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重新調整星國的經濟成長引擎,從倚賴外來移民提供的助力,轉向提升國內生產力與創新力-,從鄰近國家引進的低技術勞工,則壓抑了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在香港等其他亞洲「小龍」經濟體致力提升生產力之際,新加坡則充分利用移民轉化為驅動成長的助力。李光耀2010年曾說:「我們過去五年光靠輸入勞工,就享有經濟成長。」


 

梁國新:台灣出口新南向國家 新加坡居冠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27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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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18:30中央社 新加坡27日專電
駐新加坡代表梁國新接受中央社專訪指出,東協10國、南亞6國、紐西蘭及澳洲等18個國家,近年是全球關注的新興市場,經濟成長和市場潛能不容台灣小覷。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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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新加坡代表梁國新今天說,台灣對新南向國家出口金額不斷增加,今年前5個月出口成長13.5%,其中總出口金額以新加坡占1/4居冠。
東協10國、南亞6國、紐西蘭及澳洲等18個國家,近年來成為全球關注的新興市場,經濟成長速度和市場潛能不容台灣小覷。梁國新27日接受中央社專訪,特別提及希望加強和這些國家的交往互動,共享亞洲極具潛力的發展前景。
他指出,新南向政策包含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強調的是「雙向」且「以人為本」的交流。
梁國新以經貿合作層次為例,說明新南向代表的是商機,透過新南向政策提升對外經貿的多元化服務。中小企業把產品銷往東協及南亞市場,更具出口競爭力,可以擴大產業價值鏈和企業經營規模,與新興市場共享經濟繁榮成果。
梁國新引述台灣今年前5個月對新南向出口概況的財政部統計,說明新加坡占台灣對新南向國家出口的25.5%,出口金額達美金67.47億元(約新台幣2050億3800萬元),居新南向18國之冠。
梁國新認為,從市場角度觀察,新加坡雖然只有560萬人口,卻是台灣企業進入東協及南亞國家的一個重要指標市場,諸如台灣的「牛爾親研」美妝產品及「鼎泰豐」、「思慕昔」等流行餐飲文化,均不約而同以新加坡為首站,再擴展到鄰近市場,充分顯示新加坡在東協市場中的重要門戶地位。
對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是否和「新南向政策」發生競合關係,梁國新說,「新南向政策」和「一帶一路」不同,兩者無論目的、做法、目標國家等方面均有很大分野。
他說,國際間會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交流方案,包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大陸的「一帶一路」、台灣的「新南向政策」,以及由拉美國家推動的太平洋聯盟(PA)等,這些不同的經濟合作方案之間,均非「零和遊戲」,不是相互角力「有你無我」。
另外,梁國新指出,台灣業者到東協和南亞國家市場布局,並非僅著眼於商機,更把台灣的人才、資源、商業模式、優質技術分享到夥伴國家。「新南向政策」不僅鼓勵台灣學子赴東協和南亞國家學習當地語言文化,也歡迎當地僑生、留學生、觀光人士到台灣學習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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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4_084347  


 

如何擺脫悶經濟?給新加坡的藥方可作借鏡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1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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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1 19:12經濟日報 記者湯淑君╱即時報導
日經新聞亞洲評論報導,新加坡近年來陷入悶經濟,雖努力自我改造卻難有突破,主要原因是早在20多年前就種下今日經濟羸弱病症的根,而「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當年用來打造星國富庶經濟的那套模式早已不合時宜。
前彭博資訊及巴隆周刊專欄作家皮塞克(William Pesek)11日在英文日經亞洲評論網站撰文說,李光耀之子、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如今扛下繼往開來的重擔,最大的挑戰是必須重新調整星國的經濟成長引擎,從倚賴外來移民提供的助力,轉向提升國內生產力與創新力
新加坡很早就領悟到,動員國內人才與引進海外人才,是推升國內生活水準的祕訣。在香港等其他亞洲「小龍」經濟體致力提升生產力之際,新加坡則充分利用移民轉化為驅動成長的助力。李光耀2010年曾說:「我們過去五年光靠輸入勞工,就享有經濟成長。」
但這也凸顯新加坡成長模式終究有其局限。任憑這個小島國努力填土造地、廣建住宅、擴建地鐵,種種行動的腳步也跟不上人口成長的速度。星國政府預測,到2030年,新加坡人口將從目前的550萬人增加到700萬人
皮塞克指出,此刻新加坡正面臨「兩頭燒」的窘境:在高淨值的一端,從銀行員到科技公司創業家把房地產價格推向天價水準;但與此同時,從鄰近國家引進的低技術勞工,則壓抑了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
此外,在亞洲金融風暴過後20年的今天,新加坡依然仰賴出口,但這種舊有的成長模式已不足以因應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即使新加坡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如預期成長2%,其他數據也暴露出經濟弱點:消費者支出連續兩季萎縮,工資增速為2009年來最慢,家庭債務日益攀升(如今相當於GDP的75%),失業率則持續走高(如今已升至八年來最高水準)
這凸顯出李顯龍不能再沿襲舊法,必須改用新的方式,才能提升國民所得、國家競爭力以及創新能力,但他至今尚未能提出一種說服力夠強的宏觀願景。觀光旅遊業和賭場雖有助於挹注國庫,但更踏實的做法是推動經濟轉型,引導產業朝全球價值鏈更高端力爭上游;鼓勵創業;擴大投資生物科技、能源、醫療照護、物流、軟體創新等領域的研究與發展;降低政府掌控的企業對經濟的宰制,讓能新創公司有更多成長茁壯的空間。
未來的經濟成長之路是引進新觀念、新產業、新流程,並鼓勵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勇於承擔風險。在行事模式總是上令下達的新加坡,這意味政府必須採取新的做法。皮塞克建議,何不嘗試實施額外的稅務優惠措施,帶動一波新的新創公司創業熱潮,並支持中小企業?在鼓勵承擔風險的同時,也必須建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
在李光耀卸任17年後的今天,他任內帶領這個天然資源匱乏國家搖身變為經濟強國的成就,仍令人讚嘆。話雖如此,皮塞克指出,李光耀當年用來打造東南亞最富庶經濟體的藍圖已經過時,不再合用。與香港競相吸引跨國企業總部和人才進駐新加坡,是迫切的挑戰,李顯龍必須拿出宏觀的視野,以及果敢的領導力。


社論-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2日, 2017
我國經濟情勢日趨疲弱,近年政府也著實焦急,因此成立百億國家級投資公司、設置千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修法引進外籍人才並鬆綁公司法,日前立院更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擬在四年內投入4,200億元提振公民營投資,府院窮盡一切努力就是希望讓台灣重返昔日榮景。
近年台灣經濟果真江河日下?確實如此,1981~2000年台灣平均經濟成長7.5%,遠高於世界平均經濟成長率3.3%,本世紀以來動能漸失,過去六年平均經濟成長降至2.4%,竟已低於世界經濟成長率3.5%,這是前所未見的景況,實為嚴重警訊。
然而,何以台灣會淪為今天這個景況?長期以來,政府並非沒有作為,只是從未靜下心來找原因,忽而以為自由化是良藥,忽而以為擴大內需是靈丹,忽而減稅救經濟,忽而創新救經濟;偶然看到亞洲各國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就認為我們的問題在於沒有FTA,偶然發現十年來政府投資太少,又認定基礎建設不足是經濟疲弱的原因,於是十多年來政策忽東忽西、忽鬆忽緊、法令也是忽修忽廢,身在公門,政府官員可說是備極辛苦。
我們認為十多年來不論藍綠,該用的政策皆已用盡,之所以經濟猶未能振衰起蔽,其原因不在計畫不夠周詳、預算不夠多、或者我們的體制不夠自由,而是整個政府人事更迭過劇,文官體系為之茫然,以致救經濟的計畫半途而廢,或流於「政策形式到位精神卻未到位」,終至經濟萎靡不振,而被遠遠拋在四小龍之末。
屈指一算,2000年以來我們已換了十三位行政院長,部會首長更隨時有新人粉墨登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已有上百位部會首長上台、下台,人事更迭不休。這個政府在多數文官的眼裡早已成了「臨時政府」,部會首長更已淪為「派遣人力」,今日支持本案的首長,明日是否還在?已沒人說得準,於是「形式到位精神不到位」的政策俯拾皆是,在這個隨時會改組的「臨時政府」裡,文官雄心日疲,為免惹麻煩,公文自然要多會些單位來分攤風險,會來會去一件投資案當然要蓋百來個章,這陣子業界屢屢責怪公部門效率低落,孰令致之?
事實上,我們的部會文化昔日並非如此,台灣經濟在四小龍名列前茅的年代,政府官員的使命感非今日可想像,以下列舉五例:(一)1960年兼任台灣銀行董事長的尹仲容,擬發行百元面額的鈔票,那是個通膨風險很高的年代,立委聽聞此事群起反對,但他在立院堅定的表示:「要是有通膨,由我一個人負責。」這個氣勢終於讓百元鈔票順利發行。
(二)1982年春,鑑於日本對我享有高額貿易順差,卻仍以非關稅貿易障礙阻我對日輸出,經濟部長趙耀東在未獲行政院同意下,迅雷不及掩耳宣布禁止1,533項日貨進口,震懾日商,他說:「今天為了台灣經濟發展,我下令禁止日貨進口,和愛登派兵佔領蘇伊士運河是一樣的,對國家有任何損害的話,耀東隨時可以辭職,一個部長不足為道。」趙部長素有趙鐵頭之稱,歷經此事國人益加敬重。
(三)1996年秋,總統李登輝巡視台塑六輕時,指示隔離水道寬度可研議由500公尺縮減為100公尺,然而當年工業局長尹啟銘並未因此退讓,反而重申工業局的要求仍是500公尺,一切要有學理的依據,慨然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風,「官場鐵漢」聲名遂不脛而走。
(四)1997年初,台美第12回合入會(WTO)談判陷入僵局,時任國貿局長林義夫步出會議室,在尚未陳報部長之前,即召開記者會怒批老美不守信用,推翻過去三年談判的共識,其坦率直言也被譽為「義夫當關,萬夫莫敵」。
(五)1999年夏,比利時乳製品受戴奧辛污染一事傳回台灣,標檢局長陳佐鎮在局裡召開記者會公布抽驗結果,惟部份立委因局長未出席立院公聽會而怒闖記者會,陳佐鎮當場喝斥立委:「我正在執行公務,憑什麼一定要讓你們進來?」錚錚數語的古大臣風,獲得輿論的推崇。
昔日部長、局長多有從政理想,面折廷爭亦無所懼,遺憾的是,今日內閣已看不到這樣的人物,當高層指示違建屋頂蓋太陽光電可朝就地合法研議,部會首長立刻支持,文官隨即附和;當前瞻計畫疑慮重重,百官聞言卻無一人敢提異議;再如近年台美經貿諮商幾無成效,但結論總是「會談氣氛融洽」;而最可悲的是,在立委咄咄逼人、莫名其妙的質詢下,竟無一人敢直言以對,更遑論加以喝斥。
蘇軾曾說:「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大哉斯言,國家經濟強弱固與自由化、基礎建設有關,但更取決於官員們的見識與勇氣,昔日同樣有來自高層、立委及老美的壓力,但官員們依然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使命感與勇氣,這個使命感與勇氣必定是讓台灣經濟得以創造奇蹟,躋身高成長國家之列的原因。若不找回昔日政府官員的使命感與勇氣,編再多的預算、通過再多的前瞻計畫,最後仍將流於「形式到位而精神不到位」的困境,即令所有計畫皆完成,台灣經濟仍難以振衰起蔽,至盼蔡總統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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