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計總處上修今年經濟成長率至6.09% 近11年新高 | 產經 | 重點新聞 | 中央社 CNA
主計總處大幅上修今年GDP至2.54% 預測明年為3.83% - 新聞 - 財經知識庫 - MoneyDJ理財網
利潤與加薪有關嗎？
By 于國欽,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五月 12日, 2018
歷次工商普查企業利潤率
亨利．喬治對於成長果實不能合理的分配給勞工非常在意，他說：「當土地被壟斷時，即使物質有無限的進步，也不會增加工資或改善勞工們的生活條件。」
■19世紀後期的經濟學家馬歇爾、魏克塞爾認為：「如果所得分配不適當，則完全競爭就不是最佳的。面對分配不公平，任何對完全競爭的干預，把富人的所得移轉給窮人，對經濟社會都是有利的。」
十九世紀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看到當時美、歐經濟成長，企業收益增加，但廣大的勞工仍相當貧窮，他長期調查發現：「生產力不斷提高，但勞工的工資卻趨向於只能勉強過生活的水準，多數成長的果實都被土地及資本擁有者所享有。」
他著手寫下《進步與貧困》一書指出，如果賦稅制度不改變，土地及資本就會日趨集中，而為少數人所壟斷，如此就算企業收益有再高的成長，勞工的工資也不可能提升，非但不會提升，還可能下降。事實上，亨利．喬治所看到的分配不公，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收歛了許多，然而，隨著戰後全球生產復甦、貿易擴張、景氣繁榮，在市場法則下，經濟成長的果實大多數又歸了資本家所享有，勞工的工資又處於停滯狀態。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根據我國甫完成的105年工商普查，我國這一年所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達8.7％，創下民國60年以來十次普查最高，這意味著這一年企業獲利非常不錯，然而，這一年勞工的薪資僅微幅成長0.62％，兩相比較，極不相稱。
我們翻閱一下歷年資料會發現，昔日企業即使利潤率不高，還願意幫勞工加薪，以民國七十年而言，石油危機導致企業利潤率降至5.2％，但這一年勞工薪資增幅卻超過20％；民國八十年企業利潤率7.58％，勞工薪資仍高有10％的成長；遺憾的是，自民國九十年以後，不論企業利潤率再高，勞工的薪資總未見增長，平均每年薪資成長率僅1％，扣掉通膨率之後，實質薪資還不如十七、八年前。
很明顯的，民國九十年是個分水嶺，此前利潤率的升高是會帶來加薪的，此後利潤率再高也無濟於事，工資就是停在那裡，甚至還調降。那麼，何以企業利潤升高了，工資卻未見成長？這又讓人想起亨利．喬治的觀點：「因為多數的成長果實都流入了資本家與地主的口袋，勞工只能在他們分配完之後，再分剩下的，如此工資豈有成長的可能？」
我們參照GDP歷年的分配情況，同樣發現分配給勞工的比率大幅下滑，由民國81年的51.0％降至目前的43.8％，這說明我們二十多年來經濟的餅是做大了，但勞工能分享的比例卻愈來愈小了，恰恰證實了工商普查中「企業利潤率升高，工資依然停滯」的不公平現象。
我們必須說，二十多年來不論藍、綠內閣，在所得分配這件事上，總是說的多做的少，猶記得民國一百年各部會門口都貼著一張標語：「中華民國，精彩一百，經濟果實，全民共享。」然而由於沒有改革的決心，終未能落實此一承諾。
到底是誰決定這麼分配的？何以勞工愈分配愈少？不用高深的學理都可以明白這是不公平的，但當論者表示這是「市場法則」使然，便讓多數人難以反駁、啞口無言，然而，從歷史可以了解，世界經濟的運行不單是靠市場，還得靠公平、正義，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不就是市場闖下的大禍嗎？沒有公平、正義的分配，社會必然動盪，經濟風暴終必再來，這是比市場法則更可畏的歷史定律。
從工商普查結果看所得分配問題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五月 5日, 2018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公布工商普查結果，許多人一定有疑惑，政府每月不是已經有工業生產、薪資調查、受僱人數、躉售物價等調查了嗎？何以還需要普查？原因很簡單，因為平日這些調查的樣本數最多只有一萬家，相關指標皆是推估而得的，以一萬家樣本來推估近130萬家企業的經濟活動，自然需要定期以普查加以修正，方能降低誤差。
普查顧名思義就是全查，全查的資料自然比推估的資料準確，除了可以回溯修正相關統計之外，還可以為未來五年的調查提供抽樣的母體（population）。以台灣目前產業變化之快而言，若沒有普查來更新母體，相關統計的偏誤必將更大，離事實更遠，難以做為施政參考。
我國工商普查每五年進行一次，本次查的是民國105年的工業、服務業狀況，普查顯示國內企業家數於這一年年底已近130萬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年全體企業的利潤率創下近二十五年、五次普查最高，這五次普查的利潤率依序是民國85年7.1％、90年4.9％、95年7.2％、100年6.4％、105年8.7％。
民國105年的利潤率雖創下最近五次普查最高，但這一年台灣的每人總薪資僅微升0.6％，企業利潤率的高成長並未澤及薪資。換言之，絕大多數勞工根本沒有分享到企業成長的果實。過去每逢談到薪資成長停滯一事，主政者總是說要先把餅做大，然而，這份資料顯示，當這塊利潤的餅做大了，勞工的薪資報酬依舊低迷，這樣看來，台灣近年薪資停滯，非關餅大餅小，而是分配機制出了問題。
我們可再以國民所得統計觀察，105年我們創造了17兆的GDP，從分配面而言，這個GDP分配給勞工的比率也只有43.8％，這一比率差不多是歷年最低，遠低於民國81年的51.0％，也不如95年的45.6％。這一資料再度證實，二十多年來不論台灣景氣是好是壞，企業利潤率是高是低，勞工所能分享的果實同樣日趨下滑。
對於所得分配問題，由於指標運用的不同，向來有各說各話的情況，想證明所得分配依舊平均者，就拿著五等分位所得差距來證明自己的論述，想呈現所得差距擴大者則引述二十等分位的差距，十多年來論戰不斷。以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的五等分位差距（前20％高所得者與後20％低所得者的比較）而言，105年是6.08倍，十多年來變化不大；但若觀察前5％、前1％金字塔頂端者便會發現所得集中的情況日益嚴重，依財政部所得稅檔的資料，我國前1％富有家庭所擁有的所得比率已由民國70年的6％升至102年的10.7％，所得分配確實日趨不均。
我們相信這兩份資料都是對的，也就是若只觀察前20％的所得分配，十多年來真的沒有太大變化，但若觀察前5％、前1％則會發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日益明顯。相較於五等分位統計的鈍化，政府必須更重視前5％、1％的變化。
過去國民黨執政，於民國100年時各部會曾貼有一張海報，上面寫著：「中華民國，精彩一百，經濟果實，全民共享」這張海報言簡易懂，帶給國人非常大的期待，可惜的是，它終究是一張海報，最後並未落實，這些年多數政治人物在束手無策下，最善於以「把餅做大，成長自然會帶動加薪，成長自然會改善所得分配」來敷衍，其用心顯然是不足的。
從本次工商普查企業利潤率創二十五年、五次普查最高看來，利潤率的升高依舊無助於低薪的改善，這說明其中有著結構性的問題，若不改善這個結構，餅做的再大、利潤率升的再高，成長的果實恐怕也難以讓全民共享。
那麼，何謂結構性問題，這可以分兩個層次來探討，在所得首次分配的這一層，所得高低是取決於市場及經濟結講，台灣今天所得集中於前5％、前1％，有部分原因是由於二十多年台灣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面是人力派遣、部分工時等低薪的工作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則是海外投資、自動化生產方興未艾，以致薪資呈兩極發展。
第二個層次是指政府透過稅制、福利支出所進行的重分配，所得稅的累進設計本身已有重分配作用，但在政府長年以來減稅的「德政」下，重分配作用日趨式微，以致如今重分配效果幾乎全來自社福，社福與賦稅效果比率竟已達九比一。
我們認為靠成長來改善所得分配是行不通的，由這次工商普查的結果再度得到證實。惟有著手於經濟結構改革、賦稅改革才能改善這個問題，尤其我們前文所提的只是所得分配而已，合理推論財富分配的情況應該更為嚴重，政府必須有所因應才是。民主政治的執政黨經常是「選前是左派，選後變右派」但我們相信蔡總統必不會遺忘從政的初心，至盼今後能以更積極的作為來改善這一分配的困境。
談國民所得評審會
By 于國欽,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八月 19日, 2017
早年台灣經濟概況
經濟成長率即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實質成長率。從生產面而言，GDP係一特定期間一國社會因研發生產、服務提供所創造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可由農、工、服務業3大部門算出各業附加價值再加總。
■從需求面也可以統計出GDP，需求面不是用附加價值的方法去計算，而是用最終需求去計算，例如麵包、手機、保險服務等賣給消費者是屬最終需求，麵粉、螺絲、布匹可能是中間投入，未必是最終需求。
日前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上半年經濟成長率2.39％，並調升今年預測值至2.11％，多數人都知道這份統計及預測是出自主計總處，但可能很少人注意，這份資料在發布之前得先經「國民所得統計評審會」審議，這個評審會從何而來，值得一敘。
國民所得統計就是國家總體會計帳，如同企業所編的財務報表一樣，其重要的結果如經濟成長、國內生產毛額（GDP）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數據，然而編算與預測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編算GDP除了要蒐集企業會計資料、政府農工部門統計及央行國際收支帳之外，每隔5年還要參考普查資料修正。
1946年國民政府還在大陸時，曾邀請國民所得統計之父顧志耐（Simon Kuznets）協助編算，1948年也曾由主計處會同中研院、中央銀行等單位組成「國民所得聯合研究會」籌編國民所得統計，惟隨後國共內戰，舉國動盪，計畫因而中輟，那是一段漫天戰火的歲月，也是國民所得統計的空窗期。
今天台灣經濟成長率多少？各預測機構年初的預測可以百家爭鳴，但到年底則萬流歸宗，由主計總處拍板，因為主計總處的數字是統計出來，而不是預測出來的。例如去年GDP（國內生產毛額）17.3兆元是綜合生產、支出及所得等帳表，依據聯合國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編算而得，因此可以與日、韓、美、歐相互比較。
統計版本曾「鬧四胞」
不過，有趣的是，政府遷台之初，由於兵荒馬亂，除了行政院主計處有編國民所得統計之外，美援會、經安會及中研院也自行編算國民所得統計，總計有4個版本。那時台灣經濟成長率多少？每次得參考4個版本，實況究竟如何，各唱各調，無從得知。有鑑於此，政府於1965年成立「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綜合各方專家意見，由主計處編算，4個太陽變成1個太陽，國民所得統計始獲統一。
國民所得統計評審會議每季召開1次，由與會者會就當前經濟情勢與統計結果交換意見，以做為日後修正的參考。如今主計處可以在每季結束後兩個月內公布GDP初步統計，早年可沒這麼快，在評審會未成立之前，GDP只有年資料，而且1964年的數字要到1966年2月才編出來，落後14個月之久，這是今天很難想像的事，不過在那個戰雲密布、資料短缺、沒有電腦只能用算盤的年代，能夠如此，已屬不易。
走衰的經濟奇蹟
令人好奇的是，政府遷台初期編出來的國民所得統計，所呈現的台灣經濟如何？根據主計處早年的資料，1951年的GDP只有新台幣123億元，10年後達700億元，再10年後達2,637億元，至1981年已達1.8兆元，這30年的平均經濟成長高達9.1％，所得快速增加，被譽為經濟奇蹟，在四小龍裡更經常名列前茅。
國民所得評審會設置已逾半世紀，見證台灣經濟由弱而強，由盛而衰，如今經濟成長保1、保2，有人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然而，此一說法並不準確，過去5年我們有4年低於全球經濟成長，4年低於韓國經濟成長，3年低於美國經濟成長，這說明我們經濟低迷並非經濟發展的必然，政治紛亂才是台灣由盛而衰的元凶。
觀念平台－經濟成長無感有理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2日, 2017
2017年07月13日 04:10工商時報
許嘉棟東吳大學暨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圖1.GDP之分配比
圖2.貿易條件
圖3.CPI與PGDP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在1952-79曾經創下年平均達9.87％之佳績；惟隨著經濟之趨於成熟，平均成長率由80年代的8.48％，逐漸下降為90年代的6.63％，與2000-16的3.71％。
台灣經濟成長率的逐漸下滑，以及近幾年甚至落至全球已開發國家平均值之後，委實令國人難以滿意。不過，2000-16年平均3.71％的成長率，使平均每人GDP之名目值由1999年的新台幣44.6萬元增加至2016年的72.8萬元；同期間以2011年為參考年的實質值，亦由39.2萬元上升至67.5萬元，增幅各達63％與72％。照道理，平均每人GDP增加六至七成，應對國人生活水準的提升有相當大的幫助，但是近十多年來國人普遍埋怨對經濟成長「無感」，甚至進而對國民所得統計的正確性產生質疑。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因除了勞動份額下降之外，主要有二：一是資本折舊的快速增加，侵蝕掉了經濟成長的果實；另一是貿易條件惡化，對國民真正享受到的實質所得產生減損作用。
勞動份額下降
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的最大埋怨，是實質薪資陷於停滯。台灣的月實質（以2011年為基期）平均薪資在1999年為46,040元，至2016年只升到46,422元，幾乎維持不變；2000-2016之平均年成長率只為區區的0.07％。在總體經濟數據上，與實質薪資停滯相對應的，是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簡稱勞動份額）下滑。根據主計總處之統計（見圖1），近30年來，勞動份額在1990年達51.04％的最高峰後，呈現近乎逐年下降的趨勢。至2015年降至43.97％，跌幅達7.07％。相對地，營業盈餘占GDP比例則由1990年的29.80％逐漸爬升至2015年的35.08％，增幅為5.28％。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資本消耗（即折舊）占GDP比例由1990年的9.43％一路攀升至2009年的17.45％，然後方逐漸回落至2015年的15.54％，增幅仍達6.11％。
營業盈餘與折舊都是屬於資本所得。以上資料顯示近30年來偏向資本使用的技術進步與發展方式，提高了資本在GDP中的份額，相對也排擠了勞動的所得份額，故以薪資所得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難以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
折舊侵蝕成長果實
進一步言，折舊是生產過程中的資本耗損，雖計入GDP，但不會成為任何人的可支用所得，故折舊占GDP比例上升（意指折舊成長率高於GDP成長率），也使經濟成長之果實真正能讓國人享用的比例下滑。將GDP名目值減去折舊數額，再將餘額除以GDP平減指數，即可算得實質國內生產淨額。此實質國內生產淨額在2000-2009（2016）的平均年成長率為2.98％（3.40％），比同期間的平均經濟成長率3.81％（3.71％）低了0.83（0.31）個百分點，顯示折舊占比在2009以前的上升是導致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GDP在扣除折舊以及由政府拿走的生產及進口稅淨額後，要加計國外要素所得淨額以及對外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兩項，才會成為全體國民因提供生產要素參與生產活動，而獲得的國民要素所得。
所謂貿易條件係指本國一單位出口品所能換得進口品的數量；換言之，也就是輸出物價與輸入物價之比例。當出口品價格相對於進口品價格上升（下降）時，同樣的出口量可換得更多（少）的進口品回來，即謂之貿易條件改善（惡化），此有提高（減少）實質國民所得與國民福祉的作用，在國民所得統計上即呈現對外貿易條件變動利益（損失）之數值。
貿易條件惡化減損實質所得
圖2顯示台灣的貿易條件自1998年起呈現逐漸惡化趨勢，至2013年才反轉改善，但2016年之貿易條件只與2007年相近，仍遠低於2000年。其影響所及，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占GDP比例亦呈現類似的變動走勢。吾人若將實質GDP與貿易條件變動損益予以相加，並計算「加計貿易條件變動損益後之GDP」之成長率，其平均年成長率在2000-2012（2016）期間只達2.47％（2.85％），比GDP之平均成長率4.20％（3.71％）縮小了1.73（0.86）個百分點。因此，貿易條件在此期間的惡化，的確是國人對經濟成長無感的主要導因之一。
而影響貿易條件者，除了出口品的國內價格（以新台幣計價），以及進口品的國際價格（以外幣計價）之外，還有新台幣的匯率。圖2顯示代表新台幣對外價值的名目有效匯率指數在2000-2009期間大抵呈現下跌走勢，隨後自2010年起逐漸上升。此一新台幣匯率走勢大致與貿易條件一致，因此吾人可推斷新台幣匯率是影響貿易條件之主要因素之一。
物價走勢歧異亦是導因
最後，衡量實質經濟成長率之物價是GDP平減指數（PGDP），而影響民眾消費能力的物價是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二者的走勢並不相同，應該也是導致民眾對經濟成長無感的原因。圖3顯示PGDP在2000-2011期間逐年下滑，但CPI逐年上升。假設名目所得維持不變，PGDP下跌將使實質所得上升，但CPI上升則使實質購買力及生活水準下跌，故呈現實質所得與生活水準走勢背離之矛盾狀況。因此PGDP與CPI走勢歧異，不僅使民眾對經濟成長無感，還會質疑國民所得統計的真確性。
年金改革扼殺年輕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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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麗／新制教師聯盟發起人蔡政府打著「為下一代」的名號推動年金改革，但是年金改革教師方案卻是年輕新制公教人員受害最為慘重，蔡政府「打著紅旗反紅旗」，對年輕新制者而言根本是一場騙局。 蔡總統說年金改革是要給國家一個機會，給下一代子孫一個機會，陳建仁副總統也說年金改革是要讓年輕世代在未來能「世世代代領得到、長長久久領到老」。諷刺的是，目前政府的年改，只能延後幾年破產！不但對不起準備退休的中年人，更對不起支持政府的年輕人，年輕世代繳得最多，而最後拿得最少，甚至可能拿不到！對照蔡總統和陳副總統講的話，真是諷刺！政府對年輕人騙很大，打著支持年輕人的旗幟，卻砍年輕人最重！ 在民國85年就已經進行過一次年金改革，制度即從恩給制轉為儲金制，適用新制者從此就沒有18趴，因此所得替代率絕對不可能有80%、90%，甚至超過100%以上，改革後新制公教人員不僅要延後退休、延後領取，還要降低所得替代率，採計基礎以最後15年的平均薪俸採計，純新制公教人員的所得替代率本來就不多，25年年資替代率只有50%，年金改革方案擬降更低降到45%，再加上採計15年均俸，對新制者根本就是一頭牛剝兩層皮，一旦年金十幾年後再度破產，還未必領得到退休金，這就是蔡政府所謂的世代正義？這就是陳副總統所說的年金改革是愛跟和平的工作，讓世世代代領得到，歡歡喜喜改年金？年輕新制者繳多、延退甚至可能領不到，何來歡喜可言？蔡政府口口聲聲說年金改革是為了年輕人改革，是顧及世代正義，這樣的改革，世代正義在哪裡?難道蔡政府是國營的詐騙集團？ 一個年輕工作者繳了勞保、公保、健保、所得稅、房貸等等後，還要不要養家活口？更何況繳了退休年費後，到了自己退休時可能拿不到一毛錢。年輕工作者是目前台灣社會的主要生產者 ，但是國家卻去剝削年輕世代，以後就是絕後了。難道蔡政府提出的年金改革方案是要斷年輕工作者的生路嗎？這根本就是扼殺年輕一代的年金改革。 整個年改就是一場騙局，蔡政府只會要求年輕軍公教多繳錢來補這個會破產的基金黑洞，把年輕人當提款機用，若蔡政府要硬闖通過年改法案，相信年輕人一定會大反彈，除非得到公平的對待，否則年輕人絕對不會默默容忍被這樣的政府繼續欺負。
GDP的分配是一個複雜、多環節且連續不斷的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分配層次：從GDP形成收入的角度看，勞動者報酬是勞動者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全部報酬，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生產稅是政府對生產單位徵收的各種稅、附加費和規費，扣除政府對生產單位的生產補貼，形成生產稅淨額，歸政府所得；固定資產折舊是企業內對生產活動中所消耗的固定資產提取的折舊價值，是生產中轉移價值，歸企業所有；營業盈餘主要是企業的經營利潤，歸企業所有。第一分配層次是對生產成果的直接分配，所以也稱GDP的初次分配。
在對外開放的經濟環境中，GDP並不一定完全歸本國政府、企業、居民所有。它還需要通過要素收入轉移的形式如勞動者報酬、利息、紅利等，將一部分收入分配給國外的投資者和居民。GDP加上來自國外要素收入，減去支付國外的要素收入後，即形成GNI（國民收入總值）。
第二分配層次（再分配過程）：GNI還不是最終可供政府、企業、居民用於消費或投資的收入。它要進一步通過無償轉移的形式在國內各個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再分配。例如，居民要向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政府也會向居民提供社會保障補助等。這些都是經常轉移的各種形式。
初次分配收入經過再分配後形成國家、企業、居民三個不同主體的最終收入，即國民可支配總收入。它才是可供國家、企業、居民最終用於消費或投資的收入總量。
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也偏低，南韓、德國及美國等受僱人員報酬占比維持在55％以上，日本、英國更超過60％，都遠高於台灣的45％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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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河：台灣成了被掏空的國度 該是想想奮起的時刻了！
news.cny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3日, 2017
從 2000 年以來，兩岸消長的對比情形之大，讓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上發文感嘆，該是台灣想想如何奮起的時候了；此時此刻，應是小英總統應好好思考治理台灣的關鍵時刻。
謝金河表示，過去 16 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總產值從 2000 年的 1.2 兆美元成長到去年將近 11 兆美元，這 16 年成長 816%，中國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川普上任後，中美博弈的最大因素。
從兩岸經濟對照來看，謝金河指出，中國飛躍成長這段期間，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最黯淡的時候。
謝金河引用數據資料指出，2000 年台灣的 GDP 總值是 3324.52 億美元，到 2015 年是 5235.67 億美元，僅成長 57. 96%，幾乎是地球表面經濟成長最緩慢的國家之一，陷入低薪、低成長的慘況。如果比較成長率，台灣還不到中國大陸的十分之一。
這些年，台灣的人，錢都往中國大陸移動，台灣成了一個掏空的國度，可是，政黨惡鬥從未停止過，政黨輪替已三次，但國民黨與民進黨政策幾乎沒有差別，小英總統上台了，財經政策仍然是一貫國民黨時代舊思維，看不出如何拚經濟。
尤其今年兩岸關係交惡，台灣的人，錢不再外流，此時此刻，應是小英總統好好思考治理台灣的關鍵時刻，台灣已酣睡卅年，該醒醒了！
陸涉台高官落馬 台專家分析台商靠關係恐絕跡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三月 11日, 2017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說，鄭立中等5個人「背後都跟台商有盤根錯節的千絲萬縷關係，他們相繼落馬，對勤於耕耘兩岸政商關係的台商衝擊是十分巨大的。」（大紀元檔案照片）
【大紀元2017年03月11日訊】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台灣《蘋果日報》3月11日刊登的專欄文章「台商變局：我的朋友全被雙規了！」中說，前不久，他巧遇一位企業知名人士向他感慨說：「我的朋友全都雙規了！」謝金河推算他的朋友至少包括多位涉台高官，他們相繼落馬，對勤於耕耘兩岸政商關係的台商衝擊是十分巨大的。
「他的語氣帶著十足無奈」，謝金河表示，「他沒有告訴我，他的朋友是哪些人」，但謝金河推算這位企業人士可能的朋友，至少包括南京市前市長季建業、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國台辦前主任龔清概，還有國台辦前副主任現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黃曆年前被綁回北京的肖建華。
謝金河說，工總前理事長陳武雄曾經一晚上要陪書記跑10幾攤，那時候的工商企業大老忙著與大陸各省的書記、省長應酬，直到2016年總統大選前夕才告一段落。
這次與台商淵源深厚的5個人中箭落馬，謝金河說，背後都可寫出厚厚的台商故事。季建業來台不下30次，台商不跟季建業打交道的恐怕很少。到了楊衛澤時代，南京成了台商投資的首選目標；人稱平潭王的龔清概、前廈門書記鄭立中，都是涉台系統前幾把手；在香港被抓回大陸的肖建華則是台灣金融市場背後呼風喚雨的人物，國內金控老闆都跟他有很深的交情，「兩岸綿密的政商關係也因為這些涉台官員落馬，出現了關鍵轉折。」
謝金河分析，今年從兩會到下半年的北戴河會議及十九大，是「習核心」重組權力核心最敏感的時候，中共涉台系統可能面臨大清洗，台商涉及的政商關係也到了步步驚心的地步。他認為，值得注意的是涉台高官紛落馬，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台商因送賄而浮上檯面，這顯示習近平方面「對台商及兩岸關係仍有一個迴旋空間，兩岸並沒有走到肝腸寸斷的地步。」
其次，「習核心」不再搞讓利，過去幾年靠著兩岸關係享盡好處的買辦集團，從此頓失依靠。過去在中國大陸招商時代，台商在大陸有禮車開道、領導接見、免稅和批地的種種好處，從此恐怕絕跡。他表示，習辦多次暗示兩岸要建構「親清」的新政商關係。他認為，兩岸從此進入「水清無魚」的階段，台商得靠真本事才能闖蕩中國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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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均惡化！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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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8
近幾年台灣經濟表現不佳，分配不均也持續惡化！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2014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下滑至43.86％，創下史上次低，僅略高於2010年的43.8％，但營業盈餘占GDP比重卻持續上升，經濟成長果實多被企業及大股東拿走，導致薪資停滯，工作貧窮問題嚴重。
根據主計總處資料，1996年受僱人員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超過50％，營業盈餘比重約31％；但2010年經濟成長率超過10％，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卻降至43.8％，創下史上新低，營業盈餘占GDP比重則攀升至34.61％。
2011、12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雖略回升，但2013年再降至44.29％，2014年更降至43.86％，較上年下降0.43個百分點；反觀營業盈餘占GDP比重，2013年攀升至34％，2014年再攀升至34.62％，上升0.62個百分點。
若與其他國家相較，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也偏低，南韓、德國及美國等受僱人員報酬占比維持在55％以上，日本、英國更超過60％，都遠高於台灣的45％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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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到哪裡？依主計總處甫完成的104年GDP分配面數據，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至43.97％，為歷年第三低，而分配至營業盈餘比率則升至35.08％，創下近11年新高，顯示所得分配不均仍未見改善。
主計總處除了自生產面、支出面編算GDP，也會自分配面（所得面）估算，以讓外界了解我國GDP分配的情況。GDP是國人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所得，最後會依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這個分配比率的變化，就是觀察一國所得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
主計總處指出，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升高，代表社會分配越趨均等，反之則代表分配愈不公平。我國這項指標於民國78∼84年皆在50％以上，此後逐年下滑，94年降至45.42％，104年更降至43.97％，20多年來的所得分配已愈趨不均。 依歷年統計，受僱人員報酬占比的前三低都落在近年，依序是99年43.80％、103年43.81％、104年43.97％。
經濟成長的果實到底分配到哪裡？這份資料顯示，近20年GDP分配給勞工（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低，而分配給企業大股東的營業盈餘增加了，營業盈餘占GDP比率在民國70∼85年大約在30％上下，此後逐漸升高，至去年升至35.08％，創下近11年最高。
主計總處指出，去年GDP達16.6兆元，其中7.3兆元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5.8兆元分配至營業盈餘，其餘分配至固定資本消耗、生產及進口稅淨額。去年營業盈餘年增率4.15％，也高於受僱人員報酬的增幅3.78％。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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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企業不是沒賺錢
而是賺來的錢不分給勞工
只要政府要調整一下福利給勞工
企業就開始說我要出走，不排除裁員，來威脅政府
政府也乖乖的聽企業的話
民國78∼84年皆在50％以上
剛好是台灣經濟大家都說很好的那時候
可見受僱人員報酬占比很重要
除非政府強制修法，應該從盈餘撥幾%給勞工
不然GDP在高，勞工依然無感
台灣企業要的是奴才不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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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產總值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szk6g
國內生產總值（英語：Gross Domestic Product，縮寫：GDP）亦稱國內生產毛額或本地生產總值，是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區域內的經濟活動中所生產出之全部最終成果（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國內生產總值是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在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準亦有相當重要性。[2]它與國民生產總值不同之處在於，國內生產總值不將國與國之間的收入轉移計算在內，即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是一個地區內生產的產品價值，而國民生產總值則計算一個地區實際獲得的生產性收入。再簡單的來說本地生產總值是屬地主義，GNP是屬人主義；舉例來說，無論台灣、香港、韓國、美國等廠商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最終財貨，都包括在中國大陸的本地生產總值內，此一數值亦包括移住勞工的薪資在內。
看新聞學經濟: 25則實用報導，教你活用經濟學 - 翁志強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5gZwlK
去年GDP分配給勞工 史上第三低
tw.news.yahoo.com查看原始檔
工商時報【于國欽╱台北報導】
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到哪裡？依主計總處甫完成的104年GDP分配面數據，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至43.97％，為歷年第三低，而分配至營業盈餘比率則升至35.08％，創下近11年新高，顯示所得分配不均仍未見改善。
主計總處除了自生產面、支出面編算GDP，也會自分配面（所得面）估算，以讓外界了解我國GDP分配的情況。GDP是國人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所得，最後會依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這個分配比率的變化，就是觀察一國所得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
主計總處指出，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升高，代表社會分配越趨均等，反之則代表分配愈不公平。我國這項指標於民國78∼84年皆在50％以上，此後逐年下滑，94年降至45.42％，104年更降至43.97％，20多年來的所得分配已愈趨不均。 依歷年統計，受僱人員報酬占比的前三低都落在近年，依序是99年43.80％、103年43.81％、104年43.97％。
經濟成長的果實到底分配到哪裡？這份資料顯示，近20年GDP分配給勞工（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低，而分配給企業大股東的營業盈餘增加了，營業盈餘占GDP比率在民國70∼85年大約在30％上下，此後逐漸升高，至去年升至35.08％，創下近11年最高。
主計總處指出，去年GDP達16.6兆元，其中7.3兆元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5.8兆元分配至營業盈餘，其餘分配至固定資本消耗、生產及進口稅淨額。去年營業盈餘年增率4.15％，也高於受僱人員報酬的增幅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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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經濟自由化與GDP分配面的變化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完成國民所得統計修正，並公布去年GDP分配面的資料，結果顯示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的比重降至43.86％，與民國80年代前後的50％，差距日遠。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間日、韓受僱人員報酬比重雖也下滑，但降幅不及我們一半，可見我國所得分配不均，較之鄰國猶有過之。
GDP是經濟社會於一段期間，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一國的生產活動中，勞工獲得工資、地主獲地租、資金提供者獲得利息、企業家獲利潤，合計這些要素所得剛好等於從生產面所估得的GDP。這個雙面均等不僅可以從生產面的GDP瞭解產業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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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8.01.03
中國企業盈餘占GDP三成顯示分配結構不合理
中央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今天指出，二零零一年以後，中國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到二零零六年已經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一，營業盈餘占GDP的比例則高達百分之三十點六，「可見中國的初級分配結構還是很不合理」。
中國社科院上午舉辦二零零八年「社會藍皮書」發布及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陳光金披露上述情況。
陳光金說，依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但二零零一年以後，這項比例就不斷下降；至於營業盈餘占GDP的比例，則由原本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提高到二零零六年的百分之三十點六。
他表示，目前美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勞動者報酬占百分之五十六左右，企業經營利潤僅占百分之十二左右。
他說，「我個人認為，它（初級分配結構不合理）是我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指出，去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長率約為百分之十三，是居民收入成長超過GDP成長的少數年份之一。另外，預估去年中國農民收入成長率將達百分之八，是十一年來中國農村收入成長最快的一年。
不過，他表示，在人民生活方面，去年出現一些新的問題。首先，房價的上漲仍然過快，去年中國七十個中大城市的房價平均上漲百分之七，北京、深圳的房價上漲還高達百分之十以上，這種房價上漲遠快於人民消費水準成長的情況，給民眾住房消費帶來很大的影響。
李培林說，由於房價持續增高，帶動民眾對住房成長的消費預期，許多家庭希望盡快解決住房問題，因此會壓抑其他方面的消費，使得去年中國消費額占GDP的比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左右，創下近十年來的新低。
另外，他指出，去年中國的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對城鎮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生活困難家庭影響較大。因為生活越困難的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越高，因此，食品價格上漲會對低收入家庭和城鎮生活困難家庭造成重要的影響。
李培林說，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形勢下，中國政府必須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的問題，注意研究、分析不同社會階層對生活的感受和變化，警惕「在宏觀經濟社會形勢的一些數據較好的情況下，人民群眾的不滿程度也在提高」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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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GDP分配給勞工 史上第三低
2016年11月28日 04:10 于國欽／台北報導
依主計總處甫完成的104年GDP分配面數據，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至43.97％，為歷年第三低。（圖為勞工，本報系資料照）
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到哪裡？依主計總處甫完成的104年GDP分配面數據，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至43.97％，為歷年第三低，而分配至營業盈餘比率則升至35.08％，創下近11年新高，顯示所得分配不均仍未見改善。
主計總處除了自生產面、支出面編算GDP，也會自分配面（所得面）估算，以讓外界了解我國GDP分配的情況。GDP是國人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所得，最後會依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這個分配比率的變化，就是觀察一國所得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
主計總處指出，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升高，代表社會分配越趨均等，反之則代表分配愈不公平。我國這項指標於民國78～84年皆在50％以上，此後逐年下滑，94年降至45.42％，104年更降至43.97％，20多年來的所得分配已愈趨不均。 依歷年統計，受僱人員報酬占比的前三低都落在近年，依序是99年43.80％、103年43.81％、104年43.97％。
經濟成長的果實到底分配到哪裡？這份資料顯示，近20年GDP分配給勞工（受僱人員報酬）的比率降低，而分配給企業大股東的營業盈餘增加了，營業盈餘占GDP比率在民國70～85年大約在30％上下，此後逐漸升高，至去年升至35.08％，創下近11年最高。
主計總處指出，去年GDP達16.6兆元，其中7.3兆元分配至受僱人員報酬，5.8兆元分配至營業盈餘，其餘分配至固定資本消耗、生產及進口稅淨額。去年營業盈餘年增率4.15％，也高於受僱人員報酬的增幅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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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退休有幾人？
By 于國欽,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5日, 2017
60歲退休有幾人？圖╱本報資料照片
勞工退休年齡分布概況
我國1年退休的勞工約9萬多人，其中民營企業8萬多人，公營企業1萬多人，以年齡分布而言，59歲以前退休者近7成，能做到60歲以後退休者只占3成多。
■近年我國50～54歲勞參率達70％，而55～59歲勞參率降至55％，60～64歲續降至36％，65歲以上的勞參率僅8％，這顯示過了60歲還在工作的人並不多。
幾天前，國發會歡送主秘曾雪如等3位資深官員退休，他們在公部門待了近40年，主委陳添枝推崇他們對台灣經濟的貢獻，並認為65歲退休實在太早，退休後得好好安排生活，否則快樂3個月之後，就會陷入不知該做什麼的焦慮。
退休對個人是大事，對社會也是大事，因為退休意味著失去工作、失去收入，若沒有一套健全的年金制度，當一國人口有20％都在退休狀態，必然會陷入恐慌，所幸我國公部門退休年金起步較早，勞工近年也逐漸跟上。
大致說來，勞工退休可領兩份年金，一份是勞退、一份是勞保，若工作滿三十年，兩者合計約月領兩萬多元，雖不算多，但已可過活，目前兩者請領門檻皆是60歲，不過自明年起退休金（勞保年金）請領年齡將逐年延至65歲。
企業願僱用你到65歲嗎
雖然，延後退休年齡舉世皆然，但問題是老板想不想僱用你到65歲？僱用一位資深員工的薪水往往可用來僱用兩個年輕人，算盤一撥，一位勞工可能在55歲就被迫退休，他得兩袖清風熬過10年，到65歲才能開始領退休金。
相對的，延後退休對公部門的影響較小，大約只是多做幾年事，依然可以順利銜接退休年金的保障，不致像勞工出現「十年空窗期」。
勞工從退休到領年金之間真的有「十年空窗期」嗎？確實如此，近四年受僱員工動向調查報告顯示，民營企業退休勞工有7成年齡不到59歲，能做到65歲才退休者還不到1成。
反觀公營企業勞工，近8成都可以做到60歲才退休，兩相比較可以明白，公營事業勞工比較沒有「十年空窗期」的問題，而民營企業勞工10年空窗期的風險極高。
我們的勞工何以這麼早退休？是勞工們不願工作？還是老板不想讓他們工作？從勞工退休年金如此單薄，單薄到不具任何吸引力可知，多數應是在企業「優離優退」下退休的。
1991年「優離優退」還不風行時，中高齡勞動意願頗高，勞參率也遠高於今天，那個年代退休勞工裡逾7成超過60歲，2000年此一比率落至48％，近年更降至31～37％。由此可知，20多年來勞工退休之所以趨於年輕化，並非勞工偷懶不想做事，而是在市場競爭下，企業僱用資深者的意願愈來愈低。
嬰兒潮人口步入空窗期
陳主委說的沒錯，以今天人們壽命延長至80歲以上而言，65歲退休實在是太早了，這個年紀還可以做很多事，不過理論歸理論，企業的想法卻未必如此，因而衍生出勞工退休年紀次第向前，請領年金門檻逐年向後的「十年空窗期」，更可憂的是，戰後嬰兒潮龐大人口正逐漸步入這十年空窗期。
10年空窗期有何可懼？其可懼在於勞工處於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困境，既沒了薪資收入，也還沒資格領退休金，貧窮是必然的，而當龐大的人口陷入十年空窗期，非但台灣經濟發展不起來，社會也將為之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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