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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侵吞麥當勞叔叔之家883萬 法官擔心潛逃限境8月
志工侵吞麥當勞叔叔之家883萬 法官擔心潛逃限境8月 - 社會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2ZRzz5r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志工冷霖世，侵占基金會發票兌領883萬多元獎金，被起訴後遭限境8月。（資料照）
2020/09/20 09:46
〔記者溫于德／台北報導〕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志工冷霖世，被控8年來侵占民眾捐給基金會的愛心發票，兌領883萬多元獎金，被依公益侵占等罪將起訴。台北地院考量他高度潛逃之虞，本月14日裁定他限制出境、出海8月。
起訴指出，擔任證券營業員的冷男，就讀大學起就到聚焦兒童福利的財團法人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當志工，卻自2012年起利用整理發票機會，以「螞蟻搬磚」的手法，兌領883萬多元獎金。
全案直到中區國稅局監察室發現冷男及其親友發票中獎頻率異常地高，懷疑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的愛心捐贈發票被冷男冒領侵吞，通報基金會清查才曝光。
北檢今年4月23日指揮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約談基金會藍姓男員工及冷男母親等人作證，涉案的冷姓志工則以被告身分被約談到案；由於冷男認罪，獲諭令20萬元交保，今年7月29日被依公益侵占罪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詐欺取財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遺失國民身分證罪起訴。
全案現由北院審理中，合議庭考量冷男犯罪所得高達883萬餘元，因此他面對刑事追訴與可能的高額求償，存在充分逃亡動機，認有高度逃亡之虞，且他若在審理期間發現對自己不利情事時，隨時可能潛逃不歸，故裁定他限制出境、出海8月。志工侵吞麥當勞叔叔之家883萬 法官擔心潛逃限境8月 - 社會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2ZRzz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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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學做慈善
慈善捐款不一定能幫助窮人，利用科學方法了解每一分錢的效益，才能把愛心發揮到最大！
撰文／卡爾蘭（Dean Karlan）
翻譯／鍾樹人
沒有錢，你就沒有辦法賺錢。這就是微型貸款（microloan）背後的想法，很符合直覺，也很能激勵人心。微型貸款在1990年代開始興盛，成為幫助窮人脫離貧窮的一種方法。銀行不會以傳統方式貸款給窮人，但小額貸款的風險比較低，能協助創業者開啟小型事業。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孟加拉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為這項創新找到了建立規模的方法，因此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問題在於，雖然微型貸款確實有其優點，最近的證據卻顯示，他們的收入、家庭和食物支出，平均來說並沒有增加，而這些是財務健全的關鍵指標。 微型貸款受人推崇了20年以上，借貸也頗為慷慨，卻仍無法助人脫離貧窮，這凸顯了我們在對抗貧窮計畫中缺乏證據。例如，美國民眾一年的慈善捐款達3350億美元，但多數人在捐款時都是一時衝動，或是因朋友推薦，而不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證據知道自己捐款能行善。慈善事業也經常捐錢給一些計畫，但並不知道這些計畫是否成功。
幸運的是，我們活在巨量資料的時代：以往做決定是依賴直覺，現在可以根據扎實的證據。最近幾年，社會科學家已經開始運用巨量資料的工具，想破解何者有效、何者無效之類的難題。他們的目標是把慈善事業變成一門科學，把錢捐給能提出有力證據證明其效益的計畫。
我在1992年得知微型貸款，原本只是想從避險基金的職涯中稍微轉換跑道。當時我22歲，在薩爾瓦多最大的一家微型貸款機構實習，我很訝異他們對於客戶（通常是女性）所得到的效益和當地的經濟狀況所知甚少。
他們知道很多客戶會再回來申請貸款，並且把維繫客戶視為自己成功的證明。客戶如果覺得這沒有幫助，為何還會繼續借錢呢？但微型貸款機構並沒有真正的證據能證明，這些貸款正在幫助這些女性的家庭脫離貧窮。當我問到有關影響力的證據時，我只看到一份馬虎的問卷調查。我不禁想：如果客戶的生意沒有持續成長，一直借錢或許不是件好事。真正的成功是提供一次貸款給需要幫助的人，一段時間後，借款人的狀況已穩定到不需再次借錢。
這個大型非政府組織引進大筆補助來幫助窮人，卻沒有認真評估他們的努力是否奏效。營利事業會有基準可以知道自己的績效，但大多數捐獻者不習慣詢問慈善機構捐款的下落。有時他們會問有多少比例的金額屬於管理費用，但這個數字通常沒有意義。我們該問的是這真的能有效改善貧窮嗎？......
重點提要 
■慈善事業經常捐錢給一些扶貧計畫，卻不知道這些計畫是否成功。 
■例如，微型貸款通常無法讓世上最窮的一群人增加收入。 
■社會科學家開始運用巨量資料的工具，企圖了解哪些方法有效、哪些無效，目標是把慈善事業變成一門科學，把金錢給予能提出有力證據證明社會效益的計畫。 
■以證據為基礎的計畫不是對抗貧窮的萬靈丹，但能讓我們向前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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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究竟保護了誰？／《新慈善與社會正義》書評
Post on: 二月 14, 2017  
文／洪瑞鷹
隨著全球政經、科技、人文、社會環境變動，慈善助人的領域也從過去單純伸出援手，轉變成積極意義更強的社會結構轉型。然而，慈善與民主這 2 組概念經常處於辯證關係，慈善利他的本質可能有助於民主社會中強調的自由平等原則，但慈善的代理人或中介組織，未必總是能促進實質上的社會正義，而且國家可能逃避了應有責任，必須打上一個問號，這是本書所欲處理的核心研究議題。
本書（見文末書籍資料）作者與編者貝魯茲・莫瓦瑞迪（Behrooz Morvaridi）目前服務於英格蘭中部的布拉福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而此書的出版社 Policy Press 也值得一提，該學術出版社專門以印行社會福利、社會學、社會工作、公共政策等專書，也跟倫敦政經學院的社會排除研究中心（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CASE）、英國社會政策學會、英格蘭社會學會有長期合作關係，致力於探討社會科學重要議題。
圖片來源／https://goo.gl/HhvxXi
慈善思維必須與時俱進
本書分成引言、新慈善與社會轉型的政策史、慈善資本主義與福利商品化、慈善與社會保護，以及全書結論等 5 部分來進行概念上的政策論述。主文計有 11 個章節，邀請了慈善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圍繞此議題進行正反辯證。這類社會政策辯論，不只對於中央政府如衛生福利部、地方政府社會局處在社會立法有重要意義，對於企業部門、第三部門在實務運作同樣具有啟發。以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的社福團體補助原則為例，掌握新慈善的正確方向，必須更積極思考如何有效運用善款、促進社會扶貧、確實協助弱勢家庭，才能促進社會共好的核心價值。而許多企業型基金會，例如台新銀行、國泰集團、中信金控、震旦集團、台灣大哥大基金會等，也逐漸理解到，社福團體缺的不只是有形資源，更需要透過各種培力合作形式，使基層弱勢亦對生命充滿盼望。
一位傳統社工系或社會系的學生，對於社會福利的相關概念並不陌生，舉凡社工 3 大工作方法，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與社區工作，或是社會學強調的結構性因素，經常可在各類教科書上一再提及。邁入 21 世紀的第 2 個 10 年，全球化對於慈善的實務運作也產生影響，近來國內外屢屢看見如公益創投、策略慈善、慈善資本主義、社會企業等字樣，就像企業管理的詞彙大舉入侵社福界。
其中最值得反思之處，是越來越多「超級大富翁」投入慈善行列，例如微軟的比爾蓋茲、投資者華倫巴菲特、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伯等，正面支持者相信其善舉將打破舊有慈善「點對點」的單一模式，將更有效率的進行大規模社會改革；反對者則認為此舉更凸顯了全球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富人並未從根本解決社會問題，只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扶貧策略，國家更可能藉機刪減社福支出，逃避政府應盡之責任。
為何而捐？傳統慈善注重「動機」
人性本善論者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乃基於信任，傳統慈善家認為財富的積累，可以幫助更多弱勢朋友翻轉生命。第一章的作者康寧漢（Hugh Cunningham）從歷史角度爬梳了近代西方慈善史，從慈善的英文字首「phil-」即意指愛人、促進人類福祉之意。英格蘭在社會福利的演變過程中，是從伊莉莎白時期殘補式的社會濟貧、逐步邁向二戰後的福利國家，由國家全面提供從出生至死、無所不包的福利服務模式。
到了工業革命時期，馬克思已點出資本家與勞工的階級對立與衝突、葛蘭西也指名慈善只是資本階級霸權的統治工具；布爾迪厄則質疑富人任何號稱具有善意的捐贈行為，不過是為了求名，以在社會中取得更多文化與符號資本。誠然，從「動機論」來探討慈善，人們一個簡單的捐贈行為背後往往隱含了許多目的，可能是回饋社區、為了節稅，或是宗教與政治上的考量。第 3 章的作者卡麥隆（Samuel Cameron）也用理性選擇論的經濟分析，說明捐款未必是利他主義，更多時候是恢復內在心靈平靜的自立考量。使得利己與利他二分法，在人群服務實務上不易釐清。
捐了，然後呢？新慈善講究「成果」
新慈善之所以「新」，其關鍵在於不問動機，而以「成果」論英雄。透過有形或無形的福利資源移轉，加上社工專業提供支持與關懷訪視，寄望案主或案家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無論是宣稱要解決非洲的瘧疾危機、拉丁美洲的教育斷層、東南亞的微型貸款，還是先進國家的長期照顧，新慈善不問捐款人這一筆鉅額捐款的真實目的，而看該筆資源投入後的預期產出、實際發揮的社會影響力，以及是否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面對當代複雜的社會議題與成因，第 4 章的作者派爾（Tom Parr）點出一個新慈善時代的課題: 慈善是需要被教育的，我們卻誤以為人們生下來就知道如何有效行善。即便是經營企業有成的商業人士，也可能在經營慈善議題上一無所成，或投入過多資源錯置，甚至與政府資源重疊。
行善與賺錢可以並行？商品化的新慈善
本書第 2 章作者為公民社會知名學者麥可愛德華（Michael Edwards），他持批判立場來抨擊新慈善的過度包裝與操作，把社會福利市場化、商品化，化約式的商業邏輯使市場經濟只生產「能夠獲利的」產品或福利服務，而不是社會弱勢真正負擔得起的生活所需，原本應該在地脈絡與社會鑲嵌的元素，變成中央製造與通路配送。
愛德華認為，超級富豪們逐漸形成「矽谷共識」（Silicon Valley Consensus），奠基於過去在商業或高科技公司的成功經驗，誤以為科技與現代管理方法可以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與全球貧窮，一切都是「可以搞定的」，就像工程師編寫程式碼除錯。再者，擁有矽谷共識的企業家認為，慈善不再是捐贈者與受贈者的關係，而是經營事業與投資的關係，做好事應該獲利，而且行善與賺錢可以同時進行。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在這類質疑聲浪中，新慈善的發展力道失去了價值，只剩下價格。在慈善資本主義與社會商品化方面，本書第 5 章作者以南智利的個案研究實例說明，新慈善猶如一把雙面刃，不是社會轉型的終極救星。儘管社企創業家或慈善家最初宣稱要保護智利的生物多元性與自然保育，但在發展生態旅遊、並把環境保護當成一項旅遊業的「商品」來販售時，當地社區民眾不一定獲利，反而深受捐款人或旅客控制。此外，第 6 章作者則以非洲農業的例子說明，新慈善家還有正當性（legitimacy）不足的問題，當這些超級有錢人投入大量資源至當地社區，也許確實改善了小農人民的生活，卻繞過了當地政府、國會，之後誰來課責？誰來徵信？誰來公布有第 3 方公信力的財務報表？這樣的「砸錢慈善」是否能夠永續經營？
上述關於慈善議題的討論，不得不回到把政府角色拉回新慈善議題中進行思考。在第 7 章至第 9 章的討論中，點出在新慈善逐漸盛行的年代，土耳其、斯里蘭卡的例子顯示，最弔詭的是原本政府公僕的角色消失了，原本應該健全社會安全網與社會服務供給的功能不見了，「反正有問題，就找這些大慈善家出面解決。」非政府組織在提供跨國福利服務的同時，必須小心謹慎面對所謂「介入處遇」後的非預期效果，以預防將來外援中止或退出服務時，導致社會陷入福利依賴或真空狀態，非政府組織反而抑制了公民社會的成長。
不斷演進的慈善，需要停下來檢討
至於第 10 章與第 11 章的討論，回到英國本身探討政策現況的理論面與數據分析。第 10 章 2 位作者從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切入，強調自由平等原則（liberty principle）與差異原則（different principle）的重要性，應在新慈善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理論基礎。然而問題來了：理論上所有的非政府組織都應該有促進社會正義的理想，但在英國的討論脈絡中，至少有 10 家受訪機構代表認為，「不見得所有慈善組織都能與社會正義畫上等號。」一個殘酷的現實是，所有組織都宣稱自己促進了社會轉型，但這麼做的背後理由只是為了吸引更多捐款人支持。
第 11 章的作者約翰莫翰（John Mohan）則提醒，當前英國應用大數據分析社會福利的盲點，要小心「慈善沙漠」（charity deserts）效應，意指慈善組織的成立登記地點，未必是實際運作據點，使得明明就有社區有許多貧困者需要更多資源挹注，政府卻誤以為慈善家已經投入夠多資源了，於是直接跳過該鄉鎮社區，錯估社福資源的妥善配置，使得該社區成為社福資源嚴重不足的「慈善沙漠」。意味著單看內政統計數據表面會失準，重點是大數據背後能否如實反映新慈善的真實地域分布。
揭露新慈善利弊，避免寡頭壟斷
對於所有關心當代民主發展的讀者而言，本書的優點在於提供了西方世界的慈善發展脈絡與實務經驗，對於從事國際發展與人道援助的實務工作者或學術研究者而言，學習如何使資本主義與慈善助人與時俱進，可讀性高。然而，本書的侷限在於西方史觀未必能綜觀式的探望「亞洲慈善學」全貌，期待將來有更多東亞本土性研究的開展，這樣的努力需要跨部門集思廣益，從社會學、社會工作、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各種不同面向切入，新慈善才能邁向社會創新。
閱讀完本書後，一個最主要的發現在於促使讀者們重新省視第三部門的民主體質，也許政府在人民高度期待與監督下，已經比想像中開放透明；反而是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內部責信不公，捐款人指定用途卻不願溝通、董（理）監事會或創辦人的寡頭決策與父權主義、社福組織財源不穩、過度仰賴政府補助，種種志願失靈之現象，使得慈善本身反而變成是「反民主」的來源之一，不但無法促進社會轉型，反而成為孳生社會問題的溫床，值得每一位社會工作者時時刻刻自我警惕。
《新慈善與社會正義：概念辯證與政策論述》（New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Justice: Debating the conceptual and policy discourse）
作者： 貝魯茲・莫瓦瑞迪（Behrooz Morvaridi） 編著
出版社：Policy Press
出版年份： 2015（Hardcover, 242 pp.）
索書號（ISBN）：978144731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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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資本主義興起！當CEO做善事成為一種潮流，卻無視企業本身帶來的更多社會問題
2018/06/21  【合作媒體】36kr   Facebook 、 慈善 、 社會問題 、 資本主義 、 房價 、 捐款 、 不平等
編者按：越來越多富有的執行長承諾要捐出部分財富，通常被理解為是為了幫助解決公司造成的社會問題。有人稱之為「慈善資本主義」，這僅僅是企業虛偽的表現嗎？日前，《衛報》發表了一篇長文章，詳細剖析了這些執行長做慈善帶來的社會影響及其背後的社會發展趨勢：這是一個執行長不再滿足於做生意的社會，他們也想要去控制公共事業。文章摘自於《CEO Society: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Everyday Life》一書，作者為卡爾· 羅茲（Carl Rhodes）和彼得· 布魯姆（Peter Bloom）。
打著慈善的名號，祖克柏等富豪們正在瘋狂賺錢
一、
2017 年 2 月， Facebook 的創始人兼執行長馬克·祖克柏因為慈善活動登上新聞頭條。為了幫助解決矽谷地區的住房危機，這位科技界億萬富豪和妻子普莉希拉·陳（Priscilla Chan）創辦的「陳祖克柏倡議」（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提供了 300 多萬美元的贈款。陳祖克柏倡議負責政策和宣傳工作的主席大衛·普拉夫（David Plouffe）表示，這些贈款旨在「支持那些致力於幫助陷入緊急危機的家庭的人，同時支持新的研究，以找到長期解決方案——這是一項兩步走的戰略，將指導我們大部分的政策制定和宣傳工作向前推進」。
這只是祖克柏慈善帝國的一小部分。該倡議已承諾向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慈善項目投入數十億美元，其中特別側重於推動科學、醫學和教育研究的解決方案。這一切都是 2015 年 12 月開始的，當時祖克柏和陳給他們的新生兒麥克斯（Max）寫了一封信，並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承諾，他們將在有生之年將自己持有的 99% 的 Facebook 股份 (當時價值 450 億美元) 捐贈給「提升人類潛力、促進平等」的「使命」。
很顯然，對住房的干預，實際上是在 Facebook 門洛帕克總部的門口處理問題。在 2012 年至 2017 年的五年間，這個地區的房價中位數幾乎翻了一番，達到 200 萬美元左右。
總的來說，舊金山是一個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的城市，房價也是美國最貴的。陳祖克柏的干預，顯然是為了抵消房租和房價飆升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連六位數工資的科技工作者都難以應付。對於收入較低的人來說，養活自己——更不用說養家了——幾乎是不可能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地區科技產業的繁榮—— Facebook 一直走在最前列——是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正如社區住房組織理事會的彼得·科恩（Peter Cohen）解釋的那樣:「你面對的不是為不斷成長的人口解決住房問題。 你面對的是正在將住房作為房地產投機商品來處理的問題。」
祖克柏表面上的慷慨，似乎是對他所在行業的成功所引發的一個大問題的一個小小貢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住房補貼正試圖給 Facebook 和其他海灣地區公司帶來的問題貼上膏藥。祖克柏似乎是在以慈善的名義，將新自由主義技術資本主義的一小部分利益重新導向，試圖解決允許財富集中的社會和經濟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問題。
祖克柏很容易被認為是某種執行長英雄——他曾經是一個普通人的孩子，他的天份使他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決定把這筆財富用於造福他人。他所塑造的形象是利他主義，而不是自私自利。儘管許多人稱讚祖克柏的慷慨大方，但這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公開質疑。
根據祖克柏 2015 年公開信中的措辭，很容易被人們理解為他打算向慈善機構捐贈 450 億美元。正如調查記者傑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當時所報導的那樣，陳祖克柏倡議的這筆捐贈，不是一個非營利慈善基金會，而是一家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在稅收方面。作為一家公司，這項倡議可以做的不僅僅是慈善活動：它的法律地位賦予了它投資其他公司和進行政治捐贈的權利。實際上，這家公司並不會限制祖克柏對他想用錢做什麼；因為他就是老闆。此外，正如艾辛格所描述的那樣，祖克柏的大膽舉動，為 Facebook 的公共關係帶來了巨大的回報，儘管看起來他只是「將錢從一個口袋轉移到另一個口袋」，而且「很可能永遠不會為此納稅」。
陳祖克柏倡議的創立——絕對不是慈善組織——意味著祖克柏可以在他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控制公司的投資，同時獲得重大的商業、稅收和政治利益。這一切並不是說祖克柏的動機不包括他自己的慷慨捐贈，或對人類福祉和平等的真誠渴望。
然而，它確實表明，執行長的慷慨大方、尋求保持對贈款的控制和期望獲得回報之間並沒有明顯的衝突。這種對慈善的重新表述是「執行長社會」（CEO Society）的標誌：一個將與企業領導相關的價值觀應用到人類努力的各個方面的社會。
二、
在當代的執行長中，馬克·祖克柏並不是第一個承諾、並發起大規模捐贈財富給自我提名的公益事業的。這已在被稱為「捐贈承諾」（Giving Pledge）的慈善活動中製度化，這是華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茲在 2010 年發起的一項慈善活動。這項運動以全球億萬富豪為目標群體，鼓勵他們捐出大部分財富。承諾中沒有具體規定捐贈的確切用途，甚至沒有規定是現在捐贈還是死後捐贈；這只是一種將私人財富用於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普遍承諾。它也沒有法律約束力，而是一種道德承諾。
有很多人都做出了這樣的承諾。馬克·祖克柏和普里西拉·陳也在場，還有其他的 174 人，包括理查和瓊·布蘭森、麥克·彭博、巴倫·希爾頓和戴維·洛克菲勒等家喻戶曉的人物。看起來，世界上許多最富有的人都想把錢捐給慈善事業。人類學家伊恩·海伊（Iain Hay）和薩曼莎·穆勒（Samantha Muller）懷疑地稱之為「慈善事業的黃金時代」，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超級富豪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已經達到數千億美元。海伊和穆勒在 2014 年的一份論文 中寫道，這些新的慈善家給慈善事業帶來了一種「企業家氣質」，但他們認為，這種氣質「轉移了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表現形式的缺陷的注意力」，這也可能是國家收回公共開支的替代品。
華倫·巴菲特宣布向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捐贈 300 億美元。圖片來源: Justin lane / EPA
實質上，我們看到的是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責任從民主機構轉移到富人手中，由一個行政階層來管理。在執行長社會中，社會責任的行使不再時爭論企業是否應該對自己的商業利益負責。相反，它是關於如何利用慈善事業來加強一個政治經濟體系，使少數人能夠積累大量財富的。祖克柏對解決海灣地區住房危機的投資就是這一趨勢的一個例子。
依靠億萬富豪商人的慈善事業來支持公共項目是所謂「慈善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這解決了慈善 (傳統上側重於捐贈) 和資本主義 (基於追求經濟利益) 之間的明顯矛盾。正如歷史學家米克爾·索羅普 (Mikkel Thorup) 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機制在創造經濟和人類進步方面都優於所有其他機制，市場和市場行為者現在是或者應該是良好社會的主要創造者」。
慈善事業的黃金時代不僅僅
會給個人帶來好處。更廣泛地說，慈善事業有助於使資本主義合法化，並使資本主義越來越深入到社會、文化和政治活動的所有領域。
慈善資本主義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慈善行為，它還包括灌輸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領導它的億萬富翁執行長們的化身。慈善事業被重新塑造，就像執行長考慮創業一樣。慈善捐贈被轉化為一種商業模式，採用以效率和量化成本和收益為特徵的市場解決方案。
慈善資本主義將商業公司的管理論述和實踐應用於慈善工作。重點是企業家精神、基於市場的方法和績效指標。這個過程由超級富豪商人出資，由有商業經驗的人管理。其結果是，在實際層面上，慈善事業是由執行長以類似於他們將如何經營企業的方式進行的。
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慈善基金會近年來也發生了變化。明尼蘇達大學法學教授加里·詹金斯 ( Garry Jenkins ) 在一份文件中解釋說，這涉及到「在與受贈公共慈善機構的互動方面，正變得具有指令性、控制性、以度量為中心和以商業為導向，試圖證明基金會的工作是『戰略性的』和『負責任的』」。
這並不是一種向不同的、更好的做事方式的良性轉變——正如詹金斯所說，這是一種「透過商業思維和市場方法拯救世界」的執行長的風格。相反，慈善資本主義是商業利益集團對慈善事業的接管，這種對他人的慷慨大方，將會讓執行長社會模式及其公司機構佔據總體上的支配地位。
三、
現代執行長在政治和媒體舞台上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雖然這常常導致執行長成為自吹自擂的名人，但這也使得他們有可能成為經濟不平等的替罪羊。執行長們越來越多地扮演公眾角色，這與企業重新關注其更廣泛的社會責任有關。現在，企業至少在修辭上要對利潤和社會結果進行權衡，並給出雙重承諾。這反映在促進「三重盈利」上，把社會、財政和環境等優先事項結合起來，並出現在企業的財務報告中。
對於執行長來說，這種向社會責任的轉變是一個明顯的問題。儘管企業可能願意為了維護自身的聲譽而犧牲一些短期利潤，但這種交易很少提供給執行長們自己決定，他們會根據季度報告以及他們為股東的財務利益服務的程度來判斷。因此，儘管社會責任戰略可能贏得公眾的讚譽，但在董事會的範圍內，情況往往不同，尤其是在審議預算的時候。
為了避免以社會公正的名義對他們的運營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執行長的大部分薪酬通常由公司股票和期權組成。接受公平的貿易政策和關閉血汗工廠對社會來說可能是好事，但是對於公司的財務報表來說可能是災難性的。也就是說，在倫理上有價值的東西並不一定對公司具有具體的價值，也不一定對它們的高層管理人員有利。
許多公司都試圖透過高調的慈善事業來解決這一矛盾。隨著企業將納稅貢獻公之於眾，剝削性的勞工做法或不當行為被掩蓋起來。與不斷調整的基本業務運營模式相比，這種捐款可能是相對較小的代價。同樣，給慈善機構捐款是執行長們的絕佳機會，讓他們可以在做好事的同時，能夠不惜任何社會代價獲利。慈善活動允許執行長們從事慈善事業，而不是推動經濟上的進步或政治上的民主。
在某些情況下，還有更直接的財務考慮。慈善對資本積累是絕對有利的：公司慈善已經被證明對股票市場分析家的看法有積極的影響。在個人層面，執行長可以利用推廣個人慈善事業的機會，分散公眾對其他不太好的行為的注意力；作為一名高階管理人員，他們可以從引人注目的慈善策略中獲得資本收益。
四、
企業社會責任 ( CSR ) 這個概念本身也受到了批評，因為它為企業提供了一個道德掩護，讓它們以相當剝削性和社會破壞性的方式行事。但在當今時代，社會責任被描繪成執行長的個性特徵，從而讓企業可以一如既往地不負責任地運營。執行長非常公開地參與慈善事業，這可以理解為是聲譽管理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這也是公司本身營銷的一部分，因為企業領導做好事，也體現了公司整體上是善良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慈善資本主義也賦予了企業道德權利，至少在公眾意識中，是社會不負責任。對執行長個人慈善行為的鼓吹，可以賦予他們的公司一種隱含的權利，即他們的公司可以無情地行動，而不考慮它們活動帶來的更廣泛的社會影響。這反映了現代企業社會責任核心的一種緊張關係：執行長越有道德，他們的公司可能就越不道德。
聲稱致力於社會責任和慈善事業的執行長所暴露出來的虛偽，也暴露了一種在執行長社會中盛行的更深層的威權道德。慈善資本主義通常被認為是一個不道德的全球自由市場的社會正義的組成部分。充其量，企業慈善，是 1% 的人為創造這樣一個經濟貧困和不平等的世界，所付出的一種自願性的稅收。然而，這種「奉獻」文化也有助於支持和傳播一種明顯專制的經濟發展形式，這種形式反映了主要為其提供資金的高階管理人員們的專制領導風格。
全球慈善和賦權的市場化具有超越經濟學的危險含義。它還有一個令人不安的新興政治遺產，在這一遺產中，民主被犧牲在行政權力的祭壇上。在政治上，自由市場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基本要求。然而，最近的分析，揭示出了市場化進程與威權主義之間更深層次的聯繫。特別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實施這些經常不受歡迎的市場變化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強大的獨裁者的形象就變成了一個潛在的積極人物，一個有遠見的政治領袖，面對「非理性」的反對，能夠引導國家走上正確的市場道路。慈善成為執行長資助這些「優秀」的權威人士的管道。
圖片來源: Alamy Stock Photo
慈善資本主義在最近的發展，也標誌著企業開始侵占公共事業和服務的提供。這種侵占不僅限於億萬富翁個人的活動；它也正在成為大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一部分。對於大型跨國公司來說尤其如此，這些公司的全球影響力、財富和權力賦予了它們巨大的政治影響力。這種關係被稱為「政治社會責任」。商業倫理教授安德烈亞斯·謝勒（Andreas Scherer）和吉多·帕拉佐（Guido Palazzo）指出，對於大公司來說，「企業社會責任越來越多地表現在企業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政治過程中，通常是在全球範圍內的」。這種政治企業社會責任倡議是指組織與政府、民間團體和國際機構進行合作和協作，從而使歷史上國家和企業的宗旨之間的分割日益受到侵蝕。
全球性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參與製定標準和規定等準政府活動，而今
天，它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傳統上屬於政府領域的其他活動，如公共衛生、教育、保護人權、解決艾滋病和營養不良等社會問題、保護自然環境以及促進和平與社會穩定。
如今，大型組織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積聚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這意味著它們的行為——以及對這些行為的監管方式——具有深遠的社會影響。2000 年，美國政策研究所報告，將企業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 ( GDP ) 進行比較後，世界上最大的 100 個經濟體中有 51 個是公司，49 個是國民經濟。最大的公司是通用汽車、沃爾瑪和福特，它們的經濟規模都比波蘭、挪威和南非大。作為這些公司的負責人，執行長現在是準政治家。人們可以想想世界經濟論壇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年度會議上，企業執行長和高級政治家們聚集在一起，共同實現「改善世界」這一表面上的目標。
五、
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不是企業自我引導的結果，而是對非政府組織、壓力團體和工會廣泛開展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回應。這通常是因為政府未能有效監管大公司。引人注目的工業事故和醜聞也給企業施加了壓力，要求它們加強自律。
1984 年，印度博帕爾聯合碳化物化工廠發生爆炸，造成約 2.5 萬人死亡。波士頓大學管理學教授詹姆斯·波斯特（James Post）說，災難發生後，「全球化學工業認識到，在公眾對工業安全標準缺乏信心的情況下，要獲得經營許可證幾乎是不可能的。化學製造商協會 ( CMA ) 透過了一項行為準則，對產品管理、披露和社區參與都制定了新的標準。」
推動這一趨勢的是企業自身利益，而不是慷慨或善意，因為全球的工業和企業「開始認識到聲譽和形象日益重要」。其他重大工業事故發生後也採取了類似措施，例如 1989 年埃克森油輪瓦迪茲號在阿拉斯加洩漏數十萬桶石油，以及 2010 年英國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線石油鑽井平台在墨西哥灣爆炸。
深水地平線石油鑽井平台於 2010 年 4 月在墨西哥灣燃燒。圖片來源: Handout/Getty Images
另一個重要案例是 2000 年 10 月 BBC 全景紀錄片播出後，服裝公司 Gap 和 NIKE 捲入童工醜聞。Cambodia 製造 Gap 和 NIKE 服裝的工廠被證明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運作，其中包括僱傭 12 歲的兒童，一周工作 7 天，被迫加班，以及遭受管理層的身體和精神虐待。隨之而來的公眾抗議要求 Gap 和 NIKE 以及其他類似的企業對其商業行為對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承擔更多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引入是為了減少企業自身利益的不良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已成為一種手段，在表面上聲稱為他人謀利益的同時，進一步增強了自身利益。面對企業醜聞的威脅，企業社會責任被視為提升企業聲譽、減輕政府監管威脅的工具。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企業如何採取看似負責任的做法，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權力，並削弱民族國家對自己業務的監管。
企業採用企業社會責任來發展或維護企業聲譽的理念，使企業社會責任的道德受到了審視。有人提出，企業不是把企業社會責任當作「良好」的一種手段，而是把它當作「看起來不錯」的一種手段，讓人不質疑其基本的倫理或政治立場。就連安隆公司，在 2001 年因欺詐醜聞而破產之前，也以倡導社會責任而聞名。
六、
執行長的捐款，在規模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或者至少是這樣描述的。事實上，在個人層面上，很難找到那些將大量財富捐贈給慈善事業的富人，或者那些倡導社會責任計劃的公司真正付諸了行動。企業社會責任和慈善資本主義是極端財富不平等出現的社會理由，而不是任何一種解藥。我們需要在此指出，儘管慈善資本主義承諾的捐贈明顯激增，但所謂的慈善黃金時代也是不平等擴大的時代。
樂施會 2017 年發表的一份名為 99 % 經濟 的報告明確闡述了這一點。它強調了一個正遭受著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的世界：自 20 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全球最富有的 1 % 的人獲得的收入超過了底層 50% 的人的收入。這是為什麼呢？樂施會的報告將責任堅定地歸咎於公司及其經營所在的全球市場經濟。統計數字令人震驚，全球 10 大公司的收入超過了 180 個最不富裕國家的總收入。企業的社會責任並沒有產生任何實際的影響。報告指出:「當企業越來越多地為富人工作時，最需要經濟成長的人卻得不到經濟成長的好處。為了給高層帶來高回報，企業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壓榨工人和生產者，並避免支付對每個人，特別是最貧窮的人有利的稅收。」
無論是超級富豪的慈善事業，還是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對遏制這一趨勢都沒有任何實際效果，就像祖克柏 300 萬美元的捐贈對舊金山住房危機的影響微不足道一樣。相反，少數人手中的巨額財富，無論是透過繼承、商業還是犯罪獲得的，都在以窮人更貧窮為代價繼續成長。
歸根結底，資本主義才是慈善資本主義的核心，而作為企業社會責任核心的企業，哪怕是做出善意的努力，也會為有利於富人的製度辯護。
這種新方式的特別之處並不在於富人支持慈善事業，而是正如社會學家林賽·麥高伊耶 (Linsey McGoey) 所解釋的那樣，它涉及的「這種開放性有意地破壞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區別，以證明日益集中的私人財富是正當的」。
在執行長的社會中，這種邏輯是至高無上的，並且確保任何慈善和對社會責任的活動最終都能從自身利益方面得到回報。如果說真正的慈善、互惠和利己的道德之間曾經有過爭論，那麼在這裡是找不到的。正是按照這種執行長邏輯，糾正透過財富創造產生的不平等的機制被置於富人手中，並最終使他們受益。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最嚴重的過度行為在道義上是正當的，受益於這些過度行為的正是這些人。財富再分配由富人掌握，社會責任由那些利用社會謀取私利的人掌握。
與此同時，不平等現像日益嚴重，公司和富人都想方設法規避應該要繳納的稅款。以慈善為名，他們找到了一種新的公司治理形式，為自身利益重塑了人類努力的另一個層面。這是一個執行長不再滿足於做生意的社會；他們也必須控制公共事業。最後，雖然 捐贈承諾（Giving Pledge） 的網站上可能會出現越來越多自以為是的執行長的笑臉，但真實的情況是，一個以嚴重不平等為特徵的世界正逐年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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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讓你更快樂？
2013/10/15 |社會群體精神心理|標籤：奉獻富足快樂慈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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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即使不多，對人慷慨能讓人感到富足。
無數的研究指出擁有大筆財富不一定能讓你快樂。一項新研究指出，即使你不富足，對人慷慨解囊還是能讓你感到富足，因此更加快樂。
聽起來好像違背常理嗎？但是並沒有。實驗作者哈佛大學商學院副教授諾頓（Michael Norton）在個性與心理學學會(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年會上發表這項研究結果。諾頓副教授說：「慷慨解囊是人們展現財富的一種方式」，他想知道，不富足的人對別人慷慨會是怎樣的情況。
結果，對人慷慨增加了專家所說的「主觀富足感」(subjective wealth)，就是你感到自身富足的程度。諾頓解釋，這種想法就是你會想說：「如果我還夠富足，能對別人慷慨，那或許我的情形並不糟」。研究團隊認為：「我們認為對人慷慨的行為也能給予自己一種富足的感覺，即使他們失去了一些財富，他們卻主觀地認為自己更富足」。
諾頓表示，捐贈也能讓捐贈者感到自己的影響力增加，因此讓他們感到更快樂，因為捐贈行為「滿足了一種表現富足地位的深層渴望」。
在這項新研究中諾頓並未詢問捐贈者捐贈幫助他人是否讓他們感到快樂。「但是我們先前的研究指出人們的確能感到快樂，實際上，他們從進行利社會(pro-social)行為得到快樂」，他表示。
在其中一個研究中，諾頓使用了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調查參與者過去一年是如何花用意外之財的，以及他們將多少比例的意外之財做慈善用途還有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有何感想。
2000位受訪者中有559位過去一年有得到意外之財。排除了三位得到1百萬美金以上的「特例」，平均得到的意外之財是1500美金。其中99個人說他們將3%的錢做為慈善用途。
諾頓藉由問問題來評估主觀富足感。即使是與更多的收入比較，捐贈可以帶來更多的主觀富足感。
他計算，捐贈500美金帶來的主觀富足感等同於額外一萬美金的收入。
在一則相關研究中，諾頓發現那些願意花時間當志工幫助病童或從事其他慈善活動的人比起那些沒當志工的人認為自己有更多的時間。他推論這是因為那些人認為自己有時間幫助他人，因此肯定自己有很多時間。
在捐贈過後感到更為富足是因為對於富有這個概念的認知，喬治梅森大學心理學系的名譽教授James Maddux對此表示認同。這是因為「我覺得我有足夠的錢做捐贈，我一定過得比我想的還富足」，他也補充說：「人們在感到更為富足後也對生活更為滿意」。
這個新研究也與其它比較自身與他人的研究有關聯，Maddux說。「心理層面來說，對人們重要的不是真正擁有多少錢，而是在與他人比較下擁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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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是一種科學的慈善制度
2010年08月23日08:52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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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聽我提出“保險是一種科學的‘慈善制度’”這個觀點時，很多人會覺得很新鮮：商業化的保險與慈善事業有何內在關聯？但當我們從保險的理論基礎和保險公司運營管理的角度來解析這個命題時，人們就會發現保險，尤其是人壽保險真的是一種科學的慈善制度。
　　從基本原理來看，保險是這樣運作的：同一個險種有多人購買，但事實上這些人不可能同時發生保險事故，根據科學評測和經驗預估，發生保險事故的人數一般會在某個固定的比例內。每個人繳納的保險費可能都是不多的，但因為投保人數眾多，將不發生保險事故的人所繳的保險費集中起來，賠付給發生保險事故的人，金額往往就比較可觀了。
　　從以上基本原理，我們看到，保險具有聚集眾人的力量來幫助他人的功能，也正是很好地體現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慈善精神”。
　　接下來，如果你進一步了解人壽保險公司的運營原理和管理機制，你會發現，從“慈善”的角度講，壽險公司與慈善機構具有兩個很大的相似點，而且壽險體現出來的“慈善”特質還富有科學性特征：
　　慈善機構首先要有能力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並要有能力保証資金的安全、透明和保值增值，然后在必需的時候，捐助這些善款體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慈善精神。充足的資金來源和科學的資金管理，是慈善機構能夠“行善”的基本前提。
　　根據上述壽險基本原理，我們可以發現保險同樣具有這種募集並科學運作資金、補償和救助急需得到幫助的人這一基本慈善特性。壽險公司科學的組織架構、嚴格的管理制度、規范的決策流程、完備的監管體系，無一不保証了它在資金聚攏、保管、投資和分配等過程中的安全性和透明性，而賠付機制的建立，則很好地體現了“聚眾人之力，幫弱勢群體”的慈善精神。
　　慈善機構需要具備的第二個特點，則是要准確地將資金給到那些真正需要幫助和真正值得幫助的人手中。我們經常會從新聞中看到，某個慈善機構已經籌集了多少億的善款，他們會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求助需求，如何甄別求助者的身份，如何確認捐助的具體額度，有些慈善機構可能很難用比較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決策。
　　但壽險公司的管理制度卻能夠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保險公司支付的理賠金和滿期給付金，都是由保險合同嚴格規定的，是否給付，給付多少，也是通過保險學原理和保險合同來決定的，同時，保險公司的取証、查勘等調查工作，都保証了每個賠案是真實的，理賠金的支付也是合理的。這整套的管理制度可以確保把錢合理有效地給到適合的人、需要的人，這也進一步體現了保險的“慈善”屬性和科學性。
　　有人會說：我交了保費，最后沒有發生事故，沒有理賠，這是很不合算的。但從慈善的角度看，如果你買的是保障型的保險，雖然交了保費沒有理賠，但是這些錢一定會通過保險制度，給到最需要幫助的群體。所以我說，每個人購買保險其實都在做慈善，而這個“慈善”甚至比普通的慈善功能更多。
　　所以，我真誠地希望，每個人在做出購買保險的決策時，都能夠充分地考慮到保險在“慈善”層面上的深刻意義。(作者是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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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產業化策略之研究---以公益性非營利組織為例 - 戴肇洋主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St7xuv

2022-06-14
斯科特改寫美國慈善界歷史
斯科特改寫美國慈善界歷史-張少威 威少看世界-世事政情-生活-ET Net Mobile https://bit.ly/3HpTtsS
美國人麥肯錫．斯科特(MacKenzie Scott) 的前夫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比較出名，他是電子商務王國亞馬遜公司的創辦人，還染指航天、傳媒、娛樂、雲計算等多個領域，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目前位列第二。但是，斯科特在美國慈善界的影響力遠大過前夫，因為她正在改寫歷史。
麥肯錫．斯科特(MacKenzie Scott，圖右) 與前夫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圖左) (AFP)
美國的超級富豪往往喜歡捐錢到自己最關心的某個領域，支持一個甚至幾個大項目，比如醫療衛生、高等教育、文化藝術等等，但斯科特卻開闢了一條新路，透過向小型慈善機構捐款，迅速將款項交到受助機構，及時滿足各種實際需要，達到雪中送炭的效果。她對捐款不附帶任何條件，不要求受助機構按照她的某種設想去使用捐款，只求受助機構秉持初心，做好自己的本份，讓更多人受惠。各界對此普遍讚好，也令斯科特在慈善界名聲大噪。
慷慨捐贈助弱勢群體
斯科特與貝佐斯都畢業於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頓大學，曾經是華爾街一家對沖基金的同事，結婚20多年，有4個子女，在2019年協議離婚。兩人好說好散，對於擁有的亞馬遜公司股票，貝佐斯保留75%，斯科特獲得25%(當時的市值為356億美元)。美國有不少超級富豪公開保證，至少將把自己財富的一半捐給慈善組織或非盈利機構，但斯科特比他們走得更遠，打算捐出全副身家。她在2019年5月的一封公開信中說：「我做善事依舊會深思熟慮，這需要時間、努力和細心，但我不會停歇，我會堅持做下去，直到保險箱空了為止」。
根據《紐約時報》等新聞媒體的統計，不到3年時間，斯科特已經捐出120億美元，其規模和速度都是史上罕見的。更為重要的是，她的捐款不是用來蓋大學圖書館，也不是給美術館擴建新展廳，而是用來支持那些為弱勢群體服務的組織、為少數族裔提供幫助的機構以及有助於推動社會進步的團體。這些非盈利機構經常沒能被慈善家的「雷達」發現，在與大型機構競爭捐款時處於劣勢。迄今為止共有1257個機構得到斯科特的捐款，包括美國各地資助窮人的食物銀行和基督教青年會等傳統慈善組織。一些地方性的小機構僅有十幾名員工，但卻得到歷來最大的一筆捐款，紐約支持婦女組織與改善人權的Madre就收到斯科特的1500萬美元捐款，這是該機構收到的最大一筆捐款。
今年3月，斯科特披露她在此前9個月內向465家非盈利機構捐出了39億美元，其中2.75億美元捐給了美國家計會(Planned Parenthood)，4.36億美元捐給了蓋房扶貧的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1.335億美元給了支援教育的Communities in School。斯科特捐款數額巨大，但她不求功名，始終婉拒各種方式的致謝，這在當今社會實屬鳳毛麟角。
平等信任開慈善新風
與其他慈善家相比，斯科特的捐款方法也頗具創意。美國超級富豪尤其是科技領域和金融領域的一些成功者，在做善事時多數要成立一個基金會，先為捐款的用途、申請程序、使用方法立下各種規矩。申請捐款的機構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收到捐款後還要定期向基金會做書面匯報，甚至接受基金會派人前往核查捐款的使用情況。雖然設置規矩是必要的，但有時會過分監管會導致捐款方與受益機構之間缺乏信任。任何行業都一樣，業內人士最知道如何達到理想效果，在科技或金融界的成功經驗未必適合於慈善領域。
斯科特沒有成立基金會，而是請專業諮詢公司代為篩選受益機構，這是基於她對專業人士的尊敬，也是對從事慈善事業的人表達充分的信任，同時還避免了運營基金會的行政開支。她相信，讓有直接經歷的人來從事某一領域的工作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她特別注意選擇由婦女、少數族裔人士、移民擔任領導人的機構，因為這些過來人有切身體會，知道怎樣把錢用到最該用的地方。於是，被動等候申請變為主動發現需求，社會上缺少代言人的群體得到了幫助。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況下，這些機構得到的往往是保證他們繼續運作的「及時雨」，也是對他們服務社會的一種鼓勵。
保持低調存無疆大愛
斯科特本是作家，在支持丈夫創業和養育子女之餘，曾經出版過兩本小說。離婚前她一直非常低調，除了出書時接受過採訪，平常很少在媒體曝光。如今雖因捐款行善而出名，但她依舊保持低調，不讓突然到來的名望改變自己。
去年夏天，貝佐斯和弟弟等四人乘坐自家飛船完成太空之旅，另一位超級富豪、維珍公司老闆布蘭森(Richrd Branson)也飛上太空過了把癮。當時輿論曾對「大富豪遊戲」提出嚴厲批評，因為普通百姓面對的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失業、減薪、斷供，而富豪們卻在一擲千金盡享太空旅行的樂趣，實在太離地了，這也再次說明在美利堅國土上存在著「兩個美國」。
那段時間，從華爾街走出來的斯科特正在審批捐款項目，默默行善，一種無疆的大愛支持她繼續回饋社會。有趣的是，在斯科特離婚後，她持有的亞馬遜股票已升值超過四分之一，似乎是在證明一個古老的信念:善有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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