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所謂「人社精神」
我以為「人社精神」除了對於人以及社會理解與關懷，更要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能力作為基礎。
何謂人文社會科學的能力？首先就是對客觀現象判斷的能力。好比如果你聽信部分媒體所塑造的形象，認為參與社會運動的人總是被特定政黨策動，那麼便幾乎不可能達成對於這些社會運動者的理解和其所訴求對象的關懷。第二步，就是分析這種現象是如何形成的能力，好比解釋是什麼樣的政策後果，導致台灣既有高空屋率也有高房價？
奠基在人文社會科學能力上的「人社精神」，才能達成真正的理解與關懷，而不只是打打嘴砲。
因為以這種能力促進的理解不僅止是表面的，更是貼身的。以強調民族誌方法的人類學理解來說，要求我們將習以為常的事物陌生化，盡可能地避免受到先入為主觀念的影響，從而同理與自己不一樣的人。
關懷也不僅止於是口頭上的，而是實踐的。以受到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影響的社會學關懷來說，這樣的關懷訴求「看見邊緣」，除了看見在資本主義運作底下被異化剝削的工人、父權體制下被壓迫的性／別，更要求我們去組織動員、去改變那樣不公平的體制。

台大社會系，你憑什麼主辦高中生人社營？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 https://goo.gl/LSr4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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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計到社計的社會學想像（一）
Posted on 2013/10/28 by 巷仔口社會學
陳東升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為什麼一個不做產品設計的社會學者會談設計？
因為設計思考(思維)、因為社會創新將焦點逐漸放在解決社會議題。社會學研究社群組織和結構問題，提供設計專業另外一種視角，轉換一種設計思考的角度。如果我們觀看投影片的圖像，著重在圖像的左側，看到的是鴨子；但是換個角度，聚焦在右側，我們看到的就是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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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mbrich, Ernst Hans. 1972.  P. 4, Art and Illusio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Presentation, Phaidon, London.
視覺上，換個角度觀看，就出現不同的物種；依此推論到，思考一個現象，採取的角度不一樣，也會提出不同的問題內容，發展出不同的解決方向。兩個學科的對話可以創造視角轉換的效果，如果這種視野轉換的效果出現，我們期待設計變成社計，設計師變成社計師。
◎社會學會問：為誰設計？
首先，社會學研究社群組織和社會結構問題，社會的平等和正義是這個學科的核心關懷。所以，為誰設計是很重要，也是社會學者通常最先要思考的議題。相對於傳統設計專業，社會學在考量產品、服務的主要目的滿足基本的需求，而不是刺激欲望、滿足欲望，因此社會學強調為90%的公眾需求設計，而不只是為那些負擔的起金錢開銷的10%的客戶設計。這也是代表性的設計學者Papanek(1971)為真實世界設計的主要論點，Whiteley(1993)的為社會設計都是呼應這樣的想法。為90%的公眾設計，可以維持每一位社會成員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對於那些有比較多資源的10%的社群，他們也可以維持既有的地位，過著好生活，這是一種他利且自利的設計精神。為90%的人設計，不只是歐美國家為第三世界國家貧窮居民設計，而且也應該落實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為公共、社會利益設計。
在台灣的代表性案例，就是被國際組織選為Public Interest Design 全球100人物的謝英俊建築師，他在受到地震、水災嚴重衝擊地居，所設計的自力造屋的建築，即便家園毀損經濟資源不足的受災家庭都可以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打造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屋。自力造屋的過程可以重新建立家人、社區居民、來幫忙志工的社會支持、社會連帶。不僅解決物質上的問題，也緩和心理問題。
◎社會學從系統性角度思考的設計問題
其次，相對於設計專業，社會學是要解決系統的問題，而不是單一產品、單一服務的問題。社會學者會先勾勒問題的框架、複雜問題的內涵，而不是將問題簡化或是視為理所當然，將大多數的心力擺在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在動手解決問題之前，想清楚我們究竟在設計什麼、在解決甚麼樣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事。如果從設計專業的進展歷史進程來看，它是從平面設計、產品設計、服務設計發展到政策與都市規劃設計，過去的工作取向顯示大多數的設計專業工作者是做單一產品、單一服務的設計，因而常常是在既定問題下尋求答案、尋找解決方案。而不是在設計進行前，先思考我們到底要解決甚麼樣基本的、結構性的問題，這樣才能見樹又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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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圖框(結構或系統問題)，而不只是圖像(被限定範圍的觀察)】
資料來源：http://ithinkidesign.wordpress.com/
我們可能知道SEGWAY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產品，它技術很先進，卻沒有受到廣泛地接受。一人站立行動車，就是一個昂貴的產品，解決個人行走會疲累、行走距離不夠遠的單一問題。但是設計SEGWAY的團隊，可能沒有想到行走通常是一種會和別人接觸互動的社會行為、是一種和別人一起進行的行為，不太可能我騎SEGWAY，然後朋友一直邊走邊跑跟我交談？每個行人通常希望掌握行走方式的自主性，她可以隨著情境改變來調整，摩托車就比站立行動者更合適。還有，停放地點、或者是進入高樓層住家，又該怎麼辦呢？沒有思考系統的問題、沒有思考設計這項產品到底是要解決什麼更為根本的問題，使得這項科技產品乏人問津。
◎社會學會走出房間，看到社會情境對人的影響
最後，相對於設計專業，社會學者不會只是關在房間裡、腦力激盪找問題解決方案，而是走進田野、深刻有系統地觀察、結合理論內容來研究使用者要不要使用、怎麼使用、使用之後對於他自己和他的社群產生甚麼樣的影響，眼前這台電腦，身為「社計師」，要看得到使用者所處的脈絡或社會情境對個人行為、社群產生的影響。
設計專業者Tim Brown與Wyatt(2010)在〈社會創新的設計思考〉這篇經常被引用的論文中，舉了一個有關非洲地區蚊帳使用、疾病防治和銷售通路的例子，”在俄塞俄比亞，兒童瘧疾發生率下降了51%，在加納降低了34%。然而，蚊帳的分發方式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在加納北部，蚊帳被免費提供給孕婦和5歲以下孩童的母親。這些婦女可以很容易的在當地的公立醫院裡領取免費的蚊帳。對其他人來說，這些蚊帳他們很難得到。
他們在加納訪問了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當地人，他叫Albert，剛剛染上瘧疾。問他是否睡覺時使用蚊帳，他說沒有，因為在當地的Tamale城根本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買到蚊帳。原因很簡單，因為有許多人可以領到免費的蚊帳，對於店家來說，賣蚊帳就變得無利可圖。而當地的醫院也沒有能力銷售多餘的蚊帳。這個例子說明，免費分發蚊帳給經濟不自主的民眾，對於那些無法免領取公民產生的未預期後果，最後反而限制了傳染病防治的整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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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帳讓非洲瘧疾兒童致病率下降，但是不同的蚊帳發放，造成不同的社會影響】
針對使用後對於行動者和社區其他民眾產生影響的問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者Dupas(2012)進一步研究領取免費蚊帳的民眾，等蚊帳使用三年壞掉了，當政府不再贈送，他們會不會買，大約五分之一會再買，和第一次使用是自己花錢買的人再次購買的比例沒有差別。更有趣的是，當鄰居都拿到免費的蚊帳，沒有拿到的民眾會不會去購買，答案是約有66%的民眾會自己去購買，因為他看到使用蚊帳避免瘧疾的好處。因此免費蚊帳具有社區擴散的效應。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樣都是免費蚊帳，但僅僅只是發放的方式不同，對人們使用行為、社區防疫卻有巨大的差別。這就是有沒有考量到「使用者所處的脈絡或社會情境對個人行為、社群的影響」。
如同我們一開始提到「鴨子與兔子」的圖片，轉換角度思考，會帶來不同的創新視野。社會學和設計專業的對話，可以帶來在方法上的新視野。就像現在有不少大的設計公司聘請人類學家，採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或是民族誌研究法。

王毓琪／從殺警無罪案測量我們與法律的距離 | ETtoday法律 | ETtoday新聞雲

王毓琪／從殺警無罪案測量我們與法律的距離 | ETtoday法律 | ETtoday新聞雲 https://bit.ly/2A1bXBa
國家對人民的健康權是有保護義務的，但我國花在精神健康的業務預算編列嚴重不足。（圖／視覺中國）
這幾天殺警無罪案鬧得沸沸揚揚，新聞指出，嫌犯鄭男罹患精神疾病，行為當時無法辨識自己之行為不法，因而獲判無罪。倘若該名兇手有定時服藥就醫是否就不會發生類此之悲劇，讓人想起2016年內湖小燈泡事件慘案，形同悲劇再起。
事實上，依相關資訊表示，我國政府花在精神健康的業務預算編列嚴重不足，曾被監察院糾正過（附註），整體精神醫療經費只占全部醫療經費不到3％。
就以衛福部心口司2019年20億總預算中，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預算僅5億元，相當於台灣2300萬人口，平均每人分配到的精神預算僅22.08元，被譏笑連一個三角飯糰都不到，可看出政府對人民精神健康的忽視和不以為意。
政府是否該上緊發條，讓我們看看憲法怎麼說。有學者認為心理健康權（或精神健康權）是基本人權，應提高到憲法的層次去看待。而對於健康權的概念，在近期釋憲實務中（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已明白承認為我國憲法第22條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其意義為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的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有一定照顧義務。
大法官更表示，國家形成相關健康權的法律制度時，負有最低限度的保護義務，應符合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的保護要求。凡屬涉及健康權之事項，其相關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就是違憲。
從上論述可看出，國家對人民（包含精神疾病患者）的健康權是有保護義務的。
然而，往往很多正規精神醫療體系，以患者病情尚未達到住院情形或沒有病床位等兩種方式拒絕患者住院治療，再加上家屬沒有能力自行照顧，不得已只能尋求願意收容的機構處理，甚至是非法收容機構，例如已經勒令停業的高雄龍發堂。
事實上，最壞的情況就是患者被迫流落街頭，而流落街頭者，若病情惡化又沒有服用藥物或接受專業追蹤的情形下，在內外交迫下，不免又會觸發下一次殺警的悲劇，而這當然是整個社會所不樂見的。
從起初的國家預算編列不足，到放任精神疾病患者自身自滅的保護不足疑慮，在在顯示了國家的消極被動，可能對患者本身甚至整個社會的危害，影響不容小覷，國家應該坦然面對並正視此問題，實現該負的義務。
附註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於2014年4月18日通過監察委員趙昌平、李復甸、尹祚芊提案，糾正衛福部，本案缺失如下：
1.衛福部未能迅確完備「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陳報行政院核定程序，影響精神疾病防治與心理衛生推展工作預算爭取，以及後續相關管考作業至鉅，顯有怠失。
2.衛福部近年來精神健康業務預算編列嚴重不足，僅及全球每人平均費用半數，經費及資源分配又側重在罹病後治療，輕忽事前選擇性、普及性預防工作，實有未當。
3.衛福部罔顧國內慢性精神病床超長住院的異常現象，未能籌謀有效導正策略，全民健保支付制度又設計不當，導致經濟誘因不足，阻礙社區式精神復健服務工作永續發展，均有可議。
▲▼ 法律白話文運動●王毓琪，東吳法律研究所公法組、律師高考及格。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王毓琪／從殺警無罪案測量我們與法律的距離 | ETtoday法律 | ETtoday新聞雲 https://bit.ly/2A1bXBa

王毓琪／從殺警無罪案測量我們與法律的距離 | ETtoday法律 | ETtoday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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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計到社計的社會學想像（二）
Posted on 2013/10/30 by 巷仔口社會學
陳東升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我從自己的工作談起，台灣大學的教育，學用落差問題嚴重、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大學四年知識學習的成效不佳。美國似乎也差不多，最近的全國性樣本調查顯示，36%大學畢業生說他們大學四年的學習，在認知和知識能力並沒有收穫的(Meacha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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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四年的學習，有助於工作職能嗎？】
資料來源：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28/today-life19.htm
面對大學生的此現象，工業設計師或許會設計出讓人不會睡覺的課桌椅、或明亮的環境讓人感到振奮、或炫耀的動畫或投影模式；服務設計的專家設計出即時互動系統(IRS)，甚至於在教學方法的創新推出翻轉教室（Cousera）的做法。
然而，這些真的有用嗎？
學習的主體是學生，如果學生不知道學習的意義、自己發展出學習的目標、缺乏學習的動機，這些改變可以解決我們前面提到的問題嗎？
◎如要翻轉大學教育體系，社會學者會怎麼想？
如果我是一個社計師，我會從翻轉大學教育體系著手，我的做法是結合現在設計專業領域常提到的模組，開放提案與志願參與解決問題平台(OpenIdeo)、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 群眾募資(Crowd Funding)，公民卡( Citizen Card)，做創意的結合，建立一套機制或場域，讓學生自己自主的參予學習的設計(定義問題、解決問題、選擇學習的主題、看到自己解決問題所產生的實質影響等)，把大學的校園打開,和地方設計連結在一起，讓地方社會的公民團體、社區組織、中小學、微型企業可以在資訊平台上提出自己的問題，請學校來幫忙解決。
首先，讓我們打開大學的堡壘吧！但是不必搞一個大工程，我們只要先建立一個類似OpenIdeo, Pobono的問題提案平台，讓大學裡的老師、學生、職員看到學校、週邊社區的問題提出來。不僅止於此，大學附近的社區組織、公民團體、中小學、微型企業也都可以提案。另一方面，大學的老師、學生、校友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提案自由參予，只要提案中列舉所需的專長和人數達到，新的解決問題方案(project)就可以啟動，整個進展都會即時在網路平台顯現出來。這個做法，改變的對象是學生，也就是讓學生執行問題解決方案，從問題出發來應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藝、跨界整合不同的學科，看到知識學習的意義，知道自己想要學甚麼、為什麼要學習。一個解決問題方案不再是為了成績的報告，而是可以實際解決問題、對社會有意義的學習成果。
第二、這些不同的解決問題方案團隊(project teams)執行計畫大約是三個月到半年，當然也可以更長。大學可以提供一個空間，一個讓所有團隊進駐的、沒有隔間的、有基本辦公配備大空間，讓不同團隊在這個空間可以交流想法、甚至於組成新的團隊。這個共同工作空間最好是在一個大學人流最頻繁的地點，是一個從外面走過就可以看到裡面工作情況的空間，傳達團隊運作主動解決問題的學習模式給其他沒有參予的大多數師生。我想，主動參予各種提案和解決問題的學生，開始的時候最多是所有學生的3-5%，而另外5-10%的學生，可能會對這些執行計畫的團隊有興趣而去了解、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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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夢幻團隊的組成？】
第三、如果我們希望這種主動參予、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模式，可以促使更多學生參予，我們還需要創造一種類似群眾募資的校園版。校方可以提供300萬元資金(可能跟校友募款)，然後發行1000張夢想投資卡(Dream Card)，每張3000元，從學校各系所隨機抽取5-10學生(但排除參予計畫執行團隊的學生)，每人發一張夢想投資卡。拿到卡片的學生，她們的任務就是去了解進駐在大學共同工作空間的十五到四十個團隊，在一個月的期間去選擇她認為最可行、最有意義的團隊，進行投資，但是她最多只能投資五個團隊。一段時間後，每個團隊獲得的資金就成為她們運作的基本費用。投資卡本身是一種校園貨幣交換系統，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持卡的學生產生興趣，去瞭解這些問題解決團隊的情形，或許她們因為瞭解後，更積極的想去組成參與提案平台並組成團隊。此外，我們設定這些擁有夢想卡的學生是夢想傳播者，利用她們在臉書擁有的人脈，把這種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學習模式拓展出去。
◎讓每位學生選擇他要學的，成就她學習的召喚
如果一位學生在臉書上有400位朋友，夢想卡就可以讓40萬個民眾開始接觸到這種翻轉大學的想法。另一方面，在共同工作空間的團隊，她們必須擬定可行的執行計畫，來說服這些投資者，進而取得執行計畫需要經費，而不是直接來自校長、院長或系主任。
夢想卡是一個塑造大學校園新的學習模式和學習態度的支點，每個學期大約一千位同學拿到夢想卡，也就是說一個一萬人的大學約有10%的學生參與，她們的動員將會更快速、更積極影響到校園同儕學習的文化，改變過去消極的學習態度、學習慣性。
以學生當起點，透過幾個不同元素的結合，開始翻轉大學系統，而不只是翻轉教室，我們要讓每位學生願意學習、選擇他要學的，去成就她學習的召喚(Calling)。當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再是為了成績的報告，而是可以實際解決問題、對社會有意義的學習成果，學用落差的問題才會真正被改變。同時，結合學生，把大學的校園打開和地方設計連結在一起，讓地方社會的公民團體、社區組織、中小學、微型企業可以在資訊平台上提出自己的問題，請學校來幫忙解決。
前面的整體構想不見得可以完美的達到改變學生學習意願、學習成果的目的，但是這個社會設計是以學生為起點，一層層地讓相關參與者發生改變，讓學生參與選擇要學甚麼、學習可以成就甚麼；透過學生學習的改變，促動了老師在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變；邀請社區、地方社會的成員參與，幫助學生學習的改變，並且這些社區組織也可以實質得到大學的協助，最後發展出一個所有參與者可以互動連結來解決問題的生態體系。
◎為什麼是現在談社會設計、談社會創新？
設計、設計思考在最近二、三十年受到相當高的重視，主要是人類社會希望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設計專業提供最後的成品、最後一里的服務，當然也是非常有影響力，人們希望設計專業、或者利用設計的方法來幫忙解決她們所面對的問題。但大家也慢慢瞭解，過度消費造成環境破壞、市場經濟大幅拓展造成社會不平等、全球化過程引發不同文化激烈衝突、、、等問題，如果無法得到妥善的解決，生活仍是矛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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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的概念圖：社會/人/知識】
我們修改設計專家Tim Brown討論設計思考提出的圖像，把商業可行性改為社會的支持與可行性，把技術的部分修正為知識與科技，那三個圓圈的交叉點就是社會創新。也就是說社會創新是應用知識(社會科學的知識)，解決社會的問題，滿足公眾的需求，達到公共的利益，而操作的方法是得到社會資源、社會支持，並且可以推動。社會創新的具體落實，是透過社會設計。
◎滿足個人需求、公共利益、社會福祉的設計
前面的段落我們就已經談到社會創新、社會設計的目的，它是要滿足90%的人的需求，達到公共利益、社會福祉，也就是三圈圖左下角的那個圓圈，為什麼這個目的這麼重要呢?我們就用老人醫療與長期照顧當成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推動研發智慧生活的銀髮族照顧科技，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的銀髮族得到有尊嚴的照顧，那我們需要甚麼樣的技術呢？我們需要知道銀髮族需要什麼、更重要的是她們可以負擔甚麼樣的照顧模式、我們可以採取甚麼樣的科技？
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每個月平均收入大約是13,000元，扣除食衣住行基本需求，她能支付在照顧和科技的費用很有限，太過昂貴的科技只能照顧少數經濟能力好的銀髮族。我們需要是以資深公民平均收入為出發點，研發出可負擔的、適當的科技，可負擔的長期照護模式。如果一個月需要三、四萬的機構照護、使用許多先進科技的老人照護，這些並不是90%台灣銀髮族可負擔的，因此只會造成不平等更趨嚴重，多數老人無法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反過來說，如果是適當科技、適當照護模式，可以照顧到所有的老人，也可以節省老人照顧的財政支出，例如一個老人不需要花費一個月35,000，而是13,000元，台灣一年粗估可以省下一兆元，相當於現在中央政府總預算的55%，如此一來，就可以減少每個人的稅賦負擔，也就是減少工作人口、年輕世代的負擔，讓她們願意工作、可以扶養她們的子女，對於未來是樂觀、充滿希望的，這就是三圈圖最上面的那個社會可行性與永續性的圓圈。
其次，社會創新是應用適當知識和科技，也就是三圈圖右下角的圈圈所涵蓋的部分，這就包括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方法，所以我們是要針對設計專業目前很普遍應用的使用者經驗、互動設計來提出一些思考。首先，雖然這些方法在設計產品、設計服務有貢獻，但我們必須改變過去獨尊設計者的做法，瞭解使用者的看法。另一方面，瞭解使用者經驗這套方法是歸納法，許多問題不能只能使用者提供的意見當基礎，去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而經常要搭配更有系統地對使用者行為邏輯、行為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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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貧窮問題，社會創新會如何處理？】
我們就用麻省理工學院兩位經濟學家對於貧窮民眾的研究為例，她們探討人們在資源匱乏時的決策、行為邏輯。根據研究，無論是誰，只要他處於貧窮狀態(脈絡)，很高機會她會短視近利，只關心當下可取得的利益或成果，對於一週、一個月之後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她也不大願意節省現在的支出，投資長遠未來可以得到的好處。
貧窮民眾通常會去找醫生看可以短期治療好的急性病，但是要花長時期處理的慢性病就放著不治療。更有趣的是，窮人找醫生，一定要看到打針、開很多藥的具體治療行為，所以比較會去找那些誇大治療動作的密醫、或民俗治療師。這裡的討論，並不是說設計專業者走出專業，廣泛了解一般公眾的需求和經驗不重要，但是我們要注意到這種方法的限制，很可能只看到表面的問題，而非有系統地對使用者行為邏輯、行為模式進行研究。
另一方面，互動設計雖然號稱是互動，但是問題已經是由設計者先設定了，使用者是在這個框架下提供回饋意見，而這對於複雜的社會問題理解是不夠的，應該讓參與討論的使用者可以自己參與定義問題，我們更有機會將眼光放在框架，而不是在既定框架下找解決方法。
◎設計不只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視野
以審議民主理念下所發展出來公民會議的操作為例子，當公眾參與代理懷孕(或者一般人說的代理孕母)在台灣要不要開放的爭議，他們針對這個複雜的爭議，透過基本資料的閱讀、與不同立場團體代表的說明後，慢慢形成要討論代理孕母是有償或無償的、領養制度是否可以取代代理懷孕等問題。經過公眾彼此討論、公眾和專家的對話，在議題是公民自主、了解不同立場專家與團體代表的意見，這些公眾提出一套有關法規內容擬定的建議。公民會議對社會問題的共同設計(co-design)是比較開放、對等、瞭解專業意見的操作，是一種共同參與的模式。
我們的社會面對許多重要的議題，許多社會學者希望面對及解決這些問題；另一方面，社會整體的趨勢對於設計、設計思考越來越重視，兩個領域的交流和合作是可能的。我認為設計不只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視野(Perspective)，所以和社會學交流，可以轉換焦點、轉換思考框架，從設計變成社計。更重要的是，社會學也因為轉換焦點，無論是透過社會運動對於不公平體制挑戰之後，或是在既有的環境下解決社會問題，瞭解到做出具體可行的成果或方案的重要性，讓兩個專業可以結合不同的知識技藝、一起合作，進行社會創新，具體解決社會的問題。（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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