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罌粟在現存資料之記錄，鴉片和罌粟植物似乎都是從海外傳來。臺灣雖然現今已經少見罌粟植物，更在法令管制下，禁止相關鴉片罌粟的種植，或是種子的攜入。但回溯到晚清及日治時期，臺灣卻在人為的引進之下，曾有一段嘗試種植罌粟的歷史。
－ 鴉片罌粟 －台灣鴉片史 https://bit.ly/2ItdUdO
罌粟（Poppy）是製造鴉片的必然需有原料，雖然罌粟植物有多達數百種，但並非每一種皆能提煉鴉片，只有「鴉片罌粟」可以提煉出較多的鴉片。罌粟科植物廣泛分佈在全世界溫帶和亞熱帶地區，而生產可提煉鴉片的鴉片罌粟產地以印度、土耳其、中國，及泰國、寮國、緬甸邊境的「金三角」地區等為主要種植地區。未提煉的「生鴉片」即係從自罌粟成熟蒴果經割傷果皮後，滲出之白色乳汁乾燥凝固而得。含鴉片生物鹼約25種。鴉片的魔力，正是來自於它之中的有效成分—嗎啡（C17H19O3N）。嗎啡是一種生物鹼，生物鹼是一種有機化合物，其中含有許多具有毒性、刺激性及止痛效果。
－ 種植動機 －
在臺灣種植罌粟來自行提煉鴉片，其動機可能是為了更多的利潤，或是在避免過多的銀兩因鴉片交易而流出海外。甚至有意見指出，自行所種植的罌粟所提煉的鴉片（稱為「土藥」）較外國輸入者溫和，應該對種植之限制予以解除等。在多重意見激盪之下，臺灣展開了罌粟種植之旅。
－ 鴉片入台 －
鴉片何時傳入臺灣，有著兩種說法：
第一說指出，荷蘭占領爪哇，輸入鴉片，並傳入鴉片吸飲之風。當時只有當地的住民吸食，後來移居當地的華人也跟吸食，並懷煙土回中國，依法製煙，流毒漳泉、廈門。之後，臺灣被納入中國版圖，鴉片吸食之風習繼而蔓延及臺，在康熙末年時，已有專設之鴉片館。 清代的資料多持此說。
第二說則認為，有說法指出可能係荷蘭統治臺灣時（1624～1661），將鴉片帶到臺灣，再將鴉片傳至日本、中國，臺灣反而成為鴉片大量輸入中國的第一站。 此說以日本人的紀錄為主，連橫的臺灣通史亦持此說，但卻不見於清代的相關記錄。臺灣通史之說為：「臺灣之阿片（鴉片的別音），始於荷蘭之時。荷人貿易以此為巨，消售閩、粵兩省，漸乃及於內地。」但後面卻提到：「當明之際，華人已有吸用，然僅以為藥……」 似乎又是說在荷蘭人之前，中國已經有人在吸食鴉片，唯僅是以藥用為目的，有所矛盾。這種說法可能是日本人領有臺灣後，鑑於臺灣鴉片吸食的嚴重，或因此而有如此的推想，但亦有學者質疑此說，而認為或許至明鄭時期方引入。
－ 臺灣鴉片問題 －
隨著十六世紀以降，鴉片因具有重量輕、單位價值高的優點，歐洲人將鴉片當作貿易品傳播，在取得方便而過度吸食的情況，黑色的鴉片的性質也逐漸轉向具有危害性質的毒品。臺灣亦不免於此波「黑潮」之風潮，從十八世紀開始，就已有相關吸食鴉片之記載，其後隨著吸食氾濫的程度，更與纏足、辮髮等，並稱為臺灣三大劣習，糾纏臺灣歷史數百年之久。
至18世紀初時，鴉片問題已經是臺灣社會上一個不安定的因素。因朱一貴事件於1722年來臺的藍鼎元（1680～1733），對於清初鴉片的吸食，在《平臺記略》中有著如下的詳盡描述：
「鴉片撰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撰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己，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慾。始以為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麵皮頓縮，唇齒齞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隨著鴉片的大量運銷入台及氾濫流傳，至十八世紀中期，吸食鴉片的情況更為嚴重，吸食時是「百餘口至數百口為率」，蔓延全臺，時人就感嘆「印度所產阿芙蓉膏，俗名鴉片土，流毒幾璤寰宇，臺人嗜者尤多。」
－ 台灣日治時期鴉片政策 －
台灣日治時期鴉片政策是台灣日本統治時期為有效管理吸鴉片人口所採行的政策，雖然說漸進式禁絕鴉片的可行性比直接禁絕高許多，但實際上鴉片專賣的暴利是總督府的重要資金來源、總督府並沒有認真降低危害。除了日本人鴉片政策以賺錢為重、不認真減低鴉片吸食人口外，亦有台灣人為其背書，如連橫的《新阿片政策謳歌論》。
－ 新阿片政策謳歌論 －
連橫在為日本殖民政府寫了提倡「鴉片有益人民健康」的文章，因而遭台灣人唾棄，朋友紛紛與之斷交，連橫不得以帶家人從台灣遷移到大陸 。原刊於1930年3月2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原文如下:
臺灣阿片問題，比月以來，議論沸騰，或以為當行厲禁，或以為須再特許，究之皆一偏之論，未能盡其全也。夫天下之事物，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是故利害之中，必當權其輕重得失，而後可以無憾。夫阿片之為利為害，論者多矣，不須贅言。顧以全世界而觀之，出產之多，消費之巨，若以臺灣吸食之量而比之，不及百分之一，似乎不成問題；然為國計民生起見，亦不得不善為處置。
查阿片之傳入臺灣，始於蘭人統治之時，距今已三百年。歸清以後，移民漸至，曠野漸開，而榛莽未伐，瘴毒披猖，患者車取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倖免，此則風土氣候之關係，而居住者不得不吸食阿片；如俄羅斯人之飲火酒、南洋土人之食辣椒，以適合環境，而保其生命。故臺灣人之吸食阿片，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守也！平心而論，我輩今日之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開墾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阿片之效乎？然則阿片之害，人言嘖嘖，而以臺灣歷史觀之，故亦有利也。夫烏頭毒藥也，可以殺人，而亦可以治病；河豚美味也，可以爽口，而亦可以損生，惟在用之得宜爾。
道光十年，閩浙總督孫爾準以各省消用阿片甚巨，耗民損財，奏請禁止。十八年，復因御史黃爵滋之奏，下詔嚴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竝於澳門焚燬英商阿片一萬三千六百餘箱。英人不服，遂至構兵，而訂江寧之約，其禁遂弛。當是時，臺灣兵備道姚瑩亦奉廷旨，勵行嚴禁，然以訂約之故，時令不行，而吸食者猶故也。光緒十年，法人之役，臺灣戒嚴，兵備道劉璈以臺灣阿片既不可禁，又須購之外國，損失甚大，奏請撥給官莊，許民播種，自產自給，以挽利權，廟議許久；而臺灣之阿片乃愈盛。夫臺灣人民吸食阿片，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染之既久，積之也深，自不能一時斷絕；雖過去之事，而亦足為今日之參考也。
帝國領有之初，政府則議禁止，嗣因習慣上、人道上之故，乃立漸禁方針。是時，特許吸食者十六萬人，閱今三十餘年，僅有二萬五千人，使非漸禁之功效，則此三十年間，戶口之增加，富力之日進，吸食者當在三十萬人以上。則此次再請特許者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分強爾，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唯今日阿片問題，關係國際信義，固不可不權其利害之大小輕重，以期無憾！
夫世界今日之吸食阿片，非僅臺灣也。支那為阿片最盛之國，十數年來，外標嚴禁之名，內收稅金之實，則各省武人據地稱雄，擁兵自衛，莫不勒取阿片之巨利；國民政府雖言禁止，而法令早已不行！南洋群島以及產地之印度、波斯、土耳其尚多吸食，則歐洲人士亦有飲用，且多屬上流社會；美為文明之國，而報載吸食阿片者達二百萬人，可謂怪事！夫美國固勵行禁酒矣，然而密輸者如故，密飲者如故，牟利之徒且以汽船設大酒館於公海之上，以供遊客之豪飲，而政府無如何也。
臺灣阿片之害，政府無難禁止，然為習慣上、人道上而觀，故有再行特許之議，命各保甲曉諭有癮者自行申請，再由醫師診察，以驗其癮之輕重，可謂周至！今若遲疑不決，收回成命，則當局失信於保甲，保甲失信於人民，而政府之威嚴損矣！聞臺北市內各保甲已聯名申請照行，此亦民意也。夫治民者，在安民，不在擾民；在順人之情，不在拂人之性。今政府既有特許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議而行。其受特許者，苟非體氣之大弱，痼疾之癮癒，自任改除；即舊時之特許者，互相勸勉，冀斷其癮，以促成政府漸禁方針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臺灣阿片不禁自禁，豈非持平之道哉！台灣鴉片史 @ 【SN/T1443.1-2004】 :: 隨意窩 Xuite日誌 https://bit.ly/2ItdUdO
林則徐一生最大的錯誤：身為主帥，卻沒有發出戰爭警報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bit.ly/2XbHb1Y
1839 年 3 月 27 日晨，義律在商館宣布，以英國政府的名義，要求本國鴉片商人將所有的鴉片交出，由他轉交給中國政府。義律的這個決定，使受窘於商館內的大小英國鴉片商人大為興奮，認為這是英國政府將保護他們利益的表示，答應交出比他們手中更多的鴉片，以至將在路途中或福建沿海的鴉片也一併報上。就連毫無干係的美國鴉片商人也將自己的鴉片，交給義律，以能在大賬戶上掛號沾邊。
就在這一天上午，欽差大臣林則徐接到義律的稟帖，表示願意交出鴉片。林為此而鬆了一口氣，自 3 月 18 日以來與外國商人的對抗，總算是有了結果。但是，他和他的同事們都沒有意識到，駐華商務總監督給欽差大臣的第一份稟帖 ，改變了林則徐使命的性質，即由針對境內外國人的反走私行動，變成中英兩國官員間的交涉。
同是在這一天，林則徐還收到商館裡各國商人集體簽名的稟帖，聲稱林則徐諭內所指各事，多涉緊要，難以理論，因此稟懇林則徐找他們的領事、總管「自行辦理」。林也沒有發現其中的奧祕。此後各諭令，不再繞過行商，也不再直接對著外國商人，而是發給他們的領事或總管。
也就是說，從這一天之後，林則徐面前的對手，不再是作為個人的外國商人，而是站在他們背後的各國政府，尤其是英國政府。
這就犯下了第一個錯誤。
延伸閱讀：既要禁絕鴉片，又不能引起戰爭──林則徐悲劇的癥結
義律代表鴉片商人繳出鴉片，並不意味著將遵循中國的法令，而是將鴉片商人的貨物變為英國政府的財產，圖謀以此為由向中國發動戰爭。
自 1839 年 3 月 30 日起，義律還被困在商館期間，他就不停地向英國外相寫報告，呼喚武力報復。其中 4 月 3 日的報告，已經十分具體地提出了侵華計劃和勒索要求。
當時的英國外相巴麥尊是一個醉心強權霸權的人物，對外事務中歷來採用炮艦政策。1839 年 8 月 29 日，他收到義律被禁閉期間發出的第一批報告（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在此前後，他又從其他渠道得知了中國發生的 事件。9 月 21 日，他又收到義律發出的第二批報告（ 4 月 6 日至 5 月 29 日）。
亨利．坦普爾，第三代巴麥尊子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的激進外交舉動，極具爭議。（Source：Wikimedia）
此時，英國的鴉片商人集團和棉紡織業主集團，也紛紛向政府進言，鼓譟戰爭。 10 月 1 日，英國內閣會議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前往中國，並訓令印度總督予以合作。10 月 18 日，巴麥尊祕密訓令義律，告知內閣的決定，讓他做好戰爭準備。11 月 4 日，他再次訓令義律，告以英軍將於次年四月左右到達及作戰方針；同日，又致函海軍部，要求派出遠征軍。12 月 2 日，巴麥尊再次收到義律發出的第三批報告（6 月8 日至 18 日）。
1840 年 2 月 20 日，巴麥尊發出致遠征軍總司令兼全權代表懿律和全權代表義律的詳盡訓令，並下發了〈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1840 年 4 月 7 日起，英國議會下院辯論對華戰爭軍費案和廣州英國鴉片商人賠償案，經過三天的辯論，以二百七十一票對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內閣的提議。
從這張時間表看，儘管英國議會遲至 1840 年 4 月才開始討論政府的議案，但在 1839 年 10 月至 11 月間，英國政府已經作出了侵華的決定。而當下院的議員們唇槍舌劍切磋嘴皮子功夫時，英軍的艦船和團隊正在從英國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斷地駛往中國。
由於當時沒有今日之電子通訊條件，從中國廣東沿海至英國倫敦的書信需時約四個月，英國政府的侵華決定，是根據 1839 年 6 月中旬以前的形勢而作出的。也就是說，當清朝上下正在為虎門上空鴉片銷焚的氣息而振奮時，戰爭的惡魔已經出現，虎視眈眈，悄然潛至。
然而，對於這一切，林則徐絲毫沒有覺察。
1839 年 5 月 1 日，當林則徐正在虎門收繳鴉片時，對形勢的發展曾作出一個判斷：
到省後察看夷情，外似桀驁，內實惟怯。向來恐開邊釁，遂致養癰之患日積日深。豈知彼從六萬里外遠涉經商，主客之形，眾寡之勢，固不待智者而決。即其船堅炮利，亦只能取勝於外洋，而不能施技於內港。粵省重重門戶，天險可憑，且其貿易多年，實為利市三倍。即除卻鴉片一項，專做正經買賣，彼亦斷不肯捨此馬頭。[1]
在作了這些分析之後，林則徐得出結論：「雖其中不無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順，非竟不可範圍者。」 也就是說，不必擔心「邊釁」。
林則徐到廣州後，在給道光帝的最初幾道奏摺中，並沒有具體談到邊釁問題。1839 年 6 月 4 日，他在奏摺中談到，對於竄犯沿海各地的走私船，與「有牌照」的商船不同，「槍擊炮轟皆其自取」，而且，不但水師能夠剿除，就是僱募沿海水手，利用火攻之法，亦能獲勝。道光帝對此很感興趣，要求林則徐等「相機籌辦」，並指出「務使奸夷聞風懾服，亦不致驟開邊釁，方為妥善」。這是道光帝諭旨中正式而明確地提出「邊釁」問題。
道光帝的這道七月八日發出的諭旨，於 7 月 29 日到達廣州。 林則徐遲遲沒有答覆。過了一個多月，即 9 月 1 日，林則徐經過深思熟慮後上了一道長達二千餘字的夾片，專門分析「邊釁」問題。
他在具體說明前引文中提到的三條原委，即路途遙遠致使主客眾寡之勢迥殊、船堅炮利無法得逞於內河、正經買賣即可獲利三倍後，得出了結論：「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至多不過是「私約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該國主調遣，擅自粵洋游奕，虛張聲勢。」最後，林則徐還提醒道光帝，義律來華多年，狡黠素著，時常購覓邸報，「習聞有『邊釁』二字，藉此暗為恫喝⋯⋯且密囑漢奸播散謠言」，要道光帝不要上義律的當。
就在上奏後的第四天， 9 月5 日，林則徐感到有萬分把握，在給密友廣東巡撫怡良的信中，對義律此時表現出來的強硬態度大惑不解，謂：「然替義律設想，總無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頭？」 從上引林則徐的奏摺來看，他此時認為，持「邊釁」論者，除京師及各地一班反對禁煙的人士們，還有義律等人。於是，他將來自外國人的英軍侵華的消息，皆歸之於義律的謠言恫嚇一類。 我們可以再看幾個例子。
1840 年 2 月，林則徐聽到澳門葡萄牙人在傳聞，英國將從本土及印度各調軍艦十二艘來華。對此，他在給澳門總督的諭令中稱：「此等謊言，原不過義律等張大其詞，無足深論。」
1840 年 3 月 24 日，英艦「都魯壹」號（云尚帶二三十船之語，則皆虛張而已。」）抵達廣東海面。林聞訊後，寫信給密友怡良：「所云尚帶二三十船之語，則皆虛張而已。」
1840 年 4 月，美國領事稟林則徐，告以本國及英國報紙載，6 月分英國將封鎖廣州港，要求盡早讓美國船入口開艙。林則徐對此官方的正式消息，仍不以為然，稱其為「謠言」。
自 1839 年 9 月 1 日林則徐疏言分析「邊釁」之後，再也沒有在奏摺中對此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他雖不時地報告英方行動的傳聞，但總是認定為「恫喝」，並稱之「諒亦無所施其伎倆」。 1840 年 6 月中旬，英軍抵達廣東沿海的戰艦已達四艘，而林則徐在奏摺上卻說：「伏查英夷近日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仍載運鴉片」，竟將一次即將到來的戰爭，判斷為一次大規模的鴉片武裝走私。
他在表明已作防範後，又用道光帝的語言來安慰道光帝，「誠如聖諭，『實無能為』」。而這份報平安的奏摺離開廣州後不到十天，6 月 21 日，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率領第一批部隊到達虎門口外；而這份報平安的奏摺到達北京的那天，7 月 17 日，英軍已佔領舟山十二天了。
戰爭到來了！
前方主帥沒有發出戰爭警報！
林則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錯誤。
林則徐會見道光帝。（Source：by Gary Todd, via Flickr）
前引林則徐 1839 年 9 月 1 日附片中有一句話，「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此話作為結論，無疑是錯誤的，但「侵凌他國之術」六字，卻向我們隱約透露出林則徐的新知。
我在緒論中已經提到，當時清朝的上下，對外部世界懵懂迷茫，對英吉利也只是聞其名而不知其實。「侵凌他國之術」屬英國殖民史的範圍，已是較深一層的知識，在當時沒有相當的努力是不容易弄清楚的。
林則徐致力於新知的努力，在其奏摺中沒有提到，在其日記中（今存不全）難以查考，在其書信中也很少言及。他的這種不事聲張的做法，正表明此事不合時尚。作為「天朝」大吏，林則徐竟然做出當時官僚士子們所不屑的事情，尤為難能可貴。
根據近人的鈎沉，我們從各類分散的史料中已可大體看出林則徐當日努力的輪廓。他至少擁有四名翻譯，終日為他翻譯英文書報，他本人亦將這些情報採擷成冊，以供參考。近人對林的這一活動研究較深，力作多見，且評價甚高，以致稱其為第一位倡導向西方學習的人。
本書的內容與林則徐致力新知的活動相涉較少，故不打算就此問題展開。但是，這裡面還存在著一個問題：既然林則徐已經佔有那麼多的英方情報，成為清王朝中最瞭解英國的官員，那麼，為什麼他仍沒有看出戰爭不可避免這一令人感到極為簡單的趨向呢？
我以為，這與林則徐分析情報時使用的思維方法與價值觀念有關。儘管林則徐在其奏摺中對英國使用了極其貶斥的言詞，但在內心中，似乎並沒有把英國當作完全沒有「王法」的「蠻荒」之地來對待。
從現存的林則徐翻譯資料來看，他對英國人士反對鴉片貿易的言論格外傾心，而對英國國王要求商人尊重中國法律的規定特別看重， 甚至在奏摺中都扼要談及。因此，他認為，鴉片走私貿易是遠離本土的英國商人，違反國令而進行的罪惡勾當；義律等人的玩法抗拒，其國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狀」 ，他們的行動一定得不到英國國王的支持。為此，他在一開始就與道光帝商定直接致書英國國王，要求其管束屬民，「定必使之不敢再犯」。
林則徐從其翻譯資料中，已經瞭解到英國的地理位置、面積、人口、軍隊、艦船等數目。但是，這些簡單的數字反映出來的直觀條件，使得英國顯得不如中國這般強大。因此，林則徐認為，相對較弱的英國若派軍遠征，勢必有路途遙遠、補給困難諸後虞，因而不會出此下策。 他在奏摺和書信中對此都有分析。
林則徐從其翻譯資料中，已經得知英國以貿易為立國之本，對華茶葉貿易獲利尤大。因此，林則徐認為，即便鴉片走私之利斷絕，英國為茶葉等項利益，也絕不致於與中國決裂。 他給義律的諭令中充滿自信地責問，如果長達二百年的中英貿易，被義律「猝然阻壞」，「國主豈肯姑容」？ 他斷定義律無此膽量敢冒此風險。
林則徐從其翻譯資料中，已經瞭解到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商人的大體背景，他曾在奏摺中作過分析，認為這些毫無官方背景的散商絕無左右政府之能量。
林則徐從其翻譯資料中，得知孟加拉國等地政府皆在鴉片貿易中「抽分」，官員薪俸多取自於此；廣東海面最初開來的幾艘軍艦，又是印度總督等人應義律的請求而派出的英駐印度海軍之艦。由此，林則徐得出一個推論，義律與英屬印度官員互相勾結，私下出動軍艦前來實行「恫喝」，並非奉到英國國王的命令。他還認為，這些為數較少的軍艦不會釀成大的戰爭。
林則徐從其翻譯資料中，得知由於他採取的禁煙措施，致使 1840 年春孟加拉國、新加坡等地的鴉片價格暴跌，而新的季風季節又至，駐印海軍來華軍艦增多。由此，他又得出一個推論，義律與印度英人不甘心鴉片利益的損失，準備向中國進行鴉片武裝走私。實際上，他對這個推論又是如此地深信不疑，以致到了 1840 年 7 月 3 日，英軍艦隊紛紛北上舟山時，仍對其好友怡良稱之「只為護送鴉片」。
1840，第一次定海之戰，英軍艦攻擊清軍的帆船。（Source：Wikimedia）
由此可見，林則徐的判斷儘管錯誤，但放在「天朝」的大背景之中，仍合乎其本人的思想邏輯。
今天的研究者，屬「事後諸葛亮」，已經看清了各方手中的底牌，很難體會到當年決策者下決心之難。從現存林則徐翻譯資料來看，包羅萬象，對林則徐的褒貶評價皆有，對未來戰爭的是否估計俱存，看不出一個傾向性的意見來。要從這些資料中得出戰爭不可避免的結論，非得是一個熟諳國際事務的行家裡手。
但是，林則徐本是「天朝」氛圍中人，初涉此道；情報來源僅為報刊書籍等公開資料，並無祕密渠道；更何況一般人的心理活動規律是對己有利的資料印象較深，對己不利的資料不受重視。種種情事，使得林則徐犯錯誤的可能性，遠遠超過不犯錯誤的可能性。
林則徐不是神。
儘管他在今天有如神話。
延伸閱讀：屬於臺灣人的另一場「鴉片戰爭」
本文摘自楓樹林出版社《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1840 年，洋人艦隊扣擊廣東的第一聲砲響，
究竟象徵百年國恥的序幕，還是舊帝國恍若未聞的醒鐘？
針對「鴉片戰爭」問題的探究，早年的研究者或受到時代意識與國族認同的制約，不免於先設立場，塑造善惡對立的人物形象，進而影響歷史解釋的客觀基準。
本書乃是北大歷史教授茅海建爬梳中外文獻，對以往研究進行再批判，凝聚十數年心血深入比較戰爭雙方的軍事武力，再評價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耆英、關天培、龔自珍、魏源、義律諸位核心人物的歷史地位，從而完成這本鴉片戰爭研究的重量級著作。
林則徐一生最大的錯誤：身為主帥，卻沒有發出戰爭警報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bit.ly/2XbHb1Y
EP0.5 屬於臺灣人的另一場「鴉片戰爭」 | 故事 - https://goo.gl/KR4xdN
屬於臺灣人的另一場「鴉片戰爭」
十一月 20, 2015|分類：臺灣吧 - TAIWAN BAR|作者：臺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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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飛快，《臺灣吧》的系列影片已經走向了最後一集。在開始吃雞蛋糕、並且重新走進舊日臺北的同時，不妨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一連串故事的起點──你還記得，第一個在《臺灣吧》隆重登場的歷史人物，究竟是誰呢？
第一個在《臺灣吧》隆重登場的歷史人物是誰呢？
第一個在《臺灣吧》隆重登場的歷史人物是誰呢？
是的！想起後藤桑了嗎？就是日治時代，那位主張以「生物學原則」治理臺灣、並且推行了大規模「舊慣調查」的後藤新平先生。而如果你對《臺灣吧》的第0集有點印象，你應該還記得：鴉片的專賣利益，是日治初期在臺灣擔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桑，能夠改善總督府財政狀況的關鍵因素。
不過，故事總是相互連結在一起的。鴉片雖然為殖民政府帶來了龐大財富，但作為一種毒品，它持續性的合法販賣，也曾給島嶼上的人們帶來許多危害。當然，政府靠著販毒來開闢利源，不可能不引起有識者的憤怒。於是日治中葉，在總督府又一次地顯露出要利用鴉片來擴大財政收入的跡象時，一群知識分子決定與統治者展開對抗，並且留下了一段挺有意思的故事。
這篇文章打算帶領你走進歷史現場，看看鴉片煙膏如何被後藤新平打進了他的如意算盤，並且如何與課本上那些發生在日治臺灣的社會運動聯繫在一起。你會發現：鴉片不只在1840年代成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一場硬仗，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同樣也有屬於他們的「鴉片戰爭」。[1]不寫太長的前言了──開始囉！
一、
先來說說鴉片的一些歷史故事。
我們都知道：19世紀的清政府，曾經為了鴉片問題而跟歪國人鬧得雞飛狗跳。不過在那之前，這種由罌粟加工而成的商品，其實很早就已經被帶進中國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本草綱目》成書於明代晚期，在那本書裡面，就找得到鴉片的蹤影。再早一個世紀，有個文人叫徐伯齡，他的文集《蟫精隽》當中，也已經提到了鴉片的名字。
但是，在徐伯齡與李時珍的時代，鴉片其實被看作是一種藥品。《蟫精隽》說它「能治遠年久痢」，效用遠勝一堆有的沒的玩意，「其價與黃金等」。《本草綱目》講得更明白：鴉片「主治瀉痢、脫肛不止」──換句話說就是超強效的征露丸，一顆吞下肚，就能堵住你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的……咳嗯，真是太厲害啦。[2]
不僅能治拉肚子，鴉片還被同時代的人當成一種壯陽藥。上面談到的兩本書，都曾提到鴉片在床笫間事的應用。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鴉片作為一種娛樂性毒品的影子。而在明代晚期，隨著產自美洲的菸草輸入中國，吸煙變成了一種普遍的消費行為，鴉片在同一時間也被中國人攪和到菸草裡頭，燃燒為癮君子們吞吐的白色雲霧。
不過，既然是價值與黃金不相上下的東西，一開始的鴉片，自然是富人階級才能吸食的高級貨。一直要到它的進口量增長到一定程度，鴉片煙膏才有可能在民間社會普及開來，而這已差不多是清代以後的事情了。[3]
鴉片煙膏製造。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鴉片煙膏製造。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鴉片傳入台灣的時間點，現在還不是非常確定，但總之和17世紀的海上貿易脫不了干係。我們都知道，臺灣在那時候是東亞海域的貿易中轉站，鴉片會輸入進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同樣的，在早期的臺灣，鴉片也經歷了從藥材轉變為嗜好品的過程。清領時期，從來無法被有效阻斷的走私貿易，讓鴉片的吸食風氣得以延續發展下去。隨著19世紀中葉的開港通商，這種消費性商品的進口量，更是節節攀升。[4]
與此同時，民間社會的鴉片癮，也在臺灣衍生出嚴重的問題。白銀外流、生產力下滑、社會問題叢生，「吃煙」的風氣給這座島嶼帶來的麻煩，都與我們在教科書上讀到的晚清中國相近似（儘管鴉片所產生的關稅與釐金，對晚清的臺灣財政而言，也成了一項重要收入）。一直到了日治時代，鴉片問題的治理，也仍然是總督府的棘手難題。[5]
不過，在剛剛要統治臺灣的時候，日本人似乎沒有把這裡的鴉片問題給看得太嚴重。1895年的日本下關春帆樓，在準備簽訂《馬關條約》的那場會談裡面，清日雙方就談到了臺灣民間的鴉片風氣。那時候，代表日本的伊藤博文，便曾信誓旦旦地告訴清國使節李鴻章：日本政府必定能夠禁絕臺灣的鴉片進口與吸食。
清日雙方在馬關春帆樓談判，背坐者右起為李源章、李經方，對面右為伊藤博文，中為陸奧宗光。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清日雙方在馬關春帆樓談判，背坐者右起為李源章、李經方，對面右為伊藤博文，中為陸奧宗光。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伊藤對嚴禁政策的成效如此樂觀，大致是因為十九世紀後期日本成功阻斷鴉片輸入本國的歷史經驗。可是，在臺灣要落實同樣的政令，究竟要動員多少警力查緝走私、會不會激化民間的反對情緒呢？
在日治初期的臺灣，這些考量都是非常實際的。那時候，總督府已經投注了許多資源，對付全臺各地大大小小的變亂。在財政困窘、民心浮動的情況底下，要是因為禁絕鴉片，而搞出另一批反抗份子，只會讓統治者更加頭痛。顯然，臺灣的鴉片問題，要比伊藤當初的想像，還複雜上很多很多倍。
二、
不管怎麼說，臺灣的鴉片問題最終還是要解決的。畢竟，讓殖民地人民沉淪在毒品當中，對於當時候亟欲躋身世界強權、實現「文明開化」的日本而言，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不過，鴉片該怎麼禁，才能讓人家感受到日本政府的決心，同時又不會在大局初定的臺灣搞出亂子，可真是一門學問。
實際上，臺灣的首任民政長官水野遵先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搞定鴉片問題，才掛冠求去的。而他遞辭呈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在春帆樓上主張鴉片「斷禁論」的臺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伊藤先生現在總該明白，代誌不像憨人想的那麼簡單了吧！
臺灣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樽銅像。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水野遵銅像。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殖民地臺灣的鴉片問題，在當時的日本國內，也掀起了熱烈討論。有些人主張要嚴厲禁絕，有些人卻認為應該放任不管。正反雙方各說各話，可真是讓人頭疼。
不過，很幸運的，日本政府最後還是從紛紜議論當中，找出了解方。不僅看上去能夠穩健地控制住鴉片氾濫，同時還可以在完全禁絕鴉片以前，讓總督府壟斷這種商品的專賣利潤－－「一兼兩顧，摸蜆仔兼洗褲」，真是賺翻啦！
這套辦法，也就是所謂的「漸禁政策」與「專賣制度」了。這兩個點子，雖然都不能說是後藤新平的創意，但在日治初期，總督府處理臺灣鴉片問題的具體對策，仍有一大部分得歸功於他的擘畫。這個時陣的後藤先生，其實是日本政府的衛生局長，在此之前，這位醫科畢業的知識青年，已經給衛生局幹了好幾年的事兒，鴉片這方面的事情，他自然也是略懂略懂的。[6]
但是，後藤桑的識見不凡，並不僅僅體現在他的公衛專長。而是他能夠明白：臺灣的鴉片該如何禁絕，除了是一個醫療衛生議題，同時也關係到這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換句話說：總督府所要的鴉片政策，是從統治者的視角出發，系統性地考慮所有這些問題，並且謀取最好的利益。
而後藤新平果真也想出了一套面面俱到的辦法。在提供給總督府的《關於臺灣島鴉片制度意見書》裡面，他明白地說道：採用他所設計的漸禁方案，不僅能夠以相對溫和的手段達到最後的理想目標，更重要的是：窮到要命的總督府，每年可以因為與此配套的鴉片專賣制度，獲得兩百四十萬日元的預期收入！[7]
能夠有效解決棘手的鴉片問題，同時還能給財政赤字帶來久旱甘霖，後藤的漸禁政策，自然受到日本政府的歡迎。主意既是他想出來的，實際要怎麼幹，自然也是找來本人最清楚不過。很快的，後藤新平被延攬為臺灣總督府的衛生顧問。再隔兩年以後，後藤桑也就跟著被新任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拔擢為民政長官，展開了他的殖民地官員生涯。
兒玉源太郎。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兒玉源太郎。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三、
不過，漸禁政策跟專賣制度，怎麼會搞在一起呢？都說要禁鴉片了，怎麼日本人還要來賣鴉片啊？
簡單地說，鴉片的專賣，就是把製造與批發鴉片的權力交由政府壟斷，藉由公權力的控管，來逐年削減鴉片的消費、控制成癮者的數量，從而達到漸漸禁絕鴉片的目的。因此，漸禁政策的推行，同時也意味著總督府得建立自己的鴉片工廠，從進口原料的加工到市面上的流通，控制住島內鴉片煙膏的供應鏈──當然啦，還得從中撈一筆。雖然這種工廠掛的是「製藥所」的招牌，但本質上，總督府做的事情，也根本是利用「漸禁」、「醫療」的名義，在販賣毒品獲利。
我們當然也可以相信後藤的說詞，亦即持守溫和主義的逐步禁絕，才是解決當時臺灣鴉片問題的正道。實際上，這也確實符合後藤桑一貫的「生物學治理」原則。不過，鴉片的專賣為總督府開拓了龐大利源，也是不爭的事實。從鴉片上頭賺來的錢，對日治前期的財政紓困，著實是一劑強心針。這樣看來，在財政與衛生問題的天秤上，究竟哪一端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會比較重要呢？[8]
話又說回來：後藤桑提出的鴉片專賣制度，利頭究竟有多大呀？這個問題，只消一個數字，我們就可以看明白了──1898年，臺灣總督府一年的殖民地收入，大致是七百五十萬日圓，而這七百五十萬當中，就有將近三百五十萬，來自於鴉片專賣的利潤。
另一方面，當年臺灣的財政還未能自立的時候，日本本國撥給臺灣總督府的補助金，也不過在四百萬元左右。易言之，1898年總督府的全年收入，有將近三分之一，都來自於鴉片的貢獻呢！[9]
1898年，正巧也就是後藤新平接任民政長官的那一年。到臺灣任官，當然不是後藤桑能事先計劃好的事情。但是，當年由他發想的鴉片專賣制度，以及他為總督府所開拓的那兩百四十萬財源，現在可是完完全全地派上用場了──真不愧是後藤新平啊！遊戲一開局，手上的資金就硬是比別的玩家多了快三分之一……裁判，裁判呢？這根本就是作弊啊啊啊！[10]
接下來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了：後藤新平這個行政官僚中的高手高手高高手，在他的民政長官任內推動了許多重要的基礎政策，而在他主政的這段期間，臺灣也從日本財政的累贅，搖身變成了能夠自給自足的帝國殖民地。這就好像是收養一個小孩，高中都還沒畢業就已經不用幫她繳學費。很快在不遠的未來，還能夠發揮生產力，幫忙家裡的事業，真正是歐妹爹多，可喜可賀！
四、
當然，日治五十年的歷史對於臺灣人而言，總不都是可喜可賀的事，鴉片問題也是一樣的。前面說過，鴉片的專賣利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面，都是總督府重要的歲入來源。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日本政府究竟有沒有打算根絕臺灣的鴉片問題，免不了要啟人疑竇。
出現在歷史課本上的蔡培火先生就曾懷疑過這件事。在他眼中，總督府的漸禁政策搞了幾十年，除了鴉片沒能在臺灣消失以外，鴉片的銷售額竟也沒有什麼下降，這很難不讓人覺得總督府是在透過專賣搞錢。
蔡培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蔡培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和蔡培火同一個時代浮現於歷史舞台的臺籍知識分子，同樣沒有忽略這個問題。1925年的第六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他們所遞交的其中一件請願書，就譴責了總督府沒有厲禁鴉片，只為了圖那每年六百萬圓的專賣收入。[11]
雖然如此，在1920年代臺灣的社會運動裡面，鴉片問題倒也一直不是主軸。某種程度上，這可能與人們對於鴉片的觀感有點關係──今天的我們談到日治時代的鴉片，說的好像都是糟糕的事。但在一百年前的臺灣人來說，鴉片除了仍舊具有前文提到的藥物功能以外，若不是嚴重的成癮、把自己搞成鴉片窩裡的活死人，那麼，吸鴉片充作一種休閒娛樂，其實是相當正常的行為。
著名的作家葉榮鐘就曾說過：
在民國前臺灣的上流社會，鴉片是一種社交上禮貌，請客人抽一下大煙，就像現在請人抽一支長壽香菸或三五牌的洋煙一樣。不過抽大煙必須持有鑑札，不然碰到警察來臨檢就會發生麻煩，原此常在煙盤腳出入的人，為安全計，勿論上癮不上癮都領有執照，出門帶在身上以防萬一。[12]
或也因為這樣的緣故，極力反對鴉片的林獻堂，其實一直領有總督府的特許鑑札。而像他這樣的臺籍知識份子，反鴉片的態度會轉趨激烈，大概都是在參與了1920年代的社會運動、對鴉片戕害整個社會的害處有了體認以後。下面的文章，我們還會再談到這點。
另一方面，鴉片問題遲遲沒有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也是由於同一時間還有各種各樣的重要議題。而且，縱然大家對鴉片的漸禁與專賣感到不滿，但長期以來，這兩個政策，總沒捅出什麼大亂子。加上鴉片在總督府的財政收入當中，所佔比例確實不斷在降低（在1920年代，大約是5-10%左右），吸食者的總數也持續在下滑。運動要從鴉片議題上找到著力點，大概不太容易。
就這樣，儘管有些不滿的聲音，但漸禁與專賣，仍是那樣穩定地運作下去。1920年代有關臺灣鴉片專賣的一些弊案，曾給殖民政府蒙上陰影，但還不致掀起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一直要到1929年底，總督府的一項新政策，看起來即將扭轉鴉片吸食風氣在臺灣長期衰退的趨勢，才點燃了抗議的引信。[13]
這怎麼回事呢？簡單的說：20世紀初的日本人在鴉片問題上頭，頗受國際壓力，偏偏他們是那個時代還存在著鴉片特許制度的少數國家之一，並且還鬧過幾次走私鴉片的糟糕新聞，其中一次甚至上了《紐約時報》，讓整個日本都感到顏面無光。彼個時陣，反鴉片毒害是世界趨勢。就跟現在大家要簽公約減少碳排放一樣，日本也在1925年的日內瓦鴉片條約當中簽了名，這代表他們在三年以後必須積極作為，在臺灣修正舊有的鴉片法令。
殖民政府也確實是這麼幹了。1928年底，他們公布了新的鴉片法令，其中一些條文，例如禁止開設鴉片煙館、為鴉片成癮者進行矯治等等，看起來都對掃除毒害有些幫助。這樣看來，總督府的鴉片政策，確實是往前邁進了一步。
糟糕的是，新的鴉片令頒布了一年以後，總督府竟然又發布消息，說是新法令沒有顧慮到那些「未登記卻秘密吸食鴉片」的人，為了「人道考量」，他們決定要讓那些「有隱情不得不吸食鴉片者」，重新申請鴉片吸食的特許證明──換句話說，想要抽鴉片煙的人，這會兒只要向政府說明自己的「隱情」，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哈兩管啦！
五、
這件事情一見報，立刻引來了諸多台籍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彈。特別是蔣渭水所領軍、剛剛成立一年有餘的台灣民眾黨立刻採取了行動，向總督府提出鄭重抗議。他們列舉了各種理由，反駁總督府的所謂「人道考量」（其實也就是延續以往不協助勒戒的消極態度）根本是鼓勵更多吸毒者戕害自己的健康，同時批評他們是站在擴大收入的考量，來做成這個決策。
總督府是否為了財政目的而決定重開鴉片特許的申請，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實際上，若站在漸禁政策的角度來思考，這或許是不得不然的配套措施。[14]不過，蔣渭水等人的憤怒，也是可以想見的。前面提過：即便臺籍知識分子對於鴉片政策感到不滿，同時也質疑總督府靠著專賣生意在賺錢，但長期以來，能夠合法吸食鴉片的人口數目仍是逐年下降的。這樣看來，漸禁政策的推行，確有其一定的成效（殖民地臺灣的「成功經驗」，同時也是日本在國際鴉片會議上為自己辯護的絕佳武器）。[15]
然而，總督府重開鴉片吸食特許申請的這項新政策，就像是給漸禁政策打了一耳光──你這樣搞，鴉片根本不可能在臺灣消失嘛！專賣局繼續供應鴉片，往後就會冒出更多的祕密吸食者，總督府只要隨便挑個黃道吉日說：「呀呼！咱們又開放登記囉～」這樣一來，新的鴉片吸食者只會前仆後繼地出現。如果把殖民政府想得壞心一點，是不是只要他們一缺錢了，就來開放鴉片特許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漸禁政策根本是個幌子吧？
撇開對總督府的質疑不說，要理解這些知識份子的憤慨，還應該去看看他們在日治中期所投入的志業。如果你對中學歷史還有點印象的話，1920年代，這些臺籍菁英都在忙些什麼？
除了前面提過的議會請願運動與臺灣民眾黨以外，另一個課本上的關鍵字，肯定是臺灣文化協會。知識分子結成這個團體的用意，課本上也講過了，是要啟迪民智，讓生活在臺灣的普羅大眾，能夠經由知識的啟蒙而產生自覺，建立起屬於臺灣人的文化自信心，進而才有追求自治的可能。
文明開化的第一步，是要擺脫固有的陋習，如同蔣渭水在他那篇著名的〈臨床講義〉當中所提到的，要給臺灣治病，帶領這座島嶼上的人們邁向文明世界，首先該做的事，就是把一切「風俗醜態」、「缺乏講衛生」、「墮落怠惰」的病象給祛除。理所當然的，鴉片也是這些拖垮臺灣人的壞習慣之一，是必須消滅的敵人。眼看著這個敵人正在漸漸死去，總督府的一紙命令卻突然讓它重獲生機，大家怎麼會不生氣呢？
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曾寫下《臺灣通史》的連橫先生，與他那篇著名的報紙投書，才會被社會輿論砲轟到滿臉豆花。該文被當時《臺灣民報》的一篇文章起了個別名，叫〈新阿片政策謳歌論〉，[16]報上的其餘評論也群起圍剿，讓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連橫的文章，被許多人認為是在給總督府的鴉片政策歌功頌德，甚至是「受某方面之利用而作違良心之毒文」。[17]
連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連橫。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且不說時人如何批評連橫，從前面提到的那場新文化運動看來，臺灣的新知識份子為了掃除鴉片陋習，已經在各種場合裡面講到「喙角全泡」，而過往的連橫，也被看作這群人的一員。[18]然而，這篇刊登在（被認為是殖民政府傳聲筒的）《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文章，卻突然跑出來賞了大家一巴掌。文中，連橫也並不正面回應抗議聲浪，反倒是跟著總督府的論調重複跳針漸禁政策的好處，或者列出一堆不著邊際的論點，例如臺灣的吸食鴉片人口比例不高、歐美文明國家也有吸食鴉片的事情、成命不好收回……
也難怪人家要說他的文章是為總督府護航了。從新政策頒布以來，反對陣營已經反覆陳述了他們的意見，例如吸食鴉片的人口當中有相當大部分的矯正並不困難（這點同時得到當時候各地醫師會的背書）、[19]總督府的決策背離了國際正義與信用原則、重開鴉片特許是否為擴大收入手段的控訴等等。然而，這篇文章卻堆砌了許多不相干的理據來說漸禁政策的好話，繞開了反方所提出的種種質疑。無論他本來的用心究竟如何，在一個公共議題的討論當中，連橫選擇了一種去脈絡化的辯論策略，大概也不是挺好的示範。[20]
不過，若擺在當時《臺灣日日新報》上頭支持開放特許申請的種種言論當中來看，連橫的那些論述，倒也還算平和。其他的一些文章或報導，針對帶頭抗議的臺灣民眾黨人，則不僅沒有好話，甚至還發動了猛烈的人身攻擊。「御用報紙」如此，總督府方面對於民眾黨的打壓，更是不遺餘力。隔年，這個活動力頗為旺盛的政黨，便被一紙命令強制解散了。顯然，在這場由鴉片引起的風波當中，殖民政府簡直恨透了民眾黨人，但是，這些傢伙到底幹了什麼好事，值得日本統治者這麼樣的咬牙切齒呢？
六、
故事的場景要回到1925年初的瑞士日內瓦。前面已經說過：日本在國際鴉片會議上被釘得滿頭包，他們簽下了條約，並且在三年之後頒布了臺灣的「鴉片改正令」。若沒有國際輿論的壓力，恐怕到了日治終末，臺灣的鴉片漸禁政策也不見得會發生後來的這些變化。也因為這樣，當時的日本政府只要跟外國人談到鴉片，總是惶恐得緊，深怕自己再受指責，又給說成是毒害亞洲的麻煩製造者。
到了1928年底，國際聯盟決定要派遣一個鴉片問題調查團，來考察遠東各國是不是按著前述條約的規定在辦事。這個小型的調查團，原本只打算訪問那些涉及鴉片問題的地方，回頭寫個報告，也就交差了事。沒想到在結束了訪視臺灣的行程以後，日本政府卻把他們邀請到了國內大肆款待，還送到京都、奈良去玩了幾天。嚴肅的調查團，瞬間成了一群歡樂的觀光客啦！
當然，日本人總不是沒來由地要伺候這些歪國人。[21]而這些款待或許還真有點效果，在調查團最後送給國際聯盟的報告書裡面，日本政府在臺灣實行的鴉片制度，可不只是被美言了幾句而已，其中還有一些與事實不符的陳述，顯然採信自日本官方的片面說詞。這個調查團……好像不是很認真在辦事啊。[22]
無論如何，日本政府在鴉片問題上頭的弱點已經很明顯了：他們怕的就是自己的國際形象受損。而在1930年初的反對增發鴉片特許運動裡面，民眾黨人果真也抓住這點，狠狠地踩到了統治者的痛腳。
國際聯盟派遣遠東鴉片調查團在臺行程。出處：臺灣文獻館電子報（http://163.29.208.5/lists/files/2009/027/e-0327-e9.html）
國際聯盟派遣遠東鴉片調查團在臺行程。出處：臺灣文獻館電子報（http://163.29.208.5/lists/files/2009/027/e-0327-e9.html）
事情是這樣的：1929年底，總督府決定重開鴉片特許的申請以後，蔣渭水等人旋即開始四處奔走，除了給日本首相以下各個不同層級的政府單位，以及各個政黨、報社送上抗議書以外，它們也在全臺各地舉辦了有關的講座，大力宣傳這次的運動。但是，所有這些手段，雖然升高了日本國內對臺灣鴉片問題的關注與討論程度，卻不見得能夠發生實質的影響。為此，蔣渭水與他的同志們想到了一著好棋：日本政府怕丟臉是吧，咱們就把你的臉給丟到國外去！
這個時候是1930年1月2日，總督府正慶賀著新年伊始，渾然不知接下來他們準備倒楣。同一時間，國際聯盟的鴉片調查團，還在東亞世界的某個地方晃悠。距離他們到訪臺灣，約莫還有一個半月。而蔣渭水等人抓住了這個時機，給國際聯盟發出了這封電報：[23]
日本政府這回新特許臺灣人吸食鴉片，乃是人道上的問題，違反國際條約。對右記政策的遂行，請速速阻止之。[24]
兩天後，國際聯盟所在的日內瓦，傳來了收到電文的消息。事情在約莫一周過後見了報、曝了光，這下不只是臺灣的殖民政府頭痛，連帶還驚動了日本內地。總督府的總務長官返回日本述職的時候，便因此事受到了責問，中央政府還因此特地派人來臺調查。這件事情同時在政壇掀起了相當大的波瀾，一些頗有分量的政治人物，也對重開鴉片特許申請的新政策表示了反對意見。看起來，蔣渭水與他的夥伴們丟出的這顆電報炸彈，可真是把總督府給轟得七葷八素啊！[25]
不僅如此，民眾黨人還進一步看準機會，在鴉片調查團抵達臺灣以後與之會議，當面向他們表達了抗議訴求。對於這樣的動作，殖民政府更是大為緊張，臺北州的警務部長便曾連番地勸說林獻堂，希望透過他來阻止蔣渭水等人與調查團的會面。
與此同時，總督府也針對民眾黨人發動了前文提到的輿論攻勢，除了製造群眾熱烈擁戴鴉片特許政策的假象以外，御用報紙甚至還把蔣渭水娶小妾的事情，拿來當作抨擊他的口實。從這些急躁的反應看來，殖民政府確實是被這場反對運動弄得相當頭疼。而這個告洋狀的故事，也在臺灣民眾黨並不算長的歷史裡面，留下了挺有意思的一個段落。
七、
雖然搞得聲勢浩大，民眾黨人的這些行動，仍舊沒能把重開鴉片特許申請的政令給退回總督府去。而儘管蔣渭水等人在當年的臺灣鐵道飯店（也就是今天臺北車站對門的新光三越）裡頭，與國際聯盟派來的鴉片調查團相談甚歡，但那幾個歪國人回去寫報告的時候，似乎也沒怎麼提這件事情。日本政府仍舊平安地度過了這次關於鴉片問題的國際考試，至於他們到底有沒有買通調查團，就不知道啦。
這倒也不是說臺灣民眾黨為了鴉片鬧了個把月，全是白忙一場。現有的研究多半認為：這場反對運動，仍舊影響了總督府後來的施政方針，特別是加速推展了鴉片成癮者的矯治工作。[26]
我們知道民眾黨人的主張，是積極地矯治鴉片癮者，而非無止盡地放任其吸食毒品。參與這場抗議的各地醫師會，也抱持同樣的看法，他們同時還根據自己的醫療知識，來給總督府提方案、擬建議。雖然很難知道反對運動期間丟出來的這些意見，有多少比例曾被總督府曾納入考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民眾黨人開始帶頭抗議以後，殖民政府對鴉片癮矯治工作的推展，確實轉趨積極了。
其中一件大事是「更生院」，也就是鴉片矯正所的建立。更生院原先是在鴉片調查團抵臺前一個月，由總督府倉促建立起來的矯治機構，顯然是個應付考核的產物。不過，初期的戒癮工作，效果相當不錯。兩個月內，這個僅有三十張床的臨時矯治所，竟成功地讓三十七名成癮患者完全地戒除鴉片。[27]
可能因為成效良好的緣故，讓總督府也對鴉片成癮者的矯治有了信心。更生院後來搬遷到更大的地方，成了專門的醫療院所，臺灣各地的總督府立醫院，也開始設立鴉片癮的矯正專科。以往消極的鴉片漸禁政策，至此終於有了改變。臺北的這所更生院，位在今天的重慶北路與涼州街口。我們原本還有機會見到這幢饒富意義的古蹟，不過由於一再重演的那種戲碼，在臺灣，人們想要在生活裡遇見歷史，總是困難一些。
談到更生院，就必定得說說那位好聰明的杜聰明先生了。《臺灣吧》第0.5集最末，曾經介紹他是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並且針對鴉片癮者開發了新的尿液驗毒法。而更生院的工作，一開始也就是由他所主持的。那時的杜聰明，在鴉片問題的研究上已累積起不少成果，同時也有實際的矯治經驗。放眼整個臺灣，大概找不到比他更適合來擔綱這項工作的人才了。
時勢造就英雄，或者英雄造就歷史──這在近年來歷史學者們對於杜聰明的重新考究當中，是個有趣的議論話題。一定程度上，我們過往對於杜聰明的一些既定印象與歷史評價，可能需要一點審視與修正。
以鴉片癮的矯治為例，傳統的看法認為：杜聰明所開發的藥劑，有效地抑制了鴉片成癮者的禁斷症狀（也就是患者在毒癮發作期間所承受的身心痛苦）。不過，新近的研究指出：杜聰明的新藥，原理與前人或許沒有不同。他真正能夠獲致成功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總督府指派他主持的這所「更生院」，讓他得以針對成癮者實行「完全隔離，嚴厲監視」的住院治療模式。[28]
無論如何，在1930年代臺灣治療鴉片癮的這段歷史當中，杜聰明的活躍是無庸置疑的。與前面提到那些積極發聲的知識分子相比，相對沉默的杜聰明，其實最為成功地影響了總督府之於鴉片問題的種種決策。[29]
在戒癮工作的全面推展之下，臺灣的鴉片成癮者急遽減少，直到日治末期幾乎消失。鴉片專賣與漸禁的這段歷史，也自此走進了尾聲。
八、
不太有人注意到的事情是：現在，我們還能在臺北市的某個角落，找到日治時代鴉片故事的歷史陳跡。兩年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成立了南門園區，這個地方位在今天的中正紀念堂附近，財政部旁的南昌路上。我問過幾個朋友，知道臺史博有個南門園區的人其實不多（更多的是約在那兒吃飯，然後赫然發現它不只是餐廳），相當低調的一處古蹟。該處在日治時代是專賣局的工廠，其中一些建築，就與當時候臺灣的鴉片生產過程有點關係。
今天生活在臺灣的我們，一想到鴉片，腦海裡首先浮現的，總是有關清末中國的種種影像，這是因為我們的中學歷史課，總強調鴉片是深刻影響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因素。相對的，鴉片與臺灣的種種聯繫關係，其實是相當晚近才被我們注意到的事情。中學時候的臺灣史課本總告訴我們：鴉片是日治臺灣的「三大陋習」之一，除此之外，則通常沒能說得太詳細。但是，在那短短一行課文的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遠不是一句話、一堂課、一篇如你現在所閱讀的文章，能夠道盡。
這段歷史還不太遠，還有許多的歷史線索等待被我們找尋，也或許，你的爺爺奶奶其實知道其中的一些事情（何不去問問他們呢？）。經驗過歷史的人，能告訴你的故事，總要比課本多上不少。如同我祖母那雙留有纏足痕跡的腳丫子，每每見著，就要把我的思緒踢回她的過去。
在英雄故事（例如蔣渭水與杜聰明）的對立面，與鴉片有關的這段歷史，似乎顯得晦暗而陰鬱，但無論如何，它總是屬於這座島嶼，並且總是關係著你並不遙遠的過去──一種趣味的想像是：如果沒了鴉片，後藤桑的如意算盤，會不會就卡死在了日治初期的財政泥淖當中呢？而如果你還記得「臺灣賣卻論」的話，今天的臺灣，是不是又將因此變成一塊碰啾碰啾的歪國領土呢？
故事永遠與各種各樣的人，相互聯繫在一起。每個故事的意義，因此都變得複雜。《臺灣吧》的影片最末曾經提到：日治時期的鴉片問題，不同時間點上的不同人群，可能都有不同的考慮。例如，「吸毒就是好壞壞，抓起來就是好棒棒」，這可能是我們現在普遍認同的正義原則，但在日治初期的臺灣社會，抽鴉片煙並沒有被普遍看作是好壞壞的行為；而若殖民政府一開始就厲行斷禁政策，他們大概也換不到好棒棒的評價，反而可能會刺激臺灣人的群起抵抗──這裡，《臺灣吧》拋出的問題，值得仔細玩味：如果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你又會怎麼處理這個狀況呢？
另一方面，總督府所推行的漸禁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看起來都沒有把禁絕鴉片當作首要目標，這是它飽受批評的主要原因。困囿於豐厚的財稅收入，而拋開了政策的初衷，這種迷失，大概可以說是統治階級的通病。同一個時代，清末到民國的大大小小政府，也曾出現過這種倡言禁絕鴉片、卻又沉湎於金錢收益裡的景況。[30]所有這些政府，都可以說是「好壞壞」的代表，然而，為什麼這些壞傢伙都採行了相仿的辦法，來處理眼前的鴉片問題，值得我們回到歷史當中，仔細地審視，仔細地思索。
從後藤新平到蔣渭水、乃至於許許多多沒能被我們提到的名字，每個不同的視角，都能說上一段往昔臺灣的鴉片故事。而唯有仔細審視故事裡的每一個人，我們所能得到的思考與見解，才可能比英雄或壞蛋的單純二分，還來得更多一些。歷史與你所生活的世界一樣至為複雜，但是，每一個好故事，或許也都因為那樣複雜的本質，才顯得真實而深刻。
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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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英國人不了解鴉片戰爭 英國漢學家眼裡的鴉片戰爭 - iFuun - https://goo.gl/kISaqb
5張歷史罕見照：直擊清朝女子吸鴉片時的醜態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G00K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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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如何傳入中國並變為奪命之毒？
2016年1月21日 天朝風雲來源： toutiao.com
晚清吸食鴉片的男子
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的鴉片都是從外國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獻底也伽”。“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拂霖那時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
古代西方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延香、縮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展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曾是醫生的藥物，民間的補品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艷，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到：“行過險棧出褒斜，歷盡平川似到家，萬里愁客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米囊”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里，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被當作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濃艷，故將艷麗的罌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
這一時期，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醫家已用它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謬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里，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
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蔘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醫家承宋朝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制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藥物院，所用之葯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為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
將罌粟子稱作“御米”，我們可推斷它已進入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
但宋代人已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從“殺人如劍”四字里，可推測那時社會上已有不少因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了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名醫李挺的《醫學入門》，書中寫到：“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七日，即成鴉片矣，苧急可多用。”可以判斷，那時醫家已懂得採取罌粟液制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的別稱。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泄痢、風癱、正頭風、痰喘、久咳、小兒慢脾風等20餘種病痛。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局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
鴉片之毒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的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烏香即鴉片。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年），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隨着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故隨着食者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
鴉片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萬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長年不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
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
煙毒與日俱增
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西南地區北上而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泛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有人提出以土煙排斥洋煙的主張。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的官員並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但對於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煙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面從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罌粟花，將煙膏改稱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
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泛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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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治時期鴉片政策是台灣日治時期為有效管理吸鴉片人口所採行的政策，因為漸進式禁絕鴉片的可行性比直接禁絕高許多。在初期，鴉片暴利是總督府的重要財政來源，然後總督府對鴉片暴利的依賴越來越少。總督府在殖民末期才提供戒癮醫療，其最重要原因除了醫學進步外、就是台灣人總算將吸鴉片視為惡行（在此之前，實際上是總督府比台灣人更反對鴉片），但當時也有人替鴉片政策辯護，如連橫的《新阿片政策謳歌論》（俗稱《鴉片有益論》）。
漸禁與嚴禁的爭論
日本殖民初期，日本在爭論鴉片應該漸禁還是嚴禁，後來執行漸禁的原因為
認為日本人不易染上鴉片
鴉片與酒相剋論：日本人嗜酒，且當時日本人認為如果同時吸鴉片又喝酒，會吐、很難過。
日本宣傳鴉片危害已經很成功。
日本人性急，不會浪費時間吸鴉片。
鴉片煙氣極臭。
當時沒有低痛苦的戒癮療法，怕成癮者受不了。
可以藉由鴉片專賣利益來控制臺灣人，減少抗日人士及匪徒的實力。
鴉片專賣收入高，而當時也沒有將鴉片提煉出藥用嗎啡的方法。（這也是五十年才全面禁絕鴉片的原因）
最終成功的原因
杜聰明等人發明新的戒癮方法，戒癮時低痛苦；在此之前，鴉片成癮者的自然死亡是使用率下降的主因。
日本人教育成功，讓臺灣人知道鴉片之害，且臺灣人現代意識覺醒（殖民初期，日方一直強調會允許以成癮者繼續使用，以減少抗日情緒；但也在學校向臺灣人宣傳鴉片危害，因而受到國際肯定）。
台灣上流社會及知識份子態度丕變：本來吸鴉片是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反而是日本警察經常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阻止未成癮者進入這種場所；但在1929年左右，台灣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突然轉向、要求總督府加強戒癮輔導。
醫學進步，鴉片可以提煉藥用嗎啡，而且日本在二戰時需要大量藥用嗎啡。
鴉片收入佔總督府收入銳減，停售鴉片也不會造成財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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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威妥瑪估計中國吸食鴉片上癮的人數佔其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這個估計和已故的海關統計秘書泰脫先生（Mr.Taintor）的估計也是符合的。如果按吸毒人口是成年人口的5%,則中國當時有1千萬癮君子。在19世紀末期，中國鴉片的消費量呈直線上升。1888年，據《倫敦時報》的估計，中國70%的成年男性都在吸食鴉片，消費及上癮增長幅度十分驚人。1882年有外國人稱“根據最可靠方面估計，有45%的男子和2%的婦女---在市鎮有70%的男子吸食鴉片。據消息靈通的中國人說，有1/3的成年男子吸食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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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 屬於臺灣人的另一場「鴉片戰爭」 | 故事 - https://goo.gl/KR4x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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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混淆的台灣史-抽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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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紀，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用機器代替人工，連帶而來的是工作方式、工作時間、工作場合的改變。只有茶可以讓工人在操作機器時保持清醒，可以應付長時間單調又重複的動作，而且熱水沏茶又大幅降低了痢疾和腹瀉，於是英國全國上下都愛上「喝茶」這件事。當時，只有中國生產茶，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用白銀來支付，中國商人也只收白銀。後來，英國商人發現中國人很喜歡抽鴉片，於是透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的管道輸出鴉片到中國，從此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逐年增加，終至超過茶葉輸出英國的數量，整個貿易形勢翻轉過來。我們一直把焦點放在鴉片菸上，殊不知真正的中英爭執焦點是「國際貿易」，茶與鴉片在中英貿易上的消長。
說到鴉片（opium），我們會聯想到1933年林則徐開始禁鴉片，而後引發中英鴉片戰爭，清朝戰敗，被迫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其實同一時間，臺灣人吸食鴉片情況之嚴重，絲毫不亞於中國，特別是在1860年淡水開港之後。此外，當時的西方社會，鴉片的吸食也相當普遍。可見在醫療不太發達的時代，具有麻醉與鎮靜特性的鴉片，自然被視為具有實用價值。
鴉片是割開罌粟花未成熟的果實，讓它流出乳汁，經凝固後形成。罌粟花原產於中東地區，唐朝中期由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那時印度已有用鴉片治病的紀錄；到了宋朝，在中國已相當普遍，除了觀賞、食用外，罌粟子被當成藥，主治反胃及胃口差；南宋時，罌粟殼也開始出現在醫書中，療效轉為「止瀉痢、治咳嗽」；元代有位醫學家朱震亨雖肯定罌粟殼有治療咳嗽、瀉痢的效果，也首次提到罌粟有「藥性猛烈、閉塞腸胃」的害處。將罌粟花的津液製成鴉片、做為藥材的最早紀錄出現在明代李挺《醫學入門》一書；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裡則將罌粟殼與鴉片前後並列，兩者療效相似，都可治療嚴重瀉痢，還可壯陽，但罌粟殼沒有毒，鴉片有微毒；清代《本草求真》也提到類似治療瀉痢的效果。不過這時的罌粟子、罌粟殼或鴉片都是用吞食的，或加其他藥煎湯服飲。
鴉片在中國開始受歡迎則是變成吸食之後，但它是如何從吞食變成吸食的呢？說法之一是從臺灣傳到中國。鴉片開始變得迷人是因為遇見了菸斗，北美洲的印地安人最早使用菸斗，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後，菸斗開始盛行於全世界。17世紀初，荷蘭的水手們開始將鴉片混著砒霜放在菸斗裡吸食，用來預防瘧疾。
而在荷蘭人統治下的臺灣，漢人移民因水土不服，容易感染臺灣風土病——瘧疾，就以鴉片防治瘧疾。這時的鴉片主要來自印尼，仍是吞食服用。之後，荷蘭人開始向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各地銷售鴉片，並帶進將鴉片混合菸草的吸食法，進而從臺灣傳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且大為流行。
說法之二是中國人發明了吸食法，從中國流行到臺灣。中國學者端木賜香認為，鴉片從「水管吸食法」到「就燈吸食法」，以及「菸槍吸食法」，轉而發出令人陶醉的香味，這只有中國人的智慧才能發明出來。且清朝人將鴉片的行銷觀念、工藝製作和享受情趣方面發揮到極致，發展出一種賽似活神仙的絕妙吸食法——躺在菸榻上，拿著菸槍、就著菸燈吞雲吐霧。
由於鴉片都是以藥材之名合法納稅進口，是家庭常備藥，抽鴉片是治病兼享受，當然也是光明正大、理直氣壯的事。後來清朝人更為了經濟因素，自行種植罌粟。鴉片生產的利潤遠高於紅薯、玉米、棉花等經濟作物，同時具有替代貨幣的功能，且攜帶方便、安全，所以旅者和商人寧願帶著鴉片上路，而不願意直接攜帶銀錢，甚至各地赴京趕考的舉子也會攜帶鴉片，用來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費用。
當鴉片從吞食變成吸食是將鴉片與菸草混合，所需花費更高。更由於吸食情況愈來愈嚴重，到了18世紀，統治者開始發現鴉片的「害處」。1721年，隨著堂兄藍廷珍來臺灣平定朱一貴事件的藍鼎元，發現臺灣人吸食鴉片的問題非常嚴重，他上書巡臺御史陳述臺灣鴉片毒害猖狂，必須禁絕鴉片並振興臺灣衰頹的民風；《臺灣縣志》中更指出鴉片和賭博是臺灣風俗的兩大害。
藍鼎元所指稱鴉片的害處，比較類似「壞習慣」，屬於道德層級。至於清朝廷在意的是，吸食鴉片需要花費大量白銀去購買，對國家財政安全造成威脅。雍正皇帝在位時（1729年），《大清律例》增訂對鴉片的禁令，主要管制販賣鴉片菸、開鴉片菸館、隱匿不報、藉故需索和官吏失察等五項；隔年，這道禁令擴及臺灣。
1755年，乾隆皇帝又頒布禁令，將鴉片販賣權限歸於朝廷，類似現代政府的菸酒專賣制度。
18世紀末，嘉慶皇帝一即位就下令禁止從海外進口鴉片，於是鴉片成了禁品，鴉片貿易從合法變成非法；十八年後（1813年），嘉慶皇帝基於鴉片走私嚴重，且認定鴉片敗壞風俗，進一步頒布《吸食鴉片治罪條例》，正式禁止吸食鴉片，違法吸食的人必須被處罰；但這時還沒有考量到鴉片是否影響人民身體健康。
禁止進口鴉片反而助長了走私風氣，乾隆中葉每年的鴉片走私數量大約二、三百箱；到了19世紀前半葉的道光年間，增加到四千多箱，然後快速增加到二萬多箱，不到一百年間，成長了一百倍，鴉片可說已攻占了中國。由於這時對鴉片會「成癮」還沒有清楚的概念，只知道吸鴉片會造成難以戒治的惡疾，多以「癮發」、「痼疾」來形容。
對於禁絕鴉片，道光年間主張嚴禁鴉片而與英商對槓的林則徐擔任江蘇巡撫時，曾嘗試搭配戒菸丸來治療；他廣徵戒菸方劑，邀請江浙名醫何書田編輯《救迷良方》，編成後大量印刷，並在湖北、廣東等地發行。書中所列的戒菸斷癮藥方共十多種，經多次嘗試有效的，就把配方固定下來，成為「十八味」；一般中藥店都製成藥丸或熬成膏汁，民間相傳稱為「林文忠公戒菸方」，或簡稱「林十八」。可算是清末第一次將鴉片吸食者視為病人，並企圖予以矯治。
但戒癮需要極大的決心，中國歷史上因而出現以「死罪」來威脅人民不准吸鴉片的論點。道光年間（1839年）擔任大理寺少卿（相當於今法務部副部長）的黃爵滋，曾以「造成國家財政嚴重損失」的理由，建議「通告全國一年之內戒絕鴉片吸食，否則罪以死論」。
快樂的鴉片吸食者搖身變成要被判死罪的人，算是晴天霹靂吧！黃爵滋的建議沒有任何治療的配套措施，鴉片癮者根本無法在期限內戒除。若真的付諸執行，中國歷史上只會添增無以計數的冤魂而已。這些種種的禁鴉片行動，特別是林則徐的嚴禁鴉片，被認為是引發鴉片戰爭的原因。
其實先是英國對中國貿易長期的逆差，加上中國採取銀本位，英國則是金本位，英國為了減少金銀兌換的損失，會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特別是以鴉片來交換所需的茶葉，因而讓英國不得不發動戰爭，以解決對中國貿易的困境。戰爭結果，清朝廷簽下不平等條約，等於公開認可英國輸出鴉片到中國。隨著鴉片大量流入，吸食的狀況更形氾濫，鴉片價格愈來愈昂貴，朝廷裡的「弛禁派」因此抬頭，鼓勵中國境內開放種植鴉片，以抵制國外進口鴉片，並且對土鴉片與外來鴉片都要課重稅。從此以後的半個世紀，清朝廷為了鴉片稅收的利益，不再把鴉片當成社會亂源，也不再嚴令禁止。
至於臺灣，清朝廷開始嚴禁鴉片時，擔任臺灣道的姚瑩就按朝廷「初犯者處刑罰，再犯則處死」的命令來執行；但是英國船隻常來到雞籠（基隆）、滬尾（淡水）與百姓祕密進行交易，因此暗中吸食的人仍然很多。
繼任臺灣道的徐宗幹上奏指出：臺灣銀錢一天比一天減少，就是因為吸鴉片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平均每人每天需要二錢，當時臺灣吸鴉片的人數約達五十萬人（總人口數未滿三百萬人），吸鴉片人口占比約六分之一，每天耗掉十萬兩銀，怎麼可能不窮？甚至可能淪落到得去偷盜了！他頒布了《禁菸（鴉片）公約》和《全臺紳民公約》，希望遏止鴉片弊害繼續擴散，卻毫無效果。
等清朝廷和列強簽下《天津條約》，開放安平、滬尾、打狗（高雄）、雞籠四個通商口岸，原本只供應中國米和糖，轉變成供應全世界茶、樟腦和糖。1868年開始的七年時間，茶、糖、樟腦占臺灣出口總值94％，賺取大量外匯，「臺灣錢淹腳目」指的就是這個時期。
貨物進口方面，鴉片從走私進口轉成以「洋藥」名義合法進口（1864年起），開放進口十七年後，進口量急速成長五倍。當時臺灣人稱進口鴉片為「洋藥」，土產鴉片為「土藥」。因為茶葉貿易賺了錢，經濟條件改善後，對鴉片的購買力也跟著提升了。臺灣高山多，森林動植物腐敗後散發出的毒氣稱為瘴氣，容易讓人生病，臺灣人因而風行吸食鴉片來避瘴氣，茶和檳榔雖然也可以抵抗瘴氣，但效果不如鴉片。
當時漢人和原住民都有吸鴉片的習慣，甚至祭祀的供桌上也有鴉片菸具。有篇〈臺遊筆記〉描述1884年前後臺灣北部的情況：臺灣風俗純樸，但男人大半吸鴉片，出門隨身帶著裝有鴉片菸槍的箱子。因發生牡丹社事件14被派來臺灣的船政大臣沈葆楨，以及來臺東當知州（即縣長）的胡傳（民國時期五四運動靈魂人物胡適的父親），都發現臺灣人為抵擋瘴癘之氣而吸鴉片，不少人因此有菸癮。
胡傳發現十個士兵有九個吸鴉片，有次帶兵上山征剿原住民， 遇到颱風大雨，不少士兵因饑寒交迫而生病，體質較差的士兵甚至死亡， 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完全禁止他們吸鴉片。
胡傳看到士兵因吸鴉片而身體乾癟瘦弱，又幾乎花光了所有薪水買鴉片。他先淘汰掉菸癮太嚴重的士兵，並發下戒菸丸，要求各軍營士兵一個月內戒菸，可是成效仍然不好；無力之
餘，他在日記上寫下：瘴癘之氣嚴重，士兵菸癮過重，實在難以整頓。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後，李鴻章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談判時，也曾指出「臺地瘴氣甚大，前日兵在臺傷亡甚多」，希望嚇阻日本在條約中要求割讓臺灣。《臺灣通史》作者連橫在〈鴉片問題意見書〉中說：由於風土氣候的關係，移民來到臺灣，只有吸食鴉片的人可以倖免於死。更說：臺灣人吸食鴉片是因為勤勞，不是懶惰；在心態上是進取，不是退守的。
另外，臺灣吸食鴉片者以中下階層為主，他們習慣透過吸食鴉片來解除身體的疼痛、舒緩工作的勞累，因為他們的收入所得較低，因此臺灣進口鴉片的等級也比中國低。
而臺灣吸食鴉片的年齡層，通常從二十歲前後開始。平均吸食後一個月至三年逐漸上癮，而女性可能是因為對麻醉品反應較敏感，有人甚至只吸食一個月就上癮了。
清末《海關醫報》中外籍醫師觀察：鴉片在臺灣除了外傷止痛，還可以治療痢疾、破傷風，以及瘧疾。日本人統治臺灣第二年，曾在臺北、淡水、基隆、臺南、鳳山、高雄等地訪談有吸食鴉片經驗的人，發現吸食鴉片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治病，治病者主要是用來止痛，也有少數用來止咳。
鴉片在當時的臺灣家庭中幾乎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家中嬰兒不停啼哭時，都會用鴉片煙向嬰兒口中吹，讓嬰兒能停止哭泣而安然入睡，孩子在家看著父母吸菸，難免好奇地嘗試吸食。從小耳濡目染，怎麼可能不染上惡習呢？
也有女性吸食鴉片。除了治病，還有人是因為丈夫去世，父兄為了不讓她再嫁，以博得「貞潔婦女」的美名，就讓她鎮日躺在菸榻上吸菸，出不了門，當然就減少了失節的可能。抽鴉片既被視為理所當然，幾乎所有的村莊都設有鴉片菸館。
1881年擔任臺灣道的劉璈，以及1884年因中法戰爭被派來臺灣的劉銘傳，都只著力在徵收鴉片稅金，以做為建設經費。當時鴉片在臺灣如同貨幣，有位中法戰爭來臺的法國水手在日記中形容鴉片就像錢一樣，普遍且搶手，可以輕易出售。
至於吸食鴉片的人究竟有多少？由當時海關報告大略估算，從淡水港進口鴉片的銷售地區如基隆、宜蘭、臺北、新竹至大甲溪以北，有45％的男性和3％的女性吸食鴉片，鄉鎮地區的吸食人口（男女合計），比例更高達70％。日本統治後採取鴉片專賣政策，以漸禁手段來戒除鴉片，因此吸鴉片比例略為降低，根據日本人的調查，基隆地區男性吸食者占人口比例為30％至35％，女性則為1％。
臺灣人民鴉片吸食量如此之大，似乎只有當時在臺灣的外國人意識到問題的可怕。如英國傳教士甘為霖（Dr. William Campbell MD） 在臺南府城附近的小鎮遊歷時，看到一家鴉片店寫著「極樂」二字，覺得不可思議，他可能真的不太能體會吸鴉片時那種「快樂似神仙」的享受。
又有些外國人驚訝於臺灣的茶農每年賺許多錢，卻衣著樸實、住屋簡陋，推測是因為吸食鴉片花太多錢，沒錢可以購買改善生活的其他物資。外商甚至乾脆拿鴉片來交換臺灣的茶、糖、樟腦等，難怪《英國領事報告》（1879年）就說：「此地開發資源所得，多花在鴉片上，真是一種遺憾。」
對於鴉片的危害，當時還是大多著眼於經濟方面的損失，而不是吸食鴉片會殘害身體。吸鴉片和賭博、嫖妓一樣，會使家財散盡，以致家庭破碎、妻兒離散，甚至淪落街頭。臺灣直到日治初期，還是把吸鴉片當成壞習慣，而不是會上癮的病。中法戰爭時，法軍封鎖臺灣北部長達五個月，鴉片無法進口，吸鴉片的人簡直快瘋了。當時劉銘傳還寫了一首歌謠：「西仔來打咱臺灣，大家合齊來打番。」全臺灣同仇敵慨，激起共同抵抗法國的決心。這是歷史上臺灣人第一次有了生命共同體「咱臺灣」（我們的臺灣）的概念，卻是因為鴉片輸入被斷絕！
更不可思議的是，臺灣要被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來後，民間就開始傳說日本將嚴禁鴉，包括「將會把有鴉片菸癮的人趕回中國」，以及「將斷絕鴉片來源，有菸癮的人會很痛苦」等，恐慌的心理作用下，大家開始大量囤積鴉片，使臺灣的鴉片價格愈來愈昂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以唐景崧、劉永福為首，成立了臺灣民主國，和各地的抗日團體聯合展開武裝抗日行動。
劉永福本身就是個鴉片菸癮很重的人，白天閉目養神吸菸，晚上精神百倍，連接見部下、訓練軍隊都在菸榻上。由於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馬關條約》簽訂時，曾誇口要嚴禁鴉片，劉永福等人就拿來作為鼓吹臺灣居民抵抗日本的理由。當時的抗日文書中，就有「倭奴將斷爾等辮髮，禁鴉片，以及一隻豬、一隻雞等微物亦將課稅」等說法；還流傳著日本人來臺將會「第一條斷辮髮、第二條禁鴉片、第三條解纏足」。
辮髮、鴉片、纏足這些日本人眼中的野蠻習俗，被劉永福用來作為象徵當時臺灣的固有風俗，是不容侵犯的。透過這種將會危及自身權益的恐懼感，召喚臺灣人產生同仇敵慨的意識。
中國人是在林則徐嚴禁鴉片後的二十一年，才對鴉片上癮病理有所認知。《戒菸全》、《讀醫隨筆》二書作者陳學山提到鴉片可加速血脈運行，使人精神暢旺，久了就成癮。成癮後一旦停止服用，會精神沮喪、身體疲憊、失魂落魄、兩眼流淚，甚至腸子脫落而死。
當時有人以「鴉片鬼」或「生骷髏」來形容吸食鴉片的人，已逐漸認為鴉片是藥性猛烈的「毒藥」。
為了戒除鴉片，清末到日本統治初期，臺灣民間流傳各種戒菸方式，像是鴨血與木棉花可以解鴉片之毒，據說鴨血是治療虛勞夢遺的聖藥，木棉花則可以回陽。也有外籍醫師為民眾治療鴉片菸癮，當時盛行的治療法（包括中西醫）是將鴉片與補藥混和製成藥，讓病人服用，再漸漸減少鴉片的量。
日治初期，總督府調查指出：臺灣民間流傳著如「參貝木棉戒菸丸」、「參茸戒菸丸」等五十餘種戒菸丸散，其中有些製劑中就有鴉片成分。按現在醫學的解釋：吸食鴉片後，最典型感覺是興奮與快感，無法集中精神，會產生幻覺，長期使用後停藥，會渴求藥物、不安、流淚、流汗、流鼻水、易怒、發抖、惡寒、打冷顫、厭食、腹瀉、身體蜷曲、抽筋等，一旦成癮很難戒治。依照現代的毒品分級，鴉片和海洛因、古柯鹼等都屬於一級毒品，對人體的危害大於第二級毒品如安非他命、大麻等。
在醫學專業術語中，「癮」是一種身體依賴於某種物質才能正常運轉的狀態，成癮的三個階段是從基本需要缺乏、發展出負向的症狀到成癮，而戒癮過程中，身心往往會發生強烈的反應，因此要戒掉煙癮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臺灣戒治吸食鴉片的毒癮，必須歸功於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他在1928年著手研究鴉片，兩年後實際負責鴉片矯治機構「臺北更生院」，日本投降一年後，他完成最後一位菸癮者的戒除治療（1946年6月），才解決臺灣長達三百多年的鴉片菸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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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時期吸食鴉片人數的估計及其推算方法
時間：2014-06-14來源：學術堂所屬分類：鴉片戰爭論文本文字數：46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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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鴉片自隋唐由阿拉伯人傳入中國，作為一味治療痢疾的中草藥，同時還具有安神催眠等奇效，常常被歷代醫家所看重。明代中後期以後，南洋土人新式吸食鴉片的方法通過中國在南洋經商的商人傳入中國沿海的閩粵等省，這種吸食方法使吸食者感覺奇妙，遂逐漸傳入內地。因當時鴉片價格較貴，吸食鴉片者通常是官僚階層和富商群體。明朝滅亡後，因滿清統治者對漢人的防範與歧視，很多關注國事民生的漢族士大夫報國無門，心情苦悶，無處排解。追求超脫成為部分文人的生活方式，通過吸食鴉片來排解鬱悶，在民間漸成一種新的風氣。吸食鴉片時會產生一種難以言傳的舒快感，也被部分滿清貴族官僚所接受。而鴉片具有使吸食者成癮的特性，導致吸食鴉片人數逐年穩步增加。
到十九世紀初期，隨著中國吸食鴉片的人數不斷增多，國內逐漸形成一個很大的鴉片消費市場。這個具有巨大潛力的鴉片消費市場讓正愁無法打開中國商品市場的英國（對華貿易長期處於入超）政府找到了商機---向中國販賣鴉片是一項十分有利可圖的事情！英國商人認為把鴉片輸入中國不但賺錢，還可以通過鴉片毒化中國國民，並為把中國納入英國殖民地體系製造機會和可能！英國為此制定了詳細的對華鴉片政策。在晚清社會，上至皇帝所代表的官僚階層，下至販夫走卒等底層民眾，廣泛存在吸食鴉片的現象。
據學者們估計，晚清吸食鴉片人數在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數據：範文瀾估計1835年全國吸食鴉片者為200餘萬人；羅耀九認為不超過100萬人；劉明清推算為1000-4000萬人；何程遠認為1838年有400萬人。
這些學者對當時中國吸食鴉片人數的估計有的是根據煙館數量來計算，有的是根據煙槍數量估計得出，有的是以白銀外流量來估算。學者們依據不同的方法推算出的吸食鴉片人數差別很大。那麼，晚清時期吸食鴉片人數最接近事實的是多少人呢？本文試就這一問題作一論述，提出自己的見解。
一、晚清時期吸食鴉片群體的形成及鴉片的來源途徑。
晚清時期鴉片吸食者通常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偶然吸食者；第二類，有節制的吸食者，還未上癮；第三類，習慣的吸食者，吸食量大，已經上癮。吸食鴉片在清代乾嘉之際，已形成一套較完整的吸食方法，時人蕭令裕在《粵東市舶論》中記載：“鑲竹為管，或磁或銀，挑煙於盒，如粒如丸，就燈而吸，倚枕側眠。蓋自乾隆末年始，嘉慶初吸食者漸多。”
晚清時期吸食鴉片風氣的出現，“至道光而其風始熾，於是由印度而傳之雲南、而四川、而貴州……吸者愈盛種者愈多”.光緒帝在1898年發布的上諭對民間吸食鴉片的行為及其難以禁止的原因時稱：“朕思鴉片煙雖來自外夷，總由內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陽奉陰違，吸食之風既絕，興販者即無利可圖……亦可不禁而自止矣。”光緒帝對民間吸食鴉片的行為沒有辦法禁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面臨國內國外要求弛禁鴉片的雙重壓力。
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禁止鴉片貿易的法令名存實亡。國外鴉片大量進口和國內鴉片弛禁使鴉片總量在國內劇增，直接導致吸食鴉片人數的急劇增加。吸食者由過去的“游宦遠商”擴大到“負販食力之徒”.國內放開鴉片的種植，不僅不能禁止鴉片輸入，還導致“荒廢農田”,“膏腴之區，且盡化為鴉片之壤”.1878年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摺中痛陳種罌粟之害：“未種之先，吸煙者不過遊手無賴及殷實有力之家，至於力耕之農夫，絕無吸食洋菸之事。今則業已種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鄉村反多於城市。”
晚清時期，鴉片由藥用變為享樂用的奢侈品，由宮廷流傳至各級官吏，進而蔓延到窮鄉僻壤，上至道光帝、咸豐帝、慈禧太后等王公貴族參與吸食鴉片，下至士農工商，癟三乞丐，都參與吸食鴉片。尤其是慈禧太后晚年，每夜必吸鴉片至三鼓，然後出而視朝，是時精神完足，與廷臣論國是，全無倦怠之容，直到黎明才回宮安睡，竟十年如一日。
晚清時期吸食鴉片群體中官吏階層佔有很大的比重，各級官吏階層吸食鴉片很普遍。公開在衙門內置床點燈，已是隨處可見的場景。1831年查獲內務府掌儀司太監張進福等吸食鴉片案，據其供稱吸食已有30餘年，事發是因到天津購買鴉片160兩，“事後回朝陽府，當被弋獲”.時人蔣湘南分析，京官中吸販鴉片者佔十分之一二，外官幕憲佔十分之五六，長隨、吏胥不可勝數。林則徐也曾指出：“衙門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宦親、長隨、書辦、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地方各級官吏吸食鴉片尤其嚴重，如雲南大小官吏中，無不吸食鴉片，“署中廝役多滇人，雖多貧無褲，不煙無以為活也”.
鴉片戰爭前云南“自衙門官親幕友、跟役、書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監生，商賈軍民人等吸煙者十之五六”.“江南地本繁華，販賣買食鴉片煙之人，原皆不少，……而必以來自外洋，方為適口”.上海道光年間，“不特城市殆遍，即鄉僻亦然”.浙江“黃岩一縣，無不吸煙，晝眠夜起，杲杲白日，闃其無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在廣東省，“粵中鴉片煙滿地，雖乞兒亦噉之”.就全國來講，“嘉慶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販夫走卒，群起趨之，靡然而不返”.
這些材料表明晚清時期民眾吸食鴉片的情況是很嚴重的，已由官商富貴階層蔓延到社會普通階層民眾；鴉片還深入清軍內部，其“將備兵丁內，必有吸食鴉片煙者”.軍人吸食鴉片成風對國防產生嚴重的惡劣後果。
晚清時期吸食鴉片群體所需的鴉片大體來源於外國進口與國內生產兩部分。從十八世紀末期開始，英國逐漸成為向中國走私鴉片的主要國家。而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國內種植的鴉片產量日益擴大。如在當時的雲南省“罌粟種得漫山遍野，每年出產的鴉片，數量不下數千箱”.有學者估計在鴉片戰爭前夕，國產鴉片年達一萬箱，種植的面積約為30-40萬畝。隨著鴉片在晚清社會日益流毒，種植罌粟生產鴉片已成為十分有利可圖的事情。
二、國內外時人對晚清時期吸食鴉片人數的估計
實際上對晚清吸食鴉片人口的推算只能是一個近似的數據。晚清時期中國吸食鴉片人口的數量，國內外有很多人在不同時期作出過很模糊的推測。如有外國學者估算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夕的1838年吸食鴉片人口約為400萬左右。而在1855年10月英國外交官麥都思認為中國吸食鴉片人口約為300萬人左右，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1878年威妥瑪估計中國吸食鴉片上癮的人數佔其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這個估計和已故的海關統計秘書泰脫先生（Mr.Taintor）的估計也是符合的。如果按吸毒人口是成年人口的5%,則中國當時有1千萬癮君子。在19世紀末期，中國鴉片的消費量呈直線上升。1888年，據《倫敦時報》的估計，中國70%的成年男性都在吸食鴉片，消費及上癮增長幅度十分驚人。1882年有外國人稱“根據最可靠方面估計，有45%的男子和2%的婦女---在市鎮有70%的男子吸食鴉片。據消息靈通的中國人說，有1/3的成年男子吸食鴉片”.以上這些外國人從各自得到的信息推測晚清時期中國民眾吸食鴉片人口的數據相差很大。
在國內，有許多人估計中國的吸食鴉片人數有以下數據。光緒初，中國社會人口結構大體上是“婦女居其半，其余老弱居三分之一，吸鴉片者亦三分之一”,⑧按此比例估算，吸毒人數約為二億人口中的三分之一，即六千六百萬人。自1858年鴉片在中國弛禁後，鴉片的種植、販運與吸食合法，對社會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越發深重。鴉片弛禁前，中國吸食鴉片的人口約300萬人；30年後的1898年，有時人估計中國吸食鴉片者達4000萬。清政府官方文獻認為就全國而言，民間吸食鴉片幾於十居三四。
晚清時人鄭觀應估計：“以每人歲食六斤計之，當得四千四百萬人，而傭工小販之依此為生者，約十之一，其餘自種自吸者或相倍蓰。年年坐困於此，犯法傷生，廢時失業者，不下千百萬人。”在某些地方，民間吸食鴉片是相當嚴重的。例如在光緒宣統年間，四川吸食鴉片者約有315萬人，其中17%即54萬人已成癮。
四川蒲江縣，“全境八萬一千三百五十丁口，嗜者近半”.有四川時人驚嘆“彈丸如是，況全國乎！天禍震旦，盡壺中日月，桎天下龍文虎武之人才，金剛不壞身，一剎那為槁木，為死灰，以此殺四萬萬同胞，其為毒真幾千萬倍於槍林彈雨也。”有些地方“民間吸嗜者十居六七，上自官紳，下至肩挑販負之儔，無不以有限之資供無窮之癮，甚至鵠面鳩形，填溝壑而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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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妓女與烈婦—論清日之際台灣女性的鴉片濫用問題
張維珈 (政治大學中文學系 碩士)
摘要
從清朝初葉到日本時代，鴉片在台灣流行的時間超過兩百年。自咸豐十年台灣開港至光緒二十年為止，鴉片是每年最大宗的進口貨，全台吸食總人口逾十萬人。台灣改隸後，依明治三十八年的記錄，領有鴉片吸食執照者佔全台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女性吸食鴉片的比例雖遠不及男性，卻仍佔了領有執照者的十分之一強。
本文研究清末到日本時代初期台灣女性的鴉片濫用問題。妓院鴉片氾濫，妓女幾乎都有鴉片癮。婦女在家內濫用鴉片的情況雖然不明，但在清代方志、日本時代官報中，婦女用鴉片殉節的報導同樣引人矚目。筆者欲藉這些史料，建立台灣女性使用鴉片的物質文化史。
關鍵字：鴉片、台灣、台灣女性
壹、 前言
從清朝初葉到日本時代，鴉片在台灣流行的時間超過兩百年。早在康、雍年間，來台平定朱一貴叛亂的藍鼎元就對台地的鴉片問題憂心忡忡。雍正六年（1728），時任廣東總兵的蘇明良更上奏世宗，願上下令禁止私設鴉館的鴉片買賣。儘管大清朝不斷有官員試圖管制台灣的鴉片，鴉片卻幾乎未曾消聲匿跡。自咸豐十年（1860）台灣開港至光緒二十年（1894）為止，鴉片總是每年最大宗的進口貨，全台吸食總人口逾十萬人。[1]
光緒二十一年（1895）台灣改隸，同年十二月，日本殖民政府採納後藤新平提出的鴉片政策，宣稱將以「漸禁」措施逐步邁向禁絕鴉片的目標。[2]推行鴉片專賣之初，政府指派公醫診斷全國的鴉片癮者，共統計出169064人可發予「鴉片吸食執照」。明治三十八年（1905），報載領有吸食執照者降為135547人，其中男性共120024人，女性共15523人。[3]倘將領有鴉片吸食執照者除以當時全島總人口數，超過百分之六的台灣人為重度鴉片癮者，數字可謂驚人。[4]女性吸食鴉片的比例雖遠不及男性，卻仍佔了領有執照者的十分之一強。
受到學者邱德亮視鴉片消費為文人養癖變形的研究啟發，[5]筆者同樣想跳脫僅將鴉片視為毒品的框架。由於現行研究書及台灣女性濫用鴉片者不多，因此本文將從性別角度切入，研究文獻中台灣女性使用鴉片的文化史。
貳、 正文
一、官方關注的鴉片癮者
在談論台灣女性如何濫用鴉片之前，先簡單回顧台灣鴉片氾濫的歷史。
台灣屬新興移墾社會，移墾者以來自閩、粵的單身男子為主。閩、粵原有抽鴉片的風氣，來台的羅漢腳既無家累，孤單寂寞之餘，鴉片成為他們在原鄉與在拓荒新天地的共同選擇。[6]而在客觀環境上，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潮濕燠燥的氣候使得住民易倦。加之以「瘴毒披猖，患者車取死，惟吸食阿片者可以倖免」。[7]民間相信燃燒鴉片產生的煙霧有驅蚊作用，抽鴉片的人較少感染瘧疾。種種特殊的風土民情，都是台灣鴉片流行的外緣因素。
最早提到台灣盛行鴉片的文章為藍鼎元作於雍正二年（1724）的《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氏著指稱：台地無賴群聚夜飲鴉片撰，飲時佐以蜜糖鮮果，有提神助淫之效。「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南洋諸番稱中國為唐，猶言漢云。今臺灣人稱內地亦曰唐山。）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8]藍鼎元認為鴉片傳入中國是近十餘年間事，台灣的濫用情況特別嚴重。
雍正六年（1728），廣東總兵蘇明良也在奏折裡寫到台地鴉片氾濫。該文旨在譴責勾引良家子弟吃煙的「不良份子」—良家子弟鴉片成癮後難免長期揮霍，待家業蕩盡，很可能就此與「不良份子」狼狽為奸，甚或墮落為盜。是以，蘇明良直接把臺灣盜賊盛行之因歸咎於鴉片。他建議清世宗禁止私設鴉館的鴉片買賣，「庶民命拯，而盜源息矣」。[9]清世宗最後接受了蘇明良的建言，下了有清一代第一道全國性的禁煙令。
統合藍鼎元、蘇明良的觀點，不難勾勒出一個圍繞著鴉片的犯罪集團印象；換句話說，有煙癮的八成是盜賊叛黨。由此可以推測，早期清帝國決議禁煙，泰半是為宇內的治安著想。誠如學者邱德亮的評論：流氓、幫派、黨匪向來是帝國邊疆治理高度關注的焦點，鴉片消費與地方禍亂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10]
清中葉後，禁鴉片的理由又加上漏銀與兵勇煙癮兩項。漏銀乃對外全面性的貿易逆差危機，此姑不論，暫且將問題集中在內部的兵勇煙癮上。道光年間，國境內幾個重兵戍守的地區通通鴉片氾濫，台灣也不例外。道光十八年，杜彥士曾上疏曰：「渡臺之後，兵丁散處各營，往往賄屬營弁，私出經商，或開張小典舖，或為人店夥，或包娼包賭，開設鴉片撰館，坐扣口糧，有虛額而無實數。」[11]劉家謀《海音詩》也提及台灣煙館多由營兵所開。[12]直到同治年間，沈葆楨同樣大嘆：「臺民煙癮本多，臺兵為甚。」[13]台灣駐軍習於抽鴉片，有本錢的甚至違法經營起鴉片煙館，簡直視官方戒律於無物。
綜觀前述幾種因鴉片癮而受矚目的類型，有地痞流氓；有駐紮各地的營兵。事實上，史料中也記載到農、工、商—甚至士子抽鴉片的劣跡，各行各業都有耽溺煙海不知悔悟的「愚民」。然而，因濫用鴉片出現在官方文書的比例，還是以「地痞流氓」、「兵勇」為最高。理論上，一個富家子弟有鴉片癮，影響不會比某地駐軍守將有鴉片癮來得嚴重。是以，即使「乾、嘉以來，宇內無事，上自大夫，下至走卒，莫不以此為樂」，[14]筆者發現，官方在討論鴉片問題時，還是傾向於關注流氓、兵勇等身份特殊者的鴉片癮。
二、妓女與鴉片
這套邏輯，或許同樣能用來解釋為何女性鴉片癮者受到忽略。早期由於渡海禁制令的影響，台灣男多女少，文獻缺乏女性鴉片癮者尚可理解。然而，成於清治台晚期的著作《臺陽集》分明言及「臺地鴉片盛行，男女皆嗜」，[15]但整個清代甚至到了有上萬名女性領有「鴉片吸食執照」的日本時代，卻只有零星幾則關於女性煙癮的文獻，此不免啟人疑竇。筆者猜想，女性嗜鴉眾引發的問題限於閫內，清政府緊盯的盜匪、兵勇等也都預設為男性。既無標明女性的必要，官方文書自然罕見女性癮者。
倒是在公共空間如娼館討生活的女子曾經被記上幾筆。同治年間，許原清戒食鴉片撰告示痛陳男人沾染鴉片的原因之一，來自於「娼妓設局」：
誑誘子弟以為能壯陽氣，恣意淫欲；然每見犯此者，十有八九不能生子，未中年已患痿症。故少年子弟惑於色，誤食上引，至不能人道；妻妾少艾，不安於室，非醜聲外揚，則終日詬誶。[16]
嫖客成癮後不能人道，舉凡家庭失和乃至於無子嗣皆源於鴉片之害。雖然長期吸鴉將導致男性性機能衰退，但在成癮初期，鴉片卻有延長性交時間的妙效。[17]為討尋芳客歡心，妓院自然會捧出鴉片當撒手鐧。
妓院供鴉的風氣一直延續到日本時代，明治四十年（1907），長期治療鴉片癮患者的名醫林清月觀察後發現：客人一入妓樓娼屋，無論來客有癖無癖，皆奉鴉片以為挽裾之媒，許多無煙癖者由此成癮。[18]他曾抽樣中流以上、以下的鴉片癮者各百人，調查其吸煙原由。結果無論階級上下，為煙花食者都占全數之半。是以林清月建議當局應由此著手，嚴禁娼屋供應鴉片。[19]
然而嚴格說來，妓院乃雄性發洩欲望的場所，女人與鴉片不過是陪客。由於罕見提及妓女煙癮的史料，吾人只知青樓中人染有煙癮者十有八九，卻無數據佐證有多少妓女在殷殷勸客之餘自己也會「來一管」。在批判因耽溺煙花而吃鴉片的文獻中，「娼妓」和「鴉片」同為雄性的欲望對象；同以負面符號的形式呈現於文本。「鴉片」是私藏於煙花酒巷的「娼妓」用品，「娼妓」乃「鴉片」之勸進元。
官方關注的是陷於青樓鴉片而無法自拔的男性，許原清戒食鴉片撰警告的是「子弟」—彷彿除登樓者煙癮外，青樓女子的煙癮並不值得一提。筆者認為，與其將此置入「女性與鴉片」類別；還不如歸入「性與鴉片」中討論。[20]
三、「良家婦女」如何使用鴉片？
青樓之外，筆者也十分好奇一般女性使用鴉片的情況。只可惜，少見專文討論女性在家抽鴉片一事。而且相對於前述男性吸煙將使妻妾不安於室的警告，女性吸煙守靜竟反倒讓家長、良人放心。由於鴉片成癮後患者的活動力會逐步下降，再加上鴉片並非隨時隨地都能抽，女性無法像男性般大搖大擺走進鴉片煙館或妓院中消費，只能鎮日在家吸吮煙霧蒸騰出的欣快感—據聞部分女性因此被鼓勵抽鴉片。[21]
儘管缺乏「良家婦女鴉片癮者」的史料，文獻檔案卻保存了另一種女性使用鴉片的記錄。官方用表彰氣節的角度書寫「她們」，「她們」是拿鴉片自殺的節婦烈女。
（一）、清代殉節烈女傳
吞鴉片而亡的烈婦，如卒於同治年間《鳳山縣采訪冊》的沈廷榮妻吳春榮；《金門志》的鄭紀南妻薛氏；《彰化節孝冊》的王鳴謙妻陳氏；以及卒於光緒年間，《臺灣通史．貨殖列傳》的何子靜妻林氏，她們被記錄下來的生命情態都很類似。以沈廷榮妻吳氏為例：
吳烈婦諱春榮，港東里海坪莊農民吳糀次女也。母曾氏，生婦於道光乙巳。越同治丁卯，婦年二十有三，適同里東港街武生沈廷榮為妻，翁五湖，姑許氏。婦承順以禮，有叔三人，亦賴婦撫養。同治庚午六月夫卒，婦年二十有六，遺孤尚未週歲，婦哭之慟，時有殉亡志。翁姑防之密，父母慮其有引，決意迎歸，勸慰之。婦曰：吾從夫而死，義也。父母毋戀我。因預言死期，至期，果從容服洋煙而逝。顏色如生，笑容可掬。時庚午七月二十日也。子名保成，今已成立。未奉旌表。[22]
這類官員上書請求旌表的烈婦傳，記述手法大同小異。首先追悼死者的姓氏與籍貫。緊接著，生平事跡圍繞著該婦女所具備的三從四德—如本則寫到吳氏承順以禮，奉養翁姑及叔云云。最後則終於女子殉死的義舉—如本則特別強調翁姑防之密，父母勸慰之並決意迎歸，吳氏仍「從容服洋煙而逝」。
《金門志》中鄭紀南因重病歿。紀南在世時妻薛氏日夜奉湯藥，紀南棄世後妻亦服洋藥殉之，「夫妻一時並逝，鄉紳為之感泣」。[23]《臺灣通史．貨殖列傳》則敘述何子靜年少好色，不聽妻子林氏婉諫，時常出入勾闌。不多時子靜果病，林氏仍侍奉湯藥不懈。子靜卒後，林氏「撫屍大慟，即飲阿芙蓉膏以殉」，死時年僅二十四歲。[24]
《彰化節孝冊．節婦王陳氏傳》與前三例略有不同，引文如下：
節婦王陳氏，東螺西堡北勢寮莊陳烏鼠之女。生於道光十九年。于歸於同莊王順興之長男監生王鳴謙為妻，氏年二十歲。道光二十八年，夫故，氏年二十九歲。守至同治十三年，氏年五十五歲，計守節二十六年。光緒十二年請旌。考氏自夫歿後，矢志柏舟，不出戶庭，羞與人見。生男女各一。其子嗣後補弟子員，榮歸纔有七日，忽染暴疾而卒。氏遭此慘景，服芙蓉膏自盡。斯時母子同日出殯，觀者莫不嘆惜。其婦謝氏，亦同苦節，撫育三男二女，至今人猶樂道之而弗衰。是以姑媳相繼守節，其處雖苦，亦世之罕見者矣。[25]
相對於前三例都是殉夫，陳氏卻是殉子。《鳳山縣采訪冊》中沈廷榮亡故時留下未滿週歲的遺孤，沈妻吳氏仍選擇隨夫而去。《彰化節孝冊》的陳氏則不然，她轉身去過足不出戶的寡婦生活。然而，當兒子染病暴卒，連「夫死從子」的精神寄託也消逝後，陳氏失去活下去的勇氣，最後依舊「服芙蓉膏自盡……母子同日出殯，觀者莫不嘆惜」。陳氏死後，她的兒媳婦謝氏猶如承襲了婆婆的意志般，繼續帶著三男二女守寡。
固然，上述四則女子服鴉片尋短的記載，既不像「隱於煙」的洪棄生一樣歌頌鴉片；[26]也不若宦台文人劉家謀、王凱泰般撰文寫詩諭百姓戒煙。[27]既非「鴉片文學」，也不是「反鴉片文學」；性質上比較貼近節婦烈女傳的旁支。四篇傳記的女主角勇於捨生取義，鴉片在各篇文中不過是自戕的選項之一，決心殉死的女人大可以在最後關頭懸梁或服用其他毒物。
乍看來鴉片的作用不過幫壯烈的殉節畫下句點，似乎無關緊要。然而別忘了，台地鴉片從雍正年間起到日本時代，始終是讓官方頭大的管制禁藥。鴉片在民間流行的程度儘管隨世局不同或有起伏，官方卻從未鼓勵黎民黔首濫用阿芙蓉。可是，回顧這四篇傳記，執筆者對於婦女服鴉片殉夫的行為卻無半句微辭。即使服鴉片殉節同屬使用禁藥，但在捨生取義的大敘述包圍下，鴉片的爭議性竟彷彿不存在。
爬梳這幾則事涉鴉片的斷簡殘篇，筆者不禁好奇起吳氏、薛氏、陳氏、林氏如何取得終結她們性命的「芙蓉仙子」？《彰化節孝冊．節婦王陳氏傳》寫到陳氏殉節後「今人猶樂道之而弗衰」，除了官方的標榜，民間又如何「樂道之」？除此之外，鴉片既有「毒品」的物性，有多少人使用鴉片了結餘生？世人對於非關殉節用鴉片尋短的人抱持什麼看法？倘若立場對調，妻子亡故丈夫跟著吞鴉片自盡，官方民間同樣會交口薦譽乎？
幸運的是，這些在清代史料中沒有答案的問題，日本時代的官方報紙存在著可供查考的蛛絲馬跡，或能協助吾人掌握鴉片在女性自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二）、日本時代吞鴉尋短的人們
根據明治三十九年（1906）八月五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年中統計，前半年吞毒物自殺者共五十三人，其中使用鴉片者三十人，所佔比例最高。自殺者女性為多，年齡層多在二十歲前後，中老年人極少。扣除求死原因不明者，因家內不和者共十六；情癡決死有六；疾病貧困有九；遭譴責有三；發狂者十一。新聞並補充說明比起較為激烈的懸梁刎頸自殺，女性寧願服毒；而在關鍵的致命毒物上，走上絕路的女人不約而同地挑了鴉片。[28]
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女性拿鴉片自殺在明治時代的台灣並不新鮮。為何會選用鴉片當「黃泉引路人」呢？筆者推測，除了時人熟悉吞鴉片輕生之速效外，鴉片不難取得也是原因之一。日本殖民政府實施鴉片專賣，惟領有吸食執照者能購得，照理說常人應該不易接觸到鴉片才對；只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明治三十八年（1905）七月四日，報載企圖自殺的王氏託某位領有執照者的養女代購鴉片；[29]明治三十九年（1906）四月十五日，報載企圖自殺的張氏趁看護鴉片癮患者之便，趁機藏匿鴉片若干。[30]這兩則新聞皆證明，既然市面上有「能買到的毒藥」，就難免有心人投機取得。
更糟糕的還在後頭—鴉片煙膏固不易得，使用過的煙灰殘燼卻幾乎人人可得。鴉片餘灰用清水熬過尚可得五六成煙液，藥效雖低猶在。[31]即使官方實施鴉片公賣後數年便規定領有執照者必須呈繳每月吸食煙灰，民間仍然有人搜集鴉片煙灰重製私販。按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廿三日的新聞指出，利用鴉片煙灰自殺的較煙膏者為多。[32]鴉片煙灰買賣的漏洞，很可能是鴉片成為「自殺盛品」的關鍵因素。
另外，上節清代烈婦吞鴉殉夫的文獻，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吞鴉片之舉專門用來殉情殉節。但是，查考《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吞毒物自殺的統計，由情癡決死共六人的數據可知，因殉情自殺的比例不到自殺總人數的九分之一。即使我們假設六名殉情者全靠吞鴉片走上絕路，那也不過佔了吞鴉自盡者三十人的五分之一罷了。
檢索《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中吞鴉片自殺的新聞，也可以得到不少殉情殉節以外的「找死理由」。明治三十八年（1905）七月四日，報載王氏怨夫疎已而決死。[33]隔年四月十五日，報載張氏因與鄰人口角憤而自殺。[34]明治四十一年（1908）八月廿七日，報載某氏為丈夫賣豚不順己意而自殺。[35]綜合自殺統計與報載資料可以推測，利用鴉片走上絕路並非殉情殉節的專利，更不乏為了其他理由尋短者。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由於服鴉尋短者女性為眾，自殺的理由多半圍繞著家內事而生。
筆者還必須補充說明一點—倘若非領有執照者濫用鴉片自殺，日本殖民政府照樣會追查自殺者的鴉片來源。明治四十一年（1908）九月二十六日，報載萬福庵街陳氏飲阿芙蓉自殺，「雖經家人救活，然終屬有罪」。[36]依照明治三十年（1897）一月廿一日公布的「台灣鴉片令」，未受特許者不得買賣、授受、持有鴉片。明治三十年三月中先行公布「鴉片令施行規則」，同年四月一日正式實施「台灣鴉片令」。[37]在萬福庵街吞鴉自殺被救活的後續報導中，由於陳氏始終不肯交待鴉片來源，以至於「違犯阿片規則」，遭處監禁一個月。
綜合本節摘錄的新聞資料可以發現，日本時代官方確實有注意到台灣女性拿鴉片自殺的現象。但即使實施鴉片專賣，只有特許者能合法購買鴉片，卻還是杜絕不了吞鴉自殺的風氣。針對吞鴉自殺者的處置，不僅官方會追查自殺者的鴉片來源，報導相關事件的記者同樣會口誅筆伐之—新聞裡不時批評吞鴉女性以一命嘗試乃「匹婦之諒」，乃見淺識薄的不智之舉。
（三）、日本時代殉節烈女始末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女性如果是為了殉節吞鴉自盡，身後的評價將大不相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保留了數則吞鴉殉節的新聞，執筆者的觀點與敘事手法，相當類似清代記載吞鴉殉節的文獻。惟相較於前清時代的寥寥數行，登在報上的殉節本末篇幅加長，還延伸述及當世的輿論與時人觀感。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追記烈婦陳淵娘就是典型的例子。陳淵娘為台北牛埔仔庄陳漢長女，長於名門的她少時即勤讀詩書，嫻熟四箴七誡。聞有喪夫者，則曰：人既失所天，何可忝顏茍活？為脫此境，「惟有死耳」。年二十，適稻江寒儒徐沛霖，淵娘事翁敬夫，並藉十指以助家計。越五年，翁、夫相繼辭世，淵娘慟絕，欲以身殉，眾人力勸其收養子以存夫祀，並指示她向同宗胞叔求助。不料叔嬸厲聲逼令改嫁，淵娘悻悻辭歸。鄰媼又勸其惜命招婿，淵娘作色駁斥。眼見其情如此，母家、姻氏恐其殉死，防護甚嚴。某日，淵娘自言欲歸省，除服盛妝，又託言倦欲假寐。待午後呼之不應，眾方驚覺其早於侵晨潛服阿芙蓉。欲灌救之，氏猶搖手緊閉牙關，終從夫而逝，死時還不到三十歲。
淵娘事跡並未因其棄世而畫下句點。淵娘出殯當日，「紳商執紼者，相屬於道」。淡水縣令葉公亦躬造拜奠，並面諭淵娘堂兄，欲堂兄長子繼其祀。惜淵娘建坊事因臺疆改隸延擱，縣志亦散佚無傳。撰文記者於文末評曰：「古來忠臣義士，急君父之難，而盡節捐軀者，歷史上猶不可多得。況以纖纖弱女，求其慷慨殉夫，堅貞而不可奪，巾幗中實難其人」。[38]
有賴傳播媒體的改變，日治時代報載之「烈女事跡」更為詳盡。撰文記者細數陳淵娘的身家背景；婚前婚後的教養行止。翁、夫故後，眾咸勸慰惜命守節，淵娘卻一本初衷，殺身成仁。記者不諱言淵娘服鴉自盡，畢竟淵娘乃堅貞烈女，堪稱典範，與匹婦因一時羞憤而吞鴉的愚行不可同日而語。是以，輿論不但不追究其鴉片來源，淵娘還得「縣令嘉獎，鄉里榮之」。多年後，記者猶悼淵娘義舉，為之大幅報導「闡發幽光」。
淵娘之外，另一名陳烈婦的行狀更是傳得轟轟烈烈，她是彰化的陳完瑜。據明治四十年二月十日（1907）報載，陳完瑜出身歌妓，改隸越兩年，李雅歆為之脫籍，納為側室。自此完瑜佐理中饋，目不窺園。李君病後，完瑜日夜掩泣，至夫畢命，氏「一慟而絕」，家人急延公醫救治。經三時復甦，完瑜反誡家人多事，遂復殭如前。迨李君將殯之日，親友焚香禱告，願李君速引之以成其志，祝畢，完瑜長吁而逝，得年二十七歲。陳氏盡節滿城稱歎，四方來觀者絡繹不絕。親友如黃臥松、施寄庵等人，靡不競撰詩文為之輓。[39]
陳完瑜殉夫後五年，洪月樵、陳懷澄、莊士哲、陳質芬諸人，恐其事久而湮沒，乃為作傳，並廣徵四方大雅作詩旌烈。[40]由此，迄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底，至少又加入了趙一山、[41]莊賓禮、[42]陳大明、蕭景春、杜春三、[43]莊鶴如、[44]張笏山、葉鍊金、[45]黃玉階、[46]王采甫、[47]倪炳煌、林其美、鄭坤五、陳質卿、[48]蔡披金、[49]潤菴生、[50]吳德功、[51]王毓卿、[52]王自新、[53]王祖派、柯振飛、[54]王天坤、[55]吳祥東、[56]洪以南、[57]鄭毓臣、[58]施士洁、[59]高峻極、許松英、郭拔芳、[60]楊偉修、[61]吳汝祥、[62]陳其春、[63]筱枚、[64]葉篤軒、陳基六、[65]李竹溪、李春盛、李揚華、洪霽南、洪舜雲、李大海、[66]蔡子照[67]等四十二位詩人共贊其事。前前後後，總計近五十位騷人墨客提筆追悼完瑜。
報載之陳完瑜行狀稱其「一慟而絕」，事實上她也是吞鴉自盡。部分詩作透露出完瑜的死因，如陳大明〈追悼陳烈姬〉：「『芙蓉』畢命甘同穴，千載名傳李烈姬」。[68]潤菴生〈李烈姬行—為陳氏完瑜作〉：「一吸『芙蓉』腸寸斷，半池菡萏淚零星」。[69]王祖派〈追輓李烈姬陳氏璧〉：「『芙蓉』畢命喪殘生，報主如姬最有情。莫謂青樓多薄行，娼中烈節古傳名」。[70]不知詳述完瑜生平的報導稱其「一慟而絕」乃為烈婦隱或有他故；但至少在幾篇觸及死因的作品中，阿芙蓉的意義等同於奪魂丹，著者並不避談，反而盛譽其勇敢「飲鴆」之舉。詩人葉鍊金甚至將陳完瑜與同樣吞鴉走上絕路的陳淵娘連結起來，期許各界共同追悼之：
此心堅白似水清，慷慨殉夫死亦榮。臺北淵娘同譜牒，遺徽應共媲娥英。[71]
陳淵娘、陳完瑜死前握在手上的鴉片不只是毒品，也是促成旌名建坊的解脫藥。關於服鴉尋短之舉，學者邱德亮認為「吞鴉片自殺一般都是處於社會位置弱勢者，如婢女、受冤屈者等，面對不公義處境，唯一的抗議之聲……也是犧牲當下時間的生命，以保留或製造其未來時間的意義。」[72]兩名「烈姬」或其他服鴉自盡的貞女並不用火將鴉片絲烤軟享樂，她們毅然決然吞食過量的阿芙蓉翦滅生命之燄，以終極的死亡生產意義。有了禮義廉恥節孝貞的加持，報上幾無譴責寡婦殉節的新聞；見不到追查鴉片來源的記錄；更沒有人不識相地追究烈女是否有鴉片癮。輿論無視於鴉片的爭議性，反而視阿芙蓉為測試節烈與否的試金石。
值得一提的是，殉節的陳淵娘、陳完瑜雖然都是少婦—符合報載自殺統計中年輕女性為大宗的結論—兩人的成長背景卻有差距。淵娘長於名門；完瑜因家道中落曾墜入娼籍。追輓完瑜的部分詩作直書其出身，王祖派等人亦標榜她為「娼中烈節」。完瑜原為歌妓一事讓筆者不禁想追問，倘若殉節發生在夫婦大倫之外，假設今日陳完瑜在回歸家庭前在青樓中殉死，輿論又會如何看待？下節的兩則記載，將協助吾人釐清當時對「外於」良家婦女者吞鴉殉死的看法。
四、妓女吞鴉自殺的爭議
明治四十一年（1908），《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刊載了一則娼女蔡銀花吞鴉自盡未遂的新聞。蔡銀花與銀細工莊朝交好，兩人咬臂訂盟，莊朝與樓主議定以金百五十圓替銀花脫籍。不料至期樓主抬高賣價，銀花遂吞阿芙蓉尋短，幸家人早覺才不至斃命。[73]報導完案情，記者未究事件女主角吞鴉自盡的理由，後人無法推測銀花究竟是為前途黯淡還是為不能情定莊朝而死。整則新聞僅在開頭短評「天下事有倡必有和，豈自殺一節」，並列舉台南市近來的自殺新聞，暗指走上絕路的娼女有受不良風氣煽動之嫌。輿論對於倫常之外吞鴉殉情的不以為然，與盛讚寡婦殉節的態度大相逕庭。
另外，即使曾為歌妓之烈婦陳完瑜有「娼中烈節」的美名，社會上也存在著不信任娼女殉節的想法。明治四十四年（1911）八月廿二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刊登了篇名為〈插足花叢作如是觀〉的小說。小說主角李念二為仕宦子弟，與一妓有私。妓名紅玉，善飲、善調笑、尤善房術。念二心向紅玉，奈何妻悍母嚴。又會父喪，念二母節其花銷，欲閉錮其於內室，不令出狹妓。念二無以出金博紅玉歡，又無法為紅玉脫籍，恆鬱鬱。紅玉聞念二妻悍，脫籍實非其意，然見念二有財，亦竭力迎合。一日，念二約紅玉至友人飯局上話別，當眾取出阿芙蓉膏，矢言與紅玉殉死，座中力勸乃止。友人恐弄假成真，暗隨兩人回妓館，並以前事告鴇。至館，念二果又命傭市鴉片，紅玉止之，出奩中遺煙與念二共食。紅玉盡吸後，念二甫以鴉片抵吻，鴇母即奔入。鴇母見紅玉倒地大駭，一面藥紅玉，一面差人送念二歸。翌晨，念二料妓必死，遣僕以白金二百為妓身後費。不料，紅玉前日倒地實以中酒故，當天傍晚即照常出局。或曰：紅玉所食非鴉片，乃像鴉片之「紅棗膏」也。[74]
這篇發生在風月場的小說，狠狠嘲諷了暗通款曲的婚外情與當時吞鴉殉情的風氣。男女主角狀似海誓山盟死生與共，實際上男方不過耽於女方美色，女方也不過貪圖男方家資。雙方的關係建立在金錢與肉體上，鍾情非真，鴉片亦假，一場同心並命的殉情大戲成了飄散著銅臭味的鬧劇。《插足花叢作如是觀》直指吞「鴉」殉情乃狡妓訛詐嫖客金錢的手段，告誡涉足風月場者不可不慎。
關於妓女吞鴉殉情的負面記載，筆者同樣要問妓女何以持有鴉片的老問題。回顧「性與鴉片」中娼妓用鴉片助長尋芳客淫欲一項，不難推測青樓常備鴉片的理由。有趣的是，鴉片作為妓院的催淫藥也好，奪魂丹也好，妓女服務的迎合的都是男性恩客。煙花女子頂多在妓院鴉片濫用演變為「社會慘案」後短暫浮上新聞版面，她們從來都不是主角。固然在清代律令中娼妓被歸入賤籍，日本時代娼妓也同樣遭報上的詩人、記者「另眼相待」。以爭議之身使用鴉片，獲得正面評價的可能性原本就低。然在此筆者必須強調，倘若大著膽子進一步消解娼女／良家婦女的區別，良家婦女的生命情態又何嘗擺脫過關於鴉片的文化框架？良家婦女攀附父、夫、子而生，吞鴉尋死必須構築在「三從」之上方能獲得烈女美名，為夫為子殉死方能生產意義。
參、 結論
以上談論的都是女性服從男性欲求濫用鴉片之例，本文最後，筆者引一則男性為女性吞鴉殉死的短篇小說《吳深秀》收結。
〈吳深秀〉刊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十一月三日的《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中，篇名即男主角名。吳深秀為浙江人，年十四即馳名庠序，其妻貌僅中人，故伉儷間不甚相得。同里有才女蕙蘭，麗容慧質，自幼許字李氏，李氏子佻達無行，女父隱有悔婚意。會女父應臺灣彰化縣署之聘，生亦就幕武弁，兩家俱挈眷渡臺，生始得見女。值女父壽誕，生來賀壽，席散，女作詩挑之，生立即相答。由是花前月下，迭遞吟箋。無何，戴萬生作亂，彰城戒嚴。生移居臺南樸仔林林孝廉宅，女父亦舉家避居台南，與生寓僅隔一牆。某日生妻急病，女至生寓省視。夜半，生在水閣納涼，女適至，時婢媼皆睡，相視無言，遂諧夙願。後時託女婢嬌紅為鴻雁，有隙即過。一日嬌紅偶不謹，書札為女父所得，女父詫絕，令女暫依姑母使遠生。逾年，李家來索親。女驚駭，因輾轉出信與生，願生籌一藏納地，若此不償，不如埋愁黃土。生得信，自忖並無良策，於是作書絕女。女得生返箋，啜泣竟夕，夜半以素羅三尺畢命床前。生聞噩耗，思女為已死，情不可負，乃陰購阿芙蓉膏調白玫瑰露飲之。生服煙膏後，但覺黑風慘淡，忽見一女子在前招已，急過就之，乃女也。女曰：今知兄尚不負心，妹亦值得一死。然兄前程遠大，豈可以兒女私情殉命？當為求之幽冥主，令兄再還陽世。兄且駐此，妹去即來。須臾，女至曰：兄得生矣。以手推生，墜於崖下。生忽開耳畔有哭聲，啟眸視之，則身在榻上。月餘杖而後出，自此待其妻頗厚。[75]
筆者無法得知此為立基於真實事件亦或向壁虛造的小說，但可以確定的是，作者主張男人「不該為兒女私情殉命」。上述不倫之戀中男無須殉女，筆者相信當時的夫婦之間亦然，男子漢大丈夫畢竟不比小女子。舊社會倫常要求男人肩負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擔，鰥夫續弦即可。然女性的生命價值除順服父、夫、子外別無其他，當三者俱亡，按照禮法，她自當從一而「終」。
所以到頭來重點不在濫用鴉片與否，而在「誰」用鴉片「做什麼」。寡婦服鴉自盡之所以成為受鼓吹的「例外」，理由是官方民間在乎的是「殉節」而非「如何殉節」，鴉片的爭議性因此被稀釋。
另外，鴉片遭鄙視的關鍵之一在普遍認為濫用者企圖逃離現實、規避責任。「妄想用美夢取代現實，夢中充滿了榮耀與自在、無憂無慮的快感、倒錯的色慾狂喜及幻想」。「他們設想毒癮可讓痛苦的、令人厭惡的現實退居幕後，不用再去面對」。[76]寡婦吞鴉則不然，世人認定她們正是為了盡節盡責才濫用；換言之，表彰寡婦吞鴉的文化與台灣當時的風氣息息相關。筆者在此補充說明，明治四十年（1907）陳完瑜死後迄明治四十四年（1911）一片歌功頌德的聲浪中，日人伊藤暘谷獨不以為然。伊藤表示「夫聖賢之道為婦者，不以事夫為足。有舅姑，則致奉養之務。有子女，則司訓育之任。無舅姑與子女夫死者，守操寡居，慎圖存其祀耳」。[77]從伊藤的觀點出發，寡婦吞鴉不過「為情所制」，非「婦之常道」，他當然不會表彰陳完瑜。故，唯有在一個主張寡婦殉死為上的社會中，寡婦吞鴉才有可能受到肯定。
清代、日本時代的史料提醒吾人，台灣的鴉片問題不單是圍繞著盜匪或營兵的雄性世界，也有為數可觀的婦女陷溺其中。所以筆者原企圖以台灣「清末日初」女性濫用鴉片的文獻，勾勒出更完整的鴉片物質史。筆者搜羅了私藏鴉片的妓女與吞鴉殉死的婦女資料，希望藉分析相關史料芥子內見須彌。
可嘆的是，越爬梳女性濫用鴉片的文獻，筆者就越感受到舊社會女性地位的無足輕重。首先，在家內抽鴉女性的出身背景、吸食意圖、攝取方式等無法吸引統治階級注意，文獻的匱乏導致這些基礎問題依舊鎖在重重閨門後頭。而在鴉片氾濫的娼樓酒館中，官方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地令其停供，並不特別關心幾乎等同於青樓職業病的妓女鴉片癮。至於吞鴉了斷的女性，凡殉節之外的一概遭到貶斥，獨獨殉節者「重於泰山」。話雖如此，一則又一則吞鴉殉死的烈女傳、節婦詩，由於同質性高，連篇讀來主角的面貌變得模糊—假使抹去當事人的姓名等相關特徵，筆者恐怕難以辨識主角是誰。此中最悲哀的莫過於，一代又一代的寡婦竟只能複製吞鴉殉死的模式在青史中堆疊重複、扁平的形象。
舊時代女性既無力也無能自我表白，她們無法像嗜鴉文人一樣書寫吞雲吐霧之樂，就連吞鴉自殺也還得靜候父權社會的最後審判。與其說文獻裡呈現的是女性與鴉片，倒不如說是附身於雄性文明的鴉片問題要更恰當。相對於使用鴉片的男性，女性面臨到階級、性別的雙重壓迫。無怪乎女性鴉片濫用的種種，始終只能蜷縮在台灣鴉片物質史的邊緣角落了。
揭秘：鴉片，從天使到魔鬼
2015-07-08 16:17:55
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中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迷戀上鴉片？難道鴉片真有無窮的法力嗎？為什麼一向嗜好鴉片的印度人以及後來迷上鴉片的北美人沒有繼續迷戀這種東西？為什麼鴉片惟獨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災難？此前我們往往把這個問題簡單化和政治化，妨礙了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
１８３７年在廣州和澳門出版的一份介紹中國的雜誌上，刊載了一位中國藝術家帶有插圖的文章，此文生動地描述了一個吸食鴉片的富商之子如何從健康、富足到痛苦、貧窮的過程，畫面依次如下：
１．一個在家的年輕人，穿著華貴，身體健康，充滿青春活力。背後的大理石桌面上擺放著一座精美的外國鍾。在他的右邊是一個珠寶箱，裡面裝滿金銀財寶，他的貼身僕人緊挨侍立其旁，稍遠處，他的另一個傭人買了藥正帶進來。
２．他斜躺在豪華的沙發里，嘴裡叼著煙槍，被妓女圍著，其中兩個妓女年輕貌美。他出手闊綽，一擲千金。
３．他嗜藥如命，貪得無厭，沉溺於這種生活沒多久，隨即面如菜色，形容枯槁，消瘦無比，兩肩高聳，齜牙咧嘴，面呈死灰，終日昏昏沉沉，完全沒有一點活力。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坐在一個極普通的睡椅上叼著煙槍吸菸，身邊還擺著別的菸具。這時他的老婆們——一個妻和一個妾走了過來，妻子發現珠寶箱已空空如也，站在那兒皺著眉頭，滿是驚訝；小妾則滿臉疑惑地盯著睡椅上堆放的那些吸菸的玩意兒。
４．他的田產和房屋都化為烏有，睡椅也換成了一些粗糙的板子和破爛的墊子，光著腳，側著臉，頭向前傾著，喘著粗氣。他的妻兒站在面前，衣衫襤褸，忍飢挨餓。一個兒子憤怒地把他所有的菸具砸向地面，不諳世事的小兒子還拍著小手笑著做遊戲，而他對這一切無動於衷。
５．他的菸癮越來越厲害，但他現在的生活已貧困潦倒，極其絕望，如朽木一般，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湊了幾個銅板，急匆匆到一家煙館，買了一點點另一菸民煙槍中的碎煙屑，以減緩他難熬的菸癮。
６．他的角色固定下來，一個菸鬼。他坐在竹椅上，仍在不斷地吞著藥面，污穢不堪，必須藉助茶水才能把藥吞下。他的妻兒坐在邊上，在竹捲筒上把一束束蠶絲拉直，然後繞成球，如此辛辛苦苦掙一點微薄的收入以維持生計，他們艱難度日。
這是一個典型的鴉片吸食者的肖像。如果再增加一幅畫面，我想應該就是妻離子散，最後這個可惡的菸鬼橫屍街頭，被野狗分而食之。
提起鴉片，中國人首先聯想起的是近代遭受的恥辱，它往往勾起中國人一段段痛苦的回憶，甚至很多人會認為鴉片是中國近代苦難的根源。這種認識大致沒有錯，但是我們對鴉片的認識如果僅止於此，是遠遠不夠的。
鴉片是毒品，現在無人不知。可是過去的幾千年中，鴉片大多時候被人們看做一種靈丹妙藥，甚至被當成一種神物。而且，鴉片在西方被發現和使用的歷史比中國久遠得多，影響也要大得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證明，歐洲是罌粟的故鄉，最早人工種植的罌粟也出現在歐洲。早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歐洲的許多地方就發現了保存完好的野生、人工種植的罌粟種子和果實的遺蹟。不過今人對那時人們種植罌粟的目的尚不十分清楚，可能用於鎮痛劑或用來榨油，也可能用於宗教儀式。隨後這種植物傳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蘇美爾人可能發現了罌粟的真正秘密，因為他們把罌粟稱為「使人快樂的植物」。至晚在距今３０００年前，關於鴉片的知識已經廣泛傳遍歐洲、中東和北非。比較可靠的最早發現鴉片的記載來自埃及，因為大約在距今３５００年前的墓葬里，人們發現了鴉片樣本。埃及城市底比斯（Ｔｈｅｂｅｓ）以生產鴉片而聞名遐邇，鴉片中的一種重要成分即生物鹼中的蒂巴因（Ｔｈｅｂａｉｎｅ）也因此城市而得名。在埃及，鴉片被用來消膿腫、止頭痛、治外傷以及使吵鬧的小孩鎮靜。古埃及紙草文書中就有一則這樣的處方：「將罌粟果漿與牆上的蒼蠅糞和在一起，進行過濾。連服四日，效果即現。」此法竟被全世界的人們採用。史料記載，歐洲直到近代仍有母親或保姆給不安靜的嬰兒服用鴉片，英國紡織女工因為白天工作非常辛苦，為了能在晚上得到充分休息，很多母親也這樣做。另外，鴉片還有抑制食慾的功能，窮人家的孩子服食鴉片後可以減少飢餓感，節省食物支出。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到三四歲時，許多孩子因營養不良，健康狀況很差，「萎縮得像小老頭兒或者乾枯得像一隻猴子」。結果可想而知，這些窮孩子長大後大多繼續貧窮，很多成為癮君子。在近代中國，鴉片更有令人不可思議的作用，《廈門志》就記載說，不少富裕人家為了杜絕孩子們跑到外面賭博或惹是生非，不惜以鴉片為誘餌，把孩子圈在家裡吸食鴉片。
直到１９世紀初，鴉片仍未被人們視為一種毒品。歐洲許多國家此前出台了戒酒法令，但並未出現禁鴉片法令，人們仍然持「鴉片無害」的觀念。有學者甚至認為，１８世紀末１９世紀初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產生與鴉片有極大的關係，如果沒有鴉片，一些最出色的作品可能就不會誕生。浪漫主義文學的核心就是想像的復甦，是想像的翅膀與敘述的結合，體現為更為自由和主觀的激情、傷感及其他個人情感的表達，而不是一味的描寫，這一切都需要使人暫時從思想上脫離塵俗的羈絆，因此作家需要鴉片的刺激。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如歌德、柯爾律治、華茲華斯、司各特、雪萊、拜倫、德·昆西等，他們相關作品的創作可能都多少與鴉片有關，有些作家還患上了鴉片癮。事實上也正是如此，許多作家在患上鴉片癮之後，才創作出了最著名最好的作品。勇敢的德·昆西在１８２１年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一個吸鴉片者的自白》，他稱小說中真正的主人公是鴉片而不是他本人。他在作品中用大量篇幅描寫自己吸食鴉片後的奇妙感受，並寫下了著名的《鴉片頌》：
哦！公平的強大的鴉片啊！對於窮人和富人你一視同仁，你為那些永遠醫治不好的創傷和「那誘使精神反叛」的苦悶帶來了減輕痛苦的香脂——雄辯的鴉片啊！……你在黑暗的中心，運用頭腦幻想的心像建造了城市和廟宇……其富麗堂皇的程度超過了巴比倫（Ｂａｂｙｌｏｎ）和希卡托比羅斯（Ｈｅｋａｔｏｍｐｙｌｏｓ）；「從雜亂無章的睡夢中」把那久埋地下的美人和亡故的家庭成員的面孔，在洗凈了「墳墓的不光彩」之後，都召回到光天化日之下。只有你才能把這一切禮物贈給人類，只有你才掌握著天堂的鑰匙。
鴉片的服用絕不僅僅局限在普通人群之中，在許多國家的軍隊中也大量服用鴉片，並得到政府的許可。美國南北戰爭中雙方的軍隊都離不開鴉片，因為在艱苦惡劣的戰爭環境中，服食鴉片可以有效地治療和預防流行性痢疾和腹瀉，還可以暫時解脫因思鄉或失去親人而產生的痛苦。在聯邦軍隊中，鴉片是政府定量配給的，並定期發放到戰士手中。在歐洲各國軍隊中，鴉片大概是除酒類以外最受歡迎的東西了。
在１９世紀初以前，世界各地並未把鴉片視為洪水猛獸，鴉片像酒、煙一樣，只是人們的一種嗜好，加之鴉片還有療病的功能，所以大多數人甚至認為鴉片是一種對人有益的東西。即使在科學家和醫生從鴉片中分離出其他更純的物質（實際上是更容易使人上癮的物質）後，人們仍未把鴉片視為毒品。鴉片中的成分非常複雜，已知有二十多種生物鹼，占其總重量的２５％，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是嗎啡（１０％）、可待因（０．５％）、蒂巴因（０．２％）、罌粟鹼（１％）、諾司咳平（６％）等。海洛因是德國科學家從嗎啡中提取的另一種生物鹼，德文Ｈｅｒｏｉｓｃｈ意為「萬能的或英雄的」，因為臨床實驗證明，其藥效（鎮痛和鎮靜）是嗎啡的５到１０倍。可見，鴉片是幾種最主要的毒品的來源，人們將鴉片稱為「毒品之母」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在國際社會正式認識毒品之前，人們曾以毒攻毒，即以嗎啡來治療鴉片癮，因為當時人們認為通過注射嗎啡不會使人上癮（多數人認為，鴉片之所以會上癮，是因為經過口腔味覺以及胃的消化）；海洛因剛上市時，又被作為治療嗎啡癮的特效藥。直到１９１０年後，醫學界才對海洛因的危險性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醫學上的使用逐漸減少。然而，此時海洛因已經在全球造成難以挽回的影響了。
對鴉片史簡單的回顧有助於理解中國近代的鴉片問題。從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其他地方種植和使用鴉片的歷史遠比中國悠久，使用範圍更廣，但是其他國家基本沒有因為鴉片而引起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則不同，鴉片幾與近代中國的悲慘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這的確是非常值得思考的現象。
從史料記載來看，中國人直到唐代才從阿拉伯人那裡對罌粟有所了解並開始種植，最初它只是被作為一種觀賞植物而被栽培；宋代以後，人們逐漸了解了鴉片的藥用價值，在實踐中摸索出鴉片可主治痢疾、咳嗽、痔瘡等，並認識到這是一種猛藥，使用時要非常小心。直到明中葉以前，中國基本上不存在吃鴉片上癮的群體，因為鴉片的價格昂貴，只有富人才享用得起。而在同一時期，印度人已廣泛地使用鴉片並成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了。１５１３年，葡萄牙在印度的總督記載了印度人普遍使用鴉片的情況，他在寫給葡萄牙國王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殿下能相信我，我會讓葡萄牙的所有土地都種上罌粟，並從中制出鴉片，鴉片正是此地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商品……這樣，我們的工人就會大受其益，而印度人如果吃不到鴉片，就會失去一切。」可見印度服食鴉片的人數之多，此與３００年後中國的情形何其相似乃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總督的話並未完全應驗，因為印度此後不僅沒有成為進口鴉片的大國，反而成了最大的鴉片生產和出口國，葡萄牙國王也幸虧沒有聽從他的建議。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中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迷戀上鴉片？難道鴉片真有無窮的法力嗎？為什麼一向嗜好鴉片的印度人以及後來迷上鴉片的北美人沒有繼續迷戀這種東西？為什麼鴉片惟獨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災難？此前我們往往把這個問題簡單化和政治化，妨礙了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認識。
鴉片在中國的泛濫成災有兩個基本的原因，一是外來各種因素的影響，二是中國自身的原因。內外因的交互作用和巧合使中國人成為了鴉片的最大消費群體，也使中國人在近代化過程中成為最大的犧牲品和最大的輸家。沃勒斯坦說，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全世界可分為核心區、半邊緣地區和邊緣地區，邊緣地區無償地被剝奪，以服務於核心區。按照這個理論，近代中國自然是邊緣地區，是向核心區也就是西方無償地提供市場和原料的地區。
具體而言，外來因素是指在中國尚不知地球是方的還是圓的情況下，便糊裡糊塗地被拖進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進程之中。對東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對東方財富的貪慾，無數西方探險者來到東方。開始最成功的當然是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後來有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等。起初，他們用香料和白銀換取中國的商品，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是他們感興趣的大宗商品，後來則是茶葉。同他們對中國商品的旺盛需求相比，中國人對他們的進口商品除鐘錶、呢絨等少數的幾種外，其他幾乎沒有興趣。這種狀況直到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仍未改變。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人只對他們的一樣東西感興趣，這就是白銀，只有白銀能在在中國市場上暢通無阻。據此，有學者估計從明末到１９世紀上半期，世界白銀產量的１／３流入了中國，導致歐洲許多地方出現銀荒。與此同時，精明的歐洲商人發現中國人對鴉片的興趣越來越大，在很多地方鴉片甚至相當於硬通貨，這令他們欣喜若狂。於是，世界歷史上著名的三角貿易出現了：歐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國，然後在印度購買鴉片；把印度鴉片賣給中國，然後再從中國購買絲綢、瓷器和茶葉等，運往歐洲。後來走私和進口到中國的鴉片數量劇增，傳統商品已經遠遠不能抵付鴉片款，只能支付白銀，於是中國白銀開始大量倒流。很顯然，貿易的組織者和受益者是歐洲人，受毒害的是中國人，所以馬克思稱之為邪惡的三角貿易。也就是說，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鏈條中，中國是被剝奪的外圍地區，她還被強行拖進了近代化的旅途之中，只是因為她太衰弱了，列車剛啟動她就被無情地被拋棄了，而且被後面開過來的列車碾碎，慘不忍睹。
外因容易看得清楚，在利益的驅動下歐洲人大量向中國走私和出口鴉片，導致鴉片數量大增，價格下降，吸食人數迅速盤升，但從根本上分析，這一切是由於中國人的內在需求引起的。需求旺盛，供應極其便利，價格越來越低，遂又引起更大的需求，這樣便形成了惡性循環。鴉片自１７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後，吸食人數呈幾何速度增長。到１９世紀後期，按照比較保守的估計，大約有４００萬以上的中國人吸食（有人估計超過１０００萬人）。說到這裡，我們不禁發問，為什麼此時的中國人那麼迷戀鴉片？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筆者在這裡僅提出一些簡單的想法，供大家討論。首先，１８世紀以後，中國人口增加迅猛，生存壓力加大，加之經常戰亂，人們的安全感下降，避世厭世的情緒增加，於是很多人採取消極的態度對待，吸食鴉片就是其中的一種主要方式。其次，政府的無能和無為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到１９世紀，清王朝表面上仍是一個「無所不有」的強大帝國，但實際的統治能力已經十分衰弱。就拿清朝軍隊來說，別說大規模作戰，就連一些小小的走私船隊都對付不了。那時中國還沒有海軍，不知海軍為何物，因為中國人對海洋以及海洋以外的地方毫無興趣。清朝軍隊的裝備仍以冷兵器為主，更無近代化的戰術和戰略觀念。可以想像，這樣的軍隊怎能與後來入侵中國的裝備先進、訓練有素的英國海軍相對抗。也就是說，清朝政府雖然從主觀願望上想阻斷鴉片的來源，但客觀上卻沒有這樣的能力。再次，中國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人們的行為主要靠自我、家庭（家族）的約束，但這種約束是道德上的。在清代，很多人認為吸食鴉片只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行為，它是否有違道德常引起人們的爭論。因而這種約束是相當鬆懈的。
林則徐的禁菸，無疑是順應民意、大快人心的愛國主義的行動。但是，與林的禁菸行動相比，另外一批官僚的主意簡直蠢不可及，他們竟主張「中國人的鴉片戰」，即中國人以自己種植和生產鴉片來對抗外國的鴉片，可連他們自己也未想到的是，此舉不僅沒有禁絕國外的鴉片，而且導致了鴉片的進一步泛濫：從沿海到內地，從內地到邊境；從城市到農村，從衙門到皇宮，幾至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場面。鴉片的廣泛種植增加了政府的稅收，並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鴉片的進口，然而此舉帶來了更為嚴重的惡果，一方面鴉片種到哪裡，新的癮君子就擴展到哪裡，因為鴉片種植者往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鴉片吸食者；另一方面，本來就非常寶貴的耕地種上罌粟後，導致糧食供應更加緊張，再加上災荒與社會混亂，人們生活於絕望和痛苦之中。清政府也是陷入了怪圈：禁種吧，不僅稅收減少，而且會鼓勵進口和走私；不禁種吧，禁菸法令肯定只能流於表面和形式。最後，政府只能採取明禁暗放的政策，任憑鴉片泛濫。國民黨執政時期，這種情況沒有改變。日軍侵華期間，日本侵略者繼續鼓勵中國人種植和吸食鴉片，他們想從靈魂深處徹底解除中國人的武裝。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痛下決心，採用一切強制手段消除鴉片隱患，到１９６０年，幾乎所有的中國大陸吸毒者都成功戒掉了毒癮，鴉片這個魔鬼終於結束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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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鴨霸的外交態度尋找其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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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是和平的崛起，而是對全世界的威脅
1、霸道的航路啟用
中國在1月4日沒有和台灣當局協商，就逕自宣布要啟用「M503」雙向航路以及「W121、W122、W123」3條銜接航路，這將引發飛安與我國空防安全的疑慮。我國已向中國表示必須協商之後才能啟用，但是中國拒絕，而且從1月4日起，「M503」北上航路以及W銜接航路都已有航班在飛行。事實上，中國這種鴨霸的動作，如果從中國的發展情勢來看，顯然可以看出其動作的背景：
中國從追求經濟成長的政策，反過頭來要開始控制嚴重的負債，如同諾貝爾獎得主傅立曼（Milton Friedman）所說，透過金融擴張政策以刺激景氣的政策，雖然可以成功的在一時之間解決失業問題，但這一定會造成景氣過熱，而勢必使政府再一次推行強力的金融收縮政策，如此一來，將來的失業反而會變得更大。尤其美國、歐盟等國家已著手要以追求公平競爭的市場理念，逼迫中國改變其不公平的市場傾銷，因此，吾人顯然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的失業，將會形成很大的社會問題。
2、中國社會變化的開始與焦點的移轉
如果從這個大趨勢來看的話，中國在南海造島、飛機飛至太平洋的挑釁，乃至對台的國際空間壓縮、要把台灣問題中國國內化……等顯然都是要以外交、軍事的攻勢，分散國內的矛盾與注意力的大策略之反應。尤其，國內《公投法》修正通過、《促轉條例》通過…...，種種的政治現象顯示出：脫中國化已是國內跳脫藍營的束縛，而開始要大步向前，而這也使得中國與國內統派人士更加焦躁，這就使得中國4千多年所形成的華夷霸道外交，毫不掩飾地暴露無遺。
而這正是中國文化令人懼怕與痛恨的地方，也是中國人強盛時所現出的嘴臉，中國人這種對於他們稱之為蠻夷的外國人，所採取的鴨霸態度，其實我們可以在鴉片戰爭時的中國態度上看到。
二、在鴉片戰爭中所出現的中國對外強硬態度
1、鴉片戰爭全是外國人的責任嗎？
鴉片戰爭對於中國史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它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現在的中國人仍把鴉片戰爭，視為是中國被帝國主義欺凌的指標事件，認為中國百年的近代史正是鴉片所害。由於鴉片對人的身體危害甚大，人們也怕引起中國人歇斯底里的反應，所以人們也就不太想把這段歷史的問題點拿出來討論，但是問題就在於：鴉片戰爭時的中國人，對於蠻夷的鴨霸態度，其實跟現在如出一轍，中國似乎沒有從中獲得教訓。或許從這段歷史的探討，可以讓我們了解中國人難以改變的民族性格，而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全世界所必須面對的崛起的中國文明真面貌。
2、從世界的重要貿易商品的地位到鴉片貿易的禁止
經過大航海時代，由西歐各國所經營的海上貿易當中，鴉片是重要的商品。在11世紀前後，由於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鴉片再次被傳到西歐，並且被當做醫藥用品加以使用。從15世紀左右起，鴉片也被當做麻醉藥使用。在20世紀初期以前，鴉片被當做民間療法的藥劑加以使用。歐洲後來在19世紀產生反鴉片運動，是具有吸食鴉片習慣的中國人移居到各地，歐洲人因此與華人社區接觸，而漸漸認知到鴉片的危險性。
在20世紀初期，國際之間開始對鴉片進行管制，1912年海牙《國際鴉片公約》被簽訂，限制了鴉片貿易。1920年國際聯盟成立之後，國際聯盟就負擔起管制的職務，而設置了國際機關。根據1926年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會議條約，對於鴉片的使用等也進行管制，在1928年的麻藥製造限制條約當中，鴉片貿易完全被禁止。
3、鴉片在中國的歷史
鴉片由罌粟提煉而來，在唐代中期 （公元7世紀末或8世紀初） 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傳入中國，中國人稱其為「米囊」或簡稱「白皮」。明朝的時候稱之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為貢品，市鎮亦有貨賣，價值與黃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來廣東，輸入就漸漸增加，明中葉 （16世紀晚年），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 主要用來做止痛安神的藥；不過，當時為求享受而吸食鴉片的情況很少。
明朝萬曆48年 （1620年） ，中國開始出現吸食鴉片的記載，據稱當時有人將鴉片與煙草混在一起吸食，這種做法在17世紀60年代傳到福建和廣東，在那裡，吸食的方式得到改進：吸食者就點火來燒化鴉片，並用一根竹管來吸。吸食鴉片就迅速成為有閒階層的一種時尚，不久後甚至連窮人也沾上這種習慣。由於對鴉片的需求，導致外國進口的鴉片增加，也導致在四川、雲南、福建、浙江和廣東種植罌粟。
雍正七年 （1729年），雍正帝就頒布過禁煙(菸)令，禁止販賣和吸食鴉片，但並沒有禁絕。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西方鴉片商人仍然勾結當地官僚，千方百計走私偷運鴉片到中國。
4、廣東貿易與天朝的貿易政策
在1757年的時候，外國貿易被限定在廣州一港，擔當這個被稱為「廣州貿易」之體制的中國商人是被稱為「廣東十三行」的公行（亦即特許商人）。公行不只是被委託徵稅，還要負擔許多的附加稅。他們獨占出口貨物與進口貨物，外國商人必須與他們交易。這種廣東貿易體制漸漸讓英商感覺不滿，英國曾多次提出要求，乾隆皇帝在拒絕馬卡多尼使節團要求的回答上，明白說出天朝的外交觀：
天朝物產豐盈，並不必靠外夷的貨物，而互通有無。不過，天朝所產的茶葉、瓷器、絲巾是西洋各國與英國的必須品，因而給與恩惠與同情，讓外國在澳門商人開設洋行，以有助於日用，並使沾余澤。現在爾國使節在這些定例之外，又多所要求，這會與「天朝給與遠人恩惠，施行撫育四夷之道」大大違背，更且天朝統御萬國，是一視同仁。使外夷在廣東貿易，不只限於英國，假如隨意不當要求難行之事，怎麼可能答應呢？
1830年代如果以金額來看，在世界貿易當中，最大的交易品是鴉片（精製鴉片）。當時，在中國境內，鴉片的生產也很興隆，而廣州是將鴉片出口到北美與朝鮮的中繼站。本來，英國擔任中國貿易的是東印度公司，乾隆38年 （1773年），該公司取得印度鴉片專賣權。道光18年 （1838年） ，西方鴉片商人向清朝輸入鴉片數量逐年遞增。後來由於東印度公司經營不善，英國就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專賣出口特權，而開放給民間經營，由於中國有鴉片的需求，於是對中國的鴉片出口就巨幅增加。
原本中國把茶葉與絲織品出口至英美，已有大幅度的貿易黑字，使銀子一直流入中國，但隨著鴉片進口的增加，轉變成銀子流出。換句話說，清朝每年全部出口的絲、茶、土產等，均不足以抵償進口鴉片的煙價，因此長期的鴉片貿易，就造成清朝國內白銀大量外流，銀元枯竭，銀價上漲，於是工商停滯，國窮民困。當時吸食者上至貴族官僚、下至販夫士兵，隨着鴉片泛濫愈演愈烈，最後終於引起清朝的高度重視，於是中國就產生了禁止鴉片的主張。
5、中國對鴉片的處理方式
當時官員中，有主張嚴懲鴉片吸食者，例如：鴻臚寺卿黃爵滋，但是林則徐則主張再過10年，中央將無養兵之銀，而道光帝對此非常感動。於是道光派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去處理鴉片問題，道光皇帝在指示林則徐的名令上寫著「對外國人以武力解決鴉片問題。」顯然，道光帝是要以制夷的態度，來制裁外國人。
後來，林則徐在1839年3月21日率領千名士兵包圍廣東十三行街，要求英國商人交出所有的鴉片。 英國的商務總監督義律當時到達澳門，他接到英國商人危機之通知，立刻趕往廣州，而於3月24日到達。一到達，英國商館就連日被射發點火的箭，也被斷糧斷水。結果義律只有屈服，而命令把所有的鴉片交給中國。至於印度鴉片並沒有在商館，而是停泊在公海的廢船上面，要將這些鴉片全部沒收打撈上岸，就花了一個月以上，6月3日，林則徐在珠江河口的虎門，把兩萬箱的鴉片燒毀。
6、 用武力取締鴉片的霸道，只有在中國文化才看得到
從《國際法》來看，中國可以做出禁止進口鴉片的處分，英國商人必須遵守這個命令，違反此一命令的英國商人，沒有保護的必要。當時林則徐當時透過住在廣東的美國醫師帕克讀了巴德爾的《國際法》解說「各國間的法律」，該書中寫到當事國一方可以採取禁止進口的措施。
但問題在於要單方實現禁止進口之措施的手段，是否可以用武力威脅英國商人，而把在公海上的英國船舶中的私有財產，加以沒收處分呢？《國際法》的目的是在於防止武力的行使，而透過對話來解決。由於當事國可能採取禁止進口的措施，所以透過國內法，對進口業者與流通業者取締是被允許的，但並沒有允許可以自動對外國行使武力。如果對於民間人士在公海上的資產，只以當事國的命令狀即可沒收處分，那等於是允許國家實施海盜行為。
三、全世界的夢魘－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清國時代，中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是在華夷思想的影響之下，把外國人當做劣等的人種，對其不馴服時，即採兵戎相見的教訓手段。但是當共產黨的思想，取代儒家思想之後，中國人的「以文馴養的教化思想」就轉變成是「報復的教馴思想」。中國人充滿了被帝國主義霸凌的痛恨心結，的確，英國發動的鴉片戰並不是很名譽的戰爭。當時，由於中國有禁止鴉片的銷售，所以英國販賣的鴉片是走私品。
英國在1839年10月1日決定派遣遠征之前，英國國會中具有清教徒想法的人，認為對於鴉片走私這個開戰理由有很大的反彈，最後以271票對262票通過。但是中國以武力對付英國商人，並在公海上沒收私人財產，顯見中國人是以「其自認為是對的丶但卻不符合《國際法》的手段」惹火上身。
更重要的是，鴉片之禍並非完全是英國造成的，中國從明朝起已有吸食鴉片的習慣，而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得官僚們利用其行政上的方便收賄，造成鴉片因為市場機制而遍及中國，中國人無法用自己的力量去取締、改變這個現實，竟要花百年的時間建立起一個極端的集權體制，並透過強力的國家，去壓制一個鬆散的社會。共產黨統治中國60多年，透過其集權式的教育，毋寧把變形的中華思想再度灌注到中國人身上，這才是全世界所必須面臨的問題，尤其中國把台灣當做自己的小孩，抓李明哲、將台灣的詐騙嫌疑犯強拉至中國審判、霸道的啟用航路，這無疑地是擺明要告訴世界：我是打自己的小孩給你們看，你們不要多管閒事。
當世界的教育思想已經變成是把小孩當作一個有潛力的主體，要以愛及溝通來教育小孩時，我們卻看到一個打罵小孩的共產黨。更不要臉的是台灣已經跟中國在政治上、文化上是不同的主體，硬要把台灣中國國內化。全世界因為有中國共產黨，整個文明的平均水準倒退，如果它再崛起，而成為主導世界的國家時，那世界文明的水準必然全盤倒退。
日本統治臺灣後，為了處理大量臺灣人吸食鴉片問題，以將鴉片管制專賣發給吸食者執照的方式執行漸禁政策，漸禁的同時鴉片專賣卻也帶來大量收益。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內容
1930年前後臺灣爆發鴉片特許事件爭議，總督府延續發放鴉片吸食許可證引起反對人士抗議，最後訴諸日內瓦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派員來臺調查。
總督府為了平息爭議，請連橫發聲相挺-鴉片有益論，連橫發表文章「臺灣阿片特許問題」一文刊載於1930年3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內容提到「台灣人之吸食阿片，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守也。」….等極具爭議言論。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內容
林則徐一生最大的錯誤：身為主帥，卻沒有發出戰爭警報 | 故事 StoryStudio
早期臺灣人吸食阿片(鴉片)影像。
早期臺灣人吸食阿片(鴉片)影像 – 台灣回憶探險團 https://bit.ly/3bo0Vc8
臺灣自清國時期以來，許多人吸食鴉片殘害身心甚鉅。
日本統治臺灣後，為了處理大量臺灣人吸食鴉片問題，將鴉片製造加以管制由官方專賣，並發給吸食者執照，再以控管執照發放的方式執行漸禁政策，以此措施逐步減少吸食人口及規模。
由統計數據來看在鴉片漸禁政策下吸食人數的確逐年遞減有其作用，但同時鴉片專賣也帶來驚人收益，利益結構下許多理論上應該嚴格遵守的購買及吸食限制規範實際上卻十分寬鬆，這種現象也引起諸多知識分子不滿。
終於在1930年前後爆發鴉片特許事件爭議，總督府延續發放鴉片吸食許可證引起反對人士抗議，最後訴諸日內瓦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派員來臺調查。
總督府為了平息爭議，請連橫發聲相挺，連橫發表文章「臺灣阿片特許問題」一文刊載於1930年3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內容提到「台灣人之吸食阿片，為勤勞也，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守也。」….等極具爭議言論。
早期臺灣人吸食阿片(鴉片)影像 – 台灣回憶探險團 https://bit.ly/3bo0V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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