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1926.12.25 大正天皇逝世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s://goo.gl/rTWxFj

--------------------

「近代東亞的感官世界」之一 1920年代台北文青的一天

----------------

大正，一個充滿希望與不安的年代

　　一九一二 ~ 一九二六年的大正時代，不只是台灣讀者，對於日本人來說，也是個容易被忽略的時期，它缺乏此前明治的波瀾壯闊，也沒有此後昭和的慘烈破壞。但這個相對平靜的年代，卻也是吸收了西方文明半個世紀後，日本在物質精神上匯集為市民社會，在政治生活上形成大正民主浪潮。

　　當時的國際情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量海外訂單湧入未受波及的日本，使其取代歐洲成為世界外銷工廠。景氣的熱潮，進一步促使大眾文化的拓展，電影、廣播、登山、海水浴、甲子園球賽，成為一般庶民的娛樂活動，而今日我們熟悉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阪急百貨，亦發跡於大正時代。

　　但在璀璨文化的表象之下所潛藏的，卻是社會矛盾的不斷擴大，勞資糾紛、小作爭議，乃至公娼問題，無數的伏流在社會底層蠢蠢欲動。這股壓力，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為契機，引爆了民眾的不安意識，也逐步將日本推向軍國主義的道路。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大正時代也是日本對台統治，真正由軍政轉向民政的時期。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口焦)吧哖事件後，漢人的大規模武裝抗日式微。大正七年，田健治郎成為台灣首任文官總督，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推動市街改正，重整台灣行政區劃：發佈教育令，確立教育體制：制定「法三號」，將日本法律延伸至台灣。

　　在這一連串改革為背景下，大正九年（一九二○）由台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引導此後多項政治運動。而大正十年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為民族運動的大本營。此外，同年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主流，台灣人的自我意識也逐步形成。

　　歷史是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間不斷對話激盪的結果，不可能封閉在自我的空間中獨自完成。欲理解台灣近代的發展，就必須認識日本近代的發展，相同的，欲認識日本近代，也不可以忽略當代的世界局勢。本書以市民生活為出發點，結合世界史的角度，帶領讀者一窺大正日本的真實原貌。

本書特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教授專文導讀。

　　◎第一本讓台灣讀者深入瞭解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生活樣貌的作品。

　　◎要瞭解二○年代內地延長主義、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台灣重大事件的時代背景，本書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知識。

　　◎本書收錄八十餘幅珍貴老照片，是喜愛歷史的讀者們不可錯過的珍貴資料。
---------------
博客來-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 http://goo.gl/ZAemQB
------------------
消費構成的烏托邦——《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讀後

封面圖片來自讀冊生活

大正時代係指1912年至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間，雖然只有短暫十五年，但無論對日本、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乃至整個東亞，都是非常關鍵的階段。相較於前任明治天皇乾綱獨斷的維新，以及繼任昭和天皇治下軍部勢力的堀起和獨裁，大正時期則以內閣與政黨政治，即所謂的「大正民主」，廣為人知。也許正因從大正政變（1913）開始，無論官方或民間一系列以擁護憲政為中心的活動與事件，吸引多數研究者的注意；也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政治史的研究都在史學領域中扮演著主軸的角色，傳統對於大正時期的研究，多半聚焦在政治場域的風起雲湧，雖然捕抓到了時代的重要側面，卻不見得能完全彰顯大正時期於歷史上的轉型意義。

竹村民郎的《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便從文化的角度，重新去理解大正時期。該書日文版於1980出版，並於2004重新改訂，另出了增補版，本書即由後者譯出。誠如該書日本版副標所言「世界史の転換期と大衆消費社会の形成」，全書的內容緊扣著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誕生，以此為出發，試圖析理出大正時期在政治變動之外的轉換。

全書共分七章，另有補論一篇。第一章〈大正人的一天 大正九年五月〉，便開宗明義地呈現本書試圖從生活層面開展論述的企圖心，以虛擬的B先生和B太太這樣兩人的受薪家庭，在大正九年的一天，勾勒出一次戰後日本社會所呈現的樣貌。除詳細描述生活的各層面外，也帶出第二章〈巨大都市東京的誕生〉的主題：以東京為代表，象徵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大都會出現。東京大都會之所以能成立，除政府有心的推動外，也和經濟的發展有關，特別是那些新興的企業，它們沒有傳統財閥的保守包袱，積極投身新式的科技，帶動產業的勃興，第三章〈成金的輩出〉便是在討論這些革新企業家們所帶來的影響。第四章〈大量消費型社會〉則承續了第三章的討論，新興產業對製造生活消費品的重視，反應著日本朝向消費社會發展的轉向，不單是甲子園、寶塚歌劇、大眾食堂、百貨公司、咖啡廳等等新式消費場所的出現，更重要的是一個以普羅大眾為運作核心以及思考主體的大眾社會的出現。大眾社會帶來的不僅是消費型態的改變，對文化層面也帶來巨大的衝擊，第五章〈大正文化的成立〉便從文化商品化、性產業和自由畫三方面，說明文化各層面因應大眾消費社會而發生的質變。第六章〈作為「時代」的大正〉則企圖捕捉潛藏在多彩多姿大正文化之下的軍國主義伏流，以婦女、勞工、農村這些看似與軍國勢力最無涉的主題出發，指出軍部無所不入的滲透，帶來大正文化的終局。在最後一章〈作為時代區分的大正〉這篇代結論的獨立長文中，作者認為「大正民主」的貢獻被過度頌揚，並不符合當時日本社會的實情，因此他選擇以中性、世界視野的「一九一○~三○年代」作為切入，去探求各時期文化、思想構造與國際關連性，析理其時的日本總體相和歷史意識，勾勒出它們和文化、思想之間的關聯；替本書的提出了一個理論及方法層次上的總結。補論〈作為「環境論」的郊外成立〉則討論「郊外」的出現，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基礎，以及一個建立在電車網絡之上的「交通文化圈」。

誠如作者在後記所言，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挑戰了傳統對大正時期的單一解釋，賦與了以文化作為解釋主體的全新歷史視角。其高明處在於，並非單單獵奇式地介紹大正時期的各種吃喝玩樂，而是透過對這些廣義文化現象的觀察，回應了傳統大敘述中的深刻論題，巧妙的將經濟轉型、現代化、自由民主的抗爭……等等日本史的重要轉變，嵌合於對日常事物的探究之中，不只消極地挑戰了傳統「大正民主」的解釋，更積極的替一九二○年代作出新的宏觀解釋，避開了大眾生活研究常見的瑣碎。這樣的著作還是來自於一位1929年出生的前輩學者，無疑值得今日史學研究者警惕與學習。對於非學院的讀者而言，本書所介紹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勝家牌縫紉機等等商品，以及咖啡廳、百貨公司等等空間場所的出場，這些建基於都市之上的物質和消費文化，都與今日的生活聲息相通，若再考量日本和臺灣之間的歷史關聯，這本介紹1920年代日本的專著，也間接為認識我們身處的當下，提供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或許，政治起落的影響有時而盡，但基於人心需要的消費現象反而歷久彌新。在這個意義上，捨政治的大敘述，而關懷物質文化，反倒更能挖掘出某些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總之，「過去」不應只有一種解釋，唯有通過不同面向的歷史詮釋，跳脫既定陳說，人們才能理解那些逝去的過往。究此點而言，本書無疑提供了最佳的範例。
----------------
大正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如何走向失敗？

李永晶
2015-07-05 09:31來自思想市場
字號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日】竹村民郎著， 歐陽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1月。
大正盛世的虛實
在日本的語境中，提到大正時代（1912-1926），人們通常會在頭腦中浮現出經濟高速發展、文化空前繁榮的畫面；有人甚至稱其為日本近現代史上的“小陽春時代”— —這個詞意味著清新、溫和與希望。日本國民的這種時代印象，並非空穴來風。竹村民郎在本書中對這一時期文化史的描繪，佐證了上述印象。不過，這種描繪與展示並非出於作者個人的懷古趣味；本書前言中的如下說法表明了作者的問題意識：“為了重新評價當今的民主與大眾文化，我認為首先有必要對其根源，即大正民主與'大眾文化'的特徵進行整體上的把握。”若不從這種問題意識來閱讀本書，那麼讀者很可能僅僅把本書視為一部展示日本社會生活的浮世繪，止步於零星的歷史畫面。
不同於後來的盛世印象，同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首先看到了問題。評論家德富蘇峰在《考驗國民之際》（1914）一文中記下瞭如是觀感：“如今日本正在喪失中心點。政府無威信，軍隊無威信，就連政治家也無威信……我們既聽不到在曠野中吶喊的預言家的聲音，亦看不到站立街頭，試圖指導國民的先覺者的影踪。人們彼此猜忌，對自己亦疑慮不安。黑暗即將來臨。”那麼，大正時代究竟是怎樣的時代？本書中閃爍其詞的“大正文化”與“民主主義”究竟具有怎樣的關聯？

大正時代的銀座。
以後世視角言之，“後革命時代”這一說法可概括大正的時代氣質。這裡所說的“革命時代”是指整個明治時期。1868年維新前後十數年間國內的武裝流血衝突，以及1894年以後明治政府對清朝中國與沙皇俄國發動的兩場對外戰爭，先後在國內與世界上確立了近代日本的法律秩序。前者以確立國內憲政體制的《明治憲法》（1889）的頒佈為代表；後者以確立東亞世界秩序的條約體系的成立為標誌，它由1895-1910年間簽訂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日英同盟條約》《朴茨茅斯條約》《日韓合併條約》等構成。這些條約確立了日本在世界社會中的大國與“文明國家”的地位。從新舊兩種法權交替的角度來說，明治時期是日本史上偉大的革命年代。
隨著明治天皇於1912年的駕崩以及繼位者大正天皇生來的虛弱，日本進入了後革命時期的日常狀態。這種時代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社會的多元化與自由化；第二，明治時期的“文明開化”（向世界先進文明學習）這一國家目標的喪失。前面引述的德富蘇峰的評論，正是對這一後革命時代的新事實的敏銳反應。那麼，在日本邁向現代文明的關鍵時刻，大正時代究竟給後世留下了怎樣的歷史經驗？
大正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局限
首先，“大正民主主義”這一說法的對立面，並非僅僅是指昭和前期的極權主義，更是針對明治時期的權威主義而言——明治天皇被塑造為日本這個神國與神聖家族的一位慈父。大正時代“大眾”的出現，與個體喪失此種意義上的精神權威後的解放有關。本書中提及的“大眾社會”的出現，正是世紀初日本社會的最大變化，它構成了大正民主的社會環境。
大正元年劈頭而來的“大正政變”，奏響了大眾時代到來的音符。1912年12月，陸軍與政府因增設師團的問題發生衝突，結果導致了內閣更迭；對此，民眾高舉“打破閥族！反對增師！擁護憲政！”的標語，在議會外展開了倒閣運動。1914年1月，日本海軍高官接受德國與英國兩家公司賄賂的事實被發現，加之紡織品減稅問題，民眾再次展開抗議運動，令內閣再次垮台。明治國家的權力與藩閥官僚主導的政治秩序，開始面臨政黨及其背後的大眾的挑戰。1918年原敬內閣成立，日本政黨政治形成。1925年，日本製定了普通選舉法。
那麼，這些歷史過程在什麼意義上可以歸納為“民主主義”？著名的政治學者吉野作造（1878-1933）為此進行了理論化工作。在發表於1914年的《論民眾的示威運動》一文中，他認為大眾的登場已經是超越了當政者好​​惡的事實性問題，因而呼籲當政者進行政治改革。與同期的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激進勢力不同，吉野可以說是提倡改良的建制派。為此，他故意避開當局者忌憚的“民主主義”一詞，而是使用了諸如“民眾政治”、“民本主義”等替代性說法。吉野的政論被視為大正民主的指導理論，這里略作介紹。
吉野首先認為民眾的登場有助於“立憲政治”即憲政的發展。這是因為，明治政治遺留的最大問題在於“暗室政治”，即在事關政權授受的問題上，藩閥間進行暗箱操作，損害了政治的正當性；同時，貴族院與樞密院權力過大，眾議院的作用未得到激活與發揮。他就此論述道：“事物本來就有利害兩面的問題，民眾政治自然有弊害。然而若舉出弊害，寡頭政治更多。僅因寡頭政治是暗室政治，不正之事難以顯露而已。民眾政治因是大敞大開的政治，半點不正行為也難逃人們的耳目。”在吉野看來，一國的政治以“公明正大”為第一義，事不論好壞，原則上不能容許有秘密的存在。這是防止政治腐敗、維持政界潔白的唯一辦法。
針對為政者對民眾政治的反對，吉野從三個方面向進行了辯駁。第一種看法認為民眾政治與國體不合，違反憲法。從明治憲法條文上說，認為主權屬於人民自然違憲，但他認為那不符合憲法的精神。明治天皇在維新之際曾公佈“五條誓言”，其中有“廣開議會，萬機決於公論”一條。吉野認為只要訴之於這個明治政府立憲時刻（革命時刻）的政治原則，議會政治及其所代表的民眾政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就會得到明證。後革命時代的困局只是一種政治不作為的表象，它掩蓋了一部真正的憲法自身俱有的生命力。
第二種反對意見認為，讓無知的人民參與政治無異於授利刃予孩童。吉野對此辨析說，即便受過教育的人對政治通常也是不明所以；民眾政治對人民只有一種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能否對自己要選舉的代表進行人格判斷——判斷哪一位代表品行高潔，哪一位代表值得信賴，最終哪一位代表值得託付國事。對為政者心術的真偽進行判斷，這是群眾的本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種觀點強調民眾政治的各種弊端。吉野認為，這只是言過其實的自我恐嚇。比如，針對當時日本國內瀰漫的反美情緒，吉野說，美國政治的確有問題，但從總體上說是利遠大於弊。“今日的大總統威爾遜無需說，此前的塔夫脫總統、羅斯福總統、麥金萊總統，皆是足以載入世界歷史的偉大人物……大多數的美國總統無論是在品格上還是在政治能力上，都不僅僅是一代偉人，更可稱為世界史之翹楚。美國總是將此等人物選出，令其主導國政，我們又如何能咒罵美國，認為他們為民眾政治所拖累呢？”

大正時代的名古屋。
不過，吉野並未陷入民主主義的理念論，他要​​考慮現實的國情。從原理上講，議會政治是“今日最良的製度”；但作為日本“今日最良的政治”，那隻能是“以民眾政治為基礎的貴族政治”——國民為一偉大之精神所導引，而最能領悟此精神者在國民的監督下從事政治活動。這正是他對“專制的憲法論”的同情與理解。
上面簡要的介紹表明，無論是在理論認知上還是在實踐智慧上，吉野的政治論可以說達到了時代的最高峰；這一點可以完全與其德國同儕、思想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其祖國提供的政治處方相媲美。然而人類事務的悲劇性特點是，“呼喚者與被呼喚者，很少相互應答”。但這並非緣於命運的安排，而依然是人智之不慮。吉野的憂國懷抱與理論洞察，與大正十五年間的國內政治大體合拍；然而在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上，他卻未能領先時代一步，為日本的憲政發展提供進一步的理論支持。
大正國際合作主義為何失敗？
事實上，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對大正民主主義的關注，即對戰後日本民主化過程中本土資源與內生性格的強調，包含著對民主化進程的特定誤解——它忽視了外部環境，即特定國家所處的世界社會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與“民主”這個內部視角相應，世界政治層面上的“凡爾賽-華盛頓體制”正是理解日本政治演進時關鍵的外部視角。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大為減退，日本的對華影響力則快速上升。然而，這種局面對日本而言絕非福音。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著名的“十四點”宣言，成為奠定戰後世界和平與世界新秩序的基礎。然而，時任日本​​內務大臣的後藤新平在給首相寺內正毅的意見書中卻認為：美國的構想“其內在的本質是道義的侵略主義，亦即披著公義人道外衣的偽善的大怪物”。這是日本的主流思想。當時日本要求將“廢除人種差別原則”寫入國際聯盟規約，遭到英國、美國等的反對，更強化了日本的這種認識。有日本法西斯主義教父之稱的北一輝在其撰寫於上海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19）中，將日本定位為“國際上的無產者”，表達了日本的屈辱感和在世界上繼續革命的意志。
不過，作為凡爾賽體系確定的國際聯盟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日本還是審時度勢，表現出了對國際秩序相應的協調及合作。1921年11月，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在華盛頓召開限制軍備會議；其間，列強特別簽訂了《九國公約》，以保證中國的獨立與完整。同時，日本同意將《凡爾賽條約》中德國讓與它的膠州灣歸還中國。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EH 卡爾曾指出：“迫於英美聯合陣線以及世界輿論的道義壓力，日本被迫接受了這樣的結果，這即使不是公開的失敗，無論如何也是對它的野心的嚴重抑制。 ”問題在於，日本從中體味的卻是劣等的自我意識：日本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大國。因此，打破現存世界​​秩序的衝動與呼聲，一直不絕如縷。
日本此間做出的與世界同步的努力，被後世命名為“幣原外交”的實踐為其中可圈可點者。1924年6月，前任駐美大使幣原喜重郎出任加藤高明內閣外相。在就職演說中，他說：“今天，以權謀權術為目的的政略乃至以侵略主義為政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外交只能在正義和平的大道上前進……此前由少數專家把持的秘密外交，今後必須在獲得國民的諒解、徵詢國民意見的基礎上進行。”這雖是對威爾遜“十四點”聲明中第一條的重述，卻是日本政治家試圖挽回日本走向孤立主義的一種嘗試。他同時更準確地觸碰到了時代的脈搏：“國家作為國際鬥爭的團體的時代，已成為遙遠過去的噩夢；​​如今，國家是背負著建設世界永久和平與實現人類永遠幸福使命的團體，是進行國際間相互合作的團體……為狹隘的國家主義辯護，這只能說是對時代前進步伐與趨勢的盲目與短視的觀察。”
與此相對，加藤內閣的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的世界認識則完全相反。他反駁道：“數年來'人道和平'這種我們所憧憬的美麗動聽的聲音一再響起，但那都是空洞的聲音，因為規定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到底還是'實力'。尤其是在白皙人種與有色人種之間的對立上，這一事實表現得最為露骨……倘若將強大的國軍從日本剝離出去，那麼日本還能強在何處？”這是當時日本主流的世界認識。
隨著中國革命的順利展開，日本為強化控制其在中國攫取的不當利益，開始擺脫《九國公約》的限制。1927年的“濟南出兵”，實際上是對中國革命的直接干涉。1931年，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1932年5月，海軍青年將校發動政變，襲擊首相官邸，槍殺了時任首相犬養毅。此後，日本退出國際聯盟，開始沿著自己設定的道路一意孤行。此舉導致了日本自身和世界進入了嚴寒的黑夜。
大正帝國的教訓
對於當時“後革命時代”的日本而言，推進憲政制度的落實是其固有的發展問題。大正政治體制若能鑲嵌於適當的世界社會中，假以時日，當可向健康的方向成長。然而，由於日本自行打破了世界政治這一最重要的外部環境，它最終喪失了保證自己健康成長的目標校正與文明約束機制。我們看到，日本作為凡爾賽-華盛頓體制下的大國的優越感與恥辱感，在大正這個“民主”時代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些激情的政治言論廣為傳播，與“大眾”固有的均質性格、對平等與自由的幻想、對政治參與的熱情發生了共振。另一方面，天皇制意識形態及其教育體系，進一步強化了對國民的控制。這些低水準思考方式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民族的自我毀滅。
因此，從政治文明這種事關人類命運事務的最高標準來看，本書所提及的文化繁榮與經濟建設的各項成就，其實微不足道。專制主義體制必然將其置於人的尊嚴與人性的對立面，這決定了大正時期日本的大國地位在本質上的脆弱屬性；大正民主主義並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
-----------------
大正，一個充滿希望與不安的年代

　　一九一二 ~ 一九二六年的大正時代，不只是台灣讀者，對於日本人來說，也是個容易被忽略的時期，它缺乏此前明治的波瀾壯闊，也沒有此後昭和的慘烈破壞。但這個相對平靜的年代，卻也是吸收了西方文明半個世紀後，日本在物質精神上匯集為市民社會，在政治生活上形成大正民主浪潮。

　　當時的國際情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量海外訂單湧入未受波及的日本，使其取代歐洲成為世界外銷工廠。景氣的熱潮，進一步促使大眾文化的拓展，電影、廣播、登山、海水浴、甲子園球賽，成為一般庶民的娛樂活動，而今日我們熟悉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阪急百貨，亦發跡於大正時代。

　　但在璀璨文化的表象之下所潛藏的，卻是社會矛盾的不斷擴大，勞資糾紛、小作爭議，乃至公娼問題，無數的伏流在社會底層蠢蠢欲動。這股壓力，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為契機，引爆了民眾的不安意識，也逐步將日本推向軍國主義的道路。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大正時代也是日本對台統治，真正由軍政轉向民政的時期。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口焦)吧哖事件後，漢人的大規模武裝抗日式微。大正七年，田健治郎成為台灣首任文官總督，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推動市街改正，重整台灣行政區劃：發佈教育令，確立教育體制：制定「法三號」，將日本法律延伸至台灣。

　　在這一連串改革為背景下，大正九年（一九二○）由台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引導此後多項政治運動。而大正十年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為民族運動的大本營。此外，同年展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主流，台灣人的自我意識也逐步形成。

　　歷史是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間不斷對話激盪的結果，不可能封閉在自我的空間中獨自完成。欲理解台灣近代的發展，就必須認識日本近代的發展，相同的，欲認識日本近代，也不可以忽略當代的世界局勢。本書以市民生活為出發點，結合世界史的角度，帶領讀者一窺大正日本的真實原貌。

本書特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教授專文導讀。

　　◎第一本讓台灣讀者深入瞭解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生活樣貌的作品。

　　◎要瞭解二○年代內地延長主義、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台灣重大事件的時代背景，本書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知識。

　　◎本書收錄八十餘幅珍貴老照片，是喜愛歷史的讀者們不可錯過的珍貴資料。

作者簡介

竹村民郎

　　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大阪市。

　　立命館大學文學部畢業。前大阪產業大學客座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

　　著有《獨占與兵器生產》、《廢娼運動》、《笑樂的系譜》，編有《關西現代主義再考》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林邦由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喜愛歷史、旅行，以及用右手食指按相機快門。現為玉山社專任編輯。
-------------------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by heihei

書名：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作者：竹村民郎

譯者：林邦由

出版項：王山社，2010

ISBN：9789866789861

文／翁稷安

大正時代係指1912年至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間，雖然只有短暫十五年，但無論對日本、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乃至整個東亞，都是非常關鍵的階段。相較於前任明治天皇乾綱獨斷的維新，以及繼任昭和天皇治下軍部勢力的崛起和獨裁，大正時期則以內閣與政黨政治，即所謂的「大正民主」，廣為人知。也許正因從大正政變（1913）開始，無論官方或民間一系列以擁護憲政為中心的活動與事件，吸引多數研究者的注意；也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政治史的研究都在史學領域中扮演著主軸的角色，傳統對於大正時期的研究，多半聚焦在政治場域的風起雲湧，雖然捕抓到了時代的重要側面，卻不見得能完全彰顯大正時期於歷史上的轉型意義。

竹村民郎的《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便從文化的角度，重新去理解大正時期。該書日文版於1980出版，並於2004重新改訂，另出了增補版，本書即由後者譯出。誠如該書日本版副標所言「世界史の転換期と大衆消費社会の形成」，全書的內容緊扣著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誕生，以此為出發，試圖析理出大正時期在政治變動之外的轉換。

全書共分七章，另有補論一篇。第一章〈大正人的一天 大正九年五月〉，便開宗明義地呈現本書試圖從生活層面開展論述的企圖心，以虛擬的B先生和B太太這樣兩人的受薪家庭，在大正九年的一天，勾勒出一次戰後日本社會所呈現的樣貌。除詳細描述生活的各層面外，也帶出第二章〈巨大都市東京的誕生〉的主題：以東京為代表，象徵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大都會出現。東京大都會之所以能成立，除政府有心的推動外，也和經濟的發展有關，特別是那些新興的企業，它們沒有傳統財閥的保守包袱，積極投身新式的科技，帶動產業的勃興，第三章〈成金的輩出〉便是在討論這些革新企業家們所帶來的影響。第四章〈大量消費型社會〉則承續了第三章的討論，新興產業對製造生活消費品的重視，反應著日本朝向消費社會發展的轉向，不單是甲子園、寶塚歌劇、大眾食堂、百貨公司、咖啡廳等等新式消費場所的出現，更重要的是一個以普羅大眾為運作核心以及思考主體的大眾社會的出現。大眾社會帶來的不僅是消費型態的改變，對文化層面也帶來巨大的衝擊，第五章〈大正文化的成立〉便從文化商品化、性產業和自由畫三方面，說明文化各層面因應大眾消費社會而發生的質變。第六章〈作為「時代」的大正〉則企圖捕捉潛藏在多彩多姿大正文化之下的軍國主義伏流，以婦女、勞工、農村這些看似與軍國勢力最無涉的主題出發，指出軍部無所不入的滲透，帶來大正文化的終局。在最後一章〈作為時代區分的大正〉這篇代結論的獨立長文中，作者認為「大正民主」的貢獻被過度頌揚，並不符合當時日本社會的實情，因此他選擇以中性、世界視野的「一九一○~三○年代」作為切入，去探求各時期文化、思想構造與國際關連性，析理其時的日本總體相和歷史意識，勾勒出它們和文化、思想之間的關聯；替本書的提出了一個理論及方法層次上的總結。補論〈作為「環境論」的郊外成立〉則討論「郊外」的出現，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基礎，以及一個建立在電車網絡之上的「交通文化圈」。

誠如作者在後記所言，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挑戰了傳統對大正時期的單一解釋，賦與了以文化作為解釋主體的全新歷史視角。其高明處在於，並非單單獵奇式地介紹大正時期的各種吃喝玩樂，而是透過對這些廣義文化現象的觀察，回應了傳統大敘述中的深刻論題，巧妙的將經濟轉型、現代化、自由民主的抗爭等等日本史的重要轉變，嵌合於對日常事物的探究之中，不只消極地挑戰了傳統「大正民主」的解釋，更積極的替一九二○年代替出新的宏觀解釋，避開了大眾生活研究常見的瑣碎。這樣的著作還是來自於一位1929年出生的前輩學者，無疑值得今日史學研究者警惕與學習。對於非學院的讀者而言，本書所介紹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勝家牌縫紉機等等商品，以及咖啡廳、百貨公司等等空間場所的出場，這些建基於都市之上的物質和消費文化，都與今日的生活聲息相通，若再考量日本和臺灣之間的歷史關聯，這本介紹1920年代日本的專著，也間接為認識我們身處的當下，提供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過去」不應只有一種解釋，唯有通過不同面向的歷史詮釋，跳脫既定陳說，人們才能理解那些逝去的過往。究此點而言，本書無疑提供了最佳的範例。
-------------------

這就是文化！

推文到plurk
2016-07-20 06:00

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紀德（Andre. P. G. Gide,1869-1951），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如果被禁止寫什麼，我會自殺！」
重視自由權的法國，這樣的一句話反映就是文化，一種作家的風骨、文學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的良心在於這種精神。有文化的榮光才有國家的榮光。
在二戰後重建的時代，出任第五共和戴高樂政府首任文化部長（一九五九—一九六九）的作家安德烈‧馬勒侯（Andre Malraux,1901-1976），在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反抗自己所屬的國家，並且曾在西班牙內戰和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時，參與反對法西斯的抗爭。
一生獻身自由與正義，在文學與文化領域激發法國人追求夢想的安德烈‧馬勒侯，既是法國文化的象徵，也是歐陸國家甚至世界各國文化部長的典範。文學才具、文化內涵加上政治家條件，在戴高樂長期信任與授權之下，經歷內閣的六次改組，三任總理，一直是首席部長，奠定了文化業績並留下文化榮光。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進入新世紀後，也有文化部。但長期戒嚴統治的政治宰制，重經濟、輕文化。從文建會到文化部，在內閣中處於弱勢，預算不足。文化國家的夢想，文化振興的希望，彷彿天邊的彩虹。
後戒嚴，後黨國的時代，政府文化部門面對的不只是亟待救濟的文化生態，也面對文化領域被中國牽引，制壓的困境。國家認同的混淆，讓中華民國的國民身分糾葛在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界也處於有意或無意的迷惘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挾其暴發戶式市場規模及經濟條件，以模糊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或中「華民」國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壓迫較具產業條件的影視從業人員屈從。甚至分化非中國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政府，以達迂迴併吞中華民國的政治目的。
還未建立堅強文化體質的台灣，面對的不僅是文化危機，也面對國家危機。我們的文化界有像紀德這位法國作家的覺悟嗎？或者，我們的文化界有像法國的另一位詩人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1871-1945）所說「如果強迫我一定要寫什麼，我會自殺！」的覺悟？
（作者李敏勇，詩人）