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
2016-05-30 12:53:31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講演《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發起新生活運動。他說,「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就是要使全國國民軍事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統一人們的思想。
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
2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再次講演,主張從改造國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具體標準,以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改造社會、復興國家」。其後,蔣多次演講,並被編成《言論集》廣為印發。希望把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推向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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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年初,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這個運動以儒家的「禮義廉恥」為中心思想,以蔣介石的「三化」為行動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場「改造國民生活形態以及行為模式」的教育運動。
蔣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所謂「生活藝術化」,是以「藝術」(包括中國古代的「六藝」)為國民生活準繩,達到「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謂「生活生產化」,是以「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為非禮,不勞而獲為可恥」的教育,達到「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之目的。至於「生活軍事化」,則正如蔣介石所說:「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他還說,「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可以與敵人拚命」……也是生活軍事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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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掀起這樣一場運動,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發凡》的演講中說:革命就是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或主義,用人的力量徹底改進每一個人以至整個國家的生活形態。「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他強調:「新生活運動」既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國國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夠徹底改進的一種社會教育運動。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南昌正式成立,蔣介石自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任總幹事,並設立調查、設計、推行等三個部門。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黨部也作出決議,要求有關部門共同擬定這個運動的推行辦法,希望用黨和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廣這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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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運動」開始後,立刻引起輿論的議論。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報》載文指出:「自革命軍興,『打倒孔家店』之呼聲,傳遍全國,國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廢止祀孔。曾幾何時,向之主張廢孔者,今又厲行尊孔。撫今追昔,真令人百感叢生,覺人事變幻,殆有非白雲蒼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與吾人有同感矣。」
一個多月之後,胡適在《大公報》發表題為《為新生活運動進一解》的文章,點名批評蔣介石的這一舉措。他說:「蔣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一個月之中新生活的呼聲好像傳遍了全國,各地都有軍政各界的領袖出來提倡這個運動。」儘管蔣先生是一個有宗教熱誠並能身體力行的人,我們也看到南昌印出來的《新生活須知》小冊子,所開96條(規矩54項,清潔42項)都是一些柴米油鹽、家常便飯的事情。但是根據我們最近的觀察,卻不能不「感覺一點過慮」,故提出以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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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們不可太誇張這種新生活的效能。《新生活須知》中所列內容,「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這裡面並沒有什麼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麼復興民族的奇蹟。」做到其中規定的所謂「鈕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飯屑不亂拋,碗筷要擺好」之類,不過是學會了一個做人的本分。這就好像做官不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樣,強調過分,「那是會遺笑於世的」。
第二,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運動,而不是一場政治運動。生活是一種習慣,生活習慣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進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強制。「若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誇應付的惡習也會由此而生。
第三,「我們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裡的產物。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太低了,決不會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因此,政府的第一責任,是讓老百姓能夠生活下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能力;最後一步,才是教他們如何去過所謂的新生活。
同年9月,著名學者吳澤霖在《東方雜誌》發表文章說:「民族復興,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決不是單靠傳單、標語、口號等宣傳所能濟事的」。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指出:「中國的文化確有種種的特長,惟與西方各國來周旋,那根本無法可以抵抗他們的強力。所以民族復興的文化條件,並不在什麼保存國粹,而在怎樣吸收一種文化使我們能抵抗他們的武力和經濟侵略。」這顯然是對胡適批評的一個補充。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72L0Dd.html


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在全世界看不到的地方,獨處的自己可不可以為所欲為?與群體相處的親與疏、進與退、逆與順,如何考量?個人相對於國家,責任和義務之間一刀怎麼切下?在更宏大的「天下」、「宇宙」之下,個人的位置在哪裡?
修身,今天的社會已經很少用這個詞了,但是修身若是理解為一個人對自我修養的要求和實踐的鍛鍊,它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如同血液在血管中無聲的流動。
馬克吐溫的課
《親愛的安德烈》裡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安德烈和我曾經在一個昂貴的餐廳用餐。服務生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出錯,先是讓我們不尋常地久等,好不容易菜來了,卻不是我們點的菜,而且態度惡劣。忍耐了一陣子以後,我對他「正色」說:您——可以留意一點嗎?
服務生滿臉慍色地走開。走開以後,安德烈說,「媽,你知道馬克吐溫怎麼說的嗎?」
我對全身都是黑色幽默的安德烈高度戒備,沒好氣地問,「怎麼說?」
「他說,」安德烈慢條斯理地,「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這很可能是安德烈當場編來教訓他媽的,但是我啞口無言。
另外一次,我和老二飛力普去了巴黎,地鐵售票員粗魯得不得了,我氣極了但是又要故作鎮定,不罵那個售票員,就罵那個城市,說:「你看,這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國家,果然又爛又慢。」
這時飛力普轉過來對我說,「媽,你為什麼不這樣想:低收入的她一定住在離市區很遠的郊外,來這地鐵站上班可能要轉很多次車,所以今天下冰雨,她可能天還黑就出門了。她的煩惱一定很多,可能房租都付不起,她可能很累。」
兩次,都是十幾歲的人給我上「道德課」。
馬克吐溫與母親(取自網路)
幼年的馬克吐溫也上過這樣的課。
成長於南方的馬克吐溫(1835-1910)家裡有很多黑奴。在自傳裡,他曾經像帳房記帳一樣寫下黑奴的價格,一個15歲的女孩年租12美元,25歲的女性25美元,體格強壯的男子年租75到100美元。
有一次,家裡來了一個叫「三迪」的小男孩奴工,千里轉賣到了他家。小馬克吐溫發現這個小男生吵死人,無時無刻不在喧嘩——「他一整天都在唱歌,吹口哨,喊叫,狂吼,大笑……」馬克吐溫有一天終於忍無可忍跑去母親那裡比手畫腳地告狀:「媽媽,三迪已經了一整個小時,一秒鐘都沒停過,實在受不了,你可不可以叫他閉嘴?」
他發現母親竟然眼裡湧上淚水,嘴唇顫抖,跟他說了一番話:「那個可憐的孩子唱歌,表示他沒在想他媽媽。他要是安靜下來,我反倒要擔心他在想家,那就太教人心痛了。孩子你想想,他這一輩子是不會再見到他媽媽的了。所以只要他唱歌,我們就只有感恩的份,絕對不可以叫他不唱。」
一次小小的教誨,馬克吐溫永生難忘。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26歲的他加入了南方的邦聯軍,但是參戰兩個星期殺了一個人之後就棄械離開了戰場,不回頭。
修身啟蒙
在台灣成長的我,「修身」課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第一個浮現的是父親的聲音。冬日的清晨天色陰沈,大家都還在被窩裡貪戀溫暖的時候,他像士兵對軍營吹號一樣,用愉悅得近乎恐怖的聲音扯開喉嚨大喊: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我的洪荒初始湖南家鄉話,就是這幾句朱子格言!
掙扎起床以後,昏昏沈沈坐下來吃早飯,他就繼續: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出門發現要下雨了,他一定要你帶傘,可是帶傘,多沒氣質啊,不要不要,他就說: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當我的小學同學們還把「綢繆」讀做「周廖」的時候,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它該唸做「仇謀」。我的修身啟蒙,就是這魔音穿腦的朱子格言,無庸置疑。
等到長高一點了,他開始想跟我談他的同鄉,一個姓曾名國藩的人,但是父親往往不連名帶姓叫他「曾國藩」,他的這個湖南同鄉的名字有四個字,叫「曾文正公」。我長高一點了,代表我也懂得閃躲了,所以被叫去立正聽講的,通常是身為長子、身負重任的哥哥。曾文正公的修身十二條,對我的影響就小了。
可是,逃得了家長,逃不了學校。身為民國的小孩,第一首修身歌,全都跟身體有關。
衛生第一條,洗手記得牢,飯前大小便後,一定要洗淨。
衛生第二條,東西要分清,茶杯碗筷手巾,不借給別人……
衛生第四條,大便要按時,最好每天一次,再也不能少
衛生第五條,手帕記得牢,咳嗽或打噴嚏,蒙著口與鼻……
衛生第七條,常常要洗澡,至少每天一次,能多也更好……
衛生第九條,刷牙記得牢,早晚各刷一次,牙縫要刷到。
這首歌,據說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有,一直唱到好幾代人在台灣長大。 「信條」,就是反面話,信條說到什麼就是你缺少什麼。可以肯定的是,在戰後物質缺乏的台灣,大部份人「飯前大小便後」是不洗手的;咳嗽或打噴嚏,是對著人家的臉噴出的;不常洗澡也不一定刷牙的。還有老師拿這過去的經驗來提醒現在的學生:要有同理心,不要輕率地嘲笑別人,我們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典型的台灣中小學(黃明堂攝)
四維八德
台灣的選舉和街頭運動多年來已經成為華人地區的觀光節目。2006年在反對陳水扁的示威現場,人群簇擁著一個巨大的字,「恥」,在街上遊行。看熱鬧的人可能以為,這個字就是一個單一的概念,罵人「不知羞恥」的意思。可若是繼續看下去就會發現,「恥」的前面還有「廉」,還有「義」,還有「禮」。原來「恥」只是一組特定修身概念中的一個元素而已。因此抗議者想說的不只是單純的「你不知羞恥」,而更是「你違背了我們從小就學的所有的倫理價值」。
「禮義廉恥」出自管仲「牧民篇」。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大規模的「新生活運動」,把「禮義廉恥」當作全民道德教育的核心主軸,希望把這一套修身哲學貫徹到政府官僚系統、社會生活層面,尤其是學校教育體制裡面去。延續到後來的台灣,「禮義廉恥」的「四維」成為所有學校的基本校訓,代代相傳。街道名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青年守則十二條」,像基督教的主禱文一樣,每週的週會裡全校師生跟著合聲背誦。
在中國大陸成長的人,受文革的影響巨大。事實上,在台灣長大的我們,所受的影響一點也不少。為了抵抗文革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台灣在1966年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用「文化復興」來對抗「文化革命」。「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滲透進入教育。「國民生活須知」成為全民的修身守則。很多大陸人到了台灣之後對台灣人溫文爾雅的進退舉止印象深刻,我就會想起林林總總九十六條「國民生活須知」裡的第九條:
舉止穩重,步武整齊。乘車搭船,上落莫擠;
先讓婦孺,老弱扶持。拾物還主,相識見禮。
噴嚏對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
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
莫作吵鬧,莫先搶說。約會守時,做事踏實。
當然不能說,台灣人現在的「氣質」都來自這些政府推動的修身教育。1934年蔣介石一推出新生活運動,胡適就大加批評說,國民素養不可能來自從上而下的宣傳運動,它必須植根於總體的經濟發展,因此政府的首要責任應該是提升人民的經濟水準而後國民素養才會水到渠成。胡適所說的,基本上就描述了幾十年以後台灣逐漸發展出來的模式。
民國23年在南昌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取自網路)
操場上一張藤椅
我們的時代比從前亂嗎?
2016年被國際媒體總結為近年來最令人不安的一年。敘利亞和葉門的血腥戰爭、恐怖攻擊的席捲全球、成千上萬難民的浮屍公海、英國脫歐導致的歐盟動盪、川普帶來的民主大地震,更別提我們身在其中的南海衝突和台海局勢。全球化和網路科技使得我們的不安和恐懼變得極度透明,無所隱藏。在飯局上,在座談中,常常可以聽到「時局不好」的用詞,「亂世」的不安感普遍瀰漫。
可是,今天真的比從前更亂嗎?李鴻章怎麼說他的時代?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用今天的語彙來翻譯——這不是在講全球化的侵門踏戶嗎?
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這不是在說訊息科技的急速發展使人措手不及嗎?
1874年李鴻章的變局描述,其實提醒了我們: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震撼,並不始於今日。
新時代衝撞原有價值秩序而造成迷惘,也不是今天才有。
我們生在怎樣一個奇怪的世界!
一面有偉大的進步,一面是無情的摧毀;
一面是精微的知識,一面作殘暴的行動;
一面聽道德的名詞,一面看欺詐的事實……
宗教的勢力衰落,道德的藩籬頹毀,權威的影響降低。
舊的信仰也已經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樹立。
在這青黃不接的時代……人趨於徬徨,由徬徨而懷疑,由懷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覺到生命的空虛。
這段話彷彿在描述2017的時代情緒,卻是曾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在1942年所寫,而他的時代,頭上有轟炸機群丟擲炸彈,腳下是熾熱冒煙的焦土、肚腸爆裂的屍體。
在命如螻蟻的亂世中,修身有意義嗎?經歷了慘烈的重慶轟炸的梁漱溟,或許是一種答案: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我們逃警報回來,發現學校操場中心放著一張藤圈椅,問下來知是我們的客人在警報時間內,從房內搬來坐著看書的。
那客人鼻架無邊框眼鏡,身穿長袍馬褂。是梁先生!長袍馬褂是國民參政會的禮服。
漫天硝煙中一張安靜的藤椅、一襲整齊的禮服,是梁漱溟在展示他修身的淡定——平時如是,戰時如是;盛世如是,亂世如是。
漫天硝煙下的淡定(法新社)
大解構
但是21世紀所面臨的挑戰,絕對嚴峻。2017年1月發表的28國「信任」普查極為憂慮地指出,民主世界裡人民對於機構的信任度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原有權威結構的崩潰解體——人民不信任總統、不信任國會、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體、不信任知識菁英、不信任企業、不信任慈善機構……
信任是治理的基礎,基礎崩塌,整棟大樓會如何?李鴻章、羅家倫、梁漱溟的時代,知識菁英雖然面對天崩地裂的變局,但是他們可以很篤定地相信,自己是重要的,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然後要給天下帶來太平。今天的知識菁英,面對的是自身位置的流失。當網路科技把知識話語權的門檻拆掉以後,羅家倫時代讀書人的自我期許,在網路時代簡直變成了「笑話」:
知識份子是民族最優秀的份子,也是國家最幸運的寵兒。如果不比常人負更重更大的責任……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的賜予?……身為知識份子,就應該抱一種捨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份子的責任尤為重大。
知識菁英在社會結構裡不再具有話語的專有權,這才真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問題是,一方面知識菁英失去了影響社會的權威,另一方面,前瞻長遠未來、尋覓問題出路,其實又不能缺少知識菁英,在這樣兩頭不銜接的大解構變局裡頭,讀書人如何找到新的位置,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巨大課題。
時代結構劇變,處理新時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為原有的,全部不夠用了。亂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開闊的處事哲學、更宏大的未來眼光,這些,初始起點不外乎修身。(本文擷取自龍應台在香港浸會大學2017/01/19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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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對提倡「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1日, 2018
【大紀元2018年02月11日訊】中共出於破壞中國傳統文化道德和灌輸鬥爭邪說的目的,對提倡「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是極力反對的,那新生活運動是什麼回事呢?
新生活運動的核心—禮義廉恥
1934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公民教育運動—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四維)為重要思想,並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習慣等。
新生活運動想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蔣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運動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挽救中國危亡,中華民族得以復興。
蔣介石認為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才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裡也提出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係恢復固有的道德。他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舊文化中的精華——例如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介石口中之「八德」)等舊道德視為糟粕一併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
為使新生活運動落實到實處,設立許多規矩,如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民眾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蔣氏強調「新生活」須遵循「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三大原則,也是為抗戰作準備。
宋美齡把推廣「新生活運動」當作其政治事業來看待,試圖使國人在生活習慣和精神上「脫胎換骨」,不要讓西方人「看不起我們。」
隨著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節節敗退,實在無餘力兼顧新生活運動,歷時15年的新生活運動於1949年停止。
但在六十年代,鑒於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蔣氏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可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和推廣,並取得成功,使中華文化一脈在台灣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全。
中共反對新生活運動
中共聲稱新生活運動是「奴隸式運動」,「禮義廉恥」是「野蠻行為」,孔孟學說則為「反動」,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博愛思想的一種混合物,中共宣傳,新生活運動正代表著國民政府甘願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
中共可不是口頭上批判新生活運動,而是大肆破壞新生活運動,如新生活運動含禁煙禁毒,中共就大量種植鴉片並販賣到國統區。
與宋美齡極力推廣「新生活運動」相反,其胞妹共產國際的祕密共產黨員及特務宋慶齡1937年在紐約《亞洲》雜誌上刊文《孔教和現代中國》,斥責「新生活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本質上反動的傳統儒家哲學。……對人民毫無裨益。因此,我建議取消這個迂腐的運動
禮義廉恥都不要的後果
當今大陸的各種亂像都是由於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連「禮義廉恥」都不要造成的,如果一個人連「禮義廉恥」都不要,那與動物何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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