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儒道法三家愚民之術

馭民之術
制民之法：愚民、弱民、貧民，故有道之國，在於弱民
1。以弱去強，以姦馭良，實行流氓政治。
把強與良消滅了，國家就強大了。包括殺豪俊，以姦做村長等等。
2。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
愚民不是不教育，而是只給一種思想教育，其他都是邪惡異端。
3。剝奪個人資產，造成一個無資產、無恆心的社會。讓人失去安全感，必須依附國家。
其他，比如各種人的資本，演說的、思想的、勇敢的、手藝的，全部剝奪他的資本。
4。辱民、貧民、弱民，利於統治。
侮辱人民，使人民貧窮，使他弱。
辱則貴之，弱則尊官。
貧則重賞，重刑輕賞
國家要實行老百姓討厭的政策。要製訂老百姓不喜歡的政策，對民不利，民就弱，國家就強。
要是強民還是消滅不了，怎麼辦？第5條，對外戰爭。
5。殺：發動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
通過對外戰爭，殺別國，可以把自己國家的強民同時殺了（通過戰爭對殺，互殺掉），
戰爭能殺人，能自殺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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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愚）民之術吧。
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這大概是小時候學課文“西門豹治鄴”的時候學的一句話。說實話，小時候愛背課文，你讓我現在背中學的古文，我都能背個差不多，中學的時候，讓背的，不讓背的，一般的課文我基本上都能背。大了，仔細琢磨，才知道，這句話其實很反動的。意思是說，對老百姓呢，讓他們幹活就是了，至於為什麼要幹，不要給他們解釋。
再結合實際，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其實就一直信奉類似的哲學，就是把老百姓當豬養。說的可能不好聽，但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讓老百姓沒有自主性，不會思考，反正一句話，統治者就是對的。跟著走就行。
老子也有一句話“實其腹，弱其志”，那個意思就是，讓老百姓吃飽，啥事也不想。就基本上是典型的養豬哲學。還有人說，老百姓的要求，就是過好日子，其實，都是小看百姓，把百姓當豬而已。
學歷史的時候，慈禧太后有兩句名言，叫“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就是典型的這個意思。
其實，中國的國民，一直是低當官的一等甚至幾等的，這也是中國人官迷的一個原因。父親是個讀過私塾的人，小時候，時不時會嘟囔一句：“當民千載，不如做官一日。”
孔子的哲學，尤其是讀書做官的哲學，更是徹底的鞏固了中國人的這一想法。
在加拿大入境的時候，他們有公民通道，旅遊者和永久性居民通道。優先讓自己的國民辦理入關手續。
中國也一樣，有外賓通道，國內通道，肯定是外賓先行。那意思就很明顯，外國人高一等。說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來，在自己的國家都站不起來。能叫站起來嗎？西方國家，只要國民在外面有事，一定要當成個大事，為什麼呢，他是民選的，官員的薪水來自稅收，所謂納稅人意識。每個人都會這麼想，如果換做是我呢，所以，政府不敢不行動。否則，輿論和民間絕對饒不了。中國絕對不是這個樣子，為什麼呢，其實是沒有站起來，在國內你都不受尊重，到了國外，你就成了英雄了，國家憑什麼花錢營救你啊？這其實是整個國民意識的不同。
中國有句典型的話，叫愛民如子。那個意思就是說，象愛自己的兒子一樣，為什麼不愛民如父呢？因為老百姓是衣食父母啊。但是中國人絕對不會這麼說，這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心態，意識和文化。根本就沒有平等意識。愛你個頭啊，你做不好，給我滾下來，換人做做！呵呵，有人會說，中國人素質低，可不能換人。老九，你不能走！
文化這個東西，你要改變，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曾經和家里人調侃說，愛民如子，子，孫子的子。
我來加拿大後，曾讀過英文的簡介性質的古希臘史。其實，古代的希臘，都是城邦制，執政官都是任期制和選舉制的。公民意識由來已久，古羅馬也是先有共和國，後有帝國。後來的歐洲君主反動一點的，象德國的威廉二世，，說的比較混賬的話也就是，“可以亂說，不准亂動。”
西方相對的名言， 是“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之類，至少言論自由是由的。
中國人，不多說了，從焚書坑儒，到文字獄，到網絡過濾，是一脈相承的。
問題是，人不是豬，不全是吃飽了就沒有事。人對公義，對政治權力，那還是有要求的。
光愚，絕對是要出亂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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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讀書時，聽到魯迅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有些驚訝和不解。及長讀了一些亂七八糟書，忽然間發現中國的歷史不光殺人吃人，而且發現中國的歷史就一部愚民的歷史。無休止的恐怖統治和愚民政策，使得中國自秦漢之後就沒有思想創新了，只是在故紙堆裡研究所謂的學問。如果不是洋鬼子入侵，西學東漸，中國估計還會在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裡徘徊很久。拋卻國恨家仇，西方人對於中國的現代化的確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雖然這種現代化充滿了殺戮、掠奪、陰謀和血淚。
這種高壓統治和愚民之術起於戰國，完善於強漢，鞏固於盛唐，瀰漫於二千年的封建社會。自隋唐之後一個朝廷比一個朝廷專制和恐怖，等到明朝就有了特務統治，到了清朝就有了文字獄。這種斧頭+ 迷魂藥的統治方式，使得民不敢言，官不敢諫。
更讓我們感到玄妙的是，除了秦朝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標榜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滿口都是仁義道德，其實一肚子巧取豪奪。這種外儒內法劑之以道的統治方式比純用法家思想要有效多了，幾乎每個統一王朝有200 年以上的壽命。
這種被閹割改良的儒家非常合乎統治者的需要。首先他去除儒家的民本思想，吸收了法家的集權思想，將儒家思想歸結於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其次，儒家主張的仁政和王道可以成為統治者忽悠臣民的幌子，將統治者打扮成道德君子。另外，儒家強調的德治和教化更是給統治者找到了馴服老百姓的手段。
然則那些沒有被完全麻醉的人們，統治者就用劊子手來對付，來個殺人滅口，甚至是株連九族。以言治罪的文字獄並非清朝的特產，在任何王朝都存在誅心和禁言的文字獄，不過清朝更嚴苛而已。
底層老百姓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很少有識文斷字的，被統治者污衊為群氓，很容易被洗腦和麻醉，不足以對皇權構成威脅。皇權最不放心的就是知識分子，除了用各種方式進行籠絡之外，就是使用劊子手了。漢朝的太史公司馬遷僅僅是為李陵說了句公道話就被處以宮刑。曹魏的名士嵇康因為打抱不平也是被當權者司馬昭給殺掉了。文學家蘇軾曾經因“烏台詩案”險些被殺頭。明清因為文字獄而掉腦袋甚至被株連九族的更是不計其數，其中最慘烈的就是“明史案” 和“南山集案” ，動不動就株連九族，殺幾千人。這樣的白色恐怖下，統治者是可以安心享樂了，但是思想創新停止了，社會發展停滯了。
統治者將不合自己口味的學說進行封禁，斥之為異端邪術；將勞動者的發明創造污衊為奇技**巧。他們一方面禁錮思想，殺人滅口；一方面剝削勞動人民，縱慾享樂，從不考慮如何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社會生產效率。指南針發明之後成了看風水的工具，火藥發明之後藏而不露成了鞭炮，活字印刷術長期不能改良，到了清朝基本上還是雕版印刷。如是以來老百姓是“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孟子）。
當封建統治殘酷到極點，腐朽到極點，或老百姓揭竿而起，或統治階層爭鬥，將社會系統格式化，然後再重複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封建皇權歷史。
但是奇怪的是，所謂的農民起義多半都不是農民搗鼓起來的，一般都是社會體制內的人搞起來的，這些人有貴族（項羽、李淵）、商人（黃巢）、地主或官吏（劉邦、宋江、盧俊義）和秀才（洪秀全）等等。雖然很多領導或參與農民起義的人是農民出身或有過務農的歷史，但是終究他們不是以農民身份起義的。這個問題毛澤東少年的時候就研究過，南懷瑾也做過論述。這是因為普通農民雖然有反抗的本能意識，但是深受統治者威逼和麻醉，已無反抗衝動。這就像《讓子彈飛》裡描述的一樣，為了發動老百姓反抗土豪劣紳，王麻子用盡了腦筋。
農民起義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成了重新洗牌的程序，直到洋鬼子打進來，西方的文明引進來。這才有了辛亥革命，這才有了新文化運動，這才有了中國的現代化。
然而即使埋葬了清王朝，打倒孔家店，清算了封建專制，打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子，愚民之術並未被統治者所放棄。且不說已成歷史的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就拿當下中國來說吧。某些政府置黨紀國法而不顧，專門製定土政策來巧取豪奪老百姓，當老百姓如同牲口。如果網友在網上抨擊當權者，就有可能被請去喝茶，更嚴重的就是抓人滅口。
嗚呼哀哉！我們都到了21 世紀了，都到了互聯網時代了，某些官僚還想使用祖傳的愚民之術！現代文明的太陽何時才能普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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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反對運用智慧的。他以為人間的智慧是一種“巧偽”，是引起紛爭和社會混亂的根源之一。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採用愚民的方針。     老子無疑是一位智者，但他是反對運用智慧的。他以為人間的智慧是一種“巧偽”，是引起紛爭和社會混亂的根源之一。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採用愚民的方針。《老子》中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這些議論，當然是為統治者考慮，也想得很聰明。對老百姓，既要空虛他們的頭腦，削弱他們的意志，以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也要充實他們的肚子，增強他們的體格，以免他們餓得不能勞作，卻會鋌而走險。這兩條，成為中國歷代統治者奉行的基本原則。稍為像話一點的君主，都會關心人民的溫飽問題。因為他們懂得:吃飽飯而頭腦空虛的人民最容易管理。     但我們需要注意到:老子的思想是完整的一套政治哲學，最終目的是要構成“自然無為”的社會。所以他的本意，並不是單純地為君主們出謀劃策，令他們可以高高在上，胡作非為。與愚民的方針相應，他也要求君主順適人民的願望，無私無我地進行治理。他說:聖人恆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只不過，他所提出的愚民政策很容易被君主們所接受，而所謂“以百姓之心為心”，僅是掛在君主們口頭上的一句空話，和拿來欺騙老百姓的一句謊言。     老子不僅有愚民的基本主張，還有若干頗能見效的愚民方法，也為後世的統治者所運用。今天讀來，對於了解專制社會的特點，還是很有意思的。     其一云:“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是儒家、墨家的基本主張。但在老子看來，尚賢會使有才能有知識的人勢力上漲，其結果仍舊造成民智的開發而導致紛爭。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人執一端，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一個高度繁榮的時代。秦統一六國以後，便有“焚書坑儒”的壯舉，以實行思想箝制，這是“不尚賢”的一個例子。漢代以後，以經過重新改造的儒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看起來似乎又是“尚賢”的了。 其實，這種“尚賢”，乃是以“尚德”為核心，也就是盡可能把人們的思想行為限制在統治思想的規範內，不涉“旁門邪道”，仍然具有愚民的作用。至於乾隆皇帝，更進一步根本否定他的臣下有賢與不賢的區別。因為他自己是“聖人”，在他的手下，只有普普通通的臣子，這是深知了“不尚賢”的妙處。     其二雲:“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這一條大有道理。因為老百姓並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他們看到了比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情況，就會要求得到這一切。平民起來打倒貴族，乃是想要得到貴族的權力地位和物質享受。可以說:一切不平等就是平等運動的起點。按照老子本來的意思，是不希望社會中有名利祿位這些令人“可欲”的東西。但實際上這是做不到的。後人可以運用的方法，是在“不見”上動腦筋。雖有而“不見”，勉強也能矇騙人心。中國鄉村中的窮人，對於高層的生活情狀，向來只是胡亂猜測。有一則笑話:某個鄉下農民對人說:“皇帝一定很快活，大概是天天吃肉吧?”不能說這是“其心不亂”的表現，不過他所知天下最好的食物只是肉，那麼“亂”的程度應是較小。拿這一條來分析某種特別的社會情況，也很有趣。一個窮困落後的地區，處於完全封閉的狀態，統治者只需告訴人民:他們的生活已經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那麼人民會相當滿足，社會因此也很穩定。一旦閉塞打開，儘管人民的生活在漸漸提高，社會卻不能如以前穩定。因為人民所見的“可欲”之物太多，其心已亂。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每每出現動亂的因素，根源就在於人心的這一種“亂”。     其三雲:“國有利器，不可示人。”這一條主要是對臣下而言，不過愚臣和愚民，總體上還是一致的。它的意思，是說君主對權勢的運用，不能昭示於人，不可形成定則。否則，下面的人就會掌握了趨避的辦法，變得乖巧起來，君主的權勢將失去作用。歷代帝王對於這一點多能心領神會，運用自如。常見的例子，一是對重大事件的處置，在事件結束以前，始終保持含糊曖昧的態度，因而隨時可以改變立場，令下面的人無法把握;一是對下面提出的方案，不依據任何理由加以改動，令下面的人無法猜測。如明、清有些皇帝，常常在大臣擬定的任用官員的名單上，隨便顛倒幾個人的位次，或添上一二個，劃去一二個，理由是皇帝自己也不曉得的，誰倒霉誰高升全憑運氣。其結果是“天威莫測”，教你有腦子無處用。     以上種種，又可用老子的另一句話歸納:“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是關注之意，指百姓各用其聰明;“孩”是“閡”之假借，關閉之意，指聖人從外面關閉上百姓的耳目，令他們渾渾噩噩，無知無識。     《老子》講愚民術，又講其他的政治權謀，因此為歷代統治者所注意。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趙佶、明太祖朱元璋，均親自為它作註釋。朱元璋的御注，在政治權謀方面尤其留意。當然，我們要看到:後人常在《老子》中取其一點而引申發揮，脫離了老子完整的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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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最深遠的智慧：愚民術的三大手法！
2016-09-05 由 權謀網 發表于 資訊
【出處】道德經 第六十五章
【原文】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字面意思】古代善於為道的人，不是教導人民知曉智巧偽詐，而是教導人民淳厚樸實。人們之所以難於統治，乃是因為他們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機。所以用智巧心機治理國家，就必然會危害國家，不用智巧心機治理國家，才是國家的幸福。了解這兩種治國方式的差別，就是一個法則，經常了解這個法則，就叫做「玄德」。玄德又深又遠，和具體的事物復歸到真朴，然後才能極大地順乎於自然。
【解析】很多人都認為，老子的愚民術，是反智的、陰險的。但是，真的去管理一個組織了，就會發現這段話是多麼的正確。曾國藩帶兵，要的，都是淳樸的農民，腦子簡單好管。很多企業也都需要應屆畢業生，因為腦子沒有社會經驗，一片空白。這都是大家下意識實戰的結果。
愚民術，其實有這麼幾個含義
1、使用思維簡單的人
一個人想成就大事業，絕對不是全精英隊伍，越是精英聚集的地方，都互相的鬥爭就越厲害。大智則詐出。我們有時候會看到這樣的規律，越是上層越是不穩定，越是下層越是幾十年如一日。原因就是人的思維越是簡單，就越穩定。我們看現在的企業，很多簡單勞動的工廠，恰恰一直很穩定，而那些高智力的公司，一年半載的就消亡了，原因也是如此。越是高智力企業，越是自由化嚴重。
2、通過洗腦讓人簡單
很多人，不都是天生的思維簡單的，必須使用的話，就需要，改造用。通過封閉的環境，單一的信息輸入，單一的上升渠道，大量的體力勞動，等等各種洗腦手法。讓他的思維簡單起來，改造後使用。每個企業向讓價值觀一直，或是想穩定起來，就必須整風，通過整頓作風，來實現大家的洗腦工作，完成簡單化的固定。這樣的人改造後可用。不接受簡單改造的開掉。
3、通過流程剔除智慧
依賴別人的智慧，可能被騙，也無法量化，而通過標準化的過程，能夠讓員工的思維參與度最大程度的降低。標準化，流程化，規範化，只有這樣能夠固化一個人的思維，誰來都一樣。因為用的不是你的大腦，而是你的行為，管理就是一個剔除大腦的過程。這一點，很厲害的就是，我不洗腦，而是不讓你的大腦參與。從根本上不用你的大腦。
權謀網認為，老子的智慧真的而是深不可測。但是不方便明說，所以用了深遠和與物反的提醒。愚民術，就這三種策略，用一樣價值觀的，不一樣價值觀就洗成一樣，如果洗不成，就不讓他的價值觀參與。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e4ap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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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帝王們的愚民之術
愚昧盲從、沒有主見、迷信權威的百姓是最好治理的百姓；貧窮與愚昧是一對率生兄弟，常使民處於無知無覺、貧富不斷轉化的狀態，則是行之有效的治民之道。奴才與魔犬、奸民與豺狼則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伴生物。
歷史常有這樣的情形：一個彷彿是天經地義的真理，到頭來卻是徹頭徹尾的彌天大謊。當謊言被歷史揭穿以後，人們在恍然大悟之餘，會覺得那騙術好像也並不怎麼高明，甚至簡單笨拙得令人可笑。然而，就是這些容易被後人認為是荒唐可笑的騙術，在其生存的時代裡，卻以它令人目眩的神聖光環，騙取了多少代人虔誠的篤信與崇拜。中國古代統治者的愚民之術，就是這種騙術的典型。
一、君權的神話
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在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君主掌握著全部的國家權力，是統治階級最高的政治代表。因此，愚民的最高水准在於使臣民對君主達到迷信的程度。由於凡人之間很難產生迷信，所以愚民之術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在人民的心目中將君主神化。古代人工“造神”的基本手法大致有三種，即君主人種神異化、人身神秘化、人格神聖化。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㈠君主人種神異化
整個封建時代，“君權神授”論繼續得到統治者的廣泛宣揚。“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故號為天子者”之類的論調，仍然在政治思想領域和社會輿論中被大肆鼓吹。封建時代的君主，同樣處在半人半神的地位。這種地位，由於各種更加精細和具體的神話，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
在中國古代的史籍中，幾乎每一個君主都有一段關於自己血統來源的神異記載。漢高祖劉邦的母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交龍於上，已而有娠”。前趙君主劉聰之母“夢日人懷”乃生劉聰。北齊後主高偉之母“夢於海上坐玉盆，日人裙下，遂有娠”。南朝梁武帝蕭衍。母嘗夢抱日，已而有娠”。
既然君主不是“凡胎”，其出生之際免不了會有各種神奇的異兆。隋文帝楊堅出生時，“紫氣充庭”。宋太祖趙匡胤出生時，則是“赤光繞室”。後周太祖郭威呱呱墜地之際，更有一番熱鬧：“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元朝末年，又有一個“神異”的嬰兒出生。當他從母腹中掙扎而出時，帶來“紅光滿室”，其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這個嬰兒便是未來的明太祖朱元璋。關於君主受胎及誕生時的種種奇異的傳說，當然都是出於“愚民”的需要而有意編造和刻意渲染的結果。
㈡君主人身神秘化
人種的神異化，使君主處在某種介於人神之間的特殊位置。然而，無論血統來源有著什麼樣的“神異”，都無法改變君主畢競是人而不是神這樣一個事實。於是，愚民 術又耍出了新的花招，採用各種手段，為君主人身籠耀了種種神秘的色彩。
神秘感往往來源於無知，無知又須藉助於保持一定的距離。為了維持君主在臣民心目中的神秘形象，君主與臣民之間隔離著深不可越的鴻溝。深宮如海，成為君主隔絕臣民的屏障。古人有云：“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一句話便暴露了君主深居簡出的真正目的。
此外，在維護君主的尊嚴與神秘方面，中國封建社會有著許多繁瑣細密的形式主義的規定。例如君主的命令稱為“制”和“詔”，君主的住所稱為“宮”，君主的墳墓稱為“陵”，君主的印章稱為“璽”，君主自稱“聯”，君主死亡稱為“薨”，文字中不准提及君主的名字，君主有專用的稱呼、專用的器物、專用的服飾，……這一切規定，嚴格劃清了君主與普通巨民之間的界限，君主的一切其他任何人不得僭用。君主人身的神秘色彩越是濃厚，也就越是容易引起人們的敬畏尊祟。
㈢君主人格神化
神化君主，還需要極力美化君主的人格。只有這樣，才能增加君主對臣民的精神感召力量。“神聖者王，仁智者君
，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估而子之，號稱天子”。統治者總是力圖使人民相信：君主的人格是完美無缺的，君主即代表著偉大、睿智、聖明、仁德、英武。
事實上，古代君主不僅不可能具備上述美德，而且也不需要在實際上去追求這些美德。他們所要做的，僅僅是一番虛偽的表演，只要在臣民心目中造成君主人格神聖完美的假象，就算達到了目的。儘管君主在政治實踐中“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但應當十分注意，“千萬不要從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語不是洋溢看上述五種美德的說話，並且注意使那些看見君主和聽到君主談話的人都覺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為懷、篤守信義、講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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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統 治者對於這一套愚民之術是熟知諳練的。西漢末年，每逢遇到水旱自然災害，都為野心家王莽提供了表現“美德”的機會。“每有水旱，(王)莽輒素食”，皇太后大為感動，特下詔褒揚慰勸：“聞公萊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王莽是否真的為“憂民”而不食葷腥，時人不得而知，但這番沽名釣譽的表演，卻是收到了效果，大大增加了王莽的政治資本。
為了維護君主在臣民心目中聖明偉大的光輝形象，任何缺點與過錯都不可能與君主有緣。每逢天災人禍降臨以後，為緩和人民的不滿與反抗，中國古代的君主們有時也會頒布“罪已之詔”，做一番輕描談寫的自我檢討。其目的是十分明顯的，即所謂“罪己以收人心”。不過，真正實質性的罪責，絕不能由君主來承擔，往往是由臣屬來替代君主承受的。於是，在政治鬥爭的舞台上，便出現了“替罪羊”的角色。“吾皇水遠聖明，罪責全在臣躬”，這就是古代政治的必然邏輯。
《君主論》中曾記載了16世紀初期意大利的一段歷史。瓦倫蒂諾公爵佔領羅馬尼阿後，為了使當地恢復秩序並服從王權，選擇了一個冷酷無情而又機敏 幹的人物雷米羅去治理這塊新佔領的地區，雷米羅以殘酌的手段在短時期內恢復了地方的安寧。公爵“要滌蕩人民心中的塊壘，把他們全部爭取過來。他想要表明，如果過去發生任何殘忍行為，那並不是由他發動的，而是來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
性。他抓看上述時機，在一個早晨使雷米羅被砟為兩段，曝屍在切塞納的廣場上，在他身旁放著一塊木頭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這種兇殘的景象使得人民既
感到痛快淋漓，同時又驚訝恐懼。”類似瓦倫蒂諾公爵殺害雷米羅的實例，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是腰見不鮮的。
關於君權的神話，使一般臣民養成了對專制君主誠惶誠恐、敬畏卑順的習慣心理。既然是神，自不必去考慮君主是否尚有不可信之處，更不敢有半點的懷疑與不恭。於是，在神異、神秘、神聖助君主面前，人民只能頂禮膜拜、心悅誠服。君主便可以安然無憂地穩坐在寶座上繼續作成威作福了。
二、其它的愚民手法
除了在君權問題上編造種種神話之外，中國古代統治者欺騙愚弄人民的其他常用手法還有如下幾種：
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㈠ “攘外安內”的騙術
早在中國古代的春秋時代，“攘外安內”論即已出籠。在晉楚兩國的爭鬥中，晉國統治集團中有入主張：“惟聖人能外內無思，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這就是說，從統治者的角度看來，適 保持國家的“外懼”，對於緩和國內矛盾是十分必要的。宋太宗對此說得更為露骨：“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息。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鬥爭實踐中，鼓吹並實行這種騙術的君主大有人在。特別是在國內矛盾尖銳激烈的時候，統治者甚
至主動地挑起“邊事”，人為地製造“外憂”的假象，欺騙國內人民。
㈡ “仁政”與“王道”的誘惑
施行“仁政”和“王道”，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經常向被統治階級伸出搖晃的橄欖枝。所謂“仁政”和“王道”，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強調“親民”、“愛民”、“安民”、“惠民”，重視“民”的作用，重視民心的向背；二是適當減輕剝削壓榨的強度、改善吏治，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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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施政措施方面，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所鼓吹的“仁政”、“王道”的主要內容，包括有輕徭薄賦、賑濟災荒、抑奢祟儉、改善吏治等等。無庸諱言，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減輕剝削強度和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造成相對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社會條件。但是，統治者的所謂“仁政”，並非出自“仁慈”的“苦心”。他們的根本出發點在於維護既定政權的長治久安。“仁政”和“王道”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它給被統治階級造成了一種虛幻的希望，使他們把改變現實和尋求自身解放的理想寄託在“聖君賢臣”、“清官循吏”身上，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模糊階級意識、掩飾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實質的作用。
㈢道德繩索的束縛
道德的武器，受到了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高度重視。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除了運用政治、法律等手段之外，還通過道德來論證現存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恆性，利用道德的力量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漢代債學大師董仲舒對此有一段明確的論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從上述言論中可以看出，統治階級“以教化為大務”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對被統治階級思想上的統治和奴役，設置精神枷鎖和堤壩，防止人民“犯上作亂”。
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長期停滯不前，封建道德的深刻影響應該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道德本身所固有的穩定性特徵，即使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後，封建道德的影響仍將長期存在。對於今天中華民族的奮進和崛起來說，仍需努力徹底清除歷史遺留下來的這種精神毒瘤。
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㈣宗教的麻痺
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看中了宗教的法力，他們藉用宗教的外衣，傳播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和世界觀，宣揚現世的痛苦來自前生的“罪惡”，受苦受難的人們應當俯首貼耳地甘心忍受今生的痛苦，只有忍耐和順從才能定向來世永恆的安樂和幸福。
㈤思想文化的禁錮
對被統治階級實行思想文化上的禁錮，這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愚民之術”中最直截了當的一手“殺手鐧”。如果說統治者利用道德和宗教的目的是促使人民“無欲”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禁錮則是他們企圖使人民處於“無智”狀態的一種手段。芸芸眾生“無智無欲”，統治者使可安然無憂了。
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在許多問題上各執已見、爭辯不休，但在實行“愚民”政策方面，似乎找到了共同點而眾口一詞。道家的老子諄諄告誡統治者：“擊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儒家的孔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的韓非子則不僅宣揚：“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而且主張思想、言論、行事一併禁斷．即所謂“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在他看來，實行思想禁圖和控制，是最重要、最有效的“禁姦”手段。
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盛行的各類“文字獄”，亦是統治者實行思想禁錮和文化
統制的毒辣手段。他們從知識分子的作品中尋章摘句，羅織莫須有的罪名，有意製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無稽的冤獄。如果作品中果真流露出什麼“異端”思想，就更是會被心虛的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而嚴加防範。在這種極端專攢嚴密的統治下．豈能容忍人民思想言論的自由?文人學士們動輒獲咎，人人自危，誰還敢信奉和
宣揚“異端邪說”呢?他們的下場，或者是甘做鷹犬奴才，或者是耽於故浪麻醉。清白正直的知識分子也只能走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道路。這種結局，正是統治者大興“文字獄”所要達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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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愚民之術對被統治階級產生了強烈而持久的思想毒害作用。中華民族曾經因此而在漫長的歲月旦背負著沉重的精神枷鎖。直至今天仍在被人們評擊指責的所謂“醜陋”的“民族劣根性”，其實很大程度應該歸之於統治者愚民之術的'功勞簿”下。那種被欺辱而不自恥、被愚弄而不自知的麻木混沌的思想狀態，那種劃地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觸犯“天條”的自我精神封閉，那種不食人間煙火、壓抑人的正常慾望、逃避現實生活的社會現象，那種知天任命、安於現狀、不思變革和進取的人生態度，難道不都是同統治者長期的愚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嗎?這些手法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惡劣的影響。然而，騙術終將破產，人民終將醒悟，歷史終將前進。歷史上的愚民之術，已被時代所拋棄，但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深思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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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民之術制民之法：愚民、弱民、貧民，故有道之國，在於弱民1。以弱去強，以姦馭良，實行流氓政治。把強與良消滅了，國家就強大了。包括殺豪俊，以姦做村長等等。2。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愚民不是不教育，而是只給一種思想教育，其他都是邪惡異端。3。剝奪個人資產，造成一個無資產、無恆心的社會。讓人失去安全感，必須依附國家。其他，比如各種人的資本，演說的、思想的、勇敢的、手藝的，全部剝奪他的資本。4。辱民、貧民、弱民，利於統治。侮辱人民，使人民貧窮，使他弱。辱則貴之，弱則尊官。貧則重賞，重刑輕賞國家要實行老百姓討厭的政策。要製訂老百姓不喜歡的政策，對民不利，民就弱，國家就強。要是強民還是消滅不了，怎麼辦？第5條，對外戰爭。5。殺：發動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通過對外戰爭，殺別國，可以把自己國家的強民同時殺了（通過戰爭對殺，互殺掉），戰爭能殺人，能自殺強民。---------------------------御（愚）民之術吧。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這大概是小時候學課文“西門豹治鄴”的時候學的一句話。說實話，小時候愛背課文，你讓我現在背中學的古文，我都能背個差不多，中學的時候，讓背的，不讓背的，一般的課文我基本上都能背。大了，仔細琢磨，才知道，這句話其實很反動的。意思是說，對老百姓呢，讓他們幹活就是了，至於為什麼要幹，不要給他們解釋。再結合實際，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其實就一直信奉類似的哲學，就是把老百姓當豬養。說的可能不好聽，但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讓老百姓沒有自主性，不會思考，反正一句話，統治者就是對的。跟著走就行。老子也有一句話“實其腹，弱其志”，那個意思就是，讓老百姓吃飽，啥事也不想。就基本上是典型的養豬哲學。還有人說，老百姓的要求，就是過好日子，其實，都是小看百姓，把百姓當豬而已。學歷史的時候，慈禧太后有兩句名言，叫“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就是典型的這個意思。其實，中國的國民，一直是低當官的一等甚至幾等的，這也是中國人官迷的一個原因。父親是個讀過私塾的人，小時候，時不時會嘟囔一句：“當民千載，不如做官一日。”孔子的哲學，尤其是讀書做官的哲學，更是徹底的鞏固了中國人的這一想法。在加拿大入境的時候，他們有公民通道，旅遊者和永久性居民通道。優先讓自己的國民辦理入關手續。中國也一樣，有外賓通道，國內通道，肯定是外賓先行。那意思就很明顯，外國人高一等。說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來，在自己的國家都站不起來。能叫站起來嗎？西方國家，只要國民在外面有事，一定要當成個大事，為什麼呢，他是民選的，官員的薪水來自稅收，所謂納稅人意識。每個人都會這麼想，如果換做是我呢，所以，政府不敢不行動。否則，輿論和民間絕對饒不了。中國絕對不是這個樣子，為什麼呢，其實是沒有站起來，在國內你都不受尊重，到了國外，你就成了英雄了，國家憑什麼花錢營救你啊？這其實是整個國民意識的不同。中國有句典型的話，叫愛民如子。那個意思就是說，象愛自己的兒子一樣，為什麼不愛民如父呢？因為老百姓是衣食父母啊。但是中國人絕對不會這麼說，這其實就是居高臨下的心態，意識和文化。根本就沒有平等意識。愛你個頭啊，你做不好，給我滾下來，換人做做！呵呵，有人會說，中國人素質低，可不能換人。老九，你不能走！文化這個東西，你要改變，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曾經和家里人調侃說，愛民如子，子，孫子的子。我來加拿大後，曾讀過英文的簡介性質的古希臘史。其實，古代的希臘，都是城邦制，執政官都是任期制和選舉制的。公民意識由來已久，古羅馬也是先有共和國，後有帝國。後來的歐洲君主反動一點的，象德國的威廉二世，，說的比較混賬的話也就是，“可以亂說，不准亂動。”西方相對的名言， 是“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之類，至少言論自由是由的。中國人，不多說了，從焚書坑儒，到文字獄，到網絡過濾，是一脈相承的。問題是，人不是豬，不全是吃飽了就沒有事。人對公義，對政治權力，那還是有要求的。光愚，絕對是要出亂子的。-------------------------年幼讀書時，聽到魯迅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有些驚訝和不解。及長讀了一些亂七八糟書，忽然間發現中國的歷史不光殺人吃人，而且發現中國的歷史就一部愚民的歷史。無休止的恐怖統治和愚民政策，使得中國自秦漢之後就沒有思想創新了，只是在故紙堆裡研究所謂的學問。如果不是洋鬼子入侵，西學東漸，中國估計還會在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裡徘徊很久。拋卻國恨家仇，西方人對於中國的現代化的確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雖然這種現代化充滿了殺戮、掠奪、陰謀和血淚。這種高壓統治和愚民之術起於戰國，完善於強漢，鞏固於盛唐，瀰漫於二千年的封建社會。自隋唐之後一個朝廷比一個朝廷專制和恐怖，等到明朝就有了特務統治，到了清朝就有了文字獄。這種斧頭+ 迷魂藥的統治方式，使得民不敢言，官不敢諫。更讓我們感到玄妙的是，除了秦朝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標榜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滿口都是仁義道德，其實一肚子巧取豪奪。這種外儒內法劑之以道的統治方式比純用法家思想要有效多了，幾乎每個統一王朝有200 年以上的壽命。這種被閹割改良的儒家非常合乎統治者的需要。首先他去除儒家的民本思想，吸收了法家的集權思想，將儒家思想歸結於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其次，儒家主張的仁政和王道可以成為統治者忽悠臣民的幌子，將統治者打扮成道德君子。另外，儒家強調的德治和教化更是給統治者找到了馴服老百姓的手段。然則那些沒有被完全麻醉的人們，統治者就用劊子手來對付，來個殺人滅口，甚至是株連九族。以言治罪的文字獄並非清朝的特產，在任何王朝都存在誅心和禁言的文字獄，不過清朝更嚴苛而已。底層老百姓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很少有識文斷字的，被統治者污衊為群氓，很容易被洗腦和麻醉，不足以對皇權構成威脅。皇權最不放心的就是知識分子，除了用各種方式進行籠絡之外，就是使用劊子手了。漢朝的太史公司馬遷僅僅是為李陵說了句公道話就被處以宮刑。曹魏的名士嵇康因為打抱不平也是被當權者司馬昭給殺掉了。文學家蘇軾曾經因“烏台詩案”險些被殺頭。明清因為文字獄而掉腦袋甚至被株連九族的更是不計其數，其中最慘烈的就是“明史案” 和“南山集案” ，動不動就株連九族，殺幾千人。這樣的白色恐怖下，統治者是可以安心享樂了，但是思想創新停止了，社會發展停滯了。統治者將不合自己口味的學說進行封禁，斥之為異端邪術；將勞動者的發明創造污衊為奇技**巧。他們一方面禁錮思想，殺人滅口；一方面剝削勞動人民，縱慾享樂，從不考慮如何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社會生產效率。指南針發明之後成了看風水的工具，火藥發明之後藏而不露成了鞭炮，活字印刷術長期不能改良，到了清朝基本上還是雕版印刷。如是以來老百姓是“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孟子）。當封建統治殘酷到極點，腐朽到極點，或老百姓揭竿而起，或統治階層爭鬥，將社會系統格式化，然後再重複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封建皇權歷史。但是奇怪的是，所謂的農民起義多半都不是農民搗鼓起來的，一般都是社會體制內的人搞起來的，這些人有貴族（項羽、李淵）、商人（黃巢）、地主或官吏（劉邦、宋江、盧俊義）和秀才（洪秀全）等等。雖然很多領導或參與農民起義的人是農民出身或有過務農的歷史，但是終究他們不是以農民身份起義的。這個問題毛澤東少年的時候就研究過，南懷瑾也做過論述。這是因為普通農民雖然有反抗的本能意識，但是深受統治者威逼和麻醉，已無反抗衝動。這就像《讓子彈飛》裡描述的一樣，為了發動老百姓反抗土豪劣紳，王麻子用盡了腦筋。農民起義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成了重新洗牌的程序，直到洋鬼子打進來，西方的文明引進來。這才有了辛亥革命，這才有了新文化運動，這才有了中國的現代化。然而即使埋葬了清王朝，打倒孔家店，清算了封建專制，打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子，愚民之術並未被統治者所放棄。且不說已成歷史的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就拿當下中國來說吧。某些政府置黨紀國法而不顧，專門製定土政策來巧取豪奪老百姓，當老百姓如同牲口。如果網友在網上抨擊當權者，就有可能被請去喝茶，更嚴重的就是抓人滅口。嗚呼哀哉！我們都到了21 世紀了，都到了互聯網時代了，某些官僚還想使用祖傳的愚民之術！現代文明的太陽何時才能普照中國！---------------------------老子是反對運用智慧的。他以為人間的智慧是一種“巧偽”，是引起紛爭和社會混亂的根源之一。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採用愚民的方針。     老子無疑是一位智者，但他是反對運用智慧的。他以為人間的智慧是一種“巧偽”，是引起紛爭和社會混亂的根源之一。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採用愚民的方針。《老子》中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這些議論，當然是為統治者考慮，也想得很聰明。對老百姓，既要空虛他們的頭腦，削弱他們的意志，以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也要充實他們的肚子，增強他們的體格，以免他們餓得不能勞作，卻會鋌而走險。這兩條，成為中國歷代統治者奉行的基本原則。稍為像話一點的君主，都會關心人民的溫飽問題。因為他們懂得:吃飽飯而頭腦空虛的人民最容易管理。     但我們需要注意到:老子的思想是完整的一套政治哲學，最終目的是要構成“自然無為”的社會。所以他的本意，並不是單純地為君主們出謀劃策，令他們可以高高在上，胡作非為。與愚民的方針相應，他也要求君主順適人民的願望，無私無我地進行治理。他說:聖人恆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只不過，他所提出的愚民政策很容易被君主們所接受，而所謂“以百姓之心為心”，僅是掛在君主們口頭上的一句空話，和拿來欺騙老百姓的一句謊言。     老子不僅有愚民的基本主張，還有若干頗能見效的愚民方法，也為後世的統治者所運用。今天讀來，對於了解專制社會的特點，還是很有意思的。     其一云:“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是儒家、墨家的基本主張。但在老子看來，尚賢會使有才能有知識的人勢力上漲，其結果仍舊造成民智的開發而導致紛爭。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人執一端，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一個高度繁榮的時代。秦統一六國以後，便有“焚書坑儒”的壯舉，以實行思想箝制，這是“不尚賢”的一個例子。漢代以後，以經過重新改造的儒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看起來似乎又是“尚賢”的了。 其實，這種“尚賢”，乃是以“尚德”為核心，也就是盡可能把人們的思想行為限制在統治思想的規範內，不涉“旁門邪道”，仍然具有愚民的作用。至於乾隆皇帝，更進一步根本否定他的臣下有賢與不賢的區別。因為他自己是“聖人”，在他的手下，只有普普通通的臣子，這是深知了“不尚賢”的妙處。     其二雲:“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這一條大有道理。因為老百姓並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他們看到了比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情況，就會要求得到這一切。平民起來打倒貴族，乃是想要得到貴族的權力地位和物質享受。可以說:一切不平等就是平等運動的起點。按照老子本來的意思，是不希望社會中有名利祿位這些令人“可欲”的東西。但實際上這是做不到的。後人可以運用的方法，是在“不見”上動腦筋。雖有而“不見”，勉強也能矇騙人心。中國鄉村中的窮人，對於高層的生活情狀，向來只是胡亂猜測。有一則笑話:某個鄉下農民對人說:“皇帝一定很快活，大概是天天吃肉吧?”不能說這是“其心不亂”的表現，不過他所知天下最好的食物只是肉，那麼“亂”的程度應是較小。拿這一條來分析某種特別的社會情況，也很有趣。一個窮困落後的地區，處於完全封閉的狀態，統治者只需告訴人民:他們的生活已經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那麼人民會相當滿足，社會因此也很穩定。一旦閉塞打開，儘管人民的生活在漸漸提高，社會卻不能如以前穩定。因為人民所見的“可欲”之物太多，其心已亂。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每每出現動亂的因素，根源就在於人心的這一種“亂”。     其三雲:“國有利器，不可示人。”這一條主要是對臣下而言，不過愚臣和愚民，總體上還是一致的。它的意思，是說君主對權勢的運用，不能昭示於人，不可形成定則。否則，下面的人就會掌握了趨避的辦法，變得乖巧起來，君主的權勢將失去作用。歷代帝王對於這一點多能心領神會，運用自如。常見的例子，一是對重大事件的處置，在事件結束以前，始終保持含糊曖昧的態度，因而隨時可以改變立場，令下面的人無法把握;一是對下面提出的方案，不依據任何理由加以改動，令下面的人無法猜測。如明、清有些皇帝，常常在大臣擬定的任用官員的名單上，隨便顛倒幾個人的位次，或添上一二個，劃去一二個，理由是皇帝自己也不曉得的，誰倒霉誰高升全憑運氣。其結果是“天威莫測”，教你有腦子無處用。     以上種種，又可用老子的另一句話歸納:“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注”是關注之意，指百姓各用其聰明;“孩”是“閡”之假借，關閉之意，指聖人從外面關閉上百姓的耳目，令他們渾渾噩噩，無知無識。     《老子》講愚民術，又講其他的政治權謀，因此為歷代統治者所注意。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趙佶、明太祖朱元璋，均親自為它作註釋。朱元璋的御注，在政治權謀方面尤其留意。當然，我們要看到:後人常在《老子》中取其一點而引申發揮，脫離了老子完整的思想體系。----------------------------老子最深遠的智慧：愚民術的三大手法！2016-09-05 由 權謀網 發表于 資訊【出處】道德經 第六十五章【原文】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字面意思】古代善於為道的人，不是教導人民知曉智巧偽詐，而是教導人民淳厚樸實。人們之所以難於統治，乃是因為他們使用太多的智巧心機。所以用智巧心機治理國家，就必然會危害國家，不用智巧心機治理國家，才是國家的幸福。了解這兩種治國方式的差別，就是一個法則，經常了解這個法則，就叫做「玄德」。玄德又深又遠，和具體的事物復歸到真朴，然後才能極大地順乎於自然。【解析】很多人都認為，老子的愚民術，是反智的、陰險的。但是，真的去管理一個組織了，就會發現這段話是多麼的正確。曾國藩帶兵，要的，都是淳樸的農民，腦子簡單好管。很多企業也都需要應屆畢業生，因為腦子沒有社會經驗，一片空白。這都是大家下意識實戰的結果。愚民術，其實有這麼幾個含義1、使用思維簡單的人一個人想成就大事業，絕對不是全精英隊伍，越是精英聚集的地方，都互相的鬥爭就越厲害。大智則詐出。我們有時候會看到這樣的規律，越是上層越是不穩定，越是下層越是幾十年如一日。原因就是人的思維越是簡單，就越穩定。我們看現在的企業，很多簡單勞動的工廠，恰恰一直很穩定，而那些高智力的公司，一年半載的就消亡了，原因也是如此。越是高智力企業，越是自由化嚴重。2、通過洗腦讓人簡單很多人，不都是天生的思維簡單的，必須使用的話，就需要，改造用。通過封閉的環境，單一的信息輸入，單一的上升渠道，大量的體力勞動，等等各種洗腦手法。讓他的思維簡單起來，改造後使用。每個企業向讓價值觀一直，或是想穩定起來，就必須整風，通過整頓作風，來實現大家的洗腦工作，完成簡單化的固定。這樣的人改造後可用。不接受簡單改造的開掉。3、通過流程剔除智慧依賴別人的智慧，可能被騙，也無法量化，而通過標準化的過程，能夠讓員工的思維參與度最大程度的降低。標準化，流程化，規範化，只有這樣能夠固化一個人的思維，誰來都一樣。因為用的不是你的大腦，而是你的行為，管理就是一個剔除大腦的過程。這一點，很厲害的就是，我不洗腦，而是不讓你的大腦參與。從根本上不用你的大腦。權謀網認為，老子的智慧真的而是深不可測。但是不方便明說，所以用了深遠和與物反的提醒。愚民術，就這三種策略，用一樣價值觀的，不一樣價值觀就洗成一樣，如果洗不成，就不讓他的價值觀參與。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e4apgy.html------------------------淺談帝王們的愚民之術愚昧盲從、沒有主見、迷信權威的百姓是最好治理的百姓；貧窮與愚昧是一對率生兄弟，常使民處於無知無覺、貧富不斷轉化的狀態，則是行之有效的治民之道。奴才與魔犬、奸民與豺狼則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伴生物。歷史常有這樣的情形：一個彷彿是天經地義的真理，到頭來卻是徹頭徹尾的彌天大謊。當謊言被歷史揭穿以後，人們在恍然大悟之餘，會覺得那騙術好像也並不怎麼高明，甚至簡單笨拙得令人可笑。然而，就是這些容易被後人認為是荒唐可笑的騙術，在其生存的時代裡，卻以它令人目眩的神聖光環，騙取了多少代人虔誠的篤信與崇拜。中國古代統治者的愚民之術，就是這種騙術的典型。一、君權的神話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在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君主掌握著全部的國家權力，是統治階級最高的政治代表。因此，愚民的最高水准在於使臣民對君主達到迷信的程度。由於凡人之間很難產生迷信，所以愚民之術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在人民的心目中將君主神化。古代人工“造神”的基本手法大致有三種，即君主人種神異化、人身神秘化、人格神聖化。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㈠君主人種神異化整個封建時代，“君權神授”論繼續得到統治者的廣泛宣揚。“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故號為天子者”之類的論調，仍然在政治思想領域和社會輿論中被大肆鼓吹。封建時代的君主，同樣處在半人半神的地位。這種地位，由於各種更加精細和具體的神話，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在中國古代的史籍中，幾乎每一個君主都有一段關於自己血統來源的神異記載。漢高祖劉邦的母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交龍於上，已而有娠”。前趙君主劉聰之母“夢日人懷”乃生劉聰。北齊後主高偉之母“夢於海上坐玉盆，日人裙下，遂有娠”。南朝梁武帝蕭衍。母嘗夢抱日，已而有娠”。既然君主不是“凡胎”，其出生之際免不了會有各種神奇的異兆。隋文帝楊堅出生時，“紫氣充庭”。宋太祖趙匡胤出生時，則是“赤光繞室”。後周太祖郭威呱呱墜地之際，更有一番熱鬧：“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元朝末年，又有一個“神異”的嬰兒出生。當他從母腹中掙扎而出時，帶來“紅光滿室”，其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這個嬰兒便是未來的明太祖朱元璋。關於君主受胎及誕生時的種種奇異的傳說，當然都是出於“愚民”的需要而有意編造和刻意渲染的結果。㈡君主人身神秘化人種的神異化，使君主處在某種介於人神之間的特殊位置。然而，無論血統來源有著什麼樣的“神異”，都無法改變君主畢競是人而不是神這樣一個事實。於是，愚民 術又耍出了新的花招，採用各種手段，為君主人身籠耀了種種神秘的色彩。神秘感往往來源於無知，無知又須藉助於保持一定的距離。為了維持君主在臣民心目中的神秘形象，君主與臣民之間隔離著深不可越的鴻溝。深宮如海，成為君主隔絕臣民的屏障。古人有云：“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一句話便暴露了君主深居簡出的真正目的。此外，在維護君主的尊嚴與神秘方面，中國封建社會有著許多繁瑣細密的形式主義的規定。例如君主的命令稱為“制”和“詔”，君主的住所稱為“宮”，君主的墳墓稱為“陵”，君主的印章稱為“璽”，君主自稱“聯”，君主死亡稱為“薨”，文字中不准提及君主的名字，君主有專用的稱呼、專用的器物、專用的服飾，……這一切規定，嚴格劃清了君主與普通巨民之間的界限，君主的一切其他任何人不得僭用。君主人身的神秘色彩越是濃厚，也就越是容易引起人們的敬畏尊祟。㈢君主人格神化神化君主，還需要極力美化君主的人格。只有這樣，才能增加君主對臣民的精神感召力量。“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估而子之，號稱天子”。統治者總是力圖使人民相信：君主的人格是完美無缺的，君主即代表著偉大、睿智、聖明、仁德、英武。事實上，古代君主不僅不可能具備上述美德，而且也不需要在實際上去追求這些美德。他們所要做的，僅僅是一番虛偽的表演，只要在臣民心目中造成君主人格神聖完美的假象，就算達到了目的。儘管君主在政治實踐中“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但應當十分注意，“千萬不要從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語不是洋溢看上述五種美德的說話，並且注意使那些看見君主和聽到君主談話的人都覺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為懷、篤守信義、講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中國古代的統 治者對於這一套愚民之術是熟知諳練的。西漢末年，每逢遇到水旱自然災害，都為野心家王莽提供了表現“美德”的機會。“每有水旱，(王)莽輒素食”，皇太后大為感動，特下詔褒揚慰勸：“聞公萊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王莽是否真的為“憂民”而不食葷腥，時人不得而知，但這番沽名釣譽的表演，卻是收到了效果，大大增加了王莽的政治資本。為了維護君主在臣民心目中聖明偉大的光輝形象，任何缺點與過錯都不可能與君主有緣。每逢天災人禍降臨以後，為緩和人民的不滿與反抗，中國古代的君主們有時也會頒布“罪已之詔”，做一番輕描談寫的自我檢討。其目的是十分明顯的，即所謂“罪己以收人心”。不過，真正實質性的罪責，絕不能由君主來承擔，往往是由臣屬來替代君主承受的。於是，在政治鬥爭的舞台上，便出現了“替罪羊”的角色。“吾皇水遠聖明，罪責全在臣躬”，這就是古代政治的必然邏輯。《君主論》中曾記載了16世紀初期意大利的一段歷史。瓦倫蒂諾公爵佔領羅馬尼阿後，為了使當地恢復秩序並服從王權，選擇了一個冷酷無情而又機敏 幹的人物雷米羅去治理這塊新佔領的地區，雷米羅以殘酌的手段在短時期內恢復了地方的安寧。公爵“要滌蕩人民心中的塊壘，把他們全部爭取過來。他想要表明，如果過去發生任何殘忍行為，那並不是由他發動的，而是來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看上述時機，在一個早晨使雷米羅被砟為兩段，曝屍在切塞納的廣場上，在他身旁放著一塊木頭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這種兇殘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時又驚訝恐懼。”類似瓦倫蒂諾公爵殺害雷米羅的實例，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是腰見不鮮的。關於君權的神話，使一般臣民養成了對專制君主誠惶誠恐、敬畏卑順的習慣心理。既然是神，自不必去考慮君主是否尚有不可信之處，更不敢有半點的懷疑與不恭。於是，在神異、神秘、神聖助君主面前，人民只能頂禮膜拜、心悅誠服。君主便可以安然無憂地穩坐在寶座上繼續作成威作福了。二、其它的愚民手法除了在君權問題上編造種種神話之外，中國古代統治者欺騙愚弄人民的其他常用手法還有如下幾種：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㈠ “攘外安內”的騙術早在中國古代的春秋時代，“攘外安內”論即已出籠。在晉楚兩國的爭鬥中，晉國統治集團中有入主張：“惟聖人能外內無思，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這就是說，從統治者的角度看來，適 保持國家的“外懼”，對於緩和國內矛盾是十分必要的。宋太宗對此說得更為露骨：“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息。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鬥爭實踐中，鼓吹並實行這種騙術的君主大有人在。特別是在國內矛盾尖銳激烈的時候，統治者甚至主動地挑起“邊事”，人為地製造“外憂”的假象，欺騙國內人民。㈡ “仁政”與“王道”的誘惑施行“仁政”和“王道”，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經常向被統治階級伸出搖晃的橄欖枝。所謂“仁政”和“王道”，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強調“親民”、“愛民”、“安民”、“惠民”，重視“民”的作用，重視民心的向背；二是適當減輕剝削壓榨的強度、改善吏治，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的根本利益。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在實際施政措施方面，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所鼓吹的“仁政”、“王道”的主要內容，包括有輕徭薄賦、賑濟災荒、抑奢祟儉、改善吏治等等。無庸諱言，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減輕剝削強度和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造成相對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社會條件。但是，統治者的所謂“仁政”，並非出自“仁慈”的“苦心”。他們的根本出發點在於維護既定政權的長治久安。“仁政”和“王道”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它給被統治階級造成了一種虛幻的希望，使他們把改變現實和尋求自身解放的理想寄託在“聖君賢臣”、“清官循吏”身上，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模糊階級意識、掩飾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實質的作用。㈢道德繩索的束縛道德的武器，受到了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高度重視。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除了運用政治、法律等手段之外，還通過道德來論證現存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恆性，利用道德的力量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漢代債學大師董仲舒對此有一段明確的論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從上述言論中可以看出，統治階級“以教化為大務”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對被統治階級思想上的統治和奴役，設置精神枷鎖和堤壩，防止人民“犯上作亂”。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長期停滯不前，封建道德的深刻影響應該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道德本身所固有的穩定性特徵，即使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後，封建道德的影響仍將長期存在。對於今天中華民族的奮進和崛起來說，仍需努力徹底清除歷史遺留下來的這種精神毒瘤。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㈣宗教的麻痺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看中了宗教的法力，他們藉用宗教的外衣，傳播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和世界觀，宣揚現世的痛苦來自前生的“罪惡”，受苦受難的人們應當俯首貼耳地甘心忍受今生的痛苦，只有忍耐和順從才能定向來世永恆的安樂和幸福。㈤思想文化的禁錮對被統治階級實行思想文化上的禁錮，這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愚民之術”中最直截了當的一手“殺手鐧”。如果說統治者利用道德和宗教的目的是促使人民“無欲”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禁錮則是他們企圖使人民處於“無智”狀態的一種手段。芸芸眾生“無智無欲”，統治者使可安然無憂了。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在許多問題上各執已見、爭辯不休，但在實行“愚民”政策方面，似乎找到了共同點而眾口一詞。道家的老子諄諄告誡統治者：“擊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儒家的孔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的韓非子則不僅宣揚：“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而且主張思想、言論、行事一併禁斷．即所謂“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在他看來，實行思想禁圖和控制，是最重要、最有效的“禁姦”手段。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盛行的各類“文字獄”，亦是統治者實行思想禁錮和文化統制的毒辣手段。他們從知識分子的作品中尋章摘句，羅織莫須有的罪名，有意製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無稽的冤獄。如果作品中果真流露出什麼“異端”思想，就更是會被心虛的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而嚴加防範。在這種極端專攢嚴密的統治下．豈能容忍人民思想言論的自由?文人學士們動輒獲咎，人人自危，誰還敢信奉和宣揚“異端邪說”呢?他們的下場，或者是甘做鷹犬奴才，或者是耽於故浪麻醉。清白正直的知識分子也只能走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道路。這種結局，正是統治者大興“文字獄”所要達到的目的。長安源社區http://www.changanyuan.com 在中國歷史上，愚民之術對被統治階級產生了強烈而持久的思想毒害作用。中華民族曾經因此而在漫長的歲月旦背負著沉重的精神枷鎖。直至今天仍在被人們評擊指責的所謂“醜陋”的“民族劣根性”，其實很大程度應該歸之於統治者愚民之術的'功勞簿”下。那種被欺辱而不自恥、被愚弄而不自知的麻木混沌的思想狀態，那種劃地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觸犯“天條”的自我精神封閉，那種不食人間煙火、壓抑人的正常慾望、逃避現實生活的社會現象，那種知天任命、安於現狀、不思變革和進取的人生態度，難道不都是同統治者長期的愚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嗎?這些手法曾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惡劣的影響。然而，騙術終將破產，人民終將醒悟，歷史終將前進。歷史上的愚民之術，已被時代所拋棄，但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深思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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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

思想要義老子提出「以道釋德」之學，提倡順應自然規律並用以修身的內聖之學，利用自然規律並用以治人的外王之術。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提出「齊物論」，深化了「無為」之境界，提倡勘破是非生死、超越功名利祿，實現「至德」。名言：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系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楊朱提出「貴己」「為我」的合理利己主義主張，提倡「制欲」「適欲」的「全生之道」。名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孔子提出「以仁釋禮」之學，提倡以「仁」為內核的內聖之學，以「禮」為外延的外王之術。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思著有《中庸》，發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名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提出「性善論」，深化「仁」學，認為「仁義禮智」為人心所本有，提倡「仁政」。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提出「性惡論」，發展「禮」學，認為人性本多慾望，需禮來規範，「隆禮重法」，影響了法家。名言：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墨子提倡人與人之間無差別的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推崇節約（節用），反對縱情於音樂（非樂），重視繼承前人的文化財富（明鬼），掌握自然規律（天志）。名言：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後期墨家義和利：義和利應該是統一的；義不應當只是主觀動機，也應該是可觀效果上的利益。知識的三種來源：親知（親身感覺得到的知識）、聞知（由傳授得來的知識）、說知（用推理的方法得到的知識）邏輯理論：①肯定概念是表示可觀事物的（所謂，實也；所以謂，名也）②把概念分為三類：達（最高最普遍的名詞概念）、類（同類事物的共同感念）、私（專講某一事物的專有名詞或個別概念）③判斷分三類，盡（全程判斷）、或（特稱判斷）、假（假言判斷）慎到法家講「法」「術」「勢」，慎到重「勢」。名言：民一於君，事斷於法。申不害法家講「法」「術」「勢」，申不害重「術」。名言：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商鞅法家講「法」「術」「勢」，商鞅重「法」。名言：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韓非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提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理論，主張變法。名言：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鄧析「名辨之學」創始人，反對「禮治」，提倡「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名言：非所宜言，勿言，以避其口；非所宣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惠施提出「合同異」的思想。名言：泛愛萬物，天地一體。公孫龍提出「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名言：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己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白與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鄒衍提出「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說」。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孫武提出「兵家之道」，認為「兵者，詭道也」。名言：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臏提出「必攻不守」「因勢」「造勢」等軍事思想。名言：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後動。鬼谷子提倡權謀策略，提出具體的言談辯論技巧。名言：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蘇秦提出六國聯合抗秦的「合縱」策略。名言：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父母不子，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盍可忽乎哉！張儀提出破除六國合縱的「連橫」策略。名言：「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足矣。」許行主張人人從事生產方面的體力勞動,自食其力,誰都不許「厲民自養」,不允許靠剝削別人的勞動果實維持生活。主張同等商品賣同等價格,並且要「市價不二」,不允許有商業欺詐。尸子兼宗融合儒﹑墨﹑名﹑法﹑陰陽等家的思想。名言：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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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27日13:33:40 于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
2014-08-27  騰訊思享會
編者按
作為錢穆先生的高足，余英時先生對于中國古代思想體系與古代政治結構的聯系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可謂當代不可多見的，具有一定思想深邃性的學者，今天的文章便是余先生對于儒道法三家的一個梳理的結果，對于目前那些提倡法家“法治”的讀者來說具有常識性普及的作用，故而轉載。（摘自江甦人民出版社2003出版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銓釋》。作者，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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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彌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這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但是首先我們要說明什麼叫做“反智”。
“反智論”是譯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譯做“反智識主義”。“反智論”並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跡可尋，並不限于政治的領域。中國雖然沒有“反智論”這個名詞，但“反智”的現象則一直是存在的。因為這個現象可以說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國自然不是例外。研究這一現象的學者都感到不易給“反智論”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不過一般地說，“反智論”可以分為兩個互相關涉的部分︰一是對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論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論者”和“反理性論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頗相牽纏，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別。神學史和哲學史上頗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謂徒恃理性不足以認識“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謂恃分別智不能證真如。所以一般地說，反理性論者只是對“理性”的使用際限有所保留，並非完全拋棄“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則含義較“理性”為廣，並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論者之不必然為反智性論者，其道理是顯而易見的。至于這兩者之間容易牽混不分，則是因為反智論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學說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諸人的反理性論，便常成為政治和社會上反智運動的思想武器。
反智論的另一方面則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表現一種輕鄙以至敵視。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我們稱他們作“反知識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須指出，“反知識分子”和“反智性論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實踐中這兩者則有時難以分辨。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一區別，是因為社會上一般“反知識分子”常常以知識分子為攻擊的對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觸及“智性”的本身，雖則對知識分子的攻擊多少也含蘊著對“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將盡量用“反智論者”一詞來兼指“反智性論者”和“反知識分子”兩者，非十分必要時不再進一步加以區別，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亂。
中國政治上的反智傳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歷史現象，我在本篇中只能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詳論且俟將來。首先必須說明，本文雖以討論反智論為主旨，但我並不認為中國的政治傳統是以反智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傳統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還可以說是比較尊重智性的。自漢武帝以來，尤其是隋、唐科舉制度建立之後，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識標準。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現代人攻擊。然而撇開考試的內容不談，根據學者統計，明初百余年間進士之來自平民家庭(即三代無功名)者高達百分之六十。這樣一種長時期吸收知識分子的政治傳統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判斷一個政治傳統和智性的關系，不能僅從形式方面著眼，也不能單純地以統計數字為根據。最重要的還得看智性對于政治權力是否發生影響?以及如果發生影響的話，又是什麼樣的影響?賈誼雖曾受到漢文帝的特別賞識，但是如果真如李義山所說的，“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則這種賞識並不足以說明漢文帝的政治具有智性的成分。所以我不想根據歷史上知識分子有考試入仕這一途徑，而對中國政治傳統中的智性成分加以渲染。
政治上的反智傳統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說，它是由整個文化系統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本篇之所以選擇政治思想為討論的基點，並不表示我認為思想是中國反智政治的最後來源，而是因為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當時的政治現實，而另一方面又影響後來實際政治的發展。中國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雖然多彩多姿，但主要流派只有儒、墨、道、法四家。而四家之中，墨學在秦以後幾乎毫無影響，可以不論。因此本文的分析將限于儒、道、法三家對智性及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
二、儒家的主智論
從歷史上看，儒家對中國的政治傳統影響最深遠，這一點自無置疑的余地，但是這一傳統中的反智成分卻和儒家政治思想的關涉最少。先秦時代孔、孟、荀三家都是本于學術文化的立場來論政的，所以禮樂、教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無論我們今天對儒家的“禮樂”、“教化”的內容抱什麼態度，我們不能不承認“禮樂”、“教化”是離不開知識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不但不反智，而且主張積極地運用智性，尊重知識。
儒家在政治上重智性的態度更清楚而具體地表現在知識分子參政和論政的問題上。孔子是主張知識分子從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他當然也贊成他的弟子們有機會去改善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但孔子心中的知識分子參政卻不是無原則地去作官食祿。他的出處標準是能否行“道”，即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如果只為求個人富貴而仕宦，在孔子看來是十分可恥的事。所以他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下逮戰國，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最活躍的時代。儒家在知識分子參政的問題上也相應而有所發展。這可以用孟、荀兩家的言論來略加說明。孟子和陳相討論許行“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的主張時曾提出一種分工論，那便是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天下之通義”(見《滕文公上》)。從現代民Z的立場來看，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論點。但是從歷史的觀點說，孟子的分工論也有其時代的背景，即在戰國士氣高漲的情形下，為知識分子參政尋找理論的根據。他認為政治是知識分子的專業，他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他又對齊宣王說︰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在這里更是明白地主張“專家政治”了。治國家的人必須是“幼而學，壯而行”的專門人才，正如雕琢玉石者必須是治玉專家一樣。而且治國既需依賴專門的知識，則雖以國君之尊也不應對臣下橫加干涉。和孔子相較，孟子所劃給知識分子的政治功能顯然是大得多了。
荀子生于戰國末期，知識分子在各國政治上已頗炙手可熱。故荀子所關心的已不復是如何為知識分子爭取政治地位，而是怎樣為知識分子的政治功能作有力的辯護。這便是他的《儒效》篇的中心意義。在《儒效》篇中，荀子主要在解答秦昭王向他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即“儒無益于人之國?”必須指出，荀子此處所說的“儒”是狹義的儒家之儒。當時各家爭鳴，在政治上尤其激烈，法家、縱橫家之流用“無益于人之國”的理由來攻擊儒家，自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這也是《儒效》篇的另一可能的歷史背景。荀子則舉出許多史例來證明儒者對國家最為有益。他指出儒者之可貴在其所持之“道”；這個“道”使得“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可見荀子仍嚴守著儒家“禮樂教化”的傳統未失。荀子把儒者分為俗儒、雅儒、大儒三類，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他的劃分標準乃在學問知識的深淺。他特別強調知識是政治的基礎。他說︰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
又說︰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知識必須到了能推類、分類的階段才是系統的知識。(按︰“類”在儒、墨兩家的知識論中都是最重要的概念。)而荀子的“大儒”，其特征之一便是“知通統類”。照荀子的意思，惟有這樣“知通統類”的“大儒”，才能負最高的政治責任。所以他說︰“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儒家主智論的政治觀至荀子而發展到最高峰。在荀子之世，政治上的當權者已對知識分子抱著很大的疑忌，所以，稍後秦統一了中國就采取了打擊知識分子的政策。荀子大概已感覺到風雨欲來的低氣壓，因此他一再強調國家必須尊重知識分子才能興盛和安定。他在《君道》和《強國》兩篇中曾重復地說道︰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荀子在這里已不只是為儒家說話了，他是在主張一種普遍性的士人政治!
儒家政治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的智性表現則在于對政治批評所持的態度。儒家論政，本于其所尊之“道”，而儒家之“道”則是從歷史文化的觀察中提煉出來的。因此在儒家的系統中，“道”要比“政”高一個層次；而儒家批評現實政治時必然要根據往史，其原因也在這里。孔子承繼了古代士、庶人議政的傳統，而提出人民可以批評政治。他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篇》)(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對晉侯語，謂“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便提到“士傳言”和“庶人謗”。《國語•周語上》載召公與厲王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段也說到“庶人傳語”。這些話應該就是孔子此語的歷史淵源。)
這句話的反面意思顯然是說“天下無道，則庶人議。”但是孔子一生都在嗟嘆“天下無道”、“道之不行”，他當然是主張“庶人議”的，他自己也從來沒有停止“議”過。事實上，孔子曾留下了一部有系統的議政的著作，就是《春秋》這部書。孟子告訴我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我們今天當然不能毫無批判地接受漢代公羊家的說法，認為《春秋》一書中充滿了種種“微言大義”，但是如果我們說，孔子曾經用史官成法對魯史舊文加以纂輯，並藉此表現他對時政的批評，似乎是一個相當合理的推測。孟子距孔子不過一百余年，他的記錄應該是有根據的。至少我們可以說，孔子以後的儒家都相信春秋是一部議政的著作；而且從孟子開始，這一議政的傳統一直在擴大發展之中，至西漢公羊學家的禪讓論而益見精彩。
孟子自己就繼續並大大地發揮了孔子春秋的批評精神。他的許多創見，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等等，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一直是光芒四射的。秦代統一以後，博士、儒生等人的“以古非今”、“各以其學議政”，也正是儒家批評精神的一種具體表現。事實上，孔子以後的儒家早已不拘守春秋的原始精神，他們的批評已不限于“亂臣賊子”，即使是大一統的皇帝也在批評的範圍之內。董仲舒說︰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史記•太史公自序引》)
董仲舒的“貶天子”說來自公羊家，而公羊家是齊學；漢初齊學中頗有堅持儒家批評精神的人，如轅固生的“湯武革命”論便是“貶天子”的一種具體表現。董仲舒在這一點上似乎和轅固生有思想的淵源(詳後)。其後西漢的儒生更援引五德終始之論，公開指責漢德已衰，要漢帝禪位于賢者。最顯著的例子是昭帝時(公元前78年)的眭孟和宣帝時(公元前60年)的蓋寬饒都因上書言禪讓而誅死。這尤其是“貶天子”精神的最高度的發揮。東漢以後，禪讓論已離開儒生之手，變成權臣篡位的理論工具，知識分子也從此不敢再說“貶天子”了。儒家議政的精神雖遭挫折，但是在東漢到明末這一長時期中，中國知識分子所發動的幾次大規模的政治抗議和社會抗議的運動，則仍然是受了儒家“庶人議政”的傳統的影響。東漢太學生的清議和明末的東林運動便是兩個最顯著的史例。在這種運動中我們看不見道家和法家的影響(理由詳後)。17世紀的黃宗羲說︰
學校所以養士，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明夷待訪錄•學校篇》)
黃宗羲要人民不以天子的是非為是非，並且要天子不敢自為是非，這是西漢儒家“貶天子”的精神的復活。他又認為學校不應僅為養士之地，更應為批評政治是非的所在，這當然是古代的“庶人議政”精神的進一步發揮。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條雲︰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仲尼聞是語也，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可見黃宗羲是以古代的“鄉校”為他學校理想之所寄，而他的“議政”精神也正是上承子產和孔子而來。所以在他看來，東漢的太學清議、宋代的太學生論政都是值得稱許的“三代遺風”。黃宗羲顯然不希望知識分子都變成皇帝所馴養的政治工具；東林和復社的精神仍然活在他的心中，他要知識分子負擔起批評政治的任務。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主智傳統在黃宗羲的手上獲得了一次最有系統的整理。
三、道家的反智論
道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雖然也有不少與儒家相通之處，但在對待智性及知識分子的問題上卻恰恰站在儒家的對立面。道家尚自然而輕文化，對于智性以及知識本不看重。但老、莊兩家同中亦復有異︰莊子對政治不感興趣，確是主張政府越少干涉人民生活越好的那種“無為主義”。他以“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為“坐忘”(“大宗師”)，這顯是反智性的。他又說︰“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齊物論”)這便陷入一種相對主義的不可知論中去了。但是他在“不知”之外又說“知”，則仍未全棄“知”，不過要超越“知”罷了。所以莊子的基本立場可以說是一種“超越的反智論”(transcendental anti-intellectualism)。而且莊子也並未把他的“超越的反智論”運用到政治思想方面。因此我們可以說，莊子的思想對此後政治上的反智傳統並無直接的影響。而老子則不然。老子一書可以說是以政治思想為主體的，和莊子之基本上為一部人生哲學的作品截然異致。老子講“無為而無不為”，事實上他的重點卻在“無不為”，不過托之于“無為”的外貌而已。故道家的反智論影響及于政治必須以老子為始作俑者。老子的反智言論中有很多是直接針對著政治而發的。讓我們舉幾條比較重要的例子︰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如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治)邦，邦之賊也；以不知知(治)邦，邦之德也。
(按以上引文主要系根據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寫本甲、乙兩本釋文，見《文物》，1974年，ll期)
老子在此是公開地主張“愚民”，因為他深切地了解，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識就沒有辦法控制了。老子的“聖人”要人民“實其腹”、“強其骨”，這確是很聰明的，因為肚子填不飽必將鋌而走險，而體格不健康則不能去打仗或勞動。但是“聖人”卻決不許人民有自由的思想(“虛其心”)和堅定的意志(“弱其志”)，因為有了這兩樣精神的武器，人民便不會輕易地奉行“聖人”所訂下的政策或路線了。老子的“聖人”不但不要一般人民有知識，甚至也不願意臣下有太多的知識。所以老子說︰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賢”本是墨家的主張，而儒家也主張“舉賢”和“選賢任能”。這是相應于戰國時代各國政治競賽的形勢而起的。其結果則是造成游士(即有知識和才能的人)勢力的高漲。老子既持“以知治邦，邦之賊也”的見解，他當然不願意看見因政府“尚賢”所造成的人民之間的才智競爭。顯然地，這種競爭必然會使得人民越來越“明”，而不是越來越“愚”。老子不鼓勵人民和臣下有知識，可是他的“聖人”卻是無所不知的；“聖人”已窺破了政治藝術的最高隱秘。因為“聖人”已與天合德了。老子說︰
聖人恆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儒家有“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的觀念，西方原始基督教也有Vox populi vox Dei(人民的聲音即上帝的聲音)的諺語。但一個是指“天”，一個是指“上帝”。老子的“聖人”豈不即相當于儒家的“天”或基督教的“上帝”的化身了嗎?否則他怎麼能隨時隨地都確切地知道“百姓之心”呢?難道百姓都把心交給了“聖人”嗎?當然，必須指出，老子說的是“百姓”，不是“人民”，而百姓在古代只是指“百官”而言。但是這種分別也許並不像字面上那麼重大。近來已有人說，儒家經典上的“人”都是“貴族”、“奴隸主”，更有人辯孟子“民為貴”的“民”是“丘民”，亦即“大人”或“巨室”。只要真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們也不必否認這種說法的成立的可能性。從嚴格的思想觀點分析，西方學者也曾指出，原始基督教所說的“人民”(Populi)大概是指的古代猶太民族中的“長老”(Elders)，並非當時全部以色列的居民。事實上，自古至今，對“人民”這個名詞的運用是一切政治魔術家所必變的戲法之一。但是通過思想史的分析，我們便可發現，這個名詞的內涵從來就沒有全面的包容性。美國憲法起草時所用的“人民”一詞原義便極為狹窄，有些英國作者所說的“人民”實際上即是地主階級。對于XTL而言，則只有純雅利安種人才算是真正的“人民”。無論老子的“百姓”所指為何，總之是當時政治上直接起作用的人群。老子的“聖人”則自信隨時能集中這些“百姓”的意見，並制訂永遠正確的政治路線。“聖人”既無所不知，掌握了事物的最高規律——道，則他之“以百姓之心為心”是無人能加以懷疑的。“始悟顏回嘆孔氏”，誰敢說自己比聖人知道得更多呢？
但是老子這部書雖然對政治運用的觀察分析入微，它畢竟只是一套抽象的理論，而不是行動的綱領。所以老子說︰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
又說︰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為者也。為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
老子在政治上發生實際作用，要等到所謂黃老政治哲學的發展成熟以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等到黃老和法家的一套辦法結合起來之後。黃老一派的所謂道家曾經過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階段，大約是從戰國晚期到西漢初年。黃老思潮在政治上得勢則在漢初六七十年之間。傳統學者對于黃老的認識大體上僅限于它的“清靜無為”的一方面；但是司馬遷卻在史記中把道家的老、莊和法家的申(不害)、韓(非)合成一傳。他並明言“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又說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于黃老”。此外從戰國到秦、漢，兼治黃老與刑名之學的人還很多，不必一一列舉。然則黃老與法家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呢?這也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一直懸而未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主要的原因是文獻無征，《漢書•藝文志》上所載屬于黃老一派的著作差不多都失傳了。最近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好幾篇古佚書，大體上可以斷定是屬于黃老一系的作品。因此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便有了比較可靠的線索。
我們初步地考察這些新發現的佚文，便可知黃老之能流行于大一統時代的漢初，決不是單純地因為它提出了“清靜無為”的抽象原則，而是黃老與法家匯流之後使得它在“君人南面之術”的方面發展了一套具體的辦法，因而才受到了帝王的青睞。本文不能對道、法關系作全面的深入檢討。這里，我們僅從反智論的角度來看看黃老學派的基本態度，《經法》的《大分》篇說︰
王天下者，輕縣國而重士，故國重而身安；賤財而貴有知(智)，故功得而財生；賤身而貴有道，故身貴而令行。(《文物》，1974年，第lO期)
這段話中，作者既說“重士”，又講“貴智”、“貴道”，似乎在政治上很能尊重智性和知識分子的樣子。但事實上這段話不能如此孤立地去了解。黃老派要向帝王推銷他們的“道”，並推薦他們自己，當然希望人主“重士”而“貴智”。等到這種“士”變成了臣下之後，他們的“智”便將完全為人主效忠，決不會發揮任何批判的力量，以致對政權有危害性。所以同篇又說︰
為人主，南面而立。臣肅敬，不敢敝(蔽)其主。下比順，不敢敝(蔽)其上。
這里所提出的問題是統一了天下的君主如何應付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的批評。因為在大一統的君主的心中，這種批評具有高度的政治危害性，即可以“亂天下”。其所以如此，則是由于“佞辯用智”。“佞”是價值判斷，可以不論。“辯”即有說服力，與傳說中少正卯“言偽而辯”的“辯”字相當。但歸根結底，毛病是出在“用智”。統治者對于無法征服的“智性”或“理性”總是最感到頭痛。黃老學派對“智性”及批評政治的知識分子所采取的態度在這里表現得毫不含糊，“庶人議政”或現代所謂“亂說亂動”是決不允許的。
但是即使是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也絕不能不需要一套政治思想來作他的精神武器，黃老學派于是便提出了他們所謂的“道”。這個“道”極簡單，所以是“一”。當然“一”也有惟一的真理的意思。但這個“一”只是一個最高原則，並非一成不變的。它可以“長”，即可以引申而施之于一切的具體情況，具有無窮的妙用。這大概就是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藏于密”吧。“一之理，施于四海。”換言之，它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掌握了這個惟一真理的人便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他不但永遠正確，而且幾乎懂得一切事物的規律。那麼誰才能全知全能而永不犯錯誤呢?答案是“正人”——“夫非正人也，孰能治此?”“彼必正人也”。這個“正人的“正”，除了可作“正確”解以外，也有“政”的含義。所以《經法》的《君正》篇說︰“法度者，正(政)之至也”。(按︰可能與秦代譯“政”字有關。)這樣的“正人”自然非人君莫屬，而且在黃老的思想系統中，也惟有人君始能掌握“道”。“帝王者，執此道也。”(《經法論》篇)人王和教主，內聖和外王，耶穌和愷撒在這里已合而為一了。
四、法家的反智論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反智論在法家的系統中獲得最充分的發展。無論就摧殘智性或壓制知識分子言，法家的主張都是最徹底的。更重要的，從秦漢以後的歷史來看，法家的反智論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造成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絕不是空談“仁政”的儒家所能望其項背的。
首先讓我們看看法家關于一般性的愚民政策的主張，因為這是在政治上排斥智性的一種最清楚的指標。前面我們曾經指出老子具有明顯的愚民思想。但以老子與法家相比，則前者只提出了一種高度抽象的原則，而後者則策劃了一套具體的實施辦法。韓非子《五蠹》篇說︰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于軍。(按︰我所根據的是陳奇猷校注的《韓非子集釋》，1974年)
這是說，除了“法”以外不許有任何書籍存在，而歷史記載(先王之語)尤在禁絕之列，當然更沒有人敢在“法”的範圍以外亂說亂動了。在這一路線的領導之下，全國只有兩種人︰勞動人民和軍隊，因為前者可以“富國”，後者可以“強兵”。人民要學習文化嗎?各層的國家干部便是他們的老師，法家的政治路線便是他們惟一的學習對象。但是我們必須記住，韓非這里所說的並不是空話，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他的同學李斯把這些辦法都一一施行了。
韓非之所以主張愚民是因為他根本就認定人民是愚昧無知的，無法了解國家最高政策的含義。如果再讓他們有一些足以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和思想，則只有更增加政府執行路線時的困難。他在《顯學》篇中說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並力疾斗所以治安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聖，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這番話真是說得痛快之至，動人之至，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句話顯得黯然失色。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他們竟全然不能了解。以當時法家的四大基本政策而言，促進農業生產是為了解決人民的經濟問題；加重刑罰是為了鎮壓壞分子；征稅征糧是為了備荒備戰；在全國範圍內要人民破私立公、國而忘家是為了準備痛擊一切來犯之敵或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但是人民對這四大基本政策競都有怨言。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如果再重視知識分子的批評或適應人民的政治水平，那麼國家便必然要陷入混亂的局面。
戰國晚期所集結的《商君書》也是一部重要的法家著作。其中對愚民政策有不同重點的發揮。《墾令》篇說︰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而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偷。”�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按︰引文據高亨，商君書注釋，1974年)
高亨解“外權”為“外國勢力”，大致可從。當時戰國競相招養游土，人民有了知識便有機會跑到外國的政治舞台上去，因此本國政府也就不得不“禮賢下士”，予以重用。這類在政治上可以興風作浪的知識分子多了，便有動搖法家政治路線的危險，而人民放棄農耕去追求知識學問，對本國的農業勞動力也是一個損失。懂得了這個歷史背景，便可知《墾令》篇作者的愚民論主要是為了防止知識分子和國外發生聯系，影響到國內的政治路線。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注此段首句雲︰
權，勢也。《管子•君臣》篇︰以援外權；《任法》篇︰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此管仲政策，禁臣民借外力干政得官。故商君亦用其策。言不以民之有外交勢力者，而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從事游說，而重農。(1974年重印本)
朱詁引《管子》為旁證，使我們知道法家路線的貫徹必須以禁止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外交通為其先決條件。理由很簡單，法家是政教合一的，國內只有一種思想的標準，故能收“萬眾一心”之效。但國外的多重標準則無法加以控制。國內知識分子和國外的接觸一多，在思想上便有了其他的立足點，就不免要對法家的路線提出種種疑問以至批評了。
和本文的論旨最有關系的還有一點，什麼是“一教”?
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以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破)。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樸，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我們記得，上面曾經分析過黃老學派的“一道”論，法家的“一教”在精神上正是和“一道”相通的。“一教”便是統一教育、統一思想、統一價值標準。“一賞”和“一刑”則是“一教”的雙重保證。這三者是三位一體的，合起來便相當于黃老的“一道”。反過來看，我們也可以說“一賞”、“一刑”、“一教”是“一道”的“一羆化三清”。那麼誰才能制定這種統一的教育呢?當然只有那位“治國”的“聖人”了。《農戰》篇雲︰
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
《靳令》篇雲︰
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
這豈不就是黃老“十大經”所說的“握一以知多”的“正人”嗎?“聖君”既掌握了一切事物的規律，他所立之教，人民便只能遵奉，不許批評，也不許向君主提出“獨立私議”。現在“聖人”除了農業勞動者以外，只需要戰士，因此法家的政權只對有軍功的人開放。此外對于一切有德行、學問、技能的人，政權的門則永遠是關閉的。
在這些主張的後面，暗藏著法家對于人性的基本假定。第一，法家假定人性是好權勢、好財富的。因此只要“聖人”全部控制了這兩樣法寶，他就可以誘導人民追隨他的政治路線。第二，法家假定人性是貪生怕死的，因此“聖人”的嚴刑峻法便可以阻嚇人民不敢亂說亂動。在這一點上，法家是和老子分歧了。他們不接受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論斷。韓非子《解老》、《喻老》兩篇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相反地，《解老》篇還對老子“禍兮福之所倚”作了如下的解說︰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心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
恰好可以證實前面所指出的法家關于人性的兩個基本假定。而且這里還透露了法家對于人的思想的看法︰人的思想是永遠在趨利避害的。這又是法家相信思想可以通過威脅利誘來加以控制的理論基礎。法家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公開提倡反智論，其一部分的根據也在這里。
法家的反智論是和他們要樹立君主的領導權威分不開的，用法家的名詞說，即所謂“尊君”。在君主的心中，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于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批評。對于這類疑問和批評，即在今天號稱是民主國家的執政者也不免聞而生畏，至于大權獨攬的極權國家的領袖及其黨徒更是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了。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曾特別提到知識分子的異端是甦聯最感頭痛的一個問題。近來索爾仁尼琴和薩哈洛夫的言論便充分地證實了赫魯曉夫的說法。以今例古，我們就更能夠了解古代法家“尊君”論的心理背景了。
“尊君”論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內容。在積極方面，君主必須把一切最高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能容許有大權旁落、君弱臣強的情況發生。在消極方面，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君主縱有過失，也要由臣下來承擔責任。所以在實踐中“尊君”必歸于“卑臣”。臣愈卑則君愈尊，而且非卑臣亦無以見君之尊。
“尊君卑臣”論發展到韓非才真正鞭闢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論發展到韓非才圓滿成熟，化腐朽為神奇。“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這就是後世所謂“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尊卑之分還能過于此嗎?西方基督教徒說︰“一切榮耀皆歸于上帝。”韓非的“明君”正是這樣的上帝。“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這才真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只要肯听“明君”的話，規規矩矩地“考慮”、“守職”，他們的知識、才能便都變成了“明君”的知識、才能。“富貴”是不在話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識相，自高自大，興風作浪，亂提意見，妄發議論，那麼，不要忘了，“明君”還有鎮壓的力量在後面。(世智，力可以勝之。)眼前的例子，像上面提到的薩哈洛夫，早年為甦聯的氫彈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得過斯大林獎金，三度被封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但後來忘了分寸，講什麼“學術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講什麼“人類生存，匹夫有責”(No one can shed his share of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upon which the existence of mankind depends)。現在呢?薩哈洛夫垮了，臭了，頭上的帽子正式換了牌子，叫做“反愛國者"(antipatriot)，叫做“反動分子”(reactionary)。這樣的反智論才合乎“人盡其才”的經濟原則。甦聯的文化沙文主義是出了名的，什麼東西都說是俄國人第一個發明的。但是惟獨在發明一套控制知識分子的精密設計這件事上，他們無論如何不能再爭第一，中國的法家確確實實地比他們佔先了兩千年。
法家的反智論從來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緒，它是從戰國(特別是中晚期)的政治經驗中逐步發展成熟的；韓非則運用他的冷酷的理智(cool reason)總結了以往的一切經驗，而加以系統化︰使它變成了專制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秦始皇和李斯則又根據韓非所總結的原則而在全中國的範圍內開創了一個反智的新政治傳統。“焚書”和“坑儒”這兩件大事便是法家反智論在政治實踐上的最後歸宿。“坑儒”一案另有曲折，而且是偶發的事件，姑置不論。“焚書”則是秦代的基本政策，讓我們看一看它的具體內容。《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的奏議說︰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之制，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按︰引文據李斯傳校訂)
顯見“焚書”令是完全針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批評法家路線而起。儒家當然首當其沖，那是毫無問題的。但諸子皆在焚毀之列，也已由“百家語”三個字完全證明了。(也許法家的著作是例外。)明令不去的書籍只有秦代史乘和技術性的東西，則這一措施的思想性之強烈可想而知。秦廷發動“焚書”的惟一理由即是“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于下”。那就是說，如果讓以“私學”攻擊皇帝所立之“法教”這種運動繼續演變下去，上面將損害人主的威信，下面將造成知識分子的團結，其必然的結局便是“君弱臣強”。我們在這里清楚地看到，法家的“尊君”論被它自己的邏輯一步一步地推向反智論︰尊君必預設卑臣，而普遍地把知識分子的氣焰鎮壓下去正是開創“尊君卑臣”的局面的一個始點。
“焚書”政策的實施是韓非的反智論的徹底勝利。李斯的奏議不但在精神上完全忠實于韓非的理論，而且在用詞遣字等細節方面也謹守著韓非的原文。這一點，郭沫若在“韓非子的批判”中早已舉例證明了。《韓非子》的《和氏》篇曾提到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此說雖不見于《史記》或其他先秦典籍，然後世學者多信其為實錄。這樣說來，秦國已早有焚毀儒書的傳統，韓非思想的影響也許不像想象中那麼大。但是我很懷疑這是後世法家或韓非本人的“托古改制”。秦國一向是所謂“西戎之地”，在文化上很落後。在紀元前四世紀的中葉，儒家的詩、書縱已傳至秦地，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影響，以致成為商鞅變法的阻礙。若說《尚書》中有“秦誓”、《詩經》、《國風》中有“秦風”，即是商君所燔的詩、書，但那是秦人自己的東西。以“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一條推之，可斷其必無此事。所以我認為“焚書”的觀念雖未必始于韓非，但李斯、秦始皇的推行焚書政策則恐怕正是受了韓非“燔詩書”一語的啟示。
兩千年來，韓非對于中國人政治生活的影響，遠超出一般的常識了解之上。
五、儒學的法家化
秦朝亡了，漢朝代之而起，而法家所建立的制度卻延續了下去。漢代一直被古今歷史家認作是儒學得勢的時代，尤其是從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賢良對策，正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的思想界似乎已成了儒家獨霸的局面。因此近代學人攻擊儒家在歷史上與君主專制互為表里，便往往以漢武帝的“復古更化”為始點。
所謂“儒學的法家化”，其意義不是單純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遠在先秦時代，荀子《王制》和《正論》兩篇已給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統中安排了相當重要的位置。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于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臣卑臣”論。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我們知道劉邦是最鄙視儒生的，但叔孫誦居然用“朝儀”這件事得到了劉邦的常識。原來劉邦雖做了皇帝，而同他一齊打天下的功臣卻都不知禮節。史稱“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史記•叔孫通傳》)于是叔孫通提議由他到魯地去征召他的弟子來“共起朝儀”。他說他願意“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他是否有“古禮”作根據似乎大為可疑，因為魯地有兩個儒生便拒絕受召。他們對叔孫通說︰“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但是叔孫通曾任秦廷博士，他所說的“秦儀”恐怕確是貨真價實的。由此可見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時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之儀，其效至于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臣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立刻就要毀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次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是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所以皇帝必須用其他曲折的方式來補救自己已犯的過失。“人主無過舉”這句話從此變成皇帝的金科玉律，皇帝的尊嚴真是至高無上的了。(這句話據褚少孫補《史記•梁孝王世家》是周公對成王講的，但我看正是叔孫通一類儒者造出來的，為的是和法家爭結帝王之歡。)太史公說︰
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這位“與時變化”的“聖人”把“尊君卑臣”變成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是漢代第一個法家化的“儒宗”。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漢武帝時代的公孫弘。《史記•平津侯列傳》說︰
丞相公孫弘者，齊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余，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余，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閑，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听，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以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願意損傷君主的尊嚴。
清代的學者如何焯和沈欽韓都力辨公孫弘本是雜家或刑名(法)家，並非真儒者，其實這一點並非關鍵的所在。公孫弘的同鄉老前輩，即景帝時和黃生爭“湯武受命”的轅固生，曾同他一道被征到漢庭，轅固生那時已九十余歲，他警告公孫弘道︰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儒林傳》)
可見這位堅持原則的老儒早已知道公孫弘是靠不住的了。但是公孫弘之所以能致身卿相，卻正是由于他打的是儒家的招牌。《儒林傳》中保存了他請立太學的一篇文獻，讀起來豈不句句講的是儒家“禮樂教化”的道理?《儒林傳》說︰“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大批的法家改頭換面變成了儒生，更加速了儒學的法家化。
懂得漢代法律的人一定知道，“大逆無道”、“謀反”等罪名已足夠置淮南王于死地，而膠西王更引春秋“臣無將，將而誅”之文，顯見為架床疊屋，似無必要。其實不然，中國歷史上有些帝王殺人，不但要毀滅人的身體，更要緊的是毀滅人的精神。戴震說︰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與某書》)
又說︰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
漢代的“經義斷獄”比戴東原所說的還要可怕，人不但死于法，而且同時又死于理。這才是“更無可救矣”!董仲舒著了一部《春秋斷獄》(又叫《春秋決事比》)，把《春秋》完全化為一部法典，更是“儒學法家化”的典型例證。王充說︰
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然而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于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論衡•程材》篇)
所以“緣飾”兩字，我們萬不可看輕了，以為只是裝潢門面之事。其實法律只能控制人的外在行動，“經義斷獄”才能深入人的內心。硬刀子和軟刀子同時砍下，這是最徹底的殺人手段。清代的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所以才要用“經義斷事”(《廿二史札記》卷二)，那簡直是不著邊際的歷史斷案。叔孫通嘗“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見《晉書》三十卷《刑法志》)這顯然是在為統治者擴大並加密法網，竟至傍及律外，更不可視為“法制未備”了。馬端臨論《春秋決事比》時曾沉痛地說︰
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武)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弼)、何(晏)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深于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于王、何矣。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于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按︰公羊、轂梁)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文獻通考》卷一八二)
這才真正揭破了漢代“春秋斷獄”的真相。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遭到的無數“文字獄”不正是根據“誅心”、“腹誹”之類的內在罪狀羅織而成的嗎？追源溯始，這個“以理殺人”的獨特傳統是和漢儒的“春秋斷獄”分不開的。換句話說，它是儒學法家化的一種必然的結果。馬端臨責備董仲舒的話也許太過。董氏在主觀願望上很可能是想因勢利導，逐漸以“德”化“刑”，但就此下漢代歷史的實況說，馬端臨的論斷是很難動搖的。漢以後雖不再用“春秋斷獄”，但漢儒既已打開了“誅心”之路，程、朱的理學便同樣可資帝王的利用。明太祖和清雍正便抽象地繼承了漢武帝的傳統。章太炎解釋戴震“以理殺人”的歷史背景道︰
明太祖誦洛(程)閩(朱)言，又自謂法家也。儒法相漸，其法益不馴…… 洛閩諸儒制言以勸行已，其本不為長民。故其語有廉峻，而亦時時軼出。夫法家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與行己者絕異。任法律而參洛閩，是使種馬與良牛並駟，則敗績覆駕之術也。清憲帝(雍正)亦利洛閩，刑爵無常，益以恣難。……吏惑于視听，官因于詰責，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獄滋煩，莫敢緩縱，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摭取洛閩儒言以相稽。覘司穩微，罪及燕語。九服非不寬也，而迥之以叢棘，令士民搖手觸禁。其壺傷深。(《太炎文錄初編》卷一《釋戴》)
先秦儒家的君臣觀在董仲舒手上也經過了一番相當徹底的法家化。周輔成在《論董仲舒思想》中曾征引了以下幾條《春秋繁露》中的材料︰
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臣之義比于地，故為人臣下者，視地之事天也。(《陽尊陰卑》。按︰周氏書中誤作《王道通三》)
人主立于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天地、入主，一也。(“王道通三”)功出于臣，名歸于君。(《保位權》。按︰甦輿《春秋繁露義證》卷六雲︰“此篇頗參韓非之旨。”)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要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為人者天》)
他接著解釋道︰“這種尊君的程度，雖然太好，但是溯其來源，仍在先秦儒家。”周氏的解釋是錯誤的，先秦儒家並無此類說法。董仲舒事實上是窮取了法家的“尊君卑臣”之論。前面所引韓非《主道》篇“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的思想之來源，不過董氏托其說于“春秋”而已。這也是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董氏的《春秋繁露》中，“尊君卑臣”的議論甚多，如《竹林》篇亦雲︰
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唯我君之德。(按︰此《尚書•君陳》篇語)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這正是“善皆歸于君”的具體說明。叔孫通“人君無過舉”，公孫弘“不肯面折庭爭”、“有不可，不庭辯之”，在這里都獲得了經典上的根據。《禮記•坊記》說︰
子雲︰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禮記》中縱有先秦材料，但其書至少曾經漢初儒者整理。魏張揖甚至說它是叔孫通所撰。無論如何，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的話，大概可以斷定是出于法家化了的漢儒之口。
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漢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決不是因為欣賞他的“貶天子”之說，而是因為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生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內核。當時有一位黃老學派的汲黯便當面揭穿了這一事實。《史記•汲黯傳》說︰
天子(武帝)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雲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外施仁義”便是以儒術“緣飾”，“內多欲”則非做法家型“惟我獨尊”的人主便無以操縱自恣。儒家所謂“禮樂教化”不但在武帝一朝未見實效，就是到了他的曾孫宣帝的時代也還是紙上空談。下面是漢代一個極有名的故事，可以使我們知道所謂“獨尊儒術”的真相。《漢書•元帝本紀》載元帝為太子時︰
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請看宣帝罵儒生“好是古非今”的話，豈不完全是秦始皇、李斯的口吻，哪里有一絲“仁義”的味道?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雲︰
申(不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
可見西漢的皇帝從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線；他們內心所最關切的問題可以說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個字。不但西漢如此，晉室南渡，已成君弱臣強之局，做皇帝的還是向往著法家路線。《資治通鑒》卷九十《晉紀十二》雲︰
(元)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元帝太與元年三月庚午條)
司馬氏號稱儒學大族，而晉元帝即位後第一件事便是賜韓非書給太子，君統與法家關系之深，可以推見。歷史上叔孫通、公孫弘之類的“儒宗”看清了這一點，“與時變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長其惡，才在表面上奪得思想界的統治地位。然而個別的儒家要真想當權，首先就得法家化，就得行“尊君卑臣”之事。他不但有義務幫朝廷鎮壓一切反對的言論，而且連自己的“諫諍”之責也要打一個七折八扣。理由很簡單，“忠臣不顯諫”，“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皇帝是不能公開罵的。這樣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後也只能成為“反智論者”。所以“尊君卑臣”的格局不變，知識分子的政治命運也不會變。但是中國政治史始終陷于“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朱子語類》載︰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卷一三四。按︰《舊唐書》卷一三九《陸贄傳》載陸宣公答唐德宗語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朱子議論當即本于陸宣公此節奏語也)
朱子能議論及此，才真不愧是曠代臣儒。現代人都說中國君主專制的傳統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這話不知道算是恭維儒家還是侮辱儒家，至少韓非的“孤憤”之魂一定會委屈得痛哭的。現代人之所以讀錯了歷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叔孫通之流“緣飾”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歷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漢宣帝、明太祖那樣坦率可愛，肯公然地說︰“決不施仁政”!
朱子答陳亮雲︰
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于義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為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四部叢刊初編縮本，579頁)
從朱子到今天，又過了八百年，因此我們只好接著說︰
二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初稿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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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涵蓋先秦諸子思想，天下有道！
2016-07-31 由 儒風大家 發表于 文化
2016-07-25 儒風大家
道家：老子、莊子、楊朱
儒家：孔子、子思、孟子、荀子
墨家：墨子、後期墨家
法家：慎到、申不害、商鞅、韓非
名家：鄧析、惠施、公孫龍
陰陽家：鄒衍
兵家：孫武、孫臏
縱橫家：鬼谷子、蘇秦、張儀
農家：許行
雜家：尸子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ulture/ez3an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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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出同門的兩位牛人，學說和主張影響深遠，可惜都死於非命
2016-11-30 由 黑白歷史 發表于 歷史
古代帝王之術——儒家以愚民，法家以為本。
春秋戰國的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都屬於法家的開創者，但是法家真正成為與儒家、墨家、陰陽家等並列的大家，還是戰國末期的韓非對各位法家先驅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方成為正式獨立一大家。
韓非子的老師是荀子，荀子雖然出自儒家，但是卻是個「叛逆者」，其學說與正統儒家大相逕庭，或者說是補充了正統儒家學說的不足，所謂有陰就有陽，有日就有月，在人性問題上，提倡性惡論，主張人性有惡，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與孔子所主張的「人性本善」大相逕庭。
《史記》記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荀子的「帝王之術」，通過李斯後來的實踐，體現出來。北宋蘇軾在《荀卿論》中說：「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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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這位儒家達人，結果教出了兩位法家代言人，而法家和儒家如同矛盾，儒家主張「仁政」，而法家主張「嚴政」，不過想想是荀子這位「叛逆者」也就理所應當了。
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將老子的辯證法、樸素唯物主義與法融為一體。韓非是韓王之子，荀子的學生，李斯的同學。著有《韓非子》一書，共五十五篇，十萬餘字。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呈現韓非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效益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目的是為專制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思想。
韓非深愛自己的祖國韓國，但他的政治主張並不被韓王所重視，而秦王嬴政卻為了得到韓非而出兵攻打韓國。李斯因嫉妒韓非的才能，將韓非害死在秦國。但是，韓非的法家思想卻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幫助秦國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韓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對後世影響深遠，是毛主席最佩服的中國古代思想家。毛主席曾經說過：」中國古代有作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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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雖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張卻與荀子大大相反，他沒有承襲荀子的儒家思想，卻愛好「刑名法術」之學，且歸本於『黃老之學』，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統治理論。韓非總結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張君王應該用『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治理國家，此為法家之博採眾長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見韓非著作部份篇文內容就佩服地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說，寡人如果能見此人，與其同游談論一番，那就是死也都無憾了！在韓非死後，當代各國國君與大臣競相研究其著作《韓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統一六國的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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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反對政治治理的原則建構在私人情感聯繫與當代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張將人的自利本性作為社會秩序建立的前提，強調君主統制權視為一切事物的決策核心，君權是神聖不可侵犯，君主應當運用苛刑峻法重賞來御臣治民，以建立一個君主集權的封建國家。
韓非子在其《韓非子》裡面有《解老》與《喻老》兩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於老子，故後世稱之為道法家，意味從道家裡面延伸出來的新法家思想。從思想上說，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從政治上說，商鞅是法家最傑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動，創造了一個國家的富強，奠定了天下統一的基礎，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法家這兩個巔峰人物，都從老子那裡得到了豐富的營養。
韓非子之學出於荀子，而成為法家，又歸本於道家。其最高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但其學說過於尊君，為後世所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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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提倡君權神授，自秦以後，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治國理念都頗受韓非子學說的影響。
李斯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於韓人間諜鄭國入秦，秦王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被秦王所採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滅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
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等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李斯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其實關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歷史上一直都是有疑問的，如今相當大一部分人覺得所謂的「焚書坑儒」其實是後世對秦始皇的一種曲解，秦始皇坑殺的是術士，也就是煉丹的那些方士，至於原因第一是被徐福坑了，第二是被丹藥毒害深惡痛絕。
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
秦二世胡亥為了修好阿房宮，徵發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當時中國人民的反秦起義已經風起雲湧，為了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將軍馮劫勸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宮，減少一些徭役。當時，秦二世正與宮女宴飲作樂，見李斯等人上書十分惱怒，下令將他們逮捕入獄。
李斯在獄中多次上書，都被趙高扣留。趙高藉機說李斯與其兒子李由謀反，對李斯嚴刑拷打，刑訊逼供。李斯被迫承認謀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殺死。夷三族。而其子李由仍將兵在外，不久，與項羽、劉邦戰於雍丘，大敗，被義軍斬於雍丘。
實在是可惜了這兩位法家的牛人，一位集大成者，竟然被自己的同門師兄弟因嫉妒而殺死，但其學說卻影響至今；另一位法家的貫徹執行者，廢分封立郡縣，統一錢幣、文字、車軌、度量衡，為中華民族的融合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因其晚年的極端化，最終慘遭被滅三族，最後一個逃過一劫的兒子也在作戰之時戰死，這也算是一種報應吧。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48zgr4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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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要孔孟主張宗周，用禮樂來進行對天下的統治，主張仁政，主張人要有仁義，崇尚中庸之道，孟子主張“性善論”，荀子主張“性惡論”。當時的“思孟”學派對後世的心學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典型的就是“陽明心學”。
道家：主要老莊主張人性自然，特別老子創造的道，是中國哲學史上對認知的一大飛躍。以清靜無為救世，又主張以退為進。在先秦時期，以老、莊、文、列、關、楊最為盛名。
墨家：其中其創派人墨翟最為有名，後期墨家則是以“墨辨”為主。主張兼愛、非攻、尚同、尚賢、非命、眀鬼等。又有守城等重要的軍事思想。
法家：法家崇尚依法治國，崇尚君主中央集權專政，推崇愚民思想、耕戰等，唾棄儒墨家。典型代表韓非子、慎到、申不害。重“勢、法、術”這三個思想。法家是社會進步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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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三家的思想
(1)儒家的政治社會主張:
儒家對於春秋戰國的變局也是極為不滿。儒家認為歷史是退化的，時間愈往後，人類愈退步。但在退化的過程中，儒者有義務以知識與道德，為生民創造一個合理的生存條件，並維繫人文精神於不墜。
孔子一生最崇拜周公，他認為周公就是這樣一位聖人。在孔子心目中，政治的最高典範是「天下為公」。但自從夏禹傳子，開啟了「家天下」的局面之後，大同世界的境界已一去不返。原本政治權力是人民的公器，如今卻成為私人的家產，也成為鬥爭的目的。
聖人看到這種現象，於是發明了禮，用它來規範政治社會。由於周公對禮的創作最有責獻，因此孔子一生遑遑栖栖，所追求的就是要繼承周公的志業。面對這個亂世，孔子主張重建封建的秩序。
孔子並不是想保留周封建的殘骸，而是想創造合理的政治秩序。儒家理想當中的封建制，是由最高的統治者到一般的人民，都以禮來規定他們的身分。對於孔子而言，禮不是那些儀式與器物，禮是「名分」。每個人都有各種名，如天子、諸侯、大夫、士與庶人，或者君、臣、父、子、夫、妻等。每個人必須依照他的名扮演各自的角色，然後「安分」。分就是名所蘊涵的義務，如孝是子當盡之分，忠是臣當盡之分。一個政治社會要有秩序，就是每個人依其名，安其分。一般的平民須如此，統治者更必須要作為表率。這種政治的理想，我們稱之為「禮治」。孔子心目中的封建就是禮治的實踐。
孔子在面對春秋時期政治的敗壞，提出了「仁政」的學說。仁政是一種「道德政治」，它要求統治者必須先具備道德的修養，才有資格行使統治權。相對的，政治的目的也是要使道德落實在人間。這個過程儒家稱作「內聖外王」。質言之，孔子主張政治必須與道德結合，以及成德的君子當為政治領袖，這些想法影響中國政治的發展十分深遠。
孔子之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戰國中期的孟子。孟子在孔子仁政觀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他的學說。孔子認為只要在上位者是有道德的君子，以身作則，那麼在下位的人民就會效法而成為君子。
孟子進一步解釋為什麼孔子的想法可能實現。因為人性皆有向善的可能，此即孟子著名的「性善」說。人的心中都有善的種子，我們想要讓它發芽而不是枯死，除了人要有自覺外，另一方面必須要有一個好的環境讓善的種子茁壯。而統治者便有義務為人民建設好的環境。基於對人性的尊重與信任，孟子主張政府的責任在於啟發人性善的本能。只要人民得到正確的教導，每個人都可以成德，因此孟子才認為人皆可以成為堯舜。
孟子也為抽象的仁政理想，定下了具體的內容，此即「井田」說。
在孟子的時代，周封建已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必須提供新的政治社會藍圖，孟子也不例外。井田制度是否存在於西周時期，學者之間頗有爭議。但孟子的井田制度無疑是一種創新，是他為新時代所創設的新制度。首先，他主張每戶農民必須擁有一塊自有的土地，這是對仁政的起碼的要求。孟子多次主張一戶農家必須要有一百畝田地，這就是所謂的「一夫百畝」。這種政府有義務提供農家百畝土地的想法，一直延續到唐朝中期均田制崩潰後才告消失。
其次，理想的井田社會不僅是人民在物質生活上得到保障，在精神上也成為一個有自主性且互助的社群。孟子曾這樣描述井田制的社會生活: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聚落的成員彼此之間經濟地位平等，人格也是平等的。聚落內部沒有強凌弱、眾暴寡的情形，大家以年齡來決定尊卑上下，形成一個「長幼有序」的社會。
孟子之所以嚮往井田社會，正因為當時的統治者與法家正雷厲風行「什伍之制」。與孟子同時期的商鞅正在秦國變法，其中的一個主要項目即是什伍制。
什伍制是仿照軍隊的編組方式，將鄰近的五戶或十戶編為一組，責令他們互相監視。若發現鄰居有不法，必須立刻告宮，否則連坐。前面提到的《睡虎地秦簡》，可以證明什伍的組織的確存在於當時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法家認為什伍之制是管理人民的最好方法，一方面它可以發揮警察的功能，預防人民造反;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戶籍管理，統治者可以嚴格控制人力，不愁沒有賦役的來源。
換言之，只要將人民編入什伍之中，統治者就可以高枕無憂。其實讓人民安定的生活在土地上，編組他們從事生產，在這個時代的確有其必要性，孟子的井田說也是辦法之一。但如果這種編組只是為了富國強兵，或遂行專制集權的企圖，卻是孟子所反對的。這也是仁政與暴政的區別。
(2)道家的哲學: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熱衷改革，使得政治組織日益龐大複雜。政治勢力日漸延伸到社會的每個角落。道家對於這種發展深惡痛絕。其代表人物是春秋時期的老子與戰國中期的莊子。
老子認為亂世的原因不在於制度不好，而在於制度本身就是亂源。所以人類應該根本拋棄制度，放棄精緻的文化，重新生活在孤立的農莊中。所謂「鄰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便是老子的理想社會。現實的環境卻正好相反，國家機構在膨脹，社會組織在擴張，舊有的氏族卻在分解中。對於新時代的發展，老子哲學是無能為力的，充其量只是一種浪漫的抗議。
但是老子的「無為」哲學成了往後中國人對於暴君苛政的最微妙且最嚴厲的譴責。
莊子所面對的是一個更殘酷的世界，各國的統治集團 爭奪名利，彼此砍殺。人民不是死在戰場中，就是因逃亡而轉死溝壑。如果人間的紛擾並不是一時的偶然現象，而是文明的本質，我們應該跳開政治社會的問題，而去思考如何在現實生活中保持心靈的超越，作逍遙之遊。當世之人競逐名利，實是庸人自擾。莊子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無差別，無所謂得失，也無所謂成功失敗。莊子的哲學對後代的隱逸思想有極深刻的影響，而隱逸思想對於中國的美學與藝術的發展則起了很大的作用。
(3)法家的政治學說:
在戰國時期，各家思想中最得勢的是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曾多次求見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對秦孝公說「帝道」，孝公一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對孝公說「王道」，孝公雖然清醒，但沒什麼興趣。第三次商鞅說「霸道」，孝公不自覺的愈坐愈往前，兩人相談數日都不厭煩。
所謂「霸道」是提高君主權力的方法。當時列國君主所熱衷的正是這套道理。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法家思想是完全沒有理論與理想性的。法家的政治主張源於對於人性的認識。法家認為人民是性惡，且無善的可能。人民也缺少求知的能力，不知道如何生活才能獲得真正的利益。因此法家認定國家的支配控制實屬必要與正當。愚昧的人民是無法瞭解國家的政策與統治者的用心，所以統治者不需要以道德教化人民，只要用嚴刑威嚇，用獎賞引誘即可。
根據這種理論，法家主張尊君與集權。法家主張賦與君王絕對的權力，以便君主能推動政務。尊君與集權的主張是要打破周封建的不合時宜。
封建秩序是強調私人的關係，最主要是指血緣關係，如同族、同宗等。
法家強調法，正是要打破封建宗法的私人關係，建立起政治領域中的公共規範，這個規範就是法。為了要讓法能夠順利被執行，所以要建立起國君的絕對權威，他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法家主張暴君。法家也主張君主必須守法，君王只能代表自己的職位，代表法律，不能有私心。
但如果君主一旦徇私時該如何，一旦不尊重法律時又該如何，法家也沒有答案。這是法家思想的嚴重弊端。
法家尊君與集權的主張適合當時時代的需求，故大受君主的歡迎。
法家強調法的態度，也促成了法律的改革。法家的代表人物戰國初期的李悝(也作李克)，撰有《法經》一書，成為戰國以後中國國家法的最重要來源。魏國首先使用《法經》，商鞅則將它攜入秦國，構成秦律的主要部分，以至漢律再承襲秦律。一九七五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現一批竹簡，稱作「睡虎地秦簡」，其中多是戰國末年秦國的法律文書。這批竹簡的出土讓世人得以瞭解戰國時期秦國法律的驚人水準。也由此看出李悝、商鞅與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對於秦法的貢獻。總之，法家對於中國法典的編纂有極大的貢獻。
儒道法三家的學說共同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的影響。法家學說直接造成皇帝制度的出現，皇帝制度是秦漢以後二十多年中國的政體型態。
儒家思想從西漢中期以後，逐步成為中國最具支配性的意識型態，因此有人稱呼傳統中國是「儒教國家」。道家思想對於政治社會組織的影響很小，卻對中國的人生觀與藝術的發展貢獻極大。

「階級複製」正在世襲，別期望政府會打破現況
By 讀者投書,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2日, 2017
文：莊瑞迎
先說，這篇不是要寫馬克思的思想。
網路上或社會上，都有文章鼓吹努力，並報導那些大老闆或成功人士創業維艱或小時候怎樣努力之類的，然後開始抨擊那些「魯蛇」就是不努力才魯，可是實際上很多人一開始的起跑點就不一樣，教育能翻身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
歷史上的統治階級
每個時代都有屬於它的「統治階級」，不是皇帝、總統、元首，而是屬於社會上具有份量的一個「群體」。先秦時代有「貴族階級」，他們依靠血緣身份來決定地位、東漢之後出現以看家世背景為主的「士族階級」、宋朝之後出現以科舉考試出身的「士紳階級」，我另寫了一篇簡短描述他們的歷史。（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一文）
從貴族＞士族＞士紳，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統治階級，在權力及社會聲望上面都具有相當大的份量。從這個歷史脈絡來看，階級流動實際上是越來越有彈性的，從一開始只看血緣（爸爸是高官，你就是高官）、到後來要靠讀書傳家（爸爸是高官，你有很大的機會也是高官），再到後來的科舉傳家（爸爸是高官，你不會考試就不會是高官），社會給平民的機會是越來越多。但這個改變很慢，每個階層都持續了數百年之久，中間只有幾次的亂世（春秋戰國、三國……）才讓平民有大量的機會出頭。
那這樣階級不是很難流動嗎？對，幾乎不會流動。從歷史來看，的確有好幾次機會讓階級大量流動，但這只是統治階級換人當而已，新興的統治階級會想盡辦法讓地位穩固，然後慢慢又阻絕了階級流動。
現代的統治階級
現代民主政府，標榜人人可以參政，但實際上呢？民主的選舉，需要耗去大量的錢，而不論選舉或政策，又常需要和企業合作，我把這些稱作是「資本階級」。你猜猜看，美國的統治階級是誰？你可能會回答民主黨和共和黨，但「我認為」兩黨只是實質的統治階級的代理人，美國真正的統治階級是華爾街和軍工複合體（也就是銀行家和軍火商）。
台灣呢？你可能會覺得是國民兩黨在執政，但實際上國民兩黨都要與資本階級合作共治，而這些資本階級，從早期很多白手起家的老闆，到現在已經有許多企業掌門人是二三代，諸如富邦國泰蔡、台新新光吳、中信辜、台塑王、遠東徐、潤泰尹，政治上除了國民黨四大家族、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積極培養二代參政。當然這中間也有幾個特例，如貧戶出身的阿扁、鴻海郭董，但畢竟是相對少數。
長輩常說，受教育是翻身的機會，這句話我覺得只對一半，真正從教育上翻身的人，在人口上來說還是少數。從之前新聞的報導「台大生有一半的比例被雙北市包辦，其中最多的來自大安區」。很多成功人士都告訴你：在學期間要多方嘗試、參加社團培養團隊合作、去當志工培養同理心、出國交換或參訪培養國際視野。
不過實際上，這些建議是講給「中產階級」以上的小孩聽的（資本階級有另一套玩法），有不少人根本負擔不起這樣的費用，有些甚至必須打工賺取生活費、一出社會就背上沉重的學貸。「資本階級」怎麼玩？可能早早就送小孩出國讀書或者在台灣大學考差沒關係，送去國外喝個洋墨水回來推薦去朋友的企業就好，或者靠著資本世襲，輕輕鬆鬆的賺錢就好（只要不要太敗家，過個安穩富裕不是問題）。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遊戲規則，而這就是階級差距。
不論從政治、企業或教育來看，實際上階級複製正在形成，而翻身機會會越來越少。
身陷統治階級的遊戲規則裡
以前佃農辛苦耕耘供養「地主」，現在勞工辛苦工作供養「銀行建商投資客」，換個名字的地主，但好一點，辛勤20年之後或許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每個時代的執政者都想要抑制土地兼併，五千年來也沒幾個成功過。
我們是怎麼陷進去這個遊戲裏面的？除了學貸、車貸、房貸之外，還有許多令人喘不過氣的開支，存錢也贏不過通膨。而資本階級的子弟，靠著資本利得就超過了一般人的勞務所得，而他們賺錢的方法，是財務槓桿（頂新魏家買帝寶貸款達99％）、取得政治優惠、印股票換鈔票，更惡劣的還有內線（樂陞案）、淘空（博達案、力霸案），這才是資本階級的遊戲。
我們可以怎麼做？
如果你很喜歡一般的生活，雖然有貸款，但有穩定工作、日子不差，覺得這樣生活也很好，那很OK，就繼續過喜歡的日子就好。但是如果你不滿足現況，你可以怎麼做？
首先，認清現實。不要寄望政府會幫你打破階級複製。當然，可以透過壓力多要求一點勞工權益、多要一點機會，但這些微乎其微，畢竟相較於中產跟平民，資本階級對政府來說更重要。
其次，立定可行的目標。把目標定位在上升一個階級就好（你說要變成馬雲、郭台銘、王永慶？祝你成功……）。畢竟從貧戶變成富豪這樣的例子很少，一夕致富不可期，但一生致富可預期，藉由降低非必要消費、增加能力、培養理財知識（不是投機），一生致富是相當有機會的。
第三，投入新的領域。那些固有的領域已經有很多大老在上面了，要超過他們很難。這跟學術領域很像，一開始投入研究很容易成為「大師」，後繼的研究者只能去研究枝節的部分，而投入新領域成為大師的機會更高。從產業來說，金融、半導體、零售這些既有的產業，累積30、40年經驗的人比比皆是，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怎麼去跟他們比拚？（政治圈40歲還叫做青年唷）但投入新的領域，玩個三五年可能就變成行家了！（不然你問問，台灣瞭解Fintech的人多還是傳統銀行業務的人多）
第四，累積實力，享受孤獨。既然起跑線已經不一樣，那就要把僅有的資源（時間、金錢）花在刀口上，而這過程可能要犧牲玩樂時間、犧牲購買慾望、過得比別人更辛苦一些。有句話不是這麼說嗎？可怕的不是努力的人，而是比我們聰明又比我們努力的人，這句話的古語版是「大禹之聖，且惜寸陰；陶侃之賢，尚惜分陰，又況賢聖不若彼者乎？」
第五，學會「槓桿」。我們玩不起財務槓桿，但可以用「資源槓桿」、「夥伴槓桿」。企業總會釋出一些機會（為了人才）給年輕人，累積實力，在機會來的時候能借用大企業的資源，創造自己的舞台。同時，也能找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互相學習，畢竟一個人學習很慢而且很孤獨，一群人學習還能互相拉拔，相互解答。
額外，把握機會。這是很可遇不可求的，當機會來臨的時候，要盡力抓出它，成為風口上的豬（但記得要趕快長出翅膀，免得跌死）。亂世之中有一群有能力的平民把握住機會，造就出韓信、劉備、朱元璋這樣的人。
清朝讀書人，只要依循科舉，讀著四書五經，考上就能有不錯的發展。忽然新學來了，成為顯學，那些捧著儒學的讀書人頓時成了「結構性失業」這肇因於工業革命。而現在教育依循工業生產線思維設計，依循讀好書、好大學、大企業，就能有不錯發展，這個公式目前也開始失靈了，你覺得下一個機會在哪？
對了，如果你的家庭稱不上富裕，但也還能支持更多的學習（如生活費、支持交換參訪志工、雙修），不要自以為很有志氣得說要靠自己打工賺錢不靠家裡（除非這樣能收獲更多），而是要想辦法利用自身的資源來擴大優勢（你有看過企業家說要放著大好資本不用然後歸零重來嗎？）。如果你是資本階級，就別放著資本階級的資源不用然後去玩中產階級的遊戲，這樣不會比較好。附帶說一下，巴菲特跟比爾蓋茲，兩個首富也是有一點靠家裡的！
最後最後，再說一次，我們可以想辦法對政府施壓、對企業拒買、對政客要求，但除了這些之外，不要真的期盼政府真的能當納稅人的好靠山。

能者多勞
《莊子·列禦寇》：“巧者勞而知（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敖遊。”。莊子所謂的巧者因為工作能力強，受到上級的賞識而重用之，因此比一般人勞累。個人覺得能者多勞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出在同工應該同酬，那麼多工是否可以多酬呢？
如果你是在資本主義思想的體制下工作，那麼多工可以多酬或許是可行的，他們發明了論件計酬的辦法，既然完成較多件數、所做的工作較複雜，薪資應該更多些吧。可是不知道是哪位聰明人(奸巧者)發明了所謂的責任制，只要是任內該做的事就不會有多餘的酬勞啦，其實這應是違反資本主義思想的。
如果你是在社會主義思想的體制下工作，那麼你的想法會變得不一樣，按照大同世界的描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因此能力強而能多提供服務是神聖的，獲得的酬勞會是成就與尊崇而不是金錢。或許在此情境下的「能者多勞」應改名為「仁者多勞」。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如果你是一位多能者，卻未能得到一展長才的舞台直至老朽，那麼你會醞釀出多少怨氣來呢？如果可以挑選的話，寧可一展長才而不太計較酬勞的吧。可是如果做了很多卻被別人冒領了功勞，恐怕才是使你難以下嚥的吧！

法家富國強兵道家無為而治如家倫理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