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世界報》專訪 荷蘭學者馮客：中國是一個強迫人失憶的國家
https://is.gd/61QRC6 2019-09-30 22: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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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客（Frank Dikötter）接受法國《世界報》訪問。
荷蘭的中國問題專家馮客（Frank Dikötter）接受法國《世界報》訪問，談及中共建政70年。法國廣播電台引述該報道時指，馮客近年出版三部研究中國專著，分別是1949年前後的中國革命、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今年9月他有新書出版，談20世紀的個人崇拜與獨裁。在中共建政70周年前夕，《世界報》刊登對馮客的專訪，記者問他，儘管1949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充滿暴力，但北京當局強調中共70年統治的主要特徵是和平與繁榮，中國人是否認同這個官方版本？
馮客表示，比較理性說，大部分中國人對政府的言說保持懷疑。沒有人鼓勵他們面對自己的歷史，去正視過去。中國是一個強迫人失憶的國家，數千萬共產主義的受害者沒有紀念碑，沒有博物館，也沒有紀念日。但這並不意味曾經的不公正已經從許多家庭的記憶中被抹消。
他簡要回顧1949年以來的歷史事件，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中國人在勞改營被改變成共產黨人所說的「新人」，那些「死不改悔」者被大批消滅，或公開或秘密被處決，大約兩百萬人在這個恐怖階段死亡。馮客引述前中共高官羅瑞卿1952年8月的一份報告指，那一年有301,800人死亡，這還只是6個省份的統計。後來又有人民公社和文革，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人均生活水平低於1949年時的水平。
但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得以維持政權如此之久呢？馮客認為，這是因為最近40年間，中國人獲得了一些基本的經濟自由。共產黨利用由此而來的經濟增長鞏固政權，同時毫不留情壓制一切關於政治改革的呼聲。到目前為止，這個政權面對來自民間的多種政治訴求只有一個回答：鎮壓。他認為，毛澤東與斯大林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和大部分共產主義獨裁者一樣，毛澤東是斯大林式的人物。直到今天，黨國體制下中宣部和國安部等重要機構仍然是50年代的蘇聯模式。
報道稱，很多外國觀察家都曾認為，中國人在富裕之後會要求更多自由，但事實並非如此。馮客解釋說，自毛澤東逝世後，從未有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表示希望三權分立，鄧小平甚至明確排除三權分立以及自由選舉的可能。相信經濟改革之後會有政治改革，是在把願望當成現實，是拒絕明白所有共產黨領導人明確表明的一點：這個黨是共產黨。
馮客說，美國人不願接受這樣的道理。前總統羅斯福曾把毛澤東和他的軍隊稱作是「農業改革者」；尼克遜和基辛格把中國看作是一種孔子文明；克林頓在八九六四之後認為只要美國幫助中國發展，中國會走向政治改革。今年7月3日，80名美國專家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署公開信 〈中國不是的敵人〉（China is not an enemy），馮客指這封聯署信再次忽略共產黨的存在。這種將文化與政治、將中國與共產黨統治混為一談的現象很常見。他反問：大部分人都不會在蘇聯問題上出現這樣的混淆，誰能想像基辛格會把勃列日涅夫說成是東正教烙印下的俄羅斯文化的代表？
被問到是否有一個「中國模式」？馮客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討論政治體制，只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分權而治的社會，和權力集中的社會。前者在法制國家和公民社會的權力平衡分配中，社會變得更加複雜。獨裁者則只有很少的選擇。習近平政權體現了這一點：為了保住政權，就不得不一方面鎮壓，一方面搞個人崇拜。https://is.gd/61QRC6
觀點：從聯想風波看中國技術民族主義的盛行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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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圍繞著中國電腦巨頭聯想集團過去兩年在全球5G投票中的表現而形成的輿論風波，讓人十分憂慮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變種——技術民族主義的"幽靈"已經籠罩著中國社會和商業領域。
所謂技術民族主義，簡單地說就是對技術——特別是高科技——採取民族主義的態度。這一說法最早是由美國學者羅伯特·萊許1987年提出的。萊許時在美國《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應該採取措施，以防以後技術突破的機會被日本人奪走。這種觀點被稱作"技術民族主義"。
技術民族主義相信技術是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必須實現技術本土化才能讓國家富強。但這裏的技術不是泛指一般技術，而主要指高科技，也即高科技必須本土企業百分之一百擁有，國家才能實現完全的控制和受益。因此，技術民族主義強調高科技要自力更生，不依賴外部市場。
從技術民族主義可見，如果本國企業在技術上的合作行為不利本國利益時，會被罵做「吃裏扒外」甚至「賣國」。目前聯想遭遇的就是這種情形。
中興事件後不久，聯想在2016年5G信道編碼標凖方案投票中沒有投給中國華為而是投給美國高通的行為被人扒出，並被冠以"賣國賊"，此事迅即引爆自媒體，一時間，聯想處於輿論拷問下。而為反擊民間輿論對聯想的"污蔑"，已經從聯想退役的創始人、"德高望重"的柳傳志親自上陣，連發兩封公開信，號召聯想員工為捍衛企業榮譽奮鬥。
我對柳傳志公開信中的「陰謀論」以及標榜聯想為愛國企業，高舉產業報國大旗的表態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柳作為企業家的「教父」不應像批評聯想之人一樣也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並為一百個在中國有影響力的富豪齊聲力挺柳和聯想而擔憂。然而，這種只能用民族主義反對民族主義的「對抗」卻是中國社會的生態。在此之前，錘子科技CEO、在中國網絡空間頗具知名度的羅永浩的「精日」言論也被網民挖出，並受官媒批判，羅不得不申辯自己不是「漢奸」，而且愛國。
為什麼民族主義或者技術民族主義在當下中國大行其道，以致連羅永浩和柳傳志都不得不用這套話語為自己辯護，作護身符？它「強大」的秘訣在哪兒？
要探究這個問題，需要回到中共的治國理念和策略上來。
這不是說民族主義自中共始，但中共有意放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來凝聚人心，整治反對者。自不輸出革命、正統意識形態喪失吸引力後，中共在改革中就改打「強國富民」牌，並把它和民族復興聯繫和整合起來，將中共塑造成一個維護民族利益，帶領國家富強的執政黨。這在習近平上台後非常明顯。習近平曾指出：「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使命，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
他所提出的中國夢以及與此相聯的「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故事」、「中國聲音」、「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等新詞無不帶有強烈的民族特性，頻頻進入公眾視野，無形中灌輸和強化了大眾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只有中共才能維護民族利益實現民族復興的認知和形像。
中國的左派天然擁抱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因為中共執政的群眾基礎很大部分是中下層民眾，他們由於所受教育以及政府治理方式之關係，更容易接受這套帶有強人色彩的話語蠱惑。儘管如此，在中共十八大前，由於領導人紅色基因的色彩不鮮明，以及鑒於民族主義在反日大遊行和薄熙來事件中的破壞性而遭到輿論批判，政府雖利用民族主義但也對它保持一定警惕，民眾特別是左派的民族和愛國熱情很難形成一股趨勢性力量，事實上，他們在十八大前的後期，受到了官方有意識的壓制。
但習近平上台後這種情形有根本改觀。習近平本人的紅色基因及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讓民眾尤其是左派嗅到了機會，官媒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也大力鼓吹，官方也在有意識地利用民眾的愛國熱情，推銷自己的民族主義治國理念和政策，從而導致了十八大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泛濫，左派尤其是極左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橫衝直撞，不可一世。實際上，他們在這一時期充當了官方的打手角色，在極左的輿論火力批判甚至某種程度的物理清除手段的威脅下，自由主義學者噤若寒蟬，繳械投降。輿論一統是官方希望看到的現象。
民族主義在近期更是得到了集中爆發，以中國官方對海外航空公司發函敦促它們改正網站或標識中有關台灣的表述為標誌，民眾掀起了一個民族主義的小高潮。對於大部分民眾來說，過去是中國受西方壓迫，然而現在，政府要它們改正錯誤不得不改，這種中國強大起來的民族虛妄感是前所未有的。它無疑也使得民眾對本國那些走國際路線的企業的容忍度下降，這樣一來，導致中國企業尤其是後一類企業時刻提醒自己在開展對外投資等企業活動時要小心行事，生怕扣上損害國家利益、不愛國的帽子。
另一方面，中國民族主義的治國理念和政策也推廣到了企業和商業領域，這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而在十八大後，又進一步發展成為技術民族主義，以中國製造「2025」為代表，後者是一個以高科技為主的確保中國產業升級和在未來全球競爭中位於制高點的一個宏大規劃。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過去沒有技術民族主義，但相對來說，以前的技術民族主義被迫的成分居多。例如，由於八九之後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和孤立，中國不得不獨自開展載人航天項目的研究、投入大量國家預算建立超級計算機體系，以及建立起完全獨立的軍工體系。但中國製造「2025」更多體現了國家在高科技發展方面的「自主」意識。
持平而論，技術民族主義不獨中國有，其他國家也有，前面說的技術民族主義的說法來自美國就反映了當時美國和日本在這方面的緊張關係。而美國對中國發起"301"調查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美國技術民族主義的表現，美國擔心隨著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的落實，未來有一天會失去在高科技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中國則認為，如果產業升級不能取得成功，其民族復興大業便會夭折。
故而，當兩種技術民族主義相遇時，有一番爭斗是免不了的。中興事件的背景不能說與此無關。該事件進一步把整個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的神經刺激了起來，從最高層開始，強調要大力攻克芯片難關，官方也從政策和投資上部署芯片產業的國產化和本土化。
中興事件後，中國民間的技術民族主義更加膨脹，對高科技企業在技術方面的「買辦」路線進行了狠批，不幸的是，聯想正是「買辦」路線的代表。因此，當它在兩年前被人挖出在5G投票中不支持本土企業華為而支持外企高通後，民眾對它的不滿也就點燃了。在此狀況下，聯想確實承受著很大輿論壓力。而聯想要平息民眾的賣國指責，也只能堅稱自己是民族企業，其「愛國心絶對經得起考驗」（聯想董事長楊元慶語），但是，柳傳志親自出來大表民族情懷，是否必要，是可商榷的。
目前，雖有柳傳志出馬以及官媒和一眾富豪對聯想和柳的支持和辯護，這種民族主義的輿論危機公關的機會主義策略看來在民眾中並未奏效，反使聯想和中國資本家的群體形像受到進一步損害。對立的兩極陷入同一話語體系不能自拔，這就是聯想打民族和愛國牌的困境，也是中國過於激化民族主義和技術民族主義的困境。任何事情操弄過度，都會走向反面，很難解套，因此，聯想的教訓值得中國官方和民間共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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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英語：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法語：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是一本講述共產主義政權實施的政治迫害歷史，包括法外處決、放逐，以及書中認為因實施共產主義政策所造成的人為饑荒等。該書於1997年在法國由Éditions Robert Laffont首度出版，在美國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德文版由Piper Verlag出版，包括了後來成為德國總統的約阿希姆·高克所寫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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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31日, 2018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大紀元2018年01月30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2. 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新的布爾什維克權力結構相當複雜。它公開聲稱的「蘇維埃權力」，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代表行使，而政府的立法機關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SNK）。它拚命要在國內和國際上贏得一定的合法性和認可度。政府也有其革命組織，是以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PRMC）的形式出現的。它在實際奪權中極為重要。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從最開始就在PRMC中扮演決定性角色。他將PRMC描述為「一個輕便靈活的機構，一經通知可迅速採取行動，而不受任何官僚主義干擾。當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重擊敵人的時刻到來時，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此短語後來用於描述布爾什維克的祕密警察組織「契卡」）在實踐中是如何運作的呢？其組織簡單而極其有效。PRMC由約60名官員組成，包括48名布爾什維克黨人，幾名極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和一小撮無政府主義者。PRMC由主席、社會革命黨人亞歷山大．拉濟米爾（Aleksandr Lazimir）正式指揮，一個4人小組協助其工作，包括亞歷山大．安東諾夫-奧弗申柯（Aleksandr Antonov-Ovseenko）和捷爾任斯基。實際上，在PRMC存在的53天裡，就起草了6千多項命令，其中多數被潦草地塗寫在舊紙片上。有約20個不同的人以主席或祕書的身分簽了名。
在傳達指示和執行命令方面，可發現操作上同樣很簡便。PRMC以近千名「人民委員」組成的網絡作為中間人來行事。這些委員活動在很多不同領域──軍事單位、蘇維埃、居委會和行政機關。由於只對PRMC負責，他們經常獨立於政府或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而作出決定。10月26日（公曆11月8日）開始，儘管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尚未成立政府，但幾名不起眼的匿名委員決定通過以下措施來「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禁止散發反革命宣傳手冊，關閉首都所有7家主要報紙（資產階級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控制電台和電報站，並設立一個公寓和私有車輛徵用項目。幾天後，一道政府法令將關閉報紙的行為合法化。又一個星期內，經過頗為激烈的討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也給予了認可。
起初，由於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其力量缺乏信心，他們使用了早前極為成功的同一策略，鼓動其所稱的「群眾的革命自發性」。一個農村蘇維埃代表團從普斯科夫（Pskov）省前來詢問，應採取什麼措施來避免無政府狀態。捷爾任斯基回覆代表團說：「當前的任務是打破舊秩序。我們布爾什維克的人手還不是足夠多，無法獨自完成這項任務。對那些正爭取解放的群眾，我們必須允許其革命自發性順其自然地發展。其後，我們布爾什維克將向群眾指明要走哪條路。是群眾在通過PRMC發聲並採取行動，反對他們的階級敵人，反對人民的敵人。我們在這裡只是提供引導和指引，使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仇恨得以發泄、報復的合法訴求得以實現。」
幾天前，在PRMC 10月29日（公曆11月11日）的會議上，幾個身分不明的人提到，需要更猛地打擊「人民的敵人」。這一方案在接下來的數個月、數年和數十年內，獲得巨大成功。在一則日期標註為11月13日（公曆11月26日）的PRMC公告中，該問題再次被提出：「國家行政機構、銀行、國庫、鐵路和郵電局的高級工作人員，都在蓄意破壞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措施。今後，這樣的個人會被稱作『人民的敵人』。他們的名字將被印在所有報紙上，人民的敵人之名單將被張貼在公共場所。」這些名單公布幾天後，一則新的公告發布了：「所有被懷疑破壞、投機和奉行機會主義的個人，現在會作為人民的敵人被立即逮捕，並轉送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監獄。」在幾天之內，PRMC就推出了兩個將產生持久後果的新概念：「人民的敵人」和「嫌疑人」。
11月28日（公曆12月11日），政府將「人民的敵人」的概念制度化了。列寧簽署的一項法令規定：「立憲民主黨是一個充滿人民的敵人的政黨，其所有領導人特此將被視為不法之徒，遭立即逮捕並移送革命法庭。」當時，這種法庭按照「關於法院的一號命令」（Order Number One regarding the Courts）剛剛成立。該命令有效地廢除了「曾與工農政府相牴觸，或者與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革命黨的政治綱領相牴觸的」所有法律。在等待起草新的刑事法典期間，法官們被賦予很大的迴旋餘地，來評估現行立法的有效性，「依據的是革命的秩序和合法性」──此概念很模糊，以至助長了各種濫用行為。舊體制下的法院立即被取締。人民法院和革命法院取而代之，來判定針對「無產階級國家」犯下的罪與錯、「破壞」、「間諜活動」、「濫用職權」以及其它「反革命罪行」。德米特里．庫爾斯基（Dmitry Kursky）曾於1918年至1928年任司法部人民委員。他就承認，革命法庭根本就不是該詞通常的「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法庭，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庭和同反革命鬥爭中的武器，其主要關心的是消滅人而非作出裁決。在革命法庭中，有一個「革命新聞法庭」。其任務是對新聞界犯下的一切罪行作出判決，以及一旦發現出版物「正通過故意發布假新聞，在人民心中散播不和的種子」，就暫時予以禁止。
在這些以往聞所未聞的新類別（「嫌疑人」、「人民的敵人」）以及處理它們的新手段出現之際，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PRMC）繼續進行自身的重組。在一個麵粉庫存很低的城市，每個成人每天的配給量還不到半磅麵包，糧食供應的問題自然極其重要。
11月4日（公曆11月17日），糧食委員會成立。其首則公告即譴責「從他人的不幸中漁利的富人階級」，並指出「徵用富人剩餘農產品及其所有財產的時候到了」。11月11日（公曆11月24日），糧食委員會決定派出由士兵、水手、工人和赤衛軍組成的特別小分隊，到出產穀物的省份去「弄到彼得格勒和前線所需的食物」。由PRMC一委員會採取的這一措施，是徵糧隊實施三年的強制徵用政策之前身。這一政策日後成為導致新政權與農民衝突的根本因素，並引發很多暴力和恐怖行為。
成立於11月10日（公曆11月23日）的軍事調查委員會，負責逮捕「反革命」軍官（他們通常被手下士兵所告發）、「資產階級」黨派的成員以及被控「破壞」的公職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該委員會就負責處理了一系列紛繁蕪雜的問題。在一座飢餓城市裡，赤衛軍小分隊和專門的民兵組織以革命的名義或根據某個人民委員簽署的含糊命令，不斷地徵用、霸占和劫掠。在該市的動亂氣氛中，每天有數百人因多種所謂的「罪行」，被帶到委員會接受調查。這些「罪行」包括搶劫、「投機」、「囤積最必需的產品」、「酗酒」和「屬於敵對階級」。#（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
【大紀元2018年01月11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們要如何評價共產主義的罪行？要從中汲取什麼教訓？為何必須等到20世紀末，該課題才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儘管對斯大林主義和共產主義恐怖的研究在東歐日益流行，但毫無疑問，與納粹罪行的研究相比，還需做大量工作，才能追趕上。
人們不禁注意到，納粹和共產主義二者罪行之研究存在強烈反差。1945年的勝利者在法律上使納粹罪行成為他們譴責納粹主義的主要焦點，特別是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數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者一直致力於研究這些問題。數以千計的書籍和數十部電影都專門討論這一話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夜與霧》（Night and Fog）、《浩劫》（Shoah）、《蘇菲的抉擇》（Sophie’s Choice）和《辛特勒的名單》（Schmdler’s List）。僅舉一例，拿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來說，其主要工作的核心就是詳述第三帝國殺害猶太人所用的方法。
然而，學者們卻忽視了共產黨人犯下的罪行。儘管像希姆萊（Himmler）和艾希曼（Eichmann）這樣的名字在全世界已被公認為20世紀暴行的代名詞，但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 Feliks Dzerzhinsky）、根里克．雅戈達（Genrikh Yagoda）、尼古拉．耶卓夫（ Nikolai Ezhov）等名字卻鮮為人知。至於列寧、毛澤東、胡志明，甚至斯大林，一直令人驚訝地享受著人們的尊崇。法國一政府機構國家樂透（National Lottery），曾瘋狂到將斯大林和毛澤東用於它的一場廣告活動。那有人敢出主意讓希特勒或戈培爾在廣告中充當要角嗎？
對希特勒的罪行予以特別關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這種關注尊重了倖存證人的願望，滿足了試圖了解這些事件的研究者們的需求，並反映了道德和政治當局加強民主價值觀的意願。但是，對共產主義罪行的揭露幾乎未引起轟動。政治人物為何會有這種令人尷尬的沉默呢？在長達80年的時間裡，共產主義大災難曾觸及四大洲約三分之一人類的生活，學術界為何對它保持這種震耳欲聾的沉默？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中，為何人們如此普遍不願將罪行——大規模犯罪、系統性犯罪和反人類罪——這類關鍵因素視為核心因素呢？這難道真的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嗎？不然就是，我們正在刻意迴避密切檢視該課題，以免了解真相？
造成這種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首先，有獨裁者極力要求抹去其罪行，並為其無法掩蓋的行為辯護。赫魯曉夫（Khrushchev）1956年的「祕密報告」，首度承認了共產黨領導人所犯下的共產主義暴行。它也是一位暴君企圖掩蓋自身罪行的聲明。這些罪行是他在恐怖高峰期任烏克蘭共產黨黨魁時所犯下的，他狡猾地將其推卸給斯大林，聲稱自己及手下當時只是服從命令。為了掩蓋絕大部分共產主義罪行，赫魯曉夫僅談到受害的共產黨人，但他們在數量上遠遠不及其他人。他用好聽的措辭定義了這些罪行，在結論中將其描述為「在斯大林領導下所犯的虐待行為」。這樣做是為了將該體制的延續正當化，以維持其原則不變、結構不變，以及人員不變。
赫魯曉夫以難以模仿的方式，描述了他在準備其「祕密報告」時所面臨的反對，尤其是來自斯大林一名心腹的反對：「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是那麼唯命是從，如果斯大林眨眨眼，說卡岡諾維奇割了自己父親的喉嚨符合事業——斯大林事業的利益，他就會這麼做的。這個事業是……他正在反對我，那是出於一種自私的恐懼，怕自己性命不保。急於逃脫對所發生事件的任何責任，是他的全部動機。如果犯了罪，卡岡諾維奇想確保掩蓋自己的行跡。」為了確保駭人的真相永遠不見天日，他們拒絕任何人接觸共產國家的檔案、全面控制印刷媒體和其它媒體以及邊境通道、用宣傳機構吹噓這些政權的「成就」，並用整個國家機器來嚴密封鎖信息。
暴君們並不滿足於隱瞞其罪行，對所有敢於曝光其罪行的人，還系統性地進行攻擊。二戰後，這一點在法國兩個場合變得顯而易見。1949年1月至4月，巴黎共產主義雜誌《法國文學》（Les lettres françaises）連篇累牘地對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進行了「審判」。他是一名前高官，著有《我選擇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書。書中描述了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法國文學》由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掌管，對克拉夫琴科進行肆意謾罵。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法國文學》又在巴黎舉行了一場「審判」，針對的是大衛．魯塞（David Rousset）。他是一名知識分子和前托洛斯基主義者，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1946年因其著作《集中營的世界》（The World of Concentration Camps）而獲得勒諾多獎（Renaudot Prize）。1949年11月12日，魯塞敦促所有前納粹集中營被放逐者組建一個調查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委員會。他遭到共產黨媒體的野蠻攻擊，後者否認這類集中營的存在。在魯塞發出呼籲後，瑪格麗特‧布伯-諾依曼（Margaret Buber-Neumann）在1950年2月25日《費加羅文學》（Figaro Littéraire）發表的〈對蘇聯集中營的調查：撒旦與別西卜誰更壞？〉（An Inquiry on Soviet Camps:Who Is Worse,Satan or Beelzebub?）一文中，講述了她兩次被放逐到集中營的經歷——一次是納粹集中營，一次是蘇聯集中營。
儘管有人作出這些努力來啟迪人類，但暴君們仍繼續搬出重炮，使世界上任何地方妨礙他們的人噤聲。共產黨的殺手們著手於殘害、誹謗和恐嚇他們的對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Aleksandr Zinoviev）和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 Plyushch）被逐出自己國家；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被流放到高爾基（Gorky）；佩特羅．赫伊霍倫科（Petro Hryhorenko）將軍被投入精神病院；格奧爾基．馬爾科夫（Georgi Markov）則被一把雨傘刺殺，該雨傘可發射充滿毒藥的小球。
面對這種無休止的恐嚇和掩蓋行為，受害者們變得不願大膽發聲，實際上也被阻止重返主流社會。在那裡，指控和處決他們的人無時不在。瓦西里．格羅斯曼富有表現力地刻畫了他們的絕望。對受害者及其法律代言人來說，要將共產主義悲劇的紀念持續下去，是不可能的，這與國際猶太社區積極紀念猶太人大屠殺形成鮮明相比。任何紀念的請求或賠償的要求均被置之不理。
當暴君不能再隱瞞真相——行刑隊、集中營、人造飢荒，他們就極力粉飾這些暴行，以此證明其正當性。在承認動用恐怖手段後，他們就使用「砍伐一片森林，刨花難免被風吹走」或「不打破雞蛋就做不成煎蛋卷」這類標語，把恐怖說成是革命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反駁說，他見過打碎的雞蛋，但他認識的人都未嚐過煎蛋卷！也許最邪惡的就是對語言的歪曲。彷彿變魔法一般，集中營系統變成了「再教育系統」；暴君們搖身變成了「教育者」，將舊社會的人改造成「新人」。Zeks（該詞用於指蘇聯集中營的囚犯們）被強制「邀請」信任一個奴役他們的系統。在中國，集中營囚犯被稱為「學員」。他們被要求學習黨的「正確思想」和改造自己的錯誤思維。
嚴格說來，謊言並非總是真理的對立面，它一般會包含真理的要素。歪曲的語言，存在於令景象失真的扭曲眼光之中；人們面對的是短視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被共產黨的宣傳所扭曲的態度容易糾正，但教導假先知去奉行理性寬容之道，就非常之難。第一印象總是揮之不去的。基於對語言的破壞，共產黨人像武術家一樣，擁有無與倫比的宣傳力量。這使他們成功擊退了對其恐怖手段的批判，靠著不斷變換花樣，延續共產黨人的信仰，團結其激進分子和支持者隊伍。因此，他們就緊緊抓住其思想信仰的基本原則，正如特土良（Tertullian，譯者註：150年—230年，基督教著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因理論貢獻被譽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學鼻祖之一。）對自己所處時代的闡述：「因為它荒謬，所以我才相信。」#（待續）
社會科學人材的出路和國家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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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本為一體兩面、相輔相成，是高度思考性的專業學問。法學領域分公法、私法、政治學、國際政治，都和國際社會關係密不可分。然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無法培養公法學、國際政治人材，甚至即使投入研究，除了中國的中華民國選舉產業，便無法找到其他的發揮空間。有關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定位真面貌，略述如下:
中華民國於1912年成立之時，並不是自中國這個古老國家分離獨立，另外建立的新國家，而是推翻中國腐敗的滿清皇朝，新成立的中國新政府。1949年敗逃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曾經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從台北出發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議。然而，自1971年中國的合法政府代表權，被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取代之後，偏安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由於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堅持「漢賊不兩立」原則，不願主張自中國分離獨立建立新國家，因此只有淪為中國的叛亂團體直到今天。 近年來陸續的邦交國斷交事件，是因為各國回到《國際法》「一國一合法政府」原則，正式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台灣如果繼續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現狀，就是將台灣維持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北京可以順理成章依《國際法》的「政府繼承原則」，對台灣主張其領土主權企圖併吞台灣。
這樣的外交政策使台灣至今仍然無法走上國際舞台，長期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由此可見，近日所發生的中華民國護照風波，即使印刷作業完全沒有缺失，所使用圖片是代表台灣的圖騰，最大的錯誤卻是「中華民國」四個字，使護照成為不是主權國家所核發的護照，而是台灣人民勉強得以遊走各國的通行證。
雖然台灣已由本土政黨取得全面執政的機會，然而由於中華民國體制的外交政策，至今依然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爭取各國的「政府承認」，也就是維持一中之下的法統之爭。中華民國的外交部要求邦交國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才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台灣總統是十幾億中國人的國家元首。可見，無論是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或是現在的中華民國民進黨政權，都是延續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
思考台灣社會科學人材的出路問題，必須誠實面對：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將使台灣不可能和國際社會接軌，無法為台灣的法政及財經等各領域人材建構一個可長可久的發揮空間。今天如果台灣是國家，台灣法政人材的出路將四面八方廣闊無比。由台灣人一路扶持的執政當局，根本沒有權利或立場，繼續將中國的中華民國體制強加在台灣之上，迫使台灣步向第二個香港，喪失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機會。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一：暴行的使用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作者：馬丁・瑪利亞
2018年01月02日
（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
共產主義一直是20世紀的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創傷未癒，它就從歐洲最不可能的角落闖入歷史。1939年至1945年的大災難之後，它向西大步進入德國中部，向東更是飛躍進抵中國海域。在其全盛時期，共產主義曾經統治人類的三分之一，而且似乎要無休止地擴張。70年來，它在世界政治中如幽靈般揮之不去，引發輿論兩極化：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歷史上社會主義發展的終極階段；另一些人則將共產主義視為史上最徹頭徹尾的暴政。
因此，有人可能料想，解釋共產主義的力量為何在如此長的時間內保持增長，結果卻像紙牌屋一般突然崩塌，應該成為現代歷史學家的優先任務。然而，令人驚訝的是，1917年以後的80餘年來，馬列主義現象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之探討，幾乎還未開始。《共產主義黑皮書》近來在法國和歐洲大部份地區引起轟動，它能帶來正面的衝擊，改變這一現狀嗎？
共產政權的強制性意識形態使嚴肅的歷史纂學不可能在蘇聯存在，因此，對共產主義的學術性研究，直到最近才不相稱地落在西方人身上。儘管這些外部觀察者無法完全擺脫其自身主觀意識形態的束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個世紀裏，他們的確完成了數量驚人的研究。即便如此，西方對共產主義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個基本的問題，即重實證而輕概念。
這種概念上的貧乏來自一個前提：可以用一種超然和價值中立（value-free）的方式，將共產主義理解為純粹是社會進程的產物。因此，研究者們不斷堅稱，十月革命是一場工人造反運動，而不是黨的政變，而當時顯然是後者在操控前者。此外，共產主義歷史的中心議題，不是黨薄弱的工人階級「基礎」，而是十月革命中的知識份子在其政變取得穩固勝利後做了甚麼。迄今為止，這一點幾乎還未被探究過。
更確切地說，這件事因為兩個幻想而變得模糊不清。這些幻想許諾，可以建立一個更好的蘇維埃式社會主義，優於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所建立的。第一個幻想認為，在斯大林（史太林）之外還存在一條所謂的「布哈林修正路線」，也就是一條基於非暴力和市場的路線，可以通往馬克思所說的完全的社會主義（integral socialism），實現禁止私有財產、利潤並取締市場。第二個幻想聲稱，可以從來自下層的「文化革命」中發現1929年至1933年斯大林的「上層革命」背後的動力。這場「文化革命」由共產黨活動份子和工人發起，反對那些親布哈林的「資產階級」專家，並最終導致由工廠向上層大規模擴散。
正如托洛茨基所稱的「歷史的灰燼」所寓意的那樣，要想獲得對共產主義現象更正確的認識，或許還得從道德而非社會的角度入手，因為對蘇維埃社會進程的研究雖然很多，但學者們對其受害者本身的關注度同其造成的災難的嚴重程度完全不成比例。本書通過系統地詳述列寧主義從1917年的蘇俄到1989年的阿富汗所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首次嘗試從總體上確定當時所發生事件的嚴重程度。
採用這種基於事實的方法，我們把共產主義置於基本人性的視角之下。正如本書的法國出版商所描述的那樣，它的確是一場「全球範圍的悲劇」。據不同研究數據估計，被害人總數在8500萬至1億之間。
無論如何，共產主義檔案提供了最龐大的政治屠殺案例。當這些事實呈現在法國公眾面前時，明顯枯燥乏味的學術工作，一經出版就成了一樁轟動事件，並成為政界和知識界熱議的焦點。
共產主義所製造的悲劇，規模之大令人震驚。這對任何認真學習20世紀歷史的學生來說，並不新鮮，至少是當孤立地看待不同的列寧主義政權之際。而時至今日，讓真相大白於天下，令普通大眾為之震驚，才是真正的新聞。的確，這場悲劇的每個主要情節——斯大林的古拉格、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都曾一度臭名昭著。但這些恐怖事件很快就消失在「歷史」之中；也無人去費心統計總數，來向公眾展示這些災禍之烈。這個總數大得驚人，可部份解釋本書所引發的震撼。
不過，全部的震撼力是來自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不可避免的比較。據估計，納粹導致2500萬人死亡，證明其凶殘程度明顯不及共產主義。本書的史蒂芬・庫托伊斯沒有單純地讓數字說話，而是對這一比較作了詳細說明，從而使本書獨樹一幟。鑑於紐倫堡的一些審判規程已被納入法國法律（以適應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案這樣的案例。帕蓬在法國維希政府時期任地方官，因與納粹共謀驅逐猶太人，而於1997年至1998年受審），庫托伊斯明確將共產主義的「階級滅絕」（class genocide）等同於納粹主義的「種族滅絕」（race genocide），並將二者歸類為「反人類罪」。此外，他也提出，大批西方人為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特羅和波爾波特辯護，等於是共產主義罪行的同謀，即使他們「謹慎而沉默地放棄了昔日的偶像」。
這些觀點在法國引起了特別的共鳴。自20世紀30年代起，作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聯合組建的人民陣線（無論是在萊昂・布盧姆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任內），左派就已能上台執政。在這種組合中，因其盟友對極權主義莫斯科的效忠，民主團體總是受到掣肘。相反，自1940年以來，由於維希政府與納粹主義之間的聯繫（帕蓬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右派則聲名不佳。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了解關於蘇聯的真相」從未成為一項學術任務。（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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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二：雙重標準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2日, 2018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大紀元2018年01月02日訊】（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當本書面世之際，法國社會黨人、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產黨人的投票來組成議會多數派。於是，右派的演說者們在國民議會引用黑皮書，起身攻擊他的政府窩藏沒有為過去罪行懺悔的盟友。若斯潘回憶了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組建的自由聯盟（這是公平的遊戲），以此進行反駁，只是為了更好地得出結論：與他們一同執政，他也很「自豪」（這並沒什麼說服力，因為組建自由聯盟時古拉格還不為人所知）。這也不只是若斯潘情急之下才說的話；在他領導的左派看來，共產黨人儘管過去犯有錯誤，但仍屬於民主進步陣營，而右派則被懷疑對「法西斯主義者」讓-瑪麗‧勒龐 （Jean-Mari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持溫和立場（要知道，保守派曾一度共同支持維希政府）。此事以非戴高樂主義者的右派走出議會而告終，而戴高樂主義者則尷尬地留在席位上。緊接著，這場辯論就延燒至電視和報刊。
其實，這場辯論也在本書的作者中引發分歧。所有作者都是研究學者，與共產主義歷史與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du Communisme）及其評論性刊物《共產主義》有關。該機構由共產主義學術研究的先驅、已故的安妮‧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創立，其任務是與俄羅斯較年輕的史學家合作，開發獲取蘇聯檔案的新渠道。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人員都曾是共產主義者或其親密的同伴；正是如何評價他們共同的過去，引發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因此，當《黑皮書》掀起可預見的政治風暴時，庫托伊斯兩個關鍵的合作夥伴——寫俄羅斯部分的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和寫中國部分的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都公開表示不贊成他更大膽的結論。
讓我們從這場辯論開始吧，它幾乎不是專門針對法國而言。無論何時何地，當我們提出「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以及本世紀兩個極權主義在道義上的對等性問題時，都會引發辯論。因為認為納粹主義之邪惡獨一無二的看法現在已根深蒂固，以至於與其作任何比較都容易顯得不可信。
對納粹主義作出這樣的評價有幾個原因，其中最明顯的是，西方民主國家在二戰中組建了一種全球性的「民眾陣線」，來對抗「法西斯主義」。而且，相比納粹當時占領了歐洲大部分地區，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只是從遠方威脅西方。因此，在這場新的衝突中，儘管民主面臨的風險和二戰時一樣高，但發起衝突的壓力明顯低很多；冷戰以「邪惡帝國」最後一任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投入冷戰終極勇士羅納德‧里根總統戰友般的懷抱而告終。因此，共產主義的崩潰並未隨之帶來紐倫堡式審判，也沒有因此促成去共產化，嚴肅地將列寧主義從文明中剔除；當然，仍然存在具有穩固國際地位的共產政權。
我們持雙重看法的另一個原因是，納粹主義在其罪惡最猖獗時，因戰敗而崩潰，從而將其全部罪惡永遠定格在世界的記憶中。相比之下，共產主義在其邪惡高峰期卻取得重大勝利，從而贏得半個世紀的生命力。期間，發生了蘇聯部分清算斯大林。此外，在一些國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領導人試圖為這一體制賦予「人道色彩」[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於1968年進行的改革]。最終共產主義喪失了活力。由於這兩種極權主義迥然不同的結局，納粹主義所有的祕密都在50年前得以曝光，而我們探查蘇聯的檔案還僅僅是開始，東亞和古巴的檔案甚至依然被封存。
更多的主觀因素，使人們在檢視歷史檔案時對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採取不同的態度。納粹主義對西方人來說，似乎更為怪異，因為它出現在文明歐洲的心臟，路德（Luther）、康德（Kant）、歌德（Goethe）、貝多芬（Beethoven）的家鄉，當然也是馬克思的家鄉。相比之下，共產主義還不算是個歷史怪胎。它出現在位於歐洲的俄羅斯邊陲——別忘了，幾乎也位於「亞洲」——那裡儘管出現過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但文明從未紮下深根。
當然，納粹主義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大屠殺，這被認為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試圖滅絕整個民族。紐倫堡審判期間，為這一罪行創造了一個專有名稱——「種族滅絕」。猶太民族因此擔負起一項莊嚴的責任：讓世界秉持良知，銘記猶太死難者。即便如此，大眾對「最終解決方案」（譯者註：即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方案）也是慢慢認識的，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才認識到。正是在這些年裡，共產主義逐漸發展成熟。所以，到共產主義垮台時，在這些截然不同的情境之間，自由世界對其兩大最新對手採用雙重標準已經長達50年。
因此，現在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一直存在於西方的印刷品和電視中，而斯大林和共產主義只是零星出現。前共產黨員這一身分不會帶有任何恥辱，甚至不會伴隨著任何懺悔；而過去與納粹主義的聯繫，無論多麼微弱，都會造成不可磨滅的污點。
因此，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保羅‧德曼（Paul de Man）持續受到懷疑，其思想的實質受到歪曲。相比之下，多年來聽命於斯大林，任法國共產黨文學雜誌的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1996年卻躋身「七星文庫」（Pleiade）經典作家之列；新聞界飽含感情地讚美他的才能，對其政治活動卻幾乎保持緘默。[黑皮書再現了1931年他寫給克格勃（KGB）前身國家政治保衞總局（GPU）的一首詩] 同年，一部受讚譽的電影《郵差》（II Postino）也對斯大林主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Pablo Neruda）及其事業感傷視之。早在1939年，他任智利駐西班牙外交官時，就充當了共產國際事實上的代理人。1953年，斯大林死亡，聶魯達用一首令人作嘔的頌歌悼念他。人們因其政治立場而受到不平等對待，該清單可無限延長。
在東方，這種偏見則更加明顯。沒有任何古拉格集中營變成博物館，用以紀念其囚犯；赫魯曉夫推行「非斯大林化運動」期間，所有的古拉格集中營都被推土機夷為平地。斯大林受害者唯一的紀念碑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它從索洛維茨基（Solovki）群島位於北極的集中營被帶到莫斯科，並放置在盧比揚卡廣場（Lubyanka Square）旁邊，而前克格勃總部仍座落在那裡。人們必須穿過車流才能到達其所在地。沒有任何常客來參觀這塊孤零零的石板，除了偶爾出現的最多一束枯萎花束。相比之下，列寧的雕像依然高高佇立於大多數城市中心，他的乾屍也體面地躺在陵墓裡。
在整個前共產主義世界，幾乎還沒有一個責任人受審或受懲罰。的確，到處都有共產黨在政治場上角逐，但通常是以新名稱出現。在波蘭，前雅魯澤爾斯基將軍（General Jaruzelski）政府成員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於1996年擊敗反共運動的標誌性人物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無可否認，他是個無能的競選者），贏得總統大選。1994年至1998年任匈牙利總理的古利亞‧霍恩（Gulya Horn），曾是該國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成員，也是一個民兵組織的成員。這支民兵曾與蘇聯軍隊一道，幫助鎮壓了1956年的起義。相比之下，在鄰近的奧地利，前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其納粹背景被揭發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排斥。必須承認，西方的親共文人和現今東方的共產黨官員的確從未充當斯大林的劊子手，但對他們的過去保持沉默，就意味著共產主義不比納粹主義糟糕嗎？
圍繞《黑皮書》的辯論有助於形成一個答案。一方面，自由派《世界報》（Le Monde）的評論家認為，孤立談及從金邊到巴黎的某個共產主義運動是不合理的。更確切地說，紅色高棉的暴行如同第三世界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或者亞洲的「鄉村」共產主義完全不同於歐洲的「城市」共產主義，或亞洲共產主義真的只是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傲慢論調，其言外之意是，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將各種運動合起來看，只是一種策略，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死亡數字，來對抗共產主義、對抗所有左派。保守派《費加羅報》（Le Figaro）的評論員將還原主義社會學唾棄為一種為共產主義脫罪的方式，並回答說，全世界的馬列主義政權，都是同一個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子刻出來的。這一中肯的觀點也帶有警告性的潛台詞：無論哪一種社會主義者，都不可被信任去抵制極左派無時不在的惡魔（那些人民陣線當時出現畢竟絕非偶然）。
然而，如果我們讓有分歧的《黑皮書》作者們對這一爭議進行仲裁，我們發現他們在此問題上毫無分歧：列寧主義模式確實被用於所有曾經的「兄弟」黨派。毫無疑問，該模式被以不同的方式應用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如馬格林所指出的，在俄羅斯，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一支專門組建的政治警察部隊，名為Cheka（契卡），後來先後更名為GPU（國家政治保衞局）、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KGB（克格勃）；而在中國，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人民解放軍」；在柬埔寨，則是持槍行凶的青少年，他們來自農村。因此，在亞洲，對民眾的意識形態動員比在俄羅斯更深入。然而，在每個地方，目的都是鎮壓「人民的敵人」——如列寧早先所稱的「像害蟲一樣」，共產主義由此開始把對手「動物化」。此外，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到胡志明、到金日成、到波爾布特的繼承方式非常清楚，每個新領導人都從其前任那裡接受了物質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啟發。回到開頭說，波爾布特最初於1952年在巴黎學習了馬克思主義 [當時，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這樣的哲學家正在解釋恐怖如何能夠成為「人文主義」的催生因素]。因此，如果辯論停留在量化暴行（quantitative atrocity）這一層面，雙重標準就崩潰了，共產主義會表現為一個更加邪惡的極權主義。
但是，如果辯論轉向定性罪行（qualitative crime）這一層面，這個結果就容易被逆轉。這裡的決定性因素又是大屠殺，它是納粹主義獨一無二邪惡本性的證明。的確，這個標準已經變得很普適，以至其它受迫害群體，從亞美尼亞人到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都借用「種族滅絕」這個詞來描述他們自己的經歷。這些經歷被隱諱地比作大屠殺，其中很多比擬被斥為不合理，甚至誹謗，這不足為奇。事實上，一位受尊敬的研究人員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一篇情緒過激的專欄文章，就譴責庫托伊斯的導論是反猶太主義。
此外，還有其它不那麼情緒化的論點，賦予納粹恐怖以顯著的獨特性。每個地方的刑法，都是根據動機、所用手段的殘酷程度等，來區分謀殺罪的等級。因此，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很久以前、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近來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共產主義的邪惡，但把為實現政治目標的滅絕與為滅絕而滅絕區別看待，無論那個政治目標是多麼邪惡。從這個角度看，共產主義再次給人感覺還不如納粹邪惡。
然而，這個似是而非的區別很容易被徹底推翻。特別是東歐異見者們認為，以崇高理想比以卑鄙理想的名義進行大屠殺更加邪惡。畢竟，納粹從未假裝善良。相反，共產黨人則吹噓其人道主義，數十年來欺騙了全世界數百萬人，因此犯下最大規模的殺戮卻不受懲罰。再者，納粹也沒有以意識形態儀式將其受害者斬盡殺絕；相反，共產黨人則通常強迫其獵物在簽字的口供裡認「罪」，從而承認共產黨路線的政治「正確」。最後，納粹主義是個獨一無二的案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並不真正具有競爭力），而且它沒有向全球蔓延。相反，共產主義的普遍性允許它如癌細胞一般在全球擴散。
阿蘭‧貝桑松（Alain Besançon，譯者註：法國歷史學家）強力表達的最終立場是，殺人就是殺人，無論意識形態動機為何；對於同樣死去的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受害者來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譯者註：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也表達了這樣的絕對對等性：兩種體制屠殺其受害者，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比如反抗這個政權），而是因為他們的身分，無論他們是猶太人還是富農。從這個角度看，一些人認為，小資產階級的「富農」一詞更有彈性，因此不如生物學上的「猶太人」一詞更有致命性；這種區分是無效的：社會階級和種族劃分同樣是偽科學。
不過，這些定性的觀點沒有一個能「成為定論」，這與通過實證確定的受難者人數不同。既然對於政治「邪惡」的程度沒有共識，一些研究人員會聲稱，所有的價值判斷僅僅是表達其持有者的意識形態偏好。
因此，這些「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斷言，道德問題與了解過去無關。一個例子是，近來有一本書專門講述現代歐洲的政治告密風。該書的導論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實：1939年，蓋世太保僱用了7,500人，相比之下，NKVD僱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員）；共產黨使告密成為一項義務，而納粹黨則沒有。但該書並未從這些對比中得出任何結論，相反，卻告訴我們，在這兩種制度下，全體民眾被指定將告密作為「日常實踐」，並且這是為了自我晉升的緣故，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緣故。我們還被進一步告知，在革命前的俄國農村，告密之風盛行；在法國雅各賓派掌權時期、英國清教徒受迫害時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時期以及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告密達到頂峰。其實，這篇導論中列舉的所有「獵巫狂潮式」的告密風確實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然而，問題是，這種觀點將無處不在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簡單歸結為人類學問題。隨著這一目的的達成，們泰然自若地向我們斷言，與漢娜‧阿倫特的觀點相反，「納粹／蘇維埃的相似之處」還不足以使告密成為「『極權主義』所特有的一種現象」。更重要的是，納粹／共產主義制度與西方制度的差異「不是定性的，而是定量的」。由此暗示，把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兩者的恐怖等量齊觀，實際上成了冷戰時期的謊言。這正是25年來基於「修正主義」和社會還原主義的蘇維埃學研究的意識形態潛台詞。
同樣地，這種就事論事的方法認為，共產主義的恐怖，並非特別具有共產主義性質，似乎納粹主義的恐怖也不特別具有納粹性質。所以，在人類學的大片灰色模糊的區域中，血腥的蘇聯實驗被普通化了；蘇聯只是普通改朝換代的產物，邪惡程度和任何其它政權不分伯仲。但這顯然是胡言亂語。要想對過去有任何真正的了解，我們必須回到道德判斷的問題上——事實上，作為人類，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道德主要是一個永恆真理或先驗規則（transcendental imperatives）的問題，然而，在20世紀，情況已不再如此。它首先是個政治忠誠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如何劃分左派與右派的問題。他們可大致定義為：一方以富有同情心的平等主義原則為優先，另一方則強調審慎的秩序。然而，這兩個原則都不能完全單獨應用而不摧毀社會體系。因此，一方面，人們面臨著追求平等的不可抗拒的壓力，另一方面，等級制度在功能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這令當今世界陷於持久的緊張之中。
在對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暴行進行任何量化評估時，正是上述這種局面，給予了共產主義對納粹主義永久的質的優勢。共產主義一開始就宣稱致力於實現普世的平等，而納粹只抬出了不知廉恥的民族利己主義。正是這一特徵，使納粹在西方國內政治中受到關注。在小的方面，它們的行為是可比的，但它們的道德光環是對立的。這樣，我們就涉及到辯論的關鍵點：一個有道德的人「不會把左派視為敵人」（no enemies to the left）。以此觀點看，抓住共產主義罪行的罪行不放，只會「給右派以可乘之機」——如果反共產主義的真實意圖確實不是反自由主義的話。
本著這一精神，《世界報》的主筆認為，《黑皮書》不合時宜，因為把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等同視之，就消除了「讓極右翼合法化的最後障礙」。極右翼是指勒龐（Le Pen）。誠然，勒龐的政黨和歐洲其它地區散布仇恨的類似排外運動，代表著一種令人恐慌的新現象，這當然令所有的自由民主主義者感到擔憂。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主義的犯罪歷史應當被忽略或最小化。這樣的觀點，只不過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薩特（譯者註：其法語原名Jean-Paul Sartre，法國20世紀的哲學家，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出名詭辯的變種。這種詭辯聲稱，應當對蘇聯集中營的罪行保持沉默，”pour ne pas descsperer Billancout” [目的是不讓法國比揚古（Billancourt）的汽車工人陷入絕望]。對此，薩特曾經的同事加繆（Albert Camus）很久以前回應說，事實就是事實，否認它，就是嘲弄人性和道德的原則。
事實上，這種詭辯的持續存在，恰恰說明了《黑皮書》為何如此適時應景。那麼，究竟是書中什麼內容激起了反響？本書並未自稱具有獨創性。對於共產主義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它根據我們現今所知提供了一份清單。只要可能，我們都以檔案為依據，其它情況下則利用了可得的最佳間接證據，並適當考慮了量化的難度。而且，正是這份清單的嚴肅性賦予本書以力量；的確，當它帶領我們從一個國家來到另一個國家，目睹了一場又一場的恐怖時，累積的影響勢不可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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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英語：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法語：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是一本講述共產主義政權實施的政治迫害歷史，包括法外處決、放逐，以及書中認為因實施共產主義政策所造成的人為饑荒等。該書於1997年在法國由Éditions Robert Laffont首度出版，在美國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德文版由Piper Verlag出版，包括了後來成為德國總統的約阿希姆·高克所寫的一章。
該書由多名歐洲學者及專家共同撰，並由Stéphane Courtois負責整理。
Stéphane Courtois -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Nicolas Werth - IHTP研究人員
Jean-Louis Panné -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家
Andrzej Paczkowski - 波蘭科學院政治學院副主任、波蘭內務部檔委成員
Karel Bartošek(1930–2004) - 捷克歷史學家、IHTP研究人員
Jean-Louis Margolin - Provence大學講師、東南亞研究學院研究人員
Sylvain Boulouque - 巴黎第十大學GEODE研究助理
Pascal Fontaine - 熟悉拉丁美洲的新聞工作者
Rémi Kauffer - 情報、恐怖主義及秘密行動歷史專家
Pierre Rigoulot - 社會歷史學院研究人員
Yves Santamaria - 歷史學家
英文版本的前言由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Martin Malia負責撰。
內容
估算犧牲者人數
者Stéphane Courtois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及「共產政權……把集體罪行變為一個完全成熟的政府體系」。[1] 他估計共產政權導致的總死亡人數約為9,400萬。[2] 其中蘇聯佔2,000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佔6,500萬人；越南佔100萬人；北韓佔200萬人；柬埔寨佔200萬人；東歐的共產政權佔100萬人；拉丁美洲佔15萬人（主要是古巴）；衣索比亞佔170萬人；阿富汗佔150萬人，另有10,000人是因「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發起的運動和在野的共產黨」而死亡。[2] 作者也聲稱共產政權導致的死亡人數比其他政治意識形態及運動為多，包括納粹主義。犧牲者統計涵蓋了被直接處決的人數，以及飢餓、放逐、拘禁或強制勞動導致的間接死亡。
蘇聯的迫害
書中所寫的發生在弗拉基米爾·列寧和約瑟夫·史達林統治下蘇聯的迫害和饑荒包括：
處死數以萬計的人質和囚犯
從1918年到1922年殘殺成千上萬反抗的工人和農民
1921年俄國饑荒造成5百萬人的死亡
1920年對頓河哥薩克的滅絕和驅逐
1918年到1930年間發生在集中營的數以萬計的謀殺
大清洗殺害了將近690,000人
從1930到1932年對2百萬所謂的富農的去富農化
1932到1933年的饑荒造成4百萬烏克蘭人（Голодомор）和2百萬其他人的死亡
從1939到1941年、1944到1945年對波蘭人、烏克蘭人、摩爾達維亞人和波羅的海國家的人的驅逐
1941年對伏爾加德意志人的驅逐
1943年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驅逐
1944年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驅逐。[3]（參見蘇聯的人口轉移）
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的比較
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稍有不同卻是類似的集權體系。他聲稱共產主義政權已殺害了「接近大約1億人，相比之下納粹的犧牲者為2500萬」。[4]Courtois聲稱納粹德國大規模滅絕的方法源自蘇聯模式。作為例子，他引用參與組建著名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納粹政府官員魯道夫·弗朗茨·斐迪南·赫斯的話。根據赫斯，[4]
帝國安全總部向司令官發布了關於俄國集中營的全部報告。這些報告詳細描述了俄國集中營的環境和組織，就像以前試圖逃跑的囚犯提供的那樣。重點在於事實上那些俄國人，通過大量使用強迫勞動，殺死了所有人。
Courtois將蘇聯對居住在高加索地區的民族和俄國大量社會群體犯下的罪行稱為種族滅絕，認為其與納粹的類似政策並沒有多少不同之處。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體系都認為「一部分人不配生存。不同的是共產主義模式基於階級體系，納粹模式基於種族和領土。」[4]Courtois聲稱[5]
對「階級」的清洗很可能相當於對「種族」的清洗——史達林政權蓄意製造的饑荒導致的烏克蘭富農孩子的飢餓「等同於」納粹造成的饑荒導致的華沙猶太區猶太人兒童的飢餓。
他補充道
1945年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成了現代野蠻主義的代名詞，20世紀大恐怖的縮影……最近以來，對猶太人種族滅絕的集中關注嘗試將猶太人大屠殺塑造為絕無僅有的暴行，這已經阻礙了對共產主義世界其他類似規模事件的評價。畢竟，協助摧毀種族滅絕機構的勝利者自身可能也將同樣做法付諸實施，這似乎難以置信。面對這種悖論時，人們通常選擇視而不見……相比於納粹的2500萬，共產主義政權使接近1億人受害。
德文版
德文版包含了額外添加的關於東德的蘇聯背景的共產主義統治的章節，題為「Die Aufarbeitung des Sozialismus in der DDR」。包含兩個小節：Ehrhart Neubert撰寫的「Politische Verbrechen in der DDR」和約阿希姆·高克撰寫的「Vom schwierigen Umgang mit der Wahrnehmung」。[6]
反響
這本書在西方國家獲得不少好評，計有《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同時也由於內容爭議，受到不少批評。
支持
《共產主義黑皮書》在英美兩國受到了大量出版商的稱讚，包括《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紐約時報書評》、《圖書館雜誌》、《科克斯書評》、《新共和》、《國家評論》和《旗幟周刊》。[7]一些評論員比較了伊利亞·愛倫堡和瓦西里·格羅斯曼合撰的記錄納粹暴行的《黑名冊》。[8]
根據《紐約時報》上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的評論：[7]「出於善意的創始人的神話——好沙皇列寧被他邪惡的繼承人背叛——已經蓋棺論定。再沒有人會說不知道或者不確定共產主義的罪惡本質」。
《古拉格：一部歷史》的作者、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7]描述此書為「共產主義在蘇聯、東西歐、中國、北韓、柬埔寨、越南和拉丁美洲的罪行的一部重要的學術史……黑皮書確實超過了許多先前表現大規模共產主義悲劇的著作，感謝作者廣泛引用的蘇聯和東歐新開放的檔案。」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專欄作家馬丁·瑪利亞[7]描述此書為「法國出版界的轟動……詳細描述了共產主義從1917年的俄國到1989年的阿富汗之間的暴行……（《共產主義黑皮書》）給出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共產主義的人力成本的負債表，儘可能的在檔案的基礎上，另外借鑑了最佳的二手資料。」
歐洲委員會議員大會1481號決議根據本書的死亡人數，譴責共產主義極權統治。
批評
本書的兩位主要貢獻者，Nicolas Werth和Jean-Louis Margolin，以及Karel Bartosek，曾公開宣稱與Courtois的論斷毫無關係，並且批評其工作。Werth與Margolin認為Courtois過於執著將數字達到1億之巨，並且誇大某些國家的死亡人數。Werth與Margolin認為，基於自身的研究，死亡人數大概介於6500萬至9300萬之間。[9]
不同的歷史學家對書中有關共產國家的人口死亡數字也有不同答案，例如蘇聯史達林政權的數字為850到5,100萬，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為1,950萬到7,500萬。該書作者以數據資料未有前人用過為由，去辯稱蘇聯的2,000萬人及東歐的100萬人死亡的準確性。作者同時也承認有關中國及其他仍由共產黨管治的國家之數據，由於仍屬於未解封的國家機密，因此未能確定其真實性。一些學者估計全球共產政權的死亡數字比《黑皮書》更高，因此諸如《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蘇俄暴力世紀》等較新的書籍均推斷中國和蘇俄的死亡數字比《黑皮書》高。
西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的Mark Tauger批評該書有關烏克蘭大飢荒部份有不少錯誤信息[10]。
文章《共產主義批判》更深入去討論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批評及反批評的觀點。
其他
該書的英文標題形式重覆了由伊利亞·愛倫堡及瓦西里·格羅斯曼合撰的《The Black Book》，講述納粹主義的殘暴。
《黃花崗雜誌》連載了此書的中文譯本，其官方網站也提供在線閱讀。
《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原著出版方的授權，翻譯並發行中文版。
《共產主義黑皮書》導論之九：保存歷史和記憶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22日, 2018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大紀元2018年01月19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赫魯曉夫發表演說前，對共產黨人所犯罪行的譴責，僅來自他們的敵人、托洛茨基主義異見者或無政府主義者；而這種譴責並非特別有效。共產黨大屠殺的倖存者和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一樣，同樣強烈地渴望作證。然而，倖存者非常稀少，尤其是在法國。在那裡，對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切實體驗，僅直接影響到幾個孤立的團體，例如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區的「我們身不由已」（In Spite of Ourselves）。但在大多數時間裡，證人的證詞，以及諸如大衛．魯塞的集中營系統國際委員會（David Roussct’s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ystem）和找出斯大林罪行真相委員會（the Commission to Find the Truth about Stalin’s Crimes）等獨立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均遭共產黨宣傳的「雪崩」掩埋。一種源於怯懦或冷漠的沉默，也對這種宣傳起到協助和教唆的作用。這種沉默壓倒了只是偶然出現的自我覺醒。這種自我覺醒是由新的分析工作 [例如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 和無可指摘的目擊者陳述 [例如瓦爾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的《科雷馬故事》（Kolyma Tales）和品雅特海（Pin Yathay）的《兒子，你要活下去》（Stay Alive, My Son）] 出現而引起。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社會，每當要對共產主義現象進行嚴格檢視時，這種沉默就會顯得非常頑固。直到現在，他們都拒絕面對這樣的現實：共產主義制度儘管程度不同，但根本上都具有犯罪的基礎（criminal underpinnings）。拒不承認這一點，他們就成了「那套謊言」的同謀者。對此，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也許作了最好的概括：「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人們看到別人深信其真，也就相信其真了。」
儘管人們普遍不願面對這個問題，但一些觀察者已然奮起應對這一挑戰。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因缺乏更可靠的資料（被蘇維埃政權竭力隱瞞），研究人員完全依賴投誠者提供的信息。這些目擊者陳述，不僅遭到史學家對待這類證詞所持有的那種常有的懷疑，而且遭到共產主義制度支持者的系統性誹謗。他們指控這些投誠者受復仇的驅使，或成為反共勢力的工具。在1959年，有誰會想到，正如保羅．巴頓（Paul Barton）的書中那樣，對古拉格的描述可能是由一位投誠的克格勃高官提供？誰又會想到去諮詢一下巴頓本人？巴頓是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者，真名叫伊日．韋爾特魯斯基（Jiří Veltrušký），曾是1945年布拉格反納粹起義的組織者之一，於1948年被迫逃離自己的國家。任何人只要面對近來公開的機密檔案中的信息，就會發現1959年的那些描述是完全準確的。
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後來關於俄國革命的《紅輪》系列小說，引發輿論的突破性變化。正因為《古拉格群島》屬於文學作品，且出自大師之手，它將一個邪惡得難以形容的系統之本質刻畫出來。但是，就連索爾仁尼琴都難以刺破這層面紗。1975年，法國一家主要日報的一名記者，將索爾仁尼琴與皮埃爾．賴伐爾（Pierre Laval）、雅克．多裡奧（Jacques Doriot）、馬歇爾．德亞特（Marcel Déat）相提並論。後三者「曾把納粹當作解放者歡迎」。不過，索爾仁尼琴的記述還是有助於揭露該系統，在運用的方式上，與沙拉莫夫鮮活再現科雷馬的生活，以及品雅特海曝光在柬埔寨的暴行，有異曲同工之處。最近，勃列日涅夫任內蘇聯主要異見者之一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在《和莫斯科算帳》（Reckoning with Moscow）一書中，大聲提出抗議，要求建立新的紐倫堡法庭，對該共產政權的犯罪活動做出裁決。他的書在西方享有相當大的成功。但與此同時，恢復斯大林以往名聲的出版物也開始出現。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出悲劇，令人困惑又充滿爭議。在20世紀進入尾聲之際，是什麼動機推動我們去探究它？今天，檔案證實了昔日這些零星的描述，也讓我們能更進一步。由前蘇聯、前「人民民主國家」和柬埔寨的鎮壓機器所維護的內部檔案，揭露了恐怖規模之大、之系統的可怕真相。這種恐怖常常導致全面的反人類罪發生。是時候對該課題採取學術態度了。為此，需要記錄鐵的事實，並闡明一些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這些問題掩蓋了一個亟待釐清的問題、一個由觀察家們提出的關鍵性問題：犯罪對共產主義制度為何是重要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什麼使我們的研究成為一項嚴肅的學術性工作？首要的是，我們的方法反映了我們對歷史的責任感。一位好的歷史學家會竭盡全力。任何其它因素或考量，無論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還是個人的，都不應阻礙歷史學家去探求知識、發掘和解釋事實，尤其是當這些事實長期被故意掩埋於政府檔案堆和人們良心的深處時。共產主義恐怖的歷史，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與極權主義之歷史研究的兩個對象直接相關。畢竟，我們都知道希特勒牌子的極權主義，但絕不能忘記，也有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版本的極權主義。只撰寫局部歷史，而忽略共產主義型極權主義，就不再那麼合適了。對該問題遮遮掩掩，試圖使共產主義歷史僅局限於民族、社會和文化層面，是站不住腳的。極權主義現象不局限於歐洲和蘇聯時期，這一事實充分證實了該論點之公平合理性。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朝鮮以及波爾布特的柬埔寨。每個國家的共產主義都通過臍帶與蘇聯的子宮相連，其目標是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其運動。我們將要論述的，是一種曾蔓延全世界且關乎全人類的現象之歷史。
本書的第二個目的是作為一種紀念。紀念一種駭人的毀滅力量之無辜和無名的受害者，是一種道義責任。這種力量有系統地企圖抹去他們的記憶。柏林牆倒塌和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權力中心崩潰後，歐洲這個曾上演20世紀很多悲劇的大洲，給自己分派了重建大眾記憶的任務。本書就是我們對這一努力的貢獻。本書的作者們心中都帶著那份記憶。我們的撰稿人中，有兩位與中歐有著一種特殊的淵源，其餘的人則曾親歷1968年或其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
本書既是紀念物又是歷史，涵蓋了非常多樣化的背景。它談及共產主義幾乎未產生實際影響的國家，不論這種影響是對社會還是對政府權力。這些國家包括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和其它國家。在其它地區，共產主義常常表現為一種強大的恐懼來源，如在1946年之後的美國；或者表現為一種強勁的運動（即使它從未真正在那裡奪取權力），如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在另一些國家，共產主義已喪失其對權力數十年的掌控，卻又在重申自己的主張，如在東歐和俄羅斯。最後，在共產主義仍正式占上風的國家——中國、朝鮮、古巴、老撾和越南，其小火焰正搖曳不定。
其他人對歷史和記憶的問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共產主義影響甚微或僅僅是令人恐懼的國家，這些問題將需要一個簡單的學習和了解過程。而實際上經歷共產主義制度的國家，將必須處理民族和解問題，並決定前共產黨統治者是否要受懲罰。在這方面，統一的德國可能代表著最令人驚訝和最「具奇蹟性」的典範——只要通過對比，想想南斯拉夫的災難，就可明白。但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即現在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波蘭和柬埔寨，都同樣面臨著留在其記憶中和共產主義歷史中的巨大創傷和痛苦。在這樣的地方，一點點失憶，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對幫助治癒半個世紀或更長的共產主義統治所造成的精神、心理、情感、個人和集體之創傷，看似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共產主義仍緊握權力不放的地方，暴君及其繼承者們或者系統性地掩蓋其行為，如在古巴和中國，或者繼續將恐怖作為一種政府形式來推進，如在朝鮮。
保存歷史和記憶的責任，無疑有一個道德尺度問題。我們所譴責的那些人可能會反問：「誰給了你們評判好壞的權力？」
根據這裡提出的標準，該問題得到了天主教會很好的解答。當時，教皇庇護十一世（Pius XI）在1937年3月14日的《極度關切》（Mil Brennender Sorge）和1937年3月19日的《贖世主》（Divini redemptoris）兩篇通諭中，分別譴責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後一篇宣告，上帝賦予了人類某些權利：「生命權、身體完整權和生存必要手段的權利；在上帝規劃的道路上追求個人最終目標的權利；結社的權利，以及擁有並使用財產的權利。」教會反對一類人在損害他人的情況下過度致富的聲明，即便存在一定的虛偽成分，但教皇呼籲尊重人的尊嚴，其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31年，教皇庇護十一世就在《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中宣告：「共產主義教導和尋求兩個目標：開展無情的階級鬥爭和徹底剷除私有制。它不是祕密地或以隱蔽方式做這些，而是公開地、堂而皇之地、靠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段，甚至是最具暴力性的手段。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它什麼都敢幹，什麼都不尊重或敬畏。一旦掌權，它就殘忍至極、毫無人性。它將東歐和亞洲的廣大地區化為廢墟，所憑藉的駭人屠殺和破壞，就證明了這一點。」誠然，這些話，源自這樣一個機構：幾世紀以來，它曾有系統地證明謀殺非基督徒有理、散布宗教裁判所、遏制思想自由和扶持獨裁政權，諸如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將軍和安東尼奧．薩拉查（António Salazar）的獨裁政權等。
即便教會當時只是在其職能範圍內履行道德衛士的職責，尚且做出了譴責共產主義的姿態。那麼，史學家在面對共產黨黨徒的「英雄傳奇」或其受害者令人心碎的陳述時，又該如何回應呢？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de Chateaubriand）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在卑屈的沉默中，除了奴隸的鎖鏈和告密者的聲音外，聽不到任何聲響；所有人都在暴君面前戰慄，討其歡心與惹其惱怒一樣危險。此時，歷史學家出現了，被委以為人民復仇的重任。尼祿得逞也徒勞一場，因為塔西佗（Tacitus）已然在帝國內降生。」我們絕不會鼓吹「人民復仇」的隱晦概念，夏多布里昂在生命終了之際，也不再相信這一概念。但歷史學家能夠適度地為那些因恐怖而被噤聲的人代言，且幾乎是自發的。歷史學家就是要創作學術著作，其首要任務是查證事實和資料，之後這些將會成為知識。此外，歷史學家與共產主義歷史的關係非同尋常：他們有責任編撰「那套謊言」的史書。儘管檔案的開放讓歷史學家得以獲取必要的素材，但他們在面對眾多複雜的、經精心設計意在挑起爭議的因素時，一定不可天真。無論如何，對這種歷史知識的理解，都不能脫離某些基本原則，諸如對代議民主制規則的尊重，而最重要的是對生命和人之尊嚴的尊重。這就是歷史學家用來「評判」歷史舞台上演員的準繩。
由於這些普遍原因，歷史工作或人的記憶無不受到個人動機的影響。本書的一些撰稿人，對迷戀共產主義並不總是陌生。有時，他們本身就參與到（即使僅在有限範圍內）共產主義體制當中，無論是正統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學校，還是相關的或持不同觀點的同類變種（托洛茨基派、毛派）。如果他們仍然執迷於左派——或者，更確切地說，正因為他們仍然執迷於左派——就有必要更仔細地審視他們自欺欺人的原因。從他們研究主題的選擇、他們的學術論文及其發表文章的刊物 [例如《新選擇》（La nouvelle alternative）和《共產主義（Communisme）》]，可以看出這種心態已將他們引上了一條追求知識之路。本書充其量只能為這種特殊類型的重新評估提供動力。如果這些左派是憑著良心從事這項任務，他們就會證明他們也有權利就該問題發聲，而不是將它留給影響力日增的極右派來評說。共產主義的罪行，需要從民主價值觀的角度來評判，而不是從極端民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來評判。
這種態度要求進行多國抽樣分析，包括拿中國與蘇聯、古巴與越南等作比較。唉，毫無疑問，目前可用的文件數量和質量均參差不齊；在某些情況下，檔案還未予以開放。但我們認為，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繼續前行，只涉及那些顯而易見和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一項開創性工作，為其他人進一步研究和思考打下廣泛的基礎。
本書文字很多而圖片很少。圖片的缺乏，是涉及掩蓋共產黨罪行的更微妙問題之一。在媒體飽和的全球社會，由相機拍攝或電視播放的圖像業已成為「真相」的源頭。唉，我們只有少量罕見的、古拉格和勞改的檔案照片。沒有反富農化運動或大躍進期間飢荒的任何照片。紐倫堡的勝利大國，至少能以相機和攝影機拍下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發現的數千具遺體。這些調查人員也發現暴君們自己拍攝的照片，例如一納粹分子近距離射殺一名婦女的照片。該婦女懷裡還抱著一名嬰兒。在共產主義世界的黑暗中，不存在任何類似的事情。在那裡，恐怖是在最嚴格保密的情況下組織實施的。
讀者可能對這裡收集的照相文獻（photographic documents）很少，感到不甚滿意。他們需要一段時間來閱讀，逐頁逐頁閱讀，了解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所遭受的磨難。讀者必須努力去想像這場悲劇的規模、認識並正確評估未來數十年內它將如何在世界歷史上留下印記。然後，讀者必須問自己這個基本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其他人相信，有必要消滅所有那些他們給貼上『敵人』標籤的人」？是什麼使他們自以為可以違反文明的基本原則之一——「不可殺人」？我們將嘗試通過本書來回答這個問題。#
《共產主義黑皮書》：十月革命的悖論和誤解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24日, 2018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大紀元2018年01月23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1. 圍繞十月革命的悖論和誤解
「隨著共產主義的崩潰，證明十月革命具有『歷史必然性』，也逐漸喪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終成為一個『正常的』歷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們社會中其他每個人一樣，歷史學家似乎不願拋棄這個元年創始神話（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國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從這一年開始。」
這些話出自一位俄羅斯當代歷史學家之口。它有助於闡明一種已成為永恆主題的思想。圍繞1917年事件控制權的論戰，在該事件過去80多年後，仍在激烈進行。
有歷史學派認為，十月革命無非是一場暴動，被強加給一個被動的社會。持這種觀點的包括一些人，他們對該事件提供了我們可稱之為「自由主義」版本的解讀。對這些歷史學家而言，十月革命是一個狡猾陰謀造成的結果；此陰謀由一小撮詭計多端和憤世嫉俗的狂熱分子憑空想出；這些人在該國其它任何地方都沒得到真正的支持。今天，這一解讀受到幾乎所有俄羅斯歷史學家的偏愛。對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之領導人和知識精英也是如此。
撇開其社會和歷史重要性不論，1917年的十月革命被重新解讀為一場改變歷史進程的偶然事件，使一個繁榮而勤勞、正順利走向民主的革命前俄國改變了其自然發展進程。這種觀點受到大聲力挺和激烈辯護。它顯然有利於把目前的俄羅斯社會與「可怕的蘇維埃插曲」區隔開來。在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的權力結構同過去存在著顯著的連續性（其所有領導人幾乎都是前共產黨官員）。這種觀點有助於使俄羅斯社會擺脫任何負罪感，也標誌著不會有明顯而公開的懺悔行為。這種懺悔源於對改革年代斯大林主義罪行令人痛苦的再發現。如果能夠證明，1917年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不過是一起偶然事件，那由此可得出結論：俄國人是這些事件的集體無辜受害者。
另一方面，蘇聯的歷史學試圖證明，1917年10月發生的各個事件，是一場解放進程的高潮。該進程由自覺支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群眾推動，其高潮是合乎邏輯、可預見和不可避免的。這種史學思潮以各種形式，把1917年的事件與整個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聯繫起來。如果十月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前進之結果，如果它是一次向全世界傳達解放信息的事件，那麼儘管斯大林時期犯過錯誤，但蘇聯的政治制度和因此次革命而產生的國家機構，必定都是合法的。蘇維埃政權的垮台，自然造成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完全喪失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消失。反過來用布爾什維克那句出名的套話來說，就是它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然而，就像對斯大林主義恐怖的記憶一樣，這種對事件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的解讀仍留存在人們心頭，在西方也許比在前蘇聯更歷歷在目。
第三種史學思潮既不接受自由主義觀點，也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近來，它試圖將意識形態從俄國革命歷史中完全去除，旨在釐清 [用馬克．費羅（Marc Ferro）的話來說]「為何1917年10月（編者註：儒略曆10月，公曆11月）的暴動同時又是一場群眾運動和一起實際只有很少人參加的事件」。在1917年那些事件引發的諸多問題中，歷史學家們發現了一些關鍵問題。這些歷史學家拒絕接受占主導地位的、對事件過於簡單化的自由主義觀點。這些問題包括：經濟的軍事化和俄羅斯帝國進入一戰後的社會動盪，扮演了什麼角色？是否曾出現過一股特定的暴力，為對整個社會實施的政治暴力鋪路？一種本質上是大眾化、平民化的運動，深刻地反獨裁、反政府的運動，何以會使最專制、最集權的政治團體上台？最後，1917年全年俄羅斯社會無可否認地出現激進化，這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具體現象之間，可確定存在什麼關聯？
隨著時間的推移，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被視為兩場運動的短暫會合，這也是近期歷史學家中很多刺激性激辯的結果：一方面是一個政黨在精心組織下進行的奪權。該黨在其實踐、意識形態及其組織上，完全不同於這場革命的所有其他參與者。另一方面是一場巨大而形式多樣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有很多方面，包括一場極其強大而根深蒂固的農民造反運動，其起源可追溯至俄國歷史，其標誌是對地主的仇恨，以及對城市和整個外部世界的極度不信任──實際上是一種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的不信任。
這場叛亂大周期始於1902年，而1917年夏季和秋季的事件，顯示其進入高潮。1905年到1907年，外界就已感受到這些叛亂最早產生的實質影響。1917年是農業大革命的決定性階段。這場革命是農民與大地主就土地所有權進行的對抗，在農民看來，也是夢寐以求的「黑土分配」（Black-Earth partition）（即根據每戶家庭要養活的人口數分配土地）的最終實現。1917年也是農民與政府對抗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此階段中，農民拒絕了城市對農村的一切控制。從這個觀點來看，1917年不過是一系列對抗中的一個階段。這些對抗於1918年至1922年以及1929年至1933年得以延續，又因強制集體化，而以在農村的徹底失敗告終。
1917年一整年，在農民革命勢頭增大的同時，由超過1千萬農民兵組成的軍隊中，也在發生根本性的衰敗。這些農民兵被動員起來打一場他們根本不在乎的戰爭。俄國將軍們一致嘆惜這些農民兵缺乏愛國精神。他們的公民視野很少超出其農村社區的界限。
第三場基本運動產生於政治上活躍的工人階級內部。他們高度集中於大城市，占勞動人口幾乎不到3%。城市的社會環境提煉出所有產生自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這一過程延續了僅僅一代人。從此環境中誕生了一場旨在保護工人權利的運動。該運動以幾個重要的政治口號而為世人所知，如「工人權力」（workers’power）和「權力歸蘇維埃」（power to the Soviets）。
第四場，也是最後一場運動，源於帝俄統治下各民族的迅速解放。其中很多民族都要求首先實行自治，然後是獨立。
這些運動中的每一場都根據自身的內在動力，以自己的速度進行著；每場運動都有自己的具體訴求，這些訴求顯然不能簡單歸結為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或該黨的政治活動。但每場運動都成了摧毀傳統體制和侵蝕一切形式的權威的催化劑。1917年10月的布爾什維克叛亂，即實際為政治真空中的政治少數派所採取的行動，雖然中長期目標與所有這些運動迥異，但在一個短暫卻具有決定性的瞬間，與這些運動的訴求不謀而合。這場政治政變與社會革命短期內在時間上重合，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套疊在一起，然後在接踵而至的數十年專制統治中再度分開。
1917年秋季爆發的社會和民族運動，由各種情況的特殊組合發展而來，包括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關係劇變、國家機器普遍失靈，或許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場全面的戰爭。這場戰爭促成了殘酷的普遍氛圍。#（待續）
《共產主義黑皮書》：武裝奪權 圖謀內戰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28日, 2018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大紀元2018年01月29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自1903年成立以來，布爾什維克黨就一直身處俄國和歐洲其它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為它意欲從根本上打破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也因為它把自己視為一支高度結構化、紀律嚴明和優秀的職業革命者先鋒隊。如此一來，布爾什維克就與孟什維克和歐洲其它社會民主黨完全對立起來。後者允許大批人加入，也容許迥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提煉了列寧式布爾什維克主義。由於拒絕與所有其它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合流，列寧變得日益孤立。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等文章中，為其理論立場辯護。他開始主張，革命註定不會發生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國家，而是發生在像俄國這樣經濟相當欠發達的國家，條件是革命運動由不惜採取極端手段、紀律嚴密的革命先鋒隊來領導。這種情況下意味著，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內戰。
1917年10月17日，列寧在給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譯者註：俄國共產主義革命者、工會領導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近期可能發生的最不糟糕的事，是沙皇政府戰敗……我們的工作必須是堅持不懈的、系統的，或許也是極長時期的。其實質是力爭把這場戰爭轉變為內戰。這何時會發生，是另一個問題，因為現在還不清楚。我們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且要系統地迫使其早日成熟……我們無法許諾或下令內戰開打，但我們必須朝這一目標而努力，無論需要我們努力多長時間。」
整個戰爭期間，列寧都在重提這一觀點：布爾什維克必須做好準備，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促使內戰爆發。他在1916年9月寫道：「任何相信階級戰爭的人都必須認識到，在任何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裡，內戰都是階級戰爭的自然延續、發展和結果。」
二月革命發生時，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人都在流放中或在國外。革命發生後，與布爾什維克絕大多數領導人不同，列寧預言臨時政府奉行的懷柔政策終將失敗。在1917年3月20日至25日其寫於蘇黎世的4篇《海外來信》（Letters from Abroad）中，列寧斷然要求彼得格勒蘇維埃立即與臨時政府斷絕關係，並為這場革命後續的「無產階級」階段積極作準備。這些文章的內容，與當時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所持的政治觀點相去甚遠。布爾什維克日報《真理報》（Pravda）只敢刊登第一篇。在列寧看來，眾多蘇維埃的出現表明，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已經過去。革命者現在應當用武力奪權並制止帝國主義戰爭，即便這意味著內戰的開始。
1917年4月3日返回俄國時，列寧繼續為這些極端的立場辯護。在其知名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中，他重申了對議會共和制與民主化進程不可調和的敵意。儘管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大多數領導人均表示茫然不解和公開的敵意，列寧的想法卻開始生根，尤其是在斯大林稱為「實踐者」（與理論家相對）的新黨員中。在幾個月內，包括農民兵在內的平民成分，就占據了黨內的重要位置，且人數超過城市人和知識分子。這些出身較卑微的激進分子，把俄國農民文化中因三年戰爭而加劇的暴力色彩帶入黨內。在幾乎沒有政治背景的情況下，他們卻試圖改變原有的純粹屬於理論和知識範疇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使之得以擺脫馬克思主義教條施加的任何限制。尤其是，對於向現實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過渡是否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這個問題，他們幾乎了無興趣。他們只相信直接行動和武力，支持這股布爾什維克主義流派。在該派別中，理論爭論日益讓位於奪權這個更為緊迫的問題。
列寧被夾在兩股對立的力量之間：一邊是日益急於採取行動的平民大眾，其組成包括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軍基地的水兵、駐紮首都的某些軍團、維堡（Vyborg）的工人赤衛隊；另一邊則是提心吊膽、怕過於草率的暴動將會流產的一群領導人。與普遍持有的歷史觀相反，1917年一整年，布爾什維克黨都處於極度分裂狀態，在一群人的膽怯和另一群人的過度熱情之間左右為難。在此階段，眾所周知的黨紀更像是一種信仰，而非實際存在。1917年7月，由於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騷亂和與政府軍的對抗，布爾什維克黨幾乎完全覆滅。在7月3日至5日彼得格勒血腥示威後，該黨多位領導人被捕，還有一些人則被迫流亡，包括列寧本人。
但在1917年8月底，布爾什維克黨再次浮出水面。當時的局勢對武裝奪權相當有利。臨時政府無力解決其所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這一點變得顯而易見，尤其是繼傳統體制與權威衰落、社會運動發展和科爾尼洛夫將軍軍事政變未遂之後。
列寧的個人角色，即同時充當奪權方面的理論家和戰略家，再次起著決定性作用。1917年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之前的數週裡，他親自為這次軍事接管政權準備了所有必要的階段。無論是一場無法預見的群眾暴動，還是諸如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等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革命守法主義」（這些人因7月那些天的痛苦經歷而變得謹慎，希望獲得各政治團體中多數社會民主黨人與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支持），都阻止不了列寧。他流亡芬蘭期間，源源不斷地寄文章和信件給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呼籲開始暴動。「通過立即承諾和平與給予農民土地，布爾什維克將建立一個無人能推翻的權力基礎」，他寫道，「等待布爾什維克黨內正式多數的支持，毫無意義；革命是不等這類東西的。如果不立即奪權，歷史將永遠不會原諒我們。」
列寧面對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時的催逼之舉，令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感到懷疑和困惑。他們認為，緊跟在群眾後面，煽動其採取自發性的暴力行動；助長社會運動的破壞性影響；靜觀其變，直到擬於10月20日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這一切確實足夠了。在這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很可能會獲得相對多數，因為他們有過多來自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地區和軍隊的蘇維埃代表。然而，如果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投票促成權力交接，就可能造成權力分享，這是列寧很害怕看到的結果。數個月來，他一直叫嚷著要求把權力只移交給布爾什維克，並希望不惜一切代價，確保布爾什維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前，通過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他知道，其它社會主義政黨將普遍譴責這一舉動，從而實際上被迫成為反對派，把所有權力都留給布爾什維克。
10月10日，列寧祕密返回彼得格勒後，將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21位委員中的12位召集在一起開會。經過10小時的磋商，他說服了其中大多數人投票支持該黨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決定──立即進行武裝暴動。該決定以10票對2票獲得批准，反對者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們希望等待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10月16日，儘管有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反對，托洛茨基仍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PRMC）。這是一個軍事組織，理論上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掌控，但實際上由布爾什維克掌管。其任務是籌劃通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從而阻止民眾的無政府主義起義。該起義本可以使布爾什維克黨相形見絀。
按照列寧的意願，十月革命的直接參與者人數極其有限，只有數千名士兵、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支持PRMC的赤衞軍，以及來自各工廠委員會的數百名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精心的準備和缺少反對聲音，使整個行動進展順利，且傷亡極少。耐人尋味的是，這次奪權是以PRMC的名義實現的。因此，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們把其全部權力歸功於一個單一事件。但該黨中央委員會以外無人能將此事件與蘇維埃代表大會聯繫起來。
列寧的策略奏效了。面對這一既成事實，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譴責「背著蘇維埃蓄意策劃的有組織軍事行動」，之後逕直走出代表大會。只有一小群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留了下來。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共同認可了這次政變，投票通過了列寧起草的一份文件，將「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這項純屬走形式的決議，讓布爾什維克得以使一個謊言變得可信：布爾什維克是以「蘇維埃國家」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這一謊言在其後數十年裡，欺騙了數代易受騙的人們。大會通過該決議幾小時後，在散會之前還批准成立以列寧為首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即蘇維埃人民委員會（Soviet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SNK），並通過了關於和平和土地的兩項政令。
不久，新政權與那些社會運動之間就產生了誤解和衝突。此前，這些運動曾獨立採取行動，來摧毀舊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第一個利益衝突是與土地革命有關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過去一直主張全部土地國有化，但此時為多種不利情況所迫，不得不剽竊社會革命黨的綱領，並同意重新分配土地給農民。「土地法令」宣稱，「茲廢除土地的所有產權，不給予補償，全部土地特此交由當地土地委員會重新分配。」實際上，這不過是合法化自1917年夏季以來業已發生的事情，即農民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由於自主的農民革命便於布爾什維克黨人奪權，他們當時不得不附和了這場革命的立場，打算等十年後再自主行事。農村的強制集體化，作為蘇維埃政權與農民之間最激烈的對抗，成為1917年衝突的慘烈結局。
布爾什維克黨與所有自發形成的新社會結構之間，出現了第二個衝突。這些社會結構有諸如工廠委員會、工會、社會主義政黨、鄰里組織、赤衞軍，以及尤其是所有的蘇維埃等。它們曾幫助摧毀傳統的權力機構，此時正在為擴大自身權限而抗爭。在數週之內，這些組織就發現，自己若不服從布爾什維克黨，就會被完全鎮壓。「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可能是1917年10月全俄國最流行的一個口號。憑藉狡猾的花招，該口號成了一個幌子，掩蓋了布爾什維克黨對各蘇維埃的控制權。布爾什維克黨人聲稱其在為工人的利益而行事，卻很快將工人們另一項主要訴求「工人掌管」擱置一旁，來支持政府以工人名義對企業和勞工的控制。工人與政府之間彼此缺乏理解。前者被失業、實際工資下降和始終存在的飢餓所困擾，後者卻只關心經濟效率。早自1917年12月起，這個新政權就不得不面對工人們與日俱增的要求和罷工。數週之內，布爾什維克就喪失了其一整年在勞工中精心培養的大部分信任。
第三個誤解產生於布爾什維克與前沙皇帝國的衞星國之間。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升高了這些國家的獨立訴求。它們以為新政權會支持其事業。由於承認舊帝國各民族的平等與主權，以及自決和分離的權利，布爾什維克似乎慫恿了這些民族擺脫俄國的集中控制。幾個月裡，芬蘭人、波蘭人、波羅的海諸民族、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及阿塞拜疆人，紛紛要求獨立。布爾什維克不堪壓力，很快就把自己的經濟需求置於這些民族的權利之前，因為烏克蘭的小麥、高加索的石油與礦產，以及新政府所有其它至關重要的經濟利益，被認為是無可替代的。就其對領土的控制而言，新政權證明了自己比臨時政府更適合作為沙皇帝國的繼承者。
這些衝突和誤解從未真正得到解決，而是繼續加深，在新的蘇維埃政權與整個社會之間造成日益加大的分歧。面對新的障礙與人民表現出的不妥協，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實施恐怖和暴力，來鞏固其對權力機構的掌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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