方言都沒有捲舌音）。怪老子自稱閻王爺不准他活到六十四，所以別人問他幾歲，他都用台語故意捲舌回答「六十三」，問他明年幾歲，他還是說「六十三」。但那時台灣退出聯合國，老蔣因身體關係已經很久沒在公開露面了，而中華民國紀元也到了六十二年，難道影射老蔣就是「怪老子」，特務機關就用這件理由「約談」了製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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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州大儒俠》雖經特務約談多次，劇本也一再修改。例如有人檢舉劇中的大魔頭「藏鏡人」是影射小蔣，製作單位就讓藏鏡人「改邪歸正」成了好人。另外配合國情，處死了「怪老子」，增加了「中國強」這個角色，但收視率依然居高不下。直到演了583集後，老蔣終於祭出「必殺令」，1974年6月，新聞局以「妨害農工正常作息」為由，禁止台視繼續播出「雲州大儒俠」。
　　其實從證據上看來，老宋是在1979年才擔任新聞局長的，禁播布袋戲確實不在他任內。但1980年，老宋以局長身分在立院答復立委質詢時，確實也說過：「今後各電視台方言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持平的說，兩蔣在台「消滅母語」的語言政策，憑老宋的年紀，確實不可能是「始作俑者」，但他在「發揚光大」上也是重要角色。兩蔣在台的重要語言政策分別是：
　　1956年禁止各級學校使用方言，違者罰一塊錢並掛「狗牌」。
　　1957年限制《教會公報》使用台語的羅馬拼音。
　　1959年起，停止申設民營電台，公營和黨營者占95%以上的頻道。
　　1963年行政院頒佈「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原則」，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1964年政府通令機關學校「辦公時間，必須一率使用國語」。
　　1972年教育部函令電視台「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
　　1975年沒收羅馬字版的《台語聖經》。
　　1976年行政院公佈「廣播電視法」，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
　　台灣歷史上真正殘酷打壓台語的時間，其實並不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50年代，而是在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那一年開始，直到蔣經國晚期才逐漸放寬。因為老蔣在退出聯合國後，明白自己代表全中國的神話，已經不能再欺騙台灣人了；但他非但沒有收手，反而更加嚴酷。所以才會在那個階段，在學校、在廣播電視、在教會嚴禁台語，完全不理什麼人權的。
　　當「雲州大儒俠」被禁止以台語播出後，台視曾試用國語播出，但根本沒有觀眾，播沒幾天就下片了。其他電視台也製作新的國語布袋戲，如1976年中視播出《二十四孝》，1977年華視播出《神童》等，照樣也是沒播幾集就草草結束。因為布袋戲對白裡有很多押韻或俚語，必須用台語來講才有味道，翻成國語就不可愛了。以此維生的工作人員只好離開電視台，不是流落街頭，就是又跑去演野台戲，或是作「孝女白琴」（在喪禮中代替家屬大哭的藝人）。
　　國語播出的布袋戲失利後，電視台也不知該如何是好。台視絞盡腦汁，乾脆以真人來演出「雲州大儒俠」。找來當時最紅的歌仔戲明星楊麗花來演史豔文，石英演藏鏡人，洪流演出怪老子。想透過這些有高知名度的演員來帶動收視率，無奈觀眾還是不接受，「史豔文」確定是還魂無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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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蔣處死「史豔文」的手段，並非是「斬首」，而是「凌遲」外帶「連坐」。因為在獨裁者眼中，語言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他覺得說這種與我不同，卻又是多數的語言，是在威脅我的統治地位，就是「潛在的造反者」，非徹底根除不可。所以他可以同意「雲州大儒俠」用國語播出，證明查禁關鍵不在劇情內容，而是在於那個表現形式。假如黃俊雄布袋戲不要那麼紅，老蔣也不會下這個殺手。不紅的台語節目，他們沒興趣管的。
　　跟「史豔文」一起被「連坐」的，就是台語播出的歌仔戲與連續劇。在1973年6月之前，電視台並不是歸新聞局管的，而是由教育部管理的。1972年教育部就已函令電視台「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但當時國語節目根本沒廣告，必須靠台語布袋戲、歌仔戲與連續劇這一小時，強迫廣告商一搭六、一搭七的「統包販賣」，才把國語節目的廣告時段賣出去。
　　老蔣為了控制思想、消滅台語，停播了三台受歡迎的布袋戲、歌仔戲與連續劇等節目，換來的是每天一段台語配音的《蔣總統秘錄》，連國語播出的反共片《寒流》，也被迫配上台語，這樣就算半小時的台語節目。誰能想像在陜北延安的窯洞裡，一群共產黨員用台語策劃著「陰謀顛覆中華民國」是怎樣的畫面嗎？電視台總經理或業務經理，若沒有政治壓力，誰會作這種「賠錢」的決定？
　　歌仔戲在電視播出的歷史比布袋戲還久，早在1964年，楊麗花演出的電視歌仔戲就已一炮而紅。1969年中視開播後，也組織歌仔戲團，更首創以連續劇方式播出，每周六集，每集一小時。1971年華視開播時，也由林美照擔綱演出歌仔戲，收視率也不錯。但教育部限制三台播出台語不得超過一小時後，中視華視都因時段不夠而停播了，只剩台視獨撐局面。
　　1972年台視節目部就已邀巨星楊麗花擔任團長，組成了「台視聯合歌仔戲劇團」，推出《七俠五義》，由楊麗花飾演展昭，葉青扮演白玉堂，播出後收視率甚佳。台視在停播布袋戲後，有了台語時段，所以持續播出戲劇團。但到了1977年，「台視聯合歌仔戲劇團」又被迫解散，從此台灣三台都沒歌仔戲。直到1979年蔣經國當總統後，為了攏落人心才又開放。台視推出由狄珊編劇，陳聰明指導的電視改良歌仔戲《俠影秋霜》、《蓮花鐵三郎》等。
　　除了歌仔戲演員，受「史豔文」池魚之殃的，也包括台語連續劇的演員。華視有一部戲叫做《阿塗伯》，是由演員金塗演的。為了讓其他演員也有飯吃，這部戲活生生的由台語轉成國語，每個中年的台語演員，費力的念著國語台詞，我記得外婆是流淚看這部戲的。後來製作單位乾脆把這部戲由喜劇變成悲劇，因為悲劇的台詞可以慢慢講，這樣台語演員才能演，沒想到這麼一改，收視率又高升，這是戒嚴時代的最真實「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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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父是外省人，聽不懂台語，但有一次聽到布袋戲裡，史豔文用台語讀「出師表」，那抑揚頓挫之美震撼了他，從此他也不禁止我們看布袋戲。詩詞古文不用台語讀，實在太可惜。我常勸台灣的外省人或大陸的北方人，無論如何要學閩南語或客家語等任何一種南方方言，否則根本無法瞭解中文的美究竟在哪裡？
　　老蔣要在台灣推行國語，就像新加坡現在推行華語一樣，推動一種能與文字相符的通用語言，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會反對。但在心態上與做法上，犯了非常不可原諒的錯誤。因為這個國民黨所謂的「國語」，對被日本統治已五十年的台灣人民來說，學習起來根本就是一種「外語」。當時兩蔣如果與日本當初來台初期那樣，鼓勵軍警公教勤學台語，不早就融入台灣社會了嗎？
　　可悲地是包括老宋在內的外省權貴，卻認為他們是台灣的統治者，根本不屑於學台灣人民的母語，甚至打壓、詆毀大多數人民使用的母語。雖然老宋後來為了選舉，也努力學了一些怪腔怪調，只有他自己聽得懂的台語和客語；但當初他們制定與推行那些野蠻的語言政策，卻為台灣族群之間的和諧，畫下一道永難痊癒的傷痕。
　　「推行國語」政策施行後，電視下午只能演出半小時的台語節目，晚上也只能演半小時，一天24小時裡，只有1小時可以播出台語節目，扣掉廣告的時間，剩22分鐘，再扣掉片頭片尾，只剩40分鐘。歌曲一天也不能播出超過兩首。最嚴重的是還規定你一天不能播超過兩首的台語歌曲。
　　至於《蔣總統秘錄》或《寒流》等，這些收視率連百分之一也不到的節目，要用台語配音播出；收視率達百分之九十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卻要用國語配音。老蔣是不要消滅台語，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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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蔣在推行國語時，完全不顧某些弱勢家庭小孩的需要。對農工階層那些不曾接觸過國語，就直接入學的小孩，完全沒有任何「補救」教學，就與國語家庭的小孩，在不平等的學習環境裡一起學習，這些不公平的做法也就算了，還在小孩中間廣建「爪扒仔」（奸細），監控這些不會講國語的小孩。這些孩子即使是下課，甚至回家的路上，只要一開口，就有人會「密告」。
　　在這種語言白色恐怖政策下，外省小孩通常扮演「爪扒仔」的腳色。因為外省小孩的母語是國語，根本不會犯禁。但如此一來，眷村與農村小孩要不打架才奇怪，也讓台灣小孩與外省小孩隔閡更深。老蔣推行國語，非但無法促進族群和諧，反而是台灣族群空前緊張的時候。
　　小時候班上有幾個眷村小孩，他們下課時習慣用四川話交談，有同學去告狀，老師卻說四川話不算方言，也可見老蔣推行的國語教育，存在著何等的荒謬與不公不義。那種因母語而被歧視與壓迫的感覺，就是2005年縣市長大選，即使阿扁政績再差、經濟再壞，都還能擁有41%的選票，這還都要老蔣當年的「德政」，為民進黨留下了這些老本。
　　台灣現在的總統，無論阿輝阿扁，用國語演講時，總是語氣平和、慢條斯理；但只要一用台語，立刻殺氣騰騰、粗俗不堪。為什麼？因為他不是說給新世代聽的，而是講給我們這年紀的台灣人聽。沒有經歷過童年時那種語言政策所營造的社會環境，無法理解為什麼國家領導人用這種粗俗無賴的表演，卻能一次又一次的拿到選票。
　　很多有危機感的外省人與一些被馴化的本省人，他們並不是老蔣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卻成了時代的悲劇，被迫作為藍營的鐵票。同樣的，一些被仇恨弄得失去理智的台灣人，也沉溺在童年開始被迫害的語言情境中，只能跟著阿扁與阿輝的口號起舞；這其實也就是台灣的民主危機。
　　美國的學校上課講英語，但絕不會有老師下課後去管你說什麼話。老蔣要推國語沒人反對，但為何要打壓台語，歧視說台語或客語的孩子。我的表哥表姊上小學之前，從來不知國語是什麼，要他們講國語，就跟講英語一樣，我很明瞭他們在求學過程中所受的挫折。只要一開口，就要在司令台掛上「我不說方言」「我是笨蛋」牌子（俗稱狗牌）罰站，甚至還要半蹲舉椅子，更可怕的是被打耳光，或是「說一次罰一塊」，這些恐怖經驗，是我們這年紀的台灣人共同的經驗。
　　1997年綁架藝人白冰冰的獨生女白曉燕，連續殺人的頭號要犯陳進興，出身貧窮家庭，小學時因為不習慣講華語，結果在學校下課時常說母語，一次一元，累積到了一百七八十元，級任導師跑到他家催討，他家當然繳不起，等老師一走，他父親便把陳進興毒打一頓。陳進興冷酷殺人，當然罪無可宥，但老蔣的語言政策，又有誰還有興趣去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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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懂北京話嗎？當時這兩位年輕人努力學「外語」，一個當高官、一個被槍斃…-風傳媒 - https://goo.gl/SpWWnd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懂北京話嗎？當時這兩位年輕人努力學「外語」，一個當高官、一個被槍斃…
By Storm.mg, www.storm.mg查看原始檔三月 5日, 2019
前幾天有人在PTT上提問，想知道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懂不懂北京話。許多人或許不曾懷疑過如此「蠢問題」──都當過清（中）國人了，怎麼可能不會？不過，這個問卦引來了有著深厚文史知識的PTT名人「藏書界竹野內豐」作家黃震南回覆，沒想到一百多年前的台灣人，竟然幾乎不說北京話……
其實台灣人不說北京話？
1895年，日本人著手準備登台計畫，曾留學美國的伊澤修二便向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毛遂自薦，規劃著自己對台灣人的教育理想，發表《台灣教育意見書》，認為最重要工作是以免費的義務教育將日語普及一般民眾。編纂過《日清音字鑑》的伊澤修二，原本滿腹信心的搭船前往台灣，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當時的台灣人並非全部都熟諳清國的官話。他的《日清音字鑑》在台灣民間可派不上用場，因為台灣人通行的語言是台語！
於是，伊澤修二訂立了2個目標：「目下急要教育關係事項」及「永遠的教育事業」；其中前一項就是要日本人學台語，也要讓台灣人熟悉、使用日語。而他的具體行動，則體現在「芝山巖學堂」的設立。這間學堂被視為台灣現代化教育的發祥地，也是往後總督府在全台開設「國語傳習所」的濫觴。
但語言的隔閡還是沒解決。伊澤修二決定再次從事語言對譯的工作，找來了小川尚義一起整理台灣島上的語言。於是在1896年，總督府學務部出版了《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將台灣文人使用的「十五音」，與日本的聲韻系統重新組合，加上他自己創造的字母，成為日治時期台灣話的假名音標。完成了這項工程，讓伊澤修二的理想大大躍進了一步；這本書後來也變成官方在編纂台語字典時的參考依據。
除了伊澤修二，其實也有台灣人編纂過類似的字典。日治時期的台籍教師劉克明就曾在1923年出版了《國語對譯臺語大成》一書。這裡的國語，指的就是日語。身為台灣人的劉克明，還編輯過《臺語大成》、《廣東語集成》等語言教材，讓現代的我們能透過往昔的語言，更加理解當時的台灣社會。
台灣人學北京話的動機：蔡培火與陳澄波命運大不同
那台灣人還是會學北京話嗎？藏書界竹野內豐表示，在日治後期關於北京話的語言學習書變多了，他猜測是與日清戰爭有關，明顯是為了「知己知彼」的用途。另一方面，也有人是為了交流而學習北京話，像是蔡培火：立志成為日中的親善大使，卻被日本政府掃入監獄。日本戰敗後，人在中國的蔡培火反倒誤打誤撞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此後成為國民黨的「台籍官員」樣板。
但同樣精通北京話的陳澄波就沒那麼幸運了：在上海任教時適逢一二八事變，出身自台灣的陳澄波被中國人視為日籍人士，讓他狼狽地回到台灣。最後，因為他會說北京話，所以在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他五個人被推派為「和平使」，負責與國民黨協商，但下場卻是慘遭拘捕、遊街示眾、當街擊斃。平平都會講北京話，蔡培火與陳澄波的命運竟如此天差地別。
總而言之，藏書界竹野內豐認為，台灣自古以來的居民會說北京話的人應該不多。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則多因工作、求學的需要而學習這項「外國語」。可惜的是，無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政府，都有強制性的語言與文化政策，強迫先民們學習自己不習慣的話語與文化，原本人們所熟悉的台灣話則逐漸在這座島上凋零。

台語爆消失危機？僅22％年輕人會講
三立新聞網
2020年12月6日 週日 下午2:40 [GMT+8]·3 分鐘 (閱讀時間)
記者程彥豪、林佳融／台北報導
台語是台灣重要語言文化資產，現在年輕人卻是越來越多人不會說台語。根據調查顯示，75歲的長輩會講台語的超過71.4％，25歲會講台語的年輕人卻只有22.3％。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強調，這問題確實嚴重！
相較於英語，台語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更陌生。
藝人蔡依林：「初戀愛情酸甘甜，五種氣味喔！」
唱起台語歌，歌手蔡依林很溜，但是要用說的就是大考驗。
國人講台語的比例隨年齡下降。
藝人蔡依林：「請你，推…」
蔡依林友人：「推薦。」
藝人蔡依林：「推薦我要去高雄哪裡『剃頭』。」
蔡依林友人：「遊玩拉！」
一整個卡卡超不「輪轉」，不只小天后台語會聽、不會講，藝人綠茶碰到台語也沒輒。
按照教科文組織的標準，台語已經屬於第二級「嚴重危險」。
藝人綠茶：「兩個字，兩個字，你看我，就看你的嘴巴。」
年輕藝人講台語就好像碰到罩門，講台語真的有這麼難嗎？
民眾：「今天我要…我不會。」
民眾：「我身邊的人都沒有在講。」
記者：「會覺得台語快要消失了嗎？」
民眾：「恩恩。」
民眾：「跟爺爺奶奶就是透過爸媽（翻譯），就是我講國語嘛。」
如今台語教學都需要搭配羅馬拼音。
如今台語教學都需要搭配羅馬拼音。
連親人溝通還要靠爸媽翻譯，普羅大眾年輕族群對台語形容比英語還陌生。尤其根據統計資料顯示，75歲以上會在生活中講台語的人還有71％，但是到25歲的年輕人只有22％講台語，會講台語的比例逐年下降。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語言傳承危機劃分的六個等級，對於小孩來說，台語是祖父母一代的人在使用，已經是嚴重危險等級。
國民教育雖有台語教學，但日常生活使用率不高。
台語老師張嘉讌：「過去古早可以大家都說台語、聽台語（是）一個很好的環境，所以現在我們在教學現場，一定要用羅馬拼音，來幫忙教我們孩子。」
政府推動母語教學，早就從國小開始做起，學校老師親自教學，電視台也成立台語頻道。不過最重要的生活環境一旦不常使用，就怕哪一天台語面臨消失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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