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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是歷史學家黃仁宇最負盛名、也是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其著作主旨在書中末段看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年），年號萬曆(1572－1620年)，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內閣首輔張居正去世，明神宗開始獨裁統治，他貪財徵稅，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菸癮），又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萬曆十四年（1586年）後，神宗開始連續不上朝，期間長達三十年，史稱萬曆怠政。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沒有宦官、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神宗都有反應，表示他還是有在看奏章，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一般史家認為的明朝滅亡之起點，如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萬曆二十年（1592年）援朝鮮之戰，萬曆三十一年間的「妖書案」，接下來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起的「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的薩爾滸之敗等。與這些年份相比，萬曆十五年（1587年）雖然有海瑞、戚繼光的去世，但終究只是無足輕重的一年，也即如其英文版的書名：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但黃仁宇提出與其他史學者不同的看法，指出此一年似是無重大動盪，實際上可能卻是明朝發展至盡頭而步向滅亡的一年。黃仁宇引用典籍，特別是《神宗實錄》，就此年中發生的立儲之爭和一連串使萬曆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作分析，研究發生在萬曆帝身上的變化。黃仁宇指出，雖然最後萬曆帝在種種問題上妥協，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對抗無效之後，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方式。由此可以理解，明朝的皇帝表面看是有其無限權力，但終歸也要受到傳統文化和文官集團的掣肘。
另外書中還提到海瑞、戚繼光、李贄等人，也是受到傳統文化的掣肘，而得不到有意義的發展。對海瑞，黃仁宇形容「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對戚繼光，黃仁宇評「戚繼光的求實精神，表現於使革新不與傳統距離過遠。」；而對李贄，黃仁宇也評說李贄不過是反映明朝在儒家倫理文化趨於僵化下，思想界的苦悶和困局。
出版概況
本書原寫作語言為英文，初稿成於1976年夏季。本書的出版曾遭遇「無數挫折」。英文稿在美國多家出版社輾轉，均因風格新異而不被接受。商業性質的出版社認為，本書雖然提及宮廷生活、妃嬪間恩怨，但又因海瑞而涉及明朝財政，因李贄而涉及中國思想，應屬於學術著作。而大學出版社則認為這書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實在是不倫不類，也不願承印。只有耶魯大學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見，答應出版。198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印行（ISBN 0300028849），並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Awards）1982年和1983年歷史類好書兩次提名。
簡體中文版於1982年5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50頁，ISBN 7-101-01491-7），由其好友廖沫沙題箋，印在封面。後來陶希聖很欣賞這本書，就在1985年6月其主持的臺北食貨出版社印行正體中文版（ISBN 957-8876-01-7），並為之寫讀後記附於書後。2006年，為紀念此書問世30周年，中華書局又重新校訂出版了簡體中文「增訂紀念版」。本書除中文外，亦被翻譯成法語、德語、日語出版。
內容敘事探討
歷史學家江政寬認為《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對人物的刻畫往往帶有一點心理史學的影子，在以往，人物的心思一向是文學家馳騁的領域，黃仁宇雖然去揣測人物的想法、動機等，但不能意味這非歷史研究，因為黃仁宇的推論或想像皆有廣博的史料支撐，故應將之可視為「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也因如此，冰冷的歷史在黃仁宇的筆下生動的展現在讀者的眼前。不過黃仁宇的敘事體仍有其缺點：第一點、黃仁宇勾勒人物心思的筆法是經由「結果論」而產生的，因為歷史已經發生過，所以黃仁宇才有能其推斷，這與心理學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因此黃仁宇的推斷是否妥貼，還有待商榷。第二點、在歷史想像的部分黃仁宇用的是「肯定」的語句表達，因此人物在無形中就被附加上了黃仁宇想像的性格，顯然太過武斷而不夠謹慎，可謂歷史想像發揮過了頭。
黃仁宇在書成後，寄往劍橋。李約瑟看完後，寫信給他說：「哎呀，一切靠抽稅而轉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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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一個參加過抗日戰爭，在三十四歲才赴美上大學的歷史學家竟會在今日受到廣泛的推崇？更有趣的是，黃仁宇的成名作《萬曆十五年》還是他退休之後才出版的，是名副其實的大器晚成。他接下來的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History（中譯名稱是《放寬歷史的視界》）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也全是既受好評而又暢銷的史著。或許，通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的確比較喜歡以通俗的形式表達他的看法，因為這可以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另外，這種形式還可以把他綜攝宏觀的特長發揮出來，而不用走斤斤計較、細密分析的學院派路線。所以除了《放寬歷史的視界》是稍微有點嚴肅的論文集外，他的許多作品都是中學程度就可以接受的。《放寬歷史的視界》與《萬曆十五年》共同呈現了他對明朝以降的國史的看法，《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則上達孔、盂，下至元亡，三書連接起就約略有了普及版中國通史的格局。而他的文字委實流麗，充滿想像力，讓讀者以為自己在看歷史小說。難怪有人詬病《萬曆十五年》怎可能寫出歷史人物許多內心交戰的狀況，恍若置身戚繼光、萬曆皇帝等人身旁甚至能知其心？這類問題後來是減緩了；但於其作品的魅力卻絲毫無減。
黃仁宇主張看歷史得有「大歷史」的眼光，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條件重檢歷史，並掌握充分資料描畫昔日社會輪廓，不計較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須以今人眼光回看過去，務求把「今天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熊彼德語），以展現「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簡單說，也就是要在過往的歷史找出今天之所以是這個樣子的原因。所以他才會提出學校教授現代史應推後五百年，由明代說起，因為今日一切莫不與古代埋下的線索有關。
為什麼他要把自己英文著作中的Macro-history一詞中譯成「大歷史」，而非更常見的「宏觀歷史」呢？據其自言，乃是因為「Macro-history此字與Macro-economics相差很大，所以不用宏觀字樣。」畢竟他以明代財政史起家，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十六世紀中國明代的財政與稅收》，因此他分析中國歷史的時候難免會特別關注財經體系的演變，時常述及一個王朝的宏觀經濟狀況，為怕讀者混淆了宏觀經濟學和他特別標榜的「宏觀史學」，所以才會有個這麼奇怪的說法。
確切掌握社會實况
眼睛時時盯住財政政策和宏觀經濟的黃仁宇最喜歡用「在數目字上管理」來描述資本主義的特徵，所謂「在數目字上管理」，要點在於政府必須確實掌握社會實况。若要確實掌握社會實况，自然就要有確實的數字，因此社會裏的各種經濟因素都要能化成數字。為了達到這個標準，首先得做到各種經濟因素要能在數字上互換。法律要確保私產，進而發展民法，將權利和義務分割。然後法律和政府必須確認資本的地位，並在制訂法律、政策時將社會習俗考慮進去以配合資本的中心地位，確保日後法律施行不會被資本以外的原則（如習俗、道德）打斷。法律一行，信用得到保障，於是社會組織就能全面展開分工合作，上下連接緊湊。我以為他正是以肯定今日的資本主義秩序為基本立場，配合大歷史的方法，把今日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態勢解釋為合理方向，再倒推回去重新解釋過往中國歷史推演的線索。
所以「數目字上管理」的施行與否，正是黃仁宇中國歷史推演的核心。他曾經和知名科學史家李約瑟(Dr.Joseph Needham)合作，研究西歐如何走向資本主義，共同擬出三個條件來檢索歷史上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成功走向資本主義。三個條件是：（一）私人信用借款廣泛通行；（二）組織擴大故有經理人的出現；（三）交通通訊技術發展；然後這三個條件都必須得到法律確定。
可黃仁宇並不認為「數目字上的管理」只是資本主義的特色。他認為社會主義不失為修正資本主義的方法，但在技術上仍要接受上述三個條件，只是所有權不同而已，於是他又指出許多改革較遲的國家（進入數目字管理階段較慢者）會以社會主義為自衛手段。為了說明「數目字上管理」與走資走社無關，他舉英國為例，認為大戰以來，英國有時是「資本主義的重點強，有時是社會主義的重點強，用不着作體制上的改變。」我覺得他這套說法的問題是他並沒有仔細分析「數目字上管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三者之間關係，以致令人難以明白「數目字上管理」既需法律確定私有制，又如何在所有制不同的社會主義裏施行？
先不管這些基本概念的問題，直接看看黃仁宇眼中中國歷史發展的特色。他認為中國在世上最獨特的地方是它早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就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並且以此為常態，而且就算有過長期分裂，人心也還是趨向統一，流亡朝廷更以統一為職志。早先，春秋戰國變化劇烈，由數百國歸併為一，當時最早統一全國的居然是位置偏離中心的秦國。相對的，歐洲就沒有出現過波蘭以數代經營打敗英、法、德等文化大國聯軍，並徹底統一文字之類的事情。而且中國在文字在仍用竹簡傳播的時候，就已經出了後人心目中的「至聖」「亞聖」？這都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中國統一，在他看來實是氣候地理所決定：（一）黃河洪水常作，小國各自築堤，一方面無法有效治水，另外更會妨礙彼此安全。（二）中國因土地過大而又受季候風影響，常有水災、旱災，甚至在同一時期，彼處水患，此處大旱。大國控制資源多，對賑災恤鄰有效，參附者自多。在戰國全面競爭後，小國無法生存，強者得之，遂能更有效率地統一應付各種自然問題。各國聯合還能增加抵抗強大的北方遊牧民族的能力，秦始皇不正是長城的首創者嗎？黃仁宇幾乎完全接受德國學者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的「東方水利專制」說，抱持十足的環境決定論。
在環境的逼迫下，一個中央集權政府要全面統治廣大土地、大量的人民（中國的人口密度在世界史中常常名列前茅），真是談何容易。他引美國漢學家Herlee G. Greel的話，認為中國在公元前已有二十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此大政府施行統治以兩組概念為依歸，自此不變。第一組是戰國魏文侯的大臣李悝的設施，李悝為了發動生產對抗敵國，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國家特別重視小自耕農。以後各朝皆視農為本，商為末，以兼併為大惡，所以中國從來沒有正視商業組織。而李悝的政策主要是一種計劃經濟，「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第二組是《周禮》記載的行政架構，其精髓是以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是一種間架性的設計，是思考出來而不是實際考成的政策。例如周王畿必有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見方為一「服」，天下共有九「服」。「周禮理念」和「李悝理念」相輔相成，都是在實際的勘考與統計技術尚未完全展開時，就由上往下地籠在全國之上，完全是上面的空想，沒有顧及實况，聖旨就是真理。井田制就是一個荒謬絕倫的例子，原為抽象理想，但卻是日後不少政府行政的目標。比如唐朝的均田制，假若一農民應獲配給田地一百里，可是土地不夠，所以實際上他只分了七十里。這七十里地上可能還有河水、有小丘，但政府收田賦時照收百里的份，因為要符合政策。如果政府完全照顧各地的具體差異，其架構或許就得全面崩潰了。不只田賦的徵收不符實際，就連軍事管理也有類似的理念蓋過現實的情形，司馬光就曾說過一些末代王朝的兵員狀况，數十萬雄師居然可能只是一紙具文。
獨尊儒術 妨礙數字管理
到了漢武帝的時代，董仲舒獨尊儒術原是為了替政府奠立統一思想以便統治，不料他的理念成了日後百代讀書人治世的典範，儒家思想固然是貫穿王朝統治的思想骨幹，但卻也起了鞏固和傳播空想政策的作用。日後，這種意識形態政策的特色將使得中國無法進入實際的「數目字上管理」，留下嚴重的後遺症，於是如何架馭整個統治，如何清理各式各樣的現實需求就成了歷代王朝的中心問題。
明暸黃仁宇的著作要點之後，我們就可以來介紹一下他對中國歷史的重估了。首先，以大歷史的觀點來看，朝代的僵硬劃分並不適合分析史胳。所以他把中國歷史重新劃分成幾個階段：奏漢是為第一帝國，確立和鞏固了空想架構，直到東漢末年積累問題太多，進入了另一時期。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一方面重組各種社會因素，另一方面又統合了各民族和外來文化，從而造成性格外傾、崇好競爭體制的隋唐宋第二帝國。可是因為結構問題沒有根除，終於導致外族入侵。朱元璋創立明朝，避開了宋的體制，採取緊縮政策。清朝沿用這個政策，於是明清另成第三帝國。清末至現代則是另外一個單元，必須另述。
黃仁宇特別欣賞宋代，他認為趙匡胤軍人出身，以競爭體制立國，相當務實，不似他朝之空中樓閣，而宋代諸臣，又以王安石的眼光最獨到，看出中國在十二世紀已有「現代化」的需要。例如王安石曾與司馬光辯論稅制，說「可不加賦而國用足」，方法就是以政府資本刺激消費，稅率不用提升而稅收卻能增收。這是古代只懂調節稅率、稅項的宮員所不敢想像的現代思維。不過，黃仁宇認為每一代人難免都要受前代操控，於是宋代雖有現代化需要，王安石雖有新法，卻終不成事；蓋整體結構太過龐大，不是一人一時可定。
到了明代，朱元璋為了順應實况，又因為厭惡昔時王安石的新法，遂採取緊縮政策，使中國進入大躍退的局面。相對地，正當明代實行內縮政策的時候，歐洲的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等到清末，一個保持原狀數百年的王朝碰上了經歷數百年革新的外來勢力，終使前者傳統統治架構分崩離析。有這一層認識，使得黃仁宇對現代史有一套可與唐德剛「歷史三峽說」相比的特別看法，他認為由清至今的百年之間，中國正進行着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一步步走向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先是蔣介石完成了高層組織的重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各種殘暴運動卻重組了底層組織，使國家能夠上下貫穿地掌握全國基本狀態，至今乃庶幾達至「數目字管理」的局面。史上從未有過一個國家走上此途而能逆退之例，故現今局面逐步走上開明，實在乃大勢所趨。中國建立了一個綿延二千多年超級早熟的大帝國，其規模之雄世上僅見。到今天，又付上了一百年的時間，以無數人命為代價才終於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黃仁宇雖以大歷史的眼光觀照史實，偶而卻也能在某些細節上發出一些別具洞見的議論。比如說他能看出三國時代的政治狀態複雜，儒家思想的控制力不強，所以史家才有將三國史浪漫化、傳奇化的機會。他還能透過一些史家的立場來發現背後的事實，例如南北朝史作者常斥昏君無道，士氣消沉；但黃指出史官是朝廷正統派，若士氣真是壞得無以復加，傳統道德觀真的淪落至萬劫不復的田地，則何以還會有作史者寫下這類評語？可見事態未必有這些史官所說的那麼壞。至於關羽只是一介有勇無謀的武夫，武則天卻是掌握時勢同時又為時勢迫上皇位的英明政治家這類人物評價，對一般學過點國史的讀者來說，就更是別有趣味了。
檢視歷史切片 連貫線索
然後就要說回《萬歷十五年》了，這部名著單述一年之事，而且那一年又「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為何會那麼受到重視？許多論者說那是黃仁宇功力深厚，很能廣博地引用材料，分析材料的技巧又極具想像力。是的，他雖然喜歡把那他那套「大歷史」觀點縱貫上下地輻射全局，但也盡可能地博採各種可資利用的素材和方法，比如他在論唐太宗的時候就借用了精神分析的原則，拿來解釋貞觀之治和他弒弟逼父的因果關係。更多人誇他有穿透力，能越過「無事」表層，揭發出萬曆十五這個太平年份背後那行政結構已僵化得無可救藥，達到明代發展極限的真相。但我認為，他真正令人讚嘆的還是編排與選擇材料的眼光。有明一朝三百年，他獨取萬曆十五；中國由孔孟至元亡幾有二千年，他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卻只選出三十多個人物和事件來論述。一般讀者看下來，卻不會問他為何只論貞觀卻捨開元。在他手中，歷史就像一個人體切片標本，他單單抽出數片，檢視每一片塊當中的血管、神經，扼要評述之後，再跳躍前後地設法找出上下連貫的線索。這才是一個作者的本事。
問題在於拿這幾十張切片作為他個人史觀的佐證，難免顯得證據不足。好在黃仁宇並不打算創建一個金觀濤式的理論模型（許多人都誤會了這點），他只是想抓住幾個歷史發展的因素作出靈活解釋。當然，這麼一個宏大的計劃和敘述，其中細節難免疏漏。例如李悝是不是真像他所講的那麼不理實况，學界恐怕就要爭議。而秦始皇不信神權的理由，他也給得不夠充份。更大的問題是黃仁宇言必「大歷史」，但實際操作起來卻還是專注於上層結構和文官集團，而少有論及社會下層與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儘管他解釋道：「因為原始材料缺乏敘述社會橫剖面的文章，我們只能從上層人物之作為，順帶看出當日社會中層與下層的一般慨況。」但我猜今天的史學界未必都能接受這種解釋。無論如何，他留意財政，算是可以稍微解決這個難題。因為經濟政策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又涉及中層文官集團運作，更反映了上層施政面貌。此外，財經政策還聯繫到一個政府的所有政策、如國防、建設、外交、教育……，多少可以起到以一馭萬的作用。
黃仁宇開宗明義地要探討現代中國「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想從歷史中尋覓能把今人處境解釋得合理的理路：「歷史上的事蹟因最近發現而推陳出新；歷史上的解釋也因為我們觀點改變而推陳出新。」隨着時代的不同，對同一段史實的解釋自也不同。明代史家以為對的，我們不一定同意；而我們今日的觀點在日後或許也會被人否定。這裏只有如何在歷史之中闡釋的問題，沒有絕對正確的永恆。說到底，讀史就是為了找到讀懂今天的門徑。
（原文見刊1989年《君子》雜誌第十九期，為配合「進念·二十面體」重演《萬曆十五年》，勉力校正於2015年8月20日。少作難悔，過也，人皆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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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美籍華人，籍貫湖南長沙，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的國軍擔任軍官。後赴美求學，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以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之名而為世人所知。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暢銷書。
黃仁宇於1918年生於湖南長沙寧鄉，[1]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後期淡出。黃仁宇早年在湖南家鄉生活，1936年曾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時抗日戰爭爆發，黃仁宇僅就讀大學一年級就決定輟學。
從戎時期
輟學後，黃仁宇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期間認識田漢、范長江等人。後來《抗日戰報》停刊，黃仁宇進入了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成為第16期步兵科的一名學生，同學中有作家田漢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畢業後獲分發至陸軍步兵第14師，成為少尉排長、中尉代理連長，後任新編第一軍上尉參謀，跟隨鄭洞國將軍。抗戰勝利後隨鄭洞國赴東北。不久考取留學資格，赴美國李文渥斯堡的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學習，學成回國後任國防部第五廳科員，而後成為中華民國政府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與中共來往而遭到解職，黃仁宇隨之退出軍政界，遠赴美國。
學術生涯，美國時期
憑在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所修的學分獲密西根大學的錄取，攻讀新聞系，1954年獲學士，1957年獲碩士。由於言語上的局限，黃仁宇其後轉攻歷史系，並於1964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後在英語：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現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參與英國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院長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亦參與了《明代名人傳》和《劍橋中國史》的寫作。
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出版了《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因之他後來經常到台灣的大學演講作學術交流，並曾在《亞洲週刊》撰寫專欄。
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
他的著作近年來在海峽兩岸頗受歡迎，但也有許多學者質疑與批判其觀點。
婚姻家庭
黃仁宇1966年娶美國女子蓋兒·貝茨（Gayle Bates）為妻，並育有一子傑弗遜（Jefferson，中文名為「黃培樂」）。
學術建樹
黃仁宇提出「歷史上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數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強調技術，以實證主義從技術角度談論歷史，避免產生基於意識形態的爭執。這種觀念被稱為大歷史觀(macro-history)，與英美常用的微觀剖析歷史方法不同，強調不通過對歷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單一歷史事件分析來研究歷史，而是通過對當時歷史社會整體面貌分析和把握進行歷史研究，掌握歷史社會結構特點。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主張不探究歷史人物之善惡忠奸，不應該批判歷史之善惡，儘管其本身難免流於翻案文章，他與李約瑟將這一主張稱為技術辯證；黃仁宇把他們放到整個明代社會框架中研究，強調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背後的邏輯關係和政治文化構架。
「大歷史觀」指出，時代之宏觀走向及發展狀況，是由無數社會和物質上各種因素共同堆積起來，歷史舞台上某一「關鍵角色」往往只是一個「角色」，讓任何人來扮演都可以，為眾人所熟知的著名歷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個時間踏上舞台，坐上歷史早準備好的空缺「角色」席，歷史人物的作爲也無法超出地理、科技、社會結構等方面的「技術性」條件。在《中國大歷史》中，這一觀點尤為鮮明，例如謂中國版圖架構形成，「當中無可避免有其地理歷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國不得不構成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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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來鴻〉何韻詩‧戴立忍‧馬英九‧張安樂
推文到plurk
2016-07-19 06:00
不論港獨或台獨，標準只有一個
◎ 羅永康
近十多年來，香港、台灣普遍存在一種輿論民情，無論親共傳媒或現實街頭，耳聞目睹，皆有很多人認為，只要不沾手政治，不反共，不提出港獨，不表態，不行法理台獨，不宣佈正式獨立，中共便不會來找麻煩。香港一些長輩甚至於目參與雨傘運動的年輕人為「廢青」，動輒批評，更甚者，有為中共搖旗吶喊助威，與支持普選的黃絲互相攻擊的藍絲。
周一早看自由時報，謂中共對台獨的標準有三種，但是從近日的戴立忍先生被道歉及早前何韻詩小姐被中共封殺一事，已告訴你們，即使從未主張港獨或台獨，也隨時會受到攻擊，會「被台獨」或「被港獨」。
宏觀共產黨建政以來，三反五反，文革等事件，歷歷在目，猶如昨日。所謂的「右派份子」和「反革命」，說你是便是，說你不是便不是，你們以為不表態便可以獨善其身？未免太過天真無邪了！
說回上次何韻詩被封殺事件，大陸朝野給她的罪名，扣的帽子，是「港獨」。奇哉怪也。何小姐雖素來支持社運，參與雨傘運動，然在下從未聽聞她支持香港獨立。可見大陸人是說你港獨，你便是港獨。
香港歌手何韻詩。（法新社）
港獨這頂帽子，不止何小姐被扣過，早在港獨龍獅旗出現在街頭以前，香港人目為大中華的泛民主派，已然屢次被大陸官方譴責彼等搞獨立，是分離主義分子。
如果是因何小姐見過達賴喇嘛，便為與「藏獨」勾結，更是荒謬絕倫。達賴早在多年以先，已十番百次提到自己尋求的是自治，而非獨立。台灣人不要以為不關你們的事，你們剛卸任的前總統馬英九先生，便曾接見達賴，也曾公開支持雨傘革命，台灣也有不少人信奉密宗。
說回今次事件，戴先生支持太陽花學運，便「被台獨」，你們也許覺得太陽花反服貿，和共產黨有利益衝突才令他落得如此下場。那周子瑜呢？還記得不久前你們台灣總統大選，周子瑜小妹妹，便因與國旗拍照而「被台獨」，更要哭哭啼啼地公開道歉。相信大家對此事記憶猶新。小妮子不是雞排妹，從未對政治表態，但也只是因為和台灣遍地皆見的青天白日拍照，便被弄成這樣，你們還認為不表態和不靠邊便沒有事的話，便是自欺欺人。
香港長輩常常說年輕人是「廢青」，對於銅鑼灣書店五子被擄回大陸，不少人認為他們搞事才被抓，只要自己不搞事，不參與活動，便可平安無事地繼續過安穩日子。我也曾聽到一些對何小姐上次被封殺的冷言冷語，刻薄評價。對不起，不表態不代表你沒有事。
台灣統派普遍認為不搞法理台獨，不公開宣佈獨立便可平安，對岸不會打過來。真的是傻得可愛！習近平在馬習會說甚麼「打斷骨頭連著筋」，你們千萬不要相信。判斷一個人是否朋友，應該用行為，而非說話，大陸的飛彈對準台灣每個角落，兄弟家人根本不會無時無刻等待「家庭暴力」「取親人性命」。
香港的藍絲，台灣的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員，你們也不要以為今天幫助共產黨，他朝便可以榮華富貴享之不盡。黃安在被大陸封殺前，屢表忠心，不斷告發「台獨份子」。結果「今朝其體正相同」。
看到此處，相信不少人會罵我妄想被害，危言聳聽，唯恐天下不亂，但對不起，證據皆在。
梁振英，你別笑呀！你當年譴責過中共屠城。譚耀宗，你也不要以為自己真的被國家萬千寵愛在一身呀！當年你指責共產黨的片段還可以在網路找到。白狼張安樂，你不要以為支持一國兩制，共產黨便肯定你的地位；一句對不起也沒有，你便會被棄之如草芥。
最後，我要表明撰文目的，不是想煽動你們反共或改變立場，而是希望你們明白，即使沒有立場，共產黨也是說搞你便搞你，有幫助過他們，也不會在有事時感恩圖報。這種手段，也許不是中共獨有，而是中國歷史的權術。歷史學者黃仁宇教授在其最暢銷書籍《萬曆十五年》中便明言，中國政治不需要你有造反的證據，只需要你有造反的實力，統治者便會整你。真正保到平安的，唯有民主法治制度。我城傳媒人劉細良先生目大陸此等行為是文革全球化，可真的是一語中的！說你是港獨或台獨，你便是，說你不是便不是，只不過，罪名由「反革命」，變成「台獨」或「港獨」。
這不止是民間，法院也是一樣，劉曉波和魏京生在法庭自辯時，用上白紙黑字的憲法，最終也難逃牢獄之災，寫得清楚的東西也不遵守的國度，你們認為有標準可言嗎？有，而且只有一種，就是他們說了算。（作者為香港獨立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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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好書:萬曆十五年(書評no.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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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
作者：黃仁宇/著
出版社：食貨
出版日期： 1985年04月10日
萬曆十五年
作者黃仁宇窮盡三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觀細究，以超然獨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國，將中國的糾結、迷惘與困惑，纖毫畢現的展開在讀者眼前。
黃仁宇以萬曆十五年當一個論述的起點，把明朝的制度做了徹底的檢視，從皇帝、首輔（類似丞相）、文武官以及有爭議性的學者等幾個人的剖面開始分析，很少有人這樣觀察歷史，更少有人這樣寫作歷史。
明末是中國開始落後歐洲濫觴，然而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呢？作者很明白地指出其因乃一是僵硬的文官制度，二是儒家道德觀念，我們從小就學習儒家的觀念，也知道過去都以儒家作為修身治國的至高標準，但真正以儒術創造盛世的有 幾個朝代呢？別逗了！政治權謀說穿了就從來不講儒家的，然而國家卻教導人民儒術，只因為儒家對統治者還說的確是個好用的「古代洗腦術」。
然而洗腦萬一連官員的腦袋也洗壞了，整個政府就此步入癱瘓，最有名的就是清官海瑞，一生立志力行儒家道德要求的文官，卻成了整個政治施證體系的困擾，而虛幻的泛道觀卻把當時萌生的蓬勃資本主義的環境破壞殆盡。
萬曆皇帝在了解到皇帝並非無所不能之後，為了抵制駕馭不了的文官集團，幾十年下來採取與官僚不合作運動。明朝中葉以後，皇帝不再是個人，而是被當成制度下的機器，萬曆厭倦了這種毫無止盡的不自由禁錮，最後他用了三十年未出紫禁城也不上朝的手段，把自己文官與明朝一起推向了解脫的毀滅之路。
黃仁宇以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為視點，切入剖析明朝末年步向衰亡的結構性因數，並從七個人物的角度去審視整個中國社會制度的各方面以論證其大歷史觀。這七個人物包括：萬曆、前首輔張居正、萬曆的列宗、首輔申時行、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及哲學家李贄。萬曆十五年這年沒有甚麼大事發生，可謂「無事可記」，但在此年這七個人物的互動中，黃仁宇卻看到了導致中國封建制度在三百多年後覆亡的根源。
這種寫歷史的方法很少見，通常的做法不是按年把史實紀錄，就是以一朝人物論成敗，像黃仁宇這種把眼光拉到上下數百年的高度，但卻以看似毫不重要的一年為論述的中心，可謂別出心裁，難怪這本書在學術界和暢銷書兩個不同層面均受到重視。
黃仁宇的論點是：古代中國在中央集權制度下依賴一群士大夫以儒家道德治國，而不追求技術、商業和法律上的進步，最終便和生產力的發展脫節，並引起上層建築和下層建築的分裂。我們的帝國制度發展到明代已面臨崩潰，因為那個龐大的文官架構根本沒有改革的動力，而道德只是表面依循的教條，實際上大部份為官者均以各種方法撈取私利，最後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內部腐爛的壞蘋果，無須外力也將自行掉到地上。
故萬曆無論如何有意勵精圖治，但在道德禮教的束縛下，竟然連立愛妃之子為太子也沒有自由，於是他發現自己只是被囚禁在深宮中的一個沒有自由意志的可憐蟲，一生活在列宗的陰影之下。最後他不再理會朝政，並消極地和群臣對抗，被喻為怠惰的庸君。
張居正和申時行兩任首輔，性格迴異；張居正立心改革朝政，但觸動文官集團的整體利益。他錯在自己其身不正，一面提倡廉潔一面卻上下其手，最後被人執此話柄而群起攻之，落得身敗名裂，抄家收場。申時行則以調和陰陽為己任，以和事老的身份去解決問題，但一不能令皇帝回心轉意，二不能得到有志之士的認同，最後被解職歸田終老。
海瑞為官清廉，但他只是依循儒家道德宗旨辦事，卻看不到這套觀念的局限，也沒有轉圜餘地；他只憑一己之力單打獨鬥，最後只有罷官收場。戚繼光一介武夫，但明白在重文輕武的文官集團下的制約，他只能在張居正的支持下儘量搞好他的地方軍，而沒可能重整帝國落後的軍事制度。李贄是儒家的信徒，但卻提倡自由意志，可惜在儒家觀念的框架下，搞半唯心半唯物的哲學當然沒有出路，最後得不到世人的諒解，而要自刎收場。
在這七個人（其實是六個，萬曆的列宗沒有以個體身份出場）的故事和心路歷程裡，黃仁宇讓我們審視了以儒家道德為本的中央集權制度的缺憾，解釋了中國為何不能從自身突破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也鋪展了清代被列強瓜分的結構性和歷史性因素。
很值得看的一本書，除了李贄一章對沒有哲學根基的讀者來說有點深奧之外，其餘各章均非常易讀，誠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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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全文閱讀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TXT下載
| 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 | |||
| 自序 | 第一章 萬曆皇帝 |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
|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 第七章 李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
| 附錄一 | 附錄二 |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 |
《萬曆十五年》 這本書 版上很多人應該都拜讀過了吧
但我剛爬了一下 好像沒有人po過這本書的書評或心得
我就野人獻曝一下 提供我對這本書的一些看法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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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關緊要的一年？－評介《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1985)
作者:danielwu13
黃仁宇先生成學以來極力宣揚「大歷史」(macro－history)史觀概念，
簡單的說「大歷史另外的好處，則是在長期間大環節的規模下看歷史，
必以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群眾運動為主題，不全依賴領袖人物的言行。」
這句話相當程度掌握「大歷史」史觀的精蘊。這段話包括兩個重要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利用小事件去看大道理，以長遠的經濟脈動，來探究中國王朝興衰的原因。
黃仁宇自己曾說，這是自己經歷過中外各階層生活的折磨，並且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
因而領悟出生命的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
而需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因此，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上的缺陷，其實存在了許多制度上、技術上的弊端
，倘若一昧去責怪政府領導人的錯、咒罵執行官員的糊塗。
在大歷史觀點上來看，過於強調一人一事來大肆抨擊，
而忽略去思考這時代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交互關係、中間階層的不足以及中國慣以
道德問題代替技術問題。當然這不能說是人的賢愚得失完全不重要了，
只是人的賢愚得失，不足以改變歷史的持續進展，
歷史是以社會組織結構及群眾運動為立足點。
第二個層面則是黃仁宇先生認為認為應把歷史的基準線往後挪三、五百年，
也就是往後退一個朝代，以「技術角度看歷史」。
如同嚴耕望先生認為，「我們研究一個時代，或說研究一個朝代，
要對於上一個朝代有極深刻的認識，對於下一個朝代也要有相當的認識，
所以研究一個時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個時代或朝代」。
此種方法可以提供我們一窺明代長時間的變化，
進而勾勒出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創建明代的歷史背景，
從「技術上的角度」俯瞰大明帝國。
萬曆十五年》(英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書就是
黃氏「大歷史」史觀的實際操演。在「大歷史」觀察下，
明代的財政管理，呈現十分僵化的型態，甚至十七世紀的清代承襲明制，
其經濟觀點仍趨保守，使中國遲遲無法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
這本書的焦點，放在「皇權」與「官僚集團」兩者間如何的互動，
同時藉由本書作者黃仁宇先生宣稱：「寫《萬曆十五年》的目的，
當然不是以讓中國『丟醜』為目的，反對狹義的道德觀念，也是對中外一體而言。」
而是能以「我們雖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時間內目擊木葉之成長，
在長時間卻可以體會它繼續成長，而且無從後退。」 大歷史觀探究明代的問題。
《萬曆十五年》全書共分七章，第一章〈萬曆皇帝〉，
論述明代加強鞏固皇權使之高度集中於皇帝本人，但也因此出現了致命的危機，
就是皇帝沖齡即位，根本無法乾綱獨斷，易使國家無法正常運作。
因此萬曆皇帝登極之初，實權掌握在首輔張居正手中，而張居正也是萬曆皇帝的帝師。
張居正為了提高行政效率，運用以閣臣代行相職的制度，
將自己的「票擬」呈報上去，再利用輔佐皇帝的身份批示同意。
雖然達到一定的行政成效，但此舉引起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彈，
再加上張居正私德頗受抨擊，以至於張居正死後遭到清算。
但萬曆皇帝發覺，雖然張居正垮台自己仍無法掌握政
府的實權，而自己不過是制度所需的產物。
第二章〈首輔申時行〉將焦點放在記取張居正教訓後的首輔申時行身上。
既然張居正一意孤行的對立於文官集團，申時行則是拿出極大的「誠意」與
文官集團合作，希冀能夠「調合」緊張對立的關係。
實際上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對立卻日漸加深，最後萬曆皇帝放棄誠意，
而申時行只能黯然下台。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和第四章〈活著的祖宗〉
是可以合併在一起看的，藉由萬曆皇帝不能立他最愛的兒子朱常洵為帝位繼承人，
必須聽命於文官集團建議下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合法的皇位繼承人一事。
論述萬曆皇帝已經發現，他可以隨
意罷黜任何抗命的官僚但難以提拔他信任的官僚，
而那位被罷黜的官僚反而成為文官集團中的英雄。
如果萬曆皇帝不依賴文官集團，他的政令根本出不了紫禁城，
他只能做一個「活著的祖宗」。既然如此，萬曆皇帝放棄他那勵精圖治的宏願，
只有以消極的不早朝做為抗議。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則是透過文官集團中的代表海瑞，
說明官僚面對商業發展的態度是以「四書」的道德教化為其宗旨，
完全忽略商業發展的動機，引出中國慣以道德代替法律、技術的缺點。
第六章〈戚繼光－孤獨的將領〉描繪戚繼光看透了實際掌握朝廷的是盤根錯節的
官僚集團，而武官根本
無法與之抗衡。但不能說戚繼光是位守舊的軍事將領，
而是他認識到他所處的環境不容許做戰術現代化的改革，因為
從事軍事現代化的改革，勢必牽涉到政治問題，
如各省財政收支需集中管理，一掃苟且的辦事作風，
與其相對應的機構也必須以現代化管理的注重實際。
因之，戚繼光無意觸動整個體制，而採用低技術的軍備，
妥協各式各樣的矛盾。
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論述哲學家李贄發現文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
而文人又不能拋棄物質與功利的生活，
導致李贄的學說一半唯物，一半唯心，而常常出現自相衝突的理論。
然而李贄並非不能創造出一種思想體系理論
，而是當時的社會不具備改革與創造的條件，反映出思想界的苦悶。
綜觀本書筆者認為其七個章節主要在處理兩個問題：一是官僚制度的問題
，中國是中央集權的國家，究竟官僚集團是如何與皇權互動的？
二是針對中國慣以道德代替技術及法律，作者提出批判的看法。
然而，這兩個層次的問題，建構出作者認為明代是「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
至於「數目字管理」是洞見還是限制？本文已無力述及，
只能就本書所提及的兩個問題層次加以分梳，
進而重新反思與討論明代中國的一些問題。
若把整個中國社會分成上層結構及下層結構的話，上層結構最大的集團
便是「官僚集團」。當一個國家無法用「數目字」去管理全國時，
統治階級根本無法去掌握確切的統計數字，只有利用低技術性的官僚管理，
來維持低水準的穩定，因而導致理想與現實落差過大。
黃仁宇先生就認為，此種低技術的官僚主義管理，
其特色有官僚主義自視自然法規、與中國君主制度不能分離、
思想上假設、以上級理想為原則，不以下級實際情形為準則、天無二日，
不容第二者的獨占性等五點概要。
同時，中國自唐宋以降，科舉制度成為政府取材的主要方式之一，
每一年的科舉考生大約十多萬名參加，僅錄取五百人進入只有
兩萬個職位的官僚集團。所以，對大多數的士人來說，
進入官僚系統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因之，鄉里地方上需要地方上的領導，
自然這些無數的士人，便吸引回到自己的鄉里。
在此情況下，日後中國的家族地位高下，
漸漸不再以有沒有人為官當作評定的絕對條件，
而是要取決於地方上的財、勢與名望了。
士階層在地方上是屬於菁英階級，對下層結構的農民群體及
上層結構的官吏都有某些功用。
簡單地來說，士階層是中間結構，為一媒介體。對政府官吏而言，
可以利用士大夫完成稅收的任務；對下層的農民而言，可以視士大夫為調解者，
例如幫農民向官府遞陳情、幫忙延長收稅的期限等，都是要靠士大夫階層幫忙的，
也就是說是大夫的功用在於一般老百姓與官府之間的緩衝與溝通的橋梁。
就其發展來看，士大夫階級以服務鄉里為責任，
所以他們為公共建設募款，並且從旁監督、維持灌溉系統、溝渠及道路等，
還要領導社會風氣。上述諸如此類的事務繁雜，
只不過要證明士大夫階級責任範圍涵蓋廣闊，
同時也由於士大夫家族發揮地方領袖功能，足以說明中國官僚未
深入下層的民間社會中原因之一。一個龐大的社會體系，
官僚政府屬於大而無當的上層機構，而數以萬計的農民體系，
則屬於下層結構，士大夫階級的興起，
恰巧連繫了官僚政府與農民群體的中間階層。
既然用官僚主義式的管理，以維持表面上的穩定，
自然大家彼此都要相容，不容許有人去突破穩定的局面，
這種特點就是形成官僚主義的另一特色─包容政治。
在十六世紀末期，明帝國呈現混亂的狀態，有零星的打家劫舍、
內閣首輔的權力鬥爭。尤其是在財政問題上，土地兼併情況嚴重，
以至「割上肥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
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
財政與稅收上的混亂零散不定，甚至不正規地換算銀子繳納，
龐大的宮廷開支不斷上升。
問題的擴大，迫使張居正必須去調整帝國的腳步，但他很快發現，
他無法去創造或改變官僚體系，因此他不改革帝國體制，
而採用節流的財政緊縮。張居正明白，法令章程只是紙筆的浪費，
幾個腦滿腸肥的人，率著一群無用的人，成日辦公，
其實是虛應故事，再經過公文旅行便不了了之。
因此，張居正利用「考成法」向各機構施壓，
規定「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奏欽依，轉行各該衙門，
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短期，置立文簿存照，
每月終註銷。...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臣等舉之。
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覆之法嚴
，即建言力立法者，亦將慮其後之罔效，而不敢慎其始矣」。
雖然張居正無法更動體制，但手上握有考成法，
逼迫官僚集團章奏條例，須如實執行。然而張居正的全套措施，
徹底暴露這一大帝國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後果。
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
，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超過這種限度，
只會造成行政系統的內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會因壓力過高而分裂；
而糾紛在一起，實際的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頁78、79)
也就是說這樣的做法，打破了官僚集團穩定的包容，
龐大的官僚集團彼此利害一致，所以保持平衡。
但是張居正的改革與官僚集團看法不一致，要他們拋去原本低水
準的穩定，自然張居正不被官僚集團所包容了，
不知不覺張居正成為全國官僚集團的敵人，
如刑部鄒元標痛斥張居正是親死而不奔的禽彘。
接踵而來對張居正的批評越來越多，就連張居正的子孫也不放過，
自殺的自殺、充軍的充軍，我們不得不承認官僚集團的包容政治是
十分有團結性的。
在黃仁宇先生看來，能征善戰的一代名將戚繼光，
也深知這個朝代整個文官集團才是實際的主人。
他善於在技術上調和和各式各樣的矛盾。
妥協的原則是讓先進的部門後退，使之與落後的部門不至相距甚遠。(頁245)
文官集團認為，若發生戰爭，社會、經濟發展必受到影響，
破壞了原本相安無事的局面，於是乎文官集團主考武試，
營造成以文統兵的情況。 無異反映出文官將軍事學問窄化為書本上的謀略之學，
削減了兵學的發展空間。
畢竟，軍事之美不同於儒學，儒學提倡的禮樂教化有助於秩序的維持，
但兵學知識則可能使平民具有反抗的能力，
進而威脅到文官集團力求的平衡。正因為如此，
戚繼光的部隊和他本人充滿了矛盾，當火器已在歐洲普遍使用的時候，
他動員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裡面，
槍砲手和藤牌手並肩作戰。他一方面又是這樣精細，
仔細計算日出日沒的時間；一方面又是這樣野蠻，
把違反軍紀的士兵哥去耳朵。這些極端矛盾的事實，
在其他國家內，可能彼此相隔幾個世紀，
而我們的帝國則在一個軍區內同時出現。(頁245)
這種壓著前進中的軍事現代化技術與落後的農村部門同步，
徹底暴露出明代軍制的弱點。至此離萬曆四十七年(1619)
明代生死存亡關鍵的遼東戰役，
不過才五、六十餘年時間，就在離北京不遠的東北地方，
剛創建出八旗軍制，分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
每一旗由血親關係的子孫擔任旗主，是軍紀嚴明的一支精兵勁旅。
反觀大明帝國由文官集團統領的軍事力量，使武淪為文的附庸，
限制現代化軍事技術的發展，縱使戚繼光願意與文官集團妥協，
但因與張居正來往過於密切。(頁231~234) 以及武官握有實質的兵權，
使文官集團無法再包容他了。
黃仁宇先生剖析「古代的模範官僚」海瑞側重於海瑞對於法律的認知與執行。
其判案的標準是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
與其屈貧民，寧屈其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其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
寧屈鄉官，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官，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黃仁宇先生說明：這一段有關司法的建議恰恰暴露了我們這個帝國在制度上
長期存在的困難。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
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
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的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頁168)
問題的癥結在於傳統中國官僚判案不在乎案情的經濟性格，
著重保全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也就是保持階級式的社會價值，
而可忽視訴訟之性質及提出訴訟之動機，造成無法釐定各人義務，
保障各人權利之客觀條件。 這種說法恰好應證了鄭觀應的觀察
中國只有刑律，無民律、商律、報律、航海諸律；故商民訟事，律多未裁，
地方官與胥吏隨意判斷，商民負屈甚多......國家非有商律，則商務不能旺。
的確，就鄭觀應的觀察，中國重刑律而輕商律，
因大明律法規定：「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
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充數，每月赴查照。」
顯示出政府雖然對商業進行管制，但僅限於鹽商及進出口商，至於一般商業，
政府未能進行管制。
黃仁宇先生強調如果存在有效的商業法律，在信用貸款中還可以使用商業票據，
以補足貨幣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點在於對農民的治理，
是以很少有涉及商業的條文。合資貿易、違背契約、負債、破產等等，
都被看成私人之間的事情而與公眾福利無關。立法精神既然如此，
法律中對於這一方面的規定自然會出現很大的罅漏，
因而不可避免的使商業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頁187)
從海瑞判案的標準來看，以「四書」的倫理綱常做為判決的前提，
顯示出海瑞忽略私人財產的絕對性，以道德代替法律與技術。
黃仁宇先生批評道：「希冀以個人的力量，領導社會回復到歷史上
和理想中的單純。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沒有想到，
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
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頁184)
這本《萬曆十五年》著實令筆者受益良多，
黃仁宇先生運用「大歷史」概念試圖透過七種不同層次的角度
突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等特色與節奏，並直搗問題的核心。
另一方面，黃仁宇先生藉由本書強調：萬曆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
去鴉片戰爭，尚有兩個半世紀，可是其時以儀禮代替行政，
以無可認真的道德當作法律，是為傳統政治的根蒂，
在大歷史的眼光上講，以牽連明清；又因中央集權，財政無法核實，
軍備只能以低級技術做一般準則，若從大歷史的角度檢討，
即使相去二百五十三年，也不過大同小異。如果我們不把這些背景放在心上，
一昧責備琦善、耆英及道光帝，可謂過度重視小歷史，
忽視事實的根源，脫離現實。
盡管黃仁宇先生舉出海瑞判案的缺失以及就鄭觀應的觀察，
的確是難以反駁的事實，但筆者認為鄭觀應所描述的僅是明清中國政府的一面向，
今舉個與鄭觀應觀察頗為出入的反證。乾隆年間發生商業債務糾紛
照得：一應客商載貨投行，憑牙發店，評價歸賬，皆藉牙行于中交易，客
人與店家別無執據，以致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貽累客商。
因此，江西按察使司凌燽在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推動「行店聯單之法」，
設計「合同聯票」以防止不法牙行侵害交易安全。
嗣後，各（牙）行照式設立合同聯票。凡客貨到行，行家代為發店後即將
客貨若干、議價若干、付過下欠若干、約定何日兌交，三面填明合同票內，
，中用本客、本店圖記花押，將聯票裁分，一付本客收執，一存本店查對。
至日清賬，店家合票發銀；如無合同對驗，店家概不許發銀。如有無票私
給者，概不作準，仍照客執聯票清追其銀；或不能一次全還，即將陸續還
過完、欠數目，填明票內。如有拖欠，任客同經手牙行執票鳴官。爾行家，
務宜公平立票，以彰信實；爾商賈，務宜收票作憑，以免私侵；爾店家，
務宜憑票發銀，以免重索。牙行如有匿示不掛，不遵設立合同，即屬存心
存騙。察出，即行追帖革牙，不許復充。
代表政府進入市場內解決商業糾紛。
筆者強調筆者並不否認傳統中國官僚，為了保持社會組織秩序，
以道德代替法律，扼殺中國的經濟性格，
但如此卻難以解釋明清中國商人、政府與市場經濟三者間互動的關係
及其商業發展複雜性的另一面向。
總體而言，《萬曆十五年》一書是黃仁宇先生作品中最為暢銷的著作之一，
透過橫剖面的解析以及將歷史的基準線往後挪移三、五百年的大歷史觀手法，
提供研究者跳脫出以往思考脈絡，為未來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可能。
無論如何，黃仁宇先生撰寫本書時，大量參閱各種典籍以及對明實錄所下的苦功，
的確能夠見微知著、獨創洞見。
特別是黃仁宇先生揭示的「大歷史」觀的概念，
筆者認為應是研究者多加思考與發展的學術面向。--
我們學歷史的人 不應著重歷史應當如何展開
最好先注重歷史何以如是展開 --史學大師 黃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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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展雄才 董仲舒對天人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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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武帝即位時，天下太平，經濟富裕，而這得益於其祖父輩們的「文景之治」。《史記》載，當時官倉裡是新糧壓舊糧，錢庫裡的錢數不勝數，多的串錢的繩子都斷了。街巷中，許多百姓都有自己的馬匹，田野中更是牛羊成群。老百姓是豐衣足食。然而，武帝並不想做個太平皇帝，年輕的他內心有著滅匈奴、撫四方、一統天下、施仁德於百姓、光大祖宗基業的遠大理想。他即位後採用新紀元，即以建元為年號，就是在昭示自己宏業的開端。這一紀元方式為後世皇帝所仿效。
漢武帝策問 董仲舒對答
漢武帝深知，要想實現自己的雄才大略，一定要有人才做基礎，要廣用賢才來推動自己的新政。因此即位後，他馬上下詔命令全國官吏向中央推薦肯於進諫的賢良方正的人才。此次選拔不設門檻，只求真才實學之人，而其採用的選拔官員的制度正是漢初至隋朝的「察舉制」，即通過考察推舉選拔官吏。
漢武帝的詔令下達後，各地賢士紛紛上疏自薦。此次海選，漢武帝選用了100人，其中有兩個重要人才，一個是提出影響後世兩千多年「尊儒」思想的董仲舒，一個是「奇才」東方朔。
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師。圖為儒家五經之一的《春秋》復刻本。（公有領域）
才華橫溢的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師，自30歲時就四處講學，聲名極盛，他也是這次推薦考試中的第一名，因此進入了「皇帝提問環節」（即「對策」環節）。漢武帝對董仲舒進行了三次策問，董仲舒以三篇策文應答。因為漢武帝這三次策文都與天、人關係有關，因此董仲舒的三篇策文被稱為《天人三策》。天，指的是「天道」。
漢武帝的三次策問分別是：鞏固政治的根本道理、治國政術和天人感應。董仲舒從五個方面回答了漢武帝。
一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認為，當一個王朝出現更迭，新皇帝就是「新王」，就應該改變王朝的制度和儀式，且首先從更改曆法、崇尚的顏色開始。原因在於「君權神授」，王朝的更迭取代乃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改變，皇帝的權力也來自上天，是命中注定要來拯救蒼生的。是以，新王朝改變制度、儀式，是順天意，開啟新時代的象徵。
二是「大一統」，即統一天下。這與漢武帝渴望平定匈奴、實現天下的「大一統」的理想不謀而合。
三是「興太學，舉賢良」。太學是國家的最高學府，「興太學」就是培養社稷人才。「舉賢良」則是廣納天下賢才。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每兩年便向天下徵召人才，並將察舉制規範化、制度化。此建議對於求賢若渴的漢武帝來說，亦是一拍即合。
四是「尊儒」，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認為，天下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只要讀「六經」就可以了，沒必要讀其它的書。因為思想是最難統一的，諸子百家各有各的思想，非常難以達到統一。沒有統一，國家的法紀制度就無法統一，天下人也就不知遵從甚麼。所以，如果國家選擇儒學作為正統來教育百姓，禁絕其它的思想，這樣天下人的思想就可以統一了，法紀制度也就統一了，人們也就知道該遵從甚麼。
五是「更化」，即改革。董仲舒認為改革對於一個王朝來說非常重要，漢朝自建立以來，雖然希望發展壯大但卻沒能如願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相見恨晚，與其不謀而合，更讓他躍躍欲試。其中的「尊儒」思想，對於不滿足於漢朝一直實行「無為而治」的漢武帝來說，更是他一直想推動革新的突破口。
竇嬰封相 重用儒生
在聽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後，漢武帝任命其為江都相，並開始著手新的人事安排。西漢時期位列三公之首的丞相的權力很大，因此任命丞相事關重大。漢武帝首先廢去了遵循黃老政治主張的丞相也是自己老師的衛綰，其後任命祖母竇太后的侄子竇嬰為相，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軍權。竇嬰為人正直，而且這兩人都喜好儒學，一方面符合漢武帝尊崇儒術的政治方針，一方面漢武帝可以藉助二人鞏固皇權。
兩人上台後又推薦了儒學學者王臧、趙綰分別擔任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推崇黃老思想的竇太后沒有想到年輕的皇帝竟組建了一個儒學內閣。
建元新政遭波折
為了推行尊崇儒學、維護皇帝權威的新政，漢武帝以隆重的禮節去請天下最有名望的儒學大師申生，詢問天下大事，他是王臧、趙綰的老師。為了避免顛簸，漢武帝讓人在車輪上裹上蒲草，這就是歷史上「蒲輪安車」典故的由來。
漢武帝將請來的申生留在朝廷做顧問，並在尊崇儒學的官員們的建議下，採取了如下措施：建立上古的名堂，以儒家的標準規定婚喪嫁娶、諸侯朝覲制度；下令居住在京城的列侯們回到封地，拆除諸侯國間的關卡；糾察竇氏外戚及權貴們的違法行為；為反擊匈奴做準備。
武帝的舉措觸動了竇氏外戚及權貴們的利益，他們紛紛跑到竇太后那裡告狀，稱武帝破壞祖宗制度，擾亂朝綱。喜好黃老學說的竇太后此時也不滿意於漢武帝的措施。
太皇太后竇氏是武帝的爺爺漢文帝的皇后。從她做皇后到武帝即位，已有近四十年，她的家族在朝廷的勢力很大。而且竇太后和武帝的治國思想也有很大的區別。竇太后同漢文帝一樣，提倡「無為而治」，這是漢初「與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國思想，它使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也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現。但到了武帝時期，分封的諸侯王們與中央政府的對抗日益增多，因此需要加強中央的權力來壓制地方勢力。這是武帝和竇太后的思想分歧所在。
最初，對於孫子的所為，竇太后沒有表態，但在王臧向漢武帝提出竇太后不應再干涉朝政後，耳目眾多的竇太后聽聞後相當震怒。一方面，她命武帝革除王臧、趙綰等人的官職；另一方面，她還要求漢武帝廢除了剛剛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罷免其任命的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並任命竇太后寵信之人接替這些重要職位。
武帝也不便違忤祖母，所有朝廷政事，都隨時向她請示，至她去世前，沒再重用儒生，新政暫時遭遇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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