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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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姜太公的幾個問題
張維慎王鋒
姜太公，又叫太公望、姜尚、姜子牙、呂尚，是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他之所以有名，是因為他在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父子滅商的過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在這裡，我們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姜太公的出生地問題，一個是姜太公與周文王初始相見的地點問題。
一、關於姜太公的出生地
對於姜太公的出生地，學術界是有爭議的，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東夷之士”即“東海上人”說
《呂氏春秋·首時》：“太公望，東夷之士也。”高誘注曰：“太公望，河內人也，於週，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高誘對於“東夷之士”的解釋顯然不妥，正確的解釋應是陳奇猷先生的說法：“奇猷案：河內非夷地，以河內在周之東而稱東夷，未聞。東海在齊，即《有始》'齊之海隅'，古東夷之地，故曰東夷之士。”對於《呂氏春秋·首時》的說法，漢代大史學家司馬遷給予了肯定。他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劉永恩先生同意司馬遷的說法，並認為“東海”是“指東方濱海之地，當今江蘇、山東沿海一代”劉永恩：《論姜子牙在興周滅商中的歷史功績》，陝西曆史博物館編《西周史論文集》（下），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26頁。
2.“河內汲人”說
這種說法以漢代的高誘為代表。他在《呂氏春秋·當染》“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下注曰：“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晉代的會稽太守杜宣，同意高誘的說法，正如酈道元《水經註》卷九《清水》下“又東過汲縣北”注：“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雲：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於汲，舊居猶存。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 
3.“西方人”說
《禮記·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週。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呂思勉先生據此分析說：“此太公為西方人之誠證。”⑤呂思勉：《太公為西方人》，《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頁。
4.今寶雞縣磻溪人
呂思勉先生雖然認為太公為西方人，但並沒有確指，而何光岳先生則明確指出，太公即今寶雞縣磻溪人③④⑥何光岳：《炎黃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420、417頁。
以上幾種觀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從大的方向來講，呂思勉先生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具體是西方哪兒人？尚需分析。
《左傳》昭公二十年引齊大夫晏嬰的話說：齊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太公因之”。近代學者據此便說太公是東夷人、殷族、東海之人等。其實都是誤解。所謂“而後太公因之”之意，是指周初封太公於爽鳩氏、季荝氏的齊故地③而言。何光岳先生指出：“呂尚因與周宗室魯侯伯禽共同坐鎮東方，所以他到過東呂鄉，並留下一部分呂人駐鎮於此，以致被後來一些史家誤認他為東海之濱東呂鄉人。”④。據畢沅《關中勝跡圖誌》卷八“古蹟”載：“太公墓，在文王陵東（咸陽），《史記·齊世家》注：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週。”《太平寰宇記》：“太公塚在縣北二十五里。謹案：《皇覽·塚墓記》雲，太公葬於臨淄，在縣城南十里。《齊記補遺》雲：太公葬於週，齊人葬衣冠於此。”週人有不忘祖地的舊習，太公等五世君主都反葬於週，而山東臨淄只是他的衣冠塚而已，“此太公為西方人之誠證。東海上人，蓋因其封東方而附會。”⑤ 
漢代的高誘，在《呂氏春秋·首時》注下說姜太公是河內人，而在《呂氏春秋·當染》注下則具體指出是河內汲人。但汲地並非姜太公的出生地，而“只是他曾移居之地”⑥。
我們是讚同呂思勉先生“太公為西方人”的觀點的，但要確定太公在西方的出生地，還須從他的先祖說起。《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載：“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這段話有下面幾層意思：
第一，呂尚的先祖曾經以“四岳”的身份輔佐大禹平水土，很有功勞。那麼，“四岳”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宋翔風《過庭錄》卷四《尚書略說上·四岳》引《漢書·百官公卿表》雲：“四岳，謂四方諸侯，係於四方，謂之四岳，其號非一人也，其職非一定也，其人非一時也。”《周禮·疏序》引鄭《尚書·注》雲：“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蓋四岳始有四伯，其後有八伯。因係於方岳之下，不主中岳，故變五為四，猶言四方諸侯，數係於岳……蓋四岳之官，內為王朝之卿，外為諸侯之長，非有專職如羲、和及共、驩等是也。故是時伯夷、棄、皋陶、垂亦為四岳，號八伯，非別有四岳之人。且經唐堯遜位則諮四岳，舜求宅百揆、典三禮則諮四岳，事重，故廣諮眾人，不在命官之數，故曰其職非一定也。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為羲、和之四子為四伯，其後共、驩等為八伯，其 伯夷諸人為之……案：班氏說《尚書》，知伯夷逮事堯，故居八伯之首，而稱太岳……。”《史記·齊太公世家》雲：“呂尚，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何光岳先生據此分析說：“此云四岳皆指伯夷，蓋伯夷稱太岳，遂號為四岳。其實四岳非止伯夷一人，故曰其人非一時也。宋氏謂四岳非止一人，並以伯夷為太岳，亦指伯夷代表四岳，這無疑是對的。”⑥⑦何光岳：《炎黃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253、420頁。“四岳”本是“主四岳之事”的官職，呂尚的先祖曾經做過此官，而從何光岳先生的分析來看，作為呂尚的先祖而為“四岳”一官的應是伯夷。
第二，因輔佐大禹平水土有功，呂尚的先祖在虞夏之際被封於呂或申，賜姓姜氏。
第三，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呂尚就是他們的苗裔。
第四，呂尚本姓姜，只是因為其先祖封在呂，從其封姓，所以才姓呂。
以上四點，最後一點至關重要，我們只要弄清楚了呂尚先祖的封地——呂國的所在，呂尚的出生地也就迎刃而解了。關於呂國的所在，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齊、許、申、呂所謂四岳國，在今河南中部向西南境山中傅斯年：《姜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冊，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申、呂等國源於山西霍太山一帶⑤王玉哲：《先週族最早來源於山西》，《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3期。筆者認為，後一種觀點比較妥當。
顧頡剛、童書業兩位先生說：“西方戎族中以薑戎一族為最盛。姜戎姓姜，他們自稱是四岳之後；在他們之中，有已經華化的，有仍停留在原始狀態中的。華化的薑戎，便是齊、許、申、呂等國，其中尤以呂國為姜姓的大宗。”顧頡剛、童書業：《鯀禹的傳說》，載《古史辨》第七冊《下編》。作為姜姓大宗的呂國，是由居於嶽山（今陝西隴縣西四十里）的四岳東遷後建立的。
王玉哲先生認為，四岳等姜姓的齊、許、申、呂等國既源於山西霍太山一帶，但春秋以前，他們的主要族眾都早已遷出山西。當然他們在遷徙時可能還有部分遺民仍留在山西境內。週人滅商，呂尚出力最大，於是乃從山西太嶽山區的呂國，改封到山東的營丘。呂國的另一支族和申國則到周宣王時才從山西南遷到河南的南陽一帶。⑤
孫詒讓《尚書今古文注疏》載：“知西周以華嶽為中岳，不數嵩高也。《左氏》昭公四年，司馬侯雲：'四岳、三塗、陽城、太室'，名嵩高為太室，別於四岳之外。是周時不以嵩高為中岳，知虞、夏時亦然，故當以霍太山為太岳也。”何光岳先生據此分析說：“太岳、中岳、四岳諸分支部落，曾由吳岳、嶽山東遷至華山，因而號稱中岳，再東遷霍山，故霍山又叫霍太山、太嶽山、嶽山、中嶽山等。霍山，在今山西省中部汾河東岸……而堯舜均建都於山西南部，四岳在其北鄰，才可能擔任他們的四伯官職。堯舜才有可能就近祭祀太岳。”。⑥由於霍山就在霍縣的東邊，所以何光岳先生更為具體地指出，呂國的始居地在今山西霍縣，為呂尚的祖籍⑦。這就是說，呂尚的祖先在虞夏時分封於此，建立呂國，後遂以國為氏。既然今山西霍縣是呂尚的祖籍，那麼，呂尚的出生地在今山西霍縣也就自然而然了。
二、關於姜太公與周文王初始相見的地點
關於姜太公與周文王初始相見的地點問題，主要有兩種觀點：
1.商王別都朝歌相見說
屈原《天問》載：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王逸注曰：“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 
2.渭水之陽相見說
《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載：“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姦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麗鹿彡，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週，週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以上兩種觀點，渭水之陽為太公與周文王初始相見的地點應是正確的。
鄧名世在《古今姓氏書辯正》卷二十三“呂”下說：呂尚“蓋呂侯枝孫，起漁釣，佐周文王，為武王太師，定天下有大功，封為齊侯。”據此可知，呂尚原是呂侯支孫，是旁系，不是嫡系，所以不能繼承侯位。作為旁係而不能繼承侯位的呂尚。為了振興家道，於商末從其出生地（今山西霍縣）出發，向南進入商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去（今河南省）謀求官職。近乎“而立”之年顧頡剛：《太公望年壽》載：“茲假定當滅紂時渠年三十，則至康王六年為七十九，自為極可能之事也。”刊《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10頁。的呂尚是滿懷希望來謀求發展的，但商王朝在紂王的統治下政治腐敗，官場黑暗。為了謀生，呂尚不得不干屠牛、賣飲等粗活。《尉繚子》雲：“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飲孟津。”《索隱》引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韓詩外傳》說，呂望“屠於朝歌，天熱肉敗”。《戰國策·秦策》說他是“朝歌之廢屠”。
前引屈原《天問》載：“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陳子展先生的解釋是：“師太公望在店做屠夫，姬昌怎麼認得他？聽到動刀揚起的聲音，文王怎麼喜悅它？”陳子展：《楚辭直解》，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如此看來，屈原對於太公望與姬昌相識於列肆的說法是持懷疑太度的，而王逸的解釋顯然歪曲了屈原的意思，因而不足憑信。
《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載：“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這裡需要澄清兩個問題：
一是“呂尚處士，隱海濱”之“海”，應是“河”之訛。酈道元《水經註》卷九《清水》下“又東過汲縣北”注：“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遁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作為商紂王別都的朝歌，在汲縣北之淇縣東北，呂尚隱居於汲縣北的磻溪，可以就近參與營救周文王的活動。
二是“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一段話中漏掉了一個人，週拱辰《離騷草木史》：“散宜生、南宮適、閎夭學於太公，太公奇三子之為人，遂酌酒切酺結契焉。”可證。既然是散宜生、南宮適、閎夭三人曾向呂尚學習，素知呂尚的才學，自然要招呂尚為他們出謀劃策，但具體“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的三人是散宜生、南宮適、閎夭，而不包括呂尚。
周文王從羑里脫險後，返回了封地。雖然呂尚參與了營救周文王的活動，但他只是出謀劃策，所以並不願與他們一起返回，更何況他對周文王的賢能只是道聽途說，所以還想進一步做“百聞不如一見”的考察。出於這種目的，呂尚隻身前往周文王的封地，隱居於渭水流域，正如《水經註》卷十七《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於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丸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磻溪的所在地，據《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鳳翔府·寶雞縣》載：“縣東南八十里有磻溪谷，巖谷深邃，磻溪石及石室存焉，太公垂釣處也。北流入岐山縣南，為璜河入於渭水。”磻溪在今寶雞市南，發源於終南山，北流經磻溪鎮入渭水。太公之所以在渭水支流——磻溪閒情釣魚，一方面這是其祖宗世代居住的地方，有思念先祖的情結，但更重要的是他“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呂氏春秋·首時》。
周文王返回封地後，也風聞呂尚到了自己的封地。於是，在其大臣的策劃下，以狩獵為名，在渭水流域尋找呂尚的踪跡。蒼天不負有心人。周文王君臣終於在渭水之陽找到了呂尚，不僅尊他為“太公望”，而且立為國師，這件事詳載於《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周文王遇呂尚於渭之陽，不僅文獻有記載，考古資料也有反映。1976年，岐山周原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其上的刻辭有云：“王其□，茲用既吉，渭魚。”王宇信先生據此分析說：“渭，'即渭河'。魚，'即漁也'。此卜辭當指周王於渭河捕魚的事情。'周王'，即指周文王。可證史載文王曾出獵渭濱是可信的。得姜尚於渭陽之事亦非子虛烏有。”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209頁。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的二重證據顯示，渭水之陽（北）是姜尚與周文王的初始相見之地。
綜上所述，姜太公又叫太公望、姜尚、姜子牙、呂尚，其出生地在今山西霍縣。商末，近乎“而立”之年的呂尚，為了振興家道，從其出生地（今山西霍縣）出發，向南進入商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去（今河南省）謀求官職。但商王朝在紂王的統治下政治腐敗，官場黑暗，為了謀生，呂尚不得不干屠牛、賣飲等粗活。呂尚雖在朝歌幹過屠牛一類粗活，但那裡並不是他與周文王的初始相見之地，而他們的初始相見之地無疑是在渭水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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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齊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宣兆琦
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曾經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從而被稱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然而，近代社會的中國卻大大落後於西方社會了。落後就要挨打。因而，自1840年爆發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起，中國便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中華民族開始了長達百餘年的戰爭失敗後的被迫割地、賠款、開商埠的屈辱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掀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從而進入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運動的新時期。在這場偉大的民族復興中，齊文化發揮了並且必將繼續發揮其積極的推動作用。本文試從以下三個方面討論這一問題，敬請方家正之。
一
文化不只作為一個符號象徵，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民族的最重要的標識，更重要的在於：文化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一個民族聯繫的紐帶，文化是一個民族動力的源泉。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指引著民族前進的方向，決定著民族的未來。因而，一個民族的複興首先應是文化的複興。
當代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主要任務是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那麼怎樣才能完成這一光榮而又艱鉅的任務呢？江澤民同志說：“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繼承和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又說：“我國幾千年曆史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結合時代精神加以繼承和發揚。”江澤民同志強調指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黨和人民從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們都要積極繼承和發揚。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這就明確告訴我們，當代中華民族文化的複興，應該而且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
淵源於炎帝文化、東夷文化和姬周文化的齊文化，初步形成於公元前11世紀初葉的薑太公封齊建國，歷經西周、春秋、戰國、嬴秦，結束於西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以降，齊文化與魯文化融合，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影響中國中古社會達二千年之久。由此可知，齊文化不僅是我國一支優秀的傳統地或文化，而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來源之一和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塊瑰寶。齊文化不僅在中華傳統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當代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偉大運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試舉幾例以證之。
其一，齊文化的變革精神。《管子·內業》說：“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心術下》說：“一物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正世》進一步明確指出：“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齊文化的這種變革精神外化在齊人的行為上，則表現為齊國歷史上產生了三次偉大的變革運動。
齊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變革發生在西周初葉。齊國的開國君主姜太公在封齊伊始，就以超凡的智慧和驚人的魄力，把殷商時代的東方習俗與姬周集團政風禮制相結合，制訂了“因其俗，簡其禮”， “尊賢智，尚有功”，“勸女工，極技巧”，“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基本國策和相關措施，從而完成了對夷俗和周禮的第一次改造。
齊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變革發生在春秋的中前期。偉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齊桓公小白的信用和支持下，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全方位的系統而深刻的變革。
齊國歷史上的第三次變革發生在戰國初期。“一鳴驚人”的齊威王在鄒忌的輔佐下，厲行法治，重賞嚴罰，國內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個個恪盡職守。齊威王又懸賞納諫，興利除弊。結果齊國大治。
實踐證明，齊國歷史上的每次變革都為其生命機體注入了新的血液，帶來了新的活力，使齊國一步步地成為大國、富國和強國，完成了霸業、王業和帝業，書寫了一篇篇以變革求生存、謀發展的華章。
其二，齊文化的開放精神。齊文化的開放性，首先表現在經濟上的對外開放。齊國建國伊始所面對的具體情況是：人少，地狹，土壤鹼化，五穀不生；近海，有魚鹽之利；多山，擁桑麻之饒；地處交通要道，商旅往來頻繁等。這些都為齊國的對外開放提出了強烈的要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姜太公從立國那天起，就沒有自我封閉起來，而是把視野拓展得很寬很寬，把目光投得極遠極遠，將齊國以外的廣大地區都納入本國經濟發展體系之中，積極推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從而奠定了齊國開放的經濟模式。管仲執政期間，不僅繼承了姜太公這一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而且給這一政策注入了更大的活力。他積極地利用本國的有利條件發展對外貿易。在外貿工作中，管仲有一個著名的論點和指導思想，那就是“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管子·地數》。意思是說：一個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不僅能使天下的寶物都為我所有，為我所用，而且還能使外國人、外國貨物為我所有，為我所用。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之寶壹為我用”的目的。否則，“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管子·輕重甲》。戰國時期，齊國的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齊都臨淄成為當時商賈雲集的海內一大都會。不僅如此，齊文化的開放性還表現在思想和用人路線的對外開放。《管子·牧民》說：“毋曰不同生（姓），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齊人正是以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的博大胸懷，以超越宗族、鄉里和國度的開放精神，海納百川，攬天下之賢才，成文化之淵藪，這就是戰國時期齊都稷下學宮的出現。對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孟子荀卿列傳》亦載：“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由此，稷下學宮成了戰國百家爭鳴的場所，稷下之學成了
其三，齊文化的民本思想。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萌芽於殷末周初。當時的統治者及思想家鑑於民眾在殷滅周興、天下更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深化了對民心向背和民眾力量的認識，提出了“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尚書·酒誥》，“敬德保民”《尚書·康誥》，“民惟邦本，本固國寧”《尚書·五子之歌》。等觀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加劇，民眾地位提升，民眾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日漸突顯，因而民本思想在當時的思想界發出一道燦爛奪目的光芒來。春秋首霸之輔、齊國賢相管仲無疑是當時民本思想家的傑出代表。《管子·霸形》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又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子·小匡》复說：“士、農、工、商，國之石民。”在春秋中前期，管仲能夠提出“人本”、“民本”主張，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正是在“人本”“民本”思想的支配下，管仲在政治實踐中提出了利民、富民、惠民和政順民心的一系列主張和措施。關於利民，《管子·版法解》說：“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管子·五輔》又說：“得民之道，莫如利之。”關於富民，《管子·治國》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關於惠民，管仲主張對老、幼、病、殘等“行九惠之教”。更難能可貴的是，管仲提出了“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至理名言。並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提出了從民“四欲”，去民“四惡”的主張。《管子·牧民》說：“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來；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因而要求執政者盡可能滿足人民謀求生存的願望和要求，多給人民以實惠。只有做到愛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順民心，令合民意，才能實現政通人和、長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齊文化中還有諸如務實精神、兼容精神、智謀精神等豐富的優秀成分，在此不再一一列舉。僅此，以一斑窺豹，便可足見齊文化對當今社會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對和諧社會的建設，一句話，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複興所具有的啟迪意義和借鑒價值了！
二
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要解決這一主要矛盾，就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要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要抓緊時機，加快發展，……努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這就告訴我們：大力發展經濟既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物質基礎，又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內核。
進入21世紀以後，文化觀念和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越來越看清這麼一個道理：經濟與文化血脈相連，企業發展要講企業文化，地方經濟發展離不開地方文化，文化也是生產力，今天的文化不僅僅是一種事業，而且還是一種產業，文化產業化早已拉開了帷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不斷推進，包括演出業、影視業、音像業、文化娛樂業、文化旅遊業、網絡文化業、圖書報刊業、文物和藝術品業以及藝術培訓業在內的各類文化產業正在全面融入社會生活，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既然文化正在產業化，既然新經濟模式中的“人才經濟”、“注意力經濟”與“創造力經濟”三種形態共通的地方在於，給人或物以及人的活動增加智慧和魅力變得異常重要，而“文化力”正是其動力之源，那麼文化與經濟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離。也可以說文化即經濟，經濟即文化，文化經濟時代已經悄然到來。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齊文化產業為當代中華民族的複興，從經濟層面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僅以齊文化旅遊業為例來討論這一問題。
如眾周知，旅遊業是朝陽產業。進入21世紀以後，在旅游資源豐富的地區，旅遊業大有發展為主導產業或者主幹產業的趨勢。旅遊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增強綜合國力和振興中華民族方面佔有重要的地位。
山東是一個旅遊大省。齊文化旅遊是山東五大旅遊區之一。淄博市旅游資源豐富，景點眾多，而齊文化旅遊則是淄博市旅遊業的龍頭。以齊都臨淄而論，目前已建成的旅遊景點就有：齊國歷史博物館、東周殉馬坑館、臨淄中國古車博物館、管仲紀念館、世界足球博物館、臨淄石刻博物館、賈思勰紀念館、齊國瓦當藝術館、姜太公祠、丘穆公祠、齊園等，形成了以博物館群為特色的齊文化旅遊中心區。此外，在山東省境內建成的齊文化旅遊景點或景區還有：濱州市惠民縣的孫子兵法城、東營市廣饒縣的孫武紀念館、青島市膠南的田橫島景區、煙台市龍口的徐福旅遊中心、臨沂市郯城縣的馬陵古戰場旅遊點、聊城市莘縣的馬陵之戰紀念館、初步形成的齊長城旅遊線等。這些眾多的齊文化旅遊景點或景區，經過多年的建設和運營，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重大的影響，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提升齊文化旅遊的品位，擴大齊文化旅遊的影響，打造齊文化旅遊之都，齊文化發祥地臨淄已經成功地舉辦了兩屆國際齊文化旅遊節。
2004年9月，在認真研究各地節慶活動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臨淄區依托齊文化，以“一人一球”為主線，緊緊抓住姜太公這個齊文化的代表人物和“足球起源地”這個黃金品牌，成功舉辦了以“文化藝術的盛會，人民大眾的節日”為宗旨的首屆國際齊文化旅遊節。
旅遊節期間，臨淄區精心策劃了一系列充分展示齊文化底蘊的活動，讓中外來賓“領略齊文化遺產、感受齊故都風情”。來自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和姜、丘（邱）氏後裔700多人參加了開幕式和祭姜大典。央視精品欄目《同一首歌》的加盟和“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成功確認，使整個節慶活動成為彰顯齊文化魅力的亮點。
旅遊節期間，聰明的臨淄人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為齊文化旅遊節注入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大眾化的內容。推出的“一元錢遊景點活動”，受到了群眾的普遍歡迎，使各文化旅遊景點遊人如織。兩天內接待遊客20多萬人次，僅齊文化書畫展和瓦當藝術展就接待遊客6000人次，整個齊文化旅遊節期間共接待遊客30多萬人次，不僅人氣旺盛，而且取得了可觀的旅遊收入，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好評和積極支持。
2005年9月12日，第二屆國際齊文化旅遊節在齊都臨淄再次開幕。本屆旅遊節包括臨淄足球博物館揭牌及“魅力臨淄”國際攝影大賽、民間祭奠姜太公、第六屆國際齊文化學術研討會、經貿洽談會、一元錢遊景點、齊文化形像大使評選等活動。
第二屆國際齊文化旅遊節歷時五天落下帷幕。期間，經貿招商洽談會暨簽約儀式邀請到來自韓國、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印度等10多個國家的客商代表，姜氏、邱氏宗親會代表以及國內10多個省市的客商代表，共計200餘人。經過多方的共同努力，共達成簽約項目60個，總投資50.6億元，其中外來資金44.9億元，境外資金1.72億美元；簽訂合同項目33個，總投資31億元，其中外來資金27.3億元，境外資金1.4億美元。同時還吸引海內外遊客33萬人，比2004年增長10%，旅遊收入1.37億元。
在簽約的投資合同中，投資過億元的項目有七個，總投資19.66億元，佔合同投資總額的63.4%。僅中國太平洋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齊魯化學工業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規模就達五億元。另外，本屆旅遊節還以“姜太公”這一臨淄獨一無二的文化品牌為紐帶，吸引前來祭祖的海外姜氏後裔1500餘人，並與中華邱氏宗親會（姜姓的一個分支）達成意向，在齊魯化學工業區內建立專門園區，由姜氏後裔按照化工區的產業政策和園區規劃，負責引進外商進行成片開發，建設姜太公後裔工業園。
為把旅遊節辦得有聲有色，臨淄區以開放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引入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辦節機制，確立了“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企業協辦、市場化運作”的辦節思路，通過啟動民資、吸引外資，投入社會事業領域。齊都文化體育城、姜太公廣場等項目的建設和改造全靠市場化運作。同時，把各項活動的冠名權、承辦權和各種宣傳機會推向市場，籌集社會資金230多萬元，基本上保證了辦節的需要，闖出了一條“以節養節”的市場化運作新路子。
連續兩年舉辦的兩屆國際齊文化旅遊節，向中外賓朋集中展示了臨淄厚實的文化基礎、良好的城市環境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對於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彰顯臨淄千年古都風采，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健康協調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活動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齊文化旅遊之外，其他的齊文化產業，如齊文化禮品業、齊文化出版業、齊文化影視業、齊文化特色的餐飲業、齊文化娛樂業、齊文化演出業、以蹴鞠為載體的齊文化體育業等，無不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並且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總之，齊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提高了山東尤其是淄博的國際知名度，促進了山東尤其是淄博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且也必將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
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一體化的今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良好的國際環境，離不開國際友人的支持和全球華人、華僑的參與，而齊文化恰恰可以作為溝通國際社會的渠道和聯絡全球華人、華僑的紐帶和橋樑。關於這一問題，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
其一，齊文化學術交流活動，聯絡了國際友人，團結了海外華人、華僑，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一支重要力量。齊文化歷史上對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以及其他國家與我國的香港、台灣地區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齊文化的豐富內涵、優秀品質和精神，對當今世界產生了無窮的魅力。因而，齊文化為眾多的海外學者和有關人士所喜愛、所關注。他們學習齊文化，研究齊文化，傳播齊文化，使齊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從而使齊文化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運動中、為取得良好的國際環境和海外華人、華僑以及國際友人的認同與支持做出了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齊文化領域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近20次，其他形式的學術交流和姜氏後裔尋根祭祖活動更加頻繁。正是在齊文化的學術交流中，在姜氏後裔尋根祭祖活動中，加強了我國與國際友人和台灣地區、海外華人、華僑的密切聯繫，並且取得了他們對中華民族復興的認知和支持。
比如，韓國學者、韓中哲學會會長、東國大學哲學教授金弼洙博士在第五屆齊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期間說，他最初是研究周易的，來中國訪問已經25次了。三年前，韓國政府看到《管子》一書中的諸多精闢論述，對當今社會有著很強的現實指導性，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外交等各個領域的問題，都能從這本書中尋到很多有益的啟示，特別是眼下國際上存在的一些棘手問題，也能從這本書中找到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為此，韓國政府向韓國國家研究會提供了4500萬韓幣，專門用於研究《管子》和此書的翻譯出版。他說，齊文化對韓國的影響很大，十幾年前，《晏子春秋》的韓語本就在韓國出版了，並且一直是暢銷書。姜太公釣魚的故事和春秋霸主齊桓公，那更是家喻戶曉了。韓國教育代表團到稷下學宮的遺址上建起的稷下中學參觀時，還寫下了“韓國文化源於稷下學宮”的題詞。他還說，韓國和淄博不僅要在文化學術上進行交流，更應該在經濟上進行合作。
再如，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朱榮智博士在第五屆國際齊文化學術研討會期間說，文化是我們的根，是一種淵源，在當今社會，全球經濟國際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華文明一脈相承。齊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家爭鳴”就發生在淄博，研究和開發齊文化，對當今我們發展經濟、提高我們的人文素質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說，我們有豐厚的文化底蘊，有古代先賢智慧的積累，這是我們的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根。參見《中外專家暢談齊文化》，《淄博日報》2002年8月9日第六版。
姜太公之後，姜氏已發展出一百多個姓氏，姜氏後裔遍布世界各地。血濃於水，根連著根。臨淄早已成為姜氏後裔心目中的聖城，姜太公衣冠塚和依此而建的薑太公祠、丘穆公祠早已成為姜氏後裔尋根祭祖聖地和凝聚族心的基石。因而，齊文化為姜氏後裔所傾情、所苦戀。每年9月的薑太公聖誕日，都會迎來數以千計前來朝拜的薑氏後裔。韓國前總統盧泰愚作為姜氏後裔，幾年前就來臨淄拜祭。2005年9月12日，來自韓國、泰國與台灣地區的1500餘人姜氏後裔舉行了大規模的祭祖活動。第二屆國際齊文化旅遊節開幕式上，來自泰國的薑氏後裔合唱的一曲“我的家在哪裡？家在中國！”引來全場雷鳴般的掌聲。情深誼切，催人淚下。此時此刻，無不深感情感與文化力量的巨大！
其二，世界足球起源地的確認，使齊都臨淄成為世界足球愛好者的家園。
2004年6月9日至11日，世界足球起源專家論證會在臨淄成功舉行。36位國內體育文史專家和齊文化研究專家以古代文獻史料和考古學資料為依據，多角度論證了世界足球（即中國古代的蹴鞠）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齊都臨淄。7月8日，國家體育總局正式簽署意見，同意將該學術成果“公佈介紹或使用”。2004年7月15日，在第三屆中國國際足球博覽會新聞發布會上，亞洲足聯秘書長維拉潘正式宣布：“國際足聯和亞足聯已經確認，中國的淄博臨淄為世界足球的起源地。”隨後，維拉潘以及國家體育總局領導正式向淄博市和臨淄區頒發了“足球起源地”的證書和紀念杯。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在隨後舉行的亞洲杯開幕式上鄭重宣布：“我們對足球歷史的研究發現：足球，起源於中國一個叫臨淄的城市。” 
為了進一步弘揚蹴鞠文化，發展足球事業，推動臨淄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臨淄區委、區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基礎性工作。一是在2004年成立了足球產業開發辦公室，全面負責足球文化、運動及產業的開發工作。開通了蹴鞠網站，制定出台了《關於在全區中小學廣泛開展足球（蹴鞠）運動的實施意見》，在全區推廣普及蹴鞠文化知識。二是集中開展了蹴鞠文化展示。2004年12月9日，組織開展了第十個世界足球日慶祝活動；2005年4月2日，臨淄蹴鞠隊在國內最高足球賽事——中超聯賽開幕式上進行了蹴鞠表演，展現了蹴鞠文化的魅力，彰顯了足球起源地風采，贏得了現場四萬球迷和場外億萬觀眾的一致好評；5月29日，組織舉行了“中國明星足球隊世界足球起源地探源行大型文體活動” 。三是以政府和企業共同開發的運作方式與中國美術家協會齊魯美術館共同建設目前世界上全面、系統展示足球兩千多年發展史和世界足球發展風貌的首家足球博物館——臨淄足球博物館。
為了進一步向世界強化淄博臨淄的足球起源地地位，2005年5月20日，應國際足聯邀請，淄博臨淄足球起源地代表團赴瑞士參加國際足聯百年慶典閉幕式，受到了國際足聯及五大洲足聯負責人的熱烈歡迎。淄博臨淄作為足球起源地得到了足球界的廣泛認同和稱讚，成為此次閉幕式的主角。閉幕式上，放映了介紹足球起源地淄博臨淄的電視專題片，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發表了演講。布拉特說，足球起源地代表團的到來，使國際足聯總部的所有人員都十分興奮。我向淄博臨淄表示敬意。他說，足球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大運動，是從起源於中國臨淄的一項遊戲延續而來的。閉幕式後，布拉特主席向淄博臨淄頒發了足球起源地認定證書，贈送了百年慶典紀念牌匾。國際足聯的全體官員及五大洲的足聯負責人為淄博臨淄題詞和簽字留念。本次活動，300多家國內外強勢媒體進行了宣傳報導。淄博臨淄作為世界足球起源地得到了國際足聯的進一步確認和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認同。齊都臨淄成為世界足球愛好者的家園。
其三，臨淄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取得階段性成功，從而使齊文化成為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臨淄是齊國故都，是齊文化的發祥地，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臨淄作為“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一”的齊國都城擁有800餘年的歷史。悠久的歷史為臨淄留下了浩繁的文物古蹟，被譽為宏大的“地下博物館”。臨淄現有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三處（齊國故城、田齊王陵、桐林田旺遺址），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五處（臨淄墓群、後李遺址、董褚遺址、稷山漢墓、大蓬科遺址），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十三處，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6處。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些齊文化遺產不僅是臨淄的，也是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共同珍貴財富。2004年3月25日，隨著臨淄區文物局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的正式掛牌成立，臨淄區以“齊故城”為主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正式啟動。
“保護世界遺產，促進世界和平”是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的主題。臨淄乘著大會的東風，在著名的園林城市蘇州一展她的神秘面容，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她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投資20多萬元製作的齊國故城——臨淄展覽，通過文字、圖片、多媒體等手段，向參觀者展現了齊國故城、殉馬坑、桐林（田旺）遺址、田齊王陵、春秋殉車馬、足球起源地等內容，讓與會的代表領略了齊文化的博大精深。
2005年4月，臨淄區編寫的“齊國故城及齊王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文本報送到國家文物局申報世界遺產處，文本受到國家文物局有關人員的好評。4月15日，“齊國故城及齊王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文本論證會在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召開。與會專家給予這個文本充分肯定。目前，臨淄區積極爭取、主動聯繫，力爭2005年內進入預備清單。最近，臨淄區又準備將齊國蹴鞠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臨淄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階段性成功，大大提高了齊文化的國際化程度，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拓展了國際空間。
總而言之，齊文化精神的弘揚，齊文化產業的開發，齊文化的國際交流與傳播，是在新時期中華民族復興運動中進行的，同時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注入了一股活力，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並且必將繼續發揮其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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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民族之根追溯文明之源
——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寶雞市隆重召開
2005年10月2－4日，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寶雞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寶雞炎帝研究會承辦的“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炎帝故里——陝西省寶雞市隆重召開。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南、陝西、河南、台灣等12個省市和地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國的70多位對炎黃文化研究有素的專家學者濟濟一堂，探尋中華民族之根，追溯中華文明之源，研討源遠流長的薑炎文化，弘揚敢為人先、百折不撓、造福於民、自強不息的炎帝精神。
這是一次高規格、高層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緊張而熱烈的氣氛中，與會專家學者緊緊圍繞“炎帝與民族復興”這一主題，以科學嚴謹的求實精神，運用最新研究成果，對炎帝的起源地、炎帝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姜炎文化與中國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進行了比較充分而深入的討論。尤其對炎帝誕生地、遷徙等長期帶有爭議性的問題，與會專家學者從新的角度、以新的材料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論證，認為寶雞是炎帝的最早起源地，是炎帝故里，是姜炎文化的發祥地。寶雞作為姜炎文化、周秦文化的發祥地，在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發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研討會上，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文彬教授在開幕辭中說，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期，我們更要大力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自覺地把弘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與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結合起來化為振興中華、造福人民的實際行動。與會學者還就本次研討會的意義也發表了意見，一致認為，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回憶歷史，面對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和恐怖勢力的威脅，“台獨”分子的日益囂張，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顯得重要和迫切。所以，我們今天召開“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就不僅對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而且對進一步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凝聚民族力量，振奮民族精神，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研討會期間，與會學者還參觀考察了北首嶺仰紹文化遺址、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和法門寺博物館等景點，使大家對寶雞深厚的歷史文化有了更為具體、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對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寶雞炎帝研究會）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
開幕辭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文彬
（2005年10月3日）
各位學者、各位專家：
同志們，朋友們：
大家好。正當丹桂飄香、碩果累累的豐收時節，我們歡度國慶五十六週年之際，今天上午在寶雞隆重舉行了全球華人祭祀炎帝大典，我們每個人都心潮澎湃，激動不已。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寶雞炎帝研究會聯合召開的“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天下午又在歷史文化名城寶雞市隆重召開，更使我們精神振奮。我謹代表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對不遠萬里出席研討會的各位海內外學者、專家表示誠摯的歡迎，向蒞臨、指導研討會的寶雞市委、市政府的各位領導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向為這次研討會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的寶雞炎帝研究會和有關部門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同志們，朋友們，寶雞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勝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我們的先民很早就曾在這裡生息、繁衍。大量的考古發現證明，這裡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和源頭之一。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炎黃二帝已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紐帶，是中華民族的根，在每個中華兒女心裡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炎黃二帝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從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和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這裡說的乃是黃帝、炎帝兩個氏族部落的由來，並不是簡單地說炎、黃二帝是少典、有蟲喬之子，但可以說，少典、有蟲喬是一個婚姻集團，炎、黃兩個部落從一開始就是友好相愛的部落，或者說這四個氏族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事實亦是如此。雖然如《史記·五帝本紀》所言：“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也曾“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但最終結成了部落聯盟，形成中華民族的雛形，炎帝和黃帝一樣，都是中華文明基礎的奠基者和開拓者，後世中華兒女也都以“炎黃子孫”而自豪。那麼，炎帝何在?這是學術界至今仍在研討中的一個問題。早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和徐旭生先生等就來到寶雞進行調查，開展考古發掘，並獲得相當重大收穫。5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寶雞北首嶺發現了新石器時代半坡類型的仰韶文化遺址，為探研炎帝故里和炎帝氏族——中華民族華夏集團源頭奠定了科學基礎。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調查研究，一般而言，炎帝發祥地應在渭水上游的一帶或者在寶雞、岐山周圍。2002年又在寶雞關桃園發現了關於北首嶺時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為研究姜炎文化提供了新線索。此後，炎帝部落為了自身的發展，有可能沿黃河流域向東遷徙至中原和華北山西晉東南一帶，這也是河南、山西同樣有炎帝遺跡傳說的原因。在仰韶文化後期大約相當於公元前3500年左右，由於社會財富有所積累，社會分化日趨尖銳，炎帝族部落與其他氏族部落之間發生征伐、融合，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在氏族部落大融合時期，炎黃部落積極發揮了“協和百族，揖睦四鄰”的整合作用，對“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寶雞不僅有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而且是周秦文化的發祥地、根據地，著名的“青銅器之鄉”。清道光年間先後出土於岐山的大盂鼎、小盂鼎毛公鼎，新中國成立後出土的茹家莊弓魚國玉器和青銅器，賈村出土的何尊，自1976年開始發掘的周原遺址(宗廟建築基址)及大批西周甲骨、玉器、陶器、青銅器，扶風莊白村、齊家村，岐山南麓董家村出土的史墻盤，以至2003年眉縣楊家村由五位農民首先發現的青銅窖藏和出土的27件青銅器，大大震驚了學術界。這些器物造型奇特，莊重雄渾，工藝精湛，紋飾繁縟，構思巧妙，鑄造規範，時間準確，是西周時期考古的空前發現。其中逨盤銘文多達370字，四十二年逨鼎279字，四十三年逨鼎310字，銘文引述文王、武王等十二代王世，與《史記·周本紀》所列西周王世完全一致，這是繼史墻盤銘文之後更為重要的考古實物實證，同時還涉及到對西周曆法、月相和單公家族功業等史實，為研究西周歷史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寶雞這塊神奇的土地，隱藏著太多的秘密，正在揭開她原來的面紗。
寶雞不僅有古老的文化傳統和豐富的文化遺產，而且也是我國工業基地和全國綜合國力百強市之一、全國園林城市之一、雙擁模範城市之一、全國優秀環保衛生城市之一。我三次到寶雞，深感寶雞近十年來發生的巨大變化，寶雞的蓬勃發展，已向世人展示，她的明天將會更美好，我們謹向寶雞市人民表示敬意和祝福。
當前我國正處在歷史發展的新起點，全黨、全國人民正闊步邁向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黨的十六大指出：“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綜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文化對社會發展的導向，對社會道德的規範，對社會矛盾的調整，對社會經濟的推動，以至對外敵入侵、團結禦敵的抗爭都起著巨大的激勵、鼓舞、教育、鞭策的作用。在紀念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使我們對民族文化精神的作用有了更深切的體會：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就是中華魂、民族魂的偉大勝利；就是堅持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品格的昇華，就是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團結意識，不畏強暴、敢於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民族英雄氣慨的充分體現和偉大勝利。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我們更要大力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自覺地把弘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同與時俱進、銳意創新的時代精神結合起來，並轉化為振興中華、造福人民的實際行動。
大家知道，民族的興衰榮辱靠的是文化維繫的強弱。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民族命脈、文脈、血脈的根，而且是我們非常珍貴的思想之源，我們一定要珍重和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們不能產生民族沙文主義，更要反對民族虛無主義。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時期，加強國際經濟和文化交流中要抵制那種“文化全球化”、“單一化”和“西方化”的種種謬論。對於從事炎黃文化研究的文化學者來說，就是：一是要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弘揚炎黃文化的“和為貴、諧為美”的文化精神，和以處眾，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內和外順。二是要使炎黃二帝成為增強中華兒女凝聚力，實現民族復興大業、團結奮鬥的象徵。鄧小平在許多場合都講祖國統一是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併題寫了“炎黃子孫”，陳云同志寫了“炎黃子孫，不忘始祖”的題詞。我們研究會及其他炎黃文化研究團體，都要為加強民族團結，實現和平統一，“協和萬邦，和平共處”，以真正實現“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這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機統一的社會”。只要我們把握住時代的脈搏，緊緊抓住“發展機遇期”，處理好“矛盾凸顯期”，提煉和深化、昇華炎黃文化的和諧精神，“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我們就一定能達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目標。三是要深入研討炎黃文化的內涵、價值，堅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要互相否定、互相排斥。中華文化淵源流長、博大精深，經過了幾千年的漫長發展過程，許多地方保留有炎黃古老傳說是很自然的，而且也不能把炎黃看成是一個人、一個部落領袖，一個地區首腦人物，要從歷史長河的全過程去分析研究，把中華民族史的發展看做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過程。用今天的眼光觀察遠古歷史，顯然是不行的。正是歷史的積澱發展才能形成今天欣欣向榮、生生不息的民族融合大家庭。
我想，這也就是我們這次在炎帝故里探討“炎帝與民族復興”的現實意義。不妥之處，敬請各位專家指教。
祝研討會圓滿成功! 
祝各位學者專家、海內外的各位朋友身體健康，吉祥如意!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辭
中共寶雞市委副書記吳新成
(2005年10月3日）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女士們、先生們：
金秋送爽，五穀飄香。正值舉國上下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6週年之際，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與寶雞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天隆重開幕了。在此，我謹代表中共寶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對蒞臨此次學術研討會的各位領導和海內外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並致以親切的問候！
寶雞地處關中西部，是陝西第二大城市，轄3區9縣，總面積1.82萬平方公里，總人口374萬，其中市區人口138萬。
寶雞是西部工業重鎮。寶雞自“一五”和“三線”建設以來，經過5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現已形成以機械、電子、食品、有色金屬為四大支柱產業和以64戶國有大中型企業為骨幹的雄厚工業體系。裝備製造、電子儀器儀表、有色金屬、菸酒食品等具有較強的勢力和優勢；重型汽車、數控機床和精密磨床、電子儀器儀表、石油鑽採設備、鐵路橋樑及鈦材等60多種產品銷量居全國乃至世界同行業前列。寶雞高新區經濟總量位居西北地區13個國家級高新區第二位。寶雞還有鉛、鋅、煤、黃金等30多種儲量可觀的礦產資源。雄厚的工業基礎、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投資環境，使寶雞成為承接國際和東部產業轉移、進軍西部的戰略要地，並先後被國家列為技術創新示範城市、關鍵技術集成及應用示範城市、全國首批製造業信息化重點城市。
寶雞是中國西部重要的交通樞紐。寶雞位於陝、甘、川三省的結合部，自古就是一個商貿集散中心地。隴海、寶成、寶中鐵路在此交匯，是歐亞“大陸橋”上的第三個“十”字；川陝、姜眉、310國道從此通過。通暢便捷的交通和區位優勢，使寶雞成為陝甘川寧毗鄰地區的中心城市，成為西部大開發“以線串點”的重要支點和國家關中高新技術產業開髮帶的“西部龍頭”。
寶雞是歷史文化名城和旅遊勝地。經考古證明，距今四五萬年以前，寶雞地區就開始了原始先民的活動。進入一萬年以後的新石器時代，寶雞成為當時黃河流域原始先民生息的重要地區之一。距今八千年前後，關桃園人創造發明了“骨耜”，開始了點耕農業；距今七千年前後，北首嶺人創造發明了“聚落”，開始了定居農業；隨後的福臨堡、石嘴頭人創造發明了鋤耕農業。《國語·晉語四》記載：“炎帝以薑水成”。炎帝在今清薑河、渭水流域以農立族，開發發展，創造發明了姜炎文化，將寶雞渭水流域新石器文化推向繁榮。之後，隨著炎帝族的四方遷徙，在今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亦留下了炎帝遺跡，出現了炎帝文化。上古時期，寶雞不僅為姜氏故地，而且有周、邰、微、邢等部族方國。夏、商時期，寶雞為雍州陳國地。西周為岐周王畿，有西虢、散等封國。春秋、戰國時為秦國中心區域，設有陳倉縣。所以，我們說，這裡既是姜炎部落的起源地，也是周秦文化的生長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凝聚著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之魂，在專家學者心目中佔有崇高的地位。正如一位著名學者所說；“我敢預言，至二十一世紀，凡治文史者，如不諳寶學，定非飽學之士也。”為此，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寶雞不僅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和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造就了豐富而獨特的人為景觀和自然景觀。這裡的著名文物和古蹟有被譽為“天下第一文物”的石鼓，鎮國之寶何尊、逨盤等；有出土數以千計青銅器的周原、楊家村等遺址，周文王訪賢、姜太公垂釣的釣魚台，延續千年的周公廟，神秘莫測的秦公一號大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古遺址褒斜道，諸葛亮興兵伐魏的五丈原古戰場，供奉佛指舍利的唐代皇家佛教名剎法門寺，宋代名將吳玠、吳璘兄弟抗金古戰場大散關，譽為渭北明珠的鳳翔東湖，張三豐隱居修煉的金台觀等。著名的自然景觀有雄偉壯觀、驚險奇特的太白山國際森林公園，幽靜秀麗、炎帝仙逝的天台山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五峰挺立、祀天祭地的西鎮吳山，原始風貌的嘉陵江源頭，歐洲風格的關山草原，“雞鳴之瑞”的雞峰山等。與寶雞悠久的歷史文化相伴而生的，還有剪紙、刺繡、泥塑、社火臉譜等多姿多彩的民間藝術。布製枕頭豬、泥塑羊、泥塑馬曾被選為生肖郵票圖案。因此，寶雞在被譽為“青銅器之鄉”的同時，也被譽為“民間工藝美術之鄉”。此外，寶雞的飲食文化也是很豐富的，岐山臊子麵、豆花泡饃、鳳翔臘驢肉、西鳳酒等享譽省內外。悠久而獨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觀，每年都要吸引海內外數百萬遊客前來寶雞尋根祭祖和觀光遊覽。如許多外國朋友所說：“不到陝西，不算到中國；到了陝西，不到寶雞，只知秦漢，不知周秦。”姜炎、周秦文化，佛教聖地法門寺，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已成為寶雞旅遊文化的三大品牌。法門寺、太白山國際森林公園已躋身於國家“4A”旅遊景區。
近年來，市委、市政府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搶抓西部大開發歷史機遇，以始祖炎帝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開拓創新、造福於民的精神為源泉，以人為本，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始終如一地把加快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改革開放作為第一動力，把改善投資環境作為發展生命線，圍繞建設“四市”（即工業強市、畜牧大市、旅遊名市、現代化生態園林大城市）、“兩個最佳”（即西部最佳投資環境和最佳人居環境）、“三個寶雞”（即誠信寶雞、平安寶雞、人文寶雞）的思路目標，舉全市之力，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使寶雞進入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態環境良好、社會和諧穩定的黃金發展時期。繼獲得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城市、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秀城市、全國雙擁模範城市“五連冠”等多項榮譽之後，去年，寶雞在西部率先建成了國家環保模範城市和國家衛生模範城市，跨入了中國綜合實力百強城市行列。目前，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已經國家測評考核，創建國家園林城市正在積極開展之中。
寶雞悠久豐厚的歷史文化，不僅是我們研究認識中華五千年來文化史、文明史、民族史的珍貴資料，而且是我們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現代文明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為此，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寶雞的文史專家學者，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以“開發古陳倉，建設新寶雞”為己任，與省內外專家學者聯合，就炎帝與寶雞、姜炎文化與周秦文化、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姜炎文化與現代文明等課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先後發表論文、論著200餘篇（部），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七次。這些論著和研討會，多角度、多層次、多學科、全方位地研究和探討了炎帝的生地、遷徙和功德，姜炎文化、周秦文化的內涵和特徵，炎帝與漢民族，姜炎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現代文明的關係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對於更好地弘揚炎帝精神、凝聚海內外智慧和力量，實現民族復興，對於繁榮寶雞哲學社會科學，提高寶雞知名度、擴大寶雞影響力，推動全市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今天，我們召開的“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繼2002年召開的“炎帝與漢民族”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又一次有眾多海內外一流專家學者參加的高規格、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這既為各位專家學者開展學術探討和交流提供了一個平台，也是我們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這次研討會的勝利召開，必將在寶雞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在我國炎黃文化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
同志們、朋友們，我們衷心希望各位專家學者，能夠通過此次學術研討會和參加全球華人省親祭祖活動，走近寶雞，了解寶雞，熱愛寶雞，宣傳寶雞，對寶雞的建設和發展建言獻策。同時，我們也懇切地希望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今後繼續多關注寶雞，多來寶雞做客，為寶雞的發展和繁榮貢獻聰明才智。
最後，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祝各位在寶期間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
閉幕辭寶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馮月菊
(2005年10月4日）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同志們、朋友們：
大家好！
歷時兩天的“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各位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今天就要閉幕了。在此，我代表大會組委會和寶雞市委、市政府，向籌辦這次研討會作出辛勤努力的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表示衷心感謝！向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表示摯誠的敬意！
這次“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是首屆“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的一項重要活動內容。在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有關方面的重視努力下，在各位專家、學者的關心支持下，這次研討會開得很成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達到了預期目的。會議期間，各位專家、學者參加了省親祭祖大會開幕式，觀看了文藝演出，以崇敬的心情參加了祭祖大典，拜祭了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文始祖——炎帝。同時，緊緊圍繞會議的中心議題，積極開展學術研討和交流活動。兩天來，大家通過現場參觀、交流研討，不僅交流了學術成果，結識了新朋友，增進了友誼，而且親身感受了寶雞這塊神奇土地上凝聚的深厚的薑炎文化。各位專家學者豐富的學識、嚴謹的治學精神、求真的科學態度、民主的學術論理，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們深受鼓舞。
這次“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是一次高規格、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的都是國內外有較大影響，在炎黃文化研究方面很有建樹的知名學者。研討會主題鮮明，內容豐富，各位專家的見解獨特新穎，觀點科學精闢，可以說是繼2002年“炎帝與漢民族”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又一次學術盛會。各位專家、學者圍繞“炎帝與民族復興”這個主題，以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以科學創新的精神，運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對炎帝與寶雞、炎帝與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姜炎文化與中國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充分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尤其是對炎帝的起源地等長期帶有爭議性的問題，從新的角度，以新的材料，進行了論證，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寶雞就是炎帝故里，是姜炎文化的發源地。
這次學術研討會開得氣氛熱烈，順利圓滿。由於各位專家、學者的辛勤工作和各方面的精心籌備，研討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次研討會的召開，有利於我們進一步挖掘、整合寶雞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更深刻地認識炎帝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中的地位與作用，明確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也有利於進一步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承中華文明，振奮民族精神，凝聚全世界炎黃子孫的智慧和力量，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對於我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動歷史文化研究工作，活躍哲學社會科學，促進寶雞經濟社會全面快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同志們，炎帝和黃帝一樣，都是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文始祖，是開啟一個文明時代的象徵，是促進民族團結的強大的精神文化動力。炎帝不僅是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面精神旗幟，也是中華民族持續發展的力量源泉，更是全世界中華兒女血脈相連、攜手共進的文化標誌。作為炎帝故里的人民，我們倍感自豪。緬懷先祖，弘揚炎帝功德，更好地傳承“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創新創造、為民造福”的薑炎文化精神，是我們市委、市政府和374萬寶雞人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將乘著這次“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之東風，充分利用各位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一如既往地加強對炎帝和姜炎文化的研究，大力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朋友們，寶雞不僅是姜炎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發祥地。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為我們提供了開展學術研究的豐厚資源。我們殷切地希望各位專家、學者，能夠以這次研討會為契機，常到寶雞來走一走、看一看，我們熱情地歡迎各位專家、學者和各界朋友來觀光旅遊，採訪交流，進一步感受歷史孕育的華夏文明，領略古陳倉、新寶雞的獨特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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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炎帝文該文由王東玉、霍彥儒撰寫。
寶雞市人民政府市長姚引良恭讀
維公元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歲在乙酉，時在金秋。全球華人代表，以虔誠崇敬之心，念茲在茲之情，尋根歸宗，省親祭祖，謹以俎饈醪漿之薦，時花雅樂之隆，致祭於中華民族人文始祖之陵。曰：
吾祖炎帝，赫赫功烈。始創人文，教化以開。種五穀以殷倉廩兮，民無饑饉；嘗百草而創醫藥兮，人免殃災。織麻衽衣兮，風雪無虞；日中設市兮，商貿往來。剡木作矢兮，民以安居；削桐制琴兮，舞樂怡懷。帝之惠德，江河行地，澤被九垓；帝之功勳，日月經天，光耀萬代。
泱泱華夏，偉哉大哉。皇皇中華，曄哉煌哉。周秦漢唐，顯中華民族之雄風；四大發明，領世界科技之先鋒。絲綢開路，連接歐亞通四海；七下西洋，首啟航海達五洲。文明古國，唯我華夏；綿延瓞續，源遠流長。迨至近世，列強割宰；國運危艱，百姓怨哀。吾族奮起，擎抗戰之大旗；吾民怒吼，舉禦敵之刀戟。挽神州以免陸沉，赴國難而顯慷慨。逐敵寇复我獨立，建新邦揚眉吐氣。今我中華，幸逢盛世；改革開放，百業蒸蒸。港澳回歸，雪洗國恥；神舟凌空，揚我國力。友邦睦鄰，和平崛起。
帝誕常羊，脈通中華千座山；祖成薑水，情系華夏萬條河。吾之陳倉，風光旖旎。南瞻太白之險峻，北仰吳山之秀美；金渭湖波飛船蕩舟，金台公園輕歌曼舞。吾之陳倉，歷史悠久。姜炎發祥開農耕文化之先河，周秦肇始創禮樂文明之興盛。今之寶雞，奮發圖強。以人為本，謀百姓之福祉；強市為舉，致萬眾之富裕。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上下協力，實現小康理想。吾之秦人，勤勞聰穎。承先祖之基業，拓人類之文明。吾祖故里，日新月異。
炎黃子孫，仰先祖以繁衍；中華文明，因悠久而光燦。縱使天涯海角，吾民連心連筋連骨肉；任憑風雲變幻，吾族同祖同宗同血脈。兩岸一統，民心所歸；國家興旺，吾民之幸。今我同胞，身膺重任。實現復興，夙夜惟夤。用告始祖，佑我業成。值此金秋吉日，謹懷赤子之心，弘祖盛德，並以民族復興之偉績，慰我先祖。
伏惟
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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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詞三則
一
“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學術處：
值此“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之際，我謹以個人身份來函表示熱烈祝賀，希望此次大會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因身體欠佳，不能前來與會，是以為憾！此致，敬禮！
北京大學教授鄒衡
2005年9月16日
二
炎帝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
炎帝與民族復興研討會寄來的邀請函早已收到，十分感謝。我因有其他事情，不能參加此次學術研討，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學習機會。所好此次盛會即將出版論文集，我將把缺的這一課補上。
陝西寶雞地區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是炎帝的故鄉，被考古學確定的“姜炎文化”有許多學術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研討。現在全國有關中外學者云集寶雞，就古代和史前若干問題進行研討，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是心嚮往之。現在學人們有一共識：民族復興必須有文化復興。而文化復興的中心議題是傳承祖國的優秀文化，使之與人類的優秀文化結合起來。如果沒有民族優秀文化作為基礎，所謂借鑒全人類優秀文化也就成了無根之木和無源之水。我們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關這個大課題的重要思路幾乎和優秀的民族文化有關，是民族文化的繼續和發展。比如，“以人為本”的理論論述早見於《管子·霸言篇》，《孟子》全書的中心思想就是“以人為本”等等，不勝枚舉。當然，我們今天倡導的“以人為本”和古代有所不同，但是有沒有這樣的歷史文化傳統，是大不一樣的。又比如，“和”是中國優秀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範疇之一，儒宗和道宗都追求和諧；至於如何達到，這兩大思想體系則有不同的觀點。今天，中國共產黨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借鑒古代民族文化中的和諧論而加以提升和發展，形成了體現民意、集中民智、親近民生的政治哲學體系。總之，“傳承文明、開創未來”這八個字就是我們文化復興的主題思想。
陝西省寶雞地區有得天獨厚的古文化資源，將這些資源發掘出來，加以研究，具有國際影響。朋友們都知道，去年在寶雞地區扶風縣召集的法門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夏季在周原召開的考古發掘方面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都取得很大成績。這些學術活動不僅能夠提升本地區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且會轉化為經濟物質收益，使寶雞地區的民生得到進一步發展。將寶雞地區、寶雞市建設成為我國西部現代化的名城和地區，已經不是一種設想，而是快速的步伐在逐步實現中。我很欽佩寶雞地區寶雞市的領導，他們很有遠見，他們在著力抓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環節的時候，對文化建設、對文化資源的開發、研究和利用也用了很大力量。寶雞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更加使人欽佩。我衷心祝愿寶雞地區、寶雞市繁榮昌盛，祝愿這里文化建設取得更大成就，祝愿此次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西北大學、清華大學雙聘教授
陝西省軒轅黃帝研究會會長張豈之
2005年9月2日
三
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
值此盛會勝利召開之際，我謹代表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我本人表示熱烈的祝賀！
炎、黃二帝是全球華人的人文共祖，歷來受到大家的尊崇和敬仰。在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上，大家無不以是“炎黃子孫”的一員而感到驕傲；由炎黃二帝開創的偉業，無時無地不是激勵大家奮發圖強、艱苦奮鬥、創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面對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格局，發揚炎黃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團結起來，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和平崛起，是全球炎黃子孫的共同任務。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作為以研究、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首要任務的學術團體，願意通過此次盛會和大家一起就如何開展炎黃文化研究，炎黃文化如何與考古學文化相對應，炎黃文化的核心內容與炎黃精神的核心價值，今後如何更好地發揚炎黃精神等問題交換意見，展開討論；為更好地繼承與發揚優秀文化傳統，促進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自己的貢獻。祝大會圓滿成功！
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謙
200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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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觀點綜述
霍彥儒
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寶雞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寶雞炎帝研究會承辦的“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5年10月2－4日在寶雞市隆重召開。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河南、陝西、台灣等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及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等國的7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共收到論文58篇。主要圍繞炎帝的起源地、炎帝與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姜炎文化與中國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展開討論。
一、關於炎帝起源地及遷徙、生活時代的研究
1.炎帝的起源地與遷徙
在炎帝的起源地問題上，儘管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作為一個重要問題開始進行研究，幾乎每次研討會都要涉及。至今，雖還有陝西寶雞、湖北隨州和山西高平、長治等不同說法，但是，從目前研究的整體情況來看，炎帝的最早起源地，“一般地來說，學術界通常主張在今陝西寶雞一帶”宮長為：《2004年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綜匯》，《先秦史研究動態》2005年第1期。儘管如此，在本次研討會上，這一問題還是引起了多位專家的興趣。有五位專家的論文依據文獻和考古資料，對此做出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均認為，炎帝族自今陝西寶雞地區發祥後，其一支遷徙於山西的晉東南地區（古稱上黨地區），創造了華夏族以粟作農業為主的經濟生活，建構了華夏族以英雄祖先崇拜為特徵的心理素質；一支遷徙定居於今河北涿州一帶，與黃帝、蚩尤通過戰爭而融合，確立了以黃帝為中心、以中原為核心的生存地域；另有一支先遷住於陳（今河南淮陽），後又徙居於湖北、湖南，最後建立了楚國，把華夏族的生存區域擴大到了長江流域。在遷徙的路線上，有學者認為，一支從渭河東去，一支從秦嶺南，沿漢水向東南到長江流域。有學者還依據《山海經》等文獻，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寶雞北首嶺出土的陶塑人頭像，可能是當時的炎帝像。”當然，這還需要從考古學上作進一步的考證。有學者提出岐山之薑水的“姜”，是由今清薑河的“姜”在炎帝族的東遷中帶去的。有學者依據周公廟遺址的新發現、殷墟甲骨文和民族學等資料，認為《國語·晉語》中司空季子所講有關炎帝、黃帝的古史傳說是可信的，其歷史進程確實存在。還有學者以寶雞關桃園出土的骨耜、炎帝妻子部落的興起地甘肅隴西等考古資料為依據，認為寶雞就是炎帝的起源地。但也有學者認為，炎帝生於薑水而孕於仇池山。並指出，《帝王世紀》中所說“女登”“有龍首感”而孕的“常羊”山不在寶雞，而是指甘肅西和縣的仇池山。這些觀點的提出，對我們進一步研究炎帝的起源地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2.炎帝的生活時代
炎帝生活時代的界定也是多年來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它涉及到上古史的年代排序問題。儘管這幾年通過多次討論，意見基本趨於一致，但還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對此問題的討論，首先涉及到炎帝與神農氏是一人還是兩人的問題。從本次會議提交的論文看，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神農氏即炎帝。另一種觀點認為，《史記》未將炎帝與神農氏視為一人，而到了東漢以後，開始將炎帝與神農氏連稱。持前種觀點的，認為炎帝（姜炎文化）的生活時代，其上限在公元前6000年前後，下限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持後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炎帝的生活時代距今5500— 5000年。有學者還根據《國語·晉語》“生黃帝、炎帝”的記載，認為炎帝與黃帝生活於同一個時代，還可能比黃帝稍晚。儘管在具體的年代上還存在著不同意見，但從目前學術界來看，認為炎帝生活於仰紹文化晚期與龍山文化相交之際則是基本一致的意見。這個問題的明確，有助於我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認識。
二、關於炎帝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
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的探討，自20世紀80年代就已引起學術界的注意。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更加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興趣。所以，我們本次研討會將炎帝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加以討論是很有意義的。從提交的論文和研討會上交流來看，大家比較一致地認為，用目前流行的關於文明起源的標準來衡量，至今還未發現炎帝時代的文字、城市等，文獻中也未有已建立國家的記載，但是，炎帝對農業（主要是栽培穀物的培育和耒耜的發明和使用）、陶器、音樂、醫藥、交易等的發明，尤其對農耕文化的貢獻，說明炎帝時代已處於中華文明起源的初期，或者說處在前夜是無疑的。對於中國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來說，農業的出現在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無疑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它表明了一個里程碑式的新時代的開始，即“炎黃文化是中華民族進入文明時代的象徵”。為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奠定了基礎。各種文明因素，即文字、城市、國家等，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漸萌生出來的。為此，有學者認為農業革命標誌著中華文明的起源的看法是不無道理的。炎帝創立的以農耕文化為主要內涵的薑炎文化，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對中華文明因素的產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有學者認為，炎帝神農時代是在更早文明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的文明時代，是一個地域廣闊、政治文化較為統一的國家社會，它為中國以後的發展，為我國舉世無雙的文化奇蹟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有學者以炎、黃阪泉之戰的歷史傳說，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路徑，即阪泉之戰後，炎黃部落聯合體漸有地緣關係的新因素滲入出現了形成中的貴族國家。這種貴族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在大禹治水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與規範化的運行，從而成為中國早期國家形成和演進的基本路徑。此問題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尤其是對農業文明與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關係的研究。
三、關於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所謂姜炎文化，是指以炎帝為首的薑炎族在寶雞渭水流域所創造的以農耕文化為主要內涵的兼有醫藥、音樂、交易、陶器等多種物質和精神形態的一種土著文化。它是藉用鄒衡先生對寶雞地區出土的一種器物——高領袋足鬲而命名的。姜炎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本次研討會有七篇論文涉及到這一問題。有學者認為，姜炎文化的基礎是農耕文化，而農耕文化最初所產生的民本思想為歷代民本主義之源。有學者從文化結構入手，通過漢字和相關文字資料的分析，認為植根於農耕文化的華夏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有學者認為，炎黃二帝是超越地區、民族、制度，在全世界華人中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祖先崇拜和文化認同，以人而不是物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突出的是人文構想，這是中華文化元典之元。尤其是炎帝發明的“飲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禮的本源。有學者通過綜合黃河中下游的考古發現和有關的古史傳說，認為有關對大火星的觀察、祭祀和火正的起源似乎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一是以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圖形“ ”為代表的東夷系統；另一是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星火彩陶紋樣為代表的炎帝系統。這兩個系統相交匯於中原的濮陽、鄭州、新鄭、商丘一帶，其結果就是祝融部族的產生和火正祝融的出現。這說明炎帝族對我國上古先民的天文曆法中的“大火歷”的產生也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學者以文獻資料為依據，梳理了炎黃二帝與中華姓氏文化的關係。認為炎黃二帝與中華姓氏有著密切的關係，是中華姓氏文化形成的主要來源之一。有學者認為，因為周人繼承了自炎帝神農氏及烈山之子柱以來的前人所開創的農耕文明，在此基礎上又形成和發展了周人的農耕文化，才又在此物質經濟基礎上形成了周人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總之，此次研討會從比較廣泛的視角探討了炎帝、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四、關於姜炎文化與中國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
本次研討會共有六篇論文涉及到這一問題。主要是從繼承和弘揚炎帝精神，培育民族精神，加強“三個文明”建設，構建和諧社會，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加以論述。有學者將炎帝精神概括為“總結經驗，發展生產；前仆後繼，頑強奮鬥；氣吞山河，藐視困難；顧全大局，維護大局；足智多謀，靈活應變”等五個方面。有學者將炎帝精神概括為“為天下先”的無私奉獻精神、勇於探索的開拓創新精神、剛健有為的自強進取精神和以人為本的親民務實精神。有學者將炎帝精神概括為重德尚和精神。我們說，不管從哪一個方面概括，炎帝精神都蘊含和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和基因，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豐富奠定了基礎。在談到我們今天繼承和弘揚炎帝精神、姜炎文化的意義時，有學者認為：“21世紀的到來對炎黃文化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信息社會、知識經濟迅猛發展的時代。而這兩者所蘊有的內涵並非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長處，有的還是短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與時俱進、後來居上的條件和機遇。高科技愈發展，愈要呼喚人文精神，這是學術界的共識。所以說21世紀是人的世紀，是高揚人文精神的世紀，這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主流。用這一主題重新審視炎帝文化，用現代文明的觀念選擇、揚棄、繼承、創新、促進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大課題。” 
五、關於炎帝文化研究的反思
這是本次研討會的一個特點。有四篇論文對過去炎帝文化的研究做了回顧和思考，並對今後的研究提出了意見。有學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近年來出現的炎帝研究熱，從其特點，即民間性、經濟性、尋根性，從其價值，即歷史、文化、精神，從其方法，即哲學、社會科學、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等方面予以反思。有學者通過其炎帝文化研究的再思考，認為學術研究也要與時俱進，要根據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對以往的有些觀點要重新認識。有學者認為，炎黃文化的研究經過了三個歷史時期，即先秦到清末是炎黃文化研究的準備期和奠基期，20世紀初到70年代末是炎黃文化研究的成型期和發展期，改革開放以來是炎黃文化研究的活躍期和繁榮期，並提出了炎黃文化研究有待於進一步突破的幾個問題。有學者從歷史及現實中存在的“重黃輕炎”的現象提出，要改變這種狀況，很有必要加強對炎帝文化的研究和宣傳，使之與黃帝一樣，成為在新時期復興中華民族，凝聚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精神支柱與紐帶和橋樑。所以，加強炎帝和姜炎文化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另外，在提交的論文中，有學者還對炎帝祭祀、炎帝文化傳播、“炎帝”概念、“炎黃子孫”的稱謂、炎帝與中華民族以及與炎帝、姜炎文化有關的蚩尤、精衛、姜嫄、齊文化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境外學者還就西北少數民族心態、新加坡中醫藥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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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由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世界華人協會和寶雞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在寶雞市隆重舉行。在此期間，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寶雞市人民政府（主辦）和寶雞炎帝研究會（承辦）聯合召開了“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此次“大會”的重要內容之一。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山東、河南、陝西、台灣等省市及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高等院校、社科研究單位的7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共收到論文58篇。我們依據研討會主題，從中篩選了44篇論文，編輯出版了這本《炎帝與民族復興》。
此集論文以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姓氏學等多門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多側面地對炎帝與寶雞、炎帝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姜炎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姜炎文化與中國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提出了新的觀點和見解。尤其對過去長期有爭議性的一些問題，從新的角度，以新的材料，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論證，達成了共識：寶雞是炎帝故里，姜炎文化的發祥地。讀者通過閱讀論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另外，為了使讀者能夠全面了解本次研討會的內容，我們還收集了與研討會有關的材料，附錄於論文之後。
同時，為了豐富內容，更為具體地認識寶雞是炎帝故里，還收錄了由時任市長姚引良命意的以“寶雞炎帝研究會”署名的《寶雞炎帝故里全球華人老家》一文，並以“代序”置於首篇。在此，還要特別提到的是我們寶雞炎帝研究會、寶雞周秦文化研究會的兩位顧問——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先生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許啟賢先生，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對我會、我市的炎帝·姜炎文化研究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支持，先後幾次來到寶雞參加學術活動和講學。為此，我們在收錄了鄒衡先生賀信的同時，也收錄了許啟賢先生髮表於《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上的《從炎帝傳說研究早期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一文，以表達我們寶雞學人對二位先生的懷念。
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寶雞市人民政府有關領導的支持，亦得到了寶雞市社科聯、陝西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的支持。在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的編輯、校對工作由霍彥儒、高強、王宏波三位同志完成。對有些稿件作了文字的改動，若有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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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席會議與提交論文（提要）人員名單
吳新成：中共寶雞市委副書記、寶雞炎帝研究會顧問
翟拴堂：寶雞市人大副主任
馮月菊：寶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寶雞炎帝研究會名譽會長
田志剛：寶雞市政協副主席
趙榮俠：寶雞文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肖炳良：寶雞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孫天義：黃帝陵基金會理事長、教授
張文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教授
王俊義：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教授
王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教授
董光璧：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洪成玉：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鳳雲：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馮廣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審
周延良：天津師範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
王子今：中央黨校 史研究室教授
宋超：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審
孫其剛：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
李尚英：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何星亮：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王貴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吳汝祚：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鄭光：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劉志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高廣仁：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瞿林東：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羅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王震中：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盛璋：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
姜竹：台灣姜氏宗親會常務理事
吉田篤志：日本東京文化大學教授
王業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
馬進：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教授
杜勇：天津師範大學科研處處長、教授
楊善群：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田兆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宣兆琦：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
陸思賢：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何光岳：湖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
劉彬徽：湖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傑祥：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
李紹連：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
程有為：河南省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劉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
易德生：湖北省社科院博士生
徐日輝：浙江工商大學旅遊學院教授
梁晉高：山西高平市神農鎮鎮長
劉寶才：西北大學中國思想史研究所教授
張維慎：陝西曆史博物館科研處副研究員、博士
楊東晨：陝西曆史博物館研究員
王暉：陝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張文立：西安臨潼秦俑博物館研究員
田靜：西安臨潼秦俑博物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石興邦：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何炳武：陝西省社科院古籍所所長、研究員
秦開鳳：陝西省社科院古籍所
楊亞長：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王學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雷依群：咸陽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教授
淡懿誠：三秦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編審
霍彥儒：寶雞炎帝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寶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負責、研究員
王宏波：寶雞炎帝研究會副秘書長、《寶雞社會科學》編輯部主任、助理研究員
葛祥鄰：寶雞炎帝研究會副會長
彭 ：寶雞炎帝研究會副會長、寶雞文理學院歷史系教授
劉芳：寶雞炎帝研究會常務理事、寶雞文理學院歷史系教授
孔潤年：寶雞炎帝研究會常務理事、寶雞文理學院圖書館館長、教授
高強：寶雞炎帝研究會副秘書長、寶雞文理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副教授
辛怡華：寶雞炎帝研究會理事、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劉明科：寶雞炎帝研究會理事、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景文：寶雞市社科聯主席、《寶雞社會科學》主編
肖瑜蓮：寶雞市社科聯副主席
曹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秘書
習靜：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秘書
張莉：寶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
明亮：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趙楠：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羅葳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雷念增：寶雞市社科聯秘書長
管珊紅：寶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
任遠：寶雞炎帝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