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紳:李敖晚年想出售17件黨產密件 每件想賣1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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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兩岸文壇的作家李敖日前病逝,各界紛紛表達追思與哀悼,他一生對抗權威、始終堅持批判性格,是極少數敢在在戒嚴時期對抗國民黨的文人。有媒體報導指出,好友溫紳透露,李敖手中握有17件關於國民黨黨產的機密文件,生前想以每件新台幣1千萬元出售,只要協助黨產會「舉發」就能獲得百分之一的獎金,每件最高可獲得1億元的獎金,因此估計17件價值可能高達17億。
《周刊王》報導指出,李敖這批手中的機密文件很可能與救國團早期取得土地的資料有關,而救國團被認定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若可以證明救國團現在的所有土地及房產,早期屬於台灣政府所有,黨產會就能依法討回財產。
據了解,李敖的好友溫紳透露,李敖晚年疾病纏身,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因此託付他出售17件國民黨黨產的機密文件,想以每件新台幣1千萬元出售。不過李敖堅持「不透露細節」,他自己也沒看過,只說「就值這價碼」。果真有買主上門,要求先看到「內容」,可惜遭李敖斷然拒絕,由於1件1千萬的代價太高,因此最終未脫手成功。
溫紳說,他後來跑去找黨產會,黨產會也是要先看到文件,經過認定程序後,才有後續獎金發放的問題,但李敖覺得跟官方打交道沒完沒了,「很可惜沒在生前促成」,目前資料應該還放在李敖書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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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書房設台中?林佳龍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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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醒報特派員劉東皋台中報導】作家溫紳日前提及台中市長林佳龍願協助將李敖書房設在台中,林佳龍26日受訪時說,他和溫紳有聊到這件事,他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如果李敖的家人願意,可以思考這件事。
李敖幼時居住台中,曾就讀當年的省立台中一中。林佳龍說,李敖可算是台中出身的作家,和溫紳聊起在台中設置李敖書房時,他以開放的態度面對。因為涉及李敖家人的想法和意願,需要事先溝通與了解他們的想法。
溫紳日前透露,中國大陸有意出資三千萬元,買下李敖的書房。但溫紳認為李敖是台灣的共同記憶,且又在台中成長、就讀台中一中,將李敖書房設在台中有其特別的意義。


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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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來的社會轉型中,知識份子究竟充當了何種角色?是正面作用居多,還是負面價值更大?在諸多需要知識份子挺身而出、言說真理的關節點上,他們都跑到哪裡去了?那些必須收取紅包,才給病人動手術的醫生,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些向報考的學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導師,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位面對死難礦工輕蔑地說「誰讓你們生在中國」的院士,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位建議政府重新恢復收容遣送制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識份子?
曾經有人頗為偏激地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的知識份子,是當今中國最壞的一群人。」由於我相當警惕中國傳統文化中「反智主義」的傾向,對這樣的說法,一直抱有保留態度。然而,近年來通過諸多觀察,我逐漸發現這句話,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相——知識份子階層墮落的速度,遠遠快於普通中國人墮落的速度;知識份子的道德水準,遠遠低於普通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缺位」的時代。
中國缺少知識份子,並不是始於今日。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始終缺乏對於超越性價值的堅守。對家庭,他們遵循「孝」的原則;對朝廷,他們遵循「忠」的原則。在「忠」和「孝」之上,真理處於懸空的狀態。當然,「忠」和「孝」這兩種原則,都與實際的仕途直接相關。違背了「忠」和「孝」原則的讀書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雲直上。中國的學術,亦未能獲得一種「自足性」,僵硬的科舉制度,導致歷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為「學而優則仕」。當然,這種「優」是片面的——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需要的是對儒家經典和八股文寫作模式的熟悉。這些技巧並沒有與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對應。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幻覺之中,或如司馬光那樣,戰戰兢兢地為帝王寫《資治通鑒》,或如唐伯虎那樣,虛妄驕狂地吟詩作畫。
科舉制度取消之後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創造和知識生產,並未因此而獲得自由與生機。諸種炫目的「主義」相繼在中國的大地上肆虐,再次讓知識份子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與奴僕對意識形態的忠誠度,成為衡量知識份子,是否可以擔任官職的惟一標準。當意識形態破產之後,「說謊的能力」則又成為知識份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關鍵的部分。
「學而優則仕」,古今皆然。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由於缺乏民主選舉和科學的考試、評估制度,龐大的官僚體系一難以吸納一流知識份子加入。通常,對官職的任命,都是上級下達的,幕後便充斥著厚顏無恥地「跑官」和「買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現了「學而劣則仕」的結果。這種幾乎可以成為是「逆向淘汰」的慣性力量,使得這一領域內的知識份子人格日漸萎縮。
在政壇上頗有影響力的「秘書黨」,其主要成員大都是善於舞文弄墨的知識份子。河北大貪官李真便是其中一位「大秘」。2003年,河北省前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李真被判處死刑。李真案件引發了河北省政壇的一場「地震」,河北省前省委書記程維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縣處級以上的官員紛紛落馬。李真在臨死前寫出了數萬言的「懺悔書」,企圖保命。他給法官提出異想天開的建議:如果槍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國各地面對各級官員作巡迴演講,向腐敗分子和企圖腐敗的官員,以身作則地「示警」。李真的這一想法「石破天驚」,其創意頗有些「點子大王」的氣息。可惜未能獲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從某師範學校畢業,曾經當過幾年的中學教師。後來,他通過父親戰友的關係,得以跳出這一清貧的職業,出任當時任河北省省委書記的程維高的秘書。由此,他開始飛黃騰達的仕途,三十多歲便成為河北省最年輕的廳級幹部。李真外表文質彬彬,像一個讀書人,在一次訪談中他對記者說:「我工作以外的興趣就是讀書了,看的書很雜,最喜歡歷史著作和名人傳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林肯傳》、《周恩來傳》……」,在普遍不讀書或讀書極少的高級官員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識份子」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前程無量的官員,在短短的任期內貪污了一千多萬元鉅款。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如果本人沒有強大的價值皈依、外部又沒有嚴格的監察機制,那些企圖運用權力來改造社會的知識份子,最後往往被權力所改造
近年來曝光的若干級別較高的貪官之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他們堪稱「精英中的精英」,在剛剛踏入官場的時候,無不充滿「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華的專業教育在中國是一流的,但其教育範疇中,卻沒有關於人何以為人的、基本道德倫理的教育。其畢業生經常是精神方面的「殘疾人」。智商、文化、知識和學問,均改變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質和教育水準,從來就沒有成為阻止官員們,迅速走向腐敗的「障礙」。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監督的官場,一旦從政,即意味著放棄對知識份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從政,即意味著「與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當代中國社會,「泛政治化」依然是顯著的「中國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歡,政治都無所不至地輻射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知識份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得面對功名利祿的考驗。即便沒有入仕當官的知識份子,也不能保證其研究專案不受權力的侵蝕。比如,越是離功名利祿近的「熱門」學科,便越是缺乏獨立性。作為兩個「專門學科」的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的整體性的墮落,即是「政治吞噬學術」的典型個案。由於這兩個學科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最為緊密,許多該領域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均已墮落成為魯迅所說的權勢階層的「幫兇」、「幫忙」和「幫閒」。
在經濟學家中,當然也有少數我敬重的人,如楊小凱、茅于軾、何清漣等。但對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觀點和人格,均不敢恭維。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包括名聲顯赫的「京城四少」),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幹的卻是破壞「自由主義」的事(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必須警惕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包括某些歐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弟子」——他們將老師的「經」唱歪了。他們所捍衛的「自由」,乃是官員們貪污腐敗的自由,從而極大地敗壞了自由主義的聲譽)。
每當官方出爐一個新的經濟政策的時候,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學者們,不是考慮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數民眾的利益,也不考慮它是否真的適合中國的現實;他們只是考慮如何遵從領導的意志,用學術語言來對其進行闡釋,賦予其華美的學術包裝。
這些光環四射的經濟學家反復強調說,經濟學是不必講道德的,那是婦人之仁。他們拼命替越來越嚴重的權力腐敗現象辯護,認為腐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代價最小的「潤滑劑」;北京堵車的現象,已經嚴重到了影響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們宣稱這正是北京經濟繁榮的標誌,因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國的股票證券市場,已經危機四伏,他們仍然口口聲聲地描述形勢大好,欺騙老百姓將辛辛苦苦積攢的錢投入此「無底洞」之中。
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房價節節攀升,工薪階層一輩子的收入,也買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們卻為畸形的房地產市場辯解說,房子本來就是為有錢人蓋的,這是市場規律,不必大驚小怪。這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像數學一樣「純粹」的高級科學,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經濟學也是為統治者和強勢階層服務的,窮人不必知曉經濟學。
於是,經濟學中出現了人人趨之若騖的「環中南海現象」——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活動和公共活動,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接近和進入權力中心。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種種努力,果然成為高級官員的幕僚和顧問。有了權力的支持,很快就在政協、人大等榮譽機構和學術機構中,享有尊崇的位置,並在諸多大型企業和公司擔任「戰略策劃」、「獨立董事」之類的職務,他們為具有某種「通天」的線索和「斂財」的本事得意洋洋。這些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從京城到地方「調研」的時候,一般都由當地黨政要員陪同,警車開道、威風八面。我就遇到過他們「出巡」的車隊。他們的一場報告會,開價數十萬之巨,聽眾多是政府官員和富豪老闆。他們「不經意」之間可能會透露某些股市內幕,足以成為莊家操縱股市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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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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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經濟學更墮落的是國際關係學。某些所謂的國際關係學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立場,也沒有人類共同的倫理和道德底線。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不少國際關係專家(包括某些傳媒專家)在各種媒體上發表驚人之語,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和「戰略家」的招牌,說了很多幸災樂禍的話,和事後諸葛亮的論斷。他們在為暴力和恐怖主義叫好的同時,也就跨越了作為「人」的底線倫理。
這些人當中,既有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閻學通、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希光、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等人,也有鳳凰衛視「資深時事評論員」曹景行、阮次山等人。這些「著名學者」和「觀察家」們,煞有介事地分析恐怖分子產生的根源,竭力論證恐怖主義具有某種「合理性」,並以「全世界受壓迫者」的代表自居。他們認為「使用暴力,是弱者對抗強者的天賦權利」,卻無視賓拉登是億萬富翁的事實;他們口若懸河地討論國家力量的消長,卻對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殘害的普通民眾視若無睹(死難者中顯然還有華人同胞——我想反問的是:一個不同情同胞悲劇的人,怎麼可能熱愛祖國呢?)。他們故意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思潮,歌頌毛澤東「對抗美帝國主義」的勇氣,企圖將中國再次拉回血雨腥風的文革時代。
最為自相矛盾的是,這些打著反對西方霸權主義旗號的學者,卻全盤接受西方學術的「新思維」。在這些專家學者的言談中,不時使用從西方泊來的、最時髦的學術用語,在論文中也經常夾雜一些最複雜的英文單詞。他們想當然地以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顯示很有「學問」,只有這樣的「學問」才能將外行人嚇住。他們說最牽掛的是「國家利益」,聲稱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們對製造或者購買航空母艦這樣的話題津津樂道,並要求十幾億人民每人為此節約一雙襪子)。但是,在他們的言語和文章中,何嘗涉及貧困地區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這些弱勢群體的利益?我想追問的是:這些學者真的不知道「人權高於主權」這一現代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念嗎?真的不知道國家的利益,只有與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時候才是正義的?真的不知道一個國家長遠的強盛,只有依賴于內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在我看來,這些聰明人是在假裝糊塗。說到底,他們真正關心的還是個人的利益,以及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國際關係」似乎是最「現代」的一門學科,但這些學者的骨子裡還是戰國時期蘇秦、張儀的那套縱橫術、陰謀術和厚黑學——他們的觀點,不一定是內心真實想法,之所以要這樣表達,是因為可以給本人帶來若干好處。這些四處放毒的學者們,乃是知識份子中的「敗類」。由於戴著學術面具、擁有話語霸權,頻頻在電視和報紙上露面,對大眾有著相當的蠱惑力,其危害也遠遠大過某一貪官污吏。
很多依附於權力的知識精英,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讚美者,向那些「有力量」的領袖,獻上頂禮膜拜。美國學者保羅·詹森在《知識份子》中認為,對暴力的態度,是判斷知識份子人格的重要尺規。沙特這樣聲稱反對暴力的哲學家,卻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頌毛澤東;像羅曼·羅蘭這樣滿口正義、博愛等「大詞」的作家,史達林政權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的時候,居然一句話也不講;像喬姆斯基這樣聲稱關心弱者的大學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屠殺數百萬民眾時,居然說那是中央情報局在造謠。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何等不一致!
中國的那些學者名流們,不也都是如此嗎?清華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希光,一方面在學生中灌輸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樹立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國媒體引用其言論,作為躋身「國際級學者」的證據自卑與自傲怪異地集中於一身,堪稱「投機主義」、「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難怪心理學家榮格說:「在我的經驗裡面,最忘恩負義、最難應付的病人就是知識份子了。」
知識份子的失語,不僅中國大陸如是,台灣亦如是。台灣學者卜大中尖銳地批評說:「有些所謂的知識份子,批評台灣時都是自由主義者,站在法治經濟人權各方面,批評台灣不遺餘力。但是一面對中國大陸的某某行為,例如某某門事件時,就搖身成了民族主義者,說這是應該的。這是非常嚴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齒。」這一點在李敖身上體現得最為突出。近期李敖在鳳凰衛視上和在中國大陸訪問時的表演,已然喪失了正常的判斷力。他居然為毛時代的大饑荒辯護,為文革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無遺。在「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樑小丑般掠過三所名校的講台,除了一些笑聲和掌聲之外,什麼都沒有帶來。
他在不經意之間透露出早已放棄了自由主義的理想。用佛洛依德的理論來分析,李敖一直沒有結束他的「口腔期」,一直沒有真正長大成人。他是一個沒有是非、沒有善惡標準的頑童,不知道尊重別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他自始至終都未能克服自身強烈的權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灣的民主化到來之後,卻離民主越來越遠。
還有一種知識份子,他們喜歡將簡單的道理複雜化,然後將錯誤的結論塞給讀者。以「新左派」自詡的汪暉及其弟子們便是如此。他們的文章連自己也讀不懂,因為他們這樣寫作本來就不是讓人能夠讀懂的,而是用來嚇人的。很多人確實被嚇壞了,繼而對其五體投地。他們用種種誕生於西方的時髦理論,來論證應當反西方的立場,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麼可笑。他們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世界裡,並故意不與鮮活的現實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曾痛斥這類傢伙說:「每一次,都是我們知識份子心生膽怯,驕傲自大,犯下嚴重的罪行。套用法國思想家朱利安·邦達的話,我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有特殊的責任,但是,我們卻背叛了我們的心靈。我們發明、散佈了民族主義,我們跟著最笨的流行走。我們愛炫耀自己,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目的無非是讓人刮目相看——這種自恃博學、矯揉造作的語言,是我們從黑格爾的信徒哪裡承襲來的,而這種虛矯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爾主義者拉攏在一起。這是一種語言的墮落、德語的墮落,但我們卻夾在其間,相互攻擊。這種墮落,害得知識份子很難進行理性的對話,總是說些笨話,總是在渾水摸魚。」是的,他們在渾水摸魚,在指責全球化有多麼壞的同時,卻一天也離不開互聯網。
如果沒有彼岸價值,作為依託,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次知識份子,受到烏托邦思想的誘惑,成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納粹時代的德國,許多知名物理學家,全身心地去證明「只有德國的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物理學」這樣的偽命題,哲學大師海德格爾聲稱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論、原則和理念的大旗下,他們參與了殺人事件。在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民眾的愛國熱情面前,在接受資訊的管道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孤立的知識份子,要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相當艱難。愛因斯坦說過:「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顯然,當一個國家裡,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資訊管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就更加嚴重。」知識份子是教育和資訊傳播的管道,知識份子的所作所為,對天平向哪個方向傾斜具有關鍵作用。
那麼,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知識份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淪為御用工具的悲劇呢?作為知識份子,理應時刻對權力持懷疑、警惕和批判的態度;作為知識份子,理應在自我之外,建立超越性的價值歸宿,對自我保持謙卑的、不斷反省的態度,時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動」和「自我英雄主義」。保持對類似於「政府」、「國家」、「民族」、「大眾」這樣的「利維坦」的「不信任」,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時,保持對「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虛榮心如聖經中所說的那樣,「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求神的喜悅,而不求人的喜悅」,將個人的生命與天上的星空聯繫起來。
今天,中國大部分「知識精英」投靠權力階層,竭盡所能鞏固這一階層的特權、地位和財富。他們的言行加劇了社會資源和資訊分配的「不對稱」情況(資訊的不對稱,乃是專制和腐敗滋生的溫床)。他們參與了對底層民眾的精神凌辱和經濟剝奪,在他們眼裡現在是一個「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話來說,是漢唐以後一千多年來沒有過的「盛世」。對於這些選擇與權力者(而且是沒有得到多數公民授權的權力者)「共舞」的知識份子,我想對他們說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說過的一句話:「你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你自己以為賣得了一個好價錢。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你用什麼把你的靈魂贖回來?」


李真受賄財物折合人民幣1051.09萬元。令人瞠目的人民幣數額並非多數河北人關注李真案的焦點,他在權力體系裡的作為才是被廣泛議論的題材。“李真案”更直接的意義可能在於,它讓“中國秘書權力部落”這一權力框架中的晦暗現像以及“秘書弄權”的運作方式和遊戲規則被更廣泛地註意。
  從地形上看,張家口、石家莊與北京呈相對標準的三角形,但從張家口到石家莊卻不能完全遵循“兩點之間直線最近”的原則,必須通過北京。目前特快列車從張家口到石家莊需要5個多小時,而即使乘坐高速大巴,從張家口到石家莊“直線”的541公里,也需要7個小時以上。經過北京,這是最快捷的張家口-石家莊線路選擇。對李真而言,這種線路就不僅僅是交通意義上的選擇了。
  25歲左右,李真辭別張家口,在北京呆了相當一段時間。李真給其張家口同事正式的解釋是,“到北京做生意”。很多熟悉李真那段歷史的張家口人即使當時,也未必完全相信他的解釋。現在回想起來,對北京期間的李真有不同版本很多的描述,但結果是明確的。李真再回到張家口的單位後,開始辦理從張家口調到石家莊工作的手續。北京之行,真切地改變了李真的人生軌跡,這一變化給當時熟悉李真的同事印象之深,是記者在採訪李真案中最重要的感覺之一。李真的北京“資源”在傳說中級別之高,即使現在當事人敘述起來仍然神秘重重。比較確鑿的引路人,李真的家人介紹說是一個他們叫“楊伯伯”的。
  隨後再來的變化,更加強了李真老同事對他能量的評估。28歲,李真當上了河北省主要負責人之一的秘書,爾後,也僅30歲左右,他晉升成為“河北第一秘”。
  目前官方公佈出來的事實比較多指認的是李真之“貪”——中紀委的通報稱:李真受賄財物折合人民幣1051.09萬元。一位熟知李真案情的官員介紹說:“這僅僅是受賄部分,通報公佈之際,李真案並未完全結束。而在起訴書中,李真的罪名有兩個,除了受賄,還有貪污,貪污金額超過受賄額。”這位官員拒絕透露具體金額,但用了一個概括性判斷,“非常”。
  令人瞠目的人民幣數額,並非多數河北人關注李真案的焦點,他在權力體系裡的作為,是被廣泛議論的題材。河北省委一位老領導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披露:“甚至省級領導的升遷,都有李真背後的操作。”而河北省國稅局提供給記者的一份報告這樣寫道:“李真等人案件牽扯到縣局以上領導幹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因此背景,李真在河北相當一段時間在權力體系裡有“二書記”之稱。李真的姐姐李明即使面對記者,不僅不迴避反而特別強調李真的這份能量。她評價說:“(李真)做秘書,在全國范圍內,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真到河北省國稅局任職後,河北省委那位老領導說他曾專門問過有關負責人,“李真在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是否免了?”答案是:沒有!
  2000年3月,李真被“雙規”。有關他的信息,在權力體系裡被廣泛傳播、分析與推測。塵埃落定於去年年底,中紀委通報公佈了李真的受賄金額。接受采訪的有關人士甚至提請記者註意這樣一個細節:“過去這類案件從來沒有在電視中公佈照片,但李真案卻發了他的照片。”這一信息被解釋成:李真“翻盤”無望了!電視的消息公佈,關於李真的話題由權力系統擴展到社會各層面,成為河北省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但是,即使現在,李真成為了社會話題,他的種種信息仍在極私密的場景裡被傳播,外人往往難以介入其間。被採訪者描述石家莊時,最通用的概括語言是:“這裡是最接近北京的省會城市”。這一背景解釋了記者採訪的艱難,相當的知情人聽聞“李真”兩字而退避再三。李真在秘書時期所形成的能量慣性,即使現在,仍然使許多人心懷恐懼。
  秘書實習
  見到記者時,李明首先表達的是對記者的憤怒。憤怒的理由來自一篇報導說,“李真出生於一般家庭”。“怎麼能說我們是一般的家庭呢?”李明的情緒最直接地表現在她的語氣上,“不一般”在於,“我父親是正處級,行政15級,享受行政14級的醫療待遇。在你們北京可能不算什麼,在我們張家口,至少是中上等家庭吧”。
  李明是李真的姐姐。李家有五個孩子,李真最小,他上面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現在已經顯得削瘦的李明說在他們家裡,“我和李真最像”。兩者之像,在於長相、性格與脾氣。
  坐在李明家三室三廳的房子裡,與記者一道談論李真的,除了李明,還有李真的三哥李勇軍與母親楊淑賢。在這種結構中,顯然李明最具“話語權”,她主導著話題方向。李明自我介紹說,她先前是天津行政學院的副教授,教思想政治課,後調河北一家企業做培訓工作。她的丈夫報考並最終應聘為河北省交通廳副廳長。在李家,這是僅次於李真的職位。但由於李真案牽聯,李明被雙規108天,而其丈夫也因受賄而被判三年徒刑。不過,這後來由李明自己介紹的種種背景,並沒有絲毫影響她的情緒。快節奏的語速,不容置疑地敘述,李明更類似在教授中國行政級別課程,“能夠進到我們家裡來的人,至少也要是個處級吧;那到李真家裡去的,總得有廳局的級別才行啊”。由此切入談論李真,是一個有趣味的開始。
  據介紹,李父1937年參加革命,屬於“抗日干部”。由延安派往東北過程中受阻,後留在張家口。1994年離休時,位置是張家口市科委計量局副局長。在李真的學校履歷表上,對此也有明確記錄。
  不過,李父那一批派往東北的干部,並非全部留在張家口,後來有相當部分陸續離開。被李家人叫作“楊伯伯”的,就是離開者之一,據說他後來做到了東北某省省委書記位置。李明回憶說,他們兩家再次比較密切地“走動起來”,是在1986年左右。
  促成“走動起來”的背景,曾在張家口市做過市委書記的劉善祥介紹說,當時張家口市修市志,追溯並尋找1945年張家口解放時的歷史人物,而那時任張家口市市長的“楊伯伯”是活著的最重要人物。張家口市派人前往東北請回“楊伯伯”,由於李父與楊曾經的同事之誼,在迎請的隊伍中,有當時在張家口市經委工作的李真。顯然,李真的精明迅速地給“楊伯伯”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張家口市經委時,李真才二十多歲,畢業並不久。但劉善祥回憶說,當時他對李真就有印象。後來他們兩人又同時在省委大院里工作。劉說:“看見他(李真),我一眼就認出來了。”80年代初期的張家口市,市委與市政府在同一個院子裡,劉說:“總有一個小青年到我辦公室晃,當然他就是李真。開始我沒有太注意,後來我說,'小李,你有事就跟我講,沒事我也不是閒得慌'。”“小李”也有事情跟書記劉善祥講,劉說: “他作為市裡面的干部派出下面支教,去的時候跟我講,回來的時候也跟我講了。”劉的印象由此積累而來。
  顯然,並非李真的“支教”而使他被廣泛關注。對張家口而言,“楊伯伯”雖然是外省領導,但級別之高,也是顯赫的。到了張家口,市委市政府各級領導與“楊伯伯”打交道,突然發現必須經過李真這道手續,而且還不那麼好打交道,這使多數人深感不快。
  不過,李楊兩家有了這一契機共敘曾經的患難之誼,使多年前的友誼得以延續。李明回憶說:“後來,我爸爸在臨終前,可能也將李真託付給了'楊伯伯',我們叫他'楊伯伯',而李真跟他則是養父與養子關係。”從後來的結果看,這一層關係給李真的晉升有相當大幫助,但在當時李真並未有效地平衡內外關係。熟悉這段歷史的有關人士評論說:“(當時)已經顯得非常像秘書的李真,卻因為太端著架子,而使多數張家口乾部對他意見多多。”意見最多的機構是張家口市經委,也即李真所在單位,由於有為“楊伯伯”做“秘書”這一經歷,“什麼人管他都管不了了”。聯繫當時的狀態與後來做到“河北第一秘”的位置,李真的處事方式似乎沒有太大變化。有所不同的是,“楊伯伯”張家口的行程過於短暫,無法長期保留李真所需要的權力背景。但後來不一樣了——李真已經進入權力中心。
  真正使這種情緒的不爽發生到對立的狀況,是張家口修志後。稍後,“楊伯伯”所在的省份,有一批去日本學習技工的名額,李真要求經委派他參加這一出國學習班,這一要求在張家口市經委即被拒絕。有記得當時情形的人士回憶說:“李真與經委主任發生直接衝突,誰也不讓誰。”這一層拒絕沒有斷絕李真的慾望,他要求參加別的省份出國學習班的申請與市經委的拒絕,上達到需要由市長來決斷的層面,結果仍然是拒絕。
  隨後,強硬的李真遭遇命運的第一次打擊。市經委將他調離,調至張家口一家油漆廠搞供銷。熟悉當時政策環境的有關人士解釋這一變化,給出的描述是,“清理出機關”。事實上,1981年,李真從柴溝堡師範學校畢業後,並未直接分配到機關,而是在一家市屬企業做供銷工作。從這家企業調到市經委,“也相當不容易”,而且沒有證據表明這一晉升與他“中上等家庭”的背景有什麼直接關係。但現在,他被打回原來的位置。這一具體衝突以及由此延伸的後果,後來被李真省略,他在有關場合概括自己在張家口的經歷,“我的發展被限制了”。
  不過,李真並沒有在油漆廠上一天班,他“不辭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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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對記者的憤怒,不僅是對他們家庭的描述過於低級別,另有一點是對李真學歷的描述太低,“他怎麼只是中專畢業?別人繼續教育所得到的學位能夠承認,為什麼他就不行?”在河北省國稅局期間,李真曾出版過一本“李真論稅務”的論文集,書前的學歷介紹是“碩士”。
  記者到張家口採訪,柴溝堡師範學校提供的證明是李真確係該校大專畢業,並非中專生。這是河北師範大學在這里辦的一個大專班,李真係79級物理四班。在學校保存的學生檔案中,李真的學生登記表,連續三個學期的操行評語中,班主任武惠平無一例外地提到,“(李真)脾氣不好,缺乏性格修養”,“需進一步加強紀律觀念,注意同學之間的團結”。柴溝堡學校黨辦主任崔祥烈介紹說,這所學校出過幾個高官,李真還算不上位置最高的,但只有他畢業後沒有再回學校來看看,“甚至還拒絕接見去石家莊找他的學校老師”。對此,崔解釋說:“在李真看來,雖然是大專畢業,但柴溝堡師範的名聲實在太小了。”李明介紹說,李真是在武漢交通科技大學取得的碩士文憑。這是他到了河北省國稅局之後。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李明說:“他後來還在讀在職的博士,由於出事才被中斷。”李真的四哥李裡在張家口接受采訪時回憶說,李真受父親影響,從小接觸過大量的詩詞。這些幼時的基本功為李真後來的政治生涯增加了更多表演餘地,每一位接受記者採訪的人都提到,1997年11月,在李真剛剛榮陞國稅局局長3個月後一次省局級機關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李大段背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陳天華的《猛回頭》。許多人向記者提及李真當時乘興而出的一句名言:“人格人品贏得人,正義正氣感染人,豪情豪氣激勵人,才能才華折服人。”李真的口才,在河北國稅系統頗有口碑,這被推測認為與從小接受詩詞訓練有關。但是,比較有趣的對比是,李裡印象裡,“在家裡,幾個兄弟之間的話並不多。而且李真很少笑,從小如此。即使兄弟間的交談,李真的表情也不會很豐富,你很難知道他在想什麼。”
  雖然李真家人再三介紹說李真讀書時“學習成績很好”,“考取了柴溝堡師範,家里人怕他再考考不上,也就讓他去讀了”。但熟悉他那段經歷的人士介紹說:“年輕時候的李真,可能更喜歡用拳頭證明實力。”李裡回憶說,初中二年級時,李真就乾過一場大架,因為看電影,別人佔了李真和他幾個朋友的位置,據說那次“李真一個人以一敵十”。
  1987年前後到達北京的李真,向同事提供的解釋是“做生意”,這是一個誰也未必相信與在意的解釋。北京期間的李真,其行為種種,傳說的版本不少,但真正能夠說清楚這其間酸苦滋味的,可能只有李真本人,因此這段歷史可能會永遠隱匿而不為人所知。目前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實是,“楊伯伯”在這一期間給予李真最大可能的幫助。果然,李真獲得了從張家口調往石家莊的資格,而且最初確定的位置就是省政府秘書。
  通過北京,張家口與石家莊之間的線路果然迅捷。但北京與石家莊之間授受的秘書位置,等李真到了石家莊,卻沒有如願。1989年,李真到了石家莊,進的卻是河北省建設投資公司。有熟悉其間過程詳情的人士介紹說:“北京對於二十多歲李真的價值,在於他發現或者說堅信比學歷與武力更具力量的東西:權力。”在現實權力結構裡,“李真發現,這一體係是能夠最充分展現他才華的場所”。後來被用來證明他所具能力的證據之一是:從北京調至河北的“京官”楊益銘(後因受賄而被審),需要升一級,但被北京方面拒絕;李真居間操作,結果楊以平調的方式來到石家莊,然後將其所在單位升級,完成有關人士“升級”的許諾。對自己運作權力能力的發現,顯然使李真不甘身處投資公司,雖然這一單位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被認為是極好的機構。一年後,所有的努力終得回報,李真進入了省政府,稍後成為副省長的秘書。
  初試身手
  在省政府秘書圈子裡,李真最有價值的收穫是與吳慶伍交好。吳慶伍是從河南過來的秘書,在河北呆過兩年後,吳想下海,擺脫秘書生涯,而李真希望能夠接任吳慶伍原來的位置。李真被逮捕後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時寫道:“我的前任秘書……告別政壇,下海經商……(我說),你在商界需要權力支持,我在官場也需要經濟支持,我支持你賺錢,你支持我從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錢也越賺越多。”李真與吳慶伍達成“錢權雙贏”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河北省委一位老領導分析說: “吳慶伍位置高,但是外來戶;李真位置低,卻是坐地虎。”他們兩人選擇合作,“非常正常”。吳慶伍後來也因受賄而被拘。有意思的事實是,吳慶伍被拘後,新華社河北分社記者曾採訪過他,據介紹,吳通篇談的主要內容就是李真。在吳的描述裡,更多的是說被李真所“欺騙”。如果排除吳慶伍自己開脫罪責的因素,有研究過這一材料的人士揭示說,(其間)另一層隱藏的事實是:在權力運作以及對人的操縱上,李真顯然比吳慶伍更具能力。李真果然順利地接任吳慶伍的位置,稍後又從省政府進入省委,終成“河北第一秘”。
  李吳合作,最初就在他們交接班之際,吳慶伍的公司開張之時。中紀委、監察部在對李真的通報中指出:“1992年底,李真通過原中國東方租賃公司河北辦事處(簡稱“東租冀辦”)主任張某幫助吳慶伍(現在押)從'東租冀辦'借款2000萬元(後吳將此款據為己有),事後,李真收受吳慶伍15萬美元和10萬元人民幣。”
  總結李真之貪,有熟悉相關材料的人士分析說:主要由三個方面構成,其一,李吳“錢權”通道;其二,李真的北京線路,北京為他完成了最迅捷的張家口—石家莊之旅,同時也是他的資源之源,李真對北京的“投資”不遺餘力;其三,把持河北官員的升遷管道。
  開始時並不是完全沒有碰到麻煩。1993年10月份前後,一樁5000萬元的貸款案牽扯到了李真與吳慶伍。因為涉及秘書李真,案子報到省紀委,此時劉善祥已經升任省紀委書記。他的要求是:查到底。這個最終也沒有明確結果的案件,基本案情是,一家投資公司的負責人張某從銀行里貸出5000萬元,錢在他自己的公司稍作停留,相當部分流轉到吳慶伍與李真手上。檢察機關發現張某有逃逸的可能,於是立案批捕。隨後有過一場十分複雜的角力。
  劉善祥回憶說:檢察機關方面打電話來找他,說管政法的書記要求放人,劉對檢察機關的命令是拒絕。稍後檢察機關又來電話,仍然說被要求放人,劉還是表示拒絕。最後劉善祥接到的電話是被告知人在被要求下已經放了。接下來,劉便與要求放人的書記理論,但放人的事實已經無法改變。劉分析說,要求放人的書記,是剛從外地調到河北的,對有關情況並不熟悉,而在其間操作此事的是李真。事實上,劉回憶說,這件案件報到省紀委後,他就去找過有關領導匯報過。為了有證人,劉當時還拉上了另一位副書記。相對麻煩之處在於,他們的匯報在中午11點鐘左右,結果12點鐘機關食堂吃飯時,李真便知曉了此事。李對在食堂吃飯的經貿委負責人表示了自己強烈的不滿。經貿委方面的負責人顯然很覺意外與委屈,馬上找到劉善祥問詢此事,兩相信息匯集,劉善祥自述“也很意外”。
  相對這一事件,李真後來操作“京官”楊益銘平調,機構升級就相當簡單了。投資公司的張某出來後,隨後離開中國,移居國外,這一案件因此無法深入。而劉善祥注意到的事實是:從銀行貸出來的款項,債務便轉移到張家口捲菸廠。
  後來有報導稱,張家口捲菸廠廠長李國庭受賄案的暴露,終於牽扯出李真。對此說法,劉善祥並未給予肯定答案,事實上這5000萬元貸款已經使有關方面注意到了李真,只是這一次沒有抓住他的材料。
  此時李真要過的坎還不僅僅是抹平這5000萬元的貸款,更重要任務是他也需要在他“處級”的位置上升遷一級,達到“副廳級”,這一過程同樣遭遇強烈狙擊。結果是“一下一上”完成了李真的升遷,劉善祥因為“身體原因”提前離職,稍後李真任職河北省辦公廳副主任。
  河北坐大
  接受記者採訪時,熟知內情的人士評價李真說:“他甚至是可以左右河北權力系統的人,其地位相當於'二書記',想讓誰上就讓誰上。”而目前李真的處境,一個辦案人員玩笑說:“現在他是進去了,但可以不斷地'咬'人啊,現在是想讓誰下就讓誰下。”原石家莊市市長張二辰就是李真“咬”出來的。
  張二辰向李真行賄已經公開報導,對李真的通報說,原石家莊市市長張二辰向他行賄3.5萬元人民幣和1萬元港幣。這一消息強化了李真的秘書“能量”的社會傳播效果,在權力系統內——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裡,關於李真的信息,比之社會層面所傳播的內容要豐富得多。
  幫助李真在權力系統內樹立權威的事實之一是一個縣長的傳奇。據說在吳慶伍的秘書時代,這個縣長被斥責說,“這樣的人還能當縣長?”所幸的是,有知情人分析說,“龍威”發作之時,正巧在李真與吳慶伍交接班前後。稍後通過李真的運作,差不多算得上被“註銷”的這個縣長奇怪地留任,後來還升遷了。
  在這種格局裡,尋找到攀附李真的機會成了最重要內容。擔任現在押的原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省委督查室主任楊益銘的律師、北京市法大律師事務所周國均說,“楊益銘與李真在案情上的關係,是一個攀附的實例” 。
  1997年石家莊市所轄縣市區領導班子換屆,當時任新樂市委副書記的馬振生、副市長李栓想要趁這個機會晉升。他們兩人通過新樂市一個安全設備有限公司的經理張根發幫忙活動。張根發又找到深圳市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董事長林欣進,聯繫到了楊益銘,送給他20萬元。
  1997年12月初,領導班子換屆後,馬振生和李栓心急如焚,因為他們感覺到“沒什麼動靜”。倆人又送了楊益銘四塊手錶。結果他們聽到的答復是,馬振生不能留在新樂任書記。這一次馬振生和張根發將10萬元直接送給楊益銘,讓他將這些錢送給省國稅局局長李真——因為他們知道李真的名聲。楊益銘將10萬元送給李真後卻被李真拒絕了。在法庭上,周國均說:“楊益銘被問及為什麼將10萬元占為己有,楊回答說:'以李真的胃口而言,根本看不上這10萬元錢'。”當然對此還有另一種說法,楊益銘曾經是李真居間運作調至河北,後來楊發現李的升遷速度遠甚於他,逐漸由過去的走動頻繁而變得相對疏遠。對下面官員所託請轉送賄賂,自己獨享並不代勞幫忙。
  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侯磊說:在辦理省國稅局局長李真案件中,共查處包括廳級幹部7人、處級幹部14人在內的46人。而河北省國稅局提供給記者的一份報告這樣寫道:“李真等人案件牽扯到縣局以上領導幹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
  李真從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的位置調任河北省國稅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看上去只是一個平調,知情人分析其間運作的意義在於:李真在河北形成的勢力越大,反對的聲音也就越多,脫身於河北的“塊”,進入國稅局的“條”,是最靈巧的騰挪。熟悉圍棋,曾經是河北省業餘圍棋三段,更是權力系統高手的李真,知情人說,當然比別人更知道這其中變化的奧妙。李真離開省委辦公廳時,曾向有關人士坦言,“我仍是辦公廳副主任”。從後來的結果看,李真此話並非虛言。
  曾經與李真同是柴溝堡師範學校物理專科四班的同學,現已經是某市主要領導的一位官員評價李真說:“他是一個天生的政治人物,至少看上去是這樣。” “政治人物”的權力以及“權力尊嚴”,在李真做秘書時獲得了最充分的培植,而在做國稅局局長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在張家口國稅局供職的李真的四哥李裡註意到:“即使年齡比李真大的張家口國稅局局長見到他都會神情緊張。在李真面前,即使拿著稿子念,也會哆嗦。 ”李真在任國稅局局長期間數次回過張家口,他與張家口的關係,許多當地官員對記者都諱莫如深。有趣味的是,遠離張家口市60公里外的柴溝堡師範學校,也能耳聞李真的排場,“每次都會有警車開道,其陣勢絕對超過一般人對一個廳級幹部的想像”。李真最被媒體廣泛傳播的經典話語是:“我這回跟你談了半個小時,可是高看你了。”
  省法院的一個曾經接觸過李真的處長告訴記者,李真在做秘書時負責督察工作,所有督察結果都由省裡各單位向他匯報,而省裡領導聽取督察結果也由李真告訴他們。在他向李真匯報時,他連頭都不抬一下。事實上,對排場的講究,李真在做秘書時即已足夠充分,有所不同的是,那時候的李真仍然囿於秘書之位無法張揚。
  李真的權勢在被廣泛傳播的同時,與其威風八面的形象相反的另一層事實卻是,李真的妻子卻堂皇而坦然地離開了他。記者曾三天嘗試聯絡李妻而未果,關於她的形象最具說服力的事實之一是,李裡說:我們剛結婚不久,還是李真女朋友的她就跟我愛人打了一架。熟悉他倆關係的知情人描述說:李妻原為張家口機關里的話務員,後來又到機關托兒所當阿姨,在張家口時與李真結了婚。李真在國稅局當局長,最風光的時候,她離開了李真。據說,她離開時,非常簡單地告訴李真:“你如果加害我未來的丈夫,我手裡的材料足夠將你送上法庭。”而曾經因與三陪女在汽車裡廝混被警員發現,隨即喝道“把你們局長叫來”的李真,針對前妻的簡單一句話,沒有任何辦法。


川普沒讀過中共鬥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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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在2018國情咨文中,強調朝鮮政權殘暴的時候,他指向觀眾席中拄著枴杖,跋涉了數千英里,尋找自由的池成鎬,接著川普講述了他的故事。
池成鎬住在在朝鮮北部會寧市的礦村,1996年,年僅13歲的他,只能從貨車上偷煤,去換玉米度日,餓暈的他從兩節車廂之間掉下來。他的左腿和左臂被火車碾斷,醫生在在沒有麻醉、輸血的情況下,給他做了手術,康復後,他拄著枴杖去乞討。2000年他非法進入了中國大陸,回家時,被祕密警察抓住並毆打,他們辱罵他:「你個瘸子,在外國人的攝像機前乞討!你讓領袖和國家難堪。」於是,他和3個脫北者,進入中國,穿越寮國,到泰國,找韓國大使館協助。
川普講述池成鎬的故事後說:「當今沒有任何政權會比朝鮮的獨裁統治更加全面地、殘酷地壓迫自己的公民。」,也許川普沒有讀過中國近代史。歐美國家,根本想像不到獨裁暴政是如何的恐怖,但朝鮮政權的殘暴怎能跟中共比?
中共在奪取政權以後,先是「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三反」,再是「反行賄、反漏稅、反盜竊國家……的「五反」。後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致餓莩遍野。至少一千萬人死亡。再來是10年文革,以毛澤東思想,批判舊思想、文化、風俗、習慣,換句話是以年輕人鬥爭老成的一代,另以佔多數的無產階級鬥爭有產階級的黑五類,10年下來,一億多人受株連,這些都是國民黨宣傳的「共匪暴政」,如今國民黨卻忘光了。最近中共對新疆、西藏的鎮壓、大抓捕維權律師、上訪民眾和法輪功的迫害等,每一樁暴政都超過當今的朝鮮。
可是川普卻說:「當今沒有任何政權會比朝鮮的獨裁統治更加殘酷。」
難道他也像季辛吉在耍權謀?


花蓮地震,共畜得償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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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被中共槍斃的一批政治犯,罪名是說了「畜生般的語言」。這個「畜生般的語言」內容是什麼,不准說出來,誰重複說出來,他也是畜生,也得槍斃。然而內容無非就是攻擊毛澤東的言論或標語,例如「打倒毛澤東」之類。
其實,真正的畜生是中共自己,他們不但說,還做!因為他們沒有人性,只有獸性,甚至比獸性還不如。
進黨執政,習近平就詛咒台灣將「地動山搖」,這次花蓮大地震,數百人死傷,習近平為他的「預言」靈驗而得意,他們的五毛網軍大呼台灣「活該」,習近平的國台辦更繞過台灣政府與兩邊溝通渠道的海基會,直接打電話給花蓮縣縣長傅某人,以顯示北京才是他的真正上司領導。國台辦主任向傅了解受災情況,傅則向北京「匯報」,據稱,傅對國台辦的關心表示由衷感謝,承諾將與國台辦保持聯繫云云。
花蓮在受到天公地震之劫,再受到共產畜生的主權之劫。台灣在傾全力救災救人之際,背後還被中國畜生咬了一口,真是情何以堪?
過去有人罵「支那賤畜」,我覺得太過分,現在看支那共產黨的表現,這樣罵並不過分,在這些畜生看來,這時來吸吮台灣人的血,正是時候,因為台灣人忙於救災,而無力反擊,也不願反擊而轉移救災的焦點。當然,也有支那奴才,會由衷配合他們的主子。
共畜的表現,不只是這次。1999年的921大地震,當時的江澤民也趁機咬台灣一口,為了體現支那對台灣的主權,外國救災必須通過北京的批准。當時俄羅斯的救災物資,因為不能從中國領空飛過而繞道日本,耽誤了十幾個小時。這就是支那一再鼓吹的「血濃於水」,原來是「血儂來吸」。
如果說那時江澤民因為窮凶極惡,那麼習近平富了就是貪婪沒有止境。習近平與江澤民是政壇上的死敵,在對待台灣上有什麼原則分歧嗎?沒有。都是覬覦台灣的吸血鬼。他們要的是台灣的各項資源,而不是台灣人,所以台灣人的生命,在他們眼裡不值一文錢,除非還有利用價值的人,例如國民黨、柯文哲、某些台商等等。然而看看支共爭權奪利的殘酷,他們會獨厚奴才嗎?
有些人一再美化習近平,要人們對他有所期待,看看成為「核心」以後的習近平,變得善良了嗎?從畜生變成了人嗎?台灣人,尤其沒有921經驗的年輕人,如果能從中看穿共畜本質,同仇敵愾而對共畜不存幻想,把台灣經營好,加強抵抗的本錢,那麼台灣就大有希望。
如果像支那人那樣只為自身利益而熱衷內鬥,把自己人當主要敵人來打,而放縱支那畜生,那麼遲早畜生的鐵蹄會踏進台灣,讓台灣人也都變成畜生。我可能活不到那個時候,但是也不忍在地下看到朋輩成新畜。
對中國賑災的物質,最好事先拒絕,不准登台,因為台灣完全有能力解決,何況美日都表示了支持,但台灣也沒有要。因為中國送來的東西一定是黃鼠狼給雞拜年,不安好心,會附加政治宣傳口號,例如「一個中國」或「祖國」如何如何的詞句,這是共畜最會做的事情。如果走私進來,採取堅決措施處理掉。


袁斌:中共非法搶劫剝奪富人財產的真相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2日, 2018
中共為了維持生存,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網絡資料圖片)
【大紀元2018年02月13日訊】進入所謂「土地革命」時期後,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又增添了一項新內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麼是「打土豪」?說白了就是搶富人特別是鄉村富戶的財富。
作為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中國支部,從建黨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維持,直到1927年所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這個經費來源才基本斷了。從那時起到「長征」,中共養活自己的經費基本上來源於「打土豪」。
當時的鄉村主要有三大塊財富,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主要就是這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計。
中共進入鄉村後,為了維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塊財富,用的是古往今來土匪的老辦法,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所以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
這種一陣風式的搶劫儘管有用,但所得財富畢竟有限,又無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只能維持土匪式的生存,而農村中的第二塊財富其規模則比第一塊要大的多。於是到了瑞金時期,中共為了擴展自己的財政基礎,在「打土豪」的基礎上,又漸漸的把目光轉到了這一塊財富上。由於這部份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為此,中共甚至專門發明了一個很形象的詞,把搶劫這部份財富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可謂活靈活現。
中共當年搶劫這部份財富的手段著實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搶。如毛澤東手下的中央紅軍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編的一份兩萬字「籌款須知」,就是專門向紅軍講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教材,其行徑與土匪完全沒有區別。
這個勒索指南傳授了九個步驟,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個步驟:
第一步是,精密調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的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是,捉人「實為綁架」,特別強調要提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又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
第三步是,多貼條子,即將勒索物件寫上條子貼出公開恐嚇,該條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下可以籌得,都要貼,以免漏網」。
第四步是,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檔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稱「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佈告的貼佈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佈凶吉消息(即要殺人燒屋)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傳尚未爐火純青,因此有這樣赤裸裸的綁架勒索教材,暴力斂財連獨生子、兒童、黃花閨女和懷孕婦都不放過,手段如此卑劣殘忍,比某些講義氣的土匪都不如。
當然,鄉村中的浮財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後來存量自然越來越少。如果說起初中共還只是「挖」富人的浮財,那麼到後來中共則連中農和貧農的浮財也一併都挖了。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搶「土豪劣紳」的,也搶農民的。
因為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裡了,「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漸漸地都挖光了,這種「經費模式」延續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頭。此時,不但農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經費也快要斷了。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決定「戰略轉移」。為此,他們分別於1934年6月2日決定征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穀運動」,借穀60萬擔。這表明,在浮財被搶盡的情況下,中共又轉而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但卻美其名曰是什麼「借穀」。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盤算的很精明,從他們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裡,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借穀」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共帶走了約100萬擔糧食。這些糧食大部份是農民的血汗和用來活命的,就這樣被白白的搶走了。喪失了這些活命糧,有些農家當然也就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啊!
提起這段歷史,一位歷史學者曾感歎說,「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像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著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著腳催運穀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籲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像,去猜測了。」「其實,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農民們怎樣想並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
那麼,什麼是「分田地」呢?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的一首詞中的兩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農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極了。但由於當時中共成立的所謂「蘇維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沒有資格頒發「產權證書」,它分給蘇區農民土地的證明,是不具備產權資格一紙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給農民的乃是吞不盡的「苦果」——人為製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1934年10月,「反圍剿」失敗後,中共和紅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拋下無處可逃的可憐的蘇區人民來承受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惡果


大陸學界人才黑洞
By 賴祥蔚,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20日, 2018
中國大陸的學界是黑洞嗎?過年期間,台灣學界的很多朋友在討論這個題目,並且分享相關的新聞訊息。說大陸學界是黑洞,這有兩種意思。一種意思是說以對岸的市場之廣大,一旦真的有心對台灣的學者招手,效果恐怕會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樣,逐漸把台灣學者都吸過去。
把大陸學界形容是黑洞的另一種意思,則是說現階段去大陸發展,可能只能成為短期的學術工人,未必會有永久的保障。
這兩種說法都對,也都不對。想知道真相到底如何,可能還是要先回到中國大陸學界的基本面來看。
大陸學界在文革期間出現了巨大的斷裂,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學界力求走回正軌,另一方面產業不停發展成長,也呼喚社會提供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這些都急切呼喚更多優秀師資。
改革開放後的前面20幾年,大陸的經濟成長還不足以超越鄰近國家,因此儘管境內的師資受到文革影響而頗有不足,許多教師根本連博士學位都沒有,卻仍無法對境外高教師資招手,只好積極努力培育自己的本土博士。
持平而論,大陸自產土博士們的素質良莠不齊,以新聞傳播等相關領域來說,其老師輩的西方社會科學學術底子,有的就未必紮實,而對岸的博士班又急於求成,往往3年左右就能畢業,因此大陸土博士必須不停自學才能真有本事。
過去10幾年來,大陸整體實力突飛猛進,這就有了吸納境外優秀高校師資的財務實力,而且不吝於重金禮聘。問題是,大陸想要什麼樣的師資呢?
前幾天有朋友請託物色可以前往對岸的師資人才,條件包括:有博士學位、能以英文授課、能發表國際論文、有SSCI論文最好。如果符合這種條件,在台大、政大要找教職也不難了。對岸現在透過重金開出這種挖角條件,當不必意外。因為前述爭取教職的條件,也是台大、政大前幾年徵求教師的常見條件,只是對岸開出更優的條件罷了。
筆者學生在對岸北大、清大已獲博士學位,陸續在大陸專任教職,有編制內,也有合同教師,同感不進則退的學界壓力,這是改革開放後的基本要求,不像台灣學界雖有保障,待遇卻是齊頭式平等,無法持續擇優汰劣。
大陸學界是個吸納的黑洞,會選擇性地吸納優秀的人才,而且吸納過去之後還可能有所淘汰,所以這個吸納黑洞也會是一個沒有保障的淘汰黑洞,將會迫使願意西進的學者必須一直維持自己的競爭力。(作者為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理事)


【民報】​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發文《拒做犬儒》後辭職

海歸學者、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發表文章《挺直脊梁拒做犬儒》後辭職。該文導致相關微博公眾號被關閉。據說北大通識學院副院長張旭東、院長鄂維南一併辭職。
李沉簡拒做犬儒文章被指影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兩會上順連任,而且任期没有限制,可以一直連任,如習帝登基
美國之音報導,李沉簡在文章中寫道,前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留給我們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傳。蔡校長⋯⋯是一個挺直脊梁、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
文章指出,蔡元培「付出了極大的個人犧牲才使得當時的北大空前活躍——既有全盤西化的胡適、也有追求共產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甚至還有天天嚷著復辟清朝的拖辮子的辜鴻銘。各種思想在這裡產生和碰撞。」
李沉簡引用了英文格言「Freedom is never free」,意思是自由不是免費的。他接著寫道:「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胡適一輩子敢於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專制;馬寅初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在批判之下拒不認錯;林昭在瘋狂的文革年代毫不退縮,隻身和反人類的罪惡鬥爭到底,直至被槍殺。北大之所以成為中國神聖的殿堂,不僅因為她有思想,更因為她有為了理念不惜付出一切的師生。
李沉簡也指出,不僅民間「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好死不如賴活著」之類犬儒的生活教條深入人心,高級知識分子裡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當代有郭沫若這樣滿腹詩書的牆頭草」。
李沉簡也批判了1958年科學家錢學森為「畝產十幾萬斤」搖旗吶喊的醜聞。關於此事,《中國青年報》2000年的《理性照耀中國:賽先生世紀行》一文寫道: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吹牛狂歡⋯⋯連個別著名科學家也跟著起哄,論證「如果充分利用太陽能,糧食畝產確實可以達到幾十萬斤」。後來毛澤東檢討說,他上了科學家的當。這場唯心主義鬧劇,終於以上千萬農民餓斃而告終。
這裡所說的「個別著名科學家」,就是錢學森。
李沉簡論述說:「這樣的犬儒和無恥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會幾千年來對敢言者的持續絞殺當屬首要原因。」 「我們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筆為旗與懦弱卑微做不妥協的抗爭,也至少做到不出賣人的起碼尊嚴和思想獨立。北大人、元培人當共勉。
3月22日,微博公眾號「大帥直通車」推送這篇文章,40分鐘後,這個公眾號被要求關閉,學校的老師要求學生刪除他們轉發的此文。
不少網民稱讚《挺直脊梁拒做犬儒》一文勇於說真話,表現了「知識人的骨氣」,但也有網民直言:「挺直腰桿,不易!拒做犬儒,艱難」


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李沉簡 《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全文 (23:59)
(網上圖片/明報製圖)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李沉簡 《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全文 (23:59) - 20180324 - 兩岸 - 即時新聞 - 明報新聞網 - https://goo.gl/yvb5Eb
圖1之1 - (網上圖片/明報製圖)
有傳為示抗議中共中央提出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憲內容,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上月28日發表題為《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的文章,當中提及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初第一次請辭,就是抗議1917年張勳復辟清朝。這篇文章經早前廣泛流傳後,近日幾已被全部刪除。惟據傳,李沉簡和元培學院院長鄂維南,及另一副院長張旭東,已經集體辭職。
相關報道:傳北大元培學院三正副院長辭職抗議修憲 籲師生「拒做犬儒」文章幾全遭刪除
《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原文如下:
戊戌變法、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年,我們紀念蔡元培校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元培先生當之無愧是現代教育之父。他留給我們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傳。蔡校長在人們的印象裏總是一個謙謙君子式的思想領袖。其實蔡校長的另外一個側面同樣是萬世師表,那就是一個挺直脊樑、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
早年的元培先生為了反抗清朝,一介書生卻豁出命來組織訓練暗殺團,意圖刺殺清朝的官員。在後面的幾十年裏,他只認真理,不畏強權,在北大校長的任上曾先後八次辭職以示抗議:1917年抗議張勛復辟清朝而辭職;1919年5月營救被捕學生而辭職;1919年底和1920年1月支持北京市教職員為薪酬抗議政府而辭職;1922年8月/9月兩次為政府侮辱校長/拖欠教育經費而辭職;1923年抗議教育總長踐踏人權和司法獨立而辭職;1926年抗議政府鎮壓學生而辭職。從這個意義上看,元培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付出了極大的個人犧牲才使得當時的北大空前活躍——既有全盤西化的胡適、也有追求共產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甚至還有天天嚷着復辟清朝的拖辮子的辜鴻銘。各種思想在這裏產生和碰撞。
Freedom is never free. 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胡適一輩子敢於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專制;馬寅初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在批判之下拒不認錯;林昭在瘋狂的文革年代毫不退縮,隻身和反人類的罪惡鬥爭到底,直至被槍殺。北大之所以成為中國神聖的殿堂,不僅因為她有思想,更因為她有為了理念不惜付出一切的師生。
可是我們也要清醒客觀地看到,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有脊樑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軟骨頭甚至為虎作倀:抗日戰爭裡,中國創了人類歷史上「偽軍比佔領軍多」的記錄;在大躍進、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受蒙蔽」,有多少人是精明地昧着良心、為自保而誣陷同事、為加官進爵而落井下石?
不僅民間「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好死不如賴活着」之類犬儒的生活教條深入人心,高級知識分子裏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上古就有在「指鹿為馬」的當口曲意奉承、吮癰舐痔的臣子;當代有郭沫若這樣滿腹詩書的牆頭草;更可怕的是像經過加州理工學院最良好科學訓練的錢學森也連篇累牘地在報紙上為「畝產十幾萬斤」這樣盡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謊言搖旗吶​​喊,而且還舔着臉發「錢學森之問」——殊不知我們沒有科學、人文社科大師的第一原因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性地培養精明乖巧的撒謊者,而不是真理的捍衛者:這和知識無關,和人格有關。
這樣的犬儒和無恥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會幾千年來對敢言者的持續絞殺當屬首要原因。從文字獄到株連十族,當敢於「一士之諤諤」的人被消滅的時候,負淘汰的結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諾諾」。在這種千年嚴酷的條件下,人們甚至被剝奪了保持沉默的權利,而被強迫加入諂媚奉承的大合唱。
不過,在漫長的歷史中總有火種還頑強地燃燒。在北大,蔡元培、馬寅初、胡適、林昭……承載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嚴。我們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筆為旗與懦弱卑微做不妥協的抗爭,也至少做到不出賣人的起碼尊嚴和思想獨立。北大人、元培人當共勉。
Where there is darkness,may we bring light 
Where there is despair, may we bring hope 
Where there is doubt, may we bring faith 
Where there is hatred, may we bring love
戊戌雙甲子,諸君拒做犬儒,
北大一二〇 ,師生挺直脊樑。
李沉簡
2018.2.28 
北京大學朗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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