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劉仲敬《經與史》：暴秦與歷史的終結
By 精選書摘,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六月 8日, 2018
文：劉仲敬
暴秦與歷史的終結
早在商鞅變法以前，秦人的組織資源就比東方各邦、尤其是楚國弱得多。這是變法得以徹底實施，復辟幾乎沒有影響制度的主要原因。結果，秦國後期的政策幾乎就是國君、外戚和客卿的政策。國人作為階級已經蕩然無存，宮廷和宦官的重要性反證了貴族的沒落。嫪毐和趙高如果出現在後世的吏治國家，毫不足奇；發生在戰國群雄之世，就體現了超越時代的先進性。宮廷奴僕壓倒外朝大臣，就是腐敗從果核蔓延到果皮的徵兆。依據東方專制主義的歷史時間表，宦官─后妃政治出現與蠻族入侵的時間差不超過三代人。
秦始皇的征服是秦人最後的機會，大概也是華夏世界走向大一統路徑的最後機會。秦楚戰爭的餘波未定，匈奴的入侵就已經全線展開。朔方戰爭和長城建設必須依靠賤民和犯人，而非周禮社會的貴族騎士或商鞅體制的耕戰良民。這是軍國主義已成強弩之末，吏治國家暴露疲軟常態的最初證據。前者是封建解體的積累釋放，後者是解體產生的散沙社會自然狀態。下一步就是章邯的囚犯大軍落入項羽的江東子弟之手，彷彿封建主義對其謀殺者的臨終復仇。
秦始皇非常清楚，關中良家子弟無力承擔世界帝國的重負。他也清楚，散沙社會是吏治國家的天然需要。他天才地預見到：理想社會需要解除良民的武裝，從而造就順民的穩定基礎。賤民軍隊沒有武德和社會性感情，因此帝國早晚會失去戰鬥力。拓殖蠻荒的時代將會隨著帝國的鞏固而結束，蠻夷入侵的時代隨之而來。長城是未雨綢繆的妙算，在自己戰鬥力最強的時期，以最有利的條件劃定永久的邊疆。
不幸的是，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難避免的錯誤。他們愈善於把握未來的趨勢，就愈容易高估發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畢其功於一役。「孤秦」設計的美麗新世界需要一千多年的時間，經過多次「進三步退兩步」的波折，才能在「陋宋」（鄙陋的宋朝）手中實現。那時，順民和良民已經變成同義詞。他們久已遺忘武器、榮譽和自由的涵義，反而覺得仁政理應保證他們免除軍事負擔，名將的任務跟保姆沒有區別。秦始皇沒有耐心將他的計畫留給二世和萬世分解執行，結果大大超出了社會演化的允許範圍，一手鑄成了激烈反動不可避免的局勢。
秦始皇的死亡非常及時，差不多就是長平時代的老輩良民─戰士凋零殆盡的同時。只有這些人才會像項羽的賓客忠於楚國一樣，僅僅忠於秦國。賤民─流犯的普世軍隊除了自己的前途和待遇以外，沒有什麼特定的效忠傾向。普世帝國存在的前提就是秦國的滅亡，這一點他已經做到。他斷定東方各邦同樣已經滅亡，卻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錯誤。燕趙同樣屬於軍國主義模式，國力繫於郡縣制開拓的殖民地。顧炎武正確地指出：楚漢之際，北方各邦的政權都是沒有根基的冒險家建立的。他們的復國主義有名無實，其中必有原因。他們都消滅了自己的公族和貴族，實現了汲取和動員的最大化。因此，封建制度保護的凝結核已經不復存在。馬基雅維利的卓見應驗了。這種「土耳其式」的國家只有一個頭顱。中樞一旦滅亡，就不再有復國的種子。
然而，齊人和楚人尚未滅亡。他們以略加修飾的形式，保存了貴族封建制和愛國主義的種子。這種「歐洲式」的國家猶如諸峰林立的山地，沒有一個可以斬除的統治中心。項羽是那些射殺吳起的貴族留給祖國的最寶貴遺產，正如田橫是五都卿士留給祖國的最寶貴遺產。齊楚的種子並不繫於王室或國家，社會仍有自發組織的資源。惟其如此，才能產生「田橫五百士」和「江東八千子弟」。他們在鉅鹿和濉水踐踏烏合群眾的大軍，應驗了「一頭狼從不在乎對方有多少羊」的諺語。他們為榮譽和愛國主義而戰，對普世軍隊將領求之不得的「大者王小者侯」不屑一顧。
普世主義需要超越地方性歷史記憶的合法性源泉，因此秦朝的憲法原則不同於秦國。關東豪傑極度憎惡「以吏為師」的暴政，因此不願公正對待始皇帝謀求超越性統治的努力。秦國的耕戰體制建立在國家與小家庭瓜分大家族遺產的基礎上，根本不想推行儒家的大家族倫理準則。商君憎惡孝順公婆、兄弟共財和寡婦守節，因為孝悌和婦道不利於分家和立家，妨礙了生產和財富的最大化。始皇卻將婦德和孝道列為自己的主要政績，刻在石碑上。他之所以能夠焚書坑儒，就是因為此前已經招徠了大批東方儒生和陰陽家的緣故。他的皇帝神學和水德理論顯然來自想像力豐富的齊人，一味現實的文法吏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皇帝取代國王，除了皇權的神化以外，也有宇宙超越性的涵義，可以抹去「國王」稱號固有的多國體系和愛國主義記憶。他重用燕、齊方士，固然有自私和迷信的一面，也有釋放善意的動機，類似忽必烈封孔子後裔。如果他僅僅是為了迷信和自私的理由，那麼正如《詛楚文》早已證明的那樣，秦地並不缺乏巫師。他努力做世界主義者，這是毋庸置疑的。秦人順從地接受東方意識形態，消解了共同體的最後殘餘。齊楚卻憤怒地拒絕野蠻的文法吏，不惜訴諸武力。
普世主義從理論上講，就是後人所謂的「歷史終結」。歷史終結當然不是指事件的終結，而是說世界憲制已經確定。今後不再有原則性爭議，只剩下人事和技術性糾紛。秦始皇設計的萬世一系君統、超越性吏治國家、混合意識形態都是為「史後之人」的安定生活準備的。在「歷史之人」看來，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無異於囚籠。最可怕的暴政不是屠殺和征斂，而是鉅細靡遺的格式化。自由的本質在於盲目和希望，勇氣和德性無不起源於此。歷史終結的本質在於麻木和絕望，消解了秩序本身的意義。
秦始皇遭到格外嚴厲的譴責，因為他是歷史終結的始作俑者，並非因為他的暴政最為嚴重。實際情況大概恰好相反，因為暴政的嚴重程度通常跟社會散沙化的嚴重程度成正比。在某種意義上，秦始皇變成了一種象徵，為漢武帝和以後的暴君承擔集體責任，儘管他比漢武帝更溫和；正如後世的曹操變成了篡位者的符號，為司馬懿和劉裕承擔責任，儘管他比後來的篡位者更尊重程式。秦政激起的暴烈反抗，主要源於東方各邦復辟多國體系的熱忱。隨著共同體的瓦解和愛國主義的沒落，散沙順民對暴政的容忍度不斷上升。反抗的減少給後人造成了暴政減輕的幻覺，其實原因不在朝廷而在社會。漢法就是秦法的拷貝，而且文字獄有過之而無不及。秦代判處苦役的罪名，在漢代一再導致滅族。揚雄支持新莽的理由，就是以周政反對漢朝延續的秦政。
「史後之人」戰勝和替代「歷史之人」以後，歷史終結才能實現。咸陽朝廷的高瞻遠矚超越了他們的時代，因此不可能不臭名昭著。他們知人有智、自知無明，沒有料到自己和自己刻意消滅的物件都是最後一批「歷史之人」。「史後之人」的任務落到東方冒險家集團身上，苦心孤詣的政治神學理論全都為人作嫁。漢室的「史後」特徵體現於無原則的混融主義，不顧各種體制和理論背後的規範性條件，武斷地剪裁、割裂和拼湊神譜和官制，給妄圖改制的儒生製造了無窮無盡的困難。混融主義的實際意義就是所有理論和政體原則的死亡和花絮化，因為只有已死的原則才能跟對立原則實現裝飾品的和諧共處。
這種剪貼性質的和諧跟內在思路的融會貫通沒有任何類似之處。蕭曹（蕭何、曹參）以小吏拜相，像南太平洋土著對待美軍留下的飛機場一樣，對他們無法理解的巨大機器充滿敬畏，唯恐任何儀式細節的改變就會導致自己難以收拾的混亂。漢襲秦制，不是因為布衣君相有愛於秦政，更不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深謀遠慮，能夠看清秦政對誰有利，而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另起爐灶的勇氣和能力。漢初的官制也是混融主義的典範，商君的徹侯、關內侯和楚人的執珪、五大夫同列，完全不顧兩者的政體精神截然不同。秦始皇的世界帝國和楚霸王的國際聯盟都有明確的、彼此水火難容的憲法精神，都有一勞永逸地終結歷史的動機。惟其如此，他們的設計才會功敗垂成。這些動機僅僅屬於「歷史之人」，因此反而履行不了終結歷史的天命。
布衣君相的實質不是平民政權，而是「史後之人」政權。啟蒙時代的平民野心家無論歸儒、歸墨，都有強烈的政治改革家色彩，暴露了他們的「歷史之人」身份。「史後之人」已經沒有能力理解任何憲法原則或意識形態，只會覺得這些考慮純屬替古人擔憂，根本不值得為此大動干戈；但既然有人願意為此犧牲，他們並不介意利用狂熱分子的犧牲，為自己牟取現實利益。漢朝對秦、楚的勝利不是一種原則戰勝了另一種原則，而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佔據了各種原則自相殘殺留下的廢墟。原則是意義的源泉，意義體系是文明的主要力量。
在所有政治策略中，機會主義是最缺乏戰鬥力的一種。機會主義者幾乎不可能在文明早期獲得機會，因為各種原則的生命力體現為信仰的熱忱。只有在各種原則即將窮盡自身可能性之際，撿食者才能收割熱忱的最後一批獵物。機會主義者的勝利從來不能證明自身的強大，只能證明所在文明的衰老。意義體系的瓦解必將導致文明自身的崩潰，混融主義是機會主義者最後的掙扎。他們敬畏各種古老原則龍爭虎鬥的巨大力量，卻不能理解力量的來源，幻想只要將這些原則的符號標識據為己有，就能繼承或分享古人的力量。這種投機取巧的手段猶如老人服用的春藥，能延緩、但不能阻止最後的衰亡。世界帝國是混融主義的自然載體，混融主義是世界帝國的自然原則。「史後之人」在二者日益萎靡的保護下安享太平盛世，等待洪水滔天。
董仲舒的「獨尊儒術」論標誌著儒家的符號化、混融化和空心化。儒家在其熱忱的頂峰，是封建主義和多國體系的維護者（孔子）、鼓吹人道高於王權的啟蒙者（孟子）；在其迴光返照的暮年，曾經誅戮暴秦（孔鮒），保衛禮樂（魯二生），反對黃老（轅固生）；現在已經由儒學淪為儒術，求為「緣飾」而不可得。漢儒在混融主義的路上走得如此之遠，已經淪為某種諸子百家的共識協調組織。他們的周政主義除了絕對安全地攻擊秦始皇這具稻草人以外，只剩下百家共識的政治正確公約數。畢竟，誰會反對更人道、更文明、更大的合法性呢？
如果不涉及具體的人事或政策的話，這些模糊的共識無疑會得到皇帝、民眾和士大夫的衷心贊同；就像蕭乾一類粉紅色知識份子在希特勒死後抽象地談論民主，希望在討好史達林同志的同時又不致冒犯麥卡錫參議員。墨子對孟子禮樂觀的攻擊、韓非子對孔門國際主義的嘲諷、談天衍對儒家神話的歪曲，都要避而不談。漢儒已經開始將禮樂解釋為朝廷制定的儀式，跟刑法和聖旨一樣武斷。他們已經不再堅持封建主義和國際主義，但仍然沒有放棄抱怨大一統的淫威，懷念戰國時代的自由。他們致力於發明神話和歷史，填補殷周以前的巨大空白，推動三皇五帝神話的漢朝化，使燕齊迂怪之士的想像力相形見絀。國教混融主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為古典華夏文明舉行了體面的葬禮。金人入漢、胡僧說法的新時代即將開始。
作者：劉仲敬
打破「國史大綱」的儒家史觀、打破「馬克思進化論史觀」，剖析「華夏世界」真實的演化史！完全跳出傳統「中國史」解釋模式下的「朝代更替」，在作者看來，華夏世界裡固然存在周秦漢元明清這樣的古代王朝國家，但用「正統性理論」把這些珠子串起來的中國朝代史，不過是近代的國族主義虛構。
基本上，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下愈況的變化；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制與統合。
劉仲敬將這種淪亡的過程，用他獨特的筆鋒加以表達，呈現出一副完整的圖像，然而，這並不是一部悲觀的書，而是一道曙光，有力地透過史家之筆，呈現出作者想要表達的「經」（法則），可謂現代經史結合的代表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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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國的政治生態。劉淵和爾朱榮相形之下，簡直如同一味蠻幹的外人。如果金人僅僅依靠部落武士的戰鬥力，宋人大概不會覺得如此屈辱。問題在於，金人爐火純青地運用了羈縻之術。
文：劉仲敬
蠻族輸入秩序
宋人將金人入侵描繪成野蠻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為金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蠻族。文宣攻擊的關鍵就是歪曲，否則就達不到傷害的效果。宋代的記錄者都經歷過黨爭的薰陶，習慣於將金人當作需要譭謗的敵對黨派，總覺得自己遭到了本來可以避免的侮辱和傷害，因此非要發洩和報復不可。他們對元人的破壞沒有同樣的反應，簡單地將後者視為異類，彷彿猛獸捕食一樣殘酷而並不反常，沒有表現出曖昧的恥感。晉人記錄五胡的屠殺，態度也是這樣單純。明人對待清室，態度就非常接近於宋人待金。羞恥感和名譽傷害都是同儕之間才會發生的現象，說明宋人其實認為金人屬於自己的世界。
金人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具備許多吏治國家成熟期的特徵。他們的親王和將帥大多有漢名，輩分、排行和寓意經得住士大夫的審查。他們擄掠書畫，表現出良好的鑒賞力。他們進攻汴京的軍隊不是自行遷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像戰國諸侯和早期帝國，有全權負責的元帥；卻運用了晚期帝國習慣的權術，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級相近的統帥，讓最高指揮權隨著反覆無常的君恩而搖擺。汴京之圍體現的紀律、節制和審慎令人歎為觀止，是五胡、遼人、元人、流寇望塵莫及的。他們登上城牆，佔據制高點，卻拒絕進城，通過談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軍事機構。他們允許和協助外省運糧入城，免費發給京師居民。他們允許軍人和京師民眾交流和貿易，居然沒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亂。他們利用宋軍指揮系統鎮壓了企圖背盟的軍官，自己卻沒有露面。他們利用宮廷和百官搜集戰爭賠款，交出二帝。
這些行徑都說明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國的政治生態。劉淵和爾朱榮相形之下，簡直如同一味蠻幹的外人。鑒於劉淵和爾朱榮的幾代祖先都為洛陽朝廷服務，金人卻是在一代人之內從部落崛起的，這樣的差異就更加驚人。如果金人僅僅依靠部落武士的戰鬥力，宋人大概不會覺得如此屈辱。問題在於，金人爐火純青地運用了羈縻之術。依據傳統，這些技術原本應該由中原王朝用在蠻夷身上。他們輕易地招降了南朝的士大夫和將領，建立了張邦昌和劉豫的藩國。他們通過一張一弛的談判，將揚州和臨安的朝廷變成了張邦昌和劉豫的繼承人。他們甚至能跟宗澤和岳飛競爭，招安和收編各地流寇，用這些輔助部隊平定其他流寇。金代文物遠勝遼元，大定明昌自居正統。金人預示了一種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夷狄和華夏其實很容易交換位置。南宋面對金人，無法保持東晉面對五胡的自信心和優越感。在永嘉和靖康之間，吏治國家的技術已經發展到更加精密的層次。蠻族的文明和腐化、南朝的軟弱和聚斂都加快了速度。
金人只用了一半的時間，就走完了北朝到隋唐的歷史路徑。以前鮮卑人走完這段路程的時間，也只有春秋到秦漢的一半。第一階段，部落武士演變為天然貴族。第二階段，貴族武士構成領地社會的凝結核。對於鮮卑人，這是宗主、都護、豪傑、府兵的時代。部落武士進駐劫後農村的待墾荒地，無需朝廷支付軍費，同時提供了保護殘民和招徠流民的秩序中心。對於女真人，這是猛安、謀克和兩河圈地的時代。部落武士圈佔根本沒有荒地的郡縣，將失去土地的小農變成了流寇，同時未能節省安置費，因為金鈔已經取代了穀帛，軍人以驚人的速度變賣封地。
無論如何，第二階段都是唐人和金人的巔峰時期。第三階段，吏治國家的精神侵入軍事領域。軍人由貴族變成良民，再由良民變成遊民雇傭兵。對於鮮卑人，這是李克用和朱全忠的時代。對於女真人，這是李全和崔立的時代。紙幣的發行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大大加快了部落武士破產的速度。金哀宗絕望地發現：金人繼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繼承了宋人的命運。燕京、汴京和蔡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預演了汴京、臨安和崖山的劇情。
元人輸入秩序，同樣遵循部落─封建─郡縣的嬗變順序。他們的時間表接近金人，但過程更混亂、結果更混雜。金人對吏治國家的敏感性和操縱能力，只有後來的清室才能相比。元人則產生了部落、封建、郡縣相互嵌套的馬賽克式憲制，幾乎與憲法危機相始終。成吉思汗的法典是各部落習慣法的彙編，假以時日可能形成一系列親邦的封建法源。木華黎的華北封地、忽必烈的關隴封地、張柔和武仙的中原封地經過長時期的內外博弈，並非不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財政─軍事體制。然而，王文統的鹽鈔財政和伯顏的南朝貢賦太輕易地解決了各藩的問題。忽必烈用金鈔賄買的手段戰勝了阿不里哥，開創了非常惡劣的先例。宗王和藩主從此養成了習慣，製造和利用更多的政變，用朝廷的賞賜或賄賂填補財政虧空。這樣一來，封建和郡縣就起到了相互破壞的作用。
封建的優勢在於誘使地方精英維護基層的長時段利益，保護社會自組織的發育，抗拒不能將利益留在地方的汲取。郡縣的財帛來得容易，就會將武士集團變成宮廷朋黨的雇傭兵和寄生者，嚴重削弱封建主義內在的責任感。郡縣的優點在於結構扁平化，社會普遍解除武裝。兩者都會大大簡化秩序，降低維持秩序的成本。在正常情況下，郡縣制在其不可避免的衰敗之前，能夠造成數十年漢文帝式理想狀態。如果郡縣有必要額外供養大批理應自食其邑的宗王、藩主，吏治國家末季才會出現的聚斂和腐敗就會提前上演。郡縣體制和封建體制如果分別歸屬不同政權，對雙方都更有利。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忽必烈傳統和元朝本身都不會存在。在阿不里哥勝利的世界上，和林對各藩的控制勢必每況愈下。半獨立的藩閥不會比伊兒汗國和金帳汗國更加團結。從長江到草原的廣闊地帶將會呈現類似日本戰國時期的面貌，南朝的吏治國家則可能復活「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論。
世祖需要南朝和聚斂之臣，不亞於諸凱撒需要埃及─元戎的私人財產。他依仗這種私人財庫，才能打破酋長─君主和武士─貴族的封建平衡。穩定的歲入如果對應穩定的開支項目，對他就沒有多大用處。羨餘即使為數不多，只要便於挪用，仍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戰利品是最佳的羨餘，這是他入侵日本和爪哇的根本原因。在這些冒險失敗以後，他就只能求助於桑哥及其繼承人的財政游擊戰。紙幣經過武宗的揮霍，迅速淪為廢紙。三寶奴的幣制改革視準備金為兒戲，以更快的速度收到了同樣的結果。以後的列朝宮廷和行省日益淪為朋黨的工具，甚至無法培養阿合馬這樣有能力控制全域的聚斂之臣。
江南並非沒有財源，宋人長期實施利潤豐厚的海舶壟斷經營。元人由於管理混亂，不能有效利用天子之南庫。行省制體現軍事征服的精神，不如宋代的各路適合財政管理的需要。統治者的低能和荒怠對浙西士紳和浙東海盜貿易者都有利，創造了兩者相互憎惡的必要條件。浙紳擺脫了賈似道時代的強征威脅，致力於將本朝的憲制納入周政主義的框架。他們設想：儒生可以利用輿論的道德約束力，迫使尾大不掉的諸侯服從朝廷。最後一位集權主義者脫脫符合他們的期許，卻得不到朝廷的保護。他們最後發現朝廷沒有乾綱獨斷的意識，就拋棄了朝廷。
元人給後世留下的遺產，以行省最為重要。行省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支附帶後勤體系的軍隊。行中書省是唐代使相和節度使的合體，原則上是針對敵人的臨時機構，最後卻變得無法撤銷了。不幸的征東行省沒能戰勝神風，反而保存了行省設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為了克服封建不利於征服的弱點，臨時將號令各路領主的非常權力交給了大汗的家臣。領主之所以願意服從家臣，除大汗的威靈外，關鍵還在於中書省擁有超越封建體系的籌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馬合木挽救華北和中亞的順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國家的汲取機器。
金人對政體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燕京防線瓦解前，他們認真考慮過三種選擇。其一：退回混同江以東的發源地，這意味著恢復幾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遷汴京，全盤襲用宋人的汲取和歲幣體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結局，但能保證最後的高品質榮華富貴。其三：在黃河北岸恢復封建體系、至少是方鎮體系，希望用殘唐式緩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們同時做到了三者，前兩項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後果。封建九公本來是最難對付的手段，最初幾十年的效果確實不在河朔藩鎮之下。河北、河東的散沙人口幾乎不復存在了，但設防城鎮和寨堡很少會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聯絡山東流寇，在金元宋之間合縱聯橫。木華黎和張柔的同儕雖然比武仙的同儕強大，卻不可能一舉蕩平錯綜複雜的華北鎮堡群，因為他們自己的領地也不過是同類的鎮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鎮體系比自己更長壽。哀宗逃離汴京後，一度指望河北諸公的援助，發現他們毫無勤王的興趣，才絕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亂，元廷主要依靠山東諸鎮出兵。忽必烈意識到領地制度的弱點，決定不讓其他領主得到自己在關中封地的機會。這樣一來，他就要更加依賴中書省了。只有行中書省才能組織複合型大軍，給部落騎士和領地輔助部隊提供強大的炮隊和輜重部隊。廉價的部落軍隊和封建軍隊能夠打贏野戰，但長期和昂貴的攻堅戰少不了行省戰爭機器。儒生和領主共同憎惡的聚斂之臣奪走了華北封建主義的復活機會，卻沒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樣徹底消滅領地制度，因為他們歸根結蒂只是低賤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以外，沒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統的正式權力。大汗隨時都會犧牲他們，安撫更加正統的權力。
部落、領地、郡縣並存的格局既然無法改變，大都朝廷就特別缺乏召回臨時派出機構的動機。所以從憲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終依靠戰爭權力統治。戰爭權力的對象不是毫無戰鬥力的順民，而是桀驁不馴的領主。行中書省為汗廷集權，效果像戰爭本身一樣混亂。明儒經常責備元政不上軌道，其實是弄錯了比較的標準。明代的行省已經不再是臨時的戰爭機構，而是常駐的文官體系，繼承了元代行省的戰區規模和武斷權力，又解散了元人無可奈何的部落和領主，自然變成空前細密的超郡縣制。明末的巡撫、總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儕，由中央派出官員行使臨時和非常的權力。他們的戰爭管理同樣混亂，同樣破壞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式。同樣的迴圈在清代重演，巡撫、總督變成了超級郡縣。新的動亂接踵而來，欽差大員用跨省的武斷權力擾亂地方。劉仲敬《經與史》：「蠻族」輸入秩序後如何發展？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 https://goo.gl/ZV3P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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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掉「中國古代史」的外衣，
呈現「華夏世界」本體的真面目
跳出朝代體系，也跳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價值體系
所看到的「中國史」是？
打破「國史大綱」的儒家史觀，打破「馬克思進化論史觀」
剖析「華夏世界」真實的演化史！
一般我們提到「經」與「史」時，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浩瀚難辨的斷簡殘編。而劉仲敬筆下的「經」，是華夏世界運行的憲法原則、核心價值體系；「史」則是圍繞著「經」在時間上的展開。
劉仲敬本書，首次揭示出「華夏世界」的「經」與「史」是：
——從周政，變成秦政
——從封建多國體系，變成大一統吏治國家
——從有機的共同體，變成編戶齊民的散沙社會
——從彼此制衡的貴族社會，變成由僭主、冒險家和遊士組成的汲取社會的宮廷權貴集團
——從「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論，淪落成「宮廷權貴和朋黨共治」的現實。
《經與史》的結構
完全跳出傳統「中國史」解釋模式下的「朝代更替」，在作者看來，華夏世界裡固然存在周秦漢元明清這樣的古代王朝國家，但用「正統性理論」把這些珠子串起來的中國朝代史，不過是近代的國族主義虛構。
本書上部認為，華夏世界遵循自己的季候循環。從「歷史的黎明」（第二章章名）開始，經由盛夏之路（第三章）演變為秋收和「嚴冬來臨」（第五章章名），從而實現了歷史的終結。之後則進入史後之人的時代。華夏版的歷史終結論，對應的時間大約是從商周到秦漢，這段時間是華夏世界的形成期，也是其憲政體系從周政發展為秦政，從封建多國體系演化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時期。路徑一旦鎖定，歷史的發展已經沒有其他可能性，只能等待蠻族的秩序輸入。
所以本書的下部，就是華夏世界淪入「蠻族闌入和統治」的歷史。從蠻族的闌入（五胡十六國）、到蠻族披上華夏外衣、優孟衣冠的魏晉隋唐（第七章），再到蠻族素面登場、殖民華夏的元清（第八章），最後在西方近代秩序的輸入之下，華夏世界的天下主義終結，東亞淪為為地方（第九章）。從此，「中國」作為近代國族國家出現在東亞。
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
對於習慣錢穆《國史大綱》或是中國馬克思史觀下的中國古代史的讀者，本書的結構和觀點都是振聾發聵。本著這樣的切入視角，原本「中國史」的關注焦點，在本書中則幾乎看不到，原本「中國史」讚美的價值，本書則可能得出相反的評價。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這樣的觀點在書中隨處可見，下面僅僅舉例
——比如對中國史推崇的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本書認為鮮卑部落貴族「淪落」為宮廷權貴，而非「文明化」為儒家官員。
——比如從史料看，漢武帝其實比秦始皇更加殘暴，然而一般印象則是秦始皇才殘暴。為什呢？這是因為，秦始皇的時代還大致是封建貴族存有一定勢力的時代，對專制的容忍度非常低，而漢武帝的大一統散沙社會對暴政的容忍度非常高，相較之下，漢武帝就比秦始皇仁慈。這對比今天的台灣民主體制和中國專制制度下，民眾對政府的一般反應就可看出。
——比如唐太宗和魏徵的關係，一般中國史視為明君和賢相的政治典範，本書則認為，這只是折射了唐代政治結構而已，魏徵代表了關東客卿，李世民代表了隴西根本。關東和關西的大結構就像清朝的滿漢結構，涉及到地域和族群，皇帝要彌合帝國的東西結構，就必須對魏徵客氣而禮貌。我們生活在外省本省政治結構下的台灣，對於政治人物要照顧到不同族群利益才能拿到更多選票，一定是非常理解的。道理是相同的。
總之，我們一旦跳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價值體系，翻轉來看中國史，就會發現，五胡亂華並非境外蠻族的入侵，而是中原大戰不斷引進外圍蠻族武士來支援的自然後果。就會發現，儒家的教義和政治理想其實是周政（封建主義和多國體系）的產物，但卻發展為以為用單純的道德約束就能保證帝國的和平、並避免暴政。就會發現，大一統其實是散沙順民社會的編戶齊民，而盛世（唐、清那樣的世界帝國）是戰鬥力的喪失，是秩序消耗掉的餘燼，是古典華夏文明終結於吏治國家，而以後的每一次重啟都依靠蠻族的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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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下愈況的變化；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制與統合。
劉仲敬將這種淪亡的過程，用他獨特的筆鋒加以表達，呈現出一副完整的圖像，然而，這並不是一部悲觀的書，而是一道曙光，有力地透過史家之筆，呈現出作者想要表達的「經」（法則），可謂現代經史結合的代表傑作。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宋人將金人入侵描繪成野蠻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為金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蠻族。文宣攻擊的關鍵就是歪曲，否則就達不到傷害的效果。宋代的記錄者都經歷過黨爭的薰陶，習慣于將金人當做需要譭謗的敵對黨派，總覺得自己遭到了本來可以避免的侮辱和傷害，因此非要發洩和報復不可。他們對元人的破壞沒有同樣的反應，簡單地將後者視為異類，仿佛猛獸捕食一樣殘酷而並不反常，沒有表現出曖昧的恥感。晉人記錄五胡的屠殺，態度也是這樣單純。明人對待清室，態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
羞恥感和名譽傷害都是同儕之間才會發生的現象，說明宋人其實認為金人屬於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具備許多吏治國家成熟期的特徵。他們的親王和將帥大多有漢名，輩分、排行和寓意經得住士大夫的審查。他們擄掠書畫，表現出良好的鑒賞力。他們進攻汴京的軍隊不是自行遷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像戰國諸侯和早期帝國，有全權負責的元帥；卻運用了晚期帝國習慣的權術，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級相近的統帥，讓最高指揮權隨著反覆無常的君恩而搖擺。汴京之圍體現的紀律、節制和審慎令人歎為觀止，是五胡、遼人、元人、流寇望塵莫及的。他們登上城牆，佔據制高點，卻拒絕進城，通過談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軍事機構。他們允許和協助外省運糧入城，免費發給京師居民。他們允許軍人和京師民眾交流和貿易，居然沒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亂。他們利用宋軍指揮系統鎮壓了企圖背盟的軍官，自己卻沒有露面。他們利用宮廷和百官搜集戰爭賠款，交出二帝。
這些行徑都說明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國的政治生態。劉淵和爾朱榮相形之下，簡直如同一味蠻幹的外人。鑒於劉淵和爾朱榮的幾代祖先都為洛陽朝廷服務，金人卻是在一代人之內從部落崛起的，這樣的差異就更加驚人。如果金人僅僅依靠部落武士的戰鬥力，宋人大概不會覺得如此屈辱。問題在於，金人爐火純青地運用了羈縻之術。依據傳統，這些技術原本應該由中原王朝用在蠻夷身上。他們輕易地招降了南朝的士大夫和將領，建立了張邦昌和劉豫的藩國。他們通過一張一弛的談判，將揚州和臨安的朝廷變成了張邦昌和劉豫的繼承人。他們甚至能跟宗澤和嶽飛競爭，招安和收編各地流寇，用這些輔助部隊平定其他流寇。金代文物遠勝遼元，大定明昌自居正統。金人預示了一種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夷狄和華夏其實很容易交換位置。南宋面對金人，無法保持東晉面對五胡的自信心和優越感。在永嘉和靖康之間，吏治國家的技術已經發展到更加精密的層次。蠻族的文明和腐化、南朝的軟弱和聚斂都加快了速度。
金人只用了一半的時間，就走完了北朝到隋唐的歷史路徑。以前鮮卑人走完這段路程的時間，也只有春秋到秦漢的一半。第一階段，部落武士演變為天然貴族。第二階段，貴族武士構成領地社會的凝結核。對於鮮卑人，這是宗主、都護、豪傑、府兵的時代。部落武士進駐劫後農村的待墾荒地，無需朝廷支付軍費，同時提供了保護殘民和招徠流民的秩序中心。對於女真人，這是猛安、謀克和兩河圈地的時代。部落武士圈佔根本沒有荒地的郡縣，將失去土地的小農變成了流寇，同時未能節省安置費，因為金鈔已經取代了谷帛，軍人以驚人的速度變賣封地。無論如何，第二階段都是唐人和金人的巔峰時期。第三階段，吏治國家的精神侵入軍事領域。軍人由貴族變成良民，再由良民變成遊民雇傭兵。對於鮮卑人，這是李克用和朱全忠的時代。對於女真人，這是李全和崔立的時代。紙幣的發行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大大加快了種人-部落武士破產的速度。金哀宗絕望地發現：金人繼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繼承了宋人的命運。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預演了汴京、臨安和崖山的劇情。
元人輸入秩序，同樣遵循部落-封建-郡縣的嬗變順序。他們的時間表接近金人，但過程更混亂、結果更混雜。金人對吏治國家的敏感性和操縱能力，只有後來的清室才能相比。元人則產生了部落、封建、郡縣相互嵌套的馬塞克式憲制，幾乎與憲法危機相始終。成吉思汗的法典是各部落習慣法的彙編，假以時日可能形成一系列親邦的封建法源。木華黎的華北封地、忽必烈的關隴封地、張柔和武仙的中原封地經過長時期的內外博弈，並非不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財政-軍事體制。然而，王文統的鹽鈔財政和伯顏的南朝貢賦太輕易地解決了各藩的問題。忽必烈用金鈔賄買的手段戰勝了阿不裡哥，開創了非常惡劣的先例。宗王和藩主從此養成了習慣，製造和利用更多的政變，用朝廷的賞賜或賄賂填補財政虧空。這樣一來，封建和郡縣就起到了相互破壞的作用。
……
世祖需要南朝和聚斂之臣，不亞于諸凱撒需要埃及----元戎的私人財產。他依仗這種私人財庫，才能打破酋長-君主和武士-貴族的封建平衡。穩定的歲入如果對應穩定的開支項目，對他就沒有多大用處。羨餘即使為數不多，只要便於挪用，仍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戰利品是最佳的羨餘，這是他入侵日本和爪哇的根本原因。在這些冒險失敗以後，他就只能求助於桑哥及其繼承人的財政遊擊戰。紙幣經過武宗的揮霍，迅速淪為廢紙。三寶奴的幣制改革視準備金為兒戲，以更快的速度收到了同樣的結果。以後的列朝宮廷和行省日益淪為朋黨的工具，甚至無法培養阿合買這樣有能力控制全域的聚斂之臣。江南並非沒有財源，宋人長期實施利潤豐厚的海舶壟斷經營。元人由於管理混亂，不能有效利用天子之南庫。行省制體現軍事征服的精神，不如宋代的各路適合財政管理的需要。統治者的低能和荒怠對浙西士紳和浙東海盜貿易者都有利，創造了兩者相互憎惡的必要條件。浙紳擺脫了賈似道時代的強征威脅，致力於將本朝的憲制納入周政主義的框架。他們設想：儒生可以利用輿論的道德約束力，迫使尾大不掉的諸侯服從朝廷。最後一位集權主義者脫脫符合他們的期許，卻得不到朝廷的保護。他們最後發現朝廷沒有乾綱獨斷的意識，就拋棄了朝廷。
元人給後世留下的遺產，以行省最為重要。行省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支附帶後勤體系的軍隊。行中書省是唐代使相和節度使的合體，原則上是針對敵人的臨時機構，最後卻變得無法撤銷了。不幸的征東行省沒能戰勝神風，反而保存了行省設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為了克服封建不利於征服的弱點，臨時將號令各路領主的非常權力交給了大汗的家臣。領主之所以願意服從家臣，除大汗的威靈外，關鍵還在於中書省擁有超越封建體系的籌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馬合木挽救華北和中亞的順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國家的汲取機器。
金人對政體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燕京防線瓦解前，他們認真考慮過三種選擇。其一:退回混同江以東的發源地，這意味著恢復幾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遷汴京，全盤襲用宋人的汲取和歲幣體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結局，但能保證最後的高品質榮華富貴。其三:在黃河北岸恢復封建體系、至少是方鎮體系，希望用殘唐式緩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們同時做到了三者，前兩項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後果。封建九公本來是最難對付的手段，最初幾十年的效果確實不在河朔藩鎮之下。河北、河東的散沙人口幾乎不復存在了，但設防城鎮和寨堡很少會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聯絡山東流寇，在金元宋之間合縱聯橫。木華黎和張柔的同儕雖然比武仙的同儕強大，卻不可能一舉蕩平錯綜複雜的華北鎮堡群，因為他們自己的領地也不過是同類的鎮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鎮體系比自己更長壽。哀宗逃離汴京後，一度指望河北諸公的援助，發現他們毫無勤王的興趣，才絕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亂，元廷主要依靠山東諸鎮出兵。忽必烈意識到領地制度的弱點，決定不讓其他領主得到自己在關中封地的機會。這樣一來，他就要更加依賴中書省了。只有行中書省才能組織複合型大軍，給部落騎士和領地輔助部隊提供強大的炮隊和錙重部隊。廉價的部落軍隊和封建軍隊能夠打贏野戰，但長期和昂貴的攻堅戰少不了行省戰爭機器。儒生和領主共同憎惡的聚斂之臣奪走了華北封建主義的復活機會，卻沒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樣徹底消滅領地制度，因為他們歸根結蒂只是低賤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以外，沒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統的正式權力。大汗隨時都會犧牲他們，安撫更加正統的權力。
部落、領地、郡縣並存的格局既然無法改變，大都朝廷就特別缺乏召回臨時派出機構的動機。所以從憲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終依靠戰爭權力統治。戰爭權力的對象不是毫無戰鬥力的順民，而是桀驁不馴的李檀式領主。行中書省為汗廷集權，效果象戰爭本身一樣混亂。明儒經常責備元政不上軌道，其實是弄錯了比較的標準。明代的行省已經不再是臨時的戰爭機構，而是常駐的文官體系，繼承了元代行省的戰區規模和武斷權力，又解散了元人無可奈何的部落和領主，自然變成空前細密的超郡縣制。明末的巡撫、總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儕，由中央派出官員行使臨時和非常的權力。他們的戰爭管理同樣混亂，同樣破壞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式。同樣的迴圈在清代重演，巡撫、總督變成了超級郡縣。新的動亂接踵而來，欽差大員用跨省的武斷權力擾亂地方。
（摘自8.2蠻族輸入秩序）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TAAZE 讀冊生活 - https://goo.gl/HPpY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