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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需要急出宮門者使用的合符清宮合符 合符，是皇宮夜間急出宮門者使用的通行證明標誌，叫合符。紫禁城內戒備森嚴，有嚴格的宿衛制度

符節：海昏侯劉賀使用過的特別通行證- 金羊網 - https://goo.gl/9jZSqc
——漢代的交通憑證符節略考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套漢代的交通憑證——符節。這件符節的出現，為海昏侯劉賀曾經從事大規模的經商活動提供了新的重要物證。同時，也為我們深入研究西漢時期的水陸交通、稅收、市場和國家財政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十分奇特的青銅錯金﹢錯銀飾件
在海昏侯墓的車馬坑中，出土了3000多件各類文物，其中有兩套四件組成的青銅錯金﹢錯銀飾件異常精美，引人注目。（圖1）
符節：海昏侯劉賀使用過的特別通行證
　　圖1
它們是在青銅鑄片上先雕刻出各種精緻的花紋，再通過鑲嵌或鎏金的方式，把金與銀填進雕刻好的花紋中，形成錯金﹢錯銀飾件。圖案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獸，還有孔雀、奔鹿、羽人和權杖等圖形，構圖嚴謹，雕刻精細，纖細如髮絲的線條，加上銅的綠色、金的黃色、銀的白色，真是五彩繽紛，活靈活現，栩栩如生。這些精美的飾件究竟裝飾在車馬的什麼部位上呢？這真是一個難解的迷。
會不會是車衡兩端的裝飾物呢？至少發掘者是這樣認為的。衡，古代最初是指綁在牛角上以防觸人的橫木。後來是指獨木單轅——輈（zhou,音舟）——頭上的橫木。（圖2）
符節：海昏侯劉賀使用過的特別通行證
　　圖2
海昏侯墓的車馬坑中，共有安車五輛，馬二十匹，說明是四匹馬拉一輛車。這種車一般是單轅，中間兩匹馬駕轅，靠的就是轅頭上的衡，它的長度大約在1﹒5米左右，旁邊還有兩匹馬拉套。由於是高等級的安車，轅頭、衡頭都有青銅飾件，成為完整的一套。轅頭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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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衡頭較細。出土的轅頭飾件為青銅鎏金龍首，（圖3）可以看見銜接轅頭的接口為長方形。而與之配套的衡頭銜接口也應為長方形而非圓形。查找海昏侯墓出土的眾多車馬器中，有兩件U型飾件似乎就是衡頭，同樣是青銅鎏金的，同樣是長方形的接口，正好與轅頭配套。（圖4）它們安裝在衡的兩頭，向上翹起，猶如四鹿昂首，既可以防止衡對外側拉套馬匹的擦傷，又有一種飛奔而馳的感覺，視覺效果非常強。這樣分析，兩套四件的青銅錯金﹢錯銀飾件就不可能裝飾在車的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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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會不會是車軸上的軎呢？軎（wei,音渭）也寫作轊。青銅鑄造，形如圓筒，套在車軸的兩端，對車輪起到固定作用。軎上有孔，用以納轄。而這件青銅錯金﹢錯銀飾件，對比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銅鎏金軎，（圖5）一是顯得過於單薄，不可能承受車軸受到的撞擊力量；二是無孔，無法安裝車轄。因此，也不可能是軎。
會不會是車傘上的槓箍呢？古代馬車上是裝傘的，稱為蓋，遮陽遮雨。而傘蓋是插在車中央的桿子上，不用時可以收起來的。連接傘蓋把與桿子的是槓箍。（圖6）因此，槓箍的兩頭都應當是相通的，一頭插在桿子上，另一頭插著傘蓋。海昏侯墓出土的這件槓箍是青銅包金的，與其他飾件很協調。而青銅錯金﹢錯銀飾件卻是一頭通，而另一頭不通，是封死的，而且與其他飾件很不協調。因此，也不可能是槓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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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會不會是車軾兩頭的裝飾物呢？軾，是古代車廂前面供乘者憑扶的橫木，位於全車的最高處。《左傳》記述著名的曹劌論戰中說，曹劌“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曹劌登在軾上遠望，說明軾是方形的板狀而不是圓形的棍狀。（圖7）因此，圓筒狀的青銅錯金﹢錯銀飾件也不可能裝在車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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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這樣看來，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安車上，再也找不到合適的位置安放這套精美的青銅錯金﹢錯銀飾件了。由此可以判斷，它們並不是車上的裝飾物，應該另有其他用途。
二、古代的符節及其種類、作用
兩套四件青銅錯金﹢錯銀飾件，既然是在車馬坑中出土的，又不是安車上的裝飾物，那就很可能與漢代的交通運輸有一定的關係。由此我聯想到，會不會是中國古代各地交通運輸中所使用的一種憑證——符節呢？
廣義的符節，是指作為憑證的各種信物，包括皇帝的璽，官員的印，調兵遺將的虎符，出使國外的節杖，驛傳郵遞的竹節等等。而狹義的符節，包括符與節兩種。
“符”的本意是指用金玉或竹木等材料製成的一種憑證，上面寫有文字，一分為二，君主、朝廷與所派官員各執其一，以便驗證，並在朝廷調兵遣將、傳達命令時使用。如果符的兩半完全對上了，稱為“符合”，表示命令驗證可信，反之則不可行令。《史記·魏公子列傳》中“晉鄙合符，疑之。”《漢書·楚世家》中“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都是使用符的例證。近代我國發現的古代虎符的第一件實物是新郪（qi,音期）虎符。據說光緒末年，山東文物商範壽軒在一個渡口旁，看到岸上有幾個孩子玩耍，其中有個孩子用繩子繫著一個金屬玩意兒在地上拖拉著跑在前邊，聲音格外清脆。他追過去撿起來一看，上面雖然沾滿了泥土和鏽跡，但能分辨出是青銅製造的，分量不輕。於是他從孩子們的手裡買下來。後經專家們研究，得知這就是古代的虎符。這件虎符規定，凡用兵在五十人以上，必須使用此符。
而“節”的本意是竹節，也是用來作憑證的。《周禮地官掌節》中說：“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意思是只要持有通行的憑證——節，就能通達天下，而且有專門的驛站——傳，提供食宿。但是如果沒有持節，就寸步難行。可見，節的使用比起符更廣泛一些。據資料記載，開始的節是用竹子製成的，上面寫字，說明持有人姓氏、基本用途、頒發單位、稅收減免、使用時限等事項。後來為了防止偽造，改成青銅鑄造，上面的字為錯金或錯銀。近代出土的最著名的節，是安徽壽縣邱家花園發現的戰國時期的“鄂君啟節”。（圖8）出土時節上滿佈綠銹，剔透潤澤如翠竹，節上錯金銘文熠熠生輝，美不勝收。鄂是地名，在今湖北省鄂城縣，啟是人名，字子晳，是楚懷王的兒子，受封於鄂，所以叫鄂君啟。這件“鄂君啟節” 就是楚懷王頒發給自己的兒子啟的水、陸貨物運輸的免稅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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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節上的錯金銘文規定了陸路與水路運輸的範圍、車船的數量、貨物的種類、使用的年限等。這就更加印證了古代文獻《周禮地官掌節》中的記載：“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再看海昏侯墓出土的四件青銅錯金﹢錯銀飾件，如果兩兩相對，便組成兩個長形筒狀物，每個中間都有三個竹節，顯然是模仿竹子的形狀，裡面可以放寫有文字的竹簡或木簡。《史記·秦始皇本記》中韋昭注:“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或許這件青銅錯金﹢錯銀飾件就是一種竹子形狀的“管節”。
錯金﹢錯銀的花紋中雖然無任何文字，但圖案卻寓意深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為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四方之神，即青龍代表東方；白虎代表西方；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還有梅花鹿，為傳說中的麒麟，代表中央。（圖9）這樣，便明白無誤地表示持此節者可以車行四方，舟通四海，四通八達，縱橫天下。這真是此節無文勝有文！這件可與“鄂君啟節”媲美的器物應該命名為“青銅錯金﹢錯銀竹形符節”，亦可簡稱為“青銅錯金銀符節”或“竹形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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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關於符節的種類和用途，古代文獻中有不少記載，有的用以減免稅收，如“鄂君啟”銅節；有的用以發兵作戰，如錯金“杜” 銅虎符（圖10） ；有的用以驛傳郵遞，如作馬狀的“騎傳”銅馬節；有的用以供給食宿，如作龍首狀的“王命傳”銅龍節等。此外，還有作牛形、鸞形、燕形和鳧形者。而這件青銅錯金﹢錯銀竹形符節的實際作用至少有三項：其一，證明使用者的身份為諸王列侯；其二，通過各地關口時應予放行；其三，運輸貨物時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免稅。此外還可以享受各關口所設的接待站——“傳”的食宿照顧。
符節：海昏侯劉賀使用過的特別通行證 來源:光明網　作者：王金中　編輯：實習編輯　發表時間：2016-09-07 09:07
符節在使用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防止偽造。因為符節代表著信物，代表著最高的誠信，一旦出現假冒偽造，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不堪設想。把原來竹製的符節改為青銅製的符節，是一種防止偽造的措施；而將青銅符節上刻字改為錯金﹢錯銀圖案，是一種更高級的防止偽造的措施。西漢末期王莽曾經發行過一種錯金“一刀平五千”的刀幣，又被稱為“金錯刀”或“錯刀”，就是使用錯金技術防止偽造。（圖11）實踐證明，在漢代，錯金﹢錯銀工藝，是一種十分有效的防止偽造的措施，因為它的用材質量、精細程度與製作難度，已經大大超出了一般工匠或者家庭作坊的仿製技術和能力，所以這種符節可以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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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三、精美的當盧也是符節
真是無獨有偶。與青銅錯金﹢錯銀竹形符節花紋基本一致的，還有兩件青銅錯金﹢錯銀當盧。（圖12）當盧，是古代馬額頭上的一種飾物，也稱為鍚(yang,音揚)。鄭玄箋雲：“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唐代孔穎達疏：“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用竹形符節上的花紋，與當盧上的花紋作一個比較，相同或相似之處至少有三點：其一，都是使用錯金﹢錯銀工藝，而且雕刻都十分精細，專家一致評價，達到了漢代錯金和錯銀工藝的最高水平。其二，都是雕刻四方之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一個不少，只不過代表北方之神的玄武有的是玄龜，有的是玄魚。其三，更為突出的是，白虎與朱雀的畫法幾乎完全一致，其他神獸的表現手法也趨一致。由此可以推斷，當盧與竹形符節一樣，很可能都出自皇家生產，又是皇家頒發的最高檔次的古代交通運輸憑證——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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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據史書記載，最早的符節似乎是圭狀物。《尚書大傳》稱:“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與諸侯為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圭,有過者留其三年。 ”鄭玄在《蘇氏演義》中亦說過:“邦節者有五種,用之鎮圭以鎮守邦國。牙璋以起軍旅。榖（gu,音古）圭則用和歡聘女也。婉圭無鋒角,象文德也,以治德結好用之。剡（yan,音掩）圭有鋒芒,象傷害征伐誅討也。”圭，是古代帝王諸侯舉行禮儀時所用的玉器，一頭尖，一頭方，有點像後來官員上朝時手中所拿的笏板。而錯金﹢錯銀當盧正好就是古代的圭狀物，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它是一種符節。
海昏侯墓還出土了另外三套當盧，一套為銀質的，雞心形，有藏羚羊圖案。（圖13）一套為青銅鎏金的，雞心形，有鳳鳥圖案。（圖14）還有一套也是青銅鎏金的，葫蘆形，也有鳳鳥圖案。（圖15）我分析，它們應該也是符節，其檔次則低於錯金﹢錯銀當盧。有藏羚羊圖案的銀質當盧符節，可能是在青藏高原地區使用的；而有鳳鳥圖案的鎏金當盧，可能是在江南荊楚地區使用的。
符節：海昏侯劉賀使用過的特別通行證
青銅錯金﹢錯銀竹形符節與當盧符節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呢？海昏侯墓中沒有發現相關的證據。但前面提到的“鄂君啟節”上的文字，可以作為參照。其中規定，每件舟節可以免稅使用的船隻限額是一百五十艘，船所走的水路範圍涉及今漢水、長江、湘江、資水、沅水、澧水等；每件車節的免稅運輸限額是五十乘，車的陸路行走涉及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等地。漢代的經濟規模和交通運輸範圍要比楚國大得多，因此，對於經商而言，竹形符節和當盧符節的含金量應該是相當高的。
我猜想，這樣貴重的當盧符節不可能整天都掛在馬的額頭上，而是由馬車隊的主人精心保管，隨身攜帶，進城門或者通關口時再掛在馬頭上，經過驗證後通行或免稅。
拙文《大劉記印：一把破解海昏侯墓巨額財富秘密的鑰匙》中，詳盡地論述了廢帝劉賀，通過經商積累了大量財富的傳奇經歷。如今在海昏侯墓中又發現了青銅錯金﹢錯銀竹形符節和當盧符節，更說明了劉賀在經商過程中持有皇家頒發的通行證，享受著諸王列侯們的免稅待遇，所以積累財富的速度會大大超過一般的商賈。劉賀應該是西漢時期的一個大官商。
四、皇宮中的符節令和符節台
符節的頒發和使用，直接關係到整個國家的交通、運輸、稅收、市場以及國境、關口、驛站的設置與管理等等，所以是國之大事，必須以國家機器作為實施的必要保證。為此，漢代王朝中設置了專門掌管符節的官吏——符節令。
符節令隸屬於少府，而少府是主管皇帝財政收支的重要部門。漢代的符節令俸祿為六百石，比當時的縣長還高一百石。符節令的手下還有尚符璽郎中，俸祿四百石；符節令使，俸祿二百石。可見，符節令是朝廷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官職。其職責應包括：監製由皇宮使用的各種符節；存放、管理包括皇帝璽印在內的符節；根據朝廷的命令、指示發放符節，並監督符節的使用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登記、驗證、回收使用過的符節，等等。
漢代皇宮中還設置符節台，既是符節令的辦公地點，又是專門存放各種符節包括皇帝的璽印及虎符、竹符的地方，相當神聖。《漢書·霍光傳》中孟康注：“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台。”符節令所主持的各種授節儀式，也在符節台。
劉賀當27天皇帝時，多次濫用符節，遭到大將軍霍光等文武大臣們的反對。在廢帝的奏牘中列舉了五項：
一是“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ta,音沓)內敖戲。”也就是從昌邑帶來的二百多人，都拿著皇帝頒發的符節進宮玩樂。
二是“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也就是自己親自去取大量符節，讓從官都持符節跟著他。
三是“變易節上黃旄以赤。”意思是劉賀私自將使節杖上的旄頭由黃色改為赤色。
四是“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意思是派出使者拿著皇帝的符節，用最高的祭祀品“三太牢”，去祭祀劉賀的父親——昌邑哀王劉髆（bo,音搏），還稱自己為“嗣子皇帝”。
五是“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也就是在27天內，劉賀使用符節派出使者辦事多達1127件。後來演變為劉賀在27天內乾了1127件壞事。
由此可見，漢代已經具備了十分完善的符節制度。而符節的使用體現的是皇權，是封建王朝的最高權力，有嚴格的製度規定。即使是至高無上的皇帝，濫用符節或者使用符節不當，也會受到質疑和反對。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海昏侯劉賀要把那樣精美的青銅錯金﹢錯銀竹形符節和當盧符節，統統帶走？為什麼不把這些含金量極高的符節留給子孫後代繼續使用？為什麼這樣貴重的符節並沒有放在主墓室，而是放在車馬坑中？這的確是一個迷。也許，由於漢代人推崇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十分相信人死之後還會復生，還會走向另一個無極世界。因此，海昏侯劉賀死後仍然需要繼續乘坐他生前所享有的豪華車馬隊，帶著暢遊天下的特別通行證——符節，浩浩蕩盪奔向那更加美好的天堂。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 管窺漢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
本文參考資料：《史記》、《漢書》、《資治通鑑》、《中國通史簡編》、《中國通史》、《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中國歷代官制》、《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展闆說明、近期報刊有關新聞報導。
圖片來源：《五色炫曜》展覽、首都博物館網站。

寶璽符節探秘：良渚骨雕或為我國最早兵符(圖)
http://news.sina.com 2011年11月30日 16:05 中國新聞網
　　2011年12月01日 07:51 來源：廣州日報
兵符作為調兵信物，可以“合符”是其最大特徵，這一雙刻有神人獸面紋的牙骨拼合起來天衣無縫。
　　拼合起來天衣無縫 兩側刻有良渚文化標誌神人獸面紋
　　本版圖/文：鐘葵（除署名外）
　　兵符是戰爭的産物，中國人發明和使用兵符已有幾千年的歷史。由於實物和資料的缺失，我們今天對中國兵符史知之甚少。雖然《史記》記載過黃帝曾與諸侯“合符釜山”，但黃帝時期的兵符我們無緣得見。考古發掘發現的最早的兵符只是春秋時期的虎符。其實，良渚文化時期成雙成對的牙骨雕有可能就是四五千年前的兵符，而《周禮》所記載的牙璋也並非用於祭祀山川的禮儀用玉，而是實實在在的調兵信物。
　　中國寶璽符節探秘
　　三戰打敗炎帝隨後打敗蚩尤
　　黃帝與諸侯“合符釜山”
　　人類從小群體發展到部落社會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當古代部落社會發展到一定規模時，組織嚴密、分工明確的軍隊便應運而生。為保證部落首領在傳達命令或調動軍隊時不出差錯，必須借助一種信物作為憑證，這種信物稱為“符”，後人稱為“兵符”。
　　可以說，兵符是戰爭的産物，兵符的産生是人類軍事史上的里程碑。有人說，中國最早的兵符是周朝軍事家姜子牙發明的，這顯然是低估了古人的智慧。其實，早在近五千年前的黃帝時期，兵符就産生了。
　　據《易經·繫辭》記載，在華夏大地最早稱王的是伏羲氏，其後是神農氏，神農氏稱炎帝，神農氏之後是黃帝。《史記》稱，黃帝是少典氏的後代，姓公孫，名叫軒轅。在軒轅當部落首領時，神農氏的統治已逐漸衰弱，走向末世。當時“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動用武力去討伐那些不聽王命、不守規矩的諸侯，使他們服服帖帖。唯有蚩尤統領的九黎族最凶暴難馴，誰也不服。而炎帝為人也不怎麼樣，一有機會就欺凌弱小的諸侯，導致諸侯們紛紛轉而擁戴軒轅。在這種情況下，軒轅以仁德收服人心，擴展軍隊，播種五穀，安撫百姓，廣攬四方人才，甚至訓練熊羆貔貅虎等猛獸以備參加作戰。後來終於在孤泉之野經過三次交戰，把炎帝打敗。
　　但蚩尤仍經常叛亂不聽軒轅指揮。於是軒轅又征集諸侯的軍隊，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擒獲了蚩尤並把他殺死。平定蚩尤後，所有諸侯都尊軒轅為天子，代替了神農氏，這就是黃帝。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大融合，黃帝與諸侯“合符釜山”，並在“涿鹿之阿”建立都城。所謂“合符釜山”，就是黃帝與所有氏族、部落、部落聯盟的首領在釜山舉行會盟，統一符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統一兵符。所有兵符均刻有標徽，一分為二，一半在黃帝手中，另一半交給各路諸侯。將來黃帝調兵時，會派使臣持半符前去，諸侯拿出另一半符，待左右驗合，命令才能生效。所以黃帝先在釜山與諸侯“合符”，把軍隊的指揮權掌握在手中。黃帝的兵符是用什麼材料做的？上面刻的標徽是什麼樣的圖案？因至今沒有發現實物，這些都成了千古之謎。
　　下有齒狀扉棱頂端兩側有尖
　　玉璋起源與“牙”有關
　　不僅黃帝時期的兵符我們現在不知其真面目，連黃帝之後東周之前的兵符也找不到世所公認的實物。文字上唯一的線索是《周禮·典瑞》提到的“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璋是古代玉器的一種，有大璋、中璋、邊璋、牙璋之分，現在一些書籍籠統地把它們稱為牙璋。玉璋是一種刀形端刃器，通常分為體和柄兩部分。玉璋最早出現於山東龍山文化的司馬台遺址，盛行於夏和商代，商代晚期逐漸消失，至今在西周墓葬中從未發現過玉璋。目前可見的玉璋雖然大小不同，形制各異，但其共同點是頂端兩側有尖，尖中間有“凹刃”，在體和柄相接處有突的齒狀扉棱。
　　玉璋的形狀很奇特，它是由什麼器物演變而來的呢？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從原始社會晚期的耒耜等農具演變而來。至於玉璋的用途，古人認為大璋、中璋、邊璋用於祭祀和巡守，牙璋用於軍事。當代很多學者對牙璋用於軍事表示懷疑甚至否定，認為所有玉璋都用於祭祀山川之神。
　　筆者認為，牙璋有別於大璋、中璋和邊璋，不能混為一談，玉璋的形狀與動物牙骨頗為相似，其起源應與“牙”有關。牙璋的用途也應用於軍事，正如漢代學者鄭玄所說的：“牙璋琢以為牙，牙齒象兵，故以牙璋發兵。”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推測，是因為有良渚文化牙骨雕作佐證。
　　距今5300年至4200年的良渚文化以玉器聞名於世，良渚人全憑手工碾刻在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堪稱巧奪天工。近年來刻有良渚文化圖案的骨雕偶有發現。筆者所見兩件牙骨雕是同一動物的下頜骨，長達43厘米，估計是古代野牛的下頜骨，前端8隻小牙已脫落，中間的牙齒保存完整。一側刻有神人獸面紋，另一側刻有數節簡化神人獸面紋，刻畫有神，紋飾精細。
　　如果我們拿良渚文化牙骨雕和玉璋比對一下，馬上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整體上的刀形和突出的牙齒就不用說了，玉璋頂端的“凹刃”和牙骨前端的分叉簡直如出一轍。玉璋和牙骨如此相像，其形制源於牙骨是很有可能的。
　　2011年12月01日 07:51 來源：廣州日報
玉璋（右）和良渚文化牙骨雕外形頗為相似。
　　牙骨雕可“合符”
　　現在再來探討一下良渚文化牙骨雕和牙璋的用途問題。良渚遺址是至今為止所發現的中國史前文明規模最大的遺址，2007年在良渚遺址核心區域發現的一座城址達290多萬平方米，可見當時良渚文化的繁榮。良渚人居住在這麼大的城市裡，其“國家”的規模一定不小，擁有人數衆多的軍隊也是必然的。而良渚人的首領用牙骨雕作兵符調動軍隊有沒有可能呢？
　　作為首領調動軍隊使用的兵符，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防僞功能，使任何人都不能複製；二是要有獨特的標記。上述這兩件牙骨雕完全具備這兩個條件，因為它們本來就是同一動物下頜骨的兩部分，拼合起來天衣無縫，換了任何其他的牙骨都不可能完全吻合。牙骨兩側所刻神人獸面紋是良渚人的“族徽”，雕刻這些圖案必須要有獨特的工具、專業的人才，而這些工具和人才都被良渚人的首領所掌控，其他人要模仿談何容易。因此這兩件雕刻神人獸面紋的牙骨很有可能就是良渚時期的兵符，可稱為神人獸面紋符，或稱神獸符。
　　如果良渚文化牙骨雕確是兵符的話，那麼《周禮》所說的牙璋用於軍事便非虛言，況且《周禮》這種國家級的典籍可信度還是很高的，牙璋的用途應離不開軍事。不過，迄今為止出土的玉璋都不是用於軍事的牙璋。原因有三:第一，作為兵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合符”，以便防僞，把一個物體一分為二成對製作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防僞辦法，良渚文化的牙骨雕和後來的虎符等都是採用這種辦法製作。目前所見玉璋均為單件製作，找不出兩件可以“合符”的玉璋，必非牙璋。第二，兵符均刻有獨特的標記，上古時期的兵符即使沒有文字，也應刻有“國徽”、“族徽”、神獸、猛獸等圖案，以象徵君權和軍事力量，然而目前所見玉璋要麼光素無紋，要麼只有一些比較簡單的陰刻紋，與良渚文化牙骨雕比髮絲還細的陰綫紋和淺浮雕簡直沒法比，不具備兵符的特徵。第三，《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牙璋長度不超過周尺九寸，即不超過23厘米，但歷年出土的玉璋雖然長短不一，其長度均遠遠超過九寸，最長的几乎達到一米，約合周尺四尺以上，證明這些玉璋都不是牙璋，而是君王用於祭祀山川和巡守的大璋、中璋或邊璋。
　　真正的牙璋大體形狀應與其他玉璋差不多，但其製作方法肯定不同，上面所刻圖案也應比其他玉璋複雜精美得多。要弄清作為兵符的牙璋的真面目，還有待將來的考古發掘和深入研究。
　　相關資料
　　春秋秦漢用虎符
　　兵符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演變成虎符、龍符、鷹符等，大多數是銅製的虎符，虎符為虎形，內部中空，然後被一剖為二，右半（虎頭方向朝前）由中央保存，左半則發給統兵將領或地方長官。虎符的剖面有齒相嵌合，背上大多有文字，文字分書在兩邊，內容相同。也有將文字對剖的。這些文字大多是錯金書注，即便歷經千年，也依然熠熠生輝。
　　現存最早的銅製虎符都是秦國的，共4件。
　　新郭虎符
　　現為法國巴黎陳氏所收藏，上有錯金銘文四行：“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燔燧事，雖毋會符，行毆。”
　　秦國的國君在秦孝公以前皆稱“公”，惠文君即位時才稱“君”，而在他即位的第13年（公元前325年）裡，更在秦相張儀的慫恿下，緊隨魏、齊兩國國君的腳步，進一步稱王。因此杜虎符應是秦惠文君稱王前使用的信物。而新郭虎符則可能是在秦惠文王稱王與秦始皇統一六國之間製作的了。
　　杜虎符
　　據稱於1973年西安郊區山門口公社發現，現藏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杜虎符長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背面有槽，頸上有一小孔。虎符呈站立狀，虎身有錯金銘文9行40字，絶大部分是小篆：“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母（毋）會符，行毆（也）。”意思是：“右半符存於君王之處，左半符存於杜地（故址在今西安市南）的軍事長官手中，凡要調動軍隊五十人以上，杜地的左符就要與君王的右符會合，才能行軍令。但遇有緊急情況，可以點燃烽火，不必會君王的右符。”
　　陽陵虎符
　　陽陵虎符呈卧虎狀，高3.14厘米，長8.9厘米。相傳在山東省臨城出土，現藏於中國曆史博物館。虎符上刻有銘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陽陵。”陽陵是秦時的郡名，即今陝西省高陵縣。而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才自稱“皇帝”，此件虎符應該是秦始皇統治時代的用品，並被中央政府授予駐守陽陵的將領。可惜因年代久遠，它的對合處已生鏽，現在左右不能分開了。
　　東郡虎符
　　1953年陝西省盩厔縣文化館征集所得，現藏於盩厔縣文物管理所。東郡虎符呈卧虎狀，虎符長9.5厘米，高4.3厘米。虎背有錯金銘文，字型為小篆，左右兩半銘文相同：“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東君。”從銘文上看，東郡虎符應該和陽陵虎符一樣都是秦始皇時代的用品。但也有人認為東郡虎符是後人僞造的。
　　金虎符
　　陝西省鳳翔縣還曾出土過金虎符。這件虎符沒有銘文，且體型較小，高僅2.3厘米，長僅4.8厘米，重35.6克，為金制。虎符也為卧虎狀，但造型誇張:虎巨目大耳，張口露齒，四腿曲卧，長尾上卷，通身紋飾為凸雕和陰刻，背面還有扣槽。可惜僅存半符。此件虎符應該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用品，而秦國首都最早在雍（今陝西鳳翔東），有可能它也是秦國所制。 此件虎符現藏於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戰國時期的虎符還有玉虎符和銅鎏金虎符，可惜這兩件虎符都沒有太多的資料。
　　漢代在兵符上承襲秦制，但不同的是，漢代虎符上的銘文大多刻於虎背上，採用錯銀書，用篆書刻寫“一、二、三、四、五”等字樣。同時字由中間剖開，因此只有兩個半符的字完全相合才可發兵。但在漢代，要發兵除了對驗虎符，還需要有璽書或詔書。虎符是發兵信物，詔書則是為了明確統兵長官的職權和任務。當然，漢代的軍隊調動並非只靠詔書和虎符作為信物，同時作為信物的還有“節”和“羽檄”。
　　虎符到了隋代被改為麟符，而到了唐代，唐高祖為避其祖李虎的名諱，又將其改為魚符或兔符，甚至龜符。而後這些原本用於軍事調動的信物甚至成了某種身份的象徵。到了宋代，它雖然作為調兵的信物，但仍配合書面檔案一起使用。到了後世它逐漸演變成令牌等物，於是這種動物形狀的兵符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

璽印符節的出現與使用
編輯:小小編來源:可可熱點:璽印,符節,出現,使用
璽印、符節的出現與使用，璽印是指的是官書信往來、私人交往的憑證，而符節是指古代朝廷傳達命令憑證，根據文獻記載，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璽印。
根據文獻記載，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璽印，但目前在考古工作中尚未發現。戰國時期隨著封建制的確立，廢除了奴隸制的世官世祿制度，官吏改由各諸侯國君來任命，任命需要授予憑證，因此，作為官吏身份與權力憑證的官璽也就隨之產生了。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生活的發展，私人之間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個人身份與信譽的憑證，因此，私人璽印也得以出現。總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之下，作為公私憑證的璽印發展起來了。戰國璽印主要用青銅鑄造，此外還有玉、銀、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狀多為方形，還有長方形、圓形、橢圓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鈕，多為鼻鈕，以備穿系，以便將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陽文）、白文（陰文）兩種，章法佈局，古樸巧妙，又是優秀的藝術品。璽印在戰國時期主要是用來鈐印於封泥之上，用來封緘簡牘或物件，防止私拆，並作信驗。此外也鈐印於帛上或陶器的濕坯上，或烙在馬匹身上。官璽個體較大，一般邊長在2厘米以上，印文多為地名和官名。例如“樂陰司寇”、“司馬之璽”、“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璽較官璽個小，常見邊長15厘米者。一般為姓和名，例如“王買”等。此外還有吉語璽和肖形璽。吉語璽的印文有“出入大吉”、 “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璽印文為各種動物（虎、鹿等）或人的形狀，簡括生動。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規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稱為璽，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稱為印，從此，一般的印通稱為印了。秦漢至宋元時期，印章材質仍以青銅為主。明代以後，石印發展起來。治印包括印文、邊款、印鈕的雕刻，成為中國特有的一種藝術。名家輩出，如明代的文彭、何震，清代的程邃、洞、鄧石如、趙之謙，現代的齊白石等。
璽印符節的出現與使用
戰國時期出現的符節是傳達王命的憑證，它反映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發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調兵遣將的憑證。大多用青銅製成，多為虎形。從中脊剖分為二，一半留在國君手中，一半由軍隊的將領保存。發兵時，使節必須持有國君手中的一半虎符，前往與將領手中的一半相對，合驗“符合”，方為有效。戰國時期著名的魏國信陵君讓如姬竊符救趙的故事就是虎符功能的具體例證。實物遺存如戰國末年秦國的新郪虎符，上有錯金銘文四行40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ｆáｎ）燧事，雖毋會符，行殹（也）。”節，一般是通行的憑證，亦用青銅鑄成。例如1957年及1960年安徽壽縣丘家花園出土的鄂君啟節，包括車節與舟節，均呈長方弧形，作仿竹節之狀。車節長293厘米，寬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錯金銘文九行147字。共發現三枚，原應有五枚，恰好合成一個圓竹筒形。舟節長31厘米，寬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錯金銘文九行164字。共發現二枚，原亦為五枚，合成一個圓竹筒形。它們是楚懷王六年（前323）發給鄂君啟的用車或船運輸貨物的免稅憑證。詳細規定了商隊車船的數目及通行路線，反映了楚王對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達。

車節與舟節

罕見的戰國金節銘文——《鄂君啟金節》
2017-03-06 由 凌飛藝術 發表于 文化
《鄂君啟金節》於1957年4月在安徽省壽縣城南邱家花園出土，分為舟節和車節兩種，是戰國中期楚國器，青銅鑄造。舟節（右）主要用於水路運輸通行；車節（左）主要用於陸路運輸通行。
《鄂君啟金節》
金節上的銘文記載了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懷王發給一個叫鄂君啟的人使用的運輸貨物的免稅證件，銘文中詳細規定了鄂君啟水路、陸路交通運輸的路線、車船大小與數量、運載額、運輸貨物的種類、禁運貨物和納稅及免稅情況等。
車節銘文：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茂郢之游宮。大工尹囗以王命，命集尹囗囗，囗尹逆，囗令阢為鄂君啟之囗囗鑄金節。車五十乘，歲能返。毋載金、革、黽（澠）、箭，如馬、如牛、如特，屯十以當車；車如棓（棒）徒，屯廿廿（二十）棓以當一車，車以毀於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昜丘，庚邡城，庚囗禾，庚畐焚（或作埜），庚繁昜，庚高丘，庚下囗（蔡），庚居鄛，庚郢。見其金節毋征，毋舍桴飼，不見其金節則征。
舟節銘文：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茂郢之游宮。大工尹囗囗鑄金節。屯三舟為舿，五十舿，舿歲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漢，庚邔，庚芑昜，逾漢，庚郢，逾夏，內囗，逾江，庚囗（彭）囗，庚松昜，內澮江，庚爰陵，徒（涉）江，內湘，庚囗，庚囗昜，內囗，庚鄙，內囗，沅、澧、囗、徒（涉）江，庚木關，庚郢。見其金節毋征，毋舍桴飼；不見其金節則征。如載馬、牛、差以出內關，則征於大府，毋征於關。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mo/culture/k8mepq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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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是水陸交通運輸憑證，相當於現在的交通運輸通行證。《鄂君啟節》於1957年4月在安徽省壽縣城南邱家花園出土，分為舟節和車節兩種，是戰國中期楚國器，青銅鑄造。舟節（右）主要用於水路運輸通行；車節（左）主要用於陸路運輸通行。使用時貨主與官吏各有相同的節，對核後無誤才可通行。
　　此次出土車節3件(形式和銘文均相同)，舟節2件(形式和銘文均同)。車節長29.6厘米，寬7.1厘米，厚0.6厘米，弧寬8.0厘米。舟節長31厘米，寬7.2厘米，厚0.7厘米，弧寬8.0厘米。車節為陸路通行政，三件大小相同，可拼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筒”（五件可拼成一個完整的）。每件計有銘文9行，行16字，共計150字（重文4字）。舟節為水路通行證，較車節稍長，每件計有銘文9行，行18字，共計165字（重文2字，合文1字）。
　　金節上的銘文記載了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懷王發給一個叫鄂君啟的人使用的運輸貨物的免稅證件(“鄂君啟”中的“鄂”為地名，“啟”是鄂君之名。鄂君啟，字子皙，是戰國時期楚懷王之子)。銘文中詳細規定了鄂君啟水路、陸路交通運輸的路線、車船大小與數量、運載額、運輸貨物的種類、禁運貨物和納稅及免稅情況等。它對於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都有著巨大的研究價值。
　　 此“金節”用銅鑄成，因形似劈開的竹節，故名“節”。這種“車節”和“舟節”，迄今為止僅此一見，因而極為珍貴。為防奸杜偽，在鑲嵌工藝的基礎上進行“錯金銀”再創作，故又稱《錯金鄂君啟金節》。錯金銀也叫“金銀錯”，其方法是在青銅器鑄造時鑄出腰槽，將金銀片、絲放入槽內，錘打後錯實磨平。這一工藝是在春秋時期產生的，應用至今。《鄂君啟節》銘文挺拔秀麗，圓潤秀勁，莊嚴肅穆是錯金銘文中的精品。 　　
車節銘文如下：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茂郢之遊宮。大工尹囗以王命，命集尹囗囗，囗尹逆，囗令阢為鄂君啟之囗囗鑄金節。車五十乘，歲能返。毋載金、革、黽（澠）、箭，如馬、如牛、如特，屯十以當車；車如棓（棒）徒，屯廿廿（二十）棓以當一車，車以毀於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昜丘，庚邡城，庚囗禾，庚畐焚（或作埜），庚繁昜，庚高丘，庚下囗（蔡），庚居鄛，庚郢。見其金節毋徵，毋舍桴飼，不見其金節則徵。
舟節銘文如下：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茂郢之遊宮。大工尹囗囗鑄金節。屯三舟為舿，五十舿，舿歲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漢，庚邔，庚芑昜，逾漢，庚郢，逾夏，內囗，逾江，庚囗（彭）囗，庚松昜，內澮江，庚爰陵，徒（涉）江，內湘，庚囗，庚囗昜，內囗，庚鄙，內囗，沅、澧、囗、徒（涉）江，庚木關，庚郢。見其金節毋徵，毋舍桴飼；不見其金節則徵。如載馬、牛、差以出內關，則徵於大府，毋徵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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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從來都是一個國家的根本，給你看看幾千年前的一帶一路經濟圈
2017-05-21 由 正大研習社 發表于 文化
戰國 鄂君啟節，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如何安慰受傷的女人？歐美國家的人會說：「You need cry,dear.」而目前的中國人也會說一句發音差不多的話：「有你的快遞兒。」的確，人們最有錢的時候是買買買，第二有錢的時候就是收快遞。
買買買的誘惑如此之大，就連生活在戰國時期的人們也不能倖免。《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山西（指崤山以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指崤山以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當時的中華大地，就已經是物產豐富了。
《貨殖列傳》中還記載了戰國時期的許多大商人。比如大鹽商猗頓、經營鋼鐵生意的郭縱、畜牧大亨烏氏倮，以及守住了祖上丹砂礦業的女強人寡婦清。足可見戰國時期商業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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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尋秦記》中的琴清即以寡婦清為原型，電視劇中，琴清由郭羨妮飾演
每天，國君們在關注戰事新聞，評論今天誰打了誰是不是正確之餘，還不忘自己國家的貨物運輸情況。1957年出土於安徽壽縣邱家花園的5件青銅「鄂君啟節」就是戰國時期貨物運輸的明證。
節是古代的一種憑證，與符的作用差不多，都是一種核驗身份、資格的工具。它的起源大概是古人截取一段有節的竹子，並將它劈成兩半，約定的兩方各執一半以為信。後來逐漸演變成水陸通關的一種特殊通行證。節的形狀多為竹節形，但也有龍形、虎形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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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 王命傳任虎節，故宮博物院藏
節常常分為若干組，分別放置在政府衙署、水陸關口管理機構以及需要通關的團體或個人處。這5件青銅節中，有2件舟節（相當於水路運輸通行證）和3件車節（陸路運輸通行證）。但從常理推斷，舟節和車節的數目應該一致。更多的鄂君啟舟車節，可能在某個尚未發掘的關隘遺址中，也可能在深埋地下的某個貴族住宅里，不知失落何方。
兩件舟節均長31厘米，寬7.1厘米，厚0.6厘米；車節長29.6厘米，寬7.3厘米，厚0.7厘米。每件節的表面都有9行錯金文字，舟節163字，車節154字。目前這5件青銅節，有1件舟節和1件車節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另外3件均藏於安徽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藏有3件鄂君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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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節的主人名叫鄂君啟，是楚懷王的兒子，名啟，字子皙。因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州），所以稱為鄂君啟。據銘文可知，它們鑄造的時間是楚國大將邵陽在襄陲大敗晉國（其實是魏國）軍隊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323年。
鄂君啟節銘文摹本
銘文中首先對貨運的規模和期限做了規定：「屯三舟為一舸，五十舸，歲盈返」也就是說，憑着舟節，一次可以運送150船貨物。商隊往返的期限為一年，車節上相應的銘文則為「車五十乘，歲盈返」。還特別註明了「毋載金革篃（音「妹」）箭」，不讓鄂君啟運送鎧甲、竹木箭杆等「軍火」，以防鄂君啟借着貨運的便利條件通敵賣國。
當時楚國的國土十分廣闊。《戰國策》中記載楚國「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因此，銘文中還規定了鄂君啟商隊的行進路線，防止商隊到處亂跑或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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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鄂君啟的封地，應是在今湖北鄂城一帶。最主要的路線當然是分別由水陸兩路從鄂地出發，最後到達楚國的國都——郢。還有一些次要路線，通向其他地方。
鄂君啟節記載的行進路線圖，黑色箭頭為陸路，藍色為水路
那麼，鄂君啟作為楚王的兒子，在運貨時有沒有特殊待遇呢？當然是有的。無論是舟節還是車節，都有「得其金節則毋征，毋余朝飼，不得其金節則征」的句子，意思是：憑着這枚金節（戰國時常將銅稱為金），可以免除一路通過水陸關口的徵稅。但是，商隊中人力騾馬眾多，伙食費住宿費就不能由國家承擔了。如果出示不了金節，就要徵稅。
經過多年的慘澹經營和吞併擴張，到了鑄造鄂君啟節的公元前4世紀末期，楚國已經擁有260餘座城邑。在許多城邑的出入口都設有稅關，向經過的商人和商隊徵稅。光是鄂君啟節上記載的徵稅點，就有20多處。如果能將這20多處稅關的商稅全部省下，優惠力度還是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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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楚王的親兒子兼楚國貴族，楚懷王給予了鄂君啟商稅全免的經商特權。同時，又對鄂君啟商隊的活動範圍做出限制，禁止商隊倒賣軍火，體現了楚王對臣下的嚴格控制。
然而今天的國內商務出行環境，與戰國時代相比，可謂寬鬆得多了。戰國時期的「通行證」鄂君啟節，到了今天，反而轉變成了學者們研究楚國地理和商業制度的重要材料。如果鄂君啟和楚王地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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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節與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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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合符釜山”到底在哪裡——一個民間研究成果引出的中華古代
河北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這一由河北企業家孫大午創辦的民間組織,經過文獻研究和實地考察,初步認為徐水釜山很可能就是黃帝“合符釜山”之地
這一由民間學術團體研究的成果,吸引了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文彬、曾任“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的李伯謙教授等一批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文物專家的關注。不久前,專家們專門就此項研究進行座談,並引出有關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如何廣泛吸收民間力量參與、古代文明研究如何接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的話題。
歷史迷霧中的“合符釜山”
“合符釜山”源自《史記》的有關記載。司馬遷在《史記》全書第一篇《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曾“合符釜山”。據歷史學家介紹,符又稱符節、符信,多以竹、木、獸皮、玉、骨等為材料,製成後一分為二,供持有者雙方相互印證,也就是“合符”。“合符”是我國流傳久遠的一項合盟信物製度,在文字發明之前常用於重大政治、行政、慶典、軍事等活動。釜山是黃帝與各部族代表合符之地,即統一符契、共同結盟的地方。此後,華夏民族大小部落聯合於黃帝麾下,開創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文彬說,“合符釜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自此古代部落形成部落聯盟,走向了民族的融合、統一,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作用。
　　也有專家認為,釜山是我國大統一的開端之地,是中華民族的發祥之源。
　　正因如此,確定釜山的具體位置,揭開歷史之謎,一直是眾多專家學者和民間力量努力的方向。
　　可是《史記》記載的“合符釜山”到底在哪裡?多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史籍中記錄的釜山有多處,包括:河南靈寶的“釜山”,山西高平的“釜山”,河北涿鹿的“釜山”，淶水的“釜山”和徐水的“釜山”。
徐水釜山的模糊歷史投影
幾年來,孫大午和他的團隊經過查閱歷史文獻典籍、開展實地調查,並邀請專家座談論證,初步認為《史記》記載的黃帝“合符釜山”很可能發生於徐水釜山。2008年10月,為深化研究,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正式成立,並編撰了《炎黃之始釜山考》一書。這本書從山有其形、地有其名、史有所載、物有所證、民有所誦等諸多方面論證徐水釜山為合符之地。
　　徐水釜山是位於太行山東麓的一座孤山,在徐水縣城西北22.5公里處,因山形如一口倒扣的鍋而得名。史料中對徐水釜山有不少記載。《資治通鑑》註明,黃帝合符釜山為武遂(徐水遂城舊稱)之釜山。徐水舊時又稱安肅,據清《安肅縣志》、民國《徐水縣新志》載,軒轅黃帝曾巡方問俗,誅蚩尤於涿鹿之野,登釜山會諸侯,合符示信於徐水。
　　徐水縣境內發現的多達46處的古文化遺存,也在一定程度為合符釜山發生於此提供了佐證。
　　1986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李伯謙帶領考古隊在徐水釜山正東的南莊頭遺址發現了大批文物,有石磨盤、石磨棒、骨錐、骨針和少量的夾砂深灰陶、夾砂紅褐陶片、石片。“發現的第一塊陶片的時候,我不記得那一天是幾號,但是我知道是十點十五分。”回憶起20年前的情景,年過七旬的李伯謙依然很激動:“那時候的興奮簡直是難以言表,因為那是當時我們華北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一塊陶片。”
　　經過測定,南莊頭遺址是我國北方地區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10500年—9700年左右。
　　在徐水釜山周邊還發現了文村、金家墳、遂城、瀑河等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遺址,屬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距今有5000年的歷史,大致相當於黃帝時代。在這些遺址中發現的陶釜、陶盆、陶缽以及三足陶鬲等器具,展示出了一個從炎黃時代歷經夏商周直至春秋戰國長達數千年的演進過程。
　　此外,在徐水縣還長期流傳著大量有關黃帝的民間傳說,如釜山山頂以及山頂附近的黃帝合符台、軒轅黃帝廟、黃帝崖等等,都隱現著模糊的歷史投影。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應廣泛吸收民間力量
儘管有歷史記載、考古發現和民間傳說為證,專家們依然對民間學術團體的這一研究成果持審慎態度,認為“合符釜山”的位置需要進一步考證。
　　張文彬認為,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首先要集中力量對歷史典籍和文獻作深入研究、整理和分析。“不要太注重清人的記載,它只能作為你的參考,這種記載越向前,價值越大,所以要找唐前,漢前後,再往前的這種歷史典籍記載,把它進行完整的梳理。”張文彬還建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應該重視徐水地區,進一步做些考古的工作。“它不可能就是這麼一塊,它的周圍肯定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有待我們去發現。我想有朝一日釜山之謎是可以揭開的。”
　　不過,作為民間力量參與古文化研究的一次嘗試,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的工作還是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認可。
　　“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要採取不同的途徑,一方面是要靠學者們的研究,一方面也要靠社會各界有興趣的人來研究。”現任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伯謙目前正在主持“中華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他也是孫大午團隊的顧問。李伯謙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要弘揚炎黃精神、發揚炎黃文化,後一種研究更重要。“因為它聯繫著社會的各個方面。研究會要收集、整理、保護民間傳說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古部門要清理好建築遺址,互相配合,並行不悖地把研究做下去。”
　　民間的推動產生了良好效果。徐水縣委縣政府非常重視,並將釜山文化研究作為徐水縣的一件大事,積極做好相關文物遺址的保護、管理和利用工作。釜山遺址也已被列入徐水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張文彬坦言:“現在這麼多地方都講自己是釜山,但是作為國家文物部門、文化部門不可能拿出更多的力量來投入,還要靠各地黨委、政府和民間力量來推動,結合學術界專家來參與。”
　　張文彬認為,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應當廣泛吸取民間的力量,而且民間企業家能和科學家、能和學術界緊密結合起來,也說明文化學術研究力量正在壯大。“釜山文化的研究,就是專家學者走出象牙塔同民間力量相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力量。”
古代文明研究接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
一直以來,流傳千年的各種神化傳說在學術研究中頗受爭議。事實上,中華文明起源之初,同其他民族一樣都有自己的神話時代、傳說時代,因為當時沒有文字記載,只能一代一代口耳相傳。
　　張文彬明確指出,對待神話和“合符釜山”這種重在傳說的歷史,不能採取過去那種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也不能完全肯定。“對傳說,對於歷史的謎團,要靠我們有意識地用科學的態度來研究。”
　　更重要的是,《史記》的可信度很高。無論是安陽殷墟的考古挖掘,還是陝西天馬遺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銘文,都和《史記》的相關記載基本相符。“這也說明司馬遷確實是嚴謹治學的,合符釜山這個課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下去。”張文彬說。
　　而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副院長程光泉看來,釜山文化研究還有更大的意義,就是接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
　　程光泉表示,“現在國際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說民族其實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他進一步解釋說,“這個想像並不是虛構,而是基於一種社會事實。這個社會事實實際上就是民族的認同,包括心理的認同和語言上的認同。”
　　程光泉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如果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歷史脈絡和特點,就會被時代淹沒,“要想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續我們的民族記憶。”而現實的情況是,想在短期內通過考古把五千年到三千年這段歷史固定下來,難度極大。因此蒐集、整理在這個時段內所流傳下來的神化傳說等民族記憶,對於中華民族今天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像這樣的記憶,隨著現代社會的變遷,有些會中斷,有些甚至會消失,這對一個民族是很可怕的。”程光泉提醒,“這就需要更多釜山文化研究這樣的工作,接續我們的民族記憶,使中華民族在認同氛圍極重的今天,進一步確立起在世界民族之林當中的地位。

中國·徐水釜山合符文化研討會在保定徐水召開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P3MZ0A

[圖文]歷史迷霧中的黃帝「合符釜山」到底在哪？ | 時光網 - https://goo.gl/zEZz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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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經過阪泉、涿鹿兩戰皆捷之後，勢力大增，聲威遠播四方。據《史記 ·五帝本紀》載，黃帝作為盟主，“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整個部落聯盟出現了兵禍息、“萬國和”的局面。我們認為“合符釜山”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因為它建構了中華一統的雛形。
“合符”在我國是一項傳之久遠的“會盟”信物製度。它一般用竹、木、玉石等製成憑證，上刻文字，以此為結盟的信誓之物。這種形式，也屢見典符的出土實物。這裡需要考證的是，合符的“釜山”究竟在哪裡？有的同志認為，釜山在今河北懷來縣東北。但我根據史書的有關記述和實地考察認為，“釜山”應在今天的涿鹿的窯子頭的後山上。查《後魏輿地圖風土記》曰：“潘城（故址在今涿鹿縣南的保岱）西北三里有歷山，形似覆釜，故以名之，其下有舜廟、瞽叟祠存焉”。由此可知，歷山即釜山。《魏書》記，“釜山在潘城西北三里”。《唐書》記，“釜山在媯州（原治在懷戎縣城，其址在今保岱）城北三里”，二者基本一致。筆者陪同多名資深學者考察了釜山的確切位置，認為距保岱村三里有窯子頭村後有一山形似覆釜，（倒扣之鍋）此即釜山。山上確如所記有數座殿堂廟宇遺址，從採集和試掘的文物推斷當為新石器時代的遺物。由此可見，釜山位於涿鹿應無異議。“合符釜山”後，涿鹿成為其對外開拓、發展的根據地，結束了黃、炎、蚩尤各部落“遷徙往來無常處”的游牧或半游牧的歷史，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分工，發展了生產力，加快了歷史前進的腳步。
“合符釜山”，不僅是以炎帝與黃帝為首的華夏族的融合，而且以蚩尤為首的九黎部落的先民也融入其中。所以說，“釜山合符”初步奠定了中華大統一的基礎。從此以後，這些融為一體的先民們，南下北上，西去東來，又進一步形成更大規模、更大範圍的融合。
意義
合符釜山，實實地在是中華各民族先民的大團結、大統一。它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當然值得全民族永久紀念。但是，更值得紀念和傳承的是“合符釜山”後形成的蘊含團結、統一、協和等內容的合符文明理念。它標誌著一個融合了中華民族遠古各部族先民智慧的文化積澱已經形成。所以說，合符文明是中華大一統的開端，是中華大統一的雛形的思想基礎，是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