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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共享太平之福-厚往薄來-“齎賜經濟”/（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間，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子對四夷諸國是無所求的，而且只要來中國，就一律都有賞賜，其採取的是「厚往薄來」的原則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znbvxz
福船-中國古代優秀船型，亦稱「大福船」。福船是一種尖底海船，以行駛於南洋和遠海著稱。明代一種巨型戰船/鄭和寶船即是福船/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更是充分利用福船的遠航性能，將之發展成為商戰兩用船/《中國水密隔艙福船制造技藝》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0年“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TFTZee
鄭和寶船/鄭和的艦隊在1405年時已經能稱霸世界/1424年朱高熾為朱棣的長子，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接帝位，接位後即下旨「罷西洋寶船」命令停止寶船出使西洋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7BxzxK
鄭和最早發現美洲/《坤輿萬國全圖》，是一幅由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於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年）所製的世界地圖，是第一幅出現美洲的中文地圖。/1502年最早的顯示葡萄牙在東方和西方的地理發現的地圖--坎迪諾平面球形圖/1507年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圖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l96zXO
kirin長頸鹿/麒麟、貔貅/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鄭和的船隊航行到孟加拉，曾帶兩隻孟加拉國進貢的麒麟（長頸鹿）回到北京。當時阿拉伯語中長頸鹿叫 giri，「麒麟」即作為 giri 的音譯。時至今日，日語及韓語中仍將長頸鹿稱作麒麟，閩南語也將「長頸鹿」稱作「麒麟鹿」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kElLQf
鄭和最早發現美洲/《坤輿萬國全圖》/最早發現美洲的應是中國人+北斗旗是明朝代表皇帝的旗幟，而美洲特有的農作物：鳳梨、玉米、番薯、南瓜等出現在中國文獻上，比哥倫布出航，起碼早了半世紀+「我們讀歷史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卻是按別人的事實寫史，哥倫布或許是第一個到美洲的歐洲人，但最早發現美洲的應是中國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eqUDNc
台灣媽祖信仰文化與探討-台灣民間信仰文化探討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C8Sb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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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各種宗教都有母親形象，最有名的包括天主教的瑪莉亞，佛教的觀世音，道教的王母娘娘等，過去300年媽祖的母親-跨界女神媽祖 兩岸破冰契機 - 中時電子報 - https://goo.gl/h33n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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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賣！看準「信仰」商機　媽祖商標達229項贏觀音
By 三立新聞網, www.setn.com查看原始檔
記者何佳芸、楊成霆／台北報導
俗話說「有拜有保庇」，商人看到神明商機，用媽祖和觀音做了大量產品，Q版公仔少不了，甚至連食物、保養品都有，不過，神明商機比較起來，媽祖的商標量達229項，觀音則是158項，媽祖類的產品看來略勝一籌。
對著神像虔誠膜拜，或是拿著香跟神明許願，一樓拜媽祖，三樓找觀音，很多台灣人的日子就是這樣過，但是信仰不只是信仰，商人頭腦動得快，開發出文創小物要吸引信徒目光。
▲商人看準「信仰」商機，開發出不少文創小物。
超可愛的媽祖面膜和觀世音的書籤，讓民眾看了都直呼「好想要」，媽祖、觀世音兩個都不肯放。不過以商標統計量看，含有「媽祖」文字商標的高達229項，「觀音」文字商標的也不少，共有158個商標，看來媽祖略勝一籌。
▲媽祖商標多達229樣，略勝觀音一籌。
不過更妙的是，媽祖的產品無奇不有，化妝品、公仔、麵、奶嘴通通都有在賣，而不少民眾也認為因為「信仰」的關係，所以會覺得被神明保佑。有拜有保庇，看準台灣人信仰，商人研發出一堆跟神有關的產品，在三月瘋媽祖的風潮下，媽祖的周邊商品、商標註冊似乎也漸漸把觀世音菩薩比了下去。（整理：實習編輯林奇樺）
▲媽祖周邊商品無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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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1fotvD

《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 - 蔡相煇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ycWqzm

鄭和下西洋與媽祖信仰

媽祖原為航海之神，媽祖信仰的普遍化不僅代表中國海上交通的發達，同時也反映中國海上武力、漁業和貿易的拓展。而媽祖初期神蹟也幾乎都與救援海難、庇護航運有關，因此媽祖信仰以中國東南沿海與台灣為主，中國內陸則鮮有媽祖崇拜。

媽祖首度得到官方肯定是始於宋徽宗宣和五年，路允迪出使高麗遭遇狂風，媽祖顯靈救難獲得皇帝冊封。宋代文獻記載媽祖事跡也多與航海有關；至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北京），糧食補給仰賴江南水路運糧，因此庇護漕運成為媽祖主要業務。明初太祖定都金陵（南京）漕運廢弛，洪武年間媽祖封號也被降為「聖妃」，至成祖永樂七年才恢復「天妃」封號，當時媽祖地位的恢復其實與鄭和下西洋有直接關聯。

靖難事變後，惠帝下落不明，明成祖疑其逃亡海外侍機復位，屢派使者前往南洋，主要目的在「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明史》。而其中最重要的行動就是鄭和下西洋。此項壯舉使中國海權拓展至東南亞和非洲，也促進國際貿易的活絡和文化交流，更奠定中國的國際地位。

鄭和本姓馬，字三保，雲南昆陽回族人，明初閹割入宮任侍衛，靖難事變中因協助燕王（明成祖）奪取政權有功，賜姓鄭，任內宮太監，俗稱「三寶太監」。鄭和家族篤信回教，但鄭和同時也信奉佛教和媽祖，蓋伊斯蘭教乃鄭和之族群宗教，佛教是鄭和到中原之後的信仰，後來又基於航海任務需求而信奉媽祖（屬通俗信仰）。

永樂三年（西元 1405 年）明成祖命鄭和通使西洋。鄭和前後七度下西洋，南經蘇門答臘、爪哇，西至非洲東岸、紅海口，歷時近三十年，歷經三十餘國。為安定軍心、鼓舞士氣，航海之神媽祖信仰就成為鄭和艦隊的精神支柱。

根據《天妃顯聖錄》記載，鄭和下西洋過程屢受媽祖救助，方能完成航行任務，其中如：

1 、永樂元年（西元 1402 年）派遣太監鄭和往暹邏國（泰國），至廣州大星洋遭風浪侵襲船艦將翻覆，鄭和祝禱「望神祀救之」，忽聞鼓樂聲中香氣飄來，「宛見神妃立於桅端」，自此風平浪靜。鄭和返朝後啟奏皇帝，奉旨整修媽祖祖廟，並親至湄洲嶼祭拜。

2 、永樂三年（西元 1405 年）鄭和船隊至舊港遇海賊攔劫，賊船順流而下，眾人懇請天妃救助，忽見空中旌旗飛揚，浪潮激轉，海賊逆潮不進，官兵乘流追擊俘其魁首，回京後奉旨令駐福建官員整蓋廟宇以答謝神恩。

3 、永樂七年（西元 1409 年）鄭和統領指揮陳慶往西洋，海賊覬覦寶物中途截劫，鄭和船隊被困，指揮陳慶拜禱天妃，是夜媽祖托夢指示戰略，次日果然脫離險境，陳慶再追擊，媽祖儼現空中助戰，終能反敗為勝。回朝覆命後，成祖乃復封媽祖為「天妃」。

4 、永樂十九年（西元 1421 年）「欽差內使張源往榜葛刺國，於鎮東海洋遭大風，官舟欲翻覆，叩求媽祖庇祐旋即風平浪靜。

5 、宣德五年（西元 1430 年），永樂帝崩逝後，鄭和第七次下西洋行前，在江蘇劉家港立〈通番事蹟記〉石碑，頌讚媽祖護航之功。此次出使太監楊洪曾於海中見大嶼橫峙，正欲登岸稍息，忽見旁有小磯，一女子正攜筐採螺，眾欲迫近觀視之，女子忽不見，再回首大嶼已沒，方知之前所見之島乃巨鰲浮現，美女則為天妃化身拯救官兵。

由上引《天妃顯聖錄》資料可得知，媽祖對鄭和下西洋之影響，按《天妃顯聖錄》之說，鄭和船艦上官兵均「虔恭奉祀神妃，朝夕拜禱保佑」，且在船隊出發前，返航後必祭告媽祖並修整媽祖廟，以酬謝媽祖護佑之功。

鄭和下西洋動輒船艦數百艘、官兵數萬人，航行海上險象環生，《通番事蹟記》碑文言：「觀夫鯨波接天，浩浩無涯，或?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曷能康濟？」是以航行於無涯之海洋生死茫然，面對瞬息萬變的海象變化，若無神明作為心靈寄託，何以為恃？況且出使之地是蠻荒地區、海盜出沒無常，所至之處乃異國外邦不同族群，面對航海之險阻，離鄉背井之不安，一切都祇能仰賴神明的庇祐，因此鄭和將出使順利之功歸於媽祖庇護，每逢危難即祈求媽祖保祐，碑文曰：「直有險阻，一稱神號，感應如響，即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而清寧，番人賴以安業，皆神之助也。」是以，鄭和艦隊為安定軍心、撫慰心靈，乃藉媽祖之名激勵士氣、克服恐懼，以信仰作為航海的精神支柱。

鄭和七度下西洋，航程中媽祖屢見神蹟神助官兵，此說目的是在強調明成祖奪取帝位的合法性，神明才會捍衛法統、道統為其助戰。而媽祖無所不在地庇護艦隊官兵則代表出使任務的神聖性，非一般世俗的經商、捕魚的營利性行為；媽祖神助擒蠻王則在說明侵入外邦之正當性。因此媽祖顯靈諸事政治意義、心理因素甚於宗教意義。

鄭和下西洋雖然並未完成尋找惠帝之使命，無形中卻達到宣揚國威、拓展外交、促進文化交流之成效，且將媽祖信仰傳播至海外各地。從此媽祖信仰開始向海外拓展，成為海洋文化的表徵。

鄭和下西洋拓展華人移民海外的風潮，隨著移民的播遷也將媽祖信仰散佈到世界各地，其中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均建有媽祖廟，而島國地型的日本、琉球媽祖廟數量更多。近卅年來隨著台灣僑胞的移民，全世界各地都有媽祖廟，也使媽祖成為世界性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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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歷史漫談

第四篇　下西洋的動機及目的

鄭和率大隊船艦，眾多人員，花費鉅大，在28年間，不為戰事，連續下西洋七次。這樣大規模之遠洋船事，在中國史上只有一次，在世界史上也絕無僅有。不可能認為是偶發事件，而必有極強烈的動機，及堅定的目的。所以向來為研究鄭和歷史者所重視，而常被提及探討。與其他兩個大問題 — 鄭和寶船有多大? 與鄭和船隊到過那些國家(或城池)? 共為鼎立三足或三大懸案。在本篇裡，我們先談其動機及目的，以後再談其他二問題。

下西洋之動機及目的，可能有多種多方面，而各方面也可能有輕重之別。已經被提出之要項，大略可分為皇位繼承，政治，外交，貿易及文化五方面。下文依次淺談各方面之可能性及其相對重要性。

(一)皇位繼承方面

燕王朱棣以”靖難”之名，最後攻下國都南京，火燒皇宮，但過後沒有找到其姪建文帝的遺體。朱棣雖馬上自號永樂帝，但對於此事及建文帝遺臣跳散各地，可能仍有掛懷。明朝歷史文獻裡，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沒有被燒死，而逃亡海外之傳言，甚至有說出家於二十年後，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認為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之一主因為追尋建文帝。此種說法不可能成立，因為鄭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麼浩浩盪盪，建文帝若亡命海外，當聞風而躲藏起來，大規模下西洋尋建文帝絕非有效之方法。目前，絕大多數學者已不相信此說。但歷史小說常常為了戲劇化，尚強調此可能。

(二)政治方面

永樂帝在位24年間，中國西北部的蒙古舊部繼續對明朝產生危機，永樂帝還親征幾次，並在最後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認為永樂派鄭和下西洋是為安定海外，使永樂沒有後顧之憂，已利明朝專注防禦北方之亂。

但此說不可能成立，因為當時海外諸國武力都不強，沒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說是，下西洋是為控制遺存在中南亞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國。這也不可能，因在永樂年初，此國之可汗死亡，對明朝已沒有威脅。

鄭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戰役，其一為幫助某一小國政權轉換，一為某國想偷襲鄭和船隊，一為海盜集團，三者都是小戰役(下篇會再詳述)。有人依此視為鄭和下西洋有當「國際警察」之作用。但這些只是順途發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動機或目的。鄭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略者勦滅之，由是海清寧，番人仰賴者」，可證實此言。

明成祖永樂帝之銅像

(三)外交方面

西洋各國對於鄭和龐大百艘巨舶及數萬兵士，浩浩盪盪迫臨其海域，當然會有小巫見大巫，戰戰競競之感。所以「揚威躍武」做為永樂派鄭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並被絕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為海外展示國力，對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費那麼大的經費及軍力呢?故「揚威躍武」不可能是永樂帝的「終極」目的。

因為下西洋七次中，鄭和沒有佔領任何一個國家或城池。故近二十年來，常常有人倡言:鄭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但這是表面、膚淺、「自吹自擂」，「自己往臉上貼金」之說而已。想想西洋小國會認為這是「和平」之舉嗎?

其實，鄭和的寶船每次都載了許多寶物，送給每一個訪國之國王，做為「禮物」。並且許多國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鄭和寶船並帶了其國之特產珍奇，返回明都進貢。這些外國使者來中國後，過些時尚要鄭和船送他們返國，並帶回更多的「禮物」。所以永樂年間，海外朝貢國家由洪武帝年間之幾國，增至30餘國。永樂死後，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以前朝貢國就不來了。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國來朝貢，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這共28年間七下西洋，等於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兩年，故約有一半年月，鄭和船隊絡繹不絕之中國至西洋之間。為什麼要如此頻繁呢?

綜觀之，明初永樂之「外交」實是現代「金錢外交」之歷史先例而已。

明朝十三陵之石碑坊

(四)貿易方面

西洋諸國，對明朝出品之陶瓷、絲綢、錢幣等等，都極喜愛，永樂年間確也利用鄭和下西洋之官船，載運這些貨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鄭和官船亦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缺之香料，染料，寶石，象皮，珍奇異獸等等。所以下西洋當然有某程度中外兩方貿易作用。但若貿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寶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萬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設法用最少的船員，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間做為載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潤。鄭和船隊與一船商船隊是背道而馳的。故學界所習用「朝貢貿易」為鄭和下西洋動機之說，是把「貿易」重要性過於誇大了。

(五)文化方面

原為中國東南沿海區的媽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對鄭和下西洋人員是很重要的。因為訪問西洋各國有七次之多，媽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傳播到南洋諸國。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響至今的。但這些相互海事與宗教信仰之發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動機。

本人綜合分析之結論，認為永樂派鄭和下西洋之最根本目的，是希望海外各國來中國朝庭稱臣朝貢，以顯示他是眾望所歸，真正「天命之子」而非篡位之帝。這種作為方式則是花國家大錢，買通其私人威望的「金錢外交」而已。所以永樂派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目的是滿足專制帝王私慾，跟所謂國際間「和平之旅」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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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信仰在「西域」
2015-07-11 06:57:00

在古代，狹義的西域指玉門關以西、蔥嶺以東地區；廣義的西域指越過狹義的西域向西所能到達的地方，包括中亞、西亞、印度半島，直至歐洲東部、非洲東北部。西域的媽祖信仰與明代鄭和下西洋有密切關係。

宣德六年鄭和所立的著名的「鄭和碑」中記載：「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遠矣，而程途可計。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歷番國，由占城國、爪哇國、三佛齊國、暹羅國，直逾南天竺、錫蘭山國、古里國、柯枝國，抵於西域忽魯謨斯國、阿丹國、木骨都束國，大小凡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文中的「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狹義西域，若與下文「迄北」對應，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魯謨斯國」中的「西域」指廣義西域，臨印度洋。木骨都束國，是被稱為非洲之角的索馬利亞共和國首都，臨印度洋，鄭和下西洋曾兩度訪問這個國家。

 

從明永樂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間，鄭和帶著明成祖朱棣聖諭，率領由200餘艘大船和2.8萬人組成的龐大船隊七下西洋，依靠對海神媽祖虔誠崇拜凝聚船隊心力，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第七次下西洋前，鄭和在太倉、長樂二宮大興整修工程，並分別撰立碑記《通番事跡之記》和《天妃靈應之記》，留下船隊出使與天妃媽祖相關史料。其中《通番事跡之記》回顧前六次下西洋過程，《天妃靈應之記》中也記述歷次鄭和下西洋遇到困難時媽祖的靈驗故事。關於媽祖在七下西洋中幫助鄭和的詳細故事，出現在不同時期描寫媽祖顯靈故事的書籍中，如《天妃顯聖錄》、《湄洲嶼志略》、《敕封天后志》、《天妃延降本傳》等。

鄭和下西洋促進媽祖信仰。《天妃靈應之記》碑記述說，天妃神靈的感召顯應，難以一一枚舉，天妃的神靈無所不至。據《天后聖母聖跡圖全集》卷一載:「永樂七年，欽差太監鄭和往西洋，水途適遇狂飆，禱神求庇，遂得安全。」永樂帝對媽祖的護佑之功十分重視，永樂七年正月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廟額曰「弘仁普濟天妃之宮」，每年農曆正月十五及三月廿三日遣官致祭。永樂皇帝對媽祖信仰，使之媽祖信仰達到一個嶄新階段。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歸來後，永樂帝意識到媽祖精神和旗幟對鄭和的航海事業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親自撰寫了《御製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碑文。該碑文主要內容是說明朱棣皇帝力主航海事業是站在國家利益上，發展對外搞好友好關係，也表示了他對媽祖的崇高信仰。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碑文上附詩一首，其中有「湄洲神人濯闕靈，朝游玄圃暮蓬瀛。扶危濟弱俾屯享，呼之即應禱即聆」句。朱棣御製歌頌媽祖的詩作，影響深廣。據《湄洲嶼志略》，鄭和七下西洋活動中曾多次舉行祭拜媽祖儀式。

 

歷史上鄭和七下西洋為代表的海上絲綢之路與媽祖信仰國際傳播產生互動效應。有碑文記載「（番）王各以珍寶、珍禽、異獸貢獻」，「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束國進花福綠並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駝並駝雞；爪哇、古里國進麋里羔獸」，「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齎捧金葉表文朝貢」，把與西域諸邦友好交往視為天妃靈應的結果，讚揚天妃之聖德。

鄭和帶著媽祖信仰開闢亞非的洲際航線，也帶去了媽祖信仰文化。《鄭和航海圖》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約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圖中以指南針標明方向列舉自太倉至忽魯謨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的航線共五十六線。值得一提的是，鄭和下西洋的過程在傳播媽祖信仰的同時，也獲得了「西域」各國對中國人鄭和的崇拜與紀念。鄭和小名三寶（保），人們為了紀念他，有將地名稱為「三寶壟」、山名為「三寶山」，石洞叫「三保洞」、井叫「三寶井」，有的還供奉著「三寶公」坐像等等，出現濃厚宗教色彩的「鄭和崇拜」。鄭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豐功偉績並沒有歸功於自己，而是歸功於媽祖，於是，這種無私無我媽祖性格的海洋精神，在「西域」也形成了媽祖信仰。潘真進

媽祖信仰與鄭和下西洋關係

第十一篇　媽祖信仰與鄭和下西洋關係(下)

（七）夢示陳指揮全勝

永樂七年(1409年)欽差太監，統領指揮陳慶等徃西洋，賊覘知垂涎寶貨，率數十艘於中流截劫，正值上風奔流如飛，我舟被困，眾俱股栗，陳慶曰，奉君命到此，數百人在茫茫大海中，須決雌雄，尚可生還，騎虎之勢，安可中下，兵法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正在今日，眾曰，不若拜禱天妃，慶從之，是宵陳慶夢神語曰，今風急可乘昏霧，溯流而上，翼日佐爾一帆風，殲此醜類，慶以告內使，皷棹向前，比曉已居上流，賊逆風不得進，我舟離賊已遠，眾欲遠遁，慶復曰，長江萬里，西國迢遙，回首不見家山，彼狡爾鯨鯢，豈能忘情於我，若飄泊偷安，恐賊黨出沒煙波，終入其網，今風信順便，殆神授也，急擊勿失，遂勵兵奔衝而下，遠望神儼現空中，閃爍如虹如電，賊駭愕，風急舟騁，賊篷被官桅倒插破裂，陳慶揮刃越舟，賊首投水，鉤而俘之，餘悉就擒，獲貨物軍器無算，內使及陳指揮率眾叩謝神妃曰，反敗為功，轉禍為福，再造之德山高水深，復命奏上，奉旨褒嘉，委官重置廟中器皿，親賚詣廟致祭。

（八）勸戰破蠻

永樂十八年(1420年)正月，倭寇哨兵渡海，欽差都指揮張翥，統領浙江定海衛水軍防禦，距海相持，日本慣習水戰，分舟師據海口，我師樵汲道絕，兵士困甚，同叩禱天妃，拜請水仙，忽波心撼激，賊舟蕩漾，浪中撐東湧西，我舟與賊船首尾相擊，半晷間，賊篷繂繩斷，我舟中一兵披髮跳躍大呼曰，速越舟破賊，翥發令曰，此神所命，先登者重賞，遂奮勇衝，殺擒獲甚多，其投水死者不計其數，全收破蠻之功事，聞於上，奉旨遣御史劉麟、內官孔用唐貞詣廟致祭，送長生鹿二對。

圖一: 位於山頂上現代湄洲巨型塑像，約60公尺高

（九）東海護內使張源

永樂十九年(1421年)，欽差內使張源徃榜葛刺國，於鎮東海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源急叩天妃求佑，言未畢，忽見狂風旋舞，中有赤斾飛揚，眾疑其不祥，須臾霰下風息浪平，舟人踴躍懽忭，皆曰，頃赤斾飛揚。實神靈返颶之力，及自外國還，特製袍幡，詣廟拜謝，本年太監王貴通等，又奉命徃西洋，禱祝顯應，奏上遣內官修整祖廟備禮致祭。

宋、元兩朝對天妃時有晉封;如靈惠夫人、靈惠助順喜應慈濟妃、靈惠協正嘉惠慈濟妃、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靈惠協應嘉順善慶聖妃等等。其重視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明朝永樂年間，據傳由於天妃累著靈蹟，皇帝便下令修建祠宇，並加封號。依據《皇明從信錄》云:「永樂七年(曆一四○九年)正月，遣中宮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封海神宋靈惠夫人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於京師之鳳儀門祀之。」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年)遂有刊立《御製弘仁普濟天宮妃之碑》出現。碑文如下:

“仰維皇考太祖高皇帝，肇域四海，幅員之廣，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咸入版章。中外懷柔，幽明循職，各得其序。朕丕承鴻基，勉紹先志，罔敢或怠，撫輯內外，悉俾生逆，夙夜兢惕，惟恐弗逮。恆遣使敷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義，變其夷習。其初使者涉海洋，經浩渺，颶風黑雨，晦冥黯慘，雷電交作，洪濤巨浪，摧山倒獄，龍魚變性，詭形異狀，紛雜出沒，驚心駭目，莫不錯愕。乃有神人飄飄雲際，隱顯揮霍，上下左右，乍有忽無，以妥以侑。旋有紅光如日，煜煜流動，飛來舟中，凝輝騰耀，偏燭諸舟，熇熇有聲。已而煙消霾霽，風浪帖息，海波澄鏡，萬里一碧，龍魚遁藏，百怪潛匿。張帆盪艫，悠然順適，倏忽千里，雲駛星疾。咸曰:「此天妃神，顯示靈應，默伽佑相。」歸日以聞，朕嘉乃蹟，特別封號曰:「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廟於都城之外，龍江之上，祀神報貺。

自是以來，神益顯休應，視前有加，凡使者及諸番國朝貢重譯而來者，海泊往還，駕長風，馭飛帆，驀數萬里，若覆平地，略無波濤憂險之虞，歌吟恬嬉，咸獲安濟。或膠於漆，冒入險阻，則凌徒谷移，略無關閡，奇靈異麥，莫可暺紀。

今夫江湖之間，以環海視之，如池沼之多，猛風急浪，尚有傾檣破楫之患者，況於臨無涯不測之巨浸也哉。然則神之功於是為大矣!雖然，君國子民，其任在朕，而衛國庇民，又賴於神，陰陽表裡，自然之道，滄溟渤海，神之攸司。凡風霆雨露，寒暑燥濕，調燮惟宜，易沴為祥，奠危為安，剷險為安，皆神之能，豈可無文以著其績。爰書其事，建碑於宮，並系以詩曰：湄州神人丞厥靈，朝游玄哺暮蓬瀛，扶危濟弱俾屯亨，呼之即應禱即聆。上帝有命司滄溟，驅役百怪降魔精，囊括風雨雷電霆，時其發泄執其衡。洪濤巨浪帖不驚，凌空若覆平地行，雕題卉服皆天氓，梯航萬國悉來庭。神庇佑之功溥弘，陰翊默衛向昭明，寢宮奕奕高以閎；報祀蠲潔騰芯馨，神之來兮佩瓏玲，駕颷颷兮旖電旌，雲為扆兮霧為屏，靈績繽兮倏而升。視下土兮福蒼生，民安樂兮神攸寧，海波不興天下平，於千萬世揚休聲。永樂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隨著明末鄭成功逐荷蘭，佔據台灣，漢人由福建、廣東沿岸的移台日增。這些移民乘船入台，也隨帶故鄉的媽祖信仰。因台南是鄭成功入台後所建之府都，那裡的天妃宮也被許多信徒認為是台灣媽祖的登陸地。以後，福建及廣東人逐漸移民東南亞，故現在當地華僑的媽祖信仰也相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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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航海與媽祖信仰
Posted on 2016-11-02 in 歷史

在鄭和七下西洋的歷程里，媽祖是所有同下西洋人員的精神支柱。誠如鄭和與王景弘撰寫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記載，「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保佑之德也。」

鄭和在江蘇太倉瀏河鎮劉家港所立著名的《通蕃事跡》碑和在福建長樂南山港刻《天妃靈應之記》碑，也都刻下了鄭和歷次下西洋驚險經歷和天妃娘娘護航的神跡。

據史料記載，其中有三次船隊遭到海寇掠奪和受到錫蘭山國王的陷害；另有一次是船隊為蘇門答臘國生擒敵王。還有三次是船隊在海中遇險情時「一稱神號感應如響，變險為夷」。為此，鄭和下西洋船隊每次出海前都要祭掃天妃，平安歸來後要酬謝天妃。

▲承載著鄭和航海與媽祖信仰悠久歷史的湄洲灣

護航之神

「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洋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船百餘艘，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鄭和下西洋時期也正是媽祖信仰傳播最力的時期。一些研究媽祖信仰文化的學者認為：古代人們憑藉自然風力依靠風信航行，海上風雲變幻莫測，當時科學還不夠發達，在強大自然力面前人們往往表現出一種無奈轉而祈求神靈庇護，當時航海家一直把媽祖當作自己心中的保護神。

 

鄭和所處的明代，中國的造船技術雖比以前進步，航海經驗更加豐富，但海難仍時有發生，祈求神靈保佑便成了他們完成下西洋任務的精神支柱；這也是順從隨赴西洋的水兵和士兵等眾人信仰海神天妃的心理，以達到民眾對西洋活動的支持。

再者，永樂皇帝派遣鄭和與王景弘出使西洋，對西洋諸國推行懷柔政策，建立友好關係，同時分化與打擊海外勢力，這樣的歷史機遇決定了媽祖再次香火旺盛。

媽祖原名林默，莆田人，生於北宋建隆元年(960年)，是閩林望族的後裔。據《敕封天后志》、《天妃顯聖綠》及林氏族譜記載：媽祖的遠祖為閩林始祖林祿,相傳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升天為神。媽祖信仰得到朝廷的承認和賜封是從北宋開始的。徽宗下詔賜「順灣」廟額予湄洲媽祖廟。這是媽祖神跡第一次受到朝廷封賜。媽祖神位供奉在船上也是從宋朝開始的。宋開禧元年，宋朝從福建徵調舟師北上，抵禦金兵渡淮河。船工們為了祈保安全，把媽祖香火請到船上供奉，宋軍獲得全勝。媽祖以「有護國大功，加封顯衛妃」。從宋代到清代各朝帝王曾對之加封達39次之多，封為天妃、天后。沿海各地的漁民和航海者在海船上都設奉祀媽祖神像的神龕，把媽祖奉為「海上保護神」。

 

據《八閩通志》記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前，就前往湄洲整修媽祖祖廟。永樂七年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時，鄭和和太常寺少卿朱焯奉旨湄山致祭。史料記載：「中貴人三保者下西洋，為建廟宇海上，大獲征應。鄭和等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並府縣官員詣湄嶼買辦木石，修整廟宇。」在鄭和等人的力陳下，永樂十四年明成祖親自撰寫《御製弘仁普濟天妃宮碑》，稱「……湄洲神人濯其靈，朝游玄圃暮蓬瀛，扶危濟弱俾屯享，呼之即應禱即聆……」使天妃廟祭更加隆重、熱烈，之後，京師也興建起媽祖廟，對媽祖女神禮待有加。

一部《天后顯聖錄》還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成祖永樂元年，欽差大臣鄭和下西洋，途遇海浪狂飆，禱神求庇遂得安全，歸奏上，奉旨差官湄嶼致祭，賞其族孫寶鈔各五百貫。說的是因為媽祖保佑鄭和，其後代得到朝廷的獎賞。

精神禮讚

宣德六年春，鄭和奉命七使西洋，舟至太平港駐泊。在南山奏建天妃行宮、造天妃宮大井，以為官軍祈報之所。重修聖壽寶塔、三峰寺、南山寺、施財鼎建三清寶殿、發心鑄造銅鐘、刊立記述七次下西洋的《天妃靈之記》碑等。這一年是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也是鄭和逗留福建期間軍旅事務最為繁忙的一年。他專程帶領航師要員和地方官員，前往莆田湄洲島， 拜謁天妃祖祠，並買辦木石，修葺廟宇，沐浴更衣，登壇莊嚴禱告：「茲遣鄭和等遠涉江海，往返諸番，惟神有靈，默加佐助，俾風波無虞，人船利涉，浮達之際，咸賴底緩。特以牲禮祭告，神其飧諸。」

▲千百年來，媽祖一直是航海者心中的保護神

1992年，福建長樂漳港鎮仙岐村出土了一個顯應宮(又稱大王宮)，共有5座神台，供奉著大王及夫人、臨水夫人、馬將軍、天妃和巡海大臣(神)5組、計有50多尊彩泥塑像。其中位於前殿左側神台上的，民間傳說定名為「巡海大臣(神)」的神像， 據考證，是國內首次發現被神化的鄭和(塑像)，這一組彩塑，共有10尊，與前殿右側的天妃彩塑組群置於完全對等地位，把鄭和與媽祖同殿並祀，這與在東南亞地區的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國家將鄭和奉為「護城神」、「護僑之神」、「 航之海神」受的崇敬不同。說明民間不僅已將鄭和神化，而且把鄭和提高到與天妃並列的高度。這種構思，與媽祖文化、鄭和文化所凝聚的中華文明的「禮之用，和為貴」的和平寬容、和平發展精髓相符。是福建先民信仰、崇拜和紀念媽祖和鄭和的產物。

現在南京、太倉、長樂、泉州等地都留下了鄭和祭拜海神媽祖的史跡。伴隨著他前後28年航海事業的全過程。鄭和的大量活動都與「祈報」媽祖有關，僅在長樂一地就留下不少於10處的記載，在鄭和航海圖上也有6處天妃宮的標誌。這最能說明媽祖作為航海保護神對鄭和七次下西洋給予的精神支撐方面的巨大作用。自永樂七年(1409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朝廷曾八次遣官到湄洲祖廟致祭，共褒封四次。明太祖在洪武五年敕封媽祖「昭孝純正孚濟感應靈妃」，並遣宮御祭。祭文說明天妃在海上有「御災扞患、出險持危」之靈，保佑航海者順綏。以後三次封賜也都因媽祖對出使航海者祖助有功。鄭和航海取得偉大成就，藉助於媽祖信仰、媽祖精神力量的支持，是與媽祖信仰分不開的。正如明代鄭和太倉《通番事跡之記》碑所云：「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昌克康濟。」明朝鄭和下西洋，恭奉拜謁天妃和朝廷賜封媽祖,促進了媽祖信仰的興盛，同時，也推動媽祖文化的發展。媽祖信仰與鄭和航海，也是「海權」與「神權」完美結合，是海洋文化發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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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信仰與鄭和下西洋
Posted on 2016-04-21 in 歷史

媽祖亦稱天妃、天后。按有關道教文獻記載，媽祖崇拜，或說天妃崇拜興起於宋代，是為海上守護女神。然而，形成媽祖崇拜的重大影響時期，應該是在明永樂年間。因為鄭和七下西洋，拓寬中國在海外的影響和商道，而媽祖崇拜也隨之擴大到西洋諸國，這些從後來鄭和紀念媽祖的文獻可以看到。永樂皇帝自己也是媽祖崇拜者，有書曰：「本朝永樂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廟號宏濟天妃之宮。」所謂太宗又加封之說，應該是在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加封媽祖為「孝順純天孚濟感應天妃」之後，成祖朱棣又予加封。

媽祖娘娘

永樂皇帝加封媽祖之時，正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成功，第二次尚在海外之時。這次有可能是鄭和真的在海上遇險，得媽祖保佑化險為夷，其化險快報報知京師永樂皇帝，為報答媽祖之恩，永樂加封媽祖。這個分析結論來自於古文獻《婁東劉家港天妃石刻通番事跡記》和《長樂南山寺天妃之神靈應記》（後述簡稱《婁東記》和《長樂記》），二《記》收入《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一書，據說二《記》均出自鄭和本人之筆。

二《記》之中較詳細的多次記載了媽祖拯救鄭和的事件，這裡我們很難用一般的理性來想像這種事件，只能從文化心態和文化傳統的影響來理解鄭和當時記錄的歷史故事。

在媽祖保佑下，鄭和大敗海上大盜陳祖義。

《長樂記》曰：「永樂三年統領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等聚眾於三佛齊國，劫掠番商，亦來犯我舟師，即有神兵陰助，一鼓而殄滅之。至五年返。」永樂三年就是公元1405年，也即鄭和第一次遠洋。《記》中所說古里國，為現在印度西海岸一大城池，重要商港，明代永樂時期屬西洋大國。鄭和第一次航行就碰上了海盜陳祖義，並發生了劇烈的戰鬥。《劍橋中國明代史》一書對此事的說法是「（鄭和）船隊在1407年的回程中抵達蘇門答剌沿海時，遭到強大的華人海盜陳祖義的對抗」。該書用「強大華人海盜」形容陳祖義。可以想見鄭和船隊當時的驚恐，陳祖義久慣海路，無論是航海經驗和戰鬥經驗都十分老道，而鄭和初下西洋，沒有任何經驗可談，且肩負皇命，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精神壓力之大可以想像。但是，鄭和勝利了，還生擒了陳祖義。這樣的事對鄭和來說不可思議，有奇蹟之感，他自己認為有「神兵陰助」，當然奇蹟感亦包括平安渡過航海風險，所有功勞他都歸記於媽祖的拯救。

「一稱神號，感應如響」：媽祖神驗非獨鄭和有感。

這些他都照直記錄在《婁東記》和《長樂記》中。《婁東記》曰：「觀夫鯨波接天，浩浩無涯，或煙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曷能康濟。值有險阻，一稱神號，感應如響，即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借神之助也。神之功績，昔嘗奏請於朝廷，宮於南京龍江之上，永傳祀事，欽承御製記文，以彰靈貺，褒美至矣，然神之靈無往不在。」

鄭和

鄭和的這個《記》同傳說中一些漁民、商賈被救的情況相若。這是險後餘生之感，等閒不好輕議。

《記》中所說「一稱神號，感應如響」，筆者在其他文獻也見有同樣描述，見之油然感慨。《道藏》收有《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後稱《靈驗經》），其中贊曰：「威容顯現大海中，德廣遍施天下仰。護國救民無壅滯，扶危救險在須臾。……變凶為吉如彈指，賜福消災若殄微。」所謂「扶危救險在須臾，變凶為吉如彈指」，這個說法雖與「一稱神號，感應如響」的表述不同，意思卻完全一樣。可見，多處反映和傳說有相類性，非鄭和要獨神其說。

媽祖護佑能力不獨限於本土，而是如影隨形於整個鄭和船隊之中。

鄭和的文獻是官方文獻，直接代表的是明皇室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鄭和感激媽祖的事實，從一個則面反映了媽祖拯救行為的範圍：即鄭和的遠洋航行能到哪裡，媽祖的保佑能力就可以到那裡。這個拯救範圍應該是媽祖揚名海外的重要依據。

事實上鄭和的《長樂記》和《婁東記》均記載了這樣的認識，如《長樂記》曰：「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佑之德也。神之靈固嘗著於昔時，而盛顯於當代。溟渤之間，或遇風濤，然神之靈無往不在。」這樣的記載與《婁東記》相類，幾可以理解為鄭和不管到哪裡有了不測，媽祖均可以如影隨形聞聲解難，不可思議。

媽祖信仰符合民願、國願，故而其隨著鄭和之遠洋而廣泛傳播，並使得鄭和下西洋這一事件本身具有了國家和宗教的雙重影響力。

以下可以看《靈驗經》所記載的媽祖的拯救能力。其拯救能力與她對太上老君和天尊的誓願相一致。經曰：「爾時天妃聞說偈已，稽首天尊道前而說誓言。一者，誓救舟船達於彼岸。二者，誓護客商咸令安樂。三者，祛逐邪祟永得消除。四者，盪滅災逆家門清凈。五者，收捕奸盜屏跡潛形。六者，收斬惡人誅鋤強梗。七者，救民護國民稱太平。八者，釋罪解愆離諸報對。九者，扶持產難母子安全。十者，庇護良民免遭橫逆。十一者，衛護法界風雨順時。十二者，凡有歸向保佑安寧。十三者，修學至人功果圓滿。十四者，求官進職爵祿亨通。十五者，過去超生九幽息對。是時，老君聞天妃誓言，乃敕玄妙玉女錫以無極輔斗助政普濟天妃號。」

媽祖聖跡圖

媽祖的這十五誓言，有的屬民間喜歡的行為，有的屬國家喜歡的行為。如第一、第二誓願，就明顯是民間喜歡的，第七、第十一就是國家喜歡的，當然總體來說都符合民願和國願。而奇特的是，媽祖的這些誓願都能如傳說和文獻記載的那樣有了相應的故事出來，確有些讓人不可思議。

由此，很自然的讓人想到了鄭和遠洋所到之處，應該都留下了媽祖的影響。媽祖的影響屬宗教意義的影響，鄭和的遠洋是國家的影響，國家之影響和宗教之影響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恐怕在中國歷史上屬首次。其影響之強烈，本土學術界尚未有積極響應，倒是西方人很看重這次影響。

《劍橋中國明代史》開篇總結鄭和下西洋的這次行為，有了一句令人犯疑惑的話，看來很刺眼：「海上遠征。」儘管作者知道鄭和的船是「寶船」而不是戰船，但是作者依然要用「海上遠征」這樣有戰爭意味的話來總結。從上述媽祖的誓願可以看到，媽祖的神力行為也是和平的溫和的。估計西人由自己的遠洋經驗出發，比較敏感這種有強力國家意志和溫和宗教行為相結合的事件。

媽祖信仰隨鄭和航行遍布「西洋」。

以下我們來看鄭和以後的六次遠航都到了哪些國家和地方，由此可以間接地知道媽祖的影響到了哪裡。

永樂三年第一次遠洋前文已述略。《長樂記》曰：「（第二次）永樂五年，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番王各以珍禽異獸貢獻。至七年回還。（第三次）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獻。尋蒙恩宥，俾歸本國。（第四次）永樂十一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其蘇門答剌國有偽王蘇斡剌寇侵本國，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闕陳述，就率官兵剿捕。奈神默助，生擒偽王，至十三年回獻。是年滿剌加國王親率妻子朝貢。（第五次）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前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並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束國進花福鹿並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駝並駝雞。爪哇、古里國進糜里羔獸。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偉寶，莫不爭先呈獻。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齊捧金葉表文朝貢。（第六次）永樂十九年，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其各國王益修職貢，視前有加。（第七次）宣德六年，仍統舟師往諸番國，開讀賞賜，駐舶茲港，等候朔風開洋。思昔數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記於石。」

鄭和所記到過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只記大概，沒有詳記。上述國家和地區，有的現在國名相同，有的則不同，有的過去是一個國家，隨歷史演變，現在只是一個地區或城市。

大致情況為，爪哇國，即今印度尼西亞；柯枝國，過去是一個國家，現在為西印度洋一個城市；暹羅國，即泰國。忽魯斯謨國，現在為伊朗的一個島城；滿剌加國，查今地無考，大約在泰國附近。木骨都束國，查今地無考；卜剌哇國，查今地無考。

如果說媽祖信仰隨鄭和船隊之傳播屬於隱形影響的話，那麼在外洋隨之而修建的媽祖廟宇與神祠便構成了其顯性影響力。

新加坡天福宮

從上述記載可見，鄭和所經諸國，均帶有使團回中國，並且以後又向中國朝貢，以溝通其國務和商務往來。當時的明皇室在宗教信仰上除崇道外，其實尚講敬信佛儒，很多地方建有道佛儒三教殿。鄭和自己也是三教同敬，只是海上遠洋航行，媽祖信仰或說媽祖效應十分突出。這樣，鄭和的信仰行為當然會對各國君主、使臣有影響，這是判斷。

上述《記》中雖然多次談到有賴神明顯靈幫助，方可化險為夷，或獲勝利。這些均為鄭和個人和船隊自身之事，其影響是隱形的有限的。而真正構成大影響的是鄭和在外洋建立了一些廟宇和神祠，而這些正好《婁東記》和《長樂記》也有反映，如此，媽祖在外洋之影響就不是推斷，而是真有其事。

如《長樂記》曰：「今年春仍往諸番，艤舟茲港，而又發慈心施財，鼎建三清寶殿一所。」三清寶殿供奉道教三清道祖，媽祖可能也陪祀其中。因為建殿祀神主要是為了感謝媽祖的佑護之恩。從鄭和建三清寶殿也可得知，當時已明確將媽祖視為道教神靈。再如《婁東記》曰：「復重建山小姐之神祠。」《婁東記》是為天妃專《記》，故小姐之稱，應是指媽祖人間原形「林默娘」之說。

鄭和遠洋溝通了西洋諸國，顯示的是明朝永樂時期打開外洋的國策。媽祖信仰，也即道教的影響，隨當時的國力遠播海外，這是明朝人所希望的。鄭和既充當了國家的友好使者，同時又充當了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傳播者。鄭和下西洋與傳播的媽祖信仰，兩者均為和平遠洋行為，值得學術界進一步的研究。本文初涉此問題，權作拋磚引玉，誠望方家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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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與媽祖信仰
媽祖原為航海之神，媽祖信仰的普遍化不僅代表中國海上交通的發達，同時也反映中國海上武力、漁業和貿易的拓展。而媽祖初期神蹟也幾乎都與救援海難、庇護航運有關，因此媽祖信仰以中國東南沿海與台灣為主，中國內陸則鮮有媽祖崇拜。
媽祖首度得到官方肯定是始於宋徽宗宣和五年，路允迪出使高麗遭遇狂風，媽祖顯靈救難獲得皇帝冊封。宋代文獻記載媽祖事跡也多與航海有關；至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北京），糧食補給仰賴江南水路運糧，因此庇護漕運成為媽祖主要業務。明初太祖定都金陵（南京）漕運廢弛，洪武年間媽祖封號也被降為「聖妃」，至成祖永樂七年才恢復「天妃」封號，當時媽祖地位的恢復其實與鄭和下西洋有直接關聯。
靖難事變後，惠帝下落不明，明成祖疑其逃亡海外侍機復位，屢派使者前往南洋，主要目的在「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明史》。而其中最重要的行動就是鄭和下西洋。此項壯舉使中國海權拓展至東南亞和非洲，也促進國際貿易的活絡和文化交流，更奠定中國的國際地位。
鄭和本姓馬，字三保，雲南昆陽回族人，明初閹割入宮任侍衛，靖難事變中因協助燕王（明成祖）奪取政權有功，賜姓鄭，任內宮太監，俗稱「三寶太監」。鄭和家族篤信回教，但鄭和同時也信奉佛教和媽祖，蓋伊斯蘭教乃鄭和之族群宗教，佛教是鄭和到中原之後的信仰，後來又基於航海任務需求而信奉媽祖（屬通俗信仰）。
永樂三年（西元 1405 年）明成祖命鄭和通使西洋。鄭和前後七度下西洋，南經蘇門答臘、爪哇，西至非洲東岸、紅海口，歷時近三十年，歷經三十餘國。為安定軍心、鼓舞士氣，航海之神媽祖信仰就成為鄭和艦隊的精神支柱。
根據《天妃顯聖錄》記載，鄭和下西洋過程屢受媽祖救助，方能完成航行任務，其中如：
1 、永樂元年（西元 1402 年）派遣太監鄭和往暹邏國（泰國），至廣州大星洋遭風浪侵襲船艦將翻覆，鄭和祝禱「望神祀救之」，忽聞鼓樂聲中香氣飄來，「宛見神妃立於桅端」，自此風平浪靜。鄭和返朝後啟奏皇帝，奉旨整修媽祖祖廟，並親至湄洲嶼祭拜。
2 、永樂三年（西元 1405 年）鄭和船隊至舊港遇海賊攔劫，賊船順流而下，眾人懇請天妃救助，忽見空中旌旗飛揚，浪潮激轉，海賊逆潮不進，官兵乘流追擊俘其魁首，回京後奉旨令駐福建官員整蓋廟宇以答謝神恩。
3 、永樂七年（西元 1409 年）鄭和統領指揮陳慶往西洋，海賊覬覦寶物中途截劫，鄭和船隊被困，指揮陳慶拜禱天妃，是夜媽祖托夢指示戰略，次日果然脫離險境，陳慶再追擊，媽祖儼現空中助戰，終能反敗為勝。回朝覆命後，成祖乃復封媽祖為「天妃」。
4 、永樂十九年（西元 1421 年）「欽差內使張源往榜葛刺國，於鎮東海洋遭大風，官舟欲翻覆，叩求媽祖庇祐旋即風平浪靜。
5 、宣德五年（西元 1430 年），永樂帝崩逝後，鄭和第七次下西洋行前，在江蘇劉家港立〈通番事蹟記〉石碑，頌讚媽祖護航之功。此次出使太監楊洪曾於海中見大嶼橫峙，正欲登岸稍息，忽見旁有小磯，一女子正攜筐採螺，眾欲迫近觀視之，女子忽不見，再回首大嶼已沒，方知之前所見之島乃巨鰲浮現，美女則為天妃化身拯救官兵。
由上引《天妃顯聖錄》資料可得知，媽祖對鄭和下西洋之影響，按《天妃顯聖錄》之說，鄭和船艦上官兵均「虔恭奉祀神妃，朝夕拜禱保佑」，且在船隊出發前，返航後必祭告媽祖並修整媽祖廟，以酬謝媽祖護佑之功。
鄭和下西洋動輒船艦數百艘、官兵數萬人，航行海上險象環生，《通番事蹟記》碑文言：「觀夫鯨波接天，浩浩無涯，或?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非仗神功，曷能康濟？」是以航行於無涯之海洋生死茫然，面對瞬息萬變的海象變化，若無神明作為心靈寄託，何以為恃？況且出使之地是蠻荒地區、海盜出沒無常，所至之處乃異國外邦不同族群，面對航海之險阻，離鄉背井之不安，一切都祇能仰賴神明的庇祐，因此鄭和將出使順利之功歸於媽祖庇護，每逢危難即祈求媽祖保祐，碑文曰：「直有險阻，一稱神號，感應如響，即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舟師恬然，咸保無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而清寧，番人賴以安業，皆神之助也。」是以，鄭和艦隊為安定軍心、撫慰心靈，乃藉媽祖之名激勵士氣、克服恐懼，以信仰作為航海的精神支柱。
鄭和七度下西洋，航程中媽祖屢見神蹟神助官兵，此說目的是在強調明成祖奪取帝位的合法性，神明才會捍衛法統、道統為其助戰。而媽祖無所不在地庇護艦隊官兵則代表出使任務的神聖性，非一般世俗的經商、捕魚的營利性行為；媽祖神助擒蠻王則在說明侵入外邦之正當性。因此媽祖顯靈諸事政治意義、心理因素甚於宗教意義。
鄭和下西洋雖然並未完成尋找惠帝之使命，無形中卻達到宣揚國威、拓展外交、促進文化交流之成效，且將媽祖信仰傳播至海外各地。從此媽祖信仰開始向海外拓展，成為海洋文化的表徵。
鄭和下西洋拓展華人移民海外的風潮，隨著移民的播遷也將媽祖信仰散佈到世界各地，其中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均建有媽祖廟，而島國地型的日本、琉球媽祖廟數量更多。近卅年來隨著台灣僑胞的移民，全世界各地都有媽祖廟，也使媽祖成為世界性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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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與天妃
天妃之神靈應記
明朝永樂年間，三寶太監鄭和帶領二萬七千餘官兵，乘百餘艘巨舶，七下西洋；大海茫茫，「烈風陡起，怒濤如山，危險至極。舟人驚駭，倉忙無措，仰賴神靈顯然臨庇，甯恬無虞」——此處的「神靈」即指天妃。 鄭和的二萬七千多名水手多數是從福建、廣東、浙江三個沿海省份招募來的；他們之中很多回鄉或流居海外，把供奉天妃的信仰傳播出去。
永樂元年，鄭和出使暹羅國，海上忽刮大風，幾百人生命危在旦夕，鄭和祈求天妃救助，忽然一陣香風飄來，見神站立在桅杆上，頓時風平浪靜。
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下西洋，途中遇到颱風，鄭和祈求神靈保佑得平安。往渤泥國途中、往榜葛剌國也遇到颱風，祈求神靈保佑後平安。鄭和為了答謝天妃的功績，曾奏請朝廷在南京龍江關建立一所天妃宮，蒙明成祖御賜紀文。鄭和又奏請朝廷在大隊官兵駐紮的福建長樂港建立天妃宮作為官兵祈禱之所。鄭和船隊聚集在天妃宮下，等候信風出航；出行前鄭和帶領二萬七千餘官兵在天妃宮舉行大規模祭祀典禮，點燃香燭，供奉犧牲，祈求神靈保佑。 鄭和官兵登船後要奉獻仙師酒，念祝文「五更起來雞報曉，卜請娘媽來梳裝……弟子一心專拜請，湄州娘媽降臨來。急急如律令」。
鄭和船中供奉天妃，晝夜香火不斷，各船專設司香一名，不管其他事務，每天清晨負責帶領船員向天妃娘媽頂禮。
宣德七年1431年，鄭和奉聖旨往湄洲嶼天妃宮拜祭。
鄭和每次下西洋回國，必定新修各處天妃宮，或擴修殿堂，或種植青松翠竹；在南京靜海寺、太倉天妃宮，鄭和還栽種特地從西洋帶回來的海棠花。鄭和在劉家港天妃宮和福建長樂南山寺都立天妃紀念石碑，將下西洋的成功，歸功於天妃的神佑。天妃娘娘成為明朝海軍的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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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
　“鄭和寶船”仿真模型（在常熟制成）
“鄭和寶船”仿真模型（在常熟制成）
　鄭和下西洋，自明代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受朝廷派遣，率領規模巨大的船隊七次出海遠航，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的友好和平交流。

　　公元1405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太監鄭和率領二百四十多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的龐大船隊遠航，拜訪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大明帝國和南海（今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係，史稱鄭和下西洋。鄭和是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驅，鄭和下西洋是當代航海事業的頂峰，後世幾百年中，幾無人能及。

　　鄭和下西洋每次都由蘇州瀏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遠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時，在船上因病過世。明代故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和明代雜劇《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爲三寶太監下西洋。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里、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部，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

本段七次下西洋

第一次下西洋

　寶船複原模型圖
寶船複原模型圖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正使鄭和，副使王景弘率士兵二萬八千餘人出使西洋，造長44丈廣18丈大船62艘，從蘇州劉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門楊帆，先到占城，後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寶壟登陸，進行貿易。時西爪哇與東爪哇内戰，西爪哇滅東爪哇，西爪哇兵殺鄭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懼，獻黄金6萬兩，補償鄭和死難士兵。隨後到三佛齊舊港，時舊港廣東僑領施進卿來報，海盜陳祖義凶横，鄭和興兵剿滅贼黨五千多人，燒贼船十艘，穫贼船五艘，生擒海盜陳祖義等三贼首。鄭和船隊後到過蘇門答臘、滿刺加、錫蘭、古里等國家。在古里賜其王國王誥命銀印，並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鹹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永樂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國，押陳祖義等獻上，陳祖義等被問斬。施進卿被封爲舊港宣慰使。舊港擒贼有功將士穫賞：指揮官鈔一百錠，彩幣四表里，千戶鈔八十錠，彩幣三表里，百戶鈔六十錠，彩幣二表里；醫士，番火長鈔五十錠，彩幣一表里，錦布三疋。

第二次下西洋

馬船複原模型圖
馬船複原模型圖
　　永樂六年正月，明成祖命工部造寶船四十八艘。永樂六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王貴通等出使古里，滿剌加，蘇門答剌，阿魯，加異勒，爪哇，暹羅，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蘭，南巫里，甘巴里等國，賜其國王錦綺紗羅，永樂七年夏（1409年）回國。

　　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瀏家港啟航，敕使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里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里悶地，古里，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蔔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國，正使鄭和奉帝命招敕，賜雙台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爲滿剌加國，暹羅不敢擾。滿剌加九洲山盛產沉香，黄熟香；太監鄭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標本6株。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金銀供器等到錫蘭山寺布施，糧船複原模型圖
糧船複原模型圖
並建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此碑現存於科倫坡博物館。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贼兵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隨從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並家屬。永樂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國獻亞烈苦奈兒與永樂帝，朝臣齊奏誅殺，永樂帝憐憫亞烈苦奈兒無知，釋放亞烈苦奈兒和妻子，給予衣食，命禮部商議，選其國人中賢者爲王。選賢者邪把乃耶，遣使齎引，誥封爲錫蘭山國王，並遣返亞烈苦奈兒。永樂九年（1411年）滿剌加國王拜里米蘇剌，率領妻子陪臣540多人來朝，朝廷賜海船回國守衛疆土。從此“海外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禮部、兵部議奏，對錫蘭戰役有功將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頭功，頭功次等，各有升職，並賞賜鈔銀，彩幣錦布等。

第四次下西洋

水船複原模型圖
水船複原模型圖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出使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鄭和使團中包括官員868人，兵26800人，指揮93人，都指揮2人，書手140人，百戶430人，戶部郎中1人，陰陽官1人，教諭1人，舍人2人，醫官醫士180人，正使太監7人，監丞5人，少監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譯官馬歡，陝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揮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鄭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賜占城王冠帶。1413年鄭和船隊到蘇門答剌，當時偽王蘇幹剌竊國，鄭和奉帝命統率官兵追剿，生擒蘇幹剌送京伏誅。1413年鄭和艦隊在三寶壟停留一個月整休，鄭和費信常在當地華人回教堂祈禱。鄭和命哈芝黄達京掌管占婆華人回教徒。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尼亞），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國。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4

第五次下西洋

　坐船複原模型圖
坐船複原模型圖
　永樂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417年6月）總兵太監鄭和，在泉州回教先賢墓行香，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發，護送古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蔔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隨行有僧人慧信，將領朱真、唐敬等。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誥，封國中大山爲鎮國山，並立碑銘文。忽魯謨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蔔剌哇進貢千里駱駝、鴕雞；爪哇、古里進貢麾里羔獸。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擧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

第六次下西洋

　戰船複原模型圖
戰船複原模型圖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發，往榜葛剌（孟加拉），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回，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國。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來朝貢，命鄭和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隨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鄭和率領二萬七千餘官兵，駕駛寶船61艘，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經徐山、十日到江蘇太倉，二十日出太倉附子門、二十一日到劉家港，駐留約一個月，在此期間，鄭和在劉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宮，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天妃宮修建完畢，鄭和立《通番事蹟記》碑：“……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官兵數萬人，海船數百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涉蒼溟十萬餘里……明宣德六年，櫓船複原模型圖
櫓船複原模型圖
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等立”。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達福建長樂港。鄭和船隊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十一月建成，樹立《天妃靈驗之記》碑，並鑄造銅鍾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鍾一口”。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從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達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達舊港。七月一日啟航，八日抵達滿剌加。八月八日啟航，十八日抵達蘇門答剌。十月十日啟航，十一月六日抵達錫蘭山。十日啟航，十八日抵達古里國。二十二日啟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達忽魯謨斯。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國。返航途中，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蘇門答剌。十二日開船，二十日到滿剌加。五月十日回昆崙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啟航，經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嶼，二十一日進太倉，七月六日到南京。

本段鄭和其人

　鄭和塑像 （鄭和公園，昆陽月山）
鄭和塑像 （鄭和公園，昆陽月山）
　鄭和(1371-1433年)原姓馬,名和,字三寶,出生在雲南省昆陽州人(今晉寧縣寶山鄉和代村),一個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鄭和的父親和他的爺爺曾到伊斯蘭教的聖地麥加朝覲。鄭和母親姓溫,非常賢良。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鄭家在當地很受人們的尊敬。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爲了消滅盤踞雲南的元朝殘餘勢力,派手下大將傅友德、藍玉等率30萬大軍進軍雲南。在戰亂中, 11歲的鄭和被明軍俘虜,被閹割,在軍中做秀童。雲南平定之後,1385年,又隨軍調往北方,先後轉戰於蒙古沙漠和遼東等地。19歲時,被挑選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從此追隨雄心勃勃的燕王朱棣身邊,逐漸得到朱棣的信任。1399-1402年,朱棣爲和他的侄子建文帝爭奪皇位,進行了“靖難之役”,鄭和立下功勞,幫助朱棣登上皇位。鄭和被提升爲内官監太監。1404年,朱棣爲表彰鄭和的功績,親筆賜姓“鄭”,從此更名鄭和,史稱“三寶太監”。

　　鄭和是太監,自己沒有子女,他做官後,從他哥哥過繼一個兒子,他兒子結婚繁衍後代,主要有兩支：一支在南京,有幾百人,蘇州有個分支；一支在雲南,主要在玉溪,並有一分支到泰國清邁市。

本段鄭和爲什麼下西洋？

　郵票 《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小型張
郵票 《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小型張
　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鄭和率船隊首下西洋。明成祖爲什麼要派鄭和下西洋？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李金明教授認爲，史書上的記載紛紜不一，有的說是明成祖懷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鄭和等人尋找其蹤蹟；有的說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這些說法都難令人信服，應該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明成祖繼位時，持續三年之久“靖難之役”及遷都北京使財政耗費極其浩大。爲了彌補財政上的虧損，明成祖不惜耗巨資，派遣鄭和下西洋，對海外國家實行開放政策，以求輸入大量的海外物品。這些海外物品在當時的贏利是非常可觀的。以蘇木、胡椒來說，贏利達50倍之巨。明成祖這種“派出去，招進來”的辦法，不僅解決了當時所面臨的財政危機，而且使百姓從轉販土物中得以營生。可見鄭和下西洋不是爲了“耀兵異域”，而是有濃厚的經濟目的。

　　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姚明德分析鄭和下西洋的動機說，中國當時已進入封建社會後期，正處於明初“永樂盛世”，紡織業、瓷器業、礦業、冶鍊業、造船業興旺發達。明成祖朱棣采取對外開放、穩定周邊的對外政策，想爭取一個長治久安的和平局面。鄭和下西洋就是當時對外政策的一個重大擧措，動因主要出於政治上考慮。鄭和下西洋前，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不夠穩定，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存在着相互猜疑、互相爭奪的氣氛。當時東南亞有的國家對外擴張，欺壓周邊國家，還有的殺害明朝使臣，有的攔截訪問中國的使團。海上海盜猖獗，横行一時，海上交通線得不到安全保障。這些不穩定因素直接影響到中國南部的安全，影響了明朝的國際形象。明成祖采取了“内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

本段鄭和下西洋目的猜測

(一)皇位繼承方面

　　燕王朱棣以“靖難”之名，最後攻下國都南京，火燒皇宮，但過後沒有找到其侄建文帝的遺體。朱棣雖馬上自號永樂帝，但對於此事及建文帝遺臣跳散各地，可能仍有掛懷。明朝歷史文獻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沒有被燒死，而逃亡海外之傳言，甚至有說出家於二十年後，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認爲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之一主因爲追尋建文帝。此種說法不可能成立，因爲鄭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麼浩浩盪盪，建文帝若亡命海外，當聞風而躲藏起來，大規模下西洋尋建文帝絕非有效之方法。目前，絕大多數學者已不相信此說。但歷史小說常常爲了戲劇化，尚強調此可能。
　　
(二)政治方面

　　永樂帝在位24年間，中國西北部的蒙古舊部繼續對明朝產生危機，永樂帝還親征幾次，並在最後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認爲永樂派鄭和下西洋是爲安定海外，使永樂沒有後顧之憂，已利明朝專注防禦北方之亂。
　　
　　但此說不可能成立，因爲當時海外諸國武力都不強，沒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說是，下西洋是爲控制遺存在中南亞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國。這也不可能，因在永樂年初，此國之可汗死亡，對明朝已沒有威脅。
　　
　　鄭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戰役，其一爲幫助某一小國政權轉換，一爲某國想偷襲鄭和船隊，一爲海盜集團，三者都是小戰役(下篇會再詳述)。有人依此視爲鄭和下西洋有當“國際警察”之作用。但這些隻是顺途發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動機或目的。鄭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略者剿滅之，由是海清寧，番人仰賴者”，可證實此言。
　　
(三)外交方面

　　西洋各國對於鄭和龐大百艘巨舶及數萬兵士，浩浩盪盪迫臨其海域，當然會有小巫見大巫，戰戰競競之感。所以“颺威躍武”做爲永樂派鄭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並被絕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隻爲海外展示國力，對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費那麼大的經費及軍力呢?故“颺威躍武”不可能是永樂帝的“終極”目的。
　　
　　因爲下西洋七次中，鄭和沒有占領任何一個國家或城池。故近二十年來，常常有人倡言:鄭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但這是表面、膚淺、“自吹自擂”，“自己往臉上貼金”之說而已。想想西洋小國會認爲這是“和平”之擧嗎？
　　
　　其實，鄭和的寶船每次都載了許多寶物，送給每一個訪國之國王，做爲“禮物”。並且許多國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鄭和寶船並帶了其國之特產珍奇，返回明都進貢。這些外國使者來中國後，過些時尚要鄭和船送他們返國，並帶回更多的“禮物”。所以永樂年間，海外朝貢國家由洪武帝年間之幾國，增至30餘國。永樂死後，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以前朝貢國就不來了。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國來朝貢，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這共28年間七下西洋，等於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兩年，故約有一半年月，鄭和船隊絡繹不絕之中國至西洋之間。爲什麼要如此頻繁呢?
　　
　　綜觀之，明初永樂之“外交”實是現代“金錢外交”之歷史先例而已。
　　
(四)貿易方面

　　西洋諸國，對明朝出品之陶瓷、絲綢、錢幣等等，都極喜愛，永樂年間確也利用鄭和下西洋之官船，載運這些貨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鄭和官船亦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缺之香料，染料，寶石，象皮，珍奇異獸等等。所以下西洋當然有某程度中外兩方貿易作用。但若貿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寶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萬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設法用最少的船員，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間做爲載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潤。鄭和船隊與一船商船隊是背道而馳的。故學界所習用“朝貢貿易”爲鄭和下西洋動機之說，是把“貿易”重要性過於誇大了。
　　
(五)文化方面

　　原爲中國東南沿海區的媽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對鄭和下西洋人員是很重要的。因爲訪問西洋各國有七次之多，媽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傳播到南洋諸國。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響至今的。但這些相互海事與宗教信仰之發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動機。

本段鄭和下西洋的船隊

　　據史書記載，鄭和船隊是由240多艘海船組成的一支聯合艦隊，船隊的主體船舶爲寶船、馬船、糧船、坐船和戰船五類海船，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指揮船、戰船、補給運輸船、交通船等。

　　據載，寶船的船體最大，可容納上千人。上層建築豪華壯觀，爲鄭和等領導成員乘坐的旗艦，也爲使團的重要成員、外國使節所乘坐。馬船爲中型寶船，是一種運輸船，其功用與當時所謂的運輸馬疋的船相同，還兼有預備水軍出征的功能。糧船規模僅次於中號寶船，是裝運糧食或食物的船，鄭和使團每次奉命出使海外，往返需兩三年，必須帶足兩萬多人的糧食。戰船是船隊用來自衛的船，能防海盜襲擊，也兼有作戰的性能，但廣大官兵隨鄭和下西洋畢竟不是海外軍事遠征，因而戰船較多時間作坐船運輸士兵。坐船是士兵所乘坐的船。

　　鄭和下西洋用以上五種船，按用途進行合理配置，適宜遠洋航行。

　　鄭和下西洋的人數,史料上有明確記載的有4次。第一次27800人，第二次27000人，第四次27670人，第七次27550人。可以初步判斷：鄭和每次下西洋人數在27000人以上。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分别在90-1500人之間、170多、265人。

　　船隊的規模、船隻的大小等，這三位歐洲航海家，更無法同鄭和相比。航海時哥倫布3-17艘；達加馬4艘；麥哲倫5艘。

　　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早了87年，比達.伽馬早了92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了116年。

本段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

　　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爲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該圖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制圖的範圍廣,内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鄭和航海圖》中記載了 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志、灘、礁、山脈和航路等。

　　鄭和下西洋是一個龐大的船隊，船與船、分船隊與分船隊之間需要聯絡、指揮、調度，當時還沒有近代通訊方式，以及現在的電訊方式。茫茫大海上，晚上怎麼聯繫？刮風下雨霧天怎麼辦？鄭和船隊用什麼方式聯繫呢？船隊配有交通艇、音響信號、旗幟等裝備。史書記載，船隊“晝行認旗幟，夜行認燈籠，務在前後相繼，左右相挽，不致疏虞。”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繫。

　　鄭和下西洋摺射出的中國先進航海科技光輝,表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偉大智慧,從而創造了鄭和下西洋的偉大航程。

本段鄭和下西洋的航程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
　鄭和下西洋的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達西亞和非洲東岸,到達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說抵達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爲此前的中國航海史上所沒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於領先地位。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在中國歷史上,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時期就開辟了西航的海上絲綢之路,從兩廣地區,最遠到達今天的斯里蘭卡。唐宋時期,中國的遠洋船舶抵達波斯灣,到了紅海和東非海岸。這在中國文獻和阿拉伯文獻中都有記載。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淵在1330年和1339年兩次乘商船到達桑給巴爾。《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忽必烈皇帝曾經派遣使者訪問馬達加斯加。這些爲以後中國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礎。元代以前中國西航的遠洋航線,船舶基本上是進行沿岸航行,船的規模、數量和人數、航行的次數,持續的時間都遠不及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使中國的遠洋航行出現了實質性的突破,開辟了一些新航線,形成了多點交叉的海上交通網絡。

　　鄭和下西洋,前三次主要在印度以東,最遠到達古里。它是古代東西方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開始到達西亞、東非地區。有學者對航線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認爲鄭和重要航線有56條,航線總長15000英里。

　　鄭和下西洋的航線從航海發展史角度看,比較成熟,具有創新性的突破,爲以後的航海奠定了堅實基礎。

本段鄭和的航海筆錄

　　鄭和船隊到達舊港（今蘇門答臘島的巨港）的時候，突然遭到海盜的攔截襲擊。這群海盜的頭領叫陳祖義。陳祖義本是廣東人，洪武年間跑到現在的南洋，召集一夥人占領了舊港，常常打劫路經此地的商船，許多國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這一次，陳祖義見鄭和船隊船多兵眾，不敢貿然下手，就假意向鄭和投降，暗地里卻准備打劫船隊。鄭和及時發現了陳祖義的陰謀，立即部署對策。等陳祖義率眾人來搶劫時，他指揮將士們把海盜打敗，殺死了五千多人，燒毁了海盜船隻十艘，俘穫七艘，還活捉了陳祖義。
　　
　　在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贈送了許多禮物給明朝，表示兩國修好。哪知貪心不足的亞烈苦奈兒見鄭和船隊裝載了大量金銀，就假意請鄭和到他的宮殿。盛宴招待之後，他再次向鄭和索取金幣，暗地里卻發兵去劫奪鄭和的船隊。鄭和沉着冷靜，了解到錫蘭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隊，都城空虛，就火速傳令，調來了兩千多將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錫蘭山的都城，生擒了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領兵打劫船隊的將領聽說明軍回攻都城，趕忙下令撤兵回救。鄭和的軍隊乘勝殺了個回馬鎗，又把敵兵打地潰不成軍。他們隻得向明軍投降了。鄭和當場釋放了投降的將士兵卒，隻把亞烈苦奈兒和幾個重要官屬扣留在船上，然後繼續訪問其他地區。
　　
　　當鄭和的船隊到達木古都束時。國王親自去迎歡，並且設宴款待。鄭和向國王和王妃贈送了絲織品陶器和茶葉。國王送給明朝皇帝一隻珍貴動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長頸鹿。回來的時候，不僅帶回來了十七國的使節，和他們同來中國訪問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鄭和還帶回來了忽魯謨斯的獅子、金錢豹、大西馬；阿丹國的麒麟、長角馬哈獸；木古都束的花福祿和獅子；蔔刺哇的千里駱駝和駝鳥。
　　
　　鄭和在國内休整了一年多時間後，永樂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遠航西洋諸國。這次正好趕上了東北季風時節，鄭和的船隊顺風而行，不久就到達蘇門答刺（今印尼蘇門答臘島）。
　　
　　蘇門答刺剛剛經過一場大的事變，使鄭和的訪問遇上麻煩。原來，蘇門答刺的西面有個那孤兒國。 1408年（明樂永六年），那孤兒國和蘇門答刺打了一仗，蘇門答刺國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齡尚小，不能替父王報仇。王後卻複仇心切，她曉諭全國：誰能領兵打敗那孤兒國，替先王報仇，我就嫁給他，並請他當國王。一個有本領的漁夫奮勇領兵打敗那孤兒國的軍隊，殺了他們的國王。漁夫娶了王後，當上了蘇門答刺國王。老國王的兒子長大以後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夥心腹勇士，乘機殺死了漁夫，自己登上王位。鄭和到達蘇門答刺後，向新國王贈送了許多禮品。
　　
　　漁夫有個兒子蘇幹刺，想替父親報仇，發兵攻打蘇門答刺，企圖爭奪王位。沒想到反被新國王打敗了。他隻得逃到一個叫鄰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聽說鄭和贈送給蘇門答刺新國王許多禮物，卻沒有送禮給自己，心中有忌又恨就帶領幾萬兵眾，襲擊鄭和的船隊。在蘇門答刺的配合下，鄭和指揮將士英勇還擊，把蘇幹刺的兵眾打得大敗，乘勝追擊到一個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蘇幹刺和他的妻子、兒子。到永樂十三年回國後，永樂帝下令把蘇幹刺殺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個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鄭和、王景弘率領船隊，訪問了忽魯謨斯等二十來個國家。因爲這次訪問的國家多，地域廣，路程遠，因而時間也就很長，到1433年才啟程回國。不料船隊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澤科德）時，六十三歲的鄭和因積勞成疾，不幸辭世。王景弘命人把鄭和的遺體妥爲裝殮，准備回國安葬。當時已進入夏季，熱帶氣候酷熱，船隊航進爪哇（今印尼爪哇島）時，眼見鄭和的遺體難於保存，已不可能運回國内安葬，王景弘隻好決定埋葬在當地。

本段鄭和下西洋的作用與意義

作用

　　朱棣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穫得良好的發展之後，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逼切的事。另一方面，朱棣也想利用對外的活動，展示自己的勢力，並建立自己的聲望。因此，遠航的活動就勢在必行了。
　　
　　明代初期，由於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複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治、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國的絲織品、瓷器以至一些歐洲國家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尤其是造船業的發達，航海技術的進步（包括羅盤針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航海知識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以及明初工商業的恢複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爲鄭和下“西洋”准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了較爲雄厚的物質條件。明初這種強盛的國勢、發達的貿易，本身具有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繫，擴大海外的貿易和來往的要求。於是，明成祖朱棣決定組織一支強大的船隊，前往“西洋”諸國。　
　　
　　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動機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國勢向上發展的時期。這時在北方，蒙古的勢力已被驅逐出長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統治已十分鞏固，加上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國勢日趨強盛，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發展。朱棣自認爲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國都來朝貢。和曆代功利主義的封建帝王一樣，朱棣也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也要宣颺國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樂年間，由於國力強盛，朱棣要建立一個天朝大國的思想就更加強烈。明成祖的個性好大喜功，常常向異域顯示中國的富強，對明朝初期對海外的消極政策深表不滿，故朝廷對外政策爲之一變，即位後便派宦官出國，召各國來朝，此擧無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鄭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國外顯耀兵力，向海外各國誇示中國的富強，宣颺明朝的威德。同時他還想用颺威海外來緩和國内國内一部分人對他武力奪取皇位的不滿。
　　
　　他還想用颺威海外來緩和國内一部分的人對他武力奪取地位的不滿。有些書上說的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找尋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據說，“靖難之役”以後，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終。明成祖的皇位是發動靖難之變後，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的。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來，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懷疑他逃到海外避難，恐怕他將來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蹟，以杜絕後患。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
　　
　　他出使的任務之一，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係。爲了完成這一任務，鄭和所到各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宣傳朱棣的皇帝詔書。向各國宣諭：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眾欺寡，以強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一律從優賞賜。
　　
　　第二件事便是贈送禮物。賜各國國王誥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願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的關係。
　　
　　第三件事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使各國爲中國的精美、完好的手工業品所吸引，從而願意來中國稱臣納貢，進行貿易活動。中國出口的絲織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亞非的很多國家早就想同中國發展貿易關係。隻是由於朱元璋“海進政策”，才限制了這種貿易的發展。朱棣取消“海進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表明中國恢複了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海外各國同時也認爲，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係，是有利可圖的事。
　　
　　第四件事是與南海（今馬六甲海峽）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正面意義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享、真蠟、古里、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八十多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
　　
　　在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還有有許多超出於航海之外的解讀。“鄭和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

負面意義

　　鄭和下西洋可以不以貿易穫利爲目的，但不能不計成本。七次下西洋給明朝財政造成巨大經濟負擔，隨着國力衰退，航海的壯擧必然隨之悄然結束。

本段評價

*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5世紀初中國人的偉大海上航行”。

* 梁啟超：“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鄭和之後，再無鄭和。”“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 孫中山：“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爲中國超前軼後之奇擧。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

本段鄭和檔案被毁之謎

　　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憲宗成化年間，皇上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麼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毁，怎麼還來追問？”。

　　《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制、名單、航海日志，帳目等。大批鄭和檔案究竟有沒有被劉大夏銷毁，至今仍然是個謎。大批鄭和檔案失蹤，給鄭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限制。

　　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鄭一鈞認爲，“遲至萬曆末年兵部仍存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他認爲劉大夏燒毁或藏匿鄭和檔案之說不足信，鄭和檔案可能在明末清初李自成攻打北京或清兵攻占北京城時亡失於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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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405年（明永樂三年）到1433年，明成祖命太監鄭和率領二百四十多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的龐大船隊遠航，拜訪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史稱鄭和下西洋，使得東亞是除了西歐地區之外，歷史上唯二達成跨洲、長程航行的文明。總共有7次，行程達七萬多海里，足繞地球三週有餘；而且比西方發現好望角、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早了七、八十年，是當時人類史上最龐大的遠航船隊，《鄭和航海圖》也是世界現存最早的航圖集[1]。
1403年，明成祖啟動的寶船艦隊的建造。龐大的項目導致七次深遠的遠洋航行，到達周圍的中國南海，印度洋和更遠的海域，以及到沿海領土和島嶼。鄭和被委任指揮寶船艦隊的探險。有六次遠航是在明成祖永樂年間（1402年至1424年）期間發生的，而第七次遠航是在明宣宗宣德元年（1425年至1435年）發生的。前三次遠航最遠時達到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而第四次遠航達到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隨後，船隊遠航遠至阿拉伯半島和東非。

朝廷及外交政治背景
鄭和的所有背景（有戰功的蒙古裔穆斯林太監）和主導明朝政治的士大夫圈子格格不入。鄭和首度下西洋之所以能成功，是由於朝廷內和儒家價值對立的派系成功合作的成果，這些派系包括：[參 1]
商人游說團體，希望明朝海軍力量為印度洋中國人經商提供支撐。
支持帝國主義游說團體，希望恢復元朝式的帝國侵略擴張，這和儒家以德服人的價值對立。
佛教游說團體，希望政府經費投入其他計劃，而非落入反宗教或士大夫。
成就明成祖的海上大業

明成祖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
1405年（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太監鄭和率領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的龐大船隊遠航，拜訪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大明帝國和南海（今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係。每次都由蘇州瀏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遠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時，鄭和在船上因病過世。明代故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和明代雜劇《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保太監下西洋」。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裏、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在中東方向最遠曾達麥加，在非洲方向最遠曾達莫三比克的貝拉港[參 2]，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美洲[參 3][參 4]。
鄭和是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驅，鄭和下西洋是當代航海事業的頂峰，後世幾百年中，幾無人能及[參 5]。
明朝沈度作《瑞應麒麟圖》
過程
推測路線
鄭和下西洋用的寶船
第一次下西洋
鄭和的現代雕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正使鄭和與王景弘率士兵二萬八千餘人出使西洋，造長44丈廣18丈大船62艘，從蘇州劉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門楊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區），後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寶壟登陸，進行貿易。時西爪哇與東爪哇內戰，西爪哇滅東爪哇，西爪哇兵殺鄭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懼，獻黃金6萬兩，補償鄭和死難士兵[參 6]。隨後到三佛齊舊港，時舊港廣東僑領施進卿來報，海盜陳祖義兇橫[參 7]，鄭和興兵剿滅賊黨五千多人，燒賊船十艘，獲賊船五艘，生擒海盜陳祖義等三賊首[參 8]。鄭和船隊後到過蘇門答臘、滿刺加、錫蘭、古里等國家。在古里賜其王國王誥命銀印，並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參 9]。永樂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國，押陳祖義等獻上，陳祖義等被問斬[參 10]。施進卿被封為舊港宣慰使[參 11]。舊港擒賊有功將士獲賞：指揮官鈔一百錠，彩幣四表里，千戶鈔八十錠，彩幣三表里，百戶鈔六十錠，彩幣二表里；醫士，番火長鈔五十錠，彩幣一表里，錦布三匹[參 12]。
第二次下西洋
永樂六年正月，明成祖命工部造寶船四十八艘。永樂六年九月十三日（1408年10月13日）[參 13]，命太監鄭和、王景弘等[參 14]出使，費信隨行[參 15]，前往古里，滿剌加，蘇門答剌，阿魯，加異勒，爪哇，暹羅，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蘭，南巫里，甘巴里等國，賜其國王錦綺紗羅[參 16]，永樂七年夏（1409年）回國。
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滿剌加鄭和廟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與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瀏家港啟航，敕使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裡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里悶地，古里，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參 17]。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國，正使鄭和奉帝命招敕，賜雙台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為滿剌加國，暹羅不敢擾[參 18]。中國寶船到此，立排柵，城設四門更鼓樓，夜間提令巡警。滿剌加九州山盛產沉香，黃熟香；太監鄭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標本6株[參 19]。永樂七年，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金銀供器等到錫蘭山寺布施，並建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參 20]此碑現存於科倫坡博物館。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賊兵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隨從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並家屬。永樂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國獻亞烈苦奈兒與永樂帝，朝臣齊奏誅殺，永樂帝憐憫亞烈苦奈兒無知，釋放亞烈苦奈兒和妻子，給予衣食，命禮部商議，選其國人中賢者為王[參 21]。選賢者邪把乃耶，遣使齎引，誥封為錫蘭山國王，並遣返亞烈苦奈兒。永樂九年（1411年）滿剌加國王拜里米蘇剌，率領妻子陪臣540多人來朝，朝廷賜海船回國守衛疆土[參 22]。從此「海外諸番，益服天子威德」[參 23]。八月禮部、兵部議奏，對錫蘭戰役有功將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頭功，頭功次等，各有升職，並賞賜鈔銀，彩幣錦布等[參 24]。
第四次下西洋

明鈔本 馬歡：《瀛涯勝覽》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監鄭和與王景弘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參 26]，出使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參 27]。鄭和使團中包括官員868人，兵26800人，指揮93人，都指揮2人，書手140人，百戶430人，戶部郎中1人，陰陽官1人，教諭1人，舍人2人，醫官醫士180人，正使太監7人，監丞5人，少監10人，內官內使53人[參 28]其中包括翻譯官馬歡，陝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揮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參 29]。鄭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賜占城王冠帶[參 30]。1413年鄭和船隊到蘇門答剌，當時偽王蘇干剌竊國，鄭和奉帝命統率官兵追剿，生擒蘇干剌送京伏誅。[參 31]1413年鄭和艦隊在三寶壟停留一個月整休，鄭和費信常在當地華人回教堂祈禱。鄭和命哈芝黃達京掌管占婆華人回教徒[參 32]。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亞），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國。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4
第五次下西洋
永樂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417年6月）總兵太監鄭和，在泉州回教先賢墓行香，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參 33]，永樂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發，護送古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隨行有僧人慧信，將領朱真、唐敬等[參 34]。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誥，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並立碑銘文[參 35]。忽魯謨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卜剌哇進貢千里駱駝、鴕雞；爪哇、古里進貢麾里羔獸[參 36]。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參 37]。
第六次下西洋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發，往榜葛剌（孟加拉），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回，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國。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來朝貢，命鄭和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參 38]，隨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參 39]。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參 40]。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鄭和率領二萬七千餘官兵，駕駛寶船61艘，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經徐山、十日到江蘇太倉，二十日出太倉附子門、二十一日到劉家港，駐留約一個月，在此期間，鄭和在劉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宮，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天妃宮修建完畢，鄭和立《通番事跡記》碑：「……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官兵數萬人，海船數百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里國，抵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涉蒼溟十萬餘里……明宣德六年，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等立」[參 41]。」。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達福建長樂港。鄭和船隊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參 42]。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十一月建成，樹立《天妃靈驗之記》碑[參 43]，並鑄造銅鐘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鐘一口」[參 44]。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從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達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達舊港。七月一日啟航，八日抵達滿剌加。八月八日啟航，十八日抵達蘇門答剌。十月十日啟航，十一月六日抵達錫蘭山。十日啟航，十八日抵達古里國。二十二日啟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達忽魯謨斯。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國。返航途中，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參 45]，船隊由王景弘率領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蘇門答剌。十二日開船，二十日到滿剌加。五月十日回崑崙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啟航，經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嶼，二十一日進太倉，七月六日到南京[參 46]。
寶船與人員

《瀛涯勝覽》明抄本《三寶征夷集本》寶船與人員資料
據跟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所著《瀛涯勝覽》（1451年定稿）記錄：
寶船六十三隻，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
[參 47]，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一艘船可容納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記：「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人員
馬歡著《瀛涯勝覽》記錄：
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力士、通士、民稍、買辦、 書手、通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監七員、少監十員、監丞五員。內官內使五十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都指揮二員。指揮九十三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四百三員。教諭一員、陰陽官一員、舍人二名、余丁一名。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
航海技術
鄭和下西洋中成果之一是「全面考察此洋沿岸」，1621年印刷複製的海圖，這些航海圖解指南並非照比例繪製，而是用羅盤方位標注大港之間的路線，全以「按某某方位，經某某時間單位」方式表示。 [參 1]:232
鄭和利用牽星板確認北極星位置，再對應到地圖上每個港口的緯度（根據北極星在海平線的高度），做為般海的根據。

明代航海羅盤24方位圖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 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
目的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目前不同的歷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
目的 解說
宣揚大明威德 《明史·鄭和傳》中記載：「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這是可信性較高的觀點。
尋找建文帝朱允炆 明代多種文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鄭和傳》中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西山雜誌·三保太監下西洋》「永樂三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鄭和、王景弘、張文等造大船百艘，率軍二萬七千餘。」顧起元《客座贅語·寶船廠》：「寶船之役，時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假此蹤跡之。」
包抄帖木兒帝國 歷史學家向達、尚鉞提出鄭和下西洋是針對帖木兒帝國[參 48]，聯合印度包抄帖木兒帝國後方，牽制其東進[參 49]。明初時，帖木兒大舉進攻明朝，因此從海外結盟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主要目的。不過，根據史學家徐玉虎所言:「印度、紅海等地無形中對帖木兒帝國採取半月形的外圍攻勢。」反映鄭和下西洋之舉並非旨在包抄帖木兒帝國。而帖木兒帝國內部在公元1405年帖木兒身故後也發生沙哈魯爭奪皇位事件。便證明了鄭和下西洋並非旨在包抄帖木兒帝國。
發展海外貿易、企圖殖民海外 鄭和下西洋發展的海外貿易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但於明成祖年間仍然實施海禁政策，加上史學家徐玉虎指出明室要「阻錢貨之外流」，所以殖民之說不太可能成立。
掃蕩張士誠舊部 有歷史學家指鄭和下西洋是由於明成祖派遣鄭和去掃蕩元朝末年起義群雄張士誠的殘餘勢力。於張士誠身故後，其部屬聯合日本倭寇威脅沿海地區安全。明成祖基於安全考慮便派遣鄭和加之以掃蕩。
解決軍事復員問題 靖難之變期間，明朝國內出現饑荒。明成祖就加緊南糧北運的工程，並擴大對海軍和陸軍的需求。事情得到解決後，對海軍的需求下降。為防止這批海軍叛亂，明成祖便安排他們跟隨鄭和下西洋。
意義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里、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80幾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參 50] ，創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蹟[參 51]。
促進海外貿易
燕王朱棣興靖難之師，奪得帝位，賞賜功臣士兵，召集天下儒生編輯永樂大典，造大船，遣太監鄭和六下西洋，遣大兵攻打越南，又營建北京宮殿，用南方五省賦稅，歷14年營建武當山道觀，所費以萬萬計，致使國庫空虛，饋餉空乏。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明成祖推動下西洋，擴大海外貿易。根據學者估計，下西洋貿易開放政策，為明朝政府帶來的利益，至少合黃金二三十萬兩，白銀千萬兩，是宋元市舶司收入的十幾倍[參 52]。另外，得到明室發出勘合的藩屬國因可以於3個通商口岸如泉州和寧波通商而向明朝國內輸入了西洋貨品，如蘆薈、金鑲戒指。
在外交及軍事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功蹟包括推翻斯里蘭卡王朝及蘇門答臘君主、懲治了海盜並扶植馬六甲一小漁村將其變成一強大國及貨品轉運站。[參 1]
影響馬六甲海峽
鄭和下西洋中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預中，以長遠影響來看，最重要的是操縱馬六甲海峽（往來中國及海洋貿易的要道），選擇扶植從巨港逃亡的王子拜里迷蘇剌，於1409年鄭和授與其國璽及皇袍。拜里迷蘇剌曾親自往中國朝貢，使其在馬六甲沼澤地的據點成為日漸富庶繁榮的商業中心。[參 1]:232
評價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5世紀初中國人的偉大海上航行」。[參 53]
梁啓超：「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鄭和之後，再無鄭和。」「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參 54]
孫中山：「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參 55]
穆斯林太監鄭和的一生，是中國明成祖時期海洋擴張政策「最驚人的展現」。[參 1]:228
鄭和的成就清楚證明中國有稱霸海洋成為海洋帝國的潛力，東南亞攸關中國經貿和國防的港口，鄭和採取了積極干預內政手法。[參 1]:230-231
鄭和檔案被毀之謎
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憲宗成化年間，成祖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麼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寶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毀，怎麼還來追問？」。
《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制、名單、航海日誌，帳目等。大批鄭和檔案究竟有沒有被劉大夏銷毀，至今仍然是個謎。大批鄭和檔案失蹤，給鄭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限制。
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鄭一鈞認為，「遲至萬曆末年兵部仍存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他認為劉大夏燒毀或藏匿鄭和檔案之說不足信，鄭和檔案可能在明末李自成攻打北京或清兵攻占北京城時亡失於戰火。[參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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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鄭和發現了美洲，《紐約時報》會是中文的嗎？

吳鉤

鄭和率領的艦隊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10周年。遙想六百年前，鄭和率領的明王朝艦隊在馬六甲海峽大戰海盜，干預爪哇國的內政，並生擒錫蘭的國王，是不是有點小激動呢？

而當鄭和統率龐大船隊抵達非洲時，距後來葡萄牙人達•伽馬帶領的三艘「破帆船」登陸東非還有80年，本書作者甚至設想，如果鄭和與葡萄牙人在海上相遇，會發生什麼事？講述鄭和下西洋歷史的漢學著作《當中國稱霸海上》提出一個問題：「見過葡萄牙的破船之後，中國艦隊指揮官會不會想在前進的途中踩扁那些擋路的蝸牛，以阻止歐洲人打開一條東西貿易的通路呢？」難怪美國《紐約時報》要感嘆：「假設鄭和繼續前行，《紐約時報》應該是中文的。」

鄭和下西洋的航線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宣德年間最後一次航行後不久，明帝國從對外擴張突然轉為「絕對閉關自守」，鄭和的船隊被系統地「自我毀滅」。成化十三年，宦官集團曾經嘗試復甦明初的航海冒險，向兵部索取《鄭和出使水程》（即鄭和七次航海的全部檔案），遭到文官集團的抵制，兵部郎中劉大夏先行將檔案取走，「毀之以拔其根」，徹底掐滅了宦官集團對海上遠征興趣的非份之想。

明王朝自我摧毀海上力量的直接後果是，「自16世紀一開始，中國即飽受日本海盜破壞性的侵襲之苦」，而朝廷幾乎束手無策。更為深遠的歷史性影響還在於，當19世紀西方列強沿中國海岸線咄咄逼近時，繼承了明王朝閉關自守政策的清帝國卻沒有力量可以抵抗。明王朝何以會在成了海上強權之後突然自廢武功？如果將此歸咎於皇帝的缺乏冒險精神以及文官集團的短視和保守，可能是不得要領的。

我們需要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找尋原因。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地圖

明初海上擴張的動力顯然來自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鄭和七下西洋，六次是永樂皇帝所遣派。不管朱棣詔令鄭和遠征西洋乃是出於多麼宏大的政治目標，也不管出使西洋為明朝國庫帶來了多麼豐盈的貢品，但朝廷組織龐大艦隊所牽涉的巨量資源調配則全賴太祖朱元璋締造的簡陋財稅體系提供支持。

這一被史家稱為「洪武型財政」的體制過分遷就落後經濟，商業資本備受打擊和限制，國家以較低的稅率扁平地向無數小自耕農抽取實物稅賦，同時全民也編班輪值，為國家供應各式義務服役。在這種財稅框架下，朝廷適宜於施行自給自足與勤儉節約的治國方略，而難以支撐任何擴張性的政策。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漢學家說，明王朝的「浩大船隊的需求是如此的龐大，而這些需求幾乎是立即湧現，它開始成為天下百姓的一大負擔」。

勒派到平民身上的巨大負擔包括：為船隊的建造提供大量無償的物資（如木材與桐油）和力役；為船隊將要出洋進行的海外貿易上貢各項物品，如絲綢、茶葉、鐵製品等；而且，在朝廷向民間征斂的過程中，不過避免地出現了「貪官污吏非分壓榨地方百姓的情況」。而浩大船隊勞師動眾從遠洋進口的貢品也盡解國庫（朝廷後來將胡椒與蘇木用於支付官員薪俸），於民生並無多大益處。

將遠征西洋目為「勞民傷財」，恐怕亦不為過。可是，「即使在這些震懾人心的船隻的光輝之中暗藏著不滿的種子，但永樂皇帝並未特別擔心它」。「朱棣注視著這批即將奉旨行事、整帆待發的船隊，他知道他統治下的光輝已經顯現，而全世界即將目睹他的萬丈光芒」。

鄭和寶船復原圖

遠征西洋的浩蕩船隊，「僅是永樂皇帝在位24年期間所派遣的近50個特使團當中的一個而已」。在朱棣將炯炯有神的目光投向浩瀚西洋的同時，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並未放棄在陸上昭示帝國權威的機會，先是進兵安南，複數度御征蒙古。永樂十四年，又完成了大運河的疏浚；十七年，將國都從南京遷至北京。在軍事征討與興建新都的風光背面，是民間不勝重負的物資投入和力役供給。

朱棣未及將先帝創建的緊縮、內斂型財稅體系加以全盤改造，匆促拿來支撐他的擴張性政策，其捉襟見肘的財政困頓已顯而易見，解決的法子唯有是飲鴆止渴般的無度征斂，向民間加派額外捐輸，增添不給酬的工役。

永樂十九年，發生在紫禁城的一次雷擊讓朱棣意識到這可能是上蒼對他施政失德的警告，深受震驚的皇帝終於下詔暫停鄭和船隊的遠航和停止部分征斂，以紓民困。然而次年，朱棣又「忘卻了帝國財政困難的警訊」，發兵遠征韃靼。二十二年，在征戰行軍中這一代雄主病逝。

繼位的仁宗一改乃父的擴張政策，主節約，重國本，他頒發的第一道聖旨就是昭令「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民梢人等，各放寧家」，並解除了鄭和寶船船隊總兵的職務。仁宗御宇不足一年駕崩，宣宗即位，在他治下鄭和受命進行了最後一次遠航，之後這支大明帝國的龐大艦隊徹底告別了浩瀚海洋，「皇帝下令嚴禁出海航行，並停止了所有遠洋帆船的建造與修繕工作，違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處死」。

海禁是明王朝從永樂帝的權力擴張向自給自足傳統回歸的標誌，出於恤民之念的明代文官在這一退縮過程中無疑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於財稅會結構的不適應，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明朝的第一個皇帝製造出過於簡陋的財政體系，第三個皇帝又不顧其設計之目的，只拉過來將之濫用，第五個皇帝採收縮退後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潰。

鄭和畫像

《當中國稱霸海上》的作者李露曄說，「諷刺的是：中國從海上撤退之際，正值歐洲強權離開地中海安全的避風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險，試圖發現一條到達遠東的通道之時。」與鄭和奉詔下西洋不同，西方國家之海上探險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甚至全由民間團體或私人企業主導。當我們隨著李露華的筆觸回溯600年前中國的短暫海上霸權歷史時，最感痛惜的不是明朝官方的海上力量被自我摧毀，而是這個帝國的擘劃者囿於提防和限制私人資本和民間商業，國家的「斂聚」無異於與民爭利、搜刮民脂，而為正統士大夫所抨擊，只好掉頭折回自給自足的小農舊局，再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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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七下西洋，前後經歷二十九年，可惜原始的航海紀錄早已遺失。據明朝萬曆初年嚴從簡撰寫的《殊域周咨錄》一書記述，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但宣德以後，一些執政的大臣認為下西洋是勞民傷財的事，為防止朝廷有恢復派人下西洋的意圖，將鄭和的下西洋的檔案銷毀。幸而先後隨同鄭和下西洋的官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都將見聞紀錄保留，各自撰述《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部著作，使鄭和下西洋事跡及當時西洋諸國的情況得以流傳。

明末天啟年間，兵部官員茅元儀蒐集歷代軍事資料，編撰《武備志》一書，成書於明崇禎元年（1628年），書中收錄了一卷《鄭和航海圖》。《鄭和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著番圖》，詳細標注了鄭和航海途經的港口、島嶼、航路、針路等資料，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麻林地」、「木骨束都」，航行路線與文獻記述一致。近代學者認為，這卷航海圖應該是鄭和下西洋時所繪製，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

鄭和下西洋耗費鉅大，加上永樂帝多次用兵沙漠，兼併安南，使當時的財政非常緊絀，當時的大臣群起反對，特別是主管財政的戶部尚書夏原吉，不惜冒被永樂帝治罪的風險，犯顏直諫，被永樂帝投入獄中。永樂帝駕崩，太子繼位，是為仁宗。據《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夏原吉傳》記述：「永樂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征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不高興)。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疊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召原吉繫之內官監……。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采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仁宗之子宣宗最後一次派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年老逝世，出洋遠航永不恢復。

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論鄭和下西洋時，感歎鄭和壯舉無以為繼，中國自困於內陸，而隨後遠征大海的歐洲航海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約生於1451年，卒於1506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0年－1524)開啟了西方世界的大航海時代，梁啟超說：「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今譯為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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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並沒有影響到大明的國運和發展
2016年02月03日 帝王將相 暫無評論 閱讀 95 次

　　鄭和，公元1371年生於雲南昆陽州(今昆明晉寧縣)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馬和，小字三保(後又稱三寶)，11歲時被俘進宮，後來當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謀，屢立奇功，便賜姓「鄭」，改稱鄭和，並提拔為內宮太監。鄭和於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7月11日)率領龐大船隊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長的28年間，鄭和船隊歷經亞非三十餘國，涉十萬餘裡，與各國建立了政治、經濟、文化聯繫，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偉大歷史壯舉。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消除諸王勢力，充實軍事實力，開拓、鞏固邊疆，維護國家穩定;在經濟上，恢復和發展農業、扶植工商業，使洪武時期的初步經濟繁榮在永樂年間走向興盛。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奠定了明王朝開拓對外活動的基礎。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奪取皇位後，始終沒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來，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懷疑他逃到海外避難，恐怕他將來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以杜絕後患。還有一點是，洪武中後期，東南亞一帶許多國家再沒有按期向明王朝納貢，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喪失，還有些地區的首領甚至阻礙、破壞中國官方與民間的對外海上貿易。這是朱棣難以忍受的。因此，一個宏大的計畫在朱棣腦際中出現，那就是派遣使節，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嚴，恢復和擴大對外邦交。朱棣的想法得到了鄭和等人的支持，於是他派鄭和與大臣王景弘特使出使西洋。所謂「西洋」，就是今日的南洋和印度洋。
　　造船業在我國歷史悠久，造船技術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西周時，人們建造的海船就能東達日本。秦漢時，船隊更能遠航至爪哇、高棉、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到了唐代，我國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時代，又增大船體，可乘近千人。由於指南針的運用，人們還可以在茫茫大海上安全可靠地航行。如果說，唐代以前，中國人到西洋各國往往要乘外國船，那麼，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後，外國商人都紛紛改乘中國船來往於波斯灣等西洋各地了。歷史悠久的造船業和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加上明初強盛的國力，為鄭和大規模地建造遠洋船隊出使西洋，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條件和物質基礎。

　　自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間，鄭和率眾一共七次遠航。鄭和遠航由長江口出發，先穿過台灣海峽，經過南海，到南海周邊各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過錫蘭(今斯里蘭卡)，向西到印度西海岸、再沿岸到波斯灣，或橫越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島，再向南岸航行，最遠抵達非洲東岸。鄭和航海往返都必經台灣海峽和南海，船隊除遍至南海周邊各國外，更深入紅海，遠抵紅海東岸的天方(今沙烏地麥加)及非洲東岸「麻林」(今肯尼亞麻林地)。總之，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是史無前例的。據《明史》記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所率部眾就有二萬七千多人，其中有掌管航行、外交、軍事、貿易等重大行動機構的決策、指揮人員，有負責觀察天文、預報氣象、航海操作及維修技術人員，還有翻譯、醫生、採購、後勤、軍事護航人員等等，以及少數尋訪建文帝下落的密使。船舶長44丈、寬18丈的就有62艘，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以後幾次遠航也大致保持著這個規模。
　　與朱棣耀武揚威的目的不同，鄭和把海洋與國家的富強安危聯繫在一起，他認為掌握制海權對維護國家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曾對明朝統治者進言：「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洋……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這是鄭和畢生海上經歷的總結，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關於海權的論述。
　　鄭和下西洋前，東南亞地區各國相互猜疑，互相爭奪。這直接影響中國南部的安全，不利於明朝的穩定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明成祖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宣揚「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緩和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維護了海上交通安全，提高了明王朝的國際威望。
　　當時，威脅明朝安全的主要來自兩個方向：東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殘餘勢力和西北的帖木兒帝國。朱棣時期，改變了明初的被動防禦戰略，主動出擊，陸上方向實施遷都、親征漠北;海上方向組建了鄭和舟師，震懾和打擊倭寇和反明勢力，並從海上實施戰略包抄，對西北方向進行戰略上的牽制，從而減輕明朝北部的壓力。
　　鄭和在進行政治外交的同時，還負有溝通與西洋各國經濟貿易的使命。鄭和船隊的貿易活動尊重當地風俗，進行平等交換，使中國進口了大量亞、非地區的特產，很多國家還進獻了許多珍貴動物。這些物品的傳入，一方面成為皇室的奢侈品，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明代手工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繁榮。
　　由於當時封建體制的影響，鄭和下西洋這種航海活動也無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弊端。鄭和下西洋的貿易活動主要是官方貿易，並沒有和民間對外貿易有效地結合起來。鄭和遠航將朝貢、勘合方式的對外關係推進到頂峰，「厚往薄來」，用大量物質財富換取海外諸國形式上的藩屬關係，結果，開支浩繁，「庫藏為虛」。在鄭和航海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朝廷內外反對聲就此起彼伏，後來車駕郎中劉大夏偷偷將記載鄭和七下西洋航海經歷及一應活動和見聞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毀掉。明憲宗追查《鄭和出使水程》的下落時，劉大夏就指出：「三寶(即指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縱得奇寶而歸，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對此，梁啟超指出：「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伽瑪之後，有無量數之維哥·達伽瑪。而我則鄭和之後，竟無第二之鄭和。」這段評論是對明初對外開放缺乏系統管理的精闢寫照。
　　鄭和七下西洋的成功，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海上貿易日漸發達，他們紛紛沿著鄭和的航線，使沉寂了幾十年的海面又開始繁忙起來，以致有人斷言，當時中國的絲綢之路已從風沙滿天的大西北，轉移到了碧波萬頃的東南大海。
　　鄭和在完成最後一次出使任務的歸途中病逝，遺體被船載回，葬於南京中華門外牛首山麓。鄭和不但以先於西方人航海，勝於西方人的航海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而且，他所代表的是一種文化精神，一種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一種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決心。鄭和這種敬業獻身、報效國家的精神是永存的，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繼承和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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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究竟是為了長生不老還是捉捕美人魚？
2016-02-24 22:24:07

文/恆星馳溫祥

圖/網絡

看完電影《美人魚》我們心中應該有很多疑問，而導演周星馳也在片中埋下了諸多伏筆。

比如，人魚老太提到人魚族一共遭遇過人類七次大圍捕，而六百多年前明朝多虧了鄭先生相救才得以不被滅族。

現在我們結合一下真正的歷史看這個故事是否合理。

列舉八條史實如下。

1.鄭和先後七次出使西洋，足跡遍及東南亞、印度洋、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直抵非洲東部海岸。

2.1407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國，海盜陳祖義被捕，皇帝下令斬首。

3.1409年朱棣派姚廣孝隨從鄭和三下西洋，最終迎回佛牙。

4.1421年鄭和六下西洋時，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

5.1422年，高祖皇帝去世，仁宗即位，並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1431年，鄭和七下西洋。

6.據考證，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已預知自己生命將終結，他立下遺囑，出海前分別在太倉、長樂立碑表明自己心意。

7.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逝印度古里，他的真身究竟葬於何處，一直備受爭議，成為歷史上的一大懸案。

8.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皇上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大批鄭和檔案失蹤。

根據史實，在《無厘頭史記》中覓得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故事得從遠古時代講起。

那時候，地球上出現了最早的生物，猿猴。

隨著地理變遷，一部分猿猴留在了陸地，一部分猿猴住進了水裡。慢慢地住進水裡的猿猴雙腳蛻化變成了魚尾。

人與魚類一直和平共處，直到六百年前。

這一時期，人類文明得以快速發展，尤其是航海業逐漸興起。

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文明古國，國家出現了一個人。生於1371年的三寶。

1381年，三寶因為戰爭被閹變成太監，被送至朱棣的燕王府。隨後，屢立戰功深受燕王賞識。

1404年燕王登基，史稱明成祖。而三寶被賜名鄭和，受皇帝之命造船航海，下西洋以揚國威。

1405年三寶率領兩萬餘名官兵出航，先後到達各國。

在途徑印度洋西海岸古裏海域時，撞見了一名海盜頭領，陳祖義。

陳祖義盤踞馬六甲10多年為海盜，集團成員超過萬人，戰船百艘，是明成祖的心頭大患。

是時只見陳祖義眾人正在瘋狂捕殺海中魚類，三寶見狀立即率領艦船靠前。

等到靠近時才發現，海盜們捕殺的不是一般魚類，而是上身為人下身為魚的生物。

三寶沒有想太多，立即向敵船開炮，雙方戰鬥數個時辰，終於擒獲陳祖義。隨後搜查盜賊船隻時，發現船艙全是半人半魚的生物，或死或傷。

追問下才得知陳祖義名為海盜，實為追蹤捕殺海洋的「美人魚」，以提煉藥物延長壽命。

三寶生性善良耿直，毅然放走了所有的人魚，人魚也央求三寶不要對外界透露他們的存在。

1407年三寶回國，陳祖義被皇帝下詔砍頭，不料臨刑前對皇帝說「海上有魚，上身為人，得之可長生不老，我願意前往替...」

話聲未完，三寶手起刀落，「皇上，切勿聽信小人之言。」

皇帝一言未發，走了。

十幾天後，三寶又一次受命二下西洋。

臨行前，皇帝對三寶委婉表達了尋找人魚之事，三寶愁雲滿面的點了頭。

1409年，在外佯裝圍捕人魚兩年後，三寶回國，稱未找到人魚。

同年十月，三寶第三次受命下西洋，隨行的還有皇帝主要謀士姚廣孝。

姚廣孝是一代高僧，法名道衍，皇帝的心腹。

皇帝之意三寶心知肚明。

船隊出發，行至印度海域時，姚廣孝終於發現人魚蹤跡。

面對堅船利炮，縱使人魚本領通天，終究輸給了冷兵器。

人魚悉數落入姚廣孝之手，就在啟程回國之時，三寶偷偷告訴姚廣孝，人魚知道佛牙的下落。

佛牙指的就是釋迦牟尼佛未燒盡的遺骨殘片的牙齒，也就是舍利。對一個僧人來說，世間恐怕難有比這更為貴重的東西了。

為得佛牙，姚廣孝決定依靠人魚之力。

人魚一族遂聽從三寶的建議，帶領船隊到達印度洋海域的獅子國（今天的斯里蘭卡），在那裡取得佛牙。

姚廣孝想捉拿人魚回國交差，卻被三寶及時勸阻。

一方面，長生不老只是道聽途說，沒有可信根據。另一方面，朱棣篡位建文帝上台，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也需要效仿古代帝王迎佛牙，以平息民間的不滿和反抗情緒。此次佛牙到手，既可以圓皇帝心愿，也能避免殘殺無辜，也算功德無量之事。

姚廣孝本為出家之人，自然懂得其中利害，於是放走人魚，於1411年回國。

皇帝見迎回佛牙，自然大喜，於是不再追究圍捕人魚失利之事。

而三寶一心想再見人魚，所以自動請纓，以弘揚國威捉拿人魚的名義又下西洋三次。

第四次和第五次下西洋，三寶教會了人魚製造兵器、建造戰船等技藝。

在第六次下西洋途中，船隊遭遇風暴，險些喪命，所幸得到人魚相救，船隊才得以返回。

1422年，高祖皇帝去世，仁宗即位。見三寶下西洋並無實獲，於是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三寶日日思念人魚，終於向皇帝求情，願意再替皇帝去海域尋找傳說中的人魚，以獲長生之術。皇帝應允。

1431年，三寶七下西洋。

臨行前他告訴皇帝，自己若是以身殉國，還請善待鄭家後代。

隨後，在行至印度西海岸古里時，船隊遭遇風暴，風暴過後三寶於人間消失。

消息傳回國後，皇帝厚待其家人。並下令翻閱查看七下西洋的航海記錄，以期找到人魚線索。不料三寶航海資料憑空消失，加之朝中再無卓越航海家，皇帝遂作罷。

而在遙遠的印度洋某個角落，三寶繼續將畢生所知教給人魚一族，以保族類平安。

直到有一天，海洋受到了污染...

所以，從這本史記中，我們可以推出《美人魚》中的以下幾位關鍵人物。

1.人魚老太口中的「鄭先生」是誰？

鄭和，毫無疑問。

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姓鄭，又和海洋有關係，非鄭和莫屬。鄭和下西洋時間是1405年到1433年，完全吻合。

2.人魚老太是誰？

有人說他是鄭先生（鄭和）的戀愛對象，其實是不對的。

一個女子會稱呼自己的愛慕對象為先生嗎？另一方面，八爪魚稱呼她為「師太」，可以看出來人魚老太活的夠久，是人魚族的祖輩了。不然她也不會對發生的歷史了如指掌，也不會有那麼高的武功修為。

3.八爪魚（羅志祥）是誰？

鄭和與人魚的後代。

馬和驢生的是騾子，人和人魚生的會是人或者人魚嗎？當然不是。

所以，他們生的是其他物種。而當這種其他物種再和人魚交配時，就生出了章魚。

不然，一隻章魚憑什麼在全部都是人魚的人魚族做老大？肯定是因為祖輩有權勢或者對人魚族做過極大貢獻嘛。

4.鄭總是誰？他為什麼出手幫劉軒？

鄭和的陸上後代，八爪魚的親戚。

鄭和雖然自身無子，但是早年他的兄長便把自己兒子過繼於他，改名鄭恩來。鄭總便是鄭恩來的後代，整個家族肯定對人魚一事略有耳聞。聽聞人魚被捕殺，鄭總豈能袖手旁觀，於是便借了自己的飛行器給劉軒。

不然，和劉軒結有仇怨的鄭總會幫他？你以為鄭總是真的愛他啊？

5.終極問題，鄭和怎麼和人魚愛愛並生下其他物種的？

如果是正常人，此事恐怕略有難度，但是別忘了鄭和是太監。

人魚的生殖行為一定和人類一樣嗎？別忘了，經過幾億年的進化，早就是兩個不同的種族了。所以，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人魚界是雄性生孩子，和人類相反。

而作為一名太監，鄭和會喜歡雄性還是雌性？相信大家都明白。

換言之，鄭和是受。

所以，正如人魚老太之言，真正的愛是超越了一切種族、規則和界限的。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KB64A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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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估鄭和下西洋　　　　　　　　　　陳信雄

很高興有機會來到這裡談一談鄭和，因為我個人所知道的鄭和，跟別所知道的鄭和不太一樣，而自已不清楚這種認識是不是可以成立，因此想把它說出來，請大家指教。

臺灣人信仰的神之中，有媽祖，是海神。在中國歷史之中，鄭和是偉大的航海英雄，簡直就是海神。歷來研究鄭和的人，都把鄭和推崇得很高，認為是中國海外活動的最高成就，長久以來都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典範。大陸上有四座鄭和記念館，鄭和升格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典範。最近臺灣有兩份鄭和電視「鄭和專輯」，都高度肯定鄭和的豐功偉業。最近，美國有人寫書，書名叫做〝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中文譯作《當中國稱霸海上》，讚美鄭和之餘，謂鄭和部屬的後人，如今還存在於肯亞的小島上，許多人為之感動，紐約時報的特派員還特別前往非洲，證實其事。

個人覺得這些說法，嚴重誤解鄭和，連帶的，嚴重誤解中國人的海外活動，嚴重誤解中國歷史的特質，滋事體大，非鄭和一人而已。

以下先介紹一般人對鄭和的理識，而後再提出疑問與看法。

壹．概述鄭和下西洋

一．鄭和其人

鄭和，雲南人，姓馬，以軍功於鄭塤地方，賜姓鄭。

大約生於洪武四年，卒於宣德八年(1371-1433)。

1382年左右，約十歲，為明軍俘至北京，成為太監。

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三十五歲起，航海二十八年，壽終於海外

。

二．七次下西洋

1.永樂3年(1405)6月15日出發，永樂5月9月2日返國。

自劉家港出發，至錫蘭，印度西南的古里。

在爪哇，明兵一百七十人被誤殺，鄭和妥善後事，其後比年進貢。

在古里（印度西南），封其王，立石勒碑。

擒捉舊港（三佛齊）海寇陳祖義（潮州人）。

2.永樂5年奉詔，是年冬或次年春啟航，永樂7年夏返國。

船249隻，七年二月立碑於錫蘭。

3.永樂7樂年9月出發，永樂９年六月還

自太倉開船，十二月自福建開洋，到達錫蘭。

錫蘭王欲加害舟師，鄭和擒之還。

（今彰化花壇世家，錫蘭王子之後人也。）

馬歡、費信隨行。

4.永樂11年冬出發（11月15日奉昭），永樂13年七月還。

遠達忽魯模斯、溜山(Maldives)等地。（長樂碑）

或依據永樂13,14年來貢國之中含東非三國的記錄，謂鄭和第四次航行到非洲之

木骨都束、不來哇、麻林。（明史）

於Sumatra平亂，擒其「偽王」回朝。

5.永樂15年冬出發（14年冬奉昭），永樂17年7月還。

15年5月行香於泉州。

遠達阿丹(Aden)，非洲木骨都東、不來哇、麻林。（據石碑）

6.永樂19年春出洋，永樂20年8月還。

至忽魯模斯、阿丹、不來哇、古里、阿枝、溜山等十六國。(《明實錄》)

其時甚短，而訪國多而其地遙遠，甚為費解。

7.宣德5年12月自南京出發，6年2月到長樂港，12月出國。

宣德8年7月6日還抵京師。

一般謂，航至忽魯模斯、錫蘭、卜刺哇、木骨都束、阿丹、竹步、佐法兒等二十國。

費信隨行。

三．成果

1.長時間，密集航行。

期間，28年。永樂3年到宣德8年)1405-1433)

航海七次，平均四年航行一次。

2.參與人員，2萬7千多人。

3.船數，200艘；

船之大者，寶船長44丈(105m)

4.所到地方，30餘國，

《明史》＜鄭和傳＞35國，劉家港與長樂港之碑文皆記三十餘國，《星槎勝覽

》22國，《瀛涯勝覽》、《西洋番國記》均為20國。

遠達東非。

5.政治，宣揚國威，雄兵躍武。

6.貿易，中國海外貿易的開始。

7.移民，華僑的祖師爺。

貳．可疑之處，

一．記錄何其少，中央無，地方無，主要人員不見著作。

只有三位隨行人員之私人記錄，七篇碑文，《明實錄》。

三本著錄資料簡單、模糊、而彼此不一致；七次活動時間，多有不合；七

次所往之地，也有不同。

七篇碑文，最主要的二篇，當事人自述其功。直接史料，卻頗主觀。

《明實錄》，多為出發前之命令，返後少見報告。

二．成化之記事甚怪，

「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

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答吏，復令

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廈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

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寶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

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

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無哉！忠柬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

久當屬君矣。」（大夏後果至兵部尚書）《殊域周咨錄》卷8，頁307又「按《

灼艾集》中劉大夏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安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

軍數。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與相類..」《殊》

長時間，多種衙門的行攻，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大量準備工作，這許多檔案，豈

是一人一時能毀？

三．泉州之碑

<鄭和行香碑>

「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廝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

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

為第五次下西洋之前所留。

據《蒲氏家譜》「日和..壽歲次公子..至正間清真寺損壞..里人金阿里與之共

成厥事..永樂十三年，與太監鄭和..往西域..封泉州衛鎮撫司，聖墓立碑猶存

。」116《鄭和與福建》

本人姓名、父名，年齡，皆可疑。

日和而非和日。

壽歲應為壽峸，則日和為壽峸次子，壽庚之姪。

蒲壽庚的兒子擢官約在1300年，日和之年應相近，是時大概不少於二十。

修寺在至正九年(1349)，當時日和之年約為七十。

永樂十五年(1417)，又在其後六十八年，當時日和之年約為一百三十八，至少

有一百二十歲。如此高齡真能下西洋？其真其假，或待查考。

四．後事何其草率

鄭和基，在南京市西南江寧縣牛首山南麓的周昉村，當稱其他為回子山。或謂

為衣冠冢，為謂為鄭和葬身之所。

衣冠冢之說據康熙《江寧縣志》，云「三寶太監鄭和基，在牛首山之西麓。永

樂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復命入西洋，卒於古里國，此者賜葬衣冠處也。」

埋身墓之說依據同治《上江兩縣志》，云鄭和，「永樂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復

命。卒于古里．賜葬（牛首）山麓。」

又，墓之所在地為江寧縣的「谷里」，未審與「古里」有無關聯。

有鄭和後裔鄭洪流者，「解放」前曾守墓於此，1959年此墓重被發現，1982年

初步修茸，近已再作修茸。

影響力與重要性如此重大之人，身後如何處理，墓在何處，皆未見明確記錄，

後事簡單得不如一介草民，如其怪哉。

五．所謂<鄭和航海圖>

「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里，...當是時，臣為內豎鄭和，亦不辱命

焉，其圖列道里國土，詳而不誣，載以昭來世，志武功也。」有其符命處。

但也多疑點，無相關標題，年代甚晚，有後世始見之地名，有與鄭和無關之地

名(如Mobasa)，或古今資料之摻合者也。

六．其他，船隻之大，非洲之行，臺灣、澳洲、菲律賓、日本之行，皆是疑點

。

參．鄭和歷史的重新認識與意義重估

一．有其足以肯定之事

此行動為空前絕後之規模，

政府行動而言，為空前絕後，

就個人之魄力而言，鄭和與永樂皆今古難求之人。

就影響而言。亦頗可觀。

二．重估其意義

1.期間，28年

永樂3年(1405)到宣德8年(1433)，

航海七次，平均四年作一次航行。

就國家而言，至為微而小。

2.人員，2萬7千多人，

就國家而言，至為微而小。

3.船數，200艘，

船大，寶船44丈(105m)。

船之數，不能算多，

船之大，則甚可疑。

這項記錄只見於《瀛涯勝覽》一書，而此書有二十種版本，其中只有二種版本

有所著錄，其為「明鈔說說集本」，與「三寶征彝集」，而此二種版本不會早

1617年（萬曆45年）。真實性待考。

其他皆後來之書，皆抄錄者，如：

《鄭和家譜》、《明史》<鄭和傳>。

龍江造船廠出土大舵杆，絞關木。

前者長11.07米，後者2.22米，以推算船隻大小，充滿附會。

4.所到地方，30餘國，

鄭和傳記35國，劉家港與長樂港之碑文皆記三十餘國，《星槎勝覽》22國，《

瀛涯勝覽》、《西洋番國記》均為20國。

較之唐，宋、元(25,55,99國)。何以言多。

5.政治，結盟不久存，政變也不久存，不免積怨。

6.貿易，厚往薄來，貿易並非絕無，但為例外，少量。與宋元不同。

7.移民，海禁，不許私自出國下番。與宋元不同。

三．餘論

鄭和的研究，有的基本史實都有錯誤，有的無中生有，有的全憑想像。

例如：

1.李十一冊294「當鄭和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在亞熱帶的雲南高原的和煦氣

候中歡笑時；在舊世界的另一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誕生，從非洲西海岸的

探險開始，開啟了歐人的海上事業。（李，十一，294）事實上鄭和年約十歲

，被閹入宮。

2.明代瓷器與鄭和，

鄭和與蘇麻尼青未見關聯，

鄭和也沒有帶多少瓷器出國。文獻未載，土耳其未見，非洲不見，

其他方也未有發現。

3.傳說與研究現象非常奇特，

長時為人所忘

突然為人提起，

外人群起新說，

華人群起肯定讚美，

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肆．結論

一．下西洋之原因

一般說法，尋找惠帝，防範張土誠，對付帖木兒帝國，耀兵異域，國際貿易，

尋找寶物。

真正原因，永樂皇帝之心結。朱棣充滿企圖心，但欠缺光明正大，反對與理怨

四伏，於是設法轉移國官民的注意力，建立威望，以安人心。五次親征漠北，

又經略東北、安南，鄭和之航行，莫不源於此。

二．下西洋的力量，

基於明初與宋元之力量。

明初，驅元而建國，規模宏偉，人力物力充沛。

宋元海外交通蓬勃，船隻、航海術、航路，以及交通各國的方法，各國的風土

民情，乃鄭和所以能夠下西洋的主要憑藉。

三．為何是鄭和下西洋，不是別人？

鄭和本人的行政能力，領導能力，外交能力，軍事指揮能力，當然卓越出眾。

然則，還有更根本的原因。

因為這是皇至內部的權力鬥爭，威服政敵，不是為國家安全，也不是為了國家

經濟而發展的國際貿易，因此並非中央政府的職務，而是帝王一人之事。因此

，只能派內臣，並且只能派最為貼心的身邊人，服侍於宮內的忠僕，內侍－太

監。因此，被指定的人，若不太監鄭和，另一個可能便是來自福建的太監王景

弘，第三個可能是另一名太監。鄭和之所以執行此件航行任務，主要原因在於

他的身份，太監。

四．鄭和下西洋不是中國海外發展的顛峰，而是夕照

中國人之活動於海上，興於唐盛於宋元。

宋元之時，中國海舶年年大量出航，來往於許多國家，大量經營貿易。

宋元泉州為天第一大港，造船術天下第一，來往國家之多，貿易量之大，海關

稅收之多，皆非明代可比。

較之宋元，明初鄭和至為小巧而微弱。鄭和之後，全面海禁，鄭和下西洋之盛

事，不復可見。鄭和的航海活動，是中國海上活動的最後一道光芒。

鄭和的航海是中國航海活動的落日餘暉，鄭和的航海是宋元活躍停頓之後，最

後一次的復出，那一是一般的夕照，是迴光返照。這種夕照，亮而無熱，強而

不烈，暫而不久。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鄭和之時，非常逼近黃昏，連鄭和自己，都看不到落日。鄭和第七次航行，逝

於印度的古里。

五．稱霸，另一個誤解

雷瓦西著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漢文譯名為《當中國稱霸海上》，

似乎不少人喜歡這本書的名稱。但是，這項名稱似乎是另外一個誤導。

中國積弱太久，極欲尋求強大與稱霸。

然則，鄭和未曾霸也，

中國也很少稱霸，除了春秋五霸，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成古思汗。

然則，稱霸真的那好嗎？稱霸是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的快感。

明代中國並未稱霸，稱霸也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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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航海記錄為何被清除？
2016-06-02 10:47:37

這事的原型，在《明武宗實錄》的劉大夏的小傳里就有記載：

太監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址。有旨檢永樂間徵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

所謂徵調故事，應該是指徵集兵力、糧草、軍械等等物資的檔案。此事肯定是由兵部經手的，所以會在兵部留下檔案，是在情理之中的。名臣林俊給劉大夏寫的神道碑里，也有類似的記載。說明這個故事必然是經過劉大夏的家人認可的，甚至就是他們流傳出來的。《明史》里有進一步的發揮，我沒查，不知道它的史源究竟是什麼：
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寮國，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餘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

劉大夏藏匿永樂朝征伐安南的檔案這事兒，雖然我也沒見過旁證，但確實不是空穴來風。當時黎朝的黎聖宗進攻寮國，寮國國王名義上是明朝的土司，把這事鬧到明廷，有個小文官被派去查探，回來後請求討伐安南，但他所提供的理由，完全是朝廷從宣德棄交以來一直默認的情況，結果激怒了皇帝和兵部，被下了錦衣衛獄。此事在成化十八年，餘子俊在兵部是十三到十九年，時間上相合。所謂汪直想藉機討伐安南，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一種傳聞。

《明憲宗實錄》卷226，成化十八年四月辛酉條：行人司行人王勉下錦衣衛獄。先是，勉奉命廣西等處勘處安南事情。既還，上言：「安南國王黎灝久蓄不臣之心，僣立年號，擅興征伐，請兵往正其罪。」事下兵部，以勉希求進用、引啟邊釁，當治罪。從之。

劉大夏死於正德十一年，他藏匿檔案的故事在嘉靖初年已進入了國史。而在晚明時期，卻出現了劉大夏藏匿的是鄭和下西洋的檔案的說法。這一說法一般認為首次出現於萬曆二年成書的嚴從簡《殊域周咨錄》：
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

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無哉！」

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

實際上早就有學者王宏凱、蘇萬祥撰文質疑此說。「水程」如果是航海圖、路線記載一類的東西，應該收藏在職方司，車駕司郎中亂入已經是個槽點了。項忠在兵部當尚書，是成化十年（1474）到十三年的事，到《殊域周咨錄》面世的萬曆二年（1575）已過百年，時間懸隔，況且此事又涉及機密，當然不能直接採信。況且這個故事和劉大夏藏匿安南用兵檔案的情節十分相似，顯然有承襲關係。很可能在西人東漸、由走私海貿引發倭寇戰爭、最終導向整飭海防後的隆慶開邊的嘉靖後期至隆慶年間，鄭和下西洋的事件重新進入人們視野，與早已流傳的劉大夏藏檔案故事結合，把永樂年間的征伐安南變成了鄭和下西洋。

事實上只要想一想，也會覺得「劉大夏藏匿鄭和水程導致憲宗放棄派遣船隊」這件事並不足信。如果說征伐安南的徵調兵馬、物資的數目屬於機密，兵部以外都不會有，那還罷了。鄭和下西洋並不是進入無人區，他的航路圖難道會是一種一旦焚毀就無法再次搞清楚的東西？不老泉航海圖？指向盧克·斯蓋沃克的修煉場所嗎？

明代除了嘉靖閉關的一段時間外，由宦官監管的廣州市舶司一直在接待南洋各國的朝貢使節，並與使節的「隨員」也就是一般商人們在廣州展開貿易。特別是成化年間，正是廣州市舶司太監韋眷頻頻上貢珍寶、頗為得寵的年代。憲宗如果想恢復派遣西洋的船隊，根本不用去兵部查什麼水程檔案，因為這件事本來在永樂時期就不是由兵部主持的，而是由兩個宦官直接帶水軍各衛人員出海的，兵部也未必有多少檔案。他只要讓廣州市舶司去問問那些滿剌加、蘇門答臘、暹羅各國來朝的使節怎麼回家不就好了！況且當時未必沒有能往返西洋的中國商人，通過市舶司去查訪也方便的多，為什麼要去裝模作樣的問兵部呢？如果派遣船隊的想法是認真的，就算真有劉大夏焚毀檔案之舉，也不會被打動。成祖派遣鄭和船隊之前又翻閱了什麼檔案呢？說到底航海技術並不是武功秘籍啊。

（今人標註過的鄭和航海圖局部。此圖是把船行左右的顯著目標畫成對景圖，以便於識別的，所以看起來會是長長的一條河流。）

鄭和航海圖(圖)

況且，直接記載鄭和船隊路線的《鄭和航海圖》，是千真萬確地存留於世的。晚明從戎文人、關寧軍將領茅元儀編纂《武備志》，將其公開出版。虛無縹緲的「焚毀」，和白紙黑字的地圖，哪一個更有說服力呢？

不過，這些分析畢竟還需要一點兒明代背景知識，但故事情節的過於相似，其實是更容易發現的。劉大夏並不是一個特別冷僻的人物，有些人連隨手可搜的《明史》甚至百度百科都不肯查，就趕緊跑來念叨什麼「文官集團」啊、「禁海貿」啊之類陳詞濫調……真是夠了。還是多讀讀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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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不曾到過台灣

 

話說很久很久以前，我寫了一篇鄭和不曾到過台灣－系列０－西班牙人在台灣，之後就……逃避責任……這次又讀了一些鮑曉鷗翻譯的 Spaniards in Taiwan ，幾篇有關 Salvador Diaz 的文篇十分有趣，但是回家後發現自己的記憶力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只好把這次當預告，先來寫鄭和的事了。這篇是花了點時間在我的硬碟備份中找出來的。如系列０所說，本文先用英文撰寫，再翻成漢文。

三保太監鄭和在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生於雲南昆陽州，也就是現在昆明市晉寧縣，位於寶山鄉和代村的一個回教家庭。他的祖先是西域布哈剌境內的貴族，位於現在的烏茲別克共和國。在宋神宗時，他的祖先因為鄰國入侵而遷徙到中國，原姓氏是賽典赤瞻思丁，全名為 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漢化之後改姓馬（來自穆罕默德），鄭和是在永樂二年才由明成祖賜姓為鄭。鄭和七次下西洋，最遠曾航達非洲。甚至有前英國海軍潛水艇指揮官孟席斯認為鄭和艦隊曾抵達美洲。現代衛星地圖上台灣離中國只有 97 哩，航遍西洋的鄭和有沒有到過台灣呢？

明憲宗成化年間，皇上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沒想到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麼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毀，怎麼還來追問？」。

《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製、名單、航海日誌、帳目等。大批鄭和檔案究竟有沒有被銷毀至今仍然是個謎。檔案失蹤，給鄭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限制。

既然史料不足為什麼有人堅持鄭和曾經到過台灣呢？原因是明史中對台灣的記載如下：

「雖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與鄰國往來。永樂時，鄭和遍歷東西洋，靡不獻琛恐後，獨東番遠避不至。和惡之，家貽一銅鈴，俾掛諸項，蓋擬之狗國也。其後，人反寶之，富者至掇數枚，曰：『此祖宗所遺。』」

明史從順治二年， 1645 年開始編寫，直到乾隆四年， 1739 年刻成，足足離鄭和下西洋二百多年。現存鄭和下西洋的重要文件都出於以下主要史料：費信的《星槎勝覽》、馬歡的《瀛涯勝覽》及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是當事者留下來的第一手資料。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的《鄭和航海圖》，祝允明的《前聞記》，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和錢穀的《吳都文粹續集》屬於在鄭和下西洋後一百年間留下來的史料。

以上諸多史料，沒有一個提過鄭和曾到過東番或是雞籠或是北港等明代對台灣的稱呼。那麼二百多年後明史中的一行字，值得相信嗎？明史中的記載又是從何而來？

這就要研究中國史上第一次記載台灣的《東番記》了。東番記乃福建連江人陳第，於萬曆三十年（1603）年，隨沈有容將軍到台灣討剿倭寇後回到家鄉所寫，那已經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兩百年後了。陳第的友人陳學伊閱後寫下了《讀東番記》，並提到

「東番之入紀載也，方自今始」。

陳學伊甚至說：

「假令不有沈將軍今日之巨功，吾泉人猶未知有所謂東番也。」

可見萬曆中葉前明朝人並不知道台灣在哪裡。這個事實在明朝洪武二十二年間（1389）繪制的「大明混一圖」中十分明顯。大明混一圖中按阿拉伯人的地圖畫出了非洲及阿拉伯，在東海中卻沒畫台灣。 朱元璋下命照阿拉伯人地圖繪製的大明混一圖較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永樂三年（1405）至少早了 16 年。鄭和有如此明確的地圖航向西洋，比起八十年後歐洲人瞎子摸象，還要和死敵阿拉伯人海上死鬥，實在是幸福太多了。

有印度、阿拉伯甚至非洲的大明混一圖，東海上沒有台灣。此圖早於鄭和下西洋。

東番記中有一段文字記載：

「居島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故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內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於是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至今猶傳為寶。」

覺得這段文字很熟嗎？是的，明史就是以東番記做為對台灣的唯一參考。也就是說明史幾乎都抄東番記。鄭和死後一百年間沒有記載到達台灣的七份史料，和二百年後才撰寫有到過台灣的一份史料何者比較可信？這個問題成為鄭和有沒有來過台灣的關鍵。既然《鄭和出使水程》早就被銷毀，在兩百年後明史除了傳言外又要從何處找出新的資料？很明白的說，當然是較早的七份史料可信。

反觀歐洲人，特別是葡萄牙船在 1544 年從馬六甲航向日本，途經台灣東岸，水手在航海日記上最先寫下 Ilha Formosa　（美麗的島）。葡萄牙地圖畫師 Lopo Homem 於 1554 年畫了第一幅記載 Formosa 世界地圖。1582 年 7 月 16 日，著名耶穌會士西班牙籍 Alonso Sanchez 坐船到從澳門前往日本，經過台灣不幸沉船，船長 Andre Feio 與近 300 名船員困在島上十週，受到瘧疾與原住民的攻擊。最後自己蓋了艘小船返回澳門。船上數位教士回到澳門後都寫下在台灣的經歷。這些同時也是 Spaniards in Taiwan 書中開頭的幾篇文獻。另外西班牙籍船長 Francisco Gualle 在 1587 年七月時也記載航經 Ilha Formosa，經過了台灣東岸。不過這個船長是不是 1582 年的船長在 1587 年寫的回憶，還要等我回圖書館查證。（查證後，1582 年沉船船長為 André Feio。船主人是澳門的 Bartholomew Vaz Landeiro。和 Francisco Gualle 是兩件事。）

直到 1585 年耶穌教會記載 Linschoten 船長開著葡萄牙籍的 Santa Cruz 號從澳門出發，航經台灣台灣西岸，才出現第一次歐洲人經過台灣西岸的記載。不過此時歐洲人已經對台灣的地理位置十分熟悉了。 (C.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以上述記載可見，歐洲人發現台灣時是從馬來西亞直線往北航向日本，才會經過台灣東岸。這是海上漢人商旅從來不曾行走的路線。

而在日本方面， 1592 年日本海盜攻擊了在基隆的凱達格蘭巴賽人。1593 年豐臣秀吉從日本商人原田孫七郎口中聽到台灣的存在 ，派遣原田孫七郎前往馬尼拉的途中，順便到台灣要求原住民向日本朝貢 。原田孫七郎遭到原住民拒絕，並不友善的趕出台灣。豐臣秀吉聞訊派兵強迫原住民朝貢，艦隊遇到暴風而不了了之。明朝直到 1597 年才正式的在澎湖設置巡檢司，而隨著沈有容將軍到台灣討伐倭寇的陳第則是 1602 年台到台灣， 1603 年才寫下東番記。比起歐洲人與跟隨著他們的日本人都晚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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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
范金民
一、引言
鄭和下西洋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盛事,構成了中華民族對外關係史的重要篇章。鄭和從1405－1433年的28年間，率領龐大的船隊，前後七下西洋，遠航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開展中外文化交流，促進睦鄰友好，發展航海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對於鄭和這樣傑出的世界文化名人和他領導的舉世無雙的航海事業，自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末年，學界一直予以關注，研究不斷，而其研究進程，則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聯。依據研究的內容、特點、程度和取得的成果，大體上可以分為1934年前、1935－1949年、1949－1984年和1985－2000年四個時期。現將20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狀況分階段概述如次。

二、鄭和下西洋研究的起步（1934年前）
自19世紀末期到1934年，是鄭和下西洋研究的起步階段。
清朝末年，積貧積弱，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著名思想家、學術大師梁啟超於1904年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對《明史˙鄭和傳》所提到的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發表了異於前人的看法，認為鄭和之下西洋，「其目的在通歐西也」，其偉業則也賴「航海利器之發達也」。梁啟超還以馬歡《瀛涯勝覽》和費信《星槎勝覽》二書為主，對鄭和下西洋所抵達的39處地名，作了初步考證，並配以西文對照，十分方便讀者閱讀。 梁啟超高度頌揚了鄭和下西洋的業績，充分肯定了鄭和的歷史作用，但也在將鄭和下西洋與鄭和以後世界大航海時代的著名航海活動作比較時指出，哥倫布、達伽馬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不但是因為哥倫布、達伽馬之後有無數之哥倫布、達伽馬繼承其事業，也因為東西方航海性質不同使然，明成祖之派遣鄭和下西洋，「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梁啟超以其獨特的研究視野和眼光，有論有證，著眼於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影響，不但迥異於國人對鄭和及其下西洋遠航事業的簡單頌揚，而且遠勝於前此的西方漢學家的僅僅局限於鄭和下西洋具體史實的探討，這就肇啟了近世中國學界用科學方法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新時代。從此，相關研究不絕如縷，日盛一日。
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一文，對《瀛涯勝覽》等幾種有關史料作了校注和版本流傳的考證，並對內容做了重點介紹。 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以及翻譯法國人伯希和的《鄭和下西洋考》（及序）一文，對鄭和下西洋的時間、事蹟以及伯希和著文中的謬誤，均加以校注、考證和糾正。 其中有關七下西洋的時間，主要依據《明史》、鄭和隨員筆記等考述，列為永樂三年、六年、十年、十四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和宣德五年。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一書，概述了鄭和航海的經過；《泉州訪古記》一文對鄭和行香碑記及靈山聖墓進行了考察，都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此外，1912年雲南學者袁嘉谷，在昆陽發現了馬哈只墓及墓誌。1913年他撰寫〈昆陽馬哈只碑跋〉發表，並附錄了〈故馬公墓誌銘〉5，第一次揭開了鄭和家世的面紗，進而啟動了以實物資料研究鄭和的先聲。
這一時期，國外學者對鄭和下西洋也予以了一定關注。1874年，麥耶爾思（W.E. Mayers）發表《十五世紀中國人的印度洋探險》（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 ）對鄭和下西洋活動作了介紹，首開西方學界研究鄭和下西洋之端緒。1887年，菲力普斯（G.Philips）發表《印度和錫蘭諸海港：十五世紀中國旅行家的記述》（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 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Century,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 from Samutra to China）和《馬歡書榜葛剌、柯枝、古裏、阿丹諸國記》（Mahuan's Account of Bengala, Cochin, Calicut and Aden）對鄭和下西洋作了差不多與麥耶爾思同樣的研究，並對馬歡《瀛涯勝覽》作了一定探討。其後直到20世紀前期，先後又有葛籣威兒德、、施萊格爾、柔克義、伯希和、戴聞達、山本達郎、籐田豐八、桑原騭藏等許多學者發表了專題研究論著。其中1915年《通報》各期連載的柔克義所著〈十四世紀中國與東方群島和印度洋沿岸的關係及貿易叢考之二〉，選譯了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和鄭和下西洋隨員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中的很多條文，並作了詳細考釋。1933年，戴聞達著《馬歡書再考釋》，對柔克義的論文作了不少訂正和補充。同年，伯希和在《通報》上發表〈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的偉大海上旅行〉（即馮承鈞漢譯本《鄭和下西洋考》），重點就《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朝貢典錄》諸書的版本和文字分別作了周詳的考證與校勘，並考證了鄭和出使的年代、航程及所曆諸國的地名人名等問題，訂正了前人的許多誤譯誤釋。6儘管國外學者掌握的相關資料有限，文章多有錯誤（如伯希和對鄭和下西洋考證的年、月、日期不符），但引起了國外學者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興趣。
總之，這一時期的鄭和下西洋研究，其重點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時間考證；二是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質的探討；三是鄭和身世考證；四是有關鄭和史跡的幾種明清文獻資料的介紹性考證。很明顯，對於空前絕後的鄭和下西洋，研究還沒有全面展開，即使是涉及到的一些方面，介紹多而探討少，更缺少深度，可以說，這個時期的鄭和下西洋研究，還僅僅處於起步階段。

三、 鄭和下西洋研究的開拓（1935－1949年）
自1935年到1949年的15年，是鄭和下西洋研究的開拓階段。
1935－1936年間，有關鄭和下西洋的一些資料被陸續發現，為開拓鄭和下西洋研究提供了可能。不久，日寇侵華，民族存亡到了危急關頭，人們更加懷念鄭和的豐功偉績，又為推動鄭和下西洋研究提供了現實背景。
1935年，鄭鶴聲從明人錢谷所編《吳都文粹續集》中檢出鄭和於宣德六年豎立在江蘇太倉劉家港天妃宮的《通番事蹟記》石刻，刊佈於1935年的《國風》7卷4期上； 1936年王伯秋（長樂縣官）重新發現福建長樂南山寺《天妃之神靈應記》碑；同年鄭鶴聲在南京發現靜海寺殘碑（惜在抗戰時被毀，僅有碑文拓片存留）。1937年李鴻祥將軍在雲南玉溪發現《鄭和家譜》。這一系列實物及文獻資料的發現，連同早年袁嘉穀發現並考證的雲南昆明鄭和父親馬哈只墓誌銘，使得鄭和下西洋研究建立在更為堅實和科學的基礎上，從而開拓了新的研究內容。1941年，鄭鶴聲編錄《鄭和遺事彙編》一書出版。編者自30年代起即從事鄭和研究，十餘年間不斷搜集整理相關資料，實地探訪，調查了南京、瀏河、長樂、雲南等地鄭和史跡遺址。作為鄭和研究史籍和文物遺跡資料相結合的資料書，成為鄭和研究極為有用的參考資料，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這一階段主要討論了如下幾個問題。
1. 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時間。《明實錄》和後來的《明史》所載不同。鄭鶴聲、薩士武等利用新發現的《通番事蹟記》碑和《天妃之神靈應記》碑，將《明史》所載鄭和歷次下西洋的具體時間作了更正7，即永樂三年、五年、七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九年和宣德五年，《明史》所載永樂二十二年舊港之行，鄭和自身並未列入七下西洋範圍，而多出永樂五年至七年那一次。此後，學者們關於鄭和七次下西洋時間的認識就較為一致。金雲銘更利用各種資料，對鄭和七下西洋的史實彙集考訂到年月，至為詳細。8後來束世 著《鄭和南征記》一書9，不但詳細考證了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史實、經過，而且對鄭和所經諸國和中國歷代的往來關係也作了敘述。
2.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質。（1）「蹤跡建文」說。《明史˙鄭和傳》因襲明人說法，稱鄭和下西洋是為尋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30年代，許道齡、李晉華等主張此說，如李晉華認為，鄭和下西洋，「一為宣揚國威，一為蹤跡建文」。10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也認為鄭和下西洋目的「以探尋朱允炆蹤跡為首」。（2）「耀兵異域」說。這是《明史》有關鄭和下西洋目的的另一說法。童書業、張錫綸、李長傅等，包括以前的梁啟超，都持此說，將鄭和下西洋描述為政治性的殖民事業。11（3）經濟原因為主還是政治原因為主說。吳晗一直認為鄭和下西洋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是要以「經營國際貿易」收入來解決國內經濟困難。12童書業的看法基本相同，但認為鄭和下西洋事有「貿易性質」，而未主張鄭和下西洋之主要使命即為「經營貿易」。13即使認為下西洋有國際貿易成分，梁方仲指出：「不過要注意，此時貿易的性質，差不多完全限於朝廷的玩好上的要求，採購的貨物多於珍寶奇異一類的高級奢侈品，並非由於一般人民的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三寶太監下西洋的事件，如從國際貿易上觀察，不過是朝廷的大批購買海外寶物而已。」14而許道齡、李晉華等人則認為鄭和下西洋主要還是出自政治目的。有關討論後來未能繼續下去。（4）建立回教同盟說。李士厚、劉銘恕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幫助以滿剌加為首的南洋一帶的回教國同盟來反抗爪哇帝國的統治。15
3.寶船的大小尺寸結構和鄭和航海圖。這是中外造船史和航海史研究的兩個重要課題。鄭和下西洋的船隻在當時天下無匹。《明史‧鄭和傳》赫然大書：「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氣勢宏偉的寶船，素來被引為中華民族的驕傲。然而終於有人發出疑問：它果真有那麼大？1947年，管勁丞根據南京靜海寺殘碑記載，認為鄭和船有2000料和1500料的，再依據《龍江船廠志》所載船料長寬比例推算，確定寶船的長寬之比約為7比3，寶船應長16丈6尺，中闊2丈4尺3寸，中深8尺1寸，《明史》本傳所云，不過是「史官筆下造成的船舶，並不會經過工匠用斧斤，斫大木」。16
1943年範文濤的《鄭和航海圖考》一書，集中了中外學者對茅元儀《武備志》所載鄭和航海圖研究之大成。對於《武備志》所載此圖，英人菲力普斯認為源出阿拉伯海圖，作於15世紀前，法國人伯希和也有同感，日人籐田豐八認為這就是鄭和航海圖。範文濤認為，《鄭和航海圖》繪成於1525-1575年間，其藍本出自元代，得之爪哇國。在書中，範文濤主要對馬來半島圖中孫姑那至古力不洞其餘35處地名詳加考釋，考出巫名音譯17處地名系廈門語對音，間有粵語讀音4處，並對圖中若干針路中的術語作了註釋。17後來又有朱偰、李長傅等人進一步補充考證。18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這兩個問題未能深入討論。
附帶可以一提的是，此時又有學者對明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進行了研究。這可以趙景琛所著〈三寶太監西洋記〉、〈西洋記與西洋朝貢〉兩文為代表。19他和馮承鈞都認為此書雖為小說，但不少史料都有依據，功不可沒。

四、 鄭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入（1949－1984年）
肇始於世紀之初的鄭和下西洋研究，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才進入了全面、系統、深入探討的時期。自1950年到1984年的35年，可以說是鄭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入階段。據不完全統計，到1984年底，中國大陸學界已發表論文320餘篇，專著20餘種，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建國以後的研究成果。有關鄭和下西洋的一批原始資料也陸續整理出版。馮承鈞早在1935年即校注出版了鄭和隨員馬歡《瀛涯勝覽》和費信《星槎勝覽》，1954年又由中華書局再版。向達在60年代初最後完成了《鄭和航海圖》、鞏珍《西洋番國志》、《兩種海道針經》等資料的校注。60年代初，中華書局以《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的形式，陸續出版了《西洋番國志》、《星槎勝覽》、《瀛涯勝覽》、《鄭和航海圖》等有關鄭和史事的直接資料，以及《西洋朝貢典錄》、《皇明象胥錄》、《殊域周咨錄》、《皇明四夷考》、《東西洋考》、《順風相送》等相關資料，極大地方便了研究。1980年起，齊魯書社陸續出版了鄭鶴聲、鄭一鈞父子編集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20全書二百餘萬字，分上中下三分冊，上冊著重介紹鄭和的家世、生平、宗教信仰、才能及其時代，鄭和使團的人員組成、物力及其航海技術；中冊主要介紹鄭和出使時期亞非有關國家的基本情形，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鄭和出使各國的經過，中外國家使節的派遣和接待，並以鄭和下西洋為中心，介紹了中外國家間的往來，以及15世紀初期中國與亞非諸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關係；下冊主要介紹鄭和在國內外的遺跡，鄭和下西洋在國內外的影響，有關鄭和的文獻資料，鄭和下西洋資料書目解題和專著論文索引。全書將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資料幾乎彙集無遺，嘉惠鄭和研究甚多，堪稱鄭和研究必不可少的資料參考書。正是在資料建設的基礎上，這個階段的鄭和下西洋研究也不斷深入。
這一階段主要研究探討了如下問題。
1.鄭和下西洋目的性質的再探討。對於原來的鄭和下西洋是為了蹤跡建文帝的說法，有人肯定，有人不以為然。朱伯康認為這是「未便明言之一目的」。21劉伯午則主張「蹤跡建文」雖非主要目的，但「順帶進行一番查訪，是很可能的」。22但范金民異議道：「所謂遜國疑案，實是初以傳訛，既以演繹，後即成疑，最後肯定經眾人之手炮製的；所謂蹤跡諸說，恐怕更屬子虛烏有之事」。23
對於原來的鄭和下西洋是為了耀兵異域的殖民看法，很多人也持異議。鄭鶴聲、楊熹、鄭一鈞等指出，鄭和使團雖擁有精兵，但不是用以征服他邦、掠奪別國領土財富，僅用以自衛。耀兵說所謂的「臣服」或藩屬關係，並非強迫建立，而是宗主國以「宣德化而招徠之」的方式與藩屬國保持一種政治關係，是以中國在經濟上吃虧，政治上得虛名來實現的，有別於近代的殖民政策。24
對於吳晗和童書業等關於鄭和下西洋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原因，韓振華認為：「其經濟目的，還是多於其政治目的。」25侯仁之、陸豐、劉伯午等也堅持鄭和下西洋主要「是為了發展海外貿易」。田培棟雖然主張「其性質偏重於經濟意義」，但強調控制海外貿易、擴大朝貢貿易是為了增加財源，彌補財政虧空。26不過，楊翰球認為朝貢貿易的性質是「政治重於經濟」。27楊熹著重闡述：鄭和船隊的活動以朝廷招徠遠人，向鄰國擴大政治影響為主，海外貿易處於附屬地位，朝貢貿易也僅是「實現經濟懷柔政策施加經濟影響的一種手段」。28在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過程中，有的學者提出了新見。如馮爾康認為：朱棣派遣「鄭和出使西洋，主要是為造成萬國來朝的盛世，以利瓦解政敵朱允炆殘餘勢力，穩固他的皇位和他的子孫的長遠統治」，「實現其至高無上的權力」，「與明朝初年社會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因果聯繫」。2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意前人說法的基礎上，這一階段又提出了有關鄭和下西洋性質的幾種新的看法。
（1） 穩定局勢、發展友好說。鄭鶴聲、鄭一鈞認為，鄭和前三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務，是要在東南亞沿海諸國之間，建立一種國際和平的局勢，並為下一步向東南亞及南亞以西的遠航建立中轉站；後四次則是在此基礎上著重發展中國和亞非國家的友誼，相互促進經濟文化交流。30洪煥椿更從明初內外政策等角度，論證了這一目的。31
（2） 政治經濟雙重目的說。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儘管鄭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很明顯，但從明初經濟發展的要求和船隊的實際活動考察，擴大外貿也是很突出的。陳得芝指出：「鄭和之下西洋，一方面是為了恢復和發展明朝與海外諸國的外交、貿易關係，以鞏固和擴大明皇朝的統治和提高國家地位；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則是適應發展海外貿易的客觀要求，用國家權力去大力進行，以專擅其利源。」32陳西元、周積明亦持此說。
（3） 加強文化交流說。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臺灣學者。方豪指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重在宣揚中國的文化，維持並保障東南亞的和平秩序」。徐鼇潤更認為，從鄭和自稱其使命是「敷宣教化於海外」，與費信所言「掃胡元之弊習，正華夏之彝倫，振綱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及船隊活動的內容來考察，都說明鄭和出使旨在加強文化交流。33而徐玉虎則持不同看法。34
（4） 「針對帖木兒帝國而發」說。早年向達、尚鉞認為，鄭和出使西洋，是為了聯絡印度等國，共禦企圖援助殘元勢力的中亞強國帖木兒帝國。35這種觀點曾引起人們的責難。如韓振華認為，此說與年代不符，當時帖木兒帝國對中國已毫無威脅，無須大力對付。36但此說並未偃旗息鼓，80年代初劉伯午還指出，帖木兒帝國確實曾有東援北元殘餘勢力的企圖，朱明政權為了牽制其後，聯合印度是有必要的。37
（5） 貫徹明初國防政策說。臺灣周鈺森的《鄭和航路考》一書38，辟有《鄭和航海之真實原因》一章。作者分故元後裔雄踞西亞準備複國、倭寇沿海暗通姦臣企圖滅明、亡命者聚眾三佛齊國霸佔航道和明初國防政策四個部分探討鄭和下西洋的原因，認為鄭和航海原因，並不如《明史‧鄭和傳》傳文之「簡單及不著邊際。所謂『縱跡惠帝』與『耀兵異域』，應解作『縱跡惠帝為名，貫徹國防政策為實』，方可與事實相符」。又說「此種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豈僅尋訪一失蹤已久之惠帝而已哉」，而「所欲尋訪於外者，實為一切足以危害明代國防之勢力也」。這種勢力就是故元後裔的帖木兒帝國、東南沿海的倭寇和南洋亡命。為了打擊這些勢力，成祖派遣強大之師，以應付紛亂莫測之事變。因此，鄭和航海的真實原因，「為欲貫徹明初皇室之國防政策也」。這種觀點，在以往有關論述中還未見到。
2.鄭和下西洋的地域範圍。1983年10月在太倉新發現了隨同鄭和下西洋的軍官周聞的墓誌銘，又為鄭和七下西洋提供了新的佐證。但長期來對鄭和到底幾下「西洋」是有不同解釋和看法的，如馬南村《燕山夜話》、李洵《明清史》以及新編《辭海》括注所稱的八次說。之所以眾說互異，問題出在對「西洋」概念的理解上。一般說來，四五十年代，人們多據《明史‧外國傳》「婆羅」條和張燮《東西洋考》「汶萊」條的記載，認為「西洋」系指汶萊以西地區。但經長期探究，很多人認為明初人的「西洋」概念與明中後期和清初都不同。王禹范、範中義指出，鄭和出使的西洋是指北印度及其沿岸地區，在馬歡、鞏珍看來，西洋即今蘇門答臘以西的印度洋。39也有人認為，當時東西洋之分是以麻六甲海峽為界的。羅香林也對西洋的地理範圍作出過解釋。40於是，陳有和在考訂永樂二十二年那次航海活動和西洋的範圍後，認為鄭和從永樂三年至宣德六年，應共計為八次奉使，七下西洋。41
鄭和船隊訪問了哪些國家和地區？一般的出版物均含糊其辭，曰30餘國。朱偰根據各家記載，綜合比勘，共得出56處，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的摩加迪沙、竹步、麻林，都在今索馬裡和肯雅境內。42劉伯午據《明史˙鄭和傳》載路經的37國考訂，認為可考的有35國，另有比剌、孫剌，所在不詳。
鄭和曾否到過榜葛剌（位於今孟加拉）？30年代，伯希和在其《鄭和下西洋考》中反覆論證鄭和船隊雖曾訪問過孟加拉，鄭和本人卻沒有到過那裏。範中義也贊同此說。而鄭鶴聲、張維華、朱偰、徐玉虎等人主張鄭和到過那裏，但未詳細論述。周紹泉則作出了全面有力的論證：第一，永樂十九年鄭和出使的目的是送來訪各國使臣歸國，而此時正值榜葛剌使臣回國，順便訪問榜葛剌就完全有可能。其次，從向達所藏《針位元編》記載可知，鄭和與楊敏、李愷在永樂十九年確曾訪問過榜葛剌；《西洋朝貢典錄》所述皆為「鄭和所曆之國」，其中明白地列有榜葛剌國。第三，馬歡確在永樂十九年訪問過榜葛剌，馬歡懂阿拉伯、榜葛剌語，鄭和帶他訪問榜葛剌順理成章。43
此外，還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鄭和到過暹羅、日本、菲律賓和臺灣，並有熱烈爭論。這些地區屬於東洋範圍，故有鄭和九下甚至十下東南洋之說。不過有的尚待更縝密的論證。
3.鄭和寶船尺度和航海技術的再討論。管勁丞對寶船尺度提出質疑後，影響不大，很多文章和通俗讀物仍襲舊說。五六十年代，臺灣的徐玉虎和包遵彭對鄭和寶船作了較為深入的考述。4460年代初，周世德發表了與管勁丞不盡相同的看法，認為對《明史》所載寶船尺度，不可全信，也不可全疑。其所載寶船尺度的長寬比例的確不合理，如果寬改為「廣於八丈」就合理了。在這種假設的前提下，他利用南京三汊河出土的長11．07米的舵桿，取一個舵面積係數，就恰好配在長44丈，寬8丈，排水量約7800噸的寶船上。45
80年代初，關於寶船尺度的爭論，幾乎成了海交史和鄭和下西洋討論的焦點。楊槱等人認為，我國史書中有關船舶尺度的記載，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少的。縱觀世界航海史，古代木船長度都不超過一百米。明初船廠不可能在短期內造出62艘萬噸級以上的巨舟。從船體強度結構分析，也不能超過一千多噸。他們提出，若將寬作為長，將長度之丈改為尺，就有可能了。因此懷疑是轉抄者弄顛倒或將計量單位搞錯了，修史者無知，誤引致錯。46有的論者還提出，古代的修廣概念不同於現在，寶船應為長18丈，寬約4丈。47
在1983年5月的海交史年會上，楊槱、周世德各持原來的觀點，而鄭鶴聲、莊為璣、莊景輝等分別以文獻和考古發現證明寶船尺度的可靠性，並從明初的社會經濟、科技水平、木船結構強度諸方面論證了寶船規制的不容懷疑性。在1984年2月的中外科技史暨海交史討論會上，對此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會後，鄭鶴聲、鄭一鈞著文認為，南京靜海寺殘碑所載是隨行官兵乘坐的船，它不能證明寶船的尺度。48邱克更從北京圖書館查閱到一向為人所提及而從來未閱讀過的《三寶征彝集》，書中有關寶船尺度的記載均為大寫，與《明史》所載相同，認為以此足以否定傳抄致誤的猜測。49
關於鄭和船隊的航海技術，研究者一致認為已臻很高水準。鄭和船隊既有豐富的傳統經驗，又具備了一定的科學知識；既憑肉眼觀察，又用儀器測量；既有熟悉航道的船工為嚮導，又以航海圖籍為依據。這些，凡是全面研究鄭和航海活動的論著幾乎都涉及到，尤以鄭一鈞的敘述最為詳瞻。50對於《鄭和航海圖》，臺灣徐玉虎和周鈺森先後著論，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徐玉虎並就鄭和下西洋時代的大（舟宗）寶船、針點陣圖、向、更、托、泛風、星象、指與角、過洋牽星圖、料與櫓等航海術語與名詞作了解釋。51對於鄭和船隊的航行線路，鄭一鈞根據《鄭和航海圖》考證出自太倉至忽魯謨斯針路共56線，由忽魯謨斯回太倉針路共53線。陳西元、楊熹等指出，鄭和船隊駛航非洲的路線是：經印度支那、印尼，穿過麻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或斯里蘭卡。然後分為兩條航線：一是過馬爾代夫群島，橫渡印度洋直抵東非海岸；二是進入阿拉伯海，再經波斯灣、亞丁灣，過曼德海峽，沿索馬裡的北海南行。
4.鄭和下西洋的作用和影響。一般說來，論者多從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加以評價，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 穩定亞非國家間的和平局勢，發展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友好關係。鄭鶴聲、鄭一鈞指出，鄭和船隊以和平使者身份出現在東南亞，對平衡各國之間的關係，緩解因宗教信仰問題而導致的國與國之間的緊張局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各國間和平局勢的實現。同時為促進亞非國家間的團結和友誼，為發展中國與亞非諸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2） 是否發展了海外貿易，促進了國內經濟繁榮？對此，鄭鶴聲、鄭一鈞完全持肯定態度，陸豐、王禹範等人的看法與之基本相同。相反，韓振華、馮爾康等認為，鄭和下西洋與明初社會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因果關係，也沒有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反而維護了封建的自然經濟，政治上助長了封建統治者的虛驕心裏。
（3） 關於加強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文化交流，推動中外文化互相傳播，增進了中國人的航海地理知識和開拓了眼界方面的重要作用，論者都有著極為一致的看法。
（4） 促進了南洋的開發。鄭鶴聲、馮爾康認為，鄭和下西洋開闢了中西交通史的新時期，也開創了華僑開發南洋的新時期。林宗霖進而認為：「今日僑胞移殖南洋之多，不能不說沒有受到鄭和下西洋的影響。52不過，鄭和下洋前的南洋開發情況如何？鄭和船隊對民間下洋所採取的措施如何？尚未深入觸及。
評價鄭和下西洋，自然會將中西航海活動聯繫起來考察。中國學者自開始研究鄭和下西洋直到70年代，幾乎都是就鄭和船隊較之其他三大航海活動時間早、規模盛、船舶多、人員眾立論的。然而，鄭和航海為何終成絕唱，而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反讓規模小得可憐的西方船隊捷足先登？這就迫使人們不斷思索，這也是對鄭和下西洋的動因不斷爭論的緣由。
宋正海、陳傳康認為，這種可悲局面的出現，主要在於沒有強大的經濟動因，傳統的地平觀和不發展世界地圖的缺陷，也決定中國遠遠不具備完成地理大發現的條件。53楊翰球、周積明、何芳川等則從中西方航海活動時代的社會前提、統治者的政策、航海動因、航海內容等不同方面加以比較。他們認為，西歐封建專制政權實行了重商主義，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措施，而朱明王朝實行的是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並厲行海禁；推動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的是蓬勃發展的西歐商品貨幣經濟及早期資本原始積累，而鄭和下西洋則純然出於封建帝王擴大政治影響的戰略及地主統治集團的經濟要求；西方航海冒險意在獲取物質利益，運用的是暴力手段，而鄭和航海重在精神輸出，進行的是和平友好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因而效果不同。54可以預見，這種比較研究，將有助於進一步認識鄭和下西洋這一偉大歷史事件。

五、 鄭和下西洋研究的創新（1985－2000年）
自1985年到2000年的16年，是鄭和下西洋研究創新發展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學術空前繁盛，鄭和下西洋研究就在弘揚愛國主義、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社會大背景下進入了創新發展的新階段，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
這個時期的鄭和下西洋研究有著如下幾個特點。
1.建立組織，推進研究。1985年7月，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580週年大會在南京隆重召開。這次大會，不但規模空前，聲勢浩大，在鄭和下西洋研究史上居有重要地位，而且直接促動了鄭和研究組織的產生。1986年南京鄭和研究會宣告成立，同年創立會刊《鄭和研究》和《鄭和研究簡訊》。從此，中國大陸的鄭和研究有步驟、更有聲勢地開展起來。昆明鄭和研究會和太倉鄭和研究會又相繼於1992年和1998年宣告誕生，從此，鄭和研究更為活躍，更加豐富多彩。鄭和研究會成立後，光具有一定規模的學術討論會就大體上每兩年舉辦一次，即1986年南京鄭和研究會成立大會暨學術討論會，內容多涉及南京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1988年南京鄭和研究會與江蘇省航海學會、南京港口協會聯合舉辦的鄭和學術討論會；1990年南京鄭和研究會與太倉縣政協聯合舉辦的全國性鄭和學術討論會；1992年昆明市政府組織的紀念鄭和下西洋587週年活動；1993年昆明鄭和研究會籌辦的首屆鄭和研究國際學術會議；1995年中國造船工程學會在福州召開的紀念鄭和下西洋590週年學術研討會，同年南京鄭和研究會主辦的紀念鄭和下西洋5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1998年江蘇省暨南京鄭和研究會等在太倉召開的學術研討會。《鄭和研究》是海內外唯一反映鄭和研究成果的專門刊物，自1986年創刊到1992年先後出版15期，自1993年起改為季刊，截止2000年底，共登載鄭和研究的專題論文、學術動態和書刊評介等500餘篇，可見國內學者的鄭和研究論文主要是在《鄭和研究》上刊載的。《鄭和研究》在聯絡海內外學者，展示學術進展，交流學術資訊，評論和研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94年還成立了鄭和航海研究基金會，在基金會的支持下，鄭和研究開展得更加有聲有色,成果更加豐碩，《鄭和研究》會刊也辦得更有質量，為廣大讀者所注目。
2.借鑒歷史，啟示當代。鄭和研究不但要搞清史實，而且要從研究中吸取有益的歷史借鑒，獲得對當代有益的啟示，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推進當代社會的進步與發展。1984年10月，鄧小平結合中國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深刻地指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55鄧小平的話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特點。以此為契機，中國大陸掀起了鄭和研究的熱潮。這個階段的鄭和研究跨越了鄭和下西洋的時限，追尋歷史的發展規律，朝著為現實服務這一方向積極努力和健康發展，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成為鄭和研究領域最鮮明的特徵。歷次學術討論會，都以「鄭和下西洋與中國的全面開放」，「擴大開放，加速中國經濟國際化」，「鄭和與海洋」等時代強音為主題。這就不僅給鄭和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極大地拓寬了鄭和研究的視野。高發元主編的《鄭和論叢》（第一輯）、南京鄭和研究會編的《鄭和研究論文集》（第一輯）56等，就是這方面研究成果的比較集中的體現。不少學者也在這方面作了富有成果的探索。如孔令仁、肖季文經細緻分析後認為，鄭和下西洋不僅對當時明朝重建天朝上國震主之威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對此後數百年乃至當今的中國外交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這就是：國家外交必須以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為後盾；對外開放是貫徹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途徑；多種手段並用是外交成功的可靠保證；和平友好是中國外交的一貫原則；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外交的傳統立場。57再如顏夏梅等通過對鄭和船隊醫務保障的研究，認為鄭和下西洋對當代航海醫學者有著創造優良的船舶生態環境、衛生教育和提高疾病救治水平等有益啟示。58這些觀點同時平有關鄭和海權的觀點，都是在對鄭和下洋史實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來的，本身就具有意義。又如孔遠志對鄭和在印尼活動遺跡、傳說的研究以及當代印尼學者的鄭和研究狀況的介紹，曾鍏波、陳佳榮對三寶瓏的研究，季士家、楊新華對中國與浡泥交往的研究，都昭示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友好往來的歷史，對於當代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往來不無啟發意義。
3.大膽探索，各抒己見。學術討論既要有嚴謹的態度，又要有大膽探索的勇氣。綜觀這個階段的鄭和研究，可以說是不樹藩蘺，不立成見，實事求是，百家爭鳴式的，各種相左、甚至完全不同的觀點都敢於或者能夠發表出來。如張鐵牛通過細緻分析，一改過去那種鄭和船隊只是友好使團而非戰鬥部隊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的舟師數量眾多、種類齊全、裝備精良，是針對當時東南亞不穩定的局勢，完全按照海上航行和作戰需要來編組的。舟師在統一的指揮下形成一個嚴密的戰鬥整體，在當時是世界上一支組織嚴密、實力雄厚、裝備精良的海上勁旅。59孔令仁、馬光汝、仲躋榮的觀點與此大致相同，而且在比較鄭和下西洋過程中的三次軍事行動後認為，部分史料記載和當今學者對鄭和生擒蘇幹剌持肯定態度，看來未必恰當，這種觀點是封建時代正統觀念的反映，不應把鄭和生擒蘇幹剌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和消滅海盜陳祖義、粉碎錫蘭王亞烈苦奈兒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相提並論。60這些結論是否允當，可以再作討論，但其立論都有較充分的依據，而且從事實出發，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趙志華則注意到《鄭和航海圖》上蘇門答臘島下方畫有一條綿長未標注針位、地名的岸線，認為有可能是表示澳州海岸，鄭和分（舟宗）船隊或許有可能到達過澳州西海岸。61這種看法雖然大膽得有點離奇，而且60年代就有臺灣學者提出過，立即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見62，但勇於探索的精神卻是值得肯定的，相信進一步探索，謹嚴求證，是會有結果的。再如對鄭和下西洋的作用，有人認為適應了當時國內經濟和對外貿易的要求，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莊國土則認為鄭和下西洋耗盡國庫，民貧財乏，而真正能增殖國家財富的方興未艾的海上貿易卻被百般壓制，實是中國外貿史上的敗筆。63再如對於明成祖的對外政策，很多人認為是開放政策，也有人認為是海禁政策，還有人認為貌似開放，實則封閉，把中國自錮於藩垣之中。64我們不必舉更多的例子，這個時期鄭和研究的基本內容，實際上已經充分顯示了這種研究熱烈討論、見仁見智的盛況和可喜現象。
4.學科協作，共創輝煌。這個階段的鄭和研究，不再局限於單純的歷史研究，而是呈現不斷拓寬視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多學科相互交融，突出的就是有關「鄭和學」的構想。朱鑒秋、李萬權等運用現代航海學、地圖學等科學原理，研究《鄭和航海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1988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正式出版《新編鄭和航海圖集》。席龍飛、陳延杭、孫光圻、金秋鵬等運用自然科學技術原理研究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牽星術，以及寶船的性能和特點；潘仲元、林松、張桂林等從宗教、民族學的角度探討鄭和宗教信仰及其在下西洋中的作用。不同領域的學者分別從政治學、哲學、經濟學、軍事學、歷史學、考古學、建築學、地理學、航海學、天文學、氣象學、文學、民族學和宗教學等學科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所獲成果引人注目。正是在多學科綜合的基礎上，有關建立「鄭和學」的構想也就不斷。早在1988年10月的南京鄭和學術會議上，藺仲馬就提交了《關於建立鄭和學的芻議》65，其後孫光圻、仲躋榮等分別撰寫了《「鄭和學」斷想》和《鄭和學簡論》，就建立「鄭和學」的科學性、重要性和時機進行了探討。孫文認為，「『鄭和學』是一門以研究鄭和這一特定的歷史人物為主體，兼及一切與鄭和歷史活動有關的社會與自然科學的分支綜合橫向科學或邊緣學科」66；仲文認為，「鄭和學就是一門有關航海、航海史的並具有獨特存在的邊緣學科」。67同時他們還分別就「鄭和學」的範疇、體系和特點等進行了論述。鄭和研究正走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的交叉綜合性研究，並開始兼融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於一體，它既有一條歷史沿革的縱向鎖鏈，又有一條時代的橫向斷面。建立「鄭和學」不僅需要各個領域的研究準備，而且還需要構造學科的基本理論框架，其研究物件、涵蓋範圍、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與明代航海史、外交史的聯繫與區別等，都需要作進一步探入的探討。
5.成果豐碩，形式多樣。這個階段各種專著、論文集、譯著、資料選編、航海圖、家世族譜、古籍史料等紛紛出版，發表的學術論文多達600餘篇，遠超1984年以前80年的總和，各種紀念形式如戲劇、電視、畫冊、雕塑、寶船模型、郵票等精彩紛呈，鄭和下西洋業績廣為傳頌。這樣豐碩的成果，為人物研究、事件研究所罕見，也為學界所矚目。
6.注重評述，介紹進展。鄭和研究的發展，離不開對鄭和研究本身的總結。1985年以前，有關鄭和研究的綜述文字只是偶有所見，而這一階段，這類文字時見迭出。舉其主要者，有范金民〈鄭和下西洋綜述〉68，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69，南京鄭和研究會〈1986年鄭和研究學術討論會述評〉，黃慧珍〈近年來鄭和研究一瞥〉70，鄭一鈞的1985－1986年、1987年、1988年、1989年的四次〈鄭和研究論著述評〉71，趙吉惠〈鄭和下西洋學術討論會綜述〉72，評述了1988年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八屆年會以鄭和下西洋問題為中心的討論情況，鄭一鈞〈近年來鄭和研究述評〉73，馬光汝、時平〈1988年鄭和學術討論會綜述〉74，萬明〈1990年鄭和研究概況〉75，林松〈鄭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程昕、王宏昌〈十年來雲南鄭和研究述評〉，羅宗真〈1986－1990年鄭和研究評介〉76，朱鑒秋〈深入研究鄭和，廣泛宣傳鄭和－－談最近十年來我國鄭和研究的特點〉，孔遠志〈雅加達「鄭和國際學術討論會」點滴〉，時平、楊新華〈共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昆明首屆鄭和研究國際會議簡況與體會〉，甄妍〈南京鄭和研究會年會述要〉77，馬興東〈昆明首屆鄭和研究國際會議討論綜述〉78，范金民、時平執筆〈新的里程，新的進展－－鄭和研究十年回顧〉79等。對於一個事件、一個人物的研究，短短十數年中有如此眾多研究述評，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鄭和下西洋具有的重要歷史地位。這些綜述、評論，及時反映了鄭和研究的進展，方便了人們確定選題，又從另一個角度推進了鄭和研究。
這個階段鄭和下西洋研究的主要內容如下。
1.關於鄭和下西洋目的性質的新見解。原有觀點外又有新說。唐文基認為，為了儘快修復與西洋各國的關係，明成祖決心發動強大的經濟外交攻勢，鄭和下西洋的壯舉遂應運而生。成祖遣使下西洋的目的是招徠各國來朝，招徠條件是「鹹錫皆賞」，即以經濟外交推動政治外交，以重利誘諸番，溝通與西洋各國的關係，說明了鄭和下西洋的真實意圖。這種經濟外交，一方面是對訪問國政府的領袖無代價饋贈，另方面又進入各國市場，以中國特產和當地百姓進行交換。不過這種貿易不是以獲得商業利潤為宗旨，而是通過交換活動，在獲取各地的奇珍異寶的香料的同時，向各國展示中國的財富，使各國形成對中國的向心力。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重在擴大政治影響，不謀求商業利潤，不計較經濟得失，鄭和下西洋的貿易活動是從屬於政治目的的。80時平等認為，鄭和的多次出使，絕不是一般性的外交使團出訪，也不是為了軍事上的遠征，而是顯示存在、軍事威懾和和平友好的海軍外交活動，藉以達到實踐明朝對外政策的目的。81這兩種看法都將鄭和下西洋置於明初外交的大範圍內，前者視貿易為鄭和出使的手段，後者視海軍遠航為鄭和下洋的手段，而沒有視為鄭和下洋的目的。這些力圖透過表面現象而揭示鄭和出使實質的嘗試是值得肯定的，所得結論也頗有新意，理應引起人們的注意。陳尚勝則認為，鄭和下西洋除了政治與經濟目的，也有海防方面的意圖。82施存龍也認為，鄭和下洋，海上宣威，主要意在鎮懾倭寇。83這兩種看法也是以往所未曾提及的，顯示了在鄭和下西洋目的的探討上又取得了新的進展。
2.關於鄭和遠航事業中斷的原因。轟轟烈烈的鄭和遠航成為絕唱，而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以往人們多著眼於鄭和遠航耗費巨大，國家財力難以為繼，而且航海活動並沒有強大的經濟動因。但是，鄭和航海偃旗息鼓後的明代中後期，正是封建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歷史階段，也正是私人海上貿易不斷發展的時期，應該正是大規模航海活動的有利時機。這就迫使人們從其他方面與角度去探討問題。何平立從明朝統治盛衰的角度，認為以前所論航海中斷的種種原因，都缺乏說服力，其真正的原因則是明朝政治腐敗導致各種社會危機，以及鄭和下西洋僅僅適應統治階級一時之政治目的。84莊從勇、時平從海軍建設的角度，認為明初海防政策的變化及海軍的衰弱是鄭和船隊活動停止的直接原因。85馬超群從封建制度的角度，認為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封建專制體制及其保守性，是使鄭和開拓的航海事業不能繼續發展的根本原因。86不少人則從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質角度發表看法。袁繼成、石波認為，下西洋之舉沒有像西方開闢新航路那樣奏響資本主義時代的序曲，這既有國內統治腐敗的原因，又有開支浩大、難以維繫的財政原因，但是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質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則是根本的原因；沈己堯說，鄭和七下西洋，並沒有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最後只好終止航海大業。87謝本書則從綜合因素的角度，認為鄭和下西洋突然終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的政治的因素，又有科學技術的文化思想的因素。88上述這些看法，對鄭和遠航終止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探討，視野廣闊，或獨闢蹊徑，或論述全面，較之以往所論，應該說要豐富得多，也更具說服力。
3.關於明初外交政策。鄭和下西洋是明初外交政策的產物，對這種外交政策的探討，直接影響到對鄭和下西洋的動因和性質等問題的探討，以往有關文章雖時有所見，但像這個階段專文論述者還不多見。陸韌認為，明成祖吸取了洪武時期被動外交失利的教訓，變被動地等待朝貢加以懷柔為主動出海加強聯繫，招徠朝貢以示懷柔；並指出明成祖的中晚期外交政策，在東洋，靠的是主動遣使通好來加強友好關係，維護東南沿海的平靜，在西洋則主要靠鄭和來執行對外友好政策，建立友好宗藩關係，謀求和緩的國際環境。89這些看法，既承認了洪武、永樂兩朝對外政策的連續性，又闡明了其間的區別，較之那種一味強調永樂朝政策的不變或過分誇大永樂朝政策的根本變化的看法，應該說更好地把握了分寸，相當肯綮。肖季交通過具體史實，對鄭和所採取的一系列靈活多樣而又富有成效的外交策略作了探討，同時又對正確實施這些外交策略的原因作了分析，這些策略是：開詔頒賞，調解國際糾紛；樹碑佈施，聯絡宗教感情；利用矛盾，分化反明勢力；忍辱負重，化干戈為玉帛；訴諸武力，計伐梗化不恭。90季士家則將明初的對外方針歸納為國際交往中以「厚往薄來」為原則、遣使出國目的是為建立友好關係、堅持和平外交總方針、鼎力維護睦鄰邦交、反對擴張主義、對外國使團給予寬大為懷的禮遇、維護國家尊嚴、支持正義扶正抑邪和以謹慎冷靜的態度處置外交的總指導思想九個方面。91這樣的歸納，全面而又確切地總結了鄭和使團的外交策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4.關於鄭和下西洋與海權意識。這是一個全新的命題，以往從未有人提起。時平從中國古代的海權意識入手，分析了中國海權思想的產生與發展，認為鄭和下西洋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歷史事業，而是承接了元代向海外發展的繼續，是中國對世界不斷認識、海權觀念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向海外發展的一種努力和嘗試，標誌著中國的海權思想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結局影響著中國以後海權思想發展的趨勢。92陸儒德進而認為，鄭和之從事航海事業，與其個人優秀品質和在實踐中不斷昇華的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密切相關，其具體表現為，鄭和意識到南洋的重要戰略地位，認識到長期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非國力所能支，必須利用海洋，才能使國家富強將航海活動持久地進行下去。陸儒德還認為，當時的中國之所以沒有抓住歷史的機遇，通過面向海洋、開發海洋而使自己強盛起來，是因為古老的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以農立國，自給自足，形成了以陸為生的傳統海洋的意識和根深蒂固的大陸觀，摒棄了依賴海洋謀生存求發展的海洋意識和海權觀。93從海權意識這一角度來探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評價鄭和下西洋的意義，可謂另辟新徑，既開拓了新的境界，又站在更高層次，給人以深深的啟示。如果論者能夠更系統而深入地探討鄭和下西洋以後我國海權觀念的發展演變，那就更有說服力。當然，鄭和時代的人或鄭和本人是否已有如論者所說的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還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5.關於鄭和下西洋與香料貿易問題。以往在論到鄭和下西洋朝貢貿易的性質時多有人涉及。八九十年代田培棟、陳亞昌和何平立都認為，鄭和下西洋是朱元璋朝貢貿易政策的繼續和發展，是明成祖制定的一項長期的海外貿易政策。明廷為了防止民眾溝通海外和壟斷香料貿易，嚴禁民間使用番香番貨，致使府庫香料充溢。為了維持高額利潤與轉嫁國家財政危機，明廷又將香料折支為俸祿賞賜，充作國用，成為明廷緩解國家財政困難的措施。田培棟更進而估算出鄭和下西洋所獲財富的數量至少有金二三十萬餘兩，白銀千餘萬兩，大大超過了宋元時期市舶收入的十數倍。94何平立則進而認為，雖然鄭和下西洋的朝貢貿易活動在明中期停止，但是中國香料市場的大門卻因社會需要而被打開，並成為私人海外貿易蓬勃興起的重要原因。而私人海上貿易香料活動的結果，卻推動了東南亞華僑移民與商業、宗教的發展和東南亞社會文化的進步。95陳亞昌指出，明初因長期實行海禁，番藥輸進日絀，致使國內市場上番藥奇缺，明王朝為了獲利和解決國內需求，在下西洋時派出大量醫生和兵士，利用各種形式進行藥物貿易和直接採製藥材。96像這樣細緻、具體地探討鄭和下西洋過程中的朝貢貿易和香料對明初財政影響的文章，似為首次見到，不消說，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之以前要深入得多了。
6.關於鄭和下西洋對南洋華僑的影響。以往許多人認為鄭和下西洋開闢了中國交通史上的新時期，也開創了華僑開發南洋的新時代。雖然現在不少人仍持此論，但也有人對這一傳統看法表示異議。范金民較為系統地考察了鄭和下西洋以前、鄭和下西洋期間和以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南洋華僑的發展狀況，結合明初的對外政策和鄭和使團的所作所為，核對了人們喜歡引用的有關鄭和下西洋促進南洋華僑發展的史料，認為鄭和使團的職能之一是堅決執行海禁政策，充當明廷海禁政策的工具，通過多種途徑招諭名為中國流人的南洋華僑，因此在鄭和下西洋期間以及隨後的相當長時期，東南沿海人民移居他國的機會極少，民間泛海移居南洋反而呈現冷落局面。97莊國土也認為，無論鄭和下西洋最主要的動機是什麼，但禁止民人出國，招誘海外逸民，剿滅海寇，保證貢道安全，無疑是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而這一使命的針對者，正是南洋華僑。無論是明初海禁或鄭和下西洋時期，明朝統治者都是實行仇視、打擊海外華人的政策，這自然對華民移居海外的事業打擊甚重。朝廷貢道暢通、獨佔貿易之時，正是東南沿海人民謀生無路、流寓失所之日。無論鄭和下西洋的活動是如何功德彪炳，其對華僑先民的打擊則是難辭其咎的。98撇開這些結論是否符合南洋華僑的發展實際不談，它至少提醒鄭和下西洋促進南洋華僑發展的持論者需認真如實地對待有關史料，更加縝密地論證所探討的問題。
7. 關於鄭和下西洋與天妃信仰的關係。海神天妃是航海者奉祀的神祇，以往研究較多，但有人將其視為道教，而且似乎還很少將其與鄭和下西洋聯繫起來。在這個階段，不少學者從各個角度探討了鄭和遠航過程中崇祀天妃及其對天妃信仰傳播的作用。如李玉昆認為，鄭和屢次祭祀天妃，修建天妃宮，並立碑記事，一是由於海神天妃是當時航海家的精神支柱，二是順從下西洋的水手和兵士等眾人信仰海神天妃的心理，仰求神祐，以輔人力，以達到民眾對下西洋活動的支持。99這是對鄭和遠航一系列崇祀天妃活動的頗有說服力的解釋。張桂林認為，鄭和下西洋時按照民間習俗奏請皇帝敕封並對媽祖大加奉祀，在我國東海沿海各省，尤其是在福建、廣東、臺灣地區產生廣泛的影響，同時也促進了琉球、菲律賓及南洋各國華僑對媽祖的信仰，進而加強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交往和華僑對南洋地區的開發。100南洋各地天妃信仰是否是由鄭和下西洋時傳播去的，這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但注意鄭和下西洋對天妃信仰的影響，可以說是不容忽視的貢獻。
8. 關於鄭和下西洋與西方航海活動的比較。80年代初，人們進一步從中西方航海活動時代的社會前提、統治者的政策、航海動因、航海內容等不同方面加以比較。進入90年代，不少人認為，比較不但要有可比性，而且應是全方位的。如羅榮渠不但比較了中西航海的上述各個方面，而且還就航行的組織形式、航海技術、對未知海域的探索、對海外世界的認識等方面進行了比較，認為哥倫布、達‧伽馬的航行是私人集資的海外探險活動，而鄭和遠航是由中央王權組織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動，它的船隊是一支龐大的皇家艦隊，這樣的艦隊走出了南洋，但卻沒有真正走向世界。鄭和下西洋的次數與總時程都遠超哥倫布與達‧伽馬，但是對未知海域的突破卻進展不快，鄭和的航海基本是沿宋元以來的傳統航線西行。基督教狂熱的宗教精神推動歐洲冒險家去征服重洋險阻，建立海外帝國，而鄭和寶船所到之處，先是宣讀大明皇帝詔書，然後大行賞賜。可見東西不同世界觀對海外世界的認識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東西方的行為準則也大不相同。101這種全方位的比較，為以往所少見，既有說服力，又發人深省，它自然會促使人們更加客觀地評價鄭和下西洋，如實探討曠古盛舉何以成為千古絕唱。
9. 關於劉大夏焚燬鄭和出使水程。有關史料載成化年間兵部郎中劉大夏藏匿並焚燬了鄭和出使水程，以往信而不疑，似乎從未置喙。王宏凱和蘇萬祥則對這一定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王文認為，劉大夏焚燬鄭和出使水程一說，既不見於正史，又不見於當事人的志傳，如此重要的事件當時竟無人知曉，而在百年之後才冒出來，其間的真實性能有多少也就不言而喻。劉大夏時為車駕司郎中，若擅入職方司內庫，藏匿鄭和出使水程這樣重要的檔案，也與情理不符。《鄭和航海圖》很可能就是收藏在兵部職方司檔案庫中鄭和出使水程的一種，能夠流傳至今，說明出使水程並未被劉大夏藏匿後散失，甚至焚燬。因此作者進而認為，劉大夏藏匿鄭和出使水程的記載是可疑的，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據，很可能是後人因劉大夏曾經藏匿永樂年間征安南檔案而附會上去的，僅是「傳聞」而已。102王文篇幅不大，但作者涉獵廣泛，小中見大，縱橫捭闔，將原有說法的可能處一一排除，有理有據，稱得上是同類論題中的上乘之作。誠然，若是絕對肯定劉大夏沒有焚燬鄭和出使水程，似乎還有待直接材料的發現。
10. 關於鄭和的家世。自40年代彭嘉霖考證出鄭和為元代咸陽王賽典赤‧贍思丁的後裔後，學界似無異議，而周紹泉以新發現的《賽氏總族譜》、《賽典赤家譜》和《馬氏家乘》三部賽典赤‧贍思丁家譜為線索，與《故馬公墓誌銘》、《鄭氏家譜首序》等原有鄭和譜系資料詳細考校，對現存有關鄭和家系的三種觀點提出了質疑，並進而提出鄭和系賽典赤‧贍思丁裔孫之說很可能出於中國人追祖名人的習慣心理，二者實無家系淵源。103馬繼祖也認為，《鄭氏家譜首序》字數不多，卻通篇疏漏百出，史實荒謬，歲月顛倒，編年倒掛，對馬哈木和贍思丁的記述，純屬虛構。納速喇丁的長子伯顏應比鄭和的曾祖拜顏早出生大約半個世紀，拜顏不可能是伯顏；從年代推算，鄭和不可能如人所說是米裡金的兒子；《墓碑總序》中提到的「馬哈只之後」只能是指鄭和，因此，鄭和是咸陽王六世孫的問題，還需仔細研究，似不應輕易肯定。104這些新說從記載賽典赤和鄭和世系的譜牒入手，尋本溯源，指出了舊說中的種種漏洞和不可信成分，可說是這個階段鄭和史實研究方面少見的新進展，令人欣喜。看來鄭和的家世還需再作考訂。徐克明則依據鄭和父親馬哈只墓及《故馬公墓誌銘》碑文，對曾經在報章上冒出來的鄭和故里在雲南鎮雄，幼時由鄭姓收養而改姓的臆說予以駁正105，有杜絕謬說流傳之力。
11.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這是這一階段仍然著力探討的一個問題。鄭一鈞多次撰文總結鄭和下西洋調查活動，開我國海洋調查的先河；下西洋時更新改造舊船，並重點發展超大型船舶，發展江海直達運輸，同時還成功地解決了當時我國發展海洋事業的一系列戰略性問題；以南海、印度洋及阿拉伯海上最重要的貿易港為重點，對當時我國向海洋發展的各個區帶作了合理的佈局。106這樣的總結，是較為符合鄭和下西洋與中國海洋事業的實際的。孫光圻、陳鷹則專門探討了鄭和牽星術中的阿拉伯天文航海因素，通過對中國與阿拉伯古代的牽星儀器、牽星記錄、牽星物件的比較研究，認為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期所使用的牽星術，不但是中國古代天文航海技術自身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是汲取了阿拉伯天文航海技術成分的產物。根據中國人的航海需要，結合中國人的航行技術特點，積極引進外來的先進航海技術，並對之進行改造、溶化、提高，正是鄭和下西洋得以在世界航海文明史上展示其博大精深內涵的成功經驗所在。107關於鄭和船隊的航海技術，前人雖多研究，但大多停留在對其解釋上，該文能對其追根溯源，將其與阿拉伯航海牽星記錄相比較，從而探討後者對前者的影響，無疑開拓了此項研究的新課題，其重要價值在以後的研究中更加顯示出來。朱鑒秋撰文將《鄭和航海圖》與同時期西方海圖的代表作波特蘭海圖就製圖範圍、圖幅內容、表示方法、精確程度及實用性等幾方面進行了比較，提出《鄭和航海圖》製圖範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波特蘭海圖為低，而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108作者對《鄭和航海圖》素多研究，該文又高屋建瓴，與西方海圖相比較，以進一步探討《鄭和航海圖》的價值，這樣的研究，在以往的同類研究中還未曾見到，無疑將《鄭和航海圖》研究引入了新的開闊境界。而且以往的中西航海比較，也局限在動機、規模、性質、意義和影響等方面，這自然是重要的，但理應包括航海技術水平的比較，才算得上全面，因此，朱文也為中西航海全部意義上的比較開了先河。仲躋榮則首次探討了分（舟宗）航行在鄭和遠航中的具體線路的作用109，既開其例，也不乏新意。
12. 關於鄭和研究與現實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這個時期鄭和研究之所以展開得轟轟烈烈，走向國際，顯示出蓬勃的生機，最重要的就是把學術研究與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緊密結合起來，從鄭和下西洋的經驗教訓中借鑒對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海洋事業、精神文明以及國際關係等方面有價值的東西。如孫光圻全面分析了鄭和下西洋時代對外開放的背景、動因、特徵和歷史教訓，認為明初開放「沒有與明王朝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總戰略掛起鉤來，以致國庫空虛，財政拮据」。他認為，對外開放不應是為了滿足某些個別統治者或上層貴族集團狹隘功利的權宜之計，而必須是整個國家和民族長期穩定的戰略決策；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其重點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著眼於調整或變革該時代的生產關係，以適應或解放該時代的生產力；對外開放不應圖其虛表，追求形式，而必須抓住本質，講究實效，在對外交往中，既要和平友好，又要平等互利，既要算政治帳，又要算經濟帳，要與世界各國謀求共同發展與進步的道路。110陳呂范、馬維良、李立綱、徐康明等則把鄭和研究與地方改革開放密切結合起來，認為雲南及昆明在改革開放中要發揚鄭和的開拓進取精神，進一步打開南門，走向亞太，以振興昆明、雲南以至中國西南地區。111徐錫康等結合我國海洋事業的發展，認真總結了鄭和下西洋的經驗教訓，認為首先要認識鄭和行為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優秀精神，紀念鄭和要發揚光大鄭和勇於開拓前進征服海洋的精神；其次，從鄭和七下西洋的行為中可以總結出一個簡單而明顯的哲理，即一個認識並善於面向海洋、征服海洋的民族，將對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安全創造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功勳。112陸儒德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海洋，沿海經濟發展戰略依賴於海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海洋，海洋是我國生存與發展的第二空間。113又如馬湘泳從研究南海鄭和群礁等入手，詳細考察鄭和下西洋及其前後中國歷代對南中國海的開發、利用，證明西沙、南沙群島由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開發，主權無可置辯。114馬光汝、樊劍英、李進等指出，鄭和的偉大貢獻及其光輝業績應是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極好教材，應大力宣傳鄭和，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民族自豪感。115研究鄭和是歷史的需要，把鄭和研究推向深入，是歷史發展和現實的要求。上述研究在這方面作了有益嘗試。
13. 其他有關問題。寶船及其產地問題，一向討論較為熱烈，仁智互見。楊斌和王梅影都通過分析史料、文物考古、實地踏勘和口頭調查等途徑，對寶船製造的有關問題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充實了寶船造於南京的已有結論。116對鄭和的宗教信仰，林松、宮慧如、孫宗文皆有力作。以往多主張奉佛、崇道、信仰伊斯蘭教並存，林松對此持有異議，認為鄭和修繕佛寺和禱告天妃，或奉上意，或從下請，都是公事公辦，決非鄭和本意，都是由鄭和身份決定的，鄭和始終沒有忘祖棄本，他在尊重各宗教的同時，堅持崇奉的仍是他的祖父和世代承襲的伊期蘭教信仰。117這些結論能否成立，所持依據是否具有說服力，可以另當別論，但這種轉換角度的研究方法，不拘成說的探索精神，卻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浡泥國及其國王墓研究。浡泥國即今汶萊達魯薩蘭國。永樂六年，訪問明朝的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病逝於南京，明廷以王禮葬於安德門外。浡泥國王墓成為中文兩國世代友好的象徵，而直到1959年才被發現，當時只有簡單介紹。80年代中後期起季士家和楊新華先後撰寫論著系統地研究了浡泥國及其國王墓的相關問題。118又如對劉家港的研究，吳聿明首次專考「六國碼頭」的範圍，認為狹義的理解是專指「南碼頭」，廣義的理解統指太倉，而以後者為宜。他以地方誌書所載為憑，又以當地人的便利條件，結合建置、語意等提出的結論，是經得起推敲的，也使人們想當然的概念有了一個明晰的認識。沈魯民則著重探討明代太倉的經濟發展對鄭和下西洋所起的作用119，也深化了原有的研究。再如莊為璣、陳琦、翁國珍等專文研究了鄭和的助手王景弘、隨員馬歡等，澄清了模糊認識，豐富了鄭和研究的內容。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階段的鄭和下西洋研究，成績是突出的，特點是顯著的，不足也是存在的。有些課題雖然長期來一直有人在注目，但實際上並沒有很好解決，泛論多而實證者少，比如最基本的問題如鄭和七下西洋的具體日程，每次下洋的具體活動，行經線路，實際上既有研究是相當模糊的。由於受制於較少新資料，鄭和研究不可能像其他課題那樣，不斷推陳出新，獲得大的學術進展，不少論文選題陳舊，甚至老話再提，了無新意；不少文章抄輯成篇，探討深度不夠；有的論著對於來歷不明的材料不加甄別，只要符合論者意圖便一概濫用；有些論文缺乏必要的學術梳理和學術論證，通篇都是前人已經言明者，甚至常見材料也輾轉相抄，錯訛時有，經不起史料的檢核；有的文章學術氣息不濃，行文隨意，甚至流於口號式者也非鮮見，不依學術規範，沒有問題意識，可以說算不上研究。
鄭和是傑出的世界文化名人。他領導的遠航活動與哥倫布的海盜式的行徑截然相反。哥倫布給美洲原住民帶去的是無窮的災難和野蠻的殖民統治，鄭和給亞非各國帶去的是中華聲名文物和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鄭和和平使者的光輝形象在亞非人民心中熠熠生輝。他的和平外交事業既是中國人民酷愛和平的象徵，又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和平作出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就致力於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的具體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鄭和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對於鄭和的這種光輝形象，鄭和時代中國的對外和平友好政策和鄭和奉行這種政策所作的各種努力等，學界還可以從各國平等交往、維護世界和平的高度再作進一步探討，作出新的估價，賦予鄭和應有的崇高地位。
鄭和在15世紀初葉的近30年間，率領27000餘人的龐大船隊，七下西洋，行程十萬餘裏，訪問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中華文明遠播南亞、東非、波斯灣、太平洋、印度洋，這種「涉波狂瀾，若履通衢」的不畏艱難險阻的氣概，不辱使命、竭力國事的愛國主義精神；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的敬業獻身精神，開放開拓，「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創造精神，所有這些體現在鄭和身上的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及鄭和嚴密組織、精心協調、處理錯綜複雜矛盾的傑出才能，都值得好好總結，從各個方面加以探討。
中華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斷譜寫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鄭和下西洋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既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海洋活動的巍巍豐碑，又是15世紀世界大航海活動的序幕，就其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而言，實質上是15世紀中華民族向海洋的一次大進軍，無論是龐大的船隊，遙遠的航程，精湛的航海技術，出色的組織水平，有效的後勤保障，完善的港口設施，還是通過海上之路展開的中外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包含了海洋文化的豐富內容。我們應該瞻前顧後，綜合歷史、考古、外交、航海、造船和港口等各個學科的研究力量，從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等各個層面加以探討，不但將它與中國其他歷史時期的航海活動進行各個角度的比較，而且還要將它與同時期的西方航海活動進行全方位的比較，以觀察鄭和下西洋後我國的航海事業到底是發展了還是倒退了，鄭和開闢的遠航事業在世界航海史上究竟居於何種地位。
21世紀是海洋世界的新時代，人類對於海洋的認識會更加新穎，對於海洋的開發和利用更加迫切，更加卓有成效，對於海洋權益的爭奪也必將更為激烈，更為多樣。南海是中國神聖的領海，中國對南海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鄭和下西洋就曾對南中國海的開發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貢獻，消滅了東南亞地區海盜，穩定了南中國海周邊局勢，保證了海上貿易和海防安全；調解與緩和了東南亞各國的衝突和矛盾，推動了這一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對南中國海及周邊進行了積極的規劃和開發，有效地遏制了來自海上對中國的威脅，有力地掌握著南中國海的海權，維護了中國的主權。鄭和下西洋後僅一個世紀，中國海防日益鬆弛，沿海先後遭受東洋倭寇、西洋殖民強盜的騷擾擄掠，中國人民備受欺淩，中華民族深受災難。對於鄭和下西洋與南中國的關係，鄭和下西洋對開發和利用南海的貢獻，鄭和船隊在南海島礁的活動，以及鄭和下西洋前後中國海防的迥異形勢，乃至鄭和使團行經地區的先後變遷，學者們都有責任進行深入考察，花大力氣研究。
鄭和使團所行經的東南亞各國，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大多經濟發展勢頭強勁，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往來日益頻繁。1994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已就在整個太平洋地區實行「公開和自由貿易」的時間表達成了一致意見，作為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大國，中國必將充分利用太平洋貿易圈和亞太經合組織帶來的各方面的機會，吸收消化，加速經濟國際化的進程。「西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乃至世界上的地位較之15世紀有了根本的變化。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就有必要延伸到「西洋」地區的今天，鄭和研究的天地也就更為寬廣。
鄭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是中國人民對世界航海事業的傑出貢獻，鄭和也因而成為流芳後世的千古偉人，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鄭和下西洋畢竟是明初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只能在當時內外政策的範圍內活動，為最高統治者的意志所左右，受到時代的局限，有其值得謳歌、充分肯定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不足取的一面，無論如何評價鄭和下西洋，都無損於鄭和的光輝形象。但是，研究鄭和下西洋，也應該以理性的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探討它的功過得失，既要將它置於具體的歷史時代，看到它的豐功偉績、深遠影響，又要將它放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中，看到它沒有經濟動因的一面，吸取它不重經濟效益的教訓；既要看到它世界航海壯舉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畢竟沒有開啟世界歷史新時代的局限性。只有這樣，鄭和下西洋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對中國當前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才更富有參考價值和啟迪作用，對於其他世界大航海活動才能予以客觀的評價。
鄭和研究早已涉及到各個方面，厥功甚偉，但對描述鄭和下西洋的文學作品仍然研究得不夠，人們幾乎從未提起的《奉天命三寶下西洋》不必說，即使對於較為熟悉的羅懋登《西洋記通俗演義》，也仍值得再加探究。連同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張燮《東西洋考》等歷史資料，有些問題如為什麼明代嘉、萬時期會湧現大批反映鄭和下西洋的作品，文學作品中的描述對照歷史實際究竟有多大出入，對這些作品的深入研究，必將豐富鄭和的內容。關於《鄭和航海圖》的繪製年代，與其他史籍所載《鄭和航海圖》是什麼關係?迄今尚未見到有詳盡的論述。早年，外國有學者認為，鄭和航海時即攜有《鄭和航海圖》，它與以前的阿拉伯人航海圖和後來《星槎勝覽》、《武備志》所載的《鄭和航海圖》相差無幾。劉銘恕則持異議，他認為鄭和出使時備有的《鄭和航海圖》屬幻想中之圖。120但他沒有詳證《鄭和航海圖》產生於何時。後來的研究或籠統地說鄭和船隊繪製了此圖，或避而不談。看來，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還是必要的。
隨著新的世紀的到來，鄭和下西洋研究更出現了一些新的跡象。2002年春，英國退役海軍軍官加文‧孟席斯公佈了其十餘年業餘研究的成果，提出鄭和船隊有可能抵達了美洲，並完成了環球航行，一時媒體在世界範圍內反覆報導。2003年10月和12月，孟席斯先後應江蘇省鄭和研究會和昆明方面之邀出席了在南京和昆明舉行的鄭和下西洋學術研討會，展示了其剛剛出版的著作《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強調了其觀點，引起了熱烈的學術討論。無論孟席斯所用方法是否可靠，轟動性新論是否有據，鄭和船隊究竟最遠到達哪裡這一類問題，卻是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改變思路，轉換角度，擴大眼界，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大膽探索的精神和勇氣，總是值得提倡的，關注鄭和下西洋，讓其廣為世人所知，這種熱情也是令人鼓舞的。只是如何運用可靠資料，遵循史學研究的規範和方法，對相關問題予以科學的、經得起檢驗的縝密論證和嚴謹探討，從而推動和深化鄭和下西洋研究，則是擺在廣大鄭和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務，也有待於各界的繼續努力。
「老樹春深更著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史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鄭和下西洋這一課題雖然很難有諸多的新材料發現，很多方面一時也難以深入，但是隨著鄭和下西洋首次遠航六百週年的到來，一個新的鄭和下西洋研究熱潮必將興起，全世界社會各界對鄭和下西洋宏偉事業也必將更為關注，同時也隨著一些直接或間接資料的發現和利用，隨著鄭和下西洋研究領域的不斷被開拓，或賦予新的內容，隨著人們認識能力和水平的不斷提高，相信通過國際學界的共同努力，21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必將躍上一個新的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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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國水師，印度洋上的主人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uINxq2

馬歡著《瀛涯勝覽》，費信著《星槎勝覽》，鞏珍著《西洋番國志》祝允明《前聞記》

費信/馬歡/祝允明

《星槎勝覽》

費信，字公曉，號玉峰松岩生[1]，明吳郡崑山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生[2]。其兄為太蒼衛。年十四，代兄參軍。年少好學，因家貧常借書閱讀，又自學通阿拉伯文。永樂七年（1409年）二十二歲。永樂、宣德年間曾任翻譯官隨三寶太監鄭和四次下西洋：
第一次 永樂七年（1409年）
第二次 永樂十年（1412年）
第三次 永樂十三年（1415年）
第四次 明宣德五年（1430年）
費信在正統元年（1436年）著《星槎勝覽》上下卷，紀錄下西洋時所見所聞各國風土人情，上卷占城國、交欄山、暹邏國、爪哇國、舊港、滿刺加國、木骨都束等二十二國是親身經歷，下卷多從《島夷志略》摘錄。
費信著《星槎勝覽》、馬歡著《瀛涯勝覽》和鞏珍著《西洋番國志》是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第一手資料，他們都先後隨鄭和訪問西洋各國。 除了《星槎勝覽》費信還著有《天心紀行錄》一卷，已失。
費信島
為了紀念航海家費信，南沙群島中有一島名為費信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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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外交

邦交國元首子女來台　獎學金年付上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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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國總統兒女在台就學 領台灣獎學金

民視
December 22, 2016, 6:50 am

聖多美普林西比與我國斷交，但事實上，聖國總統卡瓦留的兒女，都是領台灣獎學金，在台灣就學，甚至卡瓦留的兒子還娶了台灣妻子，還有聖國駐台大使夫人，也在銘傳大學進修，但昨天（21日）斷交消息傳出後，就沒有到校。
婚宴上笑得甜蜜，新郎官叫做李被德，是剛剛與我國斷交的友邦，聖多美普林西比總統卡瓦留的兒子，卡瓦留的媳婦正是台灣人，曾任華航空姐，2人去年（2015年）結婚，還在台灣宴客接受祝賀，已經有了小寶寶，雖然當了台灣人的公公，但卡瓦留還是狠心和台灣斷交！
但其實，不只娶了台灣媳婦，聖國總統卡瓦留的兒女，通通都是台灣學生。
卡瓦留總統的兒子李被德曾經在台灣唸碩士，近2年在政大與中研院合辦的TIGP學程就讀資訊博士班，已經唸了2年，領走81萬6000元獎學金，但因成績不如預期，今年（2016年）8月辦理休學。
而卡瓦留總統的女兒，則在陽明大學念醫學碩士，還有聖國駐台大使夫人，也在銘傳大學就讀。
聲音來源：銘傳大學處長劉國偉：「她是昨天（21日）開始沒有來上課嗎，對，昨天就沒有看到了，可能跟大使的任務，一起回去了吧，（進修）當時也認為是促進邦誼的做法。」
斷交因素影響，聖國大使夫人無法繼續就學，根據了解，聖多美普林西比這個學年度共有68位學生在我國就讀，其中有31人拿台灣獎學金，但兩國斷交後，獎學金將停發，想要繼續唸書，必須改採自費。
聲音來源：銘傳大學處長劉國偉：「依每個國家的狀況不一樣，像是甘比亞的學生，有的學生也一直留下來，到現在還有在念，因為台灣獎學金也有的，會給非邦交國啊。」
原本為了增進邦誼，提供獎學金，也協助友邦培養人才，如今受到政治因素干擾，受害最大的是來台就學的學生。（民視新聞綜合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