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中國人大、政協都是超級富豪 153成員合計擁19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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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號稱嚴厲打貪，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中的153名成員，總資產竟然超過6500億美元（約新台幣19兆元）。（路透）
2018-03-03 17:53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號稱嚴厲打貪，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中的153名成員，總資產竟然超過6500億美元（約新台幣19兆元），令人嘆為觀止。
據《紐約時報》報導，上海追蹤中國富翁資產的研究機構胡潤百富榜（Hurun Report）指出，全國人大和政協153名成員的總資產，比去年5000億美元（約新台幣14.6兆）暴增將近3分之1。實際算一算，增加的金額只比瑞士的年經濟產值差一點。
習近平除了打貪之外，還宣稱要縮小貧富差距，但中國當權者卻一直變成超級富翁。接下來全國人大預計會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讓習近平可以無限期擔任中國領導人。事實上，原本要保護工人權益消滅資本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在10多年前歡迎商人入黨，至今全國人大約有20％成員都是商人，因為人大代表的頭銜讓他們可以靠著威望做生意。
胡潤百富榜資料顯示，中國在去年增加210名億萬富翁，等於每個星期就有4個億萬鉅子冒出來，這種數量比美國高了40％之多。然而，中國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000美元左右（約新台幣11萬7000元）而已。

「中國」政權的本質（上）
─「講真的？饒穎奇：中共有心建立人民民主」
2018-02-17 15:57
鄭欽仁
學歷：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台灣歷史學會會長、首都早報總主筆、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台灣安保協會理事。[完整介紹]
在敘述習近平與「十九大」前，先留意中國的共產黨大會與國家的「全人代」大會的不同。由於媒體的論述往往沒有說清楚，而常使人誤以為「中國」的體制和我們一樣或差不多。圖為中國十九大習近平報告。圖／截自央視youtube直播
這一篇標題的附題是2017年12月16日自由時報刊載的標題，內容刊載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世盟）、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亞盟）總會長饒穎奇的談話。
饒穎奇的一段談話
報紙引述饒穎奇以總會長的身分一段致詞：
（1）據他長期與中國交流的經驗顯示，中國領導人「有心致力於建立『人民民主』的體制，（2）但中國對民主的看法與西方社會有不少分歧，（3）他期盼世盟有機會能與中國相關智庫對話，（4）加強促進中國與西方社會交流民主價值內涵。
以上一段話的阿拉伯數字是筆者加上的，有必要對他「長期與中國交流的經驗」加以探討，以辨明時事真相。
什麼是饒所說的「人民民主」體制
饒穎奇口中的「人民民主」的體制，究竟是什麼？依照1982年修訂、1983年1月頒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
「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與發展。」
很清楚的饒穎奇所說的「人民民主」實際上是「人民民主專政」，饒故意省略「專政」二字以混淆視聽。那麼什麼是「人民民主專政」，「序言」很明白的說「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饒所說的「中國領導人」有心建立的體制。
中國是共產黨的國家，非中國國民的國家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上引的「序言」又說；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由此看來，該國憲法明明白白指出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以只有共產黨纔可以執政，其他政黨或團體僅僅是政治花瓶而已。也因此，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並非是中國人的國家。沒有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世襲政權。
中國的「人民」不是一般國家所認知的國民
中國憲法所說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到底是何所指？最近福島香織（Fukushima Kaori）寫的「現代中國殘酷物語」一文直陳中國所說的「人民」和「國民」是不一樣的。中國共產黨用語的「人民」是指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教條下宣誓對「勞動者祖國」忠誠的人。對資本主義以及自由、民主憧憬的人們，不是人民而是人民之敵。（見日本月刊Hanada，2018年1月號。）福島所說的勞動者就是上引「序言」裡的「工人階級」、「工農聯盟」。回溯1949年7月毛澤東論人民民主主義專政時，謂民族資本家不能為革命的指導者；但目前的中國是由特種資本家（中共集團）壟斷政權。
「新官僚資本主義」階級專政
中國社會目前的狀況是無可救藥的貧富懸殊。上文說過的只有共產黨可以當政，政權由共產黨壟斷；黨員、黨的派系及整個黨都是貪腐集團。1949年以前中國的國共鬥爭，中共批判國民黨是「官僚資本主義」。現在的中共，是「新官僚資本主義」。
中共自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自毛澤東開始就是在黨內不斷的鬥爭而取得政權。排斥自由民主主義國家的政黨輪替機制（這就是中共喜歡標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權力鬥爭的手段，最淺顯的就是思想鬥爭和反腐敗鬥爭。後者是目前習近平的拿手把戲。
有人說，換一個角度看，是肅清黨內資本家、中產階級。但肅清後，黨內的利權、利益的再分配，與人民無關。分配後的結局，黨與人民的關係，前者是使役者，後者是被奴役剝削的對象。黨大會的費用不是出自黨費，而是國庫，也就是出自人民、企業等等的稅收。（參考上引福島的文章。）
中共「十九大」前已逐步終結「集體領導」體制
（一）黨與國家的位階
在敘述習近平與「十九大」前，先留意中國的共產黨大會與國家的「全人代」大會的不同。由於媒體的論述往往沒有說清楚，而常使人誤以為「中國」的體制和我們一樣或差不多。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上一次的第十八屆是2012年11月召開，最近的第十九屆是2017年10月18日召開。
至於國家性質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代會」），是國家性質，但沒有民主國家國會的權限，只是橡皮圖章。每年3月5日開幕，為期約十天。總理報告一年來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成長等以及今後一年的施政方針、預算、重要法案；審議只是形式的。相當於一般國家的國會議員之全代會代表約三千人，每年的工作就只有這十天的會議；和台灣的立法委員不能相比。
由於以上所說的「黨大會」是五年召開一次和「全代會」每年召開一次的情形不同；故習近平在五年前的2012年被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但國家的職務要在次年的2013年3月由「全人代」背書成為「國家主席」和「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是在黨的支配下。（參考附圖：「中國共產黨組織」表。）
至於「國家軍事委員會」的成員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是一致的；後者已在「十九大」前後決定，不必等到2018年「全人代」纔成為「國家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參照『東亞』月刊第606期第34頁，2017年12月。）
（二）兩次「全代會」的鬥爭與「習近平核心」
中共十九大決定習近平的第二任政權，習為了專權能夠控制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是該局頂尖的七個常務委員（包括習本人在內），必須展開鬥爭。
鬥爭的方法，有合縱連橫、妥協與整肅貪污之方式，在第一任的五年任內已經持續不斷，尤其利用王岐山為劊子手，已是衆所週知的事情，不擬在此贅述。
但對共青團出身的總理李克強來說，在2016年3月的「全人代」政治報告，照慣例在報告完時總書記習近平應與他握手表示慰勞之意，但李報告後，李竟不瞟一眼，三千名的代表與世界媒體都看在眼裏。
附圖：中國共產黨組織表
各地方最高領導人是黨委員會書記，第二位階是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等。按：從這個表看來，中國的國家機構（中央與地方政府）控制在中國共產黨手裡，黨的地位在政府之上，政府位置在第二位階，故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由此看來，中國的「人民」並非正常國家定義下的國民。圖／鄭欽仁提供
再看2017年3月的「全人代」，李克強以總理的身分報告；報告內容不是總理個人的看法，是代表共產黨最高指導部（政治局常委會）的決意。對於過去一年的經濟成長，李氏照現實主張6.5％以下，但習某要「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堅持在7％以上而不讓。結果是一年四季各有數據高低不一，統計局年度報告只好總括作「6.5％-7％」之間，被認為是不得不竄改以附和。問題是李氏的報告有全文的小冊，習某不瞟一眼，兩小時以上的會兩人的視線不曾有一次交集，李氏報告後臉色蒼白，李氏應負責主導的經濟政策受習某杯葛。但將來經濟政策若失敗，李氏必須負責，據說李氏有辭意。
重要的是「習近平核心」寫入黨章。
這一次「全人代」的報告，李克強最後不得不聲稱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更緊密的團結；也就是「習近平核心」的定調。原來黨中對此有意見，但是最後都屈服了。這是繼毛澤東、鄧小平後，為第三位稱「核心」者：此意味習近平的黨「總書記」更加獨裁。
制度上「習近平一強體制」
在「十九大」召開前不斷的傳聞中共的黨魁與國家主席要改稱呼與廢除任期制；兩者的政治操作是相互糾纏的。
（一）先說國家主席的任期。在憲法規定上是只能兩任，一任五年。這要改變就要在2018年3月的「全人代」。
（二）其次有關黨魁的問題。過去一直傳聞習想學毛澤東稱作「黨主席」，在二期連任（任期到2022年）後繼續掌權。毛死後，鄧小平改革，主席改稱作總書記，原則上兩任計十年。但黨章並沒有任期規定，習一時無法達成野心，故只好迴旋，等到國家主席能夠三任，藉故修改黨章，延長任期。
（三）不再指定繼承人。過去自鄧小平以後都指定繼承人；習近平野心想兩任之後繼續壟斷政治，故証實「十九大」前的傳聞，不立繼承人。
思想統治下的「習近平一強體制」
首先先回顧習近平的權位。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習當上黨最高權位的「總書記」，2013年任「國家主席」與黨‧國的「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九大」決定「習近平核心」列入黨章（已經在上文說過）；權力集中在個人身上的象徵。
黨章又列入「習近平思想」，與毛澤東並列，更顯得突出。原本的黨章首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的發展觀」云云。
根據遠藤譽教授的分析：「毛澤東思想」是在建國前就已記入，其他諸人沒有在第一任當權時記入的，但習近平在第一任政權結束時就經黨大會決議，記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對於這一句話，遠藤譽教授進一步加以分析解說：（一）在黨章中列出個人姓名者，只有毛澤東與鄧小平；（二）「個人名+思想」只有該國的建國之父毛澤東，今習與毛並列。但為顧忌與毛並列之批評，故加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字樣。
關於（三）「特色社會主義」的由來，這是出自鄧小平。1978年12月鄧主張改革開放，被批判為「走資派」反社會主義。故鄧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是「特色」，故將「特色」列入文句。當然，我們看到鄧的「社會主義」加上原本是資本主義的「市場價值」而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感到滑稽；同時也看到他們富有而舉國之腐敗蔓延。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放在他們「十九大」報告被說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
那麼關於（四）「新時代」如何解釋？這是習在報告中特別強調的，也是他要帶向「新時代」，代表「新時代」的口號。習的報告第一節這麼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文中所謂「站起來」是指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宣示建國的時代；「富起來」是指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後的情形。最後的「強起來」是指習的「強國時代」；不只是「經濟強國」、「軍事強國」、「科學強國」和「文化強國」，此「強國時代」統稱作「新時代」。
總之，以上是對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整句做個瞭解，也就是其強調的在他領導的「新時代」已經達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據說黨大會閉幕後，該國媒體大為報導，不能是「中國夢」，還要實現世界各國人民的夢。上文提到「習思想」如同毛思想列入黨章；不僅如此，該冗長的「習思想」詞句也已由黨決議要載入國家基本法，也就是繼毛以來在位期間就將其「思想」記入憲法的首位中共最高領導人。
以黨領軍的「習近平一強體制」
（一）黨大會前習的佈局。2012年習近平為黨總書記、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者自然成為國家的軍委主席）。習在十九大之前，權力已集中；譬如2017年7月30日在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建軍九十週年閱兵時，通常將兵是喊「首長，好！」；但這次是喊「主席，好！」使人連想到毛澤東時代的「毛主席，萬歲！」
另外，在十九大之前，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房峰輝與政治工作部主任張陽忽然被解職，兩者都是江澤民派。
解放軍的首腦也有稱習為「領袖」、「統帥」的；「領袖」之稱過去只專指毛澤東，現在軍中對習正在展開神格化運動。
習近平不僅在十九大之前已能控制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人事，以後的裁決權由集團指導制變更作主席獨裁制，契合「習近平核心」與「習近平思想」的安排。
（二）侵台的人事佈局。在黨大會前，對軍首腦人士加以刷新。最應留意的是：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都起用海峽一邊與台灣對峙成有作戰經驗的將領；明明白白曝露侵台野心。有關這一點卻看不到我方有專家在媒體的評論。當今海、空對台干擾已經不是往日對他們的領導人有異見所發生的「意外」行為，而是習近平有計畫的一貫政策。
（三）黨大會的報告：「習近平強軍思想」和「十六字方針」列入章程。
筆者在上文曾經提過，所謂「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它必須以黨利益為優先，服從黨的意志。
習近平在他的『報告』書裡，更認為在他領導的時代叫作「新時代」，更要加強對軍的控制，他說：
「面對強國強軍的時代要求，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
又說：
「加強軍隊黨的建設，開展『傳承紅色基因、擔當強軍重任』主題教育，……。」
文中所謂「傳承紅色基因」是要世襲中國共產黨的傳統。
同樣的內容，堅持黨絕對掌握軍；在習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提出他所堅持的十四項指導方針，內容包括內政、外交、經濟、社會等等，範圍甚廣，但在其第十一項要黨絕對領導軍隊，是這麼說：
「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支撐。必須全面貫徹黨領導人民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確立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中的指導地位，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更加注意聚焦實戰，……」云云。
文中「兩個一百年」是指建黨一百年的2021年與建國一百年的2049年，要中華民族復興。但不避煩索的在文中處處強調黨要控制軍；而黨的權力集中在強調的習核心、習思想。
據云此次全體舉手方式大大的修改黨綱領和條文。在新的黨章列習近平的姓名有11處，次於毛澤東的13處，鄧小平的12處；表示自該國建國以來第三位領導人的地位，其名次在毛、鄧之下是考慮到尊重歷代黨領導人的權威。而習近平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十六字為行動方針，列入黨章及憲法（已在上文提過。）
由以上看來，「中國」這個國家是徹底的黨國體制，甚至是「軍國體制」，其「強軍思想」與北朝鮮的「先軍思想」有什麼差別？這與台灣暨台灣人要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普世價值是涇渭分明，不能合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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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權的本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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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僚資本主義」下的「低端人口」
上文說過，中國共產黨是「新官僚資本主義」階級，但他們的憲法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天天為五斗米折腰已經來不及，還有閒暇「專政」？由農村析出的農民工在「十九大」的報告裡是被清除的對象，也就是在習近平個人集權主義下鬥爭真正的無產階級；茲看北京不久之前發生的事情。
（一）事件發生
2017年11月18日在北京市大興區的公寓發生火災，釀成死傷的悲劇，北京當局以「清理『安全隱患』為由，強行拆除當地的上萬違建戶，並在零度以下的寒冬中，驅逐數萬名『低端人口』，亦即低收入弱勢及外來打工族。電視中也看到這些大樓被撤除及寒冬中整排露宿在道路中央的慘狀。但這些大樓是否是報導所說的違建，從電視上看來甚有疑問。
（二）北京外來人口及其地位
北京市有300萬外地來的勞工，北京市的都市機能能夠運作是靠著這些外來勞工的運作，他們所居住的二萬五千個處所在一週內被強拆，被指為是「安全隱患」的地方。
北京市郊地區也掛出「清退低端人人有責」的紅底白字布條；這個運動如寧波市、廣州市也已跟進。過去在都市裡為建築住宅或商業設施，官商勾結趕走居民的情形不時發生，但目前狀況是官方指令，不僅是北京厲行「都市淨化政策」，而且正在擴散到全國。
（三）蔡奇霸凌貧民
北京這一次火災後乘機雷厲風行「都市淨化政策」是出自北京市頂頭的黨委員會書記蔡奇。他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一般黨員，但在「十九大」的黨大會，突然三級跳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員（這是習近平培養黨羽的方式之一。）蔡奇秉習近平之意，故北京市各區也受指使一週內使數萬名弱勢者無家可歸。
（四）驅逐低端人口，見於習近平的『報告』指示
首先看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裡怎麼寫：「……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
從以上習近平的報告，「加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以看出都市民與農民的「身分差別」，而後者被歧視趕出北京，理由是「疏離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且要為領頭羊帶頭離開，用「牛鼻子」緩和式的語句來形容。從首都北京開始做起，為奉承、表現的黨官馬上跟進；已見於上文。
農村民到都市，戶籍不得轉移到都市（這是台灣人想像不到的）；當然，也不得享有都市民的福利。他們的收入與都市民差距甚大。
以上可知，中國是「身分差別」，即有階級的國家，在這基礎上，採取驅逐貧民的「都是淨化政策」。
然而，都市淨化的結果，卻給北京的都市機能發生嚴重的影響；自去年（2017年）11月中旬以來，勞動力不足，物流大混亂，連食物供應與勞動者居住困難都影響到飯店的經營，有一些地方甚至被迫關門。
北京郊外也同樣受到壓迫。在同年的12月25日深夜，身穿警備制服的人出現，口喊搬走的期限已到，手拿約一公尺的鐵棍一一打破窗戶的玻璃，就這樣穿著一身在家的衣服被趕到冰點下的野外，但中國的媒體與當局不報導，故當夜有多少地方遭到同樣的遭遇，不明。（見註11）
新一波的階級鬥爭是以窮人為「體制內的敵人」
「低端人口」的意思已在上文提過，是指低所得而出外打工的勞動者等單純的勞動力。令人感嘆的是這樣差別欺視的用語竟然出現在當局的公文書。論者能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仍參考註11）
然而這一波的新階級鬥爭的對象是窮人。習近平在2014年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外國、國防之外，對其國內的內亂、傳染病以及大規模災害等內部事情也列為應重視的「安全」問題。以安全為藉口，視內部的危機為「體制」的敵人。因此，為維持治安與防災，「公共安全支出」在2016年的預算是人民幣一兆一千三十一億元（換算成日幣是18兆円），比國防費的預算一兆元還要高。現在「低端人口」是北京的外來人口，被當作首都的安全問題。
我在上文提過：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員）的國家，非一般中國人的國家。只有黨員是國民。黨員之外，其他是前近代的「庶民」；「庶民」包括市民與「低端人口」。
總檢點：打倒虛偽體制
以上是筆者對「中國」政權的本質加以探討，所根據的主要是中國的憲法以及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文。台灣有些政客口喊反攻大陸、消滅共匪，但實際上一方面統治台灣，一方面對中國共產黨心存幻想。他們隨著時間的轉變，用不同的語言騙術而繼續統治台灣。如果記憶沒錯的話，由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接著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三民主義如何用來統一？接著又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自1971年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中華民國的「符號」已經失去功能。如今的國民黨口號「九二共識」，但「一中各表」只用來欺騙大衆，實際上其「九二共識」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自處「偏安政權」的「附庸」。
接著下去，一心想用「國共和談」的方式達到「國共合作」，而「國共合作」始作俑者是孫文，或者代之以「三民主義」的名目，表示代表孫文的路線。
孫文被尊為「國父」，是由中國的舶來貨；與台灣的人民主權（即主權在民）毫無關係。但一旦被尊為「國父」，就有外來殖民統治者的鎮壓作用，而且可以獲得中國共產黨的奧援，在「統一」的口號下刻意調整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期待換來名位、以及欺世盜名的「大義名分」！這與「亞盟」、「世盟」無關嗎？
然而在「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時代，亞盟與世盟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亮，而且自詡為亞洲與世界的反共盟主。但如前文所述，如今該會的總會長饒穎奇卻陳述「長期與中國交流經驗顯示，中國領導人『有心致力於建立人民民主』的體制」。筆者在本文以劈頭將饒氏的談話列為四項，其（1）即討論中國領導人有心建立「人民民主」問題。
如上文所分析的中共憲法有「人民民主專政」，沒有饒氏所說的「人民民主」，這是饒氏故意斷章取義，模糊語句，以為他們追求的是像台灣人民追求的自由民主主義。如上文已指出的中共（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政權壟斷沒有政黨輪替，共產黨內部世襲繁殖。
毛澤東時代是個人獨裁專制，到鄧小平時代見其弊，採集體領導。如今習近平師法毛澤東，在「十九大」建構個人獨裁專制，故有習「核心」、「思想」與制度上、軍事上（稱領袖、統帥，如同毛澤東）建立「習近平一強體制」。饒穎奇搞政治那麼多年有些見識，令人汗顏。這一點也適合對「饒穎奇們」的批判。
其次關於（2）：饒認為「中國對民主的看法與西方社會有不少分歧」問題。中國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專政」已如上述，豈止與西方社會「不少分歧」；與東方也是一樣。問題不在東、西方，而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即自由、人權、民主、平等與法治，是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中國已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奴役社會」。
但（3）饒盼世盟有機會能與中國相關智庫對話；中國的智庫能有言論自由、暢所欲言？全世界的人早知道中共中央辦公室在2013年5月13日發出的九號文件「七不講」，即：
一、 不能講普世價值；祇能講中國的價值。 
二、 不能講公民社會；祇能講社會管理。 
三、 不能講新聞自由；祇能講黨的媒體管理。 
四、 不能講公民權利；祇能講調和社會。 
五、 不能講黨的歷史錯誤；祇能講高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旗幟。 
六、 不能講擁護資產階級；祇能講中國夢。 
七、 不能講司法獨立；祇能講由黨政法委員會處理。
這就是饒所說的中共的「人民民主」嗎？中國的智庫能免除「七不講」嗎？還是去聽智庫作為習近平的傳聲筒，宣導「統一八股」？
最可笑的莫過於饒所說的第（4）項，「加強促進中國與西方社會交流民主價值的內涵」。
很顯然的，中國排斥西方社會的民主價值，怕因「與生俱來的普世價值」點醒中國的庶民，使中共的政權崩潰。西方社會的菁英比中國國民黨與新黨的政客更瞭解中國的把戲。這兩黨的政客赴中國開會，聽他們唱他們的國歌和聽訓，喪盡節義廉恥，中國（共）難道不看在眼裏？世上最痛恨的莫過於「貳臣」，而兩黨的政客高唱「統一」為求得正當性，世人都看在眼裏。
饒的「亞盟」、「世盟」真正的目的是要錢。媒體報導：「外交部明年（指2018年）對世盟、亞盟分別編列1700多萬美元、383萬元的補助費用」。浪費人民的血汗錢於不顧。「但因朝野未達共識，全案目前送交朝野協商。」（見上引自由時報）由此可見：政黨輪替，轉型正義只是口號。
法國大革命事先打倒「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三級會議。台灣的立法院是台灣人的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嗎？絕對不是！台灣的立法院沒有國會的資格。它一部分代表「外來政權」的「舊體制」，其中不時高唱賣台的口號：「統一」。而電視媒體與平面媒體也是縱容在台灣國內的顛覆─包括言論與行為。「殖民地性」的議政與行政必須打倒！
有關2016、2017年的國家性質的「全人代」會議，參考矢板明夫著《習近平VS李克強最終戦争へ─全人代直撃！》。此文大部分是記載作者採訪「全人代」的記事，見日本月刊Hanada2017年5月号。日本月刊的5月号，是4月1日就上市；故文中既刊載的政、經、軍等人事，可知在中共內部鬥爭結果早已定調，顯示習某已得勢。（按：日文的「全人代」即「全代會」。）
作者現職是產經新聞外信部次長，另有新著《習近平の悲劇》，產經新聞出版，2017年12月1日發行。
同註1。但矢板明夫認為「習近平核心」是2016年秋，黨中央總會的決議。茲後黨幹部演講必須提習「核心」。
參考遠藤譽教授著，「新チャイナ・セブンとトランプ訪中」，刊載日本月刊《Hanada》，2018年1月号。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報告文，題作〈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該文第三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有一段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著者不厭其煩的引述，是我們必須弄明白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八股文，才不至於困惑。
參考註3。
參考2018年1月20日自由時報刊載的〈習思想入憲 習近平權力登峰〉一文。
關於習近平對軍方人事佈局與對台侵略企圖的任用佈局，參考2017年10月出版的日本月刊《選択》所刊載〈中囯軍部『台湾シフト』の不気味〉一文。作者不署名。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七名（包括主席與副主席二名在內），以及各軍種、戰區的司令員與政務委員名單，參考杉浦康之著〈19回党大会における習近平の軍掌握と人民解放軍の行方〉，刊載日本月刊《東亜》No.606，2017年12月号，特別是第34頁的表。
語出自習『報告』的第十節「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一節。見『報告』第52頁。
黨大會大修黨綱領部分有58處，條文有49個地方，合計107處，此與習近平姓名列入章程，皆參考濱本良一著〈指導部総意で「習近平一強体制」の党大会〉一文，自第44頁至第59頁，特別是第49頁及註。文刊《東亜》No.606，2017年12月号。
〈踐踏人權 北京強驅數萬低端人口─一周強拆2.5萬處違建 逾百知識份子連署批違法違憲〉見《自由時報》，2017年11月28日。
〈北京『貧民排斥政策』の冷酷─中国全土で始まる『人口選別』〉，見『選択』，2018年1月号。
同上註。
﹝附記﹞「低端人口」與中國社會、經濟
​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中國經濟中心長沈才彬有一專書談到今日中國，特別是關於經濟與社會是其專長，在此僅對於貧富不均、農民工對中國的社會與經濟的影響略為介紹。
關於貧富不均的問題。1999年鄧小平到南方視察，提出「先富論」，導致後來允許貧富差距擴大，問題越來越嚴重。個人資產有10萬美元以上的有5,000萬人；但一日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而居於貧窮層者，有8,000萬人，很顯然地成為兩極化。
在貧富差距墊底的人沒有受到高度經濟成長的恩惠，也沒有實際感到社會的富裕。更甚的是農地被貪官污吏所掠奪而成為被剝削的對象，越對社會不滿。地方的暴動頻繁，只有2005年暴動與抗議的次數就有8萬7,000件。農民暴動對中國政府是很大的威脅。
沈才彬回顧中國的歷史，認為歷代王朝之滅亡出於兩種要因，一是異民族入侵、一是農民峰起而滅亡。特別是後者，中國歷史的變動有許多是由於農民峰起帶動的變動。
其次，農民暴動是否足以推翻中國政權？如上所述，農民蜂起引起歷史變動。實際之例，共產黨政權是以「農民革命」的方式奪取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想到這一點，將來中國有十分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農民暴動。
農民暴動確實是威脅，成為極大不安定要素是毫無疑問。但沈才彬教授的分析，農民暴動沒有顛覆共產黨的力量。中國沒有如日本有「農協」（農業協同組合的簡稱）可以團結農民的組織，農村部被分割，難於團結一致。因此難於發生全國規模的農民暴動。
現在最能發生暴動的是農民工。
由農村出外到都市部打工的「農民工」，據說有1億2,000萬人。根據2004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部的調查，全國企業的雇員農民工佔59.8％。也就是說，勞動力的6成是依靠農民工，中國產業基礎的製造業是靠他們支撐。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農民工所佔的比率高達74％，福建省是71％，包括上海市在內的長江三角洲是59％；渤海灣地域是49％。
農民工的問題所在。農民工實際上是現在中國公式文書的「低端人口」。農民工在以上所說的地區產業所佔的勞動力比率，本來不是問題。問題是他們的待遇顯著的惡劣。勞動條件上：環境惡劣、加班多、常常發生不給工資。這是農民工面對的現實。
如果是在農村，雖然是貧窮，但周圍的人都過著同樣的生活還可以忍受。但是農民一旦成為農民工到都市，都市居民遠比自己富有，當然在心理上受到刺激與挫折。
農民工到都市，戶籍不允許在都市入籍。農民祇能保有農村戶籍，不管到什麼時候，只能是出外打工的勞動者身分在從事勞動，在法制上受不平等待遇。正規的勞動者能加入公司的保險，但農民工不能。不僅是一切沒有安全保障，有時面臨拿不到工資、重勞動、低工資等極惡劣的勞動環境在幹活；一直隱忍不滿是當然的。現在已增加到全部從業員6成的農民工，已有橫的連繫。他們的不滿一旦暴發，該抗議行動可能釀成大規模的暴動。
以上內容是參考沈才彬著《「今の中国」がわかる本》，三笠書房，2007年3月10日第一刷，8月5日已第四刷。文中的農民工之描述，即今日中共（中國）公式所稱的「低端人口」。台灣人應留意虎視眈眈的中國一旦發生變亂，可能也波及台灣。

只能解手，沒有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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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很奇怪，通常，國家名稱寫上民主的國家，很少是民主的，東德如此，朝鮮也是如此，還有不少民主學步的非洲國家，更是如此，而在中國，解放路和台灣中正路一樣多，但是，這個國家既不民主，也從沒解放過，有一次，我在大連旅行，因為尿急，心想解放路上，肯定不缺廁所，結果卻是大失所望，只好到附近餐廳暫借廁所。
公共衛生間，是否乾淨方便，其實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與否的最簡單方法。1775年，英國人湯姆斯（Thomas Crapper）發明了現代化的抽水馬桶，同時代，大清帝國的貴族，在紫禁城裡，還是使用傳統的馬桶，每天由太監挑著糞便，到城外的河流沖刷一番，皇帝、太后或貴妃的馬桶，當然比較特殊，外觀鑲金帶玉，裡面還鋪著發出芬香的木屑，至於基層老百姓，只能在野地就地解放，或者使用公用的茅房。
如果是遊牧民族，根本就缺少定點如廁的習慣，放牧到何處，何處就是廁所，對於漢人而言，習慣固定一處大小號，反而被遊牧民族認為很不衛生。
1885年，倫敦發生大惡臭事件，累積數百年工廠、民間、動物的排泄物和屍體，一下子在泰晤士河上總體爆發，惡臭久久無法散去，這時候，英國人總算明白，家中裝置抽水馬桶，只能解決表面文明，真正內在的文明，必須在都市中密集開發下水道，製造分流系統，才能避免河川汙染，英國人的文明進程，從外到裡，比中國快了100多年。
今天，中國90％的河川，成為人和動物糞便，以及工廠汙水匯流處，而地表上的廁所，甚至還在缺少門的狀態，原因居然是解放後，許多老百姓喜歡在公廁牆上，書寫反動標語，痛罵政府，所以地方黨官，一氣之下，就把門給拆了。
可見，中國解放，是失去廁所門，沒有個人隱私的解放，但是，解手倒是有的，北京流傳一個關於解手的故事；聽說：蒙古帝國大元，被朱元璋打敗了，北京大都一夕間展開大逃亡，貴族丶王公丶巨富，官員紛紛北上，回到草原，臨走，還不忘在紫禁城放把火，一時之間，整個大都，十室九空，老朱皇帝一進城，沒看到老百姓歡迎王師，才知道人走光了，於是下令從山西弄一些人來，結果，大明軍隊用繩子，把一村一村的人綑綁，押送進京，沿途要大小號時候，押送官兵就大喊一聲「解手」啊，把移民的繩子解開，讓移民可以短暫自由放風。
各位看官須知：舊中國社會，很少人志願離鄉，除非趕考或進京當官，或者是走南闖北的商人，農人就算遇到天災飢荒，也是餓死當地居多，所謂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所以，要人離鄉背井，只有一招，把被迫離鄉的村民，綁著進京城，北京老一輩的鄉音，以山西腔居多，就是這個原因，解手這話，也意思著：上衛生間或上一號，因為移民走到某處，總要休息放風，行動完全居於被迫，解手還要集體行動，過程被官兵嚴厲看管著，想自由解放，更是難上青天，人一但失去隱私，其實是人性中最大的恥辱，以至於中國人，在上廁所這方面的養成教育，顯得很不文明，甚至成為歐美先進國家取笑的對象。
話說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中國外交部安排到八達嶺長城一遊，一堆老外來到長城下，突然有幾位夫人，想要上廁所，當時公園裡只有一間衛生間，而且還用大鎖鎖上了，外交部長下令管理廁所的黨國幹部開門，但是管理廁所的黨官，堅持不開，還說，只有上級命令才可以開，搞到這位外交部長很難堪，因為大家都急了，部長只好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又打給衛生部，衛生部再打給北京市府，仍然問不出衛生間的主管，到底是誰？衛生間，在中國居然如此貴重，可見解放很困難。
二十年後的開放政策，國內廁所仍未改善，早期，到中國旅遊台灣客，導遊一定會交待旅客，請你帶住傘，可以備用，記憶最深刻的，絕不是中國風景美麗，而是廁所沒門，蒼蠅亂飛。
這個故事，或許給了習大王某種刺激，心想：一個國家在偉大之前，廁所一定要先偉大，所以，習大王在2015年發布廁所革命政策指導，尤其在偏遠鄉村，砸下5,000億人民幣，蓋了5萬間廁所，2017年12月，再度加碼，還要蓋6萬間廁所，許多省市黨官，聽到習大王對發展廁所有興趣，更是加碼以赴，貴州蓋出80萬人民幣一間的公廁，裡面備有卡拉OK和烤箱、冰箱，青海輸人不輸陣，最昂貴的公廁一間270萬人民幣，終於出爐，內裝金碧輝煌，還有電動按摩椅，實在很難想像，剪綵當天，還真的有旅客慕名而來，讚嘆有加。
但是，廁所越蓋越多，數量已經超過1933年，國民政府蔣介石，在中國所搞的新生活運動，呼籲中國人不要隨地大小便，但是，新生活運動沒搞成功，中國人尚未改造，反而讓蔣介石丟掉政權，時間匆匆，過了80年，中國大媽土豪們，壞習慣還是沒改，持續在國內外製造便溺事件，2年前，東京原宿的明治神宮，進口處的鳥居大柱子下面，管理員發現一坨大便，從監視器畫面發現；是一位中國大媽遺留，柱子上還書寫日本鬼子等辱語，警視廳企圖在海關攔截兇手，可惜兇手已經出境。
台灣也發現多起大媽當街便溺事件，居然在人聲鼎沸的高雄六合夜市和墾丁大街上，但是，最離譜還是香港事件，某個五星級飯店泳池，發現有中國客可以一邊游泳，一邊大便，震驚世界，尤其是香港迪士尼開幕那幾周，人潮洶湧，穿著開襠褲的中國小孩，當街隨處大小便，管理員阻擋，還爆發衝突，行徑更是怵目驚心。
這幾年，中國夾著經濟實力，到處採購，尤其是中國人又愛又恨的日本，成為旅行首選國家，日本人希望中國人爆買日貨，卻又害怕老中隨地大便，破壞環境，甚至把旅館馬桶也抱回家，香港和台灣業者，面對中國客，也有相同的愛恨夾雜恐懼症，但是，中國客亂大便，這絕非單純的尿急事件而已，這裡面有某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緒，表現在對土地的不敬，當一個人從小被洗腦痛恨某個國家，卻又無法真的動手實施，這種壓抑的潛意識，很容易變成利用大便攻擊的行為，這種只圖一時爽快的解放，其實是心理不健康的行為。
可見洗腦是很可怕的，全世界已經很難找到中國和北朝鮮，這種奉行洗腦的國家了，把痛恨日本，痛恨西方國家，甚至痛恨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權，列入洗腦教條，透過國民對外仇視，既可以鞏固自己的政權，還可以潑糞洩恨，破壞土地，這才是真正目的。
羅伯卡普蘭在《歐洲暗影》一書中，形容二戰後到1990年，東歐共產國家羅馬尼亞，崩解前的獨裁者西奧賽古，他說：「羅馬尼亞在獨裁政權下，結合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編織的國民記憶，是充滿迷思，謊言和自我欺騙」，這句話，也可以形容老毛所建立的新中國，同樣是謊言和自我欺騙。
德國作家雷克，曾經到中國北大，學習漢語，後來雷克在中國徒步旅行，還書寫《徒步中國》一書，雷克說：有一天，他在北大和中國學生談天，談起1958年到1962年的大饑荒，死亡3,000萬人，更糟的是；當時老毛定下的路條制度，使飢餓者無法離家求生，所以死在自己的家鄉居多，曾在人民日報任職的老記者楊繼繩，把這段故事記錄下來，書名《墓碑》，一出版就被列為禁書，可見，中國是不允許真話的國度。
雷克問北大學生；對於大飢荒的看法，多數同學回應，很一致的說：「大多數農民在解放那幾年，太高興共產黨來了，也因為太高興，而忘了收割」，雷克一聽，幾乎昏倒，雷克說：這樣的理由太沒公信力了，繼續討論下去，有些同學就翻臉了，還說：不要侮辱毛主席，我們教科書就是這樣寫的。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雙重洗腦下，人民普遍會出現反智和反科學現象，就好像希特勒曾經說過的經典名言：「透過巧妙和持久的宣傳，天堂可以變成地獄，人民生活在痛苦中，也會把它視為快樂的天堂」，天底下的獨裁者，都喜歡控制媒體，用洗腦這一套，來統治人民，既可以隱藏真相，又可以麻痺心智，驅使人民為獨裁專政效勞，甚至成為非理性的愛國者。
中國共產黨創立人陳獨秀，發現老毛在延安，為了搞革命，積存金錢，甚至不惜指導農民，在土地上種植鴉片，毒害自己人，陳獨秀因此退出共產黨，陳獨秀曾經說過：「所謂愛國主義是鼓勵人民站起來，保護自己的國家，而不是鼓勵人民站起來，去欺負別人的國家」，而現在，中國人在自己土地上，無法解放，卻被洗腦，對外輸出社會主義，去幫助別人國家的解放，真的有夠離譜。
今年2月初，越南撤銷實行數十年，過去向中國共產黨學來的戶籍政策，越南報紙上用斗大的頭題書寫著：「越南農民真正解放了」，去年冬天，被北京暴力驅趕回鄉，再度綁回柱子上的低端中國農民工，看到這則新聞，不知道如何感想？
1949年，老毛用解放，欺騙6億中國人，也欺騙不少左傾的文人，這一年，寫《駱駝祥子》的老舍，在美國收到周恩來一封信，信中寫道：「國家解放，請回國，共商國是」，多麼感動啊，老舍回來了，還當上文聯副主席，如同獨裁者史達林對待高爾基那樣。1966年，文革來了，被解放欺騙的老舍，終於知道中國並沒解放，一氣之下，跑到太平湖跳湖自殺了。
而寫《圍城》的錢鍾書，知道解放是假的，人卻已經陷入城裡了，文革時下放到57幹校，錢鍾書一改過去在民國時代的自由傲氣，夾起尾巴做人，低頭為老毛這位獨裁者，編譯《毛語錄英文版》，才能活到改革開放。錢鍾書自己說：「我享受了幾十年沉默的自由」，這是文人的悲哀。
羅馬帝國晚期的哲學家馬庫斯西賽洛在《論解放》一書中說：「真正的解放，其實是政治的解放，如果沒有政治解放，其他都是假的」，真正的政治解放，必須教導人民：放下仇恨和歧視，如果只是蓋一堆五星廁所，這個國家還是無法解放的，這種無法解放的仇恨心理情緒，壓抑在人民心中，一但有機會出國，當然只能表現在別人的土地上，潑糞和灑尿了。
2018年2月17日，習大王在中南海新春團拜中說：「共產黨要回到革命政黨角色，持續革命」，一改過去老江所說：老共是永久執政黨，原來，折騰了70年，中國人並未解放。

【民報】這是一個盜賊統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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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中國卻最盛產貪官。中國的貪官什麼都貪，從土地到房屋，從黃金到美金，從書畫到古玩，從情婦到綠卡……在中國官方舉辦的一些查抄的貪官贓物的展覽中，贓物種類之豐富超乎尋常人等之想像。原本是起教育和警示作用的展覽，卻激發了公眾的憤怒，公眾由此發現自己原來生活在一個「盜賊統治」的國家。於是，此類展覽不得不迅速收場，近年來越來越少舉辦了。
中國的官場無奇不有，有分享情婦者，有將贓款寄存到寺廟者，有將一家老小送到國外者，最近還出現了一名將「運鈔車」也一併貪污的貪官，其大膽行徑可以載入「新官場現形記」。據河北《燕趙晚報》報導，原河北省外經貿廳副廳長李友燦，因受賄罪一審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法院經審理認定：李友燦在擔任河北省外貿副廳長兼河北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期間，接受北京森華創業汽車貿易公司總經理丁寧的請託，利用其掌管河北省汽車進口配額，審批分配的職權，先後將1,249個汽車配額，提供給丁寧使用，李友燦先後5次接受丁寧給予的現金4,723萬元人民幣。
「機電辦主任」這個似乎不顯山不露水的官職，卻擁有巨大的、可以轉化為金錢的權力。國外進口車進入中國市場，須經兩道門檻：一是關稅，二是配額管制。因國家允許進口汽車數量有限，供不應求，所以每拿到一個配額，就意味著取得一筆豐厚的利潤。按照正常程序，國家每年分兩次將配額下達各省機電辦，再由企業向省機電辦申報配額。由機電辦負責人審批後，再由省外貿廳審查，然後報外經貿部。每次汽車配額下來，河北省機電辦開會確定分配方案時，李友燦首先發言並提出意見，其同事表示，「每次李友燦提出意見後，大家就不再說什麼了」。
李友燦一案，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長期以來，中國進口汽車價格奇高，並不完全是關稅的原因，而是制度性的缺陷——由於進口汽車配額制的存在，廣大消費者的血汗錢，大都落到了類似於李友燦之流的貪官污吏的口袋中，而沒有真正納入國家稅收。50元的配額證，在市場上炒賣到5萬甚至10萬的高價。進口汽車配額制度，與各大城市出租車行業的公司化壟斷相似——與公司簽署了賣身契的司機，被迫將大部分收入作為「份錢」繳給公司，公司只要能夠從政府獲得經營資格，便可坐收其成。公司之於司機，如同血吸蟲之於人體。僅在北京一地，政府每年便因而喪失數十億丶數百億元的稅收。
本來中國完全可以借鑒西方已有的良好制度，讓司機獨立經營、獨立納稅。然而，儘管批評的聲音越來越高，舊制度卻巍然不動。因為每一個出租車公司的背後，都有一個背景深不可測的太子黨，誰敢動他們的奶酪呢？
同樣道理，進口汽車配額制度，是對經營此業務的公司和廣大消費者的雙重剝削——如果沒有此種荒謬的制度，公司還會如此巴結李友燦嗎？還會向其賄賂數千萬的巨款嗎？雖然中國早已加入世貿組織，但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行業壟斷，仍未改變。這套漏洞百出的制度，刺激了若干像李友燦這樣的貪官的想像力。在貪污的旅途上，是沒有終點的——如果不是被捕，這種簡單的斂財方式還會繼續下去，即使積攢到一億，也不會滿足。
有媒體評論說，李友燦受賄的數字之大，將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河北第一秘」李真等著名的貪官都甩在了身後，但這個紀錄很快就會被刷新的。
還有更多比粗鄙的李友燦更加精明的貪官，仍然逍遙法外。但是，說李友燦是「最有想像力的貪官」並不為過：他對現金「情有獨鍾」，為了便於搬運現金，特意找到唐山冀東機電設備公司，以「經常去北京，帶司機不方便」為名，索要一輛銀灰色高爾夫轎車。從此，李友燦擁有了一輛專門的「運鈔車」。他不僅索取現金，連「運鈔車」也一並索取，堪稱當代貪污史上的一大創舉。他心機頗深：本來完全可以索要更高級的轎車，如寶馬、朋馳之類，對方也會滿足其要求；但他只要一輛售價僅10多萬元的高爾夫轎車。因為，「運鈔車」絕對不能過於張揚——車中堆滿的鈔票，比座駕本身的「回頭率」更讓主人心花怒放。
且看李友燦是如何來使用這輛「運鈔車」的：2002年4月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丁寧接到李友燦的電話，讓他準備1,018萬元現金。由於是週末，丁寧只籌集到852萬。該公司專門為李友燦準備了一種裝巨款的旅行包，長約60釐米、高約20釐米、寬約20釐米，每個旅行包可裝人民幣約110萬元至120萬元。這次的巨款分別裝入8個旅行包。約四點多鐘，李友燦駕著高爾夫「運鈔車」來到公司樓下，將6個旅行包放到後備箱，另兩個旅行包放到後排座位上。第二天下午，李友燦又開著這輛「運鈔車」，將剩餘的現金運走。次年4月，丁寧又一次送給李友燦現金1,640萬元。李友燦還專門在北京購買了一套50多萬的普通住宅，用這套不起眼的住宅存放巨額現金。
像李友燦這樣高明的貪官盜賊，實在讓那些擔驚受怕的「竊鈎者」們望塵莫及。而李友燦被處死的時候，必定會心有不甘，他會不服氣地想：「比我更貪的人還多著呢，他們為什麼每天照樣出現在新聞聯播之中？」這個廳級幹部，甚至還算不上真正的高幹呢！
而李友燦之「大膽」並非孤立的個案，此案表明中共貪官的貪污行徑，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無法無天的地步，亦表明中共的各種反貪、監察、紀檢制度形同虛設，對貪官毫無威懾力。為什麼李友燦一直貪污到如此地步，才偶然被反貪部門所發現？長期以來，究竟是誰在包庇和放縱他？他有沒有用贓款來賄賂更高級的官員？隨著李友燦被處決，這些秘密便成了永遠的秘密，那些藏在他背後的黑手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但普通民眾正是通過這樣一些案件，逐漸意識到：如果沒有三權分立、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多黨選舉，即便中共在黨政系統內部，設置更多的反貪、監察、紀檢機構，對腐敗之加劇亦無濟於事。正如球員不能同時擔任裁判一樣，官僚根本不能實現對自我的監督。
毫無疑問，只要是一黨獨裁的國家，肯定是腐敗橫行的「盜賊國家」。美國學者蘇姍·羅斯·艾克曼在《腐敗與政府》一書中提出了「盜賊統治的國家」的概念，她論述說：「盜賊統治者，把產業管制制度，視為個人財富的源泉。他們不需要有任何正當理由就可以頒布法規，並推行許可證制度，其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人為製造一些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來避免的『瓶頸』。」今天的中國便是這樣一個盜賊國家，政府便是一個最大的盜賊窩，共產黨便是社會不穩定的源頭。李友燦連運鈔車一起貪污，胡錦濤們則是直接將國庫當作私人帳戶——雖然從表面上看，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月薪不足萬元，他們卻可以通過批文件的方式揮金如土，如中共建政60週年的閱兵大典，僅僅為了滿足胡錦濤和同僚們的虛榮心，便耗費數百億元的民脂民膏。這些支出不必經過全國人大的討論和批准，更不會讓廣大納稅人有發言權。獨裁者本人常常喜歡作簡樸秀，但頗具諷刺的事實是：其家族大都富可敵國。
江澤民的兒子、胡錦濤的兒子、溫家寶的兒子，還有一些大官的親戚們，一個比一個財大氣粗。台灣學者吳乃德指出，獨裁者追求個人及其追隨者的財富，而非人民的支持。他們用壓迫的方式保持權力，用懲罰來恐嚇人民，因此他們為人民所怨恨。如此看來，在專制體制之下，官階越高，危害越大，中共之黨魁，乃是最大的盜賊頭子。
壟斷導致腐敗，共產黨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領域的全面壟斷，導致中國在全球腐敗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腐敗是一劑毒藥，每天都在服用此毒藥的中共正在走向慢性死亡的過程中。正像艾克曼所分析的那樣，腐敗在公共資源和成本的分配過程中，引入了低效和不公，它表明國家政治系統在運行時，幾乎毫不顧及公眾的利益。同時，腐敗還表明政府體制，不能有效地引導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許某些人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來為自己賺取超量的收益，那麼政府的合法性就會遭到破壞。
在今天的中國，腐敗逐漸形成了一種滲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中的「特色」。殺一兩個貪官易如反掌，但要改變產生腐敗的制度環境，則難於上青天。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乃是權力的透明化和輿論監督，艾克曼指出：「現存的任何一種政府體制，都能夠進行嚴肅的反腐改革。如果政府對公民發表獨立的批評意見設置障礙的話，那麼想讓人民相信政府會認真提高自身的公正和透明程度，將會難上加難。」所以，李友燦的腐敗是制度性的腐敗，當此類驚天大案被披露的時候，公眾除了感嘆於其想像力和貪婪心之外，更應深刻質疑制度的缺陷。
李友燦在貪污過程中的「魄力」，建築在一黨獨裁、壟斷一切的制度之上。如果該制度不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僅僅處死一兩個甚至十個丶百個李友燦，根本不足以威懾無數的效仿者，所謂「殺了李友燦，還有後來人」也。

朱元璋是布衣皇帝，小時候家中非常貧困，經常受到貪官污吏、土豪富紳的欺負。等到他當上皇帝後，對腐敗官員的懲罰是非常重的，他認為元朝之所以這麼快就滅亡，究其原因就是官僚貴族欺壓百姓，朝綱法紀廢弛，平民百姓被層層盤剝沒有生路，最後才會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所以朱元璋在位期間十分重視反腐工作，對於那些膽敢欺壓百姓收受賄賂的官員，一律用重刑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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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位期間十分重視反腐工作，不料貪官卻越殺越多。（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朱元璋對朝廷官員們定下十分嚴格的規定，只要貪污60兩銀子就得被砍頭，為了增加威懾力，朱元璋更創造出一種非常恐怖的刑罰，就是「剝皮實草」，他在各地衙門內設立了一個土地廟，凡是因為貪污被處死的官員都要在土地廟裡把皮剝下來，並在裡面塞上稻草，接著吊在衙門口以示警戒；光是這個還不夠，朱元璋還下旨昭告天下，只要百姓們認為某個官員有罪的話，就可以直接把官員抓起來，然後送到上級官府去治罪。
歷史學家估算，朱元璋在位期間所殺的貪官人數至少有10萬人以上，甚至可能超過15萬人，既然朱元璋對待貪官如此嚴厲，只要被抓到就得處死，但貪污官員卻是越殺越多，連朱元璋自己都曾感嘆，殺了十幾年的貪官怎麼就始終殺不完呢？早上剛殺掉貪污的官吏，接任官員馬上又跟著貪污起來，現今不少學家認為明朝官員的薪水太低是主要原因。
根據史書記載，明朝縣令每年俸祿約九十石糧米，而且經常還會用實物來折算，換算下來每個月大約不到1萬元，至於正一品官員的月俸也跟縣令的年俸差不多，這麼點薪水養自己一個人也許沒問題，但是像官員還會請一些師爺、幕僚等，只是這些人員連臨時工都算不上，因此朝廷也不給發俸祿，這些幕僚的薪水只能官員自己掏腰包，所以官員如果不貪污，日子過得就很寒酸，可能連飯都吃不飽，也難怪當時的官員就算冒著殺頭危險也要貪。
​大體來說，朱元璋反腐的決心毋庸置疑，但是他所採用的手段卻值得商榷，畢竟他身為皇帝，整個天下都是他的，然而他卻一味地要求所有官員都不計回報奉獻一切，這種想法非常不切實際，官員也需要奉養家人，過低的俸祿根本不足以保障官員的基本生存需求，沒有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來進行約束，在面對這些飢腸轆轆的官員時，就算是暴力血腥手段也治不了本，雖然朱元璋的反腐行動不算成功，但對後世官員們仍是起到非常深刻的警示作用。朱元璋生平最痛恨貪汙！處死超過15萬貪官卻依舊止不住 https://bit.ly/3yeRH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