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應「國際宗教信仰迫害受難者紀念日」線上論壇，學者專家呼籲國家平反太極門假案，重視及保障人民的信仰自由。（翻攝畫面）太極門受信仰迫害25年 學者籲政府快改正歷史錯誤 https://bit.ly/3gowKBf
8月22日是聯合國「國際宗教信仰迫害受難者紀念日」，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AWC)等25個海內外民間團體特別舉辦線上論壇(https：／／youtu.be／DRapCWOhhco)。主辦單位表示，今天適逢華人傳統信仰中元節，也是人們懺悔、贖罪的日子，盼世人良心覺醒，用愛與良心捍衛人權！台灣也正發生信仰自由遭迫害事件，指標案件就是25年未解決的太極門案，呼籲官員良心覺醒，改正錯誤。
主辦單位說，論壇中也播出影片，關鍵證人—25年前配合侯寬仁檢察官做偽證的稅務員史越生現身指出，侯寬仁就是太極門假案的主導者。學者專家指出，太極門案竟然被少數不肖官員假案真辦，把太極門修行道場預定地違法拍賣並收歸國有，蔡英文總統、監察院長陳菊應趕快改正歷史錯誤，還太極門清白，歸還修行聖地。
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AWC)主席瑞內・瓦德羅致詞表示，AWC以聯合國《消除一切基於宗教或信仰而產生偏狹並歧視的形式宣言》為指導原則，向台灣當局提出了1996年太極門遭受迫害案件。他提到，冗長的案件程序耗費了太極門師徒的時間和精力，而這些時間和精力應該更有效地被用在太極門於1966年創立時的崇高目的—保護和推動古傳的崇高文化。
太極門掌門人暨AWC副主席洪道子博士致詞提到，探討涉及人性尊嚴中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受迫害案例，關乎法制尊嚴與良心自由，期許每一個人都能夠堅持心中的信念與真理的信奉，不向任何惡勢力妥協，以守護基本的人性尊嚴，守護良心，用愛與良心捍衛人權。
主辦單位播出影片也揭露稅務員史越生驚爆25年前事發當時：「那時候人家找我，我就跟他講，這案子有問題呀。沒有人要聽嘛！」他當時表達太極門案沒有證據可以課稅，稅單開出會有問題，連怎麼算出稅額都不清楚，但是調查局市調處雖明知違法，仍執意要他「就這樣辦！」史越生也透露這個案子侯寬仁就是主導者。
前臺灣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邱榮舉指出，太極門案的人權遭受到迫害是違憲的。政府應該落實太極門案的轉型正義，特別是促轉會、監察院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立即幫太極門平反，現在國際間對於太極門案已愈來愈重視。
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特聘教授黃俊杰表示，大法官釋字709號解釋，人民財產權不只是價值替換的補償，更有一定存續的保障，國際公約特別禁止宗教信仰受歧視與不平等對待，國家法治應尊重宗教修行團體的根源與本質，因為宗教修行團體的土地被視為宗教信仰的聖地，甚至值得為它付出生命，如果非以色列人佔領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會用什麼方式來回應？
黃俊杰指出，台灣在國際外交困境下，太極門成功透過民間外交，獲得世界各國宗教與政治領袖的支持與讚譽，2020年發生太極門稅案的違法執行，不是單純財產權的侵犯，而是文化、宗教、信仰的侵犯！
前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鄧衍森指出，如果空談人權的價值，卻無法有效救濟，那麼人權根本就是一個虛幻的權利。太極門案是一個制度面上的侵權行為，希望未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可以反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是不是能夠確保人民的權利免於受到侵害。
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連福隆教授表示，塔利班進駐阿富汗後，為什麼人民逃亡就像人間煉獄？因為暴政猛於虎。太極門三審都已經判決確定無罪、無欠稅，行政執行署竟然沒收人民財產，所以是偏離天道、天理、天命。
前立法委員涂醒哲提到，知名學者翁啟惠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監察院應重新審查，還翁院長回復受損的名譽並給予補償，但仍有1位監委反對，情況如同太極門案歷經25 年至今仍在纏鬥一樣。
涂醒哲表示，曾在擔任立委期間參與公聽會，指出太極門假案是動搖國本的案件，法院三審均判決太極門無罪無欠稅，但行政單位卻一直不願更正、認錯，非常遺憾。2020年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他也寫信給陳菊，表示應重視人權，盡快解決太極門假案。涂醒哲期許今年能成為人權平反年，不要再浪費太極門師徒的時間。太極門受信仰迫害25年 學者籲政府快改正歷史錯誤 https://bit.ly/3gowKBf
台大教授：蔡政府應推動修憲 發展台灣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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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4 20:44
〔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台大國發所教授邱榮舉今在袁紅冰「刀鋒上的台灣」新書發表會表示，蔡政府應該更積極推動修憲，台灣共和國是很能夠發展的目標。
台大國發所教授邱榮舉今在袁紅冰新書發表會上表示，蔡政府應更積極推動修憲，台灣共和國是很能夠發展的目標。圖為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記者陳鈺馥攝）
台大國發所教授邱榮舉今在袁紅冰新書發表會上表示，蔡政府應更積極推動修憲，台灣共和國是很能夠發展的目標。圖為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記者陳鈺馥攝）
邱榮舉指出，他從中壢事件後，開始研究台灣政治四十年，台灣人有必要對台灣歷史、政治史再下功夫，台灣割讓給大日本帝國後的日治時期，台灣民眾黨就已經對台灣意識有深刻主張。
邱榮舉認為，台灣各政黨應該要進行修憲，另一方面要進行制憲，雙軌可以併進，蔡政府要積極推動，進一步發展台灣共和國目標。
邱榮舉提及，台灣的兵役制度難以抵抗外敵，募兵制實行效果非常差，應效法以色列建立全民皆兵制，才能在軍事上抵抗外敵。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則分析，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中等強國，但台灣缺乏強大的國家意識，小國以色列面對十一億人的阿拉伯世界，能展現強大的國家意志和能量，就是憑藉國家意識。
袁紅冰建議，總統蔡英文做為一個國家領導者，應該要建立國家意識，讓人民知道中共犯台野心及策略，而不是整天維持現狀，相信中國共產黨「狗官」的善意，幻想寄望什麼兩岸新框架的海市蜃樓，只會維持現狀，這樣台灣人民怎會有國防意志，也難怪第五縱隊及共諜會肆無忌憚在台橫行，附匪言論非常猖獗。
袁紅冰建議，總統應該有國安及危機意識，要將中共日思夜想要改變台灣現狀的權力野心告訴台灣人民，但蔡英文沒有這麼做，整個台灣社會都被麻痺，漠視中共正一點一滴改變現狀，想統一台灣以及摧毀自由台灣的企圖
。 
2017-03-19
影音製作培訓 台北客社區大學辦說明會
【林君蓉 范綱儀 台北】
由台北市客委會指導台北客家社區大學主辦的「於是，我拿起了攝影機」，客家影音製作培訓計畫，18日舉辦了說明會，並邀請國內專業的師資陣容，說明培訓計畫的意義，只要對影像紀錄有興趣的民眾都能透過課程計畫，學習到如何拍攝紀錄片，劇本的創作，以及剪輯的技巧等專業影音技能，同時也能認識客家文化。
志工懋伯認真地照料農場，還會在一旁教導小朋友認識農作物，拍攝這些影像的，原本都不是專業攝影師，但透過台北客家社區大學，舉辦的客家影音製作培訓計畫，讓他們能夠成功完成，一支完整的紀錄片，而今年又舉辦了第二屆，課程內容比之前更加豐富，同時也請到專業師資現場教學。
台北客家社區大學承辦人 羅曉嵐：「今年我們特別加入了就是美學的特效，剪輯的技術，然後還有一些劇情片的製作，讓今年的紀錄片更多元豐富，然後有更多的想法跟元素，在這個裡面。」
國家電影中心影像專業講師 林哲仲：「我們希望說到最後，他們藉由上課的課程，最後他可以能夠學會怎麼拍紀錄片，然後可以去拍攝，跟客家相關的一些議題，我們也很希望說，這一次能有一些年輕人，年輕新的人，可以來參與這個影像製作。」
「客家影音製作培訓計畫」說明會，不僅有年輕學子報名，也有許多對攝影有興趣的，退休民眾參加，其中有一位曾經報名第一屆的學員，今年又再度報名參加，就連台灣大學教授邱榮舉也來報名，他希望能夠拍攝自己母親的故事，以及台灣客家運動等相關議題。
台灣大學教授 邱榮舉：「我很想要記錄我媽媽，還有我去外國，去訪問在海外的客家鄉親、學者，我訪問的話，希望有這方面的紀錄。」
報名學員 莊博堯：「因為原來是有學拍，照相的攝影，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要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影像，還有當時的情境的話，應該是動態影像，比較能夠表達出來，那剛好看到客家文化園區，有舉辦的這個活動，我覺得有幾個導演還不錯，就試著來看看。」
培訓計畫課程將從4月1日開始，一直到9月30日結束，主辦單位表示，不管是不是客家人，只要對拍攝紀錄有興趣的民眾，都可以來參加，也希望透過培訓計畫，能夠讓大家更認識客家文化，並讓多元族群能透過影像，相互交流。
紅色客家人/228白色恐怖/1952年中壢事件、義民中學案/胡海基1998年建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的「民主英烈公園」/齊豫《唱經給你聽》專輯《大慈大悲觀世音》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mRegJq
歷史: 台灣客家典型的白色恐怖政治事件－1950年代桃園縣的「客家中壢事件」 - https://goo.gl/K6Ei9S
白色恐怖受難者故事: 【受難故事38】客家、外省校園白色恐怖 - https://goo.gl/g4NjMA
臺灣客家人鍾浩東/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被槍決前唱著《幌馬車之歌》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客家）和蔣碧玉（蔣渭水的養女）/基隆校長鍾浩東在馬場町遭到處決/而《幌馬車之歌》，是鍾浩東與妻子蔣碧玉都很喜愛的歌曲，也是鍾浩東最後步向馬場町刑場時所唱的歌。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dXjrGp
藍明谷-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基隆中學任教-1951年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被槍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wAtVlt
阮美姝，將她畢生奮鬥化為文字，寫成「美的極致」+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阮朝日行善助人，但生前未受公平審判，死後屍骨無存，身後還被安上叛亂罪名，很多台灣菁英和他同時遇害，家屬們背負污名而一輩子抬不起頭，只能隱姓埋名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3M7J2S
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 客家觀點看歷史
【楊以諾 苗栗】
前資深媒體人何來美，有感於許多台灣近代史都是以河洛、外省觀點來寫，因此花了近3年時間，完成了著作「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約32萬字的內容，詳載1895到2016年與客家有關的重大政治事件，希望以故事性的手法還原歷史真相。
厚達近4公分的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有83篇文章、共32萬字，內容從1895乙未戰爭到2016總統大選，包含客庄事件、人物都收錄其中，堪稱是一本台灣客家近代史，作者何來美指出，希望能以客家觀點，還原歷史事件。
作者 何來美：「台灣的歷史解讀，很多是河洛觀點，也很多是外省觀點，我這本書是以客家人的觀點來寫，雖然說我寫的都是客家人物，但我還是以歷史的縱深，從1895寫到2016年，以客家人為主軸、客家人為主角，來寫的近代史。」
今年63歲的作者何來美，從平面媒體工作退休後，投入文史工作行列，花了近3年時間，不斷進行田野調查，終於完成這部「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其中也包括228，與白色恐怖受害的客家族群血淚史。
作者 何來美：「他(張七郎)哥張采香，在他墓碑寫一對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洒郊原，很淒涼，他是民國36年4月4日被逼死的。」
何來美用新聞寫作的方式，以故事性、真實性、可看性，為首要考量方向，希望讓閱讀者能用不同的觀點，重新探索台灣客庄的政治生態演變。
客家選票左右選舉？客家觀點看台灣政治
2017年03月18日 19:27 莊旻靜
客家選票左右選舉？客家觀點看台灣政治
《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新書座談會今下午在交大客家學院舉辦，院長張維安（左）、作者何來美（右）均出席座談。（莊旻靜攝）
客家選票左右選舉？客家觀點看台灣政治
《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新書座談會今下午在交大客家學院舉辦，曾與何來美（右二）共同跑新聞的「老戰友」也到場支持。（莊旻靜攝）
客家選票左右選舉？客家觀點看台灣政治
《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新書座談會今下午在交大客家學院舉辦，院長張維安（前排左三）、作者何來美（前排右三）以及對此書感興趣的各界人士均出席此場座談。（莊旻靜攝）
「客家人是否被邊緣化？」客家籍作家、前聯合報地方中心副主任、何來美近日出書《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從客家人的角度撰寫台灣政治人物，今（18日）在交通大學客家學院舉辦新書座談會。
《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時間軸自日治時代桃竹苗、屏東地區抗日，至上屆總統大選，何來美斷言，客家人是台灣第二大族群，歷屆總統當選關鍵票數，皆掌握在客家庄，這也是歷屆總統候選人之所以紛紛號稱「客家妹」、「我是客家人」的原因。
何來美出身苗栗公館，曾任記者40餘年，也曾擔任旺報特約撰述，為了寫作此書，走訪台灣各地，何來美表示，在台灣政治版圖上，「客家人彷彿被邊緣化，但實情是否如此？」他侃侃而談，1895年抗日戰爭，戰況最激烈區域在桃竹苗客家山區，南至屏東蕭家，都可見客籍仕紳抗戰身影。
甚至在二二八事變中，發生在花蓮的張七郎慘案，亦為客家人，何來美也指，在少數人敢挑戰威權的時代，即有因許信良而起的中壢事件，可見客家人參與政治的蹤跡。
何來美也分析，前總統陳水扁在任內創辦客委會，大力促成客家人地位，也讓他在客庄得票率自3成提升到4成，而無論馬英九或是蔡英文，在競選總統時，都不忘與客家有所牽連，顯見客家票已成為左右選舉的關鍵。何來美表示，出此書，也是論述客家非邊陲、非依附的族群。
交大客家學院院長張維安今表示，此書從客家觀點出發，對於認識台灣社會十分有幫助，具有歷史的高度。《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內容也論述客家籍政治人物，從大選到地方，自古至今，與會者也分享，此書有田野調查角度，讀來卻生動不生澀，可讀性高。
北京為何高調紀念228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2日, 2017
這是1949年10月1日，228領導人物謝雪紅登上天安門城樓照片（徐宗懋圖文館提供，徐丹寒彩色復原），代表台灣人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謝雪紅用仰慕的眼光看著前方的毛澤東。
今年是228事件70周年，不同於過去，北京今年將高調地舉行紀念活動，並將事件定位「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統治，以實現中國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直接槓上民進黨！
這是1949年10月1日，228領導人物謝雪紅登上天安門城樓照片（徐宗懋圖文館提供，徐丹寒彩色復原），代表台灣人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謝雪紅用仰慕的眼光看著前方的毛澤東。
1946年延安中共中央派遣台籍幹部蔡孝乾、張志忠來台發展組織，在這之前，十月革命席捲全球的左翼思想對台灣影響深遠，並造成文化協會分裂，民眾黨、共產黨、農民組合等組織的興起。儘管日本殖民政府強力鎮壓，但左翼成員在多年鬥爭中，已磨練出鼓動群眾、發動宣傳、組織抗爭等技巧。台灣光復後，由大陸回台的台籍中共黨員與本地左翼人士逐漸合流，許多人士加入了三青團。228爆發時，儘管一些日本回來的浪人鼓動生事，但與國軍進入實戰狀態時，一擊就潰！真正有組織的反抗來自中部的謝雪紅，以及中共台灣省工委武工部長張志忠在嘉義所領導的戰鬥，並在失敗後撤退。
228後，台灣民心全面左轉，各界知識菁英大批加入中共，至於謝雪紅等人則潛往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由於美國駐台官員葛超智主張美國干預中國政局，鼓動台灣託管之說，遂行帝國主義野心，謝雪紅發表激烈的譴責聲明：「打倒陰謀託管的賣國賊！」、「擁護《開羅會談公報》、《波茨坦宣言》！」、「不做日本奴隸，也不做美國奴才！」、「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國人立場鮮明！
1950年韓戰後，兩岸進入長期對峙，國民黨實施嚴密的反共措施，深入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階層，中共地下黨快速瓦解，著名黨員如簡吉、鐘浩東、郭琇琮、許強、林日高、計梅真、傅如芝、黃榮燦等都被成批槍決。而對岸的中共，每年也都紀念228，作為紅色歷史一部分。
至於今天為什麼228歷史會被扭曲為台獨運動，或是「台灣人反對中國政權」呢？除了台獨肆無忌憚地竄改歷史之外，原因有二：一是國民黨高層無識無能，一碰到民進黨的攻擊就自動投降，毫無骨氣志節可言！二是中共過去考慮到國共和解的問題，不願意太高調地談228。其結果是，蔡總統就職典禮上出現高舉原中共幹部黃榮燦的228畫作，作為「反對外來政權的象徵」恬不知恥的做法。
現在的情況是，國民黨連維護自己歷史的能力都沒有，北京決定恢復過去高舉紀念228旗幟的作法，紀念犧牲的紅色烈士，並闡釋228是台灣人民推動社會主義統一的重要歷史事件，如此對於現有台灣史實論述必將造成強大的影響。（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徐宗懋圖文館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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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榮舉
主任
電子郵件：
hakkachiu888@gmail.com
辦公室電話：
3366-838300 轉55640
綜理中心業務。
中心成員-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 https://goo.gl/W2poLF
邱榮舉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客家風雲雜誌社長。2010年1月29日至30日，率台灣大學“客家學與兩岸發展研究團”顧問：邱太三（前“陸委會”副主委、前高雄市副市長，現任亞洲大學助理教授）、何來美（《聯合報》資深撰述委員、聯合大學老師）、彭基原（《新新聞》主編）；副團長：劉碧蓉（“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輔仁大學老師）、薛雲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師、台灣大學法學博士）；秘書長：許竹英（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編審、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專案秘書長）；副秘書長：張萩琴（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學助理）、陳康宏（台大國發所教學助理、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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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反服貿學生遭砍 教授赴警政署抗議 | 即時新聞 | 20140322 | 蘋果日報 - https://goo.gl/9ATx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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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真相何時能大白？一個白恐家屬人權日的心聲
tw.news.yahoo.com查看原始檔
今年的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有一個紀念活動，其中一個重要節目是，蔡總統將親頒回復名譽證書給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家屬，先父親是受害者，我們家屬也是此次接受頒證者之一。
父親這張證書得來誠屬不易，是透過打行政官司才要到的。所以，我最先要感謝的是台大社科院的邱榮舉教授，若不是他的熱心鼓勵，從沒打過官司的我絕對沒有勇氣去跟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為父親爭取平反的；因為從小到大聽了太多「衙門八字開，沒錢有理莫進來」、「有錢判生、沒錢判死」「官司打得，狗屎吃得」的老人言了。
先父是67年前(1949年8月)任職屏東火車站副站長，在上班時間被捕的，理由是涉及匪諜案，總共遭羈押254天之久，受盡酷刑，齒牙脫落，母親及祖父母受盡千辛萬苦，自不待言。
父親撿回一命獲釋後經過近兩年的奔波，才得回鐵路局復職，卻是從最基層做起，經過多年的努力，勉強升任小站副站長，但因戴著「匪嫌」的紅帽，直到60歲屆齡退休，始終屈居小站副站長，永遠沒有機會升遷。
更可怕的是，父親在職場數十年，一直受到情治單位的監視，長期受到警察人員的干擾，其精神壓力可想而知；2001年，屏東地方法院開庭審理父親的冤獄賠償案，我陪父親出庭，第一次聽到他老淚縱橫地訴說被監視的種種，我在驚駭之餘，深恨自己昔日的無知，也幡然悔悟，走出數十年的黨國洗腦教育所佈下的迷障。這時的我已經年過半百了，覺醒得未免太遲了呀！
2013年，因為邱榮舉教授《白色恐怖中的客家人》的研究案，將父親列為15名研究對象之一，他根據我們幾個姊妹在母親中風之前幾年陸陸續續聽來的各個片段拼湊而成的一些背景資料，並帶我們到〔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補償基金會〕閱讀爬梳了許多相關人物的卷宗資料，抽絲剝繭之後，判斷應係受到1949年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案的連累(鍾校長是知名本土作家鍾理和的弟弟；該案共槍決了13人)；但父親任職於鐵路局，跟遠在基隆中學的教育界人士素昧平生，根本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又怎麼會扯上他們的案子，我們真的很想搞清楚父親終其一生都沒機會知道的真相。
父親涉案時我還在襁褓之中，解嚴之前，父母親從來不談那段往事，所以我們這些兒女在婚前的青少年時代，對父親那可怕的經歷竟一無所知。那次，為了邱教授的研究案，我一邊整理姊妹們提供的資料，一邊回首大半生，才恍悟，除了受盡苦楚仍堅毅不拔的母親，是父親冤案的最大、最直接的受害人外，我恐怕是最嚴重的間接受害人了，一方面是在求學過程中每學期註冊前都要有保證人蓋章(以前一直傻傻地視為理所當然並誤以為人人跟我一樣)，一方面是眾姊妹中，父親對我最嚴厲，我跟他的關係最為疏離，一輩子都不敢親近父親。
邱教授為我父親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在得知父親未獲發給回復名譽證書後，極力勸我們:儘管父親已經過世，也應該要追求真相並為他申請證書平反冤屈，所以我在2013年向〔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補償基金會〕提出申請，但該基金會拒絕受理，我們又向行政院提出訴願，還是被官僚院長江宜樺打回票。姊妹們都認為跟政府打官司是小蝦米鬥大鯨魚，不可能打贏，打算放棄，最後還是在邱教授力勸我們不應放棄，並再三督促鼓勵之下，我才鼓起勇氣去請民進黨立委吳宜臻幫忙，她很熱心的請律師事務所幫我們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訴訟，最終獲勝，法院判決基金會必須頒發給還父親清白的回復名譽證書，那是2014年11月的事，距父親2008年去世已整整6年了。
這件事說明了我們國家的轉型正義還未真正落實，政府及相關機構並沒有以同理心對待受苦的人民，也沒有為人民主動討公道的積極作為，並拿出追求事實真相的有效辦法。
到底誰是那個「寧可錯殺，不能走漏一個」的肅殺時代的元兇？轉型正義的推動能不能追出歷史真相，還給父親以及當年那些因冤案、假案、錯案而受害的數十萬人一個公道？那個曾經壓迫台灣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至今仍想隻手遮天扭曲歷史，繼續歌頌懷念加害者，把台灣人當白痴；甚至不惜勾結宿敵中共在台灣內部製造社會矛盾動亂，千方百計阻撓台灣國家的正常化，其無恥行徑實在令人痛恨，我們怎能讓他們的陰謀詭計一再得逞呢? 唯有追究真相(包括不當黨產如何取得的事實)，並讓真相大白於天下，才能讓大家看清國民黨的邪惡本質。
在2014年11月打贏官司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補償基金會〕已在該年9月吹熄燈號，不再運作了，相關業務由228基金會接手。為了發給證書，基金會從2015年之後曾數次跟我們聯絡，商量如何頒證之事，我們不想從威權餘孽的騙子總統馬英九手中拿到父親的名譽回復證書，相信被國民黨迫害的父親也不願意，因此我們決定耐心等待，等待再一次的政黨輪替，要從新總統的手中拿到證書。皇天不負苦心人，蔡總統果然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和期待，高票當選了，我們家人才有機會見證這歷史的一刻，我們非常感激，這2年的等待是值得的。
記得蔡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曾宣示新政府要承擔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並承諾要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用最誠懇與謹慎的態度，來處理過去的歷史，讓所有台灣人都記取那個時代的錯誤------預計在三年之內，完成台灣自己的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
11月27日，228事件研究者，著有《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尋找二二八失蹤的爸爸阮朝日》、《幽暗角落的泣聲》的阮美姝老師，也是228受難家屬的阮美姝老師去世了，她等不到追求歷史真相所依據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完成三讀立法，就走了，228基金會董事長也是台灣史的學者及薛化元教授難過的說：「她要的正義，還沒等到就走了。」這恐怕也是許多228及白恐受害家屬的共同遺憾吧！
蔡總統！我們大家對您承諾說要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的事，都有極高的期待。為了讓台灣不再發生有人躲在幽暗角落哭泣的悲劇，請您不要怕困難、怕阻力，一定要努力貫徹改革的初衷，我們支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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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影響力 關鍵少數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2-16 00:26:13
邱榮舉主任接受專訪
中評社香港2月16日電／客家族群是台灣第二大族群，對台灣選舉的影響不容忽視。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邱榮舉日前接受《中國評論》月刊記者專訪，分析了“台灣客家族群的危機與轉機”。文章刊登在《中國評論》月刊二月號上，全文如下：
客家族群是台灣第二大族群。在台灣的歷史、政治、社會、經濟發展中，客家人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為此，近年來，台灣的執政者及朝野政黨，對客家族群也越來越重視，推出許多客家政策或主張；參與各種選舉的政治人物，也越來越重視對客家選票的爭取。與此同時，客家文化交流，也已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台灣客家族群的發展，也面臨許多的挑戰。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長期投身客家運動及從事客家研究的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邱榮舉。
台灣約有600萬客家人
問：台灣五大族群中，客家人的整體情況如何？
邱榮舉：無論把台灣的人口分為四大族群還是五大族群，客家都屬於第二大族群。最新的調查，根據比較廣義的定義來界定客家，人口約有600萬左右。
近20年來，隨著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的多元化，客家族群也逐步呈現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客家族群越來越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台灣的客家政策
問：您怎麼看現在台灣政府的客家政策？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客家政策主張有甚麼區別？
邱榮舉：早年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沒有甚麼客家政策。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前後，台灣出現了很多社會運動，多元的社會文化也逐漸得到重視。那時在野的民進黨，首先注意到原住民的政策，以及客家的政策。那時候國民黨還不太重視，縱使後來比較重視一些，也只是形式上的、蜻蜒點水式的注重。
直到2000年大選導致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才警覺到原住民政策和客家政策的重要性。因此，台灣政黨的客家政策，或對客家政策的重視，基本上跟“總統”大選有關，目的是為了爭取選票。
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大力推動客家政策。國民黨從此也開始重視客家政策，但是，因為在野，比較難以著力。經過了八年的努力，到2008年大選的時候，再度端出客家政策。所以，國民黨對客家政策的重視，比民進黨對客家政策的重視，來得慢。
現在經過幾次大選，國、民兩黨比較重視客家政策了。兩者的不同點在於，民進黨執政的時候，重視到三個層面：第一是“憲法”層次，第二是法律層次，第三是客家政策。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只注重兩個層次，即法律的層次和客家政策的層次。這是兩者很大的不同。
不過馬英九政權，目前還提出了所謂的客家基本法，這個還算不錯。這個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導草擬、彙集了客家各界意見的客家基本法，如果能夠順利通過，也算是一個很難得的創新的想法和做法，值得肯定。
客家基本法，“行政院客委會”在2008年暑假的時候開始推動，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也配合構思，我也有參與。
經過官方和民間的共同努力，經過幾次討論，在去年差不多11月左右，提出了客家基本法的草案，大的架構和相關的說帖都做好了，現在已經送到“行政院”，以便2009年的時候送到“立法院”，並希望2009年能夠順利通過。
客家基本法對客家族群的影響
問：您怎麼看客家基本法對台灣客家族群可能的影響？
邱榮舉：客家基本法，目前的內容，到底對客家好或不好，還很難講，因為目前還屬於草案階段。這個草案送到“行政院”後，會不會另外有甚麼意見，還不知道。草案再送到“立法院”之後，不同的政黨，通過不同黨團的運作，最後通過的客家基本法（假如有通過的話），內容會不會有甚麼變化，現在也還說不準。
但就草案來看，假如沒有太多變動，目前構思裡面所思考的，大致上應該對客家族群在台灣的發展，是有幫助的。國民黨所提出的這個法案，總比過去不重視、沒有提出這類的東西來得好。所以，對國民黨來說，可以說跨出了一大步，我認為應該支持和肯定。
但是話又說回來，由於客家基本法的制定，可能對台灣客家族群的發展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因此，客家基本法不定則已，要定就要定得好一點、像樣一點。這個法案要在“行政院”通過，大概問題不大。但到了“立法院”之後假如變得面目全非，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又有的話，那麼寧願不要。
台灣主要的客家社團
問：台灣現在影響比較大的客家社團有哪些？是怎麼分的？
邱榮舉：1987年7月15日解嚴之後，台灣各種社團蓬勃發展。所以，現在台灣，各種社團五花八門，多彩多姿，百花齊放。
全台性的客家社團，現在也比以前來得多。而地方性的社團，以各縣市為單位，或者以鄉鎮市為單位的，那更多。
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客家社團裡面影響最大的，是世界客屬總會，其次是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在南部，為主的是六堆客家同鄉會。早期，只有這三個客家社團的影響力比較大。
近20年來，各種社團蓬勃發展，百花齊放，很難講主要有哪些，因為社團是很自由的，也沒有甚麼大小；只要高興，有願意，幾個人就可以組織一個社團。所以，現在台灣的客家社團，大大小小有好幾百個。
屬於比較政治性的客家社團，還是世界客屬總會。由於世界客屬總會跟國民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加上歷史比較悠久，無論在台灣內部，還是跟中國大陸或海外，都有廣泛的聯繫。
至於影響力，那要看甚麼時期。在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期，或者現在國民黨再度執政，世界客屬總會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在過去八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相對來講，它在海內外的影響力就比較弱。
另外，在民進黨執政期間，也另外組織了客家方面的相關社團，比如說，民進黨還沒有執政之前就有所謂的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這個協會算是跟民進黨比較有關係的，也是跟海內外比較有聯繫的。在民進黨期間，它透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搭配，也舉辦了很多客家相關的會議。
總而言之，不管是國民黨執政也好，民進黨執政也好，跟過去戒嚴時代相比，客家社團是蓬勃發展了。至於影響力，我認為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有一定的意義。不同社團的影響力往往跟相關政治人物或者社團的領導人個人有密切的關係。
客家社團基本上是屬於對客家事務的一種關心，或對客家鄉親的一種聯誼。至於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我看不如過去。現在屬於文化性質的客家社團比較多，或者還加上一些學術方面的探討，但是屬於客家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是共通點。
反對用族群之名成立政黨
問：作為資深的客家運動的參與者和客家研究學者，您怎麼看台灣的客家黨？
邱榮舉：台灣的政黨現在有一百多個。台灣是政黨政治，任何人有興趣要組織甚麼黨，或者它的黨名叫甚麼，是自由的。不管它的名稱叫甚麼，某一個黨說它是民主，不見得是真正的民主。同樣，某一個黨說它是客家党，或原住民甚麼黨，它事實上是甚麼，這個見仁見智。
不過話說回來，政黨的目標是奪取政權進而執政，其主要任務是研究政策與執行政策，最主要的是跟政治理念有關，而跟哪個族群，基本上是無關的。用族群這個東西來成立一個黨，我認為是不對的，也是不恰當的。對於這個族群，是負面的多於正面的，可能會讓客家族群的成員，陷入窘境。所以，我一直都反對用族群之名來成立甚麼黨，用客家族群來成立甚麼黨，大可不必。但是，台灣的客家族群，台灣的客家人，各自想要參加甚麼黨，我們完全尊重。。
台灣南客北客的區別
問：您怎麼看台灣南北客家的區別？
邱榮舉：台灣客家的分佈，從歷史發展來看，最早是在台灣南部六堆客家地區，這跟整個台灣的發展歷史是一致的。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來拓墾的漢人，無論是閩南人，還是客家人，都是以台灣南部為早、為先、為多。
客家人早期主要在屏東、高雄一帶的六堆地區發展。所以，六堆的客家歷史文化很有特色，自成一格；六堆客家庄是台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客家庄。
後來，台灣客家的發展，如同台灣整體的發展一樣，逐步擴及中部、北部，再後來，有些客家人，又移民到花蓮、台東。其中以桃、竹、苗四個縣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最為集中，也是所謂的北部客家。北部客家後來也很多人到就近的台北都會區發展，當然南部、中部、東部的客家人也有到北部都會區發展。所以，北部的客家來自四面八方。
台灣的桃竹苗客家地區，在國民黨長期掌控之下，跟藍軍淵源比較深。1977年中壢事件，在許信良發揮重大影響力之後，整個桃竹苗客家地區逐漸有所變化。但是，現在，北部客家支持國民黨的還是比較多。
相對的，南部客家比較有團結性，很有客家的那種特色，也蠻有正義感。同時，南部客家跟民進黨比較有往來，在政治思想方面，也跟民進黨比較接近。這是一個事實。
但以上只是就政治傾向而言。如果就客家族群文化而言，我認為，南北客家沒有太多的區別，同時，東西客家也沒有太多的區別。
台灣客家人的政治影響力
問：您怎麼看台灣客家人的政治影響力？有一種說法，稱在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客家人常常起一種關鍵少數的作用。對此您怎麼看？
邱榮舉：分兩個層次來看：一是就整體客家族群來論，以客家人為主，跟普羅大眾比較有關，跟客家選民有關，這是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是所謂的客家政治精英。這兩個層次應該有所不同。我認為，就整個客家族群來講，客家人在台灣政治上是一股重要的關鍵少數力量的說法，是成立的。當然這是指1987年解嚴之後的情況，尤其是自1996年迄今經過最近四次“總統”大選，客家族群在選舉中的關健少數地位越來越明顯。
至於第二個層次的客家政治精英，又可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地方這個層面，比較談不上政治影響。中央層級，主要指高階的政府官員（包括正副“總統”、”正副院長“）（五院）、“部會首長”、“立法委員”，以及主要政黨的領導人等。這個層級的客家政治精英，屈指可數，不成比例。因此，能不能說台灣客家政治精英在整個台灣的政治當中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目前我認為還很難講，也比較不好討論。
兩岸客家文化交流
問：您怎麼看未來兩岸的客家文化交流？
邱榮舉：中國大陸是客家的發源地，閩粵贛又是客家的大本營；台灣的客家，基本上是從粵東、閩西來的，彼此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做客家研究，或從事兩岸客家文化交流，都要加強台灣與閩粵客家地區的交流。尤其是閩西的永定土樓，2008年夏被認定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加強與永定客家文化的交流，應該成為兩岸客家文化交流的重點中之重點。
我強調，做客家研究，既要加強對客家內部問題的探討，也要顧及客家族群跟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因此，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採“客家運動、客家政策、客家研究”三合一的模式推動客家研究。做客家研究，也不能只限於客家人，為此，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從2008年開始，成立了客家研究博士班，第一年進來的五個人，一個客家人，一個閩南人，一個外省人，一個原住民，還有一個伊朗人。
我認為，兩岸的客家文化交流，未來應該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過去，屬於聯誼性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兩岸及海外都舉行過，這種交流有其必要和意義，但可再加強其廣度、深度及影響力。
未來，兩岸學術界應該加強交流及合作。現在兩岸都有不少大學院校設立了相關客家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單位，這些單位應該加強交流，兩岸的專家學者和文史工作者，以及大眾傳媒，要加強整合，大家共同努力，最終將客家研究提升為客家學。
20年推動客家運動的感受
問：長期以來一直推動台灣的客家運動，並從事客家研究和教學，您有甚麼特別的經驗或感受？
邱榮舉：20多年前，我之所以會投入台灣的客家運動，其實是因緣際會，正好碰到1980年代台灣有那麼多的社會運動等。
這些社會運動給我很大的啟發和剌激。我認為，不同的社會運動，都是因為存在相關的社會問題。而我們客家族群也存在許多問題，要怎麼解決？客家族群是台灣第二大族群，客家族群也是人才濟濟，難道客家人的事情還要別人來施舍嗎？客家的事情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處理嗎？
那時候，我作為客家青年，又是學政治的——1987年1月我拿到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並留校任教，對政治事務有相當的敏感性。我想，我能夠為台灣做甚麼？我能夠為客家做甚麼？我要做的是缺我一個的事情，因此跳出來從事客家運動。
20年一路走來，相當辛苦。我常常自我解嘲說是客家的大傻瓜。但是，過程雖然辛苦，成果卻是甘甜的。因為，對於客家事務，我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
我強調，理論和實務要結合；台灣也好，中國大陸也好，客家方面的文化，要怎麼傳承和發揚，或者說要從事客家研究，必須要結合老中青，否則沒有希望。所以，我主要在培養年輕人，培養年輕人參加。只有青年參與，才有希望，才有未來。我在台灣大學開授那麼多客家課程，在大學部所開授客家通識課程，每學期有300多人選修。一方面是要讓客家的子弟，或客家之友，能夠正確瞭解客家，不要對客家有錯誤的、偏頗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希望多培養一些人才，能夠對客家研究多所琢磨、多所研究；同時對客家實務的推動有所幫助。
對於客家運動的推動，我強調五個重點：一要有理念，就是要搶救、傳承和發揚客家文化；二要有組織；三要有計劃；四要聯合作戰，結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努力；五要堅持立場，即客家的立場，不分黨派。
邱榮舉小檔案：
邱榮舉，1953年生於台灣桃園，世居中壢；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中國時報系研究員、1988年“1228還我母語運動”總領隊、《客家風雲》雜誌社社長（1987－1988年）、客家權益促進會秘書長（1988－1989年）、台灣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秘書長等；現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巡回監察員召集人等。
中國評論新聞：台灣客家族群政治影響力 關鍵少數 - https://goo.gl/N0km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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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期刊論文：
邱榮舉，2000，〈論客家文藝復興〉，《客家雜誌》，124期，p.25-28。
邱榮舉，2000，〈回顧與前瞻——客家雜誌〉，《客家雜誌》，124期，p.31-37。
邱榮舉，2002，〈論晚清變法思想〉，《空大學訊》，國立空中大學，283期，p.90-94。
邱榮舉，2002，〈台大兩岸學術文化交流訪問團參訪記(NTU Delegation Visits the Mainland)〉，《交流(Exchange)》，海基會，56期，p.55-57。
邱榮舉，2002，〈選舉法規與實務之探討〉，《全國律師》，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誼會，1月號，p.102-116。
邱榮舉，2002，〈總統、副總統職權之分際〉，《全國律師》，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誼會，2月號，p.109-125。
(B)會議論文：
邱榮舉，1998，〈撰寫《學術論文》及《學期報告的秘訣》〉 ，於台北：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院主辦之「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研討會中宣讀。
邱榮舉，1998，〈簡評大學生的《學期報告》〉 ，於台北：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院主辦之「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研討會中宣讀。
邱榮舉，1998，〈漫談《學術論文》的遊戲規則〉 ，於台北：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院主辦之「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研討會中宣讀。
邱榮舉，2000，〈孫中山與國家發展—析論中央政府體制〉 ，於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主辦之第三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邱榮舉，2000，〈2000總統大選—台灣客家人的主張〉 ，於台灣客家教授會籌備會、財團法人寶島客家電台主辦之「2000總統大選—台灣客家人的主張」中宣讀。
邱榮舉，2001，〈論客家文化與臺灣客家發展〉 ，於台灣大學、北京大學主辦之「客家文化與兩岸發展2001」兩岸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邱榮舉，2002，〈如何寫好升等論文〉 ，於醒吾技術學院主辦之「如何寫好升等論文」研討會中宣讀。
邱榮舉，2002，〈論台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 ，於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主辦之「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中宣讀。
邱榮舉，2002，〈孫中山與中國民主憲政發展〉 ，於韓國漢城：韓國 東洋政治思想史學會、東北亞文化研究院主辦之「東洋近代史與政治領袖—韓國、日本、中國之比較研究」研討會中宣讀。
(C)專書與專書論文：
邱榮舉，1978，〈近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回顧〉，繆全吉主編：《聯合報叢書──選舉是大家的事》，台北：聯合報社，初版，頁13-34。
邱榮舉，1980，〈晚清政治思想裡的彗星──譚嗣同〉，張灝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頁585-627。
邱榮舉，1980，〈譚嗣同的自由平等觀〉，史華慈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頁189-231。
邱榮舉，1984，〈孫中山的民權思想〉，《中山學術論叢》，第4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頁259-280。
邱榮舉，1985，〈孫逸仙五權憲法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山學術論叢》，第5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頁251-272。
邱榮舉，1986，〈西洋現代政治思潮──盧梭的「社約論」〉，《慶祝校長羅總主教焯 炤先生晉牧廿五年晉鐸五十年雙慶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初版，頁155-169。
邱榮舉，1986，〈西洋現代政治思潮──約翰穆勒的「自由論」〉，《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15期，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頁259-275。
邱榮舉，1987，《孫中山憲政思想之研究──論析其對中央政制之設計》，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邱榮舉，1987，〈論社會科學中的「歷史解釋」〉，《中山學術論叢》，第7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頁101-112。
邱榮舉，1987，〈孫中山的政治發展論〉，《近代中國》（雙月刊），第62期，頁89-97。
邱榮舉，1988，〈孫中山憲政思想之研究〉，《憲政時代》，第13卷，台北：中國憲法學會，頁4-7。
Robert P. Dwoskin著，邱榮舉譯，1988，〈公務員工會（Public Employee Union）〉，《憲政思潮》，第82期，台北：憲政思潮雜誌社，頁108-117。
邱榮舉，1988，〈孫中山的政府論〉，《中山學術論叢》，第8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頁53-78。
邱榮舉，1990，〈孫中山的「黨軍論」〉，《中山學術論叢》，第9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頁89-103。
邱榮舉，1990，〈孫中山的政黨論〉，《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翠亨。
邱榮舉，1991，《鄉鎮縣轄市地方自治與補助金制度》，台灣省桃園縣大溪鎮公所專案委託研究計畫，桃園：台灣省桃園縣大溪鎮公所，1991。
邱榮舉，1994，〈簡評孫中山的政黨論〉，香港大學《孫逸仙與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
邱榮舉，1994，〈評台灣反對政治的「客家問題意識」〉，《中華民國83年度全國文藝季：客家文化研討會》，台灣苗栗。
邱榮舉等，1994，〈台灣客家文化的現況與發展〉，鍾肇政、徐正光等著，邱浩然主編：《客家文化論叢》，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第一版，頁1-30。
邱榮舉，1994，〈論台灣客家文化運動〉，鍾肇政、徐正光等著，邱浩然主編：《客家文化論叢》，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第一版，頁31-41。
邱榮舉，1995，〈光復後台灣的社會運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近代史》（社會篇），台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355-384。
邱榮舉，1995，《孫中山的政黨論》，台北：允晨。
邱榮舉，1997，〈如何寫好學位論文〉，台灣大學、中華科技整合研究會：《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台北。
邱榮舉，1997，〈學術論文規格之強調〉，台灣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台北。
邱榮舉，1997，〈研究報告及論文寫作參考書目〉，台灣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台北。
邱榮舉，1997，〈漫談《學術論文》的遊戲規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 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 》，台北。
邱榮舉，1997，〈簡評大學生的《學期報告》，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 《 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 》，台北。
邱榮舉，1997，〈撰寫《學術論文》及《學期報告的秘訣》〉，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 《 如何寫好學期報告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實用手冊》，台北。
邱榮舉，1999，〈研究方法之基本概念：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朱浤源主編，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合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台初版，p.152-162。
邱榮舉，1999，〈客家與近代中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中國廣播公司，台北。
邱榮舉，2002，〈台灣客家研究〉。台北：南天書局。
邱榮舉，2002，〈學術論文寫作研究〉。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邱榮舉，2002，〈孫中山與中國政治〉。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D)研究計畫：
邱榮舉，2000.1-2002.8，《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政治發展》，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 https://goo.gl/JpLQZL
邱 榮舉 |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 https://goo.gl/eDy4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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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但開風氣不為師，客家老大邱榮舉
曾建元
更新: 2012-02-11 8:29 PM 標籤:
邱榮舉教授是我1993年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時的口試委員，當時他劈頭問了我一個問題，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他問我：「你的大學成績怎麼那麼差？能不能說明一下？」我聽了心中暗喜，因為我大學時忙著搞社團和學生運動，實在沒時間和沒心思在一些沒興趣的法律課程上，但是我有幾門課程表現突出，加以碩士班成績不錯，還有一些論文發表，所以反而更可以證明我是適合於臺大的博士班研究生環境的。
進來臺大之後，始知邱老師在大學時代便活躍於學生自治事務和課外活動，更是1988年12月在由其擔任總領隊的還我母語運動所揭開序幕的臺灣客家文化運動先鋒，但這些也都絲毫不影響邱老師的問學與治學，他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研究卓然自成一家，既能夠沈潛從事嚴謹的知識考掘和史料耙梳，也能敏銳地針對既有的知識與觀念系統進行反思與批判，更重要的，邱老師始終對著社會弱勢者懷抱著偉大的同情，對客家的復興和臺灣的民主轉型充滿抱負，而總能挾其絕佳的領導力和實踐力，帶動風潮，將知識和理念轉化為淑世濟民的社會集體行動。這不正就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典型嗎，不正就是邱老師所認同和追尋的臺大人形象嗎？
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子的十字架
我之真正親炙邱老師的人師風範，倒不是在課堂之中。邱老師的伯父廖運潘先生是家父曾群芳臺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的同班同學，桃園縣觀音鄉第一位臺大畢業生。因著這一層因緣，我和邱老師的關係則又更加密切。廖運潘夫人姜麗芝是北埔金廣福墾號姜秀鑾嫡系後裔，廖運潘依賴家中夫人所保存的會計帳本一一還原人生往事，寫作與自行出版回憶錄《浮生手稿──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近百萬言，從常民史的角度見證了臺灣的時代變遷與北埔姜家的興衰，邱老師對之敬重有加，視之為家族的光榮。由廖先生處邱老師由是知道家父遭受中國國民黨白色恐怖迫害的過往。
記得2000年一次到臺大所裡和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李炳南討論功課後溜到隔壁研究室和邱老師聊天，邱老師主動談起白色恐怖在他父母親邱慶麟夫婦一生中烙下的歷史傷痕，我深有感觸，乃就小妹曾薰慧寫作碩士論文《臺灣五零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過程中找尋與還原家族與國族歷史記憶的經驗與邱老師交流，並提供了國家安全局出版的《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等線索供邱老師參考。老師對小妹的研究和勇氣十分激賞，這或許是身為政治受難者後人對於撫慰不平報答親恩的共同想法吧。
小妹經邱老師之安排，到三研所擔任研究助理一年協助所務行政，邱老師亦以他當時擔任法學院副院長的身份，熱心透過家父與廖運潘先生邀集戰後初期的臺大法學院綠水會校友如陳英泰、陳炳基、王紹慶等人返校座談。我們兄妹則在他的鼓勵與推薦下，共同以〈青春戰鬥曲──戰後臺大校園政治事件之研究（1945-1955）〉為主題進行研究寫作，在邱老師擔任董事的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判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補償基金會）於2005年所舉辦的《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從學術論證還家父一代臺灣左翼知識青年以歷史的公道，並且迫使臺大不得不直面被白色恐怖迷霧遮蔽的學生史。
在此同時，邱老師身在公門為政治受難者們的平反與補償極力奔走之餘，藉機留意與尋訪有關其家族痛史之線索，終於亦獲得重大突破，邱老師與其弟邱榮裕教授發現其父涉及桃園客家中壢事件（即〈義民中學案〉），乃由此深入鑽研，終於有相關豐富之研究發現以釐清歷史真相告慰先人，且在此一基礎上，開展了臺灣客家白色恐怖受難史與政治史的系列經典研究。〈義民中學案〉的受難者如姚錦、黃賢忠等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槍決後交極樂殯儀館草草埋骨於臺北市六張犁亂葬崗，家父竹南公學校同學曾文章等〈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案〉竹南同志之遺骸亦在其間，而有賴於邱老師的研究調查，前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武裝工作部長張志忠夫人季澐的墳墓才能在其受難後的半個世紀在六張犁被發現。2011年底，邱老師於補償基金會推動六張犁白色恐怖受難者公園亂葬崗墓主的再一次清查，在此過程中，又再出土了一些受難者名單。化親傷為對臺灣與時代的大愛，這是邱老師學術生涯的一段佳話。
推動三民主義研究轉型
我於2002年7月離開臺大之前，是所務會議的博士班研究生代表，與邱老師的互動，還有共同推動三研所轉型與改名一項。此議自1990年張志銘教授首任所長內倡議，十年未得解決，陳春生所長於1999年接手處理，邱老師在法學院協力，我也因而因緣際會參與了說帖和遊說的分工。2000年6月3日校務會議同意三研所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當天我即列席向全體學生代表爭取支持，而在臺上向大會提出報告的，正是以法學院副院長身份出席的邱老師。這是我給自己的畢業禮物。我是2002年6月臺大畢業典禮上接受陳維昭校長撥穗的唯一正港國發所法學博士，我的家人都特別來為我祝賀，在稍後所裡自辦的畢業典禮上，家父於致詞中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他知道讀書很辛苦，他現在讀書讀不了多久都會流淚，我聽了淚都快掉出來。邱老師則熱忱地招呼我家人。一個月後，邱老師擔任了我學位論文的口試委員。我的進出臺大，都由邱老師把關，這真是人生裡的一大巧合。
轉型正義的推手
畢業後我幸運應聘到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服務，學術興趣由憲法向政治史和客家研究延伸，其實都和邱老師的引導和鼓勵有關。邱老師一直很關心家父臺大同學陳英泰先生百萬字回憶錄的寫作與出版，他深知第一手史料遠比第二手詮釋的學術論文更具學術價值。陳英泰生前把全部的書稿都委託我整理和出版，很可惜陳英泰的著作，由於補償基金會的補助條件限制，最重要的第一部《見證•白色恐怖》最初竟然被以不合乎學術規格為由遭到補償基金會拒絕補助，邱老師為此而在補償基金會裡使不上力。
由於出版經費龐大，陳英泰的回憶錄到目前為止只出版了三分之一，但我對於今年全部問世保持樂觀。陳英泰生前最後的約會，就是要到臺大找邱老師為《再說白色恐怖》一書請序。我也協助過客家政治受難者陳紹英回憶錄《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的出版，邱老師也是陳紹英生前最敬重的學者。陳紹英逝世後，邱老師一肩挑起陳紹英紀念文集《硬頸的客家臺灣知識份子：陳紹英（1925-2010）》的策劃出版，給予陳紹英應有的歷史肯定，使陳紹英一生遺憾得以還諸天地，清白永示後人。邱老師的這種俠義心腸，人間罕見。在此之外，邱老師亦與歐陽劍華、吳聲潤等國寶級政治犯前輩多有往來，待之如父長，可證知邱老師是一位世上難得的性情中人。
而正因為邱老師對於專制統治之弊害點滴在心，他對於紅色恐怖的受難者亦不吝給予高度的關懷，以澳大利亞為基地的全球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即在邱老師的支持下，由臺大國發所接連協辦兩屆的學術研討會和頒獎典禮。當前有許多游走兩岸的學者或政治工作者，把對於中國大陸政治受難者的人道關懷當成政治籌碼在使，甚至把中國民主運動視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麻煩製造者，但邱老師則出於至誠與真心來對待這些象徵中國良心的異議份子，不為別的，不唱高調，只因為他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人著想。
客家運動與客家學：臺灣輻射全球
石破天驚的還我母語運動，其實只是臺灣客家運動的一個事件化運動而已。邱老師早自1987年7月即開始投入臺灣客家運動，長期擔任《客家風雲》雜誌社社長，參與創辦客家權益促進會，在這些基礎之上，始能凝聚力量爆發還我母語運動，為當代客家文化意識之啟蒙釘根。而隨著兩岸交流的日漸開放和頻繁，臺灣客家運動的能量，也隨之輻射到中國大陸與海外客家。邱老師由於學術專長使然，主要由族群政治與政策的視角關照客家，中國大陸的客家研究源出歷史學與民族學人類學，海外的客家研究則發皇自華人移民研究，三者各有所長而得以互補。
邱老師以臺大為基地，2000年以後在臺大客家研究社之外再行創辦臺大國際客家學會，2006年9月成立臺大客家研究中心，推動舉辦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與國際客家研究社群之交流，欲以臺灣自由學術環境之優勢，集合各地客家學者，共同致力於客家學體系與內涵之充實，並期以客家學研究之成果，促進全球客家之認同和文化復興。2009年3月客家研究中心正式成為臺大社會科學院系所同級之研究單位，該年5月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更有客家發展研究組的設立，是全球第一個標榜客家學的博士班。在邱老師的學術領航下，臺大的客家研究社群於焉成形並逐一就位。該年暑假我即跟隨邱老師組織的臺大客家研究與兩岸發展學術訪問團走訪福建和廣東，見識了邱老師在客家學界的份量。由於邱老師在客家運動和客家學術上的貢獻與成就，2009年獲澳大利亞國際學者基金會頒贈第三屆中國自由文化獎文化成就獎，繼而再於2010年獲得美國客家臺灣文化獎，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引領風騷、提攜後進
我躋身客家研究學界的奠基之作和敲門磚〈從粵東客家到臺灣客家──一個蕉嶺曾氏的家族史〉，便是應邱老師的邀請在2008年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發表的，該文定稿後則先後刊載於韓國《中國史研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家研究輯刊》，增添了我不小的信心。2010年一個初春的夜晚，邱老師電話邀請我在國發所共同開設《中國客家專題》課程，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對博士班研究生上課，雖感榮幸，亦感責任重大。承蒙邱老師謬賞和大膽推薦，我才有機會真正站上臺大教席，為此，我又受命在該年《客家學與客家發展》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發表〈論中國客家研究的現況〉一文，該文除在我自己主持的《中華行政學報》刊登外，亦已經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學報》審查通過。因為累積了幾篇客家和族群研究之作，我則於2011年獲邱老師報請臺大聘任忝列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再於2012年與邱老師在國發所合開《當代臺灣發展與客家專題》課程。邱老師亦邀我共同申請研究計畫，在客家研究中心與老師和同學們集思廣益、挑燈夜戰，那種感覺無比溫暖，精神無比振奮。
臺灣客家運動和客學家的發展，歷數風流人物，絕對少不了邱老師。邱老師令人佩服的，是他那一種樂觀和進取的精神，永遠帶給人們以希望，在此之外，他又廣結善緣、獎掖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但開風氣不為師，讓成功不必在我，希望的火炬永遠有人接棒。
邱老師即將歡渡60歲生日，也將於2012年推出系列客家研究成果著作。他渾身是勁，聲如洪鐘，說他是客家大老，從成就與風範上來說雖不為過，但總覺得「大老」一詞應當用在老態龍鐘的長者之上。邱老師向來具有領袖群倫的膽識和氣度，凡事以身作則，鍥而不捨，功不唐捐，這是他獨樹一幟的人格魅力，也是成功的要訣，為此我倒寧願稱他是「客家老大」，一個不折不扣、實實在在讓人叫得起的老大。
民國101年1月29日清晨五時半
日本國群馬縣高崎市鶴見町東橫旅店高崎驛前禁煙棟1354室初稿
民國101年2月13日中午12時三刻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職務宿舍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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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邱榮舉教授
【文／羅文伸、陳治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研二生)】
邱榮舉老師數下擊拳的動作、堅毅果敢的神情、時而昂首、時而低迴著述說奉獻客家的澎湃之情，再次撼動了我們情繫客家之心──這是一幕烙印在我們腦海中的停格，散發著為客家而努力的熱情，邱老師何許人也？熟知客家運動者，應為其奮鬥而感佩，不瞭解客家者，將受其至情所感動，做為一名客家子弟與客家運動前輩、學術上先進之間的對話，在此氛圍之中展開、佇足、沈思、蔓延……
一、其人其事
觸及老師的熱情滿溢是在約訪時電話的另一端，初時尚未明來意的老師沈穩而平靜的聽著我的說明：「我是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所學生……」，剎時間所有的陌生似乎煙消雲散，老師昂揚並激勵我們，應允欣然接受面訪，本以為身為臺大研究所所長兼中心主任必然公務倥傯，往返聯繫折騰事屬必然，然而事情順利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只因「客家」。
面訪前，我們在網絡上尋找了老師的基本資料，以瞭解老師的背景，作為訪談題旨與綱要。老師於民國五十二年生於臺灣桃園、世居中壢，臺大政治系大學部直升至博士班畢業，現任多項要職──臺大國家發展所所長、臺大客家研究中心主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財團法人補償基金會董事，並曾出任各項俱有社會、時代意義的職務，如中國時報系研究員、民國77年「1228還我母語運動」總領隊、客家領域最重要的《客家風雲》雜誌社社長（民國76－77年）、家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民國77－78年）、臺大法學院副院長等等，其學術專長與開設課程則有：「憲法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中華民國憲法專題研究」、「臺灣史專題研究」、「臺灣政治史專題研究」、「學術論文寫作專題研究」、「博士論文研討專題」、「碩士論文研討專題」等。
可以發現，客家運動的發展順應著邱老師在客家領域的貢獻，此外我們無意中知悉邱老師亦為桃園「中壢事件」受害者家屬，更增添老師處在臺灣民主轉型與社會運動的前驅形象，此種身份與臺灣客家家運動的關聯性是我們欲請教的一部份，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所共同關心的：客家人的現在與未來，亦是我們訪談的主軸與終極關懷。
二、台大客家
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廿三日邱老師甫自臺大博士班畢業，即於二月一日服務於母校臺灣大學，更直接關心、從事臺灣社會的發展，同年七月一日主辦《客家風雲》雜誌，這一切的發軔皆來自於老師就讀於臺大，並擔任研究生協會主席時，親眼見到同為臺大學生的夷將‧拔路兒等人勇於為原住民運動而創立高山青，在感佩之餘也開始思考了「我是誰？」，就業後的邱榮舉老師實際行動於「1228還我母語運動」，且被多位前輩推舉為總領隊，參與諸多客家運動的大事件，然而身為客家人的我們或許不會，但一定有許多人會疑惑是否老師參與社會運動的初始，乃僅僅只是為了客家人的利益？答案從老師激昂的口吻道出：「我最初的關注是國家社會的發展，而參與了客家運動」，易言之，老師一如其所學專長，關懷的是臺灣的憲政、民主、人權發展，而從自身客家著手、施力，與原住民運動一同參與社會的改造。
從當年「1228還我母語運動」不排除再一次二二八的硬頸精神，二○○八年的今日正好是廿週年，老師在臺大任教也二十多年了，關注客家之情也表現在其學術、教學活動之中，除了上述課程外，老師歷經多次奔波而開設了全校性的通識課程，在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即二○○七年開始教授「客家與台灣發展」（上學期）、「客家與台灣文化藝術發展」（下學期），選課人數大約三百人，蔚為臺大上課人數最多的課堂，對客家文化宣傳與傳承不遺餘力，我們問及老師上課的心得，想要瞭解身為臺大真正菁華所在的大學部學生，在臺灣客家運動的二十年後對客家的觀感，老師言及：「上課很累，但是有使命支撐著；過程辛苦、成果甘甜」、「開這通識課是有『戰略』上的考量，為了持續推動客家……」；客家課程在臺大屬於社會科學與歷史文化藝術思維課程，客家的文化傳承在老師的真知灼見之下，認知到傳承課家必需從課堂上出發，建基於社會科學與歷史思維，而所謂『戰略』，想必即是關鍵性的因素，老師見到維繫、傳承客家只有從這群菁英著手，以期得到最大的關注與延續，即使辛苦也是值得，這就是使命。
今年三月八日，邱榮舉老師一手推動的「客家研究中心」舉行揭牌典禮，並宣佈在國家發展研究所開辦「客家研究」博士班，並於今年招收第一屆研究生，繼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聯合大學客家學院系後成立研究中心，雖非第一所中心，但是卻是第一間招收博士班的研究所，以期與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諸碩士班能有所承接，形成一客家學術體系，成立客研中心的過程備嚐心酸，老師坦言：「成立研究中心是受到中央大學的『刺激』」、「臺大職員的質疑」，若無外界敦促的力量與內心使命的驅動，臺大客家研究機構不能輕易的通過成立，從此臺大這一學術社群從社團到課程，再至研究所、機構有了一完整的體系，此外，以老師為主，更在幾年之後將在竹北成立的臺大校區逐漸研擬客家學院之成立。
原來，在老師心目中、任何生命階段，客家永遠有一席之地。
三、客家學術
或許我們會關心，已有客家領域的學術重鎮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臺大客家研究中心將如何定位？老師認為：「客家研究要集體分工合作、分層負責、集體領導」，中央大學在兩岸三地研究、互動上，而在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新增的「客家發展研究」組，則以「臺灣客家運動、客家政策、客家研究」三合一模式推動客家研究，進而建構「客家學」學術領域，老師強調臺灣客家有此成果，乃始於客家運動，而客家運動並非單獨存在，乃與當時社會運動並起，因此，中央大學的客家學院重點在客家研究，而其所成立之研究中心則更強調了客家運動。
邱老師將客家學術歸納了四種範疇：1、客家學之建構（如何、方向），2、臺灣客家專題，3、中國客家研究，4、客家總體研究（何去何從），其中關於「客家」的定義、「客家人」的定義，皆是客家研究要努力的方向，而其中又以第一項客家學之建構最為困難，亦牽涉方法論、研究途徑的問題，老師曾在所主持的《臺灣客家菁英與美麗島事件》研究案中提出：採取「客家研究途徑」進行客家菁英研究，在政治發展研究領域屬於創舉，而我們也在訪談大綱中提出：「中央客家政治經濟所的走向，客家研究在政治學科、政治經濟學科之下，除了觀光產業、客家菁英、社區與非營利組織外，還有什麼可能的開創呢？」或許邱榮舉老師的提示：「分工合作、分層負責、串連研究」，亦即要多方面的嘗試與努力，是建立客家學的初步吧！
此外老師也點出：「客家研究除了內部問題，與其他族群關係也是重點」。
四、台灣客家
身為「臺灣客」的我們，在現今藍綠對立的政治形勢下，如何自處成為不算是學術問題，但絕對是深刻的問題，於是我們大膽了問及：「有人認為族群是被操弄的群體、已過時的議題，有人認為族群是集體權利的展現，老師如何看待客家人及其在臺灣的發展呢？」老師認為在整體臺灣社會思考下，客家運動是國家社會民主的發展，但受原住民運動影響，若以醫院來比喻，原住民是住加護病房，客家則是在急症室，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族群問題是一直存在的，從過去我們在政治、公共領域下，客家與原住民一直都是副手得以見之，過去國民黨的同化政策，在解嚴前後才逐漸有族群多元的聲音出現，民主化的進程使各種問題浮現，因此客家為何要被研究？在老師心目中是客家運動的展現、是族群尊嚴的問題。
客家問題是族群尊嚴的問題，客家發展的困難不同於原住民，原住民是多方面的被壓榨，客家主要在於文化，主要表現在語言使用的問題，客家語言是客家文化的重中之重、客家人的「核卵」（客），客家文化促進會所強力推動的還我母語運動，由此可見一斑，老師提出：雖然語言學者黃宣範立基於學術專業，認為客家語言在臺灣百分之七十、八十為福佬人，加之漢族普通話的日漸抬頭，共同語言的使用是語言的發展趨勢，客家話在臺灣勢將消失，然而老師語氣昂揚、語重心長的說：「不能發生在我們眼前！」正是這種擔當、不氣餒、敢衝撞造就了所謂客家的「硬頸」。
今天臺北市有了客家一條街──在復與南路上集中了最重要的客家機構：「臺北客家文化會館」、「臺北客家藝文活動中心」、「臺北市客家文教基金會」，也是客家運動的努力見證了。
五、期勉殷殷
「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一直是邱榮舉老師的終極關懷，而表現於客家、客家運動，白色恐怖下「中壢事件」受害者家屬的身份，絲毫不減其對國家的認同與關懷，老師再次握拳有力地的擊空，正象徵此種關懷的堅毅，並期勉所有客家子弟、從事客家研究的學生把握自己的專業，正如老師學術研究的三大領域：「政治學憲法學、學術論文寫作、客家研究」，將原本所學發揮在客家研究之上，如「鳥之雙翼」偏廢不可，正呼應了上述其對於客家學建構的理念：「分工、分層、串連」，也提示了我們不應只局限於客家，方能使客家研究得以茁壯、弘揚。
訪談尾聲，老師期勉每一位客家人要能昂首闊步，也言及自己為桃園武陵中學校友，使我想起武陵那幾年的校訓：「昂首闊步武陵人！」
正是，老師正是那樣一位：昂首闊步武陵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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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區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重生與愛２〕
Posted on 2015 年 10 月 27 日 | 發表留言
──蔣介石：桃園匪諜為何多？
文／陳銘城
IMG_0013_調整大小《重生與愛２》新書發表會
時間：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15:30
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團體視廳室
※現場將限量贈送《重生與愛２》給到場參加的民眾
一九五○年十一、二月間，國防部保密局在桃園地區大量抓人，大約這個時間點開始，桃園在地人人驚恐於白色恐怖，所謂桃園的大案，陸續發生。在所謂「桃園街頭支部林秋祥等二十六人案」發生後，往返於國防部軍法局、總統府的檔案中，有一份總統府代電（民國四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前略）…又查桃園縣地方迭據發生匪諜案件，且每案人犯數十人，其居住地區多集中於該縣之龜山鄉、桃園鎮，從事叛亂工作，應飭保密局將該縣政治、經濟、警衛及社會一般情形，密為詳查並詳議：該縣匪諜案件較多之原因，限一個月具報，此復，蔣中正…」。
在二○○四年，大量檔案出現後，這份代電透露出桃園當時在全臺各地的特殊訊息。要了解當時的桃園縣為何成為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受害嚴重地區？首先要從日治時代的農民運動和戰後的二二八事件說起。
桃園縣內的蘆竹鄉、龜山鄉、大園鄉、觀音鄉、新屋鄉和中壢鎮，過去是日治時代農民組合運動的重要群眾聚集的重鎮。二次戰後，舊農民組合的支持群眾成為二二八事件後，少數地下黨幹部得以藏身和發展之地，例如：「新農會」運動案，「三七五減租」說明會，後來都牽涉到不少不識字的佃農，這部分容後再詳加分析與說明。
先從桃園地區的二二八受難案件說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臺北有打鼓隊陣頭與抗議民眾，到長官公署（現在的行政院）抗議前晚圓環發生打傷、打死人事件，遭到在屋頂的軍人用機槍掃射，多人傷亡。這個消息當天下午就傳到離臺北很近的桃園。各鄉鎮不滿的青年，紛紛集會，並且組織鄉鎮自衛隊。之後，蘆竹鄉長林元枝曾率二十多位青年，到大園埔心軍用機場──這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強迫地方青少年、少女服勞役，趕建的機場，地方上都稱為：「圈仔內」，意思是日軍強制圈圍的機場。另外，桃園、中壢、大溪等地，都有青年成立自衛隊，並且到警察派出所搶奪武器。
在外地受害的桃園縣境內的二二八受難者不少，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在臺北市圓環附近賣煙被打傷的林江邁，她就是龜山鄉人；在臺灣高等法院當推事的中壢客家人吳鴻麒，二二八時被發現棄屍於臺北南港橋下，其他有人死於基隆、也有死於工作的八堵車站，例如：八堵車站站長李丹修是桃園人，被軍車載走後，失蹤至今。三月八日，國軍二十一師到達，來臺鎮壓，少數參與青年，從桃園跑到大溪，在齋明寺遭軍警包圍和射殺。一位剛從日本回臺的二十三歲青年劉永流當場斃命，可憐的是，他才和劇作家簡國賢的妹妹簡桂結婚不久，新娘卻變成寡婦，只好改嫁。另有大溪工人李朝金、農民游乞食被軍人槍殺。
三月十五日蘆竹鄉五位農民李春旺、黃定、陳石定、陳水金、蔡文諒外出撿材，被國軍逮捕，次日被打死在蘆竹鄉坑口。現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認定賠償的桃園受難者共有六十位，被打死的有二十位，其餘是被軍方羈押或判刑坐牢，有中壢鎮長林添奎、劉興坊、中壢國校校長張芳杰，更多的老師、學生，還有農民、工人。
帶領二二八事件接收武器的林元枝鄉長，以及曾在群眾聚會中演講的桃園鎮劇作家簡國賢，都被當局視為桃園二二八時的主要領導人，兩人都被迫逃亡多年。林元枝在一九五二年與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等四人，逃亡五年多後，在親友的苦勸下出來自新。經過二年多的保安處偵查，林元枝被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表面上是當教官，其實是將他關在綠島十七年，直到六十歲才獲保釋回家，受他牽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很多。
以下依據判決時間順序，從發生於桃園地區的白色恐怖大案來了解桃園人受害概要：（對照附錄一）
一、八德徐木火等案：除徐木火、鍾水寶、蕭國良、王昌隆之外，其餘都是八德鄉人，被稱為：「八德案」，桃園信用合作社職員徐木火、八德鄉公所戶政員劉鎮國、桃園稅捐處檢查員鍾水寶三人被判死刑，其他鍾桃、邱景耀等八人，判刑坐牢。劉鎮國三弟、兒子，邱景耀於《重生與愛》（第一冊）書中受訪。
二、龜山支部陳盛妙等案，也稱龜山鄉案：龜山農會職員陳盛妙、龜山鄉公所戶籍員卓阿臣、農民張仕賢、工人劉欽發、簡阿龍等五人，被判死刑；莊文在、林金鑑二人判十年，農民陳盛權等十三人被判刑五年，另有學生林約幹等十一人交付感化，農民李某漂被捕後死亡，未被判決。林約幹於《看到陽光的時候》書中受訪。此外，臺盟龜山支部李玉麟等案：農民李玉麟、吳梁明、工人邱垂和、游成等四人被判死刑。還有，臺盟曹賜讓等案，工人曹賜讓、龜山農會信用部主任呂高明二人被判死刑。龜山鄉被抓約四十人（另有涉及呂華璋等案，容後再說明），十一人被槍決。
其實，陳盛妙是被保密局騙他說出名字，就沒事，卻被擴大案情，辦案人員向上級邀功。受難者林約幹被捕時還是成功中學學生，他說：二二八事件後，龜山鄉組織「結拜會」或稱「兄弟會」的互助會，也有足球隊，後來幾位自首的人，被情治單位分化，說出不少被牽連與冤枉的「結拜兄弟」名單。
三、街頭支部、學生支部林秋祥等案：受害者都是住桃園鎮的學生或社會青年，泰北中學學生林秋祥、黃鼎實、開南商工學生施教爐、桃園倉運公司職員林挺行（環保運動健將林長茂的大伯，他認的爸爸，每年為沒有子嗣的林挺行掃墓）、鐵工呂阿立、山地供銷會經理魏德旺、民鐘日報桃園業務員洪振益等七人被判死刑，工專學生呂沙棠等十九人判十、十二年徒刑。呂沙棠、林長茂於《看到陽光的時候》書中撰稿。
以上各案在很短時間內陸續發生，引起總統府關切，才會出現「總統府代電」的指示。
四、臺盟桃園劉福增等案：劉福增（商）、黃水秀（農）二人被判死刑，游景添等十六人（都是農民、工人）被判刑。
五、桃園無線電臺支部林清良等案：槍決林清良、賴鳳朝、李詩澤等三人，徐文贊（曾任許信良縣長機要秘書徐松川的堂叔）判無期徒刑，坐牢三十二年三個月，是全桃園被關最久的政治受難者；同案還有簡萬坤、涂朝吉等三人判十、十五年。徐文贊於《重生與愛》（第一冊）書中受訪，簡萬坤於本書中受訪。
六、大溪支部郭成案：郭成、邱順興二人被判死刑，石匠工人黃石貴等九人被判刑；黃石貴在綠島坐牢時，是難友、綠島人都知道的打石磨高手。
七、中壢支部姚錦等案：也稱為義民中學案，是客家與外省教師的白色恐怖案。義民中學教務主任姚錦（廣東客家人）、教員黃賢忠（廣東客家人）、中壢鎮公所幹事徐代錫、內壢國校教員邱興生等四人被槍決；徐代德等七人被判徒刑。邱興生的故事收錄於《看到陽光的時候》書中，本書邱榮舉自撰稿介紹義民中學案。
八、中壢客家教師「張燕梅等案」：中壢農校主計員游清林、中壢農校教員葉佳裕、東勢國校教師王興煜等三人判死刑，中壢國校教員鄭富春交付感化。葉佳裕的遺孀黃秀英老師，在丈夫被槍決後，沒有學校敢讓她任教。後來是作家鍾肇政的父親，當時的東勢國校校長，他不怕惹上政治麻煩，請黃秀英去他的學校教書，才讓她生活安定下來。今年初，黃秀英見到鍾肇政時，兩人都已超過九十高齡，黃秀英仍不停地向鍾肇政道謝。
九、張旺與新農會等案：桃園縣南區客家農民最大的政治案，佃農與日治時期農民組合有淵源，該案遍及楊梅、觀音、新屋、龍潭、中壢等客家地區，張旺、溫勝萬（詠春拳師傅，跟他學拳的龍潭等地的客家子弟都被捕）、梁標、陳阿呆、邱桶（觀音選出的桃園縣議員，有佃農代言人之稱）、廖奕富（新屋農民）、黃二郎、向紅為、唐春爐、李新泉、梁維潘、陳金成等十二位農民被槍決，另有江智土（已故、現在的龍潭「大江屋客家餐廳」與百年茶場，是他的兒孫在經營，被捕理由是跟溫勝萬學拳，拿給師傅的束修費四百五十元，變成資匪罪名；本
書外省籍受難者黃仲華釋放後短暫停留江家）等十九人判感訓到十五年不等刑期。邱桶、向紅為的家屬於《重生與愛》（第一冊）書中受訪，陳阿呆的家屬於本書受訪。
十、海山地區圳子頭支部呂華璋等案：桃園鎮、蘆竹鄉、龜山鄉和少數臺北縣的大案，農民與知識份子為主。他們因參加「三七五減租」說明會，被認為是參加叛亂會議。共十五人判死刑、十七人坐牢、一人感化。案首的呂華璋、陳敬賢等六人，「因坦率交出組織，協助逮捕在逃者到案」（檔案說法），未被判死刑，改判為十五年等。被他們「吸收」的陳振奇（縣政府福利社僱員）、陳清順（大溪警員）、林有福（三峽教員）、劉明錦（桃園縣議員）、農民徐阿生、邱木舜、邱垂本、卓金生、劉萬山、邱阿貴、吳慶與弟弟吳清溪、游金魚、小販黃國和、工人李金水都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十一日分別被槍決。蘆竹農民游則智、褚明順等十二人判刑坐牢。本案有不少蘆竹鄉農民受難，與逃亡中的鄉長林元枝有牽扯。陳振奇的家屬於《重生與愛》（第一冊）書中受訪。
十一、蘆竹鄉為主的「王石頭等案」：和蘆竹鄉長林元枝有關，因本案和呂華璋案、林元枝相關案被捕的人數，成為全桃園縣最多的地方。有因留逃亡中的林元枝吃便飯，或與他見面，都成了叛亂犯。許多人被捕兩、三年，不准面會，直到林元枝等四人自新後，與他對質，才於一九五三年判決：王石頭（公論報業務）、林葉洲（曾任蘆竹鄉公所職員，後轉回苑裡鄉公所幹事）、黃玉枝（南崁國校教員）、邱文清（農民）等四人被判死刑。農民林泰欽（大園人）等十六人被判刑，四人交付感化，三人無罪，一人不付軍法審判。林葉洲的家屬於《看到陽光的時候》書中受訪，黃玉枝家屬於《重生與愛》（第一冊）書中受訪。
十二、角板山原住民案件：桃園縣省參議員樂信瓦旦（林瑞昌）、大溪警察分局巡官高澤照等二人因「原住民湯守仁等案」，被判死刑；「林昭明等案」，有原住民師範生林昭明（樂信瓦旦侄子）、李訓德（長興國校教員）、廖義溪（高義國校教員）、林茂秀（樂信瓦旦次子、建中學生）等人被判刑。林瑞昌兒子於《重生與愛》（第一冊）書中受訪、撰稿。此外，一九七○年判決的「山防隊李義平等案」，又抓了李義平、黃春成等十位原住民教師、縣議員、村幹事。他們被認為是林昭明案的同夥漏網之魚，也有被打小報告所致。
一九五一年之前，全臺的地下黨組織，多已被破獲，唯獨桃竹苗地區，因當時領導幹部張志忠、簡吉等人，透過林元枝的人脈，在桃園縣發展出不少地下組織、支持群眾或掩護力量。簡吉、張志忠在一九五○年被捕後，堅不吐實，寧可被槍決，也不供出組織名單。以桃園縣為主的地下組織，繼續由黃培奕、王子英等人領導，直到黃、王兩人向調查局自新後，林元枝等人才不得已出來自新。後來黃培奕和王子英，都進入海關或調查局工作。
為了密集追查林元枝與簡國賢等逃亡者，保密局進駐桃園鎮，臺灣省警務處整合各情治單位，成立「肅殘（奸匪）小組」大舉吸收自新者當線民，在桃園縣各地陸續「破獲匪黨組織」，造成桃園縣被捕的政治犯，從一九五○到五五年將近三百五十人。被捕密度之高，全臺之冠。
國民黨政府對桃園縣展開「閩客輪政」的分化手法，扶植受控制於情治單位和國民黨的地方政治人物，最有名的就是：民選第一和第二屆桃園縣縣長徐崇德，他和蔡達三原本都是蘆竹鄉長林元枝的好友，對林元枝帶青年去「圈仔內」機場接收武器，很了解。林元枝逃亡後，徐崇德和蔡達三被迫向保密局自首，協助打探林元枝行蹤。徐崇德在國民黨操控下當上縣長，當時的桃園縣民眾都叫他「憨縣長」。外號「賊仔三」的蔡達三，在國民黨遙控下，先後當上蘆竹鄉農會理事長、水利會理事長；因受情治人員需索無度，花盡家產，甚至於虧空公款，以至移民巴西。
徐崇德老家在蘆竹鄉內厝的公祠，人稱：「徐厝」，軍方人員透過徐崇德要借用徐厝，當軍方的祕密監獄，徐家族人不願意，軍方仍強行使用，留一半房舍給徐家人住，另一半的房子和戶外空地，都被搭建為押房和守衛室。這裡關過孫立人部將李鴻將軍，孫立人祕書黃正和她姐姐黃玨，也有軍方逮捕卻不想讓外界知道的俄國人、蒙古人，到一九七○年代，軍方的人犯和看守人員，才撤離徐厝，搬到龍潭。
軍方部隊、機構和眷村，陸續設置或遷移到桃園縣鄉下，一方面離臺北近，土地好徵收；另一方面也有屯兵策略的考慮。軍方在桃園縣各地的軍事單位，在中壢龍岡有：十軍團、第一士校；大園埔心軍用機場，後來改為海軍機場；龍潭鄉有：臺北遷來的陸總部，旁邊是輕航隊，空降部隊，還有中山科學院；原本在員樹林的中正理工學院，改名為「國防大學」後，搬到八德廢棄許久的日治八德機場；蘆竹鄉山腳村山上，有飛彈基地。還有各地的部隊與基地，無法一一列舉。此外，化學兵學校、工兵學校等在平鎮或八德，龜山則有警察大學。至於非軍事的國營機構，則有大園的國際機場，蘆竹和桃園之間的桃園煉油廠。
因此，桃園縣的眷村相當多，有名的大眷村，正好都在人口較多的城鎮之間。例如：龜山和桃園之間有陸光二、三村，憲光新村等。八德的營區、部隊很多，有金門眷村，八二三炮戰後移民到八德，八德和大溪之間有僑愛新村；桃園和中壢之間，有自立新村等；中壢和楊梅之間有埔心大眷村；龍潭、平鎮、中壢、八德、龜山的眷村人口，更是多到可以選上多名眷村議員。
這就是幾十年來，國民黨政府的操控閩客派系、屯兵策略下，桃園縣一直是國民黨政府重點控制的地方。眷村改建數量，居全臺灣前幾名，致使桃園縣成為所謂的「藍大於綠」的地方。這樣的變遷，其實來自一九五○年代，蔣介石：「為何桃園縣匪諜那麼多？」的疑問，桃園成為白色恐怖受害嚴重地區，黨、政、軍、特加強社會監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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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客家白色恐怖：客家庶民的1949
2016.03.12 未分類
1949年，是許多個人命運被政治紛紛擾擾而牽連的關鍵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成立，象徵著國共內戰走入尾聲，大批國民黨官員及軍隊渡海來到臺灣，他們的眷屬也隨之而來。60年後的2009年，國共雙方各自書寫他們的歷史記憶，中國共產黨有「建國大業」；而外省族群在寶島的奮鬥故事，也成了「大江大海」的主軸。
在這段歷史中，屬於臺灣民眾的1949在哪裡？甫於1945年，從日人的統治中被祖國「光復」的臺灣民眾，一開始因可「做自己主人」而歡天喜地，蓋過了從あいうえお轉換到ㄅㄆㄇㄈ的文化衝突，後來發現祖國接收大員的貪污腐化後，興起「狗去豬來」的感慨，也激起了1947年本省人對抗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許多臺灣菁英於此犧牲，也讓許多臺灣居民對政治保持距離。
對比臺灣內部國民黨政權的獨大，在中國大陸，國民黨則在國、共兩黨的對決中敗下陣來，中國共產黨宣揚的社會主義理想，讓現實中與財團、派系無法釐清關係的國民黨大失民心。這股紅色浪潮，也吹到了海峽對岸，臺灣許多知識青年開始閱讀相關文章，一些曾在中國大陸與中共有所接觸、並認同其主張者，更扮演其橋樑角色，與中國共產黨派遣來台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合作，為「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大失所望的臺灣民眾開啟另一扇窗。
1949年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權，對於這股「紅色浪潮」全力圍堵。先是於3月間在台大、師院（今日台師大）逮捕學生，5月宣布戒嚴，6月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8月則逮捕了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更循線於隔年逮捕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從1949年開始，國民黨以「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雷厲風行方式「捉匪諜」，這種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方式，在臺灣佈下天羅地網，並製造許多冤獄，鞏固了其政權，這是1949對臺灣民眾，最深的感觸。
鋪天蓋地的「白色恐怖」，透過國民黨軍警情治系統，將全台牢牢網住，就算是在台灣最南端的屏東六堆地區，也無法掙脫，從1949年開始，許多客家民眾，也都因為「匪諜」罪而鋃鐺入獄，本書將整理1949年前後影響屏東六堆地區最深遠的幾起白色恐怖案件，從中可看到白色恐怖對於純樸農村造成的衝擊，其陰影至今仍不散。
白色恐怖的起點：四六事件
1949年3月，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台灣大學生兩位學生因騎腳踏車雙載被取締（當時規定腳踏車不能雙載），擴大成為學生與警方的抗爭，不僅學生包圍警察局，後來的聲援晚會中還唱共產黨的歌曲，讓懼怕「學運」的國民黨政權決定對學生採取動作。
圖說：四六事件發生地（今日的台師大）
4月6日，警備總司令部進入師院及台大校區逮捕學生，史稱「四六事件」，這也是一般認為「白色恐怖」的開啟。在此事件中，由於學生來自全省各地，因此也有屏東六堆籍的學生目睹及參與，本書中的李松盛與溫興春就是當年就讀師院的學生，雖然兩人日後的境遇大不相同，但對於白色恐怖的記憶均難以忘懷。
基隆中學光明報案
1949年另一個重要的白色恐怖事件，是基隆中學的光明報案。本事件關鍵人物為鍾浩東，本名鍾和鳴，屏東高樹客家人，為知名作家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兄弟，其民族意識強烈，在雄中就讀時認識同樣來自屏東六堆地區，且具有抗日意識的蕭道應，兩人結為好友。
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心懷祖國的鍾浩東於1940年帶著新婚妻子蔣蘊瑜（蔣碧玉）、表弟李南鋒，好友蕭道應及其妻黃素貞（黃怡珍）前往中國，後在廣東惠陽被國民黨軍隊扣留，並準備以「日諜」身份處決。一位軍法官通知當時領導「東區服務隊」的台籍人士丘念台來審訊，經其保釋，後更轉至「東區服務隊」工作。鍾浩東、蕭道應、李南鋒於1944年跟隨丘念台至福建永安的台灣省黨部工作，後又隨丘念台回到廣東成立「台灣省黨部粵東工作團」，直到日本宣布投降。[1]
1945年，鍾浩東與蔣蘊瑜回到台灣，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其在中國大陸就與中國共產黨有所接觸，也認同其主張，後也陸續安排理念相近者，進入基隆中學任職。1947年8月，鍾浩東與藍明谷、鍾國輝等人設立基隆中學支部，由鍾浩東擔任書記。
為加強宣傳，其於1948年秋天發行宣傳刊物「光明報」以教育群眾。光明報的辦報經費，是由鍾浩東賣掉房子後，在屏東媽祖廟對面開設一間「南台行」地下錢莊籌措，由鍾浩東、邱連球、邱連球堂哥邱連和跟邱連球弟弟邱連奇負責，後來也因「光明報」而暴露蹤跡。[2]
1949年7月，中共相關組織以紀念「七七」抗戰12週年之名，全島散發傳單及張貼標語，讓國民黨決心大規模緝捕。8月，畢業於台大商科的王明德，因寄發「光明報」給其追求的女姓而被報警逮捕，國防部保密局循線逮捕成功中學支部，後又於1950年1月逮捕鍾浩東等人，鍾浩東最終遭到槍決。[3]
鍾浩東案與屏東地區的關連，主要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曾在基隆中學任教者，如鍾國輝、李南鋒、邱連球、林獻香、蕭聖蘭、李旺輝等人。二是鍾浩東在高樹鄉廣福村的好友：黃新枝、張昌華、江順霖。三是與邱連球有關的，如邱連球的親戚及家人：邱連和、邱連奇，以及與邱連球一起從事農民工作的古有桂、李清增。
鍾國輝為內埔的望族子弟，1947年由藍明谷介紹，赴基隆中學任職，教導數學並擔任總務主任，但後來因為身體不好，返回屏東。其回到屏東後，與任教於潮州中學的劉特慎，及鍾浩東好友邱連球聯絡，以「三七五減租」為主軸，進行農村工作。
基隆中學爆發後，鍾國輝立即逃至旗山，而老家在旗山的基隆中學職員李旺輝也返家藏匿，並由李旺輝將鍾國輝身份證變造，後來被警察發現其身份證已被變造，循線逮捕其妻蕭聖蘭。後鍾國輝被判死刑、蕭聖蘭判刑5年、李旺輝則被判處15年。[4]
李南鋒是與鍾浩東一同前往中國抗日者，其在基隆中學擔任一年管理組長後，回到屏東市政府任職，基隆中學案爆發後，其也被捕判刑6個月，後移送至綠島「新生訓導總隊」感訓，直到1955年6月才遭釋放。林獻香是佳冬人，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院，戰後返台，在鍾浩東力邀下於基隆中學任職，基隆中學事件爆發後，林獻香也被捕判處感化，同樣送至綠島的「新生訓導總隊」，「感化」了9年才釋放。[5]
本案在屏東，除了鍾浩東外，另一個關鍵人物是邱連球。邱連球為長治鄉崙上村人，是鍾浩東的表兄弟，畢業於屏東農業學校獸醫科就讀。戰後鍾浩東返台，邀請邱連球前往基隆中學任教，擔任了一學期的事務主任，後返回屏東。[6]
回到屏東後，邱連球與屏東中學的老師葉紀東、曾留學日本的長治鄉德協村人，在糖廠工作的李清增合作，發送「光明報」，並計畫配合政府的政策，在農村中以「三七五減租」為號召，推廣農民運動。[7]
1949年，基隆中學案發生後，有幾個基隆中學教職員逃亡到邱連球與邱連和家，[8].隔了幾天，調查單位逮捕邱連球，後以其發展農村工作，吸收與鍾浩東同村之張昌華、江順霖、黃新枝為由判其交付感化。[9]這三位與鍾浩東同村的好友，實際上受到鍾浩東的影響較大，最後江順霖以加入共黨為由被判刑5年，[10]張昌華被判刑12年、黃新枝後來躲藏一年後，出來自首無罪。[11]而邱連球的親人，與鍾浩東共同開設「南台行」的邱連和、邱連奇同樣被逮捕。邱連和與邱連球相同，未經審判，直接交付感訓，1958年6月才獲釋。[12]邱連球的弟弟邱連奇則被判刑1年。[13]
1949年基隆中學案爆發後，李清增當時已被調到恆春糖廠，所以躲過一劫，後其請調到離家近的溪州糖廠，在糖廠期間，李清增依舊發展群眾組織，因此在1952年被捕，後在偵訊時，因另案被捕者供出邱連球，於是邱連球被重新審判。1953年，邱連球被軍事法庭判定，其因吸收李清增及同為德協村之古有桂[14]加入共產黨，邱連球被改判死刑。[15] 古有桂、李清增也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16]
省工委的發展及瓦解
除了基隆中學員工及鍾浩東的朋友，國民黨調查人員更循線於1949年找到了中共在台最重要的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是由蔡孝乾於1946年7月抵台後成立，由其擔任書記。省工委組織開始發展很慢，影響力並不大，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許多知識份子不滿國民黨，轉而將希望寄託在共產黨，才讓組織壯大。1949年底，已發展黨員1,300名，群眾2千餘人，組織遍及全台。
光明報案爆發後，省工委的組織一一被國民黨情治系統發現。[17]省工委會在南部的發展，遍及高雄、台南、屏東等地區，先後成立多個支部，在屏東六堆地區為佳冬支部。其成立者為劉特慎，廣東人，1947年6月來台，於潮州中學任教，設立今日屏東地區各支部，包括佳冬支部。[18]1949年10月，調查局循線逮捕劉特慎，[19]佳冬支部相關人員轉趨低調，1950年4月，蔡孝乾被捕，省工委近乎瓦解，相關人士均開始逃亡，躲避國民黨情治人員的追捕，其中也包括曾與鍾浩東一同赴中國抗日的蕭道應。
蕭道應與省工委佳冬支部
蕭道應是抗日著名的佳冬蕭家蕭光明之曾孫，其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1940年，加入好友鍾浩東的計畫赴中國，展開一連串艱辛的抗日工作。[20]戰後蕭道應返台，擔任台大醫學院法醫室主任，由於其在中國大陸時，已與共產黨有所接觸，故返台後參加省工委相關活動。在基隆中學光明報案、高雄工委會相繼被軍警調查單位破獲後，蕭道應警覺不妙，於1950年辭去台大的工作，偕同妻子黃怡珍，轉入北部山區躲藏，1951年元宵節過後，他們回到南部，先到屏東市的舅舅吳金池處躲藏半個月，後轉往佳冬地區，由佳冬支部成員掩護，後又轉至蕭道應祖母的外家孫—林葵居住的上埔頭村躲藏。[21]
佳冬支部的命運至此與蕭道應相繫。佳冬支部原由劉特慎、李丁福領導，在劉特慎被捕後，李丁福開始躲藏，改由羅冬梨繼續領導。1951年3、4月間，因蕭道乾回到佳冬躲藏，李丁福、羅冬梨、鄭團麟等人與蕭道應在佳冬碰面。[22]6月間，調查單位獲悉蕭道應在南部，立即派遣幹員赴屏東佳冬逮捕楊源盛等多人，[23]佳冬地區被嚴密監控。1951年12月間，屏東縣警察局接獲線民密報，指稱蕭秀江、鄭團麟，平日言論偏激，常發表反政府論調，且與李丁福交情甚篤，後於1952年1月，將蕭秀江、鄭團麟等人逮捕。[24]（鄭團麟故事可見本書第一單元）
本案相關人員判刑如下：蕭秀江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古芹香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刑滿後交付感化、李庚德則被被處交付感化。[25]李丁福、羅冬梨、羅芳整最後則因自首，獲得自新機會。先後收留過李丁福等人的張尾結、賴登水，各被判刑12年及10年。戴常山、藍樹林、曾南鴻、林葵盛則因認識與本案有關的羅冬梨、羅芳整，以「明知為匪諜不告密檢舉」為由判刑有期徒刑3年。[26]這也讓佳冬籠罩在調查單位「寧可錯殺百人、不可放過一人」的白色恐怖氣氛中。
蕭道應夫婦則機警躲過一劫，到了8月，則前往苗栗魚藤坪，該地由陳福星（老洪）領導，可說是當時黨人們最重要的根據地，該地環境隱蔽、又在山區，難以突破，最後軍警調查單位培養內線，才掌握內部情勢，於1952年4月進行逮捕，蕭道應夫婦及老洪均中計落網。[27]
蕭道應落網後，與其妻黃怡珍、陳福星等人均「自新」，後蕭道應被派至調查局第六科擔任法醫工作。[28]其他在其逃亡至佳冬期間掩護的親朋好友，則紛紛被判刑。：黃怡珍的表叔楊源盛遭判處死刑。蕭道應的好友蕭彩祥也同樣被判死刑。曾恩粦、戴寬粦、蕭東應、吳金池則因「包庇藏匿叛徒」，各處有期徒刑10年。
劉妹德、蕭丁福則因「不知兩人為匪，但十五日不報臨時戶口」交付感化管束。[29]蕭道應父親蕭信棟接濟其夫妻，被以「連續為叛徒供給金錢」，判刑5年，蕭道應的表兄弟賴端元則以「明知為匪諜不告密檢舉」判刑有期徒刑5年。[30]林興雲、林英雲則由家中籌錢，以每人3000元的代價，在警局關了一星期後，就被放出來。[31]黃運妹也是在警局關了40天後被放出來。[32]
白色恐怖的不同階層
在屏東六堆地區，1949年前後的白色恐怖，以基隆中學、蕭道應、省工委佳冬支部三案交織而成，其中的複雜關係，可見附件一，此表以調查單位的報告及法院判決書整理而成，雖不可盡信，但仍可看出其網絡關係。
整體來說，被牽連至屏東六堆地區白色恐怖者可大致分為幾類：一是領導者，最突出的是鍾浩東及蕭道應，他們認同社會主義的理想，並以行動對抗國民黨政權，以省工委為主軸發展，同時也吸引了一批人加入組織。
二是這些追隨者，如基隆中學光明報案的鍾國輝、邱連球等人，或是各地支部的重要幹部。這些人多半為知識份子、認同社會主義，或對政府不滿，但他們究竟是否清楚瞭解省工委的發展宗旨，或只是因工作或友人被無辜捲入，則很難肯定，官方判決書上雖多半記載其為知情，但這是否為羅織罪名，無法得知，因當事人多半已過世，僅能訪問到的第二代多半都否認其與省工委組織相關。
三是無辜捲入者，相較前兩者多為知識份子，曾到外地讀書，有許多是為理念犧牲。這部分則多半為屏東六堆地區的在地居民，也不清楚社會主義，他們可能只是與佳冬支部成員認識，或是蕭道應回鄉時借其住宿，甚至是政府懼怕聚會組織，所捉的「結婚會」、「青樂班」成員（見本書第二單元）。這對於純樸六堆農村而言，衝擊更大，許多居民因懼怕，而與這些涉案者保持距離，不論是當事人或是第二代，都一直生活在無形的囚籠中（如本書李松盛個案），甚至還牽涉到密告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可見本書賴崇文個案）也讓整個農村社會，起了許多無形變化。
除了上述三案，本書也包括1949年的四六事件，以及1950年的臺灣再解放聯盟案，這兩案相關故事均在第三單元中呈現，其均為屏東六堆地區的知識份子，從其故事中，更可看到白色恐怖對於知識份子的禁錮與影響。
真真假假？白色恐怖的多重記憶
本書主要是以基隆中學光明報、省工委佳冬支部、蕭道應三案為主，對於其當事人、家屬，或者朋友進行訪談，並以故事方式呈現。但一如所有的口述訪談，受訪者對於當時歷史的詮釋，或許會與其他人，甚至資料有出入，因此對同一個案件，或許會因為受訪者不同，呈現出來的觀點也不同。
這種多元觀點的情形，在白色恐怖中更為混亂。前已述之，1950年代前期的白色恐怖事件受害者，有的是為其理想，積極參與共產組織，但有更多是無妄之災。然而執政者為製造寒蟬效應，一律以「參與匪黨組織」定罪，其自白書可能是調查單位羅織罪名，在刑求後，受害者不得不簽名承認，用此為基礎所寫的審判書當然不準確，但究竟有多少是如此？我們無法詳細得知。
除此之外，當事人、家屬、親友對於同一件事的回憶，也完全不同。在戒嚴時期，因匪諜罪而入獄者，會受到社會的制約，就算是當事者出獄後，也對此事不願多談。因此就算親為子女，對於其父親究竟是否冤枉受牽連，其實也不是十分確定，故對子女的訪談，也很難還原事情原貌，但從中卻可清楚看見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的困境與苦楚。
因此對於本書所討論的三個白色恐怖案件，我們試圖用各種方式呈現。本文整理了官方資料與訪談，試圖描繪當時的歷史背景、氛圍，但一如上述，因官方資料的不精確，無法百分之百還原。其餘則以口述訪談為主，由當事人、親屬、朋友，分別就其觀點，回憶事件經過。希望透過各種方式，讓大家能夠從官方說法、當事人的回憶，以及親屬、朋友的看法各種角度，更能瞭解1950年代前期，屏東客家地區知識份子的奮鬥與抉擇，以及白色恐怖對於客家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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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族群與政治*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墾殖社會 (settlers’ society)，也就是說，在漢人前來開發之前，原本就有原住民族 (indigenous peoples) 居住。不過，由於歷史上的偶然 (contingency)，也就是清將施琅對於「惠、潮之民」的偏見及歧視，造成客家人大規模渡台落於鶴佬人之後。直到日本前來殖民統治之前，客家與鶴佬之間難免因為開墾競爭而有齟齬、甚至於彼此兵戎相見，也就是歷史上的「分類械鬥」，而滿清政府於邊疆「蠻荒之地」(frontier) 的國家洞穿能力 (penetration) 不足，甚至於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台灣客家族群的集體意識因此開始凝聚。當義民爺的祭祀逐漸取代三山國王信仰之際，代表的就是保鄉衛土的客家人，無形中已經開始在從事土著化 (naturalization) 的努力。從太平洋戰爭到二二八事件，外來政權的統治讓客家人與鶴佬人、以及原住民開始強烈體會到休戚相關的共同命運感，不過，由於戰後避秦來台的國民政府進行政治分化，客、鶴兩族之間即使有相當的通婚，彼此的關係卻一直未臻和洽。在過去十年來的民主轉型過程中，由於一些人傾向於將民主庸俗地矮化為投票主義，再加上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的論述稍嫌跳躍，不免讓客家族群菁英萌生疏離之意，以為這就是要進行「鶴佬化」。我們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於台灣的客家族群而言，衝擊其集體認同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 就是福佬人／鶴佬人。
長期以來，作為少數族群 (ethnic minority) 的客家人，不僅是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客客氣氣、小心翼翼，在公共領域的再現 (representation) 幾乎也是被當作是隱形人看待。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國民黨威權體制的自由化，民間的社會運動一一崛起，客家運動才打破百年孤寂式的緘默，以跨越政黨的「還我母語」運動來表達對於族群文化凋零的痛心，以及對中華民國的「獨尊國語」政策的抗議。此時此刻，客家菁英除了強烈揭露出認同被威脅的焦慮，也反映出客家人對於鶴佬族群文化所感受到的無形壓力，尤其是在離開原鄉（桃竹苗、六堆）者，也就是間接表達對於所謂「自然同化」的反對；當然，在委婉地抱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無奈當中，又夾雜著幾分未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憤懣，同時也充分顯示著不應該被現代國家排除的期待。
如果我們願意將台灣視為多元族群 (multi-ethnic) 所組成的社會的話，那麼，根據一般所謂「四大族群」的認識，作為主體之一的客家人佔有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不管是傳統的侍從恩寵收編 (patron-client cooptation) 運作、或是當前的代議政治／政黨政治角度，客家族群在政治場域的關鍵角色，特別是在全國性政治獲勝聯盟的取得，都是權力競逐者所不敢忽視的重要勢力，因此，在方興未艾的「客家研究／客家學」(Hakka Studies/Hakkaology)，應該會有相當的研究成果累積才對。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界對於客家現象的探究，在歷史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的成績斐然，而語言學上的努力也初步有成，然而相較之下，政治學對於客家研究卻不成比例地嚴重不足，尚在發軔之中（圖1），也就是說，政治學界對於客家研究的努力，還必須迎頭趕上。
對於這樣的困惑 (puzzle)，我們可以嘗試著由應然 (normatively)、以及實然 (positively) 兩個層面來看。首先，在「定於一」的政治正確規範下（不管是統、或是獨），多元族群往往被認為是不方便的事實，一班人多在主觀上希望這些社會分歧終將消逝，因而不願意去正面看待，不少人甚至於認為，除了原住民屬於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以外，客家人與鶴佬人、或是外省人都是漢人，沒有特別去加以區分的必要；再來，自從國民黨政權於戰後播遷台灣以來，政治角力集中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軸線，客家人、以及原住民的訴求不免被視為殘餘的歷史遺跡，並不是社會科學家要去探究的課題。當然，台灣的政治學界還停留在行為主義的階段，多不願意觸及任何具有政治敏感的議題，以免被同儕視為異端；一直到近年來，投票行為的研究（民意調查）才逐漸把客家選民的意向從省籍的二分法中釋放出來。
從知識論 (epistemology) 的角度來看，政治學如果要能稱得上是科學的話，應該有三項任務：診斷、醫療、以及預防；也就是說，族群政治的學者應該像醫生一樣，必須先能正確地描述族群現象，再來是提出合理的解釋，然後才能提出有效的化解族群齟齬之道，以便達到避免族群衝突的目標。在這裡，我們將以政治學 (Political Science) 裏頭的族群政治 (ethnic politics) 角度，嘗試著要去探究客家研究的政治面向：首先，我們將要建構一個客家族群認同如何政治化的概念架構 (conceptual framework)；再來，我們會使用較多的篇幅來討論客家認同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以及檢討現有的學術性證據；其次，我們將選擇性呈現一些客家認同的政治表達方式，特別是政黨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以及國家定位；在結語之前，我們描繪對於客家人與其他族群互動的新近發展、以及未來願景。
概念架構的建立
在理論上 (theoretically)，我們必須解釋客家認同是如何產生的、如何由文化集團凝聚為客家族群？客家運動（還我母語、族群公平）是如何來動員的？在這裡，可供我們選擇的理論有「原生論／本質論」(primordialism/essentialism)、「結構論／工具論」(structuralism/instrument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ualism)，那麼，在不同的階段裡，我們是否採取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它們是否相互排斥，還是可以作某種程度的合成 (synthesis)？譬如說，表面上是以原生論作辨識的基礎、並且以結構論作動員的訴求，客家族群實際上是在進行Benedict Anderson式的集體認同建構。就本體論而言 (ontologically)，作為個體 (agent) 的客家族群，究竟與結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的關係為何，特別是國家機器（朝廷、殖民者、政府）？是試圖擺脫結／駕馭、命定接受制約、還是相互調適？更重要的是，這些應該立足在何種概念架構來分析？
再這裡，我們所建構的是一個客家認同如何政治化的概念架構，也就是說，客家人如何由一群原本只是會說客家話的文化集團，進一步提升為具有集體認同的客家族群。在這樣的架構下，我們必須找出促成客家認同產生／凝聚的獨立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中介變數 (intervening variable)、以及應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客家認同經過政治化以後的呈現。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跟其他任何認同一樣，客家認同是高度流動的建構，而且是會隨著情境的變動而自我調整，並非是凍結冰存的歷史遺跡。因此，在原初的狀態，即使客家人彼此擁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宗教、生活方式、或是其他文化色彩，也就是所謂客觀上可以觀察得到的有形特徵，並不一定保證會有休戚相關的主觀認同出現，更重要的是由集體經驗、記憶／失憶、以及歷史所構成的共同想像。當客家人之所以會積極進行認同的搜尋，往往是在與他者相遇 (encounter) 之後，開始發現彼此在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語言上的隔閡。
儘管如此，客家人與其他族群並非只有差異，應該也有共同點，也就是說，當差異被特別強調、共同點被刻意忽略之際，往往會有利於客家認同出現的脈絡／情境條件，也就是政治權利／經濟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文化特色是否被貶抑、社會地位是否被壓抑。此時，由於面對無形的偏見 (prejudice)、以及有形的歧視 (discrimination)，客家人的相對剝奪感 (relative-deprivation) 油然而生，一旦自己發現這是身為客家人的共同命運、遭遇，開始反思作為一個客家人的意義，也就是個人的榮辱與集體的福祉是分不開來的，而個人的認同也有相當大的成分是決定於自己與客家社群的定位。這時，客家人的不滿、反感，又會回頭來強化「我們」與「他們」的差異，並且賦予展新的詮釋。
我們可看到，這個概念架構結合了解是族群認同／民族認同產生的三大理論：建構論、原生論、以及結構論。我們可以這樣說，原生論提供族群認同的基礎 (what)，結構論為族群認同的產生提供理由 (why)，而建構論則描繪了族群認同如何建構的方式 (how)。
首先，從建構論來看，客家認同並不是自然渾成的個體，而是經過集體想像，歷經萌芽、成長、茁壯、而成熟的建構，特別是客家菁英在不同時期的理性選擇、以及策略行動。在這裡，客家領導者除了要衡量自己所必須回應的挑戰外，更要決定何種認同形式是可欲的，包括接受同化、維持差異、還是不如離去。當同化於多數／支配性族群是族人的共識之際，白化 (whiten) 的呼聲會對於族群認同嗤之以鼻，認為是小題大作，終究，在文化滅種的洪流之下，不只不會有客家族群，連客家文化也不復存在，只剩每年多元文化嘉年華會中聊備一格的花絮。相對地，當割席而去是不得已的選擇之時，客家人除了要進行南客、北客的跨地域整合，也要面對其他族群／國家是否願意任憑和平分手的課題。
原生論的貢獻，主要在於提供族人有較為具體的想像基礎，方便族群界線的區隔。事實上，客觀上的絕對差異程度並不重要，要緊的是讓自己人相信彼此的共同點、以及盡量擴大與他族人的差異。譬如說，客家人、鶴佬人、以及絕大多數的外省人的血緣大體是漢人，差異的對照組應該是屬於南島民族的原住民，然而，當口語上的差異被認為是很難溝通之際，「車同軌、書同文」就會被視而不見。當族群認同的圖像開始成形之時，嶄新的傳統可能會漸次被創造出來，甚至於被賦予創世紀一般的史詩所神化。
根據結構論，不平等的族群上下分工關係，不管是真、是假，往往是族群菁英喚起族人意識所不可或缺。在族群運動的大敘述裡頭，敘述者除了要美化族人過去的歷史，還要對於目前大家所遭受的待遇發出不平之鳴，當然，族群領導者更必須點出，族群團結一致的重要性，以便達到他們所應許的迦南地。結構論有時被稱為工具論，帶有相當地負面評價，多少是在指控族群菁英操弄族群情緒，否則，族群的認同就不會被撩撥起來。問題是，如果族人沒有任何被欺負的感覺，不管是實質的權力／資源分配、還是抽象的尊嚴受損，菁英是很難平空「撕裂」族群情感的。
再來，我們要說明兩個關鍵的中介變數：政府的政策、以及菁英的角色。所謂的中介變數，是指在獨立變數、以及應變數之間，可能會強化、或是減弱其原本因果關係的變數。取決於國家的角色，究竟是族群化的國家、色盲的國家、還是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國家，那麼，政府的政策在光譜上呈現，有可能採取特別優厚單一族群／排斥其他族群、刻意忽視族群差異／強調個人社會福利的分配、還是主動調和族群關係的做法 (Azarya, 2003)。
菁英的策略性角色是族群動員所不可或缺，特別是如何說服少數族群的大眾加入、或是奉獻有限的資源。我們必須指出，族群菁英的個人利益，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名聲，未必與族群的集體福祉相左；即使是從權力掮客的角度來看，除非是榨取過度的政治租稅 (rent seeking)，否則，我們不能率然指控族群菁英就是在超弄族群情感，畢竟，他們還是最能了解族人 (patron) 需要的代理人 (agent)。不過，當眾多的菁英在爭取獨家代理之際，難免會將族群內部的競租行為擴及族群間的角逐。就策略上而言，族群菁英可以自艾自憐、訴諸不公、怪罪他族，強調制度、或是尋求整合 (Grove, 2001)；就目標而言，族群菁英可能要求平等／分享權力、掌控國家機器、或是分治／分離（施正鋒，1998: 12-15）。
到目前為止，這個概念架構的前半部是告訴我們，情境條件如何影響族群認同的出現，以及中介變數如何強化／減緩這種關係。後半部則要告訴我們，族群認同如何進而左右族群在政治場域的偏好／行為，包括政黨政治、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
客家族群的認同
在概念上而言 (conceptually)，我們必須先解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客家人是否為「族群」(ethnic group)。再來，我們應該尋求「客家人」的定義為何，也就是說，就客家族群的集體想像當中，作為一個客家人，應該在客觀上、以及／或是客觀上有哪些條件？是共同的血緣、語言、文化、還是經驗／記憶／歷史？再來，客家人的個人認同、「學理上／民族學」的辨識、以及法律上的身份，三者是否有區別？這些是否有政治哲學上有關權利的意義？回答了上述問題，我們才可以問，到底客家族群的人口數有多少？是否應該在人口普查的結果呈現出來？應該是由當事人填寫自己的族群認同、還是由官方來認定？個人的族群認同是否應該公佈（譬如戶口名簿、還是身分證件）、還是作為整體施政的參考用即可（譬如財源的分配）？
邏輯上而言，客家認同至少可以從主觀的認同（是否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以及客觀的特徵（會不會說客家話）二個面向來確認（圖3）。一個人如果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而且又會說客家話（左上角），他的客家身分／認同當然毋庸置疑；相對地，如果一個人既然自認不是客家人、而且又不會說客家話（右下角），我們就不用太在意他是否為客家人。如果我們放寬標準，只要他願意承認自己有客家血緣，即使已經不會說客家話（左下角），應該也可以接受為廣義的客家人，也就是把已經被同化的福佬客、或是選舉時才承認是客家人的政治人物包括在內。
最後一種可能是會說客家話、卻矢口否認自己是客家人者（左上角），這些人可能是出生／成長在客家庄，特別是父親職業為公教警調人員者，或是住在客鶴混居的城鎮的非客家人，或者，也有可能是已經白化的客家人，不敢／不願承認自己的客家身分。如此看來，這些人的客家認同強度如下
a>b>c>d
在這裡，我們會發現，一個人即使願意承認自己有客家血緣，並不一定代表他會立即擁抱父母／祖先的客家身分。因此，我們以主觀認同、血統、以及語言三個面向，重新思考客家認同的結構（圖4），解構出八種邏輯上的可能。我們以為，只要自認為是客家人、而且又承認自己有客家血統者，不管會不會說客家話（a、b），應該都是客家人。再來，那些自認為算是客家人、卻否定自己有客家血統者，若非空集合、就是有可能是願意歸化為客家人者（c、d），包括誠心誠意的「客鶴佬」、客家人的媳婦／女婿、或是策略性的偶殊者 (contingent)，應該可以接受，特別是會說某種程度客語者（d）。
在想像、未知的客家人宇集裡頭，那些自認為不是客家人當中，是否要全盤否定其客家認同？我們以為，只要他們願意承認自己的客家血統，不管是積極、還是羞澀（e、f），不論是否諳客語，特別是客家子弟中的所謂「國語人」，只要客觀環境變動，也是可以動之以情的含蓄客家人。至於那些既不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又否定自己有客家血緣者（g、h），也就是隱形的客家人，是否就要放棄將其納入客家族群的範疇，尤其是保有相客家語言能力者（g）？我們以為，不管是「福佬化」、還是「國語話」，這些人是族群接觸史的產物，甚至於是國家語言政策的受害者，在過去「被迫選擇」支配性文化認同、甚至於要隱藏其血緣認同，如果要怪罪他們當時為何沒有個體 (agent) 的身分來與體制 (system) 進行爭扎，未免強人所難，應該有讓他們重新選擇當客家人的機會。
如果我們以同心圓的方式來表達這些人的客家認同強度（圖5），客家人的核心是自認為是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者（a、b），再來是自認為是客家人／不承認有客家血統（c、d）、或是自認為不是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者（e、f），最外圍則是自認為不是客家人／不承認有客家血統者（g、h）。自於那些會說流利客家話、卻自認為不是客家人／不承認有客家血統者（i），既然已經無意當客家人，就算是「客家之友」好了。
那麼，究竟台灣客家族群的人口有多少？戰前，客家人、以及及鶴佬人的人口數可以透過當時的人口普查資料取得，也就是根據當時漢人的祖籍為廣東省或福建來區分。在日治時代 (1905-40)，曾經有幾次「戶口調查」及「國勢調查」；另外，在昭和元年(1926)，有過「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如果扣掉原住民、以及日本人，客家人當時的人口在13.7-15.7%之間（連文希，1972：14-16；江運貴，1996: 276）。在戰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裡，再度區隔台灣省籍漢人的祖籍，源自廣東的約佔15.05%，大致穩定。日後的人口普查更難推斷客家人口，因為本省籍漢人未再以祖籍來分，一般同意15%是合理的估計。
戰後以來的人口普查（十年一次），一向只有特別將外省人、以及原住民分別列出來，並未區隔客家人、以及鶴佬人。這樣的做法，自有其歷史的脈絡，有就是源自於中國的「籍貫」、以及非漢「少數民族」的區隔；前者有政治權力分配的用意，後者則不免含有牧民照顧 (patronage) 的意思。既然官方文書無法取得客家人口的數目，我們試著由學術界的研究報告來推知。
在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的「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裡頭，有三大類資料可供參考：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台灣選舉調查資料；前兩者的計畫主持人以社會學者為主，後者則為政治學者。我們可以看到，根據社會意向調查、或是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得到的客家族群的百分比約在8~15% 之間（見附錄1），差距竟然高達50% 之多。根據選與調查資料，所得到的客家人口百分比更低，普遍在3~12%之間（見附錄2）。由於後者涉及投票行為，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受訪者不願意揭露自己的族群認同。令人好奇的是，社會學者與政治學者對於客家認同的操作性定義，是否影響受訪者的回答？
我們必須指出，一直到近年為止，問卷縱然有四大族群的選項，卻是用籍貫的方式來提問，譬如「您的籍貫是哪裡」、「您是哪裡人」、「您父親的籍貫是哪裡」、或是「您父親是哪裡人」，而非我們以為視大家目前慣用的「您的族群認同是甚麼」；此外，族群的名稱往往也與一般用法有別，也就是大陸各省市／外省、本省閩南人／本省（閩南人）、以及本省客家人／本省（客家人）。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社會學者在1980年代會直接問受訪者的籍貫（族群），到了1990年代則改為以父親的籍貫（族群）來推敲受訪者的認同。政治學者大致採用父親的籍貫（族群），比較不直接問受訪者的認同。不過，除了受訪者的客家百分比有逐年上漲的趨向，看不出是否是因為委婉的提問法而提高承認客家認同的意願。
表2：客家人口數與分佈
資料來源：* 黃河（2002：112）；** 客家委員會函請客縣市政府提供
相對之下，客家委員會所提供的客家人口數目，分別佔了總人口的10.85%、以及13.16%（表2），與我們一般人的期待 (15%)，落差稍微較少。如果我們比較高雄市政府稍早所作的估算，當地的客家人約有212,688 (14.41%)（林慶宏，2000：46-47），而前述來源的客家人口數分別是71,118 (4.72%)、以及 151,100 (10.11%)，可以看出，全國的客家人口總數應該更高才對。如果我們在比較客家委員會所作的台北都會區客家人口調查（梁世武，2003：25），客家人口介於349,757 (5.24%) 以及 861,043 (12.90%) 之間，而上述資料分別是 369,034 (5.54%)、以及 802,624 (12.05%)，由此可見，黃河 (2002) 的調查結果，遠低於縣市政府提供的數目，特別是台北縣只估出三分之一；相較之下，林慶宏 (2000：30-31) 透過學校（小學）來進行估算，其中間標準值比高雄市政府提供的客家人口數還高。
除了進行調查的單位以外，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前述三位受委託者，對於客家認同的認定方式。梁世武 (2003、2004) 根據主觀認同、以及客觀認同，客家族群分為核心、中間、以及非核心三類。他所謂的主觀認同，是指單一選擇下﹙互斥選項﹚、或是多重選擇下（可複選），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客觀認同包括血緣認同 (1/2、1/4)、以及語言認同﹙說、聽﹚。與我們先前的客家認同解構圖相比較﹙圖4﹚，他的核心客家族群大致就是a、b、c，中間客家族群是d、e，而非核心客家族群近似於f、g。當客家人的定義採取最嚴格的血緣標準，也就是父母都是客家人之際，客家人的估算值最低；相對地，當他採取最寬鬆的客家人標準，也就是允許複選的認同，客家人的估算值最高。問題是，在自由心證之下，研究者如何知道受訪者自己的父母、組父母、或是外祖父母為客家人？有52.82% 的受訪者認為「必須具有客家人的血統」、31.16% 認為「必須會聽或講客家話」、24.36% 認為「必須了解客家文化」、18.21% 認為「必須具備客家人的性格、如勤儉」、只有15.29% 認為「只要自認為是客家人、就是客家人」。
再來，黃河 (2002：12、110) 對於客家人認同的定義，採取「自我主觀認同」，讓受訪者自己決定「我是不是客家人」，他以為這就是「主觀上認同且願意表達具有客家身分者」。他也接受具有雙重認同者，以便納入通婚的現象；在他的調查結果裡頭，93.5% 的客家人認為自己只是客家人、不具其他族群的身分（頁43）。相對地，林慶宏 (2000：33) 則以直系四代親屬會不會說客家話來界定客家人，也就是同時採取嚴格的語言條件、以及較為寬鬆的血緣基礎 (1/16)。
客家菁英大致同意其族群認同建立在使用客語的能力，不容諱言，也就是質疑「不會說客家話的人還算是客家人嗎？」然而，在當前語言教育、以及媒體管道未能有立足點平等之前，若堅持以語言作為客家認同的唯一標誌，面對強勢語言的融合暗示、及商業利潤的考量，客家人口勢將逐漸萎縮。我們是否可以接受更開放的族群認定方式，譬如說，以主觀認同與否來承認其個人的族群歸屬，而非硬性要以「客觀的標準」來辨識？
短期而言，要恢復客家族群的認同，最迫切的課題是客語教學如何落實。就目前教育部「母語教學」的定位，仍然把客語當作父母的責任，吝於挹注國家資源，其實就是以消極應付來取代過去的「獨尊國語」；在一般化「鄉土教學」的遮掩之下，將難逃方言點綴式的邊陲地位。客委會或可主動爭取客語教學的主導權，一方面進行客語師資的培訓及認證，另一方面加速客語的現代化，也就是標音系統的標準化、百科辭典的彙編、以及文學創作的鼓勵。
中程來看，我們必須透過立法來取得客語在公共領域的平等地位，具體而言，就是制定『語言平等法』，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母語、或是偏好的官方語言。除了現有大眾運輸工具的播報外，諸如醫院、或公家機構等場所，也更應該有客語的接待、甚或執勤人員。客委會或可鼓勵民間企業、或是與人事行政單位磋商，研議設置專業人員雙語服務津貼的可行性。
即使目前已經剛成立三個客家學院，長遠來看，以客語為主的「義民大學」應加速籌設，除了讓少數族群有公平的使用母語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外，更要這些成為客家研究的重鎮，有如瑞士的德語、法語大學，或是魁北克的法語大學。理由很簡單，多數族群雖然不一定會有偏見，卻較難期待他們有足夠的敏感度來追求客家文化保存、振興，或是人才的培育。在大學數目急速增加之際，經營不善者如果收歸國有，不妨轉交客族作公辦民營。
我們以為，為了要確保客家的集體認同，除了文物保存、文化發揚、以及語言推廣以外，現代的客家人認同是建立在彼此共同的記憶、或是經驗。因此，客族歷史的重建刻不容緩，特別是先人飄洋過海、披荊斬棘的史詩。更重要的是，這些是所有台灣人的集體資產，而非客家人自己的家內事。政府應該讓客家人有選擇自我認同的機會。或許所謂的外省族群，不願讓過去的籍貫措施帶來歧視，客家人卻有族群人口萎縮的擔憂，因此，在口普查中，政府應該可以藉此確認客家族群的人口數，至少適當地讓客家文教支出符合人口比例。
客家認同的政治表達
在實証上 (empirically)，我們必須考察客家族群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文化價值、以及社會地位上的分布為何，尤其是客家人物資料庫的建立刻不容緩。在這裡，除了客家族群菁英與百姓的認知以外，如果有可能建立相對客觀上的具體指標，是否具有額外的意義？在上述政治（行政、立法、司法、或是考試）、經濟、文化／語言、或是社會場域的分配，彼此是相互強化、還是有相互切割而弱化的傾向？它們又與城鄉差距是否有關聯？統治者的政策扮演何種角色（推波助瀾、還是戒慎規避）？政黨的立場（追求、忽視、或是排斥）又有何種影響？客家菁英自來採取何種應對的態度（積極、或是消極）、或是策略（合縱連橫、或是孤立自保）？客家族群的政黨認同、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與其他族群是否有別？客家族群在歷史上與其他族群互動的模式為何？台灣的客家族群與其他地方講客家話的人士（中國、南洋、或是其他地區），其跨越國界的關係為何（政治、經濟、或是文化）？甚至於，由台灣移民他國的客家人，其國家認同與國內的客家人是否有所差異？最後，由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新家坡）移入的客家新娘，她們的客家語言能力不一，應該是屬於客家人、還是新移民？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民族認同、以及國家認同是高度聚合的 (converged)，也就是說，支持國民黨／泛藍的人，往往會比較傾向於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且對於中國有較強烈的感情、甚至於接受與中國作某種形式的結合；相對地，支持民進黨／泛綠的人，會比較習慣自稱為台灣人，而且對於台灣獨立的遠景比較不會排斥。如果以省籍﹙外省／本省﹚來區別，上述的思考／行為模式大體不變；然而，如果將客家、以及鶴佬族群再分出來，客家族群的政治偏好恰好居於外省與鶴佬族群之間﹙表3、4、5﹚，甚至於是比較近似於鶴佬人，而非與外省人相近。
表3：族群的民族認同
資料來源：王甫昌 (2002: 89)
*包含「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以及「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表4：族群的政黨認同(1994)
資料來源：王甫昌 (2002: 90)
* 包含國民黨、以及新黨；**作者用詞為「獨立選民」
表5：族群的國家定位
資料來源：王甫昌 (2002: 90)
其用法：*「中國民族主義」、**「現實主義」、***「台灣民族主義」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正式掛牌運作 (2001/6/14)，在政治上的意義是客家人首度被國家體制承認，這也是客家菁英十多年來從事社會運動的開花。不過，到目前為止，一般人恐怕仍然不知為何要特別成立部會層級的客委會，或許有人會質疑將來是否也要循例設置外省、或是鶴佬委員會，甚至於擔心是否會阻礙國民意識的凝聚？我們相信，這些顧慮的底層代表的是誠摯的關切。不過，我們也要認識到，唯有在每個族群都能舒坦地呈現個別獨特認同感的前提下，族群間的和諧才有可能，也就是先要「同中存異」，才能「異中求同」。雖然目前已有相關的部會，譬如教育部、或是文建會，如果大家能以同理心作出發點，應該能欣然接受另外成立客委會的正當性，以便積極協調分散各部會的相關事務、統籌客家教育暨文化政策的推動。
在國際法上，語言權被視為集體權，特別是少數族群的最基本人權之一。一般而言，語言權可以從教育、行政、社會經濟、以及媒體四個場域來看。由媒體權來看，客家電視台至少可以對於弱勢語言有制度上的保障，以避免無形的歧視、或結構性的暴力；就積極面而言，客家電視台可以促進客語的復育、以及發展，甚至於可以幫助其他族群來了解客家人。總而言之，對於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將有助於強化民主鞏固、以及提高國家的正當性。客家電視的歷史任務不限於客家人，而是能否能提昇台灣社會為真正的多元文化國家。
目前，儘管客語的發展不再因為國語政策而遭受形式上的打壓、或是阻礙，然而，大環境對於客家族群仍然相對不利，特別是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客家文化、或議題的能見度相當有限，尤其是在電子媒體上，光是靠公共電視台還嫌不足。政府尚有關鍵性股權的台視、或是華視，即使暫時無力擇一轉型為客家、或弱勢族群的無線電視台，也應立即增加客語節目的百分比，或者適度釋股由客家鄉親認股。在平面媒體裡頭，客家人才濟濟，如果能增取每週、甚至於每日的固定版面，效果應該不下於電子媒體。撇開政治選舉層面不說，電子媒體仍然是華語的天下，而鶴佬話因則為有人口的優勢，電視台不敢輕視，尚有突破舊有結構性桎梏的空間；相對之下，即使是客籍企業家，在商言商，產品銷售的對象不限於客家族人，客語廣告也只能偶而友情贊助。
客家電視台在2003年的出現，算是為了克服硬體設施、以及人力資格等重重限制的妥協性突破，大致符合陳水扁『客家政策白皮書』的承諾，也滿足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關於地區性或少數語言之憲章』(1992) 的起碼要求。就心理層面來看，客家話能大大方方在公領域固定出現，至少讓客語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表示客家族群不再是社會的隱形人，而是台灣多元族群國家裡頭正正當當的一份子，而客語摒除「只適於家庭裡使用」的小媳婦地位。就教學、以及學習層面而言，客家電視台可以提供客語教育的情境，讓小孩子覺得學客家話是自然的、合理的，而非只是鄉下阿公、阿婆的語言，或區域性的方言而已。因此，如果我們能增加以客語拍攝的現代劇（包括連續劇、或是長片）、特別是都會的男女戀愛片，是至於找出新世代的代言人，或許能在「哈日」、或是「哈韓」之外，也能帶動「哈客」的風潮。
其實，客家電視的觀眾不應該只限於客家人，應該還可以進一步定位為客家與其他族群之間的橋樑。初期，我們或可將一部份的精力放在非客語地區的鄉土語言課程上，播放相關的教學節目，鼓勵非客家學童在學校觀賞。另外，我們也不訪先把潛在的目標假設是有志報考國家考試者，配合考試院正在考量的公務人員語言資格，播放客語進修、檢定的片子。既然政治人物在選舉時期都會來一二句客家話，甚至於揭露其客家血緣，那麼，應該要求各黨派的領導人物在客家電視、或是其他媒體，替客家電視發聲。我們深信，國人對族群差異的包容、尊重、理解、甚至於欣賞，是可以訓練而學習的。
客家人的族群關係
就規範上而言 (prescriptively)，我們追求的是何種族群關係（同化／涵化／融合、隔離、還是和諧共存）？究竟客家族群是否可以稱為「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因而可以要求保障其「少數族群權利」(minority rights)？少數族群權利有何內涵？是個人權、還是集體權？是否會與一般所接受的自由主義牴觸？是否會違反一般人所認知的公平原則？族群關係應該加以淡化、起碼承認、還是積極制度化？族群關係應該入憲（政治承認族群的存在、宣示平等）、立法（反歧視法、平等法、或是保障少數族群）、還是尋求共識／默契即可？族群關係的規範應該限於公共領域（公家機構／軍隊、教育機構、以及媒體），還是要擴及一般生活（公共場合、商業關係、或是街坊接觸）？就政治制度的設計而言，憲政體制／國會改造、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究竟可以如何來促成和諧的族群關係、確保客家族群的參與政治權利？
就邏輯上而言，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關係，有七種可能的排列組合﹙圖5﹚，不過，就歷史的發展而言，一直要到清治時期，客家族群才明顯地由漢人的類別分開突顯出來，取代平埔族的地位﹙圖6﹚。由日治到國治，客家族群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族群，是政治合縱連橫不可忽視的力量。
回顧在民主過渡的過程裡，非但族群間的差異未見消逝，原本的齟齬更是隨著選舉的自由化而持續擴大；特別是透過政黨的全國性動員，由省市長（1994年）、到總統（1996年）選舉，政治人物從此必須正視客家議題所代表的意義何在，而非延續過去的恩寵式收編，客家族群開始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之所以能快速成立，顯現的是就是政治菁英超越黨派藩籬的初步共識。
就非原住民的三個族群而言，只要任何兩個能夠結盟，至少可以抗衡第三者的獨大、或制壓。因此，從外省族群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國民黨、新黨、還是親民黨，對於少數客家菁英的熱絡拉攏，可以說是合理的結盟策略。相對地，清治時期的械鬥記憶猶存，不論是客家、還是鶴佬，彼此尚未能夠對於「義民」取得歷史和解，加上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刻意分化，即使對於外來政權同樣嫌惡，彼此的互動卻尚難水乳交融。
坦承而言，大多數鶴佬族群對於客家人的心境大體欠缺同理心，因此，大而化之的做法難免被解釋為視若無睹、甚至於是不屑一顧，；特別是在過去兩次總統直選 (1996、2000)，由於民進黨內部的初選稍有瑕疵，讓有心人士得以推波助瀾，進而影響大選的客家選票流向。其實，就是因為民進黨在桃、竹、苗的得票率有待加強，才有大幅成長的空間；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近乎棄守的說法，代表的是少數急功近利者的怠惰心態。此回總統大選 (2004)，桃、竹、苗的客家選票明顯擴張，證明客家人是理性而務實的選民，絕非特定政黨的囚犯式支持者。
回想在1994年舉行的「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中，與會代表除了支持概括性的多元文化原則、以及多語政策外，客家族群更積極提出建言，要求在國民義務教育中除了要有母語教學外，每個小學生至少要再學習一種其他族群的語言；這些精神終於在隨後通過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中，以條文的方式獲得確認（第102條）。回想當時的激烈辯論，議者則擔心族群差異的承認／突顯恐會激化原本就有張力的族群關係，更不用說在憲法中加以制度化。然而，站在弱勢族群的立場，任何淡化差異的努力，很難不被解釋會淪為邊陲化、或是虛無化。傳統的「只有台灣人」、或是「只有中國人」的論述，儘管有內部整合 (integration) 的殷切期待，然而，在族群認同尚未獲得確認之前，難免讓客家族群有被迫選擇靠邊站的認知，甚至於有放棄其自我認同的詮釋，特別是本土化論述的說明不夠細膩，也就會讓一些客家菁英以為，這是要建構一種以鶴佬人為中心的台灣認同，也就是以本土化包裝鶴佬化﹙圖7﹚。
長期而言，若要追求真正的族群和諧，還要端賴「多元文化」的精神如何實踐，也就是不管相對人數的多寡、或是政經力量的強弱，每個族群的存在都是至高無上的、每個族群的特色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都要獲得國家的平等待遇、以及保障。光是口頭上的尊重於事無補，至少也要有制度上的誘因來落實。和諧的族群關係必須建立在健康的互動過程。我們企盼在不久的將來，大家在義務教育中有學習客家語言、歷史、及文化的機會，也就是說，除了消極地將所有語言提升為官方語言外，更要積極地從小要求每個人學習至少一種其他族群的母語。
結論
我們以為，站在民族國家的族群政治角度來看，客家族群的短期目標是尋求客家認同的自我確認，中程的目標則在於追求社會結構的公平性，長期目標則在於建構和諧的族群關係。在我們想像中的台灣認同，除了有我們的客家、鶴佬、外省、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以外，還有來自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東南亞的文化成分﹙圖8﹚。
長久以來，客家族群本身一再被政黨的選舉動員割裂，同時又無法招架統治者刻意的的分化技倆，往往在合縱連橫中被逼表態選邊。在總統直選以後，表面上客族儼然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卻不免要備驅策表態。誠然，族群認同若能與政黨認同相互切割，多少能降低社會兩極化的走向；然而，客家人的主體性為何，應該更值得我們去深思。
就族群結構而言，客家人一向具有樞紐的地位。首先，客家人在戰前被「福佬化」的不少，同時，戰後與外省人通婚的也相當多，應該可以積極扮演本省、外省之間扮演互動的觸媒、或是和解的橋樑。此外，客家族群或許因為語言上的天份、或是文風較盛，因此在主流媒體的影響力遠勝於鶴佬人，除了擔任族群的喉舌，或可振衰起蔽，領導台灣族群關係的合理安排。
最後，我們以為，必須鼓勵更多的政治學者來加入族群政治的領域，同時，我們也要鼓勵客家子弟，除了直接參政以外，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投入政治學研究與論述，因為，知識就是力量。日前，「台灣客家研究學會」的成立(2004/4/10)，除了表示客家菁英對於建構客家研究這個範疇的自我期許，也代表著二十年來的客家運動有初步的成果，更顯現出客家族群對於參與建構台灣為現代國家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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