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帝國/明帝國亡於「白銀」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S4jRjh
用文字解讀電影《白銀帝國》,一部關於晉商的電影-----馭人之術無非- 利威名.
2017-10-22 由 河東晉夫 發表于資訊
一段康家老五的開場白開始了電影
中國我四海之中的祖國,我夢魂縈繞的地方,我親愛的孩子們,時間洗去了我的記憶,可是那得氣息 色彩 聲音,啊 還有我的三哥,在山西老家 咱家是個百年老店的商家有個票號,你們的曾祖父是晉商四十六家票號商會的一員,他有四個兒子 都比我年長甚多,老三是他最不疼愛的孩子,咱家的圍牆外頭是另一個世界,窮 髒 生存的困難,搶去了人的尊嚴。
康家的老大老二用不同的態度對待這個世界,老大天生聾啞是一個慈善的佛教徒,老二則是以拳腳應付一切麻煩。康老爺的老四非常幸運,他和奉父母之命結合的妻子,一見鍾情 兩小無猜,那是光緒二十四年,他們去天津蜜月旅行,給咱家造成了不可預料的結果,天津 中西融匯的海港城市,讓一直封鎖在內地的年輕人大開眼界。那一天一個平常的年關前的日子,康老爺一大早,在眾家同業面前,懲治了咱家長久以來最重用的邱掌柜。
四年一季合帳揭榜,分行掌柜都回來了,也就是現在的股東大會。一人一碗小米粥後開始分錢,康老四帶媳婦天津度蜜月,誰知媳婦讓人綁架了,康老二那能忍就要去天津救弟妹,一不小心摔下馬癱瘓了,綁匪起了色心把老四媳婦嘿嘿,老四媳婦接受不了跳河自盡,老四瘋了。
康老爺怕斷香火,找康夫人造小孩,戴掌柜解決了天津分行的危機,康老爺屯了一批私鹽坐等漲價,第二天康老爺帶老三去把邱掌柜的接回來,回來是看見那些缺鹽的人,康老爺決定開倉放鹽,老三找他康夫人辭行,一段回憶才知道老三和康夫人才是真愛。
最毒不過夫人心,為了不給康老爺傳香火,把子宮切掉 。沒幾日然後就跳河自殺,康老三從蒙古跑回來參加追悼會長跪不起,因為德法聯軍圍攻山西,康老爺把康家的家底交給了老三,在離開山西的路上又見到了杜鈞清(康夫人),原來康老爺不離婚,玩一個假死就順利成章了。
杜鈞清告訴老三她要去美國,杜鈞清走了之後,老三開始繼承家業,重用了戴掌柜,國民革命的爆發導致天成元票號損失嚴重,邱掌柜帶白銀回晉,路上私吞了那批白銀(狗改不了吃屎),朝廷發行紙幣窮人把紙幣存在天成元,大清快亡窮人要取回存款,紙幣沒用窮人要白銀,老三把家底拿出來還給窮人存款。
康老爺愚公移山的精神終於造成老五,第二天康老爺消失了,老三挖出了康家祖訓「仁義」,開始進京。
一段康家老五的獨白結束
在戰亂中 三哥照顧我長大,我佩服我三哥,不止是因為他幾乎是我父親,更因為他在掙扎困頓中的平靜和尊嚴,現在我能說 我一聲從未做過違背良心的事,我達到了三哥的期望,孩子們 ,三哥把這卷祖上的家訓給了我,我現在傳給你們,幾年祖上的遺訓,真誠對待你們的良心,你們會有內心的安寧,祖上也會以你們為傲,愛你們的爺爺。
電影經典台詞:
天真大 人真小 人怎麼自處
天下傷心事多了,別在這惹人嫌
知易行難,你我未必做的到
用人得用其長,也得用其短,世上最難用的就是聖人。
治道有三:利 威 名 你可以用利賞他,也可以用名敬他,威,從罰而來,十全十美之人,何以去罰。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kajro2b.html
【晉商傳奇】之五:山西票號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三月 25日, 2018
平遙日昇昌舊址 —— 「匯通天下」。(Zhangzhugang/Wikimedia Commons)
晉商的國際貿易遠及俄羅斯、日本、南洋各島等國家,貿易間頻繁往來,需要大量的現金來支付。對於大宗的商品交易,隨身攜帶上百萬兩白銀,不僅耗時耗力行動不便,而且也存在很大風險。
應運而生的匯票業務
在這樣的境況下,晉商的一家商號「日升昌」出現了匯兌業務。無論官商平民,把銀兩交到商號,再憑商號開出的匯票,就可以到他鄉憑著票據再把銀兩取出來。這種匯兌業務稱為「票號」。曾一度控制了整個大清的金融流通,被梁啟超稱為「執中國金融界牛耳」。
在梳理晉商史料的過程中,有句話很能展現晉商的氣度和心胸,就是那句「一紙符信遙傳,萬兩白銀立集」。沒有貨物抵押,單憑誠摯和信義,就能遠隔異地貸出萬兩白銀。這在各項法律健全的今日,是難以想像的事。面對再健全的法律,依然會有人鋌而走險,大鑽法律的空子,法律的防範功效比起晉商的信義,似乎還要遜色。
票號從它誕生的時刻起,在中國社會就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清道光八年(1828年),蘇州一帶物價無故飛漲。當年蘇州風調雨順,既無戰亂也無災荒,物價飆漲的奇怪現象著實令官府吃驚。
江蘇巡撫陶澍後來查出原因,往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地的商人到蘇州辦貨,現銀交易量為數百萬兩;但是現在各省商人都只帶著一紙匯票而來,沒有在運現銀。因蘇州少了數百萬兩的白銀流通,市面銀根吃緊,導致市價飆升。而幾乎所有的商人持有的匯票,都是出自山西平遙的一家商號,就是日後被稱為中國現代銀行開山鼻祖的「日升昌」。
山西平遙日昇昌票號前門(Tiger@西北/Wikimedia Commons)
山西平遙日昇昌舊址 —— 臨街門面。(Zhangzhugang/Wikimedia Commons)
匯票的防偽技術
票號匯兌行業誕生後,迅猛發展。當時晉商設有51家票號,分號(分行)遠及日本、俄羅斯、印度、新加坡、英國等國的大城市。在51家票號中,其中22家票號總部設置在山西平遙,因而此地一時成為大清的金融中心。
票號的管理制度很嚴格,從經理到學徒都要經過嚴格的業務訓練,包括珠算、書法、記帳以及蒙俄英等外語的培訓。此外,員工還要經過道德、心智素養等多方面的訓練。員工除了掌握嫺熟的業務技能,還要遵循票號制定的道德規範,比如不准納妾、不准嫖娼,不准喝花酒,不准假公濟私等等。他們奉行的道德理念,比如重信義、貴忠誠、除虛偽、節情欲、奉博愛、薄嫉恨、幸辛苦、戒奢華等等,今日看來或許更像修道人,在滿眼浮華的世間,通過商道來束心修己。
票號能匯通天下,每天流通巨額銀兩,除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厚實的信義基礎,再有需要多重防偽技術。
晉商創造出獨特的保密系統,從印製匯票的紙張、漢字密押、微雕印章等多層面進行防偽。
匯票,是用上乘的紙質特別印製,沿用的是宋、元時期多色套印技術。每家票號的匯票都不相同,首面所印圖案是各家的圖記,各家都不一樣。匯票在折紙內夾印「浮水印」,上印紅格綠線,同時浮水印處還夾印票號名稱。因浮水印藏在紙內,一般平視看不出來,豎起來透光而照,方可發現。比如,日升昌匯票的浮水印為「昌」字,蔚泰厚匯票的浮水印為「蔚泰厚」三字。
密押,押是密碼、暗號。晉商以漢字做為密碼符號,用來簽發匯票時間和匯兌的銀兩數目。
凡是簽發的匯票,下面都有一行漢字作為暗號,分別對應著日期和銀兩數目。一般人看不懂,持票人也毫不知情,只有懂密碼的業務人員才能看得懂。在紙幣的防偽技術史上,晉商發明的密押技術很有獨創性。
日升昌票號以「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作為12個月分的密碼,又以一首30字的警世詩:「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時必分明」,對應黃曆月分的具體日期。懂密碼的人如果看到「天」字,就知道此字代表6號。
大德通票號則以「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後行」,或「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10個字,代表「壹貳三肆伍陸柒捌玖拾」10個數字。有的票號以「國寶流通」,代表「萬千百十」。
除了寫在匯票上的密碼,還需要加蓋防偽印章。為此也帶動了另一項絕頂的技術:微雕。微雕,盛行於明朝,當時稱為神工絕藝。防偽印章,通過微雕技術來設計。微雕師需要有深厚的書法和繪畫功底,才能完成印章上的雕刻。晉商將明朝的圖版雕刻加以創新,作為匯票的防偽技術。山西票號最典型的微雕技術,是在一枚印章上雕刻了王羲之的《蘭亭序》,一共345個字,其精巧細緻的工藝令後世驚歎不已。
山西票號通過對密押、紙張、浮水印、印章等層層防偽,確保匯票不被冒領和偽造。票號使用的上百年裡,得益於這些嚴密的防偽措施,大清國沒有發生冒領或偽造的現象。由於使用方便,匯票頗受時人的青睞。
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曾說:「大清國各省銀號匯兌銀兩,累積千萬,卻僅以一張紙作為憑據,這就是信啊!」江蘇巡撫賀長齡也說:「今日匯票流通,商界便於攜帶兌取;官府也便於運送稅賦,國民兩利莫善於此。」
清代咸豐年間發行的紙幣,左側為「戶部官票」,右側為「大清寶鈔」。(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晉商對今日的啟示
回顧晉商過往,他們能在數百年前稱雄商界,晉商創新的防偽技術和匯票業務,成為當今反思歷史文化的啟示之一。在中共黨文化語言系統中,中國古代王朝是「落後的封建社會」,卻能獨創出保密系統,沒有導致偽造、假貨氾濫,反而成為今日貨幣印刷的重要經驗。
晉商票號雖已遠去,但它曾經存在的歷史從側面說明,在沒有黨性取代人性的良性社會裡,中國人以他久遠傳承的理念和人文精華,創造了富庶繁華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才智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揚。他們不是靠著廉價和卑微的勞動勉強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也不是卑微地生活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底層,而是高貴地生活在國際的舞臺上,他們靠著卓越的經營理念,繼承傳統人文的智慧精華,獨佔鰲頭,稱雄商界。
在沒有中共黨文化的社會裡,中國人曾經憑著他們的信譽和堅韌,有足夠的信心、素養和心智馳騁天下,縱橫九州,屹立在世界的商業之林,屹立在財富帝國的巔峰。
衡量人與人之間的東西,除了利益,還有信義。票號,作為晉商獨創的奇蹟之一,正是以信義匯通天下白銀,將坦蕩的胸襟展現在世人面前。千百年來遵循的普世價值,才是中國人的高貴所在。
「匯通天下」內部。(Zhangzhugang/Wikimedia Commons)
參考資料:
1、《金融貿易史》,孔祥毅,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2、《晉商謀略》,張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晉商傳奇】之五:山西票號| 商道| 清朝| 皇甫容| 大紀元
【晉商傳奇】之二:晉商和李自成寶藏| 商道| 皇甫容| 大紀元
【晉商傳奇】之一:晉商溯源| 商道| 晉國| 皇甫容| 大紀元
【晉商傳奇】之三:大清皇室和晉商的奇緣| 商道| 清朝| 皇甫容| 大紀元
晉商又稱晉幫,指的是「山西商人」或「山右商人」,「晉」是山西的簡稱。晉商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富可敵國,曾經一度壟斷中國票號匯兌業,曾有「中國威尼斯商人」之稱。
晉商鼎盛時期日昇昌票號幾乎壟斷金融
晉商、粵商、徽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晉商、潮商與徽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明朝
明朝時,晉商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通過運輸軍糧獲得「鹽引」和銀兩。[1]山西商人以華北為地盤,進出於江南,與徽商相競爭,明清之際,勢力又伸張到四川。晉商的興起,與明朝的北方邊防有關。明朝為防蒙古入侵,在長城一線屯駐大軍,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給自足。但當地土地貧瘠,收穫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糧食不足,而募兵逐漸增多,交通不便,軍餉成為重大問題。明朝於是依賴華北各省的民運、或漕運,或採取奈米贖罪等方法。其中開中法作用重大,召請商人把軍糧(米、麥、豆草等)運到邊境,給予鹽,並在一定範圍內販賣。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規模不大,開中法卻把全國大部份產鹽區的鹽額都納入其中。開中商人兼營五穀和販鹽,獨佔鹽的販賣,獲取巨利。永樂以後,商人在北邊自營屯田,或低價向農民購入穀物囤積。開中法主要實行於山西和陝西,許多商人在此聚集進行商屯。當地商人佔有地利,逐漸抬頭。他們在黃土絕壁間,開鑿土窰,儲藏穀物,土窰乾燥,可保存穀物數十年,而可以避過盜匪的刦掠。山陝商人最善於利用這種地理條件來保貯糧食,借開中法積累資本,再經營金融業,擴展到江南一帶,經營綢綢與棉布買賣,販運到各地[2]。
平陽府、澤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當地富商往往有數十萬兩資產。他們往往一人出資,與同族同鄉合夥,稱為夥計。夥計各自負責分擔各種營業,誓無私藏。山西商人常與陝西商人合作,對抗其他商人。明代中葉,北邊逐漸開拓,軍餉徵集較易,而且銀亦開始流通,除了開中納糧外,官員開始用銀買糧,開中法開始斷絕了與北方直接的經濟關係,改為在鹽產地納銀開中,朝廷把銀兩分給邊區。於是徽商興起,與山西商人對峙[3]。
由於山西南部有鹽池,賣鹽、取鹽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積大量資本,形成了晉商,故有「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中期,鹽業制度由「開中制」改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將鹽業經營權給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內地就可以拿錢買鹽,然後運到各地去賣。徽商就是這個時期興起,漸漸超越了晉商,晉商的鹽業經營遇到了困難。由於王崇古和張四維的努力,允許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國家與地區做貿易。晉商的事業轉向對外貿易。學者余英時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揚州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這便是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的明證。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優勢也依然沒有動搖」。但是余英時顯然忘記了明代的揚州與安徽其實屬於同一個省級單位——南直隸轄下,揚州對明代徽州商人而言屬於本地,其到揚州經商並不需要如山西商人那樣臨時寄附商籍。
明末清初
明末後期,晉商大量走私糧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屬與火藥到後金政權;甚至包括後金入侵中原所需的軍事與戰略情報。作為回報,後金政權則以人參、鹿茸、獸皮與從中原劫掠的貴重物品與之交換。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為典型,通過與後金政權的交易,山西范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儼然為晉商之領袖。據《清實錄》記載,天命三年(1618年),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客觀上,晉商的貿易行為為滿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滿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擔當財政任務(281),在努爾哈赤時,已跟山西商人在撫順貿易,買賣人蔘、貂皮、珍珠等。清兵入關後,任命晉商為內務府商人。[4]
清朝
清代山西商人對清朝財政有巨大貢獻,成為「御用商人」。清初鹽稅佔歲入的一半,到清朝末年即使有關稅等其他新稅源,仍佔1/3。重要鹽場的食鹽販賣,都由山西商人承攬。其中淮南鹽場最重要,佔全國總產量40%,由晉商及徽商瓜分,徽商奢侈而晉商節儉,故晉商財力較雄厚。在兩浙、雲南、長蘆、河東、四川、福建等其他鹽場,晉商亦有販運,執全國大半鹽場之牛耳。為了軍需、賑濟、河工等,晉商也向政府大量捐輸。內務府又向晉商貸出資金數百萬兩,每年收息十數萬至百多萬兩。山西出身的揚州總商王履泰、范清洪,即曾分別承兌了30萬及13萬兩的貸款。地方衙門也向晉商貸出公款收息,補助經費。[5]
晉商獲得各種特權,主要是取得鹽引。清代前期,銅錢價格經常上漲,鹽商賣鹽以銅錢交易,鹽稅卻以白銀繳交,鹽商盡可能持有銅錢,便能得到更多利潤(284)。揚州鹽商資產可多達七、八千萬兩,晉商許多亦有百數十萬兩。此外,晉商也從事茶葉、米穀、人蔘、玉石、毛皮、銅、棉布等買賣,並經營當鋪,投資於製陶業,活動範圍遍及全國,各地主要城市都有山西會館。晉商甚至活動於東北、蒙古、新疆等地,從事恰克圖中俄貿易,廣東的中英茶葉貿易,長崎的銅買賣(285)。山西地狹人多,有鹽、鐵、煤、礬、綢等物產,商品很多,養成商人的習性(286),重視商人,富商與親王貝勒等高官聯盟,與總督巡撫結交。晉商多先外出他鄉,流寓十多年,跟隨他人學習經商秘訣,有積蓄後娶妻,開始獨立經營,以「信實」二字為金科玉律,維繫官紳及民眾的信用,甚至自幼學習蒙古語,以求向蒙古、東北發展。亦有學習針灸和經書(287)。晉商往往借出高利貸而獲利(287),由於在各地活動,為了匯款,開始發展票號,不單從事其行號本身的匯兌,同時處理政府及民間的匯款,手續費相當龐大(288)。[6]
康熙南巡時曾經談到:「夙聞東南鉅賈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劉大鵬記錄了太谷當地的富庶繁華:「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也,大商大賈多基本於此間。城鎮村莊,亦多富室,放風俗奢侈為諸邑最。」咸豐初年,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則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7]。咸豐六年(1856年),又捐輸白銀201萬兩。幾年下來,先後共捐輸白銀「數逾千萬」[8]。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用兵新疆,籌餉銀,山陝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軍餉。徐繼畲說:「晉省前後捐輸五六次,數逾千萬。」[9]。光緒二十年(1894年),財政拮据,分別向京都、漢口、廣東的山西票號借銀124萬兩。八國聯軍後簽定的《辛丑條約》,清政府交付各國戰爭賠款四億五千萬兩,也主要由山西票號匯解,由票號把這筆錢匯到英國的滙豐銀行,再由滙豐銀行交給各國政府。
沒落
清朝末年,上海成為通往西方的門戶,加上白銀外流,銅錢價格暴跌,晉商喪失販鹽的利益,而且交通路線的重大變遷,晉商便開始衰落[10]。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與官府關係越驅緊密。晉商雖然在中國近代金融界輝煌一時,但其興盛並非依靠自由經濟體系的競爭,而是依賴與朝廷的特殊關係。所謂「官商經濟」(或稱官商勾結的壟斷經營),晉商的後代往往走向科舉之路,最後在朝廷內閣任官,例如明朝萬曆時期的蒲州張四維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旦官僚消滅,票莊無所憑依,自然不能存在」[11]。入清後,晉商被緊緊地綁在清王朝的戰車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只能與清王朝的命運休戚與共。大量捐納加速了清王朝的沒落,同時造成了晉商本身生存發展的危機。同治元年(1862年),俄人因《中俄陸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權,可節省大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使得晉商壟斷兩湖的茶葉販運事業久不復見。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圖的晉幫商號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12]。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建議改組票號為銀行,卻遭到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的反對。
辛亥革命後,山西票號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的損失,「總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轉而支持票號改革,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不久國務總理熊希齡倒台,貸款之事成為泡影。最後晉商迅速退出歷史舞臺[13]。
重新崛起
改革開放後,晉商或許可以說是重新崛起。
文化
《白銀谷》,為一部描寫晉商的小説。
《白銀帝國》,為台商郭台銘所投資的一部描寫晉商的電影。
晉商與武術
由於晉商經商在外,經常會遇到盜賊的襲擊,因此晉人歷來重視武術。故山西境內,鏢局林立,名師眾多。光緒三十年(1904年),李復禎為太谷縣王莊富商保鏢,從北京路經十八盤時,與黑老鴉交手,黑老鴉被擊退,身患重傷。清末仍有不少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興元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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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帝國: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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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集團總裁、台灣首富郭台銘,灑下鉅資四億,不惜血本,意圖以「白銀帝國」緬懷祖輩,追思「山西票號」的輝煌歲月。導演姚樹華在美國有執導六年舞台劇經驗,「白銀帝國」為其年過半百的處女作。本劇以山西作家成一的長篇小說《白銀谷》(另有電視劇《白銀谷》)為藍圖,在「市場導向」下改編成「白銀帝國」劇本。
姚樹華在商業週刊訪問時說道:「那時我拿到書(原著《白銀谷》)和資料這麼厚(兩手比約三十公分)。後來我想要如何改編。最後想到做父子傳承、還有個人成長,這比較像market in。因為事實上,你說晉商這題材,誰要看對不對?要想product out(產品導向)比較難。」或許,正因為姚認為晉商歷史枯燥無味,轉而想從張、郭、郝三人的情感戲路找到突破點。然而,在姚的思路下,號稱史詩鉅作的「白銀帝國」卻因此成為「雞肋」?
劇照03-康夫人(郝蕾飾).jpg劇照05-康夫人之密友藍師母(珍妮佛堤莉飾).jpg
劇情開始有個蒼老聲音旁白,不時訴說「天成元」票號本家,康老爺(張鐵林)、康三少(郭富城)與神秘女子(郝蕾)之間,發生的三角戀情,以及「天成元」票號的興衰歷程。山西票號向以同鄉親戚為骨,股本制度為肉,同舟共濟,彼此互援。票號的聲勢壯大,從張鐵林的「霸氣」演技中感受很深。「大院」型式的建築、人聲鼎沸的場景、喧嘩熱鬧的街道、以及胡同內熙熙攘攘的行商小販,將晚清商業繁榮、人口滋茂的景況作了細緻的刻畫。
劇照01-康老爺(張鐵林飾).jpg劇照06-康三爺展現晉商腿長精神.jpg
康三少(郭富城飾演張鐵林三子)渾渾噩噩度日,酩酊大醉之餘,還會偷窺杜筠清(康老爺妾)。起初不知所以,以為傳統人倫家法甚嚴,豈有兒子圖父妾美色的道理。隨著旁白與劇情鋪陳,加上三不五時的「時光回溯」,這段「畸戀」才依稀真相大白。之所以「依稀」真相大白,是康老爺為何硬生拆散三少與杜筠青一對壁人的理由交代不清。即使姑且忽略之,康、杜二人情感至深,又從何說起?就算朝夕相處,摩擦生熱,有了肌膚之親,可杜為因何答應婚事?理由也昏暗不明。
山西商人的行規極嚴,傳統商業除白紙黑字外,「誠信」與「商譽」為事業成功的礎石。故丘掌櫃私自放貸後「永不錄用」,劉掌櫃因養小妾而「畏罪自殺」。其小妾策劃的「綁架千金」事件,原本是為報復劉,誰知一波三折,康老爺的四位公子,就剩三少手足無缺,「面帶殺氣」而可以主事。於是,少爺脾氣性格,也因為需要當家而日漸成熟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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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老爺痛失愛子,心急如焚,欲一展雄風,再圖一子。誰知杜筠青貞烈頑強,寧可失去子宮,也不願被「借腹生子」。此舉究竟是愛三少深切,還是討厭康老至極?似是無從得知。為逃避愛情,三少選擇遠赴邊疆,期盼尋祖宗發達之路,歷練經商之道。原本希望劇情能藉此帶觀眾一窺晉商發跡的過程來歷與商業秘訣,誰知竟被杜筠青自殺的消息打斷,令人錯愕。三少棄生意不顧,策馬徑奔回鄉,弔祭杜在天之靈。
難道「杜死山河破」?八國聯軍如入無人之境,家園色變,人人自危。戴掌櫃是「天成元」中最精明強幹之人,深怕基業為其所奪,康老屢次打壓。誤持「要奴才不要人才」的原則,方赦邱掌櫃「前罪」,其歹念又起,辜負康老栽培,勾結山匪搶走鏢銀。時代動盪不安,原本存銀於票號者,先後搶兌。丘掌櫃劫去白銀,恰如斧底抽薪,「天成元」奄奄一息。在危急存亡之秋,康老交帶百萬白銀祖產窖藏處,要三少另尋他圖,東山再起。可是,三少堅持「信譽」,不願放棄百年老店,即使散盡家財,也要「圖個痛快」。
經過開窖儀式,翻開窖藏祖宗遺訓,赫見「仁」字,證明三少並無辜負祖輩,旺財興家之秘訣,盡於一字。回頭欲尋康老,他已孤身上路,浪跡浮蹤。本以為杜、康天人永隔,誰知杜、康卻又再見,互道珍重,離情依依。至此,觀眾方才入戲,故事卻已說盡,落幕之前,交代了不時打斷氣氛的旁白身份,實是無關緊要。
se1103-thumb-500x333-7243.jpg劇照13-三爺離家遠赴他方.jpg
「白銀帝國」的演員、道具、取景與運鏡方式,確實無話可說。演員都是戲精,表情忘我,個性鮮明。道具考究,服飾精美。屋宇高牆,斑駁陸離。論取景,清新唯美與古典風雅兼而有之。音樂抑揚頓挫,盪氣迴腸。但是,「白銀帝國」的意義為何呢?一是清代以白銀為通貨,國力一度傲視全球,姑可稱為「白銀帝國」;二為山西票號富可敵國,匯兌出納,日理萬金,執全國金融之牛耳,稱為「白銀帝國」亦不為過。既然如此,著墨於金融業與時代背景的複雜對應關係,該是本片重點。金融鉅子的男女情愛糾葛,固然可如才子佳人的故事般吸引人,然細節問題沒處理好,如何令人信服?況且,片長不過二小時左右,劇情方才進入高潮,馬上旋接下一幕,起承轉合間模糊迷茫,令人有不知誰為重,孰為輕之感。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可惜了「白銀帝國」。白銀帝國: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 眺海樓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HE88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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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晉商,卻在民國初期沒落,致富根本終成敗落根源
2016-06-30 由 讀什麼 發表于歷史
(喬家大院)
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笑傲商界,與南方的徽州商人並稱為商界雙雄,俱領風騷五百年,以至於世界經濟學者把山西商人與馳譽歐洲的義大利威尼斯商人相提並論。山西商人富甲天下,明人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平陽、澤、潞即今天山西的臨汾、晉城和長治三地。清人徐珂還曾把光緒年間資產在30萬兩至七八百萬兩的山西商人做了大致的排列,其中資產在30萬兩以上的有14家。這14家僅僅是晉中榆次、祁縣、太谷、介休四縣的部分商人。
10多年前,余秋雨先生在領略了晉商文化之後,通過《抱愧山西》一文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余先生所談為實,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山西的確是中國最富有的地區和金融中心。非但在晉商老家,山西商人走到哪裡,哪裡的商業就興旺發達,甚至某些城市就是由山西商人創造出來的。在東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古「先有復盛號,後有包頭城」;在青海「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
然而時移勢易,一切變化就發生在清末民初的數十年間。山西商人引以為傲的致富根本——山西票號由盛而衰,竟然將一個強盛的商幫一併拽入谷底,從此輝煌不再。
山西票號是晚清至解放前一種介於錢莊與銀行之間的舊式金融組織,因執事者以山西人居多,故稱「山西票號」,也稱「山西票莊」。隨著晉商勢力的不斷壯大,清政府的一系列軍事行動,都得到了晉商的大力支持。票號為清廷承擔起了代墊代辦匯兌軍晌、籌借匯兌抵還外債等業務。正是通過與官吏和政府的結盟,大攬大包政府金融業務,晉商才獲得了如此豐厚的利潤。
經過200餘年的發展,到清朝末年,山西票號已經在全國100多個城市開設了450多家分號,所經營的金額高達七八億兩白銀,就連清政府稅收的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號匯兌儲存。甲午戰爭後,山西票號積極與外商競爭,促進國內外貿易,資助民族資本。如祁縣的合盛元票號,看到日本商人在東北肆意擴張,於是把在東北的分號增加三倍,並在朝鮮的新義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關、神戶、東京、大阪、橫濱設莊,合盛元以其較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成為當時票號中的佼佼者。那時候的山西票號可謂「匯通天下」、「九州利賴」。但遺憾的是,進入近代以後,晉商票號中的很多人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未能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及時、大膽地向近代金融業轉化,而是故步自封,死抱住傳統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不放,以至於錯過了轉型發展的時機。
(天津滙豐銀行遺址)
1903年,時任治理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想在天津開辦一家新式銀行,首先想到了山西商人,滿心希望山西票號能積極參與,哪知山西票號並不領情,婉言謝絕了。1904年,戶部尚書鹿鍾霖奉命組建大清戶部銀行,也盛情邀請山西票號入股,並請派人參與籌辦和經營,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制,重大事項必須請示總號定奪。票號總經理墨守成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參加組建,以致坐失良機。後來,鹿鍾霖就讓江浙綢緞商來籌辦,江浙財團於是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1908年,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票號改組為銀行,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氏,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最有權威。豈料毛氏堅決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等人的計劃另有企圖,這樣就使李宏齡等不能有任何行動。1909年,京都的山西各票號通過各埠山西票號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號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所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各地山西票號毫無準備,放出去的貨款均無法收回,而客戶紛紛前來提款,山西票號應接不暇,蒙受了巨大損失,於是重提改組銀行的計劃。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也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係,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久倒台,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清末晉商合影)
(註:山西晉商八大家為喬常曹侯渠亢范孔)
山西票號從1903年以後,歷經十多年的掙扎,先後四次錯過改組的機會,終於日暮途窮,再也無法振作。挨到民國初期,山西票號陸續倒閉,1921年僅存5家,鼎鼎大名的平遙日升昌1923年歇業,祁縣大盛川1929年歇業,三晉源1934年歇業,山西票號就此作古,雄踞中國商界和金融界數百年的晉商,也逐漸黯淡了身影,褪去了光環。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正是在山西商人跌倒的地方,浙江商人站了起來。銀行是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最重要的資本來源。山西票號對近代銀行認識不足,一味牴觸,面對競爭,無所作為,眼睜睜地看著機會從指間溜走。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aeaox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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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新天地看了傳說中”白銀帝國”
我想說我真的有被感動到,震撼到。幾年前看過喬家大院那齣連續劇
從那之後開始對於金融方面的歷史小說特別情有獨鍾。
陸陸續續又看了聯經出版的胡雪巖,紅頂商人…
但是白銀谷到是我看完電影後才知道有這麼一本小說的...
在印象裡只知道山西有九個富可敵國的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厚
、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怎麼想也沒有影片中的天成元…
當下只當是自己記錯了,想說過段時間去書局裡找白銀谷來看看就知道了!
結果看了影評後小說的作者竟然說了天成元是虛構的…嘖嘖~
以前都會說北票號南錢莊,一直在觀念裡認為以長江為界是不互通的。
索性趁看完心熱未消前去查了相關資料才赫然發現觀念上有偏差…
我還需要花點時間查證查證…
發現好多問題,喬治庸屬晉商開的肯定是票號沒錯,資料上只曾說過他到過
南方做生意,談買賣,並沒有在江南開分號的事蹟。但我所參考過的資料卻提
到”分布全國各大商阜”?
還有之前看”胡雪巖”與”紅頂商人”時,裡面也有提到當時的胡雪巖對北方的票號
還未曾接觸過,只聽過是聽說北方人有在做官府生生意,所以才想學類似的方法
放款給地方官府,待長毛退去可從中賺一筆。但該資料卻說錢莊初期資本小,
必須仰賴票號做靠山! 這話從何說起呢?
同上個問題我又查了一次相關年代的先後順序,想知道是不是資料中所稱的
“必須倚賴票號做靠山”票號與錢莊的緊密關係是較晚的事?
但時間上喬致庸是咸豐初年當家的,開始發達也是二十年後,那就是1850年左右的時間段
上了。
而胡雪巖真正發達也是到好友王有齡去世,太平天國之亂後,也就是1864年後的事了。
這樣看兩人算是同一時期的人物,但胡雪巖一書楔子中已提到”全國最大的一家
錢莊,規模凌駕於票號之上;同時他的主人亦不屬於寧紹幫…這家錢莊的字號叫
“阜康”他的主人是杭州人。”
照這樣看不太可能是年代上的問題,也並不是所有的錢莊規模都遜於票號。
不知該資料是從何下的論點!?
另外前一段也再提到”票號的勢力不過長江以南。
那所謂在南方開分號又是何指?
晉商“學而優則商”的代價
2009年08月05日10:02 鳳凰網歷史專稿【大 中 小】 【打印】共有評論0條
(山西喬家大院)
縱觀國史,能夠縱橫商界數百年,幾歷轉型而屹立不倒者,首推晉商。晉商的發跡,亦不外鹽鐵絲茶等大宗貨物的坐賈行商;然而它因之生成金融票號,標新立異之處,則為其他商幫望塵莫及。在數百年的行商過程中,晉商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經過近年來各類媒介對晉商的宣揚推崇,其“以義制利”的中心理念已為我們所熟知。
“義”是先秦經典確立的道德規範,一旦被移用作商人的價值觀,就使本來出身駁雜的晉商,具備了儒商的氣質。晉商十分重視對子弟的教育,其課程除了經營必備的專業知識外,與登科應舉的士子並無二致。徜徉於喬家大院、常家莊園等晉商大院中,觀摩其鐫刻滿牆的聖訓經義,彷彿置身書香世家。然而,晉商卻有其執拗的一面,為了其家族產業的連綿不絕,大多商家寧可拋開千百年以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杜塞宗族子弟的科舉正途,此即所謂“業不可廢,道唯一勤;功不妄練,貴專本業。”例如,清末太古縣有名的東家渠本翹,少時一意科舉,遭到其父的厭惡。當他高中解元,打馬誇官時,他父親卻當街給他行跪拜大禮,連聲高喊“給舉人老爺請安”,以示抗議。在家族的壓力下,渠本翹最終從駐日領事的顯職上激流勇退,返回太古興辦實業,終成晚期晉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樣的例子還有同在太古的孔家,孔祥熙的曾祖父孔憲昌以遺囑作家法,嚴令子孫“但求讀書明理,經邦濟世……千萬不可應科舉”。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治經謹嚴,平生最崇拜孟子,卻從未應舉。這種做法,正是晉商的常態。
以財力而論,晉商獨霸票號業,財力之雄,令洋務派新官商瞠乎其後。但是,洋務運動中創辦的許多企業雖然渡盡劫波,卻最終代不絕嗣,有的輾轉海外,有的則轉變為現在的國有企業。而晉商卻如沙漠中的暴雨一般,幾乎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這又作何解呢?
中國商人的黃金時代,應是春秋戰國。多元政治的格局促使諸侯國爭相採取商業富國政策。如五霸之首的齊國,即以經營漁鹽起家。出身小商人的管仲任齊相時,對各國商人施以優厚的政策,致使天下商賈雲集於齊。齊桓公且以霸主的身份,要求各國毋忘賓旅,降低關稅。另如鄭國,當霸主晉國的使者韓起請鄭伯向鄭國一位商人索取一件寶物時,鄭國執政子產明確答道:“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可見當時商人具有相當的政治地位。此外,范蠡、子貢作為名滿天下的英才,皆投身商業而有大成,亦未因此有損賢名,皆是明例。
到了秦始皇兼併六國,其重農抑商的政策也被推行全國。漢承秦制,但呂后以下三代統治者皆以黃老無為之術治天下,全國商業得以快速反彈,司馬遷《貨殖列傳序》中記錄了當時的盛況。漢武帝為安撫農民,穩定社會,以徵發告緡錢、鹽鐵禁榷等手段全力打擊商人,為今後兩千年定下了重農抑商的基調,“商”正式成為士民之末。商人不得不主動向官僚集團靠攏,如卓文君的父親聽說司馬相如是縣令的朋友,即盛宴逢迎,這已與現代商人相當接近了。其後兩千多年,商人在治世受各級政權的層層盤剝,在亂世雖有國際貿易的機會,卻又飽嚐兵燹之禍。因此,在漢朝以降的中國社會,商人惟有盡可能地向官僚集團靠攏,成為官商,才能取得政治保護傘,使自己的產業立於不敗之地。“上下打點”成為中國商人第一件必修課,如唐人元稹詩云:“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定,富與王家勍。”這是商人初入長安時的情景,與當今社會何其一致。
反觀晉商,其“學而優”的子弟大都被選拔為產業繼承人,留在西幫之內,於產業固然大有益處,卻失去了為自己培養政治代言人的機會。渠本翹作為晚清的知識精英,由京官而外交官,在官場上積累了相當資源,民初還一度被任命為山西宣慰史,因此他的眼界較高。他主持的“雙蝠火柴公司”和“山西保晉礦務總公司”都屬於近代民族工業範疇,足見他已跳出了晉商傳統的路子。但是晉商的子弟們,如渠本翹者能有幾人?因電視劇《喬家大院》而聞名的喬致庸,雖是一個出色的商人,卻未能做出有意義的轉型,因此喬家票號在民國年間歷經馮玉祥、日軍、汪偽等幾次大劫,終致奄奄一息,最後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接管,結束了長達200年的基業。
晉商也不是沒有向官僚集團靠攏。早在明朝嘉靖年間,在江甦的晉商即大力幫助官軍抵禦倭寇;清季幾次用兵,晉商都踴躍承擔籌辦軍糧的重任;到了晚清,朝廷財力不繼,活躍在民間的晉商主動向朝廷靠攏,或恭迎“西狩”聖駕,或直接借款給朝廷等等。然而,事與願違,晉商如此殷勤備至,換來的卻是以怨報德。因籌辦軍糧而至負債經營的介休范氏,最終被乾隆查抄破產,兔死狗烹。清末戶部積欠晉商的巨額白銀,因清亡而泡湯。俄國和日本均欠晉商巨額債務,皆賴帳不還,中國政府卻從未給予晉商任何支持。當然,晉商在“庚子之變”時還在竭力向朝廷輸誠,足見其見識短淺,較之搞“東南互保”的洋務派大臣如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真不可作同日語。其“學而優則商”,畢竟只是學了滿腦子的道德經義,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裡,決計是不合時宜的。
晉商的覆滅是可惜的。在中國,只有三種商人可以長袖善舞,長葆不敗,一是本身就是官僚或其親屬;二是與官僚扯上裙帶關係,三是與官僚發生解不開的利益千千結。說白了就是兩個字——“官商”!這三樣,晉商一樣都做不到,他們既要以義制利,又要用熱臉去貼冷屁股,在治世尚能苟延性命,當亂世則任人宰割,如此不敗何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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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學以明清到民國時期山西商人及其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的活動為研究對象,探討山西商人資本的發生髮展規律性,研究晉商企業的經營戰略、管理藝術、企業文化,研究晉商與政府、與外商、與亞歐經濟交往的關係,研究晉商精神、商業倫理、哲學思想,研究晉商教育、文化、戲劇、武術、建築等各方面的創新與特點,是探討中國金融貿易活動規律性的科學。
(一)晉商學的研究對象編輯
晉商學要研究晉商中和之道的哲學思想。晉商主張人和、物義、事中。中為道,和為本,經商能否成功,實際是與人打交道,與物打交道,處人、理事、經營,堅持道禦經營,和貫始終。
晉商的商業倫理是義利相通,見利思義,先義後利,以義制利。
晉商學還要研究商人與社會。中國重商思想較早地出現在山西,到明末清初已經產生了商人思想進入上層社會的要求,而封建皇朝始終沒有答應。
清中期以後,一批研究地理學的學者如祁雋藻、張穆、何秋濤、徐繼畬等,不僅研究西北與蒙古地理商路,而且研究世界地理。
徐繼畬說:“歐羅巴諸國,皆善權子母,以商賈為本計,關有稅而田無賦。航海貿遷,不辭險遠,四海之內,遍設埔頭,固由其善於操舟,亦因國計全在於此,不得不盡心而為之也。”
曾任山西巡撫張之洞、曾國荃、胡聘之以及戊戌變法被殺頭的聞喜人楊深秀等,都是商人精神進入主流社會的推動者。
歐洲的文藝復興使歐洲的神權得以清算,人權得以張揚,科學與民主成為時尚,使歐洲的商業精神、重商主義與市民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導致工業化在歐洲崛起。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中國的皇權始終沒有得到清算,商人精神始終未能進入社會主流。經濟只能緩慢發展。
(二)晉商學的內容與結構體系
晉商學的內容,包括晉商發生髮展的社會經濟背景、活動舞台、業務經營、管理技術、內部組織、行會約束等等,以及晉商成功於失敗的經驗教訓。
晉商學更要從多角度分析晉商在各個科學領域的活動與建樹,如地理學、管理學、市場營銷、金融學、會計學、珠算、哲學、戲劇學、教育學、建築學、社會學等多方面的貢獻,從而構成全面系統的從微觀到宏觀的綜合體系。
(三)為什麼要研究晉商學
衛聚賢在《山西票號史》最講到,晉商“重信義,除虛偽,節情慾,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喜辛苦,戒奢華,他如恆心、通達、守分、和婉、正直、寬大、剛勇、賢明。皆為一貫之教訓”。
晉商精神是晉人從事商業活動的一種相對穩定的思想方法、行為範式和價值觀念。
比如人力資本製度、人力資源會計製度、資本金制度等等,比美國企業管理學的期股制度、人力資源會計與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新資本協議早400多年,至今仍然是管理學的前沿問題。
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銀行風險管理、商業倫理、中和哲學以及晉商精神等等,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道文化的表現,在野不在朝,在民間不在政府。尋找中國商人精神,眼睛需要盯住民間。
19世紀50年代開始,晉商與官場結托。這是山西文化價值取向的大轉折。
經濟社會發展史證明,商可以富民,商可以強國。賤商、抑商是沒有理論依據的。
農業的現代化,就是商品化、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當今社會,無商不富,無商不城,事實上當代社會已是商業社會。
一個理性社會的形成,需要思想家和政府的引導,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媒體向大眾傳播。晉商文化、晉商倫理是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社會資本。
政府確立天地之間人為貴,以民為本,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
企業家確立獨富貴君子為恥,大富大紅大德,相濟於業,共同發展,由此建立起共同的基本信念、價值取向、行為準則。
研究晉商學、晉商精神、中國商人精神與當代商人精神是當今建設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的社會資本。
作為一個曾經隸屬於中商部的商科大學,開設《晉商學》課程,向學生傳授晉商知識、晉商精神,目的在於為國家培養新一代的晉商——當代企業家。
光緒年間山西一次鄉試,試題是西商富華商困的原因。一位舉子寫道:
“良由商學無專門,商律無專條,商會無專責,而中西商情懸絕”。
1500-1750年歐洲商業革命 250年導致歐洲工業化;同時發生的中國商業革命350年後才出現了一線工業化的曙光。
(四)晉商學的研究方法編輯
1、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實事求是;
2、要堅持史論結合,把理論分析、統計分析、案例分析結合起來;
3、要堅持整體研究、專題研究、個案研究相結合;
4、要堅持古為今用,把晉商歷史與當代經濟管理的借鑒相結合。
5、要重視史料收集,在學習現有研究成果的同時,關心晉商史料。史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史料,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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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論述了晉商源于河東鹽池,晉商喬家在包頭買樹梢是中國最早的糧食期貨貿易,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是晉商衰亡的罪魁禍首等富有己見的觀點,從而對傳統的晉商票號亡于清末民初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以寬廣的視野,廣征博引正史、方志、家譜、碑刻中有關文獻,闡述了山西古代的商品生產、晉商活躍的十大市場、明清時期山西十大商貿集鎮等新內容。
二是重視基礎知識和實地考察。入院之初,高春平同志就按照導師師道剛先生的“先多讀書、不急于發文章、功到自然成”的師訓,系統地閱讀了100多部《明實錄》,摘錄數十萬字的資料。1992-1993年受中國商業史學會委托,由我與張海鵬先生主編《中國十大商幫》時,高春平承擔了“明代晉幫的起和發展”的編寫任務,又照我摸清底數的囑咐,將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東方雜志》、《大公報》、《銀行月刊》及新中國成立后有關研究晉商的成果搜尋一遍,列出細目。書稿寫成后,南北學者交叉審稿,該書先由安徽黃山書社出版,很快受到金融專家和學者的重視。香港中華書局花高價購買了版權,并于1995年出版。不久,臺灣萬象書局再版。1995年,我和張正明、顧全芳、高春平同志又承擔了首都師範大學寧可先生主編的《中華五千年紀事本末》宋、明、清三朝大部分內容的編寫任務,后因我日常事務太多,便將許多內容托春平同志撰寫。該書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發行后,反響甚好,2004年再版。北京的朋友告我,中辦要去許多套,江澤民總書記將此書作為國禮贈送外賓。‘后來為了深入研究票號,高春平逐字逐句地把《山西票號史料》讀了一遍,并在認真研讀史料的基礎上,堅持實地考察,先后南下洛陽、武夷山,北上呼和浩特市、張家口、恰克圖,對晉商的遺址、遺物、碑刻進行考辨。2007年7月,又應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邀請前去參加“晉商與國際茶葉之路”研討會,得以閱看恰克圖博物館珍藏的晉商資料和圖片,為研究撰寫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注重繼承,勇于創新。學術文化事業的生命力,一靠積累繼承,二靠不斷創新。春平同志認真研讀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他把能看到的史料,見到的圖片,買到的晉商書籍、報刊,都悉數收存起來,不論節假寒暑,一有時間,就用心研讀。比如,李宏齡的《同舟忠告》、張正明的《晉商興衰史》,他看過三遍。黃鑒暉先生的《山西票號史》反復研讀,并與《山西票號史料》互相印證,在詳細核對《山西票號史料》有關內容時發現書中清末票號家數有缺漏,經過半年多的逐一核對,證實清末票號分號在全國的家數遠比475家要多。再比如,過去說晉商制度完善,沒有被人詐騙過,他在細閱有關史料時發現,在天津的山西票號就曾被日本毒販騙過10萬兩白銀,于是在書中據實直書,將此事完整記錄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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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論述了晉商源于河東鹽池,晉商喬家在包頭買樹梢是中國最早的糧食期貨貿易,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是晉商衰亡的罪魁禍首等富有己見的觀點,從而對傳統的晉商票號亡于清末民初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以寬廣的視野,廣征博引正史、方志、家譜、碑刻中有關文獻,闡述了山西古代的商品生產、晉商活躍的十大市場、明清時期山西十大商貿集鎮等新內容。
二是重視基礎知識和實地考察。入院之初,高春平同志就按照導師師道剛先生的“先多讀書、不急于發文章、功到自然成”的師訓,系統地閱讀了100多部《明實錄》,摘錄數十萬字的資料。1992-1993年受中國商業史學會委托,由我與張海鵬先生主編《中國十大商幫》時,高春平承擔了“明代晉幫的起和發展”的編寫任務,又照我摸清底數的囑咐,將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東方雜志》、《大公報》、《銀行月刊》及新中國成立后有關研究晉商的成果搜尋一遍,列出細目。書稿寫成后,南北學者交叉審稿,該書先由安徽黃山書社出版,很快受到金融專家和學者的重視。香港中華書局花高價購買了版權,并于1995年出版。不久,臺灣萬象書局再版。1995年,我和張正明、顧全芳、高春平同志又承擔了首都師範大學寧可先生主編的《中華五千年紀事本末》宋、明、清三朝大部分內容的編寫任務,后因我日常事務太多,便將許多內容托春平同志撰寫。該書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發行后,反響甚好,2004年再版。北京的朋友告我,中辦要去許多套,江澤民總書記將此書作為國禮贈送外賓。‘后來為了深入研究票號,高春平逐字逐句地把《山西票號史料》讀了一遍,并在認真研讀史料的基礎上,堅持實地考察,先后南下洛陽、武夷山,北上呼和浩特市、張家口、恰克圖,對晉商的遺址、遺物、碑刻進行考辨。2007年7月,又應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邀請前去參加“晉商與國際茶葉之路”研討會,得以閱看恰克圖博物館珍藏的晉商資料和圖片,為研究撰寫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注重繼承,勇于創新。學術文化事業的生命力,一靠積累繼承,二靠不斷創新。春平同志認真研讀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他把能看到的史料,見到的圖片,買到的晉商書籍、報刊,都悉數收存起來,不論節假寒暑,一有時間,就用心研讀。比如,李宏齡的《同舟忠告》、張正明的《晉商興衰史》,他看過三遍。黃鑒暉先生的《山西票號史》反復研讀,并與《山西票號史料》互相印證,在詳細核對《山西票號史料》有關內容時發現書中清末票號家數有缺漏,經過半年多的逐一核對,證實清末票號分號在全國的家數遠比475家要多。再比如,過去說晉商制度完善,沒有被人詐騙過,他在細閱有關史料時發現,在天津的山西票號就曾被日本毒販騙過10萬兩白銀,于是在書中據實直書,將此事完整記錄了下來。
“天成元”票號的白銀故事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19日09:22 深圳晚報
“天成元”票號的白銀故事
《白銀帝國》劇照
《白銀帝國》是一部反映晉商歷史題材的影片。這部根據成一小說《白銀谷》改編,由台灣地區首富郭台銘投資,旅美導演姚樹華執導,張鐵林、郭富城傾情飾演的影片,以山西票號——“天成元”父子兩代人在家族傳承過程中價值觀與經營理念上的衝突為主線,展現了清末民初康家票號“天成元”的興衰故事,彰顯了晉商“以義制利”的仁義精神。
歷史上真有一個叫'天成元'的山西票號,發生過這麼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嗎?
據晉商研究權威高春平的《晉商學》一書統計,自清朝道光初年第一家山西票號——日昇昌開始,到清末晉商們在山西平遙、祁縣、太谷、太原四地先後開設了43家票號,其中既沒有名叫“天成元”的山西票號,也沒有康家人開設的票號。電影中的“天成元”票號,也許就是作者根據“天成亨”、“合盛元”等晉商票號而創設出來的山西票號的意象代表吧。
歷史上雖不曾有個“天成元”票號,但《白銀帝國》中講述的那些“天成元”票號的白銀故事,卻都有歷史的依據。如為了表現“絕處出智勇”的晉商智慧,電影中設計了“天成元”戴掌櫃讓鏢局銀車運送石頭冒充銀兩去化解天津分號擠兌風波的一場戲。這一瞞天過海的商戰手法就取自於侯氏家族的蔚字號票號。太平天國期間,蔚字號在平遙的票號發生擠兌侯氏就用成隊的騾車、馬車,浩浩蕩盪地向平遙運送銀兩,其中不少運銀車輛中裝的就是石頭。再如,為了刻畫大仁大義的晉商精神,電影中設計了在清政府倒台,銀票大幅貶值的時候,康三爺毅然決然拿出列祖列宗多年窖藏的銀子,兌現給平民百姓。這一場景就可以在祁縣大德通票號身上找到依據。大德通票號的存款戶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卻多在外省。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晉鈔大幅貶值,約25元晉鈔才能兌換1元新幣。大德通卻動用歷年公積金兌付存款,寧願自己蒙受巨額損失。此外,晉商務實,有“藏富”的風氣,劇中康家老爺窖藏白銀的情景,在晉商中也有實例。長裕川票號東家渠源潮,一次就將票號分紅所得的40萬兩白銀全部藏在票號院內;三晉源票號東家渠源禎也在票號窖藏大量白銀,後人一次就挖出30萬兩白銀。
晉商艱辛創業,講求誠信,財雄勢大,縱橫商界500餘年,是我國明清時期第一商幫,為我們留下了多姿多彩的精神遺產。看《白銀帝國》,探尋“天成元”背後的白銀故事,正如太原張家大院中的一幅楹聯所說:“今事即古事欲知今事看古事,戲情是世情要知世情看戲情”!
霸王硬上弓!張鐵林與郝蕾大尺度激情戲曝光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c41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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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家大院九龍燈簡介:九龍燈為喬家大院三寶之一,它是一對用烏木製作的宮燈,呈八角形,上下分別雕有四條龍在加上底面中間一條共為九條龍。燈雖不大,但卻重達71斤,下邊四條龍都能自如調整角度,上麵點著蠟燭利用燈身的鏡子反光照射頓時房間大亮。在中堂图片_乔家大院在中堂景点图片 - https://goo.gl/dnVi8V
喬家大院,位於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是清代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1]。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以後曾有兩次增修,一次擴建,於民國初年建成了一座宏偉的建築群體,體現了中國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風格。
1985年,當地政府在古宅的基礎上建成了祁縣民俗博物館,1986年11月1日開館,正式對外開放,2001年,喬家大院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AAAAA級旅遊景區。喬家大院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Y4ZMXD
晉祠位於山西省太原市/聖母即周武王之妻子邑姜,亦為姜子牙之女兒。為周朝開國之君周武王之王后,周成王、唐叔虞之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6gzSEZ
晉祠是位於中國山西省太原的祠堂,主要祭祀周朝晉國的開國諸侯叔虞及其母親邑姜。晉祠是太原市主要的旅遊景點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首批國家AAAA級旅遊區之一。
晉祠位於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處的懸瓮山麓。據《史記·晉世家》的紀載,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於唐,稱唐叔虞。叔虞的兒子燮,因境內有晉水,改國號為晉。後人為了奉祀叔虞,在晉水源頭建立了祠宇,稱唐叔虞祠,也叫做晉祠。
晉祠的創建年代,現在還難以考定。最早的記載見於北魏酈道元(公元466年或472年?——527年)的《水經注》,書中寫道:「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坐時的風景文物已大有可觀,祠、堂、飛梁都已俱備了。由此可見,晉祠的歷史,即使是從北魏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好幾百年了。
晉祠曾經過多次修建和擴建,面貌不斷改觀。南北朝時,北齊文宣帝高洋,推翻東魏,建立了北齊,將晉陽定為別都,於天保年間(公元550-559年)擴建晉祠,「大起樓觀,穿築池塘」。隋開皇年間(公元581-600年),在祠區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晉祠,撰寫碑文《晉祠之銘並序》,並又一次進行擴建。宋太宗趙光義於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983年),在晉祠大興土木,修繕竣工時還刻碑記事。宋仁宗趙禎於天聖年間(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為汾東王,並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規模宏大的聖母殿。
自從北宋天聖年間修建了聖母殿和魚沼飛梁後,祠區建築布局大為改觀。此後,鑄造鐵人,增建獻殿、鐘樓、鼓樓及水鏡台等,這樣,以聖母殿為主體的中軸線建築物就次第告成。原來居於正位的唐叔虞祠則退處次要位置。
整體布局
晉祠內建築布局由中、北、南三部分組成,中部建築結構壯麗而整肅,為全祠之核心,北部建築以崇樓高閣取勝,南部建築樓閣林立,小橋流水,亭榭環繞,一片江南園林風光。祠內建築由東向西有水鏡台、會仙橋、金人台、對越坊、鐘鼓二樓、獻殿、魚沼飛梁和聖母殿,其北為唐叔虞祠、昊天祠和文昌宮,其南面是水母樓、難老泉亭和舍利生生塔,整個建築群布局緊湊、嚴密,既像廟觀院落,又好似皇室的宮苑。
晉祠的參天古樹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有周柏隋槐。
周柏相傳為西周時所植,位於聖母殿左側,樹身向南傾斜約與地面成四十度角,枝葉披覆殿宇之上,因形似臥龍故又稱「臥龍柏」。宋代文學家歐陽修贊曰:「地靈草木得余潤,鬱郁古柏含蒼煙」,九百多年前就如此讚嘆它的古老了,至今它依然蒼勁挺拔,與長流不息的難老泉水和精美的宋塑侍女像被譽為「晉祠三絕」。
隋槐在關帝廟內,老枝縱橫,盤根錯節。
這些古樹年代久遠,至今仍然生機勃勃,濃蔭四布。鬱鬱蒼蒼的古樹和晉水三泉相配合,使大殿樓閣掩映在濃蔭疏影,靜水急流之間,景色異常優美。
北京都一處燒麥館(前門店) (北京市) - 餐廳/美食評論 - TripAdvisor - https://goo.gl/jMxiMr
都一處,創業于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起初叫“王記酒鋪”,由山西人王瑞福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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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處(漢語拼音:dū yī chù),是北京市一家中華老字號飯館,如今隸屬於北京便宜坊烤鴨集團有限公司,總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前門大街36號。都一處的燒麥是北京名小吃。
都一處始建於清朝乾隆三年(1738年),2002年加入北京便宜坊烤鴨集團有限公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首批認定的「中華老字號」。[1]
據說,清朝乾隆三年(1738年),山西人王瑞福在北京創辦了「王記酒鋪」。[2]傳說,乾隆十七年(1752年)除夕,乾隆帝赴通州微服私訪,回宮途中經過前門大街,感覺饑渴,當時商鋪已全打烊,僅有王記酒鋪仍挑燈營業,乾隆帝便率隨從入店進餐,由於菜香酒醇,乾隆帝大悅。聽掌柜說該店尚無字號,乾隆帝說:「這個時候,京都只有你一家營業,就叫『都一處』吧!」回宮以後,乾隆帝御題「都一處」,派人製成蝠頭匾,由太監送至店中。都一處聲名大震,名人、官員紛紛來此聚餐,生意日隆。[1][3]據說都一處還將乾隆帝當晚坐過的太師椅覆蓋上黃緞子,下面墊黃土,敬放於店內,規定任何人不得再坐。[4]
其後都一處長期未能增加經營品種。直到清朝同治年間,才增加了燒麥、炸三角等主食,並增添炒菜。都一處的菜餚選料精細,做工講究,特別是回鍋肉富有特色。當時,北京的李靜山寫詩讚曰:「京都一處共傳呼,休問名傳實有無。細品瓮頭春酒味,自堪壓倒碎葫蘆。」[4]
中華民國時期,都一處傳至李德馨手中。據說,李德馨不善經營,成天花天酒地揮霍,沒錢便來都一處店中取,還剋扣夥計的工錢及年底獎金。夥計便炒菜多放油,做燒麥多放佐料,打酒多給,想把買賣搞垮。結果因為飯菜質量好,吃飯的人反而增多。都一處的馬蓮肉、晾肉名貫北京,燒麥、炸三角也很出名。[4]
日本占領時期,都一處和北京城內其他工商業同樣生意不好,當時不少飯館關門,都一處留存下來。據老人們說,都一處原來並不在前門大街上,而在鮮魚口街西口路南,為一間門臉,樓上暗處放有一把覆蓋著黃緞子的太師椅,據說是乾隆帝來此吃飯時坐過的椅子。經過多次裝修翻建,1964年都一處遷入如今的前門大街東側的兩層新樓,營業面積達到170平方米。同年秋,郭沫若來到都一處欣賞乾隆帝御賜的蝠頭匾之後,又為都一處題匾。文化大革命中,都一處更名為「燕京燒賣館」,1981年恢復老字號「都一處」。 1997年4月,都一處再度翻建,1998年8月18日重新開業。新建的都一處是三層樓,營業面積400平方米,一層主要經營燒麥,且恢復了傳統涼菜「晾肉」和「馬蓮肉」,二層經營山東風味的炒菜,也承辦宴會。[4]
都一處因「都一處燒麥」而聞名,該店員工還曾赴日本傳授燒麥製作技藝。1989年,「都一處燒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餐飲最高獎「金鼎獎」。2000年,「都一處燒麥」又獲認定為「中華名小吃」。2008年,「都一處燒麥製作技藝」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同年,都一處被認定為「北京市著名商標」。[1]
如今,位於前門大街的都一處總店擺放有一組銅人塑像,再現了乾隆帝夜訪並題名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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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處,創業于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起初叫“王記酒鋪”,由山西人王瑞福創辦。
說起“都一處”牌匾的來歷,還有一段傳奇故事。據說在乾隆十七年(西元1752年),乾隆皇帝下通州私訪,回京進永定門來到前門一帶,這一天正是農曆大年三十,天色已很晚,老百姓都帶著齊備的年貨,從四面八方趕回家吃團圓飯。眾多店舖也早已關門上板,掌櫃的把全店人召集到一起“說官話”(舊社會商家年終結算帳目,分配獎勵,決定人員去留),分紅領賞。只有王瑞福開的這家酒鋪仍在開門營業,乾隆一行3人便走進了酒鋪。王瑞福一看這3位客人,衣帽整潔,儀錶不俗,又從衣著表情上猜出他們是一主二仆的身份。王瑞福憑著十幾年經營酒鋪的經驗,連忙把3位客人讓到樓上,把店中的洋酒“佛手露”和酒鋪自製的幾樣拿手涼菜“糟肉”、“涼肉”、“馬蓮肉”一齊端上桌來,親自為3人斟酒,並站在一旁伺候。
飲罷酒,嘗過菜,其中一位客人問店家:“你這小店叫什麼名字?”王瑞福趕忙回答:“小店沒有名字。”這位客人聽見樓外鞭炮齊鳴,想到家家戶戶已在歡度新春,生出幾分感慨,他非常感激地說:“這個時候還開門營業,京都只有你們這一處了,就叫‘都一處’吧”。王瑞福當時一聽也就過去了,並沒太在意。可沒過幾天,幾個太監送來了一塊“都一處”的虎頭匾,並對王瑞福說,這塊匾是當朝乾隆皇帝御筆賞賜的,三十晚上來吃飯的3位客人中,主人打扮的就是當今皇上。王瑞福聽罷連忙朝天叩拜,立即將匾挂在進門最顯眼的地方。從此,“王記酒鋪”便改名叫“都一處”了。
王瑞福還將乾隆坐過的椅子,用黃綢子圍起來,當“寶座”一樣供起來。並將乾隆走過的從大門到樓上的一段路保護起來,終年不打掃。日積月累,來往客人帶進的泥土越來越多,最後成了一道土埂,被稱為“土龍”,這條“土龍”在清代被列為京城的“古跡之一”。清朝《都門紀略·古跡》記載“土龍在櫃前高一尺,長三丈,背如劍脊”。清嘉慶二十四年(西元1819年)蘇州文人張子秋,慕名來到“都一處”,酒飯後寫到“都一處土龍接堆櫃檯,傳為財龍”。
“都一處”自乾隆賜匾後,生意興隆,許多人爭相來此觀看禦匾,後來很多中外賓客用餐後都要在禦匾前合影留念,這一情景一直延續到現在。 北京都一處 @ 老貓頹廢荒唐過日子 O'Cat's Degenerate Lifestyle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HQWEc7
山西晉中市榆次十大歷史文化名人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guLoYJ
尚書府的正門在東大街,門前左右各有一座御賜石牌坊。可惜代序輪轉滄桑無情,現在尚書府已不復全在,但其精華部分褚鈇書院還都保存了下來。褚鈇書院由東西兩個小院並列而成,作為書院的部分主要指西面的小四合院,這個小四合院以北為上,縱向二進,北闊南窄,中有小門相隔。上院正面為高大的正廳五間,其中三間為中,左右各有耳房一間。下院只有南屋五間。在富戶街上留有後門,門額為「宮保第」。 西院中的正廳就是老尚書的書房,這五間房子的門楣、窗欞、斗拱、明柱都簡單而樸實,其實,這正是明代晉中建築的本色。當年老尚書就在這完全本色的氛圍中做本色的文章,做本色的人生,寫《從政續錄》、《教家纂要》,把陶情詠懷的詩詞結成了《匯古菁華》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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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p4gxnj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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