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裡收復台灣，維護了國家的領土的統一。此時，他聽聞呂宋（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屢次屠殺華人，部將認為必須武力占領呂宋，此一來可解救當地華人，二來可擴大生存空間。於是他就派李科羅作為使節，前往馬尼拉向西班牙總督遞交國書，譴責其殺戮掠奪華僑的罪行，嚴令其改邪歸正，俯首納貢。

李科羅（Victorio Ricci，1621年8月27日－1685年2月17日），義大利籍天主教神父。

生平
李科羅據說是利瑪竇同一家族之晚生後輩，李生於義大利弗羅倫斯Florence的S. Maria a Cintoia，並在Fiesole求學，後到羅馬學習。1654年自菲律賓馬尼拉至福建廈門設置道明會教堂、宣道所向鄭成功部隊傳教，因此被鄭成功延攬為幕僚職司與菲律賓交涉事宜，最後在馬尼拉華人區澗內安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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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滅」或「空穴來風」的艦隊？──1662年鄭成功征菲律賓考（一）
李毓中
1661年鄭成功攻打為荷蘭人占據的臺灣，圍城數月之後，揆一開熱蘭遮城向明鄭投降，但攻下臺灣不久後，鄭成功似乎亦對另一個老字號的西方大國西班牙的東亞據點──馬尼拉別有所圖。他以天主教傳教士為使節，攜帶一份言詞頗帶恐嚇之意的招諭西班牙人信件，明鄭與西班牙方面進而展開了一系列的外交談判與交涉；甚至在荷蘭人的文件中傳出鄭成功曾派出艦隊，遭馬尼拉方面視破而慘遭殲滅的傳聞。
可惜的是，不久後國姓爺因病驟逝，他對馬尼拉的真正意圖究竟僅止於威嚇西班牙人，還是另有打算，後人再也無從得知。假若不是他如此早逝，今日亞洲大陸外圍的臺灣與菲律賓群島島嶼群，或許會另有一個新的統稱也說不定，而華人在海域上的拓展，也應該會有更大的作為。現在就讓我們從歷史的餘燼中，來試圖解答這一段令人扼腕的歷史謎團。[1]
李科羅奉旨出使馬尼拉
　　早在國姓爺攻打臺灣之前，當時東亞海域的人們就開始流傳鄭成功意圖征討馬尼拉，以及明鄭將出兵荷蘭人大員的消息。只是這些傳聞一直不確定鄭成功的目標，究竟是臺灣，還是菲律賓。[2]
　　1661年鄭成功終於親自督軍，率領其艦隊東渡攻打臺灣，登陸後的明鄭大軍將荷軍圍困於熱蘭遮城內，經數月後荷軍方於次年的2月1日開城投降。其後不久，鄭成功隨即將獲准在廈門傳教的天主教道明會神父李科羅（Victorio Ricci）[3]召至大員，該神父於4月初左右抵達大員，而後在大員經過膽戰心驚的八天停留後，他被國姓爺任命為明鄭的使節出使菲律賓。
　　據李科羅的手稿所指出，國姓爺是想挾著打敗荷蘭人的勝利餘威，迫使西班人像他屈服、稱臣：「［鄭成功］並不想派出艦隊或士兵，只是希望以使節而讓［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屈服，向他稱臣納貢」。[4]這一點歷史陳述相當重要，因為這對於本文後面所要解開的「鄭成功是否真的曾派兵攻打呂宋」此一謎團，有關鍵的說明作用。
鄭成功諭菲律賓總督函
於是李科羅神父穿著明朝官服出發，在經過十七天的航行後，於1662年5月10日抵達馬尼拉。上岸後，李科羅先回到臨近巴石河的道明會修道院，或許在這裡他曾與道明會的修士以及馬尼拉的政府官員們進行過秘密的商議，來決定如何處理此一棘手的外交事務。之後他們決定依照接待外國使節的慣例，對代表明鄭政府出使馬尼拉的李科羅，舉行一個公開且正式的接待儀式，其中可能還包括了一場陸上及水上的閱兵儀式，來向明鄭的使節致意，李科羅也應該是在此外交儀式中向菲律賓總督薩比尼安諾．曼里圭．德．拉拉（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遞交了「鄭成功諭菲律賓總督函」。其內容如下：
　中國總督國姓爺友好告誡馬尼拉長官Sabiniano Manríquez de Lara
　諭令
　從古至今，尊貴的天子都接受外邦的朝貢藉以表彰其正統性。魯莽　　
　的荷蘭番不知天高地厚，無視天諭，在我國恣意欺壓無辜百姓，劫　　
　奪我［舢舨］商船。本應組軍攻討，以對他們的過失給予處罰。然
　而天地間的凜然正氣使我幾經掙扎，苦心思慮後，仍決定以寬厚的
　胸襟來面對他們粗暴的行為。於是我以友善的口吻下了封諭示，期
　盼這些荷蘭番能夠悔過遷善。誰知這些紅毛番還是如頑石［不肯悔
　改］，照樣放蕩墮落，燒殺擄掠，我等大為震怒。辛丑年四月，我親　　
　自舉兵討伐，以對他們進行懲罰。抵達［臺灣］後大肆予以捕殺，
　荷蘭番死傷不計其數，活口也無路可逃。最後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放棄武器、城池、堡壘、貨倉向我們乞降。積欠多年的貢賦庫藏也
　一併全數奉上，要是他們早點向我叩首跪拜，雙手呈上貢品，現在
　還需要這樣勞師動眾嗎？你們這種［呂宋］小國竟敢凌迫我國［舢
　舨］商船，種下戰亂紛擾的根源。這種無恥的行徑，簡直與那些荷
　蘭番如出一轍。現在艾爾摩莎島已配有精兵數萬，戰艦數千艘，原
　　　先我想親自率兵征討。況且自艾爾摩莎島循水路到你們的小國非常
　　　地近，早上出發晚上便可抵達［毋需多久時間］。我原本要親自統率
　大軍前去處罰你們這個小國，但念在這些年來，見你們稍有悔意，　
　遣來使者向我乞求商討貿易條款，比起那些荷蘭番來說的確是略有　
　長進，所以我決定暫緩從艾爾摩莎島出兵的征討行動。僅派出教會
　神父們為我的使節，前去宣示我友好的口諭，給你們這個小國。若
　［你們］肯奉天並承認　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對我俯首稱臣並獻上
　貢品，在此情況下准予神父擔任使節回來向我稟告你們的答覆，我
　將給予［你們］穩固完好的信誼，且一切皆可商議，從前你們所犯
　的過錯都將不予追究；只要你們納貢，我將讓你們繼續保有王室之　
　地與尊貴，否則將與予焚毀殆盡，屆時後悔莫及。荷蘭番的下場是
　最佳例證，在這種情況下，連神父也不必回來了。是福是禍全在你
　們的一念之間。請慎思，並速速決定，以免因遲延而造成不堪設想
　的後果。謹此友好的忠告與諭示。
　永曆十六年 農曆三月七日 即1662年4月21日於艾爾摩莎島，艾爾
　摩莎島的王國姓（Cogsen）及中國大老爺（gran señor）。[5]
馬尼拉方面的反應與衝突
從後來李科羅所撰寫的史料記載看來，似乎在他公開接受馬尼拉當局以使節之禮接待前，他與馬尼拉官方已經有了不讓國姓爺致菲律賓總督信函內容曝光的默契。
西班牙方面刻意對國姓爺信件保密，不外以下兩個可能原因：一、避免華人知道此消息，而「積極」響應國姓爺來襲的行動；二、爭取時間，好在馬尼拉的華人「裡應外合」國姓爺來襲前，將外地的西班牙兵力調回馬尼拉，以便共同抵禦國姓爺的可能攻擊。而西班牙人抽調兵力的行動，連遠在香料群島的荷蘭人都有所聽聞：「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似乎極為擔憂國姓爺將有一天前往攻取菲律賓島嶼，趕走西班牙人，正如他把我們趕出福島一樣。因此，他們天天在集中其他地區的兵力，並撤除和拆毀不同的據點」。[6]
鄭成功給菲律賓總督的信件以及內容，很快便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與華人社群裡傳開。這些消息極有可能在人們口耳相傳的過程中，被極度地渲染或扭曲；只是不管是正確或錯誤的消息，對於居住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或華人來說，大多很難去求證鄭成功信中所要表達的真正目的，於是衝突很快便發生了。
從李科羅報告1662年馬尼拉華人被屠殺事件經過的文本看來，似乎馬尼拉當局曾經試圖避免此一屠殺事件的發生。但雙方皆因害怕對方會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策略，而開始進行軍事防禦的準備工作，特別是面對國姓爺來襲而感到驚恐的西班牙人，他們因害怕在馬尼拉巴利安（parian，指華人社區）的華人會成為明鄭的內應，而將巴利安內的華人視為叛徒，且不斷地騷擾他們，說要把這些華人的人頭當成是貢品獻給國姓爺。
被這些挑釁行為激怒的部分華人，為了自衛終於忍不住起來反抗。同月的25日，華人殺死了數名恰巧來巴利安的西班牙人與菲律賓原住民，一部分的華人甚至開始攻打馬尼拉城，一場看似無法避免的血腥衝突正式展開。不過從李科羅的描述看來，此時的菲律賓總督及官方態度，並未像1639年塞巴斯提安．巫它度．德．科奎拉（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擔任菲律賓總督時一般，極盡殘忍地屠殺華人達三萬多人。這一次，菲律賓總督反倒是沉住氣，盡力避免雙方的衝突繼續升高，西班牙軍隊亦可能只是把守馬尼拉城，而並未派遣大軍進入巴利安進行屠殺行為。不過這也可能是菲律賓總督考慮到屠殺華人，會更為激怒國姓爺，而導致明鄭大軍來襲，因此努力壓制西班牙方面的反華情緒；道明會的神父們也深入巴利安華人區內，平息華人心中的怒火與疑懼，使得雙方的衝突並未擴大。[7]
　　在這場衝突中，馬尼拉所有的人們似乎都忘了彼此之間長期合作所帶來的互利與安定，而揣測對方別有所圖；西班牙人被華人懷疑可能會展開屠殺，華人被懷疑可能作為明鄭的內應而被視為叛徒。處在華人與西班牙人之間的道明會神父，雖被西班牙人與華人兩方視為唯一的溝通管道，但是誰也都不敢全然地信任神父，甚至有神父前往巴利安調停時慘遭殺害。李科羅神父亦因擔任鄭成功的使臣，使得不論是西班牙官方，還是明鄭方面都始終對其有所疑慮。另一方面，在馬尼拉城內爆發西班牙人與華人衝突事件的同時，恰巧有十餘艘華人商船抵達馬尼拉。這些不知所措的華人船長們，因害怕此事而遭受池魚之殃，於是向李科羅神父求助。李科羅知道他們純粹是生意人且剛抵此地，與巴利安華人區的衝突事件完全沒有關係，於是把他們偷偷地藏匿在道明會修道院的地下室裡。
　　雙方衝突稍稍緩和後，這些在道明會神父保護下的華人船長們，成為西班牙官方向巴利安華人宣告保障華人身家性命安全的最佳佐證。由這些船長出面向巴利安的華人喊話，表達西班牙方面願意和平解決此衝突的意願。幾經折衝，雙方終於取得共識：馬尼拉城內的華人得攜帶財產搭船離開，方使得此一看似無法避免的屠殺事件，得以減至最小的程度。不過據李科羅後段的報告記載看來，呂宋島北方地區的華人卻未能避開這場人禍，慘遭菲律賓原住民的殺戮。
　　較特別的是，十餘位華人船長為避禍而躲藏在馬尼拉城內一事，之後卻可能在以訛傳訛的流言中，成為國姓爺偷襲馬尼拉的艦隊遭到西班牙人擊敗的傳聞。

西班牙屠殺華僑，鄭成功父子兩次欲興師問罪征討菲律賓，卻未成行
2016-01-27 

1542年，西班牙殖民者抵達菲律賓群島，開始用西班牙王子菲利普的名字，把群島命名為菲律賓。1564年，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又派5艘船400餘人，他們從墨西哥出發，於次年至菲律賓群島，漸次征服及降服各島，並於1570年侵入呂宋島，於1571年佔領馬尼拉城，以此城作為首都。自此菲律賓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自西班牙殖民者佔據菲律賓後，這裡的華僑備受凌辱，陷於痛苦之中。西班牙殖民者先後兩次大規模屠殺華僑，這一切都緣於明朝處理華僑事件的軟弱與無知。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西拔牙駐菲律賓總督馬林納斯領兵攻打摩鹿加島，與荷蘭殖民者爭奪這塊香料產地，並且驅迫華僑250人為兵，一路上役使華僑甚苛，稍不如意，即加鞭打，或者刺死。華僑潘和五等忍無可忍，遂於途中反抗，群起殺死總督馬林納斯等殖民者數十人，然後駕船潛逃，不幸失路至安南（越南），財貨均被安南國王下令沒收，潘和五等不能回歸祖國，僅郭惟太等人返國。事變發生後，呂宋島的華僑多遭驅逐，紛紛駕舟回國。明朝向來視海外華僑為奸民無賴之徒，聞知此事，不分青紅皂白，便認為潘和五等生變海外，將郭惟太等人繩之以法，而於華僑被逐一事則不過問。

從此，西班牙殖民者遂以為明朝軟弱可欺，越來越無所顧忌，先後兩次大舉屠殺華僑。

一次是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先是設計收購華僑鐵器，然後屠戮赤手空拳的華僑，華僑死難者250000人。對於這一慘案，福建巡撫徐學聚代表明朝政府移書西班牙總督說，屠殺華僑一事，不必視為重要，中國皇帝寬怀大度，決不興師問罪，由是華僑暴屍海外，含冤異獄，無地申訴。

第二次是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華僑喪生者2萬餘人，此時明朝已經被農民軍及清軍弄得焦頭爛額，對於屠戮華僑事件，更是無暇顧及。

鄭成功於攻下台灣不久後，聽聞在被西班牙人在菲律賓有殺戮與掠奪華僑的罪行，勃然大怒。通過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羅向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遞交國書，譴責其殺戮掠奪華僑的罪行，令其“改邪歸正，俯首納貢”。西班牙人聽聞鄭成功的譴責，反而惱羞成怒，在馬尼拉進行了第三次對華僑的屠殺。鄭成功聞訊大怒，決定揮師征討，為華僑報仇。他一面撫卹安置從菲律賓逃到台灣的華僑，一方面組織籌備軍隊，派人暗中與在菲律賓的華僑聯絡，以便到時可里應外合。但尚未出兵，當他又聽聞其子鄭經在廈門居然跟其幼弟的乳母陳氏通姦，鄭成功勃然大怒，命自己的堂兄鄭泰斬殺鄭經，鄭泰不忍。征討菲律賓一事暫且擱置。

鄭成功接連聽聞噩耗，加上在台將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鄭經又與乳母私通，使鄭成功內外交逼，於永曆十六年（1662年）五月初八日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抓破臉面而死，年僅39歲。

後來，其子鄭經也於永曆二十四年（1670年）和二十五年（1671年）兩次準備派艦隊征討菲律賓的馬尼拉，但因為三藩之亂，鄭經率軍西渡中國大陸，支援福建的耿精忠對抗清朝而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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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曆帝＋鄭成功是天主教徒？

永曆帝是南明政權最後一個曾即帝位的領導人。他本身對天主教有很深厚的認識，其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入了洗，王太后曾經向羅馬教廷派遣使節，這在中國歷史中是非常罕見的（見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等）

永曆帝自此成為南明唯一的統治者。1659年避清軍，流亡緬甸，永曆十五年夏曆十二月初三日後被送交吳三桂，康熙元年四月十五日（1662年6月1日）遭縊死。死後鄭成功在台灣的政權仍沿用永曆年號

鄭成功是否天主教徒？因為資料限制，對此疑問無法作答，惟成功曾優遇對待神父李科羅是事實。據G. Philips 撰《國姓爺傳》」載：成功占領廈門期間，該地設有道明會(The Dominican Order，又稱多明我會)之宣道所，主持人為李科羅（英文 Victorio Ricci，西班牙人稱 Victorio Riccio；1621 - 1685. 道明會士）；曾於1654年自馬尼拉航至廈門，蒙成功之特准，在其寓所對面，建立教堂；該教堂自1655年8月5日起公開舉行禮拜云。

鄭成功來台驅荷後，決定遣使招諭呂宋（菲律賓），被選任為使節者，就是李科羅神父。1662年5月5日（永曆16年3月18日）李科羅抵馬尼拉，翌日謁菲律賓總督Mararique de lara）呈成功函。菲眾皆主張強硬對付，將非教徒之居留華人一律驅逐出境。消息傳出，引起華人恐慌逃避及與官方之衝突，而被襲擊者、被遣送回國者達數千。成功得報華人慘遭屠殺，大怒即決定遣兵征菲，然渠於6月23日（舊曆5月8日）忽病歿而事未成。詳情可參閱拙文「明鄭征菲企圖」（《台灣風物》4卷1期或《明鄭研究叢輯》（一），在此從略。

日人稻垣孫兵衛（其外），在《鄭成功》（昭和4年台灣經世新報社刊），曾揣測鄭成功為一天主教徒，並認為其擁護永曆帝，乃基於同信云。原來桂王由榔（永曆帝）嫡母王氏教名烈納（Helena），生母馬氏為瑪利亞（Maria），中宮王氏為亞納（Anne），太子慈煊為當定（Constantine），宮女受洗亦不下數十名。又當1650年清軍入廣東韶州，帝栘駕廣西梧州時，以特使身份携皇太后及內宮龐天壽之函，前赴羅馬晉謁教皇者，是耶鯀會士卜彌格（Michael Boym）一事，史實可徵。而永曆朝廷與天主教之不平凡關係由此可知。成功是否因同信而奉永曆正朔，待考。不過如用稻垣論法，鄭成功入台，無情地處死荷蘭宣教師，或者因荷蘭人是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之故？

李科羅神父，意國Florence人，與在中國史上赫耀有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同族。1635年入道明會，1648年抵馬尼拉，學習華語7年。後被派至思明州（厦門）。受寵於鄭成功甚深。1662年任成功遣菲特使，翌年亦奉鄭經命使菲；事平後仍返厦門。1664年清軍攻略該地時被俘，翌型年脫險至台，在雞籠居留一載，次年轉往馬尼拉；1685年2月17日死於馬尼拉澗內，享年80。

《台灣教會公報》 1929期 主後1989年2月19日

鄭成功祖父-鄭紹祖

李科羅（Victorio Ricci，1621年8月27日－1685年2月17日），義大利籍天主教神父。
生平
李科羅據說是利瑪竇同一家族之晚生後輩，李生於義大利弗羅倫斯Florence的S. Maria a Cintoia，並在Fiesole求學，後到羅馬學習。1654年自菲律賓馬尼拉至福建廈門設置道明會教堂、宣道所向鄭成功部隊傳教，因此被鄭成功延攬為幕僚職司與菲律賓交涉事宜，最後在馬尼拉華人區澗內安逝
著作
《傳教會在中華帝國的活動》（Acts of Order of Preachers in the Empire of China），1673年出版，共三卷
《西班牙人在台灣》，是研究鄭氏在台活動的第一手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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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的洋使節——李科羅
2018-08-19 由 魚羊秘史 發表于歷史
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的時代，同時也是西學東漸，中西文化交流緊密的時期。不少西方人籍著大航海時代的波濤來到中國，演繹了一段段傳奇佳話。而鄭成功的洋使節李科羅的故事，就是其中一個精彩篇章。
李科羅（Victorio Ricci，或譯利畸）是義大利人，他是多明我會（亦稱：多米尼克會、道明會）來華的傳教士。1605年，李科羅生於文藝復興名城佛羅倫斯。如果對明末歷史稍有了解的讀者估計對「Ricci」這個姓氏不會感到陌生。沒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就是「Ricci」家族的人。而李科羅正是這位文化使者的遠房親戚，這讓他與中國多了一份情緣。
1635年，年輕的李科羅決定加入多明我會，這是中世紀四大托缽修會之一，並以神哲研究享譽世界，湧現過托馬斯·阿奎那這樣的精神大師。李科羅在修會神學院裡刻苦學習，掌握了不少知識，並曾在學院裡任教。1643年，李科羅在莫勒萊神父的勸說下，決定前往遠房親戚利瑪竇曾經工作的中國，延續他的傳教事業。1648年李科羅抵達菲律賓，在馬尼拉的華人聚居區傳教，並學習漢語，為入華做準備。1654年，馬尼拉多明我會派遣他到思明州（當時廈門的名稱）宣教，此時的廈門已成為鄭成功的抗清基地。
鄭氏家族崛起於晚明時期，是中國東南沿海的梟雄，令大明朝廷、日本人以及荷蘭人等各方勢力不敢小覷。而這個家族在大航海時代，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又頗具國際化。創始人鄭芝龍不但與荷蘭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行商、博弈，貿易遍及西太平洋海域。他本人更是很快就接受了基督信仰，取教名尼古拉，他的一個女兒還嫁給了土生葡人。而且鄭氏集團的軍隊中更有一支驍勇的黑人部隊。據一些西方史料記載「手下一直有大量的從澳門來的棕褐色基督徒為其效勞。他們有自己的連隊，是優秀的銃手(火槍手)。他(鄭芝龍)最信任他們，用他們護身、充兵役」。
國際化的家庭氛圍，使鄭成功格外禮遇這位來自義大利的神父，史載「成功禮之，延為幕客。」（據《台灣通史》）。當然更重要的是，在明清大動盪時代里，各方勢力都亟需發展。而西來的傳教士大都掌握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對於本勢力的拓展（比如製造火炮，修訂曆法）頗為重要。像德國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就得到清廷的重用，南明朝廷也有畢方濟、卜彌格等外國人供職，甚至連張獻忠也曾經聘請義大利傳教士利類思參與工作。因此鄭成功重用李科羅也就成為了必然。
由於得到信任與重用，李科羅可以在廈門自由傳教，他在今曾厝垵一帶（這裡目前是有名的旅遊區，文藝青年聚居地）修建了廈門最早的教堂，滿足了廈門廣大教友的需求。他還為明鄭軍中的信徒（包括華人與黑人）提供宗教服務，擔負起隨軍神父的職責。儘管鄭成功賞識李科羅，但他的兒子鄭經就未必如此了。鄭經以及他的手下就經常與李科羅摩擦不斷，只是由於鄭成功的原因，才沒有發生大事。但當鄭成功北伐南京之際，鄭經看到機會來了，就誣陷李科羅勾結清軍，並派兵搗毀他的住所。李科羅跑到葡萄牙人的船上才逃過一劫。但鄭成功回師後，查清了真相，洗刷了李科羅的冤屈，並繼續信任他。
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裡收復台灣，維護了國家的領土的統一。此時，他聽聞呂宋（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屢次屠殺華人，部將認為必須武力占領呂宋，此一來可解救當地華人，二來可擴大生存空間。於是他就派李科羅作為使節，前往馬尼拉向西班牙總督遞交國書，譴責其殺戮掠奪華僑的罪行，嚴令其改邪歸正，俯首納貢。在那個時代里，由於傳教士掌握了中西各種語言，因此涉及國際關係時，被各方勢力選為客卿，參與外交活動。就像南明永曆朝廷曾經派遣波蘭傳教士卜彌格出使歐洲，向各國借兵，抵禦清朝的入侵。而法國人徐日升、張誠也加入清朝的外交使團參與了《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但李科羅的馬尼拉之旅，遠遠不是外交談判這麼簡單，鄭成功暗中授意他與當地華人接觸，準備裡應外合，奪取呂宋。可以說李科羅之行表面上是勸說西班牙人放棄暴行，與明鄭修好，實則鼓動華人發動起義，反抗西班牙的統治。1662年5月10日，李科羅穿著明鄭的使節服裝踏上馬尼拉的土地，開始實行鄭成功的計劃。儘管他竭力讓馬尼拉總督相信是為著貿易的目的而來。但估計是鄭、西雙方彼此之間缺乏信任，總督認為「來者不善」，因為多加防範。由於這個原因，鄭成功的計劃很快被被西班牙人獲取。史載：「事泄，西人戒嚴，集兵馬尼拉，毀城裂寨，以防竊踞，而華人已起矣。鏖戰數日夜，終不敵，死者數萬人（有些史料認為，幾千人被屠戮），或駕小舟至台灣，多溺死，成功撫之。」（《台灣通史》）事後，西班牙人怕鄭成功報復，乃命使者到台灣乞和。鄭成功得知華人遭到集體屠殺後大怒，馬上決定南征呂宋，但卻一病不起，英年早逝。李科羅這次外交行動未能達成鄭成功的設想，以失敗而告終，
1662年7月，李科羅從呂宋回到台灣，他在雞籠（今基隆）登陸。次年4月，李科羅奉鄭經的命令前往馬尼拉和西班牙人修復關係。到馬尼拉後，他向西班牙總督說明了鄭經願意摒棄前嫌，通商友好的意向後，總督遂盛情款待鄭經的使節，並歸還了華人的財產。後李科羅帶回總督致鄭經的書信復命後，返回廈門。
1664年清軍聯合荷蘭軍隊攻下廈門，李科羅被清軍俘虜，後被荷蘭人送往雞籠。李科羅於是在此為台灣原住民傳教，取得了不少業績，很多當地人加入教會。一年後，李科羅離開台灣，到東南亞一帶發展教務，直到1685年2月在馬尼拉安息！
李科羅晚年撰寫了《在中華帝國布教使命》這本書，書中記載了許多有關明末清初廈門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情況，關於鄭氏家族的記述更是詳細，為我們留下了關於鄭成功的形象。他在書中寫到，鄭成功善於使用各種武器，對火槍更是嫻熟「如同最優秀的射手一般都能命中目標」。而且他在戰鬥中身先士卒「以致於使他渾身遍布槍傷刀痕」。鄭成功威武的形象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身體勻稱，皮膚比純漢人要白膩。其表情莊重嚴厲，聲音大如獅吼」。此書是研究廈門歷史和鄭氏集團的重要材料，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重視。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ry66og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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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是否天主教徒？因為資料限制，對此疑問無法作答，惟成功曾優遇對待神父李科羅是事實。據G. Philips 撰《國姓爺傳》」載：成功占領廈門期間，該地設有道明會(The Dominican Order，又稱多明我會)之宣道所，主持人為李科羅（英文 Victorio Ricci，西班牙人稱 Victorio Riccio；1621 - 1685. 道明會士）；曾於1654年自馬尼拉航至廈門，蒙成功之特准，在其寓所對面，建立教堂；該教堂自1655年8月5日起公開舉行禮拜云。
鄭成功來台驅荷後，決定遣使招諭呂宋（菲律賓），被選任為使節者，就是李科羅神父。1662年5月5日（永曆16年3月18日）李科羅抵馬尼拉，翌日謁菲律賓總督Mararique de lara）呈成功函。菲眾皆主張強硬對付，將非教徒之居留華人一律驅逐出境。消息傳出，引起華人恐慌逃避及與官方之衝突，而被襲擊者、被遣送回國者達數千。成功得報華人慘遭屠殺，大怒即決定遣兵征菲，然渠於6月23日（舊曆5月8日）忽病歿而事未成。詳情可參閱拙文「明鄭征菲企圖」（《台灣風物》4卷1期或《明鄭研究叢輯》（一），在此從略。
日人稻垣孫兵衛（其外），在《鄭成功》（昭和4年台灣經世新報社刊），曾揣測鄭成功為一天主教徒，並認為其擁護永曆帝，乃基於同信云。原來桂王由榔（永曆帝）嫡母王氏教名烈納（Helena），生母馬氏為瑪利亞（Maria），中宮王氏為亞納（Anne），太子慈煊為當定（Constantine），宮女受洗亦不下數十名。又當1650年清軍入廣東韶州，帝栘駕廣西梧州時，以特使身份携皇太后及內宮龐天壽之函，前赴羅馬晉謁教皇者，是耶鯀會士卜彌格（Michael Boym）一事，史實可徵。而永曆朝廷與天主教之不平凡關係由此可知。成功是否因同信而奉永曆正朔，待考。不過如用稻垣論法，鄭成功入台，無情地處死荷蘭宣教師，或者因荷蘭人是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之故？
李科羅神父，意國Florence人，與在中國史上赫耀有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同族。1635年入道明會，1648年抵馬尼拉，學習華語7年。後被派至思明州（厦門）。受寵於鄭成功甚深。1662年任成功遣菲特使，翌年亦奉鄭經命使菲；事平後仍返厦門。1664年清軍攻略該地時被俘，翌型年脫險至台，在雞籠居留一載，次年轉往馬尼拉；1685年2月17日死於馬尼拉澗內，享年80。
051 鄭成功優遇神父李科羅 https://bit.ly/30P50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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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優遇道明會士李科羅（Victorio Ricci）始終不變，然嗣子經呢？據G. Philips「國姓爺傳」謂：鄭成功北征金陵（南京）時，鄭經曾百方阻碍李科駐的傳教。經或稱神父有意霸佔成功寓居，或密縱部屬夜間毀壞教堂及神父寓宅屋頂。當神父要請經善處時，經一面答應賠償損失，男一方面仍令部屬繼續破壞。後有一英船遇風漂抵廈門，其貨物被暴徒搶光，而船員被鄭方監禁。因為鄭方懷疑渠等是滿人派來的間諜。船員越獄求助於清軍。經乃將此等責任也加於李科羅身上，稱神父與敵方有秘密來往、煽動教徒從事叛亂並有將廈門交給清人的企圖。於是李科羅不得不逃離，而避於多年在成功所保護一葡人的船上。經得悉後立即征收教堂租給典鋪。至北征失敗戊功回師後，經憚乃父之意始令其恢復舊狀。
1662年7月2日（永曆16年5月8日）成功死，經嗣立。李科羅在經據廈、台期間，曾有2次抵雞籠（基隆）事，或需注意。首次是1662年8月，李科羅使菲返來，其船隻迎風要修理而駛入雞籠港。時有許多住民來自附近山中，用土語或西班牙片言切句，向神父告白信仰，並示十字架、珠數、聖像版畫、書籍等，而李科羅曾為住民實施洗禮及告解云。停留10日後返厦門。1663年4月科羅携鄭經函使非，提議恢復通商。
李科羅第二次抵雞籠是1664年。時清軍攻略厦門，李神父被俘，幸得逃出由商人老磨君子丹鎮（Constantine Nobel）協助，復抵雞籠。李神父約住一年，住民信教者大增云。1664年8月27日荷軍抵雞籠，Herman de Bitter任駐雞籠軍隊指揮官，也有Cornelius Keyserskind從事傳教，所傳當然是改革宗，其與李科羅之關係不甚明瞭。
有關荷人於1664年8月至1668年10月間再據雞籠史事，我曾有「清荷征鄭始末」（「台灣風物」4卷2期及3期；復收於拙編「明鄭研究叢輯」（一）一文，故不贅言。我曾在基隆讀小學及中學、數次遊社寮島（洋名Palm Island，今稱和平島）俗稱「千疊敷岩」附近「蕃字洞」，就是當年荷人再據雞籠時的遺跡。洞內刻字千餘，大小參雜，其中可見1664、1666、1667等西曆年號，也有Jacob Schelck, Hans Hubener, Henrick, Botenpoly, Micoiaw Iros等洋字。後來日人將該區編入要塞禁區。我多年未再訪，不知此史蹟的保存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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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羅
義大利道明會(The Dominican Order)宣教士，是著名耶穌會士利瑪竇家族的後代，生於義大利Florence的S. Maria a Cintoia，先在Fiesole讀書，後到羅馬學習。1648年以傳教士身分前往菲律賓，在馬尼拉的漢人聚落（澗內）傳教。曾受鄭成功之託前往馬尼拉交涉。1655年7月到廈門，並在那裡建立一座教堂，他在廈門傳教時，被鄭成功延為幕客，1662年5月19日，攜帶鄭成功信函赴呂宋島，要求西班牙人稱臣納貢。並訪問當時馬尼拉城外的漢人區。但不久馬尼拉爆發西班牙人屠殺漢人之事，據傳漢人死者數萬，多數人後來逃往臺灣。1662年時7月李科羅返回臺灣，翌年4月再帶著鄭經的信函前往馬尼拉。以後還二次在廈門、安平與馬尼拉之間往返，直到1666年為止。李科羅在1673年出版Acts of Order of Preachers in the Empire of China（傳教會在中華帝國的活動）一書，共三卷，為研究鄭氏三代活動的第一手寶貴史料。1685年2月逝於馬尼拉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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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天主教多明我教會神甫。初，傳教廈門，鄭成功禮之。永曆十五年（1661）成功既有臺灣，時漢人居呂宋者多，為西班牙人所虐，乃欲遣使招降，擬置其地為外府。翌年，以李科羅攜書往。西人大驚，欲盡殺漢人。漢人聞之，首先發難，與戰不敵，死者數萬。會成功疾革，而經略呂宋之議遂寢。李科羅旋返臺，不知所終。（林偉洲）
系列名稱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治時期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 https://tm.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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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永曆帝朱由榔（1623年－1662年4月），南明皇帝（1646年11月18日－1662年4月在位），在位16年。

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孫子，明思宗的堂弟。父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封湖南衡陽，天啟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弘光元年十一月初四日病死於梧州。第三子安仁王朱由（木愛）承嗣。隆武稱帝後，朱由（木愛）病重，不久由榔被封桂王，並在隆武被俘後，於當年十月初十日（一說十四日）稱監國於肇慶。

朱由榔於清順治三年（1646年）在肇慶正式即位，年號永曆，史稱永曆帝。永曆帝倚仗張獻忠建立的農民政權大西之餘部李定國、孫可望等在西南一帶抵抗清朝，因此維持時間較長，一度甚至收復湖南等地。

1661年，清軍攻入雲南，永曆帝流亡緬甸首都曼德勒，被緬甸王莽達收留。後吳三桂攻入緬甸，莽達之弟莽白乘機發動政變，殺死其兄後繼位。1661年8月12日，莽白發動咒水之難，殺盡永曆帝侍從近衛，次年將永曆帝獻給吳三桂。永曆十六年（1662年，清康熙元年）4月14日，永曆帝父子及眷屬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吳三桂絞死，終年39歲。其殉國處後改名為逼死坡。死後廟號昭宗，諡號匡皇帝。清乾隆年間上諡號出皇帝。

永曆帝是南明政權最後一個曾即帝位的領導人。他本身對天主教有很深厚的認識，其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入了洗，王太后曾經向羅馬教廷派遣使節，這在中國歷史中是非常罕見的（見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等）。

早年

朱由榔於明熹宗天啟三年生於北京。他的父親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封於湖南衡州(今衡陽)。天啟七年(1627年)就藩，崇禎十六年（1643年），張獻忠攻陷衡州，朱常瀛逃往廣西。清順治二年（1645）病死於蒼梧(今梧州)，諡號"端"。三子安任王朱由（木愛）承嗣。隆武稱帝后，兄桂恭王一病不起，不久朱由榔被封桂王。

稱帝

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朱聿鍵在福建汀州被清軍俘虜，旋被害。國不可一日無主。按照明朝的當時的繼承製度，皇位應該由明神宗的直系男性後裔繼承。而當時明神宗的男性後裔只剩下朱由榔一人。於是在廣西巡撫瞿式耜等人的擁立下，隆武二年十月初十日（一說十四日）朱由榔稱監國於肇慶，以丁魁楚為首席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為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書事，同時任命了各部院官員。

監國七天之後，十六日贛州失守（十月初四日）的消息傳到肇慶。肇慶距離贛州還有相當一段路程，但舉朝洶洶，監國的喜慶氣氛消失得無影無踪。司禮監太監王坤主張立即逃難，首輔丁魁楚隨聲附和，大學士瞿式耜等力主鎮定，也只推遲了四天。十月二十日，朱由榔逃往梧州。這種行為無異於放棄廣東，導致永曆朝廷在廣東人心盡失。

十一月初二日，隆武朝大學士蘇觀生同廣東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等在廣州奉請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鐭監國，並且搶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稱帝，改明年為紹武元年。

十一月初八日，朱聿鐭在廣州即位的消息傳到梧州，為收拾廣東民心，朱由榔於十一月十二日東返肇慶，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永曆元年。同時，追尊其父朱常瀛為端皇帝，兄朱由(木愛)為桂恭王；嫡母王氏為慈聖皇太后，生母馬氏為昭聖皇太后。

十二月十五日，正當紹武政權在同永曆朝廷激戰正酣，並且佔據上風的時候。清軍在佟養甲、李成棟統率下，偽裝成明朝軍隊，出其不意地攻占廣州。紹武帝及首輔蘇觀生自殺殉國，廣東淪陷。

十二月二十六日永曆朝廷離開肇慶再度逃入廣西。永曆元年(1647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榔到達梧州，仍恐不安全，又經平樂府(今桂林市東南)逃到桂林。

順治四年(1647年)正月十九日，李成棟部於順治四年正月十九日由三水進至高明，留守肇慶的明兩廣總督朱治澗不戰而逃。李成棟即命部將羅成耀留鎮肇慶，自己領主力進攻梧州。梧州守將陳邦傅棄城而逃。二十九日，李成棟佔領梧州。二月間，明內閣首輔丁魁楚投降，被殺。

受制於軍閥

二月十五日，永曆帝逃奔全州，投靠軍閥劉承胤，從此被其挾持。大學士瞿式耜等人自請留守桂林，穩定局勢。四月十五日，朱由榔在劉承胤唆使下，遷入湖南武岡州，以岷王府為行宮，劉承胤迎駕有功進封武岡侯。五月，改武岡州為奉天府，晉封劉承胤為安國公，“政事皆決於承胤矣”。

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廷以大漢奸恭順王孔有德為平南大將軍，偕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固山額真金礪、梅勒章京屯泰領兵往徵湖廣、兩廣。明軍堅強抵抗，無奈寡不敵眾。次年(1647年)八月，孔有德進逼武岡，劉承胤於挾持永曆帝降清。不過，在劉母出面乾預下。永曆帝和少數朝臣帶著宮眷匆忙出城逃難，逃往柳州。途中，太子及大學士吳炳為清軍截獲，被押至衡州，吳炳被俘後自縊。十二月初五日再次遷駐桂林。

1659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丙子），朱由榔和小朝廷的文武官員在平陽侯靳統武護衛下，由永昌府（今雲南保山市）退到盞達土司，第二天行至布嶺，距離中緬邊境已經不遠了。馬吉翔認為只要進入緬甸國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馬雄飛、女婿楊在秘密商議道：“我等百千謀議，方得車駕幸緬。今從官相隨又已至此。萬一得有寧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議我弟兄。今護衛平陽侯右協孫崇雅與我極為同心。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傳追逼，則乘輿今夜必兼程入關。伺夜半昏黑，車駕一過關，便將從官盡劫，則東奔西竄，流離萬狀，必無有隨駕者矣。”三人議定後即往告知孫崇雅。孫是靳統武的部將，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馬吉翔的慫恿，乘機發一筆國難財，何樂而不為？

於是在這天晚上縱兵大肆擄掠。在夜色籠罩之下亂兵搶劫，連永曆皇帝也未能倖免，光著腳上不了山，直到天威營等兵趕到，才在深夜竄到銅鐵關（指銅壁關和鐵壁關），隨行的文武官員在流離當中又遭搶劫，苦不堪言；不少將士也在混亂當中若鳥獸散。二十六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緬關十里。黔國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關緬兵。由於歷史的原因，明朝鎮守雲南的沐國公是緬甸當局熟知的人物，守關緬兵紛紛下馬以禮相待。當他們得知隨永曆帝避難緬甸的文武有近兩千人馬，要求“必盡釋甲仗，始許入關”。永曆帝同意，“一時衛士、中官盡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積關前，皆赤手隨駕去”。這一舉動曾經遭到一些忠於明室的人士的指責，認為自動解除武裝是“墮緬人計”，“向使馬吉翔、孫崇雅不暮夜兼程，則車駕入緬，護兵不散，猶易於出險而會兩藩（指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緬人不敢拘執，況敢獻清乎？”就當時形勢而言，緬甸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其當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難而要求解除隨行人員武裝無可非議。問題在於朱由榔貪生怕死，在李定國等人還在雲南西部邊境地區組織兵力抗擊清軍時，就在馬吉翔之流竄撮下流入外邦，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以為這樣清朝就可以放過他們，從而苟且偷安。

作為實權人物的李定國在兵力不足以保衛昆明時，對朝廷的去向可能作了不正確的決策。他沒有堅持取道建昌入據四川，即便形勢危急還可以順長江而下同據守夔東的抗清義師會合，而贊成了馬吉翔等人向中緬邊境撤退的錯誤主張。然而，決策西撤併不等於同意流亡緬甸。事實上他自己當時沒有入緬，由他指派的護駕隊伍靳統武所轄兵員也只是到關為止，沒有跟隨永曆朝廷進入緬甸。當他接到靳統武的報告，緬甸當局禁止南明軍隊入境，永曆帝下令隨行人員自動解除武裝後，“慮緬情叵測”，派高允臣趕去，企圖追回永曆帝和隨行人員，不料，高允臣一入緬境即遭到緬方殺害。從後來的情況看，李定國同白文選等一再出兵緬甸想把永曆帝迎接回來，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緬甸根本未徵得李定國、白文選等最高將領的同意。從復明事業來看，永曆帝慌不擇路地進入外邦避難，標誌著旗幟半倒，給各地的複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對李定國、白文選等人來說，既要在窮山僻壤的邊境地區繼續抗擊清軍，又要耽心在緬甸的永曆帝的安全，弄得顧此失彼，心力交瘁。

入緬之路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隨行人員在順治十六年閏正月二十六日進入緬甸以後，二十九日到蠻莫，當地緬甸土官思線前來迎接，永曆帝賜給了金牌、緞帛厚禮。當對，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華、東宮典璽太監李崇實三人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們認為把朝廷命運完全置於緬甸保護之下，萬一緬甸當局態度發生變化，將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因此，經過商議後共同提出建議：“此地屬緬邊，尚未深入。我等若將文武將士一半隨大駕（指朱由榔）入緬，以一半導太子入茶山調度各營，即上在緬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音耗內外不通，終於生困。”永曆帝覺得這個建議有道理，可以考慮；可是，中宮王氏卻捨不得愛子遠離身邊，堅持不肯。朱由榔惟恐清軍跟踪而來，自身難保，離開蠻莫時即諭土官思線砍倒樹木，阻塞道路。思線既得此諭，就在車駕啟行後，對關內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倉皇追駕的明朝官員一律加以拘捕，抄沒隨身財物，身強力壯者殺害於關前溝下，老弱者散給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銷屍滅踪。三十日，行至河邊（約為八莫，靠伊洛瓦底江）。二月初二日，緬甸國王派了四艘客船來迎接。由於船隻狹小，永曆帝挑選隨從官員六百四十六人扈從三宮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員還是自己出資僱買船隻隨行；剩下的九百多人由總兵潘世榮保護岷王世子等騎馬走陸路，其中有文書房太監江國泰、劉九皋、劉衡、段然忠、翟國禎等十四人，文官朱蘊金等，武官溫如珍、範存禮、姜承德、向鼎忠、高升、季大勝、謝安祚等。

永曆帝聞風喪膽、自亂陣腳從他即位以來已成司空見慣。逃入緬甸時，李定國還在組織磨盤山戰役，清軍不可能直接威脅到小朝廷的安全。然而，二月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擁簇著永曆帝登上緬甸客船，不僅隨從文武官還有不少人船隻沒有著落，連太后和東宮都沒人料理。永曆帝坐船開行後，太后大怒，說道：“皇帝此時未至顛沛，即不顧親娘耶？”朱由榔等才停泊了兩天，到初六日水路人員草草準備就緒，陸續開船南下。一路上緬甸寨民供應物品，十八日船到井梗（地近當時緬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二十四日，緬甸國王請永曆帝派兩位大臣過舟講話。朱由榔派中府都督馬雄飛（馬吉翔之弟）、御史鄔昌琦前往“宣諭南幸之意”。儘管永曆朝廷仍以宗主國自居，事實上卻是逃難而來，這點緬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為了避免禮節上難以處理得當，緬甸國王拒絕接見使者，只派漢人通事居間傳達信息。通事拿出明神宗時頒給緬甸的敕書同馬雄飛、鄔昌琦帶來的永曆敕書相核對，發現所蓋玉璽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對永曆朝廷的正統地位產生懷疑。幸虧沐天波攜有歷代相傳的征南將軍印是明代同西南沿邊土司和接壤國家往來文書中經常使用，緬甸當局對比之後才解除了疑惑，允許永曆帝和他的隨行人員暫時居留境內。

由潘世榮帶領取陸路南行的明朝官員士卒在三月十七日就到達了緬都阿瓦城隔河對岸處。由於人馬雜沓，引起緬甸國王的不安，他說：“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派出兵丁加以包圍，強行把這批南明人員不分男女老幼分別安插於附近各村民家看管，一家一人，禁止往來。這批南明人士頃刻之間妻離子散，家產蕩盡，失去了人身自由。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被迫自縊。

五月初七日，緬甸當局才把永曆帝及其隨從由井梗移到原陸路人馬到達的阿瓦城隔河相望的地方，用竹子圍造了一座城，裡面建草房十間作為永曆帝的住所，其他隨行官員人等自行構房居住。

朱由榔和他的隨從人員在緬都阿瓦城郊居住下來以後，同國內（包括邊境地區）的抗清實力之間已經很難保持聯繫，所謂“朝廷”、“正朔”不過虛有其名。緬甸當局雖然允許他們入境避難，卻始終沒有給予正式的官方接待。儘管緬甸國王住在阿瓦城中、流亡入緬的永曆君臣住於阿瓦城外，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各種文獻卻表明，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開初，緬甸當局還給予一些物資幫助，即所謂“進貢頗厚”。永曆帝也還攜帶了一點積儲，有意回贈一分厚禮，用明朝習慣的說法是居高臨下的“賞賜”。緬甸官員表示：“未得王命，不敢行禮”，意思是不願對明朝皇帝行藩臣禮。朱由榔既無實力，也只好聽其自然。

永曆朝廷暫時得到安置，多數文武官員毫無失國憂君之念，繼續過著苟且偷安，苦中作樂的生活。據記載，當地的緬甸居民紛紛來到永曆君臣住地進行貿易，這本無可非議，許多南明官員卻不顧國體，“短衣跣足，混入緬婦，席地坐笑”。一些緬甸人士也鄙夷這種醜陋行徑，私下說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戲無度，天下安得不亡？”一位通事也說：“我看這幾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圖霸的人。”永曆帝為了維護小朝廷的安全和體統，決定派官員輪流巡夜，奉派官員即乘機“張燈高飲，徹夜歌號”。這年八月間，朱由榔左腳患病，晝夜呻吟。馬吉翔、李國泰於中秋節晚上會飲於皇親王維恭家內，維恭家有廣東女戲子黎應祥，吉翔、國泰命她歌曲侑酒，黎應祥流著眼淚說：“上宮禁咫尺，玉體違和，此何等時，乃欲行樂。應祥雖小人，不敢應命。”王維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朱由榔聽到哄鬧哭泣之聲，派人傳旨道：“皇親即目中無朕，亦當念母死新喪，不宜聞樂。”王維恭等人才暫時收斂。此外，綏寧伯蒲纓、太監楊國明等大開賭場，日夜呼么喝六，一片喧嘩。永曆帝大怒，命錦衣衛士前往拆毀賭場，諸臣賭興正濃，那管什麼皇帝聖旨，換個地方重開賭場，喧嘯如故。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歷年節。沐天波攜帶永曆帝原擬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並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著腳身穿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亙（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禮部侍郎楊在、行人任國璽還上疏劾奏沐天波失體辱國，永曆帝只好留中不報。

到九月間，馬吉翔、李國泰對永曆帝訴說廷臣和隨從人員生活困難，有的人已經沒糧下鍋，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內帑”（這對流亡他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財政收入）來救濟。朱由榔本來就沒有多少家產，這時屢經劫難，已經捉襟見肘，一怒之下把黃金製造的國璽扔到地上，讓他們鑿碎分給群臣。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道：“臣萬死不敢碎此寶！”馬吉翔、李國泰卻毫無顧忌，當即將國璽鑿碎，分給各臣數錢至一二兩不等。這件事充分說明隨永曆帝入緬的多數官員已如行屍走肉，毫無共赴國難之意。不久，緬甸政府送來一批新收的稻穀，朱由榔指示分給窮困的隨行官員。馬吉翔卻視若己物，分給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員，引起小朝廷內部極大不滿。護衛總兵鄧凱大呼道：“時勢至此，尚敢蒙蔽上聽。升斗之惠，不給從官，良心何在？”馬吉翔命手下人把鄧凱打翻在地，傷足不能行走。

永曆帝進入緬甸，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中失敗後引兵沿邊境南撤，互相間的聯繫逐漸削弱。受李定國派遣負有保護永曆皇帝和朝臣、家屬責任的靳統武、梁傑等將領眼看朱由榔和隨從已經進入緬甸境內，並且接受了緬方解除武裝的要求，他們既不敢阻止皇帝的行動，又不願自動解除武裝流亡異邦，因此，靳統武等也帶領部下兵將由銅壁關追隨李定國部主力向南撤退。

閏正月二十九日，鞏昌王白文選領兵由雪山平夷攀崖附木來到隴川。二月十五日，同李定國軍相會於木邦。兩人都認為雲南內地雖然被清軍佔領，散處在雲、貴、川的兵力還有不少。永曆朝廷的逃入緬甸，對諸將的堅持抗清必將在心理上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他們感到當務之急是把永曆帝從緬甸接回國內。經過商議以後，由白文選先領兵進至磨整、雍會，這裡已是緬境地區。由於天氣炎熱，白文選命令部下卸甲解鞍，在樹陰下休息，派出兩名使者找尋緬甸地方官通知這次明軍入緬只是為了接回永曆皇帝。不料使者在途中被緬人殺害。白文選又派十名騎兵前往說明情由，又遭到緬兵擊殺。當時緬甸官員有一種錯覺，以為南明皇帝入境避難，明朝的軍隊大概剩下的不過是一些散兵游勇，已經不堪一擊。他們看到白文選軍中有不少馬匹，就派出一二百騎闖入明軍營中搶馬。白文選大為震怒，下令整頓兵馬，立即反擊。緬方搶馬的士卒被文選部下兵將追到河邊，紛紛溺水而死。緬軍主力（據文獻說有“數十萬”，可能失之誇張）在江對岸列陣，準備迎戰。白文選命令部下士卒砍伐樹木編造筏排，渡江作戰。緬軍自恃人多勢眾，對南明軍隊看不上眼，主事大臣變牙簡說：“漢人無狀，然亦不多，須俟其盡渡，然後扼而盡殲諸江中可也。 ”文選兵坐在木筏上魚貫而渡，剛渡過一百多騎兵，文選在對岸下令吹起號角，百騎一鼓而前，緬軍抵敵不住，陣勢大亂。明軍佔領灘頭前進基地後，文選主力陸續渡河，全面進攻，緬軍大敗，被殺傷兵據說在萬人以上。緬甸當局這才知道明軍強勁，收兵入城據守。白文選意欲攻城，又擔心城內的永曆帝的安全，不敢莽撞行事。緬甸官員質問朱由榔：“爾到我家避難，云何殺我地方？”永曆帝並不知道白文選率兵前來接駕的詳情，回答道：“既是我家兵馬，得敕諭自然退去。”隨即派官員齎帶敕令命明將退兵。緬甸當局惟恐永曆使臣同白文選見面後，各自了解對方情形和緬甸態度，不讓永曆官員出城，而自行派人將敕文送至白文選營。文選叩頭接受敕文，當天就下令退兵。

四月間，明將廣昌侯高文貴、懷仁侯吳子聖也率領一支兵馬入緬迎駕，但他們所取的道路同白文選不一樣，大致上就是永曆帝入緬的路線。高文貴、吳子聖的軍隊遭到緬甸當局阻止，他們自以為並沒有侵占緬甸領土的意思，不過接出永曆君臣罷了。於是，決心動武，殺入蠻莫。緬軍抵敵不住，又逼迫永曆帝發敕諭責令高、吳退兵。朱由榔一味遷就，派吏部郎楊生芳、錦衣衛丁調鼎前往敕令二將退兵。高文貴、吳子聖接到諭旨後被迫從布嶺退兵；文貴憂憤於心，不久病死；而楊生芳、丁調鼎回到流亡小朝廷後，竟以退兵有功，“升秩有差”。永曆皇帝甚至在馬吉翔和太監李國泰的慫恿下發出敕令給緬甸各守關隘官員說：“朕已航閩，後有各營官兵來，可奮力剿殲”，藉以換取緬甸當局的歡心。

當時，李定國、白文選部活動於滇緬邊境一帶，同據守福建海島的鄭成功、張煌言部等擁明勢力還斷斷續續保持著秘密聯繫，當然知道永曆帝仍在緬甸，並未“航閩” 。因此，仍然不斷地派遣使者甚至出兵迎接永曆君臣。 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白文選率領兵馬一直推進到緬甸都城阿瓦附近，九月間永曆朝廷收到晉王李定國迎駕疏和致廷臣書，其中寫道：“前此三十餘疏，未知得達否？今此緬王相約，何地交遞？而諸公只顧在內安樂，全不關切出險一事，奈何？奈何？”緬甸當局又要求永歷帝發敕書退兵，明軍等候多日，不得要領，只好拔營而回。

1661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托緬甸人秘密送上奏疏說：“臣所以不敢連破緬者，恐緬未破而害先及於皇上爾！為今之計，令多方委蛇，使緬送駕出來為穩著。”朱由榔當時在緬甸的日子已經相當不好過了，在璽書中懇切地盼望李定國、白文選能夠迎駕成功。過了五六天，緬甸百姓傳說白文選已經在七十里外搭浮橋準備渡江來救出永曆君臣。不料幾天以後消息傳來緬軍已把浮橋蔑纜砍斷，明軍無法渡河，最後一次挽救永曆朝廷的入緬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這年三月間，沐天波見緬甸當局派兵看守永曆君臣，知道情況不妙，同原屬晉王的總兵王啟隆商議，歃血定謀組織敢死志士數十人殺掉馬吉翔、李國泰，保護太子突圍投奔李定國、白文選的隊伍。這一密謀很快被馬吉翔、李國泰察覺，他們謊奏永曆帝說，沐天波、王啟隆私下勾結緬甸準備謀害皇室。朱由榔沒有弄清情況，就下令把沐天波的家丁李成、王啟隆的家丁何愛各付其主立即處死。沐天波，王啟隆雖未因此遇害，他們為了挽救明室的最後一片苦心卻化作了泡影。

在這以後，還有黎維祚充當在緬的永曆帝與在邊境地區的李定國等營的秘密使者，作迎駕出緬的最後努力。黎維祚曾經任職永曆朝廷，朱由榔進入緬甸以後，諸將分別率領部下士眾轉入邊境土司管轄區。在勢同瓦解的情況下，黎維祚遍走各營，勸以大義，殘存各藩鎮都為他所感動，具表迎駕。黎維祚把諸將迎鑾表文藏在挖空的木棒之中，於1661年（順治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到達孟艮府，面呈晉王李定國。定國深表贊同，十月初六日發給令諭一道，其中云：“今皇上入緬，勢已危急，若能走通聲息，懋建奇功，決不負若。當即為若轉奏。 ”維祚隨即赴緬，歷盡艱辛到達阿瓦城，因緬人防範甚嚴，不能面見，託人轉呈永曆帝。朱由榔閱疏後，十月十五日給敕書云：“皇帝密敕瀝膽將軍黎維祚，據晉藩奏，爾忠肝貫日，義膽渾身，穿虎豹，趨辰極，烈風勁草，殊軫朕懷。茲授爾瀝膽將軍督理滇黔楚蜀，遍歷諸勳將士，山林隱逸等，謹慎圖防，枕戈以俟。候晉、鞏兩藩舉師，四路策應，旦夕是圖，勿遲勿忽。”另外還給予空白敕書百道、印三顆。黎維祚把敕印藏在小船底部夾板之內，船上設置神像，敲擊鉦鑼而行。到達孟艮後，定國大喜，命他轉報各營將領。聯絡初定，黎又於十一月動身入緬復命。行至騰越，緬方已經把永曆帝獻給清軍。黎維祚痛心疾首，在得到清將允許後入見永曆。朱由榔對他大哭，維祚淚流滿面地說：“事今至此，臣惟疾奔告諸營整兵於要道接駕。”他的意思是估計吳三桂、愛星阿等人將把永曆帝押送北京獻俘，計劃聯絡忠於明室的將領於途中救出。朱由榔說：“兒子，爾可致意十三家等，若能救我出，我只願修行去。”哽咽不能言。 “手剪禦衣一片，密寫敕付即行。”黎維祚“晝夜兼程抵荊侯營，謀共於貴州偏橋劫駕”。不料清方也考慮到路途遙遠，地方不靖，決定將朱由榔父子在昆明處死。黎維祚計劃落空，佯狂而遁。這件事在陳起相《瀝膽遺事》一文裡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佔領昆明和雲南大部分地區以後，清廷和前線統軍大帥在順治十六年五、六月間反复研究是否出兵緬甸捉回永曆帝朱由榔。由於路途艱險，雲南地方破壞很大，籌集糧草非常困難，滿洲兵將又不適應當地氣候，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安遠靖寇大將軍多尼、征南將軍趙布泰等都不願擔此重任，希望早日班師回京休息。因此，清廷兵部會商的意見是由多尼下固山額真宜爾德留鎮省會昆明，讓平西王吳三桂為統帥，以漢軍和綠營兵為主，會同固山額真卓羅帶領的少數滿洲兵一道進軍緬甸。六月初二日經清廷批准，命經略洪承疇部署具體進軍事宜。

洪承疇接到朝廷諭旨後，深感困惑。他上疏報告糧餉、兵力不敷，雲南地方“蹂躪至極，兵火殘黎，朝不保夕。糧米騰貴，買備無出，軍民飢斃載道，慘難見聞”。何況，李定國等“逃竄猛猛、孟艮等處”，“而各路土司、偽營殘兵各私受定國偽札、偽印，歃血立盟，伺隙起釁，已屢見告。茲若一聞大兵西追，勢必共思狂逞，避實突虛，以復竄內地。彼時追剿大兵相隔已遠，不能回顧，而云南大兵又以駐紮省城，未能遠追，倘致巨逆竄逸，所關匪小”。因此，他建議本年內不出兵緬甸，待明年（順治十七年）秋收以後八、九月間進兵。至於兵將的安排，洪承疇建議只留部分精銳滿兵由卓羅統領駐紮省城，吳三桂的軍隊則分駐於迤西永昌、順寧、雲州、景東各要害處所，做好穩定雲南地方的工作。這就是他針對當時雲南情況制定的基本方針：“須先有內安之計，乃可為外剿之圖。”

清政府為了彌補自己在兵力、物力、財力上的不足，還企圖通過緬甸當局和雲南邊境土司之手不戰而勝。 1659年（順治十六年）九月，洪承疇奉清朝“皇帝特諭”致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和蠻莫宣撫司，要他們主動交出朱由榔、沐天波和李定國。兩件書信的措詞頗多類似之處，前半段均云：

照得明運告終，草寇蜂起，逆賊張獻忠流毒楚、豫、粵、蜀，屠戮幾無噍類，實為禍首。旋致闖賊李自成同時煽亂，破壞明室。我皇上原欲與故明講和，相安無事。惟因明祚淪亡，生民塗炭，不忍置之膜外，乃順天應人，殲滅群凶，復故明之仇，雪普天之恨。不兩年間，統一區宇，臣服中外，殊方絕俗，罔不慕義向風，梯航稽首。惟獻賊遺孽李定國自知罪惡滔天，神人共憤，鼠竄雲南，假借永曆偽號，蠱惑愚民。不知定國既已破壞明朝全盛之天下，安肯复扶明朝疏遠之宗支，不過挾制以自專，實圖乘釁而自立，橫肆暴虐，荼毒生靈，漢土民人，肝腦塗地，實難堪命。 ……倘或不審時勢，有昧事機，匿留中國罪人，不惟自貽虎狼吞噬之患，我大兵除惡務盡，勢必尋踪追剿，直搗區藪，彼時玉石難分，後悔無及。

在給緬甸當局的信中有一段說：“至聞永曆隨沐天波避入緬境，想永曆為故明宗枝，群逆破壞明室，義不共天，乃為其挾制簸弄，勢非得已。今我皇上除李自成、張獻忠、李定國，為明復不世之仇，永曆若知感德，及時歸命，必荷皇恩，彷古三恪，受福無窮。若永曆與天波執迷不悟，該宣慰司歷事中朝，明權達變，審順逆之機，早為送出，當照擒逆之功，不靳封賞。不然留匿一人，累及合屬疆土，智者必不為也。”給蠻莫土司札中則云：“凡土司有能擒縛定國解獻軍前，則奇功偉績，本閣部立奏上聞，必蒙皇上優加升賞，傳之子孫。”

洪承疇採取的措施，逐步鞏固了清朝對西南的統治，為最終結束永曆政權奠定了基礎。他本人則因老病昏花，於順治十六年十月間經清廷批准解除了經略職務，動身返回北京調理。

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清廷命吳三桂留鎮雲南，總管該省軍民事務。吳三桂大權在握，一心想繼承明代沐氏家族世鎮雲南的地位。據說，他在經略洪承疇回朝復命之前曾經請教“自固之策”，承疇回答道：“不可使滇一日無事也。”“三桂頓首受教”。吳三桂既以“雲南王”自居，就極力主張用兵掃滅逃入緬甸的永曆帝和南明在雲南一帶的殘餘勢力。清廷本意認為永曆帝逃入緬甸，李定國、白文選等避入邊境土司，不過是爝火餘燼，無妨大局，可以任其自生自滅。特別是連年用兵，財政困難（在順治十八年甚至背棄諾言重新徵收明末加派的“三餉”），要想出動大批軍隊征討邊遠地區，兵員、糧餉都難以為繼，因此並不熱心。吳三桂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一再上疏力主用兵。順治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奏本充分錶達了他的意圖，疏中說：

臣三桂請進緬，奉旨一則曰：“若勢有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斟酌而行。”臣竊以為逆渠李定國挾永曆逃命出邊，是滇土雖收，而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軍費益繁，睿慮益切。巨荷恩深重，叨列維藩，職守謂何？忍以此貽憂君父。顧臣向請暫停進緬者，蓋謂南服新經開闢，人心向背難知，糧草不充，事多牽繫，在當日內重而外輕也。乃拜疏之後，果有元江之事，土司遍地動搖，仗我皇上威靈，一舉掃蕩，由此蓄謀觀望之輩始知逆天之法難逃，人心稍覺貼然。然逆渠在邊，終為隱禍。在今日內緩而外急也。臣恭承上諭，一則曰：若勢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務必籌畫斟酌而行。大哉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粗疏，言無可採。惟是再三籌斟，竊以為邊孽不殄，實有三患二難，臣請畢陳其說。夫永曆在緬，而偽王李定國、白文選、偽公侯賀九儀、祁三升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良一帶，藉永曆以惑眾心，儻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時，大舉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立定腳根，整敗亡之眾，窺我邊防，奮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時彼已退藏，兵撤復至，迭擾無休，此其患在門戶也。土司反复無定，惟利是趨，有如我兵不動，逆黨假永曆以號召內外諸蠻，餌以高爵重祿，萬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也。投誠官兵雖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曆在緬，於中豈無繫念？萬一邊關有警，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問之民間，無論各省銀兩起解愆期，難以接濟，有銀到滇召買不一而足，民室苦於懸磐，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餉之難如此也；凡召買糧草，民間須搬運交納，如此年年召買，歲歲輸將，民力盡用官糧，耕作半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之難又如此也。臣徹底打算，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患，土司無簧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稍得蘇息，民力稍可寬紓。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於此。謂臣言可採，敕行臣等遵奉行事。臣擬今歲八月間同固山額真卓羅統兵到邊養馬，待霜降瘴息，大舉出邊，直進緬國。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即須旋師還境。 ……

吳三桂在疏中還具體講述了計劃進軍所需要的兵員和輔助人員，總數為“通計大兵、綠旗兵、投誠兵、土司倮及四項苦特勒約共十萬餘口”，兵餉總額“大約此舉共得銀二百二三十萬餘兩，乃可以告成事，雖所費如此，然一勞永逸宜無不可也”。這件有名的“三患二難”疏是吳三桂借清廷之箸為自己謀畫，說服清廷決策進軍邊境，迫使緬甸國王送出永曆帝。後來，吳三桂等發動三藩之變時，清廷打出的一張王牌正是把吳三桂這件奏疏內容公之於眾，使吳三桂難以擁立一位朱明宗室為傀儡號召天下，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這倒是吳三桂始料所不及的，也說明他本意不過是想在清廷統治下保有在雲南的世襲地位而已。就當時的形勢分析，吳三桂主張的“一勞永逸”確實符合清朝統治的穩定，只要永曆帝及其太子尚存，西南邊境、東南沿海、夔東山區的抗清武裝以及清統治區內的復明勢力在心理上就有所歸依，還存在一線復興希望。

四月三十日，清廷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後，同意吳三桂相應進剿，由戶部撥給兵餉三百三十萬兩。為了慎重起見，順治帝派學士麻勒吉、侍郎石圖前往雲南，同吳三桂面商機宜。到這年八月十八日清廷終於決定採納吳三桂的意見，任命內大臣、公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率領八旗兵由北京前往雲南，會同吳三桂進兵緬甸捉拿永曆帝，同時徹底摧毀西南邊陲的抗清勢力。

緬甸當局態度的轉變，也給清廷以可趁之機。朱由榔帶領隨從進入緬甸時，他們對南明朝廷多少持有善意。後來看到清朝的統治已經基本穩定，不願因為收留南明流亡政權開罪於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李定國、白文選一再進兵緬甸救主，弄成雙方兵戎相見，緬甸當局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決定轉而配合清兵，消滅殘明勢力，以便保境安民。 1661年（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緬甸國王莽達喇派遣使者來到雲南，提出以交出永曆帝為條件請清軍合攻李定國、白文選部明軍。吳三桂認為“雖機會甚佳，而時序已過”，不便出動大軍，玩弄策略，只命永昌、大理守邊兵至境上“大張旗鼓，號作先鋒”，虛張聲勢藉以牽制緬甸當局不要把永曆帝送交李定國、白文選軍。

1661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緬甸國王的弟弟莽白在廷臣支持下發動宮廷政變，處死老國王，自立為王。新王派使者來向永曆帝索取賀禮，這時永曆朝廷飄泊異邦已經一年多了，坐吃山空，經費上業已陷入窘境，拿不出多少像樣的賀禮。但是緬甸當局的意圖顯然不是為了得到財物，而是藉僅僅具有像徵意義的明朝皇帝致賀來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永曆君臣“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賀”。南明流亡政府的這種僵硬態度使原已不佳的與緬方關係更形惡化。七月初六日，緬甸大臣來訪，當面責備道：“我已勞苦三載，老皇帝及大臣輩亦宜重謝我。前年五月，我王欲殺你們，我力保不肯。毫不知恩報恩”，說完懷恨而去。十六日，緬甸國王決定剷除永曆隨行官員，派人通知永曆廷臣過江議事。鑑於雙方關係緊張，文武官員心懷疑懼都不敢去。十八日，緬甸使者又來說：“此行無他故，我王恐爾等立心不臧，欲爾去吃咒水盟誓。爾等亦便於貿易。不然斷絕往來，並日用亦艱矣。”永曆廷臣明知其中有詐，即由世鎮雲南的黔國公沐天波答復道：“爾宣慰司原是我中國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來，是天朝上邦。你國王該在此應答，才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將我君臣困在這裡。……今又如何行此奸計？爾去告與爾國王，就說我天朝皇帝，不過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無生之地，豈受爾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雖在勢窮，量爾國王不敢無禮。任爾國兵百萬，像有千條，我君臣不過隨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後，自有人來與爾國王算賬。 ”在緬方堅持下，大學士文安侯馬吉翔、太監李國泰等提出要由黔國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沐氏為明、清及西南邊境各邦國、土司重視的人物，馬吉翔等認為有沐天波在場，不致變生意外。緬甸當局為實現計劃勉強同意。次日黎明，馬吉翔等傳集大小官員渡河前往者梗之睹波焰塔準備飲咒水盟誓，僅留內官十三人和跛足總兵鄧凱看守“行宮”。上午，文武官員到達塔下即被緬兵三千人團團圍定。緬方指揮官員命人將沐天波拖出包圍圈，沐天波知道變生肘腋，奪取衛士的刀奮起反抗，殺緬兵九人；總兵魏豹、王昇、王啟隆也抓起柴棒還擊，終因寡不敵眾，都被殺害。其他被騙來吃咒水的官員人等全部遇難，其中包括松滋王、馬吉翔、馬雄飛、王維恭、蒲纓、鄧士廉、楊在、鄔昌琦、任國璽、鄧居詔、王祖望、楊生芳、裴廷謨、潘璜、齊應巽，總兵王自金、陳謙、龔勳、吳承爵，總兵改授通判安朝柱，錦衣衛掌衛事任子信、金書張拱極、丁調鼎、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等，內官李國泰、李茂芳、沈猶龍、李崇貴、楊強益等，吉王府官張伯宗等數十名官員。緬軍謀殺明室扈從人員後，隨即蜂擁突入永曆君臣住所搜掠財物女子。朱由榔驚惶失措，倉卒中決定同中宮皇后自縊。侍衛總兵鄧凱規勸道：“太后年老，飄落異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棄太后又不孝，何以見高皇帝於地下？”永曆帝才放棄了自盡的打算。緬兵把永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二十五人集中於一所小屋內，對其餘人員及扈從官員家屬濫加侮辱。永曆帝的劉、楊二貴人，吉王與妃妾等百餘人大都自縊而死。緬兵搜刮已盡時，緬甸大臣才在通事導引下來到，喝令緬兵：“王有令在此，不可傷皇帝及沐國公。”可是，沐天波已經在“吃咒水”時被擊殺。

當時永曆朝廷住地一片狼藉，屍橫滿地，觸目驚心。緬甸官員請朱由榔等移往別處暫住；沐天波屋內尚有內官、婦女二百餘人也聚作一處，“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驚聞數十里”。經過這樣一番徹底的洗劫，倖存人員已無法生活，附近緬甸寺廟的僧眾送來飲食，才得以苟延殘喘。二十一日，緬方把永曆君臣原住地清理以後，又請他們移回居住，給予糧米器物。二十五日，又送來鋪蓋、銀、布等物，傳言：“緬王實無此意，蓋以晉、鞏兩藩殺害地方，緬民恨入骨髓，因而報仇爾。”這只是在清兵到來以前，為防止永曆帝自盡而編造的敷衍之辭。因為李定國、白文選引兵入緬目的是接出永曆君臣，緬甸當局發兵阻擋，雙方才互有殺傷。不過，緬甸當局拒絕把永曆君臣送往李、白軍中，必然是考慮到了中國當時的局勢，清朝統治業已基本穩固，南明殘存軍隊恢復中原無望，勢必長期盤踞或轉戰中緬接境地區，把永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或引渡給清方，對於遏制南明軍隊在緬甸境內活動更為有利。所以，在明清交替之際中緬關係上出現的一些問題應該受到指責的不是緬甸當局，而是永曆朝廷的決策流亡緬甸。

經過這番咒水之難，朱由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小朝廷實際不存在了，只有內地和沿邊的一些復明勢力仍然遙奉這位顧影自憐的天子。他受不了這個打擊，病了一場，稍好一點時太后又病了。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對總兵鄧凱說：“太后复病，天意若不可挽回，韃子來殺朕，使太后骸骨得歸故土。當日朕為奸臣所誤，未將白文選封親王，馬寶封郡王，以致功臣隳心，悔將何及？”這表明他對前途已經完全失望，剩下的只是悔恨與惆悵。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在平西王吳三桂的請求下，清廷決定出兵緬甸，迫使交出明永曆皇帝，並且摧毀在雲南邊境地區繼續抗清的李定國軍。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被任為定西將軍，率領滿洲兵馬赴滇，同吳三桂一道負責進軍事宜。敕書中說：“茲以逆賊李定國已經敗竄，怙惡不悛，宜盡根株，以安疆圉。特命爾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統兵同平西王吳三桂相機征討。凡事與都統卓羅、鄂爾泰、孫塔、署護軍統領畢立克圖、護軍統領費雅思哈等會議而行。如進剿，則令卓羅守城……”次年（1661）四月，愛星阿軍至貴陽，餵馬十天后向雲南進發。八月二十四日，吳三桂、愛星阿部署滿、漢兵由昆明分兩路西進。十一月初九日，吳三桂所遣總兵馬寧、副都統石國柱以及降將祁三升、馬寶、高啟隆、馬惟興等由姚關推進到木邦。吳三桂、愛星阿致書緬甸國王，要求交出永曆君臣。清方記載中說：“偽晉王李定國先奔景線，偽鞏昌王白文選遁據錫波，憑江為險。官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白文選复奔茶山。吳三桂、愛星阿遣總兵官馬寧等率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偽永曆朱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

永曆帝得到清軍進入緬境的消息後，給吳三桂寫了下面這封信：

將軍本朝之勳臣，新朝之雄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逆肆志，突我京師，逼死我先帝，掠殺我人民。將軍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盡泯也。奈何清兵入京，外施複仇之虛名，陰行問鼎之實計。紅顏幸得故主，頓忘逆賊授首之後，而江北一帶土宇，竟非本朝所有矣。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顛覆，以為江南半壁，未始不可全圖。詎鸞輿未暖，戎馬卒至。閔皇帝（指弘光）即位未幾，而車駕又蒙塵矣。閩鎮興師，復振位號，不能全宗社於東土，或可偏處於一隅。然雄心未厭，並取隆武皇帝而滅之。當是時，朕遠竄粵東，痛心疾首，幾不復生，何暇复思宗社計乎？諸臣猶不忍我二祖列宗之殄祀也，強之再四，始膺大統。朕自登極以來，一戰而楚失，再戰而西粵亡。朕披星戴月，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朕於貴州，奉朕於南（寧）、安（隆），自謂與人無患，與國無爭矣。乃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勳，督師入滇，犯我天闕，致滇南寸地曾不得孑然而處焉。將軍之功大矣！將軍之心忍乎？不忍乎？朕用是遺棄中國，旋渡沙河，聊借緬國以固吾圉。出險入深，既失世守之江山，复延先澤於外服，亦自幸矣。邇來將軍不避艱險，親至沙漠，提數十萬之眾，追煢煢羈旅之君，何視天下太隘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豈封王錫爵之後，猶必以殲朕邀功哉！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朕不能身受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能。將軍既毀宗室，今又欲破我父子，感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耶？將軍猶是中華之人，猶是世祿之裔也。即不為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身之祖若父乎？不知新王何親何厚於將軍，孤客何仇何怨於將軍？彼則盡忠竭力，此則除草絕根，若此者是將軍自以為智，而不知適成其愚。將軍於清朝自以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萬祀而下，史書記載，且謂將軍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單力微，臥榻邊雖暫容鼾睡，父子之命懸於將軍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領，血濺月日，封函報命，固不敢辭。倘能轉禍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備位共主，惟將軍命。是將軍雖臣清朝，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裁擇焉。

這大概是永曆帝留下的最後一份文件了。其音哀愁如秋蟲鳴泣，無壯烈之氣，有乞生之念。語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南明志士寄希望於這樣的皇帝實現中興大業，真可說是緣木求魚了。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清軍迫近緬甸阿瓦，緬甸國王大驚，決定送出朱由榔父子以避免本國捲入明、清之戰。劉健記載：“十二月朔，三桂至舊晚坡。緬相錫真約我兵往迎永曆。錫真持貝葉緬文納款，譯其文有：願送永曆出城，但求退兵扎錫坡，等語。蓋恐大兵襲其城也。”初二日未時，一隊緬甸士兵突然來到永曆住地，口稱：“中國有兵來近城，我國發兵由此抵敵，宜速移去。”說完，七手八腳把朱由榔連同座椅抬起就走，另外備轎供太后、皇后乘用，太子朱慈烺和其他隨從一併起行。在緬兵押送下陸行五里即抵河岸，戌時渡河，只聽見對岸兵馬往來，人聲嘈雜，也不知道是誰家兵馬。清軍先鋒噶喇昂邦擔心永曆帝室得知實情可能在渡河時投水自盡，事先安排了不久前降清的鐵騎前營武功伯王會到河邊等候，永曆座船抵岸時，他即上前拜見，自稱奉晉王李定國之命特來迎駕。朱由榔還蒙在鼓裡，對王會慰勞有加。直到王會把永曆一行人送入清軍營中，朱由榔才發覺上當，憤慨不已，斥責王會的叛賣行徑。王會內心有愧，無言而退。

參考諸書記載，吳三桂等所統清滿、漢軍主力進至舊晚坡，該處“去緬城（指緬京阿瓦，今曼德勒）六十里”，前鋒到達阿瓦城對岸河邊，“緬人謀獻桂王，請大軍留駐”。 《陽秋雜錄》記：“吳三桂標將有商於吳者。問以舊晚坡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三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送王，並索從亡諸臣頭首。緬迫於兵威，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三十七至三桂營（按：當即死於咒水之難之明臣），營中訛言王薨。及二鼓，言王至矣。隨眾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為王及太妃、王妃、世子、郡主，一為遇害諸臣家屬。有緬相及蠻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王及宮眷於公所。王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舊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返。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倔傲，見王長揖。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王切責曰：'汝非漢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為漢奸叛國負君若此？汝自問汝之良心安在？'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王卒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某能任之。'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不復敢見。”

初九日，吳三桂班師。回滇途中，吳三桂於下營時均將朱由榔一家置於附近地方帳篷內，由滿洲官兵嚴密看守。原先隨從永曆的明朝官員妻妾躲過咒水之難後，又被滿洲官兵搶去。侍候朱由榔的人只剩下小內官五人、面貌醜陋的小宮女三四人和跛足侍衛總兵鄧凱。

康熙元年（1662）三月十二日，清廷以擒獲永曆帝詔告天下，詔書中說：“念永曆既獲，大勳克集。士卒免徵戍之苦，兆姓省挽輸之勞。疆圍從此奠安，閭闔獲寧幹止。是用詔告天下，以慰群情。”五月，吳三桂因擒獲朱由榔有功，進封為親王。

在清廷詔告全國的同一天，朱由榔和他的眷屬被押回雲南昆明。昆明城中許多百性眼見皇帝蒙難，不免黯然神喪。當時一個目擊者說：“永曆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清軍把朱由榔一家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高宅內。吳三桂等人認為如果押解赴京獻俘，路途遙遠，恐怕發生意外，建議就地處決，得到清廷核准。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烺和國戚王維恭的兒子被處死。據記載，行刑前吳三掛主張拖出去砍頭，滿洲將領不贊成，愛星阿說：“永曆嘗為中國之君，今若斬首，未免太慘，仍當賜以自盡，始為得體”；安南將軍卓羅也說：“一死而已，彼亦曾為君，全其首領可也。”於是，把朱由榔父子和王維恭子抬到門首小廟內，用弓弦勒死。隨即命昆明知縣聶聯甲帶領員役搬運柴薪把三人棺木焚化於北門外。次日，清兵至火化處拾取大骨攜回作證。雲南人民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墳為藉口，尋得未燼小骨葬於太華山。南明最後一帝至此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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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南明永曆朝廷中的王皇太后和司禮太監龐天壽均曾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致書羅馬教皇與耶穌會總會長等人，希望教會能多派傳教士來華，這應是早期中國教友與歐洲教會之間進行直接聯絡的最重要文件之一。雖然這些由耶穌會士卜彌格 (Michael Boym) 攜回歐洲的函件，先前已有頗多學者引述，但對其內容卻一直欠缺深入解析。本文因此嘗試重新檢閱相關的原始文獻，且綜合中、西文史料加以會通，從而解讀出先前許多辨識錯誤或隱晦難明的文句。文中也首度釐清永曆朝廷中奉教的皇子乃行三（非先前所稱之長子，亦非第一個被冊立的太子），其名或應作慈炫（先前多作慈烜，此乃清人因避康熙帝名諱所逕改），他於1651年始被立為東宮（在致教皇等人的信函中卻已故意稱其為皇太子）……。文中且對兩宮、皇后和皇子的受洗時間和其環境背景有具體的討論，希望能將永曆朝天主教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
【結論】
天主教在永曆朝中的發展，由於出現異族入侵、太子受洗以及遣使赴歐等戲劇性的情節，一直吸引了中外古今許多人的濃厚興趣，更萌發奉教人士無限的想像與悵惘，因此成為幾乎每一本綜論中國天主教史的著述均不能不提及的內容。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相關的期刊論文更是汗牛充棟。然而，學界對龐雜的中外文獻的梳理和辨讀，卻一直無法有效突破。筆者在此文中首先整合前人的成果，接著，在爬梳大量的南明史料並藉助網路搜尋的強大功能之後，嘗試透過嚴肅的邏輯思辨和歷史考證，將中、西文史料加以會通，並對相關的史事進行深度解析，希望能將永曆朝天主教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
文中首度理清兩宮和皇后受洗的時間及其環境背景，根據前文的討論，天主教的傳教工作在永曆二年(1648)春達到高峰，當時帝在桂林，正為朝廷的存續艱苦掙扎，而奉教的司禮太監龐天壽則受命扈從王、馬兩太后以及已懷孕的王皇后僻居在大後方的南寧，面對徬徨灰暗的未來，被許多人認為有能力或管道引進西方先進火器的耶穌會士，很可能觸發內廷的某些遐想。在這種特殊的背景環境之下，瞿安德終於二年三月說服王、馬兩太后以及王皇后入教。
返回南寧後始得知此事的永曆帝，並未反對兩宮的宗教選擇，但他本身則不願入教。永曆二年(1648)四月，皇后生皇三子慈炫（前人多誤其為皇長子，且誤以他是第一個被冊立的太子，又，清人文獻因避康熙帝名諱，而逕改其名為慈烜）；七月，此子在王太后的主導以及皇帝的允許之下亦受洗。八月，還蹕肇慶後，天主教在永曆朝廷的發展達到高峰，因透過龐天壽的舉薦，瞿安德獲掌欽天監事，而龐天壽在其所提督的勇衛軍中，亦起用天主教的符識，永曆帝當時也曾利用這些關係向信奉天主教的澳門當局請求軍援。但因澳門當局頗為看重與清朝佔領區之間的貿易往來，且對南明政權的存續欠缺信心，故並未積極進行軍事介入。
當時兩廣和澳門均同屬耶穌會的日本省，在日本幕府殘酷迫害奉教人士之後，該省的注意力即放在永曆朝廷之上。但另一方面，在滿清政權中已站穩腳步的中國副省，因擔心會妨礙其發展，遂堅決反對繼續支持南明。耶穌會士湯若望當時不僅率奉教天文家在清欽天監的權力鬥爭中取得絕對優勢，更很快成為貳臣群體中的重要份子，且與順治帝和太后等皇族建立相當不錯的個人關係 。順治七年(1650)，清帝還頒布有名的容教敕書 。
隨著局勢的惡化，永曆帝於四年(1650)正月撤離肇慶，暫遷至廣西梧州。十月，眼看傾頹在即的王太后和龐天壽遂決定私遣耶穌會士卜彌格使歐，隨行的只有一位奉教的游擊陳安德，在卜彌格所攜去的信中均有意地將尚未被冊立為東宮的慈炫稱作皇太子，期盼能獲得教皇、耶穌會總會長以及其它天主教國家的同情與幫忙。就在卜彌格離開澳門的一個多月前，廣州和桂林相繼陷落，但他在歐洲時卻從不曾提及此一窘況，原因應為避免對其「出使」之事產生負面影響 。
雖然先前已有頗多學者論述卜彌格「出使」事件中雙方往還的函件，但對其內容卻一直仍有許多辨識錯誤或隱晦難明之處。本文因此重新檢閱了相關的原始文獻，並提出許多新的理解與詮釋：如對兩宮的尊號和徽號做了遠較前人細緻的討論；釐清王太后致教皇書中所稱「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句的深意；還原耶穌會總會長答王太后書中「效昔唐代文、玄、高、建諸帝」句之所以混用諡號、廟號和年號的原因；完整解讀出龐天壽致「大宗相公若望路我」以及威尼斯共和國諸公拜帖上的文字；論證在耶穌會檔案館所發現的一件永曆太后致瞿安德的手諭乃馬太后所書，而非先前所認為的王太后……。
永曆五年(1651)，信教最堅的王太后以及瞿安德先後去世，而卜彌格亦因葡屬印度官員反對其任務，而不被允許搭船返歐。或因滿清政權已然鞏固，且中國副省的教務工作日益蓬勃，耶穌會因此在瞿安德過世之後，就不再派人至南明。而龐天壽對永曆朝的態度可能亦於稍後發生轉變，如在孫可望於六年迎帝駐蹕安龍之後，原為內廷親信的龐天壽與權宦馬吉翔同媚可望，甚至還共謀逼帝禪位，八年，大學士吳貞毓等因此欲潛招李定國率軍入衛，事洩，有十八位廷臣被可望所殺，馬吉翔與龐天壽等人當時亦曾想藉此事廢后，經王皇后在帝前哭訴始免。
至於身負眾望的慈炫，於永曆五年(1651)十月正式被冊立為東宮（先前文獻對此一時間眾說紛紜），其教名「當定」原就是取君士坦丁大帝之名的諧音，耶穌會士期許他將來能效法該羅馬君王，大力支持天主教的發展，但他在成長過程中的表現，卻頗令教會失望。
1651年冬，卜彌格與陳安德從陸路潛離印度，並在地中海邊搭船經威尼斯抵達羅馬。但其任務曾否獲明廷正式授權，卻遭到嚴重質疑，尤其，當時耶穌會正因「中國禮儀之爭」而與許多教會中人產生激烈爭執。即使是在耶穌會中，卜彌格亦未能獲得足夠支持，此因他屢次抗命以致得罪了總會長，且北京的會士也在清廷的支持下派遣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1614-1661) 於1653年8月趕抵歐洲，表示反對支持南明。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接見卜彌格，並交給他兩封分別致王太后和龐天壽的回信，但其中盡只是應酬式的內容。
自稱代表明廷「出使」的卜彌格，於1656年3月搭船離開里斯本，隨身攜帶著兩封教皇的覆書、六封耶穌會總會長致明廷中人的信、兩封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致永曆帝和龐天壽的信，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r. 1643-1715) 據說當時亦曾致函皇太后，其中葡王或是唯一有具體回應的，他應允將提供明廷軍援。
但當卜彌格返回東方時，澳門當局明白表示不歡迎他借道，以避免危害其正與清人建立的友好關係，卜彌格不得已轉赴安南，在此，他得知了王太后和龐天壽的死訊。當時耶穌會的日本省或中國副省都不承認卜彌格為其成員，無助的卜彌格輾轉進入中國，1659年8月22日（永曆十三年七月五日）終因勞頓而死於邊境，卒時只有陳安德陪伴在側。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曆帝與太子俱死於雲南，至於馬太后與王皇后的出處，有稱同時被殺，有稱自殺（如屬實，則違反天主教誡律），亦有稱被俘至北京，不知孰是。
相對於許多陸續背離南明的漢人文臣武將，一往無前為永曆朝廷奔波效死的波蘭人卜彌格，似乎十分特出。他一方面希冀能為他所崇奉的天主建立在中國的基業，另一方面，也或為其個人的終生志業追求一個圓夢的可能。
在卜彌格去世後的次月，教廷在遠東的傳教組織出現重大變革，原先在保教權(Padroado) 規定之下由葡萄牙（負責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和西班牙（負責菲律賓等地）負責的傳教區，均轉由直屬教廷的傳信部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管理。1659-1660年間，教廷分別成立了東京（管雲、黔、湖、桂、川及今越南北部和寮國等地）、交趾（管閩、浙、贛、粵及今越南南部等地）和南京（管蘇、豫、晉、魯、陜和東北、朝鮮等地）三宗座代牧區，由教皇任命權責視同主教的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以直接掌控所有的傳教工作。從此，葡萄牙（以支持耶穌會為主）、法國（耶穌會、巴黎外方傳教會）、西班牙（道明會、方濟會、奧斯定會）以及傳信部所分別派遣的傳教士混見在中國和中南半島等地，而各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各會間的長期矛盾，亦不斷對天主教的傳教事業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當時因許多亞洲國家均對歐人所帶來的貿易利潤、物質文明或先進火器感到興趣，故傳教士即嘗試利用此種需求來協助宣教的活動。如暹羅國王 Chao Narai (r. 1658-1688) 就曾在法籍耶穌會士的從中安排之下，僱用了一支數百人的法國部隊駐紮在曼谷等要塞，其中二十四人甚至被選任為皇家禁衛隊，兩國且數次遣使往還。傳教士不僅被允許自由傳教，他們還曾以路易十四的名義積極勸說國王入教，惟未如願，但部分耶穌會士卻在法國製造出暹羅國王即將奉教的假象。Narai 的門戶開放政策，終在他病卒之後激起以信奉佛教為主的反對人士的反彈，將法國勢力徹底掃除。
類似永曆朝「王子皈依記」式的故事，也曾出現在安南。1771年，阮惠 (Nguyen Hue, 1752-1792) 率農民軍起事，經十餘年的爭戰終於推翻黎氏王朝，黎王外孫阮福映 (Nguyen Anh, r. 1802-1820) 為謀求復仇，遂請法國籍主教百多祿 (Pierre Pigneau de Béhaine, 1741-1799) 攜其長子阮景 (Nguyen Canh, 1780-1801) 至歐洲求助，百多祿於1787年代表阮福映與法王路易十六 (Louis XVI, r. 1774-1792) 簽訂合約，同意割讓兩處貿易港，交換條件是法國必須提供軍援。但由於當時法國恰發生大革命，皇室被廢，而新政府亦無暇它顧，因此並不曾履約。百多祿於是以私人身分招募傭兵助戰，1803年，阮福映終於滅了安南。奉天主教的阮景雖於1793年被立為東宮，卻不幸因出天花而已於1801年薨，令傳教士在東方扶持一位天主教君主的努力再度破碎。
十六世紀以來，為因應基督新教的持續擴張，天主教亦派出大量菁英赴世界各地傳教，雖在亞洲各國偶見佳績，但終因各種文化、宗教或經濟上的因素而遭到失敗，甚至陸續被逐出或禁絕，只有在菲律賓等少數地區，因西班牙殖民政策的護持而得以生根。十九世紀中葉，基督宗教重新在中國等亞洲地區發展，但卻被許多人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的一部分，遂使基督宗教迄今仍在大多數的亞洲國家被視為「外來」宗教，而無法取得類似佛教內化成「本土」宗教的結果，其原因頗值得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宋人張昇有闋相當有名的〈離亭燕〉詞，寫江山秋色兼抒懷古之情，其中「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句，尤極蒼涼蕭遠之至。本文所論及的歐洲天主教與遙遠東方王室之間的故事，長久以來都是膾炙人口的「漁樵閑話」。做為一位歷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努力去還原史事的真相，令這些眾人感興趣的「漁樵閑話」不致以訛傳訛，或許我們也能有機會去更豐富其故事內容和歷史意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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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帝逃亡路線

永曆帝（1623年11月1日－1662年6月1日），名朱由榔（1646年12月24日－1662年1月22日在位），南明第四任君主，1646年隆武帝被俘死，本為桂王的朱由榔自稱監國。不久，隆武帝弟唐王朱聿𨮁在廣東廣州繼位，以次年為紹武元年，是為紹武帝。數日後，朱由榔在廣東肇慶亦登極稱帝，年號永曆。紹武、永曆二帝為爭正統，隨即開戰，後永曆軍大敗。1647年，清軍陷廣州，紹武帝兵敗殉國，永曆帝自此成為南明唯一的統治者。1659年避清軍，流亡緬甸，永曆十五年夏曆十二月初三日後被送交吳三桂，康熙元年四月十五日（1662年6月1日）遭縊死。死後鄭成功在台灣的政權仍沿用永曆年號。
永曆帝逃亡路線
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孫子，明思宗的堂弟，在天啟三年（1623年）出生，崇禎年間受封永明王，其父為桂端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封湖南衡陽，天啟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弘光元年十一月初四日病死於梧州。第三子安仁王朱由 𣜬 承嗣。隆武稱帝後，病重。不久由榔被封桂王，並在隆武被俘後，於當年十月初十日（一說十四日）稱監國於廣東肇慶。

朱由榔於1646年（清順治三年）農曆十一月十二日東返肇慶，十八日在肇慶正式稱帝[2]，年號永曆[3]，史稱永曆帝。曾道唯、顧元鏡、王應華等人都入閣，洪朝鐘在十天之內升官三次。

永曆帝在中後期倚仗張獻忠之餘部李定國、孫可望等在西南一帶抵抗滿清並得到包括延平郡王鄭成功在內的各反清力量的支持，是為反清的精神領袖和天下共主，一度收復湖南西部、四川（除了保寧）、廣東（先李成棟反正取得全部地區，後僅保有沿海）、江西（金聲桓、王得仁反正）等地。

殉國

1911年雲南都督蔡鍔以「三迤士民」名義豎立的「明永曆帝殉國處碑」。
1661年，清軍攻入雲南，永曆帝流亡緬甸首都瓦城，獲緬甸王莽達（平達力）收留。後吳三桂攻入緬甸，莽達之弟莽白乘機發動兵變，殺死其兄奪位。1661年8月12日，莽白發動咒水之難，殺盡永曆帝侍從近衛[4]。

永曆帝得到清軍進入緬境的消息後，曾寫信給吳三桂[5]，到1662年1月22日（永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莽白將永曆帝獻給吳三桂，南明滅亡[6]。1662年6月1日（永曆十六年四月十五望日，清康熙元年）[7]，永曆帝父子及眷屬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弓弦勒死[8]，終年40歲。其身亡處後改名為逼死坡，即今天的昆明市五華區的華山西路，辛亥革命後蔡鍔等人在當地豎立「明永曆帝殉國處」石碑[9]。死後廟號昭宗，諡號應天推道敏毅恭儉經文緯武體仁克孝匡皇帝。

陵墓
故至今未發現有永曆帝之墓。僅貴州都勻大坪鎮有永曆帝的衣冠冢。當地扶姓人家說，是他們先人明朝大學士扶綱派人搜集衣冠而葬的，為隱其真，只傳是桂王墳，不留碑記。扶綱是因明亡不願降清而回鄉隱居的。帝墓左邊是編修塗宏猷的 發冢，右邊是節愍侯鄔昌期的衣帶冢。民國十年都勻縣奉令修史，查實桂王墳乃永曆墓，才為其樹碑立傳，省長任可澄、省志總 陳炬、知縣竇全曾都為之寫了碑記，碑文「大明永曆皇帝陵」幾個字，墓碑及碑記是時任四川綦江縣縣長張瑞徵寫的（張系都勻人），還修了些亭閣楹聯，帝墓才初顯規模。墓高3米、徑6米，碑高1.62米，寬0.81米、厚0.13米，碑字陰刻正楷，字筆工整秀麗。塗宏猷和鄔昌期二人，是咒水之難42大臣之二，墳比帝墳小得多。「文革」中被盜，帝墳從前到後挖了一個大坑，碑斷為兩截仰臥墳前土中。1996年都勻市人民政府公布大明永曆皇帝陵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著手修復帝陵。墳用青石砌邊，水泥勾縫，碑文由書法家蘆如平書寫，前邊加修了上下山的雙向百級石階，供遊人參觀。

與天主教的關係

永曆帝嫡母王太后致羅馬教宗信件，由傳教士卜彌格翻譯成拉丁語。
在南明的最後幾十年中，南明政權曾希望藉助於天主教的力量，明安宗就曾派人去澳門搬兵求援，而永曆帝作為南明政權最後一個即帝位的人也曾如此。

1646年，澳葡政府發兵300人、攜大炮數門前來助戰，一時使南明收復了不少失地。為了感謝傳教士，1648年永曆帝家族皆入教，同時宮中受洗的還有嬪妃50人，大員40人，太監無數。其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朱慈炫都洗禮，但永曆帝本人並未受洗。

1648年10月再陷危機，永曆帝再次派人赴澳門求援，澳葡當局僅以火槍百枝相助，顯得微不足道。於是王太后又決定派使臣陳安德與傳教士卜彌格直接赴羅馬向教皇求援。她在致羅馬教皇的書信中誠懇地祈求「天主保祐我國中興太平」，希望教廷「多送耶穌會士來」「廣傳聖教」。此書信歷時兩年之久方才抵達。而當卜彌格攜教皇復書返回抵交趾（安南）時已是1658年8月，南明政權已瀕於瓦解，教皇的回信最終亦未能送到永曆帝之手。

王太后曾經向羅馬教廷派遣使節，這在中國歷史中是非常罕見的（見《明末政權與洋教士》、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