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由黃茂盛創辦的嘉義第一家現代化書局「蘭記書局」，是日治時期漢文教育重要推手，描述蘭記書局與台灣出版史的新書《記憶裏的幽香：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百年紀念版》 https://goo.gl/i16zPh

本書由江林信、江寶釵、何義麟、李志銘、河原功、林以衡、姚榮松、柯喬文、柯榮三、許旭輝、張文薰、黃文車、黃英哲、黃美娥、楊永智、楊儒賓、蔡盛琦、蘇全正等學者，透過閱覽、研究蘭記書局家族保留的珍貴史料，進一步的整理、分析及討論後，分別自台灣出版史上的軌跡、漢文化的傳續、出版品的流通與影響、經營理念、蒐藏畫作評析等面向闡述撰文；亦有創辦人黃茂盛的傳略、蘭記後人對接棒經營者黃陳瑞珠的追憶訪談、採訪當地耆老對蘭記書局的憶述、蘭記書局大事年表、現存蘭記圖書目錄分類整理等，足可以見證蘭記書局的多元風貌，同時也展現當時社會變遷及人文景觀，並更確立蘭記於台灣出版史上的定位及貢獻。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文訊雜誌社 創立於1983年7月的《文訊》雜誌，為台灣少數重視文學史料及文學評論的雜誌。每期以專題企畫方式探討台灣文學不同面向的表現與發展，更擴及對華文文學、文化層面的關心，不僅肯定前輩作家的文學表現，也重視文壇新秀的努力創新。 《文訊》以「快速報導文藝資訊、準確評析文學表現、深層探索文化問題、生動描繪文人風貌」為編輯方針，二十多年來已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的重要指標性刊物。

嘉義蘭記書局成立100年！　第三代黃寶慧寫新書紀念
記者盧映慈／台北報導
嘉義蘭記書局是很多人心中的記憶，不但在日治時期出版許多漢文教材、保存了漢文文化，也是台灣第一間現代化經營的書局、出版社；有句話說「中南部的人沒有不知道蘭記的」，今年是成立100週年，蘭記第三代黃寶慧出版《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在紀州庵繼續傳承美麗的文化。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讀本，在光復後都改成「國文讀本」。（圖／黃寶慧提供，下同）
蘭記書局跟林獻堂的中央書局、連橫的連雅堂書局、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齊名，並稱台灣的四大書局，創辦人黃茂盛出身貧困，但憑著對文化的熱愛經營二手書攤，一方面收回一點買書、看書的成本，一方面也是「想分享優秀的漢文文化給喜歡的人」；但這類的書籍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文化界盛傳這家「蘭記舊書攤」，打出名號後，乾脆正式成為一間經營漢文圖書、教材的書局。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除了漢文讀本之外，蘭記書局也賣各種傳統文化教材，如千字文、四書、三字經。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不過當時在日治時期後段，日本政府積極推動皇民化，出版漢文教材遭遇很多困難，原本教材都是從上海訂購來台，但封面的「國語」讓日本很敏感「國語是日語，怎麼會是漢語？」黃茂盛便起了自己編纂教材的念頭，並把封面改成「漢文教材」，有初級、中級，並分成好幾冊，內容有深有淺，適合不同漢文程度的人閱讀，也在日治時期延續漢人的文化。
光復後，國民政府急需初級漢文教材，黃茂盛的編本非常搶手，幾乎成為唯一的學校教材，不只國小、還有國中，大約有6百萬人都使用這份讀本，其他出版社為了賺錢，便開始盜印，但他當時只表示「人家也是在做文化」，並沒有追究；如此大方的態度，加上經營的順利，也讓蘭記書局成為南台灣最大的書局，幾乎什麼書都有賣，還有一櫃專放文具，黃家也成為當地的望族。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漢文教材非常搶手，圖中為同樣的教材，但5年就再版3次。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但隨著黃茂盛與妻子黃吳金的凋零，後人逸散，加上自由市場的競爭、出版業的蕭條，蘭記書局也逐漸收攤，2004年正式結束營業上；2007年，文物輾轉流到文訊雜誌社手上，文訊因此出版《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邀來多位文史學者研究，收錄追憶訪談等，在這本書受到廣大迴響後，其他後人也得知消息，便在成立100週年時出版這本《百年紀念版》，對蘭記的歷史有了全新定義。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嘉義蘭記書局留下的漢文教材等抄本。（圖／黃寶慧提供）
▲蘭記書局出版的類型非常多元。
促成此事的第三代後人黃寶慧，坦言重新看到這些文物很激動，「所有的回憶好像都回來了」，也感到她有必須用這個立場、角度發聲的使命，因此出版新書；發表會上，許久不見的黃家二、三代都會出席，還有曾去過、跟蘭記書局有淵源的眾多人物，像監察院長張博雅、前行政院長唐飛夫婦、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遠流董事長王榮文、嘉義縣縣長張花冠、嘉義市市長涂醒哲、前司法院長城仲謀、台大台文所所長黃美娥等人。
新書發表之後，同時也會展出相關文物，黃寶慧也表示，「這些文物是台灣的東西，要還給台灣，記錄台灣100年來的歷史」，但最後的去向仍在嘉義當地的故宮南院、或台南的台灣歷史博物館之間選擇；「還沒確定，有很多事情要喬」，但希望可以在今年就完成這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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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幽香蘭記書局　張博雅：嘉義人永遠以引以為榮
▲▼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張博雅（圖／記者李毓康攝）
▲▼ 身為嘉義人的張博雅力挺《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圖／記者李毓康攝）
記者張暐珩／綜合報導
台灣第一間現代化經營的嘉義「蘭記書局」，今年適逢成立100周年，蘭記第三代後人黃寶慧出版「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3日下午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發表會。現場不僅展出許多當年的史料，同樣身為嘉義人的監察院長張博雅也到場共襄盛舉，「嘉義人以蘭記為榮，蘭記書局已是嘉義在文化、精神上的地標。」
嘉義蘭記書局不但在日治時期出版許多漢文教材、保存了漢文文化，也是台灣第一間現代化經營的書局、出版社，與林獻堂的中央書局、連橫的連雅堂書局、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齊名，為台灣四大書局之一；2017為蘭記書局成立100週年，蘭記第三代黃寶慧出版《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繼續傳承美麗的文化。
▲▼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張博雅（圖／記者李毓康攝）
身為嘉義人的張博雅就回憶，小時候到蘭記書局是必然的，都會買文具與書本，「但沒想到是那麼偉大」；要不是後代與學者沒有把相關史料整理出來，不曉得內容原來那麼精彩、豐盛、深入。她更說自已把紀念書籍「看了又看」，大讚「怎麼會有那麼多東西存在蘭記書局裡面！」
張博雅表示，蘭記書局不僅在日據時代提倡漢文，出版字典、辭典與各方面的書籍，包括經史子集、百史全書、宗教小說，連偵探小說都有。「不曉得那時候創辦人怎麼那麼棒，買了書、看了書，人家勸他開書局，就成立了蘭記圖書部，又成立蘭記書局、出版社、圖書館」。
張博雅強調，蘭記書局內容包羅萬象，過去不管是醫學、偵探、宗教、道德都涵蓋在裡面。「而且在很久以前就可以郵購，買多還可以打折」，張博雅笑說，當時經營方式跟現在沒有兩樣，真的是非常讓人家欽佩，「蘭記書局這本記憶裡的幽香，讓我們深深的感動，這確實是嘉義在文化精神上的地標」，她最後也感謝黃寶慧，「我們嘉義人永遠以蘭記為榮！」

蘭記書局百年紀念 文資述台早期出版史
發稿時間：2017/11/03 17:49最新更新：2017/11/03 19:38 字級： 字級縮小 字級放大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3日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行，戶外空間展示蘭記書局相關史料內容，吸引民眾駐足觀看。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6年11月3日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3日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行，戶外空間展示蘭記書局相關史料內容，吸引民眾駐足觀看。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6年11月3日
（中央社記者羅苑韶台北3日電）嘉義蘭記書局今年正值創立百年紀念，創辦人黃茂盛的後代公開捐贈書局留下的文物。接受捐贈的遠流董事長王榮文說，希望有國家級出版博物館，有系統保存此類珍貴出版史料。
文訊雜誌社編輯的「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收錄包括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黃美娥等人論文文選，從人的故事、書店的故事和書的故事等不同角度，講述黃茂盛在1917年日治時代好讀漢書，從舊書交易到開設書局，進而成立出版社的發展史，見證台灣早期出版史。
在台北舉行的新書發表會匯集不同世代嘉義人，黃茂盛孫女黃寶慧邀請監察院長張博雅、前國防部長唐飛、前大法官城仲模及現任嘉義市長涂醒哲和嘉義縣長張花冠出席致詞。
熟讀本書的張博雅介紹蘭記書局在日治時代推廣漢文、戰後印製國語文課本及編印台語辭典的發展史。蘭記書局早期經營還登報廣告，以及郵購、打折等現代行銷方式。張花冠補充，蘭記設讀書會，還有會員制，領風氣之先。
母親、姊姊和本人都擔任過嘉義市長的張博雅熱切地說，嘉義人永遠以蘭記書局為榮。
黃美娥致詞表示，和同世代的其它書局相較，蘭記不只是走高雅路線，從書店的書單可看出陳售書籍的議題廣及庶民大眾，記載台灣從舊社會進入新社會、與新舊社會並陳的情況。
黃美娥指出，從蘭記書局留下的訂書書信，及當時在報紙刊登廣告列出新書和作者資訊等文物資料，都提供了珍貴的研究史料。
接受蘭記書局文物史料捐贈的王榮文指出，台灣文學館會收藏作家手稿，然而並沒有國家級博物館收藏出版社與作家間往來書信、圖書目錄等紀錄出版社活動的文資史料。
他說：「希望政府能有見解可促成出版產業博物館，出版處理價值和產值，是重要的創意行動，也是重要的文化活動。」
他愧嘆地說：「目前唯一一本台灣現代出版史還是中國大陸人寫的。」
王榮文舉黃美娥盛讚蘭記的文物提供豐富的研究史料為例，他表示，應有系統保存出版界文物資料，對認識出版歷史會很珍貴。
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1922年成立圖書部，即書局，1926年成立出版社；經由兩代人經營，於2004年正式結束。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2007年出版「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2017年百年紀念版增收黃茂盛親屬口述歷史及多幅照片。1061103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3日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行，現場並展示蘭記書局曾出版的各種傳統文化教材。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6年11月3日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3日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行，現場並展示蘭記書局曾出版的各種傳統文化教材。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6年11月3日
嘉義蘭記書局今年正值創立百年紀念，創辦人黃茂盛的後代公開捐贈書局留下的文物。圖為蘭記書局在日治時代印製推廣漢文的讀本。中央社記者羅苑韶攝　106年11月3日
嘉義蘭記書局今年正值創立百年紀念，創辦人黃茂盛的後代公開捐贈書局留下的文物。圖為蘭記書局在日治時代印製推廣漢文的讀本。中央社記者羅苑韶攝　106年11月3日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3日在台北舉行，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孫女黃寶慧（左起）、嘉義市長涂醒哲、前行政院長唐飛、台大榮譽教授李鴻禧、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嘉義縣長張花冠、文訊雜誌社總編輯封德屏、台大台文所所長黃美娥等人出席並合影。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6年11月3日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分享及記者會3日在台北舉行，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孫女黃寶慧（左起）、嘉義市長涂醒哲、前行政院長唐飛、台大榮譽教授李鴻禧、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嘉義縣長張花冠、文訊雜誌社總編輯封德屏、台大台文所所長黃美娥等人出席並合影。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6年11月3日
文訊雜誌社編輯的「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發表會3日在台北舉行，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後代公開捐贈書局留下的文物。圖為日治時代印製推廣漢文的讀本。中央社記者羅苑韶攝　106年11月3日
文訊雜誌社編輯的「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新書發表會3日在台北舉行，蘭記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的後代公開捐贈書局留下的文物。圖為日治時代印製推廣漢文的讀本。中央社記者羅苑韶攝　106年11月3日

百歲蘭記書局 史料中聞幽香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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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貞╱台北報導
2017年11月4日 上午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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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許文貞╱台北報導】
擁有百年歷史的蘭記書局，是許多嘉義人的共同記憶，更是台灣漢文出版的重要推手。蘭記書局百年紀念記者會，昨（3）日在台北紀州庵森林舉行，包括監察院長張博雅、嘉義縣長張花冠、嘉義市長涂醒哲、前行政院長唐飛均出席。
張博雅笑說，小時候常到蘭記買書、買文具，「當時沒想到，原來蘭記書局的意義這麼偉大。」台灣大學台文所教授黃美娥表示，蘭記的意義不只是在日治時期延續了漢文化，從史料中更可發現黃茂盛有現代出版人的思維，開始用廣告行銷圖書，書單也雅俗共賞，豐富多元。
蘭記書局與林獻堂的中央書局、連橫的連雅堂書局、蔣渭水的文化書局並稱為台灣四大書局。創辦人黃茂盛生於1901年，在日治時期接受嘉義公學校教育，十分愛看書，也重視漢文文化。
1917年，年僅16歲的黃茂盛在嘉義農會工作，常常省錢從上海買漢文書，卻常因為借給別人讀而找不回來。在朋友提議之下，他成立「蘭記圖書部」，從二手書生意做起，1922年正式成立蘭記書局，引進上海的漢文書籍，1925年開始出版漢文讀物。
像是一套八冊的《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在戰後初期缺乏漢文教材資源時，更再版為《中學程度高級國文讀本》，一度成為當時中學生的必讀教材。
王榮文表示，50年前他在嘉義縣中讀書時，每天上下課都會經過蘭記書局。2005年，偶然從蘭記書局後人得知，書局店面即將易手，卻有一批舊史料不知何去何從，「我當天趕下去到嘉義，看到那些資料，立刻就決定帶回台北。」
王榮文從蘭記書局帶回的一共37箱珍貴的出版史料，有出版過的書籍，還有創辦人黃茂盛當年經營來往的書信、圖書目錄等，後來交由文訊出版社和黃美娥等學者，經過兩年的爬梳、研究，出版成書。同時在蘭記書局第三代、東森新聞雲執行董事黃寶慧的奔走下，補足許多珍貴史料，終於出版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記錄這段珍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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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蘭記書局 曾經是嘉義精神地標
新頭殼newtalk | 陳香蘭 綜合報導
發布 2017.11.03 | 18:23
台灣第一家書店─蘭記書局，今年剛好創辦百年，當年蘭記頗富盛名，出版漢文書籍，成為嘉義精神地標。
台灣第一家書店─蘭記書局，今年剛好創辦百年，當年蘭記頗富盛名，出版漢文書籍，成為嘉義精神地標。 圖：翻拍「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百年紀念版」
日治時期台灣第一家書店─蘭記書局，今年剛好創辦百年，當年蘭記頗富盛名，出版漢文書籍，成為嘉義精神地標；創辦人黃茂盛的後代今(3)日在紀州庵文學森林館舉行記錄嘉義蘭記書局的史料書籍「記憶裡的幽香」新書發表會，黃家後代黃寶慧女士代表家族致贈「記憶裡的幽香」一書給嘉義縣市的圖書館外，並公開表示，希望將見證台灣漢文保存發展一世紀的文獻史料，捐贈給可供珍藏與展示的國家級單位。
今天下午的「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百年紀念版」發表會，來自嘉義的監察院長張博雅、前司法院長城仲模、李鴻禧、嘉義市長張花冠、嘉義縣長涂醒哲等人都出席了發展會。由於嘉義蘭記書局今年滿百歲、創立次日據時期，尋找台灣第一家書局的歷史故事更顯重要。這家百年前創辦的書局不但是台灣第一家書店，也是最早多角化經營的書店，賣書、出版書籍，還賣文具用品。日治時期蘭記書局並與林獻堂中央書局、連橫的連雅堂書局、蔣渭水文化書局並列台四大書局
監察院長張博雅指出，關於蘭記書局的史料如果沒有印刷出版，就沒有人知道原來這家書店過去是這麼偉大，當年唸書時很喜歡去蘭記書局外，當蘭記關門後，只記得路過時會跟朋友說:「這家食品店以前是蘭記書局耶」但沒有想到蘭記出版了漢文書籍、台語書籍，以及台語辭典；而城仲模則說：「我讀的第一本漢文三字經，就是在蘭記買的。」在日本時代要出版漢文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甚至大批的漢文送到海口會被查扣，因為在日本殖民時期，國語書是日語，怎麼會是漢文呢?所以在那個時代不准發行，那當時黃茂盛冒了相當大的風險，有相當大的勇氣和信念，才能把漢文傳承下來。
嘉義市長張花冠對蘭記書局也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她說:「自己在蘭記買的書，是一本格林童話故事書，雖然自己不喜歡讀書，而是常到蘭記買文具用品，買完了文具就隔壁店家閒逛」為此，嘉義市長涂醒哲就消遣說:她（意指張花冠）不喜歡唸書啦，但我特別喜歡看書，我常去蘭記看書，現場引起一陣笑聲。
蘭記書局距今百年，這家書店最特別的是在日治時期，出版了大量的漢文書籍。黃家第三代黃寶慧表示，當年自己的爺爺開了台灣第一家現代化輕營的書局，也成立了第一家出版社，在日據時代和戰後印製了漢文讀本，提供台灣人寫漢字、習漢文的機會。而在國民政府時期，又出版了台語文書籍，讓台語文得以延續；蘭記書局在不同時代，扮演著文化傳承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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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老蘭記書局 珍貴史料曝光
轉載自【中時網路藝文村】
2005/07/23
記者：陳希林
　　「蘭記」依舊神采奕奕！嘉義市知名的傳奇老店「蘭記書局」負責人之後嗣日前將一批珍貴的出版史、日治及民國史史料捐出，目前正由文史工作者莊永明及遠流出版整理中，預計近日內就會先對外公開展示。
　　這批珍貴的史料，是由「蘭記」負責人黃松軒（1901-1978）的後嗣交由遠流出版負責人王榮文，王榮文再聯繫文史工作者莊永明、作者林皎宏（傅月庵）等人展開整理。在30餘箱的史料當中，除了「蘭記」後期出版的台語文教材之外，還有大量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的各式主題出版品、個人信函、書店財務記錄、民俗版畫等。
　　昨天下午，莊永明等人挽起袖子，逐一拆開這批台灣出版史、當代歷史的寶物箱。「不得了！」莊永明指著一批民俗版畫說：「這種作品保存不易，前文建會主委陳奇祿也保存不少，很珍貴的研究史料。」
　　「蘭記書局」日治時期與連雅堂的雅堂書局、蔣渭水的文化書局、台南的「興文齋」等書店齊名。但「蘭記」的強項在於引進當時中國大陸、日本的圖書，還是日治時期罕有的漢文教材出版者，光復初期重要的兩岸圖書交易商。
　　林皎宏說，這批豐富史料中可看出1930年代以來一個成功的台灣書店是如何經營的：多元、豐富的資源，例如上海新文學（張天翼的《在城市裡》），俗文化產品（1940年代末期教導人管丈夫的書）等。
　　史料述說的許多歷史經驗，於今看來依舊適用，例如今日仍存的國家認同問題。1930年代皇民化運動興起，「蘭記」長期陳情並且由日人仕紳擔保終獲准自中國大陸進口國語課本。進口後，日本當局認為「國語」應當是日語而非中文，於是這批中文教材又被禁。
　　今天台灣的出版工作者屢屢引進大陸圖書，或者台灣出書拿到大陸印刷再銷回台灣。半個多世紀以前，「蘭記」就已經率先開展這個商業模式，台灣出的《漢文讀本》拿到上海印刷，再賣回台灣。
　　時代劇烈變動的痕跡，也不斷從這些沉默的史料中逐一湧現。民國34年國民政府主席對台灣人民發表布告，竟是以日文印出，方便溝通；1948年底時局緊張，訂貨的單子上已經印有「紙料印工飛漲，書價隨之增加」等字樣，前一年的幾角定價，現在全部以萬元計。
　　昨天整理史料的現場中，莊永明感到一點點的遺憾。「蘭記以前印了很多流行歌謠的歌詞，」他說：「可惜找不到。」這些史料整理完後，遠流希望洽詢國家圖書館舉辦蘭記書店史料展，延續「蘭記」的精神。

黎蝸藤專欄：客觀看待中華文化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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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乃至華人社會，偏激的史觀與史論都很受歡迎，個中多少帶有獵奇、反權威、政治情緒的緣故。在中外文明對比的領域，這些現象並不罕見。
一方面，有人為「愛國主義」誇大中國文化，貶低西方文化，比如有作家宣揚「希臘歷史都是僞造的」。另一方面，亦有人則貶低中國文化。寫書出版是言論自由，而且這樣的書在兩極分化的市場，確實能大賣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但無論對讀者（尤其對不熟悉題材又缺乏批判性思維的讀者），還是對歷史本身，都稱不上是一種負責的態度。其實，東西文明交往，誰比誰優越之事，大抵要以平常心看待，不能偏要像小孩子那樣鬥氣走極端。比如主張希臘歷史僞造論者就說，寫作的原因是氣不過（受西方蠱惑的）中國疑古派質疑中國歷史，所以也要寫一部質疑希臘歷史的書，這就非常要不得。
中國文化傳統上有自大症，認爲自己是世界中心，看不起「四夷」。這種錯誤的自大觀是客觀事實，需要予以指出、糾正與批判。但是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從自大變成「自小」，也同樣不值得稱道。最近有人認爲中國是一個文明低地，全靠「内亞」才能進步，提出所謂「内亞秩序主導東亞」。筆者雖然沒有看過這本書，但也曾閱讀過其一些文章，而且從出版人的推廣文稿看，問題不少。
中國真是一個文明低地？評價一個文明的標準是什麼？翻開任何一本主流的討論文明史的教科書（如Philip J. Adler, World Civilizations），總不外乎生產力、政治秩序、宗教、文字、文學藝術、科技、工程建築等方面。如果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叫中國，一個叫「外國」，中國確實不如「外國」。但公平一些，把中國與其他各種文明分開比較，中國並不太遜色（當然也不是第一）。
有人為了貶低西方文化，進而宣揚「希臘歷史都是僞造的」。（希臘神殿遺跡／湯森路透）
有成就　只是沒產生出「科學」
首先，把中國看做區域中心，不是中國單方面的意淫，存在堅實的歷史基礎。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也是或多或少這麽看，朝鮮與琉球一向把中國視爲天朝上國，日本與越南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漢字與儒家成為這些國家的傳統，中國與這些地區一起構成國際上公認的「中華文化圈」（Sinosphere），是世界幾大文化圈之一。
其次，在古代，一個文明體系是否強大的最重要標誌首先是生產力，而衡量生產力的重要標誌就是人口。從純生物界的角度，物種唯一的目標就是把自己的基因傳下去。套用類比這種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一個民族人口越多就越能説明其成功。在人類社會中，只有社會生產力達到某個發達的程度，才能養得起這麽多人。
中國（本部，即漢人聚居地）乃至整個東亞，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在工業化社會之前（清朝中期），中國本部已經達到數億人口。但漢人人口位於世界前列，並非只是近代的事。漢朝時，中國人口已經達到約6000萬；宋朝時，中國人口已經接近1億，在當時都位居人口前列。目前，漢人還是人口最多的民族。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第三，中國不但人口衆多，還能長期維持一個較穩定的政權（秦朝以後，中國朝代以宋朝最長，達319年）。在前工業化時代，這需要很強的管理與組織能力，也是文明程度的一個體現。與中國人口在同一數量級的國家，能維持如此長的穩定政權的並不多。比如印度（包括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地區，人口上可以與中國媲美，但英印政府建立前從來沒有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國家。
可以與中國（漢朝）相比的，大概只有羅馬而已。中國較爲穩定的政體，與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一套禮儀系統有很大關係，這種儒家思想家設計出來的政治思想體系，至今還影響中國。儒家不是宗教，卻起到宗教在其他大部分社會中起到的功用。
第四，語言與文字是一個國家是否文明興盛的重要指標。從甲骨文算起，中國出現文字有3000多年，說到歷史上留下古籍文字之多，大概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中國相比。類書《永樂大典》有3.7億字，叢書《四庫叢書》有8億字。這都是驚人的成就。這還不包括數量浩大的方志、家譜、公文、檔案等一般性文字資料。
第五，大型工程也是一個古國文明程度的體現。中國有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秦始皇陵、紫禁城等大型建築，又有都江堰、鄭國渠、大運河等大型水利工程，與其他文明相比並不遜色。
第六，科技方面，中國也有出色的成就。有人質疑：很多重要的物件、器具或技術，都不是中國自己發明，足見中國是文化低地。其實，中國有「四大發明」，其中「三大發明」印刷術、指南針與火藥的說法在西方早在培根時代就提出來了；20世紀，英國人李約瑟又加上造紙術（右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已知最古老的印刷書籍，在西元868年出版/維基百科）。客觀而言，以人類社會的貢獻，造紙術堪稱四大發明之首：沒有廉價的紙張，就無法大量印刷，知識就只能掌握在少數精英手裡，這就是歐洲近代之前的情況。
中國科技對世界的貢獻當然不止四大發明。李約瑟的開創性著作有些不嚴謹的地方，盧錫嘉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詳細的討論。中國不及西方文明的一點是中國沒有產生出「科學」，但歸根到底，能產生科學的只是西方文明，其他各種文明也沒有產生科學。
至於有人列舉的從外輸入的技術，其不少例子都有偏頗。本人對科學技術史略有認識，這裡列舉幾個分析。
未必就是「技不如人」
比如，有質疑中國人現在的主食「為什麼詩經裡的小米直到唐宋，才漸漸被外部來的水稻替代，成為中國人的主要食物？」這裡說的「外來的水稻」是指高產（一年收穫兩季）的占城稻（占城在現越南南部）。
古人所發明的技術，特別是農業與畜牧業，與其分布的地區有很大關係。比如説農業，兩河流域率先種小麥，中原地區的華夏人率先種小米，華南與中南半島的百越人率先種水稻，中美洲人率先種玉米，南美洲人最先種馬鈴薯。這些都是因爲他們生活的地區存在這些可種植的物種之故。
同樣，要提高種植的產量以前靠雜交技術，但如果沒有原材料，再好的技術也不過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原材料的來源同樣高度依靠地區與一些運氣。現代的袁隆平之所以能雜交出高產水稻，就是因爲他在海南島找到高產的野生品種。因此，古代優良品種占城稻不出現在中國是很正常不過的事。占城稻也不產生在占城，它原產孟加拉國與緬甸之交的地區，占城人引入再傳到中國。這與那個地區的文化是高還是低以及人種優劣都沒有太大直接關係。
小米長期是中國人的主食，中原地區大概到13世紀還是以小米爲主。按照現在的口味標準（古人可能也差不多），小米的口感不如小麥與水稻，產量也不如水稻高（特別宋朝引入占城稻以後），於是不再成為第一主食（但現在在中國北方、印度與西非還有相當大的食用人群）。但這是否就意味中國「技不如人」？讀者自可判斷。
所謂的「内亞輸出論」
同樣，馴化動物也與地理位置高度相關。比如馬，原生於歐亞大草原，自然是歐亞大草原的民族更有機會率先馴化馬匹。你不能指望沒有野生馬的南美人能馴化馬。
比如，又有質疑「梁武帝整個國庫，竟然不夠購買一隻中亞的薩珊系玻璃碗」，從而得出結論：東亞技術層面的落伍，也以此作爲「内亞輸出論」的證據之一。
中國在玻璃技術上確實較爲落後。雖然從周朝開始，中國也能製造（不甚透明的）玻璃，但中國古代玻璃的用途只限於飾物。可是，觀乎外國的玻璃用途，在用玻璃製作透鏡（14世紀）等「非透明玻璃不可」的器物出現前，玻璃的用途也只限於容器與飾物。在中國，陶瓷工藝同樣足以製作容器。中亞的玻璃容器之所以貴，完全是因為它屬於奢侈品之故，而不是因爲中國當時「非要玻璃容器不可」。把中國玻璃不如波斯作爲證明中國比波斯落後的證據（之一），是否能站得住腳，讀者也自有公論。
這種觀點也常常強調「中國軍事技術的西來」，並把這些引進的軍事技術都歸功在「内亞」。不得不說，同一作者的「内亞」概念經常在變，有時指「長城和阿爾泰山以西的中國穆斯林地區，即新疆行政區的大部分；繼承前蘇聯的中亞各共和國；高加索地區；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呼羅珊地區。」如果嚴格依照以上定義，在以上提到的玻璃例子，薩珊波斯顯然屬於與「内亞」不同的文明（呼羅珊在伊朗東北部，薩珊波斯中心地區是伊朗西南部）。
追溯玻璃的發源地在美索不達米亞，更不可能被歸在「内亞」。在另一篇文章中說到成吉思汗「侵略」内亞，看來「内亞」也不包括蒙古；但同時「北方草原上的回鹘人」又被他視爲「内亞」的代表。似乎真要滿足作者對所謂「内亞」描述，必須把地理範圍擴展到東起滿洲，西到多瑙河畔（即歐亞大草原），甚至南到波斯灣的廣大地區不可，問題是這麽廣大而且異質的地區，真的存在單一的「内亞秩序」嗎？
若按照「狹義」内亞，作者所謂「從内亞傳過來」的軍事技術，大部分都不原產於「内亞」，「內亞」最多算是傳播途徑。比如，馬拉戰車（chariot）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騎射技術（mounted archery），起源於亞述帝國；極大提高騎射能力的馬鐙，其雛形起源印度，現存最早的雙腳馬鐙實物還出土於中國。
被忽略的中國軍事成就
至於作者說「有了火砲騎兵，才有明清」，其實最早的火藥與火器都出現在中國，11世紀中期宋朝的《武經總要》中就有火藥的配方，北宋末年，宋人已經有使用爆炸型火器「霹靂炮」的實例。（其實，中國外來技術的傳播途徑也不只內亞，「海上絲綢之路」與「西南絲綢之路」都在技術傳播上發揮重要作用，比如占城稻就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的。）中國軍事上有很多成就都被作者忽視了。
以「正宗」的漢人朝代，秦漢、宋、明等為基礎討論，秦朝對匈奴有優勢；漢朝最終攻滅了匈奴；宋朝是抵抗蒙古擴張的硬骨頭之一；明朝對北元、蒙古與中國東北地區（滿洲）都長期擁有武力優勢。漢人除了發明火器之外，還發明了衆多軍事技術，包括火器時代前最強力的遠距離武器弩，多層皮甲與頭盔等，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軍事思想更到今天還有實用價值。
説白了，古代技術都在不斷的改進與交融，沒有哪個技術能完全歸功於一個人、一個國家或某一地區。各種文明彼此流通交融，才造就這些技術逐漸進步。古代中外每次大規模交流事件都能造就一批新技術改良，這正是技術進步的一種模式。
更何況，軍事只是文化的一個方面，武力強弱，豈能代表文明高低？斯巴達打敗雅典，馬其頓打敗希臘，野蠻人滅了羅馬，有誰會認爲前者都比後者文明程度高？一些武功輝煌一時的民族和國家，到頭來連文字記錄也寥寥，還必須依靠考古發掘出一兩塊碑文才能研究其歷史。他們的文明程度真比留下渺如煙海的文獻的民族要高？
研究歷史的人多少肩負一定的社會責任。在現在講求「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將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的年代 ，歷史的論述能很大程度影響現實生活，歷史學者的責任還相當不小。中國歷史地理的奠基人譚其驤先生強調「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學者，有必要把歷史如實地寫出來，並予以恰如其分的分析。
何為恰如其分？像胡適之先生所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很多時候，學者爲了敍述完整的需要，在證據基礎上不得不加上一些雖然合理，但缺乏事實支持的推論，還務必令讀者明白，這只是一種推斷。總之，對被誇大的歷史，要進行糾正，但矯正的目的是為了還原，而不是貶低。這才是值得稱許的態度。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