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新加坡重新調整星國的經濟成長引擎，從倚賴外來移民提供的助力，轉向提升國內生產力與創新力-，從鄰近國家引進的低技術勞工，則壓抑了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在香港等其他亞洲「小龍」經濟體致力提升生產力之際，新加坡則充分利用移民轉化為驅動成長的助力。李光耀2010年曾說：「我們過去五年光靠輸入勞工，就享有經濟成長。」

梁國新：台灣出口新南向國家 新加坡居冠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27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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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18:30中央社 新加坡27日專電
駐新加坡代表梁國新接受中央社專訪指出，東協10國、南亞6國、紐西蘭及澳洲等18個國家，近年是全球關注的新興市場，經濟成長和市場潛能不容台灣小覷。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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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新加坡代表梁國新今天說，台灣對新南向國家出口金額不斷增加，今年前5個月出口成長13.5%，其中總出口金額以新加坡占1/4居冠。
東協10國、南亞6國、紐西蘭及澳洲等18個國家，近年來成為全球關注的新興市場，經濟成長速度和市場潛能不容台灣小覷。梁國新27日接受中央社專訪，特別提及希望加強和這些國家的交往互動，共享亞洲極具潛力的發展前景。
他指出，新南向政策包含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強調的是「雙向」且「以人為本」的交流。
梁國新以經貿合作層次為例，說明新南向代表的是商機，透過新南向政策提升對外經貿的多元化服務。中小企業把產品銷往東協及南亞市場，更具出口競爭力，可以擴大產業價值鏈和企業經營規模，與新興市場共享經濟繁榮成果。
梁國新引述台灣今年前5個月對新南向出口概況的財政部統計，說明新加坡占台灣對新南向國家出口的25.5%，出口金額達美金67.47億元（約新台幣2050億3800萬元），居新南向18國之冠。
梁國新認為，從市場角度觀察，新加坡雖然只有560萬人口，卻是台灣企業進入東協及南亞國家的一個重要指標市場，諸如台灣的「牛爾親研」美妝產品及「鼎泰豐」、「思慕昔」等流行餐飲文化，均不約而同以新加坡為首站，再擴展到鄰近市場，充分顯示新加坡在東協市場中的重要門戶地位。
對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是否和「新南向政策」發生競合關係，梁國新說，「新南向政策」和「一帶一路」不同，兩者無論目的、做法、目標國家等方面均有很大分野。
他說，國際間會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交流方案，包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大陸的「一帶一路」、台灣的「新南向政策」，以及由拉美國家推動的太平洋聯盟（PA）等，這些不同的經濟合作方案之間，均非「零和遊戲」，不是相互角力「有你無我」。
另外，梁國新指出，台灣業者到東協和南亞國家市場布局，並非僅著眼於商機，更把台灣的人才、資源、商業模式、優質技術分享到夥伴國家。「新南向政策」不僅鼓勵台灣學子赴東協和南亞國家學習當地語言文化，也歡迎當地僑生、留學生、觀光人士到台灣學習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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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擺脫悶經濟？給新加坡的藥方可作借鏡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1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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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1 19:12經濟日報 記者湯淑君╱即時報導
日經新聞亞洲評論報導，新加坡近年來陷入悶經濟，雖努力自我改造卻難有突破，主要原因是早在20多年前就種下今日經濟羸弱病症的根，而「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當年用來打造星國富庶經濟的那套模式早已不合時宜。
前彭博資訊及巴隆周刊專欄作家皮塞克（William Pesek）11日在英文日經亞洲評論網站撰文說，李光耀之子、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如今扛下繼往開來的重擔，最大的挑戰是必須重新調整星國的經濟成長引擎，從倚賴外來移民提供的助力，轉向提升國內生產力與創新力。
新加坡很早就領悟到，動員國內人才與引進海外人才，是推升國內生活水準的祕訣。在香港等其他亞洲「小龍」經濟體致力提升生產力之際，新加坡則充分利用移民轉化為驅動成長的助力。李光耀2010年曾說：「我們過去五年光靠輸入勞工，就享有經濟成長。」
但這也凸顯新加坡成長模式終究有其局限。任憑這個小島國努力填土造地、廣建住宅、擴建地鐵，種種行動的腳步也跟不上人口成長的速度。星國政府預測，到2030年，新加坡人口將從目前的550萬人增加到700萬人。
皮塞克指出，此刻新加坡正面臨「兩頭燒」的窘境：在高淨值的一端，從銀行員到科技公司創業家把房地產價格推向天價水準；但與此同時，從鄰近國家引進的低技術勞工，則壓抑了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
此外，在亞洲金融風暴過後20年的今天，新加坡依然仰賴出口，但這種舊有的成長模式已不足以因應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即使新加坡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如預期成長2%，其他數據也暴露出經濟弱點：消費者支出連續兩季萎縮，工資增速為2009年來最慢，家庭債務日益攀升（如今相當於GDP的75%），失業率則持續走高（如今已升至八年來最高水準）。
這凸顯出李顯龍不能再沿襲舊法，必須改用新的方式，才能提升國民所得、國家競爭力以及創新能力，但他至今尚未能提出一種說服力夠強的宏觀願景。觀光旅遊業和賭場雖有助於挹注國庫，但更踏實的做法是推動經濟轉型，引導產業朝全球價值鏈更高端力爭上游；鼓勵創業；擴大投資生物科技、能源、醫療照護、物流、軟體創新等領域的研究與發展；降低政府掌控的企業對經濟的宰制，讓能新創公司有更多成長茁壯的空間。
未來的經濟成長之路是引進新觀念、新產業、新流程，並鼓勵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勇於承擔風險。在行事模式總是上令下達的新加坡，這意味政府必須採取新的做法。皮塞克建議，何不嘗試實施額外的稅務優惠措施，帶動一波新的新創公司創業熱潮，並支持中小企業？在鼓勵承擔風險的同時，也必須建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
在李光耀卸任17年後的今天，他任內帶領這個天然資源匱乏國家搖身變為經濟強國的成就，仍令人讚嘆。話雖如此，皮塞克指出，李光耀當年用來打造東南亞最富庶經濟體的藍圖已經過時，不再合用。與香港競相吸引跨國企業總部和人才進駐新加坡，是迫切的挑戰，李顯龍必須拿出宏觀的視野，以及果敢的領導力。

社論－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2日, 2017
我國經濟情勢日趨疲弱，近年政府也著實焦急，因此成立百億國家級投資公司、設置千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修法引進外籍人才並鬆綁公司法，日前立院更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擬在四年內投入4,200億元提振公民營投資，府院窮盡一切努力就是希望讓台灣重返昔日榮景。
近年台灣經濟果真江河日下？確實如此，1981～2000年台灣平均經濟成長7.5％，遠高於世界平均經濟成長率3.3％，本世紀以來動能漸失，過去六年平均經濟成長降至2.4％，竟已低於世界經濟成長率3.5％，這是前所未見的景況，實為嚴重警訊。
然而，何以台灣會淪為今天這個景況？長期以來，政府並非沒有作為，只是從未靜下心來找原因，忽而以為自由化是良藥，忽而以為擴大內需是靈丹，忽而減稅救經濟，忽而創新救經濟；偶然看到亞洲各國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就認為我們的問題在於沒有FTA，偶然發現十年來政府投資太少，又認定基礎建設不足是經濟疲弱的原因，於是十多年來政策忽東忽西、忽鬆忽緊、法令也是忽修忽廢，身在公門，政府官員可說是備極辛苦。
我們認為十多年來不論藍綠，該用的政策皆已用盡，之所以經濟猶未能振衰起蔽，其原因不在計畫不夠周詳、預算不夠多、或者我們的體制不夠自由，而是整個政府人事更迭過劇，文官體系為之茫然，以致救經濟的計畫半途而廢，或流於「政策形式到位精神卻未到位」，終至經濟萎靡不振，而被遠遠拋在四小龍之末。
屈指一算，2000年以來我們已換了十三位行政院長，部會首長更隨時有新人粉墨登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已有上百位部會首長上台、下台，人事更迭不休。這個政府在多數文官的眼裡早已成了「臨時政府」，部會首長更已淪為「派遣人力」，今日支持本案的首長，明日是否還在？已沒人說得準，於是「形式到位精神不到位」的政策俯拾皆是，在這個隨時會改組的「臨時政府」裡，文官雄心日疲，為免惹麻煩，公文自然要多會些單位來分攤風險，會來會去一件投資案當然要蓋百來個章，這陣子業界屢屢責怪公部門效率低落，孰令致之？
事實上，我們的部會文化昔日並非如此，台灣經濟在四小龍名列前茅的年代，政府官員的使命感非今日可想像，以下列舉五例：（一）1960年兼任台灣銀行董事長的尹仲容，擬發行百元面額的鈔票，那是個通膨風險很高的年代，立委聽聞此事群起反對，但他在立院堅定的表示：「要是有通膨，由我一個人負責。」這個氣勢終於讓百元鈔票順利發行。
（二）1982年春，鑑於日本對我享有高額貿易順差，卻仍以非關稅貿易障礙阻我對日輸出，經濟部長趙耀東在未獲行政院同意下，迅雷不及掩耳宣布禁止1,533項日貨進口，震懾日商，他說：「今天為了台灣經濟發展，我下令禁止日貨進口，和愛登派兵佔領蘇伊士運河是一樣的，對國家有任何損害的話，耀東隨時可以辭職，一個部長不足為道。」趙部長素有趙鐵頭之稱，歷經此事國人益加敬重。
（三）1996年秋，總統李登輝巡視台塑六輕時，指示隔離水道寬度可研議由500公尺縮減為100公尺，然而當年工業局長尹啟銘並未因此退讓，反而重申工業局的要求仍是500公尺，一切要有學理的依據，慨然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風，「官場鐵漢」聲名遂不脛而走。
（四）1997年初，台美第12回合入會（WTO）談判陷入僵局，時任國貿局長林義夫步出會議室，在尚未陳報部長之前，即召開記者會怒批老美不守信用，推翻過去三年談判的共識，其坦率直言也被譽為「義夫當關，萬夫莫敵」。
（五）1999年夏，比利時乳製品受戴奧辛污染一事傳回台灣，標檢局長陳佐鎮在局裡召開記者會公布抽驗結果，惟部份立委因局長未出席立院公聽會而怒闖記者會，陳佐鎮當場喝斥立委：「我正在執行公務，憑什麼一定要讓你們進來？」錚錚數語的古大臣風，獲得輿論的推崇。
昔日部長、局長多有從政理想，面折廷爭亦無所懼，遺憾的是，今日內閣已看不到這樣的人物，當高層指示違建屋頂蓋太陽光電可朝就地合法研議，部會首長立刻支持，文官隨即附和；當前瞻計畫疑慮重重，百官聞言卻無一人敢提異議；再如近年台美經貿諮商幾無成效，但結論總是「會談氣氛融洽」；而最可悲的是，在立委咄咄逼人、莫名其妙的質詢下，竟無一人敢直言以對，更遑論加以喝斥。
蘇軾曾說：「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大哉斯言，國家經濟強弱固與自由化、基礎建設有關，但更取決於官員們的見識與勇氣，昔日同樣有來自高層、立委及老美的壓力，但官員們依然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使命感與勇氣，這個使命感與勇氣必定是讓台灣經濟得以創造奇蹟，躋身高成長國家之列的原因。若不找回昔日政府官員的使命感與勇氣，編再多的預算、通過再多的前瞻計畫，最後仍將流於「形式到位而精神不到位」的困境，即令所有計畫皆完成，台灣經濟仍難以振衰起蔽，至盼蔡總統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