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太公的生辰為西元前1128年，即殷武乙二十年農曆八月初三，卒於西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農曆十月二十日，享年113歲
姜太公故里古呂國地望考辯
2017-09-27
摘要：關於姜太公故里問題，學術界一直存有爭議，主要有河南衛輝說、山東日照說、河南南陽說、河南新蔡說、山西霍縣說、甘肅羌州說等10多種觀點。姜太公故里地望應在姜尚時代的古呂侯國。河南新蔡應為姜太公故里，河南衛輝應為姜太公故居，山東營邱應為姜太公封地，山東日照應為姜太公後裔居地。
關鍵詞：姜太公；古呂國；新蔡
姜太公，原名尚（本姓姜，稱「姜尚」；國名呂，稱「呂尚」）；又名姜子牙（號「子牙」）；又名飛熊（另號「飛熊」）；又名藏丈人（早年曾為贅婿，《莊子》稱「藏丈人」）；又名呂渭（因渭水垂釣，稱「呂渭」）；又名「太公望」（歸姬昌後始稱「呂望、太公望」）；又名師尚父（曾為周武王師，稱「師尚父」）；又名呂涓、呂消（封齊後居涓水，稱「呂涓」，宋以後誤稱「呂消」）；又名武成王、武聖（唐代設武廟，始稱「武成王」）。至於太公尚、太公、太公渭、呂太公望、齊太公、周望、姜望、師望、姜牙、姜老、姜牙、呂牙等諸般名號，皆從上述稱號演繹而出。由於年代久遠，文獻繁雜，關於「姜太公故里」的學術官司從春秋戰國時期一直打到現在，歷經兩千餘年，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實際上，學術界忽略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姜太公又姓「姜」又姓「呂」，說明姜太公來自姜姓的古呂國。只有通過對姜子牙時代的姜姓古呂國地望研究，才能找到解開姜太公故里問題的鑰匙。
一、學界關於姜太公故里的分歧
姜太公史跡散見於我國先秦諸多文獻，如《楚辭·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等等。在中國歷史文獻中，首次提出姜太公故里者當推《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孝行覽第二》之《首時》篇云：「太公望，東夷之士也」。約略150年後，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卻云：「太公望者呂尚，東海上人也」。一個是「東夷之士」，一個是「東海上人」，由此可見，秦漢之際，姜太公故里問題就已經出現了學術爭議。時至今日，主要有河南衛輝說、山東日照說、河南南陽說、河南新蔡說、山西霍縣說、甘肅羌州說等10多種觀點。
「河南衛輝說」始於東漢，學者高誘注《淮南子·汜論訓》「太公之鼓刀」條下，第一次明確指出姜太公為「河內汲縣人」[1]，這是我國歷史文獻中首次關於「姜太公故里」確切地望的記載。「汲縣」即當今河南衛輝市，高誘之論，應來源於東漢順帝時期汲縣令崔瑗所作的《太公廟碑》，該碑有言「太公望者，河內汲縣人也」[2]。西晉太康十年（289年），汲縣又有汲縣令盧無忌所作《齊太公呂望表》碑；東魏武定八年（550年），汲縣又出汲郡太守穆子容所作「修太公呂望祠碑」（即《東魏修太公祠碑》）。崔瑗所作太公廟碑、盧無忌所作《齊太公呂望表》碑、穆子容所作「修太公呂望祠碑」合稱「古汲三碑」。「古汲三碑」均明確姜太公為「河內汲縣人」。唐宋以降，歷代呂氏宗譜基本上認定呂氏遠祖姜太公故里為河南汲縣。至此，姜太公故里問題似乎已經坐實河南汲縣（今河南衛輝）。
「山東日照說」始於《孟子》。《孟子·盡心上》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3]，司馬遷《史記》雲姜太公為「東海上人」，西晉學者張華所著《博物志》則明確姜太公為海曲縣「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誌》也認為「漢海曲縣……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漢代海曲縣即當今山東日照市。「山東日照說」佐證史料似乎也很充分。
「河南南陽說」始於北魏酈道元，其《水經注·滍水》記載：「梅溪又經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故因氏為呂尚也」[4]。近代學者傅斯年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姜原》和《大東小東說》，根據《史記·齊太公世家》「先祖嘗為四岳」、《國語·周語下》「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等史料，推斷姜太公古呂國地望在河南南陽。
「山西霍縣說」主要是當代學者王玉哲、徐少華等人提出的觀點。如王玉哲先生認為：早期的姜姓古呂國「源於山西霍太山一帶」[5]；徐少華先人認為：「作為太岳之裔的呂族，長期以來，一直活動在以太岳為中心的山西的西南部」[6]。
「甘肅羌州說」主要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北學者提出的觀點，如孫作雲先生在其《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一書中認為，「姜太公是渭水上游的羌族部落長」[7]。
除上述主要觀點外，「姜太公故里」尚有河南新蔡說、河南許昌說、河南淇縣說、安徽臨泉說、山東安邱說、山東萊地說、山東即墨說、陝西寶雞說、陝西華縣說、河北冀州說、山西石樓說等等。
二、雜說質疑
1．河南汲縣是姜太公「故居」而非「故里」
目前，姜太公故里「河南衛輝說」影響最大，但仔細考察史料則疑點多多。首先，最早的史料只能證明汲縣是姜太公的「故居」而不是「故里」。如上所述，最早提出姜太公故里汲縣說的文獻是東漢時期的高誘，而高誘的結論直接來自於東漢順帝時期汲縣令崔瑗所立的「太公廟」，廟碑之文，不可得見，所幸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清水》里有一略記，注云：
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雲太公之故居也。
上述文字，一處提到是「舊居」，一處提到是「故居」，說明杜宣、崔瑗、王喜、鄭篤、邠勤諸人當年認定「姜太公為汲人」的依據是姜太公的「舊居」和「故居」。姜太公史跡遍布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地，「舊居、故居」之處應該很多，「故居」畢竟不同於「故里」，「舊居、故居」具有多元性，而「故里」則具有唯一性，不能因為崔瑗為姜太公建廟立碑時間最早就認定「姜太公故里」一定為汲縣。
其次，酈道元本人對「姜太公故里汲縣說」持懷疑態度。酈道元在《水經注·滍水》內著意說明：「又案，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8]。說明酈道元對姜太公故里到底是汲縣還是新蔡存有疑問。
第三，在古代典籍中，汲縣境內從未出現「呂亭」的記載。廟、碑可以隨便修建，但「亭」是古人最為看重的「地標性」古蹟，說明「姜姓的古呂國」根本不在河南汲縣境內。
第四，持「河南衛輝說」者往往以古本《竹書紀年》（即《汲冢書》）作為證據，事實上，西晉太康年間出土的古本《竹書紀年》並沒有「姜太公為汲縣人」之內容，《汲冢書》涉及姜太公的僅僅有9個字：「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9]。一則，《竹書紀年》在汲縣被發現，不能說明姜太公就是汲縣人；二則，《竹書紀年》只記載姜太公「卒年」時間，沒有姜太公「故里」甚至「故居」的任何文字記載。
最後，「古汲三碑」有當地官員為本地爭奪名人之嫌。最早提議為姜太公建廟立碑者為會稽太守杜宣，而杜宣本人為汲縣人；最早的「太公廟碑」為東漢汲縣令崔瑗所建，「《齊太公呂望表》碑」為西晉汲縣令盧無忌所建，「修太公呂望祠碑」為東魏汲郡太守穆子容所建，都是汲縣本地最高官員，廟堂文飾，古今皆然。
2．山東日照是姜太公的「封地」而非「故里」
孟軻《孟子》所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只能說明姜太公為逃避商紂王的迫害而跑到東海之濱，恰巧說明姜太公原本不是「東海之濱」人；司馬遷《史記》雲姜太公為「東海上人」，應該主要依據《孟子》之說。西晉張華所著《博物志》明確姜太公為海曲縣「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南朝梁時期，學者劉昭注《後漢書·郡國志》時，引用《博物志》所說，但把文字篡改為「太公望所出，今有東呂鄉」[10]。考察《左傳》等先秦文獻，當時山東之境，只有「莒國」而從未有「呂國」，且歷史上的「莒國」與「呂國」是並存於世的，說明「莒國」是莒國、「呂國」是呂國，二者無涉。考察《通志·氏族略》，莒國是西周武王時期始分封的一個子爵諸侯國，「嬴姓，少昊之後」，與「姜姓，炎帝之後」的古呂國分明就是兩個不同的諸侯國。
西周建立後，姜太公以異姓諸侯首封於齊，以夾輔王室。當今山東日照、臨淄等地自然有不少姜太公及其後人遺蹟，因此，把山東日照等地定為「姜太公封地」比較合乎史實。
3．河南南陽是「西周后呂」而非「西周前呂」
《史記》等秦漢文獻很多都提到「宛城申、呂」，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在當今的南陽地區確實存在申國、呂國。故徐廣、杜預註解《史記》時都認為「呂在南陽宛城西」。然而，《國語·鄭語》卻講的很明白：「史伯曰：當成周時，南有申、呂」。《春秋外傳》也載：「當成周時，南有荊蠻、申、呂，姜姓矣」。兩則史料都說明，到西周第二代國君周平王營建東都洛邑時，才出現南陽呂國。實際上，南陽呂國在周穆王滿時（呂國國君入朝為司寇主持制訂《呂刑》）才顯名於世。姜太公是商末周初的歷史人物，其出生地望當在商代末年的古呂國，新蔡古呂國至少早於南陽呂國數百年，故姜太公故里不能定位在河南南陽。
4．河北、山西、陝西、甘肅雜說皆過於牽強
「河北冀州說」主要旁證史料是東漢時期的《列仙傳》，該傳云：「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列仙傳》主要講神仙故事，且把姜太公史跡又隨便移植於「遼東」，實不足為憑。
《呂氏春秋》說姜太公是「東夷之士」，《史記》說姜太公是「東海上人」，儘管他們講的都很模糊，但大致圈定一個地理位置，即姜太公來自於「河東」、「河內」，即當今的河南、山東一帶，故而，姜太公故里陝西華縣說、山西霍縣說、山西石樓說、甘肅羌州說皆可排除在外。
三、姜太公時代的古呂國應在當今的河南新蔡
梳理姜太公故里問題，必須從「姜太公時代的古呂國」地望著手。姜太公以前的古呂國或姜太公以後的「呂國」均不是姜太公的故里之地。
1．中國古代所有歷史文獻把「大呂亭」的地望皆定位在河南新蔡
追尋先秦原始地望，「亭」是一個重要線索；尋找姜姓的古呂國，首先應在古代文獻中搜尋「呂亭」。「呂亭」最早文獻見載於《後漢書》，東漢以降古籍又有「呂亭」「大呂亭」「小呂亭」之分。「大呂亭」不同於「呂亭」，「大」者，太也，「大呂亭」就是最早的呂亭，即所謂的「故呂侯國」。中國古代所有歷史文獻有關「大呂亭」的記載均在河南新蔡，部分如下表：
2．中國古代所有歷史文獻把「古呂國」、「故呂國」皆定位在河南新蔡
不論是「古呂國」還是「故呂國」，言外之意，就是最早的呂國地望。中國古代所有歷史文獻有關「古呂國」、「故呂國」、「故呂侯國」的記載均在河南新蔡，部分如下表：
3．「姜姓古呂國」的地域方位應在河南南部
《國語·周語下》云：「祚四岳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豐民也」。《國語》所說的這位歷史人物就是舜禹時代的伯夷，伯夷因輔助大禹治水土有功，封「呂侯」，又因是炎帝後裔，襲「姜」姓。《說文解字》曰：「呂：脊骨也，，象形，惜太岳為禹心膂之臣，故封呂侯」，其義與《國語》之解相同；呂國圖騰為，上為「鳥」，是炎帝氏族「太陽神」圖騰的典型標誌；下為「宮殿」，意為伯夷職掌「宮中禮儀祭祀」，與《尚書·舜典》伯夷之職「秩宗」相一致；三代之際，以「太陽神」為圖騰崇拜的炎帝部落主要分布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淮河流域，新蔡正好在淮河邊上；夏、商之際，呂侯國應為一個勢力較為強大的方國，甲骨卜辭中有「呂受年」（即占卜祈禱呂國風調雨順）；《逸周書·世浮解》有：「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呂他」是商末呂國一將領，「越戲方」不論是三個諸侯國還是一個諸侯國，但地域在我國東南方無疑；《孟子》曰：「大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意思是說：大禹時代曾治理過汝河與漢水。古汝河發源於洛陽嵩縣，向東再向南流，途徑新蔡，在新蔡南部與淮河交匯，通過淮河流域與長江流域貫通，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水上大通道，新蔡正處在汝河之濱，極有可能是伯夷協助大禹治理過汝河；呂國之封設，主要是防範南方的苗夷內侵。從當時國內政治、軍事背景來看，炎、黃二帝聯合，在河北涿鹿打敗了蚩尤（三苗、九黎族首領）之後，苗、黎族雖然退居到江淮流域，但仍經常向北方騷擾，與中原華夏民族不斷發生戰爭，史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11]。遠古所謂「中國」，南方疆界至淮河，而新蔡正好處在汝河與淮河的關津渡口。種種跡象表明，古呂國在商都的南邊，而新蔡正好在商都南邊的淮河沿岸。
4．古代諸多歷史文獻明確古呂國的地望在新蔡
從我國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新蔡說」所依據的文獻十分豐富，記載翔實，可信度高。除《後漢書·郡國志》所載「汝南郡……新蔡有大呂亭」以外，《諸山記》《水經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郡縣誌》《竹書紀年·西周地形都邑圖》《太平寰宇記》《通典》《路史·國名記》《輿地廣記》《通志》《資治綱鑑補》《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河南通志》《續河南通志》、嘉慶年《重修汝寧府志》《春秋左氏傳地名補》等均載明古呂國在河南新蔡。如此之多的文獻記載，不是偶然的。特別是宋代歐陽修等人撰修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最為詳實：
呂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為諸侯，號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從孫伯夷，佐堯掌禮，使遍掌四岳，為諸侯伯，號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呂，封為呂侯。呂者，膂也，謂能為股肱心膂也。其地蔡州新蔡是也。歷夏、商，世有國土，至周穆王，呂侯入為司寇，宣王世改「呂」為「甫」，春秋時為強國所並，其地後為蔡平侯所居。呂侯枝庶子孫，當商、周之際，或為庶人。呂尚，字子牙，號太公望，封於齊。[12]
這段僅有百餘字的短文，不僅明確提出新蔡是呂侯伯夷的封國，也說明呂尚是伯夷的後裔，且高度概括了呂侯先祖及其呂侯國的全部歷史，言之鑿鑿，無可質疑。還有宋代的鄭樵《通志》卷二十六亦載：
呂氏，姜姓侯爵，炎帝之後也。虞夏之際受封為諸侯，或言伯夷佐禹有功封於呂，今蔡州新蔡即其地也，歷夏商不墜。至周穆王呂侯入為司寇，或言宣王時改呂為甫。然呂、甫相近，未必改也，故有甫氏出焉。呂望相武王，呂姜為衛莊公妃，其時呂國猶存故也。呂望封齊之後，本國微弱，為宋所並。[13]
歐陽修、鄭樵都是宋代著名的史學大家，歐陽修還是當時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曾先後知潁州（今安徽阜陽）、蔡州（今河南汝南），歐陽修之子歐陽斐後來也知蔡州。阜陽與新蔡相鄰，新蔡在當時就屬於蔡州管轄範圍，歐陽修對這裡的情況較為熟悉。鄭樵是宋代一位治學十分嚴謹的大史學家，《通志》在史學史上有著很高的盛譽。所以，他們的記載可信度高，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5．當今河南新蔡有諸多呂國遺蹟
從新蔡古呂國的方位來看，地域南北約100里，今臨泉縣西北部的鮦城、姜寨、瓦店三鎮均屬古呂國範圍，東西約120里，今安徽臨泉西南部的呂寨、艾亭、土坡等鄉鎮，亦屬古呂國疆界。古呂國屬於「侯國」，這種版圖規模，正合於古代諸侯五爵分封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規定。呂都位於今新蔡縣城古呂鎮。公元前529年，蔡平侯遷都於此，為別舊都（上蔡），改稱新蔡。秦時置縣，東魏武定七年（549年）至北齊天寶六年（555年）為蔡州的第一個建治地（後來移治汝南），故新蔡別稱「古呂蔡州」。一方面，從目前所知新蔡最早的歷史文獻（嘉慶年《重修汝寧府志》）來看，明清之際，新蔡縣有呂亭書院、大呂書院（《重修汝寧府志·書院》），書院內供奉人物正是「伯彝」，即伯夷，修史者避諱用語）、呂歷壇（《重修汝寧府志·輿地》）、古呂國城（《重修汝寧府志·城池》）、尚家溝（《重修汝寧府志·水利》）、《大呂書院碑記》（《重修汝寧府志·藝文》）等與古呂國古蹟；另一方面，從當今新蔡縣境內諸多地名來看，也與「呂」、「姜」、「周」有關，如當今新蔡縣城為古呂鎮，鎮內有大呂中學；新蔡城西有呂湖、呂溝、呂崗、呂塘坡、呂莊、大呂莊，城西南有閭河、呂台、姜廟；城東有呂寨、呂溝橋、呂家橋、姜東村；城北有呂莊、周莊、東周莊、齊寨村、尚莊村等。新蔡縣境內村名很特別，直接冠名「呂莊」者有3個，直接冠名「周莊」者有4個，而「北周莊」、「南周莊」等不同的「周莊」有十幾個。
6．當代考古發掘文物佐證古呂國在河南新蔡
據1994年《新蔡縣誌·文物古蹟》載：
大呂亭：位於縣城東北1.5公里的洪河北岸……1984年文物普查時探孔2.5米，下有灰陶片發現，屬新石器時代夏文化遺址。
人祖廟冢：位於縣城北4公里……地表散布陶片、殘器等遺物頗多，鑑定為商周早期文化遺址。
周冢：位於縣城西北5公里處的洪河南岸……1955年8月考古學家裴文中來此考察，鑑定為商周文化遺址。
呂侯墓：古呂國Х侯之墓，位於城外東北隅，20世紀50年代墓跡尚存，高5米余，占地約600平方米，後被縣石油公司夷平建為油庫。[14]
「姜尚故里」石碑：1958年，新蔡縣城北約30里的姜寨鎮（今屬安徽臨泉縣）曾出土「姜尚故里」石碑。當地農民在整挖涎河時，挖一巨型石碑，上刻「姜尚故里」四個大字。「此碑當時運至（臨泉）縣政府保存，現在許多健在人都見過此碑，後來經過『文革』等運動，此碑不知去向。據專家分析鑑定，從『姜尚故里』四字的形體結構看,大致可確定是漢代碑刻」[15]。
7．民間傳說旁證古呂國在新蔡
在河南新蔡，民間除廣泛流傳「姜子牙賣面」、「姜子牙入贅山東馬家」、「姜太公保周八百年」、「姜子牙封神」諸多傳奇外，還一直流傳有伯夷鑿「天下第一井」的故事：
傳說大禹時代，大臣伯夷因治理洪河有功被禹封為呂侯。伯夷來呂國後，發現當時人們一直飲用河湖的渾水，經常有人生病死去，特別是遭遇大旱之年，人們飲水更加困難。伯夷於是帶領國人在呂侯國的都城（現在的新蔡縣古呂鎮）西城門內側開始「鑿井」。當人們向地下挖到3丈多深時，清澈的泉水涌了出來，從此，新蔡人開始飲用甘甜的井水。伯夷鑿的井是土井，井口只有四五尺寬，人們提水時不小心會掉到井內，伯夷又派人運來兩塊大青石板，並找來石匠在兩塊青石上鑿出 3個直徑各二尺的圓孔，然後把兩塊青石放在井口上。他還在井的西側栽了一棵皂角樹，在南側植了一棵柏樹，並在井台四角各放置一隻石鼓，供打水的人臨時休息。伯夷又在西城門洞南牆上砌一神龕，塑了一尊土地神像，城門打開時將井和神像掩於門後，只有在關閉城門時才能看見井和神像。故歷史上傳說「西城門有一狼牙樹，狼牙樹旁有一柏二石三眼井，懷裡抱著四隻鼓，背後靠著土神住，關門看得見，開門看不著」。[16]
8．姜太公前半生史跡用「新蔡說」解釋更合乎史實
眾所周知，春秋以前，黃河沒有固定河道，每逢夏季，河水衝出孟津，整個中原成為水鄉澤國。源於洛陽嵩縣的汝河首當其衝，故新蔡周邊地區的地名大多與「水」有關：「呂」，本身來源於伯夷治水；「蔡」，《說文解字》雲「龜」；「江」（今正陽縣南部），《說文解字》雲「水之公共地也」（即汝河與淮河交匯之地）；「汝南」，來源於古汝河；「沈」（今平輿縣北部），來源於古瀋水。新蔡地處汝河與淮河交匯之區，這裡的早期先民自然是以捕魚為生的「東夷之人」和「舟人」，這就能很合理地解釋《呂氏春秋》為什麼稱姜太公為「東夷之人」、《韓詩外傳》為什麼說文王「舉太公於舟人」的學術問題。姜太公前半生的活動軌跡：為庶人→少為人婿→齊之逐夫→負販於朝歌（商販）→汲縣鼓刀（屠夫）→孟津讎不庸（開飯館）→渭水垂釣。姜太公是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早年家貧，遠走齊地為「贅婿」，後被女家「逐走」，先後至朝歌為商販、至汲縣為屠夫、至孟津開飯館，前半生顛沛流離。隨著年歲漸高，「聞西伯贍養老」（《孟子·盡心上》），遂至西周渭水，仍以東夷舟人慣有的捕魚生活方式餬口，逢姬昌巡視民間，得而用之。
9．姜太公與周文王的關係用「新蔡說」解釋更合乎邏輯
《左傳·襄公十四年》有段不為人注意的重要史料：「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17]。該史料說明姜太公與周文王之間具有「伯舅」姻親關係，原來，姬昌之母「太任」為摯國首領之次女，古摯國位於今河南省平輿縣南部，正好與古呂國相鄰，都城之間距離不過30里。「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不過是後世的傳奇，真實的歷史應該是：姜尚前半生在殷商朝歌等地來回奔波，苦於生計，對商朝的腐敗頹廢以及東方諸侯不滿商紂王殘暴統治等社會狀況十分熟悉，就「不滿殷商統治並推翻殷商政權」而言，二者有共同的志向與抱負；姜尚是姬昌「娘舅」家的來客，這是姬昌「見而用之」的重要原因之一。歷史機緣加上姻親關係使兩位歷史偉人走到了一起，並最終成就了「弔民伐罪、剪商興周」的歷史偉業。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姜太公來自於姜尚時代的古呂國，該諸侯國在河南新蔡，河南新蔡是姜尚的「故里」，河南衛輝、淇縣、孟津等地是姜尚的「故居」，山東營邱是姜太公的「封地」，山東日照、臨淄等地是姜太公後裔的「居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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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孫作云：《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66版，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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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馬家敏：《姜尚故里考》，《學術界》2001年第6期。
[16]李新文：《新蔡一柏二石三眼井探源》，《駐馬店日報》，2007年4月30日。
[17]王守謙等：《左傳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858頁。
（作者：郭 超，單位：黃淮學院天中歷史文化研究所）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lx3lyng.html
呂姓的源頭在新蔡
2016-03-30
呂姓發源於何地？目前的姓氏研究者一般認為，呂姓的源頭在南陽，新蔡是呂姓的繼發源頭。實際上，這種判斷恰恰是本末倒置。呂姓的真正源頭在新蔡，南陽才是呂姓的繼發源頭之一。要明辨孰是孰非，還得從伯夷封地究竟在何處說起。
《世本·帝系篇》：「祝融曾孫生伯夷，封於呂，為舜四岳」。伯夷是炎帝之後，本姜姓，舜帝時任「秩宗」，即掌管宗廟禮儀的官員。後來因為佐大禹治水有功，於虞夏之初被封於呂，建立侯爵呂國，稱呂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解釋說：「呂者，膂也，謂能為股肱心膂也。」可見，「呂」首先是伯夷的榮譽稱號，含有褒獎之義，然後才是他封地的名號。因此，學術界一致認為，呂姓是伯夷受譽立國形成的姓。
至於伯夷之呂在何處，司馬遷著《史記》時沒能確切考證出來，只說伯夷「封於呂，或封於申」，而未講明呂在何處。由於周朝時期南陽境內有兩個相鄰的子爵小國——呂國和申國，後來一些學者便不加細究，妄言伯夷之呂在南陽，於是便有了「呂姓發源於南陽」的說法；有些學者雖然也注意到周朝時新蔡境內也有一個呂國，但卻毫無根據地斷言，新蔡之呂是南陽之呂滅國後析出的東呂，而對新蔡之呂的實際情況並不清楚。因此，我們有必要弄清新蔡之呂和南陽之呂、申的存續時間及相關問題。
新蔡之呂的來歷
成書於戰國末期、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邑（今衛輝市）出土的《竹書紀年·西周地形都邑圖》載：「呂在新蔡北。」西晉司馬彪《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新蔡有大呂亭。」梁·劉昭《補註》引《地道記》釋「新蔡」條：「故古呂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釋「蔡州」條：「古豫之域，春秋時為蔡、江、黃、道、柏、胡、蓼、沈、頓、項、息、房、呂十三國之地……新蔡縣，西北至州（汝南）一百五十里，本漢舊縣，古呂國也。」宋·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呂者……其地蔡州新蔡是也。歷夏商世有國土，至周穆王，呂侯入為司寇，宣王世改呂為甫。春秋時為強國所並，其地後為蔡平侯所居。」宋《輿地廣記》、《路史》、《通志》及明《資治綱鑑補》、清《大清一統志》、《河南通志》、《讀史方輿紀要》和明、清《汝寧府志》均作此說。
清朝乾隆年間重修的《新蔡縣誌》有如下記載： 「夫呂胎於伯夷，允於子牙，鬯（chàng同倡）於甫侯，《詩·大雅》所謂《嵩岳》毓靈區也。旁汝墳(fēn，水邊)而為侯國，棫（yǜ一種樹）朴浸溉焉。」（明朝汝南籍吏部尚書李宗延《令君潘公創建鮦陽書院碑記》）； 「在昔唐堯命伯夷典禮，佐禹治水有功，封呂侯於此地。」（清朝康熙年間四川籍新蔡縣令呂民服《大呂書院碑記》）；「大呂書院：康熙三十年奉憲檄令州縣創立書院振興文教，.....內供呂侯、漆雕子、曹卹子、秦冉子、漢陳蕃子，藏五經、通鑑、性理諸書」；「城池：城自昔呂蔡封建之時即有都城，今四關外古城是也，東西五里有餘，南北四里有餘。自作州縣城始收縮偏小，四周二里二百七十五步，有東西南北四門。明初城止土築.....」據退休幹部崔之明（1935年生）、薛煥民（1933年生）回憶，直到民國時，始建於明朝的 「新蔡縣衙」門額之上，尚有「上古呂國」一行小字。2000年新修《新蔡縣誌·大事記》云：「約公元前21世紀，炎帝裔孫伯夷佐禹治水有功，封為呂侯。以今新蔡縣地建立呂國。呂歷夏、商、周，世有國土。周穆王時國力漸弱，春秋初為宋國所並。」
現代研究結果認為，伯夷封呂的時間應是夏朝初年（前2070年），其為宋國吞併的時間是周惠王十一年（前656年），淪於楚的時間是周頃王元年（前618年），蔡平侯徙都新蔡的時間是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蔡東遷州來（下蔡）的時間是周敬王二十七年（前493年），新蔡置縣的時間是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古呂國的疆域，東與安徽省臨泉縣東部呂寨至楊橋一線相接，西與河南省平輿縣萬金店相連，北至臨泉縣鮦城北界，南及河南省息縣界溝，南北約一百里，東西約一百二十里，恰與古代諸侯五爵三級分封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相合，面積是現在新蔡縣面積的兩倍多。呂都位於現在的新蔡縣城古呂鎮。新蔡都城是在呂都的基礎上修建的，屬夯土式建築，至今故城遺址猶在，周長8615米約合17華里，面積是明、清磚城的4.2倍，已列為河南省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漢以後，新蔡故城歷為州、郡、縣治所，成為天中大地（駐馬店市）封國最早、置縣最早的縣。
新蔡地處淮河上中游北側，是典型的沖積式湖積平原，地勢呈西北高東南低走向，汝河（汝水）、洪河（澺水）在縣城東南匯成大洪河，然後繼續向東南注入淮河。境內水網密布，湖泊眾多，新中國建立後，仍被稱為「洪水招待所」。古時候，這裡更是經常遭遇水患。其中，從西漢高后三年（前185年）至2007年，遭遇大水年份達216個，平均每10年左右一遇；特大洪水年份29個，平均每80年左右一遇。因而，在虞夏之際伯夷經常來這裡治水，並最終受封此地，應是順理成章的事。
另一方面，由於古人逐水而居，新蔡古時候豐富的水草資源，也為人類繁衍生息帶來有利條件。考古證明，這裡早在30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新石器時代已有大量人類聚居，境內至今分布著金兀冢、郭冢等10餘處龍山文化遺址、屈家嶺文化遺址，還有以大呂亭、小呂亭為代表的夏代文化遺址，以人祖廟、周冢為代表的商周文化遺址，以子路問津處、沈崗故城、葛陵故城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文化遺址。原古呂國境內以「呂」字命名的地名除大呂亭、小呂亭外，還有20多處，其中大部分在現在的新蔡境內。如城西有呂湖、呂溝、呂莊、呂塘坡，西南有呂台、呂河，城東有呂寨、呂溝橋，城東北隅有呂侯墓群，明清以來有大呂書院、大呂中學、大呂仙莊等。
從新蔡走出的歷史名人有姜太公呂尚、葉公沈諸梁、漢高后呂雉、小說鼻祖干寶等。其中姜太公故里在城北五十里姜寨鎮，「姜寨春耕」是古時「新蔡八景」之一。漢高后呂雉生長於新蔡，十幾歲時其父為躲避仇家報復，攜家逃至單父（今山東單縣），後又轉奔沛縣，由好相面的父親作媒，嫁給了當時的泗水亭長劉季。呂雉佐劉季（後更名邦）建立西漢，並獨攬大權15年，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事實上的女皇帝，比武則天稱制天下早871年。可惜，由於司馬遷著《史記》時資料殘缺，他不僅把呂后父親記為單父人，而且連呂后父親的名字也不知道，只諱稱呂公。直至東漢初期著名學者衛宏著《漢舊儀》時，才考證出「呂公名文，字叔平，汝南（郡）新蔡（縣）人」。因而，明、清縣衙大院西北隅立有「呂公亭」以資紀念（見清朝康熙年間重修的《新蔡縣誌》附圖），2000年出版的《新蔡縣人物誌》，還為呂文、呂雉父女分別立了傳。
南陽呂、申的來歷
《竹書紀年·周平王后（東周）地形都邑圖》載：「呂在南陽西。」東晉徐廣《史記·集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唐《括地誌》、宋《詩地理考》、元《一統志》、清《讀史方輿紀要》均轉引徐廣注語，作類似說。《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六十六說的比較具體：「呂城，在南陽縣西南三十里，周穆王時封呂侯於此。……今南陽縣西有董呂村，即古城。」《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呂，周國名。姜姓，周穆時封……後為楚滅，在今河南南陽西董呂村。」《漢語大詞典》、《中國歷史地名辭典》載文與上略同。當代著名學者李學勤所著《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何浩所著《楚滅國研究·呂國滅年新證》（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都認為：甫就是呂，呂先在上蔡、新蔡兩縣間，後改封南陽，春秋時呂應在南陽（《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之張志清《淮河上游古城古國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上述資料，都肯定了南陽之呂是姜姓周國名，與伯夷受封的古呂國無涉。
至於「南陽縣西有董呂村，即古呂城」這一肇源於《元一統志》的說法，雖然流傳甚廣，很多人深信不疑，但當代學者何光岳《西周時的呂國》、肜（róng）良翰《隋唐時期南陽治所考》、胡會雲《古呂新考》均認為，隋唐以前南陽縣治在今南陽縣（宛城區）潦河鎮；胡會雲還通過實地考察並與史料對照發現，潦河鎮西三十里在今鎮平縣宋小莊、鄂營一帶，與董呂村（今名董營）相去甚遠。胡文由此認為：「我們可以斷定：此一帶（指鎮平縣境宋小莊、鄂營）即春秋以前的著名的古呂國、戰國時的呂邑、秦漢時的涅陽、呂城遺址」。《中華呂姓》主編、河南登封學者呂心惠根據胡文提供的線索，於2001年曾親臨南陽西董營和鎮平縣宋小莊、鄂營一帶考察三天，發現「董營則無任何遺蹟和傳說。而宋小莊、鄂營無論是地面或地下則有豐富的文化層和大量的出土文物，但出土文物中，暫無一件經考古認定為呂城文化遺物，因而編者不敢盲目認可。故古呂城的處所，尚待進一步考證」（《中華呂姓》第1116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由此可見，「呂在今河南南陽西三十里董呂村」是一個典型的刻舟求劍、以訛傳訛之說；而胡會雲認為「呂在今鎮平縣宋小莊、鄂營一帶」，也還缺乏必要的證據。
至於申國，封於南陽境內的確切時間是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受封過程《詩經·嵩高》一詩有詳細記載，其地在南陽之呂東邊。周宣王元舅申伯，原是山西、陝西交界古申國的世襲封君，因討伐獫狁（匈奴族祖先）有功，被加封於南陽之申，史稱「南申」。 因南申原為謝邑舊地，申伯因而改氏為謝，成為謝氏受姓始祖。周莊王九年（前688年），楚文王假鄧伐申，一舉滅掉申、呂、繒等國。這說明，夏商之際南陽沒有呂國，南陽之呂僅在春秋前期存在一段時間。這一點，民國十九年纂修、１９８８年7月河南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整理付印的《河南新志》之《河南各縣歷代沿革表》說得很清楚：「南陽縣，周申國，春秋楚宛邑，秦置南陽郡」；「新蔡縣，古呂國，春秋蔡平侯徙都之，故曰新蔡，秦置新蔡縣」。1956年出版、譚其驤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地圖》云：「公元前11世紀至前7世紀，在河南西南部有申、呂國，以前以後皆無。」
正是基於上述資料，近年河南省社科院程有為等人主編的《河南通鑑》作如下表述：「申、呂等國本是四岳之後，原居住於今山西南部霍太山一帶。武王滅商之後，申、呂接受周王朝的封號為伯爵。到周宣王時，申、呂等國才改封於南陽。」此說與清《河南通志》等基本一致，不僅說明了南陽之呂的來源，而且說明了南陽之呂亦是伯夷之呂的後裔，但不是伯夷封於南陽留下的後裔，而是伯夷後裔從別處遷移於南陽。而著名學者楊東晨在《論河南新蔡縣應是呂姓的發源地》一文的「內容提要」中，把這個問題說的更明白:「全面、綜合分析文獻記載和古今諸家之說，審視或糾正自己以往的觀點，認為應將炎帝後裔共工、伯夷父二支族世系加以區別：共工（世代襲號）傳至堯舜時期的伯夷，被帝舜賜姓呂而封於今新蔡，成為呂姓始祖，距今約4080年。其後裔的呂侯國，延續至春秋初期亡國；伯夷父子四岳（世代襲號）傳至夏末商初（一說商晚期）時立呂國於太岳山西（今山西霍州西南），以地名更姜姓為呂，比伯夷受呂姓晚約480年。後來，呂國又被周宣王封遷於宛（今南陽市西），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以國而更姓呂。其得姓要比伯夷受封為呂姓晚約1782年，自然應尊奉伯夷為祖先。」
兩個相關問題的基本結論
由上述關於新蔡之呂和南陽之呂的來源可以得出結論：
（一）伯夷之呂在新蔡不在南陽，新蔡之呂不是南陽之呂滅國之後析出的東呂。因為，南陽之呂比伯夷生活的年代晚了1100多年，也即新蔡之呂比南陽之呂早得多。事實上，南陽之呂公元前688年滅於楚，新蔡之呂公元前656年滅於宋，彼此滅國時間僅僅相差32年。當時，新蔡之呂屬周王室統治，直到南陽之呂滅國70年後的公元前618年，才淪入楚的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楚國雖有「滅國不絕祀，徙亡國之君食邑它處」的慣用做法，但絕不可能將滅國之君徙封於它的勢力範圍之外。而亡國之民即使逃亡之後為了紀念故國以國為姓，也不可能在周王室的地盤上再複製出一個新的呂國來。在當時，封國的權力只有周王室才有。雖然楚國的勢力在不斷壯大，但它對自己所吞併的周朝小國稱邑不稱國。如公元前493年新蔡第二次淪為楚地後，楚稱之為新蔡邑，而不稱為新蔡國。退一步講，假如當時確有大量的南陽呂民逃到新蔡地盤，周王室又確實想在新蔡地盤上重置呂國（假設新蔡在此之前沒設過呂國），那麼，這個始封於新蔡之呂（即所謂「東呂」）的人應該有名有姓，可為什麼所有的史籍都沒有提及呢？這也與新蔡大呂亭是夏文化遺址而非春秋文化遺址的考古結論相違悖。
實際情況可能是伯夷後裔從山西遷入，也可能是西周時期呂侯入朝作司寇之後，新蔡之呂因國內無君，日漸衰微，在諸侯國中的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小，而呂侯因為編寫《呂刑》有功，周穆王為了加強對南部邊境的統治，防止南蠻騷擾，就把謝邑西邊的一塊地方加封給呂侯，成為一個新的呂國。這種現象，在歷史上經常出現。如百餘年後，周宣王就把位於山陝之間的申國之君申伯（姜子牙第13子佐的第10代孫，佐是申的始封君），封於周室南部邊陲的謝邑，在謝邑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申國，史稱南申。
總之，新蔡之呂決非南陽之呂滅國之後析出的東呂。
（二）姜子牙故里在新蔡，而不是其它任何地方。姜子牙又名呂尚，是呂姓的第一位名人，其籍貫直接關係到呂姓的發源地。《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這段話大約記述了姜子牙的身世，說明姜子牙是呂國人。姜子牙生活於公元前十一世紀，那時只有一個呂國，即後來為蔡平侯所居的新蔡之呂，也即伯夷的封地。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呂氏出身姜姓，炎帝裔孫，為諸侯，號共工氏，有地在弘農（舊函谷關地，今洛陽市西部）之間。從孫伯夷，佐堯掌禮，使遍掌四岳，為諸侯伯，號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賜氏曰呂，封為呂侯。」據唐朝官助重修的《陽夏謝氏（譜前）淵源世系圖》載，炎帝第十四世孫為共工，第十七世孫為伯夷，第五十二世孫為呂尚。《國語·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這更加印證了呂尚與伯夷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康熙朝的《新蔡縣誌》卷六載：「周：呂尚，姜姓，字子牙，號太公。按：伯夷封呂國，史謂呂尚為伯夷支庶子孫，後有功於周，封於齊，故今邑之地名有姜寨。」清·嘉慶《汝寧府志》記載：「姜子牙為呂侯之後，故有姜寨，今屬潁州，半屬新蔡」。據新華社報導，2007年春，山東臨淄市舉行了姜太公誕辰3146周年紀念活動。另據有關資料推算，姜子牙當生於公元前1139年，卒於公元前1014年，享年125歲。
至於一些史籍把姜子牙說成是宛（南陽）人、汲（衛輝）人、莒（日照市東港區）人、許（許昌）人，都不可信。原因在於，南陽之呂的封國時間比姜子牙的出生時間晚了200年左右，姜子牙怎麼會「以國為氏，故名呂尚」？莒子國是周武王時的封國，比姜子牙出生年代晚了近百年，且莒、呂音義不同，姜子牙何能「以國為氏」？實際上，此說是根據《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及「或曰隱於東海之濱」附會而來的。而「東海上」泛指「東夷之土」（徐廣《史記·集解》），即包括當時「淮夷」生活的黃淮中下游地區，並非專指東海之濱。且禹夏之際的「東海之濱」與現在根本不是一個概念。現在山東東部的許多地方當時是海濱，後來由於黃淮泥沙的長期淤積，才逐漸成為新的平原。而新蔡古時多水，到處湖泊相連，正屬「東夷之土」。傳說伯夷的父親皋陶當時就是東夷的部落首領，後來做了舜的典獄長。「或曰隱於東海上」本身就是司馬遷根據傳聞所記，且「隱」於東海不等於「生」於東海。至於「許人」說，僅見於許仲琳所輯《封神演義》，純屬小說家言，不足憑信。
2003年以來，由於河南新鄉市積極打造牧野文化品牌，「姜子牙汲人說」漸為社會矚目。但此說雖有《汲冢竹書》「（姜子牙）魏之汲邑人」可資為憑，並有東漢太公廟碑文、唐朝墓志銘、台灣呂姓家譜等佐證，但因此地與呂國或「東海上」毫無關係，且其最早依據《汲冢竹書》成書年代與姜太公生活年代相差八九百年，本身錯誤就較多（見《晉書·束皙傳》、清嘉慶洪頤煊《竹書紀年·序》等），疑係根據傳聞所記，並不可靠。因而，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說：「（汲縣）城西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姜太公故里也。」當時，《汲冢竹書》已出土，又有後漢《太公廟碑記》言之灼灼，可酈道元到底見多識廣，「不為浮雲遮望眼」，僅以「相傳」表述之。
過去，汲邑（今衛輝市）人都認為，姜子牙出生在該邑太公泉鄉太公里。近年由於新出土了唐朝墓志銘、並有台灣呂姓家譜為佐證，一些文史工作者改變了看法，認為姜子牙應是出生於太公里附近的呂村。這件事本身就說明，汲邑流傳千餘年的「太公故里說」正在新的證據面前受到質疑。可見，「太公故里說」完全有深入討論的必要，不能誰先聲奪人誰就成了鐵板釘釘動不得。筆者認為，這個呂村最多只能證明，它曾經是呂尚（即姜子牙）工作、生活過的地方，而決非呂尚的出生地。因呂尚本姓姜，生長於呂國，只有在他離開呂國之後，才有可能按照當時慣例「以國為姓，改稱呂尚」，後人才有可能將其生活過的地方稱做呂村。 實際上，針對上述一些問題，我們應該達成如下共識：新蔡是姜子牙的出生地，日照是姜子牙的隱居地，衛輝是姜子牙的成就地（牧野之戰），臨淄（封地營丘）是姜子牙的歸宿地。而南陽、許昌與姜子牙生平並無特別關係。
至於姜子牙出生的具體地點，在新蔡只有姜寨一說。該鎮歷史上一直為新蔡所轄，直到新中國建立後才全部劃歸臨泉縣。2005年底，臨泉縣成立了「姜子牙文化研究會」。近年來出版的《中國縣市概況》、《安徽人物大辭典》，均將姜子牙列為「臨泉姜寨人」，姜子牙還被選入「安徽名人館」。因姜寨過去屬於新蔡，現在屬於臨泉，所以姜子牙故里臨泉說、新蔡說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呂姓發源地仍以新蔡說為正。
綜上所述，伯夷之呂在新蔡，呂姓源頭在新蔡，南陽只是呂姓的繼發源頭之一。新蔡人呂尚（姜子牙）是華夏呂姓的第一位名人；漢高后呂雉一門封侯立王十多人，把新蔡呂姓推向最輝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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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享年考/兼及周文王等人的年齡問題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時的一個關鍵人物。以往，有關他的享年，從八九十歲到一百三四十歲〔注1〕，什麼說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獻記載的有限，更重要的還是缺少一個可資參照的年表。另外，有關周文王等人的年齡問題，也有類似的情況，且與太公享年的研究有著密切的聯繫。現在好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找回了一個「失落的年表」〔注2〕，我們正可據以進行新的探索。同時，由於我們的研究，只能算作斷代工程的「拾餘」，所以，也可從一個側面對「新年表」的正確性和適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檢驗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體範圍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書》、《易經》、《詩經》、甲骨文、金文等，沒有明確涉及太公年齡的內容。戰國至兩漢的著述，多把初見周文王時的薑太公，說成是一位老者，儘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韓詩外傳》裡就說：初見文王時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渾然而齒墮矣。」《尉繚子》裡說：「太公望」年過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說：太公和叔齊「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辭》說：「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史記》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淮南子》說：「呂尚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衿。以類相慕。」《說苑》裡有太公望「七十而相週，九十而封齊」等等。
然而，近日見到網上有一篇名為《姜太公之高壽》的文章（見新鄉歷史文化專欄），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文中說：
顧頡剛先生的《太公望年壽》認為，古文獻中記載的薑太公年壽數，都是戰國時代齊國遊士的妄談。「太公」原意為「老太爺」，但後人誤以為太公是長壽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誤以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歲（似應為八十歲）的老人。而且從《詩經•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中所描寫的戰爭場面和搏擊的迅勇情況看，九十歲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顧頡剛推測，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終於八十歲左右。
我們認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體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個大致的範圍，並且覺得，說「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終於八十歲左右」，是很難讓人信從的，明顯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點：
首先，說太公高夀「都是戰國時代齊國遊士的妄談」不妥。正如我們前面所舉，荀子、尉繚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戰國時人，又都說過太公高壽，但卻無一人是「齊國遊士」者。
其次，僅據《詩經•大雅•大明》裡的詩句「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的描寫，就認為「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顯然是想像的成分過多了。歷史上老當益壯徵戰沙場的人不勝枚舉。況且，「鷹揚」一詞，恐怕關鍵還要落實在一個「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說「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實際上也就是說，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時是二十歲左右。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閱歷和韜略從何而來？「呂牙在殷」和「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注3〕該怎麼解釋？尤其是太公的女兒邑姜為「周王妃」（詳後），也都沒了著落。
第四，《史記•齊太公世家》裡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說法還要長些，當另有所據，比如齊國的「史記」——《齊乘》之類。因為，司馬遷是沒有可能看到《汲塚書•竹書紀年》裡所說，齊太公卒於周康王六年的。
總之，把「渭水垂釣」〔注4〕時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並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於百年以上，無論是從情理上推想，還是從史料上參照，都要更妥當些。
二、關於文王的在位時限
為了進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確定一個「參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時間。因為，就目前所知，惟獨周文王的在位狀況，與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較明確的「繫年」關係。
有關周文王的在位情況，《尚書•無逸》說：「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呂氏春秋•制樂》說：「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這是說執政時間長短的。《古本竹書紀年》說：文丁（即殷紂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殺季歷（文王的父親）」，這是和文王即位有關的記載。有了這兩項史料，再參照「斷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為十一年，即西元前1112–1102年，西元前1101年其子帝乙（即帝紂的父親）即位，我們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西元前1101–1050年了。另外，對於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採用倪德衛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據《逸週書第二十三小開解》、劉歆《世經》等當中的有關天象，所得研究結論也說：「文王五十年，是西元前1050年。」〔注5〕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於西元前1050年，可使許多事件獲得明確而合理的解釋。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時間。以往，有關牧野大戰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還是武王即位後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懸而未決。現在，把文王終年定位於西元前1050年，就等於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為，從西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西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間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執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其次，是從文王改元稱王直到武王克商，一系列事件的繫年問題。《史記•周本紀》說：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與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居二年（即十一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比照上面所擬定的文王在位期限可知，文王改元（或稱王）在其執政的四十四年，即西元前1056年，盟津觀兵為西元前1048年，武王克商為西元前1046年，可使司馬遷所論與新年表密合。
第三，是關於武王的生年和享年問題。《古本竹書紀年》說：「帝乙二年，週人征伐商朝。」原因應是文王姬昌為父報仇；結果是帝乙採取「歸妹」的辦法，即把女兒（一說妹妹）嫁給了姬昌，緩和了兩家的矛盾。我們可以合理的設想，「歸妹」若是在帝乙的二年或次年，並在隨後的兩三年生下武王，到新年表說的武王卒年——西元前1043年，武王應正是五十三四的光景，和《竹書紀年》說的「武王（享）年五十四」正好合榫。當然，更為重要的，還是它和文王享年及太公享年的關係，不過，這留待下面專題討論。這裡特別要說的是，我們所論定的「文王五十年為西元前1050年」，並非是簡單地從武王克紂之年，即西元前的1046年直接倒推，而是首尾各有專論。因此，已經有了初步的，對新年表核驗的價值。
三、文王享年芻議
有關周文王的享年，以往多以為是97歲，來源是《禮記•文王世子第八》篇裡的一個故事：
「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另外，間接說到文王年齡的史料，是《大戴禮記》的「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據《詩經》和《尚書》正義轉引），和《淮南子•汜論訓》裡的「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我們知道，武王的享年54歲是學者們所認同的，把54加上15等於69，也就是說，倘若武王死時文王還活著，年齡該是69歲。現又據《史記》等知道，文王死後二年「孟津觀兵」，再二年牧野大戰，再三年武王駕崩，一共是七年。由69減去7年，文王的享年，該是62歲。據此，文王的享年，結合他在位的最後一年，即西元前1050年一算，應是西元前的1112年–1050年。
一個97歲，一個62歲，那一個更符合史料並近乎情理呢？我們以為是62歲。因為，在剖析文王的年齡時，還有兩項更為「原始」的材料，及其所牽涉的親情，是不能忽略的。一是《易經•歸妹》卦裡的「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若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一是《詩經•大明》裡的「文王初載，天作之和……大邦有子，見天之妹」。其意思是說，帝乙確曾把女兒大姒嫁給了文王，或者說，「文王所娶『見天之妹』、『大邦有子』正是帝乙所嫁之女」〔注6 〕。現分別討論如下。
為了簡明起見，我們可以參照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先給62歲的文王簡單地排一個年譜：西元前1112年，文王姬昌出生；西元前1102年，文王十歲，這年，父親季歷被害；西元前1101年，文王十一歲，這一年文王即位（這年也是殷帝乙即位之年）；西元前1100年，文王十二歲，這年周人伐商（據《古本竹書紀年》），可以設想，帝乙以「歸妹」的辦法化解了雙方的矛盾；西元前1099年，文王十三歲，此年生伯邑考，符合婚生的常例；西元前1097年，文王十五歲，此年生武王姬發，到武王卒年的西元前1043年，享年54歲正與《古本竹書紀年》密合；西元前1056年，文王五十六歲，此年若受殷紂「戟、斧和專徵之命」，也正符合《尚書•無逸》裡說的「文王受命唯中身」。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再轉向97歲，也是同樣的方法，簡單地排一個年譜：西元前1147年，文王姬昌出生；西元前1101年，文王46歲即位，勉強點說，「受命唯中身」不作紂王授予「專徵之權」解，而是以「即位」混充，也可成為一說。但是若按前例，接下來就更不行了，即「帝乙歸妹」時，文王已經48歲，再過三年生武王，文王的年齡就遠離一十五歲，而是它的倒數——五十一歲了。對此誰都難免會問：這是可能的嗎？另外，我們還知道，《史記•管蔡世家》、《烈女傳》〔注7〕裡均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的說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有「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杜預注： 「十六國，皆文王子也。」退一步說，即使「十六國」中的文王8子（因十六子中沒包括伯邑考和武王），可以設想是在文王46歲以前，別的「太子妃」所生，人們難免仍然會問：「8個六七十歲甚或八九十歲的姬姓老頭，參加了周初的大分封，會有那麼回事兒嗎？」我們的答覆是：大概不會有！因為道理很簡單，靠「做春夢」或是「恩賜牙齒」所得到的年齡，是經不起推敲的。
四、太公享年考略
要想確定姜太公的享年，我們以為須待討論的關鍵問題，實際上主要是三個：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時的那一年，年齡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西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於何年？先談第一個問題，《荀子•君道篇》裡說：
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週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耶？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渾然而齒墮矣。
接下來，在《韓詩外傳》裡，亦有「以為嬌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渾然齒墮矣」等幾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再稍晚，《史記滑稽列傳》裡，也有類似的說法：
《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皋，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況、韓嬰和司馬遷的心目中，太公見文王時的年齡，都是七十二歲。尤其是荀況，雖為趙人，但曾三作「稷下領袖」，其言必定源自齊人或齊典。那麼，這一「認定」，能和其它有關的典籍相容嗎？我們說，可以的。比如，《說苑》裡有「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注8〕的話。《說苑尊賢》裡有：「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週，九十而封齊。」這裡「年七十釣於渭渚」、「年七十而相週」中的七十，因係整數，故可視其為約數。又如《尉繚子•武議篇》裡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眾，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這裡所說的「過七十餘而主不聽」後「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時是七十二歲的。當然，不同的說法也有，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們以為這種說法比較晚近，其中多有文學誇張的性質。如李白的《梁甫吟》裡，就有「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的句子，有論者也把其當著史料信從〔注9〕，或是把「姜太公時年八十有三」當作史料應用〔注10〕，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張「『七十』、『七十二』、『七十餘』均非具體數字，乃我國古代表示『至大無極』的一種神秘數字」〔注11〕。落實到年齡上，如前所述，認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長的意思，並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齡，太公當時的年齡應更小許多。我們以為，把七十二歲減少十歲，或者二三十歲，也許並不影響太公老驥伏櫪的形象，甚至從生理上說，還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戰之時他可以更年輕些。然而，僅憑想像得到一個數字，既無新發現的史料支援，又和現有文獻記載相抵觸，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體年分。據前面「文王在位時間」的討論可知，機動的範圍並不大，也就是文王被從羑里放歸到其卒年，即西元前1056–1050共七個年頭的初年或次年。因為，即使排除神話性質的「同夢說」〔注12〕不論，參照《尚書大傳》的「羑里營救說」、《楚辭•天問》的「屠市偶識說」以及《鬼穀子•忤合第六》的「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等史料，都不難想像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識，並非始於渭水之陽的魚釣。《太公六韜》和《史記周本紀》裡說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個夢，又經卜師占卜，結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漁」的太公，是我們今天的人難以信從的。比較之下，還是寧可相信《史記齊太公世家》裡的話：
言呂尚所以事週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週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須密、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週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另外，在《說苑•指武》篇裡，還有細節的記載：「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討論到此，初步的結論已經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應是文王從羑里回歸的初年，即西元前1056年。這年他是72歲；72加上1056，姜太公應生於西元前的1128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關的史料主要也是兩種。一是《史記•齊太公世家》裡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一是《古本竹書紀年》記有「周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今本竹書紀年》記有「周康王六年，齊太公薨」。不難看到，司馬遷的說法是「蓋」字當頭，無從追索；而《竹書紀年》的記載卻是定位明確，毫不含糊。問題是，《竹書紀年》的這一記載，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須得作進一步的考証。
眾所周知，出土於西晉汲郡（今衛輝市）古塚的《竹書紀年》，宋代時已經亡佚。今天所流行的本子，無論是「今本」還是「古本」，都是後人依據西晉以後的各種史籍彙集而成，難免真偽互見，參差不齊。不過，所幸的是，有關太公卒年的記載，卻是實証仍在，而且來路明確的。所謂實証，就是著名的「齊太公呂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晉）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塚而得竹策之書，藏書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文中的「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彙集之源。原碑雖已丟失，但「下真跡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館均有收藏。所謂來路明確，又包括兩個環節：一是該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西元289年，距汲塚被盜的太康二年（一說太康元年或咸寧五年），中間只有八年。另據《晉書》束皙、荀勖、衛恆等人的列傳，《汲塚書》原為「蝌蚪文」竹簡，隨即被轉運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譯過程有相當的時間。立碑人盧無忌，應是在京都洛陽的秘府，親自目驗了那支（或為兩支）「四十字」〔注13〕的牘簡。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孫範陽盧無忌，自太子洗馬來為汲令」的文字，可為佐証。二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為西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是在西元前299年，也就是說，《汲塚書》確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戰國真跡；週「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至少確是戰國時期，約略與荀子同時的魏國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西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應為西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歲。它和「齊太公呂望表」中所說的，「蓋壽百一十餘歲」也是相應而不悖的。此外，還可以參照《呂氏家譜》、太公故里（今衛輝市太公泉鎮）人對始祖太公的祭祀，續加說明：太公的誕辰是農曆八月初三，冥誕是農曆十月二十。一生經歷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紂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務了包括殷帝乙、紂王和周文王在內的五位帝君。可以說，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五、關於邑薑等人的年齡問題
姜太公的享年等問題搞清了，另外三個人物的年齡問題，討論時也就有了力証。他們是邑姜、成王和唐叔虞。三人的身份和關係，史籍有載：「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注14〕時人有論：「今太原晉祠是為奉祀西周時唐國侯叔虞而建。其聖母殿之聖母，是姜太公之女兒，周武王之妻，叔虞母姜淑祥，即邑姜。」〔注15〕無須細說。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銅器銘文中，有一個被稱為「王姜」的人，周法高先生認為即邑姜，正好涉及到了年齡問題：
諸家有認為王姜是康王之後的，我卻認為是武王之後，成王之母，姜太公之女邑姜……有人認為王姜是邑姜，但「十九年」是康王十九年，（杜正勝說），我覺得也不大可能；因為《論語》稱「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在武王時，王姜已經立有大功，年齡至少在三十開外。經過了成王二十四年到了康王十九年，年已將近八十，還要帶兵遣將，未免太老了吧！〔注16〕
主張王姜不是武王后，但也直接論及到了邑姜年齡問題的，是杜勇、沈長雲二位先生〔注17〕：
由於「王在邘」諸器只能置於康王時代，便證明王姜不會是武王之後。因為武王死時「年五十四」，則王薑的年齡應相彷彿……另據《史記•周本紀》說「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則成康二世不會低於四十年，到康王十九年王姜至少也有八、九十歲了，外出活動的可能不是太大，所以王姜也不會是武王之後。
顯而易見，周先生的誤區在於「年齡至少在三十開外」；杜、沈二位先生在於「年齡應相彷彿」。然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太公投靠文王之年——西元前1056年，武王是四十一歲。假定邑薑的妙齡為十七歲（甚或更小），到康王十九年（即西元前1002年）是七十一歲，還不及乃父出山的年齡，隨著孫子「伐楚」，應該是很正常的。
邑薑的年齡有了清晰範圍，成王的年齡懸案也就迎刃而解了。以往，對於武王死後，成王何以才十三歲，要由周公攝政七年，到成王二十歲時方正式登基，常常迷惑不解。現在已經很清楚了，邑姜若是在太公投靠文王的當年或次年適嫁武王，並隨即有了成王，在文王改元稱王的第十五年武王死的時候，成王的年齡正該是十二三歲。很難設想，如果不是邑姜晚嫁武王為後，而是武王另有「年齡相彷彿」的后妃（而且未必就只有一位），怎麼到了武王年過四十歲時，才生出了王子成王姬誦呢？
唐叔虞是成王的同胞幼弟。《左傳•昭公元年》說：「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餘命爾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史記•晉世家》說：「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唐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封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我們姑且不論故事中的「神話」部分，是當時的人編造或是其後不久的人附會。還是同樣的理由，若說唐叔也係和武王年齡相彷彿的后妃所生，就更不易解釋：何以武王和該王后結婚二十年內（時間或許還更長）一直未曾生育王子，而是過了四十歲卻一生再生？現在，若是把王后定位於晚嫁的邑姜，就簡單多了。邑姜正當青春年少，先生了成王，隔年又生唐叔虞，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小結
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決斷武王伐紂時間和相關各王年表時，儘管充分考慮了文獻學方面的因素，但未必能把薑太公的享年問題作為重點溶入其中。我們另闢蹊徑，著重引入大姒和邑姜兩個人物，推斷出的太公享年，能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王年協調，既能說明自己的結論接近史實，也能從一個小的側面說明新年表的可信。
歸納以上探討可以小結以下三點：一是文王的享年為六十二歲（西元前1112–1050年），即位之年為西元前1101年，兩年後「帝乙歸妹」，再過三年生武王，武王的享年合於五十四歲；受命之年（西元前1056年）為五十六歲，合於「文王受命為中身」的記載。二是考定了太公的生辰為西元前1128年，即殷武乙二十年農曆八月初三，卒於西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農曆十月二十日，享年113歲，排除了諸如「生於殷庚丁年間」等種種不實的說法。三是連帶探討了邑姜適嫁武王之年，不但為金文斷代中的「王姜」問題提供了新的佐証，也為流傳了三千年的「桐葉封弟」故事開闢了思路。當然，這裡僅僅是一些比較粗淺的認識，真正的結論，還有待於專家們更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註解
〔注1〕焦安南、李建義的《姜太公傳》（泰山出版社，1998年）擬訂的太公享年是「約西元前1155–1045年」，即110歲；郭慶良等六人合著的《軍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姜太公故里實業開發公司印贈本）擬訂的是西元前1160–1021年，即139歲。前書的作者為山東日照人，後書的作者為河南衛輝人，均言其家鄉為太公故里。另據盧美松編著《中華姓氏譜•盧姓卷》（現代出版社、華藝出版社，2002年）稱：「據《古本竹書紀年》載：『周康王六年（西元前1073年），齊太公望卒。』故有人推算，姜太公出生約在殷王庚丁六年或七年（西元前1212年）。」由此，對太公享年的認識，可見一斑。
〔注2〕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
〔注3〕前者見《孫子兵法•用間篇》；後者見《孟子•離婁上》、《孟子•盡心上》等篇。
〔注4〕有關太公結識文王一事，筆者曾撰有《姜太公遇合文王探真》一文，認為有一個「三就三離」的過程。這裡所指，應是《史記•周本紀》、《太公六韜•文韜•文師篇》裡說的，太公在渭水之陽釣魚時遇文王的那次。
〔注5〕（美）倪德衛：《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之紀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注6〕王暉著：《商周文化比較研究•附錄二•季歷選立之謎與貴族等級名號傳嗣制》，人民出版社，2000年。
〔注7〕參見楊朝明著：《周公事跡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注8〕這句話及相關的文字，來自《藝文類聚•卷六十六•產業部下•釣》轉引舊本《說苑》，為今本《說苑》所無。
〔注9〕見inter網《姜尚，八十人生始崢嶸》zhongqin .8u8.netjsjjs.htm_95k。
〔注10〕見寶雞旅遊網辦公室@《姜子牙釣魚台旅遊區解說詞》管理員郵箱：hjly@haoji.gov.cn 。
〔注11〕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轉引王仲孚：《牧野之戰紂軍『七十萬』試釋》。據胡文稱「作者遍尋《史記》各篇有關『七十』、『七十餘』、『七十二』的六十條記載，認為『絕非實錄，殆可斷言者』不勝列舉。」於是，也可以知道，這一研究，也是適用於古人之年齡討論的。
〔注12〕「同夢說」有人以為最早來自《齊太公呂望表》，不確。可參閱199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辭章句補注》。
〔注13〕「一簡四十字」說，見荀勖《穆天子傳序》。可參閱《山海經•穆天子傳》，岳麓書社，1996年。
〔注14〕劉曉東等校點：《帝王世紀•山海經•逸週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注15〕王尚義：《山西太原建都至今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唐叔虞世家及太原晉祠》，光明日報，2003年9月17日。
〔注16〕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編：《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年代新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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