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投縣長客家人彭百顯 轉任台銀證券獨董-------彭華英的曾孫彭百顯,則曾出任立法委員與南投縣縣長
2017/07/28 06:29 2084
台銀證券27日晚間重訊公告新任獨董人選,由前南投縣長彭百顯接任,任期自即日起至2020年1月4日為止,這是繼台銀證券董事長林靖以後,第2個具有地方官員背景人士進入台銀證券董事會。
台銀證券表示,彭百顯除地方官員以外,也曾擔任財經立委,學歷為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英國倫敦(金融區)大學研究,學經歷俱豐,足以擔任獨立董事一職。(陳瑩欣/台北報導)


 蔡阿信/彭華英台灣社會運動者,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參與者。其父親為新竹客家人/彭華英的第一任妻子為蔡阿信,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兩人在1924年結婚,但於彭華英赴中國,之後在滿洲娶京劇花旦梁惠燕為妻,遂與蔡阿信離婚。而彭華英的曾孫彭百顯,則曾出任立法委員與南投縣縣長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kYzNsT


 彭華英(1893年11月-1968年6月6日),台灣社會運動者,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參與者。其父親為新竹客家人,移居國姓,所以彭華英出生於清國福建臺灣省臺灣道臺灣府埔裏社廳北港溪堡(今南投縣國姓鄉)。

彭華英於1918年進入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科就讀,並參與台灣青年會活動;1921年,彭華英出任台灣青年會長,並組成啟發會、新民會,甚至參與與日本共產黨有密切關連的曉民會。由於彭華英在刊物《臺灣青年》上撰述社會主義概說一文中,包含社會主義與反日傾向,導致彭華英被日本警察列入注意對象,彭華英也出走中國上海,並在上海組成上海台灣青年會。
1924年彭華英回到台灣,依然投入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彭華英曾經參與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但由於與蔣渭水不合,彭華英便退出台灣民眾黨。1932年滿洲國成立之後,彭華英前往滿洲國考察,並且出任滿洲電信電話公司社長秘書。
1945年彭華英回到台灣,並出任台灣省政府民政廳長楊肇嘉的秘書;1965年退休,1968年因腦溢血過世。彭華英的第一任妻子為蔡阿信,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兩人在1924年結婚,但於彭華英赴中國,之後在滿洲娶京劇花旦梁惠燕為妻,遂與蔡阿信離婚。而彭華英的曾孫彭百顯,則曾出任立法委員與南投縣縣長
文學及影劇中的形象
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書中的「彭英」的原型就是源自彭華英。而民視亦於2005年將《浪淘沙》改編製作成由霍正奇主演「彭英」的週日十點檔《浪淘沙》。

彭華英 許雪姬 撰
新竹人。1921年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在學中參加啟發會、新民會、臺灣青年雜誌社。留學期間與日本左派高津正道、堺利彥等接近,因被日方嚴重監視,畢業後到上海。後與蔡惠如以臺灣代表的身分與朝鮮、印度、菲律賓等欲追求獨立的殖民地者共同協議召開各殖民地共同獨立運動協議會,以後在上海或北京居住。1924年任上海中國沿海漁業協會副主任,且為中華民國海軍保衛沿海漁業監督總公署參議兼祕書。同年回臺,10月11日與蔡阿信結婚,1925年兩人到達上海。以後回臺,於1927年初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不就,傾全力於臺灣民眾黨事務。1933年赴滿州,入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任祕書長,1939年到北京任華北電話公司職員,1941年1月任北平警察局祕書,1944年改任廣播協會職員。日本投降後,任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屬北平廣播電臺總務科長,12月18日被逮捕,以戰犯被審判,由於沒有積極資敵行為,以不起訴結案,是時已1947年12月27日。彭在赴滿州前與蔡阿信離婚,至是在中國再娶梁惠燕為妻,回臺後蟄居埔里,在黃國書開設的小公司當職員

「彭華英」的圖片搜尋結果


 

「彭華英」的圖片搜尋結果 「彭華英」的圖片搜尋結果


蔡阿信(1899年-1990年3月5日),生於臺灣臺北艋舺,是臺灣近代第一位受到完整現代醫學訓練的女醫師。
生平
早年求學經歷
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1899年。生父在她五歲時過世,母親擬將她送給一位牧師當童養媳,但她卻自己從大龍峒走回艋舺母親家。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兩次之後,領養人放棄領養,母親也只好將她留在身邊。後來母親再嫁,繼父對她仍疼愛有加。母親要幫她纏足,繼父不忍她半夜痛苦哀號,要求她母親別再幫她纏足。阿信六歲時上私塾學習漢文,由於記性好,一個月就背完三字經。八歲時到「大稻程公學校」唸書,學日文,由於她的眼睛又圓又大,同學就為她取一個外號叫「大目仔」。同學中女生只有兩個,其餘都是男生,常受男生的欺負,其中一個女孩子被欺負得不敢再來上學,最後只剩下阿信一個女生。學校的日本老師非常疼愛阿信,為免於阿信放學路上受男同學欺負,常常親自送她回家。
十二歲進入基督教創立的臺灣第一所女子中學「淡水女學校」(臺灣北部基督教長老教會女學堂),是第一屆的學生,也是全校最小的學生,但物理、數學及英文都學的很好。十八歲畢業時,學校加拿大籍女老師建議阿信到日本醫校進修。母親起先反對,覺得女孩子自己一人到遙遠的異地太危險,恐怕會惹來一些閒言閒語;鄰人也反對,覺得女孩子念那麼多書幹嘛。但阿信仍執意要去,「別人越反對,越激起她的決心,非達目的,不肯罷休。」
在日本一所教會創立的女子學校「立教高等女學校」(現「立教女學院」)修習兩年的日文之後,阿信在1917年[1]進入日本唯一的一所「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現「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由於課業繁重,她只有拚命苦讀,有時也會突然疲倦和懈怠,覺得自己何必如此賣力吃苦?學醫第三年上解剖學,要暗記人體器官幾千、幾百種拉丁文名詞,而且要面對那具令人毛髮直豎的屍體動刀解剖,還得和屍體廝守達一、兩個月之久,剛開始連續三個晚上都會做惡夢。
當時留日的臺灣學生只有一百多名,其中女生只有兩、三個。第一次參加留日臺灣同學會,竟然找不到半個女同學,全部都是男生,眾人目光灼灼,令阿信非常羞赧。但也因為這個機會,阿信認識了幾位後來參與臺灣民族運動的熱血青年,其中有一位叫彭華英,後來回臺灣後,經蔣渭水的媒說,成為阿信的丈夫。阿信在日本求學時,曾親眼目睹臺灣留日學生在街頭抗議遊行,他們喊出臺灣應有自己的議會等等,阿信並沒有參與,因為她母親在她離臺前特別再三叮嚀她不要管政治。
學成歸國
1921年阿信學成返臺,回臺當天許多臺灣記者前來基隆港,採訪這臺灣第一位日本科班出身的女醫師。隔天報紙斗大的標題寫著「萬綠叢中一點紅」來形容這位女醫師,有的標題寫著「華陀再世,見面病除」。連她從日本穿回臺灣的衣服,不久也有幾家成衣店仿做出售,在街上流行了起來。
阿信的專長是婦科,但當時的大醫院一時沒缺,她便先到一位眼科醫師那裡實習。眼科醫師給她上的第一課是要她先帶眼罩躺在床上三天,當作自己是失明的人,體會眼疾病人的痛苦與不便。所以第一堂課她所學習到的是「同理心」與「同情心」。對她日後行醫有深遠的影響。
行醫救世
1924年阿信在臺北日新町自宅開業,同年與彭華英結婚。1926年在臺中開業,醫院名為「清信醫院」(位於臺中州臺中市橘町一丁目12番地),其丈夫協助財物行政事宜,收費原則是:富者多收,貧者少收,赤貧免費,赤貧的產婦生完小孩之後,還免費贈送兩套嬰兒衫和幾罐鷹煉乳。然而這些受恩惠的窮人,常常就拿自己家裡種的菜或養的雞、鴨等送給阿信以示謝意。醫院附設「清信產婆學校」,每半年招收30個學生,每期一年,食宿在醫院。如此,每年畢業60個學生,不到幾年,便有二、三百個受過專業訓練的產婆遍布全臺灣。
蔣渭水過世後,同時臺灣知識分子反日運動受挫,阿信先生開始與酒肉朋友混日子。同時有人笑他不自己獨自創業,卻在家幫老婆,他的自尊心嚴重受創,兩人感情日漸疏遠。後來因日本警察不斷跟蹤,彭華英於是遠赴中國,不久認識一京劇花旦,與阿信結束關係。
1937年日本開始對外發動大東亞解放戰爭,臺灣被捲入,情勢逐漸危急,因許多人怕女兒學醫之後被日本人徵調戰場,產婆學校學生越來越少,醫院經營越來越不穩定,因此阿信決定把醫院和學校收起,於1938年經由日本前往美國遊學,曾在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的醫學院研究。
1941年阿信接受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婦女傳教協會的邀請,前往加拿大訪問,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返臺受阻,就職於當地聖文生醫院,因具有日僑身分,加國政府委派前往史羅肯日僑集中營擔任駐營醫師。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阿信終於能夠在1946年返臺。
旅居加拿大
然而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阿信對國民政府治理下的臺灣深感失望,1949年,阿信與英裔加藉的吉卜生牧師在臺灣結婚,四年後便離開臺灣與吉卜生牧師在加拿大溫哥華定居。
1979年,蔡阿信終於得以返臺探親。1980年率先捐出她畢生的積蓄,以86歲高齡與朋友共同成立了至誠服務基金會,專為寡婦提供精神關懷和保健諮詢,為孤立無偶的老婦人貢獻許多心力。
辭世
九十一歲時,住進加拿大的醫院做長期療養,在1990年與世長辭,享壽91歲。


 

日治時期廿六位著名台灣女醫師群像

309台灣現代史料拾遺

前言: 1895年5月,滿清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派七萬六千軍接收台灣澎湖。在八個多月與當地反抗軍戰鬥中,共陣亡164人,負傷515人,病亡4,642人,送回日本就醫者21,748人,留台醫治者5,246人。其中率軍親征的北白川能久親王也病死陣中。由此可知,台灣當時的衛生環境和流行疫病,特殊的氣候,非日本人所能適應。職是之故,日治台灣五十一年之中,在台灣實施的醫療衛生政策是相當特殊的殖民統治政策。其政策可分述如下:

一、以警務局主管衛生行政:1895年7月在台灣總督府官房下設衛生事務所,主管台灣衛生事務。1911年之後,衛生課隸屬警務局。確立衛生行政由警務局體系主管的傳統。

二、設立《警察醫》及《公醫》制度:《警察醫》是為協助警察醫療工作。主要任務是監獄醫療及流行疫病的控制。《公醫》因吸食鴉片准證制度而設立,負責傳染病預防、種痘、特殊營業者健康檢查及治療。意外死傷之檢驗診斷、精神病者之監護、山地原住民衛生維護。誠如日本治台政策設計人,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言,以《公醫》是代替《傳教士》,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

三、推廣醫學教育培養台灣青年:1899年起,首創《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公開招收台灣青年入學。其後設立《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附屬醫專門部》。至1945年日本離開台灣止。共計培養西醫師2,813人,其中台灣人1,888人、日本人924人、朝鮮人1人。試由以下1940至1944年日治台灣各級學校各族學生人數統計表,可看出日本殖民當局刻意鼓勵台灣優秀青年選讀醫科的政策。

1940至1944年日治台灣各級學校學生種族人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統治概要」1944,p44-52各統計表合計而成

日治台灣婦女受教育情況:從統計表的各項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來;日治台灣婦女受教育的情況是兩極化發展;即一般社會大眾婦女受教育機會並不多,而富貴人家的女子弟則可循一定管道接受高等專業教育。在台灣高等教育是男女分校制。一般女青年,不能享受與男性同樣的接受高等育教的機會。祇有如特殊的專門學校,女師專(班)、護理專科,設有班級供女學生學習。台北帝大是不收女生的。但是,專科學校以下的高等學校方面,全台灣各地設置了廿二所女子高等學校,其中百分之卅六點三一是台灣女學生。這是在各級學校之中少見的高比率,除了台北帝大醫科台灣人佔百分之五十三點零二之外,名列第二。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日治政府刻意栽培上層社會家庭的女子弟,擴大女子高校台灣人名額。這種做法,有助與維持和充實日本人在台灣倡導的「士紳制度」內容。真正有財力及有能力的上層社會家庭(約佔人口百分之六)則可以將女子弟,完成女高教育後,送往日本留學,成為親身體驗日本文化生活的婦女,以及學有一技的專業人士。

當時留日的台灣女青年,多選擇學醫。而且大部份學生選擇「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其次選擇「帝國女子醫藥專門學校」及「東洋女子齒科專門學校」。在1929年至1943年出版的五本「台灣人士鑑」之中,我們查到了廿六位傑出的女醫生傳記,特摘錄如附表:

日治台灣人女醫生身世特徵:

第一、        台灣第一位女醫生是彭蔡阿信(圖一),她原係醫生牧師之女,在家變之後,努力向上,負笈東瀛完成醫專學業。也成為著名的女性社會運動家。她的配偶彭華英更是台灣第一個政黨民眾黨的活踴人士。更是海峽兩岸的社會運動的帶頭人。廿六位女醫師其中三位在1920年代完成醫專教育,另廿三位則在1930年代醫專畢業。這說明遲至1917年日治政府擴建校舍始對台灣青年提供普及國民教育,台灣人私塾學生人數由萬位數,降至千位數。國民教育是專科教育基礎。1930年代台灣的專科教育開始興旺起來。

第二、        廿六位女醫師之廿位的居所是:台南州,即包括現在的嘉義、豐原、彰化。台中州祇有三位。另三位是台北市及新竹市。在個人資料庫十二種日治台灣士紳(傳)名鑑之中,有三本以上名鑑至十二本名鑑提到的一百八十一位男性名醫,其中台北州25位,新竹州30位,台中州55位,台南州52位,高雄州19位。台中及台南的人數超過百分之五十九。根據以上引述男女著名醫師數字,可以佐證;「中南部地區醫生世家數量冠於全台灣」說法,是確有其根據。

第三、        廿六位女醫生資料顯示,有七對醫師夫妻檔。其中最有名是張進通博士與許世賢博士夫婦。許世賢是第一位獲博學位的台灣女醫師,其女張博雅是前任的內政部長。另一對特殊的夫婦是劉清風和莊來芳,劉醫生是當時唯一的留美醫學博士。「醫生世家」「醫業家傳」也成了台灣社會的一項傳統。女醫生檔案中有十對夫婦,他們都不例外是具有留學生背景,這可能當時強烈的「門當戶對」的價值觀所促成的。

第四、        在個人資料庫十二種日治台灣士紳(傳)名鑑之中,有三本以上名鑑至十二本名鑑提到的一百八十一位男性名醫乙名女醫師彭蔡阿信。二本至一本名鑑提到的著名醫師共四百十三人,其中廿五位是女性。由此可知,台灣社會基本上是重男輕女,女醫師必須非常傑出,始能夠被社會肯定認同。例如,台中州彰化市石錫勳醫生(1900年8月2日生),妻子瓊美,也是東京帝醫專畢業的醫生。但因資料不全而無法進一步敘述。如果要查明日治台灣究竟出了多少女醫生,最好的辦法到日本這些女醫專校檔案之中查考。在二戰的未期,東京女醫專校舍毀於戰火而停止校務。所以,各校的檔案保存情形也難預料。

第五、        在三本以上名鑑至十二本名鑑提到的一百八十一位男性名醫之中,百分之九十都附有玉照。但廿六位女名醫,祇有彭蔡阿信(圖一)、吳林柑(圖二)、吳蔡綾絹(圖三)三位女醫師,附有玉照。這也顯示出當時台灣社會男女不平等的價值觀。在男性至上的價值觀的主導之下,所有的名人鑑介紹廿六位女醫師的簡歷,最多祇描述夫家的情形,女醫師的家庭和父母兄弟資料則隻字不提,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本資料摘要表,是採女醫生成家後的居所地址,而非原籍地址;以彭蔡阿信為例,她原籍新竹州,夫家在台中,故在資料記載為台中人。對新竹人而言,就有失公平,如果僅根據此項資料,新竹地區就少了一位可敬的先賢。

第六、        本短文祇是將這份長期被淹沒的史實發掘出來,供有心治台灣近代史的朋友參考,根據這份資料繼續追蹤研究。試想,我們僅將台南、台中地區一百零七位男性名醫生及廿二位女性名醫生的家庭系譜作一個追蹤研究,就必定會有更多令後代景仰學習的故事呈現在大眾面前,鑑往知來,這是研習台灣史的真正目的。 

http://blog.xuite.net/wu20130902/twblog/155967911-日治時期廿六位著名台灣女醫師群像

 

 

日治時期廿六位著名台灣女醫師群像





前言: 1895年5月,滿清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派七萬六千軍接收台灣澎湖。在八個多月與當地反抗軍戰鬥中,共陣亡164人,負傷515人,病亡4,642人,送回日本就醫者21,748人,留台醫治者5,246人。其中率軍親征的北白川能久親王也病死陣中。由此可知,台灣當時的衛生環境和流行疫病,特殊的氣候,非日本人所能適應。職是之故,日治台灣五十一年之中,在台灣實施的醫療衛生政策是相當特殊的殖民統治政策。其政策可分述如下:

一、以警務局主管衛生行政1895年7月在台灣總督府官房下設衛生事務所,主管台灣衛生事務。1911年之後,衛生課隸屬警務局。確立衛生行政由警務局體系主管的傳統。

二、設立《警察醫》及《公醫》制度:《警察醫》是為協助警察醫療工作。主要任務是監獄醫療及流行疫病的控制。《公醫》因吸食鴉片准證制度而設立,負責傳染病預防、種痘、特殊營業者健康檢查及治療。意外死傷之檢驗診斷、精神病者之監護、山地原住民衛生維護。誠如日本治台政策設計人,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言,以《公醫》是代替《傳教士》,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

三、推廣醫學教育培養台灣青年1899年起,首創《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公開招收台灣青年入學。其後設立《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附屬醫專門部》。至1945年日本離開台灣止。共計培養西醫師2,813人,其中台灣人1,888人、日本人924人、朝鮮人1人。試由以下1940至1944年日治台灣各級學校各族學生人數統計表,可看出日本殖民當局刻意鼓勵台灣優秀青年選讀醫科的政策。

 

1940至1944年日治台灣各級學校學生種族人數統計表

 

日本人

台灣人

原住民

朝鮮人

高等女校

34,835

19,909

11

20

國民學校(一號表)

236,914

21,867

240

501

國民學校(二號表)

100

3,695,432

43,446

85

師範學校

10,773

1,977

15

0

專科學校

6,399

1,456

2

0

高等學校

2,539

523

0

0

台北帝大文法科

483

20

0

1

台北帝大理農工科

650

15

0

6

台北帝大醫科

351

400

3

0

五年 總計

      293,044

    3,741,599

      43,717

       613

每年平均人數

58,608

74,831

8,743

122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統治概要」1944,p44-52各統計表合計而成

 

日治台灣婦女受教育情況:從統計表的各項統計數字,可以看出來;日治台灣婦女受教育的情況是兩極化發展;即一般社會大眾婦女受教育機會並不多,而富貴人家的女子弟則可循一定管道接受高等專業教育。在台灣高等教育是男女分校制。一般女青年,不能享受與男性同樣的接受高等育教的機會。祇有如特殊的專門學校,女師專(班)、護理專科,設有班級供女學生學習。台北帝大是不收女生的。但是,專科學校以下的高等學校方面,全台灣各地設置了廿二所女子高等學校,其中百分之卅六點三一是台灣女學生。這是在各級學校之中少見的高比率,除了台北帝大醫科台灣人佔百分之五十三點零二之外,名列第二。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日治政府刻意栽培上層社會家庭的女子弟,擴大女子高校台灣人名額。這種做法,有助與維持和充實日本人在台灣倡導的「士紳制度」內容。真正有財力及有能力的上層社會家庭(約佔人口百分之六)則可以將女子弟,完成女高教育後,送往日本留學,成為親身體驗日本文化生活的婦女,以及學有一技的專業人士。

當時留日的台灣女青年,多選擇學醫。而且大部份學生選擇「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其次選擇「帝國女子醫藥專門學校」及「東洋女子齒科專門學校」。在1929年至1943年出版的五本「台灣人士鑑」之中,我們查到了廿六位傑出的女醫生傳記,特摘錄如附表:

日治台灣人女醫生身世特徵:

第一、        台灣第一位女醫生是彭蔡阿信(圖一),她原係醫生牧師之女,在家變之後,努力向上,負笈東瀛完成醫專學業。也成為著名的女性社會運動家。她的配偶彭華英更是台灣第一個政黨民眾黨的活踴人士。更是海峽兩岸的社會運動的帶頭人。廿六位女醫師其中三位在1920年代完成醫專教育,另廿三位則在1930年代醫專畢業。這說明遲至1917年日治政府擴建校舍始對台灣青年提供普及國民教育,台灣人私塾學生人數由萬位數,降至千位數。國民教育是專科教育基礎。1930年代台灣的專科教育開始興旺起來。

第二、        廿六位女醫師之廿位的居所是:台南州,即包括現在的嘉義、豐原、彰化。台中州祇有三位。另三位是台北市及新竹市。在個人資料庫十二種日治台灣士紳(傳)名鑑之中,有三本以上名鑑至十二本名鑑提到的一百八十一位男性名醫,其中台北州25位,新竹州30位,台中州55位,台南州52位,高雄州19位。台中及台南的人數超過百分之五十九。根據以上引述男女著名醫師數字,可以佐證;「中南部地區醫生世家數量冠於全台灣」說法,是確有其根據。

第三、        廿六位女醫生資料顯示,有七對醫師夫妻檔。其中最有名是張進通博士與許世賢博士夫婦。許世賢是第一位獲博學位的台灣女醫師,其女張博雅是前任的內政部長。另一對特殊的夫婦是劉清風和莊來芳,劉醫生是當時唯一的留美醫學博士。「醫生世家」「醫業家傳」也成了台灣社會的一項傳統。女醫生檔案中有十對夫婦,他們都不例外是具有留學生背景,這可能當時強烈的「門當戶對」的價值觀所促成的。

第四、        在個人資料庫十二種日治台灣士紳(傳)名鑑之中,有三本以上名鑑至十二本名鑑提到的一百八十一位男性名醫乙名女醫師彭蔡阿信。二本至一本名鑑提到的著名醫師共四百十三人,其中廿五位是女性。由此可知,台灣社會基本上是重男輕女,女醫師必須非常傑出,始能夠被社會肯定認同。例如,台中州彰化市石錫勳醫生(1900年8月2日生),妻子瓊美,也是東京帝醫專畢業的醫生。但因資料不全而無法進一步敘述。如果要查明日治台灣究竟出了多少女醫生,最好的辦法到日本這些女醫專校檔案之中查考。在二戰的未期,東京女醫專校舍毀於戰火而停止校務。所以,各校的檔案保存情形也難預料。

第五、        在三本以上名鑑至十二本名鑑提到的一百八十一位男性名醫之中,百分之九十都附有玉照。但廿六位女名醫,祇有彭蔡阿信(圖一)、吳林柑(圖二)、吳蔡綾絹(圖三)三位女醫師,附有玉照。這也顯示出當時台灣社會男女不平等的價值觀。在男性至上的價值觀的主導之下,所有的名人鑑介紹廿六位女醫師的簡歷,最多祇描述夫家的情形,女醫師的家庭和父母兄弟資料則隻字不提,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本資料摘要表,是採女醫生成家後的居所地址,而非原籍地址;以彭蔡阿信為例,她原籍新竹州,夫家在台中,故在資料記載為台中人。對新竹人而言,就有失公平,如果僅根據此項資料,新竹地區就少了一位可敬的先賢。

第六、        本短文祇是將這份長期被淹沒的史實發掘出來,供有心治台灣近代史的朋友參考,根據這份資料繼續追蹤研究。試想,我們僅將台南、台中地區一百零七位男性名醫生及廿二位女性名醫生的家庭系譜作一個追蹤研究,就必定會有更多令後代景仰學習的故事呈現在大眾面前,鑑往知來,這是研習台灣史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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