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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欲「稱帝」 余英時：表示習內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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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歷史學者、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今天表示，無論是刪除憲法中國家主席「不得連任多於兩屆」的規定，還是習思想入憲，都是習近平害怕的表現，台灣不要被嚇倒了。（資料照）
2018-02-26 10:20
〔駐美特派員曹郁芬／華府25日報導〕知名歷史學者、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今天表示，無論是刪除憲法中國家主席「不得連任多於兩屆」的規定，還是習思想入憲，都是習近平害怕的表現，台灣不要被嚇倒了。
西方媒體多以「習皇帝」形容大權在握的習近平，余英時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中國自民國以來，其實都是皇帝，都是一兩個人在專政，民主在中國很難實行，台灣是唯一的例外，是一個特別的地方，證明中國人可以做民主。他要給台灣人打氣。
余英時表示，習思想入憲不稀奇，他兩年前就在自由亞洲電台上說過了，「寫入憲法就變成他權威，別人不敢再反抗他」。習上台最努力就是抓軍隊，把自己信任的人放上去，但這些人能否控制整個軍隊很難說。他說:「我認為他一定要出漏子的，只是什麼時候出，出什麼樣的漏子，我們不知道。」
著作在中國遭禁的余英時認為，這些發展都很自然，因為中共是一個極權政體，非由一個最強的強人出來獨裁不可。雖然有人認為習的權力會超越毛澤東和鄧小平，余英時卻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不是打天下的人。」
他表示，習就是要做一個獨裁者，過去30年出不了這樣的獨裁者是因為大家在過程中無法同意。在他看來，內部的危機很多，正是因為內部有很多人不同意習，才要把習的說法搞進憲法裡，目前也不敢指定任何人接他的班。
余英時分析，習近平的中國夢是權力不能搞丟，權與錢要在他手中。共產黨早也不是共產黨了，就是個獨裁政權體制，共產黨不但不要工人，工人也不能罷工，怎麼會是共產黨？
他指出，共產黨最厲害的是把所有私有財產都沒收了，抓在自己手上，現在是以黨來控制所有的資源，有錢的人都是靠黨支持才能變成大財閥，一旦政治失勢了，馬上就垮台。所以中國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就是共產黨。
余英時說，香港因為切身利害的關係，非反抗不可，尤其是年輕人在反抗。所以台灣不要把共產黨看得太偉大，覺得共產黨恐怖極了，他認為，共產黨內部缺點多得很，什麼時候爆發不知道，地方上的大規模武裝反抗，一年有幾十萬起，現在不報導了，所以外界不知道。
他表示，台灣不要被中國夢嚇倒，就是走自己和平民主的路，中共現在要打擊台灣，無所不用其極，台灣是個自由世界的象徵，但台灣民主面臨很大的考驗，所以執政黨要小心。許多共產黨的人已經滲透到台灣，有些報紙受它控制，有些名校的政治系學者完全以共產黨為正宗，把台灣看成是「偽的」，這些人並不可怕，台灣要的是維持民主、和平與自由的制度，一方面要寬宏大量；一方面要警惕。
余英時說，中國目前無法馬上民主，但這條路還是許多人所嚮往的，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往這方面走，沒有一個黨、一個團體或一個人可以控制這麼大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當年，台灣在國民黨控制時也看不出希望，連雷震都抓起來關了10年，所以自己要有信心。但是台灣也要有度量，讓愈多的人支持這個政權愈好，不管誰當政。

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 陳芳明VS.陳映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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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文學統獨論戰的回顧
在20世紀70年代的台灣文壇，雖曾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然而，並未因此而解決台灣文學屬性的問題，反而如陳映真所言：「70年代論爭所欲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迎來了全面反動、全國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因此，是否全面反動、保守姑且不論，但隨著政治上本土政權的確立，伴隨著台灣意識的高漲，連帶著也鼓舞著台灣文學台獨論述的昂揚。這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學界，目前對此問題的討論，才剛起步，但仍不可忽視其重要性。
特別是，繼之前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於80年代起，台灣文學領域，又逐漸颳起了一陣全面反中國的文學論述，中國認同的民族意識，逐漸已被新台灣人的國民意識所取代。
在葉石濤、張良澤、彭瑞金、陳芳明等文學評論者，不遺餘力的鼓吹下，台灣文學中的「文學台獨」論述，在政治力的推波助瀾及大環境的轉趨有利因素下，在台灣文壇已成一股來勢洶洶不可輕忽的力量。所以有必要於此時，對其進行觀察和討論。
解嚴後文學台獨論述與政治台獨思想的相關性
事實上，解嚴後的當代台灣文學台獨論述，是伴隨政治台獨的成長而發展的，尤其在海外台獨力量歸隊，本土政黨民進黨成立後，台獨的勢力益發不可擋。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逐漸崩解，台獨的力量，則透過各種管道，無孔不入的將觸角，伸入台灣社會各階層。
這當中藉由意識形態、文化思想來論述分離主義，是最有效的方法。也因此從80年代始，台灣島內圍繞著「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統一」及「獨立」的論述爭議，成為那個詭譎多變年代，最熱門話題的焦點。
當代文學台獨的論戰，始於1983年因著〈龍的傳人〉侯德健，赴北京進修而起的，這年6月《前進週刊》，刊登楊祖珺的文章〈巨龍、巨龍，你瞎了眼〉，對侯德健的「愛國的孩子」，作了批判的反諷。接著陳映真發表了〈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鴻文來回應，並對〈龍的傳人〉這首歌，廣為流傳而熱烈的愛國激情，表達深情地傾訴他，心中緣於「中國情結」而迸發的愛國激情。
陳映真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圍剿，並被冠上是無可救藥的「中國結」的「漢族沙文主義」、「愛國沙文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者。
論爭很快的就激化起來，首先是陳樹鴻的文章〈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粗糙的以二分法將「中國意識」等同於不民主，主張為了民主就必須排除「中國意識」。
緊接著陳映真透過與戴國煇的對談，批判「台灣結」是「恐共」、反共的表現，實際上，是台灣島內分離主義的「台獨」勢力，對大陸的抗拒，並明確表示其背後有台獨理念在支撐，和台灣緣於60年代興起的資產階級的理念。說穿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民族』的問題」。
此時陳芳明以宋冬陽筆名，發表〈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跳出來了，陳芳明從台灣文學切入，回顧了80年代以來台灣思想界、文學界有關台灣意識的論戰，對陳映真等人的主張，進行了攻擊。《夏潮論壇》上的〈台灣的大體解剖〉專輯，即是因陳芳明此長文而起。
親左《夏潮》與《台灣年代》針鋒相對
與《夏潮》針鋒相對的是《台灣年代》，它特別推出〈台灣人不要「中國意識」〉專輯，發表林濁水〈《夏潮論壇》反「台灣人意識」論的崩解〉、高伊哥的〈台灣歷史意識問題〉來痛斥《夏潮》的「中國意識」與「中國情結」。不久，《80年代》也加入抨擊《夏潮》的行列。
在諸多反中國意識文章中，有一特點值得注意，即開始美化日本殖民台灣，對台灣現代化開發的重要影響，換言之，把「崇日」情結兜攏到台獨的思想體系來。《夏潮》在島內不僅遭圍剿，在美國的《美麗島週報》也隔海砲轟，加入論戰陣營。這場以「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為切入口的大辯駁，文學台獨主義者，不但痛勦陳映真、戴國煇，最主要也是藉機鼓動風潮，檢驗台獨論述在島內市場的接受程度。
而反觀以陳映真為首的《夏潮》立場，仍是秉持「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人民抱著極深的認同和感情」，「願意跳出唯台灣論的島氣，學習從全中國、全亞洲和世界的構圖中去凝視中國（連帶地是台灣）的出路」。
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解嚴」之後，激烈程度減退，台獨勢力的新分離主義，又進入另一階段。
李登輝與民進黨的推波助瀾
90年代後，隨著李登輝的上台，國民黨政權迅速本土化，其後「兩國論」的拋出，更不掩飾其變相台獨的立場。而時為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於1991年10月在黨綱寫下「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應交由台灣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所謂「台灣前途決議文」。
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的廢除，使鼓吹和從事非暴力的台獨活動合法化，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上台後，便公開拋棄「一個中國」原則，整個台灣政治格局的大變動，原本的「台灣意識」意識形態，被「台灣主體性」之說所取代。
以文學場域而言，1991年陳芳明在〈朝向台灣史觀的建立〉文中，提出在台灣史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並主張在台灣文學中，亦是如此。這種不願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一支的文藝思潮，從80年代延伸而來，到90年代又更進一步發展，於此氛圍下，理所當然地，激化台灣新文學思潮領域的統、獨大戰。
台灣文學主體論，最早的淵源，可追溯自1965年復出文壇的葉石濤，在《文星》發表了〈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該文提出從理論解釋「鄉土文學」的概念問題。
1977年5月「鄉土文學論戰」方酣之際，葉石濤在《夏潮》又撰寫〈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從鄉土中衍生出「台灣人意識」的問題。葉石濤將台灣人意識推演到「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雖然認同台灣人在民族學上是漢民族，但在長期變遷下，早已發展了和中國分離，屬於台灣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義」。
葉石濤與陳映真的論戰
葉石濤的文章甫一披露，隨即遭到陳映真的批判，陳映真強調「台灣新文學在表現整個中國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精神歷程中，不可否認地，是整個中國近代新文學的一部分」。
陳映真隨後，即以「民族文學」為準的，極力頌揚「三十年來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學」，並稱許這些作家「使用了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國語言，表現了世居在台灣的中國同胞的具體社會生活，以及在這生活中的歡笑和悲苦；勝利和挫折……」。
陳映真的批判，葉石濤並不示弱，1982年元月，他糾合鄭炯明、曾貴海、陳坤崙、施明元等人於高雄創辦了《文學界》雜誌，鄭重其事的認為，台灣文學離「自主性」道路尚有一段路要走，希望台灣作家作品，要勇敢的去反映台灣這塊美麗土地的真實形象。
葉石濤的宣言，立即獲得海外台獨文學評論家陳芳明的聲援，陳芳明欣喜若狂的歡呼，台灣本土文學終於與「本土政治結合起來」，而邁向一新的里程碑。
陳芳明積極肯定葉石濤台灣文學本土性、自主性的論述，認為在文學史上是極為重要的發展，陳芳明甚至樂觀預估，「台灣民族文學的孕育誕生，乃是必然的」，它斬釘截鐵的說：「把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是錯誤的」，至此，陳芳明的「文學台獨」主張已十分明確的表露出來。
總之，在解嚴前夕，圍繞在台灣文學屬性的論辯，兩種文學思潮的鬥爭已是壁壘分明了。一邊是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台灣文學係中國文學之一環論」；另一邊是葉石濤、陳芳明為首的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論述，此南轅北轍的兩種主張嚴重對立，雙方各有其支持者，如詹宏志、呂正惠等認同陳映真之說；李喬、彭瑞金、高天生之流則附和葉石濤、陳芳明的看法。
旅美作家陳若曦試圖調解無效
從70年代，延燒迄今仍方興未艾，形成於20世紀末台灣文學的統、獨大論戰。後來，旅美作家陳若曦，曾試圖化解兩派之歧見，然彼此仍堅持己見，已無調和的空間了。
1986年，因為台灣作家李昂與鄭愁予，在國際文壇遭到歧視事件，引發了《台灣文藝》推出台灣作家定位問題之探討。向陽、李敏勇、羊子喬等本土作家紛紛撰文，強調台灣作家認同台灣，寫出台灣特殊面貌的重要性。否則既不寫台灣情事，又不被中國認同，最後成了可悲可嘆進退失據的邊緣作家。
龍應台的再度掀起波瀾
此事件之所以掀起波瀾，是龍應台的〈台灣作家哪裡去？〉文章中，認為台灣作家在國際社會備受歧視，絕大部分的責任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及中國正統觀，把問題焦點，鎖在台灣的「國家定位」上。藉此機會，具台獨意識的本土作家，決定順水推舟，以「台灣國際地位」問題，回應「中國立場」的挑戰。
例如李昂，就直接訴求「台灣文學劣勢一定存在，因為台灣在國際上，一直是『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台灣作家以後要用什麼稱呼，在國際上定位，恐怕是政府、文化官員，乃至作家，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李昂趁機提出台灣文學劣勢的新議題
李昂提出的議題，立即得到陳芳明的響應，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化》發表〈跨過文學批評的禁區〉，把「台灣文學」、「台灣作家定位」的問題與台灣前途糾結在一起，進一步認定，「台灣文學」反映台灣這個「經濟生活共同體」實質，和「中國定位」，是如何隔閡不入。
因此，陳芳明不客氣的批評，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根本是虛構性與虛偽性。隨著台灣意識的高漲，台灣人急於「出頭天」的渴望，在政治解禁的情況下，90年代後，文學台獨勢力，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陳芳明的崛起及其vs.陳映真的論述大對決
在大環境轉趨有利的情況下，旅美台獨大將陳芳明，發表一系列鼓吹文學台獨的文章，如〈是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時候了〉、〈在中國的台灣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等，突顯陳芳明是葉石濤之後，執「文學台獨」的牛耳地位。
在上述幾篇文章裡，藉由文學史的編寫問題，陳芳明繼續鼓吹「台灣沒有產生過中國文學」，攻擊「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統派主張，強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獨立的事實。
陳芳明是以移民社會的角度，來詮釋其理論。他說「台灣是移民社會，中國移民到了台灣以後，無不是以全新的『台灣人心態在開墾、生活的，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逐漸因地域、環境的條件，與中國隔離，而形成他們的特色』」。
準此而論，在與中國隔離的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台灣文學，當然與中國文學是互不隸屬的。
生力軍彭瑞金的強力奧援陳芳明
陳芳明的文學台獨論述，得到生力軍彭瑞金的強力奧援，彭瑞金特別還提出「台灣民族文學」的概念，並以「台灣民族」的理念，強調建構「台灣民族文學」的重要性。
彭瑞金的論調，得到林央敏、宋澤萊等人的支持，他們提出的「台灣民族文學」，就是要和中國文學劃清界線，他們最後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優良的「新民族文化」、「新民族文學」，此目標的前提，則是奠基於與台灣命運的契合。
新生代彭瑞金的高擎文學台獨大纛，立獲老驥伏櫪葉石濤的強而有力聲援，他接連撰寫了《沒有土地‧那有文學》、《走向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的悲情》等著作，開始明確宣揚文學台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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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 陳芳明VS.陳映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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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以「後殖民史觀」建構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與論述再度激發爭辯的新戰火
先是1999年8月，陳芳明在《聯合文學》發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一文，陳芳明稱其史觀為「後殖民史觀」，他指出台灣新文學運動，從發生到現在，穿越了殖民、再殖民與後殖民等三個階段。
殖民時期，指1895至1945年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時期；再殖民時期「則是始於1945年，國民政府的接收台灣，止於1987年戒嚴體制的終結」；至於後殖民時期，「當以1987年7月的解除戒嚴令，為象徵性的開端」。
這一史觀之所以特別，是陳芳明發明了「再殖民」一詞，且將此再殖民，含攝在國府統治台灣到戒嚴以前的這一個時期。
除批判國府的「戒嚴體制」外，也痛斥國府強行灌輸的「中華民族主義」當道，陳芳明說：「就像大和民族主義，對整個社會的肆虐，戰後瀰漫於島上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透過嚴密的教育體制，與龐大的宣傳機器，而達到囚禁作家心靈的目標。
這樣的民族主義，並非建基於自主性、自發性的認同，而是出自官方強制性、脅迫性的片面灌輸」。接著，陳芳明將台灣作家，因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分歧，而歸納為兩類：
一為接受政府文藝政策指導，以文學形式支援反共政策，宣揚民族主義，此為官方之文學；另一為抗拒中華民族主義，他們創造的文學，以反映台灣社會的生活實況為素材，對威權體制採批判態度，此屬於民間之文學。
換言之，陳芳明以認同民族主義與否來二分官方或民間文學，作為其貫穿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主軸，雖頗富創造性，但亦有其盲點之所在。
陳芳明論述中具爭議性的概念──「殖民」與「後殖民」的解釋問題
陳芳明論述中，最具爭議性的，是「殖民」、「後殖民」之概念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殖民」一詞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故使用時，宜遵守邏輯上的「同一律」，方能為學術界所接受。一般而言，「殖民」這個概念，係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掠奪資源、榨取財富，採用軍事征服之手段，對落後地區加以佔據的行為。
它基本上，有三個前提，一是其行為主體，是某個資本主義強國；二為它是向海外擴張，侵略他國，為奪取資源為目的；三為在其殖民統治下，殖民地被剝削壓榨，導致經濟凋敝，民生貧困。準此而論，國府治下的台灣，明顯是不符合「殖民地」標準的。
陳芳明之所以將國府治台期間，比擬為「再殖民時間」，原因是國府在台灣實施統治嚴苛的「戒嚴體制」，他認為這種近乎軍事控制的權力支配方式，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所以說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將此階段，視為「再殖民時期」，並不為過。
問題是，「戒嚴」、「統治嚴苛」能否等同「殖民」，恐怕有待斟酌。
其實陳芳明何嘗不知這些概念，是有區隔的，基本上，陳芳明此舉，尚有另一層用意，「殖民」本有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侵略之意涵。用殖民一詞含概解嚴前國府治台這一段，顯然有將國府，視為外來政權侵略霸佔台灣之意味，如此一來，將台灣民眾反抗國民黨的鬥爭，提昇至擺脫殖民統治，爭取民族或國家的「獨立」鬥爭，符合了其政治台獨的企盼。
陳映真對陳芳明論述的強烈反駁
陳芳明文章發表後，陳映真隨即在2000年7月的《聯合文學》發表〈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一文，加以批駁其濫用「殖民」一詞之不當。
8月的《聯合文學》陳芳明不甘示弱，以〈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敬陳映真加以反撲，尤其在創作文學的語言上，陳芳明說：「台灣新文學運動者，自始就是以日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三種語言，從事文學創作」。
其中，用台灣話，書寫致使台灣「與中國社會有了極大的隔閡」，陳芳明還說，「國民政府在台灣『不僅繼承』了『甚至還予以系統化、制度化』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社會內部語言文化進行高度壓制與排斥』的『荒謬的國語政策』。依賴於這種『國語政策』，中國的『強勢的中原文化，才能夠透過宣傳媒體、教育制度與警察機構等等管道，而建立了霸權論述』。
而這種存在於台灣的霸權論述，與日治時期的殖民論述，『正好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共犯結構』」。
對此，因著陳芳明的「多語言文學」的說法，陳映真指出陳芳明所說，台語遭到歧視，是有陰謀的，他其實是指，「中國國語」對台灣地區「閩南」和「客家」，兩種漢語方言的「壓迫」，從而暴露了陳芳明，妄圖把通行於台灣地區的漢語閩南方言、客家方言，說成是和漢語、日語一樣獨立的民族語言，以證明台灣是「分離於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
其實，閩南語固然是福建南方的方言，但在台灣它已是絕大部分福佬人的共通語言，它有其主體性，未必一定要附屬於國語的語言霸權下。
但陳芳明刻意說明，國府是如何的壓迫宰制台語，也有言過其實處，因為當時在教育體制內，固然強迫人人要說國語，但在廣大的台灣民間社會，政府並沒有用公權力，強行制止台語之流通。
且陳映真還舉日本、法國、韓國為例，說明世界各國，為了維護「國語的中央集權的統一」，普遍強制推行某種針對方言的特殊文化政策，國府治台後的「國語政策」，亦為這種文化政策的體現，這種世界各現代民族國家都做的事，何來「殖民統治」的「語言文化歧視」呢？
所以，陳映真認為陳芳明別有用心，故意炮製一種台灣話來，把台灣人講台灣話和中國人說國語，看作是絕對對立的鬥爭，從而證明此鬥爭不僅是語言的，而且，甚至是文學、民族乃至國家的對立鬥爭。
9月的《聯合文學》陳映真再度出擊，寫了〈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痛批陳芳明對台灣社會性質認識之膚淺與謬誤。
陳映真攻擊陳芳明的焦點，集中在其「社會性質」上。陳映真特別舉出「228事件」期間，倒在血泊中的宋斐如，在1946年元旦於《人民導報》的〈發刊詞〉及其後的〈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證明，戰後當時台灣的知識份子，提出要改變日據台灣時，「文化畸形發展」的局面，「教育台胞成為中國人」，「隨祖國的進步而進步」。
對於宋斐如、蘇新、賴明弘、王白淵等思想鬥士而言，要克服日據時期殖民地文化的影響，唯一之途，只有回歸中國，做主體的中國人。
即便在1947至1949年，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發生一場「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爭論時，歐陽明、楊逵、林曙光、田兵，甚至包括後來走向獨派的葉石濤，都強調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課題，和建設中國新文學的課題相關聯，強調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戰鬥的分支」，台灣文學工作者，是中國新文學工作者的「一個戰鬥隊伍」。
到了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葉石濤、王拓等人，仍迭次宣稱「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即使是陳芳明自己，也是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才和中國文學Say「Good Bye」。
而楊逵在〈橋〉副刊的文藝爭論中，以及1949年發表的〈和平宣言〉中，也屢屢疾言，反對台灣獨立論，或台灣托管論。
總之，針對陳芳明所謂外來中國，對台灣再殖民統治的說法，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說，陳映真是費力最多，以大批資料史實，予以強烈批判的。
雙陳各說各話——一場沒有共識即告暫停的文學統獨大對決
10月，同樣在《聯合文學》，陳芳明再拋出〈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嚴厲譴責陳映真對他的批判，是「在宣洩他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用馬克思主義「作為面具，來巧飾他中國民族主義的統派意識形態」，虛掩其「統派立場」。12月，陳映真以論戰，已經失焦，不願繼續糾纏下去，乃寫了〈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以示「論戰結束」。
陳映真指出：「陳芳明有關日據以降，『殖民地』社會－－『再殖民』社會－－『後殖民』社會『三大社會性質』推移的『理論』，既完全不合乎陳芳明不懂而又硬裝懂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社會性質）理論和原則，也經不起一般理論對知識、方法論、邏輯等要素的，即便是最鬆懈的考驗。
因此，不能不說，陳芳明『歷史三大階段』論，所謂『後殖民史觀』不論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論、或其他一般理論的基本要求看，都是破產的理論和史觀」，「因此，以破產的、知識上站不住腳的『三階段』去『建構』和『書寫』的、他的『台灣新文學史』之破滅，也是必然之事」。
爭辯後的吾人省思
樹欲靜而風不止，《聯合文學》上的二陳統、獨論戰，雖暫告一段落，然而，只要台灣還不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只要政治上的統、獨爭議仍在，只要國家認同的問題一日不解決，文學上的統、獨論戰就會持續下去，且情勢還會更趨激烈，更錯綜複雜。
其實，這無關對錯，而是因著政治信仰，所導致的對台灣文學的信念，唯一的問題是，哪方的論述，能較吻合台灣歷史發展的現象；哪方的分析，能貼切台灣人民的情感；哪方的說詞，能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此一問題，短時間可能還無法得到圓滿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