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能者多勞
《莊子·列禦寇》：“巧者勞而知（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敖遊。”。莊子所謂的巧者因為工作能力強，受到上級的賞識而重用之，因此比一般人勞累。個人覺得能者多勞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出在同工應該同酬，那麼多工是否可以多酬呢？
如果你是在資本主義思想的體制下工作，那麼多工可以多酬或許是可行的，他們發明了論件計酬的辦法，既然完成較多件數、所做的工作較複雜，薪資應該更多些吧。可是不知道是哪位聰明人(奸巧者)發明了所謂的責任制，只要是任內該做的事就不會有多餘的酬勞啦，其實這應是違反資本主義思想的。
如果你是在社會主義思想的體制下工作，那麼你的想法會變得不一樣，按照大同世界的描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因此能力強而能多提供服務是神聖的，獲得的酬勞會是成就與尊崇而不是金錢。或許在此情境下的「能者多勞」應改名為「仁者多勞」。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如果你是一位多能者，卻未能得到一展長才的舞台直至老朽，那麼你會醞釀出多少怨氣來呢？如果可以挑選的話，寧可一展長才而不太計較酬勞的吧。可是如果做了很多卻被別人冒領了功勞，恐怕才是使你難以下嚥的吧！

那個畢業三年得癌的年輕人：能者多勞，是平庸者對菁英的剝削！
By 經濟日報, money.udn.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2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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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2 23:10經濟日報 微信上的中國
作家高思寒講過自己身邊的一個故事。
她一個朋友，前段時間，得了肝癌去世了。小姑娘還很年輕，才 25 歲，算起來，大學畢業也才三年。很年輕，婚都還沒結，人就沒了。
肝癌一般是老年病，年輕人比較少得，主要原因，就是生活作息不規律，吃飯不是按時，經常熬夜，然後壓力大，情緒緊張。而這些東西，幾乎就是這位小姑娘日常的生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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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擠一個多小時地鐵上班，到公司，就是一堆活兒，明明都做不完了，領導還要給她派活兒，有時候，同事一些活，也會給她幹。
一開始，她沒多說什麼，多幹點就多幹點，成長也快，升職加薪速度，應該也會加快。所以小姑娘勤勤懇懇，每一分工作，都高質量完成，領導很滿意。
滿意的結果就是，領導越來越喜歡給她派活，理由很直接：「能者多勞嘛，你這麼厲害，自然是應該多做一點嘛」。小姑娘不知道怎麼拒絕，而且這話聽起來，好像是表揚，只好把活兒都擔下來。
於是，飯也不吃，天天外賣，工作；熬夜，通宵是經常的事，工作。熬了兩年多，終於把身體熬垮了。
而此時，那個對她說「能者多勞」的領導，除了來看望過一次之外，人影都沒見到。
是這種無恥的表揚，成了壓垮年輕人的稻草。
能者多勞，是最無恥的價值觀
單純說能者多勞，是一種很無恥的價值觀。
為什麼說它無恥，因為這不單單是欺負老實人，而且是實實在在，是欺負能力強的人，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人人平庸。
著名投資人任聲講過自己早年的一個故事。大學剛畢業時，他去了一家廣告公司，本身學這個專業，再加上喜歡，大學認真學，任聲很快就在公司站穩了腳跟。無論是老闆，還是同事，都覺得這是個靠譜的小伙子。
於是很奇怪的現像出現了：老闆有任務，第一時間交給他，拍拍他的肩膀：“我相信你是可以完成得很好的。「部門主管有任務，第一時間，找到的也是任聲，原因大同小異：“我相信你可以完成得很好。」
在一開始，任聲以為，這是公司在鍛煉他，通過不斷訓練，能力可以得到快速提高，同時，升職加薪，也會快一點。可是大半年一年後，任聲的工資，確實漲了，但根本和他的付出不相當。所謂能者多勞，無非是多給他派任務的一個藉口。
對於工作上很多事情，他開始能擋則擋，能避開就避開。「今天身體不舒服」、「最近談戀愛了」、「這一塊我不熟都推開任務的藉口」。
「我盡量讓自己開始變得平庸一點，如果一個人突出，而沒有的收益，那幹嘛突出，反正怎樣都能拿到工資，當混則混。
能者多勞的價值觀下，所有人都會趨向於平庸。對於優秀者來說，能者多勞這句話，​​是在逼你混日子。
多數人的暴政
西方政治學術語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概念：「多數人的暴政」。
很多人難以理解，暴政，從來只有暴君才會導致，為什麼多數人，也會導致暴政？
先來講一個故事：
公元前 399 年，哲學家蘇格拉底被判死刑，被判死刑的原因在現在看來，很莫名其妙，那就是蘇格拉底教育年輕人，你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這惹怒了一部分人，他們認為蘇格拉底是褻瀆神明，置神明於不顧，甚至不惜成立法庭，來審判蘇格拉底。
當時的法律程序，公開透明，雅典普通公民隨即抽籤，產生了 500 名陪審員，這些人，幾乎囊括了雅典各個階層，或者說，他們就是民意。
法庭充分給予蘇格拉底辯護的機會，於是留下了著名的《申辯篇》，蘇格拉底的辯護，道理如此淺顯易懂，無非是告訴民眾，要獨立思考，不要聽信謠言，要有自我判斷力。都是一些司空見慣的常識真理。
申辯完畢，代表雅典民意的 500 位陪審員開始給蘇格拉底審判，他們說：「蘇格拉底，你是否認錯，如果你認錯，我們就可以放了你。」
蘇格拉底說：「我沒有錯，為何要認錯。」
是啊，讓你們獨立思考有錯嗎？讓你們有自我判斷力有錯嗎？沒錯。
蘇格拉底不願意認錯，於是，被民意判了死刑。
這是一次震動西方文明史的審判，這件事為歷史帶來的反思就是：「一個真正充滿智慧的人，因為觸犯了民眾的愚昧，所以被判了死刑。」
所謂多數人的暴政，就是絕大部分平庸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或者舒適區，對精英的剝削。
為什麼我要講「多數人的暴政」？
你只有明白了這種暴政的邏輯，才能知道為什麼說“能者多勞”這種價值觀很可恥。
你會發現這種「多數人的暴政」出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能者多勞這種說法。
能者多勞的本質，就是絕大多數平庸者，對精英的剝削。
「你能力強，這件事情就交給你去辦了，我放心，能者多勞嘛。」——這是在工作能力上的剝削。
「你能力強，能不能幫我把那件事情辦了，能者多勞嘛。」——這是在時間上的剝削。
任聲說：“你給兩位員工同樣的工資，按照工作量來算，差不多，其中一位員工能力強，專注力強，專業技術強，能在 5 小時，就完成，另外一個員工需要 10 小時才能完成。如果你因此就認為前一位員工工作量不飽和，要多給他派任務，你這就是在剝削他另外 3 個小時的工作價值。”
如果用經濟學術語，你能力強，因而要幹更多活兒，你的剩餘價值，就正在被剝削。
是的，不只有資本家會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多數平庸者，也會剝削精英（能力強）的剩餘價值。無論藉口多美魅力，剝削，都是可恥的。
所以，當有人和你提「能者多勞」時，你應該要能意識到，這是在剝削你，並不是誇你。
能者多勞可以，但應該多得
職場也好，生意場也好，底層邏輯，都是商業。
商業的本質，是交易，你上班，是用自己的勞動力和知識換取財富。
按照商業邏輯，並不是說能者多勞不可以，可以，能者多勞，但更應該多得。一個人如果已經把本職工作做好，你想讓他幹更多活，嚴格來說，這都屬於額外任務，都應該獲得額外報酬。
這種報酬，可以是金錢，可以是更多機會，可以是升職。
我們都知道華為加班很辛苦，每天加班到十一二點，是正常的，但為什麼華為人這麼苦這麼累，卻都非常喜歡這個組織呢？
一份獵頭公司的報告說，華為的人才組織架構非常穩定，員工凝聚力也很強，你很難挖走華為的員工。
為什麼？
說起來，其實很直白，因為錢，華為總裁任正非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以奮鬥者為本」。
簡單來說，就是努力的人，能力強的人，願意付出的人，要以這些人為本，該給錢給錢，該給職位給職位，不玩虛的。
2016 年時，任正非簽發了一份內部文件，要調整榮耀品牌手機單台提成獎金的方案，調整之後，意味著一位華為基層員工，季度獎金，也有可能達到近百萬元。
2016 年，華為的年終獎總額是， 1500 億，意味著，你只要入職華為工作 3 年，就能拿到 18萬年終獎。
兩則消息接連被曝光，任正非說了這麼一句話：「錢給得多了，不是人才，也變成了人才」。
普通員工，努力，拿得到；能者——優秀員工，能拿得更多。
垃圾公司與好公司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垃圾公司跟你說，能者多勞；好公司跟你說，能者多勞，但多勞多得。
務實
務實一點，你去工作，不是為了尋找一個組織，然後把這個組織稱之為家，並無私付出。
你去工作，是為了掙錢，獲得報酬，實現工作價值同時，你能讓自己和家人過上比較好的生活。
這一點，永遠不會變。
所以，別再相信什麼「能者多勞」的鬼話，也別說“能者多勞”的鬼話，別人對你說，是想要剝削你，你對別人說，是想要剝削別人。
還是務實一點，別和我談夢想，談情懷，嗯，談錢就好。

為什麼德國商店週日不開門？｜國際｜歐洲｜201 : 3｜德國之聲｜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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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開篇就寫道，「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而人也應如上帝所為。基督教10戒中規定不可在第七天工作，這一天應用來祭祀上帝。
從14世紀起，今天屬於德國的這片地區就對保護週日的商業活動做出了規定。人們認為，週日為聖日的教會戒律決不意味著每週第一天不用工作，農業社會行不通，19世紀工業化時期也不行。那時，人們不得不為爭取勞動保護法規付出艱辛努力。直到威廉皇帝二世，星期天不工作才首次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
卡塞爾的社會政治學家沃夫岡‧阿亞斯（Wofgang Ayaß）說：「19世紀末，首次有了全國範圍的法律規定。而在薩克森等州，早就禁止週日工作了。從1839年起，普魯士的法律就規定16歲以下的兒童和少年週日和節日不得在工廠做工。」
1871年，隨著德意志帝國成立，有關制定一個普遍性法規的討論隨之開始。1888年，奧托‧馮‧俾斯麥拒絕簽署相應的法律草案。但是，阿亞斯教授說，俾斯麥不當首相後，相關法律很快就得以通過。1892年7月1日，週日禁止工作的法律正式生效，這可謂一個重大突破。
1919年的魏瑪國和國憲法和1949年的基本法更是賦予星期天政治上的保護。其中寫道，「星期日和法定節日作為休息日和精神放鬆的日子受到法律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有關爭論的結束。
1956年通過的有關商店關門時間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該法律規定，商店週一至週五的營業時間為早上7點至晚上6點半，週六至下午兩點，週日不開門。從1957年起，每月第一個週六，商店開門時間延長到晚上6點。從1960年起，基督降臨節開始的四個週日，商店可以開門營業到晚上6點。
之後30年裡只有細節上的變化。不多，對旅遊地區、面包房、火車站和加油站的特殊規定顯示，週日不工作的規定已經不再神聖。從1989年起，例外越來越多：先是有了長週四，之後工作日和週六商店開門時間也越來越長。考夫霍夫（Kaufhof）等大商家還走上法庭，為週日營業的問題打官司。
2006年，各州獲得了自行決定商店關門時間的權利。越來越多新規定出台了，商店營業時間朝著越來越自由的方向發展。大多數州允許商店每年在3到4個週日營業。柏林甚至允許商店在10個週日營業。
由於柏林允許商店在基督降臨節之後的4個週日都開門，教會還因此狀告聯邦憲法法院。
2009年，聯邦憲法法院裁決，對週日和節日的保護也同時保護了其它基本權利，因此地位崇高。這不僅關係到宗教自由，也關係到對婚姻、家庭的保護，讓人們能夠得以休息，參加社會生活。
法庭認為，經濟利益不足以為商店開門作辯護。只有基於外部原因，比如慶祝、展會或者集市，商店才可以週日開門。2015年，來聯邦憲法法院又加強了規定：法官裁決，商店週日開門不僅需要具體的理由，還須預測到會吸引可觀的顧客前往。這又為新的討論提供了養分。
樂然／達揚（天主教通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