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華夷変態
假名    かいへんたい
平文式羅馬字    Kai hentai
《華夷變態》是日本江戶時代儒學學者林春勝（號鵞峰）、林信篤（號鳳岡）於1732年彙編的書[1]，意指「中國」變成「蠻夷」[2]。是中日貿易的口述史料「唐船風說書」（日本人所寫於中國的所見所聞）之一，其序文中說：
「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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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論《華夷變態》
《華夷變態》是日本江戶時代儒學學者林鵞峰和林鳳岡於1732年彙編的書。也是當時日本專門對中國風土人情進行研究的例行報告－「唐船風說書」之一。
什麼叫「華夷變態」？簡單來說就是中華變成蠻夷，也可以理解為中華和蠻夷互為轉換，裡面提到「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髮，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陷虜，唐魯才保南隅，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 這段不必翻譯，想必大家都能看懂。
有趣的是裡面提到「唐魯才保南隅」，意思是先唐留下來的文明只在南方有所留存，也難怪閩南話和廣東話這兩種古漢語能在南方通行。而北方經過蒙古韃子的改造，全都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了（唐以前的中原人是絕對沒有這些粗魯習俗的）。文章提及「中華文物」，包括了漢服。說來搞笑，看新聞見到有大學生為了傳揚華夏文明，穿漢服上街，結果被憤青錯認是和服，遭一頓暴打。
把漢服錯認成和服，是不識文化；看見日本的東西就怒，是不懂文明；凡事都用拳頭解決，是不講道理。「華夷變態」，意思就是中國人從禮樂之臣變成不識文化、不懂文明、不講道理的「三不」民族。
胡言亂語
胡人對華夏文明的摧殘真是隨處可見，我也說過不少，例如北方國語裡有一個詞「頗煩」，頗（po）讀第三聲。形容一個人很拘泥小節做事繁瑣令人不耐煩就說「他真頗煩」。這個詞曾出現於《世祖章皇帝御製大清律原序》，順治皇帝說：「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煩。」 意思是，中國人不像我們旗人，他們虛偽的很，老是說話不算數，頗煩死了！若是中國皇帝，是斷不可能稱呼自己的人民為「中夏人民」的。而「頗煩」也不是中國話，就這樣被硬生生塞進來了。
林忌也說過，「金正日」這三個字的讀音，在東亞各語言中——韓文： Kim Jong il；台語： Gim Jing lit；潮州話： Gim Jian Jig；「華夷變態」，意思就是中國人從禮樂之臣變成不識文化、不懂文明、不講道理的「三不」民族。廣東話：Kam Jing Yat；客家話：Kim Chiang Ngit；日文： Kimu Sei Hi；普通話是：jin zheng ri，也是唯一一個有捲舌音的，實際上「R」的捲舌並不是古漢語，而是胡話（胡人說的話）。亞洲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地區所通行之語言統統沒有捲舌，包括日語、韓語、粵語、泰語、越南語等。所以當地華裔很多都沒法準確地發普通話裡「二」（er）這個音。多數讀成近似於「餓」的音……
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可他老人家沒想到兩千年後中國人早已被夷荼毒得滿口胡言了。
元明清這三朝，是中國文化自毀的開端。元朝是偽概念，真名是蒙古帝國，疆域之遼闊，中國只能算是其中一塊殖民地，來來去去沒幾個皇帝會說中文的，中國文化什麼處境可想而知。明朝雖是漢人王朝，可惜朱元璋是貧下中農出身，當過叫花子，滿腦子「打土豪、分田地」思想，和老毛的文化水準有一拼，看看宋明理學後期對儒家的曲解就知道了。清朝算是融入漢族文化，但依舊推行剃頭這種奇怪的番邦習俗，真是可嘆。
以夷制夷
說完了中原與遊牧民族文化間的華夷變態，再來談談中國與洋人間的華夷變態。洋人是夷，毋庸置疑，林則徐在消煙時也說「英吉利國夷人震懾」。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 因為中國自古以來是天朝上國，從來只有萬國來朝，所以非我族類的當然就是蠻夷，乾隆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 結果吃了幾場敗仗，賠了不少錢和地就老實了。
被打敗後清朝人摸不著頭腦：為什麼我們天朝上國居然打不過這群蠻子？於是有人開始研究西方社會，徐繼在1846年的《瀛寰志略》裡寫美國：「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裡，乃不僭位，不傳子孫，而創為推選之法，幾於天下為公，乎三代之遺意。」 等等，推選之法……不是堯舜禹嗎？天下為公不是《禮記》嗎？突然之間，這些中華文化的好玩意反而從華盛頓這個外國人身上才能找到，中國人到底還剩什麼？
然而傳統階級的士大夫並不喜歡知識分子去欣賞「中國古代文化」，例如劉錫鴻所說：「洋人公司不可效」「火車不能行於中國」 等觀點。郭嵩壽在《泰西各國採風記》裡就看得比較清楚：「其實議員比於古之太學，議員乃西國之士也。《週禮》詢群臣，詢群吏，詢萬民。」意思是，其實西方民主與古代《週禮》中所倡導的國事要詢問萬民是同一個道理。所以到底「中國人」和「洋鬼子」哪一邊更有華夏的風骨，還真是分不清了。郭嵩壽又寫道：「（議會與地方）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相交維繫，迭勝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敝……中國秦漢以來兩千餘年適得其反，能辨此者鮮矣！」 （議會和地方政府的系統使國君和臣民相互制衡，維繫國家，無論國運好壞，英國一千年來都屹立不倒……中國自從秦漢以來兩千年卻正相反，能看得出這點的人實在太少了！）
紳士君子
講文化的「華夷變態」，不得不說香港。英國人的管制團隊，特別是殖民地高層，帶有一種英國人才有的傲慢。英國紳士注重聲譽和誠信，所以很多事情不明說，講究「subtle」。比如英國沒有憲法，靠一種模糊的「精神」來當憲法，未免有點搞笑，也就是說只要政府願意，隨時可以採取手段暴力鎮壓人民，畢竟沒有憲法，你的自由和權利都不是白紙黑字的。可英國人不屑這樣做，你問他們為什麼不把人民的權利寫出來？他們反問：這種天經地義的東西難道不是常識嗎？還用得著寫出來？你頓時不懂該如何回答。人們經常說東方人內斂，西方人外向，貌似不是這麼回事。
同樣的道理體現在許多別的地方，所以英國公務員的章程中少不了「traditionally」 「conventionally」這些詞。英國首相可不可以淩駕保密條例？當然可以，但是「traditionally」沒有人這樣做過。澳洲總督可不可以按自己的喜好任命總理？當然可以，但「conventionally」這種事沒出現過。權力就放在那裡，但我知道你們都是受過教育的紳士，你們也清楚濫權的後果，所以「不濫用職權」這種天經地義的東西還用得著寫出來？
那麼，香港政府可不可以任命廣播處長呢？當然可以，但是主權移交之前都是內部晉升的……結果鄧忍光。香港首席長官（以前叫港督，現在叫特首）受不受香港反貪條例規管呢？當然不受，但「傳統上」他們是不貪汙的……結果曾蔭權。香港員警外出任務期間可不可以跑到一邊去拍照呢？當然可以，但一直以來沒出現過這種事……結果數不清的案例。特首同時也是港大和中大的校監，他有沒有權力管校內事務呢？當然有，但前兩位特首是沒做過的……結果等著瞧。當你把這些英國紳士的「不必明說」的規矩留給喜歡鑽空子貪小便宜的中國人，就知道後果會是如何。真正的中華君子文化早就被摧殘得一干二淨，所以我說香港必衰，乃成也英國，敗也英國。
有人說我整天都在讚揚西方貶低中國文化，對不起，你的中國文化不是華而是夷，華夷早已變態。我推崇真正的中國文化：禮貌、謙虛、道理、道德、正宗、正直……等等。找了半天沒在中國找到，最後出國一看：呵～還是外國人筷子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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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變態》與清代史料
2016/07/12 來源：中國幹部學習網
明末清初的中國和江戶時代的日本都施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但以民間商船為主體的長崎貿易卻十分繁榮。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海外信息資料彙編《華夷變態》，因收錄大量當事人口述的「風說書」，在清史、清初中日關係史乃至日本史研究領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中國的口述史料在日本彙編成冊，以書籍的形式流布於世，而且保存大量中國已經失傳的珍貴文獻，可以視作中日「書籍之路」的特殊形態[1]。
一、《華夷變態》概述
《華夷變態》是日本江戶時代以中日貿易為背景形成的一種口述史料集--「風說書」的彙編。所謂「風說書」，日語「風說」即傳聞、傳說、謠傳之意，是唐通事①對到日（尤其是到長崎）商船進行問詢後採錄並上呈江戶幕府（有時簡稱為「江府」）的有關來船情況及中國內地、東南亞一帶消息的報告。謝國楨在《增訂晚明史籍考》中曾對五卷本《華夷變態》作如下評述：「是書為日本德川幕府鎖國時期，吾國閩粵福漳等地商船及南洋群島呂宋、咬吧、和蘭各國船隻，來往長崎，其通事即調查其情況，徵收稅額，防止金銀流出，加以限制；並將各地消息，海外風說，傳聞之辭，據以匯報政府。」[2]994
《華夷變態》所收錄的「風說書」主要是以清初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的赴日商船為對象採制的，因清代赴日的中國商船在當時的日本被稱為「唐船」，所以對中國商船採錄成的「風說書」一般稱作「唐船風說書」；又因其詢問對象為「唐人」，也叫「唐人風說書」。日本學者大庭修在《江戶時代日中秘話》中對此有云：「所謂『唐人風說書』，是指唐通事經詢問入港唐船船頭後寫成的報告書。其內容包括中國國內形勢、他國形勢、航海情形、船頭與其役人情況、乘員情況等。報告書寫成後，必須提交給長崎奉行，再由長崎奉行向江戶報告。」[3]21
作為在清、日閉關鎖國時代的民間貿易流程中產生的特殊文獻，「風說書」在當時屬於機密文件。為了保存這些珍貴的史料，江戶幕府儒官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鳳岡(1644-1732)利用職務便利，將所經眼的「風說書」陸續結集收入《華夷變態》和《崎港商說》中。從《華夷變態》的序言可以明確看出彙編者的初衷：「朱氏失鹿，當我正保年中，爾來三十年所，福漳商船往來長崎，所傳說有達江府者。其中聞於公件件，讀進之，和解之，吾家無不與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敘其次第，錄為冊子，號《華夷變態》。」[4]1
結集彙編成的《華夷變態》和《崎港商說》在當時也屬於「罕傳之秘籍」，雖「間亦有傳抄本流傳於外」[2]994，但民間人士實難寓目。這兩種資料集後經廣島大學教授浦廉一博士的整理，1958年由日本東洋文庫排版印行，1981年由東方書店再版，存世的「風說書」基本囊括其中。可以說日本東洋文庫排印的三巨冊《華夷變態》，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完整、最權威的「風說書」刊行本，也使學界賴以得窺「風說書」的全貌。
「華夷變態」意為「華變於夷之態也」。之所以將這部「風說書」集命名為《華夷變態》，是因為日本深受中國儒家文化「華夷」之別的思想影響，對於明朝作為中國正統王朝的地位尚未動搖，朝野上下普遍視滿族為外夷，心理上對滿人入主中原成為華夏共主難以認同，更何況清朝試圖同日本建立的中日關係，與日本自身所夢想實現的帝國夢是相違背的，因此，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看來是「華變於夷」。所以，當《華夷變態》的編纂者林恕聽到「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時，就流露出「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4]1的心情。正是基於這種視明為華、視清為夷的心理，編纂者才把以反映中國明亡清興之世態變遷之時之事為主要內容的「風說書」的匯集命名為《華夷變態》。
二、《華夷變態》的研究現狀
《華夷變態》因其所收錄風說書的史料價值而頗受中日學界的重視，但由於風說書在當時是機密文件，除了在現場聽取記錄的通事及長崎奉行（幕府指派的地方長官）之外，能了解其內容的僅是幕府將軍及其周圍的幾位高級幕僚。因此，「風說書」的研究最初是在幕府將軍及其幕僚之間進行的，目的只是從施政者的角度期望從中獲得制定政策的某些參考。
林恕、林鳳岡父子將「風說書」輯錄成《華夷變態》和《崎港商說》，是「風說書」整理階段的重要成果，也是其後風說書研究及利用其史料開展相關歷史研究的必要基礎。浦廉一的《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之研究》，至今仍是有關《華夷變態》及風說書的最重要、最權威的研究成果，也是有關「風說書」及《華夷變態》文獻學研究的唯一成果，大約與其同時及其後從事長崎貿易和清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的學者無不受惠於此。
對於作為唐船貿易航路終端的日本來說，中國貿易船隻的到來，乃是對外關係中的頭等大事，加之日本有著收集海外情報的完善機制，因此在當時的公私文書及各種歷史文獻中對中國到日的貿易船隻及相關情況都有大量的記錄與描述，留下了相當多的文獻與實物資料，「風說書」的保存也較為完備，使日本對於清初的中國始終保持著及時全面的了解和認識。日本學者在中日關係史研究方面有著良好的傳統，加之占有天時地利，可以及時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相關研究，研究成果較多且問世較早。如大庭修、岩生成一、中村質、松浦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屬於成功的範例。
對於《華夷變態》及其收錄的「風說書」，中國人也早有關注。1906年，一本署名小林叟發、發行者為源光鑒的漢譯本《華夷變態》在東京出版。該書編輯者的署名顯然是由《華夷變態》「序言」的落款「林叟發題」而來，發行者的署名則被認為是假託之名[5]62。這本只有78頁的小冊子，是從通行的五卷本《華夷變態》中選錄了與明清鼎革之際復明勢力及日本有關的18件漢文資料，做了些微的變動，還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翻譯。謝國楨以為是書「蓋吾國留學日本同盟會中人士，為鼓吹革命而作也」[2]994。這本譯著流傳不廣，對中日關係史研究似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此後數十年，國內在《華夷變態》和「唐船風說書」的研究與利用方面不見有任何進展，但這並不表明國內學者對這部分史料和這段歷史事實漠不關心。繼謝國楨對《華夷變態》的介紹之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周一良也曾指出《華夷變態》的重要價值並期望史學界能將其譯介到中國來，表明國內學者對此是非常關注的。只是因為《華夷變態》的各種底本--「風說書」均秘藏於日本各有關機構，難以寓目，再加上「此書所收報告為當時流行文體『候文』，比較難懂」[6]321，致使我國學者雖知其於中日關係史研究之重要，但卻五條件對其進行研究。
近來隨著中日關係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國內一些學人開始零星地利用「唐船風說書」進行相關論題的研究。如華立1997年發表的《「唐船風說書」與流傳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載《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可能是中國學者中第一個以「唐船風說書」為主題的報告。該文雖然旨在介紹日本學者松浦章披露的三條有關乾隆南巡的史料，也表明中國學者開始接觸「唐船風說書」的史料並且有意識地利用相關史料開展研究。200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於桂芬專著《西風東漸：中日攝取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專節討論「風說書」制度。2003年，南炳文發表《「朱成功獻日本書」的送達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說》一文[7]，針對某學者對《華夷變態》所錄《朱成功獻日本書》的誤解進行辯證。劉小珊的《活躍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時代的唐通事研究》一文[8]，對唐通事的起始和世襲、規模和職責等等問題作了探討。
總的來說，國內學界對《華夷變態》的利用至今仍是零碎的，與「風說書」本身所包含的豐富內容及其展示的研究可能性是極不相稱的。或許是由於中國本身歷史的厚重、文獻的豐富，長久以來我們疏於對國外史料的系統研究。從清代中日關係史的角度來看，依據中國史料的研究仍然有著廣闊的空間。但是，「唐船貿易」作為維繫清初中日關係的極其重要的紐帶，對在其航路的終端--日本形成的大量相關史料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分析，是中日關係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三、《華夷變態》在清史領域的價值
歷史科學的研究有賴於史料的保存、整理、公開和科學地使用，史料的性質及其價值直接影響著相關歷史研究的結論。《華夷變態》因其所錄「風說書」是日本在鎖國時代對到日商船進行隨時採錄的口述資料，內容廣泛而且多是船員的親歷親見，具有較高的時效性和真實性，在清史研究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如日本學者浦廉一為排印本《華夷變態》所作的長篇解題《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之研究》中說：「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風說書』來看，其大部分也絕非街談巷議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時一併提呈詔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絕不可輕視其史料價值。而且即便是街談巷議之類，也具有其相應的史料價值。」[5]71
國內學者謝國楨在《增訂晚明史籍考》中注意到「唐船風說書」包含的清代史料：「是項資料主要為唐船風說書，並雜以和蘭陀（『荷蘭』的日語譯音--引者注）『風說書』，其中所記者多為中土當時之敕諭、咨文、檄文、實務論策等。」[2]99並舉例指出其史料價值：「清乾隆間嚴文網之禁，藏吳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儼然具在，不可不謂珍本；且其他海外諸風說，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資料也。」[2]995
赴日商船總能帶去最新的海外消息，尤其是中國政局和社會文化動態，成為日本政要關注的對象。因此，《華夷變態》及其收錄的「風說書」對於清史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參考意義。茲舉例如下。
1.清初中國航海史。對「風說書」所記赴日商船的出發港、航行路線、船頭（船長）的赴日經歷、船隻航海次數、到達日本所需的時間、航行周期等問題進行詳細考察，可以得出一些比較清晰的數據，為清初的中國航海史和交通史研究開闢重要的史料來源。我們還可以通過「風說書」所記內容考察赴日船工的來源，對其赴日之動機和心理進行分析，揭示對日貿易對當時中國沿海地區民眾生活的影響，研究對日貿易在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從「風說書」所記述遭遇風浪的赴日商船數量和時間，也可以了解當時所經過海域的氣候條件和海上風暴、潮流情況，以及海難應對機制等。
2.清初中國沿海地區社會經濟史。「風說書」的內容廣泛，史料價值豐富，僅「風說書」的標題就可以為我們提供豐富的信息。「風說書」的標題多以「（進港順序）＋（出發港名）＋船人口述」的形式出現，即「風說書」是以赴日船隻的進港時間為序、以船隻的出發港為名編號的。考察「風說書」的標題，不僅可以了解該年度正式到達長崎港並接受登記檢查的船隻數量，也可以考察所有船隻的出發港，並據以了解中國內地沿海各省以及東南亞地區海外貿易狀況。
筆者根據《華夷變態》存錄「風說書」提供的進港順序號，對1674年至1728年駛入長崎的「唐船」數量進行了統計，有不少於3059艘商船到達日本，其中有820艘船沒有留下「風說書」，或者《華夷變態》失載。考察赴日商船的成分和歸屬，通過統計不同年份、不同地區到日商船的數量變化，可以了解東南沿海地區政治勢力的更迭及其給赴日商船帶來的影響。我們如果能確定某條船在不同年份以不同出發地名稱出現，就能知道東南沿海地區商船的活動地域，以及主要貨物集散地的情況。
四、《華夷變態》在中外關係史領域的價值
眾所周知，明末清初的中國和江戶時代的日本都施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中日之間雖無正式邦交，中日交流卻從未間斷，而且掀起日本歷史上攝取中國文化的第三次高潮②，而促成這種局面的正是中國沿海地區赴日進行貿易活動的商船。
赴日商船不僅將中國的生絲、白糖、中藥材等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帶到日本，緩解了日本在鎖國時代國內物資短缺的嚴重壓力，也使貿易活動成為當時中日關係的主要表現形式；赴日商船還將大量的中國典籍乃至僧侶、醫師、學者、畫家等文化人帶到了日本，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這種主要由中國民間貿易船隻完成的交流活動成為當時中國文化在東亞輻射影響的最主要途徑。從這層意義上說，《華夷變態》中的「風說書」為研究清初中日關係提供了豐富的文獻素材。茲舉例如下。
1.清初中日貿易史研究。清初中日關係史的核心內容是貿易史，長崎是中日貿易發生的現場，也是日本江戶時代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因此以長崎貿易史為中心的研究是清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的重要領域。通過對到達長崎的貿易船隻進行詢問採錄成的「風說書」內容的考察，探究當時中日貿易史上一些具體問題，有助於了解當時中日貿易的實際狀況，推進中日貿易史研究。 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如日本學者中村質博士的《近世長崎貿易史之研究》[9]，通過對長崎會所的經營內容和財務資料分析，研究了貿易品在市場上的價格差問題；岩生成一博士發表《關於近世日中貿易的數量考察》[10]一文，對到達日本的唐船數量進行了研究；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貿易史的研究》[11]也利用了《華夷變態》中對英國船隻在中國沿海地區活動情況的記述。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尚有巨大的開拓空間。
2.清初中日文化交流史。江戶時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赴日商船在將大量生活用品帶到日本的同時，還將大量的中國典籍乃至僧侶、醫師、學者、畫家等文化人帶到了日本，有關中國的學問，如儒學、文學、藝術、語言乃至文化思想都得到日本朝野的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不僅成為日本的官學，而且完成了其日本化的進程，有關中國的文化學術活動滲透至民間，湧現出眾多的漢學家。如果我們將「風說書」與其他文獻，如《唐蠻貨物帳》、《舶載書目》等結合起來研究，並對赴日商人和隨船人員進行細緻的考察和分類研究，就會發現促進這一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發展的一些重要因素，如中國文人、「師匠」的東渡以及中國典籍的東傳。這些史料的發掘一定會為清初中日交流史研究提供具體而生動的事例。日本學者大庭修就是將唐船輸入的漢籍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大量文字、圖像史料的考證、抉剔發微，著成《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2]一書，為他贏得1986年日本學術研究的最高殊榮--日本學士院獎。這一領域還有許多具體問題和細節有待發掘和開墾。
五、《華夷變態》在日本史領域的價值
《華夷變態》收錄大量海外信息，包括清朝的公私文牘、船員的街談巷議，但唐通事向船員詢問的多為江戶幕府亟須了解的問題，體現了日本方面的外交關注熱點，從中也可看出日本收集海外信息的渠道與方法、日本外交政策如何與之互動。因此，這部「風說書」的彙編也為日本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茲舉例如下：
1.東亞局勢與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風說書」中雖多是「各地消息，海外風說，傳聞之辭」，包含有某些敷衍不實之詞；但也有「中土當時之敕諭、咨文、檄文、實務論策等」，為了解明末清初中國社會狀況和東亞局勢變動等提供了多方面視角。如明末農民起義、滿族勢力的逐步擴大和明朝統治的沒落、滿族軍隊對朝鮮半島的進攻、清朝統治者與江戶幕府的關係、台灣鄭氏一族與大陸的關係、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和天主教對東亞地區的滲透等，在「風說書」中都有詳略不一的記錄。更為重要的是，「風說書」中還記錄和保存了一些不見於現存中國史籍的史料，如《華夷變態》卷二所載「吳三桂檄」和「鄭錦舍檄」，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和史料價值。關於明末農民起義，《華夷變態》卷一收錄有「抄錄李賊覆史軍門書」和兩篇題為《大明兵亂傳聞》的資料。是書關於鄭氏一族統治台灣的始末記述尤為詳細，對於研究台灣政治勢力的演變和鄭氏家族的興衰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江戶時代水戶藩修史館彰考館總裁川口長孺奉命撰修的漢文史書《台灣割據志》③，就引用了《華夷變態》中與鄭氏一族相關的史料。1828年，川口又用漢文撰著《台灣鄭氏紀事》三卷④，昭示了「唐船風說書」巨大的史料價值。
一件件「風說書」絡繹不絕地從長崎送到江戶幕府，成為鎖國體制下的日本了解海外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的唯一情報來源，也是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內參」。通過對《華夷變態》及其所錄「風說書」內容的考察，不僅可以了解當時的東亞局勢和中國明清易代的國內形勢，也可據以了解日本幕府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鎖國時代的日本海外情報搜集制度。 日本有史以來無時無刻不在密切關注著周邊各國的動向和變化，有著自上而下體制健全、完善的情報收集機制。江戶時代雖然實施鎖國政策，但對於中國局勢的變化比以往更為關注，對中國情報的收集更為重視。因為當時中國正值明清易代，而且滿族軍隊1627年入侵朝鮮半島，幕府的決策者需要密切關注中國新興滿族勢力與明朝勢力的進退，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的聯動變化，以便及時做出應對。但鎖國政策的實施斷絕了日本人直接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徑，於是前往日本的貿易船隻成為日本了解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唯一或主要來源，因此日本對到日商船特別重視，對每隻商船都要進行及時的問訊，將所得信息錄製成「風說書」並上呈江戶幕府。「凡唐船入港，即日郵報」，說明從「唐船」進港，就要由通事對其進行採錄並譯成日文上交長崎奉行，並在當天或最短時間內發往江戶。據筆者初步統計，「風說書」從其製作地長崎封緘之後，大約在17-26天左右就會出現在江戶幕府高級閣僚的手中。由此可見，江戶時代日本的海外情報收集工作極其細緻，驚人迅速，並能高效地運用於各種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
注釋：
①通事即翻譯，唐通事則是指負責對唐船相關人員用漢語或漢字進行詢問、採錄「風說書」並譯成日文的譯員。
②參見鄭彭年《日本中國文化攝取史》相關章節，（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③原著刊於1822年，編年記載台灣之事，尤詳於鄭氏家族三代之事跡。原為抄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今較易獲者為台灣銀經濟研究室1957年編印《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種）排印標點本。
④通行本有《台灣文獻叢刊》（第五種）排印標點本。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n4dD5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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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內藤湖南：日本近代「華夷變態論」的起源
2016-05-02 由 經濟觀察報·書評 發表于歷史
作者=尹敏志
來源=2016年4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在自傳中，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曾這樣回憶自己的童年教育：4歲學拉丁文，6歲學希臘文；在家中嬉戲時，聽母親在旁彈奏巴赫和蕭邦；12歲時，他就開始啃康德的著作了。1866年出生於日本盛岡藩的內藤湖南，雖然與柯氏相隔萬里，但學習經歷卻非常相似。原名虎次郎的他5歲時跟隨父親內藤十灣讀《大學》，翌年背誦《中庸》，7歲時念《論語》和《孟子》，12歲以後，他便可以流利地閱讀各類和漢書籍，做古體律詩。
對於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來說，嫻熟地使用漢文，和歐洲人掌握拉丁、希臘文一樣，是有教養的象徵。但他們研讀中國典籍時，大多採用假名注音的「訓讀」法，只能讀寫，不能聽說。所以後來在中國遊歷時，內藤湖南只能通過「筆談」的方式，與嚴復、文廷式、沈增植等士大夫交流。由於從小受到的教育，湖南對於中國文明有很強認同感，認為日本是中國文化圈的一部分，「甚至也可稱為日本省」。但另一方面，作為新聞記者和京大教授的他，又常為日本的對華擴張而歡欣鼓舞，怎麼理解這種巨大反差呢？
二戰剛結束時，野原四郎批評湖南「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出謀劃策。」此後幾十年，他的著作幾乎被束之高閣。直到1971年，小川環樹發表《內藤湖南の學問とその生涯》。翌年，三田村泰助出版傳記《內藤湖南》，細密梳理其家事及青年時代，但對於任教京都大學後的事跡，估計是不願指摘恩師，只是簡略帶過。1984年，美國歷史學家傅佛果（Joshua A. Fogel）出版《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在小川、三田村的基礎上提出不少新說，把重點放在1907年以後的內藤湖南上，試圖探究這時期東洋學與政治、軍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譯成日文後，引起極大反響。
傅佛果指出：「只有從一個廣泛的視野來把握湖南的學術，並從中揭示其思想發展變化的源流，才有可能對他有一個整體性的理解。」和大部分日本人一樣，他確實曾為日俄、日清戰爭的勝利而歡欣鼓舞，也讚頌過滿洲國的成立，但在內藤湖南看來，「政治是人類生活中原始的下等事物」，內藤湖南做出這些推波助瀾的舉動，是因為堅信「中國與日本，乃至於整個東亞都具有文化同一性」。但就像中國過去兩千多年所發生的那樣，天運是螺旋形循環的，中華文明中心也可以轉移。「禮失而求諸野」，當九州故土衰落之際，位於邊境地帶的日本則「將降有大命」。
明清易代之際，「華夷變態論」就已經在日本萌芽。這種觀點認為，被滿洲占據的中國已經淪為「夷狄」，完整保留唐宋文明的日本，才是華夏正統的繼承者。內藤湖南就出生在東北地區一個頗有古風的儒學世家，其祖父內藤天爵、外祖父泉澤修齋，都是江戶末年的著名學者。到了父親內藤十灣時，鹿角地區的學術風氣，開始從「折衷學」向「實學」轉變。「折衷學」的特點是調和程朱之學與清朝盛行的考據學，「實學」則更進一步，認為僅僅讀書還不夠，儒者還要掌握各種實用技能。當時的地方私塾一般會同時教授儒學、劍術和醫術，此外長沼流的兵法，寶藏院的槍術和馬術，荻野流的砲術，也流行一時。
熟悉明清思想史的人，可能會覺得鹿角學風似曾相識：這不就是清初河北地區顏元、李塨提倡的「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學嗎？只不過19世紀中葉的清朝，思想界衰頹已久，顏李實學早已式微，戴望撰寫一部《顏李學記》加以鼓吹，也應者寥寥。所以小柳司氣太指出，江戶時期日本儒學比起中國儒學來，總體上要自由靈活得多，尤其是在幕府末年，鴉片戰爭之後，感受到西力東漸的日本各地儒生、武士積極尋求變革，思想界因此生氣淋漓。
內藤湖南故居
1855年，福澤諭吉創辦蘭學塾，講習西書；2年後吉田松陰在松下村塾開講，門生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後來成為維新運動的一時俊彥。可見日本之西化，並不是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才開始的，地方上早已自發地進行了。而且與清末維新迥異的是，明治維新並不是由幾個大官僚主導，也不局限於若干中心大城市，地方只扮演被動角色，在日本，基層精英才是變法的核心推動力量，故常有長善館、適塾和育英社等地方學校培養的人才，最後反哺中央。1883年考入秋田師範學校的內藤湖南，便是其中之一。
內藤湖南只花兩年時間就修完了四年課程，後又赴綴子小學任教兩年。在17歲到21歲這段人生關鍵時期，他大量閱讀漢學典籍、賴山陽的著作、佛經，以及各類西學新書，包括中江兆民翻譯的盧梭《社會契約論》，等等。不滿師範學校資源有限的他，還向當地中學老師川名庸謹學習了英語。但傅佛果在書中並沒有提及湖南的另一位英文老師、京大落第生森可次，也沒有交代川名對於湖南更重要的影響——正是從博學的川名先生那裡，湖南接觸到了西方的進化論，從此世界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政府規定的兩年服務期滿後，內藤湖南離開秋田縣前往東京都，開始作為一個新聞記者嶄露頭角。隨後十年里，他與提倡民粹主義的「政教社」來往密切，1890年成為其代表刊物《日本人》的記者，由於筆力強健，被戲稱為「猛獸」。傅佛果仔細比對湖南這時期的文字和三宅雪玲的名著《真善美日本人》，認為這本書其實並不是三宅口述，湖南「記錄」，而其實就是湖南「代筆」。這個結論尚且值得商榷，但書中徹底否定亞洲文明比西方文明低劣的觀念，既是鹿角之學的餘風，也是湖南一生所秉持的立場。
1951年，京都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的合影
政教社的成立，其實是陸羯南、志賀重昂、井上圓了等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對於明治前二十年，即以全盤西化為特徵的「鹿鳴館時代」踩下的急剎車。按湖南和三宅的說法，現代化不能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相反的，「真、善、美」的日本傳統文化可以為人類文明貢獻力量。而且只要中日兩國團結起來，再拉上同被白種人壓迫的亞洲兄弟，整合精神和物質資源，黃種人的未來還是有希望的。當然，根據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個亞細亞大同盟中，發展最快的日本理應擔任領導角色。
政教社的文化民族主義，迂迴且環環相扣，說服力極強，最後就連其政敵、親西方的德富蘇峰也轉而贊同其主張。「日本在東亞的天職，就是要喚醒處於昏睡狀態的中國」，海外擴張開始得到日本國民的廣泛認可。在已經了解之後歷史的我們看來，政教社的觀點不免牽強，甚至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但在中日未全面開戰之前，內藤湖南確實是真誠地相信這一點的。1899年，他坐船去中國遊歷，經過十幾天的航程，最後在船艙里看到山東半島時，不禁感嘆道：「故國荒涼如此，實令人無限痛惜。」此行他見到了眾多中國的著名學者和改革派人士，尤其是與金石學家羅振玉的會面，對「京都學派」更是影響深遠。
1907年，湖南的身份發生改變，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擔任史學科東洋史學第一講座講授。學歷不高的他能任教京大，除了文名顯赫外，還靠文科學長狩野亨吉的傾力支持。思想開明的狩野亨吉，還力排眾議，聘請電信技修學校畢業、被稱為「近代小說旗手」的幸田成行為文學科講師，允許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講授經濟學。在他的主政下，京都帝國大學的文科異軍突起，日本東洋學開始形成「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相頡頏的局面。
其實這種劃分並不準確，因為在京大初創之時，東洋史主要教授除了內藤湖南出身草野外，桑原騭藏和狩野直喜都是東大畢業，兩所學校在師資、生源方面，也互相流動，沒有那麼涇渭分明。但總體來說，東大的辦學宗旨，在1886年政府頒布的《帝國大學令》第一條里便寫得清清楚楚：是「以國家的需要為目的進行學術研究」的機構，而京都大學則相對自由得多。與這時期的東大教授普遍迎合國家政策相對，內藤湖南提出京大應該從事「樸學」。所謂「樸學」者，除了乾嘉學派那種對文獻進行批判的「考據學」外，更深含義是「純粹的學問」。
由於蘭克的學生里斯（Ludwig Reiss）在東大任教多年，故「東京學派」受德國歷史主義影響極深，重視搜集包括檔案在內的一手文獻史料。日俄戰爭後，白鳥庫吉等七八位東大教授組成「亞細亞學會」，配合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朝鮮、滿蒙地區進行歷史地理調查，除了湖南批評的諂媚權力以外，不得不說也有學術取向的考慮。在「東京學派」看來，無論是中國還是朝鮮，「不過是用科學的、經驗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的一個對象而已」，它可以證明日本和歐美人一樣，也有用科學方法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但「白鳥本身對中國人態度非常傲慢。」
白鳥庫吉
這種科學主義的傲慢，導致河南殷墟發現甲骨文後，持「堯舜抹殺論」的白鳥庫吉認為這都是贗品，「對有關中國古代史這一划時代的發現採取了全然無視的態度。」不久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王國維、董康三位清室遺老受內藤湖南之邀來日本避難，其中羅、王兩位在京都住了七年，極大提升了京大的研究水平。所以「京都學派」除了18世紀歐洲的文化史觀外，還更多地繼承了中日兩國漢學的傳統，對中國歷史有更多的理解與同情。它一方面重視對於漢文文本本身的解讀能力，另一方面則關注歷史發展深層的「潛流」，比如內藤湖南著名的「唐宋變革論」。但隨著戰爭機器的加速運行，同為帝國大學的兩所學校，都或多或少地捲入其中。
傅佛果為了凸顯內藤湖南及「京都學派」學術獨立的一面，有意忽略了後期的一些史實。比如由於當時中朝在間島地區有主權爭議，日本外務省委派內藤湖南對之進行實地調查。書中提到1906年「湖南為了借閱《蒙古源流》而企圖進入宮廷藏書庫，並因此招致中國方面的不滿…最終還是用賄賂使得盛京將軍趙爾巽同意借覽此書」，但卻沒交代整件事情的政治背景，實在有回護傳主之嫌。另外，就像礪波護所指出的那樣，傅佛果在批評東大出身的桑原騭藏時過於苛責，甚至連桑原的生日都弄錯了，從1871年誤為1879年（見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對於這個錯誤，中譯本也沒有加以更正。
明清大庫檔案
總體而言，晚年的內藤湖南對於中國的批評越來越多，甚至認為「為支那人民計，或許列國共同管理才是最為幸福的狀態。」1928年他從京大退休，隱居恭仁山莊，繼續發表不少關於滿洲問題的文章，還在住所接待過「滿洲國」總理鄭孝胥。他雖然不願見到中日開戰，並預感到日本在大陸的武力統治「絕不能長久」，但對於中華民國各種反日活動又非常厭惡，認為中國此舉「只會加速其自我滅亡」，前後自相矛盾如此。在書的末尾，傅佛果評價道：「他無法理解中國人抵抗日本侵略的行為正是他們民族主義思想的體現，而這恰恰是他的局限所在。」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omzavo.html

「中華文化是人類的寶」神韻台灣爆滿落幕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三月 28日, 2018「中華文化是人類的寶」神韻台灣爆滿落幕 | 正面能量 | 彰化員林演藝廳 | 大紀元 - https://goo.gl/pH75m5
2018年3月28日下午，神韻國際藝術團在彰化員林演藝廳展開彰化場次的第一場演出，圖為謝幕時觀眾掌聲不斷感謝神韻藝術家。（龔安妮／大紀元）
【大紀元2018年03月28日訊】（大紀元台灣彰化記者站報導）最後兩場大爆滿，場場加座，神韻台灣年度巡演完美落幕。
2018年3月28日，神韻國際藝術團在彰化員林演藝廳上演兩場演出，也是神韻今年在台灣的最後兩場演出，締造連續爆滿加座盛況。眾多企業領袖與政要盛讚神韻傳承中華傳統文化與道德，是「全世界與人類的寶」，可以帶領現代人走向精神回歸。
暌違兩年後，「世界第一秀」再度重返彰化演出，蔚為當地年度盛事，包括彰化縣長魏明谷、彰化市長邱建富、彰化縣鹿港鎮長黃振彥等地方政要，也特地致贈花籃，祝賀神韻演出成功。
此外，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MD300地區的企業家會員們，也特別向神韻藝術家頒發感謝狀，感謝神韻為台灣帶來世界頂級的藝術饗宴，並致力於復興中華傳統文化。
金鑼震響，大幕升揚，舞台上天國聖界的莊嚴輝煌，讓全場觀眾深受震撼，爆出熱烈掌聲。神韻帶領觀眾穿越中華上下五千年，盡覽大漢唐清盛世，體會經典故事，重溫傳統價值與道德。
中華文化是人類的寶 引領人們精神回歸
「用金錢也買不到，這個是無形的價值，我很欣賞、很羨慕。」全球第二大天然橡膠發泡材料公司的董事長高光隆，讚賞神韻恢復中華傳統文化，「我們年輕人著重科技的吸收，科技越發達，就越把文化拋掉，我覺得把傳統文化、倫理道德拋掉很可惜，我想來看的人，會回想我們的傳統與道德。」
高光隆特別推崇神韻傳承傳統道德，為世界帶來重要價值，「神韻把道德傳起來，對社會非常偉大，非常大，所以我是很願意支持，神韻應該要讓她發展，因為我們中國文化不錯，但是世界不知道。應該把神韻傳出去，我認為非常好，無形的價值太多了。」
中華上下五千年文化，在神韻演出中栩栩如生地重現在舞台上，不但讓政商企業精英感動驚喜，並且盛讚神韻傳遞許多珍貴的無形價值，而中華文化是全人類的寶。
2018年3月28日下午，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總監議會議長邱文彬觀賞神韻國際藝術團在彰化員林演藝廳的演出。（龔安妮／大紀元）
「中華文化本來就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寶。」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議長、建設開發集團總裁邱文彬表示，中華文化是人類的重要資產，他非常讚賞神韻用心傳承中華文化，「在美國紐約地區，有華人發起，要來發揚中華文化，這個實在是偉大。所以在台灣，所有的同胞，沒有不支持的，所以我們會繼續支持，而且感到驕傲。」
「神韻是華人之光，現代人應該要有的精神回歸，幫助我們找回自己。」代表彰化縣長前來的彰化縣政府機要祕書陳金哲表示：「神韻是深富文化底蘊的藝術團體，除了藝術層面之外，最重要的是她涵蓋了精神層面，不僅是文化的傳承，而且是淨滌人心，而且讓每個觀眾都能感同身受，在視覺上、感覺上都非常深入。」他格外讚賞神韻幫助人們找回應有的人性與傳統價值，「（找回）我們現代人生活裡頭應該要的、曾經失去的、該找回來的內涵。」
總統府國策顧問、醫院院長何黎星表示：「不簡單，發揚中華文化不簡單。」他特別喜愛舞劇《寒窯》，「薛仁貴的故事表現得都非常好，女子的忠貞不簡單」。身為醫師的他也強調，神韻內容正面，可以導正社會人心，「神韻的節目對我們社會很有幫助。」
「很震撼！」彰化企業經營研究協會理事長、電機公司董事長林通洲首度觀賞神韻後表示，大幕才一拉開，便讓他深感震撼，「因為我們在台灣都看不到這種震撼，再來就是她這種流失很久的（傳統）文化已經看不到了，只有在這裡才能真正體會到，還有人在做傳承」。他並強調，神韻傳承了中華五千年文化正是當前社會所需的，「需要，太需要了，現在是道德與傳承文化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需要我們這樣繼續地努力。」
中華文化令人驚豔 國際精英讚賞
神韻將中華傳統文化與歷史經典，透過藝術元素再現在觀眾眼前，讓台灣企業領袖再次體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妙，也讓外籍精英對真正的中華文化感到驚豔。
「神韻可以帶給我們台灣一股活力，注入新的能量。」國際同濟會世界總會國際理事、台中市政府市政顧問簡珠清高興地說，「這麼精采的節目，內容博大深奧。」他並讚賞神韻演出內容正向，可以引人向上，「（神韻）發揚我們中華文化，視聽效果非常震撼，鼓舞我們向上的心，能夠提高我們每個人的精神，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到。」
「沒有來看神韻，你就不知道中國文化的美跟善。」彰化家長會聯合會理事長、行李箱公司總經理馮啟峰表示，「非常感動，『真、善、忍』，又讓我們體驗到中國的美跟善，從心裡被誘發出來，非常棒。」
馮啟峰也推崇神韻的藝術成就，「藝術水準當然是登峰造極，毋庸置疑。」「她用這種大螢幕，跟人來做虛實的結合，開創出不同的表演境界，非常棒！」舞劇《寒窯》，也讓他深有體悟，「承諾不會因為時空的改變而改變。」
舞劇寓意深遠 善化人心 引人向善
神韻的舞劇簡潔洗練、寓意深遠，傳遞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及「敬天信神」、「重德行善」、「人性本善」等傳統價值，讓企業領袖們深深喜愛，讚賞神韻對社會具有教化作用。
2018年3月28日下午，國際獅子會前國際理事張瑞泰觀賞神韻國際藝術團在彰化員林演藝廳的演出。（龔安妮／大紀元）
台灣知名塑膠卡片公司及有價證券印刷公司董事長張瑞泰表示：「神韻的付出都不簡單，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要長時間的累積、訓練與信念。那種身心靈的豐富接受，全部都是正面能量。」他特別喜愛舞劇《寒窯》帶給他深深的感動，「讓我真正認識到，這樣教化人心真的不得了，每個舞劇都很好，但特別讓人家感受到一個人的誠信。」
「好看！」彰化縣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鏡廠董事長莊進慶說，「很棒！那個舞蹈都很整齊劃一，還有特技（毯子功）的部分真的很厲害，你看大家一直在拍手。」他也讚賞節目內容可以善化社會，「可以教人重善」，「人要善良嘛，善良有好報。」
2018年3月28日下午，陶藝家賴秀蓁觀賞神韻國際藝術團在彰化員林演藝廳的演出。（龔安妮／大紀元）
「太出神如化了，一定要自己來看。」經營手作陶坊的陶藝師賴秀蓁表示，神韻藝術成就超凡，並且節目內容良善，「很震撼，回到了遠古的情境，有種神的教化意義。」「很感動，出神入化的感覺，好像讓我回到那個時空，那種境界讓你意想不到，而且教化人心。」她也讚賞神韻節目傳達正面訊息，有助於社會人心，「我們平常要做好事，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往善的、好的、正的方向去做。」
2018年3月28日晚上，神韻國際藝術團在彰化員林演藝廳展開彰化場次的第二場演出，圖為謝幕時觀眾掌聲感謝神韻藝術家。（龔安妮／大紀元）
2018年3月28日，神韻國際藝術團在彰化員林演藝廳演出。圖為演出前傍晚時分，員林演藝廳的夜景。（新唐人電視台）
神韻下一站：韓國
神韻國際藝術團今年在台灣的34場演出已經完美落幕，接下來，神韻將轉往韓國演出，在蔚山、原州、光州和釜山四個城市演出。詳細資訊請見神韻官網：http://shenyun.com/。#

林長壽 院士時論》「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是嗎？（上）
在國慶大會上聽到「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的當下，我不禁用一生的經歷來審視自己及驗證這句話對或錯，從受國民黨黨國教育下年輕的我開始，直到現在。其中特別閃過過去三十年來的民主台灣的生活點滴。多年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如此嚴肅地面對這個問題。
林長壽 院士時論》「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是嗎？（上） - 自由評論網 https://bit.ly/3AecFL6
2024/11/04 18:31◎林長壽
「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是嗎？
在國慶大會上聽到「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的當下，我不禁用一生的經歷來審視自己及驗證這句話對或錯，從受國民黨黨國教育下年輕的我開始，直到現在。其中特別閃過過去三十年來的民主台灣的生活點滴。多年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如此嚴肅地面對這個問題。同一時間，在我眼前的是國慶大會現場轉播，我看著不同台的畫面，是多麼歡樂活力的表演場景，展現出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尊重、多元並團結合作的精神。
國慶大會中，三軍儀隊首次和世新、輔仁大學競技啦啦隊結合演出。分別秀出拋槍和拋人絕技。（圖擷自自由時報電子報YouTube）
這樣多元的聲音，不正是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中，所表達出的人類最高貴的精神嗎？喔！美麗的台灣！我不禁讚美著。相對之下，我想像著十月一日的中國國慶，以及當下中國的中華文化。這兩種意象的對比，呈現出相當的戲劇張力：「中華文化是台灣的根」的荒謬性。眾所周知，荒謬性是一種藝術的表現技巧。或許是韓院長個人藝術敏銳的感性，藉由這句話，點出本次大會的藝術本質，以及表演的最高點，真是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我是這樣想著：無愧享有盛名的韓院長。
無論你認為「文化」一詞要如何定義，但一地區的統治制度絕對是形成這個地區文化的最重要因素，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在台灣社會所看重的父母子女間的倫理關係如父慈子孝應是傳統的中華文化的核心之一吧！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卻完全否定這種倫理關係，中國政府一再公開地鼓勵子女檢舉父母，無論在私下或公開場合的一言一行［註１］。甚至直到現在，這樣的紅衛兵教育方式仍在中國許多地方進行著，這是現在的中華文化之一。我們真的要認這種中華文化為根？
自秦漢以來，二、三千年中國的帝國威權制度形成中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我們知道文化的內涵或深度會隨著時代而變化，上述傳統的威權專制所形塑的文化或許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有產生質變的可能性，然而這種可能性在1949年後變成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
現在的中國是極權主義一黨專制，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比起過去帝制更加變本加厲，特別在文化思想上，有一整套嚴格管控人民的完整思想體系，一層一層地管控一直到個人的私有領域。幾十年來透過教育全面性的洗腦，傳統的威權制度所衍生的文化已和共產思想結合，深深地埋入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形成現階段中華文化最外顯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這樣的論逑不是抽象，而是有實證的。你可以由許多中國人在世界各國脫序的奇怪行為［註2］，或者由在香港抗中運動中，學生所受到嚴酷的鎮壓得到驗證。
回憶四、五年前香港抗中運動，不僅受到政府部門的壓迫（我們可以預料到）。沒有料想到的是，參與的學生受到大部分香港知識份子（包括他們的大學老師）一面倒的嚴厲指責。這在台灣是不可想像、不可能發生的。要知道香港的大學老師大部分曾在歐美等民主國家的高等學院受教及任教過，多年來享受著民主制度下的自由生活。他們中有許多人的父母是因為躲避共產黨迫害而逃到香港的知識分子。現在這些人在選擇認同中國後，竟完全忘掉父輩所受的迫害及民主自由的真諦，而完全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香港事件中，知識份子集體的呈現出這種扭曲價值觀的現象，這樣的認同真讓人不寒而慄！看看台灣，雖然在民主自由的發展中，傳統的帝制文化在我們的生活中已漸漸遠離而去，但其影響並不完全消退。我們只要看看一些政治人物，經常公開稱讚（及模仿）雍正或毛澤東等人的思想或行為模式，就會明瞭「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的認同，對台灣發展會有多嚴重的傷害，我們能不警惕嗎？
台灣是一個小島。無論從地理位置或歷史因素來看，台灣的文化必然會受到來自中國、日本、東南亞、歐美等文化的影響。縱然在早期來自中國的影響很大，但像這種程度的影響，中國卻不是唯一的源頭。台灣人喜愛日本食物以及日本文化。而台化的日本料理早就成為每個家庭的日常，迄今已成為台灣豐富多元的飲食文化的一環，如鐵路便當。由此可見日本對台灣文化的影響比中國不遑多讓。但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來自西方文化的民主政治制度［註3］，多年來，自由民主的生活型態已深入台灣人的靈魂之中，由此形塑出的文化內涵更迥異於所謂的中華文化，無論這個中華文化指的是傳統的亦或是當下中共所統治的。
今年當我看到妮妃雅在總統府的表演，老實講我是非常震驚的。（總統府提供）
今年當我看到妮妃雅在總統府的表演，老實講我是非常震驚的。（總統府提供）
我是一個將一生貢獻於學術研究，極少參與社會活動的人。甚至像我這樣長期在象牙塔工作的人，也經常受到台灣新發展出的各種不同特色文化所深深觸動。今年當我看到妮妃雅在總統府的表演，老實講我是非常震驚的，我不只驚訝蔡總統的藝術文化觀點，更震驚於妮妃雅走上這條路的勇氣。可想像的是：在他持續不斷的創作過程中，所受到的壓力以及完全無視於世人的眼光的勇氣［註4］。
我一向佩服陳明章先生在歌曲創作上的才能，我特別欣賞他的「撼山河」以及「追、追、追」。（資料照）
我一向佩服陳明章先生在歌曲創作上的才能，我特別欣賞他的「撼山河」以及「追、追、追」。無論在歌詞、曲調上，我認為「追、追、追」是台灣在鄧雨賢諸先賢後最好的歌曲作品之一，其藝術水平和日本演歌最優秀的作品相提並論，一點都不遜色［註5］。歌詞描述現代女性在追求愛情的勇氣，以及微妙的情緒。在意境上，我認為直追最好的李白。整首歌無論在歌詞及音樂上都包含著豐富多彩的台灣元素。台灣歌謠從早期如鄧雨賢先賢們起，就能譜出台灣民眾内心最深藏的感情為台人所傳唱，這樣的傳統也能一代代傳承下來。近年來，有些樂團用原住民語、客語或台語唱出這一代人的心聲，能和所處時代共鳴，忠實地反映出社會裡不同地區，不同年齡的聲音，表達出更多彩的台灣。
當然不僅在音樂上，今年國慶大會及奧運台灣文化館表演藝術的精采，更將台灣各類表演的精緻特色展現無遺。台灣人包括許多新住民們經常在國外公開遊行表達出台灣被排在世界體系之外的憤怒，這些行動所表達出的無私和勇氣，我是非常佩服。台灣人對世界一些受災的地方自動捐出的愛心捐款的訊息，經常能在冷酷的資訊中讀到，總讓我的內心感到一陣溫暖。我很驚訝地發現這些新的文化不斷改變我對台灣的觀察，默默無聲地在我的生活中，一點一滴地 shaping 出我在思想上最後一塊拼圖。
幾年前，我們通過同性婚姻的立法，是第一次讓我有瞠目結舌的感覺。圖為今年的同志大遊行。（資料照）
幾年前，我們通過同性婚姻的立法，是第一次讓我有瞠目結舌的感覺，台灣真的那麼進步嗎？接著我又陸續接觸到一些關於台灣各級政府，致力於協助新住民安居台灣的政策及努力，我真的很訝異在我印象中那樣的官僚政府機構，也能改變並致力於這類多元文化融合的工作。我非常期待這些政策能夠採取對新住民文化有更相互尊重的態度，也期待台灣能夠成為類似美國那樣民族大融合的國家，因為這種文化融合本就是刻在台灣的基因裡，台灣一出生就有的本能啊！謂和世界接軌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如此吧！
顯然地，在台灣近二、三十年來的生活，讓我們內心裡更能理解形塑台灣這些文化現像背後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台灣的民主。在民主制度下，每個台灣住民不懂在行動上是自由的，在思想意識上也是自由的：依據自己所想的去表達、去追尋、去建構、去完成。
正如今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理論：制度決定經濟。當然制度也決定文化的內容。幾年前我住在嘉義，經常在台北、嘉義開車往返。在高速公路中，觀察到：曾經非常多人會開車到路肩的現象，已經很少看到了。我想這種轉變不僅僅是駕駛人遵守法律而已，而是顯示出台灣社會漸趨於理性社會的事實，更深層地說，這是台灣在整體意識上正在形塑著文化共識的過程。顯然在台灣，一個文化上的想像共同體已漸漸形成。將來更會在包括由新住民帶來的文化影響下，相信台灣的文化面貌也會迎來更新的、更多的蛻變。這些事實說明，構成台灣文化的根基就是民主自由，並不是中華文化。更簡短有力的說：民主自由不僅是我們的寶，更是我們的根。（待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