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姜亮夫（1902年5月19日－1995年12月4日），雲南省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晚號成均老人，以字行。中國卓越的教育家，楚辭學家、敦煌學家、語言學家、文獻學家、一代國學宗師。雲南現代學人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學者之一。一生博學多才，博古通今，著作頗豐，在國內國際上享有盛譽。
生平
1902年4月12?日(農曆四月十二日)出生於雲南昭通一個頗有名書香門第家庭。姜先生在私塾飽讀詩書，16歲以後就到了昆明，就讀雲南第二中學。
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院（四川大學的前身），在廖季平、林山腴、龔向農諸位先生指導下，熟讀《詩》《書》《史記》《漢書》《說文解字》《爾雅》等先秦兩漢文獻原著，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1926年考取 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班和清華國學研究院。得到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國學大師的薰陶和指導。
1928年先執教於南通中學、無錫中學。1929年到上海，任大夏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及北新書局編輯，其間師從章太炎先生。1933年應聘河南大學教授。
1935年，到法國潛心研究中國流失到法國的珍貴文物，進行拍片、拓摹、抄錄共3000多張，1937年帶回祖國。回國後先後在東北大學、西北大學任教。
1940年任雲南大學教授兼文法學院院長，昆明師範學院（後屬西南聯大、今雲南師範大學）教授，後轉到蘇州任英士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1949年5月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雲南解放後，任雲南軍政委員會文教處長，1950年-1952年在雲南革命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1952年進雲南博物館工作。
1953年國家教育部把姜先生調到了浙江師範學院任教務主任，從此定居杭州。在杭州大學先後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室所所長，博士研究導師。先後任教育部顧問，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漢語大辭典》、《漢語大字典》、中國韻文學會、中國訓詁學會顧問，中國吐魯番學會語言分會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先秦分冊主編等。
1955年起任浙江省政協委員。
1995年12月4日逝世於浙江杭州，享年九十三歲高齡。
主要著作
姜先生著作頗豐，著有1000多萬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辭通故》一書被海內外專家譽為「當今研究楚辭最詳盡，最有影響的巨著」。榮獲全國高校首期人文社會科學家研究一等獎。
著有： 《瀛涯敦煌韻輯 》 《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 《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 《屈原賦校注》 《陸平原年譜》 《楚辭書目五種》 《楚辭今繹講錄》 《楚辭學論文集》 《楚辭通故》 《莫高窟年表》 《敦煌學概論》 《屈原賦今繹》 《敦煌學論文集》 《探戈集》 《初高中國文教本》 《中國文學史論》 《文學概論講述》(4卷) 《張華年譜》 《中國聲韻學》 《古文字學》
編輯： 《中國歷代小說選》 《歷代各文體文選若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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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秋英為姜亮夫夫人，一代才女

姜亮夫與陶秋英結婚照

姜亮夫和陶秋英 
標籤： 雜談
苦戀、相守、未被忘卻的風雅
十年知交，五十年夫妻
　　文人遇到佳人，是中國式的愛情童話。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子佳人的私定終身不僅僅是風花雪月的瓊瑤故事，還承載著女子解放、對抗禮教的變革深意。
　　姜亮夫和陶秋英的愛情故事，也是如此。
　　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他們勇敢追尋愛情，在戰火和舊禮數的束縛之下，依然保有浪漫的追尋。而後把家庭作為堅守的信仰，用半個世紀相濡以沫。
　　“不離不棄，就是老一輩的人文精神。”姜亮夫的女兒姜昆武說。而這，未免讓現代人自慚形穢。
師生戀，抗婚約
　　1938年8月28日，姜亮夫和陶秋英結為連理。此時，姜亮夫36歲，陶秋英29歲。即便按照現在的標準，兩人也早進入“剩男剩女”的行列。
　　1929年，當青春年少的才子佳人相遇在上海持志大學時，他們都不會想到這場愛情長跑如此曠日持久、艱苦卓絕。
　　一個是博學多才的聲韻學教授，一個是聰慧俊秀的女學生。姜亮夫指導陶秋英完成了《中國婦女與文學》的畢業論文，兩人的愛情也水到渠成。
　　但是，陶秋英的父親早早為她訂下了婚約。於是，這個新式女子為了抗婚，開始了跟封建家長躲貓貓的遊戲。她從上海轉戰蘇州，又從蘇州逃到燕京（北京）。
　　而此時姜亮夫一直在上海和雲南輾轉。兩人的熱戀期幾乎都靠飛鴻傳書。姜亮夫後來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有許多詩詞至今雖已五六十年，有的至今我還能全文背出。”
　　“思君整日千千度，獨自無情無緒，痴對雲山深處，細把行程數。”
　　陶秋英的文學功底和少女情懷在一首首古典詩詞中綻放出來。她還會翻新書寫花樣，有時甚至把字排成同心圓。
　　然而，甜蜜沒有持續多久。當陶秋英碩士畢業，不得不返滬時，再次被父親逼婚。絕望痛苦中，陶秋英寫信欲斬情絲，卻被姜亮夫山盟海誓的回复感動。他用拜倫的詩句堅定陶秋英抗婚的決心：“我願伊時刻在我的身邊，如今、此後，一直到我最末的一天。”
　　陶秋英則引用甘地的名言表明心意：“人類的尊嚴要我們服從一個更高的法則——精神力量。”
　　這份精神力量讓他們的愛情穿越時間，經受距離的考驗。姜亮夫為了改變“窮教書匠”的境遇，一度去歐洲留學兩年。在日機轟炸聲中，他從法國飛回東北，從東北繞道香港，兜了半個地球，又繞了大半個中國，終於回到上海，與陶秋英結成伴侶。

她孤身一人在燕京讀書，雖時有書信往來，但總是放心不下，這期間前後有七八個月我去北平陪她，禮拜天故宮博物館是我們去得最多的地方。有時她也來我住處共讀書文，上天壇、下北海，兩人形影不離，詠詩填詞互相應對更添情趣。
　　——《我的婚姻蹉跎》
　　八月七日，我乘意大利船康脫弗脫（Conte Verde）號去法國，臨行前她到輪船上來送行，兩人感到這次長時間的離別，只有苦而無樂，但一切只有再忍耐著。分手時她送我一小包，內有一支鋼筆、一封信、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的反面寫有一首白話體的詩。至今我還珍藏著，詩中她對我的深情躍然紙上，使我感到秋英永遠在我身邊。照片反面的詩是：
　　影中人默默問欲何將？
　　影白：“我願化作海浪飛千丈，隨君萬里乘風呵護驅不祥；我願化甲板，憑君小立望東方；我願化白雲，片片映漣漪，君可采之作衣裳；我願化清風，為君拂暑為君涼；我願化明月，慰君相思月月照當窗；我願化碧芽，天涯地角處處生芳草，宇宙為君芳；我願化作長亭與短亭，五里十里步步先迎君，從君越重洋；我願化彤管，助君清思舒展寫文章；我願化空氣，無時無刻地無不在君傍；我願化飛機，學成歸國，風馳電掣載君見英郎。”
　　——《我的婚姻蹉跎》
　　婚禮在威海衛路中社禮堂舉行……秋英家中只有弟弟菊畦到場，怕來人過多驚動她父親。酒筵到了一半時，我和秋英離席去照相館拍照，新房臨時設在辣斐德路，辣斐飯店。直到此時我倆才正式成為夫妻，十年的恩愛今日方能實現，新婚之夜的確感慨萬千。
　　——《我的婚姻蹉跎》

死亡讓他們分離
　　姜亮夫和陶秋英的婚姻持續了50年，就像歌裡唱的，“直到死亡讓他們分離”。
　　“經過文革，我媽得上了憂鬱症。”姜昆武說，“後來她的情緒變得不穩定，時常發脾氣。那些日子，父母的關係變得緊張。但我媽發脾氣的時候，爸爸從來不還嘴。有時我問他，你想過離婚嗎？我爸說，你媽一輩子沒有做對不起我的事，她現在是病，我要好好待她。”
　　在姜昆武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愛”，“吵歸吵，但不離不棄。”
　　姜昆武還記得，1986年，父母兩人一個躺在浙二醫院，一個躺在浙江醫院。此前陶秋英的病情已經很嚴重，而姜亮夫因為每天起床就陪著她，心臟終於吃不消，最終被女兒強行分開住進了兩家醫院。
　　“沒想到我媽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情。”姜昆武說，“她從醫院裡逃出來偷看爸爸。”
　　當時，陶秋英有兩個月沒見到姜亮夫。正好，浙二醫院的醫護人員要去浙江醫院交流，陶秋英央求護士長把她偷偷帶去看丈夫，“就說我是你姑媽！”陶秋英說。護士長大感不妥，卻又難以拒絕，只好帶了她去。
　　這是夫妻倆最後一次見面。當年6月，陶秋英去世。
　　姜亮夫得知噩耗，痛心疾首，但由於健康原因，只得在病床上作輓聯以悼夫人。
　　聯雲：“十年知交，五十年夫妻，輔我著書，福澤愧對趙文敏；卅卷詩文，三百卷繪筆，教女成才，哀榮有過謝夫人。”
　　他們的感情在骨髓裡。現代人的激情可能只在臉上，抹掉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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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國學大師姜亮夫：成就卓越 德高望重
2016-04-18 07:18:00

著名國學大師姜亮夫（1902～1995），原名姜寅清，字亮夫，雲南昭通人。1933年任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教育家，在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學四個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中國文化史研究方面，李學勤先生對其有「寬無涯涘」的評價。

1902年，姜亮夫出生在雲南昭通一個書香門第家庭。1921年，姜亮夫中學畢業後，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在廖季平、林山腴、龔向農諸位先生指導下，熟讀《詩》《書》《史記》《漢書》《說文解字》《爾雅》等先秦兩漢文獻原著，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近日，網絡上流傳的一張「史上最牛的畢業證」，讓民國初年清華大學研究生李鴻樾再次走進世人視野，其畢業證書的導師一欄中赫然寫著王國維、梁啓超、梅貽琦、趙元任、陳寅恪等歷史名人的名字，被網友驚呼。其實，同為該研究班的畢業生薑亮夫也有一張這樣的畢業證書。1926年，24歲的姜亮夫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得到了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國學大師的薰陶和指導。當時，梁啓超先生曾贈以「海燕飛來窺畫棟，薄荷相依滿橫塘」的對聯，對姜亮夫褒獎有加。姜亮夫的學術潛力在清華園得到充分發掘。

一個學者在其成長過程中能遇上一個好導師，往往會影響其一生。姜亮夫則在剛剛開始的學術旅程中得到了眾多名師指點，可謂人生一大幸事。清華園的學習生活確實對姜亮夫的治學生涯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姜亮夫曾對自己的學生說：「梁啓超從多方面多角度對先秦古籍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從校勘、考證、訓詁以及學術系統分析來比較書的真偽及其年代，使我打開了讀古書的眼界。」然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後，梁啓超夫婦返回天津，清華園研究院一時陷入停頓狀態。姜亮夫只得離開清華園，輾轉於南通、無錫任教。

在王國維指導下，姜亮夫曾撰寫《詩騷聯綿字考》作為畢業論文。王國維投湖後，刺激了當時的姜亮夫，「對我父親最大的影響就是讓他投身楚辭學的研究。」姜亮夫之女姜昆武曾說，「聯想到屈原投汨羅江之舉，父親決心校注屈原賦，以寄託自己的哀思。」1932年，《屈原賦校注》初稿完成，經歷了此後一連串的戰亂和動盪，直到20多年後的1957年，這部著作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33年，應河南大學時任校長許心武聘請，姜亮夫到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主講中國文學史等課程。雖然在河南大學僅為短短的兩年，卻是姜亮夫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的又一個轉擇點。1930年，河南大學取消了學科建制，設文、理、法、農、醫5個學院，吸引了教育界、文化界的一大批名人進入開封。姜亮夫在開封的時候，白天教書，晚上看戲時，身邊的「戲友」就是吳晗。當時，開封聚集了眾多文化界名人。

據河南大學相關材料顯示，姜亮夫備課認真，把教學內容安排得條理清晰、層次分明。講授聲韻學時，他結合學生的發音來講解，有分析，有評論，學生感到十分有趣；講文字學時，他把甲骨文、金文、小篆與楷書對照排列成表印出來，便於學生理解和接受，深受學生歡迎。在他的幫助下，學生還組織了文學團體「春秋學社」，進行文學創作。

教學之餘，姜亮夫不忘科研工作，大量閱讀唐、宋、五代人文集，同時記錄了大量名人的生卒年，集成了《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二十四卷，於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河南大學的兩年，是姜亮夫研究歷史學的開端。

1935年，姜亮夫離開河南大學，到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學習考古學並開始大量接觸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此時，他的研究不僅融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且還注重從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觀察問題、解決問題。通過遊覽巴黎幾十處大小博物館，他目睹了分藏於各處的故國文物，又有了抄錄國寶之志。從此，姜亮夫與敦煌學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其視力衰退也是起始於此時的忘我抄錄。

歸國後，姜亮夫開始從事敦煌學研究工作，並於1942年完成了中國敦煌學史上的重要著作《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六十餘萬言。此後，又出版了《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敦煌學概論》《莫高窟年表》《敦煌學論文集》等學術專著，共計二百五十萬言。

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姜亮夫奉命調往杭州大學任教授兼任中文系主任。此後的40餘年，一直任教於杭州大學。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姜亮夫奉命組建古籍研究所並親自擔任所長，為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人才傾注了晚年的全部精力。

在教學與研究之餘，姜亮夫還從事許多學術團體的組織工作，他曾先後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中國音韻學會學術顧問、中國訓詁學會學術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學術顧問兼先秦文學段主編、《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及《中國文化》等數十家學術刊物顧問或編委。姜亮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碩士研究生導師，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國務院學位辦審批的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導師。

德高望重的姜亮夫於1995年走完了他鑽研中國文化史的豐富人生，並為世人留下了《中國聲韻學》《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陸平原年譜》《屈原賦校注》《張華年譜》《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楚辭今繹講錄》《古文字學》《楚辭學論文集》《敦煌學概論》《莫高窟年表》《楚辭通故》《敦煌學論文集》《敦煌碎金》等30多部學術論著，其中《楚辭通故》被海內外專家譽為「當今研究楚辭最詳盡、最有影響的巨著」，我國香港、台灣及日本皆有翻印本，且被多所大學指定為本科生、研究生必讀參考指導教材。留下的數百篇學術論文涉及到中國文化史上多方面內容，學術成就為學術界所矚目，姜亮夫也被尊為一代學術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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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從姜亮夫、章祖安諸先生的歲月 | 傅傑專欄
2016-02-17 14:08:00

有文，有識，有趣——鳳凰副刊

國學大師姜亮夫1953年任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前身）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長。圖為浙江師範學院首屆古漢語研究生與姜亮夫（後左3）合影。

「為了孩子們」

文｜傅傑

傅傑，教授，滬上文人，鳳凰讀書專欄作者。專欄名：八卦碎片

經過了多年文化革命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鑒於能讀古書的青年漸少，中共元老陳雲指示加強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隊伍，多所高校乘勢陸續成立古籍與古典文獻研究所，多位年邁的學者也精神抖擻，願意為他們獻身的事業傾盡最後的心血。各校古籍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中不乏學問與年事並高的，如北京大學周祖謨先生、華東師大徐震堮先生等。而合併進浙江大學之前的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是年逾八旬的姜亮夫先生。

一九八三年我本科畢業考入杭大，跟另外兩位男生與三位女生，成為古籍研究所第一屆古典文獻專業碩士研究生。

姜亮夫先生

亮夫師已很少出門，但頭腦明晰，依然不斷讀書寫作，除了給我們講《說文解字》，還受託為教育部敦煌學骨幹進修班講敦煌學——講課錄音就是後來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學概論》。他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親炙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諸先生，到滬上執教後又拜章太炎先生為師，出文入史，留下煌煌二十四卷文集，在多個領域都做出了貢獻，於是不切實際地幻想把我們也培養成像他那樣全面的學者。他手訂了一個碩士生培養方案，除了《周易》、《尚書》、《詩經》、《左傳》、《論語》、《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屈原賦等必讀專書，文字、聲韻、訓詁、目錄、版本、校讎等必修課，還設置了《史記》、《資治通鑑》、《史通》、《文史通義》、《文心雕龍》、《國故論衡》等選修課及中國地理、中國邏輯學、中國藝術、中國農業、中國建築、禮俗與民俗、中國古代社會、歷代職官變遷、印度三宗論與佛教提綱等專題課。

這個方案太龐大了，程千帆先生稱賞「真是體大思精」，同時感慨實施太難。但亮夫師一意孤行，竭力嘗試，在本所與本校中文、歷史系蔣禮鴻、沈文倬、劉操南、徐規、郭在貽、雪克等先生外，他請來地理系陳橋驛先生講中國歷史地理，物理系王錦光先生講中國科技史，數學系沈康身先生講中國建築。教版本、佛學的老師則是從北京請的。一天亮夫師告訴我，他的老友蔡尚思先生表示願來給我們講思想史，「我沒敢答應，因為他看的書很多，但思想完全是亂的」——對蔡先生的看法固然是他的一家之言，卻可知亮夫師對課程與教師的安排是反覆斟酌、深思熟慮的。

亮夫師還從浙江美術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國美術學院請過兩位老師：一是中國美術史專家王伯敏先生，二是精於詩文、長於書法的章祖安先生。

生於三十年代的章先生是杭大中文系五十年代的學生，他幼年進過私塾背過古典，在《中國語文》、《中華文史論叢》上發表過辨析古書句讀的論文，更有專著《周易卜筮學》。一九八四年秋，亮夫師約他來講《周易》專題，共計八次，課時不多，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因為他跟別的老師顯著不同。舉其犖犖大者，一是風度不一樣——其他老師或垂垂老矣，或溫文爾雅，或羸弱多病，面有菜色，獨章先生紅光滿面，器宇軒昂。已是中國美院教授的藝術家邱志傑先生回憶九十年代初的求學經歷：

還有教授書法專業的章祖安先生，來上古詩詞的課，下面學生正在吹噓各自家鄉人打架如何勇猛，他掏出一個硬幣，當場給捏扁了。第二天同學們在他桌上堆滿了硬幣，他看都不看，抬頭講古詩詞。十年前有一天我去他家，故意刺激他說現在您武功還行嗎，七十歲的老爺子一個劈叉就到地板上去了。

章祖安先生

這樣的場景我們無緣得見，這才知道他的目光炯炯，聲音洪亮，全出自打小練就的真功夫。二是脾氣不一樣——其他老師溫良者居多，對我們每每鼓勵有加，畢竟那時候碩士生也算稀有動物，數量遠少於現在的博士生；何況在我讀本科時，同學就有近四十歲的，所以研究生的年齡普遍偏大，老師們也就愈加客氣。而章先生對我們的不屑全寫在了臉上。講到某段古典，他念出上句，點著名讓我們站起來接下句。雖然號稱古文獻專業研究生，我們真能讀過幾本古書？在我們瞠目結舌無地自容之際，他失望地向我們傷口上撒鹽：

「你們學古文獻，這些書都沒讀過？」

感謝他的公然鄙視。慣聽表揚、從無痛感未必就是好事。有的病人神經麻木，病入膏肓仍無知覺，這是最危險的。有了痛感，才能及時明白自己的缺陷，才能及時加以救治。

出版過多種書法作品集的章先生以為當年在杭大受業時的一些教授，如陸維釗、夏承燾、王煥鑣、胡士瑩等先生——自然也包括亮夫師的字亦出色當行，斷言「當下之所謂大名家鮮有能望其項背者」。作為範例，他公開過亮夫師一通短札，只有寥寥數語，不容易為外人注意，但對我和我的同學卻有特別的意義。原來亮夫師邀章先生講課，許諾專車接送。章府就在美院，離杭大不太遠，但沒有直達的公交車，而當年好像也罕見計程車。古籍所不可能有車，學校派了一次之後，傳聞有秉政者放出話來：章某乃本校畢業生，回來上課還用派車？車於是被取消。不溫良也不恭儉讓的章先生隨即電告古籍所管教務的老師，宣布中止授課。

他這一撂挑子，賺來了八十三歲的亮夫師的毛筆手書：

祖安兄：

專題周易報告，無論如何請你講完，為了孩子們，非為吾輩計也。特此即問近佳！

亮夫頓首 十一月十六日

章先生檢討說：「於弟子言，此不啻一道聖旨，自然應命。我已從信中讀出先生對不能調動小車之不快，又有想禮遇我而無奈的心態。先生的敬業，更反映出我的狹隘與傲慢。」

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亮夫師仙逝亦已二十年。我也從一個二十出頭的「孩子」，變成了年過半百的老教師。但看到亮夫師昔日那「為了孩子們」的墨跡，仍禁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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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95）雲南省昭通市人，一代國學宗師。1902年5月出生在一個以教書為生的知識分子家庭。1921年從省立第二中學畢業後官費進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1926年考取北京師大研究班和清華大學研究部。畢業後，1929年到上海，任大廈大學、 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1933年應聘河南大學教授。

　　1935年，到法國潛心研究中國流失到法國的珍貴文物，進行拍片、拓摹、抄錄共3000多張，1937年帶回祖國。回國後先後在東北大學、西北大學任教。1940年任雲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昆明師院（後西南聯大、今雲師大）任教，因被特務盯梢，轉到蘇州任英士大學文理院院長。1949年5月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1950～1952年在雲南革命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1952年進云南博物館工作。1953年起在浙江蘇州大學，先後任中文系主古籍研室所所長，博士研究導師。1955年任浙江省政協委員。先後著有《瀛涯敦煌韻輯》、《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屈原賦校注》、《陸平原年譜》、《楚辭書目五種》 、《楚辭今繹講錄》、《楚辭學論文集》、《楚辭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學概論》、《屈原賦今繹》、《敦煌學論文集》等1000多萬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辭通故》一書被海內外專家譽為“當今研究楚辭最詳盡，最有影響的巨著”。榮獲全國高校首期人文社會科學家研究一等獎。

　　姜亮夫先生是我國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德高望重，八十年代以來曾任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中國訓詁學會顧問、中國音韻學會顧問、《漢語大詞典》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先秦文學分支文學主編。他為弘揚祖國優秀文化，保留珍貴的文化遺產奮鬥了一生，也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奮鬥了一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1995年12月4日逝世，享年93歲。

　　著作書目：
《中國聲韻學》上海世界書局民國22 [1933]
《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陸平原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屈原賦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張華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中華書局1959
《晉陸平原先生機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7[1978]
《楚辭今繹講錄》北京出版社1981
《古文字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敦煌學概論》中華書局1985
《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楚辭通故》濟南齊魯書社1985
《敦煌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敦煌碎金》，陶秋英纂輯，姜亮夫校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古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屈原賦今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文學概論講述》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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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姜亮夫曾以一年薪酬自費印老師講義
Posted on 2014-07-03 in 歷史
著名學者姜亮夫早年先後就讀於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今四川大學的前身)、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國學研究院，問學於名師。建國後，一直講學於杭州，終老於斯。生平著述等身，桃李滿天下。

1921年，18歲的姜亮夫從千里之外的雲南昭通來到成都高師就讀。入校後，授課的先生們多為蜀中名賢，令一心向學的姜亮夫欽佩無比。那時，教師們講課多沒有固定教材，大都是親自手編講義，以備講課之需。其中，龔向農先生的《經學通論》和林山腴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博雅而精確，給年少的姜亮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大四那年，姜亮夫在課餘時間兼職教了一年書，每月可以有30元的入帳。於是，臨近畢業季的姜亮夫做了一個重要決定，用自己一年來所得的薪酬在昌福公司將兩位先生的講義自費印了出來。儘管印數很少，但後來講學南北的姜亮夫卻一直十分珍視，總是隨身攜帶。

晚年的姜亮夫，回思往事，念及於此，遂在《憶成都高師》一文里感慨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lkmox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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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全集》匯集了至今能收集到的薑亮夫先生的全部著作，是姜亮夫先生一生心血的結晶。《全集》共24冊，內容涉及楚辭學、敦煌學、語言文字學、歷史文獻學以及文學類文稿、治學心得、學術雜論、日記、回憶錄等，總字數達1200餘萬字。是一部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極深、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
學術經典世紀珍茂——介紹《姜亮夫全集》

新華網雲南頻道３月５日消息一位幾乎與２０世紀相始終的老人，一位歷盡滄桑的世紀學者——姜亮夫先生，以其豐富的教學與科研成果，為中國的學術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為了珍藏一份２０世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學術文化寶藏，更為給世人留下一筆值得學習、研究和借鑒的文化財富，雲南人民出版社費時５年，編輯出版了《姜亮夫全集》。
姜亮夫先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又號成均樓，晚年自號北？？老人、天南？？叟。１９０２年出生於雲南省昭通縣一個世代書香之家，１９歲負笈離鄉，初入成都高師，後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諸大家，並成為章太炎先生入室弟子。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先生赴法留學，傾全力挽救、抄錄流散海外的敦煌經卷。回國後數十年間，歷任東北大學、雲南大學、浙江師範學院等多所大學的教授、文理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等職。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４日病逝於杭州。
姜亮夫先生一生治學廣博，雖迭經戰亂和動盪，仍辛勤著述，留下了１０００多萬字的研究成果。《姜亮夫全集》即收載了至今所能蒐集到的薑亮夫先生的所有存世著述，計專著２２部，論文集４部，散見各類文章１３０多篇，以及殘存的日記、書信，基本依楚辭、敦煌、語言、歷史四類列目分卷，共２４卷。
一、楚辭學。姜亮夫先生因恩師王國維先生蹈昆明湖之痛，寄情屈子沉江，集有關楚辭資料極豐，專心於楚辭研究數十年，卓有建樹，故人們習慣稱之為敦煌學家。《姜亮夫全集》卷一至卷八收錄了姜亮夫先生的《楚辭通故》、《楚辭書目五種》、《重訂屈原賦校注》、《二招校注》、《楚辭今繹講錄》 、《屈原賦今譯》和《楚辭學論文集》，約４２８萬字。其《楚辭通故》收錄了楚辭有關的字、詞、人名、地名、書篇名等詞條近３６００條及一些特殊例句，實為一部完備的、具有豐富學術內涵的楚辭學大詞典，是楚辭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著作。而《楚辭學論文集》更是姜先生在楚辭學領域全面系統、深入和多角度研究的結晶，頗多創見。例如《敦煌寫本隋釋智騫〈楚辭音〉殘卷跋》一文，就提出了楚辭學史上存在郭璞一派的新說，有評者讚譽：“高屋建瓴，震動了楚辭學界。”
二、敦煌學。《全集》卷九至卷十四收錄了姜先生的《瀛涯敦煌韻輯》、《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莫高窟年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敦煌學概論》、《敦煌碎金》和《敦煌學論文集》，約２６６萬字。２０世紀上半期，中國有諸多學者為了這“吾國學術之傷心史”而遠赴異國他鄉，姜先生即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在他的晚年，仍積極推動敦煌研究和人才培養，以８０高齡接受教育部委託舉辦全國首屆敦煌學講習班。他的《莫高窟年表》以年代為經，史事為緯，對自公元６８年至１９３４年敦煌文獻及有關資料進行編年彙編，並從典籍中披沙瀝金摘錄點滴材料徵考入表，體大思精，既是綜合性工具書，又是理論性學術專著。其《瀛涯敦煌韻輯》更是敦煌音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恢復了在我國已經佚失了千餘年的隋代音韻學家陸法言的《切韻》殘本，是我國第一部關於敦煌發現的唐代韻書的彙編，是語言學文獻集的首創。
三、語言學。音韻學、文字學是姜先生語言研究的主要方面。《全集》收錄此部分著述約１５０萬字。卷十五《中國聲韻學》便是我國早期比較全面討論傳統音韻學的概論性著作之一。《古漢語語音學》比較前者更注重於基礎理論的精確講述。卷十六《昭通方言疏證》為姜先生讀書時就開始撰寫，歷經五六十年的不斷修訂完善而成的一部著作，涉及漢語語音史、訓詁學、詞源學、比較語言學等多方面的內容，研究方法與一般就方言記方言之著述迥異。卷十七《甲學通論》、《古文字學》、《詩騷聯綿字考》、卷十八《古漢語論文集》在學術上師承王國維、章太炎兩先生（如《詩騷聯綿字考》即由王國維先生親自指導而成），比較集中地展示了姜先生對文字學進行系統研究的一些獨到見解和觀點，是姜先生“以史證字、以字證史”的治學方法的集中體現。
四、史學。史學是姜亮夫先生一生治學的根基，可惜由於世事動盪，他的一些重要史論如《夏殷民族考》、《尚書新證》等均散佚無存，現存的《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是近代記述歷代人物生卒、字號、籍貫、出處等的常用工具書，過去曾多次修訂、多次再版，此次收入《全集》卷十九，又再加精校，重排索引，並增補《帝王表》、《高僧表》。其餘史論見卷二十《史學論文集》和卷二十二《張華年譜》、《陸平原年譜》及《成均樓文錄》，約２５０萬字。
此外，姜先生對文學也有許多獨特理解。《全集》卷二十一《文學概論講述》、《詞選箋注》、《北？？老人文輯》即反映了他的文學觀。姜先生為書家，且有記日記的習慣，雖斷續為之，但必毛筆行書，裝訂成冊。觀其日記，既可見先生為人，又可作為書法欣賞，故卷二十三《日記》為原件影印。卷二十四為回憶錄，大多為姜先生晚年口述錄音整理，涉及先生一生的經歷和治學，內容也很廣泛。本卷還有先生的自訂年譜和自傳。
姜亮夫先生一生著述頗豐，但他卻自稱為“鈍根”人，這雖是先生的自謙之詞，從中亦可見他耐勞與求實的精神。過去的２０世紀是一個歷史大轉折、學術變化萬千的百年，姜亮夫先生作為２０世紀那一代學人的一個代表，他那既繼承前人長處，又能擇善而從；既有深厚紮實的舊學根基，又能接受西方學術思想，進而融會貫通、推陳出新的治學道路和研究方法，必將隨著《姜亮夫全集》的出版而長存於世！（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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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1902-1995)，國學大師、著名的楚辭學、敦煌學、語言音韻學、歷史文獻學家、教育家。雲南昭通人。姜亮夫歷任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浙江省政協委員。姜亮夫的學術視野極為宏遠，研究範圍極為廣闊，李學勤先生就此有“寬無涯涘”的評價。

姜亮夫(1902-1995)，國學大師、著名的楚辭學、敦煌學、語言音韻學、歷史文獻學家、教育家。雲南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1902年5月19日(農曆四月十二日)出生。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先生。1928年先執教於南通中學、無錫中學，後任大夏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及北新書局編輯，其間師從章太炎先生。1933年任河南大學教授。1935年赴法國巴黎進修，1937年經莫斯科回國，先後任職東北大學教授、英士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雲南大學教授兼文法學院院長，昆明師範學院教授，雲南省教育廳廳長，
姜亮夫手跡
姜亮夫手跡
雲南省軍政委員會文教處處長。1953年任浙江師範學院（現杭州大學前身）、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長、博士研究生導師。曾獲國家教委普通高校首屆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獎等多種獎勵。
姜亮夫歷任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浙江省政協委員。
著有論文集《探戈集》，專著《初高中國文教本》、《中國文學史論》、《文學概論講述》(4卷)、《屈原賦校注》、《楚辭書目五種》、《陸機年譜》、《張華年譜》、《中國聲韻學》、《古文字學》、《敦煌學概論》，編輯《中國歷代小說選》、《歷代各文體文選若干種》等。
1995年12月4日，?中國大陸僅存的幾位畢業於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的薑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歲。這位幾乎與整個二十世紀相始終的文化老人，在學術與教學園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個春秋，為我們留下了三十多部學術論著，數百篇學術論文，涉及到中國文化史上多方面內容。其學術成就歷來為學術界所矚目，被尊為一代學術宗師。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樓論文輯”分為楚辭學、敦煌學、古史學、古漢語等四類，這是姜先生創獲最多的學術領域。
人物概況
姜亮夫（1902—1995），雲南省昭通市人，一代國學宗師。1902年5月出生在一個以教書為生的知識分子家庭。1921年從省立第二中學畢業後官費進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1926年考取北京師大研究班和清華大學研究部。畢業後，1929年到上海，任大廈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1933年應聘河南大學教授。
1935年，到法國潛心研究中國流失到法國的珍貴文物，進行拍片、拓摹、抄錄共3000多張，1937年帶回祖國。回國後先後在東北大學、西北大學任教。1940年任雲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昆明師院（後西南聯大、今雲師大）任教，因被特務盯梢，轉到蘇州任英士大學文理院院長。1949年5月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1950～1952年在雲南革命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1952年進云南博物館工作。1953年起在浙江杭州大學，先後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室所所長，博士研究導師。1955年任浙江省政協委員。先後著有《瀛涯敦煌韻輯》、《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屈原賦校注》、《陸平原年譜》、《楚辭書目五種》 、《楚辭今繹講錄》、《楚辭學論文集》、《楚辭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學概論》、《屈原賦今繹》、《敦煌學論文集》等1000多萬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辭通故》一書被海內外專家譽為“當今研究楚辭最詳盡，最有影響的巨著”。榮獲全國高校首期人文社會科學家研究一等獎。
姜亮夫先生是我國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德高望重，八十年代以來曾任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中國訓詁學會顧問、中國音韻學會顧問、《漢語大詞典》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先秦文學分支文學主編。他為弘揚祖國優秀文化，保留珍貴的文化遺產奮鬥了一生，也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奮鬥了一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1995年12月4日逝世，享年93歲。[1]
人生片斷編輯
尋找文物
童年和幼年所接受的良好教育與熏陶，使姜亮夫有條件較之其他的同時代人在一個較高的基點上起步。1921年考入成都高師。1925年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幸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吳宓等一代宗師。
自晚清以後，中國大量珍貴文物流落海外，僅在巴黎，姜亮夫所見的就有數千件。為了挽回散失的文物，姜亮夫毅然放棄其他方面的研究計劃，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觸的中國珍貴文物拍照、拓摹、抄錄帶回祖國。
姜亮夫節衣縮食，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館，早晚吃的是白菜煮大米稀飯，中午是在圖書館啃乾麵包、喝白開水。拿破崙宮中收藏的我國圓明園珍寶，根本不讓中國人參觀。姜亮夫找關
姜亮夫著作
姜亮夫著作
系，賄賂有關人員，才得准許抄錄拓摹。在巴黎國民圖書館，每拍一張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後拍了3000多張，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國文物索引、目錄，抄錄、拍照、拓摹。
回國
1937年“七·七”事變前7天，姜亮夫歸國回到北京。但從他回到北京的那天起，就不得不為保護從歐洲帶回來的資料而焦心苦慮，顛沛流離。日軍入侵華北，姜亮夫南下上海，“八·一三”事變後，他從歐洲帶回的一大箱書籍、圖片、抄本除300多張敦煌卷子外，全部在上海被日機炸毀。
對於這些書籍、文稿，姜亮夫愛惜它們更甚於自己的生命。因為世界大戰爆發，流散歐洲的祖國文物大有毀於戰火之虞，身邊的東西就可能成為孤本。於是在流亡逃難、躲避空襲之際，他都把捲子打成背包經常帶在身邊，一聽到空襲，背起就跑，惟恐再毀於轟炸。
建國後，姜亮夫完成專著數十部、論文百餘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他在中國古典文獻學、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訓估學、工具書編纂等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樹。75個春秋，他寫下了1000萬言，成就卓著，被尊為一代宗師。姜亮夫最重大的學術建樹是以180萬字的巨著《楚辭通故》為代表的一系列楚辭學論著，把楚辭研究從傳統的章句之學解放出來，別開生面地引入語言、歷史、哲學、地理、考古、民俗、博物諸學科文獻，走上綜合研究的道路，開一代研究之新風。《楚辭通故》一書被海內外專家譽為“當今研究楚辭最詳盡、最有影響的巨著”。
姜亮夫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從1928年起，他一直固守在教書育人的崗位上，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專業人才。1953年後，他為杭州大學的學科建設作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如今姜門桃李，已遍布天下。
往事略集編輯
成為一代鴻儒
姜亮夫出生於昭通城內一個頗有名的書香世家。家有兄弟二人，先生居長，其弟姜直清，字正夫，是一位退休老教師，昭通市政協常委。他的父親姜思讓，字叔遜，是清末京師大學堂學生，學法律，是維新人物。武昌起義後回到昭通，領導地方“光復”事業。護國運動中，在昭通領導募捐濟軍反對袁世凱。
12歲以前，姜先生在私塾飽讀詩書，16歲以後就到了昆明，在雲南第二中學、
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
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
成都高等師範學院（四川大學的前身）、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班、清華大學研究院學習。清華畢業後，1927年先生到了江蘇南通、無錫做中學老師。1929年，到了上海大夏大學任教，之後在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東北大學、西北大學、雲南大學、昆明師院、浙江師院、杭州大學等校任教授及系主任和學院院長等職。其中，曾兩次受聘於雲南大學，第一次是1941年-1946年，第二次是1948年-1949年，兼任文法學院院長。
姜先生除在校園內做教育工作外，還曾任北新書局編輯，《青年界》主編，1949年5月擔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雲南和平解放後，任雲南軍政委員會文教處長，1953年國家教育部把薑先生調到了浙江師院任教務主任，從此定居杭州；因為眼睛的緣故，再沒有回過雲南。姜先生也曾擔任過教育部顧問。在杭州大學，姜老曾擔任過中文系主任、古籍所所長、博導。先後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漢語大辭典》、《漢語大字典》、中國韻文學會、中國訓詁學會顧問，中國吐魯番學會語言分會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先秦分冊主編等。
姜亮夫先生的大伯父思孝，字儒真；四伯父思敏，字勉之，都曾留學日本，他們和先生的二伯父思敬（字輯熙）既是地方上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是昭通地方開辦新學的老前輩。後來，姜亮夫先生曾這樣回憶他的父親：“我父親是雲南東部昭通十二州縣光復時的領導人之一，年輕時，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愛國的人。他平常教我愛國思想，從小就要我讀格致教科書等科學知識的書。”他還說：“我父親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動，他喜歡文天祥的《正氣歌》，幾乎每年都要寫一次，並且都寫成大的條幅，可以在牆上掛的。所以，我八歲時就把它背熟，父親給我講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愛國主義思想，恐怕要數父親的影響來得大。 ”先生出生於這樣一個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家庭和新舊交替的時代，使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民主愛國思想和文化熏陶。
海外研究敦煌辛苦熬壞雙眼
1935年，姜亮夫先生賣了幾部書稿，籌款自費去了法國留學。他本來是要到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去了以後，在巴黎的博物館、圖書館裡看到了我國早年流散到法國的敦煌文物和經卷，痛心疾首之後，放棄了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姜亮夫先生曾和殷老師一班學生談到過自己在巴黎博物館裡抄錄、拍攝中國文物的事情。先生本沒有多少積蓄，又是自費留學，那段生活過得非常清苦。姜先生早上從租住的屋子出發，帶上乾麵包和白開水，坐車到了博物館，在那裡，他有一個固定的座位。坐下開始一天的抄錄工作，中午時分，先生就著白開水吃點乾麵包充飢。打發了午飯後，接著工作，一直到晚上博物館關門。回到家的薑先生，自己做晚飯，一般就是用菜葉和米煮點粥。
先生如此虧待自己，卻把省吃儉用下來的錢拿去拍照。殷老師說，姜先生一天的生活費是20多法郎，但拍一張照片需要14個法郎，先生拍回了三千多張照片！為了抄錄、拍照、描摹大量的青銅器皿、石刻碑傳、敦煌經卷等中國文物，姜先生的眼睛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深藏在博物館裡的敦煌經卷，因為年代久遠，上面落滿了灰塵和污垢，有些地方幾乎字跡全無。為此先生想了許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輕輕地刮拭卷面，將線裝書拆開放一張白紙進去臨描。為了準確無誤地把經卷上的文字帶回祖國，工作進展非常緩慢，姜先生曾跟學生們說，有時候一天只能弄出一兩行。而完成一部書稿的抄錄，需要四道工序。等做完這項工作的時候，姜先生的視力下降了600度！再加上長年伏案工作，晚年的薑先生幾乎失明，他的學生殷光熹告訴記者：“我們每次去看望姜老時，站在他面前，他不知道是誰，一定要先自報姓名。 ”
師生結合家庭事業得妻幫助
“盧溝橋事變”的前三天，姜亮夫先生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到了中國。兵荒馬亂中，很多行李都被侵華日軍搶走，一個同路人還被日寇殺害了。姜先生感慨地說，幸好大量的資料是從郵政上郵寄回來，要不然那些比生命還要重要的書籍手稿也難免不保啊。1938年，姜先生到了上海，與陶秋英女士完婚。關於這段完美的姻緣，兩位先生的女兒姜昆武老師在接受記者的電話採訪時說，“典型的自由戀愛，而且是師生戀。”原來姜亮夫先生在上海持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時，陶秋英是他的學生。陶秋英原籍蘇州，長於上海，是一位商人的千金，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攻中國古代文論。姜昆武老師告訴記者，母親曾在雲南大學中文系任過教授，是一位“古代文論專家”，擅長中國古典文學。父親1953年調到浙江師範學院，也算是跟著母親去的，因為是母親先接到的調令。但後來為了照顧好多病的父親，母親毅然停職回家做了位全職家庭主婦。陶夫人愛好書法藝術，精於山水畫，她的山水畫意境高逸，有書卷氣，被稱為“ 文人畫 ”，自成一家。
姜老和夫人的恩愛，特別是陶夫人為姜老做出的犧牲、以及事業上的幫助，在後輩晚生的眼中，尤其讓人感動。殷老師說，師母對老師非常關心，特別是在事業上給了許多的幫助，很多姜先生的著作都是夫人幫助整理、抄錄、校對的，就連他們的女兒和女婿也做了許多工作。殷老師指著姜老的二十四大本全集，感慨地說：“姜老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他們一家人的功勞。”
姜亮夫
姜亮夫
殷老師的這一說法，記者在姜昆武（姜亮夫先生的女公子）處得到了更為詳細的印證。姜昆武，原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浙江省政協委員。通過電話，她告訴記者說，母親從雲南大學調到浙江師範學院後不久，就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全心全意照顧父親，並幫助身體越來越弱的父親整理著作。而自己，也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做父親的“小助手”。“我上小學、中學就開始幫忙了。那時候我母親週末帶著我去上海的一些圖書館，到了後她找做圖書館館長的朋友找書、借書，找到一本就拿給我，讓我在桌子上抄，製作小卡片什麼的。別的我幹不了，但會寫字呀，雖然寫得歪歪扭扭，也不管啦！只是到了高中，因為學業的壓力，才沒怎麼為父親做事情。”
姜昆武老師1966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在中學教書，工作一直在浙江省內調動，直到1975年才回到杭州，陪在父母身邊。從此接替母親，做了父親的主要助手。因為父親眼睛不好，那時候的書籍，又全是手工抄寫的，錯漏不少，核對整理起來工作很艱辛。最為困難的，還是整理父親解放前寫出的書稿。因為幾十年前父親找得到的資料，現在已經沒有了，找不到了。有些資料可能是父親在北大或是清華看的孤本，但經過併校、分校、戰亂等等變遷，上哪裡找那麼一本書呢？有時候上海、浙江一些大的圖書館都找遍了，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才能校出一個字。而姜昆武老師並不是父親的專職助手，她於1980年調入浙江社科院，除了上班，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在為父親整理著作。
不但自己成了業餘助手，姜昆武老師的丈夫也加入了這個繁雜的工作當中。姜昆武老師說，愛人也是從事教育工作的，在一所中學裡教地理，後來兼任了學校的教務管理工作。結婚後兩個人的業餘時間都投到了父親的著作裡。因為兩人上學時學的都不是父親研究的那個專業，對於很多參考文獻的認知度就不可能和父母親相比。有一次，已經懷孕五個月的薑昆武老師躺在床上，為了考證一句話的出處，又記不得到底在哪一章哪一節，就和愛人翻了一夜的書！姜昆武老師告訴記者，僅姜老先生的《楚辭通故》就有180萬字，自己看一遍需要一年，而校對工作做了四遍，前前後後算起來足足要四年。儘管以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來整理老先生的著作，但有些文字，還是沒能考證清楚。在2002年底出版的《姜亮夫全集》，是按照“求全存真”的原則來的。
父親年紀大了後，寫的工作也落在了後輩的身上。有一本作為大學教材的書，就是姜昆武老師根據父親的論著改寫的，寫好以後，讀給父親聽，老先生聽完再改。姜老先生的回憶錄，也是丈夫根據父親的錄音原稿寫成的。姜昆武老師說，在給父親當助手的幾十年中，自己因為接觸得早，主要就是整理文字，查找資料。而丈夫主要是乾“重體力活”，做一些比較具體的事情。“比如我會告訴他需要哪方面的資料，要找哪一本書來，他就去找了。”姜昆武老師笑稱愛人在《楚辭》裡泡了三十年，退休後為《姜亮夫全集》的出版做了許多工作。
數載難歸故鄉遺憾抱病江南
姜昆武老師是1944年出生在昆明的，2歲的時候，住到了上海外婆家。5歲時又回到昆明，9歲再次到了上海、金華等地，而更多的時候住在外婆家。姜老先生1953年到了杭州後，健康狀況已經相當不好了。記者問姜老先生後來為什麼再也沒有回過雲南，是否是眼睛的緣故？姜昆武老師說：“那隻是一個原因罷了，他那時候已經一身的病了。因為早年做學問太辛苦，什麼膽囊炎、心髒病都有了，到杭州後養病就養了十多年。每頓飯就只能喝碗粥。特別是後來，一年倒有半年時間住在療養院。”姜昆武老師記得小時候隨母親回上海，先從昆明坐飛機到南寧，再從南寧坐火車到株洲，然後杭州，然後上海，“總共花了多少天我都忘了，只記得一路真是很辛苦，火車上顛來顛去的。這些都不說了，從昆明回昭通，那種路更不是我父親能承受的。”
但在幾十年的異鄉生活裡，姜老時刻都思念著自己的家鄉。20世紀80年代初，雲南舉辦一個全國古代文論討論會，邀請了陶先生、姜先生和姜昆武老師一家人。討論會定在下半年，但年初就提前通知了姜先生。“我父親很開心啊，足足高興了半年，我們也很想回雲南來看看，可以帶一個保
姜亮夫
姜亮夫
健醫生去的，但醫生不同意。”於是姜昆武老師開始了與醫生和父親的兩方面談判。她告訴記者，首先是和醫生的談判，只要有一絲可能，全家都想回雲南一趟。醫生說，路途的勞累先生還可以承受，但感情上的大悲大喜，他們就不敢保證了。那時候，姜老查出有陳舊性心肌梗塞，是在文革時期就犯下的病了，其中一根心血管已經阻塞了多年。家裡人討論認為，悲，父親還可以勸慰，女兒女婿孝順，又有一個可愛的外孫女；但喜呢？三十年遠離故土，回去看到自己的親戚朋友學生，老人家的心臟怎麼受得了？思來想去，還是放棄了吧。母親和女兒一起給姜老做工作，偷閒找空地談了半年，老先生也想通了，最後理智地接受了現實。
感恩章王授業古稀遍種桃李
醫生和家人的擔心不無道理，姜老一直是一位重感情的人，殷光熹老師曾提到恩師多次“言語哽咽”的事情。姜老曾跟學生們提起過自己一生中最傷懷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姜老多年來寫的書稿遺失了一部分。《詩騷連綿自考》的第三冊，在文革中遺失了，上面還有王國維先生的批語。最心疼的是一本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和廖秀平的《四先生合傳》，在文革期間因怕惹禍事，被自己親手燒毀了。事後先生非常後悔，提起來就很難過。第二件事情，是老先生在戰亂年代遺失的書籍資料，姜老說，最可惜抗戰年代放在上海的2000多卷古籍資料，全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毀了。第三件傷懷的事情，姜老每每提起，總叫人感動。老先生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別對自己的老師，有著一種難以割捨的情誼。殷老師說，姜老經常在學生面前談到自己的老師，上課也好，閒聊也好，講著講著就會提到自己的恩師。姜老說對他影響較大的老師是：林山腴、龔向農、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陳寅恪、趙元任幾位大師，他們對自己的愛護和栽培，永世不敢忘。特別是王國維和章太炎的教導關愛，每每提起，姜老總是聲音哽咽。
1979年，年逾古稀的薑老接到了教育部發給他的一個函，委託老先生辦一個“楚辭進修班”。班裡的生源來自全國范圍內、重點大學裡講師以上的中青年教師骨幹。在12個名額的招生過程中，姜老“徇私”招了三個雲南學員。他說：“我是雲南人，要多為家鄉培養人才。”在接到通知後，姜老激動得幾天睡不著覺，他說：“教育部給我這麼個重托，經過十年動亂，全國有水平的關於楚辭方面的師資力量更少了，楚辭教育水平下降了，為了國家的文化教育，我活著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貢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也許是我最大的一次耕耘。”便打起精神，制定計劃，準備參考書，擬定教學大綱，用全力完成這一任務。
1979年9月，12個從全國各地重點大學裡抽調的學員來到了杭州大學。
楚辭進修班的課程是這樣安排的，每周有一個上午在教室裡上課，一個下午，就到老先生家的客廳。老先生講課，從來不帶講稿，每到上課，學員的錄音機就擺滿了講台。姜老講課還有個習慣，他喜歡閉著眼睛講，思路異常清晰，頭頭是道，一副超脫自然的樣子。
每講完一課，老先生會問：“聽懂沒有啊？”然後開出一串參考書目，要學員下去自學。老先生的參考書目有必讀和選讀兩種，他要求學生在必讀書中選擇一本精讀細讀，然後寫出論文或者學術報告，給老先生過目，他仔細看過後會給出意見。他說：“搞學問麼，人人都可以搞，我建議你們要發揮自己的優勢。才氣大的人，可以從文學方面發展；才氣一般的人，可以從訓詁、義理方面發展。取長補短，學有所成。”傳為佳話的師生情誼先生住在校外，到學校上課要經過一段坑坑洼窪的路，很不好走，特別是到了江南梅雨季節，更是泥濘不堪。為了方便姜老到校上課，杭州大學決定每周先生來校上課時，派一輛專車接送，同時進修班的學員也要安排兩個到家裡攙扶先生。有一天，兩個接先生的學員到了，校車卻久不見來，眼看上課時間快到了，屋外又下起了傾盆大雨。先生執意要冒雨前去上課，一路上，兩個學生撐著傘，攙扶著先生高一腳低一腳往學校趕。當三人冒著風雨來到課堂上時，所有人感動得熱淚盈眶。
在進修班12個學員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日晚飯後，會有一個學員陪老
姜亮夫
姜亮夫
師到戶外散步。乘散步的機會，姜老會給每一個人開點小灶，指點迷津。一次在散步的時候，姜老就對殷老師說：“你們雲大來的兩個人，一個能苦幹，一個是巧干。當然苦幹加上巧干就更好了。”當時殷老師就領悟了，那是在指點自己。因為殷老師正是“苦幹”那一個。“我聽老師一說，就明白自己整天埋頭苦讀，在方法上還是不對，之後就很注意調整學習方法，果然進步很快。”
到了1980年7月，進修班圓滿完成了學業，結業時間快到了，大家還是沒有商量好向姜老表達微薄謝意的方式或者禮物，先生卻提前派家人來通知同學們到杭州一個非常有名的酒樓赴宴，“那個酒樓的名字我記不得了，但在當時可是杭州數一數二的地方。先生真是最重師生感情了。”回憶起往事，殷老師無限感慨。哪天吃飯師母並不知道，由女婿陪同，因為按先生的健康狀況，她是不准老先生出門參加宴席的。晚宴非常豐盛，大家頻頻舉杯敬酒，先生端坐中間，異常高興，鼓勵同學們回家後要努力工作。姜老曾在課堂上說：“我這一生結了兩個大瓜：一個就是《楚辭通故》；一個就是辦了你們這個楚辭班。”殷老師給記者看了師母送的一幅山水畫，還有恩師裱好後送給自己的一幅書法。這四行詩是摘引楚辭詩句書寫的，字裡行間流露出殷殷關切和對自己學生的成才厚望。
研究領域編輯
楚辭學和敦煌學
姜亮夫的學術視野極為宏遠，研究範圍極為廣闊，李學勤先生就此有“寬無涯涘”的評價。據《姜亮夫全集》前言所舉，有楚辭學、敦煌學、語言學、歷史學四大方面，“而在這些方面他都有為學人所必讀的重要著作，其貢獻之大，乃世人共見”（李學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據姜亮夫先生自己說，史學是他創立學術功業的長期實踐的一個“中心”。在《史學論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這樣的話：“我一生治學至雜，但也有個不太明顯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辭、漢語、敦煌、文學等沖淡，而史學的問題自'五四'以後，非常龐雜，學說紛起，新材料也時時發現，我在這潮流中，追逐不已，為許多科學性強的學說所震撼。”於是，“下決心走樸學道路，與史學正式接觸。曾發願注《後漢書》，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歲寫成《屈原賦校注》，從此對古史接觸多了，於是才擴大為古史學的研究。”他還寫道：“總的說來，治史是我的治學目的”，“志趣所在，主於古史與近世史”。姜亮夫先生在《楚辭通故·自敘》中又說道：“要之以語言及歷史為中心，此餘數十年根株所在”。
對於列於《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種專著的《楚辭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經說：“全書似當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歸趣。然予於馬列新說不練達，無真知，若徒衣被華採，而運不中程，則對學術為偽妄，為不忠實，以媚世冒不誠之罪辜。餘鈍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頗知其率直淺露，勿事於侜張，其有未達，願學焉而已。”“辯證唯物主義非強學不可知。餘學之不專，敢以真誠為言，雖愚暗莫能通達，浪費精力時間，乃至紙筆、物質，不能不深自檢束者矣！”（1卷第2頁，第5頁）這是1976年秋天那個特殊的年代裡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見學者深心的“真誠”和“率直”。那麼，在這裡，姜亮夫先生所謂“運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麼呢？
“程”在這裡，應當是指學術的法度、程式、規範、原則。
《孟子·離婁上》開篇就寫道：“孟子曰：'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按照漢代學者趙岐的解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雖天下至巧，亦猶需規矩也。”孟子接著又說：“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規矩，方員之至也。”以“目力”和“規矩”的結合，則可以不窮其用。孟子以工匠技術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記錄了他的名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趙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孟子在這裡所講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範疇的王道主義或者道德範疇的“仁義”精神的宣傳，然而從學術層面來理解，或許也可以藉用以強調學術“法式”或者學術的“程”的作用。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中就有這樣的論說：“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我們面對現在的社會文化形勢，其實同樣也可以看到“今之為時文者”中頗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規偭矩”的行為，即對於學術原則和學術規範的破壞和違背。
姜亮夫著作
姜亮夫著作
久已成為中國學術優良傳統的“法式”和“程”或說“規矩”，最主要的是實學的原則。
在關於《楚辭通故》一書總體學術宗旨的陳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實證定結論，無證不斷”的說法。對於這一原則，姜亮夫先生以為“似頗合科學律令，與辯證唯物主義相表裡者”。這種科學風格在空疏之風有所上揚，學術泡沫充溢書市，“徒衣被華採，而運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應當有益於指正學術途徑，淨化學術氣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辭通故·自敘》中說，他生平治學，在於“以語言、歷史相關合，求所以為國宣教，為青年作導遊”。如果有一些青年學子能夠有心繼承這種實學傳統，發揚這種實學精神，則可以不愧對老一代學者的苦心。那麼，我們也許還可以藉用孟子的話來形容這種科學的學術風格的傳遞：“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我們強調“以實證定結論，無證不斷”的實學傳統的科學意義，並不是否定博采和創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學術實踐而言，是始終重視學術視野的擴展和學術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謂“五四”以後史學“學說紛起，新材料也時時發現”，自己曾經“在這潮流中，追逐不已，為許多科學性強的學說所震撼”的回憶，就是證明。李學勤先生總結說，“姜亮夫先生於三十年代廣讀馬克思、恩格斯及摩爾根、穆勒利爾、梭羅金、塗爾乾等人的著作，並於1935年赴歐洲，於巴黎大學進修考古學。他與馬伯樂、伯希和、戴密微、葉慈、翟理斯等英法漢學家結識，且在法京國民圖書館應王重民先生之邀，檢閱敦煌卷子，多有收穫，足見他的學術，絕非閉門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經說，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們考古工作大發達”的有利條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類學的踪影”，他甚至主張“把自然科學許多說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學，來對文史作一些具體分析”，這些都是傳統史家無可比擬的。姜亮夫先生對考古文物的重視，特別值得史學工作者關注。他曾經說，當年前往歐洲，“本意想學考古學”，“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個美術博物館，倫敦的大不列顛博物館，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學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經準備“跟著到希臘、埃及去考古發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視對“由禮俗轉化為民俗”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禮俗的根源”等社會文化現象的考察。他回顧自己學術生涯時，所謂“餘一生無他業，日與故紙堆為侶”，然而“生平治學方法，亦多所變革”的總結，應當說是符合事實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說，在追求“銖兩悉備，確切深透”的基礎上，“為新方法（綜合）、新課題而努力，是餘之願也”。一方面求實，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學術工作的原則。
秦漢史研究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辭學和敦煌學知名，然而對於秦漢史研究亦多有令專門治秦漢史者驚異的成就。
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經說：“秦代史中，我只寫過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詛楚文考》，《詛楚》已入《楚辭學論文集》一書之中，《石鼓文小考》後來散入《讀書樸識》中去了。”這兩種成果，嚴格說來，應當說是“ 秦史 ”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穫。姜亮夫先生這裡的“秦代史”一語，體現出將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史的思路，在他的學術意識中大概早已形成。
有關兩漢社會政治學術文化等方面的論著，姜亮夫先生說：“即以'《史》、《漢》優劣'一個小題而論，我同金鶴望先生有過討論，因蒐集一下過去的討論，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別專科，如《地理志》、《河渠書》、《藝文》、《食貨》等研究的論文也實在不少。我有過一本《讀書樸識》，《史》、《漢》的摘記為多，但都是語言文字考證為主，我已收入《商舊錄》中。”《桓譚疑年的討論》則收入《史學論文集》 “還有《國策論》上下兩篇，主要是說西漢以'孝'治國，加深了中國家庭的牢固性，東漢末以義氣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據，一方面也成為義氣相尚的民風，乃至於後世江湖義俠之所由，……”。
對於也可以歸入漢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與洛神賦》，姜亮夫先生有語極誠懇的回憶。他寫道：“……殘存一篇《曹子建與洛神賦》，金先生說'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說與季剛黃先生知道，他見我時說：'你學胡適格式，他以類書為文，你連類書都未翻過。……'這是我一生受嚴師最大的一次教誨，從此以後，不依靠類書，也知道了類書對做學問的限度。不知為何，近年來一位河南大學的同學把原稿送還我，我第一次重見此文，近來想想'嚴師為難'，決定連這稿也燒掉，以求心之所安。”學術大師面對傳統實學“格式”和“嚴師”“教誨”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學術史的珍聞，作為後生學子，讀來不能不深為感動。
《漢書》研究
瀏覽《姜亮夫全集》，我們得知，《漢書》研究也曾經為姜亮夫先生所關注。《古史論文集》收入《漢書札林》，有關於《漢書》6篇的札記14條。題下有姜亮夫先生說明：“此餘《讀書札林》中之殘留，全書凡4萬餘條，在抗戰中曾應昆明師範主編之《文史周刊》之求，全稿予之。余遂來去蘇、滬間一年後乃歸，則知為一族間人所據。雲南解放後又見毀。此《漢書》筆記數十條，則錄在《漢書》之眉者也。遭“文革”之劫，《漢書》失所在，不意女兒昆武為錄者尚存，甚是珍惜，其實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數，以其灰燼不忍棄，遂全錄入雲”。作為世紀學者，姜亮夫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大背景，是“百年間風雲變幻，中國的學術進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轉峰迴”（李學勤：《姜亮夫全集序》）。我們不知道已經毀失的薑亮夫《讀書札林》“全書凡4萬餘條”中有多少是“ 前四史 ”的筆記，是不是同樣“《史》、《漢》的摘記為多”，在感嘆世勢震蕩的同時，自然也深深惋惜其中可能多有秦漢史研究心得的佚亡。而“其實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數”的自謙之語，對照姜亮夫先生“我們現在學術上的情形，自吹自打，靦不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的批評。也可以引發我們深思。至於所謂“不中程”，是十分謙遜的說法。“程”，在這裡，仍然可以理解為實學的法度和規範，即我們在前面說到的學術的“大匠”“規矩”。
著作書目
《中國聲韻學》上海世界書局民國22 [1933]
《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6
《陸平原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屈原賦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張華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中華書局 1959
《晉陸平原先生機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7[1978]
《楚辭今繹講錄》北京出版社 1981
《古文字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敦煌學概論》中華書局1985
《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楚辭通故》濟南齊魯書社1985
《敦煌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敦煌碎金》，陶秋英纂輯，姜亮夫校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古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姜亮夫文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屈原賦今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文學概論講述》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
教育生涯編輯
任教
1940年，姜亮夫應邀到雲南大學文法學院和西南聯大昆明師範學院任教。在雲大任教期間，姜亮夫主要開設《尚書·堯典新證》、《古文字學》和《文學概論》等課程。其中《古文字學》課以甲骨文釋詞為主，先生積極耐心地指導學生將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分列排列，從字詞形體異同，考察研究其源流演變。他以自己豐富的教學科研經驗和淵博求實的知識深深地影響著學生，激發了學生學習鑽研的興趣。
1942年3月，熊慶來校長聘姜亮夫為文法學院院長。他積極投入到文法學院行政管理工作中去，並協助熊慶來校長推進云大的教學改革工作。他在文法學院採取瞭如下措施：(一)規定教師講課，主講教師主要是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只是幫助或協助教授批改作業。教授、副教授課堂主要講授其研究心得和成果；(二)嚴格學院考試，提高學生素質；（三）開辦講座，培養和活躍學院的研究風氣。上述諸措施實施後，取得了明顯效果，得到熊慶來校長的讚肯，並在全校範圍內推廣，大大提高了文法學院乃至雲大在國內外的學術知名度。
學術研究
姜亮夫除教學和行政管理工作外，還抽時間進行自己心愛的學術研究。他與文史系主任方國瑜通力合作，組建了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並出版了《文字樸識》一書，對西南文化的發掘整理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積極參與中國科學社社友會、中國天文學會等當時中國8個科學團體學術聯合年會在雲大舉行的籌備工作，並任籌備委員。1942年7月，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為提倡學術，促進科學教育事業，指令興文、勸業兩銀行撥款項20萬元補助雲南大學，其中以10萬元設立龍氏學術講座。他在致聘開設的《敦煌經籍校錄》系列講座中，把自己在歐洲研究考古的方法和語言音韻學研究方法介紹到雲南大學，開闊了雲大師生的視野，增強了學術氛圍。
民主活動
姜亮夫還積極參加各種民主政治活動：參加雲南大學憲政研究會；西南聯大與文藝壁報社在至公堂舉行紀念魯迅逝世8週年晚會，姜亮夫即席發表了精彩的學術演講。1945年1月28日，姜亮夫在《雲南日報》發表《“一·二八所得到的》文章，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從光緒五年侵占琉球以來近70年包括鯨吞東三省的種種罪行及其使用的種種卑劣伎倆，要國人時刻警惕日本侵略者使用“以華治華”破壞國人團結以達到其侵略目的的陰謀詭計。在當時起到了鼓舞民眾，爭取抗戰勝利的巨大作用。
抗戰勝利後，姜亮夫經顧頡剛介紹到浙江英士大學任文理學院院長。
1948年初，姜亮夫重回昆明師範學院和雲南大學任教授，主要著成《屈原賦校注》（7卷）和《屈原賦今譯》初稿。這兩本巨著後三稿修正，1987年北京出版社再次出版，日本、香港、台灣皆有翻印本，且被多所大學指定為本科生、碩士生必讀參考指導教材。1949年4月，姜亮夫被前省主席盧漢任命為雲南省教育廳長。9月9日，盧漢發動“九·九整肅”，姜亮夫為“雲南大學整理委員會”整肅委員，10月兼任雲南大學校長。12月9日雲南和平起義，又被推任為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文教處處長，主要負責維持雲南當時的教育秩序和對舊教育的接管、改造工作。1949年12月25日，雲南大學陸續恢復工作，大多數師生員工積極參加了“保衛昆明”的有關活動。姜亮夫到雲大接見“五聯會”(教授會、講師助教會、職員聯合會、工警聯誼會、學生系級代表聯合會)代表，授意云南大學在過渡時期由“五聯會”負責維護校務工作，並提出具體意見，希望雲大能儘早盡快恢復學校秩序和開展正常教學科研工作。不久後在姜亮夫指導下云南大學成立了以秦瓚為主任的臨時校務執行委員會，負責過渡期間雲南大學的一切事務。
從1950年3月起，雲南大學邁入了建設社會主義新型大學的嶄新時期，這與他在當時所負責的雲南省臨時軍政委員會文教處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同時它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和鍛煉，從此走上了人民學者的光輝道路。

《姜亮夫全集》

姜亮夫著沈善洪、胡廷武主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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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先生及其楚辭研究

劉躍進
1995年12月4日，?中國大陸僅存的幾位畢業於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的薑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歲。這位幾乎與整個二十世紀相始終的文化老人，在學術與教學園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個春秋，為我們留下了三十多部學術論著，數百篇學術論文，涉及到中國文化史上多方面內容。其學術成就歷來為學術界所矚目，被尊為一代學術宗師。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樓論文輯”分為楚辭學、敦煌學、古史學、古漢語等四類，這是姜先生創獲最多的學術領域。
姜亮夫先生的學問博大精深，我們雖然曾從先生問學，但是遠遠未能窺其學術涯略。這裡只能就楚辭學研究略窺先生學術成就之一斑，同時也表示對姜先生逝世兩週年的紀念。

一

姜亮夫先生，本名寅清，以字行。1902年4月12?日出生於雲南昭通一個書香門第家庭。1921年中學畢業後，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在廖季平、林山腴、龔向農諸位先生指導下，熟讀《詩》《書》《史記》《漢書》《說文解字》《爾雅》等先秦兩漢文獻原著，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1926年，姜先生考入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得到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國學大師的熏陶和指導，學術潛力得到充分的發掘。在王國維先生指導下，撰寫《詩騷聯綿字考》作為畢業論文。這是姜先生研究《楚辭》之肇端。當時，梁啟超先生曾贈以“海燕飛來窺畫棟，薄荷相依​​滿橫塘”的對聯，褒獎有加。清華園的學習生活對姜亮夫先生的治學生涯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姜先生曾動情地對我們說：“我的學問根基是清華給的。我真想再一次到清華大禮堂前的台階上坐一坐呵。”那年，姜老已是八十五歲的高齡。當時劉躍進受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委託，請姜老為《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題簽。姜老欣然同意，並且還向清華贈送一冊《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並親自在扉頁題寫道：

辭別母校已五十八年，中間曾三上北京，必親履舊跡。頃聞文學院將重建， 圖書館亦有善本之輯，於是而靜齋、同坊部、大禮堂、圖書館、工字廳、科學館及王、梁、陳、趙諸師寓齋、水木清華無不一一瞻顧，徘徊不忍去，而海寧先生紀念碑如雕塑之刻心，往往佇立以泣，是為餘生最大寄其情懷之所。杭大圖書館亦有善本書目，以玉海樓、嘉業堂舊藏為主。餘見有若干種收入，蓋抗戰中失之於上海、蘇州、南京、杭州者，更不勝其悲痛，故遂舉此冊以奉於母校。

民國十六年研究院畢業生薑寅清字亮夫敬呈。時年八十有五。

清華大學圖書館惠存
一個學者在其成長過程中，轉益多師，方能學有所成。而能遇上一個好導師，往往又會影響到他的一生。姜亮夫先生非常幸運，剛剛開始他的學術旅程，就得到了那麼多名師的指點。為此，他終生感念不忘。
王國維先生投昆明湖後，梁啟超夫婦去了天津，清華學校研究院一時陷入停頓狀態。姜亮夫先生只得離開清華，輾轉於南通、無錫之間，曾在中學任教職。後來，姜先生回憶這段生活時說：“因王先生事件的感召，抄錄有關楚辭的所見資料，撰寫《屈原賦校注》。”姜先生系統全面研究《楚辭》，大約始於這時。此後，他受聘於上海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又拜章大炎先生為師，?傾心於歷史學及語言學的探討。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之體例為《宋史注》，因此而閱讀了大量的唐宋別集及筆記。因種種原因，《宋史注》為能完成，但仍成就了《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同時完成的還有《夏殷民族考》一書（上海民族月刊社1933年版）。這是姜先生研究歷史學的開端。
1935年，姜亮夫先生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考古學。開始大量接觸西方文化人類學理論，開闊了學術視野。他的研究不僅能夠融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且還注意從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當時，姜先生遊覽了巴黎幾十處大小博物館，目睹了分藏於各處的故國文物，深為祖國珍貴文化遺產流散異域而痛惜，遂有鈔錄國寶之志。其時，我國學者王重民、向達兩先生正在西歐蒐集敦煌寶卷，並約姜先生負責語言文字部分。從此，姜先生又走上了敦煌學研究之路。他的足跡遍及巴黎、倫敦、羅馬、柏林直至莫斯科等地，大量收集過錄散見各處的敦煌卷子。一時間，目力為之耗盡，以至到了晚年幾乎雙目失明。其嘔心瀝血之治學精神與一腔熱血之愛國激情，由此可見。歸國後，姜先生即從事敦煌學研究工作。1942年完成了中國敦煌學史上的重要著作《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六十餘萬言，“陸法言一系的韻書，到此算是複甦了。”此後，又出版了《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敦煌學概論》《莫高窟年表》《敦煌學論文集》等學術專著，共計二百五十萬言。八十年代，姜先生又接受原教育部委託，開辦全國敦煌學研究講習班，培養敦煌學高級研究人員，桃李滿天下。從西歐歸國到全國解放，姜先生曾在河南大學、東北大學、雲南師院、英士大學、雲南大學等高校任教，還兼任過雲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雲南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其間還出版過《文字樸識》《中國聲韻學》等專著，對古文字、古聲韻研究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譬如，他不同意許慎六書說，而從字形與事物的關係中，提出象形、象徵、象事、會意、形聲的說法，就是一例。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姜亮夫先生奉命調往杭州大學（原名浙江師範學院）任教授兼任中文系主任。此後的四十餘年，一直任教於杭州大學。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姜亮夫先生奉命組建古籍研究所，並親自擔任所長，為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人才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在教學與研究之餘，姜亮夫先生還擔任了許多學術團體的組織工作，他曾先後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中國音韻學會學術顧問，中國訓詁學會學術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學術顧問兼先秦文學段主編，《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以及《中國文化》等數十家學術刊物顧問或編委。姜先生在五十年代即為碩士研究生導師，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又為國務院學位辦審批的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導師。

二

在姜亮夫先生七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研究領域多有變化，唯有《楚辭》研究貫穿始終。先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詩騷聯綿字考》，即由《楚辭》入手；他晚年最滿意的、同時也能體現他一生學術風格的集大成巨著，也是《楚辭》，這就是著名的《楚辭通故》。
姜先生的《楚辭》學研究論著主要有下列數種：
1、《詩騷聯綿字考》，1927?年在清華學校研究院導師王國維先生指導下完成的，以後時有修訂補充，成十六卷。1932年石印線裝出版，僅收七卷，即：《詩》篇雙聲部，《騷》篇雙聲部，《詩》篇疊韻部，《騷》篇疊韻部，《詩》篇雜篇部，《騷》篇雜篇部，《詩》篇重文部等。該書體例：先列出《詩》《騷》中的聯綿字，再列出見於他書的這些聯綿字的異文，然後根據音變規律與甲骨文、金文等材料定其詞義，探其源起，辨其流變，對《詩》《騷》中聯綿字作了大致的總結。
2、《屈原賦校注》，始撰於1929年，成書於1931年，??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以明翻宋本洪興祖《楚辭補注》為底本，參考敦煌唐寫本隋釋智《楚辭音》殘卷及宋明以來重要版本十餘種，並以《史記》《文選》《太平御覽》《白孔六貼》《類苑》等文獻所引作為校勘資料，比照詳略，定奪異文，是為“校”；然後作文字訓詁，章句考評，文意釋讀，是為“注”。其註解部分，不僅析詞義，而且通文意，兼顧方言俗語、屈賦語法、楚文化特色等因素，觸類旁通，頗多勝義。該書取名《屈原賦校注》，而不言《楚辭校注》，是因為認定《離騷》《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二十篇為屈原作品。每篇均有解題，詳考作者、作年、作地、作意，有許多獨到之處。如論《離騷》浪漫情節與古代巫風之關係；論《九歌》來源，詳繹由“原始《九歌》”到“楚地《九歌》，”到“屈原《九歌》”之軌跡；評《天問》，指明其詳夏、殷而略西周之原因，均發前人所未發，並且為學術界廣泛接受，多可視為定論。這是現當代最有影響的《楚辭》注本之一。香港、台灣皆有翻印本，且為大學中文係指定為必讀的參考書。八十年代，作者又根據新出土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重新加以修訂，成《重訂屈原賦校注》，由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書三十五萬言。
3、《楚辭書目五種》，姜先生早年作《屈原賦校注》，收集到大量《楚辭》學方面的資料，在此基礎上，加工分類而成《楚辭書目五種》，1961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印行。全書由五部分組成：第一，《楚辭》書目提要，內分輯註、音義、論評、考證四類，仿清朱彝尊《經義考》例，詳載原書序跋，以明著述宗旨，另有版本敘錄，以明書刻經過；第二，《楚辭》圖譜提要，內分法書、畫圖、地圖、雜項四類；第三，紹騷隅錄，著錄歷代摹擬《離騷》的篇名；第四，《楚辭》札記目錄，著錄趙宋以來各家讀書筆記中考論《楚辭》的文字；第五，《楚辭》論文目錄，收錄“五四”以來的論文目錄。這是一部極便於《楚辭》研究的工具書，深受讀者歡迎。
4、《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選錄姜先生五十多年間所撰寫的有關《楚辭》研究方面的論文二十五篇，附錄四篇。內容涉及屈原生平，屈賦思想、藝術、語言，《楚辭》文化特點、《楚辭》學史等等。這是姜亮夫先生《楚辭》研究的精萃之作，在學術界頗有影響。其中《說高陽》、《為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等，已為學術界推為《楚辭》研究的經典性作品，堪與郭沫若《釋祖妣》、聞一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遊國恩《楚辭女性中心說》等名篇佳作並駕而齊驅。
5、《楚辭今繹講錄》，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1979年至1980年，?姜亮夫先生受教育部委託，舉辦全國重點大學講師以上學者參加的《楚辭》研究班，是書即根據當時的講課記錄整理而成。全書共十二講，深入淺出，而又提綱攜領，使讀者能在較短的時間裡把握楚辭的關鍵所在。其中《怎樣研究楚辭》《讀書與寫作》《研究楚辭的方法》諸講，則是姜先生《楚辭》研究的經驗總結，許多青年學人由此而進入了學術殿堂。此書1981年初版四萬冊，1983年又再版三萬冊，其影響之大由此可見。
6、《楚辭通故》，1985年齊魯書社出版。?這是姜亮夫先生一生研治《楚辭》的總結，成書歷時四十年，計一百八十餘萬字，圖四百四十餘幅，十六開大精裝本四巨冊。全書內容涉及哲學、史學、民俗學、民族學、考古學、文化學、宗教學、古文字學、訓詁學、聲韻學、圖譜學等，總分十大部，即詞部、天部、地部、史部、人部、物部、制度部、意識部、博物部、書篇部，每部下再隸分支。譬如詞部下分虛詞、迭詞、聯綿詞、組合詞、成詞、章句等，博物部分草、木、蟲、魚、鳥、獸、礦物等類。由此可見，這是一部體大思精的綜合性著作，體現了姜老一貫主張的多種學科相結合、個別分析、綜合理解的原則。先師郭在貽先生曾有過精到的評論：“讀者觀此目錄，即不能不驚歎其博通宏肆，謂為集大成之巨著，當非過譽矣。”（《楚辭要籍述評》）姜先生曾自述撰寫此書的學術原則：一是窮源盡委，以明其所以然之故；二是整體推斷，不為割裂分解；三是比較以得真像；四是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綜合以求其實；五是以實證定結論，無證不斷。（詳見《＜楚辭通故＞撰寫經過及其得失》，《文獻》1980年第3期）當然，這五方面原則是綜合運用，?所以，每一條目，實際都是一篇多學科相結合的論文，綜合了姜老研究楚辭的全部資料和最成熟的觀點。《楚辭通故》既是一部工具書，更是一部綜合刑楚辭學論著。是書前有自序和全書總敘目，書後附有檢目，甚便檢索。
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研究著作還有《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1956年影印）《屈原賦今譯》（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二招校注》（待版）、 《楚方言考》（待版）等。

三

姜亮夫先生畢生致力於《楚辭》研究，發表有關《楚辭》的論著多達四百餘萬字，成績斐然。姜先生對於《楚辭》研究的貢獻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楚學———北學不同體系論
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辭》，首先從歷史文化背景出發，研究《楚辭》的特殊性及其根源。據姜先生考證，楚民族與古夏族同源，共起於黃河上游。當周民族在黃河上游興起、並沿黃河向東發展、建立一系列禮製文化的時候，楚民族則已南下云夢，與三苗土著文化相融合。因此，楚文化保存了較多的古夏族與長江流域土著族的原始文化色彩，而與北方黃河流域西周之後的禮樂文化有許多不同。以此來理解《楚辭》，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如屈賦二十五篇中，“夏代史實，則大有溢出儒書者，於夏初尤甚。……甚至殷之先公、先王在夏后氏之世者，亦復所在多有，足以補《殷本紀》。此亦必本之《 杌》《春秋》之傳以為定也，則楚史或為三閭世掌之籍。不僅此也，齊、魯、三晉之書，必求雅訓，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屈子言之最多。上通於天，陳辭於舜，迎宓妃，求二姚，逐日月，使西皇，無處不怪，無在不亂，則其史必多鬼神之事，為縉紳先生所不言，必欲揚棄而後快。其合於民習者至多，《九歌》之肆情無隱，《天問》之放言無忌， 《遠遊》之浪漫無涯，《卜居》之牢騷不隱，二《招》之侈陳不諱，皆非北學之所許。孔子不言祈禱，而屈子則靈氛、巫咸、詹尹，皆《洪範》之'明用稽疑'也。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而屈子專與死人為伍，凡此種種，皆由民習決之，非關理論之是非然否也。”（《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
姜亮夫先生的楚學與北學不同體系的論斷，已越來越多地得到了新出土考古材料的支持。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裡的宇宙觀、古史觀，與《楚辭·天問》相一致；長沙馬王堆楚帛畫《太一圖》及其題記又與《楚辭·九歌》相吻合。而它們均與北學有異。1980年，姜亮夫先生曾就南北陰陽觀念提出過推論：“屈賦全部作品，不見有'五行'說，……然南土仍侈言陰陽，……則南北各有其因襲，南楚較為原始，與《易傳》《周書》大異其趣。因謂陰陽說或本南方之故，而流入北土者與？”（《＜楚辭通故＞撰寫經過及其得失》）因為當時，姜先生還未有機會看到更多的考古資料，所以他用了疑問的口氣，但是他的推論實際是正確的。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為姜先生的疑惑提供了明確的答案：“帛書與鄒衍說又有明顯差異。例如《孟荀列傳》說鄒衍'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推崇黃帝，可能與田齊以黃帝為高祖有關。帛書則追朔包犧、以至炎帝、祝融、共工，表現了楚人的特色。這是陰陽家內部的地方差別，是齊、燕一帶的陰陽家和南方楚國陰陽家的不同。”（《李學勤集·長沙楚帛書通論》）
姜先生認為，《楚辭》不受西周以來北儒文化的影響，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古代歷史文化的原貌。因此，研究《楚辭》，就特別需注意分清史料及其觀點之不同。北儒著作就不能用來印證《楚辭》，只有與《楚辭》同屬原始神話巫教系統的《山海經》《莊子》之類，才可以與《楚辭》互相發明。姜先生《屈原賦校注》的序言裡指出：“魯與三晉的史料，大半經過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實真像埋沒的很多。南楚所傳的古史，未經過任何學派的整理，亦自存其特有之真。所以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張，當分別地域以求其異，不當混一東西南北，以求其同。但千餘年來的註釋《楚辭》者，惟恐其不同！這多少是損害了屈賦之真一個原因。因之，我在《楚學考》中，特別分析一下南楚諸家對古史傳說的相類似的方向；又從全部屈子作品中，一一歸納其係統，而與《莊子》《列子》《山海經》等書作比，成《屈子所傳古史考》。這有助於屈文的了解是很大的。譬如他所傳的鯀，只不過XIYG直，夏啟不一定是賢君。這一問題的重新闡明，再綜合其它方面，以說屈賦，是有其怡然理順之處的。”通觀姜先生的《楚辭》學論著，凡考釋古史或人物傳說，均十分注意分析其特有的流變系統，以見其真實的原貌。故其結論信實可靠。
（二）從歷史、地理、民俗、考古、文化等角度解讀《楚辭》
《楚辭》的內容十分豐富複雜，涉及的範圍很廣。如果單向思維，顯然不能把握《楚辭》。封建時代的《楚辭》學者們就是因為僅僅在文字訓詁和章句評點上作文章，所以局限頗多。有鑑於此，姜亮夫先生十分注意綜合理解，多角度研究《楚辭》，所以有許多突破前人之處。如《離騷》開頭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以往注家一般指出：“高陽”為楚族與屈姓之共祖；攝提指寅年，孟陬乃寅月，庚寅則寅日，屈原之生正好是三寅相疊之時。如此而已。這樣的解釋雖然不錯，但於屈賦的深層涵意未能發掘。姜亮夫先生曾作《說高陽》《為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等論文，以其廣博的學識，綜合考古、民俗、語言、歷史等材料對《離騷》這關鍵的捲首幾句進行了深入探討，令人耳目一新。就歷史看，“高陽”原為光明天神，最後由天神演變為地方神，再由地方神變為楚之先；從地理看，“高陽”生於若水，“若水在崑崙之墟，此屈子所至為崇敬之地，蓋楚人以其自西來也。”再由民俗看，“楚國保持了比較多的氏族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寅”字為楚民族之吉宜日，也與太陽光明崇拜有關：“寅者，古漁獵時代，人民奉矢祀日，以像祀日之事，至為莊肅。”“降”則專指從天而降，富有神性，所謂“百神翳其備降”（《離騷》）“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玄鳥》）之意。與一般的出生不同，《左傳》隱公元年：“莊公寤生”而不說“降”。通過姜先生這樣的討論，我們便可進而明白《離騷》中許多問題：其一，詩中主人公是光明天神之子，所以開頭從崑崙天國“降”生而下，最後又“陟”升天庭，所謂“陟升皇之赫戲”；其二，詩中主人公一生光明磊落，耿介拔俗，與靈氛交接，以巫咸為伍，亦與其神性身份有關；其三，詩人忠君愛國，不願離開楚國，是有其宗邦根源，實際是宗族觀念之表現，後世所謂愛國主義情操，是其引申義；其四，《離騷》三次神遊，上天入地之浪漫情節，須從詩中主人公之天神之子身份理解，而其每神遊，必往西域崑崙，又與其遠祖“高陽”發祥於西方有關。
又如《離騷》有“令鳳鳥”、“駕八龍”、“駕飛龍”之說，《雲中君》也說“龍駕兮帝服”，《湘君》說：“駕飛龍兮北征”。姜先生《楚辭通故》首先從楚民族的發展歷史指出，《楚辭》裡龍與夏族圖騰、鳳與殷商族圖騰有關；又從巫風民俗的角度指出，《楚辭》裡的“龍鳳”還別具深意：一方面，它常用作升天神遊之引導致送者；另一方面，作為浪漫手法之引申，龍駕鳳引又用以像徵援引賢智同伴以入於廟堂朝廷。如此分析，極大地幫助了讀者對屈賦的深刻理解。
（三）根據屈賦的詞法特點、語法規律、章法結構，解決了屈賦許多疑難問題
作為老一輩學者，姜亮夫先生的國學功底相當深厚，於傳統訓詁章句之學十分熟悉。值得欽佩的是，姜先生能以自己超人的識力和新行的語言理論，對《楚辭》中的詞彙、句法、章法進行規律性的總結，從而使《楚辭》中許多疑難問題有了答案，爭議問題有了定論。
第一，詞法研究
《楚辭》有其自身的語言特色，這是眾所周知的。這種語言特色，大致可分兩類：一類就是宋人黃伯思《新校＜楚辭＞序》裡所指出的“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方言，如羌、騫、CA JI 之類。?這些詞相當於張相先生《詩詞曲語彙釋》所謂“字面生澀而義晦”，這些詞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且數量又不多，自王逸以來，代有研究，已不成其難題。另一類詞，詞面是普通的，但用在《楚辭》裡，詞義又有變化，相當於張相先生所謂“字面普通而義別”之類，這些詞容易被人忽略，反成了《楚辭》研究的難點。而姜先生對這些詞，則多有發明。揣摩其考繹的方法，主要有兩點：一是根據屈賦的內容作細緻判斷，二是活用傳統的訓詁方法。舉例來說，《離騷》有“鯀直以忘身兮，終然乎羽之野。”其“ ”字是個普通詞，王逸注：“早死也”，似無誤，故歷代注家均從之。姜先生《屈原賦校注》則據《天問》言鯀被“永遏在羽山”之事實（“永遏”無早死意），而從聲音線索推出另一結論：“ ”字通“夭” ，“夭為雍塞之義”，夭字“長言之則曰'夭遏'，字又作'夭'。”而《天問》“永遏”即“夭遏”的雙聲之變。於是《天問》《離騷》有關鯀的傳說內容便統一無礙了。姜先生還就此進一步得出“南北所傳處置鯀事有異”的新見解。
第二，句法判斷
《楚辭》中有許多特殊句法，“五四”以來的學者們有較多的探討，如聞一多、劉永濟諸先生，就有專門的論述。姜亮夫先生對《楚辭》的句法研究也十分重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屈賦中的一些疑難問題。姜先生說：“譬如屈賦的音律、語法，乃至於韻味等，必然有其地方色彩，而不能與三百篇全部同論。再加作家個人的習慣性等條件，則在同一地域中，又各有特殊現象。……譬如《九歌》一篇，有些人喜歡說不是屈子作品。但我從文法上指出屈子作品的地方性與個性，從用韻上指出屈子的習慣性，而斷其必為屈子修潤楚民族之作，以申朱熹之義，便是一個好例。所謂文法研究，也應屬於個別研究中的重要之圖。”（《屈原賦校注·序言》）綜觀姜亮夫先生的《楚辭》學著作，往往從分析總結《楚辭》句法契入，並具體利用其特殊句法來分析字義，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一，《國殤》曰：“凌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舊注均以為這是敵人衝擊了我楚軍陣地。姜先生根據句法規律指出，這是誤解。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余凌陣”“餘躐行”。因為主語倒置於謂語之後，是《楚辭》裡常用句式，如：
余馬蘭皋兮＝餘步馬於蘭皋兮
總餘轡乎扶桑＝餘總轡乎扶桑
埃風餘上徵＝餘埃風而上徵
而且更主要的是，《國殤》反映的是楚軍“矢交墜兮士爭先”的英雄勇武精神，釋“凌餘陣”為“余凌陣”正合此意。姜先生說：“凌餘陣，躐餘行，猶言余凌陣，餘躐行也。《楚辭》句例多有以主詞倒置於動字後者，若解為敵人凌躐，則不見其為士爭先之義，亦不見其為鬼雄之意。”（《屈原賦校注》）此說於義較勝。
例二，《離騷》曰：“××××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注：“××，蒺藜也。××，王芻也。××， 耳也。……三者皆惡草。”把“××”字當作名詞。姜先生認為，這個“××”應作動詞，因為根據《離騷》句法規律，這是一個“動名＋以＋動名”句式，句首這個詞一定是動詞。如：
駟玉虯以乘×兮
攬木根以結苣兮
矯菌桂以紉蕙兮
制荷以為衣兮
依前聖以節中兮
據此，姜先生遂訓“×”為“ ×”，作“堆積”解，於是通讀全句便渙然冰釋。
第三，章法分析
《楚辭》行文，一般都是四句一組，自為章節。細為分析，大都有其內在規則。因此，研究章法，也是解決《楚辭》疑難問題的重要途徑。這方面，姜亮夫先生也為我們作出了很好的範例。如《天問》曰：“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據王國維先生研究，“昏微”疑即殷先王上甲微，“有狄”則係“有易”之訛。頭兩句寫上甲微遵循其伯父王亥、父親王恆的足跡，以徵有易，有易於是不安其國。總的說來，是寫上甲微的善事。而“繁鳥萃棘”兩句，意義比較隱晦，因此歷來眾說紛紜而莫得其解。有的甚至以夏禹、簡狄、姜原、晉公諸事說之。?姜亮夫先生從《天問》章法入手，認為“繁鳥萃棘”兩句，當直承“昏微遵跡”兩句而來，說的仍然是關於上甲微的事情，不過其意思有所轉折。“就《天問》文例言，凡四句一韻，而第三句用'何'字作問者，前後二句，必為正反兩義，決無例
外，則'何繁鳥'二句，必為上二句相反之義無疑。上言上甲微遵先人之跡，為先人報仇，言微之善行。則此二句，必為微之諒德無疑。《章句》以來，不明文例，強以屬之他事，其為訛誤，蓋不必深辯而可明。”我們考察“纂就前緒”“皆歸射××”“馮珧利決”諸章，其第三句用“何”，其義均有轉折。我們再根據姜先生的提示，考釋“繁鳥萃棘”兩句，原來說的是上甲微與兒媳亂倫之事，反映了一種原始社會的群婚殘餘。這在屈原時代的文明人看來，自然是醜事諒德了。
（四）將屈賦的具體情感內容與屈原的思想發展歷程結合起來，建立屈賦分類體系
姜先生經過數十年的《楚辭》研究，最後將屈賦分為三類：《離騷》《漁父》《卜居》《遠遊》《九章》為一類；《天問》為一類；《九歌》為一類。他認為這是三種不同的體系。其區別在於：《離騷》類是屈子思想的真實概括，有事可據，有義可陳。《天問》類是屈子關於宇宙問題、歷史問題的學術性文章。《九歌》類是屈原對於楚地民間流傳的祭神樂曲的潤色加工，是代人立說。
姜先生認為，考察《離騷》類作品，必須與屈子的思想情感發展歷程相聯繫。《離騷》是屈子被楚王初疏時的作品，所以其前半部分有剛正苦鬥精神，後半部分升騰西域已初露遠遊端睨。《漁父》《卜居》是《離騷》前半部的擴張，而《遠遊》則是《離騷》後半部的延伸。至於《九章》中《懷沙》《悲回風》諸篇，已立定決死之意，自然又在《遠遊》之後。姜先生說：“《漁父》《卜居》兩篇所表現的完全是屈子的真實思想的概括。……他問鄭詹尹，現在的社會現像是如此醜惡，我是跟著世俗社會同流合污地走呢，……還是做個正直愛國的人呢？……完全是從正反兩方面來講自己真實的思想。……這種思想完全是同《離騷》相配合的。……在《離騷》的前半部裡，女×勸屈原的話，……完全是屈原的正面思想。所以我們以後要研究屈原的人，要把《漁父》和《卜居》配在《離騷》的前半部分來研究。”（《楚辭今繹講錄》）
姜先生又說：“從整個屈子作品綜合論文，《遠遊》一篇正是不能缺少的篇章。屈子一生坎坷，初仕見疏作《離騷》，繼而見放作《遠遊》。在《離騷》中，還有釋階登天的思想，還希望能訪求得賢材，共輔懷王。但蘭蕙化茅，賢材求不到，乃遠遊崑崙而往見先人發祥之地，但僕悲馬懷，只能想著遠一點的先人舊鄉，最終則是逃隱！而到了《遠遊》，國事已無望，悲憂愁哀以至想到了死。得仙而上升為死之歸宿是戰國以來的民間習俗。故遠遊以求王喬也是在見到西土後發僕愁馬懷時的感嘆，也不能不思及祖國（此之所以為愛國詩人）。既不能不死，則當死個'清白'，這也真是忠臣宗子之心了。故《離騷》是中年前後的《遠遊》，而《遠遊》則是垂老將死時的《離騷》。再而發展到第三階段的《懷沙》《悲回風》，遂不能不死了。”（《楚辭學論文集》）
在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漁父》《卜居》《遠遊》三篇非屈原所作。姜先生從屈原的思想發展出發，結合其它證據，論定為屈原所作，言而有據，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

姜亮夫先生九十大壽時，回顧自己一生的治學體會，曾作過如下概括：

我是以人類文化學為獵場，以中國歷史為對象，用十分精力蒐集資料，然後以古原始的傳說，以語言學為基本武器，再以美國摹爾根《古代社會》和法國毛根《史前人類》的一些可信據的結論為裁截的基礎，又時時與自然科學相協調，這是我做學問的秘訣。而抓住一個問題死咬著不放，是我的用力方法。

從《楚辭》研究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姜亮夫先生自始至終貫穿了這一治學的根本原則和基本方法。語言文字的產生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是相聯繫的。在語言文字裡有歷史的影子，而遠歷史又往往以語言文字為載體而得以保存。姜亮夫先生研究先秦文史，往往是從分析古語詞的產生及其演變入手，這就是他所說的“以語言學為基本武器。”反過來，每分析語詞，總是將其放在相應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務得其真，此即所謂“以人類文化學為獵場。”通過如此融匯貫通，其具體問題的來龍去脈也就揭示清楚了。姜亮夫先生研討楚辭是這樣，研究先秦其它文史問題亦如此。他的《文字樸識》一書裡的“釋史”“釋中”“釋由”“釋示”諸篇；《古史學論文集》裡的“九州說”“九夷說”“干支蠡測”“說郊祀”“釋禹與冀”諸篇，都是這方面的顯例。譬如，說“示”“祖”“社”三字，先就甲骨金文形體析其偏旁結構，然後就原始宗教習俗、古史演進軌跡考其含義起源與發展，指出：“示”字源於靈石崇拜，其字兩旁之點滴乃灑血靈前以祭神結盟之意。此所滴血之靈石，以後便發展成祖碑、靈牌之屬，這就是甲骨金文“且”字之所本。後世“祖”字之所由來。古代滴血於靈石以祭祀結盟往往於郊野山阿舉行，於是又有“社”字之起源。在探明了“示”“祖”“社”三詞的詞源之後，姜先生進一步指出，西周後的“左祖右社”之製，“昭穆”之製、宗廟墓葬之製等等一系列習俗，均其引伸與發展。姜先生廣博而精專的研究思路，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研究問題的具體步驟，姜亮夫先生又提出了“個別分析，綜合理解”的原則。前引他分析《離騷》《遠遊》《懷沙》諸篇，便是最好的例證。他在深入分析了各篇的具體問題，諸如各篇主旨、行文思路、用語特點、語法規則等等之後，再將各篇綜合起來考察，推出初步結論：《離騷》是屈原中年時奮發之作，《遠遊》為其受挫後心緒，《懷沙》則為屈原臨死前的絕望之辭。因此之故，順理成章地解決了屈原《遠遊》的著作權問題。應當說，這樣的分析是可以讓人信服的。又如，《楚辭》中有“伏犧”“赫戲”“耿介”“明德”“皇極”諸詞，姜先生具體剖析了這些詞語的本義，結果他發現這些詞均有光明或正義之義。據此，他又作綜合的理解，提出“自原始之光明崇拜，日光傳說，十日衍論，帝王之以日為名等，以求其源，而明其變，推《天問》中之傳說，為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定其特點，定其異同”（《＜楚辭通故＞撰寫經過及其得失》）。
就以上的分析可知，要真正解決一個學術問題，必須以廣博的學識為基礎，這樣才有可能避免牽強附會之弊端。姜亮夫先生常常把作學問比作武術上的打通筋脈。功夫深了，才能使各個脈絡貫通一氣，做到左右逢源。從事文史研究的功夫自然是指博與通。只有博，才能打通。姜亮夫先生之所以能在他的研究領域裡取得顯著成績，自然是與他熟悉四部、學貫中西分不開的。這一點，還體現在他對學生的培養要求上。記得在入學典禮上，姜老說起當年王國維先生讓學生通讀《四庫提要》的往事，諄諄告誡初學者要時刻注意根柢之學，要打通文史界限。姜老結合自己一生的研究體會，給學生製定了詳盡的必修課和選修課計劃。所謂必修課，自然以文字、聲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為主。為了研習這些科目，《說文解字》《廣韻》《爾雅義疏》《漢書·藝文志》《通志·校略》等當然是必須要接觸的基本要籍。此外，還有一些在淺學者看來似乎無關緊要的課目，比如中國科技史，歷史地理專
題，中國農業、中國居室建築、中國天文學、歷代官職等專題，姜先生也給予充分的重視，讓初學者涉獵《考工記》《天工開物》《漢書·地理志》《水經注》《齊民要術》等中國文化史上的這些名著。他特別強調不講通論，務實忌虛，啟發式地講解名著，“目的在於擴大學生知識面，以求能了知中國文化中的成就及其對人類曾擔負過的責任及將來應負的更大責任，而且在研究一切人文科學時能綜合參考各學科以增強其成果的可靠性、真切性，使加深加密其成果。這也是開拓學生心胸，開拓其綜合能力，目光四射，使能達到更真確的境地，庶幾能放射其觸角，打開視野，使上下左右前後相關涉的事理、物理的真實無所隱避。”這樣，使初學者“具有'普照'整個專業與中國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學術史）的能力及從事各種學術研究（分類）的能力，而且存永久堅強的毅力，自強不息的精神，艱苦卓絕的氣概，不作浮誇，不為文痞。”據我們極為粗淺的理解，姜先生並不希望研究生很早就鑽進一個狹窄的題目中，而是要在兩、三年的學習過程中，開闊視野，真正感受到世間學問的博大浩繁。我們每一個人，終其一生，不過守其一點而已。小有所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根本沒有任何理由為此而沾沾自喜。晏殊有這樣一句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王國維先生稱之為人生的第一境界。姜亮夫先生以其言傳身教昭示後學：真正能步入這種境界，其實也並非易事。
讀書當由博返約，切忌貪多務得。姜先生結合自己的經驗教訓，特別強調精讀《尚書》《詩經》《左傳》《荀子》《莊子》《韓非子》《易經》《老子》《論語》《禮記·曲禮》《大學》 《屈原賦》等十二部文化名著的重要性。他說：“必須細讀精讀該書，一句不漏一字不漏。這同時也就是整理工作的開始。”在姜亮夫先生看來，這是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根本所在。
在具體研究工作中，姜先生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選題要有生機，二是收集資料要有竭澤而魚的功夫。他在《楚辭今繹講錄》中說：“首先要看寫的文章有沒有發展的生機。如果這篇文章被你寫下去就寫完了，好的可算是個總結，也就沒有發展的生機了。這樣的文章要少寫。而要選擇最有生機、最活潑的題目來寫，寫出這一篇，還能引出幾十篇文章。這關係到我們今後的研究問題。”道理容易理解，具體操作起來，並不容易。只有對某些專題有精深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選題的重要。同時，又必須具有廣博的學識，才能夠觸類旁通，有所發明。按照姜先生的看法，作專精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了然於心。唯其如此，作資料長編就顯得越發重要了。這自然是屬於工具書的範疇。姜亮夫先生說：“編工具書這件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可惜有些學人不大看得起工具書和編工具書的工作。回憶我的老師王國維先生，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譬如他研究金文，就先編成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把所能收集到的宋代、清代講金文的書全部著錄了。他研究宋元戲曲，先做了個《曲錄》，把宋元所有的戲曲鈔錄下來，編成一書。所以，他研究起來，就曉得宋元戲曲有些什麼東西。……他的《宋元戲曲史》雖然是薄薄的一本書，但是，至今已成為不可磨滅的著作。因為他的東西點點滴滴都是有詳細根據的。”（《敦煌學概論》）事實上，姜先生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研究《楚辭》，而有《楚辭書目五種》；研究敦煌學，而有《莫高窟年表》；研究歷史，而有《歷代名人年裡碑傳綜表》。這樣做，能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礎上而能有所發展。姜先生反對靠貶低他人學說以裝璜自己的不良學風，更反對無視他人成果而閉門造車。姜先生對於專業工具書的重視，表面看來只是一個學術方法問題，而究其實際，還涉及到學風問題，時至今日，這番教誨，仍然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