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日本時代的台灣客家的形塑/國家視角沿用舊制-從國家分類族群的角度談論臺灣客家之塑造，旨在說明「方言」是確認族群認同的顯性標誌/在戰後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的身分轉換，與此同時也由「廣東人」或「客人」變成了「客家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CyLohu

客家人/廣東西路土客械鬥1854-1866/羅香林集客家學之大成，賴際熙則是客家學的奠基者/世界客屬總會/《崇正同人系譜》是客家研究第一本專著/徐旭曾的《豐湖雜記》是客家學的開山之作/「遷海復界」與「廣東西路土客大械鬥」，引第五次大遷徙/1854年，廣東天地會紅巾軍起兵，圍撲鶴山、恩平等縣。當地的官吏招募客家鄉勇應戰。隨後兩廣總督葉名琛下令鶴山縣令率客家鄉勇追剿殘匪，紅巾軍領袖多是當地土人，得知這個消息十分害怕，便散佈流言說：「客家人想借助官方的勢力鏟平土人。」當地人一聽，急了，於是乘勢協助紅巾軍殺掠客家人，客家人也予以報復，土客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械鬥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JomeUc

最早來台的客家人HAKKA-臺灣島史與客家族（客家人）的遷移+里斯指稱客家移民台灣的時間1368~1600年及荷蘭殖民時期,客家人擔任過原住民酋長與荷蘭當局之翻譯(通事)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e6qvOn

------------------------------------

《柳如是》江南名妓,陳寅恪所著的《柳如是別傳》/「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1628年，柳如是十歲時為江南名伎徐佛收養/柳如是感其徜徉於湖光山水，詩酒作伴深情，願嫁此時早已年過半百的錢謙益。錢謙益大喜過望，於次年迎娶柳如是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sbYgX1
黃萱「黃寶萱」，福建南安人，曾經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助手。陳寅恪曾表示：「總而言之，我之尚能補正舊稿，撰著新文，均由黃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幫助我便為完全廢人，一事無成矣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Qymcrh
陳端生《再生緣》「女性主義小說」/陳端生《再生緣》一部女人寫給女人看的書-清代彈詞女作家/戲曲《孟麗君》/《再生緣》的故事如此出名，而其作者的生平卻鮮為人知。所幸陳寅恪先生與《柳如是別傳》一樣，陳先生的論文全是考證晚年專「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寫了近80頁的長篇論文《論〈再生緣〉》/《孟麗君》女扮男裝，科考中了狀元，並被丞相選作女婿/《再生緣》講述了元成宗時尚書之女孟麗君與都督之子皇甫少華的悲歡離合的悲劇故事。原作共17卷，近60萬字，仍未完成，續本中流傳較廣的為杭州女詩人梁德繩與其夫許宗彥所續成的3卷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QPfMJP
陳寅恪/福建上杭客家話客家人/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民國（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JJcCIk

＝＝＝＝＝＝＝＝＝＝＝＝＝＝＝＝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民國（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之學，《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其代表作。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
姓名讀音
關於「恪」的讀音，常讀作「què（確）」，根據是陳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系統，客家人讀「恪」作「què（確）」。有人對此持異議。如金文明在《守護語林》中考證，認為這是以訛傳訛之謬。他認為，上杭的客家話裡，沒有q這個聲母，凡普通話q聲字在客家話裡多讀作/kʰ/。另1980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李氏中文字典》用「課」注「恪」的國音，而用「確」注「恪」的粵音。「確」的粵音為/kʰɔk/，據陳寅恪助教王鐘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因此有觀點認為「恪」並不讀「què」，惟其粵音注音字「確」的普通話讀作「què」，而因此就給「恪」編一個新音。另據陳寅恪家鄉方言懷遠話（江西修水客家話，較之福建上杭客家話受贛方言影響更大），恪與確同音，「確」在懷遠話中應讀quò，所以也有人認為，恪實讀quò。陳寅恪認為，用普通話時，「恪」當讀作「kè（課）」。根據目前官方標準，「kè（課）」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惟一讀音。[1][2]
生平

1939年秋，陳寅恪、唐篔夫婦與三個女兒避難香港。
家世
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舊曆）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祖籍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客家人。更早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客家人。陳寅恪是為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祖母黃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為家族字輩），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輩稱其六叔[3]。
求學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4]。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3]。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5]。
1904年秋天，14歲的陳寅恪隨長兄陳衡恪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父親陳三立相送並作詩一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望有作》[6]。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作為大學預科學校的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
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每餐吃炒腰花（豬腎），省下的錢買書[7]。性情孤僻，很少社交1。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234。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漢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夏曾佑曾對他感慨說道：「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
執教清華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5。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原台灣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篔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6，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7。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8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鋼和泰學習梵文。
南渡北歸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導致右眼失明。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9，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
嶺南-中大時期
1948年底，解放軍逼進北平，陳寅恪沒有前往台灣的打算[8]。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9]，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在嶺南大學[10]，未能前去台灣[11][12]。
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決定在大陸出版陳端生著和郭親自校訂的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征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5][13]
晚年
國務院副總理，時人稱為「南霸天」的陶鑄敬重陳寅恪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陳寅恪的眼疾。1962年，陳寅恪滑倒於浴盆內，右腿折斷，陶鑄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助手為黃萱。大陸文化大革命時，陶鑄被江青打倒，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云：「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劉節代替寅恪受批鬥[14]，造反者依然發明了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甚至將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15]，陳寅恪逝世11天後，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報》刊登了一條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九歲。」[16]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歲」條目載：「……舊歷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誕辰……陽歷十月七日（依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為舊歷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時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篔亦逝[17]。
後事
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改存銀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18]
學說
儒家文化圈
閱 論 編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19]，很明顯是繼承了錢謙益「以詩證史」的方法，陳寅恪曾言：「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20]。例如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長生殿」為寢殿之誤[21]，「長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靈殿」，「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22]。
遊牧文明對農業文明的周期性激活機制
陳寅恪《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中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對中國三千年來中原農業文明和草原遊牧文明之間的互動關係做了極為精闢和創見性的概括；並可延伸到後來《河殤》中認為的黃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的關係。
不古不今之學
陳寅恪曾自言：「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對於「不古不今」之義，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在中國有羅志田、桑兵；在臺灣，除了汪榮祖著有《史家陳寅恪》專書以外黃清連、王震邦及逯耀東等亦有專文對此進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義至今仍尚有分歧，茲舉數家之言如下：
依汪榮祖的說法「不古不今」為中古史，因陳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見長，亦曾言：「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說得到多數認同。逯耀東則進一步認為「不古不今」係指經學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經學，專治乙部之學(按：乙部為古代圖書分類之史書)，故可作兩方面探討，初為乙部之書，進為專指魏晉隋唐之史。而桑兵認為「不古不今」並非由字面上來解釋，應從其時代背景做觀察，「不古不今」為「不新不舊」之意，引申為治史不拘泥於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據錢賓四教授的想法，首開今古之爭的兩漢經學，就不存在實質的今古差異，僅是虛擬的差異。
陳先生身為一文史名家，不僅在治史上有卓越貢獻，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提出與乾嘉學派治學風氣不同意見，他認為若是要瞭解詩詞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處)之外，還要找出作者當時的今事，這樣才能古今融為一體，這種古典今典共鳴的新傳記批評，實際上已經超越中國歷來詩詞評論的窠臼，乃陳先生晚年著作與早期著作的會通處，也就是陳先生的心史所在。
關隴集團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關隴集團」的說法。從北周、隋至武則天政權，皆與關隴集團息息相關。
關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建立關中本位政策，並且融合鮮卑及漢文化以消除胡漢隔閡。最後北周形成較團結的關隴胡漢集團，漢族也成為軍隊主力之一，得以攻滅因政治混亂而衰退的北齊。陳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在西北一隅。」
治學理念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3]。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24]」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評價
正面評價
《吳宓文集》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高陽在《錦瑟詳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證，師法陳寅恪先生，以窮極源流為尚。」
許冠三認為其對新史學之貢獻「首推史料擴充」，為學尚「喜聚異同寧繁毋簡」。[25]
余英時：「又譜玄恭萬古愁，隔簾寒柳障重秋。哀時早感浮江木，失計終迷泛海舟。嶺外新篇花滿紙，江東舊義雪盈頭。誰教更歷紅羊劫，絕命猶聞嘆死囚。」「看盡興亡目失明，殘詩和淚寫孤貞。才兼文史名難隱，智澈人間劫早成。吃菜事魔傷後死，食毛踐土記前生。逄蒙射羿何須怨，禍事從來是黨爭。」[26]
負面評價
錢鍾書則認為詩史說是一個偏見，屢作譏評。在《管錐編》第1227頁、《宋詩選注·序》都直接或間接做了批評。錢先生的批評，實有其根據。陳先生在古典文學批評上偏向於寫實主義，對於抒情或不是為寫實目的的作品，詩史說就不能自圓其說。這種觀點證諸於西洋文學史，乃是有真憑實據的。反觀中國古典文學並不能一概皆視之為寫實主義，這是正確的。我們只能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有泰半以上是寫實主義，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寫實目的的作品。所以詩史說值得商榷。但是陳先生的詩史說的新意在於以史證詩，以詩證史，在理論上確有一新耳目處，不但在理論的陳述上，以及實際批評貢獻，造成空前絕後的成就。[27]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敘述，在韓愈是否「服硫磺」的問題上，錢鍾書不取陳寅恪的考證；後來他（錢鍾書）又批評陳寅恪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太「Trivial」（瑣屑）。余英時感慨地說：「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a][b]。
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遝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認為為文不可學他[28]。
嚴耕望云：「（陳）治學長處在於提出一個深具啟發性的見解，但往往過分強調這個見解，有時為了強調新見解而走偏鋒，自是他的短處。」[29]
許冠三論陳寅恪：近人論述寅恪史學頗多誤解，最無稽的莫若說他「一貫承襲乾嘉樸學的家法，」以及志在效司馬氏「通古今之變。」，殊不知他衷心仰慕的，乃是宋人論史見解和司馬君實所型定的長編考異之法，先考並世材料之異，複合古今情意之同。……概括來說，寅恪治史自有其不容忽視的特色，亦自有其不容低估的業績，但無論如何說不上「偉大」。[30]

陳寅恪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ioVRyD

＝＝＝＝＝＝＝＝＝＝＝＝＝＝＝＝

清醒！國學大師陳寅恪看穿“馬列”(圖)
2015年9月28日 談古論今來源： 看中國

陳寅恪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陳寅恪大師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卻為人低調、謙遜；雖潛心學問，卻從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貫穿其一生。

據考證，陳寅恪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然而，陳寅恪沒有料到的是，幾年後，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然觸手可及。憤懣之餘，陳先生於1950年前後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份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49年後，一些知識份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份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

1953年11月，陳寅恪的弟子汪篯到廣州勸其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他告訴汪篯：“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中共“大人物”的邀請書信，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凈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那時的知識份子，乃至當今的知識份子有多少能如陳寅恪般睿智，能清醒地認清馬列主義的真面目呢？

＝＝＝＝＝＝＝＝＝＝＝＝＝＝＝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九江市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先後任職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其在歷史研究、新考據學、區域文化、宗教語言、詩文等方面均有突出貢獻，學識淵博，著作等身，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

人物生平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生於湖南長沙，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為兄弟間排輩。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復旦公學。
　　清宣統二年（1910年），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1914年回國。
　　民國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民國十年(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民國十四年（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由胡適建議採用導師制。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荐陳寅恪為導師，並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民國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民國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與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唐篔結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國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准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民國十九年（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但由於此前在國內進行過一次不成功的手術，再經英醫診治開刀，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誌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
　　1957年，眼疾開始治療。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離開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篔辭世。

陳寅恪怎麼讀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陳寅恪“恪”應讀作“克”（拼音：Kè）。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普通話（時稱“國語”）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並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Yínquè。
　　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一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話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陳寅恪與傅斯年
　　陳先後留洋16載，通曉20餘種文字；傅乃五四運動北京學生遊4行總指揮，海外留學7年，與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共同度過了4年時光。二人學成歸國，陳氏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聞名天下的“四大導師”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開南國一代學術新風。北伐成功後，被譽為“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傅、陳二人這一歷史性的聚合，開創了一個舉世矚目的學術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隨著國共兩黨干戈相向，這對同學加姻親關係（陳寅恪嫡親表妹、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的曠代天才，被無情地阻隔在海峽兩岸遙天對望而不能相聚。最後的結局是：一個無聲地倒斃在台灣孤島會議大廳，一個默默死於大陸嶺南病榻。並世成雙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間大地。

人物評價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國學大師吳宓：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
　　中國古代文學專家，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蔣天樞：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讀襄楷傳乃知楷之言天象實指人事，蓋當時濫刑多殺，士氣鬱湮，故致天變，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諫之忠臣耳。要須久久誦讀方可盡寅恪詩中之意。寅恪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柳之愛陳子龍及其嫁牧翁，始終不離其民族氣節之立場、光復故物之活動。不僅其才高學博，足以壓倒時輩也。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閒風趣之行動也。
　　中國近代史學家汪榮祖（《陳寅恪傳》）：陳寅恪在現代中國史學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國外影響也很深遠。陳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諸老的著作，大都是屬於考證、疏證、箋證、考釋之類，而不是有系統的史述。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史學家卞僧慧：世人每稱先生為一代宗師，誠當之無愧。正當中國之大變局、世界之大變局，政歷四代，遊學東西洋十餘年，博文卓識，終生獻身學術。性極敏感，思富聯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懷千歲之憂。誠曠世之大師，不世出之人傑。直可謂千種矛盾、萬種情思，胥可於先生一身見之。先生如精琢多面體之金剛石，一有光源即燦爛奪目。從先生可以見世界萬象，從世界萬象亦可以見先生。先生人雖沒，但其思想、學說之影響卻從未停止。
　　原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紀寶成：毫無疑問，陳寅恪先生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令人高山仰止，不勝敬慕！他不僅是江西的驕傲，也是中國乃至世界學術文化界的驕傲。

＝＝＝＝＝＝＝＝＝＝＝＝＝＝＝＝＝

《傅斯年與陳寅恪》，〈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

當初在兩本書之間考慮了很久，一本是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另一本就是本書最後本著對於歷史的愛好和想要更進一步了解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更多背景之下買下來，然而此書的作者大家應該也不陌生，萬世法門、風雪定陵等書都是由他所著。

這本書主要從傅斯年與陳寅恪二人的家族背景來切入，傅斯年先生的祖上是清朝開國首位狀元郎，世代為官且在聊城是為一大家族；但到其祖父和父親那一代沒落而無名，後取得官費留學英國，因緣際會之下轉至德國柏林大學攻讀而受教於蘭克的弟子之下，也影響了他一生做學問的方法和準則﹔書中不時地提到傅斯年那剛硬的脾氣和高傲且大鳴大放的個性，從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一二。

陳寅恪則完全不同的狀況，父親陳三立是傳統的士大夫和文人，而他留學歐美多年且學得十三種語言，包含許多難懂或死文字如突厥文、梵文等，對於佛教和思想有相當程度的研究，但他並未像當代留洋的知識份子取得學位，其受較於歐美多國卻未曾有一紙文憑，是學而廣博型的學者，而在清華學校改制大學以後，成立國學研究院在招聘教授，除了趙元任是擁有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外，王國維、梁啟超都是清末傳統士人出身，最後也是在梁任公的堅持下，清華大學確定聘任陳寅恪為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也就是知名的清華四大導師︰梁、王、趙、陳。

而當時的北京大學由蔡元培主持，胡適亦在北京大學任教，傅斯年早年即受到他啟發，而在傅斯年歸國後不久，受到南下廣州的朱家驊邀請任教於中山大學，身為五四運動時期的「大鱷」、加上原北大校長蔣夢麟與清華導師之一的趙元任推薦，使得一心要擺脫過去北京大學傳統學派把持的朱家驊立即聘任傅斯年為文學院長，而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梁任公病逝後，趙元任也忙於調查、新聘的講師李濟也忙於和美方的合作案上，獨撐大樑的陳寅恪也在太過忙碌的情況下，同年南下進入中山大學任教。聞名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就此劃下句點。

而後書中又提到傅斯年、顧頡剛和魯迅之間的矛盾，顧頡剛因為支持胡適的白話文運動和魯迅結下樑子，而後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魯迅又因為政治立場的衝突被排擠出中山大學之外；傅斯年則是在籌備中研院史語所的過程中，在理念和思維上和顧頡剛產生了衝突，而因為傅斯年的霸氣作風，讓顧頡剛辭去中山大學教職、轉任燕京大學。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並無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在原先任心理學研究所的傅斯年要求下，開始籌備設立，而傅斯年也將當時一批之名的學者多網羅進史語所之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人為底下三個組的主任，也在此時提出他最著名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等史語所做學問的準則都在此時由他制定而成，影響史語所的發展到遷台後仍是如此。

然而甫成立的史語所雖然在傅斯年的大鳴大放下呈現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但在研究成果上卻仍無法與北京和清華相比較，而其第一發響炮就是清朝的內閣大庫檔案收藏與研究，幾經波輒下才保住這批珍貴的檔案資料，成為史語所成立後第一批鎮所之寶。而自此之後，王國維所言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四大發現中，內閣大庫檔案在史語所、安陽及城子厓的殷墟發現也是史語所的李濟和董作賓等挖掘、居延地區的漢簡影本則由史語所的勞榦所保存和研究，四大中有其三，讓史語所的地位提升到他者無法抗衡的地位。

這本書當中寫出了很多中國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史學界的大老不論是他們之間的關係、或是他們治學的方法與理論，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待。但是，作者岳南對於某些有明顯立場的學者卻仍有相當尖銳的評價或描述，其中最明顯的一位，也就是胡適之先生。

在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對於胡適有許多的批判和負面的描述，(雖說台灣也不少前輩對他不甚滿意)總認為他許多的論點是有缺陷的。反而對於郭沫若、范文瀾等人有相當高的評價，此書主角是傅斯年與陳寅恪兩人，卻也花了相當篇幅去描寫所謂馬列主義和唯物史觀派的人物與論點，或許這是此書的侷限。

而書中很大一部分是描述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倉皇逃到大後方的史語所研究人員和各大學教授們的艱苦生活，通貨膨脹和物質短缺的狀況之下，陳寅恪又因為眼疾未能及時治療而使左眼失明，傅斯年等史語所人員也相當艱苦地從事研究和生活，也在這時期陳寅恪完成他最著名的大作︰《隋唐政治制度論稿》，但是隨之而來到抗戰結束前，陳寅恪和夫人都長期處於貧病交集和奔波流離的狀態，加上認真治學且嚴格律己，使得先生的眼睛最後是雙眼失明的狀態。

而此書也談論到傅斯年受人敬重的原因，他老人家沒有等身的著作，也沒有專攻於某領域的專門學問，但他歸國在中研院創設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引入新式的研究方法來治史，同時也是第一位將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之上，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和可能性；而他個人許多文章中特別的觀點也是讓人敬佩的地方，﹤大東小東......﹥或﹤夷夏東西說﹥等都是至今仍被看重的觀點，雖然很多人批評他在網羅新秀入史語所的時候太過主觀和絕對，以及他的個性相當地霸道和強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可是在後來擔任台大校長候，在四六事件當中以強硬態度拒絕彭孟緝等入校園抓人，維持大學校園的自由獨立性，的確值得我們去讚賞。不過如果傅斯年多活幾年於台灣或台大校長任上，其是否會和殷海光教授一樣，大力地去炮轟蔣中正的威權政府呢？

然而選擇留在彼岸的陳寅恪和許多在搶救計劃未成的學者們，似乎就沒有像來台的學者們幸運了，中共建國後曾大力邀請在嶺南大學任教的陳寅恪北上，和郭沫若、范文瀾共同擔任中國科學院第一、二和三歷史所的所長，但是陳婉拒且主因是不願讓政治主導研究，更不願奉行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研究方法來治史，這讓郭、范兩人相當惱怒；這其實也種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陳寅恪被列為「中右」而被鬥爭的原因；此時的陳寅恪已經垂垂老矣，再加上雙眼失明，身體相當地虛弱；在文革期間，他的研究被紅衛兵等冠上資產階級的大帽子，隋唐史上重要的安祿山研究被視為末流、元和詩箋的研究被視為研究妓女、酒樓等毒害社會的事物而加以批鬥，雖然一開始有周恩來的名單保護，但是紅衛兵在中山大學內用強力喇叭批鬥，讓陳寅恪長期處於驚嚇狀態，最後因病和驚嚇而離開人世。

史語所遷台後，歷史組的主任職仍保留給陳寅恪，直到他去世後才由勞榦接任；陳寅恪不願來台，在威權時期他的著作在台灣發行，作者欄寫︰「陳寅○」，因為他被視為附匪學者。岳南在書的最後一章將文革時期遭受迫害的著名學者列出，並且描述其被紅衛兵迫害的經過，讓人不勝唏噓！傅斯年夫妻來台，但他的姪子和家族成員很多在反右和文革時期都遭到大肆的迫害；又或歷史學家向達等，都因為被批鬥或勞改而死。能夠正面地面對文革時期造成的傷害與損失，或許是此書一個不錯的地方。

兩岸之間的戰爭和對立，造成多少損失和悲劇。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約80餘位，在兵荒馬亂之際能夠被「搶救」出來的僅10多人，以及少部分大學院校中的知名學者；而留在大陸上的許多知名的知識份子往往在之後的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的波及和迫害；如陳寅恪、向達等，少數和政治權力完全沒有牽連或支持馬列主義的學者才得以善終。

＝＝＝＝＝＝＝＝＝＝＝＝＝＝＝＝

陳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讀音，多年以來一直存在著分歧：相當一部分人讀作“què”；但查古今詞書，諸如《說文解字》、《康熙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還特別註明它的原形字是“愙”。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辭書（海峽兩岸都有）注以“舊讀què卻”的，但“舊”何所指，大都語焉不詳。那為什麼有人偏偏要讀作què呢？據筆者所知，持這種讀法的多是一些年齡較大而且多“出身”於清華、北大的高層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傳人（子女、學生等等）。在20-40年代的清華，全校上下幾乎一致如此讀法，可是極少有人能夠說出什麼根據，人云亦云而已。就連泰斗級的語言學家也不例外。如趙元任先生在一篇短文裡記述說：

……1924年8月7日毛子水請茶會，在座的有羅志希、傅孟真、陳寅恪，跟張幼儀，……我那時是用英文寫的日記，記了“YCChen”,括弧裡註“陳寅恪”。8月15日又寫“Devid Yule & YC Chen Here”.……到了8月20日才發現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記上就寫了去訪“Yinko Tschen”。“陳”字的拼法當然就是按德文的習慣，但是“恪”字的確有很多人誤讀若“卻”或“怯”。前者（按指“恪”字）全國都是讀洪音ㄎ母，沒有讀細音ㄑ母的。而“卻、怯”在北方是讀ㄑㄩㄝ。所以我當初也跟著人叫他陳寅ㄑㄩㄝ，所以日記上也先寫了YCChen”了。……

前些年筆者曾請教過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王力先生，他說：

“這字本來應該讀“kè”，但在陳先生的名字中，大家都讀què，所以我也跟著這麼讀了”。……

多年以來，出於好奇，筆者曾對這件“細事”作了一些調查分析。得到的結論是，把恪讀作què，其實是一種方音北移後的變異，就是說，在南方一些省份（如四川、湖南……），“恪”字是讀quó音的，因普通話（當年叫“國語”）裡無此音，所以到了北方，便有人想當然地把陳先生稱為“寅què”了。於是就因襲相承，成為習慣。因屬“細事”，包括陳先生本人在內，無人去作深究。但這其實是不符合現代漢語規範的。筆者曾就此事請教過一些當年接近陳先生的人士，我的所謂“結論”就是根據他們的答復得出的。如人民大學教授李光謨先生（前清華國學院李濟先生的哲嗣）在一封給筆者的信中是這樣說的：

……“恪”字的正音，按規范漢語自應讀作kè，這一點大概是沒有疑義的。但陳寅恪先生的尊諱，就我記憶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親（如俞大維、曾昭掄、傅斯年、和家父等），都稱“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帶的讀音），這是事實。連語言大師趙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記憶沒有錯。我們也是自幼聽慣了，因此至今也很自然地念成què音。……較為可能的是，讀què系方音（的演化）。我不清楚江西方音如何，但據我了解，湖南中、西部是把“恪”讀為quó的（如“quó守成規”），陳先生同湖南曾家、俞家關係密切，可能人們把這個地方音讀法普遍化了，從而也就在普通話中念成què了！一旦稱呼習慣了，“約定俗成”，就沒有人再去深究了。這個看法我曾同陳先生的朋友辛樹幟先生（湖南人）的兒子、我的朋友辛仲勤同志商議了一番，他傾向於我的這個假定。……

記得前些時似乎有人在報刊（似為《讀書》雜誌）上提起過這段“公案”，並舉出了趙元任先生自我糾正的例子，但很快就遭到了“反駁”，問題又不了了之。當然，如無特殊必要，是不必無緣無故地再提出來討論的。但眼下的問題是：1、最近正在“熱演”的電視系列片《聯大啟示錄》的解說員也堂而皇之地把陳先生的名字讀為“陳寅què”；2、最近又出現了一種說法：說陳寅恪先生自己就是把“恪”字讀為què音的。而這兩點，顯然又會產生很大的誤導作用的。

陳先生究竟是怎樣讀自己的名字的呢？事實倒是恰恰相反。除上述趙元任先生的憶述外，我手頭還有一些材料，有口頭的，也有書面的。在口頭方面，筆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訪清華圖書館元老畢樹棠先生（已故），談話間提到了陳先生的名字，他用濃濃的膠東口音說出“陳寅ker”三字。當時我很詫異，因為他當年同包括陳先生在內的一批清華老前輩都“過從甚密”。我問他為什麼不跟著大家讀“què”或“quó”？他說他曾經問過陳先生，陳先生告訴他“恪”應讀“ke”音；他又問“為什麼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有這個必要嗎？”。在書面方面，上面引述的趙元任先生講的那個故事是許多人都知道的。此外，筆者手頭還有大量的文字資料證明，陳先生本人生前凡是需要用外文署名時，一直把“恪”字拼成“ko”、“koh”或“ke”的。為了節省篇幅，我僅舉前不久出版的《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收錄的一封陳先生寫於1940年致牛津大學的親筆英文信為例，以作參正：

Dear Sir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intend to sail for England from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hope that I may reach Oxford in September. Please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my lodging in the college.

with kind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Tschen Yin koh

如果上述種種分析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認為應該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1、 作為現代人，在口頭上或日常生活中，你盡可以用方音或習慣音讀字。但在正式場合，在要求用規範語言進行交際、交流時，就應該按規范漢語（普通話）行事。特別不應該用自己的習慣以至錯誤去“糾正”他人。事實上，我接觸過許多青年人曾告訴我，他（她）們原本是根據辭書讀陳先生的名字的。但受到了老師或長輩的“糾正”而改變了讀法。

2、 學校的啟蒙老師，特別是新聞媒體的解說員、廣播員，應是正確使用普通話的模範，萬不可根據別人的偏頗之見對自己的聽眾作錯誤引導。而事實上，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新聞媒體，以及我上面提到的電視片的講解員，都有意無意地誤導了自己的觀眾或聽眾。我相信，他們也是受了某些“名人指點”才這樣做的，但是他們應該根據規范漢語辦事，而不應盲目聽信他人，因為這是對讀者不負責任的做法。

3、 據說我國傳統上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名（字的讀音）從主人”。意思是說，如果在一個人的名字上出現了多音字，應該隨著主人讀法讀音。“恪”字既非多音字，陳先生本人的讀法又同規范漢語一致，自然就應該尊重陳先生本人的讀法。至於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也應該尊重其多年的習慣。但他們萬不可去干涉或“糾正”別人，以免有意無意的製造混亂。……

附記：前二年我見到一本書，書名叫《仰望陳寅恪》，其中有一小節是專談“'寅恪'音義及其他”的，裡面用顯然是在教訓那些忝為“後世相知”但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的口吻說：

名滿天下的陳寅恪先生，謝世還不足四十年，其名字的讀音，已出現某些爭議，可見後世相知並不是那麼多的。有人甚至揚言，寅恪之“恪”，“讀成què是誤讀”，這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其實，寅恪先生的夫人、女兒、助手和學生，無一不是念“恪”為“卻”的。既然所謂誤讀出自陳家和陳門，則其所以然之故，外人似乎不妨一問。但卻不宜自下斷語。

《辭海》早有解釋：“恪（kè課，舊讀què）……

如前所述，這“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外人”，首當其衝者應是趙元任先生，因為他是“誤讀”說的“始作俑”者。我似乎也算其中一個，但又不完全像，因為我雖然也一直認為把“恪”讀為què是一種南方方音北移後的變異，但我卻不是憑空瞎說，而是頗問了一些人，其中也包括“陳家和陳門”的人和寅恪先生的及門弟子。例子之一是：1、我手頭還保存一封寅恪先生的族侄陳封雄先生於20年前寫給我的親筆信，全文如下：

……大札由《人物》雜誌轉來。關於先叔父寅恪之恪字讀音，一向有兩種讀法，即kè與què，前者較正確。吾家為贛籍，然先輩曾久居湘省，南音皆讀恪為kè，谷縣屬署名為YK,凡南音kè之字，北音往往讀què（如“的確”、“確實”之確） 。有“恪”與“格”在字形上易混淆，昔日清華（也包括其他方面）學生為使“恪”與“格”有別，乃依“確”字之北音讀“恪”字。此為我之臆斷，並無學術依據。如趙元任先生尚無法解釋，則我之解釋請作為道聽途說為宜。專此奉复……。陳封雄（1985年）3月16日。

例子之二是陳先生最親密的學生蔣天樞教授的親筆信：

……來信悉。恪字的本字，原作“愙，從心，客聲。”現在一班人都寫作“恪”。讀音也隨著各地方音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無論如何，“愙”是正體。恪是一般寫法。它的讀音，從古以來就讀軻音……。

最後，我想簡單談談所謂“舊讀què”和“《辭海》早有解釋”問題。我在前面說過，所謂“舊讀”，應該指明是何時何地如此讀過。如果指的就是所謂“《辭海》早就……”，就應該指明這個《辭海》是何時何處出版的。據我的查考，1947年中華書局印行過一種《辭海》，那上面給“恪”字的注音是：“可郝切，藥韻，本作愙……”； 1981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再版的《辭海·詞語分冊》的注音更其簡單：“kè客”。全無半點“què”音的影子；直到1989年，同一個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的《辭海·縮印本》，才有了孤零零的“舊讀què卻”之說，但既無來源，又無出處，顯然這種東西是不能作“法理”上的根據的。我猜想，所謂“舊讀”者，全是我上面提到的20－30年代以來以清華、北大為“根據地”的那部分高層知識界所“派生”出來的名堂。甚至可能是海峽那岸的“舶來品”。

還是那句話，作為現代人，特別是電台的播音員們，應該按照國家的法令倡導說規范漢語——普通話。至於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尊重他們多年的習慣，不苛求他們。但他們萬不可擺出“通家”的姿態去干涉或“糾正”別人，以免有意無意的製造混亂。另外，一個人的名字，在家里或俚間，盡可以作這樣那樣的稱呼，其中包括以方言或俚語呼叫，但在正式或“公交”場合，則就應該按照國家法令或公事程序辦事。在這些“細事”上，老校長梅貽琦先生也給後人作出了榜樣：1946年，他給清華駐港的邵循正教授用英文寫了一封信，請他就地促請在港的陳寅恪先生返校復課，其中有言（請注意“恪”字的拼法）：

Professor Hsuncheng Shao:

……Please transnit invitation for Professor Yinko Chen rejoin Tsinghua faculty next year.……

＝＝＝＝＝＝＝＝＝＝＝＝＝＝＝＝

陳 寅 恪 之 死

羅 思 義

　　旅美學者余英時曾經就中國大陸卓越史學家陳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陳寅恪所寫的詩文去尋找他受苦受難的真相﹐始終沒有一個詳盡的答案。最近﹐中國大陸發表了一篇「冤案實錄」的文章﹐詳述陳寅恪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間所受到的折磨﹐許多事實證明﹐陳寅恪夫婦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陳寅恪是中國現代史學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淵博﹐他的成就說得上是前無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見來者。這樣一個奇才﹐竟在毛澤東所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標準中遭到橫禍﹐夫婦兩人先後在驚嚇﹑惶惑﹑批鬥﹑戰慄中死去。陳寅恪之死﹐證明了共產政權之殘暴﹑和中共紅衛兵與造反派之可怕。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災難。
　　其實陳寅恪的不幸遭遇﹐從中共君臨中國大地之初就開始了。在中共所訂的標準下﹐陳寅恪是「舊社會的反動文人」﹐再加上他曾經到國外深造﹐更是被誣為裡通外國的買辦﹑特務﹐這許多標籤貼在陳寅恪的身上﹐說明了他在「解放後」的中國大陸不會有好日子過。
　　這裡先說說陳寅恪的背景：陳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萬寧人(今江西修水)﹐遊學歐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國﹐先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嶺南大學教授。大陸政權易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對中國古代史﹑古文學和佛學經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歷經文革浩劫﹑政治打擊﹑人格羞辱﹑身體摧殘後去世﹐比他小十一歲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後四五天自我了斷去世﹐追隨陳寅恪於地下。
　　陳寅恪的災難雖始於文革﹐但導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則應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澤東聽完鄧小平﹑陸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對教育工作情況介紹後﹐大罵當前教育政策與教育方式﹐他罵：「現在課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要不得」。又說：「歷來狀元都是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祇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翰林。」「現在這個辦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讀那麼多書﹐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終止」。
　　兩個多月後(七月五日)﹐毛澤東又與他的侄子毛遠新談「教育改革與教育革命」﹐內容涉及階級鬥爭﹐毛說：「教改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麼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麼也不行。」
　　在毛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中共便在四個月後(十一月九日)向大陸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這就種下了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中國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殺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開始不久﹐廣州中山大學開始張貼各種各樣批鬥陳寅恪的大字報﹐他們不從學術角度批陳寅恪﹐而是罵「貫徹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陳寅恪﹐指他「大肆揮霍國家財富和人民的血汗錢﹐每月吃進口藥物﹐每天要享受三個半護士的護理」﹐甚至誣指他「污辱護士」。
　　早已目盲腿斷的陳寅恪﹐被罵「這瞎老頭什麼也不用幹﹐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資﹐還不是勞動人民養著他﹗」
　　心高氣傲的陳寅恪受不了舖天蓋地的大字報醜化攻擊﹐乃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學保健室主任梁綺誠醫生寫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時不能痊癒﹐而一時又不能就死﹐積年累月政府負擔太多﹐心中極為不安﹐所以我現在請求您批准下列各點：(一)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經常所需用的藥品皆由我全部自費﹐一部分藥丸可在市內自己購買﹐另一部分如水劑藥——『稀釋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藥』等(如急需藥品一時買不到者)均請仍由保健室供給﹐但全部自費。(二)消毒物件指紗布﹑棉簽等物仍由保健室代為消毒﹐請酌量收費。此致敬禮﹗陳寅恪敬啟(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於中共的造反派指陳寅恪「污辱女護士」﹐他的妻子唐篔寫了一個書面聲明給廣東省委駐中山大學文革工作隊﹐說明陳寅恪「雙目失明﹐腿骨折斷﹐又患腸胃心臟等病」﹐因此醫囑要護士為陳寅恪「沖洗陰囊﹑上藥﹑照光」﹐並非污辱護士﹐而沖洗陰囊時她從旁助理。
　　工作隊與造反派豈會接受陳寅恪夫婦的解釋﹖他們繼續以大字報醜化攻擊﹐尤其是一向主張保護陳寅恪的中共高幹陶鑄被打倒後﹐陳寅恪的遭遇更壞﹐大字報覆蓋了他所住的東南區一號大樓﹐甚至貼到他住房的床頭前面﹐處境十分恐怖。接著﹐紅衛兵衝入屋內﹐見陳寅恪目盲腿斷﹐沒有打他﹐拳腳全部落在他妻子唐篔的身上﹐把陳寅恪嚇得屁滾尿流﹐場面十分悲慘﹐這種死亡威脅的責罵﹑批鬥﹐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接著就是抄家﹐以搶劫的方式掠奪了他家中的財富﹐撕毀或焚燒他的書籍與手稿。
　　幸虧第一批到陳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眾」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他們知道若干手稿﹑文件﹑書報是學術瑰寶﹐因此抄出來之後貼上封條查封﹐沒有遭「灰飛煙滅」的厄運。
　　陳寅恪損失最大的是破四舊的「革命群眾」上門抄家批鬥﹐他們不但搶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飾﹐還把他先祖遺留下來的文物字畫沒收﹐從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黨和人民」佔為己有。
　　當時年近八十的陳寅恪與他六十八歲的妻子唐篔均成為待罪羔羊﹑驚弓之鳥﹐但「革命群眾」對他們的醜化仍不停止﹐甚至陳的學生兼學術研究助理黃萱也被學校歷史系召去參加運動﹐逼迫她批鬥陳寅恪﹐又指她與陳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關係。這是中共上下對待敵人的手法﹐但對陳寅恪與黃萱來說﹐則是最嚴重的中傷與侮辱。
　　從一九六六年的冬天開始﹐陳寅恪被迫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兇狠的無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饒﹑自摑自辱﹐並說他從不反對共產黨﹐也不反對馬列毛﹐但革命群眾仍不滿意﹐迫他一寫再寫﹐現在把他一篇檢討公開如下：(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祇是專心教書和著作。(二)陳序經和我的關係祇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來往。我雙目失明二十餘年﹐腿骨折斷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待。
　　等待死亡降臨的陳寅恪﹐面對漫漫無盡的批鬥﹑抄家﹑羞辱﹐內心痛苦可以想見。在他生命最後一年﹐中山大學的「革命群眾」這樣批判陳寅恪：「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給共產黨是不甘心的﹐他聲稱不吃中國麵粉﹑不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麼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大海裡﹐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石腦袋見上帝吧……」。
　　在整肅陳寅恪的種種手段中﹐最慘的是有線廣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兩年的時間內﹐陳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裏﹐陳尚且要安眠藥幫助才能睡眠﹐何況二十四小時不斷向他播放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革命群眾知道他眼盲﹐但聽覺靈敏﹐故意以噪音來干擾他的聽覺﹐他們甚至把喇叭懸在他的床頭﹐說是「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二十年後﹐梁宗岱夫人含淚寫下當時的情景：「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他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他就是這樣被活活嚇死的﹗」
　　陳寅恪既成為革命的對象﹐他的妻子﹑女兒﹑親屬當然受到株連。他的親屬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與批鬥毆打﹐祇能「坦白招供」承認自己是「特務」﹐而陳寅恪是「大特務」﹐他的兩個女兒也是「特務」。因此「清白」的家屬均主動站出來與陳寅恪劃清界限﹐他的兩個女兒當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難的父母﹐深恐牽連到自己。這種家破人亡的悲劇﹐在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中﹐屢見不鮮﹐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沒有人會同情陳寅恪﹐因為比他們更悲慘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陳寅恪最後的兩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樣子﹐有人偷偷上門去看他﹐他一語不發﹐祇是眼角不斷流淚﹐但外面對他的批鬥詛咒仍然十分凌厲﹐他們罵他「比狗屎還要臭」﹐罵他「死不改悔的反動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結束﹐中山大學熱愛毛的革委會則說﹐陳寅恪到死仍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時許﹐瘦弱不堪的陳寅恪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逝世﹐經診斷死因是：心力衰竭﹑腸梗阻﹑腸痲痺﹐享年七十九歲。而為他吃盡苦頭的妻子唐篔則在陳寅恪死後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時死去。雖然中山大學方面說她是死於心臟病﹑腦出血﹐實際則是唐篔在從容安排好一切後方隨陳寅恪而去﹐也就是為殉夫而自行了斷﹐祇是不願讓革命群眾為她帶上「自絕於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學革委會政工組才下結論說：「陳寅恪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按國務院規定一次補發其遺屬撫恤金伍佰二十元」﹐體現了毛與黨對他的「恩情」﹗
　　陳寅恪死後，消息一直被掩蓋﹐也許中共當局認為「微不足道」﹐也許有些共幹把它訂為「國家機密」﹐因此外界無從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雜誌」才發表了一篇「史學權威陳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陳寅恪死訊。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臺灣中央日報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長文﹐歷述中共把陳寅恪迫害致死的經過。兩個月後﹐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臺灣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在中央日報寫了一篇「紀念陳寅恪先生」的文章﹐內有「緬懷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並無責怪中共政權之句。接著海外傳媒在一年中發表了許多名人追悼陳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趙元任﹑楊步偉﹑毛子水﹑羅香林﹑勞幹﹑方豪﹑牟潤蓀等。
　　俞大維與陳寅恪有姻親關係﹐陳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的胞妹是俞大維夫人﹐而俞﹑陳兩人均先後赴美國﹑德國同窗留學。
　　也許海外紀念陳的文章有批評中共政權之處﹐因此中共方面對此有所反應﹐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廣東出版的「學術研究」刊出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在前言中這樣寫：「解放後黨和人民對陳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給予妥善照顧﹐使這位早年雙目失明的學者的著述工作從未中斷﹐對此他曾多次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陳寅恪先生於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幾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學﹑文學材料﹐終於完成了『柳如是別傳』﹐這種學術鑽研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蔣幫的一些無恥文人﹑政客﹐因為陳寅恪先生十多年沒有發表文章﹐便大談他晚年遭遇﹐並借此進行反共宣傳﹐這部洋洋數十萬字的著作﹐就是給這些反華﹑反人民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此文發表在中共「一舉粉碎四人幫」並宣佈文革浩劫結束的年代﹐但從此文用句來看﹐四人幫餘孽仍在﹐而文革浩劫還沒有結束﹗看來﹐中國大地的文人﹐仍有人要步陳寅恪的後塵﹐命喪祖國﹗

＝＝＝＝＝＝＝＝＝＝＝＝＝＝＝＝＝

陳寅恪_互動百科 - https://goo.gl/fiY9GP

作者：徐博聞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723164/answer/19138731
来源：知乎

陳寅恪先生為何沒去台灣

在解答問題之前，我想說，此類與歷史相關的問題，忽略基本史實，直接給政治結論的回答是極不負責任的。更何況，是這樣一段很值的表述的歷史。

1948年12月13日，清華大學正式停課，彼時北平已是共產黨的天下。其實那段時間如諸位所知，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卻很明智地將大量黃金白銀及重要文物遷至台灣，更將一批知識分子轉運海外，這正是所謂的“搶運學人”計劃。

其時，近代中國學術大師燦若星斗，國內一流大學尚能堅持“教授治校”之原則，除了少數投身政治的教授之外，學術界與政治圈瓜葛不大，不可不謂是我國學術發展之黃金時期，尤其是著重文史研究的人文學科部分，陳寅恪正是此間首屈一指的人物。以當時學術圈之氛圍，教授與政客搭上關係，多是不光彩的行為，所謂“只問學術，不問政治”正是此意。為什麼，一個學人，要具備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遠見呢？

要想探討陳寅恪為何沒去台灣，不如引入一位對比人物——胡適。1948年12月15日，“搶運學人”計劃第一批飛離北京的飛機上，坐著年近花甲的胡適與陳寅恪兩家人，在國民黨的計劃中，也只有這二人有資格第一批離開北京，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都得等第二批再說。

1948年的陳寅恪已經是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還攜帶著身體不佳的妻女，一生除去大學教授之外，再無別的職業，更無從談起過問政治。反觀胡適，在飛離北京僅29天之後，便慷慨出任“總統資政”，胡適在北大校長的學者身份之外，一直勤於政事，只是無力回天，後遁跡美國，終歸台灣。

胡適在國民黨系統中積累著深厚的政治資本，更是一個堅決的反共者，在其著作《自由中國的宗旨》中有明確表態，胡適是絕不可能留在大陸，生活在紅色政權之下的。陳寅恪一生與國共兩黨都無甚瓜葛，無需考慮政治立場上站隊的問題，甚至我個人猜測他自己都沒有把國、共之分看得有多嚴重，談不上在兩黨之中選擇哪個，終究無論何人執政，大學都是大學，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事情也的確是如此發展的。

換位思考，一個生於亂世，終生流離失所，輾轉於武漢、長沙、南昌、日本、美國、德國、香港、昆明、桂林、英國等地的雙目失明的老人，拖家帶口，淒涼之際，無非是選擇一個“安定”的養老之所。而遠赴台灣，開闢新土，必不適合這樣一位兼具各宗災禍於一身的家庭。安定之重，重於千金，此時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博士在陳寅恪的生活中再次出現了。

嶺南大學創辦早於清華大學，學術氛圍自由，更獲得多方的投資贊助，是戰亂之中難得的庇護所。1948年，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大批專家教授南下抵達嶺南大學，不乏謝志光（中國臨床放射學的創始人）級別的教授，這一批學者是未來中山醫學院的基石。除此之外，語言學家王力、數學家姜立夫等名教授，也都齊聚嶺南大學，可謂是眾星雲集，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烏托邦似的所在，學術者的天堂。為什麼這些教授，一樣沒有去台灣？我想不單單是對政權變革的站隊問題可以解釋的。

陳序經是陳寅恪老友，曾多次邀起前往嶺南大學任教，此次更值陳寅恪落難之際，再次開出了極為優厚的條件（嶺南大學第一高薪，也可以說是中國學界第一高薪） ，加之嶺南大學的學術氛圍。士為知己者死，遇到一位知己般的校長，和一片可得安生的“世外桃源”，我想，這是遠比政治立場更能左右陳寅恪這一位純粹的學人是否赴台選擇的關鍵因素。

當然，說先生有多“愛國”或是“眷戀故土”我看也未必，陳寅恪曾評論自己是“全盤西化”，連早餐也只吃得慣西式冷餐，更曾試圖居家移民英倫，只是最終迫於局勢未能成行，才回到昆明。這也更側證了意識形態、黨國觀念不是左右陳寅恪抉擇的最重要因素，他一輩子也沒考慮過“學而優則仕”，只想踏實做學問，在哪都一樣。按余英時先生話說，就是“我在哪，哪裡就是中國”。所以，他選擇的是家，而不是黨。

參考：《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二、為何智者往往不智

陳寅恪是一位智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在1948年的選擇及其之後的各種抉擇是智還是愚，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其實這種關於個人選擇的評論，主觀色彩太重，我在這裡舉幾個例子，再稍加自己的看法。

嚴耕望先生說中國近代史學四大家乃是陳寅恪、錢穆、呂思勉、陳垣，又尊陳寅恪為首。呂思勉先生1957年去世，一生並未受到嚴重的衝擊。錢穆老師最為年輕，自學成才，1949年後遷居香港，後移居並逝於台灣，並於92年歸葬江蘇，晚年算得善終，是最幸運的一位。陳垣先生最為年長，與陳寅恪並稱為南北二陳，極喑時務，79歲時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有子女十一人，北京師範大學的老校長，雖然後期因為政治風波不再有什麼學術成就，也算善始善終。

以題主與諸位答主之見，此處最明智之人首推陳垣，其次為錢穆，呂思勉暫且不論，這位慘死於文革，骨灰三十年未曾入土為安的陳寅恪必是最不明智之人，對否？

再說胡適，胡適的著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確是繼往開來的大作。但1949年之後，又有什麼拿得出手的學術成就呢？大陸學界往往評判胡適為“政治錯誤，學術正確”，而海外學界則恰恰相反，認為胡適“政治正確，學術欠佳”。這位離開北京後痛斥自己為“乃一不名譽之逃兵”的校長，想必是明智的了？

至於郭沫若之吮癰舐痔之類，更是不勝枚舉。

為什麼中國近代學者之中，被譽為“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只陳寅恪一人，此前諸位都未被曾提及呢？

對於一個學人，無非是人格秉性與學術水平兩方面看待。我不再贅述陳寅恪的學術水平，想單獨說說人格秉性的事情。

中國社會向來尊崇“會來事”、“會講話”的品格，識時務者為俊傑，在大是大非面前，似乎正義與否也沒那麼重要了。但學術活動終究與生活中普遍的一些事情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史學，史學中一定要有一些正面承擔苦難的東西，不可能都是五彩斑斕的美景，這些苦難，終究需要有人來承擔。這種對苦難的承載力，又不是一般的史學家可以承受的。也正是如此，史學家如果要在學術上站的住腳，著書論說在百年之後依舊穩固，是極需要秉性的。

個性決定命運，陳寅恪一生治史極重史料考證，對一切史實都報以一份客觀的態度。陳寅恪所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是學術通法，更是史學精要。他在《贈蔣秉南序》中說自己是“ 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可見他自己對文人學者應有之境界的界定。可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秉性，讓自己戴上了所謂“唯心主義歷史觀”、“資產階級權威學者”、“對舊社會王妃妓女特別感興趣”等等可笑的帽子。其實“唯心主義歷史觀”又怎樣呢？“唯物主義歷史觀”強迫所有人承認自己是唯一的正確史觀，才是最可笑的、自相矛盾的悖論。

一位純粹的學人，與人格秉性與學術水平，兼執時代之牛耳，即便有千百次妥協的機會，仍未留下任何之污點，簡直是一位完人，流芳百世。而其他的學者，終究有各種各樣的缺憾。

蘇格拉底是否不智？文天祥是否不智？雨果是否不智？哥白尼是否不智？他們真的是，讀書讀傻了嗎？他們不是沒有遇見到自己未來的悲劇，只是選擇直面悲劇而已。陳寅恪完全可以效仿陳垣，保全性命，做一條哈巴狗，只是他沒有這麼做。君且看百年之後人們口中之陳垣如何？郭沫若如何？陳寅恪又如何？

儘管主觀色彩濃重，但我還是想說。真正具備文化承載力的學者，或是推動了社會進步的學問家，鮮有誰可以稱得上是普世意義的“明智”。在當時的時代，他們的所作所為大多像一個傻子，都缺乏政治遠見，但這個“政治遠見”卻經常與“學術活動”相悖，說來容易做來難。況且，沒有哪個社會、哪個文明，是可以依靠一群“聰明人”進步的，正是這些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傻子，給了我們今天的世界。

這種愚人，也愚的值得，愚的令人敬佩。

不智，便不智吧！

其實，現在來評論陳寅恪的智與愚，還是太早了些，再過一百年，歷史會有一個更公道的評價。

三、小總結

今年恰逢報告文學《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再版，在十七年前本書初印的時候，“陳寅恪熱”還被視作洪水猛獸，抱持壓制之態，以至於一冊難求。那今天本書的出版，究竟是它在政治上終於變得正確了，還是陳寅恪的學術力量終於消耗殆盡，已經不構成政治威脅了呢？我看多半還是後者多了一些。

下面這張照片，是在陳寅恪先生墓前所攝。陳寅恪一生之執念，無外乎“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十個字，以此出發，可見其人。

而當今社會，誰若天天叫嚷著“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恐怕都不會被當成傻子，而會被當成瘋子。連陳寅恪先生，都會被冠以“讀書讀傻了”的評論。晚輩後學，非但沒有絲毫高山仰止之念，竟然盡出口孽，令人嘆息。時代愈發無力，英雄就被加倍緬懷。學術之路走到盡頭，常是一門“癡人之學”，我始終相信，秉此“獨立、自由”之信條者，雖前路漫漫，仍必有所成。

愚乎？智乎？智者常知愚者之愚，愚者難通智者之智。

研究歷史，不會創造任何現實價值，不會給自己和社會帶來哪怕一分錢的財富，在歷史中說真話說實話倒會給自己惹來無數的麻煩。那人們為什麼還要研究歷史？這恐怕是部分人一輩子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

陳寅恪_百度百科 - https://goo.gl/Xmjozo

死亡的氣息終於逼近。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一號二樓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責令陳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種迫害。陳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陳寅恪的死亡。「文革」結束後，陳寅恪獲得「平反」，當年迫令陳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釋為:「因為『工宣隊』看中這座樓房用來作指揮部。」一位對陳寅恪晚年甚為瞭解的友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陌生的環境，已不成樣子的家，並未放鬆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這一年已走到盡頭。在這最後的時刻，甚少有人知道陳寅恪的真實生存狀態。校園大部份人（包括陳寅恪兩個女兒）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會與「工宣隊」 等權力機構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

「 文革」結束後，校方傳出陳寅恪在最後的日子裡還「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這個說法，正是源自這段「革委會」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的時期。真相如何，恐怕永遠都不可探究。因為直到陳寅恪死後，中山大學的有關材料依然用充滿了「階級仇恨」的語調，評價「比狗屎還要臭」的陳寅恪的所謂政治態度。死不悔改的陳寅恪，死後依然遭到詛咒。在這生命最後的二百來天裡，陳寅恪已瘦得不成樣子，少數親朋好友偷偷登門看望，他也一語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 年10月7日晨5時許，陳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歷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痺而含冤去世。陳寅恪死得很平淡。一個卓越的知識份子這樣死去，在那個年代很普通，很常見。經年的苦難一朝得結束，於陳寅恪未嚐不是一種解脫。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壯留給了後人。對自己的結局，有一點是陳寅恪預測落空的，那就是他先愛妻而去。正因為這樣，在他去世後，令人很傷痛的一件事發生了。

四十五天之後，1969年11月21日晚八時許，陳寅恪的賢妻唐篔亦追隨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說法，唐篔死於心臟病、腦出血。但在這四十五天中，唐篔從容為自己安排後事唐篔連一些細微的事情也安排考慮到了，她曾對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唐篔去世後，她這種異乎尋常的安排便解開了生與死的謎底。

死，是輕而易舉的。唐篔大半生靠藥物維繫著生命，只需停藥數天，生命的苦痛與哀傷便永遠結束。十八年前，「我敬姐志節」的唐篔曾滿懷感傷之情寫下《哭從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詩，詩中兩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並以敬懷的筆觸寫下這樣兩句:「姐母殉夫死，姐亦傳其烈」。十八年後，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顯現。七十一歲的唐篔，平靜地了斷了纏繞七十一年的人生之淒苦。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篔，亦為陳寅恪而死。陳寅恪的人生，應該延續到1969年11月21 日這一天。

四

命運各異，但悲劇卻相似。讓我們看看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來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終歸宿吧！

陳序經，在1963年兼任廣東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文革」期間，陳序經因嶺南大學那段經歷被懷疑是「美國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受到專案審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體很好的陳序經，在南開大學面積僅6平方米的臨時居所裡突然去世。「造反派」堅持說陳序經是畏罪自殺，結果解剖屍體表明，陳序經死於心臟病突發，時年六十四歲。陳序經身後遺下四、五百萬字的著述。陳序經死後，他暫存在中山大學的三千多冊珍貴書籍被學校後勤部門當廢紙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共得款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周壽愷，五十年代後期任中山醫學院副院長，並兼任第二附屬醫院院長、教授。「文革」期間因在四十年代曾為湯恩伯、俞大維、陳誠等人看過病而受到一連串的迫害與凌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周壽愷被秘密地關押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裡，飽受摧殘折磨。1970年6月15日，對內分泌學素有研究與建樹的周壽凱，因 「造反派」拖延時日不給醫治而死於胃出血，年僅六十四歲。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因精神苦悶憂鬱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僅六十二歲。

劉節，是運動初期在康樂園第一個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間，劉節共遭受六十多場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鬥爭完畢，紅衛兵們仍意猶未盡，當場喝令劉節 「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結果，在拳打腳踢與怒罵聲的夾擊下，年已花甲的劉節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學的大禮堂。當社會傳出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讚不堪受辱自殺身亡的消息後，劉節卻這樣對人說，「翦伯讚死得不值，每回開會批判我，我就在心裏背誦詩詞，會開完了，詩詞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學一份《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對劉節有這樣的記述，「劉節舊思想仍頑固，在學習班上還說儒家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共產主義精神，還大談他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義。」1971年「林彪事件」後，「評法批儒」的風雲人物楊榮國走紅，與「尊孔」的劉節形成尖銳的對立。楊、劉兩人十餘年間的恩恩怨怨糾纏已變成一個不可化解的死結。劉節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劉節死於喉癌，終年七十六歲。劉節身後遺下十二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濕，絕大部份讓蟲蟻蛀蝕掉，剩下的殘卷不足兩箱。

吳宓，「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七十年代初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場批鬥中吳宓左腿被「扭折」，從此只能倚杖艱難地行立；雙目又因白內障一度「全盲」。陳寅恪晚年遭受「臏足盲目」的痛苦，吳宓都經歷到了。這位畢生都具有書生氣的學人，在「文革」期間有這樣一個「笑話」:吳宓知道「造反派」即將來抄家，他想到了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便急忙請求一個親友將日記運走。待這件事安排妥當，吳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將此事詳盡記錄下來。後來吳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吳宓的日記。但抄家者卻發現了吳宓述「日記運走事」的那個簿子，遂按圖索驥最終還是將吳宓視作畢生心血的日記悉數抄走。「迂」得可愛的吳宓，在 1971年9月8日給中山大學寄去一信，探詢陳寅恪夫婦的「生死情況。」歷二十餘年「新風尚」的洗禮，改變不了的還是人生。1978年1月17日，時年八十四歲的吳宓去世。可算高壽的吳宓，如何度過最後屈辱的十年，歷史當還有許多「待發之覆」。

黃萱，1966年7月離開陳寅恪回到歷史系參加運動。儘管這位善良的女性與人無爭、與世無爭，但陳寅恪的命運也就是她的命運。在「揭發批判」最緊張的日子裡，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大樓，曾掛出一條從樓頂拖到樓底的巨幅標語，上書「黃萱與陳寅恪同穿一條褲子」。陳寅恪死後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黃萱交待所謂「與陳寅恪的關係」、「為陳寅恪幹了些什麼壞事」等材料。1969年，中山大學歷史系清查小組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捕捉到一個「新動向」:逼令黃萱交出「從剝削階級家庭得來的不義之財」。該年曆史系一份總結報告逼真地描述了這一「革命行動」的全過程:清查小組第一次找黃萱談話，「第一次面對面交鋒，黃萱就交出二萬元存款」。事後清查小組成員分析，第一次交鋒遠未觸及核心。第二次談話，清查小組規定黃萱反覆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兩篇光輝著作」，「黃萱流下了眼淚 」。結果，「第二次交鋒黃宣交出九萬元」，「第三次交鋒黃萱交出二十萬元」，「第四次交鋒黃萱再交出公債八百元」。在數天之間，「毛澤東思想顯示了巨大的威力」，「黃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萬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但命運並沒有放過一生淡薄名利與金錢的黃萱。1970年，她摯愛的丈夫周壽愷怪遭折磨而死。其時她正在「五．七干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後一眼，留下了終生的痛恨。六年後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奪走了她心愛的兩個小外孫。至此，這位目睹了與經歷了太多苦難的女性，已把「這個世界看透了」。當年，陳寅恪對自己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這樣的評價:「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歲的黃萱悄然退休，開始住在廣州，後移居故土廈門。在鼓浪嶼那座寬闊的別墅裡，這位陳寅恪晚年重要的歷史見證人，超然世外，日觀雲海，夜聽濤聲，依然勤奮地讀書，靜靜地感覺日子的流逝。拿得起，放得下。陳氏知黃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份子，此事曾引起陳寅恪的不滿。這是迄今僅見的陳寅恪同情右派份子的一次檔案記錄。「文革」期間端木正再受衝擊。1979 年中山大學恢復成立法律學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後兼任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最年長的法官。在陳寅恪晚年信賴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目睹了歷史的滄桑變化，他有幸在晚年能為祖國貢獻自己的熱和光。歷史畢竟在前進！

------------------------------------

陳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義寧（今修水縣）人。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夫人唐筲，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誌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１９１４年回國。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准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誌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１９５７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１９６２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動。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先集》已於１９７９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林輝：民國三位大師眼中的共產主義很可怕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五月 10日, 2018
被稱為三百年一見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公有領域）
【大紀元2018年05月10日訊】民國時期，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傳播和共產黨發展之際，一些頗有洞察力的大師們早已洞悉了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危害，比如陳寅恪、傅斯年、錢穆，而他們的預言也在中共建政後得到驗證。今日重溫他們所言，或許有助於那些迄今仍主動或被動被馬列主義和共產黨裹挾的知識分子，早日從泥沼中脫身。
陳寅恪洞悉馬列危害
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 且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的民國大師陳寅恪，據考證，可能是最早讀過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曾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然而，陳寅恪沒有料到的是，幾年後，以俄國人為師的中國共產黨的可怕已然觸手可及。憤懣之餘，因種種原因滯留大陸的陳寅恪於1950年前後曲筆寫了一首《經史》的詩來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危害的認識。詩中寫道：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這首詩陳寅恪引經據典，還著實讓人費解。後經幾位學者多番揣摩考證，終於了解了詩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虛經」，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蘇聯重印三百次、發行四千二百萬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腐史」通常指西漢史家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史記》，詩中暗示蘇聯學者是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也正因為此，書中顛倒黑白，美化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為斯大林鎮壓、流放上千萬老黨員、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
「溪刻」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指陳仲子行為「苛刻」，暗諷馬列思想對人殘酷。顯而易見，陳寅恪認為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十分嚴酷可怕。
第二句「『魯論開卷語』指《論語》開卷《學而》篇首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全句是說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人人談學習，個個學馬列。「說瓜千古笑秦儒」是指秦始皇時為坑殺儒生，「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此句即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
全詩大意就是：馬列主義教條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競相學習馬列主義，其實是自投羅網，盡入統治者的彀中。可以說，《經史》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之所以曲筆，自然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衝擊。
而當時的現實正如陳寅恪詩中所描述的那樣，五十年代初，中共統治大局已定後，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從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強迫大中小學教師職員和專科以上的學生交待自己的歷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手段皆來自於延安時期的中共整風運動，比如疲勞戰術，會議儀式和群體壓力等。一些知識分子不堪壓力，或擇了自殺或者逃離大陸，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通過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效忠的對象是中共和毛澤東。從此，人人言必稱馬列，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由於朝鮮戰爭，這一改造運動暫時中止，但幾年後，中共掀起了對知識分子的更大的摧殘運動：反右。
1953年11月，陳寅恪的弟子、業已被中共思想改造過來的汪籛到廣州勸其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他甚是反感，他告訴汪籛：「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中共「大人物」的邀請書信，陳寅恪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陳寅恪對馬列主義的這些言論和態度，正可與他的《經史》相互印證。
1957年陳寅恪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中有云：「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干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
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看出了此中真義：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陳寅恪其實是說，他研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陳先生曲筆所寫的《經史》一詩對馬列主義危害的深刻認知。可嘆的是，陳寅恪最終還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傅斯年認為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
民國國學大師傅斯年（網絡圖片）
可以說，傅斯年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陳寅恪相提並論，而他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分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
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1932年他在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 「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其眼中，中共與蘇聯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斯大林搞專制，因此一旦共產黨執政，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變成沙漠，等等。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抗戰後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中國民主同盟成員6人乘專機前往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毛除宴請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緣故，還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交談。傅斯年亦有機會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機關，並見到了中共的歷史學家范文瀾。
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則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正是因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有著清醒的認識，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去世。
錢穆稱中共是「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網絡圖片）
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的錢穆，是另一位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民國大師。1949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這又是為什麼呢？
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郁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
對於錢穆這樣的大師，中共自然沒有忘記統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台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六、七十年代，他在給台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結語
三位大師雖然都洞悉了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危害，但不同的選擇讓他們今後也有了不一樣的人生，留在大陸的陳寅恪的命運最為悽慘。而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錢穆是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稱他們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原因大概就在於他們擁有洞穿共產黨的慧眼而讓毛無比憤恨吧。

林輝：開了北大自殺先例的史學教授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八月 19日, 2018
圖左：國學大師陳寅恪。圖右：北大歷史教授汪籛。（網絡圖片）
【大紀元2018年08月20日訊】說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最為知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史學界是無人不知。另一位國學大師傅斯年曾評價道：「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中共建政後，避居嶺南的陳寅恪成為中共當局「招安」的重點人物之一。在毛的提議下，中國科學院決定增設三個研究所，其中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定為陳寅恪。
委任狀下達後，北京多次派人到廣州說服陳寅恪，這其中就包括其最得意的弟子、北大歷史學系教授汪籛，而兩人的再次相遇卻成為汪籛一生備受詬病之點。
才子汪籛遇到陳寅恪
汪籛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後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師從陳寅恪。在1940年陳寅恪赴英國講學後，他受到另一位史學家鄭天挺的指導，後隨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遷到李莊生活了6年。在此期間，他完成了碩士論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
與汪籛一同生活在李莊的同學周法高對其的評價是：「人很聰明，可是讀書沒什麼恆心和耐心，有時好多天不看書，有時好多天挑燈夜讀。這種起居無節、作息不時的習慣，不太適宜做沉重的學術研究……汪籛是屬於智慧型的，而缺少恆心，我在後來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發表。不過由於他的聰明、博學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學裡作教授，也許很叫座。」汪籛的老師鄭天挺對其也持同樣的看法。
抗戰勝利後，汪籛隨史語所回到南京後，並沒有留在所裡工作，而是遠赴吉林長白師範學校教書，不久就因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而自行回到北京。當他聽說陳寅恪已回清華任教時，遂隻身一人來到陳家請求做其助手。出於同情，更是出於惜才愛才，陳寅恪便將其留在家中，讓他與另兩個助手王永興、陳慶華共同幫助雙目失明的自己教學和研究。王永興負責和授課有關的工作，陳慶華負責外語，汪籛則負責研究工作。
半年後，經陳寅恪與傅斯年、胡適等人的溝通，北大為了照顧陳的面子，決定聘用汪籛為副教授，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的助手。在兩年多的歲月裡，汪籛吃住都在陳寅恪家中，與其朝夕相伴。他不僅協助陳著書與修改書稿，而且受益匪淺，得到了陳氏治史方法的真傳，有時他提出的見解，也能為陳寅恪接受和採納。陳寅恪對其十分滿意和喜愛。
也因此，其後，汪籛雖然沒有發表太多的論文，但其在中國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一直受到同行的尊重。
投向中共
1948年底，在中共即將進入北平的前夕，陳寅恪倉促南下，而汪籛則選擇留在北大。中共建政後，汪籛接受了思想改造，積極向其靠攏，並成為中共所信任之人，還於1952年加入了中共。第二年，又被中共送到北京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帶職學習，很快成為馬列思想的追隨者。
當正在馬列學院學習的汪籛聽說中國科學院領導們正在為如何勸說陳寅恪北上而大費腦筋時，一心想向中共表達忠心的他於是主動提出請求，願意南下充當「使者」，這讓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等人大為驚喜，遂批准此行。
1953年11月中旬，汪籛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郭沫若寫的，一封是中科院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踏上了南下的列車。行前他放言：「我這個老學生去請他來，一定請得動。」
師徒兩條道路的碰撞
12月1日，汪籛帶著兩封親筆信來到陳寅恪家中。此時經中共洗腦後的他，與陳寅恪在對政治、社會的看法上都有了截然不同。或許是自恃自己有「尚方寶劍」，汪籛居然以「黨員的口吻」和「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陳寅恪進行嚴肅的談話。這讓陳寅恪勃然大怒，竟指著汪籛，說出了「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之語。汪籛此時才知大事不好，只好灰溜溜地離開了。
此後幾天，汪籛一直試圖亡羊補牢，但陳寅恪並不能釋然。最終，念及當年師生情分，陳寅恪最終答應與汪籛做一次長談，算是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
談話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又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接著，陳寅恪提出自己出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不僅如此，陳寅恪還要求汪籛「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這便是日後學界盛傳的《對科學院的答覆》。
顯而易見，對於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中共自然是不會答應。陳寅恪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而與陳寅恪走上了決然相反道路的汪籛，也明白自己與其的師生緣分已盡。同時，因為南下無功而返，且遭到了陳的呵斥，汪籛不僅失去了科教界郭沫若等人的信任，也受到了學術圈的鄙夷。
「反右」劫難與文革中自殺
沒過幾年，中共發起了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陳寅恪也在1958年被郭沫若點名批評，而作為其曾經弟子的汪籛地位也一落千丈，遭到批判。汪籛的精神因此受到了極大刺激，大病一場，從一百五六十斤的胖子一下減為不足百斤。
1966年文革爆發，作為文革風暴的中心和策源地的北大，氣勢洶洶地拉開了「整人」的序幕，而第一個被揪出來開刀祭旗的便是汪籛。北大歷史系的學生們專門在其家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據《南渡北歸》介紹，第二天，當造反派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籛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
不管是哪個原因，反正憤怒的「小將」見狀，開始指責汪籛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只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
就在當天夜裡，汪籛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籛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悽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籛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
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死時汪籛年僅50歲。或許此時的他才明白，只有以死才能抗爭這個黑暗的思想不自由的社會。
結語
汪籛死後，被官方定性為「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而幾年後，他的恩師陳寅恪也被迫害致死。
汪籛的死，開了文革北大教授（教師）自殺的先例。其後自殺的還有：數學系講師董懷允，英文教授俞大絪，中文系中共總支書記程賢策，哲學繫心理學教授沈乃章，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生物系教授陳同度，北大教務長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饒毓泰，俄語系講師龔維泰，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和教師陳永和，歷史學教授、副校長翦伯贊夫婦……
據旅居海外的王友琴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殺或「不正常死亡」。他們或選擇服毒，或選擇上吊，或選擇在未名湖自溺，或選擇跳樓……他們死得那麼決絕，大概因為人世已不讓他們有任何的留戀。
令人嘆息的是，迄今北大對這段悲慘、羞恥的一頁都不曾進行過反思，而北大的不作為正是中共作為的一個縮影。沒有人否認，當中共徹底解體時，所有被中共殘害的個體的歷史都將被重新掀開──只為歷史不再重演。

【今文觀止】張作錦／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21-08-13 04:26 聯合報 / 張作錦
1939年秋，陳寅恪、唐篔夫婦與三個女兒避難香港。（圖／取自維基）
【今文觀止】張作錦／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聯副創作 | 閱讀 | 聯合新聞網 https://bit.ly/3xMJWFF
——他不歡喜國民黨，拒絕了共產黨，最後死得非常慘烈
大陸陷共初期，「我的朋友」沈君山留在廣州讀「嶺南大學」，後才輾轉來台。我問他，當時陳寅恪正在嶺南任教，認識他嗎？沈說不認識，但是「有人告訴我，那座小樓裡有個老教授，學問很大」。那時沈君山只是青稚期的大一學生，離後來成為「才子」和清華大學校長還有很長一段路，他不認識陳寅恪不足為奇。不過那個「老教授」的確「學問很大」。
陳寅恪家世顯赫，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為詩文名家。因家學淵源，他早年就打下國學基礎，後來留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具備了閱讀英語、法語、德語、日語、蒙古語、藏語、滿語、梵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和希臘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
最使人想不到的是，陳寅恪負笈四海，學貫東西，卻連一張畢業證書都沒有。因為他「貪得無饜」的想多聽名師講課，多讀名著，而不願困守在一篇博士論文中。幸而那個年代重學識勝於重學歷，他1925年回國，吳宓主持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他受聘為「四大導師」之一，另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和趙元任。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他為中文、歷史兩系教授，又在北京大學兼課，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他的學問受到學界普遍的肯定與尊敬。
陳寅恪。（圖／取自維基）
陳寅恪。（圖／取自維基）
他在清華、北大開課，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他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在西南聯大時，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
雖然陳寅恪的學養和著述都令人稱道，但大家最敬仰他、也是最耳熟能詳的，還是他在王國維紀念碑文的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為學和做人的標竿，巍然樹於天地，立懦廉頑，垂為典範。
王國維，字靜安，精通英、德、日文，是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生於1877年，自認「前清遺民」，曾應召任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也就是皇帝的老師。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有遺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有人指其為「殉清」。1929年清華研究院樹碑紀念王國維，陳寅恪撰碑文：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咸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抗日戰爭爆發，其父陳三立憂憤死，陳寅恪悲傷過度，右眼失明。他攜眷流亡，先後在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1945年左眼亦失明。
勝利不久又有內戰，1948年底，共軍進逼北平，蔣介石總統派飛機搶救北平學人，他和胡適同搭最後一班飛機到南京，第二天到上海轉往廣州，任教「嶺南大學」，經中共「院系調整」，併入「中山大學」。他晚年一直都在「中大」，直到逝世。
陳寅恪為什麼不像胡適和傅斯年一樣，隨國民政府到台灣？這是有蛛絲馬跡可循的。
據留在大陸的史學教授鄧廣銘等人的回憶，陳寅恪曾表示：「我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
另據陳寅恪的學生、也是他「清華」的助教浦江清回憶：「那時候左右分明，中間人難於立足。他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他不贊成俄國式共產主義。我告訴他，中國共產黨人未必就是俄國共產黨人。學校是一個整體，假如多數人不離開，可保安全，並且可避免損失和遭受破壞。他認為我的看法是幻想。」
既然陳寅恪對中共懷有戒心，為什麼沒有到台灣呢？有謂，他並不歡喜國民政府，認為「九一八事變」，政府沒有抗日；而對蔣介石行事的專斷，也甚不滿。
1940年陳寅恪到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因蔡元培辭世，選舉新院長，蔣介石設宴款待全體評議員，並講了話。陳寅恪會後賦詩：
〈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
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陳寅恪把詩寄給他的好友吳宓，吳曾有註：
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
尤有甚者，中研院選院長，按規定，由評議員選出三位候選人，報請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圈選一人。正當選舉即將開始，蔣忽然下條子，要大家舉顧孟餘出任。陳寅恪覺得蔣的行為破壞了規則制度，非常不滿，當即表示自己只投胡適的票。
這些都可能是陳寅恪不願隨國民政府赴台的原因。但是，他的選擇卻害苦了自己。
陳寅恪也許覺得他若不過問政治，躲在自己的書房裡，應該還能過著青燈黃卷的歲月。而且，他也真是這樣做了，在嶺南他完成了幾部著作，其中有著名的《柳如是別傳》。一位大學者為一青樓女子寫傳，恐亙古未有。人謂陳寫此書，乃「別有懷抱」。他雖想遠離政治，但政治卻放不過他。北京一直想請他回去，作為新政權對學界的號召。只是他不願被作為工具，先是婉拒，最後生氣了，變成峻拒。
1953年「中國科學院」設歷史研究所，下屬三個所，第一所（上古史）由院長郭沫若自兼所長，第二所（中古史）所長陳寅恪，第三所（近代史）所長范文瀾。當年11月，曾是陳寅恪門生、時任北大歷史系副教授的汪籛，奉命到廣州，促請陳寅恪北返受職。陳晚年的悲劇即由此開始。
11月21日晚，汪籛將郭沫若的信轉交陳寅恪。22日晨，陳寅恪即作答覆，可見早胸有成竹，由陳夫人唐篔執筆書寫，提出了擔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所謂「毛公、劉公」，即指毛澤東與劉少奇。陳寅恪讓唐篔將這兩個條件寫於紙上，讓汪籛帶回北京，以示並非空口無憑。
當時曾任陳寅恪助理的冼玉清與黃萱在場，她們一致勸陳寅恪沒有必要用這樣口氣，陳寅恪倔強地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黃萱問陳寅恪：「如果答應你的條件你又怎麼辦？」陳回答：「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冼玉清再勸陳寅恪不必如此，陳寅恪說：「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汪籛忠實而客觀地記錄下每個人的原話，成就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文化史詩。
汪籛所記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談話內容：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編按：指陳果夫和陳立夫）派去的。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限於「聯副」篇幅，〈對科學院的答覆〉有所刪節）
1962年，陳寅恪在浴室跌跤，右腿折斷，身體江河日下。文化大革命發生，紅衛兵凍結陳寅恪夫婦工資，陳被多次要求寫書面檢查交代，他聲明說：「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紅衛兵洗劫，他有詩自哀：「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造反派將大字報貼滿了他家牆壁，甚至貼到臥室，貼到枕頭邊。還把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在那個舉目所見盡是人性殘酷面的歲月裡，陳寅恪還是得到一些尊敬與溫情。在清華國學院師從陳寅恪的第二屆畢業生劉節，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因為成分問題，政治上過不了關，有人暗示他批判其師陳寅恪以自保，他拒絕。後紅衛兵鬥爭陳寅恪，他挺身而出，代陳接受批鬥。他說，「我的學問遠不及我的老師，今天我能替代他是我的光榮。」在政治混局裡，劉節逢年過節仍去拜候老師，甚至行跪拜禮。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11月21日，唐篔亦逝。
陳寅恪雖然對國民黨有所不滿，但對共產黨戒懼也深，他究竟有沒有想離開大陸到台灣的念頭？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曾經根據陳寅恪晚年所寫《論再生緣》，認定他是未能逃離中國大陸，以至受困嶺南。他說：「陳先生決定留在廣州不走，是因為他覺得已無地可逃……但是避地海外的念頭有時也會在他的腦海中一閃而過……1949年1月在從上海到廣州的船上，他有詩句說『避地難希五月花』……這至少表示在他的觀念中，到海外避難也不是完全不能考慮的。」
最後，直接的證據找到了，一份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名義發給「台灣警務處」的電報底稿，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以毛筆書寫：「查本所專任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自廣州攜眷來台工作，茲附上申請書四紙，敬請惠發入境證是荷。」時間是民國38年5月31日。
陰差陽錯，豈僅是陳寅恪個人的不幸，也是中國學術界和整個國家的不幸。
自冰心和巴金於1990、2005年先後謝世，因政權更替而留在大陸的頂尖學者，已凋零殆盡。如今數風流人物，能看今朝？
【今文觀止】張作錦／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聯副創作 | 閱讀 | 聯合新聞網 https://bit.ly/3xMJW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