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中國古代，帝制專政，皇帝手握天下大權，幾乎是無所不能，生殺賞罰，皆於他一人之手。但皇帝為君，為國之君父，也講究一言九鼎、君無戲言，大多數皇帝基本也是說出來做得到。比如雍正帝，不光雄才大略，也可以說是一言九鼎，君無戲言的典範。他曾經許諾一個犯下謀逆大罪的秀才，不僅皇帝不殺他，皇帝的子孫也不能殺他，這個秀才就是曾靜。雍正留下遺詔：子孫絕不可殺此人！但乾隆一登基就違背，將此人淩遲。雍正遺詔：不可殺這人 乾隆登基立斬 https://bit.ly/30Ulxjn
康熙在世的時候，清朝出現了很多財政虧空，所以到了雍正帝手裡，就對貪腐特別的嚴苛。而雍正又是一個下狠手出了名的皇帝，他當政時，清朝的貪污腐敗減少非常之多。為什麼人們喜歡提起雍正和乾隆的關係呢？因為在封建社會，父子關係就是最大的事，父親說的話，兒子就是一定要聽的。而雍正做過很多事情，包括留下的遺詔，乾隆卻一概不管不顧。
雍正剛上任的時候，遇到了一件特別棘手的事兒。曾靜，湖南永興人，號蒲潭先生，他是康熙年間的一名秀才。中年時放棄科舉，以教授學徒為生。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湖南儒生曾靜派出一名徒弟送了封信給陝西總督岳鐘琪，列舉了雍正十大罪狀，勸說其跟自己一起謀反。曾靜之所以要勸說岳鐘琪，是因為他聽說岳鐘琪是岳飛的後代，而岳飛是民族英雄，所謂民族英雄者，實是漢民族之英雄，只會忠漢統，不可能忠滿統的。曾靜認為，岳鐘琪有這樣的身份，使得他應該也痛恨滿清，可是岳鐘琪卻對滿清忠心耿耿。
曾靜應試靖州時，就有反清的思想，雍正上位不久，把他的弟弟胤禩軟禁起來，有些人就傳播雍正陰謀奪位事，剛好曾靜也聽到了，於是更想推翻清朝，又聽說川陝總督岳鐘琪擁有重兵，但是沒有得到重用。曾靜就讓張熙去勸說岳鐘琪，一起反清，而岳鐘琪卻把勸說的書信上報皇上，雍正馬上叫人把曾靜等一些人拘押起來，曾靜對反清的事情供認不諱，本以為必死無疑。卻不想，雍正只是把曾靜供詞中的呂留良等人押解起來。
雍正聽說後，就把曾靜叫到宮中，不僅對他進行一番安慰，而且為了打消其憂慮，親手你定了一道聖旨，其內容為：朕絕不殺曾，而且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求殺戮。雍正的這道聖旨很好理解，不但表明自己不會殺曾靜，還絕不允許其子孫以詆毀先皇之名義將其殺害。但是，在雍正去世後，剛坐上皇位的乾隆就公然違背先皇旨意，將曾靜抓到京城，並以誹謗先帝的罪名，將他淩遲處死。從此事就可以看出，乾隆的容忍之心，與他父親雍正就不在一個等級。雍正遺詔：不可殺這人 乾隆登基立斬 https://bit.ly/30Ulx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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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覺迷錄
《大義覺迷錄》是清代雍正帝所編著，全書共四卷，主張清朝的正統性和“ 華夷一家”，以期消弭漢人的夷夏之防。
雍正帝反駁漢人才是天下的正統統治者的依據主要有兩條，即“文化的正統性優越性”以及“政治支配與主從關係”，特別是藉由“天”之名強調政治的正統性。
中文名 大義覺迷錄 編 著 清朝雍正帝 卷 數 四卷 編寫時間 公元1729年 主 張 清朝的正統性和“ 華夷一家” 編制來源曾靜口供和《歸仁錄》

大義覺迷錄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世宗胤禛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布此書。《大義覺迷錄》全書共四卷，清世宗胤禛時官修。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大義覺迷錄》的核心內容提出並解決了兩個雍正非常關心的重要問題“
清朝入主中原君臨天下，是否符合正統之道？豈可再以華夷中外而分論？以及“朕到底是不是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的皇帝？”此書是華夷秩序脫離漢人“自文化中心主義”的轉折點，代表滿清反中華思想的世界觀“一君萬民”的形成。雍正帝反駁漢人才是天下的正統統治者的依據主要有兩條，即“文化的正統性優越性”以及“政治支配與主從關係”，特別是藉由“天”之名強調政治的正統性。
著書原因
雍正帝統治中國期間，對中國的統治逐漸堅固。有清一代，清政府禁止旗人從事農、工、商各業，當兵成為旗人唯一正當的職業。雖不事生產，但每月領餉，每季還領季米（每年四季發放）。旗人不再以戰為生，失去了尚武儉約的精神，生活開始奢侈墮落。從而導致了漢文化的正統性和滿清政權正統性的對立。滿清政權對漢人實施文字獄和禁書更加劇了漢人憑藉千年傳統的“ 華夷之辨 ”，認為“滿清=狄夷”並抵抗滿清政權。
漢族文人曾靜、張熙受到呂留良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不滿來自邊疆的滿洲人的統治，於雍正六年（1728年）試圖遊說當時的川陝總督岳鍾琪反清，岳鍾琪假裝同意，騙出口供，反過來逮捕二人，送返燕京。
之後在刑部侍郎杭奕祿等的審問下，曾靜表示認罪，寫了《歸仁錄》，表示悔過並頌揚雍正帝。雍正帝赦免曾、張二人，下令收錄兩年來關於此案的上諭，以及曾靜口供和《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對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進行了一一辯解。雍正帝刊版發行此書，並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冊，還命曾靜到全國各地巡講，現身說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誤入邪教歧途。
人物形象
曾靜反清事件是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獄案，在當時也轟動一時，情況復雜，牽連較廣，雍正處理的方式也異乎尋常。雖然《大義覺迷錄》的內容都經過精心挑選，遠非曾靜反清案件的全部材料，但這本書仍然是研究這一事件的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大義覺迷錄》中的“上諭”部分，內容主要是關於兩方面的。
一是雍正對呂留良夷夏大防言論作了全面批駁；二是雍正對曾靜指責他弒父逼母奪嫡自立之事，逐條進行反駁。
呂留良是清初著名的學者，已死去四十餘年。他的著 ​​作中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極力申明華夷之辨，認為“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義。”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極力駁斥了華夷之辨，認為這種區別是因為古代疆域不廣，其實華夷本一家人，“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犭嚴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雍正認為古代華夷的區分是地理位置區分，古代華夷之辨主要的區別有血緣，文化和地理，血緣沒有多少可以爭論黃帝冑裔，古代姓氏現代基因都可以查出來，只是質疑是否查錯的問題，雍正是滿洲人滿洲人是由肅慎人和通古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混合而成的民族，當然不可否認滿洲人的祖先也混合是少數華夏族，不過這是少之又少，連雍正都不敢擺出檯面來講，這條的華夷之辨是雍正決力要繞開的問題。文化問題，其一，蠻夷不一定都是指某些民族，先秦時期罵同宗同族滴人為蠻夷，實是罵人和蠻夷一樣不知禮法，於今日罵人禽獸同意。至於孔子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歷來有多種甚至相反的解釋。文化方面歷史上爭論了上千年，雍正要是也說文化就也陷入了說不清的地步。地理不是爭論的焦點，地理成了雍正反擊的地方，但卻忽 ​​略或者說是刻意迴避了一點，民族從來不是以地理來區分。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為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又異心。”又云：“乃逆賊呂留良凶頑悖惡，……在逆賊等之意，曾何損乎聖德乎！……”雍正在這裡所提出的這些觀點雖然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打擊反對勢力，但仍然說明了一定的道理，是不同於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的，它反映了大一統中國各民族融合逐漸加深的客觀現實。為了消除漢族人的民族情緒，雍正還對滿漢衣冠服飾之區別作了辨解，說明衣冠之製自古都因時因地制宜，人們各就其習俗方便用之，刻意迴避了清初血腥滴剃髮易服，謬論道“ 孔雀翎、馬蹄袖 ”無關於“ 禮樂文明治亂”。
曾靜的供詞中還涉及到了康熙死及雍正即位問題。這一問題乃清宮大謎案，至今歷史學家們也議論紛紜，眾說疊出。曾靜在投書岳鍾琪時曾列舉了雍正的“十大惡”；一謀父，二逼母，三弒兄，四屠弟，五貪財，六好殺，七酗酒，八淫色，九誅忠，十任佞。曾靜對雍正的這些指責多是從已被鎮壓的雍正諸弟胤禩、胤禟手下太監那裡聽來的。如所謂“……聖祖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於字”。雍正是康熙第四子，“十”字改為“於”字，便是將“傳位十四子”改成“傳位於四子”。這一說法流傳很廣，但據今人的研究，認為不可能。首先詔書上寫的應是“於”字而非“於”。
曾靜又稱“聖祖在暢春園病重，皇上進了一碗人參湯，不知如何，聖祖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隨將允禵調回監禁，太后要見允禵，皇上大怒，太后於鐵柱之上撞死。”這一說法也來自於雍正政敵的餘黨，是否可靠殊為可疑。雍正在上諭中對所謂的十條惡行逐條進行駁斥，特別於“殺兄”、“屠弟”之說更是詳加辨解，細述其兄弟之“殘暴橫肆”、“毒忍之心”和“桀驁之行”。並說自己“光明正大，公正無私，諸兄弟之才識，實不及聯。”至於“好殺”一條，雍正則誇張地說：“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罰一人，即步履之間，草木螻蟻，亦不肯踐踏傷損。即位以來，時刻以祥刑為念……”就是這樣一個“仁慈”的皇帝，終其一朝，文字獄頻興，且處置嚴厲，株連眾廣，造成了濃重的恐怖氣氛。對於“ 淫色 ”一條，雍正更是吹噓自己“朕常自謂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社會影響
《大義覺迷錄》內容以曾靜供詞居最多。這些供詞有的是“奉旨問訊”，有的是“杭奕祿等問訊”。其形式都是對曾靜《上岳鍾琪書》及《知新錄》等書中大逆不道的言論提出質問，而曾靜的供詞則痛悔前非，並備述雍正之隆厚聖德、浩大皇恩，令人不忍卒讀。如所謂“彌天重犯今日始知聖恩高厚，雖堯舜不過如此”，“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內外，其用意於民，固可謂亙古少媲”，“此是心肝上的實話”等等。連雍正也覺得他“諂媚”。雍正明令將《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乃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但此書不僅保存了曾靜、呂留良和嚴鴻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論，還部分揭示出康熙時諸皇子爭奪王位、雍正得位及其後的相應措施等具體細節。它的刊布並未能收到預期效果，反而在實際上傳播了對清王室極為不利的言論，因此在乾隆即位之初即下令禁毀。但這也正是這本書獨特的史料價值之所在。
《大義覺迷錄》是中國歷史上最高封建統治者編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獻，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其中上諭和審訊詞對研究雍正其人及其政治主張，提供了不少線索。此書還反映出康雍時期的一些社會情況、民間反清情緒等問題，材料雖然零碎，但其中有些內容仍是其他書籍所不載的。當然《大義覺迷錄》所收材料都是有選擇性的。書中所收上諭有一部分見於《清世宗實錄》，但其中涉及皇位繼承問題的內容已被刪去；審訊詞、口供和《歸仁說》則不見於他書。另外曾靜致岳鍾琪書的部分內容見於雍正的有關上諭，全文始終沒有公佈。《大義覺迷錄》今存雍正年間內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緒末年香港仁社書局鉛印本，解放後中華書局有排印 ​​本。
作品目錄
華夷一家
首先，雍正為了論證滿清的正統性，提出了“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宣稱滿清政權是上天賦予的，不應該以“ 華夷之辨 ”來否定：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更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為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此揆之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眾，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賊呂留良，凶頑悖惡，好亂樂禍，攏彝倫，私為著述，妄謂“德?以後，天地大變，亙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為毀謗，至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為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四起，生民塗炭，疆圉靡寧，其時之天地，可不謂之閉塞乎？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寰宇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
華夷之辨
是文化之辨
雍正宣稱滿清入主中國是因為開疆擴土有大德，斥不向王化者為狄夷：
“夫天地以仁愛為心，以覆載無私為量。是為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天心之取捨，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瑣瑣鄉曲為阿私，區區地界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棄彝倫，滅廢人紀之逆意。至於極盡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為昏暗，豈皇皇上天，鑑觀有赫，轉不如逆賊等之智識乎？且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 ​​於禽獸，未知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內地主，若據逆賊等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為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為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況我朝之為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而逆賊尚忍肆為訕謗，則為君者，不知何道而後可也。”
滿清造於中國者大矣
接著，雍正宣稱滿清政權對中國貢獻很大：
“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尚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肆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藉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遺之嘆。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睹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至於厚待明代之典禮，史不勝書。其藩王之後，實係明之子孫，則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而胸懷叛逆之奸民，動則假稱朱姓，以為構逆之媒。而呂留良輩又藉明代為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為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讎也。”
外國之君亦為正統
“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入承大統者，其害不過妄意詆譏，蠱惑一二匪類而已。原無損於是非 ​​之公，倫常之大。倘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為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託命乎？況撫之則後，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而仍不以為後，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為下者其能堪乎？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於下，豈為下者轉可以此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況其君乎！又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大夫猶不可非。我朝奉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為有君，況為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疇，而可為無父無君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歷代從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後人則故為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 [1]
曾靜反清
曾靜，湖南永興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生。因應試不第，閉門讀書、授徒，著有《知幾錄》、《知新錄》二書，表達出濃厚的民族意識。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他派弟子張熙到浙江購書一批，其中有呂留良詩稿一本。另外，他曾接觸過嚴鴻逵、沈在寬，在其家看到了呂留良的著作。曾靜對呂留良遺著中關於夷夏之防及古時封建井田等言論十分讚賞。呂留良強烈的反清思想對曾靜影響很大。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曾靜命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稱他是岳飛的後裔，勸他起兵反清，並列舉雍正有弒父篡立、殺兄屠弟的罪行。岳鍾琪是四川成都人，因戰功累官至川陝總督，任寧遠大將軍。當時以一個漢人掌握如此大的兵權，是絕無僅有的情況。
岳鍾琪對清廷的重用自然是感激涕零。而曾靜認為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代，同時又聽說自年羹堯被殺後雍正三次徵召他都未進京，便貿然斷定岳鍾琪對清廷不滿，於是投書勸其反叛。岳鍾琪見書後，駭異非常，連忙刑訊張熙，窮治主使之人。張熙隻字不吐。於是岳鍾琪又使用軟的一手，對張熙進行誘騙。他和張熙設酒盟誓，表示一定要起兵反清。張熙受騙後，透露出所有情況。而岳鍾琪則密奏雍正，將曾靜捉拿歸案。曾靜在重刑之下，又供出嚴鴻逵、沈在寬等人。雍正迅即命令浙江總督李衛，速拿呂留良家屬及嚴、沈等人，並將嚴、沈秘密編抄成冊的呂留良文集及藏於呂留良家的種種遺著都加以搜獲。
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海藍及湖南巡撫王國棟三員大吏會同審訊曾靜。曾靜由於害怕，竟痛哭流涕，痛悔前非。在嚴刑逼供之下，他又供出許多人。清官吏遵照雍正的旨諭，進行了細緻的追查。此案牽連幾十人，連家屬在內多至上百人，驚動了清政府的幾個部和好幾個省。由於株連甚廣，各地一直在追查緝拿中，直到雍正十年才最後結案。這期間，雍正曾令朝廷官員並各省總督、巡撫、道府守令、各地學官依次議論曾靜應得之罪。清廷官員於是紛紛表態，認為曾靜罪大惡極，法不可赦。雍正又讓曾靜自己議罪。曾靜在這時深深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軟弱性的一面，他不僅譴責自己所進行的反清活動，並轉而多方吹捧雍正和清朝的政治。曾靜供詞稱：“皇帝合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週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佔據去了。” [2]
編書禁毀
在審訊中，雍正又得知曾經和他爭奪皇位的允禩、允禟等人的追隨者，曾在各地廣泛宣揚他用非法手段奪取皇位及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情況，因而在有關上諭中為自己反复辯解；同時還針對呂留良、曾靜等人的反清言論，寫出了大量為清朝統治中國之合法性辯護的文章。雍正七年九月，胤禛命令將他前後所降諭旨及曾靜歷次口供，編成《大義覺迷錄》，頒佈到全國各地。他在上諭中說：“著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鑑知悉”，而後又恐嚇說：“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雍正對呂留良一門懲治極嚴，呂留良及其長子呂葆中開棺戮屍，呂的學生嚴鴻逵監斃獄中，戮屍梟首；呂另一子呂毅中和另一學生沈在寬斬首。除此之外，呂留良的私淑弟子，刊刻、販賣、私藏呂之書籍者，或斬首，或充軍，或杖責，呂、嚴、沈三族婦女幼丁給予功臣家為奴。令人奇怪的是主犯曾靜、張熙卻免罪釋放。雍正在湖南設立觀風整俗使，並令曾靜“往湖南觀風整俗使衙門聽用”，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攜曾靜至江寧（今南京）、杭州、蘇州等地講述自己的罪過和悔悟之情，並“宣揚聖德同天之大”、“本朝得統之正”，“以贖補當身萬死蒙赦之罪”。隨後曾靜與張熙這兩個“現身說法”的“反面教材”被當堂釋放。根據雍正的解釋，曾靜、張熙是誤信了呂留良的邪說，是受迷惑的從犯，“且曾靜之前後各供，俱系伊親筆書寫，並非有所勉強逼勒，亦並非有人隱授意指，實由於天良感動，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誠懇，形於紙筆”，因此“著將曾靜、張熙免罪釋放”，予以自新之路。並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
雍正赦免曾靜，不過是故作姿態，以此說明曾靜對他所指責的“謀父”、“逼母”、“弒兄”諸事純粹子虛烏有，表明“朕之心可以對上天，可以對皇考，可以共白於天下之億萬臣民”；同時，也是為了讓天下人勇於改過“自新”，正如他在上諭中所說：“……朕赦曾靜 ​​，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於改過之不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一途”。
雍正十三年八月，世宗胤禛死，高宗弘曆即位。乾隆一反雍正所為，即位一個多月後，便下令逮捕曾靜、張熙。同年十二月，又下令將曾、張二人解送至京凌遲處死。並下詔禁毀《大義覺迷錄》，已頒行者嚴令收回，有敢私藏者罪之。因此《大義覺迷錄》在其後一個多世紀中成為禁書，極少流傳。日本留有存本，被稻葉君山引用於《清朝全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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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覺迷錄》是清朝雍正帝親自頒行的一部在全國發行的官方宣傳資料，收錄了曾靜一案的上諭、曾靜口供及其《歸仁錄》，描述了曾靜從反對雍正到擁護雍正這一「大義覺迷」的過程。利用第三人稱的角色為切入題材，是研究滿清的重要史料。乾隆即位後，認為該書起到反效果，迅速禁絕該書。

漢族文人曾靜、張熙受到呂留良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不滿少數民族清朝的統治，並宣揚雍正帝得位不法的言論，於雍正六年（1728年）試圖遊說當時的川陝總督岳鍾琪反清，岳鍾琪假裝同意，騙出口供，反過來逮捕二人，送返燕京。
之後在刑部侍郎杭奕祿等的審問下，曾靜表示認罪，寫了《歸仁錄》，表示悔過並頌揚雍正帝。雍正帝赦免曾、張二人，下令收錄兩年來關於此案的上諭，以及曾靜口供和《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對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進行了一一辯解。雍正帝刊版發行此書，並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冊，所有地方官、學官必須據《大義覺迷錄》的內容及論點向百姓講解，還命曾靜到全國各地巡講，現身說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誤入邪教歧途。
翻案處死
雍正帝駕崩僅兩個月，刑部尚書徐本上奏請停其講，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九日，已經登基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違背父訓，反悔赦免，並公開翻案，於十二月敕，曾靜、張熙二人凌遲處死，雍正生前特別告誡子孫，不可殺曾張二人，以作為「反面教員」：「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但是乾隆違犯遺命，誅殺了曾靜、張熙，以絕後患。乾隆還宣布，《大義覺迷錄》一書毀去其版，凡有私藏者，即有殺頭滅身之罪。收禁此書，主要還是因為它「觸到雍正本人宮闈內部、倫常之間的一些隱私」。[1]
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逕庭，有他周密的考慮。乾隆清楚認識到，雍正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雍正自己推上法庭，讓民眾在內心審判皇帝；雍正的「華夷之別」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辯、皇宮中的秘聞醜事泄露、皇子搶帝位間爾虞我詐的鬥爭、文武大臣黨爭的利益傾軋等等，皆詳細地記錄於《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暴露出雍正禁錮兄長，迫害弟弟，搶奪帝位，此般對兄弟的苛刻，無疑是損害了萬乘之尊皇帝的光輝形象，更洩漏宮廷秘辛，完全是反面宣傳，根本達不到使臣民「覺迷」的目的，只是更增強人們的民族主義的排滿情緒。因此必須徹底剪除禁錮異端思想的蔓延，肅清其流毒。同時這兩個「彌天重犯」當「反面教員」，更難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
此書流至東瀛，為人所發覺，光緒末年革命黨黨人在香港重印此書。
英籍史學家史景遷著有一書《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詳述其事件由來，但該書頗多爭議。[2]《大義覺迷錄》對研究雍正帝其人及其政治主張，提供了不少線索。此書還反映出康雍時期的一些社會情況、民間反清情緒等問題。材料雖然零碎，但其中有些內容仍是其他書籍所不載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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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義覺迷錄》裡，有些關於曾靜的新材料是以自傳的形式來呈現。雍正詳細詢問曾靜的早年著作，或是他在湖南的供詞，曾靜便得以詳細回答，因而反映了他自己的道德理念。雍正問及曾靜的叔岳陳梅鼎，為何此人說曾靜「有濟世之德，宰相之量，」曾靜回說，陳梅鼎當年說這話並沒有別的意思，也不是希望曾靜在什麼新朝做宰相。因為曾靜本來與兄嫂同住，夫妻不睦，於是曾靜之兄將嫂改嫁到陳梅鼎鄰家。這位嫂子對陳梅鼎說曾靜待她很好，所以有宰相之量，曾靜又幾次勸兄長不得嫁妻，所以陳梅鼎說曾靜有濟世之德，「厚重敦篤不佻耳」。

而陳梅鼎屢次歎先朝衣冠文物，也同樣沒有異心。這話和呂留良一點關係也沒有。陳梅鼎約在一七○○年前後說這話，當時他已是七十老翁了，當然會記得幼年的前朝衣冠文物。曾靜還說，「陳梅鼎是個農家鄉人，沒讀過什麼書，也不曉得別樣說話。」而曾靜自己是到一七二七年張熙從浙江帶回呂留良寫的詩，才曉得呂留良也有類似的想法。曾靜又在第二卷寫道，他向來相信天下最好是分由眾賢來治理，「以聖統賢，以大統小，事雖分於眾賢，政實頒於一人，」這是古時實行封建的原因。春秋行的就是這套制度，後來才有秦始皇一統天下。曾靜相信這套古制若是行之今日，「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亦是禦夷狄之大法」。

曾靜解釋他的理由：「只見得天下之大，一人生目所及，心思所繫，海隅之遠，必有遙隔不到之處，而天生人材有聖有賢，有賢之大者，有賢之小者，類皆有治民之責，以聖統賢，以大統小，錯壞以居。事雖分於眾賢，政實頒於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禮樂征伐雖出自於天子，而撫民之任，治民之責則分屬各國之。」秦朝一統天下之後，分設郡縣，官員此去彼來，彼此可以推諉，而且往往在任不久，與民不親，就算有心為民，樹立法治，但是政隨人轉，新舊交遷，常有朝張暮弛之嘆。

從雍正對這段文字的反應看來，他未被說服。雍正認為，自遠古以迄於今，世事已多有變化，而歷史的發展也另取他徑，若是在今日行封建之制，則天下大亂，邊防不靖。但是曾靜已想過這個問題，他轉而提出地方秩序的問題。他相信，答案就在於「鄉約」，曾靜曾見有藍田鄉約，經過朱熹斟酌損益。曾靜說他仔細讀過這些有關鄉約的著作，而且漸漸相信，透過地方上的鄉約，得將風俗教化深入鄉里，亦能相規過失。就當世而言，理想的做法是「準古酌今」。每一鄉選擇老成有德者為「都約正」，並從鄉里子弟中挑選十二名「端方正直，通道義而能文辭者」為「直月」。直月以一月為期，輪流記錄。記錄有三種，一是記錄姓名與參與集會之細節；二是記載鄉里中人表現傑出、獲得讚揚之處；三是記錄過失與批評。每月須至少集會一次，擇便利之處，以期人人皆得參加。行禮讀約，酒過三巡，然後直月就善行與過失告於約正，當眾詢問討論，「許各人就約所質疑問事，講辨道理，區畫家計，以及論文習射。」到了日落方散去。

曾靜又說，他希望皇上能負起提倡鄉約之責，以聖睿修改之，並將施行最成功的範例推而及於天下。皇上應責成總督、巡撫，在窮鄉僻壤也要把這套制度建立起來，並確保士農工商皆可參加。建立鄉約之制並不太難，因為官府在每月初一十五都會召集鄉民，由地方文人宣讀「聖諭十六條」，這是由康熙所書，雍正頒行。何不在此基礎上，討論鄉約的要旨計畫？朝廷也可藉此機會解釋政令，提升鄉里道德。

曾靜強調，目前的這套系統僅及於城鎮，尚不及鄉里，「蓋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由於居鄉之日多，到縣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義，不能仰會上意。」所以宣讀「聖諭十六條」其實成效並不彰：「宣講亦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視為泛常，而民之聽之，或作或輟，有來有不來。況居鄉者多，在城市者少，鄉民遠離，無人督率，雖有宣講，如何聽見？即如彌天重犯所居離城市遠，縣中講約讀法之事，生平並未撞逢一次，如所頒聖諭廣訓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從前不惟不曾目見，並未曾耳聞。」曾靜最後說，如果鄉約的理想能深入鄉里，則無人會置朝廷律令於不理，「不惟無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體呼吸，竟可相通矣。」

從《大義覺迷錄》之中，兩人辯論的方式來看，雍正對曾靜引經據典，說明某個想法所出何處時尤其感興趣，因為這麼一來，雍正也可在字句間尋道理，予以駁斥，證明滿洲皇帝對古聖先賢學說的精微之處也是不含糊的。管仲對夷狄的看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曾靜當年在《知新錄》便以相當的篇幅討論管仲，說他的例子證明「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曾靜此一看法顯然受呂留良所影響。雍正自然要曾靜說明白，而曾靜這麼一來，便得以就先前的簡述詳加說明北京的印工與裝訂工日夜趕工，以使此書早日完成，分送各地。在雍正和內閣議定刻印計畫之後不到十四天的工夫，《大義覺迷錄》已在奏事處和兵部急遞的協助下開始分送各地。根據記載，最早收到的是駐紮在北京城外的提督他在四月二十七日收到之後便回報內閣。此時岳鍾琪正奉旨在西北積極備戰，他在五月五日收到兩部《大義覺迷錄》，立刻將其中一部交付刻印。廣州總兵回報，他在六月四日收到書。但是在長沙的湖南巡撫則因天災延阻，遲至六月底才收到。要送給按察使和觀風整俗史的書在途中遇上暴雨，浸漬不堪使用。不過既然已經開始刻印新的本子，湖南的延誤也只是一時的。到了仲夏，連在永興以西、地處偏遠的縣分也收到了《大義覺迷錄》。

在如何閱讀《大義覺迷錄》這方面，雍正實在沒有留給學子和官員什麼空間。雍正在此書開頭的諭旨結尾寫道：「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於是，就在曾靜服母喪百日這段時間，一省又一省、一營又一營、一城又一城，各地官員一一回報，他們已經收到《大義覺迷錄》，並估算分送治下學宮鄉里所需之部數。到了十一月底，連最近才納入大清版圖的台灣也收到書了。雖然此時台灣還不平靖，學校也還粗具規模而已，但是台灣官府按旨估算，回報還需刻印一千兩百三十部。

這麼些年來，曾靜一直希望有人能讀他的著述。現在，他有了讀者，其數量之眾卻是曾靜再怎麼做夢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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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覺迷錄》表面上胡漢文化的爭論，但實際上，就是雍正的辯駁書。曾靜在裡面的角色，就是代表那個天下人的謠言，而曾靜最後的〈歸仁篇〉，大徹大悟，就代表了謠言已破，天下人皆信服雍正得位以正，更是書名的由來，「大義覺迷」。而乾隆之所以改判殺曾靜，並焚燬所有《大義覺迷錄》，便是認為家醜不可外揚，皇宮內權力鬥爭，奪位互弒，豈能公開讓天下人看笑話？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徑庭，有他周密的考慮。他在青年時代目睹了這場文字案的前前後後，他清楚認識到：父王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審判台；雍正的“華夷之別”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皇宮中的秘聞醜事洩露、皇子間爾虞我詐、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等等，統統詳細地記錄于《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損害了萬乘之尊皇帝的光輝形象，暴露了國祚和宮廷的絕密，起到反宣傳作用，根本達不到使臣民“覺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強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因此必須徹底剪除禁錮異端思想的蔓延，肅清其流毒。同時留著這兩個彌天重犯”當“反面教員”，更難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證明他父皇失德確有其事。乾隆深思熟慮，甘願冒著違犯父王遺命的罪名，誅殺了曾靜、張熙，以絕後患。乾隆此舉，實際上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謀遠慮“出奇料理”低劣多了。

《大義覺迷錄》著書原因

漢族文人曾靜、張熙受到呂留良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不滿少數民族清朝的統治，於雍正六年（1728年）試圖游說當時的川陝總督岳鐘琪反清，岳鐘琪假裝同意，騙出口供，反過來逮捕二人，送返燕京。

之後在刑部侍郎杭奕祿等的審問下，曾靜表示認罪，寫了《歸仁錄》，表示悔過並頌揚雍正帝。雍正帝赦免曾、張二人，下令收錄兩年來關於此案的上諭，以及曾靜口供和《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對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進行了一一辯解。雍正帝刊版發行此書，並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冊，還命曾靜到全國各地巡講，現身說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誤入邪教歧途。

雍正「出奇料理」曾靜一案，下令將《大義覺迷錄》「通行頒佈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以澄清即位以來種種流言，並清理異議。雍正自逞筆舌之能，撰文闢謠，反倒巧成拙，竟引起天下人競相窺視宮廷鬥爭。乾隆即位，為求補救，將《大義覺迷錄》一書列為禁燬之類，從此銷聲匿跡，只有少數或私藏民間，或流至東瀛。

圖片參考：http://3.blog.xuite.net/3/2/b/3/11850051/blog_37743/txt/10491254/8.jpg

「這兩位皇帝都錯了，一個皇帝以為向天下人說明對他不利的傳言，便可讓謠言不攻自破，以為後代雪亮的眼睛會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卻只記得了謠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則以為把書毀掉，就能讓此事煙消雲散，而他的子民卻認為之所以要毀掉此書，就是因為書中的內容千真萬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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